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贡献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世界经济贡献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获得快乐体验是现代旅游者主动消费的核心。在体验经济时代，因为人们生活日益富足，旅游者求知、求美、求新的需求日益增强，旅游发展已进入体验旅游阶段。日益成熟的游客消费心态以及日益提高的游客文化品味是“体验旅游”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现代旅游者和其他方面的消费者一样，希望借旅游不仅学到大量的地理、历史、文化与科学知识，了解风土人情开阔视野，更主要的是使旅游者精神上得到享受，放松因现代生活节奏造成的精神紧张，留下美好的记忆。

现代旅游消费者的体验性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从标准化旅游到个性化旅游。现代旅游者越来越趋向于摒弃那种无个性的大众化旅游产品，喜欢有一定强度的刺激物。青睐多样化和主题化的活动，更希望以浓厚的兴趣依照自己的爱好探索未知事物，购买体现个性的旅游产品，从走马观花到下马观花，传统的“走马观花”式旅游已经不能满足旅游者的需要，他们更愿意仔细的“下马看花”，通过对旅游吸引物的直接观察或是动手参与，伴随真实的或者是虚拟的氛围，获得更深层次的体验，涉及到游客的感官、情感、情绪等感性因素，也包括知识、智力、思考等理性因素，从单纯观光到主动参与，现代旅游者已不满足只做一个旁观者，旅游者更愿意参与目的地的活动与庆典，从中获得传统的观光游所体会不到的乐趣。

快乐是旅游体验的情感诉求，快乐是一种感觉，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感与幸福感。旅游体验来自于旅游者的内在感情与情绪，通过一系列活动获得情感体验，以快乐为基调，向下最低浮动到和谐的、愉悦的心境、向上最多浮动到自豪甚至是激情的情绪状态。无论是旅游目的地管理公司(DMC)，还是节庆策划者，需要真正了解消费者的心理，确定怎样的刺激可以引起旅游者相应的情绪反应，创造何种氛围能使旅游消费者自然的受到感染，并完全融入这种情景中来。

体验通常不是自发的而是诱发的，当然诱发并非意味消费者是被动的，只要拥有合适的外在条件，体验的欲望无法遏止。节庆就属于这种诱因，欢乐是节日的根本，如果游客愿意为节庆体验付费，那么体验本身也转变为主动性消费。正如西班牙潘普罗那市市长所述：“节庆的魅力不在于政府为奔牛节所安排的156项活动，而在于亲临其境感受满街的人文气氛，在于与众多的能够参与并陶醉于节庆的人群为一体的机会之中。”

一方面节庆活动，尤其是大型活动，往往对缓解目的地旅游发展过程出现的季节性问题有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节庆增加了旅游者的体验，有可能使旅游者在目的地停留时间更长、花费更多。节庆消费是一个过程，一次节庆之旅过程结束后，给游客留下的是难以忘却的愉悦记忆。

以体验为导向的设计过程须重视节庆消费的终端――旅游者，关注节庆消费者的感受，将竞争的焦点直接面向旅游者这一节庆消费的终端；以体验为基础，开发节庆新产品、新活动；以创造体验吸引消费者，触动其内在的情感和情绪，旅游业应注重与游客之间的沟通，发掘他们内心的渴望，站在游客体验的角度，去审视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增加节庆产品的“体验”含量，提高节庆产品的精神附加价值，并为当地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现代节庆的“四化”体验式营销

首先，主题设计情感化。体验要先设定一个“主题”，也就是说，基于某一“主题道具”，从―个主题出发并且所有服务都围绕这个主题，并且这些“体验”和“主题”并非随意出现，而是精心设计出来的具有情感化特征的活动。

纵观世界上著名的地方节庆，如西班牙的斗牛节、牙布诺小镇西红柿狂欢节、苏格兰的爱丁堡艺术节、美国的华盛顿樱花节、半月湾南瓜艺术节、意大利的威尼斯狂欢节和德国的慕尼黑啤酒节无不围绕着吸引人的主题，设计独特的体验，让旅游者觉得为此而付费值得。以洛杉矶近郊巴沙迪那市玫瑰花节为例，每年的玫瑰花车游行及玫瑰碗橄榄球吸引了来自美国各州的人们及外国游客，给帕萨蒂那小城带来了商业利益、饭店业繁荣，并为这小城带来约1亿～1亿5千万美元的收入。

其二，娱乐节目大众化。这方面的代表无疑是2005年蒙牛赞助的《超级女声》的成功，《超级女声》借助湖南卫视这个以娱乐节目著称的媒体平台，一举成为国内最火爆的娱乐节目。同时，蒙牛酸酸乳在当年的销售收入也突破了25亿元。这是一个典型的双赢营销案例。根本在于其大众化的活动内容，激发了民众的参与热情，甚至出现万人空巷的观“超”景象，我们的节庆活动为什么就做不到这样呢?

其三，旅游消费互动化。消费者的参与欲望在体验经济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旅游者将不再满足被动接受设计好的产品，而是希望能亲自参与设计、生产、营销和消费的垒过程，如今流行的自助餐、DIY、互动等都体现了旅游者参与欲望的消费倾向。如果筹划者缺乏相应的体验常识，那么旅游消费者的体验也将无从产生。所以，要让游客对当地提供的活动和服务产生美妙的体验，作为体验提供者的策划者必须深入分析和把握能激发游客美妙感受的体验提供物。

篇2

世界经济呈弱回升态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今年世界经济增长描述为“三速复苏”，认为随着发达与新兴经济走势分化，世界经济正从“双速复苏”走向“三速增长”。最快地区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亚洲和萨哈拉以南非洲；第二类为“中速”增长区，包括美国、北欧和发达资源国；第三类是“低速”增长区，包括欧元区和日本。笔者认为，世界经济仍呈“双速”发展，只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内部发展分化，发达经济中美国一枝独秀，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则是中国经济最亮丽。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将由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和以中国引领的新兴经济共同牵引，世界经济将回归常态发展。

全球经济温和增长势头能够维持。自2012年下半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回落，今年上半年略有回升。IMF估计，今年一季度世界经济增长由去年下半年的2.5%回升到2.75%，下半年将增至3.6%，增速依然温和。2013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1%，其中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将分别增长5%和1.2%，与2012年基本持平，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3.8%，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将分别增长5.4%和2.1%。可见，发达经济将明显提速，主要因欧洲经济将止跌复苏，美国经济会加速发展。

国际贸易和全球投资维持低速增长。世贸组织数据显示，2012年全球货物贸易仅增2%，远低于2011年的5.2%，2013年将升到3.3%，仍低于过去20年5.3%的平均值，但2014年将加快发展。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2012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FDI）较上年下降18.3%，因为全球跨国并购大幅滑坡，2013年全球FDI将回升8%。随着欧洲经济复苏、美国经济提速，以及跨国并购恢复增长，国际资本流动将再次活跃。由此可见，后危机时期全球化进程明显减缓，但发展趋势未逆转。特别是，今年底WTO将在巴厘岛开会，或重启多哈回合谈判，多边合作机制将重显活力，或将推动全球化进程。未来，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仍是世界经济的两大引擎。

美国引领发达国家经济企稳

迄今，美国经济复苏持续近4年，经济规模已超危机前4.35%，年均增长2.34%，为二战后最弱的周期复苏，但自律性复苏迹象增多。受自动减赤影响，美经济近期增速减缓，未来势头趋强。IMF估计，2013年美国经济增长将由上年的2.8%减缓到1.7%，2014年提升到2.7%。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认为，美国经济已走出衰退，但离正常发展还有距离。

与欧日相比，美经济具有诸多得天独厚优势：人口结构合理、最佳科教制度、最优决策团队、最强创新能力、最丰富全球资源、最大转嫁危机能力、最优转型架构设计等。关键是，美元霸权未因危机而削弱，美元资产因新兴经济体降温更受青睐。另外，奥巴马高调重返亚太，有意夸大安全风险，引发地区军备竞赛，推动美军事经济，加之能源独立，激活了“美国制造”，利好经济复苏。

另外，美经济具有不少支持因素：一是居民家庭财务状况好转，私人消费成主要引擎。危机后，“去杠杆化”使家庭债务减少，股市反弹让财富效应再现。而私人消费占美GDP近70%，在经济复苏中起举足轻重作用。据美商务部统计，私人消费对本轮经济复苏的贡献率高达94.4%。这是过去历次周期复苏所未曾有的。如，今年一、二季度美经济分别增长1.1%和1.7%，其中私人消费增长2.3%和1.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54和1.22个百分点。假如无自动减赤，今年上半年美经济增长将达到2.5%至3%。

二是企业投资开始活跃，房地产投资迅猛增长。美大企业资金充裕，投资增长，债务减少，赢利好转，竞争力提升。而能源独立、“再工业化”和“出口倍增计划”，使美制造业重振。今年7月美制造业指数升到55.4，是近两年最高的，非制造业指数升至56。尤其，受益于量宽政策，美房地产投资猛增。2012年，美房地产投资增11.9%，今年一、二季度分别增长12.5%和13.4%。去年房价上涨11.5%，今年6月再涨11.9%，创1977年来最大涨幅。房地产市场强劲表现，对经济增长贡献颇大，创造不少就业岗位，使失业率降至7月的7.4%。

三是金融业明显改善，美元资产受青睐。美联储持续量宽，使市场流动性充足，大银行资金富裕，经营状况好转，自有资本充足。加之，金融改革力度大，监管明显加强，华尔街秩序改观，投行业务商业化，投机行为有所收敛，华尔街魅力依旧。据统计，2012年标普中的金融股年涨27%，是自2003年以来最大涨幅。迄今，银行贷款与存款额及银行资本均呈增长趋势，消费信用质量上升和投资者信心增强，也为银行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四是科技创新成效显现，为长期发展奠定基础。“再工业化”锁定高端与先进制造，重点扶植高新技术，主攻战略新兴产业，同时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页岩气革命是美经济转型成功基础。短期，美政府以税收诱压，让跨国企业回归；长期，以科技创新激励，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或重塑“美国制造”景气。

值得关注的是，最近美修改了GDP统计方法，将研发、娱乐等支出作为投资纳入GDP统计，结果使经济规模突然变大。如，2012年美GDP增3.6%，增量达5598亿美元，人均GDP增1783美元，GDP规模增至16.2万亿美元。这意味着，美经济增长提速，衰退减弱。如，2012年经济增长由2.2%升到2.8%，2009年经济衰退由3.1%降到2.8%；占世界经济比重上升，中国相当于美国经济比重减1.8个百分点（2012年），接近或超过美经济的时间或推迟数年；发展更趋平衡，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下降，经常项目赤字占GDP比重缩小，私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比重上升；发展更显健康，研发等知识产权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加大，私人消费占GDP比重下降，私人企业投资占比上升。如，在2012年美GDP构成中，投资增2.1个百分点至15.2%，私人消费降2.3个百分点至68.6%。修改后的GDP将提升美自信心，必然使美霸权意识上升。

近来，日本政府猛推“安倍经济学”，极度量宽政策，怂恿日元贬值，短期虚拟经济强劲反弹。IMF估计，今年日本经济将增2%，2014年增速回落到1.2%。IMF发文警告，存在“安倍经济学”失败可能，将给全球带来巨大风险。美《华尔街日报》撰文称，一旦失败，日庞大债务将坍塌。末日博士鲁比尼预言，“后果可能类似雷曼兄弟破产后的情形”，给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椭原英资等撰文，批评“安倍经济学”缘木求鱼。事实上，“安倍经济学”是一步险棋，背水一战。一旦刺激措施收回，日经济会再陷停滞，债务危机将提前爆发。欧洲经济止跌，但仍相当艰难。据欧盟统计，今年第二季度欧元区经济环比增0.3%，同比则降0.7%，毕竟是一年半衰退后的一丝亮光。德、法经济向好或是最大利好。但欧元区今年仍难摆脱衰退，明年复苏可期。世行预计，今年欧元区经济将衰退0.6%，明年增长0.9%。笔者认为，欧债危机最困难时期过去，但不值得过于乐观，因经济仅仅脱离“重症监护”，转入“普通病房”，病体经济仍需长期调理。短期，经济不会迅速反弹，家庭与企业“去杠杆化”，政府“去债务化”将是一个痛苦且长期过程，高失业率、高债务率和低增长率成为结构性难题。

新兴经济体仍是世界经济重要引擎

2002年以来，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超过50%。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更是力挽狂澜，不但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70%，而且在世界经济的地位和影响力上升。据IMF统计，在世界经济中，按美元汇率计算，新兴经济体（包括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由2000年的23.6%升到2012年的41%（包括亚洲“四小龙”），按购买力平价（PPP）则由40.7%升到53.7%；在国际贸易中，新兴经济体所占比重从25年前的15%升到40%；在全球FDI流入中，新兴经济体所占比重由2007年的32%升到2012年的58%。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放缓，但仍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后者经济虽然复苏，但内需疲软，贸易不旺，对世界经济“给力”尚不够强劲。IMF估计，2013年全球产出将达74万亿美元（按美元汇率计算），其中70%强将由新兴经济体提供。笔者估计，即使下半年发达经济体提速，新兴经济体增速下降，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将为四六开，即发达国家为40%，新兴市场为60%。到2014年或许生变，因欧洲经济回升，美国经济增长加快，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或呈五五开，即发达与新兴经济体各贡献50%。事实上，世界经济本是一个整体，理应由发达和新兴经济共同牵引，两个支点支撑总比一个支点更可靠，世界经济才能“强劲、可持续和均衡”发展。

无疑，当前新兴经济体发展确实面临困难，但很大程度因为前5年透支发展，造成严重的“疲劳症”。危机后，为救西方经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慷慨解囊，以巨资救市，使2010-2011年经济分别增长7.6%和6.4%，透支发展结果酿成尔后过度投资和泡沫经济苦果，加之美等发达国家持续量宽，致使热钱大量流入新兴经济体。近期，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故意反复吆喝，将提前退出量宽政策，搅得国际资本市场鸡犬不宁。美元汇率起伏无常，使大宗商品价格跌宕；市场预期美国经济走强，使美元资产受青睐，热钱疯狂撤离新兴经济体，加上欧债危机触底，大量资金回流欧洲，全球资本流动大逆转，加剧新兴经济体内部问题恶化。西方舆论借机大势唱空，市场则疯狂做空，将部分国家推到衰退边缘。巴西、土耳其等因经济减速，通胀上升，失业增加，居民生活下降，社会矛盾激化。但作为整体，新兴经济体发展空间依然存在，后发优势仍具备。综合分析，爆发系统性大规模危机可能性小。因为，当前形势与亚洲金融危机前有所不同，目前新兴市场汇率灵活，整体外汇储备充足，区域内和南南合作紧密，金砖国家将启动应急储备机制，而决策者管控与应对风险能力增强。尤其，中国经济增速虽然回落，但具备持续发展诸多条件，与新兴市场经贸关系密切，将支撑新兴经济体企稳。

篇3

    自从200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筹备建设以来,中国和东盟的经济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其中,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2000年的11984.74万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73144.32万亿美元,增加了5.1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6.2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2000年的949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5441美元,增加了4.7倍。同期,东盟10国的GDP总量由5986.23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21781.48亿美元,增加了2.6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1.36%,人均GDP由2000年的1159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601美元,增加了2.1倍。同期,欧盟自由贸易区的GDP总量由2000年的62557.9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22001亿美元,仅仅增加了0.9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5.72%,人均GDP由2000年的19850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9322美元,仅仅增加了0.98倍;北美自由贸易区的GDP总量由2000年的112051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79267亿美元,仅仅增加了0.6倍,年平均增长率为3.99%,人均GDP由2000年的21412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6455,仅仅增加了0.7倍[1]。

    2中国和东盟经济对世界经济影响实证研究

    2.1样本数据选取本文采用GDP总量、GDP增长率和人均GDP三个方面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模型中,用CGDP代表中国GDP、CRGDP代表中国GDP增长率、CPGDP代表中国人均GDP,AGDP代表东盟GDP、ARGDP代表东盟GDP增长率、APGDP代表东盟人均GDP,WGDP代表世界GDP总量、WRGDP代表世界GDP增长率、WPGDP代表世界人均GDP。2.2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相关分析是对中国、东盟和世界经济波动相关性强弱演进的历史路径的分析,考察中国、东盟和世界经济的协动性的强弱[1]。从相关分析来看[2~5],自2000年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以来,中国经济对外开放逐渐增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波动的相关性逐渐增强,而东盟国家的经济开放性强,其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一致。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东盟以及世界的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导致了经济增长率呈现下滑的趋势。但中国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阻止了经济的快速下滑。2000~2011年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88和0.892(图1),比较分析说明东盟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程度高,经济开放程度较高。2.3中国、东盟经济增长率与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协整关系2000~2011年,根据Eviews中格兰杰检验结果显示,中国GDP增长率是世界GDP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在5%的显着性检验区间获得通过,而东盟则在10%的置信水平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正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东盟经济和世界经济有着重要的正向关系,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表1)。协整是对非平稳经济变量长期均衡的关系的统计描述。协整关系是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根据中国、东盟和世界的ADF检验如下。中国、东盟GDP增长率与世界GDP增长率,由WRGDP对CRGDP、ARGDP作回归的OLS估计,结果如下。模型公式表明,中国GDP增长率增长变动0.01,则世界GDP增长同方向变动0.4348;而东盟的GDP增长率变动0.01,世界GDP增长率变动0.9337。东盟的经济变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大于中国经济的变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2.4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00~2011年,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均呈现快速增长,其中,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上呈逐年增长趋势,中国由2000年的0.35%增加到2011年的1.2%,东盟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变化不大。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受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影响都略有下降(表2)。

    3FDI对中国和东盟经济的影响

    图2和图3显示,中国和东盟对自身信息冲击具有正向反应,并且有逐渐加强的趋势。中国GDP对FDI的信息冲击,在第一年没有变化,而在第二年出现负向反应,随后一直为正向效应,且逐年加大。东盟对于自身的信息冲击一直为正向效应,总体呈逐年减少趋势。在中国和东盟,FDI对来自其自身及GDP的信息冲击都即刻做出正向反应,这表明经济的增长与FDI的流入密切相关。VAR模型方差分解显示,如图4和图5,中国GDP对来自自身和FDI的影响逐年减少,趋于稳定趋势,到2011年,仅仅只有40%的变化来自自身因素分解解释,来自FDI因素分解解释的达到60%。同时期,东盟的GDP的影响主要来自于自身因素,达到了90%以上,而对来自FDI因素的影响虽然逐年在增加,但仅仅只有10%以下的变化来自FDI的分解解释。对于FDI,中国的FDI来自自身的分解解释达到60%,剩余的由GDP分解解释。东盟的FDI来自GDP因素的分解解释达到90%以上,其他的来自自身的分解解释。由此得出如下结论:①在中国,FDI的流入重要是靠自身的因素,GDP因素的影响弱于来自FDI自身因素;②在东盟,GDP对于FDI流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FDI自身因素影响很小。

篇4

中国国家统计局长宁吉蹿故6.7%的内涵，“当前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已达11万亿美元，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都是很大的数量。因此，经济增长速度6.7%，依旧处于合理运行区间，也处在6.5%到7%的预期区间，仍是中高速增长。并且在世界范围内还是比较高的速度。”

在“十三五”开局之年，中国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仍然取得了平稳中高速增长，说明中国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正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的积极因素正在逐渐积聚，下行压力正在逐步化解，总体趋势向好，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中国经济仍然折射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面。

2016年度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1.2个百分点。而美国只贡献了0.3个百分点，且有高额外债，欧洲的贡献更只有0.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的贡献率远超所有发达国家之和。

当前全球增长动能不足，难以支撑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全球发展失衡，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当此之时，中国速度彰显引领意义。

激发增长动力和市场活力，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结构优化看，2016年，服务业的比重继续提高，消费贡献率占了将近2/3。从转方式来看，2016年，单位GDP能耗下降5%，这是来之不易的；清洁能源比重上升，企业效益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的提升是转方式的一个重要标志。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2016年中国“三去一降一补”成效初显：钢铁煤炭行业圆满完成全年去产能任务，全年原煤产量比上年下降9.4%；11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同比增长0.5%，增速同比放缓4.1个百分点：商品房库存水平持续下降，12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比上年末减少2314万平方米；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及成本均有所下降。短板领域投资加快，全年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水利管理业、农林牧渔业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39.9%、20.4%和19.5%。

防范潜在脱实向虚的风险，把实体经济做得更加扎实，中国作为世界实体经济大国的地位没有动摇。中国的工业生产规模是世界上最大的，20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我国农业的主要产品产量多数都处在世界第一，这其中既包括粮食谷物产量，也包括棉油产量。从农业、工业的角度看，中国是世界上实体经济大国。从服务业看，交通运输、商品流通，都是直接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它们自身也是实体经济，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也在逐步上升。

中国同世界各国的经贸关系不断深化，“一带一路”倡议涵盖60多个国家，中非贸易快速发展，对外投资大幅增加。2002年至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幅为35.9%，2016年为44.1%。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10978.6亿美元。中国将继续开放国内市场。预计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8万亿美元的商品、吸收6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7500亿美元，出境旅游将达到7亿人次。

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使“中国方案”有强大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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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橡胶工业的发展机遇

1.1新材料产业发展机遇依据《新材料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复合材料、高性能有机硅材料、节能环保材料、高性能氟硅材料、碳纤维与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等性能优良的增强纤维是将来工业的主要材料，而这些纤维和材料是骨架材料升级以后的材料，更与橡胶工业密切相关。虽然当前中国的超高分子聚乙烯纤维、碳纤维、芳纶等行业已获得很大发展，可是依旧难以满足现实需要。帮扶政策和支持政策的颁布，直接确定了新材料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和空间，这些新材料将会在后期迅猛发展，进一步推动橡胶行业改进原材料架构。

1.2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发展机遇《“十二五”资源综合利用指导意见》把废旧轮胎划入再生资源回收运用的范围，指出应让废旧轮胎回收标准化，大范围推广环境保护型再生胶等环保生产技艺，提升无害化运用程度。指出“制造、运用绿色再生胶”的必要性，把其国内橡胶整体运用领域的环境保护目标。《“十二五”资源综合利用指导意见》有助于推动国内轮胎的更替、升级，胶粉、再生橡胶等资源回收利用行业的发展。

1.3技术进口及人才引进机遇自经济全球化以来，世界经济格局逐步调整，我国可以利用这次难能可贵的机会来争取获得最大化的利益。例如利用世界经济萧条的环境，来大力引进先进的技术、高素质的人员，进一步做好人才、技术等战略储备工作。橡胶工业要抓住这一发展机遇，大力引进先进技术及高级人才，促进我国橡胶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2中国橡胶工业发展的挑战

2.1缺少技术人才和创新力的挑战一些经济水平高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率在80%左右，而中国经济发展重点依靠投资和出口，科技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仅可以达到41%。橡胶行业发展，科学技术的促进作用更小。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在2020年要达到60%，但目前我国橡胶企业缺乏高素质的技术型人才、市场竞争特别残酷，创新力特别匮乏，科学技术投入很少，轮胎实验基地还没有建设完成，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国内橡胶公司新商品的开发和技术提升。轮胎技术提升是橡胶行业发展的重点，按照《欧洲橡胶杂志》的报道，2010年，全球几大型轮胎制造企业科学研究费用的开支大概是49.7亿美元，其中，倍耐力、普利司通的开发资本在企业营销收益中占比在3个百分点左右。增多科学技术研发资金的投入，提升国内橡胶行业的科学技术提升促进作用，是一项艰难的工作。

2.2多因素成本上涨的挑战影响我国橡胶工业成本上涨的因素种类较多，例如劳动力费用大幅度上涨、橡胶等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物流成本逐渐提高、环保及节能减排等成本的提高等，这些因素都会大幅度提高橡胶工业的生产成本，导致橡胶企业的经济效益大幅度降低。

2.3缺乏技术人才及创新力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左右，而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与出口，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只能达到41%，橡胶工业增长科技贡献率更低。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在2020年要达到60%，但目前我国橡胶企业缺乏高素质的技术人才、市场竞争较为激烈，严重缺乏创新能力，科技投入较少，轮胎试验场尚未建成，这就严重阻碍我国橡胶企业新产品的研发及技术进步。轮胎技术进步是橡胶工业发展的关键，据《欧洲橡胶杂志》报道，2010年世界主要轮胎生产公司科研经费的支出约为49.7亿美元，其中，普利司通、米其林、倍耐力的研发费用占公司销售额的3%以上。增加科技研究经费的投入，提高我国橡胶工业的科技进步贡献率，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2.4品牌影响力下降的挑战我国是全球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国家之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各行各业出现了诸多著名品牌。可是，立足于发展整体的角度，国内品牌发展还处于成长阶段，依旧担当着“全球加工厂”的身份，“中国制造”的商品随处可见，而“中国品牌”却十分少见。由此可知，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可是并非品牌强国。国内轮胎等橡胶商品出口在生产总量中大概占比40%，大部分公司均是贴牌出口且售价不高，和国际著名品牌比较，国内制造的商品售价相对较低，我国橡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严峻竞争。

2.5贸易摩擦加剧的挑战美国对华贸易态度一向强硬，后期估计还会沿着这一方向发展。值得轮胎行业关注的是，美国将成立新的贸易执法部门，中美贸易摩擦极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这极有可能影响到我国轮胎产业。美国制造业联盟曾批评我国对汽车工业的补助对美国产业产生不良影响，号召美国政府采用相应举措制约我国汽车零部件的进口，这就严重影响到我国轮胎等橡胶产品的出口。此外，欧盟贸易壁垒的阻碍及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保护跟风，更是大幅度增加了国内橡胶商品的出口压力，橡胶行业面对史无前例的贸易摩擦加重的挑战。

2.6轮胎市场规范化的挑战《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中明确规定：如果汽车产品出厂随车装设的轮胎存有质量缺陷，汽车产品制造单位应当马上召回；假如不是随车装设的轮胎存有质量问题的，则由轮胎制造商召回。此管理条例的制定和实行，有效弥补了国内汽车召回行业的空白，召回管理条例由部门规章上升为法律法规的高度，该条例的实施对于轮胎行业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有助于进一步规范我国轮胎市场，促使轮胎企业对产品质量予以重视，加快橡胶行业的优胜劣汰。

3结束语

篇6

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过去的20年，世界目睹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生产、贸易以及金融领域的成长，他们快速地与全球市场融合，为我们讲述了增长的故事，同时也引起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95年的30%跃升至2010年的45%左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总投资额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财富和金融资产也大幅度增加，外汇储备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它们的财富基金和其他形式的资产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然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经历了种种挫折。1990年代初，注定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阶段，正是从那时起新兴经济体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开始重塑未来的全球经济与政治。首先，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前苏联的正式解体，这个国家在矛盾重重的背景下踏上了艰难的经济转型之路。其次，印度1991年举行的选举将纳拉席哈•拉奥(P．V．NarasimhaRao)推上了权力的宝座，印度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积极参与全球化。再次，1990年代，中国加快了自1978年就开始的经济改革的步伐，从那时起，中国创造了连续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最后，1990年纳尔逊•曼德拉(NelsonMandela)总统将南非带入了国际舞台。这一系列事件汇集在一起，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标志着全球化新纪元的到来。[1]然而事实证明1990年代的改革并未能够促成新兴经济体的长期繁荣与稳定增长。华盛顿共识的盛行使得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面对金融自由化的诱惑时改革太过鲁莽和仓促，新兴经济体一个接一个地受到沉重打击，从1994—1995年的墨西哥到1997—1998年的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从1998年的俄罗斯到2001年的土耳其，最糟糕的是2001—2002年的阿根廷，其经济总量下滑了15%左右。除中国和印度外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未能幸免。[2]

2000—2007年期间，新兴经济体终于迎来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继续其令人惊叹的增长速度，印度也表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而且，被称为“金融危机”代名词的拉美地区也开始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全球经济舞台当中，人均GDP连续多年增长幅度超过3%，但亚洲的表现仍然最为抢眼。在全球能源价格不断回升的背景下俄罗斯经济重新振作，“大爆炸”式的激进转轨模式在经历了必要的阵痛之后逐渐显示出其优势。“金砖四国”(BRICS)成为了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2000—2008年期间，全球经济增长中BRICS贡献了30%，与之前十年相比提高了14%，而G7的贡献率则从70%下降为40%，BRICS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也显著增加，如今已达到13%。[3]2008年美国次贷风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美国2009年第二季度经济衰退3．8%，失业率达10%，同年日本经济更是衰退5．4%，为所有发达国家之最;欧元区同样未能幸免。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这场危机似乎是验证了他们的崛起不可避免。在危机最为严重的2009年新兴经济体平均增长率为1．5%，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在新兴经济体当中，中国经济保持了8．7%的增长，印度为5．6%，印度尼西亚也高达4．6%，新兴经济体扛起了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重任。自2007年之后，全球经济增长80%的贡献率来自新兴经济体，来自发达经济的贡献率仅为20%。由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同组成的G20取代过去一直把持全球主要经济政策走向的G8，成为协调国际经济政策的常设性论坛，象征着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中，新兴经济体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全球经济格局一直处于动态的演化过程之中，由国家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所引起的不同国家集团之间力量的失衡是世界格局变动的原动力。在1500年之前，中国和印度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先者地位，工业革命之后西欧取而代之，二战之后，美国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与德国、日本共同引领着全球经济兴衰。但是如今这一体系已经松动，那些过去曾被挤到的新兴经济体正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从而推动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改变。

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

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总有一些国家领先，又让位于新来者，再又被别的新来者超过，落后者不会是绝对的贫困，领先者也不会绝对的衰落，历史的变迁就是这样。[4]新兴经济体的兴起将推动全球经济重心不可避免的东移和南移，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朗。全球经济增长引擎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辐射效应遍及整个高收入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该国的经济政策对于全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这就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5]历史上，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和领跑者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从15世纪，随着西方世界兴起，经济重心从古老的东方转向了西欧。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再到英国，以及后来的挑战者法国、德国、日本，发展到今天的美国，他们都曾作为全球经济格局的缔造者而存在，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永久性的保持全球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世界所有国家都遵循着自然的脚步，如个体一样自有其生命周期。[6]

从2002年开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尤其是在2005—2009年期间，他们的贡献率几乎超过了三分之二。2009年和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他们更是完全支撑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发达经济体的贡献率分别仅为0．04%和－0．07%。[7]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是衡量新兴经济体影响力的一种方式，从世界银行所开发的多维度增长极指数(multidimensionalgrowthpolarity)①能更为清晰的看出欧元区、美国和日本在1990年代之后，对世界经济影响力的逐渐下降，而以BRICS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是呈现上升之势。如表1所示，2004—2008年中国的平均多维度增长极化指数为26．2，全球排名最高，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的巨大溢出效应，美国、欧元区、日本分别以20．33、10．86、5．59紧随其后，说明传统的全球三大经济引擎虽然已经日渐式微，但是目前为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韩国、俄罗斯、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都进入前十五强，其数量已经超过发达经济体。以上只是典型事实的表述，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考察在金融危机打击之下新兴经济体为什么能够对全球经济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力?答案就是南南贸易联系的加强。在过去的数十年时间里，南方国家②的总体经济规模不断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4．6%，至2010年，南方国家的总产出占世界GDP的45%。南南贸易额从1990年占全球总贸易额的7%上升为2009年的17%。在2000—2009年，南南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6%，与前一个十年的14%相比又有新突破。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趋势是由于亚洲工厂的出现、全球生产网络中中国作为生产过程的最后组装地所推动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南南贸易中扮演主导型角色，该地区的贸易量就占到南南总贸易额的四分之三，而他们与中国的贸易额单独就占40%。[8]仅2006年和2007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就吸收了中东地区总出口的16%、拉美和非洲总出口的9%。

中国正在南南贸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LevyYeyati通过对一组新兴经济体的考察，发现从2000年开始，它们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依赖中国而非G7，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G7的影响力却在不断下降，2000—2009年期间，新兴经济体与G7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仅为0．267，而与中国的相关性为1．115。[9]Garroway更进一步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并得出相似结论。[10]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所需的大宗商品源源不断地从南方国家运来，拉美、非洲和中东等南方国家由于出口激增而收入增加进而增加对制成品的消费，其中许多制成品就是产自中国和亚洲。中国以及东亚各经济体通过自身的高速增长，轻巧地打开了整个南方世界经济增长的阀门，并带动了相关国家的共同复苏。虽然人们不应夸大上述“反馈回路”的规模，中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托起整个世界，不过，它有能力托起世界的一部分。[11]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因此能够不受西方国家普遍衰落影响而强势复苏，进一步通过南南贸易的扩张对全球产生溢出效应，引领世界，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多极化趋势日渐清晰。

三、新兴经济体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

不同的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同样会带来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金融实力与其在全球经济及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极不匹配，这种情形在未来必将得到改观。未来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国际货币体系如何能够适应新兴经济体不断壮大这一不争的事实，促进国际合作减少保护主义和货币争端，减少全球经济运行的风险和波动性。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在如今的货币体系下，美国货币政策的改变即使对于其国内立场而言是适当的，也可能会给其它国家带来灾难。对于1980年代新兴市场的债务危机，当时美国利率的大幅度提高难辞其咎;1994年美国货币政策的收缩毫无疑问加剧了墨西哥经济所面临的困境，最终导致了比索的崩溃。美国长期的货币宽松政策同样造成了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如出一辙。[12]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其经济政策需要与保持货币价值、货币供应量稳定增长与全球贸易平衡相一致，如果这些目标发生冲突，风险就会加剧。如果储备货币发行国长期保持国际收支赤字，情况会变得非常糟糕，因为该货币体系是由市场信心来支撑的，历史上正是这种情形最终击垮了作为世界主导货币的英镑。如今的美国正面临着同样的情形。

美国作为全世界最终消费品的最大消费国是全球赤字的主要贡献者，其贸易赤字在1990年代之后一路攀升，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几乎占GDP的6%(占世界GDP的1．5%)。金融危机使其经常账户逆差大幅度缩减，但是危机过后又是一路攀升，IMF预测到2015年，其逆差将达到6381．7亿美元。与此同时，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2010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1．29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62．1%，2011年恶化趋势明显，前半年赤字已经超过900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全年财政赤字会将达到1．48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攀升至69．4%，仅利息开支就达到GDP的1．49%。美国正朝着危机的方向发展。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将会受到“双赤字”(巨大的国际收支逆差以及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的影响而日趋走弱。目前的担忧是美国可能正在接近曾经的储备货币发行国都曾经历过的临界点，在这一临界点上美元的过度发行导致全球对美元和美元资产信心的丧失。历史经验表明，美元统治的终结将如其他国际货币一样不可避免。[13]新兴经济体的情形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大多数新兴经济体财政状况良好，债务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外汇储备大规模增加，国际投资地位显著改善。2010年底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外汇储备跃升为5．4万亿美元，占全球总储备的66%。美国如今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而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主要的债权国。2009年底，美国的债务几乎超过一半由新兴经济体持有。[14]新兴经济体凭借自身雄厚的外汇储备逐渐在国际资本市场显示出影响力，其中以中国、东亚和其他中东国家最具代表性，世界银行预计至2025年中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将由2009年占GDP比重35%上升为61%，而美国进一步下降为－69%;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占GDP的比重也都将大幅度提高。在不远的将来跨境资本流动的主导权将更大程度的向新兴经济体倾斜。新兴经济体中的强势货币将随本国经济规模的扩大、金融实力的增长而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外部性，国际化程度随之提高。

世界银行预测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三种情形:继续保持美元的主导地位、美元和欧元以及某一亚洲货币三足鼎立、单一储备货币(SDR)。根据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未来国际货币体系自然演化的结果将是多极化的出现，通过市场的自然选择将会逐渐建立一个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其中包括实力仍然超群的美元。与单一世界货币相比，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的劣势是损失了一定程度的网络外部性，规模经济的收益减少，交易成本增加;但是多元的货币体系与如今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相比将提供更大的稳定性。[15]历史证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储备货币可以同时存在:191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中，尽管英镑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在欧洲大陆仍然被广为使用。如今美元成为主导，然而欧元、英镑和日元同样作为储备货币而存在。在主导货币之外始终会存在类似“辅币”的币种，它们作为人们一种分散风险的自然选择而存在。在2009年全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以62．1%的比例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欧元占比27．4%，英镑占比4．3%，日元也保持着3%的比例。[16]未来伴随着新兴经济体的成长，以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人民币毫无疑问将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是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望成为与美元、欧元并驾齐驱的币种。

从历史上看，储备货币从一种货币向另一种货币转变并非突发事件，而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美元取代英镑的地位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当时市场普遍预期英镑将退位，不过该过程比预期缓慢得多;如今美元的衰落由于货币偏好的粘性、原有的制度支撑带来的惯性等必然是长期的过程;同时也是由于美元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还没有哪个国家有可能取得像美国在二战后所取得的全球主导地位，因此美元的地位得以维持至今。如今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充其量只处于初级阶段，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还很少进入各国的储备篮子，因此在国际金融领域新兴经济体可以大有所为，但任重而道远。

四、新兴经济体崛起过程中的挑战

1.新兴经济体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

新兴经济体持续多年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带有一定的迷惑性，在保持乐观的同时不应忽视当前新兴经济体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挑战。首先关于其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在过去的200多年世界经济史中，只有产生了爆炸性技术创新的国家才能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领先生产率的产生主要是由剧烈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决定的。爆炸性的技术创新会带来一系列具有突破意义的新技术，刺激生产率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快速提高，对经济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之后这些新技术将在国内的各个行业之间推广，并打破国家的界限向周边国家扩散，带动周边国家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对典型的新兴经济体从1965年至今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从1960年以来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全要素生产率(TFP)所推动，从1990年开始，俄罗斯也出现相同的趋势。但是在拉美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南非，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不明显;在阿根廷和巴西TFP的贡献率甚至出现了负值(平均值分别为－8%和－37%)。①这些TFP的数据是没有区分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的，在中国和印度，技术对于增长的巨大贡献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术模仿而非技术创新，在这两个国家创新活动更多地表现为数量的增加，[17]这种现象是全球新兴经济体的通病。中印较高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可以从经济赶超的角度进行解释。然而随着中印与发达经济体技术差距缩小，新兴经济体的后发优势消失之后，它们惊人的经济增长率还能否持续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的观察我们发现利用国内市场作为经济活动中的协调机制对于技术创新的出现是最重要的。无论最初的英国还是后来的美国，他们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依赖自身的国内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利用市场中的价格机制作为国内生产决策的出发点，保持旺盛的国内需求才能有效地将本国消费者的偏好传递给生产者，国内市场成为了创新的主要来源。如今新兴经济体大多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巴西和拉美依赖大宗商品的出口;俄罗斯经济原料化现象严重、面临现代化的迫切任务;新兴经济体国内消费市场受到严重挤压，消费相关的服务部门迟迟未能发展起来，因而技术创新活动出现的几率远远小于欧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摆脱对出口的依赖，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加大对教育和研发的投入，培育技术创新的火苗，是新兴经济体最终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重中之重。

2.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挑战

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的形成要求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与贸易实力相符的金融实力，其实质也是要求其本国货币逐步推进国际化进程，扩大本币的外部性，向当前仍然处于货币金字塔顶端的美元发起挑战。美元的信誉无可置疑地主要归功于美国的政治稳定和良好的通货膨胀控制记录(如今已经受到侵蚀)，以及美国金融市场的持续高效和开放。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想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8]首先，历史因素，如果其他人也愿意的话，任何人都更愿意在交易中选取一种给定的货币，由于这个原因多重稳定均衡决定世界交易货币。其次，贸易和金融的模式，一种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占有较大份额的货币具有一种自然优势。再次，自由且完全发展的金融市场。最后，对货币价值的信心，价值不会不规则波动。如今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潜力的人民币也仅仅部分满足了第二个条件。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实力仅仅是有限的提升。[19]自由且完全发展的金融市场是货币国际化的内部支撑，目前我国仍不具备深度且有效的资本市场。通过提高国内金融系统的效率和增加透明性可以增强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吸引力，金融市场过度落后于实体经济无疑会阻碍货币国际化的进程;资本账户的控制使得人民币无法在国际上形成完善的流通网络。因此，逐渐开放本国金融市场，让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十分重要，既可更有效地达到输送国内流动性的目的，也可增加国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信心。目前政府正在大力推动离岸人民币业务，这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重要的一步，但我国法治建设还较为落后，只要我们不能在这一最为基础的方面取得显著进步，外国投资者就会迟疑于投资在岸人民币资产。新兴经济体在看到伴随国力上升本国货币逐渐成为多极货币体系中的一员时也应当注意到伴随而来的不利因素。就国内而言，首先，更大的货币需求波动，中央银行会特别担心国际化将造成对货币存量的控制更加困难。其次，货币平均需求的增加。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德国政府曾经担心如果允许外国居民获得本国资产，资本流入将导致货币升值，使得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这种担心使得他们不愿推动本国货币扮演更多的国际角色。在国际领域，在美元衰落和新兴经济体中某些货币崛起的过程中，各国之间的“货币战争”必然加剧，因为在公共机构中并没有看不见的手来保证帕累托最优的出现，各国缺乏某种形式的协调时将会使全球金融系统在达到稳定均衡的过程中出现较为激烈的博弈。从经济角度看，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有可能在不同区域之间产生敌对关系，由此逆转贸易和金融自由化进程。从政治方面来看，货币竞争可能转变为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市场驱动的通货竞争会改变全球的资源和权力分配，导致更多的紧张和不安全，并对全球稳定和合作的大好机会产生潜在威胁。[20]因此，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通过各种机制进行充分的对话和协调、增进相互信任和理解是至关重要的。

3.全球治理的参与

篇7

一、2014年全球贸易形势展望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下，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在2013年上半年的经济复苏势头较弱，使得2013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只有2.1%，直到2013年下半年世界经济才呈现较明显的复苏迹象，中国、美国和欧元区国家的经济逐渐稳步回升，预计2014年全球经济增速将显著高于2013年。受发达国家需求减弱和新兴国家增速放缓的影响，2013年世界总出口增长率从2012年的3.1%减小到2013年的2.3%，使得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还未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但随着欧洲和美国等传统消费大国的进一步复苏，全球贸易形势在2014年将会有所改善，2014年全球出口增长率将明显高于最近两年的水平，这一良好势头有望延续到后续几年。

尽管2014年世界经济复苏步伐有望加快，但世界贸易形势仍然面临许多风险。全球经济的复苏力度依然不够强劲，发达国家难以在短期内突破现有发展瓶颈，美国即将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给新兴经济体带来难以估量的不确定性，这会从需求和供给两个层面给贸易形势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除此以外，主要发达国家的失业率较高，而新兴国家制造业部门的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在上述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势必抬头，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全球贸易的复苏。

二、2014年中国贸易发展形势

从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角度看，2014年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依然可能为负数。2009年净出口贡献率一度达到-37.4%，除了2010年回升到4.0%外，最近三年的贡献率均为负数，2014年同样也存在净出口负贡献这一现象。净出口负贡献只是说明当年的净出口增量少于上年，这只是表明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减弱，而不是外需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

自2014起的最近几年，中国出口会继续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速，但进口增速可能会更快，进口对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作用会日益凸显。随着国内制造业产业机构升级的推进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兴起，中国出口制造业的产品结构会逐渐升级，同时由于中国又不断面临贸易顺差推动的通货膨胀压力，进出口平衡会成为外贸政策的主要方向，这势必导致进口增速快于出口增速。进口将主要从弥补国内生产要素缺口、培育内需和推动产业技术升级等角度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动力支持。

考虑到出口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在这里需要对中国的出口形势给予特别关注。如表1所示，中国对全球出口的增速从2007年的25.7%快速滑落到2013年的7.9%，2014年1月的数据显示中国出口增速有回升的趋势，中国出口目的国的结构也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中国对香港的出口增速在2010以后几年相对较平稳，对日本、韩国、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出口增速则出现大幅下滑，对部分国家和地区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而对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新加坡等国家的出口增速则维持在较高水平。预计在2014年及未来几年内，来自新兴国家的需求将成为中国出口增长最主要的驱动力。

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主要出口品将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稳步转换。中国在2012年取代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国，在2013年又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头号贸易大国。但是同美国和德国相比，中国的贸易总额虽然领先，但中国出口商品结构明显低于这两个贸易大国，美国和德国的出口商品主要是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和化工品，而中国的出口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纺织品及原料、家具、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随着中国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本积累进程的推进，中国将逐步迈向更高层次的出口结构，但是出口商品升级过程依然相对比较漫长。

三、2014年中国贸易的挑战和机遇

国内外复杂的经济环境是中国贸易2014年面临的最主要挑战。首先，随着中国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价格的不断上涨，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本优势将进一步被削弱，与此同时，拉美和东盟等地区的国家正在不断抢占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中国沿海城市的制造商不得不将工厂迁往成本较低的内陆地区或者柬埔寨和越南等成本较低的国家。其次，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在2014年都处于经济发展挑战期，进口需求的增长幅度必然有限，中国出口企业在巩固既有市场份份额和开拓市场方面都有不小的压力。再次，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在巨大的失业压力面前势必抬头，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也会随之增加。最后，人民币升值压力将给中国贸易盈余带来空前的压力，人民币升值会减少进口，这有助于拉动国内消费，但是出口成本的上升将显著削弱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篇8

关键词：新兴经济体； 金砖四国； 七国集团； 绿色经济

中图分类号：F112

全球经济格局是指各国间经济实力对比和经济影响强弱的一种结构性体系和势能状态。当今时代，全球经济格局最显著的变化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日益崛起，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发达国家要走出金融危机也越来越依赖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需求，而拥有庞大人口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正在重塑人类经济版图，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性事件。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要求必须转变传统工业社会的发展模式，向着绿色化方向转型，人类社会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新兴经济体已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发动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和政治中的一个突出变化，就是所谓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大量兴起。2001年，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奥尼尔首次提出“金砖四国”概念，囊括了全球最大的四个新兴市场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由于这些国家的首字母组成与英文中的砖块（Brick）类似，因此被称为“金砖四国”。2006年，高盛公司的奥尼尔等人又创造“新钻11国”（Next-11，简称N-11）概念，包括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韩国、越南、土耳其、菲律宾、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和孟加拉11个国家，认为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潜力上仅次于“金砖四国”，不仅目前在经济发展上有良好表现，其前景也一片光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进一步验证了高盛公司预言的正确性。

肇始于2007年的一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在发达经济体的中心地带美国爆发，席卷全球。首先是美国的次贷危机，进而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美国、日本、尤其是欧洲国家经济低迷，多数国家深陷债务危机不能自拔。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已经更换了发动机，新兴市场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危机中的“双速复苏”到目前的“双速增长”以及未来很可能的“双速发展”正在深刻地改变全球经济的格局。

事实上，新世纪以来，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情况显著好于发达经济体。其中，“金砖四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普遍高于七国集团国家3～6个百分点，一般地，前者是后者的2～4倍（见表1）。图1则显示，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等和低收入国家增长速度开始快于高收入经济体，摆脱了此前两者在经济速度上孰快孰慢的不确定性。进入本世纪以来，中等和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不仅快于发达经济体，而且这种速度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主要是中等收入国家（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发挥着显著的影响作用，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普遍快于低收入国家1～2个百分点。

表2显示，在2000年之前，高收入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80%左右，2000-2005年其贡献率仍超过70%。此后，高收入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呈下降趋势，金融危机后，高收入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下降。其中，2009年贡献率一度下降到-85%。与此同时，中等和低等收入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上升，2000年及以前贡献率仅为20%左右，2000-2005年贡献率接近30%，2006、2007年贡献率超过40%，2008年及以后贡献率达到50%左右（因全球经济衰退，2009年除外），2010年甚至一度超过60%。在不同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生根本性转变过程中，七国集团对发达国家的变化发挥着重要作用，而金砖四国对中等和低收入国家的变化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全球经济重心正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偏转，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是人类社会正经历的世界性历史事件

表3显示，在2007年之前，新兴市场国家能够挤入前十的国家不超过2个，2008年挤入前十的新兴市场国家增至3个，2011年挤入前十的新兴市场国家进一步增加到4个。并且，新兴市场国家在位次排名上也逐步靠前，改变了此前发达国家垄断排名前几名的状况。2010年以来，中国取代日本，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巴西也改变了在前十排末尾的情况，2008年之后位次排名不断靠前，2011年巴西超过英国，排名居世界第六。

七国集团（G7）是发达经济体的主要代表，金砖四国（BRICs）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主要代表，这两个集团占世界GDP比重的变化最能感受到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图2反映了这两个集团的变化趋势，1980年七国集团占世界经济总量约为2/3，2011年其所占份额下降到不足世界的1/2。相反，尽管金砖四国所占份额一直较小，但其占世界比重呈直线式上升，2000年仅为8%，2009年却已达到15.9%，不到10年的时间占世界比重翻了一番，2011年金砖四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已经达到19.3%。

高盛公司的一份报告显示，2005年“金砖四国”与“新钻11国”的GDP总值只相当于七国集团（美日德英法意加）的1/4（应该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结果，如果按照当时汇率计算，前者仅相当于后者的1/6）；但至2035年，它们将会后来居上，全面超过七国集团经济总量；到2050年，世界经济大国的排序是中国、印度、日本、巴西、墨西哥和俄罗斯。其中，中国在2041年超过美国从而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印度在2032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巴西将于2025年取代意大利的经济位置，并于2031年超越法国；俄罗斯将于2027年超过英国，2028年超越德国。另外，“新钻11国”的GDP总值将激增11倍，达到相当于一个美国或4个日本的规模。如果这些预言都变成了现实，可以推断，全球经济格局将被重塑，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博弈中将获胜最多。

今天，全球总人口接近70亿人，但时至今日，全球已实现工业化国家的总人口也仅为13亿左右；而目前正在进行工业化国家中仅中国和印度两国的人口就接近26亿人，是目前已实现工业化国家人口总和的两倍。此外，还有巴西、印尼、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墨西哥、孟加拉国都是人口过亿的国家，也正在进行工业化。①这么大规模的人口同时处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人类社会所从来没有过的历史性事件。

从中国、印度、巴西等国正在进行的工业化进程来看，这些国家工业化是“压缩式”的工业化，将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50～100年）完成发达国家200～300年走过的工业化路程。庞大的人口规模正在快速推进工业化，对全球气候、能源、资源、环境、治理等各方面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同时也对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科技进步、可持续发展等各方面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三、全球经济必须转型发展，绿色经济或许是人类唯一选择

在传统的工业文明和经济模式下，人类活动已经给地球母亲产生了极其严重的环境问题，并且这种趋势仍在蔓延。据统计，近年来人类每年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硫超过2亿吨，排放温室气体超过30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超过1000亿吨各种生产和生活废水，大大超过自然界的自我净化能力，而且随着工业化不断深入，累积性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不可否认，现在生态系统破坏、生物物种灭绝、荒漠化、大气污染和酸雨、河流和海洋污染、臭氧层破坏、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极端气候事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机构（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在对95个国家进行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过去50年来，人口增加使得人类赖以生活的2/3的生态系统，包括空气和水源受到污染和过度开发。报告指出，过去50年来，人类为了取得食物、净水、木材、纤维和燃料，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速度比以往任何一个年代都要来得快，破坏面也比任何一个年代来得广，这使得生物的多样性承受着无法扭转的损失。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观测显示，南极臭氧空洞平均面积超过1000万平方英里，比整个北美洲的面积还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一份报告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海洋中“死亡区”数量和面积一直在扩大，1994年全球海洋共有149个“死亡区”，但2006年“死亡区”已多达200个，增长了34%。

如果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继续沿着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化道路前进，那么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压力是难以想象的。有研究表明，2008年占世界总人口14%的25个发达国家消费了全球41%的一次能源、43%的铜、42%的铝以及29%的钢；发展中国家人均消费一次能源、钢、铜和铝仅为发达国家人均消费量的24%、40%、21%和21%。②发达国家以如此少的人口比例，消费如此多的能源和矿产资源。如果发展中国家继续沿着发达国家工业化老路走下去，恐怕需要几个地球才能满足人类工业化对巨量的能源和矿产资源的需求。需要特别引起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在其推进工业化历史过程中，因其规模较小，加上其拥有的技术优势、军事优势等，可以很大程度将其工业化的“外部性”转嫁出去。比如，工业化造成的环境污染（包括引起全球气候变化的碳排放）由全球承担，而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源、能源等从世界其他国家“掠夺”或不平等贸易而来。相反，当今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再也不能“外部化”其工业化的负面效应，而必须“内部化”，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转变传统工业社会的增长模式，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经济增长的绿色转型。

2011年，联合国环境署在其的《迈向绿色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各种途径》中，将绿色经济定义为“可促成提高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同时显著降低环境风险和生态稀缺的经济”。“绿色经济”概念最早是由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David Pearce）在1989年出版的《绿色经济的蓝图》中提出，主张从社会及其生态条件出发，建立一种“可承受的经济”，并提出将有害环境和耗竭资源的活动代价纳入国家经济平衡表中。一般认为，绿色经济是以生态环境容量、资源承载能力为前提，旨在于实现自然资源持续利用、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生活质量持续提高和经济持续发展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由于绿色经济概念比较宽泛，不同学科背景对绿色经济理解有所不同：生态学家强调绿色经济不能破坏自然生态系统，要保持生物多样性；环境学家强调绿色经济要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其实现途径重点在污染的末端治理；资源领域专家强调绿色经济要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脱钩，其实现途径重点在于从生产端提高资源生产率；能源专家强调绿色经济要降低化石能源的消耗，开发新能源；经济学家强调绿色经济要大力发展绿色产业；社会学家则将社会包容性引入绿色经济的理念中，等等。目前，在国际上逐渐达成的共识是，不宜把“绿色经济”看成是某种状态或是某个终点，而应把它看成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方法或者一个过程。

从历史角度看，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文明形态，所对应的经济形态分别是采集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原始文明的特点是简单、淳朴，对自然不构成伤害。农业文明的特点是勤勉但具有依赖性，靠天吃饭，随遇而安。农业文明有时也会对自然造成一些伤害，但由于程度较轻，多数情况下可以自行修复。工业文明的特点是进取，但具有掠夺性。伴随科技革命而来的工业文明虽然在很短暂的时间里就迅速建立起了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但人口剧增，自然资源总量锐减，环境污染日重等问题时时困扰着人类。工业文明表现为钢筋水泥，机械化的生产方式以及对自然环境的无止境的索取，人们称这种文明为“灰色文明”。它人为地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与自然处于尖锐对立的局面，破坏和牺牲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正是由于工业文明对自然带来了伤害、损害、破坏，许多方面已经难以修复，因而必须倡导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对应的是绿色经济，绿色经济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经济，是在扬弃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环境舒适性”经济。这种对舒适性的环境需要实质上体现为一种人们在满足了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基础上的更高级的生态需要，它既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又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

注释：

①这些国家全部是“金砖四国”或“新钻十一国”的成员。

②“全球能源与重要矿产资源需求重心向亚洲转移”，《科学时报》2011年1月30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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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哈继铭. 2013全球经济展望与中国的政策研究[J].中国市场，2013，（15）.

篇9

2008经济运行特点

GDP增长环比逐季回落，回落幅度不断扩大

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2007年第二季度达到了GDP增长12.6%的峰值。从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增长呈现逐季回落态势，回落幅度不断扩大。从GDP累计同比增速看，2007年前三季度为12.2%，2007年全年为11.9%，2008年一季度为10.6%，上半年为10.4%，前三季度为9.9%，增长速度一路下滑，2008年前三季度回落幅度达2.3个百分点。从当季GDP同比看，2007年三季度为12.2%，四季度为11.3%，2008年一季度为10.6%，二季度为10.1%，三季度为9.0%，下降趋势更明显一些，下降幅度更大一些，2008年第三季度回落幅度高达3.2个百分点。如果全年经济增长按9.5%计算，增长速度仍回落了2.4个百分点。

不同行业增长不一

农业形势较好，服务业增长较快。由于各项强农惠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在种粮面积扩大和单产提高的共同推动下，2008年粮食再获丰收，预计全年粮食总产量将超过1998年水平，创历史新高。2008年前三季度第一产业增加值为21800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5%，同比提高了1.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主要是为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服务的行业，属于产业链的中后端，大多数在消费领域，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滞后，如交通运输、金融、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和其它服务业增长较快。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78714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1.8%，同比提高了1.9个百分点。

工业生产大幅度回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创18年来新低。工业增长逐月回落，2008年11月已创18年来新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从2008年3月份的17.6%逐月回落，下降到11月份的5.4%，为1990年以来的新低。2008年10月，在国家统计的447种重要工业产品中，增速较上月回落的有262种，占58.6%，其中回落10%以上的有117种。2008年上半年，工业生产增长是平稳回落，各月回落幅度在1～3个百分点之间，9月份后，工业增长速度出现大幅度回落，10月份回落9.7个百分点，11月份回落11.9个百分点，工业生产的急剧下滑，意味减产、停产或破产的企业在增多，工业形势面临较大困难。

需求上升，投资回落，净出口大幅度下降

消费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环节，在经济链条中处于后端，宏观经济变化对消费的影响要相对滞后一些。2008年我国消费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大，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2008年1～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7759亿元，同比增长21.9%，比上年同期加快了5.5个百分点。尽管三季度消费增长有所回落，但11月仍处在增长20.8%的高位。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无论是批发零售还是住宿餐饮，增长速度都在20%以上，说明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仍较强。2008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对GDP贡献率为44.5%，同比上升了7.5个百分点。在三驾马车中，消费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

2008年1～11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27614亿元，同比增长26.8%，与上年持平。如果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增速将回落大约10个百分点。从产业看，第一产业，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是投资增长较快的行业，前三季度由于经济增长较快，需求旺盛，投资动力强劲。特别是一些能源基础原材料和装备工业行业投资增长速度在30％～40%之间。四季度，在国内外生产和需求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投资风险明显加大，投资增长本应大幅度下降，但是，此时中央又出台了扩大投资、启动内需政策，先后放宽和取消了信贷规模，并启动4万亿的巨大投资计划，并明确最后一个多月要完成1000亿元投资规模。各家商业银行也纷纷追加信贷规模。基础设施、基本建设和保障性住房等投资大幅度增加，扭转了投资下滑的趋势，确保了投资的快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一是房地产开发投资三季度后高位逐步回落，回落幅度逐步加大。二是投资资金来源增长趋缓，投资资金来源增长速度低于投资增长速度，且与投资增长速度差距在扩大，表明投资资金来源后劲乏力。三是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放缓，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占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的比重下降了23%，这也说明投资持续增长动力不足。2008年前三季度，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3.1%，同比回落了5.9个百分点。

受美国次贷危机引起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主要国家需求减少，对我国进出口形势产生了较大影响。由于出口订单很多是2007年签订的，2008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增长仍达25.2%，实现了平稳增长。9月份雷曼兄弟破产后，世界形势急转直下，从10月开始，进出口增长速度出现了大幅度下滑，11月份，我国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了9%，出口下降了2.2%，进口下降了17.9%，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国内、国外需求都在大幅度下降。即使过去出口增长较快的部分能源和高能耗产品如成品油、煤、铝、钢等出口增长明显回落，而过去进口较多的原油、铁矿石、铜材、食用植物油等进口速度明显回落。从产品出口地看，除印度、巴西外，对主要出口地区如欧盟、美国、香港、日本、东盟、韩国等地的出口增长均出现明显回落。2008年前三季度，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同比回落了8.9个百分点。

物价指数高位回落，紧缩趋势较为明显

2008年，我国物价指数呈现持续快速下降的趋势，下半年下降幅度逐步扩大。2008年初，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达8.7%，为1996年以来的新高。在宏观政策的调控下，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持续下降，11月份仅上涨2.4%，其中粮食、肉类价格回落是带动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回落的主要因素。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前十个月基本稳定，同比增长在6%～8%之间，11月形势急转直下，同比上涨仅为2%，低于2003年价格水平。主要原因是生产资料价格水平（如原材料和部分加工业产品）大幅度下降导致的。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11月份同比上涨4.6%，也比年初下降了一半。各类价格指数回落上半年是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结果，下半年主要是需求下降引起的，价格回落幅度过大过快，对企业生产会造成重大影响，应引起高度关注。

经济运行效益回落，经济发展困难增加

2008年，财政收入增长出现“过山车”现象，5月份大幅度增长52.6%，10月、11月连续出现负增长，这种大涨大跌的现象过去是少见的。分季度看，一季度增长35.5%，二季度增长31.4%，三季度增长10.5%，10月下降0.3%，11月下降3.1%。分税种看，11月，国内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进出口环节税和印花税增长速度都出现了下降，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增长幅度也出现大幅度回落。其中企业所得税同比下降7.2%。11月财政出现了1462亿元的赤字，这是近年来没有的现象。

2008年，工业企业利润呈现前高后低的趋势。1～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4066亿元，同比增长4.9%，增幅回落31.8个百分点。根据国资委统计，1～11月，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利润6830.4亿元，同比减少2393.7亿元，下降26%。上市公司是中国优秀企业的代表，2008年上市公司利润增长也是逐季下降，三季度利润增长速度回落超过100个百分点。

货币资金流动性由“松”变“紧”，信贷增长呈U形变化

2008年，各层次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都是由高走低，M2增长由1月份的18.9%回落到11月份的14.8%，是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11月M1增长6.8%，同比回落了14.9个百分点，创下了十年来的最低水平。M2与M1的增速剪刀差越来越大，说明定期存款在增加，资金流动性在减少。M1增速大幅度回落也说明企业资金较为紧张，11月，企业存款同比减少1193亿元。由于2007年底银行信贷从严从紧控制规模，2007年12月仅发放人民币贷款485亿元，大量项目贷款需求推迟到2008年1月发放，2008年1月发放贷款高达8036亿元，由于信贷规模按季控制，2～9月份人民币贷款基本上每月平均发放2000亿～3000亿元。10月份，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信贷需求急降，当月仅发放贷款1819亿元，11月份在中央扩大投资、启动内需政策的推动下，各家商业银行纷纷响应，增加了信贷投放，当月贷款发放又达到4769亿元，同比多增3895亿元，12月贷款发放也是大幅度增长，全年贷款发放呈两头高，中间低的U形态势。

2008年经济运行变化原因分析

2008年是经济发展极不平凡的一年，也是经济变化速度最快，变动幅度最为剧烈的一年。2008年经济增长一路下滑，其原因是相当复杂的，有国外的因素也有国内的因素，有政府政策的因素也有市场变化的因素，有自然灾害的因素也有人为调控的因素。

周期性因素影响经济发展

2008年世界经济增速处于下行周期。世界经济经过五年快速增长后，2008年开始进入下行周期。加上美国次贷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增速急剧下降，对我国出口产生了较大影响，也影响了经济增长。2008年，一季度货物贸易顺差414亿美元，同比下降10.8%；上半年货物贸易顺差987亿美元，同比下降12.3%；前三季度，货物贸易顺差1810亿美元，同比下降2.5%。由此可见，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削弱。

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也处于回落期。从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长期保持两位数的高速经济增长。世界上能够连续保持5年及5年以上两位数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和地区极少，只有中国、日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创造过这样的纪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了两次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高速经济增长的历史。第一次是1992年至1996年，整整5年；第二次是2003年至2007年，也整整经历了5年。各种指标变动迹象表明，2007年我国已经达到了本轮经济增长的波峰，峰值为11.9%，2008年开始经济增长进入回落期。从季度数据看，从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了新一轮下行区间，到2008年第三季度，已经连续五个季度回落。

世界经济增长下行周期和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周期叠加，是2008年我国经济增长逐步回落的重要原因。

重大事件对经济发展造成影响

2008年低温雨雪冰冻灾害、“512”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都对国内经济增长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如低温雨雪冰冻灾害至少造成全国工业增长速度回落1.5个百分点，拉低一季度GDP增速0.5个百分点，推高CPI涨幅0.3个百分点。汶川地震可能拉低全国工业生产增速0.3个百分点。可能使2008年GDP增长率下降0.4～0.7个百分点。北京奥运会，涉及北京、青岛、秦皇岛、沈阳、天津、上海和香港7座城市，由于改善主办城市空气质量和阻止安全生产隐患等一系列活动限制了经济发展，部分地区经济增长明显回落。

2007年初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到2008年9月已演变成全球性金融海啸。尽管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还有一定限制，人民币也没有全面可自由兑换，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并不大，但2008年9月以后，随着美国、欧洲和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危机加深，经济衰退，消费下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日益显现出来了。首先是出口，中国出口增长率与美国GDP增长率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美国GDP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长率平均将下降5.2个百分点。其次是制造业，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美国消费”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美国及世界消费下降，中国制造业将面临严重困难。第三是企业效益，研究表明，中美企业生产经营关联度很高，如果美国企业利润下降1个百分点，中国企业利润增长将会下降10个百分点，如果美国从2007年2.2%的增速降到0，中国企业利润增长率将会从30%左右降低到百分之十几。这场金融危机不仅本身尚未见底，而且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正进一步加深，其严重后果还会进一步显现。

宏观调控政策反转影响经济发展

针对经济增长形势的变化，2008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出台措施之多、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可以说2008年前半年经济增长的回落是宏观政策调控的结果，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后半年经济增长的急剧下滑是金融危机冲击、市场需求变化的结果，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结果。从全年经济政策看，先是“减速”（防过热防通胀），再是“换档”（一保一控），后是“转弯”（保增长扩内需），最后几乎是“掉头”（防衰退防通缩）。政策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2009年经济展望

2009年将是我国经济增长非常困难的一年。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近日指出“2009年上半年是全球经济非常艰难的时期”。美国经济已进入衰退，美国经济研究局发表报告认为，2008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增长下降0.5%，是2001年以来的最差表现。布什总统2008年12月5日已承认美国经济正处于衰退之中。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已接近零，到了有史以来最低水平。欧盟15国经济2008年二季度、三季度都是下降0.2%，是199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欧盟经济明显进入衰退。日本经济2008年二季度、三季度经济分别下降0.9%和0.5%，日本央行已把利率调到0.1%的水平，日本经济已重新回到衰退之中。德国联邦银行12月5日发表预测报告，2009年德国经济下滑0.8%，为16年来的最大跌幅。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12月8日报告，荷兰经济2009年下滑0.75%，是1982年以来的首次衰退。英国经济2008年二季度是零增长，英国的利率水平已是300年来的最低水平。世界经济的恶化和衰退，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会逐步加大。

从国内看，经济主体对经济增长的信心一时还难以恢复。推动经济增长的主体是各类企业和单位。政府部门虽然可以带动经济增长，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和基础，但政府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占比是微乎其微的，如果没有民间、企业和居民的行动，政府要推动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民间、企业和居民的投资和消费行为都要建立在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信心之上。当前，各类产品价格下降、交易萎缩、消费减少、投资回报下降、投资风险增加，股市、房市和大宗产品如石油、煤炭、钢材等市场风险加大，民间投资仍处在观望状态之中。

防衰退、防通缩“两防”将成为经济政策的主线。中国经济增长是否进入衰退还有争论，但中国经济增长连续五个季度环比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当前，许多著名研究机构对中国2009年的经济增长进行了预测，大部分认为在7％～9%之间。2008年10月以后，我国主要经济指标出现了大幅度下滑，“保八或争八”毫无疑问要成为2009年经济工作的重心。尽管目前物价指数不低，消费增长也较正常，但从近几个月看，价格下降幅度明显加大，居民消费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都由2008年初的10%左右下降到2%左右，价格急剧下降说明需求萎缩，消费也会减弱，企业亏损增加，心理预期比较悲观。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的风险已严重威胁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我们必须扭转这种趋势，防衰退、防通缩“两防”将成为经济政策的主线。最近总理在重庆调研时提出要把“扭转经济下滑”作为宏观调控的主线，笔者认为这就是当前宏观政策的出发点。

2009年下半年经济有望走出低谷。从经济增长动力看，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净出口。2007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1.5%，拉动GDP增长2.5个百分点。2008年前三季度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2.5%，拉动GDP增长1.2个百分点，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动力在明显下降。2009年由于世界经济衰退、消费减少，我国出口困难会更严重，尽管人民币升值速度放缓，出口退税率有所提高，但外需减少无法提振。2008年上半年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是因为订单是2007年签订的，而2008年出口订单已大幅度减少，对2009年出口增长造成较大威胁。出口下降，消费也乏力，只有用投资来支撑经济增长。由于国家2008年11月才决定扩大投资、启动内需政策，中央政府4万亿和地方政府18万亿投资规划中，项目的论证、设计、评估、挑选和可行性研究以及综合平衡等大量工作还需要时间，商业银行和投资机构也需要时间对项目进行评估和筛选，资金很难快速到位。而且冬天和春天也不大适宜施工，大量工程可能要2009年下半年才开始。

篇10

关键词：美国金融危机　外需拉动　内需拉动　消费需求

一、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

(一)财富缩水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5月，我国共持有美国国债5065亿美元，占我国外汇储备的28.19％，除此之外，我国还大量购买有房贷美、房利美等美国公司的长期有价债券。美国雷曼公司破产，我国―些商业银行在里面也有投资。总之，我国外汇储备在美国的投资应有10000亿美元左右。在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没见底的情况下，对我国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现在还很难量化。但不管怎么说，作为美国的最大债权人之一，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开始缩水。我们已经遭受了部分损失。如果危机进一步恶化，这种损失可能会更大。

(二)外贸出口下降

我国是世界第三贸易大国。出口的快速增长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金融危机使得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贸易国消费者的消费信心指数下降。同时受危机的影响，贸易保护主义升级，国外与我国的贸易摩擦增多，导致中国的出口受挫，同时也加大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美国是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市场，2007年对美直接出口占我国外贸出口总额的近两成。2008年一季度，我国对美出口明显放缓，仅增长5.4％，低于上年同期15个百分点；进口增长26.6％，动力进一步增强。全国出口总值增长21.4％，低于上年同期64个百分点；进口总值增长28.6％，高出上年同期9.4个百分点。累计贸易顺差414.2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0.6％，净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受外部需求减弱、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2008年以来我国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增速明显放缓，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不少外向型中小企业面临困境。

(三)经济增长放缓

美国金融危机和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对我国2008年以来的国民经济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经济增长放缓已出现端倪。从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超过10％起，一直到2007年达到11.9％，连续5年经济增长超过10％(见图1)，连续5年一路上行的经济在2008年第一季度开始放缓，一季度经济增长10.6％，第二季度增长10.1％，第三季度增长9.9％。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比2007年同期回落了2.3个百分点，这2.3个百分点中有1.2个百分点来自出口减速。经济增长放缓一方面是过去5年“防过热”政策主动调控累积效果的体现，另一方面是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给经济增长回调增加了压力。

二、外需拉动向内需拉动转变

(一)内需和外需的概念界定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外需和内需都是经济±曾长的重要动力。外需和内需共同构成了―个国家的总需求。有关外需和内需与总需求的关系国内学者用三种方法、三套指标做了界定。第一种方法是在支出核算国民收入恒等式基础上的分析，所用指标：内需为国家统计局对外公布的按支出榜簿GDP中的国内投资与国内消费之和，外需为净出口，总量指标为CDP；第二种方法为建立在最终需求基础上的需求结构分析，所用指标：内需为国家统计局对外公布的按支出法核算GDP中的国内投资和国内消费之和，外需为出口，总量指标为最终消费。第三种方法是建立在投入产出核算法基础上的需求结构分析，所用指标：内需为国家统计局对外公布的投入产出表中的国内产品中间投入、国内最终消费与国内投资三项之和，外需为出口与进口两项之和，总量指标为经济活动总量。总之要研究内需、外需首先要搞清楚二者的概念界定，而内需不仅包括国内投资需求而且还包括舌消费需求，本文所讲内需只涉及到国内消费需求，而不包括国内投资需求。

(二)外需拉动转向拉动内需的必要性

1、外需减弱趋势难以改观。外需贡献率明显出现下滑，进出口比重下降。2006年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外需贡献率明显出现下滑，进出口比重下降。2006年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9.3％，拉动GDP增长2.2个百分点。2007年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9.7％，拉动GDP增长2.3个百分点。(见图2)2008年1～9月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2.5％，同比下降8.9个百分点；拉动GDP增长1.2个百分点，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进口增速快于出口增速，内外因素交织加剧了出口困境。据海关统计，2008年上半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总值达12341.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7％，其中出口6666亿美元，增长21.9％，增速比上年同期低5.7个百分点；进口5675.7亿美元，增长30.6％。累计贸易顺差为990.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1.8％，净减少132.1亿美元。

从发展趋势看，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08年世界经济增长3.7％，比2007年放慢1.2个百分点。这无疑对我国的出口造成负面影响，出口贡献的需求也会变弱。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压力仍然存在，人民币的升值将会消减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优势，对出口企业的竞争造成不良影响。

因此，按照目前的世界经济趋势判断，今后两年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净出口可能会继续下降。外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会进一步减弱。

2、内需拉动经济空间很大。拉动内需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消费需求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消费需求处于稳步增长阶段，仍然有增长的空间。消费品零售额增长虽然很快，但实际增长水平并不高，2007年消费实际增长12.53％，而在1997－2007年这一时期，2002年和2006年消费实际增长分别为13.3％和12.57％(见表1)，均高于2007年的增长，消费实际增长还有空间。此外，我国的消费率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西方国家比仍然很低。西方国家的消费率一般维持在70％以上，我国只有55％。国内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为42％，而国际平均水平则在60％。最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存在很多积极的因素推动消费持续的增长。比如说城乡居民收入连年提高、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日益完善等。

三、技动内需的措施

(一)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

根据凯恩斯的消费函数，收入决定消费，收入是提高消费需求的最重要的因素。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远低于

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特别是初次分配中存在的分配不平等等原因，使得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低收入者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相对而言缓慢很多。实证分析表明，收入差距对消费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我国城镇居民基尼系数每增加0.01，消费平均减少约0.35％。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已经导致了我国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2000－2006年，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就从0.796下降到0.740。因此一方面通过扩大就业、增加工资等措施增加居民收入，另一方面还要加大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及国家政策对农村的倾斜力度，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的同时还要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和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

(二)改变消费观念，增加消费信贷

随着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我国居民要逐渐改变传统的“节俭朴素”“勤俭持家”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要从重视物质消费改变到物质、精神双重视，从重视现金消费转变到现金、负债双重视，从传统消费转变到现代消费等等。随着消费观念的变化，消费信贷的作用更加突出。消费信贷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用信贷手段鼓励消费，促进消费市场活跃的重要工具。通过建立健全个人信用制度，积极发展消费信贷。适当降低消费门槛，如还款期限、首付款比例等，使得更多的居民符合贷款比例；扩大消费信贷范围，除了汽车、住房外还可以适当增加如首饰、旅游等消费品的信贷；最后除加快建立消费信贷的法律法规外还要健全个人信用评估制度。

(三)改善消费环境.培育消费热点

消费环境对居民的消费起着很大的影响作用。改善消费环境、整顿市场秩序、加强质量安全管理、打击非法行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保证居民正常的敢于、乐于消费的心态。各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对消费环境的整治，营造健康、透明、文明的消费环境，从而促进消费市场的发展。在加快产品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提升消费结构，培育消费热点，如汽车、住房、旅游、健身、教育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