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农问题的思考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三农问题的思考，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三农 发展

中国农民占总人口的大多数，农村占国土面积的绝大部分；所以，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首要问题。解决好了“三农”问题，也就解决好了中国问题。

一、要充分认识到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中国农村的转型，必须是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的全方位转型。从经济层面上看，首先，“人多地少”这一最显著的中国国情就集中体现在农村，中国农村中农业人口之众，是举世无双的。据推测，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城市化水平将约为60％，届时农村人口为6.4亿，其中劳动力为3.2亿。由于耕地面积将逐步减少，人地比例关系不会发生显著改变，仍有庞大数量的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和土地上。所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安置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就业，将是一个长期的难题。其次，如何实现粮食中长期的供需平衡，也是一个需要不断进行解决的问题。据研究预测，到2030年我国粮食需求约为6.4亿吨，在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采取什么措施来实现粮食中长期供求平衡，始终是一个事关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存的大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需要长期解决的问题。再次，如何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也是一个需要长期的不懈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在人地矛盾本来就很尖锐的情况下，农业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解放以来，全国水土流失面积由150万平方公里增加到180万平方公里，风蚀面积增加到180万平方公里，两项占国土面积的38％，沙漠化面积也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从50－70年代末期，我国沙漠化土地每年平均扩展1500平方公里，80年代以来年均扩展2460平方公里，潜在的沙漠化土地面积还有16万平方公里。在华北和西北的一些地区，水资源严重匮乏，很难发展灌溉农业。所以，正确处理开发利用资源和保护资源的关系，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既是事关千秋万代的大事，同时也是一件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的工作。从文化层面上看，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农村根深蒂固，至今在相当大一部分的农村社区仍然生生不息，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这种传统对中国农村的一方面构成了中国农村现代化的严重阻碍，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其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对其改造的任务将是长期的，并最终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曹锦清先生在《黄河边的中国》中写道：“批判传统文化的旗帜只有在生活方式本身已开始变化之时方起作用；而主张‘保卫’或‘恢复’传统文化，则表明传统已不再是生活方式的有机内容，而当传统依然是绝大多数村民生活其内的一种生活方式时，无论是‘批判’还是‘恢复’，基本上只是一种上的空谈。”从政治层面上看，中国农村如何实现从“为民作主”过渡到真正的民主，从村民变为公民，从等级依附转变为平等合作协商，这仍是一项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的任务。中国农村的民主化进程将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广大乡村，一方面是不能代表自我，另一方面是不让自我代表。这个‘不能’与‘不让’，依然是乡村社会政治意识与政治过程的基本内容。从社会层面上看，中国的二元社会结构也是世所罕见的，发展很不平衡，城乡差别很大，既有与世界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现代文明城市，又有相当落后的还是传统社会和经济的农村，彼此。在这样的二元格局情况下建立了一套系统的并运转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现在正通过改革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预示着中国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和市场化进程将面临着比西方发达国家更复杂的情况，任务也将更加艰巨。另外，由于与农村相对应的许多城市面临的人口严重超负荷，基础设施跟不上要求，体制转轨困难重重等困难，使中国城市发展的辐射作用大受限制。这些方面也将影响到中国农村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使中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将面临更多的不利约束。所以，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农村的改革与发展将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对此，我们应持谨慎和务实的态度来对待农村问题，要注重在稳定中求发展。

二、关于农民的合作问题

中国农民的最大特点是善分不善合，如何使善分不善合的农民“合”起来，这确实构成了对中国人政治智慧的严重考验。这里笔者认为，合作组织的灵魂是合作精神，而合作精神的产生来自内生和外生两个方面。内生的合作精神是基于历史性的沉淀和现实经济基础的需要；外生的合作精神是基于引进和模仿。而合作精神的合理化最终取决于内生的合作精神的转变。在中国，由于厚重的家庭人情传统和现实落后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中国农村合作精神的提升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中国人之间体现的合作精神与西方人之间体现的合作精神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精神。所以，从中国人的合作精神过渡到西方人的合作精神所体现的是质变过程。而质变过程需要量变的积累。对此，笔者认为，从内生的合作精神的转变过程来看，在中国应首先大力发展以血缘、亲情关系为纽带的村落内农户之间存在的某些传统合作方式并努力使之完善。当然这种传统的亲情远非现代意义上的合作和联合，但发展这种联合和合作是基于中国国情的考虑，是中国农民从传统合作走向现代合作的中间站。在中国农村，千百年来形成的习惯是要求我们根据“家”的亲疏远近原则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家庭人情关系本位的现实基础是由于家庭本身在中国社会经济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经济功能的缘故。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文化是经济的表现。中国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推行，实质上起到了强化“家庭”观念的作用。由于中国绝大部分城市人的“根”在农村，所以这种以“家庭”为中心衍生的各种人情游戏法则必然弥漫于中国社会的上空。所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铲除其“根”，使“家庭”本身的社会经济功能彻底弱化。而在目前的现实中，中国农村的家庭仍在承担着重要的社会经济功能。家庭既是生产单位，也是消费单位和分配单位；同时也是养老单位和生育单位。而根据目前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在中国农村要想彻底弱化家庭的许多社会经济功能，使其社会化和国家化，由国家和社会来代替其大部分职能，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正是从现实性上来看，中国农民传统合作精神的基础仍然是十分牢固的。要想使中国农民的合作彻底走向合理化的道路，其首要任务必须是改造其现实的经济基础，而这本身又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所以，中国农民合作精神的理性化建设不能急于求成，而应需要一个过渡环节，这个过渡环节就是首先要发展和完善中国农村农户之间存在的以血缘人情关系为纽带的传统合作。而后在此基础上随着经济基础的不断改善和通过外生的合作精神的促进，以此进一步推动中国农村中的合作向现代意义上的合作和联合转变。

三、技术创新应是农业改革的“重头戏”

二十多年农业改革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归功于农业经营体制的创新，这就是实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农业经营体制。这种农业中的家庭承包经营体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理想选择，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稳定。所以，中国农业经营的体制创新已进入一个相对平缓期。有人认为，农业产业化将推动农业的又一次体制创新，但农业产业化要以技术创新为保证。所以，目前我国农业应走上以技术创新为主要特征的路径选择。这不仅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需要，也是农业迎接WTO的迫切要求，同时，也是农业可持续的根本保证。经过技术创新的带动，会促使农业经营的又一次体制创新。这样经过不断地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二者互相推动，互相包容，最终推动农业向农业转变。至于如何推动农业中的技术创新，有许多同志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这里关键是要发挥国家的主导作用，要真抓实干。要改革农业管理体制，要充分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机制的优势。要把握好科技重点，提高科研效率。要加大农业科研投入，采取多种办法提高农业科研人员待遇，稳定队伍。要大力发展农业化技术开发体系。另外，农业技术市场的建立和完善及高效运作也是一个关键环节。

四、关于乡镇

进入了新的千年纪元，面对中国乡镇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如何解决，值得深思。解决好乡镇问题，不仅事关中国改革开放的成败，而且也是决定未来中国走向的一个重要变数。

（一）乡镇问题是什么问题

所谓乡镇问题，就是指围绕乡镇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的总称。解决好乡镇问题，对于中国，意义尤为重要，也可以说，乡镇问题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或者至少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之一。首先，中国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另一面表现就是乡镇问题，所以，中国问题实质与乡镇问题紧密相连，解决好了乡镇问题，也就为解决好中国问题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其次，乡镇是解决国家与关系问题的一个切入点，所以，解决好了乡镇问题，也就解决好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而为未来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的现代化提供双重动力。再次，乡镇是城市与的中介，是解决二元社会的突破点，所以，解决好乡镇问题，也是消除中国二元社会结构的需要。第四，乡镇是我国政府的最基层，乡镇改革的成功将为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成功提供起点和可供借鉴的模式。

乡镇问题的实质是与发展的不均衡。首先，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是紧密联系的，二者不可分离。从经济层面看，经济是最为全面体现人本质存在的层次，经济的主体是人，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的社会活动。这样，在经济生活中，政治并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如果在考察经济时不包括政治，政治也就无处存在，经济也就不成其为经济。从政治层面看，政治的对象不是政治，而是人，是人的经济等等方面。政治的最主要功能就是调节人与人的经济利益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所以，脱离了经济，政治也就没有了容身之所。其次，产生乡镇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深层次原因是政治与经济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主要表现为：（1）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不对称，政治权力处于权力的优势方，经济权力处于权力的弱势方。（2）政治权力的监督机制弱化。（3）经济权力没有或只具有弱保护功能，或者要达到一定的保护，需付出昂贵的费用。（4）政治权力系统本身又不均衡，呈上强下弱局面。（5）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作用形式不规范。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作用形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制度方面，一个是机构方面。制度方面主要包括现行财税体制及国家有关的经济、政策等；机构方面主要指现行的国家管理机构方面的机构总和。目前，乡镇问题的产生与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作用形式不规范有着直接的联系。（6）政治权力主体与经济权力主体往往具有不同的目标取向，这也是产生乡镇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员的现实目标是升迁；另一方面，经济系统本身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这种目标的冲突在集权体制下只会导致经济资源的滥用或过度开支。（7）政治上的集权与经济上的分权导致了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一方面，集中型的政治权力体制使财权具有一种向上集中的趋势；另一方面，经济领域内的分权使公共产品的供给又具有了分散的趋势。这种集中与分散的直接结果是使地方政府产生了巨大的财政收支压力，使政治与经济的矛盾更加突出。例如，乡镇负债其实质就是政治对经济的透支；再如农民负担，其实质也是政治对经济的过度侵蚀。所以，乡镇问题的核心是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不均衡，从而解决乡镇问题，关键也就在这里。

（二）如何解决乡镇问题

乡镇问题的核心是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不均衡，所以，笔者认为，解决乡镇问题的出路，既不在于取消、虚化或实化乡镇，也不在于如有的学者提出的实行有限的乡镇自治，而是在于转化，即应重新配置乡镇权力体系，形成一个均衡的政治和经济的权力体系，这里关键是要重新调整“条”“块”关系，实行“条”执行、“块”监督。具体设想如下：（1）将现有乡镇的所有职能进行归类细分，并将具体面对农民的执行职能全部“条条”化，实行“条”管理。（2）从目前情况看，涉及到乡镇的有关机构有：邮电所、银行、气象站、国税所、电管站、工商所、保险公司、地税所、派出所、司法所、法庭、农机站、文化站、农业站、林业站、广播站、水管站、食品站、供销站、兽医站、土地管理站、经管站等等。上述有些机构本身已“条条”化，可对其进一步完善；有些没有“条条”化的，可转化为“条”管理，即其人员的调配、干部的升迁、物资的配置完全变成全国或省或县统一管理，相当于上述机构完全变成全国或省或县的派出机构。另外，计划生育工作管理也应“条条”化，应变成全国或省统一管理，各地、县、乡镇的计划生育机构为相应派出机构。还有粮管所，可考虑改为粮食征管所，既从事征粮又从事管粮，同时应健全其相应的职能，实行“条条”管理。对于乡镇中存在的一些公益事业，如道路维修等一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任务，也可考虑设立一些相应机构，同样进行“条条”化管理和运作。（3）除了将乡镇有关职能全部转化为“条条”管理外，还应将乡镇有关人员进行重新整合，该归“条”的归“条”，该归“块”的归“块”，该充实的充实，该精简的精简。（4）在上述基础上，将乡镇一级党委和政府改为只设党代会和人代会两个机构，并设相应常委会，乡政府完全自治化。常委会每月开一次会，人大会或党代会每半年开一次会。党代会人员可控制在50—100人左右，相应常委会人数可控制在10—20人左右。（5）乡党代会或人代会的主要职能是监督，即监督“条”在具体执行和运作过程中是否有不称职现象。具体有：对“条”的有关不称职干部的任职有罢免权（“条”在乡镇一级对本系统干部有推荐权，但“块”有否决权，即“条”系统内有权推荐合适人选担任派出机构的负责人，但“块”可行使否决权或有权要求另派合适人选），被罢免的干部“条”可另行安排；质询“条”的有关工作；根据本地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向“条”的有关部门提出针对本地的工作建议。（6）由于“条”本身有党政两套班子，所以对“条”的监督具体分工是，乡党代会监督“条”系统的党务，人代会监督“条”系统的政务。（7）由于乡镇一级的大部分职能已经转化，只剩下监督职能，所以乡镇一级运转经费可大大减少。对人大代表或党代表及常委会有关人员可实行误工补贴制，不实行工资制，平时他们可在家务农或干自己的事，开会时统一集中。相应经费可直接由国家制定标准统一拨付，也可国家制定统一标准，地方自筹，但笔者认为，应以国家统一拨付为上策。（8）乡镇一级人代会或党代会可设1—2人为联络员。（9）乡镇一级人代会应由各村民选的代表组成，人代会代表比例可根据各村人口等情况予以公平分配。（10）乡镇一级党代会应由各村党员选举的代表组成，其中各村的党代表应与各村的党员数成比例。（11）乡镇一级不再设乡长或镇长等职位只保留人代会主席职务，人代会主席及人大常委会有关人员直接从乡人代会中选举产生，上级不再指派和任命。乡镇一级党委书记等也是直接从乡镇党代会代表中选举产生，上级不再指派和任命。（12）乡镇一级党代会和人代会二者可互相监督。（13）“条”与“块”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运行，有关“条块”冲突的解决也应以法律为准绳。为此，应修订有关的法律条文，以适应新的“条块”关系的需要。（14）对原有乡镇遗留问题如乡镇负债等问题可采取如下途径解决：转移到相关的“条”系统内，由“条”自行消化一部分；国家补贴一部分；发动本地群众集资解决一部分；实在不能解决的，可采取先挂账，以后再想办法解决。（15）乡镇一级有关人员可随“条块”关系的变化进行分流，归入到相应的“条”系统内和“块”系统内。同时，国家应对归入到“块”系统内的有关人员给予一次性补偿。

实行上述“条”执行、“块”监督的好处主要有：（1）有利于“条”的高效率运作。（2）有利于发挥“块”的积极性。（3）形成了一个相互制衡的均衡权力体系。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的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情况根子就在于没有理顺“条块”关系。通过“条”执行、“块”监督可改变这种局面，放也不会乱，收也不会死。（4）宏观上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统一。（5）由于“条”的有关经费全部来自本系统或国家，“块”的运行成本又很低，这样，也就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也不会产生乡镇负债问题。（6）有利于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7）为最终消除中国的二元社会结构和二元经济结构提供了一个基础和平台。

资料：

1． 吴理财：乡镇新论，《开放》2002年第5期。

篇2

关键词：三农研究；范式危机；范式依赖；范式转换

三农问题指涉的事实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不同研究者研究的事实之为事实又并非那么类同而简单的事情，加之三农研究涉及的是一个多维复杂多变的系统，在当前三农研究成为所谓的显学状态下，研究者都有各自研究和表达的权利，如何把握三农之真实的互动确实涉及到了三农研究的范式问题，本文将从范式的方法论上提供一些思考。

一、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

范式是托马斯．库恩科学哲学的重要概念，与范式密切相关的科学共同体和不可通约性也是库恩理解科学本质和科学进步的重要命题。库恩将凡是具备两个特征的成就称之为“范式”：它们的研究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1]

库恩的范式源自对自然科学史的研究，但是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而且库恩在解释解读科学文本的不可通约性时也认为，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科学活动是“一种人文事业”，它本身就是不断生成和变化的理解文本。狄尔泰认为社会科学指涉的人类生活具有一种时间的结构，韦伯在《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一文中指出：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规定包含价值和意义两种基本要素。[2]库恩范式基本上是反对本质主义的，它既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同时它也是富含实践智慧的去形而上又去纯粹经验的一种方法论，它将范式置于优先地位，它符合西方哲学从对实在的关怀到对实在知识的关怀，再从对知识的关怀到对寻求实在知识的正确方法关怀的转向，它将科学研究截持在本体与主体间性关系既非深层又非浅表的时空上，所以，无论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共性，还从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特点看，库恩范式更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还界定了范式的一般含义，与此相对应，三农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部分，其应有的研究范式即是三农研究人员对三农研究所共同接受的信念、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技术方法的一种互动体系。库恩范式对三农研究仍具体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按照库恩范式的标准来衡量，当前中国三农研究是存在一定程度的范式危机的。

三农问题难以解说的现状是三农研究范式危机的总体表现，面对问题的竞争性意见，人们甚至开始反思，三农研究的某种方式是否是科学的，或者说三农研究的科学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似乎超过了三农研究的范围，在库恩范式的范畴下分析，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具体表现在多方面和多重意义上。

学科的范式危机。三农研究不象一个完整的学科，是一个多科学，甚至是一个边缘的研究，三农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几乎随处可得，三农研究也只是因为当前三农问题的升温而热了起来，三农研究本身缺乏一个完整的学理规范，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管理学等等都可以问事于三农。对三农中某一具体的现象研究时，也没有单一的范式。有时甚至出现众说纷纭的乱象。

方法的范式危机。实证的方法、规范的方法、各种经验技术性方法都可用在三农研究上，面对活跃变化的三农，在一个宽泛的时间段内反观，诸多方法都有令人质疑的地方。有些所谓计量或调查的方法应用于三农研究，还很难说是方法论的创新，只能说是一种新式工具的应用。对这些具体方法掌握不透时，会出现明显虚假的实证，还很难从范式的视角上去把握三农实证研究的真谛。

理解的范式危机。这是三农范式危机的主要方面，以上两个方面都是三农范式危机的表面形式，理解的范式危机更符合库恩范式的概念。三农研究只是缘引多学科范式成就进行的，对同一问题和现象的解说存在不同的范式竞争，甚至出现各说各话的现象，使得经验资料独立于研究者而存在似乎成为一个永恒的问题，这也是范式自身悖论的一种表现。

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还表现在，三农研究不像自然科学，也不像其他的一些社会学科那样具有自明的实在性，即便形成了某种共同体，这种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扩展到真实世界中去也存在问题，而难以做到理论范式与事实范式的融合，比如当我们研究三农问题时，我们自以为如此，但我们所研究的三农对象的行为果真如此吗？而且，三农研究还没有象自然科学范式的有效解释和应用那样，让世界在范式下动起来，范式理论的反映与真实世界范式还难以一致激活。三农研究还未能达至自己的研究成果。三农研究没有一个较有影响的共同体，即便有一些共同体，这些共同体的规模也不是很大，很难形成广泛成就性影响。

存在三农研究范式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三农研究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特点和范式的内涵决定了三农研究不成熟阶段的范式危机。其次，三农研究的涉及面太广，面对宽泛的对象研究，一时间要想有一个统一的范式显然不可能。研究人员会从农民、农业和农村的不同维度来看待三农问题，有人会从农民收入问题进行分析，有人会把三农看着是农民权益问题；有人会从演进的方式分析三农问题，有人则会从建构的角度进行分析；有人从国家视角解读三农问题，有人则从公民社会的发育不足来进行诠释；即便从国家视角进行分析，有人会特别强调国家功能，有人则注重国家型态的变化和结构的合理转换。第三，现实社会的快速变化，急切地催逼对旧范式拒斥和新范式的出现，而新范式又迟迟不来，这是由社会事件类比和重复性问题引起的困境。第四，还有意识形态的干扰，即是一些规则超越范式形成的干扰，三农研究多是前置性问题遮蔽型研究，在范式本身匮乏的情况下，潜意识规则就会大肆侵入。比如农村治理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但一些研究者彻头彻尾地用政府计划管制的思维来研究；又如关于农民组织的问题，一些学者只从所谓仁慈的角度去思考弱势的农民需要组织，甚至会出现“组织农民农民怕，农民组织政府怕”的境况。等等问题不一而足。第五，尽管一些三农研究是以某种范式作支撑的，但是这种研究范式并不那么明显。

当前三农研究并非是完全处于前范式阶段，而是同时具有前范式和需要范式革命某些特征。三农范式危机的状况总的来说，有利也有弊。范式危机可以说是一个非垄断性学术氛围的结果，有利于学术观点的竞争，但是如果所指同一问题的竞争观点久久不能归一，那么每一个竞争性的东西都难以说是成熟的科学，培根也说过，真理从错误中比从混乱中更容易获得。另外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也多少是在中国社会具备一定程度的后现代性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与不存在单一范式的社会分化发展相吻合，但是在多元和多样性的情况下，寻求挑战性的新范式的冲动仍然很强烈，追求三农共识性研究仍然让人激动不已。

二、三农研究的范式依赖

科学研究需要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即范式理念上进行，同时也使研究囿于共同体内，有利于解谜活动的进一步完备。无论研究是处于常规科学阶段还是需要进行科学革命，都是在依托一定的范式下进行的。研究者常常是在强把大自然塞进由专业教育所提供的概念箱子里方式下训练而成的。库恩认为科学家不能拒斥范式而仍然是科学家，他们可以拒斥旧范式，但又必须同时接受一个新的范式，因此对于科学家和一般的研究人员来说，依赖范式是必须的。

从广义来讲，寻找一种观念依托即是范式依赖，这种观念依赖已经内化为人类基因的本能之中。其实如果没有范式的指引，我们根本不会把一些事实当作问题，另外我们能够发现事实和问题，也是因为有范式的潜在影响的。

当前三农研究并非是完全处于前范式阶段，而是同时具有前范式和范式革命某些特征，这主要是因为三农研究仍然是依赖了某种小范围的范式。

三农研究范式依赖的意义：使三农研究成为一个富有成就的常规科学，在范式的指引下解释问题，并应用于三农研究的社会活动之中。并以此为基础通过范式转换的科学革命来实现三农研究向另一阶段常规科学的过渡。

尽管作为专门的三农研究人员来说，不必过多地思考方法论上的问题，向其追问三农研究的目的和方法也似乎超出了其研究范围，但是不管怎样，任何研究人员要想进入三农研究方面，就得进入某种范式状况，要想进行范式革命也得以此为基础。

具体研究三农问题时的范式依赖形式有：一、单一范式的借用。尽管三农研究还存在某种程度的范式危机，但是我们还是有可供选择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单一范式的。这是一种对既存范式的类比依赖，或者说是范式在三农研究中的解谜应用，而这种解谜应用是不知足的。二、对不同范式的比较依赖。因为三农研究并非处于完全的前范式状况，它有一些成形的范式可以应用，不同的成形范式可以指向三农研究，而这种不同范式的共同指向又具有显明的前范式特点，必须进行比较应用。三、不同范式的组合依赖。范式的组合依赖适合三农问题多样化分析，这种依赖有利于既关注个体又关注整体的研究。

范式依赖对三农研究也存在一个悖论性影响。一方面因为范式是一种前理解，范式依赖使得事件有意义，它对研究有一种指引的作用，而前理解范式的形成也是因本体诠释时的原初事件的显明而来的，范式的作用表现为事件突现----形成思维系统（前理解）----多事实映证（常规科学）----反常事实的激发的循环过程之中。另一方面范式依赖也会让人有戴着一副有色眼睛的感觉，防碍人们获得较为中性的观察，使得搜索事实的“无污染知觉”不大可能，事实上任何的观察都不可能是在一张白纸上去画画，如果真是一张白纸，可能就等同于，他会对一切事实无知。这样就要学会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同时在范式的依赖下，给自己的思想留下一片自由的空间也是很重要的，当然仍然要让范式优先，这样才具有科学性，这也是范式依赖时应当注意处理的关系。

总之，我们在依赖范式进行三农研究时，一定要面向对象，面向真实的场景，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经验并不等于范式，范式也不应干扰经验的再生。特别是在快速变化的社会，我们对所依赖的历史范式应该持过多的怀疑。比如我们在对三农问题进行个案研究或区域比较时，我们就应该得出三农问题的异质性与同质性，而不应该迂腐地将三农研究局限在自认为的范式上。

三、三农研究的范式转换

范式危机、范式依赖和范式转换是从范式作用的不同阶段分析范式形态的特征，三者之间其实是相互联系和互为因果的，范式依赖是范式转换的前提，如果不先存一种范式，何以进行科学革命的范式转换，有范式依赖的基础，也容易实现范式的团体性转换。

依赖范式是为了更好地研究，范式指引下会使研究更加精致，但是从认识的发展来看，任何一种范式都会沦为被抛弃的地步。范式转换因人因事因时而变，在需要转换时而不知转换，就会要么不知着落，要么陷入读书陷阱和知识的负担之中不能自拔。库恩范式不仅强调不可通约性的范式，而且库恩后期还强调语言的不可通约性。库恩的范式并非完全是唯心的相对主义观，库恩范式的格式塔式的转换是人与物互通的结果。

因为三农研究存在明显的范式危机，又因为三农研究范式依赖的非常规科学的特征，所以范式的转换和新范式的确立是三农研究应当突出关注的问题。

当今三农研究存在前范式类的纷争，我们所说的需要三农研究范式的转换并非指既存范式的整合，整合难以解释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更难以体现科学革命的彻底性，即便与老范式存在概念语言等形式上的类同，新的范式在观念视角方面则发生了不可通约性的变化，这是范式转换的本质特点。竞争性范式的消解，也即是事实与理论的深入同化，范式转换是不拘泥于否定的抛置性否定，范式的包容性体现在转换之中，而决不是新范式对旧范式有任何包容的意图。库恩范式革命的意义在于鼓励超越范式本身，但它最终将范式超越的无限层次包裹在一起，实现范式思维下的超越超越再超越。

由于处处都有反常，因此存在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所以需要范式转换而在某些方面达致统一，即便三农研究处于成熟的常规科学阶段，也会有反常的出现，而需要实现从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转换。

范式既是一种共有信念，也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因此，范式的转换既是观念的转换，同时也是方法的转换。三农研究范式的转换也是指两者合二为一的同步转换。方法是依赖于范式中的元理解而设计的，通过方法获取观察事实是一个事情显现的闭合过程，在此过程中，反常会触发新的元理解和对应的新方法，使得范式进入另一有效的轮回之中。

本文并不指定三农研究范式转换的具体方向，因为一旦这种方向已经明了，何来范式危机的持存和始终保持危机意识的觉醒呢？本文只是特别提示三农研究需要新范式的出现，需要特别的个人在非连续非累积的情况下“悟出”一个新的系统来，并且需要符合理论与事实的一般范式的映照规律，形成能够解说和应用的三农研究范式，并将此范式与共同体一起做大做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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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农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产业出现的几个重要问题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这三个问题的统称即为三农问题。“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概念最早由经济管理学博士温铁军于1996年正式提出。“三农”问题的本质是民生问题。“三农”问题提出的初期，就曾有人指出，三农问题不过是国家整体发展过程中所出现问题的一个缩影。如果说确有必要把“三农”单独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那么以后还会有“三工”问题、“三学”问题、“三医”问题等等诸多问题。这种说法不是忽视“三农”问题的存在，也不是转移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心，而是要求国家从整体发展的宏观角度，从长远规划的视角来全面审视“三农”问题，在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来谋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三农”问题的解决与“三工”问题密切相关。从一、二产业之间的关系来看，作为工业生产的原材料供给方的农业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工业的发展基础和前进方向，反之，工业的发展进程又决定了农业的发展速度的整体水平。回顾历史，目前理论界有一种看法是：建国以来，基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长远目标，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始终支撑第二产业工业的发展，而工业对于农业的反哺作用很小，在某些作法上甚至成为了抑制农业发展的阻力。实际上，农业与工业是一条流水线上的不同环节，哪一环出现梗阻都会影响到整条流水线的运转。所以，一个国家各个产业之间是一不是二的关系。另外，从建国至今，工人的生活水平整体上没有与农民有太大的差距，两者基本上平行发展，把城镇中少数富有人群扩大代表了城镇户口中的全体，进而得出城乡二元结构的结论，有失客观和全面。所以，究其实质，“三农”问题凸显的还是民生问题。

2、“三农”问题作为民生问题，探究其实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

应当说，民生问题首先表现为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现在老百姓关注四大问题：教育、医疗、住房、就业。这四个问题基本都是社会层面、经济层面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在中国目前的体制政策环境下，首先是一个政治层面的问题。如果不从政治层面思考和解决问题，这些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是解决不好或者解决不了的。为什么呢？我想至少有二方面的理由：第一，这些看起来属于经济、社会层面的民生问题，它后面直接关联的是与政府的公共服务有关。民生问题解决得好与不好，都与政府在一定时期的公共服务提供能力有关，也与政府自身的行为有关。一个政府行为规范，公共服务意识、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强，围绕民生问题反映的社会问题也许并不突出。因为政府的行为和能力容易受到民众的认可。反之，则可能是另一种状况，所以，我们说民生问题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它也是一个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行为问题，这实际就上升到了政治层面。第二，表现为经济、社会层面的民生问题，也与一定时期社会的公平、正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一个社会公平正义度比较高，即使这个社会的经济能力有限，社会利益分配得比较合理，那可能老百姓的怨声还不至于很高；如果说这个社会不能体现公平、正义，社会利益分配又明显不公，即使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了，民众的呼声仍然会很高，甚至成为社会凸显的焦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过去34年的改革开放，广大民众确实从改革中获得了实惠，但为什么到今天，民生问题如此凸显，并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基于以上二个理由，我认为民生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政治问题。

3、用老子思想对民生问题进行解读有助于开拓我们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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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体现在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教师的教要体现本节课的问题，同时学生的学也离不开教师的设问，所以我们思想品德课教师应尽可能在教学中挖掘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从而让学生产生学习兴趣。同时我们思想品德课教师应充分利用课堂提问这一重要的教学环节，提高45分钟的课堂效率，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中，我们要注意提高思想品德课课堂的提问技巧，让这些技巧能贯穿在我们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中。在教学中我们要特别注意以下在提问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一、注意提问的难度

如教学七年级下册《走向自立人生》，教师先设问“什么是自立”，让学生用自己的话来理解自立的含义，再让学生谈一谈自己在学习生活中有哪些自立的表现。学生针对这两个问题展开议论并回答，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他们的思维能力。再如，学习《走近法律》这个框题时，考虑到学生对法律比较陌生，所以在设问时尽可能结合他们身边比较熟悉的规则。如可以设问：（1）我们学校的规章制度有哪些？我们身边还有哪些规则？（2）请同学们谈谈我们的生活与规则有什么关系？通过这样的提问，学生对学习法律很感兴趣，从而轻易地掌握很难理解的法律知识，同时也感受到法律的威严以及法律的魅力。所以我们思想品德课教师在上课时要注意设问的难度。

二、注意提问用语 ，调动学生的参与性和积极性

教师在提问时，要注意提问用语。教师提问用语不同，带来的教学效果也会不一样。如，在学习《唱响自信之歌》时，可以这样提问：“你是一个自信的人吗？你打算怎样做一个自信的人？我们应该如何唱响自己的自信之歌？”提问用语不同，课堂的气氛也不同，学生的参与性和积极性也不同。如在谈到如何认识自卑和自负的危害时，我提问：“什么是自卑？什么是自负？”请学生用自己的理解来概括它们的含义，然后分组写一写它们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学生人人参与问题的思考以及问题的回答，当教师对问题进一步讲解时，学生的积极性已经得到很大的提高。同时也让学生看到自己成长的过程，感受到自己点点滴滴的进步与成绩，能够不断地为自己喝彩，为自己鼓劲。

三、注意学生回答问题的效果并给予评价

当学生回答问题之后，我们教师应该对学生回答问题的效果给予恰当的评价。如果学生的回答比较准确或有自己的独特观点，教师不妨直接采纳或给予肯定，以增强学生的信心和成就感。如果回答得不够准确或完全错误，教师可以适当引导，千万不能为了赶时间求得正确答案，接二连三地提问其他学生，因为随着学生一个个站起来坐下去，课堂气氛会变得比较紧张。退一步来讲，学生就是回答不出来，教师也应注意给学生留一点余地。如在提问时，也许学生一下子回答不了或者回答不完整，教师可以说：“你先坐下，请再好好想想”“请另外同学帮帮忙”“哪位同学愿意帮忙回答这个问题”……这样既可以消除紧张气氛， 更能让学生在快乐中尽情地学，同时也让学生轻松愉快地去思考教师提出的问题，让学生有足够的勇气迎接挑战，迎接每一节课。

四、提问时要注意联系学生的实际

在教学中，教师所讲的问题一定要紧扣学生的实际，最好是结合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结合学生的家庭和学校的情况等等，让学生真正地在熟悉的环境中去掌握知识。如讲到七年级上册第九课第一框题《身边的侵害和保护》时，可以让学生写一写：身边的侵害有哪些？这些身边的侵害对自己有什么影响？如果碰到这些侵害应该怎么办？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教师和家长经常提醒学生的问题，所以学生平时比较注意和关注。这样学生讨论的积极性很高，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注意身边的侵害以及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五、提问时要注意启发学生

教师提出问题时要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如让学生了解“三农问题”，首先让学生知道“什么是三农问题？”“为什么要重视三农问题？”“国家重视三农问题体现教材的什么观点？” 这大大启发学生利用课文知识去解决问题。可见我们的思想品德课不只是回答“是什么”，而应该启发学生多问“为什么”“怎么做”，这样学生才能真正做到理解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也真正地使自己在课堂中寻找学习的快乐和享受在快乐中获得知识的喜悦。所以我们在教学中要善于启发学生，让学生找到自信，欣赏自己，顺利地解决问题。

六、提问时要注意考试的提问类型

自从中考思想品德课实行开卷考试后，我们思想品德课教师在提问方式上下了好大的工夫，因为在这几年的中考中，非选择题的提问方式多样化，甚至一题多问，答案也只要言之有理即可得分。所以在平时的教学中，我们特别注意提问方式，既要让学生能够理解课文，又要让学生找出解题方法，并提高学生的解题能力。同时也要让学生根据考试的要求，结合课本组织答案，尽力让答案答得完整，拿到高分。

七、提问时要顾全大局，面向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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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弱质性和农业危机决定了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会产生一系列问题，为适应市场经济需求和解决三农问题，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大量的农业法律、法规、规章和各种政策，农业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但不无遗憾的是，我国农业法学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滞后于农业立法与执法实践，以至反过来又严重影响我国农业法的发展和三农问题的解决。笔者以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既有学科产生之初依存环境所导致自身特性不明确、地位不清楚等问题，也有人们对其研究热情不高、研究方法偏差等问题。

首先，农业法长期屈居经济法篱下，造成农业法学难以跳出经济法学桎梏而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路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业法是国家和各级政府对农业进行宏观调控的行为规范，是农业市场主体从事生产经营的活动指南，是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发展的制度保障，故其重要性不言自明。然而因上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法兴起之时农业法被一些学者划入经济法的范畴，从此我国农业法一直生长在经济法巨大的阴影下。几十年来学界对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关系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如何命名问题的认识十分混乱。据不完全地统计，每当需要用一个概念来表示这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时，有用“农村经济法”的、①有用“农业经济法”的、②有用“农业和农村法制”的、③有用“农业法律”的、④还有用“农村政策与法规”的。⑤显然，不管是“农村经济法”、“农业经济法”，还是“农业和农村法制”、“农业法律”、“农村政策与法规”的说法，都存在涵盖范围过窄、命名不尽科学、称谓词不达意或混淆概念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还误导了人们对这类法律法规的理解。尽管《农业法》的颁布使“农业法”不再局限于农业产业法的概念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农业法研究领域由此得到极大拓展，但“农业法”的基本内涵、法律地位、法律属性、法律体系、基本原则等基础理论都很不清晰，以至于有不少学者至今还是将“农业法学”限定在“农业经济法学”的界域内，并视其为经济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⑥农业法在这种生存状态下，其研究方法和思路缺乏创新，理论的深度与广度难以突破，许多重要概念无法明确，制度设计局限于经济法体系的框架。

其次，法学界对农业法理论研究不够重视，从事农业法学研究的法学家甚少，以至于难以形成一门学科健康发展应有的学术氛围。在形式上重视三农，实质上忽视三农的社会大环境下，法学界缺乏对农业法的研究热情，表现在：（1）与农业问题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研究的成果非常丰富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一方面不仅从事农业法研究的机构和学者寥寥无几，甚至没有多少法学研究者愿意以农业法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屈指可数，即使是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只是局限于农业税法、农民权益保障、农村土地流通的法律问题等方面，缺乏系统、全面、深入的法学视野下的研究。所以有关农业法问题的研究成果多发表于综合性或经济类杂志，发表于法学类杂志的少，而其中真正属于“农业法学研究”的更是少之又少。（2）绝大多数法学院校没有开设农业法学课程，某些农业院校虽然开设了《农业经济法概论》之类的课程，但一般设置为选修课程，授课目标主要定位于对现有农业法律制度的教授，而非研究性质。（3）我国农业法学研究机构主要有官方主办主管的研究会、法学会下设的农业法研究会、学校与官方共建研究机构、学校设立的研究机构几种，尽管这些年各地农业法学研究机构在农业法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总体上看，研究机构与研究成果的数量与我国泱泱农业大国的身份不相符合。⑦

第三，研究方法单一，理论与实践脱节，造成实际部门对夸夸而谈的研究成果不以为然，进而对农业法学研究亦不以为然。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法学研究基本分为院校专家的研究以及农业实际部门研究两类。学者们对农业法研究的最大特点（也是缺点）是往往只在自己的书房里研究，与农业实践相距千里，故被称为是经院式、隔窗看景式研究；这种研究成果往往属于纸上谈兵，缺乏学术远见和可操作性，不仅无助于解决三农实际问题，有时甚至与实践产生很大矛盾与冲突，使相关部门与人员无所适从。农业法实际部门-----主要是农业部（厅）的政策法规司（处）-----的研究多滞留于行政法学层面甚至是部门行政的层面，在研究内容上，存在执法研究多，立法等法理方面研究的少，泛泛而谈的多，有广度和深度的理论研究少等问题，研究的质量与依法治农的要求不相称。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农业法的定位、农业法的调整对象、农业法的特征、农业法与其他法的关系、农业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等问题的探讨，都极为有限甚至是真空，一方面立法和执法机关因缺乏理论的基垫而对如何设计、完善、执行农业法存在很多困惑，另一方面一些言而不实的研究成果只能束之高搁。

第四，学术底蕴不足，难以产生一定规模的、多角度综合研究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众所周知，一门学科存在与发展的前提是具备自己的基础理论。然我国的三农问题是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矛盾冲突的综合体现，而国内、国际经济社会生活又是日新月异、快速变化的，因此农业法学不是一个孤立的、静止不变的学科，它必须借鉴法学学科乃至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成果而不断发展，以便适应客观需要。如在法学方面，农业法学与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经济法学、国际经济法学等部门法学的关系非常密切，农业法学应该善于充分发挥各个法律部门综合调整作用来解决三农问题。而现实是，我国农业法学研究一方面没有一个公认的理论体系和有自身特色的基本范畴，缺少领军人物统领指挥和权威性观点的基垫，另一方面也不注重借鉴其他成熟学科的理论为自身提供养份。如很少有站在法理学和宪法学的高度研究三农法律问题，也少有吸收和借鉴民法学和行政法学中的基本概念、原则、制度等研究成果开拓农业法学研究领域的。有些研究虽然能从经济法的角度强调农业这一特质产业的重要性，规制农业市场行为以及进行宏观调控，但从现代农业发展客观需要看，我国农业法学在农产品市场规制法、农业规划法、农业产业法、农业财政税收法、农业金融保险法等方面的研究非常欠缺，一些重要的研究领域甚至无人涉及。

二、农业法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综观各发达国家，均以完备的农业法作为农业发展的重要法律保障。如尽管美国政府历来推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但从未放松过对农业的干预和保护，而且其对农业的干预和保护主要依靠法律手段，形成了农产品价格支持和土地调整、农业合作社、农业劳动、农业产品流通、农业信贷、农作物保险、农业技术推广、种子立法、渔业立法等一整套法律制度。同时，美国的农业法学研究和教育也极大地促进了农业法的发展，早在上世纪60年代，衣阿华法学院就创立了“农业法中心”，自上世纪70年代末起美国中西部的多数法律学校都开设了农业法基础课，1980年阿肯色大学还首次设立了农业法硕士学位。此后农业法教育在美国迅速发展，华盛顿大学、堪萨斯和哈姆林大学还以实施农业法学研究计划而名声大振。[1]发达国家在农业立法及农业法学研究方面的做法提示我们，在传统农业走向全球经济竞争大环境的今天，加强农业法学研究对我国农业法乃至三农问题的解决十分必要和重要。因为，经济增长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工商业领域在发展的同时，另一些部门如农业却按消费者的需要和技术进步的程度在缩减。故“从18世纪末起，伴随着科学发现在工业上的应用，农业技术的第一次革命和城市化的发展，农业相对衰退规律就已开始起作用了。”[2]而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衰退必然阻碍其他产业的发展，甚至引起社会的动荡，因此世界上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十分重视农业以及从事农业的农民和农民生活的农村的发展问题，并通过不断加强农业法学研究的手段为三农发展提供良好而完备的法律制度。

与许多发达国家经历一样，我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三农问题。而要综合治理三农问题，达到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形成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的目的，防止再出现短期行为，保障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依靠政策手段和增强行政管理并加大财政、税收、金融等支持力度固然重要，而法律保障作用更为重要。所有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方针、政策、方式、方法，都只有纳入法治化轨道，三农发展才更具可靠性和稳定性。农业法学是一门应用学科，是国家对本国农业制度化和农业政策法律化的理论概括，是政府运用法律手段对三农问题干预调控、引导鼓励、保护支持、规制管理的经验总结，其直接来源和应用于农业经济经济社会的实践，故其应用性勿庸置疑。农业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具体问题，都需要用农业法学予以理论说明，农业法学研究重点也在于对具体制度的解释与运用，而有关农业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给具体制度的运用提供理论支撑，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具体问题。所以说，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农业法学提供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具有前瞻性的理论成果的支持。而且，农业法特点决定了农业法学研究的重要性。农业法的产生与发展，为法的功能扩展延伸和法学理论研究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途，使法与农业、农村和农民实现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结合，使农业法能够从不同的方位、不同层面，运用不同手段来调整农业和农村社会经济关系。而农业法学存在的价值在于科学地发现和把握农业法发展的正确方向和方法，它通过对农业法各基本制度作出客观、深入、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并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跟踪评价农业法各项具体制度实施效果来促进农业立法与执法的发展。只有加强和深化农业法理论研究，才能够使农业法内部发展成为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科学体系，使农业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具体制度明确具体，相互之间环环相扣且界域分明，也只有不断充实、完善、创新农业法学理论，才能将农业法律实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促进农业法立法、执法和守法活动。可以说，农业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农业法学能否独立地成为一门法学学科，也决定了农业法发展能否顺利进行以及是否能够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此外，农业法学研究是加强我国农业在全球竞争力的理论保证。三农问题是现代各国都不可回避的问题，其中既有普遍性问题，也有因国情不同而产生的特异性问题。随着对外开放程度加快，我国与世界农业的交流、合作、竞争日益广泛，三农问题已经不可能只是通过国内立法解决，而必须主动或被动地牵涉一些国际制度或他国的立法。所以加强农业法的比较研究，从法理上研究如何采取切实可行的农业立法制度对农业加以扶持，对建立和完善符合现代农业竞争国际规则的农业法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三、强化我国农业法学研究的思考

农业法学的基本任务是要研究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如何在农业法律规范中反映出来，以及法律规范如何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规律的问题。具体包括农业法本身、各个法律部门中调整农业经济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与农业法的关系、农业法调整农业经济社会关系的规律等。要完成以上基本任务，必须从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人员等多方面强化农业法学研究。

第一、厘清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扩展农业法学研究领域。根据农业法学研究对象———特定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法律关系――复杂多样的特点，农业法学研究者既应当根据自己的专长和优势确立自己的研究领域，同时也应当注意其整体性及其与法学其他学科的关联性，在加强自身基本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不断深入发展，从更广阔的理论背景中加以分析研究。在此，有必要正确处理两个关系：一是农业法学与经济法学的关系。农业法学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法学学科，从法学角度看，它蕴涵了经济法学、法理学、行政法学、民商法学等众多部门法的理论。换言之，由于农业法是邻近诸多部门法相互交叉、渗透的产物，所以农业法学研究必须是开放的，它可以也应当以其他法学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背景，以减少研究成本，扩大研究视野，提高研究质量。其中，由于农业法长期被视为经济法中的一个部门法，农业法学研究也一直不能脱离经济法学的羁绊，农业法学与经济法学的关系最为密切。那么，应当如何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呢？我们认为，农业法源于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干预、管理和调控，其制定和执行都是国家对三农政策在法律上的反映，体现的是国家意志，是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经济进行调控的手段，是确认和规范国家干预农业的法律，所以农业法中有关国家和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责的规定，与经济法一样都是我国宏观调控经济关系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特别是宏观调控法）中国家依法调控经济之理念的确也是指导农业法学的研究和实践的主要理论支撑，从这一点说我国农业法发展之初依附于经济法的发展是情有可原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农业法》的颁布以及加入WTO之后，农业法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调整对象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已经难以囿于经济法的界域中而需要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因而有必要将农业法学从经济法体系中逐渐独立出来。

目前农业法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农业法从经济法中独立的基础条件、独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农业法学自身的基础理论等。二是农业法学与农业经济学关系。农业经济学是研究农业生产，及与其相联系的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学科，其内容包括农业中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生产力诸要素的合理组织与开发利用的规律及应用等。而“法律是对经济的翻译，法律关系是经济关系的法律表现。”[3]这就决定了农业法学必然以农业经济学作为其理论基础，并且充分吸收农业经济学中与农业法学内容相应的理论，使之与法学理论融为一体，作为农业法理论的基础之一。从学科关系上看，农业法学和农业经济学研究对象相同，其因而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相关性；我国农业经济学的研究较农业法学的研究起步早、成果多，因此农业法学刚刚起步时有意识地合理借鉴农业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是非常正确的，它有助于节省研究时间、加快研究进程，加之农业法学本身的特性决定其很多问题必须进行经济分析才能更清楚地辨析其中的利害关系。所以农业法学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基垫，农业法学中的各种理论观点，都需要运用农业经济社会中发生的各种具体问题作为其论证的依据。但同时也应当清楚认识到，两者是分别站在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方法所作的研究，研究领域、目的和意义不同，产生的作用亦各不相同；缺少任何一个方面的研究，都不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故两者不可偏废。

第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完善农业法学研究方法。农业法学的发展虽然可以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但更需要依赖于自身基础理论研究的加强。所谓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是指从法理学（法哲学）角度、运用法学原理与方法对农业法的研究，研究内容涉及农业法本身的基本范畴、原则与立法技术，提示农业法的性质、价值、功能和实施等一般性问题，它是农业法学存在与发展的前提。没有法理学的理论支撑，农业法学研究就难以向纵深发展，难以长久和独立。而从我国农业法学存在的主要问题看，研究方法的转变是当务之急。过去我国法学界（括农业法学界）常见一种现象，即虽然学说众多，但往往缺少应有的论证分析，缺乏经过充分论证获得的具有充分说服力的观点。故这种“纸上谈兵”式的研究，只能是“昙花一现”。而“观点与论证之间是互相依存的辩证关系，没有观点的论证只是一盘散沙，而没有论证的观点却是空中楼阁，徒有虚表。”[4]所以，农业法学要成为一门的、具有应用价值的法学学科，必须重视和加强论证工作，从某个角度说，论证比观点更重要。同时要保证论证的准确性、权威性，必须要保证论证方法的科学性、合理性。一方面，要将法学上的一些共性问题，如价值、效力、功能等放到农业法的具体环境中深入研讨，通过对农业法各基本问题作出深入、准确研究，并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跟踪农业法各项具体制度的发展，从而科学地发现和把握农业法具体制度实施的正确方向和方法；但是，如果我国农业法学研究仅仅局限于“具体问题”也是不符合农业法学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的，农业法学研究的意义还表现于对制度设计的应用，即在农业法律制度建立中的理论指导价值。另一方面，也要着力从农业法学自身出发，形成农业法学与众不同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对农业及农业法的起源、原因、性质以及主体间的相互关系等展开个别法理分析，为其寻找法理渊源。在这种方法的指导下，抽象的法理可以用来指导具体的农业法活动，而从具体的农业法制度和概念中也能总结出一般的法理，这样才能使农业法理论及其研究条理化、体系化和规模化，才能引导农业法学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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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研，同学们加深了对农民和农村的认识，他们在思考，农业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农民是中国最广大的群体，却还在承受着最大的辛苦和劳累，同学们也希望能再有机会与农民的充分交流，了解了农民的疾苦，切实地了解、反映三农问题，为问题的解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此次调研，对于村落和被调查人完全采取了随机取样调查，保证了数据采集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调研团虽然结束了在xx的调研活动，但为了保证调研的可比性和普遍性，调研团的成员又决定加印问卷返回各自的家乡，展开追加调研，为此次调研能真实地反映问题增加素材和数据。近年来，我国的三农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党的十六大报告用了很大的篇幅讨论了三农问题。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更是将三农问题的解决提到了很高的位置，认为：农村工作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就没有全国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65岁以上的农村留守老人有近2000万，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啊!子女闯天下，老人守 空巢。生活孤独，缺乏照顾，却时刻挂念儿女，这就是农村留守老人的缩影啊。然而，在外务工的子女普遍地只把赡养义务理解为源源不断的物质供给，忽略了对父母精神上的嘘寒问暖。留下的是踽踽独行的老人每日不断地守望家门，盼星星盼月亮，盼着自己孩子早日回来。这让我想起之前我们走访的那些老人，每一个都是蹒跚而行，有的由于年老身体不适还要照看自己的孙子。儿女离开，孙子尚小，为了整个家，不得不自给自足。一辈子就这么辛劳度过，没有享受过一天的福，这真是做儿女的悲哀!

如今，留守老人问题还未引起广泛的重视。但无论如何，他们是为我们的成长付出辛劳的功臣。先在他们已是日薄西山，他们缺乏社会的关爱，承受骨肉两地分离的痛苦。在物质文明逐步走向发达的今天，留守老人的大量出现是社会发展尤其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现象。我们应该理智看到留守老人是社会群体中的弱势者：他们年老力衰，他们动作迟缓，他们招人嫌弃，他们是经济上的低收入者，他们是生活上的低层次者。正是由于这些的特殊性，就决定了他们很难依靠自己安度晚年。因此，这需要社会的广泛关注，更需要家庭子女的理解与关心。总而言之，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子女们，挣钱只是一个生存目的，老人则是自己的至上亲人。当有一天老人已不在人世，那时候想着尽孝早己为时已晚!所以，留守老人的问题一方面需要政府的关心与社会的关注，另一方面也需要子女常回家看看。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快乐地安度晚年。在中央政策的扶持下，很多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得以保护，农民基本能够解决温饱问题，但农民普遍抱怨种子、农药、化肥、管理等导致种植成本居高不下，中央惠农政策不到位等问题，同时靠天吃饭、种粮不赚钱等状况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在走访中，他们还注意到，一个村子的领导的水平就直接决定了整个村子的发展状况，三农问题的解决首先需要一批眼界开阔，踏实为民的村干部。见到了农村医疗资源的缺乏、农民生活的困苦、农民居住环境的差乱，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农民文化水平的低下.

首先，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增加农民的收入，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中外的历史经验都表明，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就是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工业和第三产业转移。只有实现农村劳动力不断的、大量的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才能有效的提高农民收入。要实现农村人口的转移，一方面城市要有足够的劳动密集型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转移出来的农村人口必须有足够的劳动力素质，来适应城市里面的工作，农村劳动力素质则关键取决于农村教育水平。农民的素质决定了他们在城市只能从事最底层的工作，本来背井离乡与亲人分离就是很悲哀的事，再加上在城市身份地位的低下，给农民工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农民工在城市的工资也是最低的，除去生活开支以及两次农忙和过年三次回家的路费，使微薄的收入所剩无几。由于文化水平低，农民工没有法律上的自我保护意识，在外出务工时不会意识到要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即使签合同也不了解合同中的内容，以至于很多农民工劳累了一年，到年底却拿不到工资。从心理和经济方面考虑，农民都不愿意外出务工，用濉溪县一位领导的话说就是农民在有饭吃的情况下都不会外出打工，这主要是由农村低下的教育水平引起的。农村居民受教育年限低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很难提高。

其次，由于农民文化水平低，农业技术很难在农村推广，推广速度慢。农村田地产量低、种植的作物品种单一，再加上安徽省农村居民人均耕地较少，大多数农民只是把农业种植作为一年口粮的来源。在调研中，濉溪的一位四十多岁的农民说他们多年来都是冬季种小麦，夏季种大豆，种植方法也从没改变过。他给我们算了一笔帐：小麦一亩地最多产900斤，价格是7角/斤，大豆一亩地最好能收入400元，一亩地一年的毛收入一千元左右，扣除化肥、农药等，一亩地一年的净收入为500600元，除去家人的口粮剩的就更少了。当问到是否需要农业技术时，他立即作了肯定的回答，但又说书上关于种植、养殖的都看不懂，要政府派人手把手的教是不可能的，农民太多了。第一产业作为农民增收的来源之一，所起的作用太小，他们不能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应用到生产中。

再次，以农民现在的文化水平很难了解和理解国家的经济政策。农民受教育的程度决定了他们的娱乐活动主要是打牌、看电视和聊天，但看电视又很少看新闻，所以他们几乎没有了解国家经济政策的途径。在调研过程中，像社会治安、最低生活保障、环境保护等最常用的词语，都要给他们解释很多，他们才能理解，更谈不上理解国家经济政策的条款了。因此也不知道国家经济政策的引导方向，抓不住致富的机会。由于知识水平有限，农民参与管理及创新的积极性较低，大多数人都是随大流，不愿意积极的寻求致富之路。

农民比较看重眼前利益，在多数农民的观念中，如果没有考上大学，上了高中与只上初中或小学没什么区别，还是要回家务农。因此，很多农村父母在孩子上初中时看到孩子成绩不好，想到将来不一定能考上大学，不如现在就外出打工挣钱，解决家庭贫困问题。即使考上了也不一定有钱去上大学，每年高考后都有媒体报道许多考上大学而又没钱上学的学生，这也影响了农村孩子学习的积极性，造成农村学校较高的辍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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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闻报道农民话语权权益保障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解决农民问题涉及多方面措施，除了要解决好政策、资金、科技等方面的问题以外，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农民权利保障

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一种“点对面”的社会化传播手段，在传承社会文化遗产、充当社会“守门人”、使社会各部分为适应环境而建立和不断调整相互关系，承担教育、告知等社会责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进程中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具体到农业信息传播，农民形象建构，农民社会地位改善等多方面，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但现实是，大众媒介往往忽略了如何让农民说话和怎样为农民说话这个课题，使农民未能真正拥有媒介话语权。

所谓话语权，简言之就是说话的权利。它反映了一种信息传播主体的潜在的社会影响力。而媒介话语权则进一步指该信息传播主体借助于大众媒介将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见传达给受众，并以此掌握控制社会舆论走向的主动权。话语权既是公民重要的权利同时也是其他权利得以保障的基础之一。它不仅潜在地影响社会意识形态，更直接影响到传播主体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现代意义的媒介话语权所强调的不仅仅是说话和发言的资格,它还指通过话语传播影响舆论,塑造形象和主导公共事务的能力。媒介话语权的强弱是决定社会地位的重要力量。要解决媒体农民报道与农民话语权保障的问题，需要评析现有研究成果中各种观点与争议，澄清误会与失误，为未来的研究厘清思路。

关于农民新闻报道研究现状

目前我国对于农民问题的讨论大部分被社会学领域所囊括，包括农民的教育与管理问题，农民的社会心理的分析、农民的群体角色的分析。当然也有部分论及农民的权益保障问题，但把农民置于大众传媒中进行考察的文献相较于农民问题的其他方面则显得过于单薄。

从关于农民问题和媒介的相关文献资料来看，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农民形象建构的研究，尤其是针对农民群体中的农民工媒介形象的研究。如《电视媒介对农民形象再现的偏差》、《女性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偏差塑造现象研究》、《大众传媒与农民工的关系研究――以人民日报对农民工的报道为例》、《重塑农民形象的思考》等。从这些研究中可以发现，媒介对农民形象的再现大都是一种误现或低度再现。农民形象再现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群体选取方面。媒介报道多选取中年、男性农民群体或农村干部。二是对农民生活现状再现片面。农民报道中的这些问题使得农民形象有明显模式化趋向和刻板印象且不准确，不完整。

农民报道实务分析。如《谁为谁设置议程――从农民工问题的报道看议程设置》、《从失地农民看媒体作为》、《农民工报道中属性议程设置的变化》、《农民工和市民作为受传者的信息传播内容之分析――北京市民与农民工之间信息传播内容的实证研究》等，主要是对农民报道的传播技巧、主题、思路、立意、创新等具体实务操作的研究。

大众媒介与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由南京师范大学方晓红教授主持完成的“苏南农村大众媒介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课题。其成果《大众传播与农村》以苏南农村受众调查数据为依据，用数据说话，详细论述了大众媒介与苏南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提出了“农村的变革是媒介发展的动力”，以及“大众媒介构建了农村与城市文明对话的平台”等观点。大众媒介有力地推动了农村信息交流，这不仅仅体现在媒介所提供的信息本身，更为重要的是它对农村受众观念的影响。

对农民受众的研究。如《论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教育》、《从受众与媒体关系考察农民的媒介素养――以中部地区调查为依据》等一批研究农民受众媒介素养和媒介接触情况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

农民话语权研究现状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以“农民”为篇名进行检索，得到数据显示，2000年至2009年共有相关论文3208篇，再以话语权为关键词进行二度检索得到数据显示有相关论文仅95篇。

如《试论传媒中的农民工话语――以报纸为例》、《当代和谐社会视阈下的“农民话语权”研究》，《如何为农民分发“扩音器”――略论农民话语权的实现途径》、《关于报纸中农民工报道的调查――兼析农民工话语权》等，这些研究成果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角度来探讨媒介农民话语权，描述了农民话语权在大众媒介中的的缺失状态以及农民话语所承受的媒介话语歧视，初步探讨了农民话语权实现的途径。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资源中以“农民”为题名搜索到2330种书目，但以“权力”为关键词进行二度检索有11种。

从以上书目的题名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学者主要从宪法学、行政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农民平等权的保护问题，涵盖农民的平等权、农民的生命权、农民的人身权、农民的迁徙自由权、农民的结社权、农民的参政权、受教育权、发展权、环境权等，其中也包括农民的表达自由权，但没有一种专门论述农民话语权的专著。

农民报道中的农民话语权保障研究存在的问题

无论是从研究的数量上还是研究的质量上来看，中国农民报道与农民话语权保障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各项研究都有待深化。反映在问题上，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

研究语料和数据选取范围有限。以上研究主要以中央级党报或专业性报纸，尤其是《人民日报》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反映出的农民话语权问题，而相对于中央级党报和专业性报纸，以地方省级党报农民报道为研究对象探讨农民话语权保障的研究并不多。

研究理论单一。语言并不是一种客观透明的中立传播媒介，而是一种社会实践，是社会秩序的介入力量，语言不单纯反映社会，它通过再现意识形态直接参与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的构成。以往的大众媒体和农民话语权研究理论雷同，大多数采用福柯的话语理论或是戈夫曼的框架理论，而运用批评话语分析理论，采用文本分析、内容分析，同时避免材料加观点加结论问题的研究还很少，也不够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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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开始，小额信贷在世界上多个地区取得了成功。小额信贷为那些处于经济落后地区、从事农业、养殖业、手工业等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人、家庭、小作坊及小微企业提供小额度、抵押灵活的贷款服务，帮助其顺利完成生产经营，改善贫困的生活状态，从而提高社会整体福利。

我国的三农问题一直是改革与发展过程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农村金融改革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从80年代政府投入财政资金用于扶贫，到引入格莱珉银行小额信贷技术与制度安排，再到推动小额信贷商业化运营，小额信贷从资金来源和制度安排两个方面不断探索。“资金”加“机制”是小额信贷发展的关键所在（周孟亮、李明贤等，2012）。2005年商业性小额信贷开始试点，政府希望通过“政策引导”加“资金优势”加“专业能力和信息优势”的思路发展能够与新农村建设相匹配的专业化金融机构。此后小额贷款公司数量急剧增加，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6080家，贷款余额5921亿元。与此同时，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数量则减少至100多家。小额贷款公司已经成为小额信贷领域的主导力量，但其经营已严重偏离服务三农的目标，平均几十万元额度的贷款远远超过国际上业内认可的1000美元的水平。

二、我国小额信贷与三农发展的历史联系

从小额信贷在我国的发展历程来看，其始终是围绕三农问题不断改革发展的。发展农村金融是全面建设和促进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于传统金融机构的运作方式，小额信贷的一系列技术和制度创新的特征使得其更合适对接农村金融需求。正是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下，小额信贷被引入和发展。

（一）我国小额信贷发展的几个阶段

我国小额信贷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①1986年至1990年，为了帮助农村贫困人群，增强其自助、自我发展的能力，国家运用大量的财政扶贫资金为农户提供扶贫贴息贷款；②1990年至1996年，借鉴孟加拉乡村银行（Grameen Bank，以下简称GB）的成功经验，非政府组织（NGO）开始在国内创立发展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借鉴并推广GB的“小组联保”等先进模式服务三农及社会贫困群体。③1996年至1999年，在NGO机构对GB模式进行探索之后，政府将财政扶贫资金通过新的小额信贷技术加以运用，由地方政府扶贫办组织发放扶贫贷款。④1999年至2005年，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国家相关文件的指导下广泛开展小额信贷业务。㈤2005年开始，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开始设立试点运行，2008年在全国范围推广。

（二）小额信贷服务三农的使命

根据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的定义，小额信贷以反贫困、促发展为宗旨，主要服务于社会人群中的极贫者、贫困者、脆弱的非贫困者以及一般收入者。从我国近30年来的小额信贷发展来看，服务三农、帮助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始终是小额信贷最重要目标。

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长期以来存在问题，它是调整经济发展不平衡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改善农村地区广大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对于提高整体社会福利和完善经济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向农村大量投入扶贫资金开始至今，向农村提供金融服务经历了5个不同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产权不清、机制问题、信贷技术缺陷、资金来源约束、可持续性等问题阻碍了农村金融发展。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也就是小额信贷这一模式被选择、运用、改进，最后推动商业化发展的过程。起初，由政府运用财政资金投向农村地区，这一阶段突出的问题是由于产权不清，资金所有者缺位导致的寻租，资金无法到达真正有迫切需求的人手中。NGO机构将国外先进的小额信贷模式引入后，一定程度解决了小额信贷发放过程中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困难，但是NGO机构的资金来源十分有限，仅依靠捐赠资金和自有资金无法覆盖广大的目标人群。农信社虽然具有资金实力雄厚，专业性强的优势，但其业务模式仍具有大型金融机构的特征。经过这几个阶段后，依靠“小组联保”等创新的信贷技术模式，吸引社会上大量的闲散资金，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开始试点。2008年，银监会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引商业性小额信贷进入正式推广阶段。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小额贷款公司设立的政策意图：“引导资金流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促进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由此可见，小额信贷在我国的产生及发展的过程，自始自终是以服务三农，改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为首要任务的。

三、小额信贷目标漂移的原因分析

小额信贷这一概念在国际上公认的含义是指专门向农村和半农村地区发放的小金额贷款，额度通常在1000至8000元人民币。而国内通常所指的小额信贷包括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额度，这是由于国内银行习惯性将中小企业贷款称为“小额贷款”，以区别于几千万元、上亿额度的贷款。

虽然《指导意见》中明确规定了小额贷款公司的服务对象和使命，但是在实际发展中，我国商业性小额信贷的业务重心出现偏移，根据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公布的2011年竞争力百强小额贷款公司的数据来看，其平均单笔贷款额度达到了64.4万，面向对象也主要为中小企业。

（一）小额信贷目标漂移现状

考虑到温州等地区在我国民间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和代表性，以浙江省近年来小额信贷的发展状况来分析。根据浙江省的一份监管报告，浙江省的小额信贷表现出以下两个特点。

1.平均贷款额度过高

据统计，浙江省2010全年累计平均每笔贷款达到118万元。全年单笔额度100万元以下的贷款占累计发放贷款金额的比例达到约49%。从贷款额度来看，浙江省内的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的业务已经完全偏离国际意义上所说的改善贫困的小额信贷。

2. 贷款发放对象中纯农业占比过低

从贷款发放对象来看，到2010年底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向农户发放贷款金额已增长至所有贷款总量的29%左右，投向农户与个体工商户这两类贷款对象的贷款占到总数的63%左右。从贷款金额上看，小额贷款资金投向农户的比例虽然达到29%，但是这其中却有很大一部分是发放给农产品加工等中小型农业企业，真正用于种养殖业的资金仅仅占到总发放贷款的6%到8%。

从上述小额贷款公司发放贷款的平均额度、目标人群等结构特点可以看出，当前小额贷款公司发放贷款的对象以中小企业为主体，流向工业的资金量占比较大。在投向农业的部分中也以农副产品加工等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或组织为主、只有不到8%的资金流向种养殖业，这与印度、孟加拉国的扶贫性小额贷款有很大差别。

（二）引起小额信贷目标漂移的因素分析

商业性小额信贷目标漂移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金融市场空白较大，市场上资金短缺方并非只有三农；二是促成商业性小额信贷快速扩张的参与者多以盈利为首要目标；三是三农自身缺乏竞争力，对资金运用能力有限。

1. 中小企业与三农形成直接的资金竞争关系

我国的金融市场空缺不仅仅只包含广大农村地区贫困人群、家庭作坊及小微企业构成的市场空间，也包括数量众多的中小型企业。主流金融机构倾向于向央企、国企及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提供服务，中小企业融资难是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小额信贷资金与目标群体的对接就存在两方面问题：第一，当小额贷款公司向市场中提供资金时，资金匮乏的中小企业就会主动展开竞争，吸收资金；第二，从小额贷款公司、以及开展小额信贷的银行的角度看，更倾向于选择中小企业客户。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在处理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上更容易把控，在监督贷款者行为上成本更低，业务的集中度更高。相比服务三农而言，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成本和技术要求都更低。

2. 多数小额贷款公司并非以服务三农为初始目的

自商业化运作以来，小额贷款公司的数量、规模呈现快速增长。据估计到2013年末小额贷款公司的数量将达到8000家。这个增长并不是真正的服务三农的小额信贷机构规模的增长，而是民间资金在当前市场和政策环境下寻找出路的结果。首先，社会闲置资金投资渠道局限性较大。利率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股票债券市场不完善、国际经济形式不明朗等因素导致资金急于寻找增值保值的出路。其次，由于国际经济形式下滑，国内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等原因导致中小企业实业运作困难，恰逢国家推进小额信贷发展，因此转向金融领域成为其可选的路径。最后，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急缺资金的现状创造了旺盛的资金需求市场。在小额贷款合法化之前，我国地下金融活动就普遍存在。地下金融通过成立小额贷款公司的途径合法化，成为小额贷款公司快速扩张的重要构成部分。从经营历史来看，这些小额贷款公司是以逐利为动机，以高利率为特征的，与传统的扶贫为宗旨的小额信贷截然不同。

3. 低收入农户有效利用资金能力有待提高

部分农户，包括贫困户，没有能力或者没有资金从事非农项目经营而导致对生产性信贷需求不足，大部分依靠种植业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的贫困户缺乏有效需求（刘西川、黄祖辉等，2007）。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滞后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建国后面对特殊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复杂的国际环境，优先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等一系列战略都对经济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从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商品市场建设、医疗、教育、科技等生产和消费的各个方面，农村地区都相对落后。而这些因素是经济发展必须具备的客观条件，缺少完整完善的市场环境，即使资金到位，目标群体使用资金的效率也不高。

四、结论及建议

小额信贷在我国发展已有30年，近年来在商业化运作下快速扩张。在这一过程中，已成为小额信贷主导力量的小额贷款公司却违背了小额信贷事业发展的初衷，不再以服务三农为主要目标。中小企业对资金的争夺、小额贷款公司的逐利动机、三农对资金的利用率较低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三个重要因素。

（一）发展社会企业成为小额信贷活动主体

根据塞乌克（SEUK）的定义，社会企业是指实行商业化运作，实现社会目标的组织，其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如今已在世界上多个地方取得成功。传统的慈善性小额信贷专注于社会价值，但是在财务的可持续性和规模的扩张上遭遇困境。商业性小额信贷由于逐利性动机太强与服务三农的政策意图相冲突。不同于公益性组织和商业机构，社会企业同时兼顾商业化运营和社会价值的实现，因此其更适合成为小额信贷事业的主要力量。

（二）帮助提高三农及贫困人群的生产经营效率，使资金得以有效利用

对于社会贫困人群，从更多维的角度给予帮助，真正增强其在社会活动中的劳动价值实现能力，比单一的资本输入更为重要。在解决三农发展落后问题的过程中，全面改善农业发展所需的外部条件和环境，完善农业发展所需的软、硬件设施，使三农发展能够有效利用好资金，是小额信贷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三农发展的内在要求。

参考文献：

[1]杜晓山、聶强.小额贷款公司发展中的问题研究 [J] .农村金融研究，2012

[2]周孟亮、李明贤、孙良顺.“资金”与“机制”：中国小额信贷发展的关键[J].经济学家，2012

[3]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小贷公司可持续发展路径探讨——对湖南省小贷公司的调查与思考[J].金融经济，2012

[4] 焦瑾璞. 中国小额信贷的任务和发展愿景[J].中国金融，2010

[5]李大庆. 经济危机环境下民间资本进入信贷行业的思考[J].特区经济，2010

[6]巴曙松、韦勇凤、孙兴亮. 中国小额信贷机构的现状和改革趋势[J].金融论坛，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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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史”为鉴，重视历史教育的史学研究特点

研究性学习不仅要重视结果，而且要重视过程，更要注重培养学生正确的治史方法与以史为鉴的科学精神。教学过程是一个学与思的过程，问题的设计更需要技巧，需要“以史为鉴”。教师在设计研究问题时，应该寻找一些教材的重点问题，并尽可能贴近现实生活中学生感兴趣的热点问题，另外，对于高中学生而言，这些问题还应当具有一定的难度，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研究热情，引导他们进一步深入。

二、“探究式学习”，探求转变学生学习方式之道

新课程改革倡导转变学生以往被动学习的方式，主动地学习知识。新课程理念强调打造全新的学习方式，在关注知识与技能的同时，让学生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培养学生积极的学习态度和情感，促进学生得到全面发展。探究式学习，是学生在教师的引导、启发下，积极主动地获取历史知识，认识和解决历史问题的学习实践活动。新课程倡导探究式学习，主要目的是营造一种生动活泼的课堂气氛，引发学生探求知识的欲望，提升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因此，探究已成为新课程教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探究式学习关键是如何探究。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我们应根据教学要求，坚持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有选择性地开展探究活动，选择能够进行探究式学习且具备探究价值的主题进行探究，比如“三农问题”、国家统一、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等问题，都能找到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既能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待现实问题，鉴古知今，又能选择现实的视角审视历史问题，拉近历史和现实、中国和世界的距离。选择此类问题进行探究式教学，既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使学生很好地掌握历史基础知识，又能较好地落实历史教学情感态度价值观，使历史的三维目标得到有效的落实。

“自主、合作、探究”相结合是21世纪教学工作的特点。学生只有学会了学习才可能获得终身发展。因此，在教学中，应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留足课堂时间和空间给学生，使学生在自主中学习，在合作中学习，在探究中学习，并且学会相互交流探讨，共同学习，共同进步，逐步培养合作的能力。在教学中，要善于设计问题，积极开展课堂研究。如设探究1：“比较《》和《》”；探究2：“有哪些因素导致运动走向失败？”第一问可由教师引导学生从相同点与不同点两大角度入手进行比较，第二问可通过一组图片引导提示学生，培养学生多角度分析问题的能力。两个问题都可以采用分组讨论、合作探究的形式，让学生各抒己见，使学生积极参与，成为学习的主人。此外，还可开展课后探究:“从历史启示看今天三农问题，你有何认识，能得出什么结论，撰写一论文。”可以以小组为单位，由学生自行搜集资料、整理资料，在合作中完成任务。这样既有利于鼓励学生主动思考，善于探究，激发学习兴趣和创新能力，又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意识和科学研究精神。

三、以“创新”带动教学新发展，努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素质教育的核心在于创新。创新教育是学科发展的前提，是学生保持持久学习力的基础。历史学科教育要注重以“创新”带动发展，探索提高学生创新能力的途径和方法。

新课程标准由过去注重接受式学习转变为强调学生探究式学习方式的养成。教师要更加注重学生兴趣的培养，进而激发其创造力。例如在教学“第二次”时，我们不能像以前一样，把事件发生的过程、原因、结果等直接讲授给学生，采取照搬全书的被动方式，而是要探求主动学习方式，可以将其与已经学习过的“第一次”进行类比，引导学生主动思考问题，如参战的国家，战争爆发的原因、性质，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及条约的内容，战争的结果，等等，并把二者进行比较，找出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这样有利于学生加深对“第一次”和“第二次”区别与联系的认识，比直接讲授效果好得多。

新课改改变了高中历史课堂教学模式，历史课堂教学从传统的“被动灌输式”的模式转变为“主动发展式”的新模式。新课程要求历史课堂气氛活起来，学生动起来，充满求知欲和表现欲。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要转变教育方式方法，主动从讲台上走下来，多与学生交流，采用对话式教学模式，在对话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善于思考，提出质疑，讲述看法，通过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交流讨论达到解决问题、提高能力的目的。当学生对一个问题认识模糊时，或者当阐明一个问题需多角度、多层次进行时，教师要留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引导学生多思考、善思考，积极把问题交给学生，让他们自由讨论，各抒己见，共同交流，通过合作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结论。这样教学效率会高很多。

学生创新意识的激发源自于良好的主体体验。探究学习要重视主体体验，让学生围绕中心问题，利用各种资料分析、讨论、解决问题。教师作为指导者，要引导学生进行“主体体验”，也可以向学生提出一些学习建议。这一过程要注重自我学习和合作学习的融会贯通。一是学生个人的自主学习，教师要鼓励学生根据已有知识和网上资源，围绕主题积极思考，形成个人对问题的认识，这样体现了学习的个性化特点，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二是加强合作学习，以利于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提高学生的合作学习能力。合作学习的方式可以是现场学习，也可以借助网络的手段。各组同学在组内互相交流，通过校园网站与教师交流，教师到每个小组去，对学生遇到的困难给予协助解决，学生也可以在校园网站提出问题，发表看法，对于疑难问题请求老师给予指导。这种方式，能使教学真正形成生生互动、师生互动的氛围，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创新精神和能力。

参考文献：

［1］许益秀.高中历史教学中研究性学习方式的运用［J］.教育评论，2007，1.

［2］周萍.高中历史新课程教学中的困惑与对策［J］.中学版教学参考，2010，1.

［3］律冬顺.浅谈新课程理念下的高中历史教学［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研究生论文专刊，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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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险（非商业保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非城镇人员支付一定的劳动所得，在丧失劳动能力时从国家和社会取得帮助，享受养老金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这种保险制度主要是为了给农民在老年丧失劳动力的情况下生活上的保障。

1、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成功启动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但是占人口主要比例的农民基本还在社会养老保险体制之外。这使得许多农民在晚年老无所养，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越来越有其必要性，直到近年，随着三农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才在一些地区开展了新一轮农村养老保险的探索，农村养老保险又出现了新的复苏趋势。但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仍处于艰难起步阶段，目前的现状决定了建立完善的农村养老保险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实施的必要性

2.1 建立健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树立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也指出要解决三农问题，因为构建和谐社会在当前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解决好“ 三农”问题，如何缩小城乡差距，这不仅是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也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实现。

2.2 农民对养老保险的实际需求，也促使农村养老保险的建立

因为现在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富裕，使得农民接触外面的世界更多了，现在网络媒体的发达，也使得农民可以接触到养老保险这个问题，通过对城市养老保险的了解，以及年轻子弟全部流向城市，导致留下的全是老年劳动力，老年劳动力无生活保证，促使农民也要求要实施养老保险制度。

2.3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化的扩张，促使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

因为青年劳动力为了生活的更好而选择流向城市，使得城市化加剧，在加剧的同时带来的问题就是农村生活方式的转变，趋于城市化的生活，为了是自己生活更加有保证，农民开始要求获得保障，进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也就建立了。

3、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问题

3.1 家庭养老面临挑战，制度保障水平低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的养老模式基本上还是家庭养老。家庭养老一向被视为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美德，并基本上形成一种制度化的传统。家庭养老在农村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是与中国的崇老文化、道义责任的约束、法律规范的强制、社会保障替代水平低下等因素分不开的，因而有其相对深厚的、现实的、法律和经济及心理文化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养老具有超稳定性。由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农民可支配收入更低，所以在大多数地区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农民投保的保费很低。这样，农民年老时得到的保险金就少，少到无法满足农民老年的基本生活需要。据1998年《中国统计摘要》数据，农村65岁以上的6000多万农民的养老问题，仍主要依靠家庭养老解决。

3.2 农村养老保险资金来源结构错位

农村养老保险运行多年的实践表明：资金来源问题是养老保险的核心问题，缺乏政府财政支持是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据测算，在1990年至1999年期间，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参保者人均累计农村养老保险费仅230元，月均养老金仅3. 5元，根本无法保证农村老年人口的基本生活。与此相应，从1998年至2000，我国农村社会保险的参保人数从8025万人下降到6172万人，截至2002年底，又下降至5462万人。笔者认为，农村养老保险资金来源结构错位是导致农民参保积极性不高的根本性制度原因。

3.3 公共财政的支持力度小

现行养老基金筹资模式为“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政策扶持”。而实际上，集体补助、国家扶持不到位。除规定具体的个人缴费标准外，其余两个渠道尚未投入。所以，当一种社会保险没有福利性可言，要扩大农村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只得依赖于强制性的行政命令，而这又与自愿性原则相悖。

3.4 缺乏相关法律的约束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养老保险一直是依靠各级政府的政策进行引导，强调农民在自愿基础上参加的原则。但政策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很容易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等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同时，由于农村养老保险工作无法可依、无章可循，致使基金管理缺乏约束，资金使用存在较大风险。我国目前的农村养老保险工作之所以进展不力，举步维艰，其中的一大原因就是有关农村养老保险方面的立法工作相对滞后。因此，加强农村养老保险的立法工作非常重要，它对农村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3.5 保富不保贫的制度局限

目前农村采取的完全个人账户式的养老保险，即完全积累型的养老保险模式，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参加养老保险的人大部分是收入较高的居民，而这部分居民即使不参加养老保险，今后的养老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但最需要养老保险的低收入和贫困农民却不能从养老保险中受惠。这就造成了非常突出的“保富不保贫”的制度缺陷。而且在许多地区，干部和群众在享受集体补贴方面的差距过大，干部补得多，群众补得少或不补，又加剧了原来就存在的制度缺陷。社会保险的目标之一是减少贫困，减少收入不平等和地位不平等，显然这种“保富不保贫”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这一目标是相违背的，不符合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初衷。

4、结语

现阶段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制度尚不完善，还需要改进，但是这需要我们政府和农民一起努力，良好的政策是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实现的。（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张毅. 当前农村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J] . 四川财政，2003，（ 8） .

[2]赵殿国. 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J] . 中国金融，2007，（ 6） .

[3]马学颖.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问题的思考[J].农场经济管理，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