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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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并爱护的大花园。”[1]世界的非可再生资源是有限的,既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又节约自然资源,我们必须改变以往的发展观,增强民众的环保意识和生态文明理念,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低碳环保的发展之路。
一、低碳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低碳经济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经济模式
马克思指出:“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人如果要生存就不能脱离自然而存在,人的发展离不开自然。人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又在积极的改造自然,由于不尊重自然规律,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自然,导致了生态的失衡。因而,我们必须要保护自然,尊重自然规律,在攫取自然资源的同时又要保持生态的平衡,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十七大报告中,主席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尊重自然规律,建设一个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低碳经济要求在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尽最大的可能性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采用较少污染或不污染环境的新能源(风能、生物质能等)取代煤炭等旧能源。低碳经济不仅能保护自然而且能缓和人与自然的矛盾,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由此说明,低碳经济是一种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经济模式。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要求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低碳经济则符合其要求
工业革命之后,传统的物质资料生产采取的是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高产出资源消耗型的生产方式,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过程,对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未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破坏生态的平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致力于建设一个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要求我们转变粗放型的生产方式,采用绿色的有利于生态环境的生产方式。低碳经济的本质是全方位、系统性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通过技术创新、新能源开发等手段实现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优化,建设生态文明。在生产发展环节,实行低碳经济能从源头上减少污染,开发利用新能源,有效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获得最大的生态经济效益;在资源的消耗环节,实行低碳经济能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废气、废物、废渣的排放,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的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这种生态化的生产方式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要求。
一个人在生活中对能源的消耗和废气的排放微乎其微,但一旦乘以13亿就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倡导全国人民实行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每一个公民要自觉增强环保意识,从生活的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低碳经济顺应了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提倡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积极倡导社会成员在生活中使用低碳产品,过低碳生活。低碳生活既要社会成员思想观念上具有低碳意识,又要从实际生活中绿色消费,降低碳排量。
二、低碳经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现实的路径
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保护生态环境,则必须从源头上抓起,减少破坏生态环境的污染源,才能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固发展。低碳经济提倡的“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经济发展模式,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稳定为基础,以实现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全面协调为目标,在根本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和目标是一致的,能够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
低碳经济有效地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减缓气候变化,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低碳经济是一种低能耗、低污染和低排放的经济模式,在实践的过程中,从生产、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减少高碳能源的使用,从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从短期来看,低碳经济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开发绿色清洁能源取代传统能源,有效地减少了非可再生资源的浪费。从长期来看,生活中绿色消费的低碳经济能促进社会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能有效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发展低碳经济能有效地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低碳经济促使社会成员增强低碳意识,树立生态文明观。低碳经济让低碳意识融入到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中,促使社会成员认识到自然资源的短缺,认识发展低碳经济的现实意义,并最大限度的利用自然资源,减少资源的浪费,为后代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与此同时,低碳经济还积极要求技术创新,不断培育企业的低碳意识和生态文明理念,绿色生产,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低碳经济积极引导人们向可持续消费方式转变,改变以往的高消费、高浪费的不良生活方式,适度消费,营造低碳生活的氛围。低碳经济从人们的衣食住行着手,积极引导人们使用节能环保的产品,低碳环保,绿色出行。
参考文献:
[1] 大卫·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121).
篇2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加减乘除法”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4)02-0024-03
近年来,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不仅是中国一国的问题,而且是全球性的问题。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中等发达国家。问题是:中国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中等发达国家?是对发达国家亦步亦趋的模仿和更大规模的复制,还是对其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黑色发展模式的反思与超越?随着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的加重,迫使中国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到突出地位。
一、生态文明的世界观意蕴
生态危机为人类敲响了警钟,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也使人们真切地感到转变发展方式的迫切性。面对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我们认识到现有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探索。
对于“生态文明”概念的理解,国内学界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从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入手,侧重将生态文明理解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与进步,认为:“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做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1]另一种思路从社会文明进步层面,认为“人类文明经历远古前文明时代、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时代三个阶段,即将进入它的第四个阶段――生态文明时代。”[2]
理解和认识生态文明需要有哲学的眼光,应从世界观的高度来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绝不仅仅是一种面对生态危机的权宜之计,也不仅仅是所谓“发展的代价”,而是一种新的哲学观和世界观。作为一种哲学观它要求人们从人类整体的、根本的、长远的视角审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作为一种新世界观它必将深刻影响和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休闲方式。近代以来,在自然观上人的哲学观念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从近代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康德的‘人是自然的目的’,经由海德格尔对他称为‘座架’的技术的本质的批判,到现在的‘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深入人心,在这段观念发展的历史期间,自然还是原来的自然,只不过由于自然生态遭到破坏的事实,引发了人们对这种后果的负价值判断,从而导致了人类自然观的转变。”[3]当前,必须运用“整体思维”、“关系思维”和“系统思维”来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针对性
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资本主义对待环境的种种弊端,在当今我们通常称之为‘环境危机’的领域里是显而易见的”[4]。资本主义对于人的“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的戕害,造成“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双重伤害,其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资本逻辑的泛滥。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之一就是规避、超越和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生产、生活、生态兼顾,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和谐。
(一)生态文明的当代出场:对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反思与扬弃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传统农业文明时期,“生存优先,顺天应时”,按照自然节奏安排生产和生活。当时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只能消极被动地依赖自然。第二个阶段是近代工业文明时期,“生产优先,利润主导”。工业文明彻底打破了自然的和谐与宁静,人类成了自然的“主人”和“敌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由最初的人类“敬畏自然”变为“破坏自然”,进而受到自然的惩罚。第三阶段是现代生态文明时期,“生态优先,兼顾经济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伙伴”关系,经济发展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当然,建设生态文明决不是否定工业文明,而是强调先进的工业文明必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
(二)人民群众的现实诉求:经济发展“必要”但“不足够”
在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生态环保问题,更是社会民生问题。我国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五位一体”的高度,既是尊重自然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体现,也是尊重人民群众生存权和健康权的体现。在建设生态文明过程中,就是要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这也是当下人民群众的现实诉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决不能以牺牲人的健康和生命为代价,决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牺牲人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取得的是“人民不满意的发展”,牺牲生态环境取得的经济发展是“得不偿失的”,人的生命一旦失去不可挽回,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极难恢复,而且“牺牲人的生命和健康”和“破坏生态环境”,也很难挤身于“文明国家”之列。
(三)民族振兴的永续动力:“粗放发展”向“集约发展”的转型
在中华民族振兴过程中,为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国一度选择了一条“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式发展方式,这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粗放式发展方式导致的结果是,在取得物质文明建设辉煌成果的同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却日益紧张,中国为经济增长付出了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将生态文明融入经济,是“主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由‘以增长促发展’走向‘在转变中谋发展’”[5]。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加减乘除”法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关键是要学会“生态修复”的“加法”,做好“节能降耗”的“减法”,探索“生态经济”的“乘法”,摸索“生态综合治理”的“除法”,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的良性互动。
(一)学会“生态修复”的“加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段时期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超过了自然本身的修复速度,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阻碍。因此,“生态修复”是生态文明建设首要解决的问题。
“生态修复”的“加法”不是简单的机械相加,而是生态文明建设系统的优化组合。学会“生态修复”的“加法”,一方面,要加大“生态修复”的宣传力度,提升全社会的“生态修复”意识,使“生态修复”思想深入人心,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进而调动各方力量自觉参与到“生态修复”的行动中,真正以思想的转变引领发展的转型。另一方面,要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要继续实施各项“生态修复”的政策并将其真正落到实处。近年来,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生态修复”的政策法规,退耕还林、退牧还草,保护珍稀野生物种等一系列措施的实行,使得“生态修复”初见成效。但“生态修复”是一个长期系统过程,“污染容易而治理难”、“破坏容易而修复难”,“提出措施容易而贯彻落实难”。生态危机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因此必须长期坚持。当然,“生态修复”绝不是“先污染后治理”,需要观念变革和工作前移。为此,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在当代中国,不仅“发展是硬道理”,“保护也是硬道理”,保护生态与其说是为了动物和植物,不如说更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贵在创新,重在建设,成在持久,需要全社会共管共建共享。
(二)做好“节能降耗”的“减法”
建设生态文明不仅要做好“生态修复”的“加法”,还要做好“节能降耗”的“减法”。
经过改革开放35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新的战略转型机遇期,此时需要把经济增长转移到依托节能降耗,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轨道上来,促使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按照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进行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加大对高能耗企业的重点监控,重点抓好节能减排工作,关闭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落后工艺,下决心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循环工业经济和清洁能源,扶持和壮大一批资源综合利用的高新技术企业,采取以源头减废为主导的政策,以节能减排为重点,推动循环经济过渡为主导经济。
当然,“节能降耗”的“减法”不是简单的相减,而是通过改造升级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水平。一方面,要严格按照国家节能减排的目标要求,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加快高耗能行业和企业的节能改造。在企业层面推行清洁生产方式,在产业的层面进行产业生态改造,建立和发展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休闲服务业,在消费者层面倡导绿色消费。另一方面,借鉴国际上先进的节能技术和经验,加大节能新工艺、新技术、新能源的研发、推广和应用,将节能新工艺、新技术、新能源推广到每个企业和家庭,降低传统工艺和传统高耗能行业所占的比重,提高能效,实现节能。“提高能效可以降低消费者的能源支出,提高工业竞争力,创造就业机会”[6]。国家和企业要自觉加大对“节能降耗”的投入。实际上,“节能降耗”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每个公民要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践行低碳生活方式,把“节能降耗”落到实处。
(三)探索“生态经济”的“乘法”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利在当代、造福子孙、事关长远的系统工程,应加快形成政府推动、市场调节、公众参与的长效机制。为此,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建设生态文明要探索“生态经济”的“乘法”。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五位一体,相辅相成。离开经济发展抓生态文明是缘木求鱼,离开生态文明搞经济发展是竭泽而渔。发展生态经济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和循环经济,构建低碳高效的生态经济体系。一方面,发展循环经济不仅是优化经济发展的突破点,也是国民经济“绿化”的新经济发展模式。因此,政府要引导和鼓励环保产业发展,大力发展以资源节约型、清洁生产型、生态环保型为主的循环经济,构建资源再生、产业延伸的循环经济承载平台,加快打造以绿色、低碳为标志的现代产业体系,从而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共赢。另一方面,发展生态经济贵在改革创新。成功的关键是改变行为和转变公众观念,改掉一些不合时宜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创造新技术、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消费方式。作为公民和消费者的每一个人将决定世界的未来。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如果每个人都能践行绿色环保、低碳生活的理念,那么乘以13亿人口,便可以汇聚起生态建设的巨大能量。
(四)摸索“生态综合治理”的“除法”
当前,中国整体上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城镇化快速发展期”,西方发达国家300年间逐步出现的生态和环境问题在当代中国集中显现,呈现“时空压缩”特征,生态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改变,环境压力还在增大,经济发展的环境污染代价持续上升,一些地区污染物排放严重超过环境容量,突发环境事件频发,环境风险不容忽视。因此,必须增强环境生态意识,提高生态综合治理的效率。
摸索“生态综合治理”的除法,一方面,要破除传统路径依赖,破除全面开发的传统惯性,破除粗放低效的传统模式,破除政府包办的传统思维,建立多元化生态投入机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精细化程度和综合治理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强生态环境问题的监管,实行各部门联合执法,从项目审批,生态评估、生产过程、消费过程等方面全过程严格监督。同时还要充分动员媒体和每个公民的力量对环境问题进行监管,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生态建设既是政府的应有职责,也是每个公民的神圣使命,因此政府应联合监管部门、大众媒体和公民社会的力量,共筑生态综合治理的坚实后盾。诚然,关注并不等于理解和行动。“人们意识到自己必须改变以往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习惯,往耗能少一点、利用久一点、功率大一点的自我规制来建立未来新的生产方式”[7]。首先,应增强资源回收利用效率,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其次,要用生态系统思维看待生态文明建设。再次,生态文明建设应纳入法治轨道。
总而言之,生态文明建设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作为理论问题,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深入研究,作为实践问题,生态文明建设重在落实。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绝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不能走“落后-发展-资源需求-生态崩溃”的“绝路”,而要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双赢”的“新路”。
参考文献:
[1]俞可平.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J].与现实,2005(4):4-5.
[2]余谋昌.生态文明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19.
[3]陈嘉明.事实与价值可分吗:以生态伦理学为视角[J].学术月刊,2011(8):38-43.
[4]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4.
[5]韩庆祥,张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向[J].中国社会科学,2012(3):4-26.
篇3
“五位一体”标志着现代化转型步入新阶段
从十六大的“三位一体”,到十七大的“四位一体”,再到十的“五位一体”,这种变化顺应了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是落实科学发展本质要求,是使我国现代化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升华之举,标志着现代化转型正式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十代表、宁夏中卫市委书记马廷礼认为,“‘五位一体’为发展的内涵增添了新元素,为发展的品质赋予了新标准,为发展的方式确立了新坐标。”
十报告指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实施各项建设的过程中,都要内在地包含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建设要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坚持可持续发展;政治建设要蕴含生态环境保护,作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文化建设要倡导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的观念和精神;社会建设要兼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要求。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如松认为,未来的社会发展,—定要将生态文明根植于新型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推进生产高效循环、生活幸福低碳,生态绿色和谐,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承载“美丽中国”梦想
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轨迹是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的轨迹,也是生态系统承载量不断增多与面临更大的生态需求压力的轨迹。在投资和出口拉动型的经济模式下,我国在生产端产生了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随着收入分配改革深化和经济向内需转型,消费端面临的生态压力将会逐步增大;同时,我国未来还将处于城镇扩散能力和辐射能力强化的阶段,城镇化水平提高带来的高人口密度、高物质消耗与高废弃物排放,也会成为诱发高生态压力的主因。
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指出,我国的环境状况是“局部有所好转,总体尚未遏制,形势依然严峻,压力继续增大”。
面对这样的形势,只有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才能如十报告所言一一“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指出,具体而言,从源头上、从根本上跨过资源环境这道槛,就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就曾强调,“绿色发展是经济转型的主要方向”。如今,生态文明的战略定位明确,经济转型的方向也更为明晰。未来生态文明建设将会推动构建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协调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矛盾,使经济发展沿着可持续的道路保质保量地前行。
除了引领经济转型的功能之外,生态文明建设还关乎社会民生,针对群众对于良好生态环境越来越高的呼声,社会发展的目标应该确立为建设既富强又美丽的中国,意即一方面增加GDP,一方面提高生存生活环境的质量,让人民拥有健康。
绿色评价体系壮大生态文明建设优势
尽管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我国在这一领域还是拥有诸多优势。
“十二五”规划提出了“绿色发展”的理念,规划的十二个约束性指标中包含六个环保指标,这些涵盖单位GDP能耗、二氧化碳排放、污染物排放、森林覆盖率等内容的指标是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严格标尺。
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已由偏重速度转向以质量为重。党的十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要求的是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要求的是在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中实现增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要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在经济总量有所控制的情况下,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量都将有所降低,生态压力有望在释放缓解过程中逐步消解。与此同时,我国大力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节能环保、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等产业,正在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绿色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
未来十年,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十年,也是经济发展方式、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向绿色转型的机遇,各个层面应该更多关注自然资本投资、保证生产和生活所依赖的自然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在这其中,政府宏观层面的推动将是首要的举措。
十报告提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我国目前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方面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将单纯的强制性环境约束指标转变为有效衡量生态文明发展的考核标准,从根本上优化GDP为核心的评价体系。
据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区副首席代表李琳介绍,世界自然基金会已经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部一起开发了衡量绿色经济的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社会经济发展指标、资源环境可持续指标、绿色转型驱动指标。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部的张焕波介绍说,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不仅考量人的发展,同时考量公平因素;资源环境可持续指标考量自然财富与生态服务的供给能力、经济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效率;绿色转型驱动指标考量政府在环境政策制定、绿色产业投入领域的引导作用,以及各个地方未来经济向绿色转型的走向。
篇4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社区参与;内涵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1-0214-02
十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建设美丽中国,这与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等文件相契合。北欧和北美的经验表明,社区参与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关键一环。如何将社区参与纳入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之中是一个亟待探讨的重要问题。
一、生态文明的主要内涵
文明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美国学者罗依·莫里森(Roy Morrison)1995年在其出版的《生态民主》中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这一概念。中国生态学家叶谦吉在1987年即提出要大力倡导生态文明建设[1]。针对生态文明生态学家、生态经济学家、哲学家、环境社会学学家从各自的角度给出了各式各样的定义。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认为,一般而言,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做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生态文明既包括人类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的意识、法律、制度、政策,也包括维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实际行动[2]。
国家环保部副部长潘岳认为,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3]。
著名经济生态学家、过程哲学家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小约翰·柯布博士在其《文明与生态文明》一文中指出,一个充分的生态关系是这样一种关系。在该关系里,人类作为一个更大的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换言之,就是像其他物种一样进行活动[4]。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哲学系丰子义教授认为,生态文明有狭义、广义之分。从狭义上讲,生态文明是指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它是相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而言的。从广义上讲,生态文明则是指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即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形态。无论是哪一种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实际上都同人的观念、行为直接相关[5]。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认为,生态文明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看,生态文明以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为准则,要求实现人口、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其文明形态表现在政治、物质、精神等各个领域,是人类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成果的总和;从狭义看,生态文明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强调人类对待自然关系所达到的文明程度[6] 。
从上面诸多学者的定义,可以看出生态文明的内涵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7]:第一,生态文明是一种积极、良性发展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绝不是拒绝发展,而是要通过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健康地发展。第二,生态文明是可持续发展的文明。这包括人类的可持续和自然的可持续,二者是相统一的。第三,生态文明应是一种科学的、自觉的文明形态。对自觉的生态文明来讲,仅有“天人合一”这样的哲学观念是不够的,还必须以科技的发展为基础,自觉地转变生产生活方式。第四,生态文明与物质、精神、政治文明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的整体框架。它们紧密联系,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从自然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基础来看,生态文明可以看做是其他三个文明的基础。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
学术界对于生态文明的内涵有着诸多的探讨,所推崇的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平等这些价值观都是积极的具有前瞻性的,但是如何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不同研究者具有不同的看法,政府和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实践。
十的报告中有一个板块专门讲到了生态文明建设。报告中讲到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从“优”、“节”、“保”、“建”四个角度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做了论述。“优”讲的是“优化国土开发格局”,“节”讲的是“资源的节约”,“保”讲的是“生态系统和环境的保护”,“建”指的是“生态文明制度的建设”。这四个方面构成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格局。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的两位研究人员王金南和张惠远[8]在《关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体系的探析》一文中,将生态文明建设体系重点放在社会系统建设、经济系统建设和生态系统建设三个方面,涉及到文化意识、管理体制、政策法规、生产方式、消费行为、资源利用、生态安全和气候变化等内容。王金南和张惠远两位学者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论述和十的表述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比如社会和经济系统建设就和十报告中讲到的“生态文明制度的建设”有很多相似之处。
三、社区参与能够在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中起到的作用
无论是城市社区还是农村社区都可以在环境教育、垃圾分类回收、低碳出行和能源节约、环境美化和生态系统保护等方面做出努力,参与到生态文明城市的建设中来。
(一)环境教育
国外学者约翰·福布斯在论述21世纪教育需要认真应对的挑战时就把“环境教育”放在第一位,他讲的环境是生态环境,环境教育也就是生态环境教育。美国佛罗里达学院这样定义:“环境教育是一个认识价值和澄清观念的过程,这些价值和观念是为了培养、认识和评价人与其文化环境、生态环境之间相互关系所必需的技能与态度”[9]。环境教育还促使人们对与环境质量相关的问题做出决策,并形成与环境质量相关的人类行为准则。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中有一章专讲环境教育问题,指出“从小学学龄到成年人都接受环境与发展的教育”,“鼓励大学设立对环境有影响的跨学科课程”,“推广与当地环境与发展问题有关的成年教育计划”,并提议“开展一个全球教育活动” [10]。最近一二十年来,很多国家已把生态环境的教育,纳入正规教育之中,纳入各级学校的教学计划之中。如意大利1983年就创办“绿色大学”,1986年发展到16所。澳大利亚也把生态环境教育普及到学校,其他很多国家也创办了“绿色学校”。
社区是居民生活的地方,与居民的日常生活最为接近,能够为环境教育和环境保护宣传做出自己的贡献,也能够把居民的环境意识转化为环境保护的实际行动。
(二)垃圾分类回收
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垃圾分类是实现垃圾减量化和再利用的关键,这些都已经成为学界和民众的共识。国内学术界展开了一系列的针对垃圾分类行为的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很多居民对垃圾分类持肯定态度并愿意以实际行动坚持,如果小区普及垃圾分类设施,估计垃圾分类的比例可能会提升20%。北欧等国家的发展表明,只有根植于社区之中垃圾回收才能够得到真切的执行。丹麦的哥本哈根市的经验表明“垃圾处理的关键在于分类,将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垃圾严格分开,并分送不同的垃圾场处理”、“要让社区居民做好来及分类,首先要为他们创造条件,不能使垃圾分类变成居民生活的负担,进而让人们逐步适应,自觉遵守”[11]。
(三)低碳出行和能源节约
煤炭、石油等石化能不可再生,其大量消耗也是当下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京津地区的雾霾天气就与煤炭的大量使用具有很强的关联。应对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除了更多使用可再生资源之外,能源的节约和低碳出行也是很重要的方法。
社区可以通过提供自行车、汽车共享、社区巴士等方式减少交通对于能源的消耗,还可以采用集中供暖、社区智能电网和节能建筑等方式节约能源,而所有这些方式都需要积极的有效的社区参与。
(四)环境绿化及生态系统保护
社区是居民生活栖居的场所,国内的城市社区一般都是由物业公司来承担社区的绿化和生态系统的保护,社区居民很少参与进来,而农村的村庄一般是农户自发的零散的进行树木种植和生态系统保护,村庄和乡镇基层政府也很少进行相应的规划。社区绿化和生态系统的保护最终要靠当地的社区居民,社区的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网络和集体行动能力很大程度上影响社区参与的水平,进而影响到环境绿化和生态系统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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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06-19
篇5
(一)生态文明的内涵
生态文明是继工业文明、农业文明之后出现的一种新型文明型态,生态文明产生的重要现实背景是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工业文明虽然带来物质的极大丰富,但同时也导致环境的严重污染,在这种背景之下,人们开始反思工业文明,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概念。生态文明的核心思想是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人与环境要和谐相处。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路径是大力发展绿色生产、循环经济、低碳发展,从而减少各类资源的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将人类活动控制在生态环境承载力的范围之内。
(二)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之间是相辅相成、互为依赖的关系,而不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经济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没有经济的发展壮大,生态文明建设也就没有必要的物质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经济发展的现实路径,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我国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经验已经证明,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行不通,没有生态文明,经济发展必然会严重受阻。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二者并不存在所谓的冲突,这是实现二者和谐发展的基础所在。
二、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县域经济发展问题颇多,这些问题与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之间存在冲突与相悖,对于未来县域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巨大威胁。
(一)发展理念落后
我国县域经济在发展理念方面比较落后,长期以来,在政绩考核重心为GDP的情况下,各县级政府都将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片面追求经济总量的提升,忽视环境保护以及经济发展质量,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举例而言,一些县级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往往不顾本地区的生态承载力,一味引进三高一低的产业,给地区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危害。
(二)生态经济滞缓
生态经济发展滞缓是很多县域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生态经济本身属于朝阳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广义层面的生态经济是指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自然生态与人类生态高度统一的,具有可持续发展特性的经济。县域经济在生态经济发展方面重视不足、基础薄弱,生态农业、生态观光等产业发展比较滞后,县域经济发展缺少新的增长极。
(三)发展模式粗放
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比较粗放,只重视经济总量,忽视经济质量。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与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构建资源节约型产业相悖,容易导致县域经济核心竞争力不强。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粗放还表现在低水平重复性建设、传统产业占比过高、科技水平整体偏低、生产设备落后等方面,这些经济问题往往意味着更多的资源消耗、更多的环境污染,会给生态文明建设带来更大的阻力。
(四)人力资本不足
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人力资本不足,尤其是一些新兴的高科技行业发展更是严重依赖于人力资本。当前我国县域在人力资本方面储备不足,不仅难以吸引优秀人才的流入,同时本地区一些优秀的人才资源也不断流失,给地区经济发展转型、产业升级、生态产业发展等带来危害,不利于生态文明建设。
三、生态文明视角下县域经济的发展路径
生态文明建设为县域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应重点从多个方面推进县域经济的发展。
(一)更新发展理念
在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大背景下,县域经济发展要更新发展理念,树立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重的理念,进一步提升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性,不仅要“金山银行”,更要“绿水青山”。在政绩考核模式方面,政府要将绿色GDP纳入到政绩考核中去,将环境保护作为一个坚决不能突破的底线,在生态保护方面进一步发力,力争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齐头并进。
(二)发展生态经济
县域经济发展要将生态经济作为一个重点,将生态经济打造成为拉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极,重点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农业、高科技新兴产业等,壮大生态经济规模,发展生态经济的带动及辐射作用。在生态经济发展中,政府要创造良好的生态经济发展环境,从财税、土地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推动生态经济更好地发展,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活力。
(三)转变发展模式
县域经济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摒弃以往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推进集约经济模式。经济模式的转变要从产业布局、技术创新、设备更新等方面着手,从产业布局方面来看,要逐步淘汰落后产业,引入高附加值产业;在技术创新方面,要依托技术创新来提升生产效益,减少污染;在设备更新方面,要鼓励企业进行设备更新,从而提升生产效率,实现发展模式转变。
(四)加强人才引进
篇6
(正阳县环境保护局,河南 正阳 463600)
【摘 要】生态文明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取得的成果所创造的另一种财富。它表明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协调 、共存共荣的进步状态。文章对目前正阳县环境保护工作中出现系列问题进行阐述,并结合该县的实际情况,从现阶段环保工作与生态文明建设两者相应关系分析论述。
关键词 生态文明;环境保护;环境现状;人与自然
0 引言
一个城市的发展,不仅仅表现为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高质高效的经济增长,还应该是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蓝水、惠泽民生。党的十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主义建设之中,提出我们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城市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正阳县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资源环境承载力的高压期、公众环境要求的高涨期、环境问题的高发期,我们面临许多生态环境问题。
1 环境现状
1.1 水环境污染问题
2014年,该县慎水河王岗断面河流水质远远低于国家考核要求,19个乡镇19条河流断面水质只有熊寨镇田白河达标,其他全部超标,一些非法养殖场不按标准排放、处理污水,导致附近村民乃至整个村庄遭受污染,该县地表水污染防治形势异常严峻。
1.2 畜禽养殖问题
正阳县作为全国生猪大县,生猪产业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养殖污染。有的养殖场粪便没有进行处理,臭气熏天,每到夏天蚊虫飞舞,极易传播疫病,有的养殖场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导致农村整个地下水污染。
1.3 生态破坏问题
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人们任意地砍伐林木,导致大面积森林被破坏,造成夏日炎炎,水土流失严重,严重影响植被多样化,农村农药污染危害严重,导致生态大范围恶化,使农业、农村环境承载着双重压力,农民的文化素质较低,对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能引起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环境保护观念差,导致污水乱排、乱砍伐森林的现象随处可在。
1.4 城市垃圾问题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迅速推进,该县污染物排放量刚性增加,而减排项目——县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建设滞后,县城区污水管网覆盖率低,至少有50%以上的生活污水直排,造成废水沟臭气熏天,而人们的环境意识淡薄,刮扔垃圾现象随处可见。
1.5 其它问题
机动车排气污染治理、城区燃煤锅炉拆改、道路及施工扬尘污染、和餐饮业油烟污染等问题都还未得到有效解决,农村畜禽养殖对地表水污染和农村生活垃圾乱放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2 建设生态文明,加强环境整治
2.1 加强环境整治要与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产业分工加快重组,该县正面临巨大的环保挑战,该县于2015年4月2日召开全县环保工作大会,该县县长要求:(1)认清形势。当前正阳县环境压力巨大、总量减排任务艰巨、群众对环境质量意见很大,各乡镇、各部门要找准重点,变压力为动力,努力破解资源环境约束。(2)突出重点。着力推进三大工程(蓝天工程、碧水工程、乡村清洁工程)的实施,确保环境整治与生态文明相融合。(3)加强领导.各级部门要明确责任、形成合力、加强宣传、严格执法,确保环境保护工作顺利展开。
2.2 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该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把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作为基本方针,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基本途径,把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作为基本动力,把培育生态文化作为重要支撑,把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作为工作方式,切实把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抓紧抓好。
2.3 要正确处理生态文明建设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促进生态文明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宗旨的文化理念形态,要实现生态文明就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没有绿化的可持续发展,就会多走弯路。建设生态文明,目的就是让人民群众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下生活得更舒适、更幸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各地要因地制宜,合理规划。
3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走绿色发展之路
3.1 加强教育宣传,提高人们环境保护的意识。该县通过环保法律、法规进企业、学校、社区、农村的宣传,不断提高人们的环境与生态文明意识。开展中小学校(幼儿园)环境教育师资培训,根据不同阶段学生的特点开展与环境教育有关的环保征文、环保演讲比赛、环保专题讲座等活动。利用各级党校、行政学校等教育培训平台,广泛开展面向党政领导干部的环保政策法规知识培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环保综合决策能力。
3.2 通过立法约束人们的行为,保障生态文明的建设。新环保法于2015年1月1日起已经实施,新的环保法不是棉花棒,而是杀手锏,它首次将环境违法可以行事拘留写入篇章。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要在各种经济立法中突出生态环保的内涵,使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同步协调发展,不断完善环境政策法规、制度,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硬性条件。该县严格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坚决打击各种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切实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制化轨道。只有将环境保护上升到国家意志的战略高度,才能从源头上减少生态环境破坏问题。
3.3 通过合理利用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要改变传统工业生产中的“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高污染”,的现象,充分认识与发挥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该县通过努力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的先进生产技术,积极淘汰落后的生产技术,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结构节能,大力提倡生态科技,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3.4 正确处理好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只有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环境,才能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该县遵循的开发原则是“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各地要因地制宜,合理开发和利用环境,使自然资源的质量逐渐改善。
篇7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模式;西南喀斯特地区
基金项目:贵州省软科学项目:“贵州连片特困地区包容性绿色城镇化与精准扶贫联动机制研究”(编号:2016GZ95614);商务部联合基金项目:“贵州绿色开放与新型工业化协调发展研究”(编号:2015SWBZD14)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5月8日
一、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相容性
新型城镇化的提出是既坚持将城镇化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也决心克服以往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城乡、区域、资源、环境等一系列问题。根据已有研究的总结,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将成为新一轮城镇发展的基本动力;二是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内容,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城乡一体化目耍蝗是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四是土地集约高效利用,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合理布局,形成完善的城镇体系。
生态文明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宗旨的文明形态,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因此,要建设好生态文明社会,就需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通过上面对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基本内涵的概括,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具有很强的内在相容性。在立意上,都体现了全面、系统、包容的广阔视野。新型城镇化战略并不仅仅考虑城镇自身的经济社会问题,而是以城镇化为动力推动未来中国的全面发展,通过城镇化引领整个中国的产业升级、居民生活质量提高、资源集约利用与生态环境改善。生态文明建设同样也不是简单生态环保问题。从人类生态学的视角看,人类生态系统是一个经济―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包括人与自然相关的各个方面。可以说,生态文明是贯穿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理念,新型城镇化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动力。在目标上,都贯穿着公平、协调、可持续的本质要求。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高投入、高能耗、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中都包含了城乡、区域、代际之间在发展机会、资源利用、享受良好生态环境的平等权利;都包含了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促进社会和谐,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实现国家绿色、健康、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二、喀斯特生态环境对城镇化的影响
喀斯特在地貌学上主要指通过水对可溶性岩石的溶解侵蚀作用,在地表形成的各种奇峰、柱石、洼地、谷地、大泉,在地下则发育成各种溶隙、通道、溶洞、暗河等现象的地形区。在生态学含义上,喀斯特又可指那种具有高效的喀斯特剥蚀(溶蚀)、以大气降水的地下排泄为主、脆弱性显著的地区。喀斯特地貌在中国具有广泛的分布,其中西南地区分布较为集中。喀斯特地区的独特地貌特征使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对城镇化产生影响。
首先,土地贫瘠,而且易流失、难恢复。在喀斯特地区,同样条件下土壤层厚度比非碳酸盐岩类岩石土壤层薄、分布面积小,而且具有富钙、营养成分不高的土壤成分特点。溶蚀形成各种孔穴、裂隙又为土壤提供流失通道,造成土壤不易保持。这样的土地资源条件给喀斯特地区的城镇化造成了人口和环境的双重压力。一方面土地贫瘠使农业产量低下,土壤易流失、难恢复导致农耕开垦后土地石漠化,可用耕地面积不断缩小,农业能够容纳的人口有限;另一方面城市大规模开发造成的水土流失,对城市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更突出。
其次,水资源分布不均,地表大多呈“喀斯特干旱”。喀斯特地区溶蚀作用使得喀斯特水文存在地上、地下两套系统。西南的喀斯特地区虽然气候湿润,降水丰沛,但因岩层漏水,大部分地表水渗入地下,造成地表径流不发达,加之土层浅薄、保水力差,更加剧了地表缺水程度,进而造成许多地方的干旱和半干旱。这样的水资源条件使城镇规模扩大过程中面临缺水的风险。
再次,森林资源脆弱。由于喀斯特地区土壤形成困难、水分层较深,对植被的发生和保护具有很大的限制。在喀斯特环境生态系统中,森林是维持系统平衡和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因为森林中形成的枯枝落叶层具有良好的吸水功能,形成良好的滞留水层,因而大大减轻了水土流失的可能。如果森林遭到破坏,就会造成水土大量流失,生态系统平衡被打破,环境进一步逆向退化,一旦出现石漠化,恢复相当困难。因此,城市大规模开发一旦对脆弱的森林资源造成破坏,对于整个区域的生态系统将造成难以修复的负面影响。
最后,地形条件也在空间上给城镇化造成了制约。喀斯特地区的地形崎岖,以山地为主,平坝、河谷地带所占比重低而且单位面积较小。这不仅限制了城镇的发展规模,而且在城镇范围内往往也会受到山地、坡地对内部空间结构的分割和限制。因此,降低了单个城镇承载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
总之,喀斯特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和崎岖的地形条件,决定了该地区城镇化面临着生态环境承载力低、地域扩张的空间较为有限的制约因素。同时,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由于历史和地理条件等原因,目前城镇化水平仍然很低,经济发展水平还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在农村还有大量贫困人口和农业剩余人口需要转移;而另一方面独特的喀斯特地貌也造就了绚丽的自然景观和多姿的民族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无论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还是开发旅游资源,都需要以城镇发展为支点,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可见,加快城镇化在喀斯特地区比其他地区具有更大的需求。
三、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基本模式
面对加快城镇发展的巨大需求和生态环境脆弱的约束条件,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必须探寻一种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新模式。从人类生态学的视角看,城市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系统,而且处于一个更大的生态系统之中。城市生态系统是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复合生态系统,是系统内外以及内部各子系统之间人流、物流、能流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的整体。因此,我国西南喀斯特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基本模式应该符合城市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以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原则,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以城镇体系协调发展为载体,以生态经济发展为支撑,以人口城镇化和减少农村贫困为重点,按照集约高效的发展方式,现城乡一体的生态城镇化。
在城镇空间结构方面,要对西南喀斯特地区进行主体功能区划分,综合考虑生态环境承载力,明确城镇化重点发展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据此制定城镇规模上限,调整城镇布局;完善城镇体系结构,强调各级城镇在规模和功能层级上的分工与协调,形成联通城乡的有序梯度节点。
产业发展方向要与生态环境的约束相适应。第一产业要在保持水土、保护林地、草场的前提下,以特色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通过农牧产品深加工和产业链延伸增加效益;第二产业要淘汰造成污染的企业和生产方式,严格执行清洁生产标准,通过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弥补污染防控成本;大力拓展第三产业,重点是结合喀斯特地区秀美多姿的自然环境优势,围绕“生态产品”的供给做文章,生态产品主要指清新空气、清洁水源、舒适环境、宜人气候等,提供更好的生态产品不仅可以创造大量服务业岗位,而且可以给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极大的推动,产生很强的联动效应。构建起经济效率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少、就业带动强的产业体系。
将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创建和谐宜居社会作为根本归宿。以新型社区和新型社会组织为载体,通过社会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的创新,实现城乡人口有序流动、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和均等的公共服务,生活方式低碳环保,生活条件便利、宜人,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社会阶层基本呈橄榄型分布的包容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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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生态文明;竞争力;指标体系;东莞
中图分类号:F290;F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7)06-1192-06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7.06.050
Abstract: Based on the basic theor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urban competitive power, this paper proposed the connotation, composition and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mpetitive power, to analyzed and evaluated the urb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mpetitive power and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e calculated the sores of secondary indicators and civilization competitive power of Dongguan from 2000 to 2013 and other cities of 2013.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onggu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mpetitive power present an upward trend, and reach the medium level by 2013. However, compare with Shenzhen, Guangzhou, Suzhou and other cities, the gap was still relatively clear. And the major problem was tha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ag far behind, resulting in the incoordination of economic, social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ccordingly, this paper proposed the suggestions of policy to improve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mpetitive power of Dongguan.
Key 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mpetitiveness; index system; Dongguan
人类文明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发展阶段,现正向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迈进。近代工业革命之后,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资源能源日益短缺,生态环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直接威胁着人类生存、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20世纪70年代后,人类环境保护意识开始觉醒,逐步向生态文明阶段演进。文明形态的演进与转变对人类之间的竞争方式与内容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传统的城市和区域竞争力主要是指城市或区域在竞争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地方相比较所具有的吸引、争夺、拥有、控制和转化资源,争夺、占领和控制市场,以创造财富,为其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1-5]。在生态文明背景下,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向高效益、高质量、低消耗、低环境影响的方式转变,城市(区域)竞争力的内涵也随之发生转变。
目前,关于生态文明和城市竞争力的相关研究均很多[6-12],但将生态文明与城市竞争力结合的研究相对较少[13,14]。生态文明背景下的城市竞争力研究不仅可以丰富生态文明理论的内涵,也可为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与实现途径。
东莞作为中国快速工业化发展城市的典型代表,在经历了快发展、高消耗后也逐步呈现疲态,资源、环境、人口和土地趋近极限,持续高速发展难以为继,生态文明转型势在必行。本研究以东莞市为研究对象,分析评估其生态文明竞争力及其演变趋势,并与“珠三角”及国内其他地区代表城市进行比较,分析其在生态文明竞争力的优劣势,提出提高生态文明竞争力的措施建议,以期为各地生态文明转型发展,为促进社会经济与生态协调融合发展提供研究支撑。
1 城市生态文明竞争力理论体系构建与研究方法
1.1 城市生态文明竞争力内涵与组成界定
对城市生态文明竞争力进行研究首先需要界定生态文明的内涵。目前关于生态文明的定义众多,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种研究视角:历时性和共时性视角[15,16]。为了突出文明发展历史沿革性以及城市竞争力概念拓展性[17,18],本研究采用历时性研究视角对生态文明进行如下定义:生态文明是继承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式,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的、更高阶段,这种文明总体上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宗旨,以可持续发展为特征、以循环经济和生态良好为标志,集竞生、共生、再生、自生机制为一体的高级社会文明形态。基于这种研究视角,本研究认为生态文明竞争力是对传统城市(区域)竞争力概念的继承与提升,是生态文明范式和背景下的城市(区域)竞争力。即以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共生为基础,以实F人的全面发展为主线,吸引集聚优质资源,创造优质财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本研究认为,城市生态文明竞争力内涵包括:①对城市优质资源的聚集能力。优质资源是城市集约发展、绿色发展的基础。在生态文明背景下,城市资源聚集能力主要体现在吸引和聚集优质企业、高素质人才、优质科技资源和对外开放的能力。一般而言,优质高端企业生产效率更高,消耗更少,环境影响更低;高素质人才更具生态环保意识,更自觉开发设计低环境影响的产品,管理企业绿色发展;科技创新是生态文明进步的主要方法与路径,而对外开放,尤其是对发达国家开放,则是引进环保节能技术与绿色管理方法的一个重要途径。②突出效益的财富创造力。经济高效益是绿色发展的本质要求。在向生态文明转型的日益严格的环保制度体系下,高效益或高效率与生态化、绿色化的要求趋向一致。③居民全方面的生活质量提高力。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是城市竞争的根本目的和归宿,在生态文明背景下,衡量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除了收入和物质生活水平外,还包括生态环境水平和社会和谐水平的指标。④可持续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目的。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是指能够确保当前和未来持续有效地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为世代居民提供更多福利的能力。
1.2 生态文明竞争力测度体系构建及分析方法
衡量生态文明竞争力须构建城市生态文明竞争力指标体系。目前国内外关于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和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有很多[19-30],但是关于生态文明竞争力指标体系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从生态文明竞争力内涵和本质要求出发,以理论与实践性相统一、全面系统与突出重点相结合、指标代表性与可获得性相结合、动态性和稳定性相结合为原则,参照国内外相关指标体系,构建了城市生态文明竞争力测度指标体系(表1)。本指标体系分四级,共65个指标项。
2 东莞市生态文明竞争力测度与评价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为分析评价东莞市的生态文明竞争力发展趋势,收集了东莞市2000-2013年间的数据资料。对这个时期进行研究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个阶段是东莞由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的关键时期,二是因为这个期间的数据易获得。为分析评价东莞市与国内主要城市的生态文明竞争力水平差异,还收集了“珠三角”其他8个城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中山、惠州、肇庆)及国内其他发达地区具有代表性的3城市(苏州、青岛和厦门),共11个城市2013年的四级指标数据。数据主要来自2000-2014年历年《东莞市统计年鉴》、《东莞市环境状况公报》、《广东省统计年鉴》及各相关城市2014年的统计年鉴、统计公报等。
数据收集并按照上文所构建的指标体系进行初步计算整理后,通过以下步骤进行数据分析处理:①数据趋同化处理。主要解决不同性质数据问题,使得所有指标对测评方案的作用力同趋化,以得出正确结果。测度体系中的65项指标中有53项为正向指标,12项为逆向指标。对逆向指标,本研究通过取倒数方式转化为正向指标。②数据无量纲化处理。本研究采用标准化公式Z-Score来处理。③二级指标评价。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各二级指标相关项进行综合分析,得出二级指标评价结果。④一级综合指标评价函数。在本研究汇总中各个二级指标的重要性相同,没有偏重。故采用算术平均法来计算生态文明竞争力一级指标得分。⑤得分判定标准的确定。采用分级的方法,将城市生态文明竞争分三级,其中得分>1,为强竞争力城市;得分≥0.5而
2.2 研究结果及其分析
通过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及评价模式,计算2000-2013年间东莞市以及2013年各对比城市的二级指标得分与综合生态文明竞争力得分,结果分别见表2和表3。
2.2.1 东莞市2000-2013年生态文明竞争力演变
由表2可知,2000-2013年间东莞市资源聚集指标、财富创造指标和居民生活质量提高指标基本逐年增长,仅可持续发展能力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趋势;生态文明竞争力综合(一级)指标得分则呈逐年提高的趋势,至2013年达到中等竞争力城市水平。以下对各二级指标下的四级指标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1)资源聚集力。其22个四级指标在2000-2013年间总体上呈现增长趋势,其中对外开放方面的利用外资和外贸出口2个指标呈现先升高中间降低,后又升高的趋势,中间下降是因为受2008-2009年间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不过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
2)财富创造竞争力。其7个四级指标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说明东莞市经济效益良好,总体处在财富创造力持续增强阶段。
3)居民生活质量水平。其25个四级指标中,其中20个指标呈现总体上升趋势,但是有4个指标增幅不大,包括医生数、公共预算教育费占公共财政支出比例、基尼系数、城乡居民收入比和电影放映单位个数等。
4)可持续发展能力。这方面共有13个四级指标,在其中的7个正向指标中,森林覆盖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等4个指标呈现缓慢上升趋势,但人均水资源量、人均森林面积则呈现持续总体下降趋势;自然保护区面积自2005年起,一直维持在8 361.9 hm2。在6逆向指标中,单位面积废水、工业废气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密度等3个指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单位面积工业废水和烟尘2个在指标在大幅度上升后趋于平稳,仅单位GDP能耗1项指标呈缓慢下降趋势。说明东莞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虽有所提升,但依然还比较脆弱。
2.2.2 东莞市2013年生态文明竞争力与国内其他城市的比较 评价结果发现,深圳、广州、苏州三市为强竞争力城市,而青岛、惠州、肇庆、东莞为中竞争力城市,其他为弱竞争力城市。按照表3量化结果,东莞市的生态文明竞争力水平仅排名第7,处于生态文明竞争力中等水平。四个二级指标进行比较,东莞在资源聚集、财富创造和居民生活质量水平3项二级指标均处于中上游水平,分别排名第5、第7和第4名,但在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最弱,仅排名第10位。
1)资源聚集能力。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相比,东莞市上市公司总数目、各类法人企业总数、节能环保产业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R&D经费占GDP比重、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总额等指标低于深圳等城市,其中企业总数与深圳相差近3倍,上市公司总数与深圳相差近15倍,R&D经费占GDP比重与最高的深圳市相差2.23倍;东莞拥有高等教育机构数仅6家,与最高的广州市相差13.33倍。这说明,东莞市与广州、深圳等地在资源聚集能力还有较大差距,但是由于优越的地理区位优势,东莞依然比“珠三角”其他城市具有相对优势。
2)财富创造竞争力。对比另外11个城市,东莞市财富创造能力竞争力各指标表现中等,其中GDP、人均GDP和人均地方财政支出等3项指标排名靠后。其中,2013年东莞市GDP为5 490亿元,排名第6位,与排名最高的广州市相差2.81倍;人均GDP为66 109元,排名第9位,与排名最高的深圳市相差2.07倍;东莞市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为5 539.54元,排名第9位,与排名最高的深圳相差3.49倍。总的来说,与其他城市相比,东莞财富创造力规模中等,效益相对偏低,需要进一步提升。
3)居民生活质量水平。东莞居民生活质量属于中上水平。2013年东莞市的恩格尔系数为35.2%为相对富裕水平,仅次于广州、佛山、苏州和厦门。东莞城镇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在12个城市中经排名第8位,拥有医生数排名和实有床位数均排名第6位。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较低,排名第9位,与排名最高的肇庆相差约1.31倍。另外,东莞市的空气环境质量还有待改善,排名第6位,
4)可持续发展竞争力。在12个城市对比分析中,东莞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排名倒数第3。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东莞市生态环境条件较差,资源利用水平低,污染物排放强度高,且环境治理能力不够。东莞市2013森林覆盖率年仅63.6 m2/人,排名最后1位。自然保护区面积排名第9位;人均水资源量排名第8位;东莞市单位GDP能耗与排名最高的深圳相差甚远。东莞市污染物排放强度均较高,单位面积废水排放量、单位面积工业废气排放量单位面积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密度则逐年上升,排名均倒数第2位。尽管东莞市的生活废水和城市垃圾处理率逐年提高,2013年分别为90.9%和67.6%,但在12个城市中分别排名第8位和倒数第1。这说明东莞市环境压力仍然较大,环境治理能力还有待提高。
3 研究结论、讨论与建议
3.1 结论和讨论
依据生态文明、城市竞争力、可持续发展和复合生态系统等基础理论,本研究提出生态文明竞争力内涵丰富和拓展生态文明理论,构建的指标体系可用来评价区域生态文明竞争力水平,为经济、生态和环境生态协调发展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的视角与途径。研究表明,东莞市生态文明竞争力总体呈上升趋势,至2013年达到中等竞争力水平,但与深圳、广州、苏州等城市相比差距还非常明显,主要存在经济、社会和环境生态三者不协调和不同步的问题,其中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滞后,影响了东莞生态文明发展与建设。
本研究首次完整地提出了生态文明竞争力内涵、组成与评价指标体系,但受制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原因,本研究中四级指标项还偏少,各指标因子之间的关联性还缺乏深入分析,社会、经济与环境生态的协同机制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
3.2 提高东莞市生态文明竞争力的建议
本研究认为提高东莞市生态文明竞争力,关键在于提升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结合东莞市实际情况,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重点推进:
1)加强顶层设计,构建生态文明的制度体系。编制《东莞市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总体规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法制化建设,探索实施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项目审查制度,建立健全基于生态文明竞争力的政绩考核制度。
2)实施生态分区分级管理,强化环保管理制度。坚守生态底线,科学分级分区,实施差异化管理,生态控制线范围应达到全市土地总面积的50%以上。在国家和省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推行更为严格环保制度,推行生态补偿制度,通过市场化手段实现生态公平公正。
3)聚集质资源,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其措施包括修改完善产业准入目录,完善产业退出机制,利用先进技术管理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企业规模结构,大力推动低碳与节能环保相关产业发展,引进高端制造和重大研发平台。加强城市配套,吸引优秀人才。
4)加大环保基础设施投入,促进生态体系功能修复。措施包括加快完成排污支次管道建设,升级污水处理能力,形成城乡水污染治理覆盖;推广清洁能源,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动固废垃圾分类回收,完善垃圾处理体系,推动循环利用;加大推动水系流域治理,加快“小河小湖”的功能性修复,创新实施生态目标的水生态管养模式;持续推动植树造林工程,形成斑块与廊道相通生态体系。
5)大力推动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大力推动清洁生产,构建多层次循环经济体系;打造清洁能源结构,构建低碳能源支撑体系;推动工业节能减碳,构建制造业低碳化体系;发展低碳交通,构建低碳交通体系;抓好建筑节能工作,发展绿色建筑,推广绿色建设。
6)推动公平公正、绿色和谐社会的建设。主要是通过宣传、培训、教育等手段提升市民生态文明意识,努力形成绿色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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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实践探索
中图分类号:X1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5001305
一、引 言
20世纪中期,西方工业化国家先后发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人们开始反思工业化弊端。从1962年《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到1972年《增长的极限》的发表和瑞典斯德哥尔摩 “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再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和2002年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的召开,等等,国际社会一直在寻求一种有别于传统工业化的模式,希望走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同时,一些学者开始从社会文明形式的高度来思考工业文明。保罗·伯翰南在其1971年发表的《超越文明》中预见了一种“后文明”即将出现,但没有指明这种“后文明”将是一种什么形式[1](P1—2)。1995年,美国学者罗伊·莫里森在《生态民主》一书中正式将生态文明定义为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文明形式[2](P5—12)。与此同时,西方生态、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潮和运动也悄然兴起。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分别于1972年和1976年发表了著作《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极限》,指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基于“控制自然”观念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异化的消费观念,要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建立“易于生存的社会”[3](P58—76)[4](P37—52)。此后,相继出现了双重危机论、政治生态学理论、经济重建理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了系统的生态理论。在实践上,生态运动也在西方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兴起。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绿党”受到民众拥护,在工业化国家不断发展壮大,在许多国家的议会中取得越来越多的议席。例如,有明确政治纲领的德国绿党,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口号, 1998—2002年还与社民党联合获得了执政地位,现在绿党已经成为德国的第三大党。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明确提出了“红色绿党”的概念及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主张,形成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和政治纲领。
我国政府非常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促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同志专门就生态文明进行了明确阐述:“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中央政府及主要领导的积极推动下,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取得了显著进展。
二、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进展
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始于1984年,当时著名生态学家叶谦吉最早使用了生态文明的概念,他从生态学和生态哲学的视角来界定生态文明,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和谐统一的关系[5]。之后,理论界开始广泛研究生态文明,尤其是“十七大”以后,生态文明成为许多学科研究的热门课题。据统计,截止2011年底,我国共发表了以“生态文明”为题的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及报刊文章累计达10 029篇。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9月第12卷第5期 陈洪波,等: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进展 第一,关于生态文明概念与内涵的研究。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生态文明进行了界定。一是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的一个发展阶段,如陈瑞清等认为,人类至今已经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在对自身发展和反思的基础上,人类即将迈入生态文明新阶段[6][7][8][9]。二是认为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的一个方面,如余谋昌等认为,生态文明是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后的第四种文明,四大文明一起支撑和谐社会大厦[10]。三是认为生态文明是一种发展理念,认为生态文明与“野蛮”相对,是在工业文明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用更文明的态度对待自然,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改善与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11][12]。四是认为生态文明是改善人民生活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是一种建立在先进生产力基础上的文明形态。在确保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转变生产模式和行为模式,走一条依靠自然、利用自然而又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互动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之路[13]。总体而言,目前关于生态文明的概念的讨论很多,但尚未形成一种公认的、权威的概念。
第二,关于生态文明与传统文化的研究。许多学者从儒释道和佛教中探究生态文明的文化渊源。研究认为,儒释道从各自的角度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儒、释、道都强调“天人合一”,把尊重生命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共同的生态价值观。佛教认为生命主体与生态环境是一个统一体,天地同根、众生平等,天地万物本身就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14][15][16]。总之,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佛性统一、万物平等,等等,这些朴素的自然观及其生态实践观,对于建设当代生态文化体系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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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第44个世界环境日,我国确定的环境日主题是“践行绿色生活”,旨在增强全民环境意识、节约意识、生态意识,倡导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尚,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和群众基础。
惠州山水风光秀丽,生态环境优美,素有“半城山色半城湖”的美誉。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城市的形象,也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多年来,市委、市政府坚持生态优先和“生态旺市”发展理念,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同步推进、同步提升。2014年空气质量排在全国重点城市前列,东江干流惠州段水质稳定保持国家二类水质标准,连续七年获评广东省环保责任考核优秀等次,获得“中国十佳空气质量城市”、“中国十佳宜居城市”、“中国最美丽城市”等荣誉称号。今年第一季度环境空气质量位列全国重点城市第三、珠三角第一。
当前,我市已经进入转型升级、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正以坚实的步伐向珠三角第二梯队迈进。实现这一奋斗目标,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要将生态文明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惠民,更有质量的发展。我们要始终坚持生态优先,坚守生态红线,实施严格环保措施,全面加强生态建设。我们要扎实推进林业四大重点工程建设,全面巩固提升“创森”成果;深入实施“南粤水更清”行动计划,加快推进河涌综合整治;进一步推进“美丽乡村・清洁先行・清水治污・绿满家园”等系列活动;加大生态创建力度,努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市,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惠州。
保护生态环境,贵在创新、重在联动、成在持久。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环保责任意识,依法加强环境保护,坚决打好环境污染攻坚战,促进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广大企业要自觉遵守环境法律法规,积极淘汰落后产品、装备、技术、工艺,大力推广绿色、循环、低碳技术改造传统产能。广大市民群众要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共同行动起来,践行绿色生活,共建生态惠州,推动我市尽快走上经济生态高效、环境生态优美、社会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之路,共同分享惠州绿色发展美好未来。(本文引自惠州市副市长邓庆忠在“六・五”世界环境日当日活动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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