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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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经济关系中的政治问题：所有权关系的本体论基础

所有权在经济领域体现的是人与劳动对象的法定关系，是人们一切经济行为的基础。马克思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时开始其研究思路由哲学向经济学的转向，所有权关系成为其讨论中的基本关系。这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其一是人与劳动对象的关系，其二是人与自身活动对象化结果的关系；前者体现为劳动与资本、自然资源（土地等）的关系，后者体现为劳动与劳动结果的关系。在1857-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马克思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关注这一问题：一方面是纵向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是横向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展开;《大纲》的魅力也许正在于此。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以下简称“《第一分册》”是马克思在《大纲》基础上尝试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六分册中的第一册，实际上也是这一计划中出版了的唯一一册；该分册出版后，马克思的整个研究计划发生了改变。我们在该分册的初稿片段中能够看到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思路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的反思，这其中就包括所有权问题。

在《第一分册》的初稿片段中，马克思对所有权问题的关注对象，除了洛克的劳动本体论，即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对其劳动对象的所有权解释之外，还列举了其他经济学家对所有权问题的认识,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归纳，指出：无论是偏重于经济学还是法学的所有现代经济学家们，都把个人自己的劳动说成是最初的所有权依据（即洛克观点）,与此相应，把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所有权说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前提，亚当?斯密就持这样的观点。(cf.Marx/EngelsGesamtausgabe，Bd.II/2，S.4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版，第348页。下引只标卷数和页码）

不过，他们的这一理论解释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被颠覆了。因为，劳动所有权作为经济交换关系的前提，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是建立在以交换价值为前提、而并非以简单交换关系为前提的基础上的。（ibid，S.48-49;同上，第348-349页）言下之意，由于劳动力的交换价值与其创造价值的价值不相等（这在《手稿》时期并没有得到充分论证）,劳动所有权的基础受到了侵犯。

显然，马克思的批判并不是指向劳动所有权这一原则本身，而是指向劳动所有权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经济交往关系中被颠覆的现象，而政治经济学原理则试图论证劳动所有权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区别所在。

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家们把来自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观念，即劳动所有权理论，称为一般规律，又把这一规律的现实性延伸至还不存在所有权的黄金时代（原始时代）（ibid，S.49-50;同上，第349-350页）,也就是说，将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权占有规律看作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一切发展进程中的永恒的规律。

与国民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则从资本主义的经济交换关系中去理解这一观念的形成，将其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的产物。那么，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呢？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对此进行解释。

马克思对经济学家们的批判不是指向他们对所有权的劳动基础的解释，而是指向他们将所有权规则抽象为永恒的规则。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学家们的这一认识方法在两个方面引起麻烦：第一，从不存在所有权的史前社会那里去寻找所有权的本体论基础；第二，看不到劳动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存在着的悖论。（ibid，S.50;同上，第350页）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去解释资本主义所有权理论的生成，进而从社会生产发展状况去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形成，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经济学家们的两个麻烦：第一，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第二，这一所有权被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颠覆。

不过，在这里我们同样应该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形成的历史条件与这种经济关系形成的内在机制，是解读这一问题的两个不同的认识维度：一方面，我们看到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及其被颠覆的客观性，这是马克思尝试去论证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进一步看到并且分析这一悖论现象之所以产生的内在机制。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家仰赖于普遍原则的批判，促使他关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历史演变，这是第一个认识维度。他对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悖论现象的揭示，促使其关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的内在机制，这是第二个认识维度。前者是纵向的，后者是横向的；对前者的分析维度能够包含后者,但是不能够取代后者。

从横向的意义上来看，这一劳动所有权原则的被颠覆具有一定的历史条件；从纵向的意义上来看，这一条件是历史的，而非永恒的。对这一条件的形成历史和运行机制的分析，一方面进一步将马克思的研究思路与古典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将这一研究思路与哲学家的思路区分开来。从横向的意义上来看，这一条件实际上涉及到两个因素：其一是与劳动相关的对劳动对象(如土地、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对外化了的劳动结果（货币资本）的所有权；其二是劳动与资本的交换（并非简单交换）。前者是前提，后者是程序；在一定的程序中，前提成为占有他人劳动的条件，被资本雇佣者的劳动所有权受到颠覆。对于自然劳动对象的占有问题，马克思在更大程度上是通过人类学的历史资料来关注的。

国民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是以这一原则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他们既然没有将资本的利润看作是工人的剩余劳动，也就不会去关注劳动原则的被颠覆问题。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的所有权原则是对自然状况下存在着的原则的延续。而哲学家只是提出了抽象的原则，而没有去分析这一抽象的原则为什么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被扭曲；哲学视角中的异化劳动并不能够对这一扭曲现象进行论证。

根据马克思对财产与劳动所有权分离的历史程序及其结果的阐述（cf.Bd.II/1.2，S.367-369；参见第30卷，第2版，第450-452页），我们可以理解，劳动所有权原则的被颠覆为什么能够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增加了的物质财富在一部分人手上集中起来，而大多数人则陷于贫困（或者相对贫困）；而且这些集中起来的财富能够成为进一步颠覆这一原则的客观条件。

显然，与国民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从历史进程中来理解所有权的形成及其原则。但是我们同时应该看到，原则的形成与原则的实现条件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其一，扭曲原则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与原则形成的历史路径，涉及的是不同的问题。其二，扭曲原则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并没有否认原则本身的存在，它仍然能够成为其自身被扭曲了的社会制度的理论支撑；尽管这一原则本身已经成为“幻想‘幽灵'被颠倒了的意识形态，但是仍然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支撑着这一社会。

二、经济关系中的哲学问题：原则、程序与悖论

我们看到，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对所有权问题在认识上的分歧，并非产生于对所有权形成的自然基础在认识上的差异；虽然马克思强调的是其形成的历史性，不过这是纵向意义上的。马克思对人类社会早期生产方式、财产权形式的认识，并没有一个先入之见或者抽象原则：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晚年的人类学笔记，马克思都非常关注历史资料和人类学研究的最新进展。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家们对所有权问题在认识上的差异，植根于对一定历史条件下这一原则的一致性及其背离在认识上的分歧。这一分歧缘起于对异化劳动的认识，有待于对剩余劳动的论证。这里已经存在着如何理解观念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中，所有权原则与现实之间的悖论进一步构成了自由和平等原则与现实之间的悖论。在《大纲》中，马克思的研究思路进一步深入到经济关系之中，从原则的形成与原则实现的程序上来分析悖论的形成：

在流通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程序，不但尊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产物；它是自由和平等（dieFreiheitundGleichheit)的现实基础。作为纯粹观念，自由和平等是交换价值程序中各种要素的一种理想化的体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自由和平等只不过是从另一个方面再现出来。（Bd.II/2，S.60;参见第31卷，第362页）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了自由和平等的观念，前者是后者的基础；这些观念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法律的和政治的方面再现出来。这是马克思的理解思路，对于马克思而言：一方面，观念是现实的产物(cf.ibid;同上），但是另一方面，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是对这些观念的背叛(cf.Bd.11/1.2，S.685-686;同上，第230-231页），体现出来的是不平等。

那么，反映现实的观念是如何形成于被扭曲了的现实的？换句话说，既然观念是现实的反映，为什么不直接反映被扭曲了的事实，而是反映被扭曲前的假设？

一方面，抽象的观念是现实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以等价交换为基本内容的经济关系体现的是人们为了满足生存需要的生产和交换活动，它自发地依据于自由原则和等价交换原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由观念和平等观念；另一方面，现实社会的经济关系扭曲了这一观念，但是这一观念仍然是其奉行的原则，是其基本的理念支撑。

意识到这一问题并非始于马克思，当时的其他思想家已经提出了这一问题：自由和平等的观念为什么带来的是非自由和不平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尝试揭示这一观念被扭曲的现实依据。

如果说自由和平等观念是支撑资本主义体制的理念，那么作为经济关系的产物，它们形成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简单的经济交往关系即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和等价（值）交换为基础，自由和平等的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这种简单商品经济的状态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社会形态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前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存在资本因素，也不意味着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交往关系就是一种平等的交换关系；经济关系并不能独立于整个社会关系。

但是，当这些观念被高举着作为一种理念、一种意识形态用来支撑资本主义社会时，在现实中它们实际上已经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这一发生转折的契机，存在于简单商品交换向劳动与资本交往关系的发展进程中；这是历史的程序。

在《手稿》中，马克思比较充分地讨论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形成的历史进程，并且揭示了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交换与资本主义经济交换的区别：

关于公平和正义的空谈，只是要用适应于简单交换的财产权关系和法的关系的标准，去衡量交换价值的较高发展阶段上的财产和法的关系。（Bd.II/1.1，S.236;参见第30卷，第279页）

将前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与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区别开来，是为了彰显后者在质上所发生的变化：正是这一变化使得简单经济交换关系的理念不再符合于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对于此时的马克思来说，他已经清晰地看到劳动与资本交换的表面平等与实质不平等。

自由、平等、公平、正义这些观念在用来评价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时，实际上包含着三个基本内容：自己拥有（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自主权）,规则平等（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所强调或者政治经济学所讨论的平等观：这里的平等并非指收入或者物质财富的分配平等，而是指经济交换关系中的原则平等）,等价交换。前者体现为自由原则，后两者体现为平等原则，三者缺一不可。

从现象上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似乎符合这三个基本条件，但是实际结果为什么走向了反面呢？换言之，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不断分裂的资本主义现实社会是由于其前提而走向了反面呢？

马克思的批判并没有针对前提本身，而是从前提进入其得以实现的程序：马克思的分析对从价值的形成（劳动）到价值的实现（工资、利润）的整个过程的程序进行层层解析、剥离，将问题的症

结归结于劳动力与资本的交换这是_个不等价（值）交换。不过，这_认识本身也有着一个过程，而并非是一下子完成的。这可以从马克思所使用的“劳动”概念向“劳动力”概念的变化中看出。另外，从马克思在手稿中所留下的一些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以及对抽象的价值概念的论证问题等等中，我们又看到问题并未完结。

显然，对原则与其结果之间的悖论关系，从原则的实现程序中去进行批判，与对观念的虚假、颠倒进行的批判比较起来，要更加具有说服力、更加深刻。后者是哲学领域的批判，前者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批判。

三、经济关系中的伦理问题：个别性与普遍性

个别性与普遍性是抽象的哲学概念，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是经济伦理概念，对后者的问题在抽象的意义上进行讨论，或许就是（政治）经济哲学问题。这样的区分可能显得机械、累赘，但这个问题是在反思基础上必然要生成的问题：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或者对于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性研究的马克思来说，他们对这同一个问题的讨论有时是在非常不同的层次上进行的。

对于马克思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下，以普遍性形式存在着的自由、平等原则在现实的资本关系中被颠覆，与此同时，社会财富的增长同时意味着社会分裂的进展，对象化了的劳动脱离其创造主体而日益集中于其他少数人之手。马克思看到的普遍性是以个体、阶级之间的对抗为基础的。

与马克思的时代不同，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上述情况既可以通过生产领域也可以通过非生产领域发生，例如文化产业与文化消费、信息产业与信息消费现象的出现，后者预示着新的需要进行研究、发掘的领域。

黑格尔在哲学观念上对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从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的不同层次进行推论，用抽象的普遍性统一特殊性、个别性。这其中的具体关系并不在他的关注视野之内，他的使命似乎是构建一个能够把握社会的概念体系，用自在和自为的统一预测未来的社会。

而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甚至今天以所有权、契约原则、等价交换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理论家来说，原则的普遍性是最重要的，是构建现代社会的基础。至于现实社会为什么会因为普遍原则的实施而日益分裂，他们对此又有着非常不同的解读和认识。诺齐克并不认为普遍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受到了颠覆；相反，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在原则上具有逻辑一致性。罗尔斯也没有认为普遍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受到了颠覆，但是他试图在原则的现实化程序中对其极端的社会分化结果加以矫正。

各类非理论家并非诉诸于一种有违伦理的理念作为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支撑，相反，在他们看来，只有普遍的原则才能符合伦理的基本要求。至于奉行普遍原则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现实中为什么不断强化着贫富分化、从而产生整个社会的不断分裂，这似乎没有进入他们的关注视野。至少在信念上，他们并不认为这些原则在现实社会中被颠覆，或者反过来说，他们并不认为社会分化是因为奉行普遍原则的结果。

马克思与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尝试揭示使普遍性原则受到颠覆的现实社会条件，而不是仅仅将这些普遍原则作为虚幻的、颠倒的意识形态并且满足于抽象的批判。即使从古典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甚至当今自由主义的理论视角来看，如果不是借助于整个社会关系体系，那么只依靠一种抽象的普遍原则，少数人是不可能仅仅凭着一种能够积累起来的符号（从实物货币到数字信息）而占有整个社会、自然的大部分资源的。

因此问题就在于：这一普遍的原则借助于什么样的魔力，在合法的途径下产生了社会分化的现象？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人们在自觉意识中又是如何认识这一矛盾的现象的？

在《大纲》中，马克思在当时的语境中尝试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自欺欺人的普遍性：主体还尽可以有这样一种神圣（erhebende)的意识：他不顾他人而谋得的个别利益的满足，正好就是被扬弃的个别利益即一般利益的实现。（Bd.II/2，S.56;参见第31卷，第358页）

即使在今天这也是一种很常见的观点。个别性与一般性体现在人们意识中的矛盾，是以现实经济关系中存在着的个体与整体之间在利益关系上的相关性、冲突性为基础的：自愿的交易；任何一方都不使用暴力；只是作为自身的手段或自我的目的，才能成为他人的手段；最后，意识到一般（allgemeine)利益或共同（gemeinschaftliche)利益只是自私（selbstsUchtigen)利益的全面性(Allseitigkeit)。(Bd.11/2，S.56-57;参见第31卷，第358页）

马克思在这里没有使用个人的“自我利益”这一中性词汇，而是选择了“自私利益”这一贬义性词汇。这说明马克思没有简单地来看待各个个体的利益与一般利益的关系：在马克思那里，这个一般利益并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集合，在财产权占有发生社会分化的前提下，人们彼此之间的利益是分裂的、异化的。在互为手段和目的的经济交往关系中，资本的利益是在牺牲和占有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而获得的。

马克思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不仅使得所有权的持有原则发生了悖论，而且使得劳资关系之间等价交换的原则也发生了悖论。于是，从所有权的持有到所有权的交换原则都走向了自身的反面，普遍的原则成为虚假的观念一颠倒了的意识形态。马克思的这一批判性认识在最初的意义上是以异化劳动理念为基础的。

这是马克思与其他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分歧所在。这一分歧并不产生于对抽象原则的认同与否，而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与其原则之间存在着的悖论；这一悖论在人们的意识中又以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矛盾关系体现出来。在马克思那里，对这一悖论的认识是以其劳动价值理论及其核心内容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的，换言之，只有借助于剩余价值理论才能论证原则及其悖论的存在。

在马克思的研究维度中，哲学问题与政治经济学问题是交融在一起的：一方面，人们的对象化劳动结果具有个别性，但是当人们将自己的劳动产品作为交换价值与他人进行交换时，他的个人劳动产品已经具有了社会性，他的个别性在一般性中得到体现；另一方面，正是这一对象化的程序、交换过程，或者说个别性转向普遍性的过程，孕育了社会分化的可能性。

这一可能性在资本主义交换关系取代简单商品交换关系的前提下发展成为现实性：简单商品交换关系中存在着的等价交换，在资本与劳动的交换过程中被否定。不过，这一可能性一方面并不涉及这一转折的契机，作为结果的现实本身不能够又成为原因；另一方面也不能用来解释前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形成。

这一理论解释模式具有历史阶段的局限性，它仰赖于剩余价值理论，首先仰赖于劳动价值概念的形成。马克思从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那里承袭了劳动价值概念，但是已经赋予其不同的涵义。

为了更加清晰地使用这一概念去把握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马克思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衡量劳动价值的尺度（cf.MarxEngelsWerke，Bd.^，S.83;参见第4卷，第1版，第94页）：个别性只有在一般性意义上被认同才是有效的，否则少、慢、差、费也在创造着劳动价值，这种一般性的认同程序自然地在市场竞争中完成。但是，这只是劳动价值概念的一部分内容，另一部分内容取决于劳动者的生存成本（同样以劳动价值来衡量）。（cf.Bd.II/1.1，S.72;参见第30卷，第84-85页）劳动者获取的报酬(部分劳动时间）,不是以其创造的价值（全部劳动时间）来衡量的，而是以其生存成本（部分劳动时间）被支付的。两者之间的差价构成了能够被异化的剩余价值（剩余劳动或者积累劳动）。

剩余劳动的情况在任何社会都存在，并且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没有剩余、没有积累，就没有发展。直至今天，从世界范围来看，也并不缺乏这样的例子。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剩余价值被资本占有和支配，并且是在原则平等、公平交易的理念中进行的。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个人自主活动变为被动活动，对象化了的劳动变为被异化了的劳动一这是从劳动者一方来说的被异化现象。从劳资双方来说，或者从资本主义经济交往关系中的个体来说，人们彼此之间的经济交往活动出自于个人的自由意愿，这是一种自主行为；在这一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性、共同体，从整体的意义上来说，又形成了规律性，具有必然性，超出任何个体的可控性。

对于马克思来说，这涉及到个体在经济交往活动中的自主性与异己性问题：经济规律作为外在于个体的社会存在，是个体不得不受其约束的力量，它们对于个体来说具有偶然性。这一思路的发展,就是个人的自由交换行为与客观的、异己的规律性问题，例如难以为个人所预料、所抗拒的经济危机(生产过剩）、金融危机（信贷过度）。但是，这一必然性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制约与普遍原则的制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不可同日而语。

简言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马克思从以下几个不同层次涉及了经济交往关系中个别性与一般性的关系：第一，现实中个体、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关系；第二，意识到了的伦理关系及其困惑；第三，个人自主行为与其社会结果客观规律性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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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实证研究，大部分都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King和Levine（1993 a， b）开创了实证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先河，通过跨国回归分析证明金融活动的水平、银行发展程度以及证券市场发展程度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717-737Rousseau and Wachtel（1998）针对过去一个世纪5个主要发达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来研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结论为金融发展是导致经济增长的原因。Xu（2000）运用改进的VAR方法使用了41个国家1960年-1993年间的面板数据，证明金融发展对长期经济增长至关重要。除此之外，在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方面，刘伟和王汝芳（2006）通过动态模型实证，对比分析了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提出要不断提高直接融资比例，进而促进经济增长，陈双和王庆国（2012）对金融内生增长模型进行改进，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来研究直接融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张灿和习节文（2016）基于协整理论构建VECM模型研究了直接融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本文根据我国2002年-2016年直接融资及经济增长数据，构建OLS计量模型，定量分析了直接融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为促进直接融资拉动经济增长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二、直接融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直接融资一般指股票和债券融资，这里运用增量法计算了我国2002年-2016年直接融资总额X，即直接融资为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与企业债券之和。另外，运用国内生产总值Y的增长来代替经济增长。设定计量经济模型分析直接融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Y=B0+B1X

利用EVIEWS软件，采用OLS方法估计模型参数，可得回归方程。结果显示，该模型R2=0.9471，可决系数较大，F检验值为232.8419，明显显著，Y与X的相关性较强，并且呈正相关，也就是说直接融资与经济增长可能存在较强的正向关系。下面对模型进行检验。

1.模型异方差性的检验

运用White检验，可知nR2=1.7203，当α=0.05时，χ20.05（2）=5.9915，同时X和X2的t检验值并不显著。再比较计算的χ2统计量与临界值，因为nR2=1.7203

2.模型自相关性的检验

因为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所以模型OLS估计法得出的初始模型：

Y=156321.1053+15.5622X

该方程可决系数较高，回归系数显著，运用DW检验，在样本为15，解释变量为1，5%的显著水平下，dL=1.077，dU=0.361，DW=1.3620，模型不存在自相关。

通过对模型进行异方差、自相关检验，可知模型能较好的反映直接融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果直接融资总额每增加1%，则经济增长15.5622%，显然，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影响明显。

三、政策建议

1.进一步发展股票市场

经过分析，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提高直接融资水平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股票融资是直接融资的一部分，提高股票融资发展水平能促进直接融资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当前，我国股票市场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仍不够成熟，如果能够进一步发展股票市场，扩大其在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将会发挥其自身巨大的融资作用。当前，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股市规模还不够大，需要扩大股市规模，从而扩大直接融资规模，促进经济进一步增长。优化股票市场结构，不仅要扩大股市规模，还要提高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积极发展创业板市场。除此之外，降低股市交易成本也是促进股票市场良好发展的一大要点，让投资者更积极地进行融资活动，进一步提高股票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另外，也需要加强对股市的监管，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形成有序的股票市场有重要意义。

2.大力发展企业债券融资

加快发展债券市场，尤其是要注重企业债券的发展。作为直接融资的一大组成成分，企业债券投资风险相对股票而言较小，收益也比较稳定，大力发展企业债券，有利于提高直接融资总额，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推进企业债券市场发展，首先完善企业债券发行监管体系。我国的债券市场起步较晚，制度及市场体系都处于不成熟的阶段，而复杂的监管体系使得不同的市场以及不同的债券品种在发行流程和制度流程上都存在差异，这更加不利于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由于我国债券市场尚未成熟，监管体系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以促进债券融资有序进行。目前，我国企业债券信用评价主要通过信用评级机构出具评级报告，随着债券市场的扩展，这显然是不够的，所以需要有一个完善的信用体系。完善信用体系建设，一方面要对发债主体进行信用评价，筛选出合格的发债主体，确保投资者获取准确的信息；另一方面，也要求投资者有对企业债券投资的风险意识，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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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证券公司；风险处置；经济学

0.引言

我国证券市场目前还处在发展阶段，市场并不成熟，在市场的运营和监管阶段，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风险情况。由于各证券公司的运营时间不长，导致其对风险处置的能力较弱，一旦市场发生动荡，则会引发证券公司的大规模风险事件。在风险处置过程中，证券监管部门针对各正确公司不同的特点，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整治和出来，优化了证券市场环境，提升了证券公司应对风险的能力，完善了证券交易的相关法律法规。在风险处置过程中，经济学原理作为风险处理的主要依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将针对证券公司的风险处置模式，阐述经济学原理在风险处置工作中的体现。

1.证券公司的风险表现和处置内涵

证券公司风险是一种常见的金融风险模式，其引发原因是在诸多不可预见的因素影响下引发的证券公司实际收益低于预期收益。随着不可预见因素的增多或可预见因素的分析偏差增大，会进一步提升收益的不确定，造成证券公司承受的风险增大。证券公司的风险模式有多种：制度风险是由于证券公司内部管理机制和体系不合理引发的风险；经营风险是证券公司在公司规模变动、业务拓展、经营销售等经营活动中出现的风险；财务风险的产生受到以上两种风险的影响，会引发证券公司债务偿还能力下降和资产规模萎缩等风险。此外，系统保障风险是由于证券交易系统的不可预期故障而引发的风险，也是一种常见的风险形式。

证券公司的风险处置是规范化证券案市场秩序的有效手段，也是对证券公司风险规避的途径，能够有效地减少证券公司经营过程中的违规、违法操作以及风险处理能力及力度不足时的补充。通过风险处置，保护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整顿了证券公司的经营管理体制，促进了证券市场的良性发展。

2.证券公司风险处置的主要模式

针对证券公司的风险处置，对于行为较轻、仅存在不合理和违规、违法操作的公司，采取整顿的措施，勒令其规范化经营行为和管理机制，按要求停止相关业务直至改正其违规行为；对于存在违法犯罪行为、严重扰乱证券市场交易秩序、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等严重行为，将根据情节轻重对证券公司进行托管、接管、行政重组和撤销破产等处置手段。其中，托管模式是主要是证券公司的管理权由相关机构接管，用于解决公司经营不善及其连锁问题。而接管的处置行为更加严重，整个证券公司要被全面接管，同时，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营管理层全部停止履行职务。行政重组主要面对被托管和接管的证券公司，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经营违规和体制不合理问题的一种手段，通过向证券监督机构申请，进行公司的注资、债务重组、股权重组、资产重组、合并等行为。撤销破产是对证券公司最为严厉处罚，也是风险处置的最终手段，在经过整顿、托管、接管和行政重组无效的情况下的一种风险处置模式。由于我国的证券公司和证券市场都较为稚嫩，随着不断地发展，风险处置模式也在不断的改进，使得风险处置模式更能够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提升证券公司和市场的抗风险能力。

3.经济学理论在证券公司风险处置中的体现

针对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稚嫩和相关规范不够完善的特点，综合考虑我国经济建设和金融市场的发展特点，通过引入经济学原理，能够有效地提升证券市场监管和风险处置的科学化和合理化，对于各类风险问题做到有理可依、有据可循。经济学原理在证券公司风险处置中的应用，有效地降低了风险处置措施无效的情况，减少了风险处置发展的弯路，构建了科学规划的风险处置体系，大大推动了证券公司抗风险能力和应对能力的提升。

3.1风险处置中的经济学理论

风险处置中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有一下几点：一是路径依赖理论，这是利用事物会对所处路径产生依赖性的特点，通过将证券公司引导到正确的路径，就可以长期的保持正确的路径进行发展，并且这种发展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产生强烈的依赖性。二是后发优势和劣势理论，这是针对先发型经济不足之处的有效应对，能够充分利用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减少发展中走弯路的情况。三是金融规制理论，主要体现在政府相关部门的强制性介入和干预，这是一种市场外部处置策略，能够有效解决市场内部死循环问题。

3.2基于经济学角度的风险处置工作

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在风险处置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的介入和引导对于完善风险处置体制，发挥我国公有制经济特点，实现证券市场的良好导向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政府管控和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相结合，有利于提升风险处置工作的效率和效果。其次，在风险处置中，依靠行政处置为主导的模式是科学的，这种模式主要是以行政处置为主导，用以弥补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的情况。第三，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积极地利用先发型经济的经验和技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促进风险处置体制和方式方法的完善。

4.总结

新的时期为我国证券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而完善市场规划和风险处置体制也是发展的重要一环，通过积极运用经济学原理，使得风险处置方式方法合理化和科学化，对于建立长期的风险规避机制、提升市场抗风险能力、保证证券公司的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科]

【参考文献】

[1]貊鹏涛.我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的经济学分析[J].价值工程，2011，26：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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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韩国投资企业；竞争机制；投资战略；经营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F831.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1)11－0041－04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11.11

一、中韩两国经济关系的转化

中韩两国间的经济关系发展主要是以两国产业结构的互补为基础，具有伙伴关系的特点。如图1所示，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商品从不同的加工阶段来看，半成品比重占80%。据韩国贸易协会推测，韩国对中国出口半成品的73%是用于在中国的子公司[1]。这说明随着韩国国内生产基础逐渐恶化，韩国企业加快了对中国市场的急剧进军，把韩国国内生产的零件和半成品大量出口到在华韩资企业。

近年来，中韩两国经济的竞争关系逐渐深化、扩大，这点从两国交易中不同技术水平的商品结构中可以看出。从表1可看出，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商品以高新技术产品和中高新技术产品为中心呈增长趋势。与此相反，中低技术产品和低技术产品的出口逐年减少。然而，中国对韩国的出口结构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过去以产业结构的互补为基础的中韩两国交易近年来正逐渐发展成为竞争关系。

如图2所示，中韩两国在世界出口市场中所占的比重在1995年相差不大，而2000年以后两国市场占有率的差距在扩大。由此可知，韩国的主力产业方面在受到中国的冲击，这说明韩国的出口商品正逐渐受到中国出口商品强有力的竞争。

可以利用贸易特化指数（TSI），从出口竞争力方面对两国产业在世界出口市场的产业竞争关系进行分析，即：TSI=（X-M）/（X+M），X和M代表相关商品全部的出口额和进口额。贸易特化指数是在以国家间的交易中具有竞争力商品的进口额高于出口额的前提下算出的指数，数值在-1至+1之间。即以0位中心，越靠近+1，商品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大，就越具有出口竞争力。相反，越靠近-1，商品的出口竞争力就越弱[2]。

如表2所示，韩国的IT机器、家电、汽车、船舶及其它运输机械等在1990年后仍表现出较高的出口竞争力，而半导体产业却以1995年为转折点呈现出特化指数下降的趋势。另外，纤维以及服装等虽仍占出口优势，然而特化指数也有所下降。而中国的家电和其它制造业、纤维和服装、金属制品、IT机器等保持了较高的出口竞争力。在中韩两国间的贸易特化指数比较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韩国被认为有出口竞争力的7大产业（纤维及服装、化学制品、金属制品、IT机器、家电、汽车、船舶等运输机械）领域，中国的贸易特化指数变化同样朝着强化的方向发展。这意味着在韩国的主力出口产业方面，中国已经成为其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并且两国间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

二、经营本土化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

本文把海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经营本土化概念分为战略性本土化和管理性本土化。战略性本土化是指子公司对各种附加值活动的配置以及对这些附加值活动决策权的自主性[3]；管理性本土化是指当地子公司在决策上由当地人或本地录用的经营者来进行管理的程度，以及当地子公司里应用的管理方式与总公司相异而与当地公司相似的程度。战略性本土化又分为附加值活动本土化①和经营决策权本土化，而管理性本土化又分为人力资源本土化和经营管理方式本土化。

为了了解经营本土化类型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将4种类型的经营本土化作为自变量，把经营绩效作为因变量进行了多重分析。但考虑到经营绩效除了要受经营本土化类型的影响以外，还受到许多企业特征变量的影响，因此为了有效地控制与经营绩效有一定关系的当地子公司的出口（或内销）比例、持有股份、企业规模、投产期间等影响因素，先把这些特征变量导入方程式，再把4种类型的经营本土化导入方程，然后进行分层式分析，分层式分析的结果如表3所示。控制变量中的投产时间对经营绩效起正面影响，投产时间以外的其它控制变量都作为自变量计入，再计入经营本土化类型，显示结果为（模式2）R2的变化量为0.066，而随R2值的变化而变化的F值是有一定规律的。因此，可以断定经营本土化类型对经营绩效有重要影响。

更具体地看，在四种经营本土化类型中，附加值功能的本土化与经营管理方式的本土化对经营绩效没有起到重要作用。而决策权的本土化与人力资源的本土化对经营绩效起重要作用，其中人力资源的本土化对经营绩效的影响最大，这意味着韩国投资企业今后要在中国当地提高经营绩效，就要实行人力资源的本土化。相反，决策权的本土化达到90%时对经营绩效起负面影响，这说明一味地扩大本土化的决策权，不如加强与母公司的密切联系，并适当对决策进行调整。因此，战略性的经营本土化中决策权的本土化与管理性的经营本土化中经营管理的本土化对经营绩效有着截然不同的影响。这些都说明经营本土化与经营绩效间的关系不是单一方向的关系，随着各地文化、环境特征及企业特征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经营本土化类型，这将对经营绩效的提高起着重要作用。

为了更具体的研究经营本土化与经营绩效的关系，本文根据市场战略和企业现状对经营本土化和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方法与前面的分层式回归分析法一致。随着市场战略变化的阶层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4可看出，追加导入经营本土化水平投资时，随着R2 价值的变化，F 值呈现规律性变化，这说明经营本土化类型也会给经营绩效造成一定的影响。具体来看，对出口为主的企业而言，人力资源的本土化和经营管理方式的本土化水平越高，经营绩效越能得到改善。而作为战略层面的经营本土化类型的附加值活动的本土化和决策性的本土化水平却不能对此产生影响。对以内销为主的企业而言，只有人力资源的本土化才能对经营绩效产生较有规律的影响。

按企业规模分析经营本土化对经营绩效所施加影响的分层式分析结果中，把控制变量以外经营本土化的类型导入了模式2的回归式里。随着R2的变化F值也呈现出较规律的变化，这说明经营本土化水平对经营绩效产生重要影响（见表5）。具体来说，本土化是中小企业当地子公司人力资源的本土化和经营管理方式的本土化都对经营绩效产生正面影响。本土化是大企业的当地子公司的人力资源的本土化，对经营绩效产生正面影响，而经营管理方式的本土化则产生负面影响。

三、基于竞争关系的韩国投资企业经营本土化方案

随着市场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迅速提高，特别是近年来中国为了提高外国投资质量水平而调整了吸引外资政策，促进一些大跨国企业研究开发投资的扩大。中国应作为“世界的R&D中心”而发展。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结果，中国国内外资企业的R&D中心已由2001年的200多个快速增加至2007年的1050多个[4]。由此可看出，前面所说的中韩两国间经济竞争关系的深化和中国当地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中国国内外资企业的扩大有紧密关系。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主要表现为对工业制品市场支配的扩大，今后的主要工业制品市场中，在华外资企业同当地企业的竞争将会更加激化[6]。因此，在全球化竞争情况下，韩国经济应在进行产业结构优化的同时，在中国内需市场构筑经营本土化的坚固基础，可根据市场战略和企业形态的不同构建有效的经营本土化方案。

如图3所示，根据在华子公司的市场战略进行适当的管理层面的经营本土化和战略层面的经营本土化，是成功实现当地经营的必需条件。选择以内销为主的市场战略的在华韩国企业，为了成功实现当地经营，在战略性的本土化方面，首先应保障能够适应完全不同于自己文化的各种附加价值活动有效配置的扩大以及子公司决策权自主性的提高。其次在管理性的本土化方面，对大企业而言只有人力资源的本土化重要；而对中小企业而言，人力资源本土化和经营管理方式的本土化都非常重要。

选择以出口为主市场战略的在华韩国企业，在战略性的本土化方面，韩国企业在华子公司应缩小附加值活动的有效配置范围和降低决策权的自主性程度；在管理性的本土化方面，对大企业而言只扩大人力资源的本土化程度，对中小企业而言须同时扩大人力资源的本土化和经营管理方式的本土化程度。

四、结论

中韩两国的经济关系在一定时间内以两国产业结构的相互补充为基础，在数量上有很大的增加。然而，由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扩大和因此而产生的中国经济特征的变化，今后两国在经济方面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明显。因此，为了能够更有效地适应今后的竞争关系，韩国政府应从宏观出发，在和中国建立理想的合作管理关系方面努力构建产业内横向合作关系。

中国经济的发展会随着地区的不同而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即东部沿海地区将可能进入高度产业发展阶段，在与韩国经济关系方面可能更多地呈现出竞争关系的特征。反之，内陆地区在一定时期内还会表现出初期产业发展阶段的特征，从而与韩国方面呈现出一定的互补关系。进军中国的韩国企业要考虑现有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及外资政策的变化，应通过不同行业、不同投资动机的投资地区的多元化或差别化，维持中韩经济关系现有的互补性。另外，进军中国的韩国企业应根据自己的国际化经验和拥有的资源水平以及进军中国的动机等，制定合适的经营本土化战略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李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本土化战略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05.

[2]Gates, S.R.，W.G. Egelhof. Centralization in Headquarters-Subsidiary Relationship[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6, 16(1),：71-92.

[3]Jarillo, J.C.， J.I. Martinez. Different Role for Subsidiaries：The Case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in Spain[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0, 11(7)：01-12.

篇5

【关键词】非正常关系　法官与律师　经济分析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2)02-0072-03

一、问题缘起：正常与非正常关系的标准

近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关系因素在法律适用中发生影响的原因为：法官因素、司法体制因素、法律因素及社会因素；在法律适用中的作用为：分配功能、交换功能、表达功能、补充功能；减少或消除关系因素对法律适用的影响的方法为：辩证地认清法律与关系的矛盾关系，法官要做到：独立审判、理性分析关系背后的目的、提高业务能力以及严于律己。

此报告提供了一些宝贵的经验材料和数据，可惜地是，在解读材料以及分析方面仍然缺乏洞见。因此，必须寻找一种合适的视角，采取适当的分析工具，才能够深刻地解读法官与律师之间关系因素的真正原因，以及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

首先列举几种情况。比如在同一案件中，律师与法官建立了金钱关系，但法官并没有考虑律师提出的特别要求，独立地按照自己的判断进行判决。或者在此案中律师的诉请符合事实与法律，法官因而支持了其诉请。或由于法官的认识错误，做出了倾向于该律师的错误判决。再有，就是律师与法官在以往的办案过程中相识，但双方并没有在案件之外有过交际，在此案中，法官只是县有倾向性的支持了律师的诉请。最后，律师利用媒体或者法官的上级领导关系，给法官施压，使法官做出具有倾向性的判决。这五种情况反映了判断是否是正常关系的标准时，需要参考的因素。

法官做出司法判决所参考的因素是极为复杂的。所以正常与非正常的标准也不可能一概而论。正常最一般的解释为：符合一般的情况、规律或习惯。所以“正常”只是表明一种合规律性，他与好的、正义的有很大的区别。就是说正常的事物要符合大众的习惯，是人们可以接受的。在这一前提下，大众最不能接受的实际上不是律师与法官之间确立了什么关系，而是法官运用这个关系影响了司法判决。

综上，非正常关系应定义为：通过律师与法官之间的关系，影响法官独立行使司法权，此时的关系就是非正常关系。那么，判断是否是非正常关系的标准在于，律师与法官之间的关系是否影响法官独立行使司法权。

二、分析模型

律师与法官之间通过建立非正常关系，这一过程就构成了司法权力买卖的市场。在这一市场中，律师是买方，法官是卖方，司法权力是交易的商品。下面对模型的各组成部分予以具体分析。

(一)买方市场

律师是买方市场的主体，他们一方面有自己的盈利计划，另一方面又代表着当事人的盈利计划，这两种计划并非是完全重合的。作为当事人而言，他们计算利润的公式比较简单，就是通过诉求地实现，来实现“利润”。有时诉求的实现包括有形价值和无形价值，而成本还包括机会成本，但无论这个公式呈现何种形式，每一个当事人在投入司法程序之前以及做出每一笔投资之前，对自己将要在本案中产生的收益状况都是很清楚的。作为律师需要在当事人利益的基础上，附加很多自己的利益诉求。一名律师不但要考虑个案收益、还要考虑职业生涯的收益，还必须遵守律师团体以及与法官团体之间的隐秘的行业规则，以免被利益团体所排斥。所以，由于律师的介入，律师与当事人对非正常关系的交易需求就会发生变化。

在买方市场中，经过律师和当事人的利益博弈，方能决定买方市场的需求。另外，在买方市场中，当事人与律师的投资方式也不同。当事人基本都是现货投资，即在自己的案子中投资；律师除了现货投资外，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需要做期货投资的，即与法官保持一种正常的人际关系，但此时的关系并不是非正常关系，唯有到两方同时进入司法过程进行交易的时候，一直保持的关系才转变为非正常关系。

(二)卖方市场

卖方市场的主体只有法官。法官在考虑自己的收益时要比律师、当事人复杂得多，因为法官在成本和收入这两个部分存在许多复杂的因素。在成本方面，法官最重要地是考虑两种类型的成本，其一是“名”，包括社会名声、政治前途等，其二是否能够通过法律实现。由于法条主义决策材料未能得出可接受的答案，所以法律还充满了政治和法官个人因素等其他许多东西，因此，“在司法场景下，‘法律’只是法官借以形成自己决定的最广义的材料。”然而，法官无论如何凭借规则形成自己的决定，司法在形式上还是严格的规则主义的，由此法官就一定要考虑，如果“造法”将面临什么样的风险?以及非正常关系要完成的诉求能否通过现有的法律表达出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的非正常关系必须寻找一个通路得以实现，那么现存法律规则就是这个通路。同时，按照波斯纳的说法：“绝大多数法官都希望自己是一个好法官”，“法官必须遵守行业的一些基本游戏规则”，那么法官一方面要将买方市场的需求通过规则实现，一方面又要恪守“以法律为依据，以事实为准绳”的原则，这种矛盾就给法官带来了风险。当然除了这两个最重要的成本外，还有许多其它的边际成本。比如闲暇、名誉、尊重、同事关系等等，有时还有更复杂的因素，比如“异议厌恶”等。

总地来说，卖方的收支情况不但较买方远为复杂，并且存在极大的风险，法官即使建立了非正常关系，他也不能够确定能否获取利润。因此在针对卖方市场分析解决非正常关系的措施时，一定要将这些复杂因素综合起来考虑。

(三)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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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创新能力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文章选取中原经济区作为区域研究样本，以1991-2010年为时间段，通过建立VAR模型，对中原经济区TFP增长率代表的经济增长质量与多层次的“创新能力”（包括创新资金投入强度、创新人力资本和创新制度能力）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短期，创新制度能力对提升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效果显著；在长期，提高创新资金投入强度和创新人力资本对提升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效果显著。

关键词：经济增长质量；TFP增长率；VAR模型；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3）06-0001-08

一、文献综述

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研究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熊彼特认为经济的变革与增长归因于创新活动。索洛通过实证检验，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技术进步促进的[1]。Howitt等也提出经济增长是由一系列随机的质量改进（或是说垂直型创新）带来的，而这些创新本身则来自于研发（R&D）活动。以Romer等人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不受资本积累的影响，技术进步独立于资本积累之外，进行研发的激励决定了经济增长率并推动长期经济增长。

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了区域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Pierre J.Tremblay指出，学术界对国家之间生产率水平及其变化速率的比较研究的兴趣正在增加。Guellec则认为，尽管许多因素如宏观经济冲击会在短期或中期内对生产率产生影响，尽管R&D不是技术变革唯一的最重要源泉，但只有技术的发展会对生产率的增长造成持续的影响。

中国学者也有这方面的论述。胡鞍钢认为，包含于TFP中的无形因素分为结构因素和知识因素两大类，其中知识和技术因素起长期决定性作用。知识和技术因素包括大规模的技术引进（通常包含在资本设备中）、劳动力素质的不断提高、人力资本投资、信息和通信、RE。按胡鞍钢的定义，知识因素包括三个方面，即知识获取、知识吸收和知识交流，而这三个方面能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为知识发展。其中知识获取能力包括本国或本地区生产知识的能力（知识创新能力）和利用外国或外地区知识的能力（引进知识能力），知识吸收能力决定于人力资本的状况，而知识交流能力则反映了一个地区人口传播知识的能力。

上述研究均肯定技术创新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在论证过程中，也存在着某些局限性：国内外关于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多是以某一国家为研究对象，以经济增长速度（如GDP增速）来衡量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未能反映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其次，在分析方法上，大多用综合指标体系评价法，这有利于从更加全面的视角测度区域经济增长质量，但不利于对影响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各个因素的动态效应加以研究。

2011年，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本文拟以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区域河南省作为区域研究样本，以1991-2010年为时间段，通过建立VAR模型，对地区TFP增长率代表的经济增长质量与多层次的“创新能力”（包括创新资金投入强度、创新人力资本和创新制度能力）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动态分析。

二、实证分析

（一）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

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存在狭义和广义两类基本观点，与之对应的评价方法也分为全要素生产率（TFP）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两大类。目前对于区域经济增长质量进行评价的文献大多采用综合评价体系，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也几乎建立在GDP的基础上，而单纯使用GDP进行国民经济核算存在许多公认的缺陷。同时，在使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来评价区域经发展质量的过程中，存在着指标不易量化和权重不宜确定等缺陷。现有文献大多使用因子分析方法来对各个指标确定权重，但由于样本与指标的比例不高，远小于因子分析所需要的比例，所以在计算上降低了准确性和可靠性。因此，本文使用TFP作为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进行分析。

1.TFP的测定

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测算方法很多，目前主要分为增长核算法和经济计量法。增长核算法以新古典增长理论为基础，主要是Solow余值法。经济计量法主要包括随机前沿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SFA）和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等。虽然理论界认为，相对于Solow余值法而言，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具有一定的优点，但是Solow余值法仍然是目前研究中经常应用到的。对于本文的研究来说，为了与我们的实证计量模型在逻辑上相一致，测算TFP实质上也是采用传统的Solow余值法。

我们根据式（1）来测算河南的TFP数值。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用Solow余值法测算TFP时，学术界存在着一个是否需要将人力资本作为投入计算的争论。根据宏观层次各种能力理论特别是关于国家技术能力理论的分析，人力资本是作为技术能力的重要构成因素之一。本文在自主创新能力组成要素分析中，也将其作为技术能力的一个重要支撑因素。因此在本文检验TFP和自主创新能力关系时，我们不将人力资本作为计算TFP中的一个投入因素，而将其视作TFP决定因素的技术创新的一部分。

2.中原经济区TFP的测算

（1）数据说明。

产出Y用河南省地区生产总值代替，数据来源为《河南统计年鉴2011》，采用1978年不变价格地区生产总值，将河南省名义地区生产总值用其平减指数折算得出，其中平减指数为以1978年为100的定基指数。据此，我们可以得到河南1978-2010年的不变价格的产出Y。

对资本存量K的估算，目前的研究中争论较大。在全国范围内，对于当年投资额的选取和投资品价格指数的构造，单豪杰[2]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分析，许多学者也采用了基本相同的方法。这表明学者们已经有了基本一致的观点，即选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作为当年投资额。这为本文界定区域当年投资额和投资品价格指数提供了参考。本文将“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作为河南当年投资额的合理指标，数据来源为《河南统计年鉴2001》和《河南统计年鉴2011》。对于投资品价格指数的选取，文献一般都使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而河南省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只有1991年以后的数据。所以，要先估算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平减指数。本文采用上文河南地区生产总值平减指数的估算方法，先计算出现价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再除以《河南统计年鉴2002》和《河南统计年鉴2011》公布的按可比价计算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上年=100），得出的就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平减指数，再把计算出的平减指数换算为以1978年为基期的定基平减指数。最后，利用估算出的定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平减指数，对当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进行调整，统一折算到1978年不变价格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此外，本文将1978年作为资本存量计算的基年。折旧率的确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单豪杰[2]通过资本分类，利用残差率和寿命期分别估计各类资本品的折旧率，然后加权平均得到总资本的折旧率分别为10.47%～12.06%和9.6%；叶宗裕认为各类资本的寿命期和折旧率是变化的，并计算出了每一年的变化折旧率，变化范围在9.61%和11.16之间。为简单起见，根据目前大多数文献中采用的，本文将折旧率设定为10%。

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Perpetual Inventory Method）计算河南省的实际资本存量，基本公式为：

Kt = It + （ 1 δt ） Kt-1

其中Kt表示第t年的资本存量，Kt-1表示第t-1年的资本存量，It表示第t年的投资，δt表示第t年的折旧率。根据上述方法，可以测算得到中原经济区（河南）1998-2010年的资本存量（表1）。

劳动投入量L是指生产过程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本文采用河南省历年从业人员数作为劳动投入量指标。

（2）测算结果及分析。

根据式（1）计算中国各地区的TFP，还需要做的一项工作是确定资本的产出弹性的数值。在国外的研究中，如Hall和Jones、Klenow和Rodriguez-Clare等认为β取1/3合适，因为这一比例与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收入账户吻合。在对中国的TFP进行测算时，Young建议β取0.4，Wang和Yao也取0.4，中国学者郭克莎、沈坤荣、邓翔等也遵循Young的做法取0.4，叶裕民则通过计算得到中国的劳动产出弹性即（1 β）为0.611。考虑目前大多数关于中国TFP研究中β的取值，本文也取0.4进行计算。

至此，我们已经获得了所有需要的基础数据，可以根据式（1）来计算河南1990-2009年的TFP数值，结果见表2。

从表2和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原经济区（河南）经济增长质量从1982年开始不断提高，尤其是从1992年开始，增长速度加快。

（二）区域技术创新指标的选取

由于在目前国内外关于宏观层次能力的研究中，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在理论阐述上使用技术能力、创新能力、社会能力或者吸收能力等概念，但在具体的实证分析则几乎都是采用简化的方法，选择1到2个指标作为替代指标，来验证区域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中，最常用的两个指标是R&D投资和人力资本，如国外Benhabib和Spiegel（1994）、Adams（1990）、Coe和Helpman（1995，1997）、Derek H. C. Chen and Carl J. Dahiman（2004） 等的研究；国内也有这方面的研究，如王英伟、成邦文（2005）的研究等。但是，目前国外的研究主要是针对跨国数据的，国内的研究一般采用的是国家层面的数据，利用区域时间序列数据的检验比较少。因此，本文将利用河南省1991-2010年数据，从创新资金投入强度、创新人力资本和创新制度能力三个方面，来衡量河南省区域技术创新能力。

1.创新资金投入强度

R&D投资在各类文献中被广泛用于技术能力、知识存量等的替代指标。综合来看，其具体使用主要有三种形式，分别是R&D存量即累积量、R&D流量即当年投资、R&D投资强度即占GDP的比重。相对而言，在仅仅使用R&D单一指标时，相关文献中主要采用的是存量而不是流量。如Griliches（1984、1998）就认为，R&D知识存量是影响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是表征经济主体技术进步能力的重要指标。对于经济主体的生产活动而言，能够表明其对技术开发能力和潜力的不是各年的流量，而是其拥有的知识和经验的存量，这种存量构成了日后研究开发的基础。沈坤荣（2003）对Griliches的研究成果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认为Griliches以R&D作为单独要素构成的新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推导出R&D与TFP的关系公式，以后的学者从该关系公式中得出了R&D与TFP之间两种形式的关系，一种是存量形式的R&D与TFP的关系，另一种是采用R&D相对于产出的密度与TFP变化之间的关系，而选择哪种形式进行经验研究主要取决于学者们获得数据的形式。本文采用R&D投资强度这一相对指标作为衡量河南省区域技术创新资金投入的核心替代指标。2000-2011年的《河南统计年鉴》提供了1991年以来河南R&D经费支出额，我们将其作为每年中原经济区的R&D投资数据。

2.创新人力资本

关于区域人力资本的测度目前文献中的争议比较大。人力资本水平包括教育和健康两部分，但限于数据，通常仅以教育水平指标来代表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Barro（1991）认为主要有三种方法来衡量人力资本：一是把识字率作为人力资本的变量；二是通过入学率来测度人力资本，但缺点是只反映当前的流量；三是通过人均受教育年份作为变量。相对而言第三种方法更为精确。从国内的研究看，采用的具体指标差别也比较大。周志梁（2006）认为关于人力资本的度量方法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从人力资本的产出角度来度量； 二是从人力资本的直接投入角度度量，其中包括学历指数法、技术等级法、受教育年限法、教育经费法。本文综合各种方法的优劣，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用受教育年限法，以河南省从业人员所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存量来代表河南省创新人力资本。当然，这样计算人力资本存量与其他方法一样也是有缺陷的，例如忽视了工作经验和在职培训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也没有考虑营养健康状况对于人力资本的影响，因为这些方面的数据目前还无法得到。

1992-2011年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分地区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统计”给出了河南省从1991年以来的就业人数受教育程度构成情况。在具体计算中，本文按大专及以上学习阶段都定为4年，这样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以上学历分别按照教育年份为6年、9年、12年和16年来计算，不识字的受教育时间为0年。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1991-2010年河南省就业人数受教育程度的时间序列数据。

3.创新制度能力

制度创新作为区域创新能力的一个核心要素，与技术创新相互影响，共同影响着一个区域的创新能力。对于区域创新制度的测度，国内学者已有一部分的研究。如陈宗胜（1995）对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计量分析提出了5个方面的内容：（1）产品市场的成熟程度；（2）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包括资本、土地、劳动力的市场化；（3）市场主体――企业行为的市场化程度，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市场化程度；（4）政府对市场的适应程度，包括政府从微观经济领域的退出程度，宏观调控方式的间接化程度等；（5）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包括外贸依存度、资本依存度以及投资结构水平等。在涉及具体的指标时，大部分学者采用了非国有化水平来衡量一个地区的创新制度水平。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区域创新，所以根据以上文献，选取河南省规模以上工业中非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来度量河南省创新制度能力。

（三）区域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根据以上分析，以1991-2010年为时间段，以中原经济区（河南）为研究对象，以中原经济区（河南）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TFPR）代表经济增长质量，以中原经济区（河南）R&D投资占当年中原经济区（河南）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RDR）代表创新资金投入强度，中原经济区（河南）就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份（HC）代表创新人力资本，以中原经济区（河南）规模以上工业中非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IE）代表创新制度能力。通过建立VAR模型，研究区域技术创新的各个指标与中原经济区（河南）经济增长质量的动态关系。使用软件为Eviews6.0。

1.平稳性检验

研究中，首先对选取的变量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进行平稳性检验。在进行单位根检验之前，我们首先对上述各个变量取对数。

由表3可知，所有的检验序列的原值均不平稳，而经过一阶差分后，各序列均平稳，表明各变量之间均为I（1）的。

2.协整检验

本文主要运用向量自回归（ VAR）模型，研究区域技术创新的各个指标与河南省经济增长质量的动态经济效应。根据表3的平稳性检验，我们可知本文所选变量为同阶单整序列。为了排除“伪回归”的可能性，还需判定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本文涉及四个变量，所以采用基于VAR模型的Johanson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

由表4可以发现，当零假设的协整方程个数为0和1 时，Trace统计量分别为73.551 2和40.945 9，均大于5%显著水平的临界值，通过检验。而当协整方程个数为2时，Trace统计量为10.021 2，小于5%显著水平的临界值。这说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上述各变量之间至少存在2两个长期的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

3.VAR模型参数估计

为了避免模型中的内生变量对估计和推论产生的负面影响，本文采用非结构化多方程模型中常用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来研究河南省经济增长质量与各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设定其表达式为：

我们在对VAR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前，对模型滞后期最大滞后阶数的确定至关重要。表5给出了VAR模型的LR、FPE、AIC、SC和HQ值，并以“*”标出依据相应准则选择出来的滞后阶数。

4.脉冲响应函数

对于VAR模型，一个重要的应用就是考察系统的动态特征，这可以通过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IRF）加以刻画。

有图2（a）可以看出，当INTFPR有一个正的冲击时，INTFPR立刻表现出一个较高的正向反应，然后立即下降一直到第五期，之后一直保持在零值附近，较为平稳，说明冲击基本消失。而由图2（b）和（c）可以看出，当LNRDR与LNHC对INTFPR出现一个正的冲击时，都出现了先下降后上升，最终在零值之上保持稳定的状态。而LNIE对INTFPR出现一个正的冲击时，开始保持逐步上升的趋势，到达顶点以后开始逐步下降，最终也是在零值之上保持稳定，影响一直持续。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上述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原经济区（河南）R&D投资占当年中原经济区（河南）生产总值的比重（RDR）代表创新资金投入强度、就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份（HC）代表创新人力资本、规模以上工业中非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IE）代表创新制度能力与中原经济区（河南）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TFPR）代表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中，创新制度能力的提高，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非常明显和迅速，但随着时间逐渐减弱。而创新资金投入强度在短期虽然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了负效应，但在长期来看，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推动还是很明显的，并且一直持续下去。可见，创新资金投入强度从长期来看，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作用最大而且持久。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与创新资金投入强度类似，在短期内有负效应，但随着时间的变化慢慢产生持久的正效应。

（二）政策建议

1.提高R&D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即提高创新资金投入强度

中原经济区（河南）R&D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91年的0.06%提高到2010年的0.92%，应该说增速是非常快的。但横向比较来看，2010年全国R&D投入占GDP的比重为1.76%，中原经济区（河南）显然还处于较低的投资强度水平，这一水平更是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普遍为3%左右的水平。而上文的实证分析表明，从长期来看， R&D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对区域经济增长来说产生的影响最长远。目前河南正在努力建设中原经济区，2011年国务院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把中原经济区定位为全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板块，提升中原城市群整体竞争力，建设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打造内陆开放高地、人力资源高地，成为与长江中游地区南北呼应、带动中部地区崛起的核心地带之一，引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支撑全国发展的重要区域。因此，河南及中西部地区应该大幅度提高R&D支出占财政支出中的份额，同时采取措施（如对高科技企业减税和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激励企业增加R&D投入。

2.努力提高区域创新人力资本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人力资本的作用相对更加重要，中西部地区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注重对教育文化的投资，但与东部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所以，中西部地区在注重资本投入带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还应该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存量，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在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中的作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对资本的利用效率，培育发展自生能力。

3.提高区域创新制度能力

从实证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在短期内，提高区域创新制度能力（如提高省规模以上工业中非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对提升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正效应非常明显。因此，中西部地区应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创新，尤其是非公有制企业。如果政府在鼓励企业制度创新方面的政策更加有效，中国的区域制度创新能力必定会有明显提升。

参考文献：

[1]SOLOW R M.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56，70（1）：65-94.

[2]单豪杰.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1952-2006年[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10）：17-31.

[3]樊纲，王小鲁，张立文.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2000年报告[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3）：17-27.

[4]官建成，余迸.基于DEA的国家创新能力分析[J].研究与发展管理，2005（3）：8-15.

[5]黄少波，陶晓玲.自主创新过程及内在机理分析[J].社会科学家，2006（3）：181-182.

[6]温桂兵.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国家创新能力实证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5（6）：33-35.

篇7

[关键词]人口素质 经济发展 主成分分析法 实证分析SPSS软件

一、引言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就业人口素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本文立足于对就业人口素质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得出其间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因此，政府在加快经济建设过程的同时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使社会进入人口素质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提升人口素质的良性循环中。

二、研究现状

国内外对人口素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大方向。

第一，对人口素质定量分析的研究。屈云龙和许燕(2010)在借鉴“人口素质指数”（PQLI）三大指标的基础上，将人口素质划分为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素质三大方面，并在每个方面中给出了具体的统计指标。然后用主成因分析法计算和分析了江苏省的人口素质，结果发现各省辖市人口素质发展状况存在明显差异。肖周燕(2007)将人口素质分为身体素质水平、文化素质水平、劳动技能素质水平和道德素质水平四个方面，并确定了各个方面的具体指标。在此基础上，用AHP（层次分析法）评价人口素质水平。张强和钱建明(1993)选用标准化总死亡率、婴儿死亡率、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及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四个指标，用多维标度法评价了我国10个少数民族的人口素质。钱金平(2001)选取了平均寿命、维尔威克指数、智商、非残疾比重，6岁及以上人员大学、中学、非文盲比重等7个指标及其权值分配方案，运用灰色系统理论方法，综合定量评价了人口素质。张强，张霜红，钱建明和张菊英(2003)选取了出生时预期寿命、人均工农业产值、婴儿死亡率、生育率、15岁以上人口识字率等5个指标，利用灰关联聚类法对我国14个主要少数民族的人口素质进行了聚类分析和评价，并探讨了此方法的特点和效果。

第二，对人口素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沈百福和杜晓利从人均受教育年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各级教育的人口比例与经济发展水平两个角度考查了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张邦辉,谭伟和邓淼从人力资本角度，运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法度量了中国各地区不同年份的劳动力受教育状况，并用聚类和线性回归法分析了近20多年来中国各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宋光辉[通过关注研究教育与经济增长作用的重要文献,发现对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认识经历了四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的重视阶段，70年代的争论和置疑阶段，80年代的理性回归阶段和90年代以来的重拾信心阶段。程前昌依据1994年~2006年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文化素质的统计资料，选取人均GDP和接受过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口比重作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文化素质的衡量指标，对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文化素质进行相关分析。黄春燕运用SPSS软件对人口素质指数EDI和GDP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求得GDP增长的预测模型。

三、我国人口素质的实证分析

1.人口素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在本文中，笔者把人口素质划分为身体素质、文化素质与劳动技能素质三个方面，在每个方面中，选取了具体的统计指标，最终构建了我国人口素质的综合评价体系，如图1所示。

(1)身体素质评价指标体系。身体素质是人口素质的最基本方面，它严重影响着其他各方面素质的提高。在对人口身体素质的衡量中，笔者选取了婴儿死亡率（‰）（x1）、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x2）、劳动年龄人口比例（%）（x3）、传染病发病率（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1/10万）（x4）、患病死亡率（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病死率）（%）（x5）这五个指标构建了身体素质评价指标体系。这5个指标的数据都来自于《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2)文化素质评价指标体系。笔者选取了大学毛入学率（%）（x6）、未上过小学的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x7）、每十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x8）和人均受教育年限（x9）这四个具体指标来综合评价人口文化素质。其中，x6的数据来自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x7和x8的具体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x9的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而得。

(3)劳动技能素质评价指标体系。劳动技能素质的高低决定了一个国家生产效率的高低，严重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技术水平和综合竞争力。本文选取了每千人从事研究与发展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单位：万人年）（x10）、每万人专利批准申请量（国内专利申请授权数）（x11）和从业中大中专及以上人口比例（%）（x12）来综合评价我国的劳动技能素质水平。其中，x10和x11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x12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2.我国人口素质水平的主成分分析。本文选取的一些数据不是比率数据，首先利用SPSS17.0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接着对标准化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经过KMO与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得到，KMO为0.629，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值为386.465，自由度为66，p值为0.000，这说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运用SPSS17.0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如表1所示。在此，根据以下两个标准提取公共因子：第一，特征值大于1；第二，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0%。由表1可以看出，第一个公共因子的特征值为10.705，远大于1，且它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9.212%，大于80%的标准。据此，可以认为第一个公共因子基本描述了所有变量的变化，因此提取的公共因子为1个。

表2为因子载荷矩阵，它能够说明提取的公共因子在各变量上的载荷。从表中可以看出，提取的公共因子对所有变量都有载荷，且载荷绝对值大多数都大于0.9，这说明提取的主成分从各个方面综合衡量了我国的人口素质，代表了我国的人口素质状况，因此将提取的主成分命名为“人口素质综合因子”。

因为提取的主成分只有一个，所以这个主成分的因子得分就是综合得分，综合得分如表3所示。

四、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实证分析

1.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本文中，选取人均GDP（y1）、货币供给量（y2）、中国历年人均收入水平（美元）（y3）、财政收入（万元）（y4）、进出口差额（亿美元）（y5）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y6）来综合衡量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其中，y1、y2、y4、y5和y6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y3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统计年鉴》。

2.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主成分分析

首先用SPSS17.0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接着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经过KMO与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得到，KMO为0.659，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值为260.088，自由度为15，p值为0.000，这说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运用SPSS17.0进行主成分分析，以特征值大于1和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0%为标准提取公共因子。得到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如表4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第一个公共因子的特征值为5.784，远大于1，且它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96.407%。据此，可以认为第一个公共因子基本描述了所有变量的变化，因此提取的公共因子为1个。

从表5的因子载荷矩阵中可以看出，提取的公共因子对所有变量都有载荷，且在六个变量上的载荷值都大于0.9，这说明提取的主成分综合反映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将提取的主成分命名为“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

注：Zscore(人均GDP)表示人均GDP的标准化值，其余类似。

同样，因为提取的主成分只有一个，所以这个主成分的因子得分就是综合得分，综合得分如表3所示。

五、我国人口素质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实证分析

现在分析我国人口素质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在对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主成分分析中，我们都分别提取了一个主成分，且这个主成分综合评价了我国的人口素质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在这里用“人口素质综合因子”和“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来代表我国的人口素质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作出人口素质水平综合因子得分与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得分的走势图，发现二者都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运用SPSS17.0对人口素质综合因子和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两者的Pearson系数为0.956，双侧显著性水平为0.000，在时通过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可知，二者具有高度相关性，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做出人口素质综合因子和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的散点图，如图3所示。从图上可以看出，二者具有明显的线性关系，因此要对它们作线性回归分析。为了简便起见，用ECOD表示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用PQL表示人口素质综合因子。设二者的回归方程为

用EVIEWS6.0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二者的回归方程式为

Std. （0.0888） （0.0853）

在此回归方程中，， ，这说明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较好，此回归模型是可信的。

通过分析以上回归模型可以得知，我国人口素质水平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人口素质综合因子每增加一个单位，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增加0.9557个单位。因此，我国应该大力提高人口素质，以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六、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人口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人口素质又由身体素质、文化素质以及劳动技能素质构成，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面为中国经济更好的发展提供以下几条政策建议。

1.身体素质方面。身体素质的提高依赖于两个方面，一是提高国家医疗水平，二是加强国民体育锻炼。因此政府应该从这两个方面着手，在医疗方面积极鼓励新药研发，改革医院现存的各种弊制，让人民群众都能“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在国民体育锻炼方面，政府应该加大对居民区体育设施的投资建设，深入促进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并以提升国民整体身体素质为最终目的。

2.文化素质方面。文化素质的提高依赖于教育的继续深入扩展，因此，政府应该继续坚持中国教育的扩展政策，促进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重视教育分配问题，一是合理调整三级教育投入比，二是缩小城乡、地区、群体之间的受教育程度差距，重点在于调整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教育政策的偏向。

3.劳动技能素质方面。劳动技能素质的提高依赖于受高程度教育者的产出提高。因此，政府应该用政策鼓励科研活动，在科研环境方面，支持学者潜心钻研学术，调整科研经费分配体制，着重培养思想活跃的年轻人；在科研体制方面，引入以支持人为主的科研支持方式，为科研者特别是青年科研者提供良好的科研条件，同时逐步完善《专利法》、《知识产权法》等法律。

参考文献：

[1]屈云龙,许燕.主成分分析法在人口素质评价中的应用——以江苏省为例[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2):56-61

[2]肖周燕.AHP法在人口素质评价中的应用研究[J].西北人口,2007(1):7-10

[3]张强,钱建明.用多维标度法评价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素质[J].中国卫生统计,1993(6):1-4

[4]钱金平.人口素质灰色综合评价方法的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1(3):66-69

[5]张强,张霜红,钱建明,张菊英.用灰关联聚类法评价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素质[J].现代预防医学,2003(5)

[6]沈百福,杜晓利.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分析[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2(1):57-62

[7]张邦辉,谭伟,邓淼.从人力资本角度看人均受教育年限对区域收入差异的影响[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7,30(3):126-129

[8]宋光辉.关于教育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简要述评[J].人口与经济,2005(6):61-65

[9]程前昌.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互动关系[J].资源环境与发展,2009(1):15-21

篇8

[关键词]晶闸管整流电路 故障判断 解决方法

根据实验教学需要，我院电气自动化综合实验室配置了15台电力电子技术实验装置，用于满足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电力电子技术”这门专业课的实验教学需要。经过长期使用，一些仪器不可避免的出现故障，其中电源控制屏、晶闸管、可调电阻、晶闸管触发脉冲产生电路等是最容易出现异常的。现将其常见故障的判断方法、解决方法总结如下：

一、实验用高脚导线

（一）故障原因

按照实验电路接线，经过检查线路无误后，在电源、仪表、元件均正常的情况下通电，仪表没有任何反应。

（二）解决方法

将数字万用表的转换开关打到蜂鸣二极管档位，其红黑表笔分别测量导线的两个端子。如果万用表不鸣叫，则说明该导线内部脱焊或铜丝断开，此时需重新焊接或更换新的导线。

二、数字示波器

（一）故障原因

按照实验电路接线，检查线路无误后通电，相应的电压表、电流表显示数据正常，但测量所使用的数字示波器显示波形异常。

（二）解决方法

通过数字示波器的自检信号，判断其本身的测量功能是否正常，同时还可判断出使用的示波器探头是否正常。一般情况下，示波器本身不容易出问题，而探头是容易损坏的。如果判断出是探头有问题，那也不要急于更换，可以用数字万用表测试下探头上的黑色接线夹与金属环之间是否可靠连通。根据本人经验，黑色接地夹损坏是示波器不能正常测量的主要原因。

三、晶闸管

DJK02是电力电子实验中的一个核心挂件，其为晶闸管主电路，面板上有晶闸管12个、直流电压表和电流表各1个，其中12个晶闸管元件均配有2.5A/250V的保险管。晶闸管有阳极、阴极、门极之分，要使晶闸管导通必须满足两个条件：（1）阳极A与阴极K之间外加正向电压;（2）门极G与阴极K之间加一个正向的触发电压。由于各种原因，晶闸管器件容易损坏。其故障判断方法如下：

（一）故障原因

一般情况下，当门极没有输入控制信号，位于主电路上的晶闸管的阳极、阴极之间应该是关断的。用数字万用表的兆欧档检查该晶闸管时，发现在不通电的情况下，该晶闸管的阳阴极之间也是导通的，这明显与晶闸管的导通条件相悖。又在导通送电的情况下对该晶闸管进行检测，发现其仍然导通。由此断定该晶闸管已经被击穿短路了，必须更换相应的同型号器件。

（二）解决方法

首先DJK02挂件面板上的螺钉拧开并打开面板盖，找到故障晶闸管所在位置，将该器件的固定螺钉卸下，再将其三个引脚上的焊锡除去，把晶闸管拆卸下来，更换新的同型号器件并用螺钉固定好，然后用焊锡固定，最后将面板盖安装好即可。

四、可调电阻

D42是电力电子实验中最常用的电阻箱挂件，也是最容易发生故障的部分，它由6个900欧姆的电阻组成，其中每个电阻都有1个0.5A/250V的保险管，经过挂件内部和外部的串联、并联可得到450欧、900欧、1800欧、2250欧的电阻。

（一）故障原因

通过数字万用表测得电阻两个接线端子之间的电阻值为无穷大。这种现象通常由两种原因造成：一是由于实验电路电流过大，导致与可调电阻相连的保险管烧毁，对这种情况，只需要更换保险管即可;二是可调电阻本身的电阻丝由于长期磨损，导致电阻丝中间某一位置的电阻丝断了，形成开路，这种情况只能将挂件打开更换新的可调电阻配件。

（二）解决方法

在检修这类故障时，通常先将与可调电阻相连的保险管取出来，检查其是否开路，如果开路，更换保险管;如果不是开路，则进一步检查可调电阻本身是否断路，如果断路则需要更换可调电阻配件。

五、三相电源控制屏

三相电源控制屏是电力电子技术实验装置的一个基础单元，所有电力电子技术实验都需要这个单元来提供相应的电源。该控制屏可能出现的故障有两种。

（一）电源控制屏不供电

（1）故障原因

首先检查三相电源的保险管有无问题。该处一般采用3个10A/250V的保险管，分别对应于三相电源的U、V、W端，当保险管中任意一个或几个出现松动或损坏时三相电源输出将不正常。

（2）解决方法

将电源控制屏的电源钥匙开关打开，与其它正常的电源控制屏进行对比，观察并判断是哪相电源的保险管有问题，将相应的保险管拆卸下来，检查并更换新的保险管，电源控制屏三相供电恢复正常。一般保险管损坏会出现玻璃管内烧得乌黑或熔丝烧断。

（二）电源控制屏供电不稳定

（1）故障现象及原因

电源控制屏上三个线电压的指针式电压表显示数值各不相等。这是由于电源某处接触不良导致故障。

（2）解决方法

首先，检查三相电源的保险管有无问题。再次，保险管正常的情况下，检查实验台电源插头与墙上的插座之间接触是否良好。用数字万用表的交流电压1000V档位测量墙上插座四眼插座产生的电压是否为线电压380V/相电压220V。如果是，那么可以断定插座部分是正常的，需检测实验台插头部分与与电源控制屏上“三相电源输入端”U、V、W、N端是否可靠连接。使用数字万用表上的蜂鸣二极管档位来判定，如果未可靠连接，则需要将电源控制屏挂件的盖子打开，检查是否有端子脱焊，找到脱焊点，并重新焊接好即可。

（三）电路连接好后，整个电路无电压

（1）故障原因

电路连接好并接通电源，整个电路无电压。一般有以下原因：1、电源控制屏的钥匙开关没有打开;2、三相电源输出未调节至合适的电压值;3、检查整个电路连接中的导线是否有损坏或内部脱焊的情况。

（2）解决方法

针对上面所总结出的故障原因有以下的解决办法：1、将电源控制屏的钥匙开关打开;2、经过调节调压旋钮使三相电源输出合适的电压值;3、在没通电的前提下，使用数字万用表的蜂鸣二极管档位逐点检查电路连接中的导线是否有损坏或内部脱焊的情况，一旦发现及时更换。

六、三相同步信号电路

（一）故障原因

做正弦触发电路实验时，实验无法正常进行，进一步检测，发现某一路信号电压幅值明显低于其它路信号。继续向上追查故障原因，发现信号挂箱上a、b、c三相同步信号中有一相信号的幅值明显偏低，只有其它相信号电压的一半左右。

（二）解决方法

打开挂件后箱盖，检查发现与该相信号对应的变压器有问题。经过更换变压器，信号恢复正常，问题解决。

七、正给定电位调节器

（一）故障及原因

在做正弦触发实验时，7号实验装置实验无法正常进行。进一步检查，发现正给定单元给定的输出电压范围明显低于设计要求，原来可以在-15V～+15V之间自由调节，现在只能在-15V～+5V之间调节。这种情况一般是负责调节电压的多圈可调电阻有问题。

（二）解决方法

拆下该多圈可调电阻，用万用表测量其阻值，发现阻值明显低于标准值，至此故障原因锁定。更换一个好的同规格电阻后，重新开机，给定电压调节范围恢复正常，故障排除。

八、单相调压电路

（一）故障及原因

在做单相调压电路实验时，当某实验装置实验无法正常进行。用示波器检查单相调压电路模块上各点的输出，发现在测量点5信号波形异常，而在该测量点之前是一块4095集成电路芯片，由此我们推测是该芯片损坏了。

（二）解决方法

更换一个新的4095集成电路芯片后，重新开机，测量点五信号波形恢复正常，问题解决。

通过对电力电子技术实验装置的故障分析，发现应注意以下几个原则，才能使得设备及时修复，保证设备的正常使用。

（1）要与实验教师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及时了解最新的设备使用情况，包括故障情况。这方面采取的措施是在每个实验室都有一本设备故障保修本，由任课教师填写。

（2）要做到及时维修，及时处理;学生或者教师一旦提出故障问题，应该马上进行处理，能够马上修好的立即维修，不能马上修好的也应该说明情况，并采取措施，尽量不要影响学生做实验。

（3）要经常与厂家联系，与厂家配合，能够自己维修的就自己维修，减少厂家的售后服务成本。这样厂家也会主动配合，给予技术咨询和配件方面的支持。

（4）在日常工作中有的放矢地储备一定数量的备用配件，以便维修时不至于因为没有配件而束手无策。

（5）建立良好的实验室管理系统，将相关实验设备维护的基本信息输入，以便查询。

电力电子技术实验作为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学生的专业实验课，一般课程安排在大三下学期或大四上学期。经过电路、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等实验课以及电工、电子、课程设计等实践教学，学生应该具有一定的电路分析、故障排查能力。如果指导老师能够有效的引导，学生在实验过程中能够多一点耐心，相信他们一定可以顺利完成实验项目。即便偶尔遇到有故障的仪器，通过排查故障、解决简易故障，这也是一种学习与收获！

[参考文献]

[1]姬昌.数字电路的故障检测与诊断初探.科海故事博览-科教创新.2009，第2期

[2]熊振国.晶闸管整流装置常见故障的波形分析.常德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第4期

篇9

关键词：  静脉留置套管针;并发症;护理

静脉留置针又称套管针，作为头皮针的换代产品以其操作简单、套管柔软、在静脉内留置时间长且不易穿破血管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临床[1]。目前静脉留置套管针在临床的应用已越来越广泛，使用静脉留置套管针能减轻反复穿刺而造成的血管损伤和疼痛感,减少患者的痛苦,并且能较长时间的维持静脉通路,尤其在抢救危重患者和静脉营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又能够减少护士穿刺操作次数，提高工作效率[2]。然而临床上长期置管的患者常因护理不当而导致并发症的发生，因此在套管针留置期间做好并发症的预防和护理非常重要。 2008年2月—2009年8月本科对425例住院患者进行套管针静脉输液。现将情况总结如下。

1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本组425例患者中男88例，女337例;年龄18～87岁，平均59岁。

1.2操作前准备(1) 选择静脉：选择合适的血管，远离关节和静脉瓣。如血管细且弯曲、进针的部位偏上或偏下或在活动的关节处，均可导致针尖不能完全进入血管或套管在血管内折叠。 (2)用物准备：本组病例均使用美国BD 公司生产的22G×0.75iu密闭式静脉留置套管针(直型)、美国3M TegadermTM透明敷料(型号1624W)。

1.3操作方法(1)穿刺：距穿刺点上方10cm处扎止血带，用0.5%碘伏棉签以穿刺点为中心环形消毒皮肤2遍，消毒范围的直径>8cm，待消毒液完全干透后穿刺。穿刺时，手持套管针，针尖斜面向上，以15°～30°角直刺血管，见回血后针尖平行进入0.2～0.5cm，右手持住鳍状针座，左手将软套管全部送入血管后抽出针芯。(2)套管针固定：穿刺成功后，用3M无菌透明敷料无张力粘贴固定套管针，穿刺点位于无菌贴膜的中央，为了便于每日换输液器，贴膜勿将肝素帽与输液器针头连接处盖住。

2常见并发症的预防

处理使用静脉留置套管针常见并发症有皮下血肿(穿刺失败)、液体渗漏、导管堵塞、静脉炎及静脉血栓形成、穿刺部位感染。

2.1皮下血肿对血管选择不当、穿刺不熟练、技巧欠佳等，均可致套管针穿破血管壁而形成皮下血肿。因此，护理人员在进行操作前，应认真选择弹性好、走向直、清晰的血管，熟练掌握穿刺技术，穿刺时动作应轻巧、稳、准。提高一次性穿刺成功率，以有效避免或减少皮下血肿的发生。

2.2药液渗漏血管选择不当、进针角度过小、固定不牢、患者躁动不安、外套管未完全送入血管内或套管与血管壁接触面积太大等原因均可导致液体渗漏。轻者出现局部肿胀、疼痛等刺激症状，重者可引起组织坏死，特别是某些药物刺激性强，给患者带来较大痛苦。护理人员应加强对穿刺部位的观察及护理，加强基本功训练，必要时可适当约束肢体。出现药液外渗时应：(1)立即拔除套管针;(2)局部封闭;(3)局部物理疗法;(4)取土豆切成片状贴敷于皮肤红肿部位。

2.3导管堵塞造成导管堵塞的原因较为复杂，通常与静脉营养输液后导管冲洗不彻底，封管液种类、用量及推注速度选择不当，患者的凝血机制异常等有关。因此，在静脉高营养输液后应彻底冲洗管道，每次输液完毕应用50U/ml稀释肝素液正压封管，用量5ml，严格掌握封管液的维持时间，一般生理盐水维持6～8h，稀释的肝素溶液维持12h。常规消毒肝素帽，将注射器针头刺入肝素帽内，脉冲式推注1.5ml后边退边注入，使针头在退出过程中导管内始终保持正压状态，以解决导管长期留置引起的堵塞现象。

2.4静脉炎静脉炎按原因不同分为机械性静脉炎、化学性静脉炎、血栓性静脉炎、拔针后静脉炎及细菌性静脉炎, 其症状为穿刺部位血管红、肿、热、痛，或可触及静脉，触诊时静脉如绳索般硬、滚、滑、无弹性，严重者局部针眼处可挤出脓性分泌物，并可伴有发热等全身症状。其中化学性静脉炎最多见，与输入药物的pH 值和渗透压、血液稀释不充分、留置时间过长、刺激性药物输注后没有进行充分的冲管、穿刺时消毒剂未干透等因素有关，护理人员应注意无菌操作，严格遵守操作规程;输注对血管刺激性较强的药物时应选择粗直的大血管一次性穿刺成功，且输注前后均应用生理盐水冲管[3]，同时要有计划地更换输液部位，以保护血管减少静脉炎的发生。

2.5静脉血栓形成静脉血栓多见血流缓慢的静脉内。据报道，下肢静脉血栓发生率比上肢静脉血栓多3倍。另外，反复多次在同一部位使用套管针进行静脉穿刺导致血管壁损伤，也是血栓形成的促发因素。为防止静脉血栓形成，穿刺时尽可能首选上肢粗静脉，并注意保护血管。对长期卧床的患者，应尽量避免在下肢远端使用静脉留置针，且留置时间不能过长。

2.6穿刺部位感染在进行静脉穿刺时，未严格遵守无菌操作技术、患者机体抵抗力极度低下、留置时间过长等原因，容易引起穿刺部位感染。因此，护理人员应在进行穿刺时，严格遵守无菌操作技术，严格按护理常规进行护理。

3静脉留置针护理

3.1重视患者健康教育讲解有关套管针护理知识，置管前护士应将静脉留置套管针应用的目的、意义、常见的并发症及其预防方法告诉患者及其家属。对长期输液患者，指导其自行保护血管，做手部伸握动作、局部进行热敷等，以增加血液循环及血管弹性、减低脆性等。避免置管肢体过度活动，置管期间注意保持穿刺部位干燥、清洁、禁止淋浴等，以便积极配合，预防感染、堵管、液体渗漏等并发症的发生。

3.2置管期间护理套管针留置期间指导患者不宜过度活动穿刺侧肢体，穿刺部位周围皮肤应保持清洁干燥，如穿刺处出现渗液、渗血、出汗较多、无菌敷料与皮肤之间有气泡、被污染、卷边应及时更换;连续输液患者，应更换输液器1次/d，肝素帽至少更换1次/周。封管液只能当天配制使用，封管注射器1例1具。封管后注意观察管腔内有无回血，若有回血且量较多者，可先注入生理盐水10ml，再用肝素钠稀释液封管，以免管腔阻塞。每班均应交接套管针的通畅情况。

3.3输液前后的护理每次输液前后均应检查局部静脉有无红、肿、热、痛及硬化，询问患者有无不适，如有异常情况，及时拔除导管，并给予50%硫酸镁持续湿敷24～36h，局部涂喜疗妥软膏等进行处理。

3.4套管针留置时间 在静脉留置套管针留置时间与静脉炎相关性研究中发现，病人静脉炎多发生在置管后的6～7天，而5天内的发生率为0[4]。目前，我国对静脉留置套管针的留置时间尚无明确规定，美国静脉输液护理协会建议时间是72～96h;BD公司的建议套管针留置时间为3～5天，而本科对使用套管针的患者观察发现，留置时间72h内静脉炎发生率最低，随着留置时间的延长，静脉炎发生率增高，因此我们常规留置时间定为最长不超过72h，既可保证患者的舒适与安全，又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留置针的优点。

篇10

【关键词】反洗钱 法人监管 制度 政策建议

一、基本范畴分析

（一）反洗钱“法人监管”的政策背景

1.人民银行反洗钱监管的内外基本形势。当前，以fatf修订颁发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新40条建议为依据，世界反洗钱监管体系进入了以“风险为本”的新的政策调整时期，同时，全球金融监管开始向重视系统性风险防范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发展，而反洗钱成为金融风险管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国内方面，虽然我国的反洗钱工作近年来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但日常反洗钱监管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国际形势也对我国反洗钱监管政策提出了“风险为本”的纵深调整要求。基于这样的形势，我国提出了建立以“法人”为对象的反洗钱监管机制，以期调动金融机构法人的反洗钱工作积极性，明确监管部门的责任边界，减少监管成本，克服现行监管缺陷，提高监管有效性，优化配置反洗钱监管资源。在2012年全国反洗钱工作会议上，人民银行正式提出了法人监管政策，要求“明确思路、落实责任，全面推行以法人为主体的反洗钱监管制度”并积极构建“立体性的反洗钱监管平台”。目前，全国反洗钱法人监管研究与试点工作已经初步展开。

2.银监、证监、保监的行业“法人监管”情况简述。法人监管并非新生事物，自实行分业监管以来，银监、证监、保监“三会”就先后开展了行业法人监管工作。在2003年银监会成立之初，银监会即开始实施了“法人监管”，“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逐步成为其监管基本理念，2007年1月以来，银监会全面强化了“分工协作、监管有序、齐抓共管、资源优化”的对总部不在北京的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属地联动监管机制，即将其监管权下放给法人注册地的银监局管辖，贯彻“加强法人监管、加强属地监管、加强联动监管和提高监管效率”的监管要求，体现了对属地监管和法人监管的并举。证监会在2004年以前即实行了跨区域的法人监管体制，2004年后则转为实施“属地监管、职责明确、责任到人、相互配合”的辖区监管责任制，按行政区划设置监管局并与地方政府协作，由原来的统一法人监管转变为“法人、属地”的双重监管模式。保监会在2009年11月以后也开始了“法人监管”工作，要求“加强法人机构和高管人员监管，提高结构调整的科学性，不断完善分类监管制度”。总体而言，“三会”的“法人监管”政策都不同程度体现了“法人”与“属地”的联动式监管。

（二）反洗钱“法人监管”的基本概念

反洗钱法人监管体制指“人民银行以金融机构法人为监管单位，要求金融机构法人对全系统的反洗钱工作负总责，由人民银行指导、检查、评估其实施统一的内控制度、统一的报告分析体系、进行系统风险监管”的制度。

反洗钱法人监管框架下，人民银行总行将统一制定金融机构法人监管规则，全面负责对全国性金融机构法人的监管。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则在监管好辖内金融机构法人的同时，积极采用巡查、督导等方式协助人总行对全国性金融机构法人在辖内的分支机构实施监测，此外，各分支机构经人总行授权后可实施对金融机构法人在辖内分支机构的现场检查。

（三）“风险为本”与“法人监管”制度的关系

最权威呼吁“风险为本”监管原则的应是巴塞尔委员会，随着巴塞尔协议i、ii、iii以及《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的先后，以风险为本的监管模式已经成为全球金融行业监管部门的共识。2004年，英国首倡以“风险为本”监管方法在反洗钱领域中的运用，随后，在fatf和沃尔夫斯堡集团的倡导下，风险为本日益成为了反洗钱工作的核心理念。我国则在2009年以《2008-2012年中国反洗钱战略》为标志，确定了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制度。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指在开展反洗钱监管时，应该对不同组织机构和业务类型所面临的洗钱风险进行科学评估，并在此基础上有轻重、有主次地决定稀缺监管资源的投入方向和比例，最小化反洗钱制度的运行成本，确保有限的反洗钱监管资源优先投入到高风险机构和业务领域，有

监控和防范潜在的洗钱行为。

“风险为本”的基本前提在于反洗钱监管资源的稀缺性以及风险分布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非均衡性，其资源配置应尽量使反洗钱监管资源使用的边际效用与其边际成本相等。当监管资源使用的边际效用小于因之增加的成本时，理性监管者应减少对相关资源的投入，而将资源投入到边际效用更高的领域，即风险更高的领域。需指出的是，反洗钱监管风险的大小本身就决定了可获得边际效用的多少，当使用效率相同的等量监管资源投入到风险大小不一的两个领域时，显然该资源在风险较大的一方所产生的效用较大，直到反洗钱监管资源在双方的边际效用相同为止，此时监管资源已经在风险较大的领域内获得了集中。

2012年以来，人民银行的反洗钱监管同时涵盖了“风险为本”与“法人监管”的制度要求。结合法人监管的基本特点，风险为本制度与法人监管制度的逻辑关系可以表述为：由于资源稀缺性与风险差异化，客观上应将监管资源优化配置，而资源的优化配置需要设定有科学的资源配置规则，以风险大小作为资源配置多少的标准即充当了这样的依据与规则，此后解决问题的关键转变为对具体风险的衡量，而法人监管制度的确立最终为风险的有效测度提供了可行机制。风险为本的监管需要以法人监管制度的配套实施，法人监管制度的核心目的在于实践以风险为本的监管理念，“法人监管”为“硬制度”，即“管法人”，“风险为本”为“软制度”，即“管风险”，法人监管制度为风险为本制度提供了制度保障，风险为本制度则为法人监管制度提供了指导思想，风险为本的制度与法人监管制度的根本目的均在于优化配置反洗钱监管资源，提高反洗钱监管效能，相互可有机的统一，二者均是我国反洗钱工作与时俱进发展的客观需要。

“法人监管”制度有效体现了“风险为本”的基本要求。例如，全国性银行分支机构多、风险散点多、风险传导快、影响力度大、波及范围广，法人监管后，人民银行总行将直接对其各级机构履行监管职权，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则统一接受总行调度，配合总行实施监管政策，这样，人总行就能在全国范围内根据风险大小或风险区域分布情况统一配置反洗钱监管资源。相比之下，地方性法人银行机构的风险环节较少、影响区域小，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监管资源使用也将仅限于特定区域与环节。

二、“法人监管”与“属地监管”的比较分析

反洗钱“属地监管”与“法人监管”的主要流程如下图所示：

结合上述流程图分析，对属地监管与法人监管做进一步比较，如下表所示：

“属地监管”与“法人监管”比较分析表

对监管者，法人监管政策带来的主要变化有：

一是工作开展外部化。一方面，法人监管下人民银行总行从幕后走向前台，工作对象由对内部（下级行）为主向对外部为主转变，人总行在实际上成为全国性金融机构的最终监管者；另一方面，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的工作也将从对内（上级行）对外二位一体向对外为主转变，各级分支成为了当地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的最终监管者。

二是监管方式一体化。法人监管后，人民银行的反洗钱监管模式将从横向监管向纵向监管转变，较好解决了属地监管下“条块分割”的“x-非效率”问题。“x-非效率”问题指在垄断企业的大组织内部，由于层次较多，关系复杂，机构庞大及制度原因，企业费用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难以实现，导致存在企业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状态。横向属地监管模式形似“块状”或“网状”，人民银行总分行处于“网状”的中心位置，实际中“网状”需要多角度的共同作用才能保持平衡结构，极易出现“x-非效率”的问题。纵向法人监管模式形似“线状”，人民银行总分行处于“线状”的极点位置，线状结构下只存在单一的监管主体，对同一法人不同分支的监管不会参差不齐，对不同机构的监管也不易出现厚此薄彼，“x-非效率”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三是监管权力集中化。法人监管后，人民银行总分行间的监管权力将发生变化，其中，总行的对外权力边界得到了扩张（对内权力发生了局部收缩，总体权力扩大），分支行的监管对外权力边界发生了收缩（对辖内法人监管权或部分内部自主权获得了增加，总体权力变小），但二者的监管权力都体现了集中化，全国性金融机构总部及其分支的监管权集中于人总行，地方性法人总部与异地分支的监管权集中于人行当地分支机构，对同一

法人的监管权限不在分散于不同的人行分支。

四是监管分权正式化。法人监管后人民银行各层级间将由属地监管下的“上下级”关系转变为各层级机构间的“分权与合作”关系，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所拥有的产权从“准产权”向“正式产权”过渡，分支机构成为对辖内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的最终监管者。此外，在对非辖内地方性法人分支机构的反洗钱监管工作中，人民银行分支行发生了从监管者向监督者的角色转换，仍然保持对人总行反洗钱产权的部分使用权。

五是监管重心带状化。以云南省为例，截止2012年11月份，全省实际被监管机构共135家，其中银行类54家（含信托、资产管理及财务管理公司，农信社或农村合作银行当作一家看待），保险类32家，证券期货类41家，支付类8家。全省地方性法人金融与支付机构共有38家（银行类27家，证券期货类4家，保险类1家，支付类6家），其中昆明地区有17家，法人监管后全省具有直接监管权的机构将仅占现有监管存量机构的28%，昆明地区将仅占辖内现有监管存量机构的15%，对其他被监管机构的直接监管权将向东部、北部转移（金融机构的法人注册地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等东部北部发达地区），监管重心发生了带状化分布。

六是监管风险非均等化。属地监管模式下，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存在监管风险均等化的问题，即各区域间反洗钱监管所面临的风险种类及风险大小同质化，如各全国性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普遍分散于各省市，而其在全国各地基本都有分支机构，除了各省市地方性因素的冲击外，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对全国性金融机构监管所面临的主要风险不同程度存在均等化的问题。法人监管后，各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将集中体现，不同层级监管机构所面临的主要风险不再趋同。

七是监管资源重置化。科斯第二定理认为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可交易权利的初始安排将影响到资源的最终配置，“法人监管”制度重新定位了反洗钱可交易权利的初始安排以及风险的传导机制，其必将影响监管制度、人员、资金等资源的重配，资源的配置数量将与监管权限及所面临风险大小情况更趋一致，资源配置得到优化，使用成本也将获得节约。

对被监管机构，法人监管政策带来的主要变化有：

一是工作开展内部化。法人监管后，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工作由以对外负责为主，逐步转变成为以对内负责为主，此进一步加强了金融机构，特别是金融机构分支机构的工作自主权，反洗钱工作在实际上由“是人民银行的事情”向“是自己的事情”发生了转变。

二是内控管理一体化。反洗钱法人监管将有助于强化金融机构反洗钱内控工作的纵向一体化，随着来自当地人民银行的横向监管力度的减弱以及机构内部纵向监管强度的增加，金融机构各分支机构的内控管理只单一来源于内部自上而下的要求。

三是业务处理集中化。法人监管将带来金融机构的反洗钱业务处理的集中化，反洗钱业务主要包括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数据的处理与分析，客户或交易信息的补正，案件调查协查分析等，法人监管客观上要求金融机构对反洗钱主要业务的集中化处理。

四是监督工作内部化。属地监管下，对金融机构的反洗钱监督以人民银行的外部监管为主，法人监管后，监督工作将随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对非本地法人机构直接监管权的丧失而以金融机构上下级间内部自我监督为主发生转变。

五是成本费用节约化。法人监管后的主要变化表现为反洗钱信息传输通道的内部化，显然，信息在内部传输的效率要高于其在外部传输的效率。同时，非当地法人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不再产生因当地人民银行差异化监管所带来的特定成本与费用。此外，法人监管后，一家法人机构名义上只有一个监管机构，而一个监管机构的监管模式可能在长期上保持稳定，金融机构可因监管者路径依赖而节约更多的成本或费用。

三、反洗钱“法人监管”的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分析

反洗钱的法人监管制度意味着我国反洗钱制度的变革，体现的是制度的变迁，结合前面的分析，本部分将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对“法人监管”做如下论述。

（一）产权理论与法人监管

反洗钱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属于一种社会服务，公共物品的特性决定了公共物品不能或不能有效通过市场机制由企业或个人来提供，而只能通过国家来提供，以避免市场失灵，人民银行即作为国家的方而成为反洗钱公共服务提供主

，其反洗钱产权也滥觞于此，人民银行各地分支机构则经总行授权让渡后行使反洗钱产权。

反洗钱产权指因反洗钱事由的存在及关于它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其不仅是人们对反洗钱资源使用的一束权利，而且确定了人们在反洗钱中的行为规范与社会制度，反洗钱产权的根本目的在于避免社会对反洗钱资源的过度或低效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的颁布正式标志着人民银行反洗钱产权的确立，也标志着国家权力强制实施对反洗钱产权的保护。《反洗钱法》确立的反洗钱产权制度赋予了人民银行反洗钱行政主管权力，建立了一套排他性的资源使用体系，形成了特定的反洗钱秩序（核心为权利与义务）。人民银行对反洗钱公共物品的提供需要以各金融机构对相关义务的履行为基础，反洗钱法规对特定秩序的规定越明确，那么其对反洗钱产权的界定与保护也就越清晰、有效。

从产权视角来看：

1.“法人监管”进一步明晰了人民银行总分行监管产权，解决了部分“委托-”问题。属地监管普遍存在“金融机构为人民银行打工，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为人民银行总行打工”的“委托-”问题，典型比如监管信息的报送，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基本处于被动过渡位置。“委托-”关系的基本特征在于“委托人”不能拥有私人信息，在信息占有上处于劣势，“人”则拥有私人信息，在信息占有上处于优势。法人监管强化了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及金融机构的自主性意识，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产权由相对产权向绝对产权转变，人民银行总行与分行间的监管产权得到进一步明确，各自成为一定监管层面的直接信息拥有者，“委托-”问题得到缓解。科斯第三定理认为，当交易费用大于零时，产权的清晰界定将有助于降低人们在交易过程中的成本，改进效率。换句话说，如果存在交易成本，没有产权的界定与保护等规则，即没有产权制度，则产权的交易与经济效率的改进就难以展开。

2.“法人监管”意味着反洗钱产权的置换与转让。实施法人监管后，对金融机构各地方分支机构的直接监管权被上收到人民银行总行或地方性法人所在地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金融机构将从受到多个反洗钱产权使用子主体的监管转变为只接受一个反洗钱产权主体的监管，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行使巡查、督导等职权。整个过程可以看作是人民银行总行以对非本地法人辖内分支机构的巡查、督导或经过授权后实施检查以及辖内地方性法人的全部分支机构的终极监管权与人民银行各分支置换其对全国性金融机构的各地分支机构的直接监管权，体现了不同制度下反洗钱监管产权在人民银行总分行间的转让过程。产权经济学认为，只有产权是可以转让的，才能把资源从低价值使用者手里转移到高价值使用者手里。法人监管后，人民银行反洗钱监管资源将从低价值处向高价值处发生转移。

3.“法人监管”解决了部分反洗钱“外部性”问题。反洗钱工作的外部性指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动和决策使另一个或一群人受损或受益的情况，但该种影响却没有通过价格机制得到体现。例如：属地监管下，人民银行省级分支机构对辖内全国性金融机构分支的地域性工作安排或要求，虽然并不针对金融机构的州市机构，但是金融机构一般均会将该安排或要求传达布置于下一级分支机构，下一级分支机构却又直接接受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监管，而当地可能并没有此项监管安排或要求，这样外部性就产生了，同理，人民银行省级分支机构对下级分支行的内部要求，也将可能对当地的金融机构产生影响，构成外部性，法人监管将有利于解决诸如此类的“外部性”问题。产权是界定人们如何收益及如何受损，因而谁必须向谁提供补偿以使他修正人们所采取的行动，产权经济学强调外部性是与确定、交换、监督或执行产权的成本相联系的，且只有外部性内在化的收益大于内在化的成本时，产权的发展才有利于使得外部性内在化。“属地监管”下，较高的交易费用导致了反洗钱工作“外部性”的出现，法人监管后，因交易成本的节约，外部性得到内部化。

（二）交易成本理论与法人监管

交易成本指参与交易的组织在进行交易时产生的组织之外的非生产性费用，交易成本在本质上是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费用，真实的交易本身无法避免交易成本，显然，无论在属地监管还是法人监管下，反洗钱工作都存在交易成本，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间表现出一定的专业化分工关系。

当然，反洗钱工作的交易成本主要指市场型交易费用与管理型交易费用，市场型交易费用指为了进行市场交易，交易主体对市场信息的搜寻发现成本，交易主体间的谈判和决策费用，监督费用以及对合约义务的履行费用。管理型交易费用主要包括建立、维持或改变一个组织设计的费用以及组织运行的费用。

交易成本一般主要包括制度准备成本、制度达成成本、对制度的监督和实施成本。“属地监管”和“法人监管”下的交易成本具体又可分为制度研究讨论成本、制度制定成本、制度灌输成本、政策传达与培训成本、法规修订成本、工作交接成本、制度维护成本、数据报送与审核的成本、成本等等，成本指“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费用，属于一种特殊的交易费用。“法人监管”下的数据报送与审核成本及成本比“属地监管”都大为减少。广义上，交易成本指制度运行的费用，即制度成本（阿罗，1969），其可看作是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在内的与物质生产过程和运输过程非直接相关的一系列制度成本（张五常，1999），反洗钱交易成本也即反洗钱工作的制度成本。

反洗钱法人监管体制下，交易费用将获得节约。假定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总分支机构属于各自独立的反洗钱参与主体，其上下级间存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委托关系，人民银行则可以看作金融机构的上级机关，相互间也存在委托关系。如属地监管和法人监管的信息报送流程比较图所示，属地监管中存在的交易主体间交易环节有13～16个，法人监管下的交易环节仅有10个，如果单位交易成本不变，那么法人监管下的总体交易成本必将小于属地监管下的总体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属地监管中的外部交易或外部环节有10～13个，法人监管下的外部交易或外部环节仅有4个，一般而言，内部交易或内部的交易成本将小于外部交易或的交易成本，即法人监管框架内交易或环节的平均交易成本将更具优势，法人监管下的交易成本因此获得了节约。从长期来看，法人监管下的平均交易成本将远小于属地监管下的平均交易成本。

“法人监管”与“属地监管”下的总体成本均可简要表述为“组织内部反洗钱工作开展的成本”与“总体交易成本”之和，其中前者指直接与反洗钱工作开展运行相关的成本，在性质上等同于企业的生产成本，显然，随着法人监管制度的规模经济与网络效应，法人监管下的总成本终将因交易成本的节约而小于属地监管下的总成本。

（三）制度变迁理论与法人监管

制度变迁理论是研究制度随着人口、资源、技术和人们主观意识及想像及人们之间相互关系变化而变化的理论，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因包括受到外部冲击或者博弈结构的内部均衡结果的影响。制度既是一种博弈的均衡，也是一种博弈的规则，在某项制度下，博弈主体依然会重复进行博弈，或利用该规则，或回避该规则。根据制度变迁理论：

1.人民银行反洗钱部门与金融机构（特别是全国性金融机构）博弈的结果。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各自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杰弗利·贝利（1989）将利益集团定义为“一个由拥有某些共同目标并试图影响公共政策的个体构成的组织实体”，利益集团会阻碍或促发某项制度变迁，其往往也会从舆论上打着国家利益的招牌，进行院外活动，影响政府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政策或规则。不同利益集团总是在不停地进行博弈，博弈的结果反映了双方力量的大小，也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不难看出在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博弈中，金融机构是实施法人监管后受益最大的一方。

2.非正式或正式制度变迁引发的新的制度变迁。比如，大额和可疑交易综合试点工作或者“风险为本”制度的实施需要“法人监管”的配套政策。历史学家蒋廷黼（1938）在《中国近代史》中曾说过，在社会变革中，只要走出第一步，就不得不走出第二步，为了保住第二步就不得不走出第三步。此即是一种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指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好的或不好的选择，诺斯（1991）认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有“诺斯路径依赖一”与“诺斯路径依赖二”两种极端形式，在二者之间还有很多中间形式的路径依赖。诺斯路径依赖一指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诺斯路径依赖二指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法

人监管制度是一种靠近“路径依赖一”的依赖方式，法人监管政策将更能保障“大额和可疑交易集中处理”以及“风险为本”监管的实现。

3.“属地监管”制度存在缺陷，而“法人监管”制度具有替代优势。从我国开展反洗钱工作的八年来，现行制度逐渐表现出较大的缺陷，已在很多方面不适应新时期国内外反洗钱工作形势（如：监管工作的宽化与深化要求、以风险为本的政策转型等等），而相对而言，“法人监管”能够克服“属地监管”的诸多问题，同时，其已经“三会”多年的监管实践，可资人民银行反洗钱“法人监管”借鉴。

4.“法人监管”体现了反洗钱监管当局的监管思路与监管风格。2012年2月，人民银行正式提出了“法人监管”的工作目标与要求，此正值人民银行有关领导履新之际，体现了反洗钱监管当局的监管新思路与监管新风格，体现了主观能动性。在我国的特殊国情下，人的因素往往成为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法人监管政策即是反洗钱监管当局的主观意识与客观存在相结合的产物，符合现实发展的需要。

（四）企业的边界理论与法人监管

企业的经营管理存在边界。科斯（1937）认为随着所配置资源的增加，企业组织成本上升，导致企业不能无限扩张而存在边界的原因有三：一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家函数存在收益递减规律会导致在企业内部追加单位交易的成本上升；二是企业交易增加，企业家不能成功将生产要素运用于价值最大的地方，实现要素最佳利用；三是一种或多种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可能会上升。企业只会扩张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另一个企业组织中的组织成本或是等于由价格机制“组织”该交易所包含的成本时为止。威廉姆森（1984，1985）认为，由于资产专用性、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以及交易频率的存在，企业与市场间存在交易费用，企业的经营管理存在着边界，企业边界取决于公司对不同治理结构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只有当收益大于成本时，企业才会选择扩张边界。产权经济学则认为企业边界取决于纵向一体化收益和成本的权衡，纵向一体化决策决定了企业的边界，当一体化的收益高于成本时，企业实施一体化扩张其边界，相反，当一体化的收益低于成本时，企业则维持不变的规模和边界。

反洗钱的监管存在监管边界。随着反洗钱监管工作的深入，监督管理的边际成本将会逐步增加，监管要素难以最优配置，监管资源存在资产专用性，反洗钱主体都会表现出有限理性或机会主义倾向，监管者与被监管者间的交易频繁往复，普遍存在交易费用。因此，无论是“属地监管”还是“法人监管”，反洗钱监管工作同样具有边界。

“法人监管”框架下反洗钱监管边界实现了扩张。反洗钱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为市场交易主体，二者之间的信息或工作交换在形式上表现为市场特性，交易的媒介不是货币而是行政指令，无需经过双方的讨价还价即可达成交易契约。与“属地监管”相比，“法人监管”表现了反洗钱工作的纵向一体化，实现了金融机构对市场的替代，大幅节约了反洗钱市场主体间的交易成本，纵向一体化带来的预期收益将高于预期成本，人民银行的反洗钱监管边界能够因此得到扩张，当然，监管边界的扩张也包括监管深度的提高。 　反洗钱“法人监管”的边界将在特定的条件下达到最优。根据科斯观点，当“新制度节约的交易成本”等于“新制度增加的组织管理成本”时，反洗钱监管的边界扩张达到最优。前者小于后者表明新制度因增加总体成本而变得不经济，监管机构应该从部分监管领域中退出，直到增加的组织管理成本等于节约的交易成本时为止。前者大于后者表明监管机构应该进一步扩张监管领域，直到新增的组织管理成本与节约的交易成本相等时为止。可以说，制度变迁节约的交易成本越多，那么监管机构就越可能最大限度扩张其监管边界。根据威廉姆森的观点，当法人监管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反洗钱监管的边界扩张达到最优。根据产权经济学观点，当纵向一体化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反洗钱监管的边界扩张达到最优。

四、对反洗钱“法人监管”制度及其政策制定的建议

综上所述，为完善法人制度及其有关政策，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法人监管应坚持“以法人监管为主，属地监管为辅”的工作思路，将属地监管作为法人监管的有益补充

法人监管和属地监管各自具备优劣，因此法人监管不应该全部替代或排斥属地监

管，相反，应能有机结合二者的优点，并克服劣势，属地监管可以成为法人监管的有益补充。事实上，人行分支机构履行巡查、监督等职权即是法人监管结合属地监管优势的一种制度安排。人民银行应在实践中持续创新监管工具，合理分权与分工，强化纵向与横向监管抓手，调动分支机构的积极性，有效解决人行分支机构监管权力的弱化、空化的问题。

（二）法人监管制度建设应切实体现“风险为本”的原则与要求

法人监管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风险为本”的监管，法人监管框架内的监管资源配置应与监管权责及面临风险的大小相适应，法人监管制度创新也应始终保持与“风险为本”原则和要求的高度一致，背离了“风险为本”法人监管的效用将难以体现。

（三）法人监管应合理设定法人监管制度与机制，克服对属地监管模式的“诺斯路径依赖二”

路径依赖表示一种制度惯性，即旧制度对新制度的阻碍或促进，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该路径产生依赖。例如：法人监管制度下，随着风险聚集与传导方式的变化，监管资源配置也将随之变化，但是该监管资源的调整由于交易费用或者信息不完全等原因而存在很大的滞后性，即资源的调整速度或周转率将大大落后于风险的变化速率，监管资源路径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与新的风险聚集与传导机制不相匹配。反洗钱法人监管初始制度的选择会强化现存属地监管制度的刺激和惯性，法人监管的后续制度选择也会强化初始制度的刺激与惯性。因此，法人监管制度的初始设计必须尽可能的与反洗钱工作实际相吻合，以使得后期制度设计对初始设计的依赖接近“诺思路径依赖一”，克服对属地监管或者法人监管初始制度的诺斯路径依赖二，最终确保法人监管制度实施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四）法人监管制度应完善人民银行总行与分支机构间信息通报共享机制

法人监管将弱化人民银行地方分支机构对辖内反洗钱工作情况及风险掌握的全面性，跨区域监管也对人民银行各分支行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人民银行总分行间或者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间应进一步加强对监管资源与信息的通报或共享，建立协调互助机制，不断克服在监管或监督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不全面问题。例如：分支机构对全国性金融机构分支进行巡查前，应能获取人总行的日常监管信息；对辖区内法人公司设在辖区外的分支机构，应与对应的人行分支机构建立沟通交流合作机制等等。

（五）法人监管下应正确处理“法人监管”与反洗钱调查工作的关系

在反洗钱法人监管全面推进的同时，反洗钱调查机制应与其保持二元结构，即反洗钱案件调查工作应延续属地管辖的模式。反洗钱调查工作具有较强的区域性，如果因“法人监管”而降低缩小调查的范围，将大大影响调查的效益。2012年全国反洗钱工作会议仅要求调整反洗钱调查工作的流程，具体包括：“进一步规范反洗钱调查和可疑交易移送工作”、“加强对可疑交易报告线索的清理工作”、“继续组织做好涉及洗钱犯罪的大案要案查办工作”、“进一步增强反洗钱调查的敏感性”等方面，并未要求将“法人监管”的模式推行到反洗钱调查中。

（六）法人监管框架要求尽快修改反洗钱相关法律法规或者规范性文件

我国以“一法四规”为代表的反洗钱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基本立足于“规则监管”而设定，当前，法律法规或者规范性文件中的部分内容已经不适用于现阶段“法人监管”的工作需要，客观上亟待需要实施修改。例如：《反洗钱非现场监管办法》第四条、第十四条，《反洗钱现场检查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等等。

（七）法人监管工作应加强对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法人监管的经验借鉴

人民银行总行与各级分支机构的反洗钱工作应充分借鉴“三会”及其各地分支的经验与教训，争取在法人监管试点与全面推进过程中少走弯路，快速、高效完成反洗钱监管转型，促进反洗钱工作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