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济体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古代经济体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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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C臂引导经皮空心螺钉内固定；股骨颈骨折；骨代谢；机体应激

[中图分类号]R683.4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0616（2016）12-189-04

股骨颈骨折是临床中极为常见的一类骨折类型，关于本类骨折的相关治疗研究较多，其中关于本病治疗方式的研究中，股骨置换及经皮空心螺钉内固定治疗均较为常见，关于两类治疗方式的临床疗效研究均可见，但是对于两种治疗方式对患者骨代谢及机体应激等康复相关方面的影响研究却十分不足。本文中我们就C臂引导经皮空心螺钉内固定治疗对股骨颈骨折患者骨代谢及机体应激的影响程度进行观察及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2月～2015年12月本院收治的56例股骨颈骨折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28例和观察组28例。对照组的28例患者中，男12例，女16例，年龄25～78岁，平均年龄（53.0±5.7）岁，Garden分型：Ⅰ～Ⅱ型者12例，Ⅲ～Ⅳ型者16例。观察组的28例患者中，男11例，女17例，年龄25～79岁，平均年龄（53.2±5.6）岁，Garden分型：Ⅰ～Ⅱ型者12例，Ⅲ-Ⅳ型者16例。两组股骨颈骨折患者的性别、年龄与Garden分型方面的统计数据间均无明显差异（P均>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1.2.1治疗方法 对照组进行股骨置换术治疗，对患者进行硬膜外麻醉后，于外侧做手术切口，然后进入至关节囊，将其切开后使骨折部位暴露，进行病灶常规探查及截骨处理，选取合适的人工股骨头，将髋臼进行细致处理后再以螺钉进行有效固定及处理。观察组则以C臂引导经皮空心螺钉内固定进行治疗，对患者进行硬膜外麻醉后，在c臂机辅助下进行有效复位，然后在其辅助下以3枚克氏针分别于股骨外侧和大转子下方置入，于其附近做手术切口进入后以螺钉置入，然后进行有效调整及透视辅助进行位置了解及干预。两组患者的其他治疗措施包括用药等均无明显差异。然后将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1、4、12周的血清骨代谢指标、炎性应激及其他应激指标进行检测及比较。

1.2.2检测指标与检测方法 于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1、4、12周时分别取外周静脉血进行检测，离心后取血清部分进行检测，检测指标为血清骨代谢指标、炎性应激及其他应激指标，其中骨代谢指标为OPG、BGP及ALP，炎性应激指标为IL-6、TNF-α及IL-10，其他应激指标为Cor、Ang-I及PGE2，上述血清指标的检测试剂盒为ELISA试剂盒。然后将两组不同时间段的统计结果进行分别比较。

1.3统计学分析

数据检验采用软件SAS6.0、检验方式t检验和x2检验，P

2.结果

2.1两组患者治疗前后1周、4周及12周的血清骨代谢指标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血清OPG、BGP及ALP比较（t=0.243，0.651，0.542，P均>0.05），而治疗后1周、4周及12周观察组的血清OPG、BGP及ALP均高于对照组（t=6.451，5.871，6.237，6.153，6.248，7.150，6.742，6.675，5.885，P均

2.2两组患者治疗前后1周、4周及12周的血清炎性应激指标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血清IL-6、TNF-α及IL-10比较（t=0.253，0.187，0.342，P均>0.05），而治疗后1周、4周及12周观察组的血清IL-6、TNF-α及IL-10均低于对照组（t=6.324，6.189，6.467，5.940，5.765，6.314，6.528，6.673，7.141，P均

2.3两组患者治疗前后1周、4周7L12周的血清其他应激指标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血清Cor、Ang-I及PGE2比较（t=0.313，0.451，0.510，P均>0.05），而治疗后1周、4周及12周观察组的血清Cor、Ang-I及PGE2均低于对照组（t=5.642，5.930，6.145，6.248，7.053，6.641，6.283，5.949，6.354，P均

3.讨论

股骨颈骨折在临床中极为常见，关于本类骨折的各方面研究较为多见，其中较多研究为关于本类骨折的各方面研究较为多见，其中较多研究显示，此类骨折愈合的过程中较多与骨折相关的指标呈现明显异常的表达状态，其中骨代谢指标即表达极为异常的一类指标，其在骨折愈合的过程中发挥着较大的影响作用，而OPG、BGP及ALP作为骨代谢中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其对于骨折愈合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对其表达水平的变化监测较高。另外，创伤及手术治疗作为可导致机体不良应激的重要方面，对于此类骨折手术治疗过程中的机体应激变化研究极为必要，而炎性应激对于机体的恢复效果及速度有积极的反应价值，其他应激指标中的Cot、Ang-I及PGE2等对于机体的综合应激及反应状态也有较好的临床检测意义，因此对其进行变化研究的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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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物流；增值服务；策略

中图分类号：F259.27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adjacent to Russia， Mongolia， relying on superior geographical advantage， has put unicom， Mongolia， Russia to build grassland of Inner Mongolia of the silk road as an important economic swimmer at this stage， but the logistics value-added services development lags behind， make the development of logistics industry is in control. In this paper，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ner Mongolia region logistics value-added services， strengthen strategic layout， was put forward to existing customer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re， perfect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and so on， to effectively develop logistics value-added services provides a train of thought.

Key words： logistics； value-added services； strategy

S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全社会已经将“走出去”作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强大助力。毗邻俄罗斯、蒙古国，凭借优良的区位优势，内蒙古已经将联通俄蒙、构建草原丝绸之路作为现阶段的重要经济发力点。物流行业作为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型产业，也将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全面提升增值服务的类型和品质也成为了物流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1 物流增值服务概述

1.1 基本概念

物流增值服务是指物流企业在完成物流各项基本功能的基础上，依据客户相关需求提供的一种延伸业。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物流增值服务指在现代第三方物流服务内容上的延伸，注重高效率低成本的物流运作，为被服务的企业创造价值。狭义的物流增值服务指在相关领域有实力的物流企业承担生产企业一部分自身不具备竞争优势的工作，达到降低工厂物流运作费用及成本的目的，超预期的满足客户需求，从而提高生产企业市场竞争力及市场占有率，同时物流企业也能获得相应利润，实现共赢。

1.2 主要类型

1.2.1 仓储型增值服务。一些由仓储型转变的第三方物流企业，依靠本身所拥有的相关设施为客户提供诸如产品验收、产品组合、物流延迟等增值服务。这种服务大多属于资源型物流企业，通过自身资源为客户提供相关服务，达到增值服务的效果。

1.2.2 信息型增值服务。利用信息技术将物流网络与信息网络对接，形成物流信息网络，实现对物流市场的监控和预测，并通过强大的数据资源来获得收益，达到增值的服务效果。

1.2.3 物流解决方案增值服务。物流企业通过分析服务对象的业务流程，找出各流程中对物流造成严重影响的不合理或者多余的流程，通过重新组建新的业务流程，并与客户一起探究符合企业发展的业务流程，提出有针对性的物流服务解决方案，消除无价值的物流活动，实现物流的高效运作。

1.2.4 物流金融增值服务。这类服务是指第三方物流企业通过其良好的信誉，向银行贷款，并将这笔款项转借给服务对象企业，解决服务对象融资渠道狭窄的问题，这样就为二者提供了新的合作机会。第三方物流企业在其中扮演中间人的角色对生产性企业的产品进行监管，融资企业可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贷款，第三方物流企业也能从中获得较高的收益。

2 内蒙古物流企业开展增值服务现状

2.1 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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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的存在是财政存在的充要条件

财政是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国家在出现后，它并不进行生产。然而，为了维持它自身的存在和运转，国家又必须从国民收入中分到一块来满足自己的需要。由于国家不进行生产，它不可能通过交换的形式来获取它所需的社会产品，它所拥有并能加以运用的，只有强制性政治权力。国家凭借强制性的政治权力参加社会产品的分配，就是原始的税收——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国家为了维持自身存在和运转消耗社会产品的过程，就是财政支出。因此，国家的存在是财政存在的充要条件。只要国家存在，财政就能够存在；只要国家存在，财政就必然存在。财政的存在，只需要国家这个唯一的前提。可以说，财政是国家内生的一种东西。从古代的奴隶制国家、封建国家，到现代的计划经济国家，无不如此。在执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中，国家仍然是财政存在的充要条件。与财政的这种存在必要性相关的是财政筹集收入的职能。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存在的必要性得到了扩展。

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市场上的一切经济行为都是按照价格机制运作。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可以通过供求双方的自发调节，使资源配置和社会生产达到最优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如果情况真是这样，财政的作用就应该只限于筹集政府收入，它存在的必要性也就只是源于国家的存在。但是，我们看到，现实情况并不是这么理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对财政存在必要性的认识还应该更进一步。问题主要在于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只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种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具备形成完全竞争市场所需的全部条件。而只要有某一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上就有可能出现失灵。

西方经济学家对市场失灵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导致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的根本原因在于价格信号并非总是能如实反映社会边际效益和社会边际成本。具体来说，市场失灵有以下几种情况：

1、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是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领域。西方经济学认为产品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萨缪尔森在其《公共支出的纯理论》（ThePureTheoryofPublicExpenditure）一文中给出了公共产品的定义：纯粹的公共产品指的是这样的物品或劳务，即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种物品或劳务消费的减少。西方经济学家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总结了公共产品相对于私人产品的特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由于公共产品具有上述特征，市场对公共产品的生产进行资源配置时，就会出现失灵的现象。一般来说，由于“免费搭车”现象的存在，完全由市场决定的公共产品的生产量是不足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应该设法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

2、外部效应

所谓外部效应，是指私人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成本之间或私人边际效益和社会边际效益之间的非一致性。即某些个人或厂商的经济行为影响了他人或厂商。却没有为之承担应有的成本费用或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由于私人经济主体主要以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所以对于带有外部效应的物品或劳务的供给不是过多就是不足。外部效应除了影响社会经济效率之外，由于外部效应导致的成本或报酬分担不合理，它也会妨碍社会的公平。所以政府应当对外部效应进行矫正，将外部的成本或报酬内部化，使带有外部效应的产品的生产数量改变到合理的水平。

3、垄断

当一个企业可以通过减少其产品的供给，使其产品的售价高于边际生产成本时，就形成了垄断。由于垄断者能够操纵市场价格，它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办法是将其产量确定在产品边际效益等于边际生产成本的水平上。结果是造成市场上该产品的供给量不足，价格偏高，造成社会效率的损失。对此，政府部门应该进行干预，通过法律和经济手段保护有效竞争，排除垄断对资源有效配置的扭曲，强迫或鼓励垄断者增加产量，降低价格，使该产品的售价等于其社会边际成本，以避免社会效率的损失。还有一些行业的规模效应很明显，如果政府不加干预，就会自然形成垄断。对这种自然垄断行业，政府也应该及时加以干预，也可以划归政府来经营。

4、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

信息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掌握的信息总是不完全的，要获得更多的信息，需要付出“信息搜寻”成本；此外，市场在交易中总是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一方总是比另一方有着更多的信息或有着更低的信息搜寻成本。由于市场经济主体在交易中总是根据自己所拥有的信息作出决策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必然导致市场失灵，资源配置偏离帕雷托最优。

5、宏观经济领域的失灵

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配置方面的失灵，不仅在微观经济中表现为上述偏离帕雷托最优的情况，市场失灵同样也反映在宏观经济领域中。对宏观经济领域中资源配置效率的考察所依据的指标主要有：就业水平、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状况。但自发的市场机制并不能自行趋向于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适度的经济增长。市场失灵在宏观经济领域中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不公和经济波动与失衡。为此，政府也必须对经济进行调控。

但在现实中，市场失灵并没有使市场经济制度崩溃，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在现实中应该有一条挽救市场失灵的途径。其中，除了认为应由政府干预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观点之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主张通过扩大市场覆盖面（即市场完全化）和提高市场效率来挽救市场失灵，但在实践中都是不成功的。西方经济学家在对多种解决市场失灵的方法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要优化资源配置，必须由政府进行干预。这就是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存在必要性的又一体现。

于其他手段相比，财政手段在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中具有以下优势：

1、财政手段比较灵活，税率和补贴额可以根据外部性情况及时加以调整。

2、财政手段的管理费用低，避免了产权界定和市场交易的巨大费用。

3、财政手段在技术上比界定产权、扩大市场覆盖面更易于操作。

三．市场经济体制中财政职能的界定

根据上述对财政存在必要性的分析，可以得出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财政所应具有的职能。市场经济体制下，对经济的调节应以市场机制为主，在市场机制能够完成资源有效配置的领域，政府就没必要介入。只有发生市场失灵时，政府才应该介入其中。但政府介入的最终目的仍是为了维护或确保市场的正常运作，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财政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的手段之一，它的职能也只能限定在市场失灵的范围内。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的职能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资源配置职能。

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主要体现在提供公共产品上。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决定了它难以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提供，只能有财政来进行供给。其次，财政履行资源配置的职能还可以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并解决垄断的问题。

2、收入分配职能。

我们在前面提到，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所决定的初次分配状况极不公平。这样客观上就要求社会有一种有助于实现公平的再分配机制。市场本身不能提供这种再分配机制，只有依靠政府以非市场的财政手段来完成这一任务。在这一点上，财政可以说天然地具有作为进行再分配工具的有利条件——强制课税权。这使得财政可以大规模地介入国民收入分配，通过税制设计上的巧妙安排，如征收累进的所得税，把资金从那些收入偏高的人们手中征集上来，然后，再通过各种类型的转移性支出项目，如医疗保险、食品券补贴等，把资金转移给那些收入偏低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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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民族国家 市场经济 丝绸之路

经济全球化促使市场不断扩大，国际分工更加深化，各国不断扩大市场，拓宽产品销售渠道，通过与他国产品的对比弥补自己产品的不足与差距，从而改进管理模式，提高创新能力，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

经济全球化对市场经济和民族国家的影响早在我国古代就有之。早在西汉、东汉时期开辟的“丝绸之路”目前已经成为重要的商业贸易通道，而且被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命名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丝绸之路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其中陆上丝绸之路是以长安（今西安）、洛阳为起点，途经甘肃、新疆，通往中亚、西亚，将东西方的文化、历史、经济、宗教等相互传播交流，开启中外交流的新纪元。海上丝绸之路是以南海为中心，分为东洋航线、南洋航线、西洋航线，贯通世界各条海上通道，形成于我国秦汉时期，唐宋时期达到鼎盛，是迄今为止最古老的海上航线。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古代中国和外国文化、经济、科技等传播交流的重要商贸渠道，为人类文明历史进步发挥重要的作用。

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这种重要的“友谊之路”为我国市场经济和民族国家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市场经济空前繁荣。丝绸之路将我国丝绸、瓷器、银器等通过这条要道输送至欧亚各地，同时将欧亚各地的珍贵商品输送至我国，这种商品的交流带动经济的互通，使得欧亚大陆的市场经济得到空前繁荣。古代中国通过这条交通要塞将西方市场经济引入到中国的市场经济，使我国古代的市场经济不断繁荣，产品从“单一化”走向“多样化”，同时将我国的市场经济产品向他国发展，达到商品交流互通有无，使得欧亚各国的贸易、金融、投资等市场得到空前发展。其次，文化传播技术的交流覆盖范围广，知识层面深。丝绸之路将古代我国的造纸术、印刷术传递至世界各国，为欧洲和中亚带来一场巨大的历史变革。各国利用丝绸之路这个强大的传播手段向我国古代宣扬他们的文化和生活，为科技知识的传播、文化技术的实践、宗教的传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最后，丝绸之路带来的是民族国家的繁荣强盛。丝绸之路的发展使得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各国在互送利益的同时也要互相受到牵制。各国的文化和生活传递至我国，我国的传统文化势必受到冲击，所以此时的民族主义应运而生，为维护民族国家不断进行斗争。使我民族国家的利益不被他国践踏，使我们的华夏文明不断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和丝绸之路相似的还有源于唐宋时期的“茶马互市”，盛于明清的茶马古道，第一条是陕甘茶马古道，第二条是陕康藏茶马古道（古道），第三条是滇藏茶马古道。这条茶马古道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通往尼泊尔、不丹、印度等国，成为历史文化的载体。茶马古道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成千上万的马帮通过古道，经历艰难险阻，开辟了一条通往域外的商贸通道。促进茶叶、布匹、盐等商品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间的发展，加强民族之间的联系，发展当地的市场经济，与此同时，途径地区的宗教、文化、艺术等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

“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这是我国古代重要交通要塞，而今天我们经济全球化除了这些重要的交通要塞承载各国文化之外，更重要的是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将全球市场经济、各民族国家通过网络连接在一起，把贸易、投资、金融、生产等活动全球化，从而使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通过全球化实现资源整合的全球化，加速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全球化导致发展的不平等，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经济全球化通过各国经济的往来反映国与国之间经济的联盟、共同的市场甚至是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关系，使各国之间的信任不断加深。但是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种矛盾与冲突，经济的发展使得地区间人口流动的速度加快，伴随着跨境民族问题。再者如果地区间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下完全独立开放，那么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危机也就相应而生。民族认同出现危机，直接影响民族国家的稳定发展。

基于经济全球化下市场经济和民族国家带来的这种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制度创新是民族家维护国家和市场经济的出路。科斯证明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及经济表现是相关的，认为市场失败的关键在于制度安排，‘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意义的市场经济都不可能'”。制度创新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使国家的经济政策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减少资源的浪费。

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建设中。如何能够在经济全球化建设中把握我国的贸易、经济的区域网络，就需要不断拓展新兴市场、引进先进技术、确保战略资源的足够供应。同时，需要处理好内、外两个市场，不仅要积极加强我国东西南北的发展，而且要不断吸引周边地区投资，激发我国与周边地区之间经济间的频繁往来。

建立国家间信任体系。民族国家的发展离不开民族利益的建立，而民族利益的产生则离不开市场经济的一些列活动。因此，民族国家的市场经济活动使通过双边作用作为基本保障，从而激发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种要素的流动。构建国家间的信任体系，是处理好国家品牌和国际间品牌的基础。既要引进国际的新兴产品同时防止过分依赖国际产品，以免给民族国家的市场经济带来严重的损失。通过构建国家间的信息体系，扩大内需，开放更多的市场，提供更为广泛的融资渠道，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不断提升我国的市场竞争力。

参考文献：

[1]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通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杨春学等.对自由市场的两种理解[M].社会科文献出版社，2013.

[3]马淮.民族经济体制与国家经济体制关系探析[M].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1（2）.

[4]黄梅波.国别与地区经济[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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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我国传统上的人格化的信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有内在缺陷，导致了信用匮乏的状况。而这种状况为人格化的信用向制度化的信用转型提供了契机，担保物权作为一种制度化的信用手段即是其重要表现。市场经济中的担保物权日益发挥强化信用的功能，这也是担保物权的趋势。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二十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作为传统民法之担保法出现了巨大变革，并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从而成为民法中最为活跃的领域。担保物权的发展体现了由个别性的人格化的信用转向普遍性的制度化的信用的进程。作为信用手段的担保制度在现代社会日新月异，许多新的型类型涌现出来，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体系。信用扩张的需求为担保制度的飞速发展和变革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一、传统人格信用的内在缺陷

信用一词源于拉丁语Credere，意为信任。它在罗马法中的对应概念是拉丁语Fides及Bona fides.Fides有信任、信义、诚实的含义，与中Faith、Confidence、Trust、Honesty 等词的意思基本一致或相近。[1]“信用”一词在《辞海》里有多重含义：一为“以诚信任用人；信任使用”；二为“遵守诺言，实践成约，从而取得别人对他的信任”；三为“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

我国古代，信用被推崇为一项重要德性。据统计，“信”字在我国古代儒家典籍《论语》中出现了38次之多，仅次于“仁”和“礼”。在孔子的“文、行、忠、信”四教以及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中，信占有重要地位。孔子指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甚至上升到以德治国的高度，“民无信不立”，“人以致去兵，去食，宁死必信”。但我国传统文化上对信用的强调，主要着眼于私人品德的修养，宗族乡里风俗的醇化和以德治国的礼治要求。传统社会的结构是如先生所形容的“差序格局”，人们大都“生于斯、死于斯”，终生生活在封闭的乡土社区中，社会流动性较小，人际交往范围狭窄，熟人大都是沿血缘、地缘、业缘关系而结识的人，层层外推而形成了“家人／熟人／陌生人”的格局。这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在这种稳定的熟人社会结构中，面子、舆论、互惠等形成的激励约束机制足以有效地维持信用关系，无需财产化的担保和强制性的。其不过是一种农业社会、乡土社会、宗法社会的道德形态，与在平等、自由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普遍交易伦理的信用不同。这种信用并没有建构成市场交易的一种法权关系，在伦理上也没有被抽象为一种普遍的基本道德义务，而往往必须屈从于“尊尊，亲亲”的规范和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安排。严复先生比较东西风俗，指出两种“信”的不同，“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自由，故贵信果。东之教立纲，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亲。尊亲，故薄信果”[2].有学者认为，诚信不能上升为普遍道德义务是传统儒家道义论的一个薄弱环节，是一个它的阿基里斯之踵。[3]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社会形态由农业社会转向商业社会，由乡土社会转向市民社会，由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债权债务在陌生人之间扩展，熟人社会的人际信用不足以维持，只能依靠制度化、系统化的财产担保和法律强制保障交易信用，从而由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变。商品、信用和契约是市场经济的要素，也是法理文明的基础。西方国家的契约文明可以追溯至古罗马时期，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扩张而出现的普遍而广泛的商品交换模式，使人们摆脱了血缘关系这根“天然的脐带”，转而通过契约关系这根纽带维护和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关系，形成西方的契约文明和契约型社会。这种契约文化反过来又推动了以契约信用为主要形式的信用经济的发展。，以往那种借助于血缘关系而形成的特殊信任心理、权利义务关系，均被利益调整下的契约关系所取代，由法律调整的“信用”，完成了其从人伦信用到契约信用、从特殊主义信用到普遍主义信用的过渡。[4]

我国目前的信用匮乏的现状即源于传统的断裂，社会的急剧转型。在我国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打破传统乡土社会的结构，但由于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代替的市场的交换关系，交易信用无从展开，并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的构成实行单位制度，个人被组织在相对封闭的单位中，其交往范围、社会流动与传统的熟人社会颇有类似之处，因此信用失去了产生的土壤。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所导致的社会转型对传统熟人社会之下的个人化的人格信用又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由于传统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缺乏普适性的道德标准，不承认平等的主体人格，导致主体在转型的社会中容易成为“利己主义者，却不能成为个人主义者”。[5]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转型时期的道德失范已使中国成为一个信用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家，与信用不足相关的欺诈和犯罪几乎遍布经济生活各个方面，涉及信用的经济纠纷、债权债务案件以及各种诈骗案件大量增加，诸如假冒伪劣商品横行、“豆腐渣”工程充斥、股市“圈钱”、逃废债务、偷税漏税十分普遍等。

在信用极度缺乏的条件下，个人性的人格信用不足以支撑普遍化的市场经济，取而代之的是普遍性的制度化的信用。这种制度化的信用包括制度化的财产信用，即通过财产权利的制度安排创造信用。近代信用的大规模展开，交易主体的不特定化必然要求信用脱离个人因素而普遍化。传统社会中的信用局限于个人人身因素，古罗马通过对人身的处罚担保债权的实现，我国古代则通过宗法社会的道德、人情、面子等人格因素保障信用。而近代市场经济中，信用的基础是财产，当事人通过对财产权利的安排实现债的担保，而信用的维持、财产的担保都必须国家和法律的相应配套建设和支持，从人身担保到财产担保、从个人化的人格信用到制度化的财产信用的转化，反映了学者所谓的“从人伦信用到契约信用、从特殊主义信用到普遍主义信用”的进化过程。

二、作为制度化信用的担保物权

信用之所以必须在法律形成债权这种具有强制力的法权关系，并且必须配合以财产担保的制度设计来维护。信用交易的顺利进行，必需有一套相应的由法律、惯例的制度安排来规范和保障。信用担保正是这一金融制度体系的功能之一。担保是为了克服风险、维护信用，而设计出来的一套财产性的制度安排。可以看作是一种制度化的信用。日本学者认为，被称作“信用”的词句有相当多的含义，有时，“担保”也作为“信用”的一部分被考虑，两者的关系相当的暧昧。[6]金融担保制度，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信用供给”的基础，即作为创造“信用”的必要手段。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活动在该信用制度的基础上进行。[7]

伦理信用具有强烈的人格性，而担保作为一种非人格化的制度设计，在伦理信用不足，或存在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时，能够有效地弥补伦理信用的不足，保障交易信用的实现。因此，交易信用（债权）、制度信用（担保）、人格信用（信用权及信用评级制度）、伦理信用（社会道德），以交易信用的创设和保障为中心建构了信用关系的体系，该体系构成了市场经济的主体，支撑着市场经济的运转秩序。其中，担保作为制度化的信用居于重要地位。

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则无须国家和法律。依靠道德支持的人格化信用在功能上不及依靠法制支持的制度化信用。这是因为人格化的信用本身具有内在的限制，无法突破熟人社会的限制。按照韦伯在《儒教与道德》中的观点，“在中国，由于儒家的作用，与经济组织形式的性质完全依赖于个人的关系，…中国所有的共同行为都受到纯粹个人的关系、尤其是亲缘关系的包围与制约。从经济观点看，这种人格主义无疑是对客观化的一种限制，同时也是对客观理性化的一种限制。一种主要在特殊主义的关系结构运作的法律有碍于客观化、普遍化和理性化法律的发展，而这意味着难以产生基于普遍化的法律而非个人关系的信用，也无法脱离个人关系去建筑各种经济合作组织。”[8]担保作为制度化的信用机制可以通过对风险的克服，创造信用，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可以打破血缘、地缘的限制，扩大信任的范围，使任何个人、群体或国家之间建立广泛信用关系。从而鼓励交易。

关于人格化的机制和制度化的机制的优劣，有一个有趣的实例。经济学家格雷夫（Grief）在《热那亚与马格里布商人：比较制度》一书中考察了中世纪的两个前现代社会组织：一个是属于穆斯林文化的马格里布（Maghribis），一个是属于拉丁文化的热那亚（Genoese）。在地中海同样的条件下，热那亚商人从事远距离贸易时不排斥与非热那亚人合作从事贸易，并创立了类似于法院的“社区法庭”，以保证跨时空的陌生人之间的契约的执行。马格里布商人是信奉集体主义，他们在从事远距离贸易时，仅从本族商人中选择或雇佣贸易人，其交易机制是一种人格化交易机制。结果证明，基于法治的非人格化交易机制的贸易扩张较人格化交易机制的贸易扩张更有效率，而热那亚商人在地中海远距离贸易活动中的生存历史较前者也为长远。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一个非人格化的结构，它的基础不是人格，而是国家和法律。

我国目前处于道德失范、信用匮乏的社会转型期。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人格信用的危机其实无形中也给制度化信用建立提供了契机。当人们彼此都不信任时，也只能无可奈何地选择法律作为共同的信任基础，通过法律工具设计抵押、质权等财产权利克服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行为的信用风险。所以，这种不信任具有更长远意义的后果是能够为迈向一种普遍主义的制度提供激励，并且也降低了确保良好防范和制度转轨的成本，为人格性的信任迈向普遍主义的制度性信任提供了契机。[9]

篇6

近年来，随着当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际学术界开始重估中国传统经济，特别是明清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彭慕兰、弗兰克等为代表的美国加州学派力主“明清经济发展论”，如彭慕兰《大歧变》一书认为中国在1800年前一直在领跑；弗兰克《白银资本》一书认为1840年前世界上白银产量的二分之一都流入了中国，如此强大的白银吸收能力说明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国内也有学者认为清代才是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高峰，其成就超过唐宋时期。对彭慕兰和弗兰克的批评已有黄宗智、秦晖等长文刊布①，极具说服力，读者自可参阅，本文不再置评。因此本文论域限定在中国传统经济，主要讨论这样几个问题：一是能否找到一个科学的评价尺度以资比较(包括中西比较和朝代比较)；二是按此尺度如何判断宋代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三是如何解释宋代如此发达的工商业文明为何未能带动宋代社会实现近代转型。行文中间或会与明清进行对比。为节省篇幅计，本文只讲观点和思路，具体论证和支撑材料请参阅已出版的拙著《中国经济通史》(第5卷)②的相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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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　18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秦晖：《谁，面向哪个东方?——评弗兰克〈重新面向东方〉》，见秦晖著《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 葛金芳：《中国经济通史》(第5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一、从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看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高峰段落

为了找到一个进行中西比较和朝代比较的共同尺度，须从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入手。这条共同道路若从生产力角度看，无非是手工劳动逐步发展到机器生产；若从生产关系角度看，则是封闭体制(自然经济)向开放体制(市场经济)的逐步演进。当然在实际生活当中，这两个方向是彼此涵摄的，共同耦合成一个有生命力的经济运行系统。本文关于经济体制演进方向的认识得益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他在出版于1969年的《经济史理论》中认为，现代经济本质上是市场经济，而此前出现的“习俗经济”(如村社共同体经济)和“指令经济”(如封建领主的采邑经济)则是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古代经济形式①。这是从经济体制着手的科学分析，非常精辟，但缺少了生产力这个维度。推动着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不断演进的生产力，来自于劳动技能的积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机械的出现。所以考虑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或曰方向，还必须加上从手工劳动到机器生产的发展这个维度。我们将上述两个维度(生产力、生产关系)所涉及的四个要素进行排列组合，可以得到四种不同的经济类型：

1．手工劳动+封闭体制=传统经济(古代社会的自然经济)

2．手工劳动+开放体制=原始工业化经济(由古代向现代经济的过渡形式)

3．机器生产+开放体制=市场经济(现代经济)

4．机器生产+封闭体制=计划经济(前苏联、东欧模式)

如果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横坐标，把经济体制的演讲作为纵坐标，这四种经济的关系可以图示如下：

由上可知，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大致是从封闭的古代自然经济，中经原始工业化阶段之过渡，逐步迈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演讲轨迹，这也许体现了东西方各类经济体演进嬗变的普遍规律和共同方向。各国经济发展会因地理环境、资源禀赋、自然和人文环境种种的不同而呈现出千姿百态、变化无穷，但是地无分中西，人无分南北，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民都要走向机器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诉求，却是古今一理，中外皆同的②。显而易见，仅就经济层面而言，谁要发展，谁就应该朝高效率的机器生产和开放的市场经济这两个方向走。从亚当·斯密开始，中经马歇尔、凯恩斯，直到今天的新古典综合和新制度经济学派，现代经济学的充分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由此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就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而言，无论唐宋还是明清，哪个朝代更接近机器生产和市场经济，那么这个朝代就更先进，更有发展前途。推而广之，不论是纵向比较(如明清和唐宋比较)，还是横向比较(如18世纪的中国江南和英格兰)，都应该从这两个维度即机器生产和市场体制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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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约翰·希克斯著，厉以平译：《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② 葛金芳：《经济现代化的两层次界说》，《中南财经济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二、宋代经济：工商业文明因素的急速成长和海洋发展路向的初现

宋代，正处在汉唐和明清之间。在我看来，汉唐是同质社会，宋明是同质社会，插在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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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约翰·希克斯著，厉以平译：《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② 葛金芳：《经济现代化的两层次界说》，《中南财经济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唐和宋明之间的辽夏金元又是一种同质社会。而清朝则是宋明与辽夏金元社会的综合①。汉唐的立国基础是小农经济，自然经济气息浓厚；宋明虽然仍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之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觅，已然处在迈向近代社会的前夜。换言之，汉唐和宋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异质社会。与汉唐相比，宋代经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商品经济成分在传统社会母胎中的急速成长。晚唐以降，特别是入宋以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剩余率的提高，煤铁革命的出现，手工业生产的扩大，以及运输工具(如漕船、海船)的进步和交通条件(如汴河和沿海海运)的改善，商品经济继战国秦汉之后迎来了它的第二个高涨时期。以前未曾见过或者虽有征兆却并不明显的诸般新气象，此时却一一凸现在我们面前。

一是商品性农业的成长。以桑麻、竹子、茶叶、水果、蔬菜、花卉等经济作物为主体的商品性种植业加速扩展，特别是在两浙路的太湖流域、成都平原和福建沿海地区，专业茶农、果农、蔗农、菜农大批涌现，他们与独立手工业者一道，开始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

二是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城镇数量大幅度增加，城市人口膨胀，城市中工商业从业者增多，地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层出不穷，导致传统的政治性城市向经济性商业城市转化，都市化势头日见明朗。与此同时，城市格局因古典坊市制的崩溃而有重大改观，城市商业突破地域和时间限制，临街设店的近代型城市风貌已可初见端倪。

三是商品构成的变化和商业性质的转折。社会商品构成发生重大变动，越来越多的生活资料(如粮食、布匹、茶叶等)和生产资料(如土地、耕牛、木材、煤炭、农具等)进人流通领域。原先主要为社会上层服务的、以奢侈品和土特产为主的贩运型商业，开始转变为以黎民百姓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用品为主的规模型商业。

四是草市镇的勃兴和地方性市场的初步形成。在经济发达或人烟稠密的乡村地区，以及水陆码头和交通孔道沿线，“草市”成批涌现，以草市——镇市——区域经济中心为三级构成的地方性市场开始形成，商品货币关系获得了更多的前哨据点来浸润、啃啮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五是商人群体的崛起和“谋利”观念的盛行。越来越多的官僚、地主、士人、农民投入经商活动，沿海农民甚至集资投入海外贸易(所谓“带泄”)。随着商人队伍的扩大、商业资本的雄厚，商人阶层的实际地位有所提高，商人的社会影响亦在扩大。与此同时，体现商人意识的谋利观念(所谓“市道”)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力日益增强。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浙东功利主义学派的崛起，表明传统儒家义利对立论的一统天下裂开了缝隙。

六是海外贸易的拓展。汉唐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此时已被海上“香料之路”、“陶瓷之路”所取代，其规模之大是陆上中西交通所无法比拟的；而且范围更广，与宋朝建立外贸联系的已达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宋朝与辽、夏、金、吐蕃、大理等周边政权的物资交流和经济联系不仅一刻也没停止过，而且规模不断扩大，形式日趋多样，榷场贸易、走私贸易、茶马贸易和朝贡贸易等形式各显神通，互相补充。宋代每年所铸数百万贯的铜钱亦因之流向周边地区，几乎成为“国际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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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几种同质社会，这里只是一个简略的表述，肯定不完备。如先秦夏商周三代，都建立在村社共同体经济之上，也是一种同质社会。这几种同质社会以一个否定一个的方式发展下来，其间既有联系(历史传承)又有区别(性质相异)，还有交叉和融合。因问题比较复杂，这里不便展开，我已另文论列。

七是纸币的出现和白银的货币化。在国内外市场同时得到开拓、商业规模远远超迈前代的情况下，原先具有神奇魅力的铜钱这种交换手段，因其分量重又价值低而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在日趋普遍的长途贩运和交易量扩大的情况下)，于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北宋前期的川蜀地区率先登上商品交换的历史舞台。稍后，以白银为代表的贵重金属称量货币亦开始跻身于流通领域，从而形成了铜钱、铁钱、楮币、银两并行的过渡性货币体系。遍布于汴京、临安城内的“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就是各种不同货币的兑换处。仅临安城内这种金银交易铺就有100多家①。

所有这一切使我们相信，宋代的商品经济的确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时我国商品经济的繁盛，无论是就规模还是水平而言，依然遥遥领先于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即与18世纪的清中叶比，亦毫不逊色，至少是各有千秋①。

特别是宋代东南沿海地区，在海外贸易的拉动之下，一个新型的、充满活力的开放型市场经济得以崛起，这是汉唐以来农业经济内部真正带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变化。在我看来，秦汉“第一帝国”和隋唐“第二帝国”，都是以农业经济为立国基础的大陆性帝国，不仅经济重心位于司马迁所说的“三河”，即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且汉唐间历时千年的“丝绸之路”更是向着亚洲内陆延伸。可以说宋以前的历代王朝，都是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内陆国家。然自中唐以降，我国开始由内陆型国家向海陆型国家转变：广州、泉州等大型海港相继兴起，东南沿海地区以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为后盾，表现出向海洋发展的强烈倾向。特别是宋室南渡之后，为形势所迫更加依赖外贸，刺桐港即泉州正在此时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港。在迅猛发展的海外贸易的刺激下，东南地区以生产交换价值为己任的商品经济日趋繁盛，以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原先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立国态势，一变而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这个转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单一种植经济过渡到多种经营，从基本上自给自足到专业分工有所发展，从主要生产使用价值转为生产交换价值，从习俗取向变为市场取向，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③。这一切表明，宋代，特别是南宋东南沿海地带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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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13“铺席”，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6页。

篇7

在教学中利用历史图片不仅可使抽象的历史概念形象化、直观化，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全面理解，还可以培养学生的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从而发展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如我在讲解“”内容时，在导入的环节就引用了图1。这幅图片展示后，学生很好奇，提出疑问：日本开拓团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他们为什么要泼漆毁掉名单？这样与现实结合的设计，很自然地让学生想知道近代日本侵华的史实，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有效利用历史图片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1　有效利用历史图片提高学生记忆、理解历史知识的能力。历史学习需要在阅读、观察的基础上进行记忆，而历史图片和文字材料相比，具有以形象、生动、直观的方式表达丰富的历史信息的特点，历史图片所反映的历史信息能更容易让学生记住。如我在讲解“古希腊民主政治”内容时，投影展示了“古代希腊城邦分布示意图”（图略）。通过地图，学生很直观地观察到了希腊的地理位置，这时我引导学生思考以下问题：这样的地理位置对希腊的经济会有什么影响？在经济活动中，人们形成了什么样的观念？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引导学生记忆、理解古希腊地理位置对民主政治的影响，明显要好于直接呈现文字材料的教学方式。

2　有效利用历史图片提高学生的分析、比较和归纳能力，培养学生思维的严密性、比较性和辩证性。历史图片与文字材料相比，可以更直接地展示相关的历史内容，化抽象为具体，帮助学生提高思维和理解水平。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利用历史图片设计问题引发对比，训练学生的比较能力。如在讲解“北宋商品经济”内容时，我向学生展示了图2和图3，并设计了如下问题：北宋东京与唐朝长安相比，在商业活动方面发生了什么变化？变化的原因是什么？通过对图片的比较分析，学生很容易总结出了北宋的商业活动变化：突破了市坊空间限制；突破了时间限制，出现了专门市场如鱼市，出现了娱乐场所——瓦肆。进而引导学生思考北宋的商业活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变化。通过对比分析，学生对北宋商业活动的变化认识得会更加深刻。

3　有效利用历史图片提高学生的知识迁移和应用能力。培养学生思维的自主性和发散性。学生的知识迁移和应用能力的培养是建立在独立提出和解决问题基础上的。历史图片就是一种有效的问题情境，学生通过阅读历史图片，可以独立地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进而培养思维的自主性和发散性。如在讲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问题时，我向学生展示了图4和图5。学生看到图片以后，自然就会想到以下问题：这些票证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见过，那么它们是在哪一历史时期出现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票证？这些票证又是在什么时候退出历史舞台的？这两张图片的运用激发了学生的探究欲望。通过发散性思维，学生就能得出以下答案：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物资比较匮乏，许多生活必需品要凭票证计划供应。票证既体现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全国对生活各个方面的统一分配，也体现了物资极其匮乏。改革开放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丰富起来了，国家对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这些票证在20世纪90年代退出了流通领域。

三、有效利用历史图片实现思想教育功能

历史图片本身蕴涵着丰富的情感，挖掘其精神内涵，有利于对学生进行历史情感教育，培养学生的人文主义精神和积极健康的情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如在讲解日本侵华罪行时，可以使用图片“”以震撼学生的心灵，让他们感受到日本所犯的滔天罪行，从而激发学生的民族责任感。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

很显然，在教学中合理运用历史图片，能够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既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也符合高考的趋向，但是在引用图片教学时我们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篇8

[关键词]经济和谐；社会和谐；经济伦理；实然；应然

若从理论与思辨的角度看，经济伦理的核心是对经济发展与人类存在方式的关系的深入思考和系统审视，关注的问题是经济制度、经济行为自身存在的道德性、公正性、正义性、合理性。在许多关于经济伦理的探讨中，有“利益中介说”、“道德立法说”、“经济内生说”等观点，但是考察人类文明发展史可知，伦理的形成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人的本性是经济伦理产生的前提，人类从事的经济活动蕴涵着丰富的经济伦理要素，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市场机制伦理、市场秩序伦理、市场规则伦理等经济制度伦理。过去我们对市场经济体制所固有的消极方面关注不够，防范和救治措施不够得力，市场经济体制在给我国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不断显现。目前，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强社会主义经济伦理体系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作为后天生成的一种伦理复合体，就其形成要素而论，有些是市场经济本身所具有的，有些则是市场经济所呼唤和所要求的。而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所呼唤和所要求的伦理，至少是市场经济在原初状态所未占有或拥有的伦理，这种伦理的来源只能是社会伦理中有助于市场经济发育、发展的那些伦理……由此看来，市场经济伦理只能是也应该是内引与外灌的有机统一”。本文认为，构建社会主义经济伦理体系，既要借鉴、吸收和挖掘市场经济所蕴涵的传统经济伦理要素精华，即“实然”的经济伦理要素，也要发挥国家制定适应市场机制、市场秩序、市场主体伦理要求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作用，即要加强“应然”的经济制度伦理建设。

一、人的本性是伦理产生的前提

人类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产物。人有自然属性，是饮食男女，有的冲动，人又是一种社会存在，没有孤立于社会之外的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人首先具有维持生存和延续生命的自然本能和生理需要，需要的满足离不开经济活动，而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群体中以一定的社会方式进行的。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人们认识到，要使经济活动能够正常进行并持续下去，需要认识和处理好参与经济活动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原始人在面对变幻奠测的自然力量时惊恐不安，求生的本能使他们联合起来共同采集或渔猎，在获得了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的同时形成了原始朴素的互助合作观念。“通过考察‘经济’的词源学意义，我们可以发现经济行为的原初意义是一种道德行为，是满足人的正当的具有内在目的需要的道德行为，因而是与伦理相关联的。”

古今中外的许多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和分析了人之本性。荀子说过：“目欲綦色，耳欲豢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荀子・王霸》)。“人生而有欲，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荀子・荣辱篇》)。荀子认为，欲望是人的本性，是自然的欲求，为此人们必然孜孜以求欲望的满足。因此尊重并且设法满足人们的欲望需求，只有“从人之性，顺人之情”(《荀子・性恶》)。

在西方，18世纪时以唯物主义者为代表的感性主义人性论从感觉出发说明人的本性，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人的本性是满足感官的需要，趋乐避苦这种人的本性是永恒的。人又是社会的人，为了满足感官的需要必然追求物质利益。以唯心主义者为代表的唯理主义人性论则强调入的理性和社会性，康德就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作为感性的存在，受自然的欲望的支配，受自然界规律的支配，人作为理性存在者，按照自身规定的道德原则去行动，有意志自由。人的本性就在于人能够按照理性的原则自由行动。大卫・休谟认为，趋利避害、追求快乐是人的本性，但是人也同时具有同情心和比较的能力，使人能够与其他追求快乐的人的行为相互调适，人们便依凭同情心和比较能力在彼此之间形成财物占有的稳定、根据同意的转让、允诺的践履这些正义的规则。亚当・斯密作出了进一步推论，认为经济本身蕴涵着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人有自利心和同情心，追求自利是道德的，无可厚非，正是那些本不为共同目的而奋斗的个人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不知不觉中促进了社会的整体利益。 历史上，“任何社会思想体系都以一定的人性论为基石，而且每一种社会形态的制度的架构、机制的运行、文化的变迁、价值的选择和理想的建构等社会活动最深刻的根源和背后的根本依托都是一定的人性论”。

二、市场经济的发展蕴涵着丰富的经济伦理要素

市场经济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一种方式，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商品是劳动过程的产物，进行商品交换时，卖者只有出让使用价值才能得到价值，买者只有让渡价值才能得到使用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才成为现实。从买卖双方的关心所在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都有逐利性质，然而商品生产者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必须能够提供市场需要的使用价值满足他人和社会的需要，商品生产和交换又有利他的性质。商品经济所具有的伦理二重性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决定的，“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在世代不断的市场交易中经济伦理道德形成并且逐渐被人们认同，才维持了经济的长期发展，推动了人类文明进程。

(一)市场经济蕴涵的传统个体经济伦理精华的主要表现

1　诚信。在我国，诚信深深植根于古代宗法社会的土壤中，是观念文化也是历史传统，至今仍深刻影响着民族的心理和思维习惯。在西方，诚信观念萌发于古代希腊罗马时期，在市场中进行交易的各方为了实现各自的预期目的，主要是通过契约的方式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自由交易的，而契约得以缔结的基本前提就是诚实信用。长期的交易实践使人们认识到，只有恪守诚实守信的原则，才能使交易关系建立和顺利完成，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诚信观念起着对契约关系进行调整的作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19世纪时诚实信用被确认为法律规范。现代社会诚信作为法律基本原则得到人们广泛认同，成为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和主要特征。

2　互利互惠意识。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交易双方能够互惠互利是交易成功的重要前提。如果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及对方的利益甚至想采取损人利己的方法

牟利，交易关系就难以建立。只有双方持互利双赢的态度，能够彼此尊重，承认对方的权益、地位、尊严、人格，交易关系才能够如愿建立和完成，才能实现理性预期，得到双赢的结果。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任何自利目标的实现都必须以利他为条件，交换中保持互利互惠性是市场交换成功的基础，也是市场活动参与者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必要条件。

3　等价交换。等价交换是价值规律的重要内容。参与交易活动的双方都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并享有一定的权利，都有利己的一面，参与交易时必然是认真算计后才作出选择，遵守等价交换原则，实行等量劳动相交换，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预期。尽管市场中也有通过贱买贵卖得利的现象，但从总体上看商品的交换价值总是以价值为基础，不会偏离价值太远，这也是交换方式能够成为人们满足需要的普遍化方式延续至今的原因之一。等价交换原则为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关系提供了客观的价值尺度和评判标准，本身具有伦理的性质。

4　独立自主。市场活动的参与者都是利益主体，都享有权利和尊严，有独立的人格，在市场活动中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只有独立地做出判断和选择，才能使市场主体利益最大化目标得到实现。市场经济就是能够充分彰显个体主动性的经济活动方式，在市场竞争中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它为个性的张扬、潜能的挖掘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西方文化肯定个人作为宇宙间一个独立的实体，独立的个人是社会的基本的单元，在各种关系中人是第一位的。“独立与自由的意志是人的最根本的动力之一，我们必须维护它并且每天更新加固。如果有人自暴自弃地把自己的未来都托付给组织机构，我相信他也不会感到幸福。”

另外，受法律制度制约的自由、平等、竞争、功利等也具有伦理道德价值意义。

(二)市场经济蕴涵的经济制度伦理要素

市场经济制度伦理本质上是一种体制制度伦理，是指经济政策、经济制度的伦理评价和经济政策、经济制度本身所包含的对某些伦理观、价值观的追求和蕴涵的道德准则。作为实体形态的市场经济制度伦理与根本的经济制度伦理和具体的经济制度伦理共同作用，影响和维护市场经济的发展。

1　市场机制伦理。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市场机制作用来体现的。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了市场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体现着价值规律对市场的自发调控作用。市场体系是市场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场所，市场机制伦理是指市场体系的建立应该符合伦理道德的要求，并且能够按照一定的伦理道德规范来运行，它反映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2　市场秩序伦理。市场秩序是指市场主体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经济活动，使其经济行为合理化、有序化、契约化而形成的市场形势和市场状况。市场主体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交易时既有互利互惠的一面，又有发生矛盾或冲突的可能，因此都希望有一种正常的市场秩序和一种能够依靠的力量，以保证他们参与市场活动能够实现预期目的，内在要求市场保持正常秩序。价值规律客观上要求市场主体按照一定的规则参与市场活动，进行交换时要符合等价交换的原则。市场规则得到普遍的遵循才能维持市场秩序，良好的市场秩序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而任何经济规则都蕴涵着特定的伦理价值。市场秩序伦理主要包括市场主体进出市场的伦理、市场交易的伦理、市场竞争伦理和流通伦理。

3　市场规则伦理。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人们从事经济活动就涉及处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的关系以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问题，因此，经济活动就具有价值的内涵。市场规则伦理是市场秩序伦理的组成部分，是指国家按照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要求规定的供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共同遵循的市场规范和市场行为准则。国家通过制度、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和颁布，整顿、治理、维护和建设市场秩序。市场规则伦理一般有两大类，一类是承认和维护财产所有权的制度，一类是国家根据市场活动情况制定的一套市场法则和条例。它要求每个市场主体只能在不损害、不妨碍他人的自由和利益的前提下追求和实现自己的利益。“市场是道德秩序的体现，它是要求互相尊重保证实现权利和执行契约的法律。”伦理的功能就在于对人的本能以及对人的行为进行引导和提升，使经济活动成为人类追求人性完善发展目的的有价值意义的活动。

三、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需要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伦理建设

(一)实现经济的和谐发展需要加强经济制度伦理建设

市场经济本身是一种制度的规定，即一个市场社会人与人交往时所遵循的一套行为规则，制度规则包括以法制、法规为核心的正式制度和以道德信用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的安排。国家制定的正式制度要满足人们的正当需求，协调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适应市场机制和市场秩序的需要，还要合乎人性，考虑公正，蕴涵着特定的伦理价值。即使是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也曾一度出现过市场秩序混乱的局面，为了维护公民权利，稳定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促进经济繁荣，资本主义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目前我国经济实力逐步增强，但低水平不全面的小康仍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仍然需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国家制定法律法规和政策，既要反映市场主体自主参与市场竞争，恪守诚信、互利互惠原则，通过等价交换获得财富的增加和利益的增进的要求，还要完善市场体系，为市场机制配置社会资源创造条件，规范市场主体经济行为，使人们有序地参与竞争，能够履行承诺，按合同办事，合理合法地实现自身的利益追求。当前我国市场失信行为泛滥的重要原因，就是一些不具备法定资格的主体进入市场，他们为追求短期的利益势必要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扰乱市场秩序。经济和谐发展需要稳定的市场秩序，市场秩序的稳定离不开法制，离不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伦理的建设。

(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需要加强经济制度伦理建设

篇9

关键词：政策法规；中西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1-0216-01

一、从文化政策法规兴起时间看

美国最先提出“知识产权”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进行文化立法的国家，英国注重发展“创意产业”，法国产生了“内容产业”，继而日本与韩国也喊出了“文化立国”的口号。相比较来说，文化产业在我国起步比较晚经营基础薄弱，文化艺术政策法规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观念思维与规划和管理中获得理论、政策、和实践的存在形态和合法身份。在我国文化服务于政治经济，文化的使命始终是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与欣赏水平，计划经济体制下根本没有文化体制一说，长期以来倡导的是国有体制“一统天下”的局面。政府控制着文化产品的生产与经营，文化产业的发展以1979年广东第一家音乐茶座的开办为标志，继而又出现了卡拉ok舞厅等娱乐场所，文化体制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出现变动，从而才开始将报业、图书出版、戏剧演出、文物古玩以及书画当做产业加以经营。与此相适应的文化艺术政策法规发展更是缓慢，作为新生事物的发展各种不确定因素导致文化立法严重缺失，艺术政策形成各种体制性弊端，实践过程更是难上加难根本无法与西方国家相提并论。

中国严重落后于西方大国，究其根源便是与中国地理位置、风俗信仰、生活习惯息息相关的。地理环境的比较而言，中国是大河文明河流致使其封闭稳定性强，不容易接受外来的影响。而西方国家希腊罗马半岛商业贸易活动较多，往来交流的机会多了思想相对也就更加自由开放，敢于尝试新的事物，这些活动加速了法律的变化；思想上，在我国古代倡导的是“天人合一、集体主义”，国家民族与集体永远是第一位的，从而衍生出“顺应天意、家族本位与自谦，隐私意识比较淡薄”的处世态度。而西方注重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倡导个人主义，注重个人利益，个体本位，注重个人隐私的保护；在国家的形成中，中国在氏族战争中妥协形成，中国重视理想修养倡导儒家道家思想，追求的境界是超凡脱俗，以和为贵以德怀远。森严的等级制度以及儒家思想的束缚下，奉行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架构。西方是公平与正义的较量下产生出来的，西方重视理智与功效，在追求整体利益的同时最终实现个人利益，个人生命的突破。

中国主要以儒家学说为主导，法律没有独立的价值，不是政治的附庸就是道德的补充，德主刑辅，法律与利益，法律与权利脱钩，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更多注重的是艺术的创作与欣赏忽视了艺术潜在的经济价值。即便是在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的今天，在文化的政策立法方面较为欠缺，在今后的产业竞争中文化立法将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二、从文化艺术政策法规的内容以及执法力度上来看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文化产业发展保护较为缺乏，我国文化体制的改革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实现的，在不断改革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的是思想的转变，这对于骨子里通透着保守的中国人来说是最大的挑战。艺术代表着前卫与大胆，敢于突破常规的才是艺术，从电影行业上来说，中国电影屡屡冲击好莱坞，但是国际上获得奥斯卡的那些作品哪一个没有超越“底线”的内容？这在我们来讲能接受吗？在我国凡是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能够与观众见面幕后遭到了多少坎坷，不断地删改将作品改的面目全非，又怎能拍出作品的原貌。为了一部《色戒》汤唯遭到封杀，广电总局删减后同意播放但却封杀演员；《霸王别姬》被奉为经典，但由于其内容涉嫌内容虽然经过删减后在大陆统一上映，但是不可以进行任何宣传活动，表面上可以发行但是却让他无声无息的上映。我们就是这样，想学习外国但是又不允许完全放开自由发展，在学习的同时产生了过多的条条框框，严重束缚着文化产业的正常发展。在图书出版行业来看，我国最先将报纸仅仅视为国家政策宣传的工具，没有发挥到报纸图书的经济功能，对于版权的保护力度更是远远不够，将创意、点子、想法更多的局限于思想而不落实到行动，因此，往往会错失最佳经济效益期。而在影视剧上，最值得一提的便是对本国市场的准入政策。然而，早在很多年前法国电影业就严格限制他国影视产品的进入，以保护本国作品，虽然我国现在也已经意识到保护自己但是远远落后于他国，而且由于我国的和平崛起政策，更多的是引入外国文化，以经济发展为代价寻求文化上的多元化。

三、从文化产业发展的法律保护来看

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仅要求我们有法律上的保护更要有创新性的应用。首先，在保护上来说，过去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文化上也便严格按照计划生产、销售，完全忽视了市场规律以及现实需求。片面强调文化事业的宣传功能，形成高度集中的文化管理体制，造成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管办不分、统的过多管的过死，出现吃“大锅饭”、“捧铁饭碗”的平均主义。后来文化体制改革下，文化市场活跃，模仿经济“家庭承包责任制”不断发展为转企改制，同时加强文化法制建设，制定出台了《著作权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等，对文化产业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了保障，对于下一步的文化体制改革提供了依据。 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数千件法律法规广泛涵盖艺术、电影、出版、文物、社会文化、对外文化交流等文化门类。文化领域制定了两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在文化行政管理方面，国务院了若干行政法规，如《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等一些重要法规，基本涵盖了现行文化产业领域。我国文化立法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是由于我国文化产业立法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尚未形成文化产业法规的基本框架，已有文化产业法规的数量、层次远不能满足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现在文化立法中，文化管理方面的立法居多，而公共文化事务和规范文化行为方面的立法还很欠缺，立法层次低，电影法、广播电视法、演出法等这些文化产业的基本法律，在我国长期停留于行政法规或者是部门规章的层次，直接影响了管理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一些管理规范尚停留在政策文件管理层次上，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尚未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重审批管理，轻保障发展，仍然存在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部门利益法制化造成有些法规规章相互交叉。对于文化资源的保护力度不够，对于本国优秀的文化资源不仅自己不开掘而且还不加以保护。而西方各国更加重视个人利益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倡导知识就是经济出台保护性的政策，限制外国文化入侵保护本国民族文化。由于西方国家争强好胜，甚至出现文化霸权的局面而我们倡导的是道德与国民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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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中国社会逐渐向现代性转向，日益制度化的高校管理方式正迫使高校学子成为单向度的唯理性人。高校应采取加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增加通识教育内容、塑造人性化的校园文化以及采用人性化的学生评价策略等措施，来加强对高校学子的人文关怀，引导其全面发展。

一、现代性的转向与高校管理方式的日益制度化

我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古代中国人长久以来都依靠农耕为生。这种地理环境和小农业生产的经济基础孕育出了以血缘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这种意义上，冯友兰先生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实际上便是家族制度。正是中国传统社会制度的这一本质，造成了我国传统的社会管理秩序主要是基于血缘、学缘和地缘等各种非合同关系而建立的，不是依靠成文的制度来维系的，这种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必然具有重人情、轻利益的显著特征。这种社会管理模式具有相当大的保守性和落后的一面，但也正是这种以血缘为心理基础的温情脉脉的管理方式，使得长久生活于窘迫的物质条件下的中国人能够保持一定的心理决乐。

随着1978年党的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实践在神州大地全面展开，对外开放的国策也逐步由点到面不断深化。我国的对内改革首先指向长期以来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小农经济模式，希望用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取代建国后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依循着这种指向的现代化建设逐渐使得我国传统的小农业生产的经济基础被侵蚀和动摇。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国外众多思潮和“主义”被中国人所接触、认识甚至接纳，这就使得我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受到了严重冲击并发生了重要变化。在这两者的合力之下，曾经深受几千年封建思想桎梏的中国社会，终于步入了向现代性挺进的轨道。

现代性是指一种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于17世纪出现于欧洲，并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现代性的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一大根本特点，是它建构于“经济人”的人性假说之上。这种人性假说把人看成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完全理性的最大利益者。按照这种逻辑建构的现代性的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在价值取向上必然是推崇利益和效率的。为了追求利益和效率的最大化，各种组织在管理方式上纷纷采用了泰勒的“科学管理方式”。“科学管理方式”的着眼点就是在强化专业分工的基础上，通过劳动工人的操作动作和操作程序的制度化来提高生产效率。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现代性必然是一种制度化的生活方式或组织模式。

现代性的制度化取向相当具有侵略性。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中最具革命胜的基层实体，各类企业就自然充当了管理手段及方式制度化的先锋。但管理方式制度化趋势并没有就此止步，随之而来的是事业单位和政府组织也出现了企业化运动。这一运动的实质是把企业经营管理逻辑推广到政府和事业单位。在我国事业单位群体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的高等学校是这一管理体制改革的重镇之一。它们普遍以表面上的效率和效益为中心，积极主动地按照这一逻辑对教学管理、人事管理、学生管理和后勤管理的方式实施了制度化过程，并据此进行制度创新。在这一过程中，有着浓厚的人清味的中国传统管理方式被挤退出了高等校园，取而代之的是冷冰冰的、日益制度化的学校管理方式。

二、高校学子“制度化哟存在状态与虚无感

随着高等学校管理制度化进程的推进，高校学子的存在状态也日益变得“制度化”起来。作为对校内各种关系和行为进行一定约束的高校管理制度，首先指向的约束对象就是在校的学生。当萃萃学子经历了高考的涅巢而迈入高等学校之际，他们与所在学校的法人之间就变成了一种明白无误的制度化合同关系，比如得和学校签订培养合同之类的一系列协议书，包括在校期间应学习哪些课程，都被学分制度规定得详详细细，而诸如奖学金、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毕业生等荣誉评定方法和程序也都有明确的制度规定。总之，高校学子在校期间应该做哪些事情，什么时候做，做到什么程度，都会找到相应的制度规定。可见，这些遵循着功利取向逻辑而制定的制度在高校校园所有领域里把学子的行为都给安排好了，学子们只需按部就班地去落实就行，其青春年华的存在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制度化”了。 转贴于

这导致今天处在现代社会的高校学子由衷生发出某种“虚无感”，理性的制度和文化对学子生活实行全面的控制和操纵，固然带来了学校管理效益和管理效率的大幅度提升，但也伴随着学子们同自然、社会、自我的疏离。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在现实里，高校学子的社会关系已经被极大地简单化了，变成了人和管理制度的关系。用存在主义哲学来阐释这个问题，就是学子们作为非理性的人的一面，被理性的制度和文化环境排挤出了作为整体而存在的他们的自然存在本身。这就逼使那些有着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变成了抽象人、片面人、理性人，变成了利益最大化者和没有感情的人。总之，现代性笼罩之下的高校学子几乎变成了存在于制度、规则、标准之中的一堆抽象符号。

三、加强人文关怀，消减高校学子的虚无感

针对高校学子在学校管理方式日益制度化的重压之下变身为片面人的普遍现实情况，高校应进行理性的反思，把以往教学和管理上所遵循的以功利为价值取向的思维模式，转变到以“人文关怀”为取向的新思路上来。所谓人文关怀，笔者认为就是着眼于理想人格全面发展的一种育人价值取向。依据此价值取向，应采取多种积极可行的措施，提升学子们的人文素养和人文情怀，消减他们的虚无感，使被现代性所异化掉的人格回归到具有更加丰富内容的“现实人”上来。

首先，要加强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树立关爱学子的良好形象。教师在教育过程中，把深刻的教育观念、抽象的知识规范具体化、人格化，使教育富有形象性、感染性，能极大地强化教育效果。中国传统教育历来强调教育者的榜样作用，《史记》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体制转轨时期，我国高校教师的职业道德有下降的趋势，网络上经常出现贬损教师形象的报道，可见教师的形象正受到国民的质疑。因此高校有关部门应转变在高校教师评价问题上所一贯秉持的功利取向，更加注重师德的建设和考评，提高教师的人文素养和人文情怀，让学子们能感受到教育者的人文关怀。

其次，在教学内容设置方面应丰富人文通识教育的内容，特别是应更多地引导学子们对《论语》、《老子》、《中庸》等经典书籍进行研读，使他们有机会穿越时空，与古代圣贤们进行对话，从中感受深邃的思想魅力。这些经典作为传承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瑰宝能起到“修身养性”、提升个体幸福感的作用—不单单增进学生对客观事物的正面的知识，而且着眼于提高他们的心灵，修炼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思想境界，培育一种对自我心境起调节作用的人文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