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的体会范文
时间:2024-01-10 17:5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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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翕翕发热
为表热证的特有热型。翕者,鸟合羽也;翕翕发热者,犹如羽毛覆盖身上温温发热之貌,形容发热之轻微。方有执说:“翕,火炙也,团而合也,言犹雌之伏卵,翕为温热而不蒸蒸大热也”。 成无己谓:“翕翕者,然而热也,若合羽所覆,言热在表也。”成无已在《伤寒明理论•发热第一》说:“所谓翕翕发热者,谓若合羽所覆,明其热在外也。……盖邪气在表发热者,则表热里不热也。”
2蒸蒸发热
是经证(腑证亦可见)的发热特点。形容高热汗出并见,发热如热气上蒸,蒸笼蒸物之热势蒸腾,从内腾达于外,轻按肌肤和重按均觉热甚,手近之即感有热。成无己说:“所谓蒸蒸发热者,谓若薰蒸之蒸,明其热在内也。……邪气在里发热者,则里热甚而达于表也。”
3往来寒热
本症是少阳病热型标志。恶寒时不发热,发热时不恶寒,发热恶寒交替出现。此热型为邪在半表半里之特有证候,从病机上讲,它是邪正分争而互为进退之征,是人体抵抗力与病邪相搏而产生的反映。成无己谓:“邪在表则寒,邪在里则热,今邪在半表半里之间,未有定处,故往来寒热。”
4寒热如疟
即寒热发作有时,此种寒热如疟证,论中有数处提到,其热状既不同于疟疾,亦不同于往来寒热,可分见于三阳经病中。
5烦热
烦热为自觉症状,烦者苦恼之意,烦热为自感苦恼有热而不能自安之意。烦热病机,郁热多在心胸之间,《伤寒杂病辨证》谓“烦热者,热之苦烦者也,其证在心胸之间,如蒸如,热气怫郁,烦忧不能安静也。”
6潮热
为阳明腑证的发热特点,形容发热犹如潮水定时而至,有定时增高的现象,日只一发,发有定时,下午3~7时热势最甚。《伤寒明理论》谓:“潮热,若潮水之潮,其热不失其时者也,一日一发,指时而发者谓之潮热,若日三五发者,即时发热,非潮热也。”一般说来,若病人见潮热,说明阳明里实已成,因阳明旺于午后甲酉之时,所以阳明腑证多于此时发热。
7时发热
即有时发热,有时不发热,日有数次,发无定时,多见于太阳表热。
8微热
指体表热象低微或阳热病热趋于里不外露之证,为发热之轻微,若有若无之状,有虚寒证亦有实热证。《伤寒杂病辨证》谓“微热亦属里热,微即幽微之微,隐邃而不大显之义,热微如无之谓也。”
9厥热胜复
是指四肢厥冷与发热往返胜复出现,即发热和四肢厥冷相互转化,发热转为四肢厥冷,四肢厥冷又复转为发热,如此往返胜复。此为厥阴虚寒证中反映阴阳消长,病势进退的一种特殊征象。
《伤寒论》对发热症的论述丰富而生动,反映了仲景对发热的高度重视和科学构思。需指出,发热作为认识疾病的方法和依据时,并不排除其它脉证的重要性,人体生理病理过程一直是处于矛盾运动变化状态,各种热型反映了发热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个阶段的特征,不能完全反映疾病本质,临床辨证必须结合其他证候,方可辨证施治。
现代医学把发热分为热型、热势。热型分稽留热、弛张热、间歇热、消耗热、回归热、波浪热,不规则热等;热势一般分为低热、中等热、高热、超高热。现代医学划分的热型与《伤寒论》中某些对发热的形象描述是可以联系上的,如不规则热与太发热恶寒;间歇热与往来寒热;弛张热与潮热等,颇相近似。须指出的是,单凭体温计的度数,远远不能反映中医所说的各种热型,中医治疗发热性疾病,不是见热治热,而是通过辨证,分清表里虚实,再处以施治,显然与解热镇痛认识有别。
《伤寒论》不仅对发热的认识是十分独到的,而且还有着独特的施治手段,具有着十分重要的临床现实意义和理论探讨的宝贵价值。
篇2
【关键词】 《伤寒论》;脉诊;寸口诊法;趺阳诊法;少阴诊法
《伤寒论》非常重视脉诊,开篇就是“辨脉法第一”“平脉法第二”,并且几乎各篇目均冠以“辨××病脉证并治”字样。全书脉诊法以寸口诊法为主,兼论趺阳脉,还有少量的少阴脉诊,《伤寒论》对这3种脉诊法运用的非常纯熟。
1 寸口诊法
寸口诊法是《伤寒论》中最主要的诊法,它与《难经》《脉经》等医籍中脉诊法均不同。《伤寒论》中的脉诊法自成体系,主要体现在四大方面。
1.1 以阴阳为总纲
《伤寒论·辨脉法》谈到脉象分阴阳:“凡脉大、浮、数、动、滑,此名阳也;脉沉、涩、弱、弦、微,此名阴也。”谈到尺寸分阴阳:“假令寸口脉微,名曰阳不足,……假令尺脉弱,名曰阴不足。”书中多次提到脉之阴阳,大部分是指部位,那么阴阳指的是浮沉还是尺寸?“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一句足以说明“部位的阴阳”应指“尺寸”。《伤寒论·平脉法》所言“脉有三部,阴阳相乘……脉有三部,尺寸及关”亦可佐证,纵览全书,也是以“尺寸”解释最为合理。
1.2 以尺寸脉合诊判断病在何经
《伤寒论·伤寒例》总论伤寒病,其中明确提出六经病的脉象特点:“尺寸俱浮者,太阳受病也,当一二日发”“尺寸俱长者,阳明受病也,当二三日发”“尺寸俱弦者,少阳受病也,当三四日发”“尺寸俱沉细者,太阴受病也,当四五日发”“尺寸俱沉者,少阴受病也,当五六日发”“尺寸俱微缓者,厥阴受病也,当六七日发”。这是以尺寸脉合诊判断病在何经。
在六经病最精要的提纲证条文中,太阳病、少阳病、少阴病的脉象则与前文基本一致。如太阳病“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少阳病“伤寒,脉弦细,头痛发热者,属少阳”,少阴病“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显然,《伤寒论》的六经病脉之条文与六经病提纲证的脉象应是前后呼应的。而阳明病、太阴病、厥阴病的提纲证没有提到脉象,这却是有原因的。阳明病多以症状作为处方用药的依据,少提脉象,太阴病则条文与脉象俱少。《伤寒论》对此二经病的主要诊脉法是诊趺阳脉,具体见于《伤寒论·平脉法》与《伤寒论·辨脉法》。至于厥阴病,众所周知,其中的条文排列比较混乱,错简较多,而且厥阴病的变证众多,各条文的脉象各异,难以认定厥阴病的脉象。
1.3 多论脉象,少谈脉位
很多人认为《伤寒论》中大部分脉均只言脉象而不涉及脉位。如“其脉沉者,荣气微也。其脉浮,而汗出如流珠者,卫气衰也”“脉浮而紧,按之反芤,此为本虚”“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发汗已,脉浮数,烦渴者,五苓散主之”等等。
但是撇开脉位,脉象又何以依附?这是我们探讨脉诊时无法回避的一个关键问题。六经病的脉象应是哪个脉位的脉象?其实,《伤寒论》中自有说明。六经中的第一经是太阳经,其对脉的说明是最详细的。如在《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谈到“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曰伤寒……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太阳病未解,脉阴阳俱停,必先振栗,汗出而解。但阳脉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阴脉微者,下之而解”。在前文《伤寒论·伤寒例》中已谈到“尺寸俱浮者,太阳受病也,当一二日发”。参考前后文,可以清楚看出太阳病中的“阴脉”指的是尺脉,“阳脉”指的是寸脉,太阳病的脉象是尺寸两处的共同脉象。而太阳病的提纲证“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中仅言脉浮。三者对比可知,太阳病提纲证中的脉浮应该是指尺寸部的脉俱浮。
由于六经中的第一经太阳经已经详细说明,后面五经的脉象就无需再重复说明是尺寸部的脉象了,所以简化后只谈脉象。于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伤寒论》中的脉象其实已经暗含了部位,是尺寸的共同表现。
1.4 多言“尺寸”,少语“关”部
《伤寒论》谈到脉位的条文中,多以“阴脉”“阳脉”或“尺寸”表明脉之在尺、在寸,而很少论及关脉。如《伤寒论·辨脉法》中“阳脉浮大而濡,阴脉浮大而濡,阴脉与阳脉同等者,名曰缓也”“寸口脉阴阳俱紧者,法当清邪中于上焦,浊邪中于下焦”等,《伤寒论·伤寒例》中“尺寸俱浮者,太阳受病也,当一二日发”等,《伤寒论·辨厥阴病脉证并治》中“下利,寸脉反浮数,尺中自涩者,必清脓血”。仅在几处提及关部,如《伤寒论·辨脉法》中“若数脉见于关上,上下无头尾,如豆大,厥厥动摇者,名曰动也”及《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按之痛,寸脉浮,关脉沉,名曰结胸也……寸脉浮,关脉小细沉紧,名曰藏结”等。
《伤寒论》如此重视尺寸脉象与其以阴阳为总纲的指导思想有关。从其脉诊法多以阴阳论尺寸、鲜提关部来看,乃是一种阴阳脉诊法,而且它没有说明寸关尺的长度,更没有将寸口脉分候脏腑,与《脉经》差异悬殊,这与现在医师多将寸口脉分为六脏脉而诊察脏腑的脉诊法不同,二者完全是两套诊脉思路。
2 趺阳诊法与少阴诊法
趺阳诊法与少阴诊法见于《伤寒论》中《辨脉法》《平脉法》《辨阳明病脉证并治》《辨厥阴病脉证并治》四篇。趺阳诊法诊脉的部位是“趺阳”,即冲阳穴,乃是胃经的原穴,诊察的目标是脾胃,即后天之本;少阴诊法诊脉的部位是“少阴”,即太溪穴,乃是肾经的原穴,诊察的目标是肾,即先天之本。
在《伤寒论》中,这两种诊法几乎总是相提并论,所以我们必须把二者联系在一起讨论,才能体会张仲景对此二处脉诊的用意。从身体部位来看,趺阳脉在足背高点,太溪脉在内踝后,二者也很靠近,可以同时切诊。
《伤寒论·辨脉法》云:“趺阳脉浮而涩,少阴脉如经也,其病在脾,法当下利。何以知之?若脉浮大者,气实血虚也。今趺阳脉浮而涩,故知脾气不足,胃气虚也。以少阴脉弦而沉,才见此为调脉,故称如经也。若反滑而数者,故知当屎脓也。”由于下利与脾、肾关系最大,此处提出用以鉴别的脉象,若趺阳脉浮涩、太溪脉正常则病在脾胃,如太溪脉滑数,则会下利脓便,病在肾。《伤寒论·辨厥阴病脉证并治》论述下利时认为:“少阴负趺阳者,为顺也。”对比两处脉象,阴脉负于阳脉是符合生理的,故为顺。尚炽昌[1]认为此处应以土不能被水反克解释,运用五行理论大加阐发土制水为顺。而《伤寒论·平脉法》有提到“脉有相乘、有纵、有横、有逆、有顺,何也?”“金行乘水,木行乘火,名曰顺也”,可见“顺”指的是母乘子,不是土与水的关系。另外,五行又分阴阳,趺阳脉为胃脉,乃阳土,少阴脉为肾脉,乃阴水,阳土与阴水无相克关系,只有相合关系。再者,《伤寒论》是一部实用的临床书,多源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此处的对比应该没有那么复杂的深意。
《伤寒论·平脉法》云:“阳明脉微沉,食饮自可。少阴脉微滑,滑者紧之浮名也,此为阴实,其人必股内汗出,阴下湿也。”此处将阳明脉与少阴脉并论,而不谈其他脉,必然说明的是趺阳脉与太溪脉,而不是寸口的六经脉,否则不能符合《伤寒论》的语言特点[2]。另有其他二脉并举的条文可以证明:“趺阳脉紧而浮,浮为气,紧为寒。浮为腹满,紧为绞痛……少阴脉不出,其阴肿大而虚也”“趺阳脉微而紧,紧则为寒,微则为虚……少阴脉弱而涩,弱者微烦,涩者厥逆。趺阳脉不出,脾不上下,身冷肤硬。少阴脉不至,肾气微,少精血,奔气促迫……”此处各条文的脉象都没有鉴别的需要,症状差别很大,所以能排在一起很可能是因为张仲景总是同时要切诊趺阳脉与太溪脉,习惯把二脉相提并论[3]。
张仲景非常重视胃气,这可从其对趺阳脉的重视看出。如《伤寒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介绍了诊断脾约证靠的就是趺阳脉诊:“趺阳脉浮而涩,浮则胃气强,涩则小便数,浮涩相搏,大便则难,其脾为约,麻仁丸主之。”这是趺阳脉诊的独特运用。其余如“趺阳脉伏而涩,伏则吐逆,水谷不化,涩则食不得入,名曰关格”,可诊断关格,“趺阳脉滑而紧,滑者胃气实,紧者脾气强”“趺阳脉浮而芤,浮者卫气衰,芤者荣气伤”用以明确病机,“趺阳脉沉而数,沉为实,数消谷,紧者,病难治”“趺阳脉浮,浮则为虚,浮虚相搏,故令气噎,言胃气虚竭也”用以推断预后。张仲景对趺阳脉的切诊得心应手,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参考文献
[1]尚炽昌.少阴负趺阳者为顺[J].国医论坛,1986,1(1):56.
篇3
介绍了“审证求因”这一中医学临证方法在宋金元时期几部典型伤寒学著作如《伤寒总病论》、《南阳活人书》、《伤寒发微论》、《伤寒明理论》中的体现,以简单反映审证求因理论在这一时期的发展。
【关键词】 审证求因;伤寒;宋金元
Abstract:The paper introduced the literatures on “identification of cause according to syndrome differenciation” in Song,Jin and Yuan dynasties.Some typical books about cold attack,such as Shang Han Zong Bing Lun,Nan Yang Huo Ren Shu,Shang Han Fa Wei Lun and Shang Han Ming Li Lun,which can fully reflect the fact that the TCM theory of “identification of cause according to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developed well in that period.
Key words:identification of cause according to syndrome differenciation;cold attack;Song,Jin and Yuan dynasties
宋金元时期是中医学理论在晋、隋、唐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与发展的阶段,其医学著作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况。而中医“审证求因”这一古老思维方式在这一时期体现得尤为突出。东汉张仲景始创中医“审证求因,据因论治”(即辨证论治)临证方法,但是由于《伤寒论》本身对理论的阐述并不多,对多种证候的虚实寒热等病变性质和部位并没有加以具体的分析和指示,理论上很不完善且较难把握。在宋以前,所谓审证求因或者辨证论治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没有普遍地实行起来,甚至张仲景提出的某些行之有效的方法也没有被推广;直至宋朝以降,由于多种因素地促动,《伤寒论》才被广泛重视起来,“伤寒学”研究蔚然成风,其盛况前所未有[1]。此期的伤寒学著作不下数十家,对仲景“辨证求因,据因论治”的临证方法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均有所发挥,而以下四家对于中医审证求因临证思维的发挥尤为典型。
1 庞安常与《伤寒总病论》——审证求因尤重人体体质
庞安常是北宋时期的伤寒大家,著有《伤寒总病论》。强调从病因、发病入手,对《伤寒论》进行了创新性研究。首创寒毒学说,并从病因角度将温病分为伏气和天行两类,提出寒温分治的主张。庞氏在审证过程中注重对内外病因的探求,外因强调“寒毒”致病,认为这是产生伤寒病变的终极原因,但他又说“其病本因冬时中寒,随时有变病之形态尔”,说明了寒毒之因可与四时之气相结合而变生他病,如因春温气而变的称为温病。相对外因而言,庞安常似乎更为重视个体内在因素对疾病所起的作用,包括患者的生活习惯、体质强弱及社会经历等等。而在内因之中尤重人体体质与疾病病因之间的关系,其开篇便曰:“寒毒与营卫相浑,当是之时,勇者气行则已,怯者则著而成病矣”[2]。按体质将人简单分为勇怯二者,与疾病的发生发展作一联系。随后庞氏又提到了宿疾为主因致病的几种情况,认为宿疾是形成人体体质的一大关键因素,可以转变病邪的性质。由此可知,庞氏在临床审证过程中注重考虑体质对于疾病发生所起之作用及其对原有病因的转化,为后世“从化”理论的提出作了简单铺垫。
2 朱肱与《南阳活人书》——辨证重经络,指出求因需明经络,擅以脉别因
朱肱之《南阳活人书》受到后世医家的高度评价,清朝名医徐灵胎评说:“宋人之书,能发明《伤寒论》,使人有所执持而易晓,大有功于仲景者,《活人书》为第一”[3]。《四库全书》称此评并非过誉之言。朱肱忠于原著,继承仲景辨证法的同时亦有适当发挥。他论伤寒首重经络,首倡六经即为经络之说,认为伤寒六经即足三阳三阴六条经络,且为辨病位之纲,这样可以使审证所求之病因有所归属,不至落入空谈。朱氏曾这样强调经络:“治伤寒先须识经络,不识经络,触途冥行,不知邪气之所在,往往病在太阳,反攻少阴;证是厥阴,乃和少阳。寒邪未除,真气受毙”[4]。指出临证时辨认邪气(病因)在何经络的重要性。朱氏还突出表里阴阳辨证以求病因之深层次内涵,尤为重视辨别伤寒阴证似阳与阳证似阴的情况。
另外,朱肱十分注重伤寒辨脉,认为脉象是分析疾病病因的重要依据:“伤寒脉紧,伤风脉缓,热病脉盛,中暑脉虚,人迎紧盛伤于食,率以脉别之。”简单明了地道出了部分脉象与病因之间的直接联系,当然这并不代表朱氏对证的忽视。事实上,他始终坚持“脉证合参”之原则,例如:“大抵问而知之以观其外,切而知之以察其内,证与脉不可偏废。”
3 许叔微伤寒论著三种——显著突出审证求因是一个症状鉴别过程
许叔微伤寒论著三种包括《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及《伤寒九十论》三部书,融理论实践于一体,演示了学习《伤寒论》的一个完整过程。《伤寒百证歌》将伤寒所涉及之证编成歌诀以便记忆,是入门之基。《伤寒发微论》记录了许氏学习伤寒的心得体会,其首论伤寒七十二证候,实则是《伤寒论》中部分主要的典型症状。除“脐上下筑动”及“振振欲擗地”外,每症均以四字概之,随后再列出病象或述病因病机或论证治用药,以仲景论述为主兼参其他医家观点。但此处许氏更为重视“审症”、“审候”,他所列之七十二证都是对单个独立症状的剖析,是一个简单的“审症求因”的过程,可为我们所谓的“审证求因”提供理论依据,因为复杂的审证以简单的审症或审候为基础。“审证求因”过程是一个复杂的高级思维过程,一症可有多因,一因可有多症,许氏在审症时十分注重鉴别诊断,如“小腹硬满”条,他是这样描述的:“小腹硬满,小便不利者,膀胱有客热也;小腹硬满,小便利者,血证也”[5]。指出了发生小腹硬满这一症状有两类证,两种因,区别这两类证是通过小便利与不利这个症状来实现的。又如“咳嗽涎盛”条下云:“或上焦有热,或水停心下,皆嗽。”直接列出引起伤寒咳嗽的两种原因,至于临床到底属于哪一种,则需寻找其它特异症状加以鉴别区分。
《伤寒九十论》列伤寒九十证之医案,是许氏运用《伤寒论》的临床经验之谈,亦即是对前两部著作中之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详细记录,很有学术价值。如书中记载的伤寒耳聋证五十九:戊申年类试山阳,一时官病伤寒八九日,耳聋而无闻,楚医少阳治,意谓仲景称少阳受病,则胁痛而耳聋也。予诊之曰:两手脉弱而无力,非少阳证也。若少阳则渴饮水,心烦,但寐,咽痛,今俱无此证,但多汗惊悸,必汗过多所致也。仲景云未持脉时,令病人咳,而不咳者,两耳聋无所闻也。所以然者,因重发汗,虚,故如此。病家曰:医者尝大发汗矣,遂投以真武白术附子汤辈。数日,耳有闻而愈[5]。此案耳聋为主要临床症状,故以此命名。然造成耳聋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少阳受邪,汗出过多,先天肾气不足等等,此处许氏详细记录了其在临床如何进行审证求因,观察细致入微,思路清晰开阔,辨证精确。其思维过程中的一个特点就是鉴别排除,活学活用伤寒,充分借助兼症以排除其它可能之因,最后确定此案耳聋之因为发汗过多导致肾阳虚衰,而非邪传少阳所致。体现许氏在临床辨证时擅于抓主症,喜用鉴别法,这是审证求因的具体实践方法之一。
4 成无己与《伤寒明理论》——剖伤寒五十典型症状,显审证求因思维过程
金成无己著有《注解伤寒论》及《伤寒明理论》两部后世评价颇高之书。《伤寒明理论》对《伤寒论》中所涉及的五十个症状进行释义,有如许叔微《伤寒发微论》中的七十二证的形式,但更为具体详细,分别从病因、病机、分型、鉴别及治法等方面进行阐发。其较为忠实原著,以“经”释“论”,以“经”释“症”,条分缕析,有理有据。每一论都包含着一个完整的“审症求因”的过程,这也是成无己进一步发挥《伤寒论》的具体体现。其论大多以“伤寒××,何以明之”冠首,如其论“悸”,曰:“伤寒悸者,何以明之?……”[6]。此论中成无己先释悸之临床表现,而后论悸之三种成因:气虚、停饮及汗后正虚协邪。然后进一步解释三因各自如何造成悸的临床表现,并按伤寒六经将各因再度分类论治。其过程可简单概括为:症—证—因、位—治,完整地体现了伤寒“审证求因,据因论治”的原则,对于“因”的论述可谓详尽透彻。
另外,成无己也十分注重利用特定症状鉴别病因。如其在论“恶寒”一症时提到背恶寒的两个原因:阴寒气盛与阳气内陷,在临床如何辨别,成氏指出“于口中润燥可知”,若口润则津液未伤为阴寒气盛,反之则为阳气内陷,而其治法当然也是完全相反的,突出某些特异性兼症对于临床审证求因论治的重要性。
5 结语
以上总结分析了宋金元时期几位较为著名的伤寒大家关于“审证求因”这一中医学临证方法在其著作中的直接或间接体现,其间虽没有“审证求因“这一提法,但其精神实质已潜移默化于其中。庞安常《伤寒总病论》重体质与发病之关系,突出“审证求因”之“因”当与人体体质密不可分,为后世“体质从化”理论奠定了基础。朱肱活人书遵仲景原意,脉证合参,擅以脉别因,提出病因应有经络之归属,才不致落入空谈。另有许叔微伤寒三书,将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突出“审证求因”是理论的又是临床实践的,其著作涉及理论上的伤寒各症状的罗列解析,又例举实践上的审证求因重鉴别的病案分析。而成无己的明理论列伤寒五十典型症状加以分析,每一症都包含着“审症求因”的过程,足以使读者明伤寒之理,深入广泛地了解病症,在临床审证求因时可得心应手,左右逢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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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 柴胡/临床应用;综述
【中国分类号】 R62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44-5511(2012)02-0425-01
柴胡,性味苦平微寒,入肝胆二经,功能解表退热,疏肝解郁,升举阳气。临床应用柴胡较为广泛,所谓柴胡有"升散"之弊,正是其升散作用特点起有效作用,关键是如何掌握好适应症和用量及配伍。由于味辛性平,能够升发疏散,枢转少阳之机,邪外出,故能解表退热。柴胡体质轻清,气味具薄,具有升发阳气,条达气机,故能疏肝解郁,疏气调经,间接益气之效,和表透达,疏通经络气血,和调津液,无汗能发,有汗能敛。升阳益胃,升散中焦湿阻,化湿而为津液,故能止带。正如《本草从新》中说,柴胡能"宣畅气血,散结调经,……治伤寒邪热,痰热结实,心下烦热,诸疾寒热,头眩呕吐,目赤雄痞胁痛,口苦耳聋"等。关于柴胡用量、邪解热约10g、解郁升阳约3-6g,取其药性,引药入经,若用量过大,未必恰当,柴胡的配伍及临床应用,从以下几方面浅谈自己的临床体会。现综述如下:
1解表退热 柴胡所以能退热,是因为其味辛、苦平微寒,功能辛散疏解、所以由于配伍不同,所解之热以少阳经热为主,以柴胡为主的方剂举例如下:①小柴胡汤是《伤寒论》中治疗少阳伤寒的主方。少阳为阳之初生,"少阳为枢"即为枢转之意、而邪在半表半里,即不能外大也难于入内,病邪稽留于少阳。临床所见的少阳证,并不都是《伤寒论》所说"伤寒一日正阳受之,二日阳明受之,三日少阳受之……"那样规律而典型。外邪侵入,正邪相搏,结于协下,为寒热往来,伴胸胁苦满,心烦喜呕,不欲饮食,口苦,咽干,目眩等。所以柴胡为主药,和解少阳,升阳达表,引邪外出,起到枢转作用;配人参扶正以托邪外出;黄芩清泄少阳半表半里之热。故《伤寒论.辩阳明病脉证并治》中说:"与小柴胡汤。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然汗出而解"。可见用小柴胡汤后,得汗病解,并不是柴胡的发汗作用,而是由于"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之故,所以说小柴胡汤为和解退热之剂,不能做为汗剂而论。②柴胡桂枝汤;为《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法》中"伤寒六、七日,发热微恶寒,支节烦,微呕,心下支结,外症未去者"。本证属太阳、少阳同病。方中柴胡发散少阳,桂枝开太阳,以调营卫。柴胡解肌汤:治疗少阳证兼阳明证。以葛根解肌清热走阳明之表,柴胡充分发挥疏解的作用,托邪外出。太阳之表在皮毛,阳明之表在肌腠,生石膏是清热生津,而解肌腠之热;柴、葛合用则升散透达;柴胡、生石膏相伍则疏解清热。
以上二方为治疗太阳、少阳同病和少阳、阳明同病的方剂,柴胡在此能起到清宣疏解的作用,但是没有桂枝调和营卫,外邪也难从太阳透达;没有葛根解肌,疏通外邪,柴胡也毫无用武之地;没有生石膏清气解肌,里热也难消,所以必须配伍得当才能发挥柴胡的作用。
2疏肝解郁 随着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增加,倡导和谐社会、和谐家庭等方面,个别人出现精神、情志、气滞的变化,或寒热失调、情志抑郁,忧思过度或痰饮湿浊等,均可引起气滞郁结。舒肝解郁的作用,多由情志抑郁、郁结气滞所致。临床常见者为肝气郁滞和脾胃气滞,柴胡能够顺其条达之性,发其郁遏之气,既能舒肝又能和脾而解郁结,常用的方剂如;逍遥散为舒肝解郁主方,其中柴胡入肝胆二经,即入气分又入血分,能行气活血,不但治肝也能和脾。所以多用于治疗肝胃郁结的患者,肝郁不舒、影响脾胃的功能,用逍遥散的目的不是疏表,而是柴胡舒肝解郁,当归、白芍养血和肝;白术、茯苓、甘草健脾和胃;薄荷协助柴胡升散醒脾和胃。
3升举阳气 人体的气血、胰、阴阳相互依存,阳虚者必见气虚,气虚者必见阳虚。气虚、阳虚多为机体的气化功能不足,所以在补气时常配合升阳的药物,以促进其气化作用,使之更好的发挥补气的功能。而柴胡则具有升阳益气的作用,这种协同作用是以补气药为主,柴胡升阳为辅,常用的方剂。①补中益气汤;脾主中州脾病则怠惰嗜卧,四肢无力,大便泄泻。因为脾胃为营卫气血化生之源,因饮食、劳倦伤及脾胃,则气血生化无源,脾气不升则清阳下陷。由于柴胡具有升发阳气的作用,与升麻同伍可以升益阳气。协助人参、白术、生黄芪、甘草升阳补中益气,但用量宜少。②升阳益胃汤:本方具有升滕阳气,增强脾胃的运化功能所以称为升阳益胃汤,由于脾胃虚弱,运化失职,水谷精微不能上输,所以用生黄芪、白术、人参、茯苓等益气健脾;柴胡升益阳气,增强益气之功。脾胃虚弱,运化失职,容易停湿,故以茯苓、泽泻健脾利湿,防风、羌活升发胃阳而除湿。柴胡在此不但能升阳,且能除湿,以达到调理脾胃的作用。
综上所述,柴胡为伞形科植物柴胡或狭叶柴胡的干燥根。其药性苦、辛、微寒,归肝、胆经,体质轻清,气味具薄,具有升发之性,能引肝经清气上升。可以看出柴胡一药在临床上的用途是很广泛。只要掌握好它的药性、配伍、剂量和适应症,使用得当不难奏效。柴胡有升散之弊,如果变弊为利,必将更好的发挥其作用,为临床应用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篇5
【摘要】 目的 观察和探讨小青龙汤对阵发性咳嗽的疗效。方法 对一例患者运用小青龙汤治疗阵发性咳嗽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观察其治疗效果。结果 患者治疗后,药后无不适,痊愈停药。结论 治疗外感病的小青龙汤只要辨证得当,在临床上可以被移用于治疗内伤病。
【关键词】 阵发性咳嗽;嗽辨证论治;体会
现代医学认为,咳嗽不是病1,而是许多疾病都可能出现的一种症状。咳嗽属于一种防御性反射运动,当呼吸道有分泌物或异物时,通过咳嗽可以将它们清除掉,这通常是一种保护性生理功能,但是剧烈而频繁的咳嗽,不但影响休息,还会引起呕吐及其他不适。因此对于咳嗽,一定要鉴别是何种原因引起的,再对症处理。临床诊治过程中,我们接触的多为慢性咳嗽患者,往往占就诊患者的2/3。所谓的慢性咳嗽通常指:以咳嗽为惟一症状或主要症状、时间超过8周、胸部X线检查无明显异常者称为慢性咳嗽。该类疾病病因不明,症状不典型,需排除因素较多,检查手段复杂,费时和花费大而影响诊治。引发慢性咳嗽最常见的疾病很多,西医治疗有时很难取得明显的治疗效果。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女,28岁。2011年12月25日初诊。阵发性咳嗽3月余,多处求医,阵发性咳嗽无好转。病起于空腹饮冷。咳嗽呈阵发性、连续性,干咳无痰,咳则胸憋,晚上较白天咳嗽多发,影响睡眠。口干不喜多饮,纳食尚可,大、小便调。舌质淡暗,舌苔薄白,脉沉细弦。证属寒饮内停,肺失宣降。
1.2 治疗方法
1.2.1 辨证论治
脏腑辨证:咳嗽日久,干咳无痰,舌质偏暗,舌苔不腻,脉象显细,可辨为肺阴虚证;咳嗽呈阵发性,考虑风邪内滞;纳可、便调,说明脾胃无损,病在上焦。治疗可以考虑以养肺阴为主,兼祛风邪,可选用养阴清肺汤加减。选用养阴清肺汤和苓甘五味姜辛半夏杏仁汤两方治疗,都是可以短期见效的,但都不可能治愈。前者留邪、闭邪,会使病程继续延长;后者见效稍慢(较小青龙汤方),且很快会出现口干、咽燥等反应。
1.2.2 功能主治
1.2.3 药物组成及用法
治以温化寒饮为法,方用小青龙汤加减。处方:生麻黄3克,桂枝3克,干姜3克,细辛3克,姜半夏9克,生白芍9克,五味子9克,生甘草3克。7剂,水煎服。
1月2日二诊:上方服1剂,咳嗽即明显减轻。现症见咽干、偶咳,舌苔薄白,脉细弦。治以温化寒饮佐以利咽。处方:生麻黄3克,炒杏仁12克,干姜3克,细辛3克,五味子9克,射干12克,桔梗12克,生甘草6克。5剂,水煎服。
2 治疗结果
患者药后无不适,自感满意而停药。
3 讨论
本案用脏腑辨证法,选用小青龙汤方,应当是最恰当的选方。小青龙汤,方出自《伤寒论》,云:“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满,或喘者,小青龙汤主之。” 论中明言小青龙汤适用于治疗“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
事实上,小青龙汤本由麻黄汤加减而来,治疗“伤寒表不解”,其中以麻黄为君药。金代医家成无己在《伤寒明理论》中即指出:“麻黄味甘辛温,为发散之主,表不解,应发散之,则以麻黄为君。”
本案中所用首方,从方药组成看,属小青龙汤方,但所用剂量并不是小青龙汤方的。经方通常包括药物的组成,同时也包括剂量。既然方中以麻黄为君药2,那么麻黄的用量理应不少于他药。原方剂量为麻黄、桂枝、芍药、干姜、细辛、甘草各三两,五味子、半夏各半升。麻黄在方中剂量最大,方能显出“青龙为神物”之效。
本案为内伤病,而非外感病,是在空腹阳气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冷饮内伤所致。笔者考虑到,要是依上述用法,麻黄在方中剂量最大,可能的结果是咳嗽顿减而喘、汗并作。因为案中没有“伤寒表不解”,没有“伤寒”。
清代医家陈修园曾在《伤寒论浅注》中所说:“《伤寒论》及《金匮》方出自上古及伊尹汤液,明造化之机,探阴阳之本,所有分两、煮法、服法等,差之一黍,即大相径庭。”因此,笔者在运用小青龙汤移用到本案中治疗内伤病所致的阵发性咳嗽时,考虑厂到既然病在里而不在表,就没有必要使用大剂量麻黄、桂枝、细辛去发表,而只取小剂以温通阳气,佐以相对剂量较大而走里的白芍、半夏、五味子,以保证药物全方作用部位在里而不在表,故收到了患者满意的疗效。
因为本案属内伤病,咳嗽既非急性发作,也非见效即止,而是连服7剂,并未见任何副作用。而所用小青龙汤也已非原方,剂量上进行了加减,加减的目的3就是可以让患者可以较长时间服用的方剂。
值得指出的是,小青龙汤用得其宜,效如杆影;误用过用,祸亦旋踵。其主治寒饮咳喘,为辛温峻剂,服用以后容易产生变证,此为历代医家所共识。因此,刘渡舟在《伤寒论诠解》中指出:“……在临证时对年高体弱、婴幼儿童,特别是心肾机能虚衰的患者,仍要慎用,恐有拔肾气、动冲气、耗阴动阳之弊。对于一般的病人,使用本方也只是在喘咳急性发作时的救急之法,不可久服多用。且一旦疾病缓解,即应改为苓桂剂温化寒饮,以善其后。”故上述小青龙汤使用注意和禁忌只适用于治疗外感病时。从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嗜酸性粒细胞在哮喘的发病中起着关键作用,小青龙汤能明显抑制嗜酸性粒细胞的生存率及其脱颗粒4。
参考文献
[1] 段富津.方剂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25.
[2] 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国药典Ⅰ部.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59.
篇6
关键词:半夏泻心汤;痞证;中医药疗法;活用经方
中图分类号:R222.19 文献标识码:A 章编号:1673-2197(2009)05-0058-01
半夏泻心汤出自医圣张仲景所撰《伤寒论》,是治疗“心下痞”的代表方剂,用于治疗脾胃不足、寒热错杂、中焦气机不利、升降失常的寒热夹杂痞证。又见于《金匮要略》,“呕而肠鸣,心下痞者,半夏泻心汤主之”。后则条文是对前者的具体补充,二者有着相同的病机,即脾胃阳气虚弱,寒热互结,阻滞中焦,升降失调。半夏泻心汤由半夏、干姜、黄连、黄芩、人参、大枣、甘草七味中药组成,方中干姜、半夏辛温散寒;黄连、黄芩泻热消痞;人参、大枣、甘草益气和中,诸药配伍,共奏辛开苦降、调和脾胃阴阳之功,祛邪而不伤正,是临床上消化系统疾病的常用方剂。笔者跟随导师金国梁教授门诊抄方年余,屡见慢性胃炎宿疾患者投此方而获良效,现摘录两则典型病例以飨读者。
1 病例一
丁某某,男,41岁。2008年4月3日初诊。患者反复胃脘不适年余,时伴隐痛,多方求诊,未能获全效。3个月前曾行胃镜检查示:慢性浅表性胃炎,Ⅰ级返流性食管炎。现症:胃脘隐痛、胀滞不舒,伴食欲下降、口干,时嗳气,二便可,舌红苔薄略黄,脉弦细。诊为痞证,证属胃热脾寒,寒热错杂,气机痞塞。治宜寒温并用,清胃健脾,理气止痛,降逆消痞,拟半夏泻心汤加减:半夏9g,川朴9g,太子参20g,黄芩9g,川连4g,蒲公英30g,干姜6g,佛手9g,炒枳壳15g,沉香曲15g,白术15g,北沙参30g,乌药9g,延胡15g,白芍30g,炙甘草9g。水煎服,日1剂,连服7剂。1周后复诊,胃胀明显减轻,食欲渐复,无胃痛,惟暖气时发如故,遂去白芍、延胡,加砂仁、白蔻仁各7g,再服7剂,诸症告愈。
按:该患者虽然有胃脘隐痛的表现,但是仍以胀滞不舒为甚,故不诊为胃痛。初诊,针对本例痛证,于主方中加用芍药甘草汤,盖因白芍性酸,甘草性甘,二者酸甘合化能养血敛阴,缓急止痛。加用乌药、延胡以加强理气止痛。二诊,痛证既去,遂去芍甘汤,加用叩仁、砂仁以开胃醒脾,使脾气升而胃气降。最终达到胃脘得舒、嗳气得除的治疗目的。
2 病例二
吴某某,女,50岁。2008年9月6日初诊。患者反复胃脘胀滞不适数年,因症状较轻,且多能自行缓解,未引起重视。1周前上症再发,进食后明显,伴口苦、泛酸、善太息,口干欲饮、纳差、疲乏,舌红苔根略黄腻,脉濡。镜下胃组织病理活检示:轻度萎缩性胃炎伴轻度肠化生。诊为痞证,证属脾胃亏虚、肝气犯胃、寒热错杂。治宜疏肝理气、健胃消痞,拟半夏泻心汤加减:太子参20g,半夏9g,黄芩9g,川连4g,蒲公英30g,吴茱萸9g,佛手9g,炒枳壳15g,川朴9g,桑螵蛸20g,沉香曲15g,焦六曲15g,莱菔子20g,川石斛12g,炮山甲9g,炙甘草9g。水煎服,日1剂,连服7剂。1周后复诊,诸症明显缓解,仅食后略感胃胀,余无明显不适。守方再投7剂。1个月后电话随访,无诉不适。
按:该患者反复胃脘涨滞多年,按之柔软无疼痛,符合《伤寒论》云“心下痞”、“按之自濡”,病机关键为久病伤及脾胃,加之肝气横逆犯胃,虚实夹杂,寒热错杂,阻滞中焦。故投以半夏泻心汤加减,方中加用佛手、炒枳壳、川朴、桑螵蛸等疏肝理气制酸,焦六曲、莱菔子等健胃消食,并投以石斛益胃阴,防香燥伤胃。炮山甲功擅消肿散结、散瘀通络,现代药理研究表明有逆转肠化生的作用。
3 体会
《伤寒论》是中国第一部临床医学专著,其所记载的许多方剂至今仍有很高的临床实用价值,如若辨证得当,施之于临床,每能获良效。活用经方的研究一直都是中医临床研究的重点、热点。
3.1 活用经方的前提――正确认识方证
《伤寒论》的辨证体系是以六经辨证为纲,以汤方证为目。汤方辨证以某一有效方剂对应一典型证侯,通过分析临床证侯,探索其病机及治疗法则,如桂枝汤证、小柴胡汤证等。半夏泻心汤证对应的典型证侯为心下痞,兼呕,兼利。临床应用不必诸证悉俱,关键黾要抓其病机,即寒热错杂,虚实夹杂,中焦气机阻滞,升降失常;胃气上逆则见呕,脾气下陷则见利。治宜辛开苦降,升清而降浊,寒温并用,调阴而和阳。
篇7
中图分类号:R25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2349(2010)02―0091―01
胃痞是以胃脘部自觉痞满、外无胀急之形为其主症的病证,临床多见上腹部不适、胀气、饱胀、恶心、呕吐等,《伤寒论》述“但满不痛,此为痞”,《内经》称“痞、满、痞满、痞塞”等,多见于慢性浅表性胃炎、功能性消化不良、胃神经官能症等。笔者在跟师,临诊及多年的临床实践中,宗前人的经验,辨证施治,每获良效,现将治验3则,分述如下。
1 益气健脾行气消痞
本法用于脾胃虚弱证,常见于年老体衰、久病失养、饮食不节之人。以胃脘胀满,食后明显、喜按喜温,纳呆、便溏为主要表现。
验案:王某,女,70岁,玉溪桃园人。因胃脘部胀满不适反复发作半年于2008年8月1日就诊,曾服吗丁啉、香果健消片、乳酶生等药,症状无好转,胃镜示:慢性浅表性胃炎。刻诊诉胃脘胀满、食后尤甚、神倦乏力、纳食减少,大便稀溏,日行2―3次,舌质淡、苔薄白、脉细弱,治以益气健脾,行气消痞。予加味香砂四君子汤治疗:潞党参25 g,炒白术15 g,茯苓15 g,木香15 g,砂仁10 g(后下),神曲15g,炒麦芽30g,黄连10g,香附20g。台乌15g,肉桂3g,甘草6g。其中潞党参、炒白术、茯苓益气健脾;神曲、炒麦芽和胃消食;木香、黄连除湿止泻;香附、台乌、行气消痞、肉桂温阳散寒;甘草调和诸药;服药4剂后痊愈。
2 疏肝和胃行气消痞
本法用于肝胃失和证,常见于情志不舒之人,以胃脘胀满、胀及两胁,呃逆嗳气、大便不畅为主要表现。
验案:黄某,女,47岁,玉溪北城人。因胃脘闷胀不适3个月于2009年7月21日就诊。胃镜示:慢性浅表性胃窦炎。幽门螺旋杆菌检测阳性。曾服阿莫西林、甲硝唑、雷尼替丁2月余,但诸症未减轻。刻诊诉胃脘闷胀、痛及两胁、呃声频作、不思饮食、月经不调、烦躁不安、阵阵烘热、大便干结、舌质红、苔薄黄、脉弦,治以疏肝和胃、行气消痞。予加味逍遥散治疗:炒柴胡12 g,当归12g,白芍20 g,茯苓15g,炒白术15g,薄荷12g,香附20g,苏梗12 g,炒莱菔子20 g,代赭石25 g,黄连6 g,大黄5 g,生姜5 g,甘草6 g。其中炒柴胡、当归、白芍、茯苓、炒白术、薄荷、生姜疏肝和胃、健脾养血;香附、苏梗行气消痞;炒莱菔子、代赭石行气降逆;黄连、大黄清热通便;甘草调和诸药;服药4剂后闷胀、呃逆消除,纳食增加,大便通畅,嘱患者服成药逍遥丸1个月,月经不调、烦躁不安、阵阵烘热诸证明显好转。
3 辛开苦降行气消痞
本法用于寒热错杂证,常见于饮食不节、嗜食辛辣之人,以胃脘胀满、嗳气泛酸、恶心呕吐、不思饮食、便溏或不畅为主要表现。
验案:黄某,男,45岁,江川九溪人。因胃脘闷胀不适半年于2009年6月5日就诊,胃镜示:糜烂性胃炎、十二指肠炎。曾服胶体果胶铋、吗丁啉、奥美拉唑,症状无改善。就诊时诉胃脘闷胀、嘈杂不适,恶心欲呕、不思饮食、大便稀溏,日行2―3次,口干口粘,舌质红、苔薄黄腻、脉滑。治以辛开苦降、行气消痞,予加味半夏泻心汤治疗:姜半夏12 s,炒黄芩10g,黄连6 g,太子参25 g,草豆蔻15 g,苏梗12 s,厚朴12 s,炒白术15 s,茯苓15s,佩兰12g,大枣12g,炮姜9s,甘草6g。其中太子参、炒白术、茯苓、大枣、益气健脾;炒黄芩、黄连清湿热;姜半夏、炮姜和胃止呕;草豆蔻、佩兰健脾除湿;苏梗、厚朴行气消痞;甘草调和诸药;服药4剂后诸症明显减轻、服药8剂后痊愈。
4 体会
谨查病机,《伤寒论》论述表证误治后、正虚邪陷是成痞的病因;从临床看,饮食所伤、情志因素、脾胃素虚是成痞的主要原因;脾胃气机升降失常,气机淤滞是成痞的主要病机;因此调整脾胃气机升降是治疗的关键。
篇8
关键词:中医;认知;科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2-0033-03
一、“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统一
中医在其历史的自我发展完善过程中,形成了以《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四大经典。所谓“经典”,“经”字含有“经常之道”、“不容改变”之意,即是表示此四部经典所建立的理论体系为后世一切医理和医疗实践的根本依据。换言之,随着中医四部经典的成书,后世中医学的发展和演变则是在经典理论基础上的发挥和阐释。
事实上,中医与中国传统之哲学、科学乃是一体同源,自古即有“医易同源”、“岐黄源于道”之说。《易经》是古代先哲通过“取其象”的思维方法得到的关于天、地、人的一种观念,是一种高度概括的宇宙自然观乃至生命科学观。如《易经系辞》中言: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在中国传统哲学看来,古之圣人通过观察,将天地自然万物通过恰当的类比与归纳(即“象其物宜”),将纷繁多变的事物加以抽象和简化。所谓“道”即道理、原理,即事物现象背后所隐含的道理和规律。古人认为,唯有通过对一阴一阳的消长变化的认知,才可以对形而上的“道”进行把握和体认,进而达到“与天地准”,且“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的境界。
因此,《内经》作为中医理论的基础,并不是急于条分缕析地论述和分析各种疾病及治疗方法,而是先要建立阴阳的观念,以阴阳的观念来分析和把握“形而上”之理――亦即人体生理病理的内在规律。《内经》中即指出:
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其生五,其气三。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治病必求于本。
因为,如果不能够把握形而上的道,则不能在错综复杂的病情和病证中做出清晰不误的分别和诊断,因此有“治病必求于本”之说。所谓形而上的“道”,道即道理、原理,而“本”即是阴阳。阴阳是一对具有对立而统一属性的范畴,它是中医用以认知人体生命之“道”的工具,亦即是说,中医正是注重于考察人体生命所变化出多方面的对立的现象来认知其原理。又因为阴阳可以很好地统摄和归纳事物的状态、属性,使之简明,如寒热、表里、虚实等,都可以统摄于阴阳的观念中。换言之,阴阳的观念相当于公式,事物具体的表象都可以代入这一公式中来求解。
当然,如果单单只是阐述一个形而上的道及阴阳的观念,则只是哲学,又与需要诉诸形而下的“器”的医学无关。中医理论认为,“神、气、精”即对应了人体生命从形而上之“道”以至于形而下之“器”,是人体生理的客观功能和现象。其中,“气”是沟通“神”(属无形的机制层面)与“精”(精泛指一切精微、物质,属有形层面)的媒介,如《内经》中所言:“气合而有形”。“气”在中医之内涵亦非常之广,含有五脏之气、元气、卫气等等诸多内涵,但简而言之,亦可说“气”相当于有质无形的能量、人体生命活动的动力。因而,在中医的理论和临床实践中,对气的探求便常常显得十分重要,诸如在中医的四诊中,望、闻、切三诊都与对“气”的探求直接密不可分。
与此同时,《内经》同时对纷繁复杂的形而下的自然与人的生理揭示以“数”的道理。在中医的理论中,“数”――是将“气”的周流运行加以定量化、精确化的依据。在《内经》中说道:
恍惚之数,生于毫厘,毫厘之数,起于度量,千之万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
在我国传统的文化中,关于“数”的原理又称术数,其中,“术”字含有技术和应用之意,即指若能通达“数理”,则可以将形而上的道应用于技术和实践的层面当中。在《易经》文化的体系中,包含有三个内涵,分别是理、象、数。而在中医的体系中,则可以说同时含有理、气、象、数四个内涵,“理”即是指形而上的道,“气”是借以化生万物的能量基础,“象”即是通过归纳和抽象事物的形象特征而来,亦可说是一种既抽象又具有图像式的思维方法,“数”则是对形而上到形而下之间的一种量的规定。《内经》中指出:
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
其中,“知道者”也就是得道者、明理者,他必须是既通晓阴阳,又明了术数。阴阳属于归纳之层面,术数则偏于推演。换言之,中医的思想可以说是暗含了归纳与演绎的结合,也又同时包含了定性与定量的结合,二者缺一不可。
“数”的法则与西方的数学或数理逻辑不同,它所蕴含的思想是同中国哲学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传统之“数”,不是单单纯粹的、无意义符号,而是同时包含有“象”和“理”在其中,所以它本身是具有“二维”乃至“三维”的向度。中医理论中常用到的通常是天干和地支(简称干支)的数理体系,干支的法则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历法、天文的系统,干支之数本身又可以与阴阳和五行相互配合,因此可以用来作为推演计算的依据。
在《伤寒论》中,张仲景即是根据《内经》中的数理法则应用于疾病的传变和诊断中,将其具体化以应用于临床之中,如“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伤寒二、三日,少阳、阳明证不见者,为不传也”――其中预测疾病发展和变化的时间,就是应用了传统的数理法则来进行的计算和推演。
二、独特的认知方法
随着西方近代科学的传入和发展,中医的理论广受诟病的原因,缘于其形式上的神秘与玄学特质。事实上,中医理论之神秘,源于它的高度归纳和简化。南怀瑾曾提出,只有文化到了最高处,才能变成最简化,中国上古时的文化智慧、科学哲学都发展到最高点,可是其弊病,就是后世不知其所以然[1]。
另一方面,中医形式上的玄学特质,固然与它高度简化以至后世不知其所以然有关,同时亦源于它在认知方法上有别于西方实验科学。《内经》所建立的体系和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知,部分是源于古代医家(即前文所述的“知道者”)在内证或慧观下所得到的关于对生命现象乃至天地自然的认识。这样一种“内证”的方法,是研究中医乃至中国传统文化时所不能回避的问题,但今天的学界少有提及和讨论。它不同于西方科学依靠仪器进行实验观察的测量方法,需借助外部的观测仪器或对象,如西医学通过小白鼠的动物试验、解剖分析等。最原始的中医认知实践,部分是在古代医家(即《内经》所谓“知‘道’者”)处于虚静的慧观下对自身生理知觉和状态的观照及体悟而完成的,是一种“内证”的认知实践。中医博士刘力红指出:“在传统文化里,存在很细微、很精深的内证实验,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正是因为这个内证实验和理性思考的结合,才构建了中医理论。”[2]熊春锦亦提出:中国的慧观科学,可以说是一种系统型的灵感思维、有序性潜意识直觉思维以及深度定观、慧观、无为先天状态下的“性慧”运用的产物[3]。前文提到“医道同源”,亦是说它们在认知方法上有相通之处,如《老子》中指出: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由静而“观复”便能见到事物的本来面目,体察到事物不容易被觉察到的微细方面,也就是认识了人体生命之规律。这种“内证”的认知是建立在古代医家(实践者)的自我修身(心)的基础之上,既需要这个实践者能够做到“常无欲,以观其妙”,又需要能够修养道德、以德进道,即通过完善自身的“德”而体认于“道”。在《内经》中即指出:“淳德全道,合于阴阳。”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道德”二字,不是现代语境下狭义的社会公德或伦理。中医学中“道德”二字各有其意义,“道”即人体背后的原理、规律,“德”即生命的物质能量,即《老子》中所言“道生之,德畜之。”熊春锦亦指出,“道德”既是物质性的又是精神性的,道和德是人的本源,“德”蓄养着人体的精气神,是生命的本质所在[3]。如前文所述,“气”作为人体能量态的生命现象和动力,古代医家先哲通过对自身感觉的冷热、酸麻、痛痒等感知的体会和总结,使得中医这种内证和慧观成为可能。如《内经》指出:
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上古圣人,论理人形,列别藏府,端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气穴所发各有处名。
因此,古代医家的实践者(上古圣人)通过内证(即“论理”)的实践中对“气”与“阴阳”的把握,得到关于经脉、脏腑、穴位、气血乃至本草的药性等各个方面的认识,这个认识应当说是对于人体生命现象的一种直观性的描述,而并非凭空思考或想象的产物,当然,我们亦可以说这是古代医家关于人体生命现象的一种理论假说。
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种求证认知的方法,中医在对人体的脏腑、经脉赋予五行、阴阳的内涵,是有其根据的。五行是对于纷繁复杂的物质自然世界直观认知基础上的归纳和抽象,其所代表的是五类属性,同时也代表五种功能,并非单独指狭义上的物质个体。《尚书・洪范》中将五行定义为:
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
古代医家通过慧观而观察到,五脏在其功能态上各有其所主,其各个功能与五行的性质是相同一的,因此将其归结为一类。例如,当人体肝脏出现问题时,会出现眩晕震颤等症状,即《内经》所说“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而这一症状与风摇动树木在中医“象”的思维中是同一的,因而中医将肝与五行之木相对应,又有“风气通于肝”之说。另一方面,中医对五脏的定义,并不完全是狭义的器官结构,而是指代五种不同的功能,因而往往比西医所定义的器官概念下的五脏具有更广泛的内涵,例如,肾脏在中医中不单单指代肾盂这个泌尿器官,而是广泛的包含主管人体体液、排泄、生殖、骨骼等功能,它是一个功能系统的代称。
因此,如果将中医五行、五脏的观念简单地用现代常识加以理解,自然会造成莫名其妙的感觉和误会,认为中医同于玄学或伪科学,而事实上,这是由于其特有的认知方法和“象”的思维所致。
此外,在中医理论中,关于五行与五脏的对应关系,乃至五行之间互相转化的定义,是中医最基础的理论内核,后世历代医家都将之视为不言自明的前提或公理加以应用,而不会再去求证它。近年来,不少人就此而批判中医有关五行、阴阳等理论属于玄学,缺乏科学依据。在这里,笔者举出英国科学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eal Polanyi)的观点加以说明,波兰尼认为:科学观是这样成型的,每一个人之所以接受自身已有的科学知识,无非是由于科学是一个庞大的信念体系,它深深地根植于人类的历史中[4]。通过总结和反思西方科学发展的历史,波兰尼认为科学离不开信念,信念即是对某一形而上的观念无条件地确信,并以其为向导而指引科学的实践。因此,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依靠于信念,因为科学永远是在探求中以接近真理,但在这个探求的阶段中,若不依靠信念而接受一些尚未得到完全确证但却是最基础的东西,科学实践将无法进行下去,中医学如此,西方科学也不例外。
三、从《伤寒论》论中医之科学性
由于《内经》理论兼有哲学化的特点,它以“形而上”统摄“形而下”的理论建立方式,其理论便内在地要求医者能够如《内经》所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即所谓“医者,意也”。至东汉张仲景通过发展《内经》、《难经》和《神农本草经》的理论,著有《伤寒杂病论》,集此前中医理论之大成。《伤寒论》将《内经》的理论体系与临床实践相结合,开创“六经辨证”之法。所谓“六经辨证”,简言之,即是六大分类的辨别方法,张仲景通过定义每一经病的主要症状和分辨方法,可以将临床纷繁多变的病症都纳入“六经辨证”的体系中,而其核心仍是阴阳的辨证,也正是由于始终不离对“本”(即阴阳)的把握,方使得中医在临床中始终以最简化的方式来进行诊断与治疗。
由此可见,《伤寒论》在中医理论体系当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使得《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的理论得以应用于临床的实践中,它们之间是一种体与用的关系。与此同时,《伤寒论》开创了中医“理、法、方、药”的诊断治病规范,使得中医在临床实践中,不再仅仅依靠“医者意也”,而是有客观、具体和确定的法度规则可依,消解了《内经》理论的哲学化,使之独立分离为真正意义上的医学科学。
《伤寒论》所开创“理法方药”的辨证和临床医疗规范,已经包含了科学的内涵和要素。科学是以在观察(或实验)的基础上提出假说,然后通过实践(验)加以验证假说,若证据支持假说,则假说提升为理论,反之则否定假说。《伤寒论》所创立的六经辨证机制,正是从临床可直接并明确观察到的症状(或症候群),通过医者思维而分辨其为某一经的病症,然后只需依据“有是证用是方,有是症用是药”的原则遣方用药即可。患者服药后,若疾病的症状得到明显或完全的好转,则证明了六经辨证理论(可看作一种假说)的正确。
换言之,《伤寒论》建立的辨证机制所追求的是,只要患者的症状一定,那么,不同的医生按照六经辨证的规则所诊断的结果和治疗的处方应当是一样的,这也正是实现了科学的可重复性原则。
后世医家对于《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和用药体系,对于其疗效常常有“一剂知,二剂已”的肯定。可见,《伤寒论》的理论体系,是经历了上千年的临床反复实践验证的。如清代陈修园说:“经方(即《伤寒论》之方)愈读愈有味,愈用愈神奇,凡日间临证立方,至晚间一一于经方查对,必别有神悟。”[5]从这一点上来说,将中医称之为科学当然是无可非议的。
而到了金元时期,中医的临床理论又经历了发展和变化,如药物归经、五脏和三焦辨证理论等,与《伤寒论》六经辨证体系有着本质的不同,虽然看似丰富了中医的理论,事实上却失去了《伤寒论》所建立的最直观的临床观察和检验的机制,使得中医在临床医疗实践上变成不同医家各执一端的局面,如清代徐灵胎认为:
至于宋人并不知药,其方亦板实肤浅;元时号称极盛,各立门庭,徒骋私见;迨乎前明,蹈袭元人绪余而已……如谓宋元所制之方,则其法可传者绝少,不合法而荒谬者甚多,岂可奉为典章?[5]
而发展至明清时期,“温病派”理论的产生和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以后,中医的临床疗效受到更大的制约,中医由原先“一剂知,二剂已”而逐渐成为“慢郎中”,由此,中医在临床诊断和治疗效果上都渐渐失去了客观和可靠的标准,使得中医在近百年来一直陷入科学与否的争论之中。
笔者认为,中医临床实践的核心在于《伤寒论》――部分清代以及近当代以来的名医亦都持此观点,因此,对于中医溯本求源乃至解决中医的科学性问题都应从其中寻找答案。《伤寒论》无论从诊断到治疗,都有其严密的逻辑体系和客观的经验事实做依据,因此,若简单地将中医批判为“伪科学”是片面武断和有失公允的。
因此,在科学发展和东西方文化交互的今天,应当客观地看待中医理论及其认知方法,并为之留一席之地。同时,回归中医的经典理论体系和临床实践之中多多求证,未尝是经不起验证的科学。笔者认为,这需要东西方各自的开诚布公,以及中国对于自身传统文化思想的认同感。相信若能如此,东西方之科学和文化都将得到互补与进步。
参考文献:
[1]南怀瑾.南怀瑾选集:第3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59.
[2]刘力红.思考中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4.
[3]熊春锦.道医学[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9:6,7,14.
篇9
中图分类号:C4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7)09-1797-02
随着中医药院校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教育层次的不断完善,现行教育模式、思路、方法和手段等,已经呈现出明显的滞后趋势。本文结合本校实际情况,拟从伤寒教学目标的探讨人手,重点讨论不同层次伤寒学教材建设的构想,初浅之处,尚请指正。
1 本校伤寒教学现状分析
本校伤寒教研室虽隶属于第一临床医学院,但实际承担全校所有的伤寒教学任务,年均课堂教学时数大约1000~1200学时。教学对象以专业划分,包括中医学、中西医结合、针灸推拿、骨伤、文献、医学计算机、非医攻博等专业;以学历层次划分,涉及博士生、硕士生、七年制本科、五年制本科、四年制本科、二年制专升本等,而以中医学、中西医结合本科为重点。课堂教学安排视教学对象不同,而分为108、90、91、72、63、54学时层次。
其中,研究生层次基本没有单设伤寒课程(非医攻博班除外),而是以中医临床基础学专题讲座形式替代。伤寒专业研究生的伤寒教学基本依赖于导师指导,缺乏相对规范的教学目标和计划。至于非伤寒专业研究生,基本只限于通过前述方式对伤寒常识进行复习或了解。
本科层次历来是伤寒教学的重点,这既是原有单一教学层次的历史延续,也基本符合目前中医药人才培养的普通需求。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随着教育层次与专业设置的不断细化与完善,单纯以本科教育层次为基础、通过调整教学大纲要求、增减学时以求达到各层次伤寒教学的目标,其不足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其一,教学目标模糊。专科、本科、研究生,二年制、三年制、五年制、七年制,中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推拿等专业,各专业各层次教学大纲界限不清晰,缺乏针对性,教学目的模糊不清,通言掌握六经辨证,共用一本专业教材,致使教师讲授无的放矢,学生学习盲然无措。
其二,教材建设滞后。由于各层次各专业的教学目标不明确,教材建设只能以五年制本科中医专业为核心,其编写休例、选材内容等,均以此为主要依据。如此单一的专业教材,根本无法体现专业特色和层次差别。
其三,课程设置盲目。伤寒课程的重要性无须置言,但其学习阶段的安排,必须结合各专业、各层次的特点而科学规划。亦正因为教学目标的模糊,且未经专业教学人员的充分论证,致使各班种学段设置不合理,专业知识衔接困难。
2 各专业各层次伤寒教学目标设想
须先申明,笔者无意否定现行的伤寒教学目标、教学大纲和教材,在此仅根据教学实践过程中所遇之实际问题,结合多年来学习伤寒的体会,谈谈个人看法,实有抛砖引玉之诚,而无标新立异之想。是耶非耶,读者鉴之。
众所周知,中医药院校教育模式决定了经典课程教学时数,难以与传统师徒授受模式相提并论,而且随着课程设置的增多,其教学时间日渐减少甚至难以保障。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有效的教学,早已成为经典课程必须解决的问题,伤寒教学自不例外。
笔者认为,院校伤寒教学不宜完全沿袭传统师徒相授模式及目标,而应在继承的基础上予以变革。具体而言,传统模式的伤寒教学目标基本可以概括为背诵、理解、运用3个层次,而院校模式则宜将之变革为:奠基、巩固、深化。二者的根本区别点在于,前者以原著原文为出发点,后者以六经辨证理论体系为奠基石。
奠基:在内经、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等课程基础上,掌握外感热病发生发展规律及六经辨证诊治理论体系,进而深入理解临床辨证论治的普遍原则、思路与方法。
在这一教学层次上,伤寒学经典原著原文的学习不应纳入教学计划,其核心是应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伤寒学术理论体系去芜存菁地予以介绍,使学习者能在较短时间内掌握外感热病的发生发展规律,以及与之相应的辨证论治方法。
巩固:在奠基层次基础上,进行伤寒经典原著学习,强化已经获取的知识,领悟经典理论的韵味,并结合临床案例,进一步巩固六经辨证临床运用思维。这一教学层次的特色,在于充分领悟《伤寒论》原著的精神实质,明确伤寒学术理论渊源,品味经典,强化所学,进而有所领悟,以利提高中医经典理论素养和临床运用能力。深化:在前期基础上,细化专业方向,调整学习重点,对某一领域进行深入研究,以提高伤寒临床或科研水平。
这一教学层次的目标,呈现多极化趋向。因专业、学制、学历层次的不一,其目标自不相同。其特点体现于细化教学目标,深化认知领域,培养各具特色的伤寒学术专业人才。
3 多层次多方向伤寒教材建设构想
笔者认为,上述3个教学层次目标,基本能涵盖各类层次不同专业伤寒教学的实际需要。在教学实践中,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不同学制、不同专业的具体教学目标,如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本科,应当部分或全部达到第二层次目标;而文献、针灸、推拿等专业或专科层次,则应达到第一层次目标;第三层次目标,则属于伤寒专业研究生层次的要求,而视其具体方向之不同,而各有侧重。
而欲实现前述教学目标,就必须变革目前教材体例,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编写系列教材,供教学灵活选择,组合应用。为此,笔者根据多年教学体会,试作如下构想。
3.1 六经辨证讲义容量25万字。白话表述外感热病发生发展规律与六经辨证论治理论体系,取材范围包括《伤寒论》原著及后世发展的重要理论与学术内容。教材目的:利于初学者在短时间内掌握伤寒学术基本理论并能用以指导临床实践。教学时数以50个学时为宜,课堂讲授宜系统全面,纲目有序,帮助初习者迅速建立理论框架。
3.2 《伤寒论》助读容量30万字。突出经典理论特色,逐条阐释原著内容,取材范围可限于太阳上篇至阴阳易瘥后劳复病篇之398条。教材目的:利于学习者在初步掌握伤寒学术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和领悟原著的精神实质,提高古籍研读能力和中医理论素养。课堂教学时数可限于30-40学时,以串讲、点评等方式,重点讲授原著学习方法,培养自学能力。
3.3 六经辨证运用指南容量30万字。以六经辨证体系为纲,以方证为目,以案例形式,突出六经辨证及伤寒方运用规律。取材范围涵盖古今伤寒医案,以具有启迪临床思维意义的案例为重点。方证不应求全,宜于分清主次,以点带面。教材目的:帮助学习者建立正确的中医临证思维模式,拓展伤寒学术理论的临床运用思路。教学时数可视专业与学制不同而灵活设置,课堂讲授方式以重点案例点评为宜。
3.4 伤寒学研究思路与方法容量20万字。对传统及现代应用于伤寒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与思路予以总结介绍,包括实验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方法、临床研究方法等。教材目的:利于学习者熟悉相关研究思路与方法,培养独立科研设计的能力,此及以下教材教学对象为伤寒专业研究生,教学方式宜学生自学、导师辅导相结合。
3.5 伤寒学研究进展 容量20万字。选材范围宜以近10年研究成果为限,突出研究意义,疏理研究思路,评价研究得失,昭示发展方向。教材目的:利于学习者熟悉学科研究现状与发展动态,正确选择学科前沿研究的突破口。
篇10
中图分类号:R573.1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2349(2013)08-0040-01
消化道溃疡属于祖国医学胃脘痛范畴,以胃脘部疼痛为主症,目前现代医学治疗疗效虽然肯定,但复发率高,可达35%左右。半夏泻心汤是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经方,临床运用广泛,疗效显著。笔者采用半夏泻心汤加减治疗62例消化道溃疡,获得较满意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1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本组62例均为门诊患者,男35例,女27例;年龄30~72岁;病程5~16 a;其中胃溃疡19例,十二指肠溃疡38例,复合性溃疡5例。
1.2诊断标准参照《实用内科学》关于消化道溃疡的诊断标准:(1)有长期反复发作的周期性节律性的上腹部疼痛的特点,疼痛多呈钝痛,灼痛或饥饿样痛。(2)电子胃镜检查呈圆形,椭圆形或线形,边缘锐利,为灰白色或灰黄色苔膜所覆盖,周围黏膜充血,水肿,稍隆起。(3)X线钡餐检查:呈壁龛或龛影,龛影呈圆形或椭圆形,边缘整齐。(4)排除胃癌,上消化道大出血和有严重的心脑肾疾病的患者,排除不能按疗程服药及资料不全的患者。
2治疗方法
采用半夏泻心汤加减治疗,药物组成:半夏15 g,党参20 g,黄芩10 g,黄连5 g,干姜10 g,煅瓦楞子(先煎)30 g,乌贼骨12 g,白及15 g,山药20 g,炒没药10 g,芦子15 g,白芍20 g,鸡内金12 g,大枣10 g,炙甘草5 g。临床随症加减:脘胀、嗳气加苏梗、佛手、香附;烧心反胃加蒲公英;大便色黑加地榆炭15 g;刺痛固定加元胡15 g,九香虫10 g,失笑散12 g。每日1剂,水煎450 mL,分早、中、晚3次服用,忌食酸冷,辛辣之品,10剂为1个疗程,2个月后复诊。
3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3.1疗效标准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994年颁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治愈:胃脘部疼痛及其它症状消失,X线钡餐检查或电子胃镜检查基本正常;好转:胃脘部疼痛明显减轻,发作次数明显减少其余兼症减轻,X线钡餐检查或电子胃镜检查有所好转;未愈:症状体征无明显改善或服药时疼痛缓解,停药后复发。
3.2治疗结果62例患者治疗后,治愈 40例,好转20例,无效2例,总有效率97%。
4典型病例
李某,男,45岁,居民。2011年5月20日初诊。主诉:胃脘胀痛,饭后痛甚半年,经胃镜检查,诊断为胃溃疡,HP(+),经用西咪替叮、奥美拉唑等西药治疗,疼痛缓解,但胃脘仍胀闷不适,纳食不佳,遂改服中药治疗。就诊时胃脘胀痛,饭后痛甚,伴泛酸,流清口水,口干口苦,大便溏,曾解黑便一次,肠鸣不适,舌淡,苔根黄腻,脉沉细。中医诊断:胃脘痛(胃溃疡),证属上热下寒,寒热错杂,治宜清上温下,理气止痛。用半夏泻心汤加减:半夏15 g,党参20 g,黄芩10 g,黄连5 g,干姜10 g,煅瓦楞子(包煎)30 g,乌贼骨12 g,白及15 g,山药20 g,炒没药10 g,芦子15 g,白芍20 g,鸡内金12 g,大枣10 g,炙甘草5 g。7剂,每日1剂,水煎450 mL,分早、中、晚3次服用,忌食酸冷,辛辣之品,1周后复诊,诸症明显减轻,纳食改善,但大便仍稀,继续在上方基础上加减治疗半月,胃已不痛,纳食转佳,大便仍不成形,此乃胃火仍不足,不能腐熟水谷之故,改用香砂养胃丸善后调理。嘱其二个月后复查,饮食易清淡为主,忌食生冷、硬、辛辣之品。2个月后复诊,胃已不痛,大便成形。建议胃镜复查,胃镜检查结果溃疡点已愈合,诊断为慢性浅表性胃炎。
5 体会
《伤寒论》中半夏泻心汤的组成是:半夏半升、黄芩、干姜、人参、炙甘草各三两,大枣十二枚。方中半夏、干姜温阳散寒、降逆止呕,黄芩、黄连苦寒清热、止利,人参、大枣、炙甘草补益脾胃,促进脾胃之运化。此即是治疗上热下寒,寒热错杂证,症见呕而肠鸣,心下痞硬,或下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