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区规划定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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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我国,旅游业经过多年发展,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从1986年被列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1988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被作为新的国民经济增长点之后,旅游业发展至今已经成为我国一项战略性支柱产业。作为旅游项目开发建设指导的旅游规划,“旅游发展、规划先行”已经成为普遍共识,旅游规划的重要性得到普遍认可。在我国旅游规划发展过程中,从最初地理、历史、建筑、经济各相关专业广泛涉足、邀请国际专家编制旅游规划到以城市规划编制要求为蓝本出台我国第一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旅游规划编制标准――《旅游规划通则》,我国旅游规划不断向专业化、正规化方向发展。经过30多年发展,大范围的旅游规划已基本完成,之后更多的是修编规划以及更加精准的专项规划,中小尺度的旅游规划工作将更加频繁,在这样的发展形势下,旅游规划理念与具体方法都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进一步探索细分的旅游规划编制显得十分必要。
“中小型景区”相对于“大型景区”而言,一直以来,学者们对“中小型景区”的概念界定莫衷一是,对其范围界定存在模糊性,研究中小型景区旅游规划编制,对其明确的概念界定必不可少。
(一)中小型景区概念定义
建设部1999年的《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GB50298-1999)中对风景区按照用地规模大小进行了划分:小型风景区面积在20km2以下,中型风景区范围在21-100km2,大型风景区范围包括101-500km2,特大型风景区一般面积在500 km2以上。王星在《中小型景区的旅游体验营销探析――以四川安县寻龙山为例》一文中参考风景区面积标准界定“中小型景区”,大型风景区一般指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区,通常覆盖面积在几百平方公里以上,中小型风景区一般指县市级风景区,其面积小、资源单一、产品单一。这一划分标准将旅游景区完全等同于风景名胜区,从概念定义上大大缩小了旅游景区的内涵。
胡红梅在《试论中小型景区的创新发展》中结合国家A级景区划分标准进行区别:国家4A、5A级旅游景区为大型景区、1A、2A、3A级和一些新开发、未定级的景区为中小型景区。这一划分标准同样存在问题,国家A级景区评定是综合交通、游览、旅游安全、购物、卫生、经营管理、邮电、资源环境保护、市场吸引力及旅游资源吸引力等方面因素而评定,其划分标准与资源吸引力及景区各项设施的完善程度息息相关,仅以资源吸引力低、各项设施不完善定义“中小型景区”不够全面。
曹伟在《小规模旅游景区的发展战略研究》一文中将“小规模景区”定义为:那些投资规模在一千万以下,年接待游客三十万人次以下,特别包括那些个人投资新开发的景区。对于这一划分标准,景区投资和游客量对于尚未开发的景区无从统计,且各地对于中小型景区的信息收集未必完善。同样,这一评定标准也存在缺陷。
赵小远等在《洛阳市小型景区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中定义:大型景区指国家级和省级的景区,通常覆盖面积几百平方公里,设施完善,游客接待量较多;小型景区规模小、服务设施落后、游客接待量低;中型景区介于二者之间。这一划分标准同样泛泛而谈,对于中小型景区定义存在模糊性。
综上所述,“中小型景区”概念定义仍然不能明确。本文在吸收借鉴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概念界定。首先,参照国家风景名胜区及前人对大小型风景区的面积划分,“中小型旅游景区”主要指那些面积在20km2以下的县市级旅游景区。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范围标准并不是绝对的,其具有相对性,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还需要根据各旅游区实际情况做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同时,为了更加形象的定义中小型旅游景区,摆脱单一的面积评定法的局限性,具体从其资源、开发属性、内部环境等多方面综合界定其内涵。从资源方面看,“中小型旅游景区”内部资源相对单一,类型有限,且其中并不涉及国家规定要求保护的重点资源类型,如湿地、重要地质景观、重点森林片区等;从开发属性看,这类景区一般以个人投资为主,开发资金相对有限,对项目规划期限、可操作性要求较高;从景区内部环境来看,景区内一般基础服务设施相对落后,知名度低、发展历史短或是新开发景区。
(二)中小型景区旅游规划
“规划”即对未来事务发展的预测、谋划,卢云亭(1991)认为“旅游规划是(对)旅游未来状况的设想,或是发展旅游事业的长远的、全面的计划”;吴必虎认为:“旅游规划是对未来某个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方向、产品开发、宣传促销及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重要事项的总体安排,它对该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具有宏观指导和动态调控的作用”。马勇、李玺(2006)提出:“旅游规划是在旅游地及其旅游资源调查评价的基础上,针对旅游地及其旅游资源的属性、特色和旅游市场的发展规律,根据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趋势特别是旅游市场的需求,对旅游资源进行科学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并寻求旅游业对社会发展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最优贡献的统筹部署和具体安排”。
综合学者前期研究可以看出,旅游规划即对旅游系统进行的规划,是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与区域特色,对规划区土地、资源、景观、人力、资金等进行的优化配置。中小型景区旅游规划即以中小型景区内旅游系统各组成部分为规划对象,对区域内土地、资源、景观进行详细规划,合理安排资金、人力、物力等各有效因素,通过详细具体的规划设计吸引游客,推动景区发展。
二、中小型景区旅游规划市场实践
在当前规划市场上,面对中小型景区的规划要求,分别编制三层次规划显得费时费力,规划成果的实用价值也会大大降低。在实际规划过程中,一些旅游规划编制单位就中小型景区规划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通过编制一个“1+1的复合型”规划,即“总体规划+重点建设地段修建性详细规划”或“控规+近期建设地段修建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形式,满足甲方一步到位的规划要求,完成中小型景区旅游规划。这一规划编制体系在保证规划内容尽可能完整的前提下大大提高了规划的可操作性,是对当前规划编制的一种创新,但这一编制形式明显不符合《通则》要求。
当前我国旅游规划编制主要依照于《旅游规划通则》,其中规定“旅游区在开发、建设之初,原则上应当编制总体规划。小型旅游区可直接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言外之意,一般而言,旅游区规划需要分三步:编制总规、控规、修规三项规划,而且相互之间是上下统属、前后递进的关系。小型景区可以不编总规,直接编制下一阶段规划,但没有总规的方向指导,控规和修规的可靠性便会受到质疑,若规划方向不恰当,控规和修规的编制将毫无意义。反观现实规划案例,复合型规划明显不符合通则要求,三项规划中选取其中两项进行编制,另一项编制内容的缺失一定程度上必然会造成规划内容的不完善,从而影响规划效果,在这样的发展形势下,整合当前市场上出现的各类编制形式,探索一种更加全面的中小型景区旅游规划编制体系,推动《通则》要求完善,是符合当前规划市场实践与理论需求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中小型景区旅游规划编制要求
从中小型景区特征来看,其规划面临着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局面。简单在于规划区范围较小,区域内资源本底相对简单,决定了这类型景区规划是一个“小”规划,这就要求规划编制要“小”而“精”,以较少的组织配备完成规划编制,尽可能减少各项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另一方面,其复杂性就在于这类型景区对规划成果要求较高,规划内容建设周期较短,规划成果要具有较高的实用性,从这一层面来讲,规划内容就要更多的侧重于修建性详细规划。
同时,按照原有通则要求,在规划过程中,还需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依据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以旅游业发展方针、政策及法规为基础,与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及其他相关规划相协调。
(二)以旅游市场为导向,以旅游资源为基础,以旅游产品为主体,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可持续发展。
(三)突出地方特色,注重区域协同,强调空间一体化发展,避免近距离不合理重复建设,加强对旅游资源的保护,减少对旅游资源的浪费。
(四)采用先进方法和技术,编制过程中应当进行多方案的比较,并征求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尤其是当地居民的意见。
(五)旅游规划技术指标,应当适应旅游业发展的长远需要,具有适度超前性。
(六)旅游规划编制人员应有比较广泛的专业构成,如旅游、经济、资源、环境、城市规划、建筑等方面。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中小型景区规划不仅要符合一般旅游景区规划的编制要求,对规划编制思想、基本原则、编制手段、技术人员等严格控制,同时要结合中小型景区特色进行规划编制,从规划内容、规划形式等方面探索更加符合其要求的规划编制体系。
四、中小型景区旅游规划编制创新研究
结合《通则》规划要求与当前市场上出现的编制创新形式,本文提出“三规合一”的综合性规划编制体系应对中小型景区旅游规划。
“三规合一”旅游规划编制体系,并不是单纯的将原有三项规划内容拿过来合在一个规划中,也不是完全背离原有规划编制体系,否定原有规划另起炉灶,而是在综合原有规划体系的基础上,根据实践情况,立足更加实际的指导景区开发建设这一中心,对原有三项规划进行横、纵两方面整合。横向整合“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及“修建性详细规划”三项规划编制体系于一体,纵向对原有三项规划体系中的各自内容有所取舍,适度整合,创新规划编制体系,形成一项综合性规划,将三项规划内容集合于一项规划中。“三规合一”旅游规划的提出主要针对中小型景区旅游规划,融合规划要求的刚性约束与规划内容的弹性需求,达到规划与设计、发展与建设的双向需求。
“三规合一”旅游规划作为一种全新的规划形式,具有以下特点:
(一)规划主体的一致性
在“三规合一”旅游规划体系中,整个项目从前期的规划定位、方向构思、规划布局到确定各地块技术控制指标以及具体项目景观设计,均由一家规划编制单位完成,这就避免了原有三项规划中由不同单位编制完成时造成的规划理念不一致、思路衔接问题等矛盾,能够很好的保证上下位规划之间的对接,同时又能大量节省规划时间,保证规划的实效性。
(二)规划形式的整合性
“三规合一”旅游规划编制在形式上整合了原有三项规划的编制过程,将原有规划过程中需要重复进行的资源调查、方向讨论在一个规划过程中完成;将各规划结果评审以中期专家论证的形式予以承接;将原有三项规划中各自的文本、图件、附件及说明书的规划成果统一整合于一项规划成果,在规划形式上实现三项规划的整合。
(三)规划内容的全面性
“三规合一”旅游规划从内容上涵盖了原有三项规划的精髓,汲取总规、控规、修规中主要内容,将一些重复、不具有可操作性、空洞化的规划要求省去,在包含总规的空间布局、控规建设控制的基础上,以各项建筑和工程设施的修建性详细规划为重点进行编制,规划内容全面,实践操作性更强。
(四)规划成果的实用性
“三规合一”规划编制整合后,规划成果更加全面且准确,委托方能够迅速理清规划方向、规划主体与重点项目,短时间内完成规划编制,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景区开发建设中,大大提高了规划的可操作性,规划成果实用价值更高。
“三规合一”旅游规划编制体系的提出,对于整合当前市场上各类规划编制形式,形成一项对中小型景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编制体系具有重大意义:将三项规划编制集中于一体,大大避免了一个规划项目分属于不同编制单位时产生的项目理解、规划构思与项目认知方面的差异;“三规合一”综合性规划能够在规划编制过程中根据现实需求统一协调规划内容,保持规划思路的完整性,有效组织规划编制。同时,“三规合一”旅游规划融合总规、控规、修规于一体,以修建性详细规划为重点,在一项规划中实现了方向引导、建设控制与重点项目设计的统一,规划形式更加简洁,规划成本更低,规划可操作性更高。这一新型编制体系的研究对于进一步完善《旅游规划通则》相关标准有重要意义。
五、结语
篇2
关键词:景观生态学 观光农业 应用
1.前言
景观生态学由德国地理学家特罗尔于1937年在东非利用航空照片对景观进行解释时首次提出, 后作为一门新兴学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人们在提高物质文明的同时,更加关注身边的景观环境和生态效应,使景观生态学获得长足的发展。景观生态学主要运用于生物保护、景观与区域规划、农业与土地利用、自然资源管理等方面[1]。以农业活动为基础的观光农业,是结合了农业与旅游业的交叉产业。在景观规划中,要落实到具体的农业景观格局,更需要以景观生态学原理为指导。
2.景观生态学的基本原理
景观尺度上的生态学研究已有较长历史。但只是近期这种研究才被应用于实践领域之上,且正在形成一个密切相关的理论体系。景观生态学于60年代中后期在欧洲大陆迅猛发展,到80年代被北美所普遍接受[2]。初期的研究随所涉及空间尺度和区域内部特征的差异显得很不相同。欧洲面临的问题是深受人类干扰的、破碎化的及密集均质分布的农业景观,研究中尤其强调斑、廊和基的作用和功能。因为纯农业景观属于不适宜大多自然物种栖居的基,所以碎化作用的调查分析着重强调非农景观元素的维持。
景观研究的基础之一是要确定EcotoPe ― 均质的景观功能单元,它在地表上通常具有清楚的边界而区别于其他周围环境。不管如何定义,有一点在本质层面上是一致的,即景观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由一系列Ecotope组成的数平方公里广阔地域内的异质土地单元之间的空间结构与功能的相互作用,以及生态镶嵌随时间的变化。与生态学的其它传统分支不同的是,人文因素包含在对景观结构和功能的认识中。对时空尺度和人文因素的综合考虑使得景观生态学成为规划和管理中富有潜力的理论框架。
景观生态学的主要原理可以从结构、功能及时间分为三方面总结。这些原理中,最具争议的是维持栖地内部结构间或维持更大空间范围内结构关联的相对重要性。无论如何,这两种不同观点在实践中通常是互补的。例如,有研究发现,在保护较大群落时廊的质量限(即树篱的结构复杂性)比其存在更为重要。尽管某些研究结果还不能完全确定,但有证据表明对某些特殊物种而言,斑的大小及相对孤立性可深刻影响物种种群的生存。斑的可通性或关联对濒临灭绝的个别地方物种的保护也相当重要。[3]
3. 案例分析
浙江金华双龙风景名胜区坐落于金华市北约12km处,是个近郊山岳型以地下悬河、岩溶奇观、赤松祖庭为特色,以观光度假、康体休闲、海外朝圣等为主要功能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其面积约79.9平方公里,,包括双龙洞、黄大仙、优游园、仙鹤妍、尖峰山及大盘天六大景区。其中大盘天景区开发程度相当小,其知名度和游客到访率低。目前景区以小片分散的晚季蔬菜地和林地景观为主。因其优越的自然生态条件以及和其它景区的空间关联,开发观光农业的潜力十分大。
3.1规划的原理与原则
相同于其它内容的景观生态规划,观光农业的规划设计运用景观生态原理,综合考虑地域或地段的综合生态特点及具体的目标要求,构建一个空间结构和谐、生态稳定、社会经济效益理想的并主要用于旅游观光的区域农业景观系统。做到这一点,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应自始至终执行如下几项原则:1.适宜面积原则;2.类型多样性原则;3.景观单元关联原则;4.空间结构协调原则。
3.2景区观光农业的总体格局
景区中主要景观类型有:山地灌丛、针叶林地、梯田耕地、缓坡耕地、果园、各级道路、居民点及人工水面一西湖等。其空间结构表现为以东西两大居民点(武平殿和盘前)分别为中心、以景区中部东西向主道路为中枢的不规则葫芦状格局。受制于地形和人文区位因素,从两个中心向外依次为:居民点耕地、梯田耕地、缓坡耕地、果园、次生林和灌丛草坡等景观类型,这亦构成整个景区观光农业景观的空间结构。显然,这种结构既有对自然景观生态合理利用的基础,又具一定的景观美学价值。
该景区位于双龙风景区海拔最高的地域,拥有较高海拨和超过50%的森林覆盖率使其具有独特的地方小气候环境,表现出近暖温带的特征。与山下相比,气候大约滞后一个季度,因而具有相当长种植晚季蔬菜的历史。这是可投资观光农业开发利用的一大优势。借助于塑料大棚等人工措施,还可同时丰富淡季观光农业内容。
3.3观光农业的结构分类
依据规划设计的目标和区域的生态条件,划分出以下各观光农业景观类型:
(l)梯田农业观光类型针对于部分坡耕地水土流失较严重的状况,在原有坡耕地的基础上修建石级梯田,对其进行间作套种或林农兼种,开发面向市场,以精细农产品为方向的三高农业。农作物仍以蔬菜为主。同时组织游客参与到播种、锄草、采摘、收割等务农活动,通过模仿、习作、体验来体验农业生产的艰辛和收获时的满足感。
(2)自摘果园类型是利用景区内现有的山植、弥猴桃等野果资源,引种一些亚热带和暖温带的果树品种,在园区内分片集中种植。园区内设置石桌石凳、休憩草亭、洗果水池等设施。到收获季节组织城市居民来此自摘即食,体验果农收获的乐趣。
(3)反季节果菜园类型利用温室大棚技术反季节地培育当地少见的瓜果蔬菜,以弥补露天种植的蔬菜瓜果只在夏、秋两季成熟的缺点。采用温室技术可不必考虑本地实际的气候条件,可根据需要营造特定人工气候;因此可在温室中引种热带和温带特有的蔬菜和瓜果品种,一来以稀缺取胜,向金华市提供品种更多、质量更好的农产品,二来使水果的成熟期分布在全年各月。只要想采果,随时可以出发,提高自摘果园的号召力。
(4)野生动物园充分利用了风景区内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在划定的区域内封闭圈养野鸡、野兔、野猫、野猪等野生动物,供游人观赏、摄影留念及狩猎等。
(5)避暑度假类型优越的旅游气候资源,使得这里可以作为夏季游客住宿休闲的场所,地址选在武坪殿附近。具体项目如下: 花园别墅、高中档宾馆、野味餐厅、帐篷露营区等。
(6)西湖水景园是个天然山顶湖泊,景色优美,旅游价值高。根据其体量和水资源的现状用途(黄大仙景区的生活用水),未来拟开发成一个以自然水面为中心、湖四周以草地绿化为主的高山水景园。
4. 结论
景观生态学在空间结构分析上具有独特优势, 为观光农业景观结构的研究提供相关的研究原理、方法和相应信息。运用景观生态学原理对景观进行规划设计与农业持续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在景观设计时需要充分强调景观的自然属性,以保护为前提,以林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和美学的相关理论为指导,以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植被现状和历史特点为基础,本着因地制宜、整体优化、突出个性的原则,构建稳定的生态系统,达到最佳的生态价值和美学效果,实现自然与社会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1]李艳秋,申瑞玲,高鹏.景观生态学在农业景观生态规划和设计中的应用[J]。北方环境,2010,22(4):31 - 35.
篇3
【关键词】新文化地理学;都市文化景观;锦里;文殊坊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3)01—0132-6
目前,锦里和文殊坊作为业已建成的重要历史文化街区,已经成为了成都重要的文化景观和文化名片,优雅地代言这个城市的文化形象。二者均是成都市政府统一规划的重点文化建设项目,各具特色、各有优势,本该不相上下、评分秋色,但事实上,“锦里”一直保持着一枝独秀的繁荣,“文殊坊”却在刚开市的一时风光之后长期陷入门庭冷落的境况。
这一现象很快引起了各界关注。2006年10月30日,《四川日报》记者黄玲在04版经济新闻中发表了题为《国庆人山人海节后冷冷清清文殊坊缘何不如锦里》的报道,针对文殊坊作为“锦里第二”的趋同性,提出了诸如依托文殊院的素食,打造“素食一条街”以及“现场演奏天竺乐器”等操作性建议;其他重要论文有诸如周杨和乐雪《成都城市RBD锦里与文殊坊的比较分析》(2008)所作的经济分析、周向频,唐静云《历史街区的商业开发模式及其规划方法研究——以成都锦里、文殊坊、宽窄巷子为例》(2009)的规划学分析、崔佳春《基于后发优势的成都大慈寺历史街区保护与开发建议》(2011)的后发优势理论与文化结构功能理论分析等。这些研究从各个角度分析了三者得失成败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对正在进行和即将进行的其他历史文化街区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下面,本文将从新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出发来分析二者在被作为都市文化景观而建构的过程中所呈现的差异,以此探索作为都市文化景观的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的优势路径。
“历史文化街区”概念的形成:从“文化景观”到“文化景观遗产”
(一)“文化景观”概念的历史
20世纪20年代,西方文化地理学形成,其标志是美国文化地理学家索尔(Carl,O.Sauer)《景观的形态》(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1925)一书的发表。索尔首次将拉采尔等人的“文化景观”的概念引进美国,并致力于通过“文化景观”来研究区域人文地理特征。他从综合角度对文化景观加以发生学的研究,对景观的结构做了详尽剖析。他对文化景观进行了如下定义:
文化景观是由一个文化团体在自然景观基础上形成的。文化是人,自然区域是媒介,文化景观是结果[1]。
自此之后,文化景观成为以美国索尔为代表的伯克利学派文化地理学的中心论题。1962年,该派地理学家瓦格纳(Wager)和米克塞尔(Mikesell)进一步指出:
文化景观是一个特定人类团体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综合化和特征性产物,体现了特定的文化偏好和潜力以及一个特定的自然环境。它是历代自然演化和人类活动的结果。[2]
(二)“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出现
1987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8届全体会议,在华盛顿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即《华盛顿》),该指出,“涉及历史城区,不论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镇以及历史中心或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环境。除了它们的历史文献作用之外,这些地区体现着传统的城市文化的价值”。
1992年12月美国圣菲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遗产委员会(WHC)第16届会议上,文化景观被提出并被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之中,成为继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之后的第4种遗产类型。[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文化景观是人类社会和聚落随着时间在自然环境提供的自然限制和机会以及延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力量(外在的或内在的)影响下的有形证据。它们必须具有杰出的普遍价值并成为某一地理区域、文化特征的代表。[4]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署则将文化景观定义为联系着一个历史事件、活动、人物或展示其他的文化或美学价值的一个地理区域。[5]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提出使得遗产保护从对单一对象的保护扩展为对“场所”的保护,从静态保护转变为活态保护,从器物层面的保护扩展到人地关系的保护,这种转变充分彰显了文化景观遗产的时空特性。自此之后,文化景观遗产的观念被纳入到各国的历史和文物保护法中。
随着文化景观遗产进入世界遗产范畴,对其进行有效管理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各国将文化遗存的区域保护与国家和地方的文化和生态建设、社会发展等结合起来,带有预见性地划定相关文化遗产保护区,为城市规划、政府管理、土地利用等密切相关的部门预先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以及新的保护和管理思路,为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我国正式提出历史街区的保护是在1986年,国务院在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文件中指出:“对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落等也应予以保护,可根据它们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公布为当地各级历史文化保护区。”这是保护历史遗产的重要举措,从此形成了保护文物古迹、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分层次的保护体系。2002年,我国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把历史文化街区、村镇等文化景观列入文物保护范围,要求建立起一个从单体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到历史性城市的全方位文物保护架构,使得有形的文化遗产和无形的文化遗产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独特的文化景观,如京杭大运河、长城、茶马古道、丝绸之路等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出现在历史保护从文物建筑逐步走向历史文化环境整体保护的过程中,是一种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文化景观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建筑、文化、社会、历史多个维度的价值。
成都历史文化街区的现状:从“历史文化保护区”到“游憩商业区”
(一)成都“历史文化保护片区”的规划
历史街区是城市演进历程的见证和传统文化的载体,而城市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引起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在可持续性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进行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已经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极其重要的问题。
成都是1982年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名城之一。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物众多的城市,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1984年成都市制定了《成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划定了文殊院、大慈寺和宽窄巷子三大历史文化保护片区。1986年又对该规划进行了修订补充。1987年成都市城市科学研究会牵头召开了“成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研讨会”,并向市政府提交了《历史文化名城成都保护发展建议》。此后成都市有关部门在此基础上对历史文化名城进行了系统的保护,即从个别保护到群体保护,从静止保护到动态保护。[6]
(二)成都RBD现状
与此同时,成都还必须思考如何在延续旧有文化血脉、保持固有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发展经济的问题。在无数的探索与调研之后,与北京、上海等诸多历史文化名城一样,成都最终选择了游憩商业区(Recre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简称RBD)规划模式,决定将RBD作为城市文物保护和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致力于创造城市文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RBD这一概念最早由查尔斯.A.斯坦菲尔德(Charles A.Stansfield,和约翰.E.里克特(John E.Rickert)在1970年研究旅游区的购物问题时首次提出:RBD是中心商务区(center business district,简称CBD)和居住功能区(LBD)相融合的产物,是为满足季节性涌入城市的游客的需要,在城市内某一区域集中布置饭店、娱乐业、新奇物和礼品商店的街区。[7]1982年,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在其《游憩地理学》(Recreation Geography)一书中把新文化地理学的文化景观理念内置到RBD概念中。[8]
1995年,保继刚在研究深圳华侨城发展模式时,首次引入了RBD理念。在此之后,许多国内外学者进一步研究发展并实践了RBD规划理念,将城市RBD的类型扩展为四类:(1)大型的购物中心型(shopping mall);(2)特色购物步行街型;(3)旧城历史文化改造区型;(4)新城文化旅游区型。如北京新东安商城的老北京一条街、上海老街、上海田子坊等就是较为成功的“旧城历史文化改造区型”RBD案例。
2006年6月8日,成都市政府了《成都市商业网点发展规划》,提出在2020年以前,成都市将重点把浣花风景区、武侯祠片区、水井坊片区、文殊院片区、北郊风景区、十陵历史文化区等6个片区建设成旅游休闲商业片区,以此为中心带动周边的旅游产业和商业文化的发展的规划。这六大片区中,除北郊风景区之外,五大片区均分别依托杜甫草堂、武侯祠、水井坊、文殊院和明十陵等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是典型的“旧城历史文化改造区型”RBD。
锦里(武侯祠片区)和文殊坊(文殊院片区)相继建成,并对外开放,二者的基本隋况如下:
1.锦里
锦里是西蜀历史上最古老、最具有商业气息的街道--,早在秦汉、三国时期便闻名全国。如今,锦里被改造为一个集中展示巴蜀民风民俗和三国蜀汉文化的民俗风情街区。
它依托成都武侯祠,以秦汉、三国精神为灵魂,明、清风貌作外表,川西民风、民俗作内容,扩大了三国文化的外延。一期工程在这条全长350米的街上,浓缩了成都生活的精华:有茶楼、客栈、酒楼、酒吧、戏台、风味小吃、工艺品、土特产,充分展现了四川民风民俗的独特魅力。此外,古戏台将定期上演川戏的经典剧目,戏台前会定期放映坝坝电影、以特色小摊的方式举行民间艺人的展演(如糖画、捏泥人、剪纸表演、皮影表演、西洋镜等);热闹非凡的民间小吃集市,让人们亲身体验川西古镇“赶场”的热闹场景;趣味十足的民间婚礼展示,游人可参与其中,乐在其中,而情侣们甚至还可以将自己的婚礼仪式搬来锦里举行,体会一种独特的、传统的婚庆方式;民间音乐及戏剧表演、民俗服装秀更是长年不断,花样百出。其他诸如夜晚打更、采用花轿和滑竿等传统交通工具等多种古韵十足的特色项目,让锦里重现昔日川西古镇的生活原貌,被称作“成都版清明上河图”。
该街采用由武侯祠控股公司化的运作模式,引进经营管理人才进行市场管理。据统计,自2004年11月开放以来,已接待国内外游客800余万人,实现销售收入近亿元,拉动周边经济2亿元以上,为社会提供近千个就业岗位,形成了成都民俗旅游休闲文化的一个知名品牌。2004年11月,“锦里”古街被文化部命名为“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基地”[9]。
2.文殊坊
文殊坊是成都市政府规划的三大历史文化保护片区之一、六大旅游休闲商业区之一,是中房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倾力打造的以佛禅文化、民俗文化为主题,以川西街院建筑为载体的,充分体现老成都人文历史精髓的都市文化休闲旅游胜地。它位于市中心人民中路旁,与传统城市商务中心(CBD)相融合。依托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殊院(5.73公顷),形成东至北大街、草市街,南至白家塘街、通顺桥街,西至人民中路,北至大安西路规模的协调区,总规划用地面积为33.25公顷。
一期工程包含成都会馆和成都庙街两大部分。成都会馆院落总占地面积为7460平方米,项目分两期进行开发,于2010年完成。二者均为清末时期的木质建筑,通过落架整合修建进行保护后,老院落里破旧的木柱、木梁等已被修复;成都庙街与成都会馆一街之隔,同样为传统老建筑。开街营业后的成都庙街主要包括旅游精品古玩、旅游民俗用品、文化餐饮休闲、老成都味道四大核心部分。
文殊坊于2006年10月1日开街,依托具有1400年历史的文殊院,投资22.2亿元,将其周边具有川西民居特色的老院落进行抢救性保护和整修而成,“文化”、“投资”和“规模”都可谓得天独厚,且有后发优势。如此偌大的占地规模,每天不到千人的游客量便显得过于冷清。
历史文化街区的未来:从“物质文化景观”到“非物质文化景观”
(一)英美新文化地理学视野中的新“文化景观”
1980年代,“新文化地理学”在西方迅速崛起。代表人物是英国文化地理学家彼得·杰克森(Peter Jackson)和丹尼斯·科斯科罗夫(Denis Cosgrove)。杰克森1989年出版的专著《意义的地图》(Maps of Meaning)一书被视为新文化地理学诞生的标志。
与传统文化地理学相比,新文化地理学提供了一种景观研究的新视角:
第一,强调人地关系:从景观形态研究的研究转向景观文化的研究,试图将景观的概念与其历史发展联系起来。新文化地理学结合社会学与文化理论来解释和研究景观,对景观进行文化研究,关注社会文化和政治过程对景观的塑造,以及景观本身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将景观的讨论纳入整个后现代主义的争论当中,显示出景观成为社会、文化、政治体系等活生生的人地关系中的重要部分。这样,景观就并非只是一个对象性的客观自然系统(自然景观)或客观文化系统(文化景观),而成为一个文化、社会、历史的多维存在。这就强调了文化景观中人地关系史的重要性。
第二,强调文化景观对于城市集体文化记忆的承载:注重城市象征性景观的研究、注重分析文化景观的符号意义。
李凡、朱竑、黄维《从地理学视角看城市历史文化景观集体记忆的研究》一文指出,由于集体记忆所体现出的社会性,通过物质的和象征性的城市历史文化景观,去探究其集体记忆的认知空间和情感空间更具有现实意义。他们详细梳理了城市文化景观对于保存城市集体文化记忆的重要功能。戴维·洛文苏(David Lowenthal)指出,历史建筑和城区的保护、象征性复制品的创造、纪念碑和博物馆均用于纪念往日的事件或人群。甚至诸如供娱乐的街道设施、公共艺术品和历史地名等象征性符号都是城市记忆的证据。[10]蒂姆·科瑞斯威尔(Tim Cresswell)指出,“纪念物、博物馆、特定建筑物的保存、匾额、碑铭,以及将整个都市邻里指定为‘史迹地区’,都是将记忆安置于地方的例子。”[11]由此可见,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必须考虑到城市集体文化记忆的传承。
(二)历史文化街区内涵的进一步界定:物质文化层面与非物质文化
新文化地理学对文化景观的重新定义使得历史文化街区从单纯的“历史古迹保护地”变成了“城市集体文化记忆场”,这促使对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从“物质文化层面”进一步深入到“非物质文化层面”。
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修订并通过了《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指南》明确指出:文化景观是自然与人类的联合工程成果,反映了在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内外作用下,人类社会和定居地的历史沿革。[12]同年5月,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国际会议通过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备忘录》,其中提出:历史性城市景观的保护和保存,既包括保护区内的单独古迹,也包括建筑群及其与历史地貌和地形之间在实体、功能、视觉、材料和联想等方面的重要关联和整体效果。
2005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中国西安召开第十五届大会,大会通过的《西安宣言》首次明确指出周边环境对古迹遗址保护的重要性和独特贡献,“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的周边环境指的是紧靠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的和延伸的、影响其重要性和独特性或是其重要性和独特性组成部分的周围环境……除了实体和视角方面的含义之外,周边环境还包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所有过去和现在的人类社会和精神实践、习俗、传统的认知或活动、创造并形成了周边环境空间中的其他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当前活跃发展的文化、社会、经济氛围。”[13]
正如崔佳春所言,“历史街区是过去一定时期内社会生活的载体,反映着人们的生活习俗、生产能力、价值取向和审美标准,是城市发展的见证,也是城市旅游的重要吸引物。综合目前各类文献对历史街区的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历史街区,是指保存有一定数量的历史建筑、构筑物,且能够完整地反映出某一时期城市的历史风貌、生活习俗、民俗文化,由城市干道围合而成的区域。”[14]
(三)锦里与文殊坊的比较: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层面
1.锦里:锦里是成都首个以“历史文化”为主题进行综合开发的街区。从物质文化遗产层面看,锦里片区街道两侧的所有建筑均属新建,并不具备历史遗产价值;但锦里充分利用紧邻武侯祠的区位优势,把自己打造成为集中展示三国蜀汉文化和巴蜀民风民俗的民俗风情街区,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承载。
2.文殊坊:文殊坊的保护与开发采用的则是改造与重建结合的方式。从物质文化遗产层面看,文殊坊片区内的老建筑、老院落得到维护与修缮,其中庙宇建筑的宗教功能、院落建筑的居住功能,均得到了完整的保留,较好地实现了物质层面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层面看,街区设想以佛禅文化、民俗文化为主题,传统川西街院建筑群为载体,力图保留老成都人文历史精髓,并提出了打造以文化休闲旅游为主的城市“游憩商务区”(RBD)的想法。但由于对佛禅文化强调不足,对川西民俗表达不充分,与街区核心文殊院几乎没有互动,文殊坊街区成了_一个文化空壳。
结论:新文化地理学文化景观概念对于成都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的意义
首先,新文化地理学文化景观概念对人地关系的强调促使我们去思考历史文化的当代呈现问题。
锦里采用“赶场”、坝坝电影、古戏表演、手工织锦、夜晚打更、采用花轿和滑竿等传统交通工具等多种古韵十足的特色项目,来重现昔日川西古镇的生活原貌是一种很好的尝试。但文殊坊对于古代佛禅文化、民俗文化的呈现可以有自己的特色。
其次,新文化地理学文化景观概念对于集体记忆的强调,促使我们去搜寻各个历史文化街区各自特殊的文化记忆。
篇4
关键词:标识牌; 解说效果; 评估; 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引言
环境解说源于20世纪早期欧美的国家公园,主要用于向游客介绍国家公园内的自然资源(Tilden,1957)。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环境解说已成为户外环境教育的重要方式,并在各生态旅游区广泛使用。关于环境解说的定义目前尚无统一表述( Lewis,1980;Ham,1993;Beck,Cable,2000),只是形成了一些共识:(1)解说内容,不仅仅是单纯的客观信息的交流,它揭示事物的意义和事物间的关系,其内容应具有科学性、趣味性、艺术性,从而达到环境教育的目的;(2)解说形式,是通过多元媒介实现解说服务和信息流动;(3)解说目标,帮助游客了解旅游目的地的自然文化,提升游憩体验,培养环保意识,最终改善人们的行为。
解说标识牌是目前解说系统中普及率最高的媒介之一(钟林生,2011)。它通过固定的牌示内容,向游客传达各种引导、景点、景观信息,具有教育、服务、管理等功能(Parks Canada,1978;Kuehn,et al.,1995;Gross,et al.,2006;杨军林,2006)。标识牌的广泛运用促使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武娟(2009)认为,标识牌具有造价低廉、材料普通、游客自主选择性强等优点,但也具备单向流动、易于损坏、针对性差的缺点。钟林生等(2000)、张明洵和林月秀(2002)、张立明和胡道华(2006)等总结了标识牌设计的原则,认为标识牌应注重景区背景并基于游客视角,并对标识牌的外观造型、材料、文本、布局等要素进行了辨识。钟永德和罗芬(2006)将旅游解说牌示的规划与设计概括为规划、设计、建造与安置、评估与保持4个阶段,并强调了评估与保持阶段在解说牌使用中的重要性。
效果评估是检验和提高解说质量的关键步骤,不可或缺。Wagar(1976)和Roggenbuck(1979)曾列举出多种解说评估方法,王鑫(1989)在此基础上将其总结为13种,包括:同行间互评,专家评审,外部人员评审,观察游客对解说服务的注意力,观察游客注视及倾听时间长短,间隔定时照相,测度游客对解说的偏好,游客行为观察,游客游览行迹观察,自我测验装置,问卷调查,正式访问,非正式访问;同时对各种解说评估方法特性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问卷调查方法在游客满意程度、游客偏好、游客行为等方面的研究中优势明显,且对统计偏差防范高,所得资料准确性高,在实际研究中的可操作性强。此外,这些评估方法主要从解说媒体的表现、解说内容讯息、游客反应三方面评估解说效果,其中游客反应评估占主导地位。因此本文选择了游客作为解说效果的评估对象。虽然标识牌效果评估的重要性得到了研究者的一致认同(罗芬,等,2005),但目前对其研究较少,尤其是国内。
自然保护区是为保护特殊生态系统而划定的区域,生态旅游是自然保护区实现社会、生态、经济效益的一种发展模式。环境解说是生态旅游的要素之一,也是自然保护区传播其保护初衷的重要途径,有效的环境解说对保护区的质量和生态旅游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研究自然保护区环境解说的有效性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标识牌系统为研究对象,通过以游客为目标的问卷调查,结合因子分析和模糊综合评判的分析方法,对研究区标识牌系统进行定量评价;并基于直观的评价结果对研究区标识牌提出针对性改进意见,以提高环境解说的有效性,推进研究区环境保护效率和生态旅游发展。
1研究方法与研究区概况
1.1评价因素集的构成
本文参考国内外标识牌解说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初步筛选了标识牌评价因素集(见表1),共分为3个层次,包括空间布局、解说内容和解说牌外观3个二级指标。其中空间布局包含8个指标;解说内容包括15个指标;解说牌外观包括7个指标,由此共形成30个三级指标。
1.2研究数据获取
本研究采用自填式问卷法收集数据。问卷采用李克特量表衡量游客对各评价指标的赞同度,对每个影响因素按照肯定―否定的程度分为5个等级,要求游客根据每个等级的态度确定分数,即:5―非常赞同;4―比较赞同;3―中等;2―比较反对;1―非常反对。研究者分别在2009年9月、10月和2010年9月、10月的第一个周末对入园游客进行随机抽样,共计发放问卷350份,回收有效问卷308份,有效问卷率94%。有效问卷量为变量数的10倍以上,样本数量适宜。
调查对象中,男女游客数量大致相当,女性略多;游客年龄层次较低,53.9%的游客在18岁~30岁之间;游客普遍受教育程度高,超过60%的游客有本科及以上学历;80%的被调查者来自于北京本地;主要出游目的是观光游览,以了解自然、保护自然为主要目的的游客仅占11.6%。
1.3主要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和多层次模糊评价法评估解说牌效果,主要按照以下两个步骤进行:(1)利用因子分析法找出影响解说牌解说效果的关键因素,构建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利用因子分析法计算出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并制定评价指标的评分等级标准;(2)依据多层次模糊评价法确定评价样本矩阵,求得评价权向量,计算标识牌解说效果。
1.4研究区概况
北京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北京市西北部延庆县境内,地理坐标为东经115°43′44″~115°50′22″,北纬40°29′9″~40°33′35″。松山自然保护区总面积4660公顷,实验区面积1802公顷,其中旅游区面积达1533公顷。保护区内保存有华北地区少见的大面积天然油松林,以及华北地区典型的天然次生阔叶林,在水源涵养,抵御风沙及空气净化等方面对北京市具有重要意义。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景点主要集中在景区内长约4公里的游径周围,且绝大多数游客以步行方式进行游览。在这种游览方式中,标识牌是游客接受环境教育最典型的解说方式(Vererka,2008)。因而,标识牌在研究区解说系统中占主导地位,是研究区内旅游的服务、教育和管理等多种功能的主要体现者。在2001年编制的《北京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中确立了保护区森林生态旅游的发展模式,并强调了其中环境教育功能的体现。目前保护区已经形成由标本展示馆、多媒体宣讲厅、科普讲座及标识牌组成的景区解说系统。
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标识牌按照解说对象和内容可分为景区导览牌示、景点解说牌示、生物景观解说牌示、安全管理牌示、环境管理解说牌示。通过标识牌解说现状调查,归纳出其标识牌解说系统主要特征如下:(1)标识牌系统较为完善,拥有旅游景区所需所有的标识牌类型,是研究区最主要的解说媒介;(2)标识牌数量众多,但空间分布不均,前密后疏;(3)标识牌整体风格(材质与造型)与景区环境融合,但某些标识牌较为突兀;(4)解说内容两极化明显,部分内容过于浅显,部分内容又过于专业。
2结果与分析
2.1初始因子分析
在KMO检验和球形Bartlett检验不理想的情况下,采用因子分析中主成分法进行初始因子分析,删除公因子方差较小的9个评价因子:空间布局方面的“数量充足合理”“安放高度、角度适宜”“安置点与观赏者距离适当”“标识牌放置不损害生态环境”,内容方面的“内涵清晰,能增加游客对解说对象的理解”,外观方面的“体量适宜”“造型具有景区特色”“使用的材质具有生态性”“标识牌风格统一”。
2.2评价指标确定
运用主轴因子法进行因子提取。从方差计算结果看,有4个因子的特征值都大于1,根据Kaiser标准,可提取4个公因子。但前3个因子可以解释总方差的65%,已经可以解释总方差的大部分,且第4个因子与前3个因子方差变化量较小;从碎石图看(见图1),因子1、因子2和因子3之间特征值之差较大,由因子4开始出现明显拐点。综合考虑共提取3个公因子。经过5次斜交旋转后,各指标相关系数已经明显地发生变化,集中和分散趋势明显。将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第i(在本研究中i∈[1,3])列绝对值大的对应变量归为一类,并对其进行命名(见表2)。
第一因子对标识牌位置易于辨识、设置与环境相融合等7个原始变量有绝对值较大的相关系数,归为第一共性因子。第一共性因子主要包括了文献归纳中布局和造型两大类因子中的部分因子,主要说明标识牌的外观和布局对游客解说效果的影响,属于标识牌的外在特征,命名为标识牌外型因子。
第二因子对内容正确科学、具有趣味性等8个原始变量有绝对值较大的相关系数,归为第二共性因子。第二共性因子主要是从解说技巧方面说明标识牌的内容,检测标识牌的内容在吸引游客阅读,加强游客识记,增长游客知识方面的效果,命名为解说技巧因子。
第三因子对图文并茂、插图能体现解说主题等6个原始变量有绝对值较大的相关系数,归为第三共性因子。第三共性因子主要体现的是标识牌的内容安排,标识牌的内容可以大致分为标题、插图和文字说明三个部分,第二共性因子正是从这三部分对标识牌的解说效果进行说明,命名为解说内容因子。
2.3权重确定
求权重是综合评价的关键,解说标识牌的有效性不应由诸要素的平均状况决定,而是受与最优状态差距最大的对象所控制。本文利用旋转后因子载荷确定权重值,权数取为vi/k,k=v1+v2+v3+…+vm,vi为第i个因子对共性因子的因子载荷,结果可由因子载荷阵归一化后得出(见表2)。
权重评估结果与游客对解说牌的认知过程相符,首先是标识牌外型特征,游客进行初步的审美判断,是否有吸引游客阅读的可能,这是游客使用解说牌的前提,因而成为权重最大的因子;其次是阅览过程,给游客提供有关信息,使游客对解说内容有所理解;最后是学习过程,通过一系列解说技巧领悟解说牌的内涵,进而影响游客的行为,最终达到解说目标。解说内容因子和解说技巧因子在很多时候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因而在权重上差别不大。
2.4模糊综合评价
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标识牌解说效果评价体系共由3个共性因子与21个评价因子构成,指标的测度分为5个等级:很好、较好、中等、较差、很差。问卷采用李克特量表方法进行量化,并依次赋值为5、4、3、2、1(见表3)。
本研究中评价对象集为X=S标识牌解说效果(评价标准见表3)。根据因子分析方法构造的评价因子为{a,b,c}={标识牌外型,解说技巧,解说内容};构造评价集为V={V1,V2,…,V5}={很好,较好,中等,较差,很差};并根据各个因素的权重确定权向量:Un=(u1,u2,u3,…,un),其中u的各个隶属度使用模糊统计法确定,即Ui对V的隶属频率=Ui∈V的次数/试验总次数n,并构造矩阵R。用(・,+)算子对a,b,c分别进行评价,即S=UR=∑ni=1uiRi。
标识牌外型因子的综合评价
Sa~=Ub~ Rc~=0.1430.1440.1480.1490.1420.1390.135
0.0590.5220.1480.1930.078
0.0490.2730.4220.2080.048
00.2250.0590.4510.265
00.2050.4280.2890.078
0.0780.1930.3000.3830.046
0.0720.760.5230.1810.048
0.0420.1630.4390.2750.066=[0.0423,0.2517,0.6722,0.2840,0.0910]
归一化后:[0.032,0.188,0.501,0.212,0.068]
经过相似的计算后,解说技巧因子归一化的结果为[0.054,0.164,0.136,0.353,0.293],解说内容因子归一化的结构为[0.157,0.310,0.240,0.224,0.070]。用上述单因素的评价结果作为评定向量,构成上一级的模糊评定矩阵,进行多级综合评价:
S~*=U~ R~
=0.3880.3040.309 0.0320.1880.5010.2120.068
0.0540.1640.1360.3530.293
0.1570.3100.2400.2240.070
=[0.0774,0.2186,0.3099,0.2588,0.1371]
归一化后:[0.077,0.218,0.309,0.258,0.137]
根据评语集的分值对一级指标{A、B、C}的模糊评判结果为:
Sa=0.032×5+0.188×4+0.501×3+0.212×2+0.068×1≈2.9
Sb=0.054×5+0.164×4+0.136×3+0.353×2+0.293×1≈2.3
Sc=0.157×5+0.310×4+0.240×3+0.224×2+0.070×1≈3.3
综合评判分值为:
S=0.077×5+0.218×4+0.309×3+0.258×2+0.137×1≈2.8
对照表3可知,标识牌外型因子、内容因子评价等级为E3级,总体评价中等,其中内容因子总体评价稍好于标识牌外型因子。解说技巧因子评价等级为E4,总体评价较差。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标识牌解说效果总体评价等级为E3,即中等。
2.5评价各因素结果分析
标识牌外型因子的评判结果为2.9,评价等级为E3,即中等。从二级评价因子看,游客普遍认为调查区的标识牌的位置基本符合游客需求,标识牌风格与周围环境及自身内容也基本协调(见图2中a2、a4、a6、a7),这些因素仍有需要改进的空间。但游客普遍认为调查区中的标识牌附近未留出足够的空间观看标识牌(见图2中a3)。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标识牌基本设置在游径两侧的景点处,游客往往需要在游径上观看标识牌,但由于游径狭窄,因此留给游客观看标识牌的空间非常有限。“解说牌易于辨识”与“造型美观”中两个因子的众数和均值距离较远(图2中a1和a5),说明游客中对这两项因子的感知差别大。在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为保持与环境的相融性,标识牌都采用木质结构,颜色上也保持原色,因此某些群体(如老人)认为标识牌不易辨识。42.9%游客(其中女性占39.5%)认为标识牌造型不够美观,而27.1%游客(其中男性占22.3%)认为造型美观,相差较大,这可能与游客性别属性相关。
调查区标识牌的解说内容因子综合评分为3.3(即中等),是3个一级评价因子中的最高分,也非常接近E2级的阈值3.5。从图4看,游客普遍认为标识牌的插图与主题的匹配度低(见图4中c2)。解说技巧因子的综合评分为2.4,即较差。图2中,b2、b5、b6、b8等4个指标评分结果为差且得分接近(都在2分左右),分别对应78.7%的游客认为标识牌的趣味性差,70.8%游客认为解说内容与日常生活无关,71%游客认为标识牌未能提供其期望获得的知识,86.7%的游客认为所介绍知识的用途不明确;b3、b4、b7等3个指标的众数和均值结果偏离较多,分别对应“标识牌深入介绍保护区特色资源”“标识牌内容突出保护主题”和“适当向游客提问并鼓励游客解决问题”,调查结果偏差可能与游客的教育背景与旅游动机有关。
从图3和图4综合看,解说内容的二级评估因子更多地涉及设计层面,如是否图文并茂、指示信息是否正确等,游客易于给出客观的判断;解说技巧的二级评估因子倾向于游客主观感知。因此解说内容因子的调查结果趋向一致,而解说技巧因子离散趋势明显。
综合而言,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标识牌解说效果中等,基本满足游客游览需求(见图5)。保护区完成并实施了旅游规划中对标识牌的设计,因此在标识牌的风格造型、放置点、内容排布等有明确设计规则规定的因素上表现较好,得到了游客的认同。但是忽略了游客的感知,出现了如标识牌设置不尽合理,插图与主题不匹配,游客阅读空间狭窄等问题。而标识牌在给予游客环境教育的功能上,体现得更弱,游客一致认为研究区标识牌所介绍的内容趣味性差,不能与日常生活相联系,因此也不能提供游客所期望获得的知识。因此,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标识牌能引导游客顺利完成游览活动,并对区内景点进行了介绍,完成了其服务和管理功能,但远未达到有效传递给游客正确的环保知识,提升游客环保意识,并转化为保护活动的环境教育的目标。
3结论与建议
3.1主要结论
(1)本文综合运用了因子分析和模糊综合评判的方法,分析了起支配作用的评价变量,构建出合理的评价体系,并最终计算出评价结果。两种方法的综合运用有效地解决了解说效果信息难以定量化衡量的问题。该方法原理清晰、论证严密,对于整体解说系统效果评估都具有借鉴意义。
(2)文中确定了影响标识牌解说效果的3个因素为外型因子、内容因子和解说技巧因子。标识牌外型因子中主要由布局和外观相关因子组成,从游客感知和审美出发,说明标识牌的外在特征,属于游客对标识牌的第一印象;解说内容因子主要是判断解说牌的内容安排的合理性,主要从标题、文字说明和插图3个部分出发;解说技巧因子主要关注如何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游客的积极性,让游客在游憩的同时学习并记忆信息,从而最大化解说效果。从权重值来看,游客对于标识牌的认识由表及里,标识牌外型因子对整体评价结果影响最大,解说内容因子次之,解说技巧因子最小。
(3)模糊综合评价结果表明,松山自然保护区解说牌外型因子评价中等,基本能达到解说要求;解说内容因子评价中等,为三大共性因子评价中得分最高的一项,基本符合解说要求;解说技巧因子最后评价结果为较差,说明研究区解说技巧运用十分有限,解说效果不理想。
3.2标识牌解说效果提升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研究区标识牌具备了基本的解说效果,但在许多方面表现明显不足,需要加以改进。具体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改进标识牌外在因素,布局按主要节点在景区内合理设置,包括景区出入口、游径分岔口、重要景点和重要休憩点等;扩展阅读空间;统一标识牌风格。其二,改进标识牌内容,将内容以标题、插图、文字说明形式排布,突出其资源的欣赏和实用价值,明确提示游客正确的环境行为并指出生活细节对环境保护所带来的良性结果。其三,加强解说技巧应用,确定环境认识和保护为研究区标识牌的解说主题;改变单一叙述的解说方式,注重解说内容的趣味性;巧妙运用提问的方式,鼓励游客思考,并给出问题的答案;鼓励游客看、听、摸、闻;解说信息与游客日常生活相关,帮助游客认识他们在景区的所见所为与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为有所关联。
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解说牌的外型和内容排布都达到了要求,但缺乏解说技巧,导致环境教育功能的缺失。这种结果在全国的生态旅游区都普遍存在,且不仅限于解说牌这种解说媒介。主要原因在于设计者倾向于从过去研究或规划细则中获取外型或者内容排布的定量标准,但由于缺乏解说或环境知识的背景,对于解说技巧难以把握,且由于忽略解说对象的感知,致使无法有效地传递信息。因此,我们提出由专家(解说专家或自然资源相关领域研究者)、设计者和解说对象三方构成的解说模型(见图6)。
其具体内涵为:由设计者拟定标识牌设计目标,调查当地资源环境现状,进行素材搜集,同时对景区的游客结构进行分析,游客通过接受市场调查向设计者反馈学习兴趣及需求;专家在深入了解景区特征与市场反馈结果后,拟定标识牌的主题,匹配插图及解说内容;最终由设计者根据专家提供的素材进行内容排布、外型设计、选择合适的地点放置;在完成操作步骤后对标识牌的效果进行评估和反馈,并及时修正。
图6三方解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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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1980年代以来全国旅游主题公园近80%已倒闭,给中国旅游业已造成3000多亿元的损失。其中的代表是亚洲投资最大(10多亿元)的科幻公园福禄贝尔乐园于1998年1月宣布破产清资,投资上亿的通什海南中华民族文化村开业不到8个月就倒闭。武陵源为了保住“世界自然遗产”这一金牌,不得不拆除违规建筑,耗资3.45亿元,相当于1990年到2001年底武陵源所有门票收入的总和!在我国开展旅游的自然保护区,有44%的保护区存在垃圾公害,12%出现水污染,11%有噪音污染,3%有空气污染。忽视游客体验与缺乏可持续发展观念是造成这两大问题的根源。忽视游客体验,产品就没有市场,缺乏可持续发展观念,旅游开发有今天没明天。本文旨在整合体验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来解决目前国内旅游景区开发与经营中最突出并普遍存在的产品错位与资源环境破坏问题。
一、从经济至上到均衡发展的开发与经营理念
可以说,旅游景区开发与经营理念经历了从经济至上到均衡发展,从经济增长主义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演变。
1、经济增长主义
早期的旅游景区开发方法的重点是产品开发、土地规划与市场促销,主要目标是景区经济利益最大化。这种理念导致的结果是环境恶化、犯罪增加、游客与社区居民关系紧张、广告引导的游客畸形消费等。
2、资源保护主义
随着过度开发负面影响的扩大,人们对资源保护的关注逐步加强。以Gunn为代表的空间与资源主导的旅游景区开发理论,其核心概念是分区(Zoning),他将旅游景区分为吸引物、景区路网、社区与交通干线。上述属于空间分区,还有时间分区,比如许多景区在候鸟鱼类繁殖时间限制游客进入。分区管理的目的是保护自然环境与提供娱乐机会(Gunn,1994)。这种开发理念注意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但并没有找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和谐共存的方法,仍然把两者这看成是对立关系。
3、可持续发展观
1980年代开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区居民是旅游产品的核心。社区方法(CommunityApproach)是这一思想的代表。Murphy倡导从社区利益出发,由社区确定发展目标、控制开发过程,追求景区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之间的平衡。其核心概念是社区发展与社会承载力。联合国开发署指出社区发展的5原则是:经济自立、生态可持续、社区控制、满足工人需求与建设社区文化。这种方法强调应将整个社区呈现给旅游市场,地方的友好、居民文化与生活方式都属于旅游产品。Murphy还把它称为社区旅游产品。
后来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旅游理念引入,旅游景区开发开始重视资源环境利用的永续性与社会的代内代际公平。其中环境承载力是最重要的概念。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消除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对立。按照世界旅游理事会的定义,可持续旅游旅游是“在满足现有旅游者与地方社区居民需求的同时,保护与增强未来的发展机会(WTTC等,1995)。”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经济效率、社会公平与环境完整的统一。经济效率指既要维护现在的经济生产力又要未来下代的经济机会。社会公正指保护人类与文化遗产。环境完整指保护基本的生态过程与生物多样性(Keyser,2002)。
可持续旅游的观念中有4个重要概念:娱乐机会谱(RecreationOpportunitySpectrum)、可接受的变化极限(LimittoAcceptableChange)、游客影响管理和旅游最优管理模型。娱乐机会谱(ROS)概念是1970年代由美国林业局提出的,其基本假设是:游客体验的质量是通过生态多样性与游客寻求的体验所必需的背景来保障的。娱乐机会谱根据容易进入程度、人类对环境的影响、游客相互接触程度、景点开发程度与现场立法程度将多样性排列成:原始、半原始、半开发(RoadedNatural)、开发四个等级。娱乐机会谱还从物质特征(可进入性、遥远程度、自然特征、以及规模)、社会特征(与其他游客的接触以及游客影响的可接受性)和管理特征(景点开发程度与当地的立法程度)进一步比较了娱乐机会等级。(Newsome,MoreandDowling,2002)。
二、错误假设下的中国旅游景区开发与经营
中国旅游景区开发在过去的25年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内的旅游开发长期受经济产业思想主宰,把旅游收入超过地方GDP的5%(或8%)成为地方支柱产业作为旅游开发的核心目标。层次稍高的开发重视市场定位,但从根本上说,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观念非常弱。
1、指导中国旅游景区开发与经营的几条错误假设
指导中国旅游业发展的几条重要假定是:
l旅游业是无烟工业;
l旅游业是投资少,见效快的产业。
这两条假定,一方面鼓励人们大力发展旅游业,另一方面它指导的旅游发展方式是以牺牲资源与环境为代价的:旅游业是无烟工业,根本不会导致资源与环境破坏。这种理念必然导致人们忽视旅游业对资源与环境造成的恶性破坏,忽视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中国在1978年以后的发展历史中许多地方都以牺牲资源与环境为代价来获得发展的。发生在中国的世界遗产的恶性事件:如武当山遇真宫的火灾、张家界的城市化、泰山的索道缆车、孔庙的水洗事件的现实都证明旅游业“浓烟滚滚”。
而“旅游业投资少、见效快”是建立在我国旅游资源国有的基础上。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我国大多数旅游景区的土地都是通过无偿划拨的方式获得的。因此,“旅游业投资少、见效快”的前提是“旅游资源无成本”。
在这两条错误假定指引下的中国旅游开发必然是对旅游资源与环境的掠夺性开发,必然是大规模生产的工业主义。进入2000年后,可持续发展理念开始在中国的旅游开发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世界遗产的管理体系的引入,中国旅游业的环境与文物保护意识产生了质的提升。
2、政府对旅游景区开发与经营的规制
多年来,中国旅游、建设、林业行政管理部门在“政府主导”的大旗下,对旅游业采取了积极的干预政策,出台了一系列的旅游景区开发与管理政策措施。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从1985年到今年4月建设部审批了4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共有151处。根据“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方针,200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与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开展创建ISO14000国家示范区活动。2003年4月11日关于建设部颁发了《做好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核心景区划定与保护工作的通知》,要求核心景区要编制核心景区专项保护规划;要确定核心景区保护重点、保护措施、保护责任;要加强对核心景区保护工作的监督。
国家自然保护区:林业局对国家自然保护区实行了分区管理。把自然保护区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自然保护区内保存完好的天然状态的生态系统以及珍稀、濒危动植物的集中分布地,应当划为核心区,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除依照规定经批准外,也不允许进入从事科学研究活动。核心区可以划定一定面积的缓冲区,只准进入从事科学研究观测活动。缓冲区划为实验区,可以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等活动。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1991年国家推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发展战略,在全国选择了12个地点发展度假旅游,希望推动中国旅游目的地由观光型向观光、度假、商务会议综合型目的地转型。由于时代太超前、数目过多、类型单一,加上当时定位为国际度假目的地,不切实际,发展势头疲软。当时的优惠政策反被利用于房地产炒卖,北海就是代表。
AAAA景区:1999年全国推广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标准(国家标准GB/T17775-1999),根据“服务质量与环境质量评价体系”、“景观质量评价体系”并参考“游客意见评价体系”对旅游景区进行评级。这项措施对景区建设提供了方向性意见,但管理较松散,对景区的约束力弱。
国家级旅游扶贫实验区:2000年在宁夏固原建设第一个国家级旅游扶贫实验区,使中国的旅游景区承担了独特的使命。但该政策推广面小,在广东、海南、贵州等地做的还比较成功。但对于贫穷地区,改变观念比优惠政策与投资更重要得多。
世界遗产:我国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目前申报成功28处世界遗产。但过度商业化与城市化严重破坏了世界遗产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世界遗产组织的“摘牌”威胁并非空穴来风。而且盲目申报,对那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来说,过高的保护成本反而成为一种负担。
而近年景点公司上市、景区经营权转让方面,存在很大争议,除了认识水平外,更多的是旅游景区管理的多头隶属关系所致。国家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国家林业局、国家旅游局等部门,地方和中央都在管景区。立场不同自然发出的指令有分歧,使得景区无所适从。
三、最优体验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1、体验经济的特征
PineⅡ和Gilmore(1998)在《哈佛商业评论》中指出了体验经济时代的来临。提出体验是以服务为舞台、以商品为道具,围绕消费者创造出值得消费者回忆的活动。他们将体验分为4大类:娱乐、教育、遁世和美学。让人感觉最丰富的体验,是同时涵盖四个方面,即处于四个方面的交叉的“甜蜜地带”(SweetSpot)的体验。到迪士尼乐园、赌城拉斯维加斯就属于最丰富的体验。PineⅡ和Gilmore还提出了塑造体验的5种方法:体验主题化、以正面线索强化主题印象、淘汰消极印象、提供纪念品与重视对游客的感官刺激。
体验经济的典型特征是:消费是一个过程,消费者是这一过程的“产品”,因为当过程结束的时候,记忆将长久保存对过程的“体验”。消费者愿意为这类体验付费,因为它美好、难得、非我莫属、不可复制、不可转让、转瞬即逝,它的每一瞬间都是一个“唯一”。体验经济所追求的最大特征就是消费和生产的“个性化”。
2、最优体验标准:畅
心理学家克珍特米哈依(Csikszentmihalyi,1990)在其名著《畅:最佳体验的心理学》中提出了最优的体验标准是“畅”(flow),即“具有适当的挑战性而能让一个人深深沉浸于其中,以至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这些思想将对现行的景区开发理论产生深远影响。“适当的”挑战指活动的难度与一个人所掌握的技能相适应,太难的活动会让人感到紧张和焦虑,而太容易的活动则会让人感到厌烦,都不能让人获得快乐体验。
3、游客需求的转变:快乐“三感”与“两求”
过去的游客是向往大自然的(Sunlust)、缺乏经验的大众消费者。标准化的旅游产品就能够满足它们的要求。而体验经济时代的旅游者寻求个性化的服务、灵活性、更多的冒险与多种选择。他们追求真实与差异,从逃避走向自我实现。一个体验经济时代的游客的特征是:
1.更愿选择散客而非团队;
2.选择个性化定制的旅游产品而非标准化产品;
3.不是购买整体产品而是购买零件自己组装;跟随他人去名胜古迹到发现旅游胜地;
4.从“走马看花”式的巡游到“下马赏花”式的游览;
5.从“旁观”到“参与”,从“领受”到“奉献”;
6.从只重视“到此一游”的结果到同时重视“结果”与“过程”,从“被组织”“被安排”到“自己组织”“自己安排”(吴正平,1994)。
从游客的旅游终极目标来说是为了追求快乐的体验。快乐的三要素是:新鲜感、亲切感与自豪感。新鲜感来自于差异,亲切感来自于交流,自豪感来自于赞美。新鲜感,即新奇与鲜活。亲切感是从接触中,特别是人与人接触中,得到的一种满足感,他的主要功能是消除孤独,只有那些欢迎、关心与理解的接触才能够产生亲切感。自豪感是对自己价值的肯定,是一种对自己满足的感觉。觉得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值得尊重的人,值得自己也值得别人爱的人(吴正平、邹统钎,1996)。
日常生活不能够完全满足快乐时,人们通过休闲旅游的方式来实现。实现的途径是求补偿与求解脱。求补偿是寻求与自己的快乐标准相比,自己缺乏的东西。求解脱是与自己的快乐标准相比,自己日常生活中多余的东西。因此,一个旅游景区的使命是培养游客的“三感(亲切感、自豪感与新鲜感)”与满足游客的“两求”(求补偿与求解脱)。
4、体验思想对景区开发与经营理论的冲击
①快乐体验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如果没有关注游客的体验,游客到一个景区如果没有获得快乐,就没有游客。许多主题公园失败的根源就是没有给游客带来新鲜感、亲切感与自豪感,无法满足游客的求补偿求解脱的心理。没有了游客,还谈什么旅游可持续发展?
②可持续发展是快乐体验的基础:游客是通过“两求”来实现快乐“三感”。新鲜感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最密切,新鲜感来自于差异,差异来自于文化与自然的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则就是要维护景区文化的多样性与自然生态的多样性。可持续发展是新鲜感的基本保证。亲切感来自于理解、赏识与交流。尤其是平等与相互尊重。这就要求顾客要尊重景区的居民、员工,尊重他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与习俗,与他们平等相待。社区居民也以友好的态度接待游客。这正是可持续发展的代内公平原则。自豪感产生在成就某项作为、征服某种困难后。高层次的自豪感来自于克服困难为他人造福,或克服困难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游客通过自己的行为提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丰富了社区文化、保护了社区的环境必然产生一种造福他人之后的自豪感。
③共赢是基本的游戏规则:体验思想与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的结合点是:游客、社区与环境共赢,这是现代旅游发展的基本游戏规则。
四、快乐剧场:体验经济时代的旅游景区的开发与经营模式
一、目标
从本质上说,旅游景区就是一个快乐剧场,游客与居民、员工共同演出一场欢乐剧。以体验为中心的旅游景区开发与经营有三个重要特点:质量:可持续旅游在改善当地居民生活质量保护环境质量的同时为游客提供高质量的旅游体验。持续:可持续旅游要保证自然资源的持续与社区文化的持续。平衡:可持续旅游要平衡旅游业、环境与地方社区的需要,重视游客、社区与目的地的共同目标,注重三方的协作。
二、总体管理:全方位与全过程管理
前国家建设部长俞正声指出:风景区工作的方针是“前提是规划、核心是保护、目标是利用,关键是管理”。长期规划、总体控制;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的社区管理;从家门到景区大门的全程空间管理;挖掘筛选,多角度开发的资源整合。政府方面要鼓励公众参与规划,严格监管企业开发行为,制定行业规范。对游客进行教育与沟通,培养负责任的旅游者。评估与监控旅游影响。推行“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以粮代赈”等政策。
三、项目配置:差异性、参与性与挑战性
差异性:差异性表现为唯一、第一与多样。要体现新鲜感,首先景区产品要有特色,具有唯一性,即独特性;第二景区产品具有第一的特征;最后要给顾客多种选择。特色要求景区要有主题,要让游客对景区有地方感(senseofplace)。它必须提供游客某种独特的旅游体验。就象你在黄山与在泰山会有完全不同的体验一样。由于任何项目都要衰老,维持独特性或新鲜感的根本是项目持续创新。中视无锡影视基地之所以成功,也在于不断的产品更新。1987年4月建西游记宫,1991年5月建唐城,1994年三国城开放,1997年建水浒城,以及2002年在水浒城内建大宅院。西方国家对主题公园衰老问题的对策是每3年进行一次产品更新,而节庆表演节目则每年有30%的更新率。
参与性:如果没有参与,难以形成真正的体验。游客不仅是体验的主体也是体验的成分。参与性体现在两方面,项目本身需要游客参与以及游客参与项目的设计与组合。景区是剧场,顾客则既是观众更是演员。重在参与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观众已经不满足于作为一个被动的旁观者。“顾客就是商品”。要做到这些,必须要顾客来参与产品的设计,或者是提建议或者是自己组装,才能够提供顾客真正需要的个性化产品。
挑战性:项目的设计还要考虑对游客有一定的挑战性,给游客突破自己生命极限证明自己生命价值的旅游项目,这些项目为游客培养自豪感。当游客爬上一座高峰、跳一次蹦极、飞跃某一峡谷等征服某种艰难险阻,成功完成了别人无法完成或自己以前无法完成的事件时,自豪感就产生了。比如极限运动需要冒受伤甚至死亡的危险,使人在跨越心理承受极限时获得极大的愉悦感和成就感。当然景区配置项目一定要掌握好项目的难度,要让游客有选择,大多数项目的难度要适度,即只要经过一定的努力就能够成功,否则反而会产生挫折感。
四、资源与环境管理方式:“减”人数“增”植被
资源与环境的多样性是独特游客体验的必要条件,也是新鲜感的基础。没有了生态多样性,自然就不能给游客带来新鲜感。生态环境成为了景区的重要吸引物。在满足经济、社会和审美需要的同时,保证文化统一、基本的生态进程、生物多样性和生命支持系统。对文物保护的“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指导方针,以及因地制宜,采用分区、容量控制、轮休等方法保证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利用,防止“吃祖宗饭、造子孙孽”的恶性开发。
保护生态可以做“加法”,如碧峰峡,有意塑造红、黄、绿、蓝等五彩的森林景观,种植一批红叶,精心营造良好的生态旅游环境,同时配套种植黄芪、虫草、贝母、当归等特产药材,以及沙棘、蔷蔽、花椒、红豆杉等经济植物,变单一林种为综合资源。
另一种资源管理方式是“减法”,就是对开发的限制措施。世界遗产管理中常见的减法包括:
1.限制总体游客数量,不让游客数量超过承载力;
2.暂时的景点关闭;
3.提供复制品对顾客开放,而将真品保护起来;
4.实行分区:在重点文物区与游览区之间设立缓冲区,减少游客对珍稀文物的破坏;
5.设置固定参观路线;
6.价格限制:对有些景点免费,而有些易受破坏的景点采用高价限流;
7.移走人工制品:对一些易风化的文物,如摩崖石刻,采用搬迁的方法在博物馆中保存起来,而不暴露在外。
在我国的敦煌和九寨沟已经实行了定时定量方法来限制旅游人数,莫高窟每日限定数百游客进窟参观,九寨沟每日限定2000游客进区旅游,对国外游客如日本游客实行预约参观。黄山则实行轮休制度。苏州开始通过政策杠杆与价值杠杆来达到保护园林的目的。在碧峰峡,为保证统一规划,万贯集团斥资1000多万搬迁了景区内的数十户农户,其房屋除一部分改作竹制别墅外,其余部分全部拆除,恢复自然状态。
五、社区参与和旅游扶贫:中国特色的景区功能
社区是塑造游客体验的重要道具,社区参与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社区居民对景区开发的影响感受最深;二是社区居民本身是构成游客体验中“友好气氛(HospitalityAtmosphere)”的必要成分。促进社区发展实质上是保护了文化的多样性。社区为游客的新鲜感以及亲切感提供必要的基础。景区开发要带动社区发展,增加地方就业、社会收入与人民生活水平。在老少边穷地区,旅游扶贫是中国特色的景区开发的必要使命,2000年8月六盘山旅游扶贫试验区开工,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旅游扶贫试验区。广东、贵州与海南纷纷仿效并且在通过旅游带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
六、景区服务:亲切感的源泉
员工服务是游客亲切感与自豪感的重要来源。派恩二世与吉尔摩的名著的题目就叫做:体验经济:工作是剧场,每项业务是舞台(TheExperienceEconomy:Workistheatreandeverybusinessastage)。既然每项业务都是舞台那么景区员工就是演员。现场服务(On-siteService)将会成为今后景区管理的核心。地中海俱乐部的导游(文雅组织者,GentilsOrganisateurs)是地中海俱乐部的灵魂。他与游客(文雅成员,GentilsMembres)同吃同住同娱乐,与顾客打成一片。就象一个节目主持人,风趣幽默、恭谦勤快、对顾客有求必应。为了给客人美好的体验,员工要从三方面努力:服务产品、服务背景(ServiceSetting)与服务过程(ServiceDelivery)(FordandHeaton,2000)。
在共同营造景区氛围中,员工起着主导作用。主导作用具体表现在对游客的服务行为表示上。这种行为包括微笑、眼神交流、令人愉悦的行为、特定角色的表演,以及与顾客接触的每一细节上。现在的服务业特别重视服务情景中的员工与顾客面对面接触的真实时刻(MomentofTruth)的管理,这一切都为了给游客一个快乐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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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ManagementModeofTourismAreaintheEraofExperience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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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ofTourismManagement,BeijingSecondForeignLanguageUniversity,Beijing10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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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园的定义很多,概括起来可以理解为位于城市的远近郊区,具有良好的自然景观资源,供人们户外休闲游憩的公共开放空间。它具有保护城市生态环境、丰富市民休闲生活、城市生物多样性、美化城市景观等重要功能。
2后山岩公园概况
后山岩公园地处翔安区中心位置,位于厦门翔安区翔安东路以东、海翔大道以南、规划后山岩路以西,总占地面积约814405m2,体项目分三期开发建设。基址内地形起伏变化大,有山地、村庄、农田、苗圃、鱼塘、采石矿坑水塘、崖壁、果林,自然景观资源丰富。南侧紧邻历史悠久的人文景点———清泉岩寺(市级重点民间信仰点,信奉清水祖师文化),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已有600多年历史,近年来每年都吸引着数万名信众前来。后山岩公园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将其规划定位为集自然风光、人文景观,集生态观光、休闲游憩、运动健身、文化传承、防灾避难五大功能为一体的市级综合性郊野公园。
3后山岩公园景观设计理念与手法
(1)营造形式和功能多样化空间。公园作为城市的公共空间,承载着市民休闲健身的功能、游览观光场所、公园内根据规划功能要求营造民俗文化展示空间、休憩交流空间、健身运动空间。(2)尊重基地特征,充分利用自然乡土景观资源。体现场地肌理,修复被破坏的自然景观斑块,进行整合与重构。使人工景观和自然景观相互融合。基址内原有的自然资源多样:农田、山地、果林、矿坑、水塘、村庄,地形变化大。因地制宜,利用多层次的环境营造富于变化的景观空间。(3)注重运用乡土文化元素,保护与传承地域特色及人文精神。提取清水祖师文化、闽南民风民俗文化、农耕文化相关元素作为造景元素。
4景观设计主要内容及措施
后山岩公园设计定位为以“田园花海风光、崖壁石坑奇观、浅丘野趣运动”为特色,结合功能要求分为花田区、观光农场区、矿坑水域区、自行车运动区。
4.1核心景观区---花田区
位于园区南侧,地势较为平坦开阔。充分利用基地内现有自然资源作为造景元素营造自然与人工景观相结合的和谐空间。塑造“花海”景观。该核心景观区由西至东主要包括“最翔安”特色风貌展示区、主入口广场、花溪涧。(1)主入口广场。设计融入了地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元素———清水祖师文化,以其三大功绩之一“祈雨”为设计灵感,取“如恩泽众生而撒落的滴滴圣水荡漾开的相互交织、美丽炫目的涟漪”为肌理作为构图元素,平面及空间上采用富有韵律和动感的圆、弧、曲线构图。以圆弧LOGO景墙和直径约10m的圆台种植池作为中心主景。圆台地侧壁挡土墙兼做文化宣传墙,作为展现人文景观的载体,采用自然面花岗岩石板刻字结合浅浮雕形式装饰,展现后山岩的历史。广场平面铺装主要采用深蓝色透水沥青或砖红色烧结砖与黄锈石交替组合成圆环状相互叠合或交错。绿地内交错布置弧形花岗岩条石分隔线延伸至圆形广场铺装,似水波纹起伏。采用群植小叶榄仁、小叶榕为主,点缀洋紫荆与火焰木等。主入口广场以北侧的“花海”作为大背景,广场至北侧项目红线约180m场地竖向标高从28.60变化至45.90,场地内原地貌为阶梯状的菜地、苗圃,场地高差为0.5~3.5m,把高差大于2m分级处理,加设景观挡土墙,利用不同高程的场地片植观花植物(如繁星花、粉花翠芦莉、天使花等),形成大面积的“花海”,营造“五彩天阶”的意境。以主入口广场为起点布设游憩步道,沿线设置观景平台及休闲休憩设施,游人于此远眺清泉岩寺,近抚群芳,引发无限遐想(见图1)。(2)“最翔安”展示空间。位于主入口广场西侧,将作为展示翔安特色风情风貌的空间场所。原有基地为高低错落的层级台地,对原有场地进行重新梳理及重构,通过地面的抬高与降低界定不同的空间领域,增加空间层次及韵味。各级台地之间采用0.5~1.1m的直线或折线型卵石挡土墙来界定各个独立的展示空间,各展示空间由绿化种植空间与硬质小广场空间相结合而成,种植空间以开敞式空间为主,片植美丽月见草、千日红、秋海棠等观花地被,点缀香樟、小叶榕等,展示空间以片植福建山樱花、火焰木等开花乔木为主。硬质小广场内由木亭、景墙、休息坐凳及景观小品作为侧界面分隔空间,采用海蛎壳、竹片、片石、红砖等颇具乡土特色的材料装饰景墙,利用石笼、条石等做为点缀装饰空间兼休憩设施。各小空间在统一中求变化,各具特色。每个独立空间相互渗透与关联,通过碎砾石游憩步道交织联系,景观空间层次丰富。该空间将作为举办翔安特色三宝九品、旅游工艺品等临时展览的场所、定期的特色民俗文化交流场所、乡土民情的体验场所(见图2)。图2“最翔安”展示空间效果图(3)花溪涧。位于主入口广场至东侧水塘区域内约400m长75m块内,地势自西向东降低,地块北侧为零碎的高差不等的台地,设计上将场地化零为整,运用柔和、流动、富有韵律感的波浪线划分成三组层级台地,形成错落有致、相互贯穿的台地组合。之间高差处理高度0.5~1.2m挡土墙,表面采用红色与灰色火山石组合铺贴,火山石特有的肌理和色泽、展现自然质朴之美。挡墙分割组合了“花田”,各个独立的台地空间主要以片植草本花卉或观花灌木(如繁星花、紫娇花、天使花、阔叶半枝莲、粉花翠芦莉等)为主。形成错落有致的大色块。与紧邻的“五彩天阶”相互呼应。通过地形改造,南侧因地制宜的设计为缓坡地,以群植常绿乔木为主,点缀开花小乔,形成软质的空间侧界面。中部形成“溪涧”原有的水洼地、池塘、结合堆岛将其有序串联在一起。将原有平直的线形进行改造,沿岸边蜿蜒曲折、形如舞动的飘带。点缀条石、自然块石汀步、木栈道、小石桥、卵石带于花溪间,沿岸边散置自然石。溪沟底部以喷播狗牙根草为主,沿岸则种植丰富多样的植物(蓝冰麦、花叶芦竹、银边草、肾蕨、旱伞草等),游览小径以具闽南特色的烧结红砖为主材镶嵌灰白色石材。游人沿小径在行云流水般的溪涧、洼地、绿坡间穿行,留恋于水天之间。
4.2观光农场区
观光农场区位于公园的北部。以原有农田肌理作为平面主要构图元素。以保留龙眼果林、桉树林等乡土植被为原则,补植观花树种和彩叶树种(如大花紫薇、乌桕等)丰富山体林相景观,作为空间的侧界面。在原有果林中选定区域种植经济果林示范带,种植多种果树如柑橘、杨梅、枇杷等。构筑一个生态优先、低碳环保的田园风光观光农场。中部营造一“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较为开敞的景观空间。利用基址内的阶梯状台地种植观赏农作物,如观叶的萝卜、土豆、番薯;观花的油菜花、向日葵、花椰菜;观果的西瓜、西红柿。结合互动休闲体验项目,设置开心农场、让参观者有机会亲自体验农业种植、采摘的乐趣,设置农家小屋,作为农家产品收集展示点(见图3)。
4.3矿坑水域区
矿坑水域景观区位于公园东南侧。景观区南侧基址内有长约260m宽度约90m的开阔的鱼塘,利用堆土或群植水生植物优化驳岸线,临水布置亲水平台连接景观浮桥。北侧有多处因石矿开采被破坏的斑块,多处废弃采石坑已形成独特的矿坑水塘,沿场地西、北、东侧有8~16m不等的岩壁,将这些破碎的大地景观修复形成焕然新生的景观。结合清水祖师文化节,以观感佳的岩壁为背景,将矿坑水塘间的空地建造为特色的“东部戏台”,将闽南戏曲文化与矿坑文化相结合,使戏台与观景平台相结合,营造可观景、可展演、可聚会的空间。沿矿坑水塘边缘、崖壁边布设折形木栈道。崖壁顶设置观景平台、休憩设施。游人漫步于栈道,俯瞰矿坑水塘景观、远眺清水岩,感受湖光岩色独特景观。
4.4自行车运动区与自行车道系统
设自行车道贯穿公园主要景区,部分车道与主园路合并设置,部分车道利用基地内原有的砂砾石路,自行车道沿线丰富不单调,或穿梭于郁郁葱葱的山林间、或绕行于水域边、或蜿蜒于矿坑边,为游客提供远离喧嚣、亲近山水的骑行空间。自行车运动区位于公园的东北角,东入口为主要出入口,入口设置广场,为自行车赛的集散地,设置自行车俱乐部服务建筑。自行车赛道沿线根据功能需要设置补给站、服务点、观景台、公里牌、景观小品等,利用生态环保材料(如块石、木材、卵石)作为建设材料。
5结论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已不满足于一般绿地和城市公园,郊野公园以其独特的自然资源,优美的生态环境满足了人们回归大自然、体验大自然的需求。后山岩公园景观营造以自然乡土元素为景观主体,尊重基地特征,借助构筑物、园林小品为景观载体表现地域文化。公园建成后将为居民提供一亲近自然、生态野趣的观景休闲空间,也将成为城市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公共空间。
作者:刘艳艳 单位:厦门鹭路兴绿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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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遗产廊道;保护规划;生态基础设施;大运河
在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宝库中,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但这一重要的遗产种类目前在我国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目前我国的遗产保护体系中尚不包括有关区域战略性的内容。这一体系由于缺少这部分内容而产生的弊端已经凸现在包括大运河在内的一些重要线形文化遗产保护中。
遗产廊道(heritage corridor)是发端于美国的一种区域化的遗产保护战略方法,同时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思路的保护措施。本文认为,重视遗产廊道的保护可以为包括大运河在内的我国的遗产保护提供新的思路。
一 遗产保护区域化的历史趋势
在历史保护领域中,对历史环境的关注很早就开始了。早在1931年由国际智力合作所通过的《雅典》就提出“要着重保护它风景如画(pictur— esque)的特征”。1964年的《威尼斯》则更进一步提出了要保护“城市的或乡村的环境”。随着城市规划学科加入到遗产保护领域中,人们开始把文化遗产保护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来认识。《马丘比丘》、《内罗比建议》、《华盛顿》等重要文献的制定,表明了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实际上已经扩大到整个历史城镇。
遗产保护区域化趋势表现在把自然和文化遗产合二为一。早在1968年,美国就召开了“世界遗产保护”白宫会议,呼吁保护世界的自然风景区和文化遗产,这是官方公开发表的关于文化和自然遗产合二为一最早的文件之一。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正式把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一起作为具有普遍价值的遗产加以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合二为一是这一权威公约的突出特点。公约中有一条“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后来作为“文化景观”单独列入遗产地范畴。在1984年的世界遗产会议上,人们曾就这个问题做过讨论,许多专家认为,在今天的世界上,纯粹的自然地已经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影响之下的自然地,即人与自然共存的区域,这些区域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重要价值。
在这一背景下,许多西方国家都开展了区域化的遗产保护。以法国为例,在1983年法国就制定了《建筑和城市遗产保护法》,对包括建筑和城市在内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1993又在该法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并制定了《建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法》,提出了建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区的概念,对包括建筑群、自然风景、田园风光在内的区域加以保护。
同时,在我国,运河作为工业文化遗产(industri— al heritage)的研究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产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ICCIH)为此组织了专门的研究 (1996),并形成报告提交给ICOMOS。
跨地区甚至跨国家的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作为一种遗产形式正在因为其崇尚的“交流和对话”理念而进入人们的视野。1993年,西班牙的桑地亚哥·德·卡姆波斯特拉朝圣路被列人世界文化遗产名单。1994年,在西班牙政府的帮助下,在马德里召开了世界文化遗产专家研讨会。现在,ICO— MOS下边设有专门的机构CIlC(The ICOMOS Inter— 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Cultural Routes,国际古迹理事会文化线路科技委员会)负责文化线路类遗产的研究和管理。
遗产廊道主要发展于美国,是一种在遗产保护区域化进程中采取的方法。该方法在保护中强调遗产的文化意义和自然价值,强调文化遗产保护和自然保护并举,是一种追求遗产保护、区域振兴、居民休闲和身心再生、文化旅游及教育多赢的多目标保护规划方法。
二 绿色通道与遗产廊道
遗产廊道的出现和绿色通道的发展成熟紧密相关。绿道在美国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其概念由 Whyte于1950年代首先提出,1987年在美国户外空间总统委员会上官方首次使用这一概念。这一委员会认识到几年之内美国将有80%的人生活在城市中心,而远离自然,因此提倡把自然引入城市,以方便市民游憩之用。保护基金会(The Conservation Fund)在同一年发起了美国绿道计划,现已经发展了或正在修建的绿色通道加起来有600条之多。
不同的研究者对绿色通道的定义不尽相同。其中Little认为绿色通道是能够改善环境质量和提供户外娱乐的廊道。包括五种基本类型:城市河边绿色通道;以道路为特征的游憩绿色通道;生态上重要的廊道绿色通道;风景或历史线路绿色通道;综合的绿色通道系统或网络。可以认为,绿色通道是连接开敞空间、连接自然保护区、连接景观要素的绿色景观廊道。它具有游憩、生态、美学等多种意义。而 Little绿色通道定义中的第四种主要就是遗产廊道。
遗产廊道是绿色通道和遗产保护区域化结合的产物,是一种线形的文化景观,在这些景观中人与自然共存,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尽管其价值未必能够突出到列人世界遗产名录,但是因其代表了早期人类的运动路线、体现着一地文化的发展历程而具有文化意义。一般来说,遗产廊道是“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景观,通常带有明显的经济中心、蓬勃发展的旅游、老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娱乐及环境改善。”
遗产廊道首先是一种线性的遗产区域。它把文化意义提到首位,可以是河流峡谷、运河、道路以及铁路线,也可以指能够把单个的遗产点串联起来的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线性廊道。它对遗产的保护采用区域而非局部点的概念。它又是一个综合保护措施,自然、经济、历史文化三者并举,是一种多目标的保护体系。
一定尺度上的遗产廊道同时也可以成为战略性的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 lnfrastructure)。遗产廊道不仅保护了那些具有文化意义的线形遗产区域,而且通过适当的生态恢复措施和旅游开发手段,使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和保护,使得一些原本缺乏活力的点状遗产重新焕发青春,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为城乡居民提供游憩、休闲、教育等生态服务。这一点对于那些经济发展落后、人地关系危机严重的地区来说尤为重要。
遗产廊道的保护规划除了像一般的绿道规划那样强调景观生态过程,强调土地覆被、野生动物、栖息地和适宜性等因素以外,更重视的是对文化因素的保护和旅游开发的组织。就文化因素来讲,它强调对具有历史意义的植被如古树名木的保护,同时也注重历史气氛的烘托。
三 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的必要性
1.问题分析——从大运河的保护看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目前,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类工程遗产和遗产廊道,大运河的保护基本处于失控状态。造成大运河保护现状的本质原因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上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法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其次还有一些国务院颁布的条例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在这些法规中,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涉及三个层次: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文物保护单位。后者针对单体文化遗产,前两者针对历史街区和历史文化名城。这种体系架构实际上未涉及区域性的遗产保护。像大运河这样长达上千公里且价值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对待显然是不适宜的,更不可能作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城来对待。现行文化遗产保护的正式架构中实际上没有此类遗产的地位。
目前针对大运河的保护仅仅是区段性的,地方政府出于旅游开发的目的,对个别河段进行厂景观整理。这样的保护,对大运河这样的文化遗产保护来说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若要从根本上保护好大运河这样的文化遗产,还是需要引入遗产廊道式的区域保护体系,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制定相应的保护规划,改革相关的保护架构,最终实现多目标的多赢保护。
2.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的必要性
(1)以此保扩大量珍贵的线形文化景观遗产
在我国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中,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或类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是极为丰富的一个种类。在这些遗产中包括世界闻名的丝绸之路、大运河,更有着像剑门蜀道等为数众多的在地区文化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线形文化遗产。然而大量的对这种线形文化景观的保护目前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保护这种线形文化景观,就需要建设我国的遗产廊道。
(2)以此建设前瞻性的生态基础设施
在人口负重与土地资源贫乏的背景下,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可以说是危机四伏。正如区域和城市开发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前瞻性与高效兼备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道路系统,给排水系统等)一样,区域和城市环境的可持续性也取决于生态基础设施的建设。生态基础设施是区域和城市所依赖的自然系统,是区域及其城市能持续地获得自然服务(Na— ture's Services)的基础。这些服务包括提供新鲜空气、食物、体育、休闲娱乐、安全庇护以及审美和教育等等。它不仅包括习惯的城市绿地系统的概念,而且更广泛地包含一切能提供上述自然服务的城市绿地系统、林业及农业系统、自然保护地系统。遗产廊道是构成生态基础设施的内容之一,无疑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以此进一步发展文化旅游
建设遗产廊道,将使原先零散的文化遗产成为区域性的整体,通过系统的解说、游道组织,可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这一点已经被大量的事实所证实。美国很多地方遗产廊道带来的旅游业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亮点之一。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必将使得大量的文化遗产焕发活力,必将促进文化旅游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紧迫的。我国遗产廊道的保护规划应如何进行,本文就大运河为实例做简要讨论。
四 遗产廊道保护规划理论和方法的简要探讨——大运河整体保护研究的初步理论框架
1.遗产廊道建设的理论基础——大运河的价值认识
(1)大运河的文化意义
大运河北起中国首都北京,南至杭州,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它开凿于中国诸侯割据的公元前 5世纪(春秋未),拓展于中国封建王朝即将走向强盛的7世纪(隋),贯通于少数民族统治的13世纪 (元)。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它一直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南北物资运输通道,并同时作为区域水系骨架发挥着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是该地区形成众多城市的主要因素之一。
大运河是中国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历史,地区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历史的重要记录、见证和载体。其文化意义不仅体现为构成运河各遗产元素的文化意义,更体现为作为整体的大运河文化线路的文化意义。其价值载体不仅包括实体型的文化遗产,还包括构成运河文化线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大运河的当代区域景观生态战略意义
大运河的当代景观生态战略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是对区域生态结构有着广泛影响的半自然生态系统;第二,它是运河区域城乡生态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大运河有着丰富的湿地生态系统存留,这些湿地生态系统有着重要的景观生态战略意义。
2.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大运河整体保护研究的初步理论框架
(1)分析问题——大运河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大运河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另一方面是南水北调工程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就快速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而言,主要有快速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对遗产廊道保护的不利影响。包括对构成运河之各遗产元素及组成本身的影响,对其历史环境的影响以及对各元素历史空间关系的影响等;同时,还包括对运河景观生态系统的影响,包括对作为景观基质的农田的影响、对运河及其支流廊道功能和景观结构的影响、对区域景观格局的影响等。其机遇则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城乡居民的休闲需求,这些需求和经济发展本身必将促进遗产保护上的投入,为大运河遗产廊道的保护提供了有利机遇。
南水北调给大运河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更带来了保护的机遇。大规模调水使得建设高效和具有前瞻性的遗产廊道成为可能,不仅能够有机会对断流和生态功能瘫痪区域进行系统的生态修复,而且有可能对作为遗产廊道的大运河进行系统的保护。
(2)解决问题——大运河整体保护战略对策
在必要的历史地理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和景观生态学研究(研究的理论框架见表1)的基础上,提出大运河整体保护战略对策,并在以下两个层次上分别制定具体实施战略与实施导则。
第一个层次是遗产廊道宏观尺度上的保护战略,包括遗产廊道范围的划定、廊道区域内诸遗产元素的判别、廊道遗产元素空间关系的重建等;同时制定所涉及的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战略,包括已列入或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遗产、历史街区与历史文化名城等。这一层次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运河文化线路的价值认识和评价,以此为基础进行运河诸遗产要素历史空间关系的重建,即运河文化线路的识别和判定。
第二个层次是遗产元素尺度—亡的保护设计导则,包括如直接涉及的单体和群体文化遗产保护设计导则的制定,并结合具体运河道提出断面保护设计导则、护岸设计导则、游道设计导则等。这一层次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诸遗产元素的价值认识和评价。
五 结语
在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我国的类似遗产还远远没有得到重视。借鉴遗产廊道这一历史与自然保护并举的遗产保护思路和方法,完善和建设我国的遗产保护体系,保护我国以大运河为代表的丰富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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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作璋.中国运河文化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1-8
篇8
关键词:保护改建新建多元共生
中图分类号: E2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城市是一个自我组织、自我调节的“巨系统”和“生命体”,是自然、城、人形成的共生共荣的“综合体”。杭州是中国七大古城之一,从良渚古城至今5000年建城史中,城市文脉一直得以延续,期间形成了良渚、吴越和南宋三大发展高峰,其中南宋时期是杭州城市发展史上的巅峰时期,南宋时期奠定了杭州的历史地位,是杭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厚重砝码,要倍加珍惜。
杭州如何打好“南宋牌”?要秉承以城市有机更新为指导,实现构建活的遗址公园、树立大遗址保护典范、推出重量级旅游产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打造建筑历史博物馆五个目标,努力做到在建筑风格上要协调,不能大拆大建,无仿古一条街。要以山、湖江、河自然景观为依托,保护杭州人历来夹河而住、而建的历史风貌,以国保单位、文保点、历史建筑、50年以上老房子及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建筑为主体,切实做好保护的文章。以宋风建筑为导向,通过适当的方式表达宋代建筑的元素和符号,以最小干预、和而不同为准则,通过实施“保护、改建、新建”三个层次,实现不同历史时期建筑与南宋文化的和谐相融,建筑遗产多元共生、多元共存。
1简要概况
杭州位于长江三角洲一带,拥有丰富的资源,无论是风景、文化、或是历史。杭州西部和中部属于浙西中低山丘陵,北部属浙北平原,江河纵横,湖泊密布,物产丰富,旅游最佳城市。杭州作为首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及中国七大古都之一,有8000年文明史,5000年建城史。南宋时期是古代杭州城市发展史上的顶峰期。南宋一朝,定都杭州一百多年,创造了中国历史经济文化发展的新高度。南宋皇城是杭州历史文化遗产的制高点,它的营造,从杭州城市格局及自然地理环境出发,因地制宜,形成了独特的形制和布局。近年来,杭州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南宋皇城所在区域由于现代建筑密集,对遗址本体保护带来隐患,同时对文化景观环境也造成不利影响,亟需保护整治。南宋临安城遗址皇城部分位于凤凰山东麓,吴衙山、馒头山之间的谷地,基地内以丘陵、坡地为主。属于市中心部位,在杭州西部景区范围内,有良好的发展空间。
中山路是杭州古城的核心,在南宋时为御街,是都城临安南北走向的主轴线,南宋建筑在地下,还有明朝、清朝、民国和改革开放前的建筑,直到今天,每幢建筑都是城市生命链的重要环节。中山路总体定位为南宋御街国际旅游综合体,最终目标就是战士都城风采、恢复城市记忆、重塑空间机理、再现市井生活,打造宜居、宜商、宜游、宜文的“中国生活品质第一街”,打造建筑历史博物馆,让老年人在这里追忆历史、青年人在这里体验时尚、外国人在这里感受中国。
2设计构思
本设计构思来自于对基地的解读,提出层的概念。层:层的概念来自于对基地传达给人们讯息的感受。中国有五千年灿烂辉煌的历史,但经历了漫长岁月的冲刷以被深深地埋在地下,是一次偶然的翻地,或是一次迁徙,小小的举动就可以让在地下沉睡了近千年的古城复苏,揭开其神秘的面纱,公布于众。由于经历了几千年的沉积,遗址四壁的岩体呈现出层层纹理,这是自然的力量,每一层都有它自己的故事,要对世人诉说。对于参观者的我们应该报以崇敬的心情去聆听着岁月的痕迹。倾听大地的诉说,聆听大地的声音,让你对南宋的历史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根据地理分析系统的原则将基地内的基本情况包括地表水、植物、建筑、文物、高程、坡度等方面进行分析,分析后再进行叠加,一般的设计就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但由于南宋临安城遗址现状的复杂情况,将进行叠加的最后结果解压,形成三个不同的层次,分别是“保护”、“改建”、“新建”。这样一来就是整个基地更明朗化,更具体化,在设计过程中思路清晰。再将得到的三层进行最后的叠加就产生基地内应有的结构。
正如上文所说,经过叠加,分层,再叠加的过程后,基地中就出现了,其应有的就够。简单概括下来就是“一心、一环、两轴”。“一心”是指基地内最重要的景观点南宋临安城遗址,“一环”是指将山岳区和城区结合起来的交通环线,“两轴”之一是指南宋临安城御街,另一轴是指从入口到博物馆到南宋临安城遗址再到凤凰山的景观轴。御街是连续的景观轴,另一个是相隔而望的关系,几个景观节点之间互相都能看见,但是就是不能直接过去,从而激发游人们的探索心理。可见御街的规划设计在规划结构上是起到一个重要支撑的关键之一。
景观的布局主要是对“两轴”概念的延伸。对于御街进行了空间分析,建筑形式分析,并形成初步的设计意向,将时空的概念引入御街的设计中去,让人们慢慢地体会这种从古至今的变化,将御街氛围三个部分,对过去的再现,现在的保护和 对未来的展望。
道路交通氛围对内对外两个部分。对外借助基地的有利得交通条件形成多方位入口,供游人从不同的地方进入基地内,入口的形式也不一样,有平坦式的,有山坡式的,入口空间大有不同。对内部分上文提到的交通环线将整个基地的交通联系起来,使游人尽可能快的到达预定地点,分为三个层次车型,人车混行,人行。道路的宽度也有所不同。御街作为一个基地内部重要通廊,无论是从交通还是景观上都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3结论
(1)保护层
在南宋御街改造概念设计中最重要就是保护层的部分,就像老师常说的“修旧如旧”。我们要做的就是极力地保护好现有的一切值得保护的空间或是空间外壳。在南宋御街中的住宅大部分是民国史其的房屋,还有早更些年的房屋,对于这部分房屋,我们就持保留的态度,无论从建筑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公众居民的生活角度出发。需要保护的建筑大多分布在御街的南部和中部,南部偏多。值得一提的事在御街中部西侧是古城遗址保护划定区域,对这一部分的建筑,我们采取结合地形、地下资源进行保护。
(2)改建层
对于改建的内容大多数定义为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但由于外形的不足导致其内部的功能不能正常使用,我们对其进行改建性修补,并结合对御街规划进行重新的定位。
(3)新建层
需要新建的建筑多数位于御街的北段。作为御街的一个端点,或是起到开始的作用,或是起到终结的作用。在配合规划意向,对其面貌进行整改。
明确“保什么、修什么、拆什么、建什么”,做到应保尽保、最小干预。在保留有价值的建筑前提下,拆除违法建筑和有碍观瞻的建筑,修缮可利用的建筑,建设因博物馆展示需要的建筑,实现“城市有机更新”。从对物质形态的保护出发,最终归结到对意识形态的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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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城市化;规模扩张;现代新城;品质提升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3)01—0029-03
在现代化视野下,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使得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进入了实质性的飞跃发展阶段,“城市规模扩张”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基本内容,也是21世纪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而“现代新城”理念的提出,无疑让社会和个人眼前一亮。从狭义上讲,城市规模扩张使得城市变得大而宽阔,而加入了创新元素的新城品质模式更加适应了当前社会的发展和要求,使得城市规模扩张不再无序和非理性,让城市生活更加饱满和赏心悦目。
一、相关概念及理论简介
城市规模扩张指的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城市的各项进程,包括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不单单是平缓发展,而是迅速加快其发展速度,城市布局及规模发生结构性调整的过程。在未来的20年,城市规模扩张将是推动中国发展的支撑力量。其中,二线和三线城市(包括乐山市在内)将是推动这一进程的主要动力。
城市理性扩张究其实质,就是要使城市在高速城市化运行过程中,将空间的资源进行最大整合,从而避免“大而空”、“华丽而无品”等严重城市病的产生,试图通过周边新城的超前发展并产生反磁力,以吸引城市人口向新城转移,从而实现有序的城市扩张。
对于新城的概念,《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为:一种规划形式,其目的在于通过在大城市为重新安置人口,设置住宅、医院和产业,设置文化、休憩和商业中心,形成新的相对独立的社会。
美国学者理解的新城与英国不同,他们认为,新城主要区别于自发形成的居民点和大中城市,是有目的、有规划建设的新城和城市新的发展区。按照美国学者菲乐杰(Pillorge G.J.)和布仁兹(Breins D.R.)的观点,根据新城的性质、规模和所处地点,大致可以将新城分为5种类型:(1)城中城(Newtownsintown);(2)卫星城(satellites);(3)新城市(Newcities);(4)休闲新城(Recreation newtowns);(5)规划发展单元(The plannedunitdevelopment,简称PUD)。其中,规划发展单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新城,其用地一般为20~500英亩,是一个大规模新城或郊外城镇发展骨架的一部分。
香港在建设新城时对新城(香港习惯称为“新市镇”)的解释是,新城指在中心市区的合适地点建造居民区和工业区及相关社会服务设施,以吸引新增人口的定居和主城人口的疏散,从而缓解中心市区在住宅、交通和就业等方面日益增加的压力,避免城市恶性膨胀。
综上,我们不难发现,既有的各种对新城的理解和分类虽然各自有各自的特点,但也很难对新城概念下一个完整而又统一的定义。对此,笔者针对本文中所重点研究的新城做了界定,并且用“现代新城”一词进行阐释。所谓“现代新城”,是指在城市化进程中,随着城市空间的扩张,既要对中心城区的区域进行规划设计以疏散中心城区人口,同时,也要对整个城市未来的发展趋向进行定位设计以使扩张合理、发展有序。
二、乐山市城市规模扩张进程现状
乐山市位于四川西南部,北连成都平原,西接川南山地,东及东南跨川中丘陵,是成都平原城市群的南部区域性中心城市。乐山市中心城区位处岷江、青衣江和大渡河三江汇合处,在历史上一直是成都平原、川西山地和大小凉山之间相互交往以及通向长江流域各处的必经之地,是具有三千多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级历史名城,是世界“双遗产”所在地。
乐山城市的现状格局非常独特。归纳起来,有这样一些独特之处:世界遗产、大佛守护、中央绿心、三江环抱、绿色包围与步行尺度。所有这些,无论对市民或是游客,都构成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城市空间形态,都是这座城市最值得珍惜并要始终维护好的。这些更是乐山建设现代新城,实现向以城市作为目的地的综合竞争转型最重要的资产。
据《乐山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30)》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当中介绍,到2015年,中心城区人口规模达到80万人、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达到80平方公里,2020年达到100万人、100平方公里,2030年达到140万人、140平方公里。
按照《草案》规划,“东优、南跃、西接、北拓”将是乐山中心城区城市的发展方向。未来20年,乐山城市空间布局,将以岷江、青衣江和大渡河为三条城市空间发展轴,从而形成“三江串五城”的城市结构。三江即大渡河、青衣江和岷江;五城即商务经济区(商城)、田园度假经济区(慢城)、制造业经济区(钢城)、临港经济区(港城)、都市农业经济区(耕城)。
值得深入研究的是,在未来10年,当乐山从一个大约35万人口的城市发展成为一个100万人口的城市,将会对上述独特空间特征形成怎样的挑战。要知道,这不仅仅是城市人口数量增长为其现在的3倍,更意味着城市的格局、空间、产业形态、生活方式与消费行为的深刻变化。为此,既需要思考新的城市空间发展的动力,还需要思考如何将新的城市空间打造成为具有极高吸引力的场所。
如前所述,乐山市在寻觅规模扩张的同时,其空间与人文环境作为城市的四大内在功能之一,其品质与吸引力如何,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城市的发展质量。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如何能够做到既保持一个城市规模扩张或量的增长,又能确保其空间发展品质能够对人们有足够的吸引力,是每一个城市需要进行深入研究与思考的。
三、城市规模扩张进程中构建“现代新城”品质理想模式——以乐山市为例
“现代新城”品质理想模式的构建主要受到两个层面因素的影响:一是“现代新城”理想模式构建之初的指导思想;二是“现代新城”理想模式构建所要求的实践方式。这两个层面的要素,都要放在有利于城市发展的视角进行考察。
(一)指导思想
1.创新的理念引领城市发展。在建设现代新城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从乐山市实际出发,以创新的理念和开放的思维,积极探索,勇于实践,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城市建设发展之路。“城市建设既是经济建设,又是精神文明建设,更是凝聚民心的政治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系列全新的理念应该成为乐山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引领和指针。
2.科学的规划定位城市发展。围绕“三江串五城”的发展建设目标,按照“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突出特色”的原则,充分考虑历史、现状和未来,把握城市人流、物流集中的特点,进行超前系统规划,把城市划分为生活区、行政区、商业区、休闲娱乐区、工业区、生态高教区、宜居生态新城区等空间板块,并对每个板块进行合理定位,使每一个区域整体功能更加完善,作用效果更加突出,相互衔接更加紧密。提高居民小区规划设计标准,从住宅建筑单体设计、居住房型到公共建筑、绿化景观进行全方位优化。通过宏观、微观规划的有机融合,不仅为城市发展、建设和管理确立基本依据,同时也显现不同空间地段的增值预期,为投资者把握投资机会、寻找投资热点提供了依据。
3.构建宜居生态绿色家园。随着城市用地规模和人口的增加,未来20年,乐山市将规划设置市级公园、片区级(区级)公园、社区公园、街头绿地四级公共绿地体系。在此过程中,要始终奉行“发展为要、环保为先”的理念,强调在推动发展上,优先考虑环境影响,优先增加环保投入,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发展。积极实施“大环保”战略,全面启动“碧水、蓝天、绿地、安宁”工程,坚持城市生态化发展方向。
4.创造精品,体现文化内涵。在整体布局上,本着优化布局、突出重点、别具一格的原则,对不同性质的建筑群落进行宏观控制,使其使用功能与欣赏功能完美结合。在建筑风格上,统筹考虑层高、造型和色彩,精心设计建筑单体,最大限度体现个性特点。在城市色调上,按照整体和谐、改建结合的原则,对骨干道路两侧的建筑物进行外檐装修,利用植物进行造景,形成具有乐山市特色的城市主色调。突出特色美,坚持与时俱进,把现代设计理念和科技成果引入城市建设,利用电子大屏幕、变色灯光柱群营造瑰丽的景观,增强乐山的时代气息。
(二)实践方式
一个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源于社会理念的创新和更新。“现代新城”这一概念颠覆了原有的关于城市“新城”理念的狭隘性,结合惯常的理性思维和感性构思,符合乐山市“现代新城”品质理想模式的实践方式应运而生。
1.基于理性思维的现代新城发展模式探索。(1)立足区域、城市,研究“现代新城”空间拓展模式。按照《草案》规划,“东优、南跃、西接、北拓”将是乐山中心城区城市的发展方向。东优,即保护大佛景区,严格控制岷江东侧、岷江二桥以南地区建设活动,优化景区配套服务功能;完善旧城区基础设施,优化旧城区综合环境。南跃,即依托大渡河和岷江向南,形成沿江沿河产业带,完善城市生活配套功能,拓展城市发展新空间。西接,即依托乐峨路、嘉峨干道和峨眉河向西,合理安排城市新区拓展。北拓,即沿岷江和竹公溪向北,拓展城市生活空间。这一措施作为重要举措,是未来城市的主要发展方向。“现代新城”理想模式的构建从优化城市大格局,利用资源拓展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分析,提出未来城市发展目标走向为构筑山、河、城有机共融的空间形态。(2)多层面综合分析研究“现代新城”的功能定位。从区域、环江河、城市空间与生态系统、基地特征4个层面研究分析主城、新城之间的功能分工与产业布局,·明确“现代新城”的开发应在生态保护基础之上,以休闲旅游为基本功能,以发展旅游度假、文体服务、科技教育、生态居住四大功能为主,形成面向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高品质、现代化、充满活力和文化魅力的江滨生态旅游新城。(3)以生态安全为导向研究现代新城空间结构。以生态安全为导向,针对现存的条件,决定了“现代新城”建设将面临旅游驱动(优越的自然环境)、教育驱动(已经启动的教育园)、工业驱动(周边的工业区)、形象驱动(现代新城承担着提升城市形象的责任)的综合作用,进而影响现代新城的开发规模与时序。由此提出轴向发展的弹性组团式的空间结构模式,以充分适应发展的不确定性,有利于紧凑发展,并保持各发展阶段的相对完整性,体现有机增长的原则。
2.基于感性构思的“现代新城”城市特色营造。(1)重视基地特征的解读,探索与自然融合的空间形态。第一,构筑山、树相依的生态绿廊——“绿楔结构”。城市布局结构以绿心为核心,通过快速交通干道连接功能片区,形成“一心四翼”的绿心环状组团式城市格局。各发展方向间通过开敞楔型绿带隔离,使绿心与外部生态环境融为一体。建立以山、树、河、城自然生态为基础的新城生态格局。第二,构筑大渡河之滨的现代化城市新景观一“佛佑文豪”。从乐山的历史文化内涵(郭沫若故乡、著名佛都)出发,提出“佛佑文豪”的独特概念并贯穿现代新城整体设计,将乐山的人文精神与自然特征完美融合,形成独特的城市意象特征。第三,富有趣味的水系网络与滨水岸线——宜人水岸。局部改造环水大道与水岸线护,形成环水公共活动带,将生态保护和休闲观光、岸线景观塑造相结合,梳理整合区内水系。第四,独特的游憩商业中心——魅力之核。呼应现代新城的休闲旅游功能,将休闲、旅游观光功能与商业中心相结合,构筑新城游憩商业中心,形成新城功能复合的多样化的公共核心空间。第五,水岸交融、南北呼应的城市轴线——连接之轴。将绿心大道作为城市的一条南北公共景观主轴线,通过它串联主城、新城的公共中心,同时,建立一系列通向三江的景观轴线,将滨水空间与腹地功能紧密结合。(2)关注城市特色,塑造滨水城市的独特景观。“现代新城”的建设特别强调了滨水环境与城市生活的关系。以水为中心的公众参与的城市生活:滨水地区的开放空间由一系列广场、公园、滨水步道、通往江(河)滨的街道组成;塑造真正生活化的江(河)滨城市,达到赏水、亲水、嬉水、乐水的境界。以水为特色的新颖的旅游生活:保留原有的自然生态组织生态旅游,将文化传承融入旅游活动,包括高质量的滨水环境、独特的游憩商业中心、风情旅游街区、文化主题公园等。(3)整合资源,促进区域旅游发展,构筑新城独特的景观游憩系统。结合区域旅游发展趋势、旅游资源、产品与客源的分析,研究新城及环水旅游发展策略,提出新城的旅游形象定位:独特的滨水城市景观、多元化的休闲度假胜地和地方文化浓郁的生态教育基地。通过旅游系统重组,将乐山市打造为一个产品多元化的旅游目的地;同时,结合资源特征多层次地进行旅游项目策划和设施布局。新城游憩系统由滨水游憩带、绿心公园两大部分组成,带给来访者视、听、触、感全方位的体验。(4)以公共交通为主导,构建安全高效的交通体系。以公共交通为主导,构筑层次分明,功能明确的车流、客流走廊系统,营造均衡合理的交通出行环境,依托“客流走廊”发展多模式、网络化的公共交通,引入快速公交系统(BRT),并考虑不同发展阶段需要,构筑一体化的交通转换枢纽系统;依托山、水、生态廊道、景观轴线布置连续的人性化的步行系统;在江滨各主要功能区域,设置不同规格的码头,引入水上交通工具,作为旅游交通的补充方式,增加滨水地带活动的情趣。(5)立足生态保护,建构城市安全格局。在生态安全格局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新城用地进行生态区域分级,制定相应的建设原则,保护区域整体生态功能;注重结构性绿地和完整的水网体系,构筑优越安全的景观生态格局;为确保新城的开发对区域生态价值造成的威胁降至最低,规划提出一系列的目标和相应的指导原则,包括栖息环境、水循环系统、与景观的结合、适应性管理措施等,确保资源的承受能力。(6)因地制宜,探索新城分阶段开发策略。通过对国内外新城开发与经营的案例研究,结合乐山市“现代新城”构建的自身情况,提出以旅游驱动为主导,多元驱动并存的开发模式,走以旅游带动发展、以文化和环境创造效益的创新之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滨水游乐、主题公园等富有创意和地方文化特色的旅游专案或大型公共设施的建设带动聚集人气,提升知名度,催热新城板块,以点带面,逐步拉动旅游、商业、地产的综合开发,推进“现代新城”有序发展。
篇10
关键词:生态旅游;体验型活动设计;张掖市;国家湿地公园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6-0079-04
湿地是地球上重要的生态系统,具有涵养水源、净化水质、调蓄洪水、美化环境、调节气候等生态功能。根据目前国内外湿地保护和管理的趋势,兼有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生态旅游和生态环境教育功能的湿地景观区域都可以称为“湿地公园”。1971年,国际湿地公约中将湿地公园定义为:“以具有显著或特殊生态、文化、美学和生物多样性价值的湿地景观为主体,具有一定规模和范围,以保护湿地生态系统完整性、维护湿地生态过程和生态服务功能并在此基础上以充分发挥湿地的多种功能效益、开展湿地合理利用为宗旨,可供公众浏览、休闲或进行科学、文化和教育活动的特定湿地区域。”城市湿地公园具有一定的自然特性、美学和科学研究价值,能够发挥一定的科普与教育功能,并兼有游憩休闲作用,它在改善生态状况,为人们提供游憩的场所、涵养城市水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提高人们对湿地的认识水平,合理规划利用湿地, 在湿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开展湿地生态旅游,可在保护和提高环境生态质量的同时, 让丰富多彩的物种资源和优美的自然风光创造社会价值、环境教育价值、休闲旅游价值和经济价值。
一、张掖市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概况
(一)公园地理位置及面积
张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是甘肃省第一个国家湿地公园,地处中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流域中游,与青藏高原和蒙新高原相连,地理位置介于100°06′~100°54′E, 38°32′~39°24′N,具体范围为东至张火公路,北至兰新铁路,西至黑河东岸,南至城区北一环路。占地6.16万亩,其中湿地25 995亩,水浇耕地17 761亩(水田10 722亩,开荒地6 834亩,新开荒地205亩),林地3 518亩,建筑可用地12 580亩,道路用地1 356亩,未利用地256亩,其他用地156亩。
(二)公园内主要湿地类型
公园是由河流、草本沼泽、湿草甸等天然湿地以及人工湖、池塘、沟渠等人工湿地为主体构成的复合湿地生态系统,空间格局丰富、季相变化显著,是沙漠戈壁环绕之下具有独特景观的绿洲湿地。
(三)公园内主要动植物资源
公园内生物资源丰富,原生态特征突出,植被种类是河西走廊平原最丰富的地带,也是目前全国与城市相连的规模最大、鸟类和动植物最丰富、最具特色的城市湿地。湿地植物以芦苇和沼泽草甸为主,有芯草科、兰科等45科124属195种植物。有动物116种,隶属于3纲23目39科74属。其中,两栖类1目1科1属1种;鸟类17目31科62属100种,占全国鸟类1 258种的7.95%,占全省鸟类441种的22.68%,占张掖市鸟类268种的48.54%;兽类5目7科11属15种。
二、张掖市国家湿地公园开发及利用现状
张掖市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是中国黑河流域湿地保护区的试验区,目前对公园的开发和利用在不断进行探索,但存在将湿地公园等同于传统的公园水景、水上乐园而种植水生植物、营造湿地景观的开发和利用模式。目前,开发活动内容单一,缺乏系统性;活动主题不明显,缺乏特色;活动针对性不强, 体验活动少且不够深入;活动商业色彩较浓,公益教育性不够突出,既不利于湿地公园的开发,也不利于湿地的保护。因此,以体验型生态旅游为重点,结合区域湿地生态系统特点,进行创新性的体验型旅游活动设计, 使更多的游客在活动中自觉“认识湿地,了解湿地,保护湿地”,对全面提升湿地价值功能尤其是教育功能,减少城市发展及人为生产活动对湿地原有环境破坏,提高湿地及其周边环境的自然生产力,实现城市生态环境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体验型生态旅游及其设计理念
(一)体验型生态旅游的含义
体验旅游是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国体验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它是生态文化旅游的一种新形式。体验旅游一般具有个性化、求知性、审美性、参与性、注重过程与可感知性等特点。生态旅游是为了解旅游地环境文化与自然历史知识,有目的地到自然区域所做的旅游,是在利用自然资源供人们观赏的同时,又对自然环境进行保护的一种活动。综合现阶段人们对体验旅游与生态旅游的认识,可以认为,生态体验旅游是以自然与人文生态为欣赏、体验和认知对象,通过预先设计让旅游者主动投入时间和精力参与,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从而获得深层生态体验和全新生态感知的旅游形式。在体验型生态旅游中,旅游与体验有着直接的联系,旅游本身就是一种体验,它以自然与人文生态为对象,以主动参与为主要方式,对环境负责,以人与自然和谐一体为目标,以深层体验和感知为结果;与传统生态观光休闲的旅游形式相比,生态体验旅游更加注重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的参与性以及对生态环境的融入性。
(二)体验型生态旅游活动设计理念
城市湿地公园体验型旅游活动应结合生态城市建设,首先,以城市自然地形地貌为基底,根据区域自然结构,考察自然环境对当地人行为的影响,采取相应的措施以适应地理和气候,通过合理利用区域内的水体、植物等自然资源来体现地域自然特色,确保景观总体风格与地域特色的契合;其次,要准确把握本土文化的特质,传承地方传统文化, 探求地域文化的新特色,用景观语言将传统文化与时代特性紧密结合;另外,在景观构建上,充分利用地方传统材料与技术,并兼顾材料与技术的时代特征,营建出既能充分体现地域传统特色,又可满足现代人们生活休闲需要的景观湿地。对湿地公园体验型旅游活动进行设计时应遵循如下理念。
1.湿地可持续发展理念
城市湿地公园是现代人类为了实现人与自然共生的理想而修建的,已经成为城市景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湿地生态系统极其脆弱,容易遭到破坏,而且一旦破坏很难恢复。所以,在满足游人休闲娱乐需要的同时,保护湿地生态环境是城市湿地公园建设中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所以,在湿地生态旅游开发和利用时要始终贯穿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理念,以湿地保护为前提,在体验型活动进行时注意对湿地生态环境的保护,尽量减少人为因素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干扰和破坏,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营造适宜生物多样性发展的环境,为湿地生物尽可能提供最大的生存空间,找出更好的动植物保护方式,保护生物多样性,提高城市湿地生物物种的多样性。
2.突出地域特色的理念
地域特色是指特定区域土地上自然和文化的特色,它包括在这块土地上天然的、由自然成因构成的景观,也包括由于人类生产、生活对自然改造形成的大地景观。地域特色主要由自然特色、文化特色和经济与技术特色三个部分组成。在进行湿地公园体验型活动时,应充分利用湿地的独有的地域特征。在张掖市国家湿地公园生态旅游活动设计时应结合区域文化特色,挖掘湿地人文内涵,尤其要利用区域内农耕文化特色并体现 “塞上江南、戈壁水乡”的内陆干旱区独特绿洲湿地景观和历史文化价值。总体定位要以地域历史、文化及民俗风情为依托,融自然湿地、秀美景色、历史景观和田园风光为一体,集生态保护与展示、净化环境、旅游休闲等功能于一体,尽可能采用自然生态化的设计方式,使设计既符合审美要求又具有地方特色。
3.独特、新颖的理念
独特、新颖的理念首先体现在要以发展观点来认识和利用湿地,认识到湿地本身的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及其文化、资源价值对人类影响的阶段性,全面认识湿地在社会、经济、生态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其次,湿地公园建设是我国保护湿地的一种创新,在湿地公园开发和利用中必须有创新意识,所以,在湿地公园建设中,不仅要在保护形式上创新,而且要在技术和观念上创新。比如,可采用政府-企业-个人联合保护的形式、探讨适度利用与科学保护的结合方式;对湿地采用分类经营的理念,严格控制保护区,适度开发利用区,缓冲区进行科学分类并科学利用;再次,可在开发形式上创新,以能为游客带来新鲜的感受,满足其个性化和参与性的需求为目的,可设计一些使游客参与性强、愉悦度高的体验项目,通过湿地游戏参与、湿地手工制作等活动,寓教于游,寓教于乐,使旅游者在湿地旅游中感受湿地之美并体验快乐,获得心理上的愉悦。
4.市场导向理念
在湿地体验型旅游活动设计时,既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接近自然的需求,还要依据旅游效益最大化原则,考虑一定的经济效益,以达到在保护的前提下开发,以开发进一步促进保护的目的。所以,体验型生态旅游活动应该建设富于体验差异的产品与目标市场。首先,可利用广阔的湿地开发多种产品,依据景区(点)的资源丰度与特色,突出产品的域内体验差异,避免重复建设;其次,为避免湿地生态旅游活动与其他湿地公园雷同,要根据消费者体验差异推出新产品、新项目以率先进入市场,针对公园消费者细分市场的需求特点,根据旅游者年龄、性别的差异性而进行设计,针对不同市场群体设计不同的项目,提高旅游活动的参与性,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四、张掖市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体验型旅游活动设计
在进行体验型旅游活动设计时要以原生态保护为主,以现有天然湿地为依托,充分利用湿地丰富的植物和鸟类、水生动物栖息地的特征,并按照生态旅游景观区的要求,适当规划集“水、岸、滩、路、景、桥、亭”于一体的旅游景观,充分利用湿地的景观价值和文化属性,丰富居民休闲游乐需求,体现“戈壁水乡”、“湿地之城”和“农耕湿地”文化的特征,展示中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流域湿地的独特风光。总体设计主题为“体验湿地景观,感悟人地和谐”,将湿地公园分为教育湿地、印象湿地、趣味湿地、康体湿地、浪漫湿地五大活动圈,以湿地生态走廊为轴线, 为游人提供生气盎然的科普教育和游憩空间,给游客不同的体验。
(一)教育湿地体验型旅游活动
湿地公园的开发和利用中应以教育体验旅游为重点,在体验型活动设计中可充分利用公园紧邻市区的特点,可将其当作对广大市民尤其是学生进行湿地知识宣传和教育的基地。可通过以下活动达到湿地教育的目的。
1.水生植物展示
集中展示河西走廊丰富具有特色的水生植物,植物种群以张掖地区原有物种(菖蒲,水葱,慈姑,芦苇、蒲公英、长苞香蒲、水烛、小香蒲、沙葱、红蓼、白刺等)为主,适当增加外来漂浮植物品种。岸生植物可以本地水柳、垂柳、红柳等。
2.水栖动物展示区
利用湿地鸟类资源丰富的特点,在湿地珍禽养殖场集中展示张掖具有代表性的湿地鸟类,通过不同空间的转换使游客与动物零距离接触,增加游客与动物的亲近感,从而提高他们保护湿地鸟类的兴趣。水栖动物以当地的野生品种,太平鸟、喜鹊、红尾伯劳、沙白喉莺、燕雀、红嘴鸥以及蛙类、鱼类等等。适当引进外来品种以丰富动物种群,同时少量的圈养一些适应本地环境气候的哺乳动物。
3.“湿地观影”
游客可在公园欣赏关于湿地的影像资料,弥补季节性差异带来的不足,也可观看具有与环境保护教育意义的影片。也可在湿地划定一定区域,使艺术家能够真正身处大自然中进行湿地写生、湿地鸟声CD制作、湿地保护行为艺术等湿地艺术创作,以进一步提升湿地的文化氛围,使游客进一步体验到湿地的文化气质与魅力,对一些停留时间较长的游客,还提供自拍设备租用,让游客自己制作“植物生长日记”或“动物生长日记”。
4.“湿地愿望树”
游客可将自己制作的湿地卡片或书签挂在湿地愿望树上,让游客在共同关爱湿地、保护湿地中获得交流体验,让湿地成为传递希望与梦想的地方。
5.“志愿讲解”
首先由游客自愿报名,然后由湿地工作人员示范讲解湿地相关知识,培训合格后,游客可充当湿地讲解者的角色,可以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向其他游客讲解,可极大地提高游人的参与兴趣。
6.“科学寻梦”
可在湿地生态系统定位监测站设立湿地简易实验室,配一些基本实验操作工具,游客在接受基本实验操作步骤指导后,可穿上工作服后进行显微镜观察、水样抽取测试等,体验充当科学家的乐趣。
(二)趣味湿地体验型旅游活动
1.趣味手编
以在湿地中季节生长的草根、芦苇等植物为材,配备专门人员指导游客进行草编;也可制作湿地书签,由湿地管理人员将统一收集到的落叶等分发给游客,再由专业人士指导制作,让游客体验编织的乐趣。
2.“迷宫寻鹭”
“杨柳满长堤,花明路不迷。画船人未起,侧枕听莺啼。”以此为意境,利用公园水域广阔,浮莲丛生,野鸭等水生动物丰富的特点,让游客泛舟湖上,让游客在畅游于碧水浮莲的美景中却不干扰动物生活的前提下,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使其真正成为塞上江南、活力甘州的“血液”和“灵魂”。
3.“休闲垂钓”
利用公园中广阔水域,在水中可养殖鱼、虾、龟等既具观赏性又能带来经济性的动物,可开辟出一块水域利用其中丰富的水产让游客体验垂钓的乐趣,也可定期进行“垂钓比赛”激发旅游者垂钓的乐趣。
4.“快乐农夫”
黑河流域有2 000多年的农耕文化历史,张掖又是全国商品粮基地、高原优质夏菜基地,城北郊乌江素有“渔米之乡”之称。可利用基本农田区并保留原有属性,修缮田间道路,作为游客延伸旅游线路,让游客体验农耕湿地、感受农耕文化,参与农事活动。
5.“趣味采摘”
可利用张掖市国家湿地公园处于城市和郊区的环绕之中的特点,所以可利用独特的地理优势开展“趣味采摘”活动,引导农民集中合理种植果园、菜园等,利用打通的连接湿地公园与村社的线路,展示集餐饮、娱乐、文化于一体的农家乐园,赋予一定的科普、游赏元素,引导游客进行“春采野菜,秋摘瓜果”的趣味采摘。
(三)印象湿地体验型旅游活动
1.“侧耳倾听”
在倾听区域安置声音收集装置,让游客倾听风声、芦苇声、鸟叫声、蛙叫虫鸣等声音,感受湿地自然的神秘美。
2.“水上观鸟”
利用公园内鸟类资源丰富且极具代表性的特点,利用公园设置的观景台,配以望远镜等设备,使游客在观鸟的同时从另一个高度与视角领略湿地的别样风情。
(四)康体湿地游
1.儿童游乐场
根据公园游人预测,以适应儿童的观赏心态为基本要求,在紧临水栖动物展示区的交界处设置小型的游乐场地,游乐场周边宜种植观叶观花类灌木为主,用2~3米高的人工堆山,将其与展示区阻隔,场地内适当布置一些电动卡通玩具、滑梯、迷宫等设施,可吸引儿童消费者 。
2.老人健身活动场
与儿童游乐场成直线连接贯通,场地周围可以布置由垂柳、国槐、沙枣组成的树阵。场地内可以设置康体、棋艺、牌艺等设施,可供老人自娱自乐。
3.“千步廊桥”
古人称水为城市中的“血液”、“灵魂”,在公园体验型旅游活动设计时应凸显湿地景观的魅力指数,利用公园内随环水台铺的栈道和鹅卵石道路设计康体步道,康体步道两旁种植一些具有观赏性水生治污富氧植物, 游客可在此进行瑜伽、太极等康体活动并感受自然氧吧的独特魅力。
4.“冰上芭蕾”
利用公园滑冰场,开展滑冰活动,既可锻炼游人身体又可增加旅游乐趣,让游客感受在大自然怀抱中“翩翩起舞”的美妙,体验与在室内滑冰场不一样的独特感觉。
(五)浪漫湿地游
1.“芦花追日”
张掖曾有“半城芦苇半城塔”的美誉,可利用公园中遍地丛生的芦苇,让游客体验芦苇之美,芦花之美。“一缕堤贯千里湖,青石桥上游人酥,芦苇丛中游船荡,丝路碧海腾空出”!通过倾心规划构想打造“芦苇荡-青石桥-沙枣林-白鹳洲”的梦幻意境,以及“远眺祁山万年雪,近闻黑河水吟声。春去花常在,人来鸟不惊”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妙画卷。
2.“手摘星辰”
为游客提供小型天文望远镜和帐篷出租,并提供最新气象信息,使游客可在湿地观赏夜空,感受湿地夜空独特魅力。
3.“月夜放灯”
在夜晚,游客可亲手将自己制作的莲花灯放入水中并许愿,莲花灯于次日由工作人员打捞,以保持水中清洁。
4.“曲水流觞”
依据公园已建立的水上栈道,流觞曲水亭,仿 “曲水流觞”的游戏,让游客体验亲水快乐,感受人文美和自然美,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参考文献:
[1] 秦佩,韩慧丽.论城市湿地公园建设――以郑东新区湿地公园为例[J].河南科学,2009,(3):372-37.
[2] 肖莉,陈亮明.城市湿地公园的发展与对策――以西洞庭湖青山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为例[J].现代农业科学,2009,(1):89-91.
[3] 施明乐.福建省湿地公园发展思路与对策[J].福建林业科技,2008,(6):160-163.
[4] 周立彪,闫兴富.宁夏银川国家湿地公园的生态旅游系统及其可持续发展[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9,(4):449-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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