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乡村实践报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振兴乡村实践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石堆镇位于安丘市东部，面积67平方公里，辖47个行政村，1.06万户，人口3.9万，耕地面积6.4万亩。今年以来，石堆镇以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着力点，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目标，以开展“美丽乡村·幸福家园”创建活动为主线，加快推进“四个城市”建设,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新突破。

一、基本情况

（一）全面摸排，掌握第一手资料。全面摸清每个村底数，包括人口、房屋、基础设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村规民约制定、在外能人、矛盾纠纷、村霸村痞等情况，进行深入分析研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四个城市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突出重点，开展“美丽乡村·幸福家园”创建活动。

一是产业兴旺方面。开展“带富增收富民”活动。1.培育一项致富产业。各村结合实际，突出特色，确定一项或多村确定一项能够有带动性的增收产业项目，增加群众收入。2.培训一套致富技能。通过外出参观学习、举办种养业、务工知识等培训班，确保有劳动能力的群众培训达到90%以上，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守法纪的新型农民。各村帮助留守人员联系工艺品加工、农产品粗加工等项目，最大可能的增加家庭收入。3.探索一条融资渠道。积极争取政策和资金扶持，金融信贷单位，对有意向发展项目缺少资金的家庭，特别是返乡农民工、复退军人、回乡创业大学生创办项目，帮助落实贷款方案，最大限度的提供金融服务。

二是生态宜居方面。开展“乡村环境整治”活动。1.全面开展农村环境和卫生整治，通过落实门前三包，完善村规民约，加强宣传教育等手段，引导村民树立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和爱护环境的意识，确保村庄环境卫生长期清洁。坚持“应绿尽绿，能绿则绿”，对村内主要街道进行绿化、亮化，房前用竹篱、围栏围起，房前屋后规范栽种瓜果、绿化小品，全村形成“植物自然，乡土浓郁”的景观。2.加快美丽村庄建设，全镇打造西莲池、前留晃、阿洛、西河洼、董家下坡、马家亭子、梯门、娄戈8个示范村。3.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镇驻地村、社区中心村利用好土地增减挂钩政策，加快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引导农村居民向镇区、社区集中居住。

三是乡风文明方面。开展“倡树新风正气”活动。1.开展先进典型评选活动，每月确定一个评选主题，在“阳光议事日”活动中开展“移风易俗标兵”“石堆好青年”“种养殖能手”等先进典型评选活动，利用电视、报纸、微信等形式，对先进典行大张旗鼓的宣传，激发全镇广大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干事创业的热情和积极性。目前已评选巾帼标兵117名、移风易俗标兵121名、石堆好青年92名。2.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各村成立红白理事会，增强群众简办婚丧嫁娶事宜、远离不良习俗的自觉性。3.开展系列群众文化活动，组织开展广场舞大赛、消夏晚会、农民趣味运动会、书画展等系列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4.每村打造1条文化长廊，重点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律法规等多方面知识，让村民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引导观念，让大家感受到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新风尚。

四是治理有效方面。1.开展“街头巷尾平安”活动。每村配备1名警务助理，每村建立一支治安巡逻队伍，警务助理牵头开展治安巡防，信息收集、矛盾化解工作。每村建成一套“天网”监视系统，连接派出所治安监控平台。每村组建一个警民微信交流群，提供警务服务、典型案件和安全防范等信息，随时随地与群众进行互动、交流。2.开展“全民参与调解”活动。每社区聘请1名法律顾问，在阳光议事日组织法律咨询和宣传，让法律咨询服务形成常态化。各村成立调解委员会，由支部书记任主任，由有威望的老党员、老干部、优秀村民和评选出的先进典型组成，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力求“小事不出村”。每村建立一处“听证室”，对家长里短、邻里争吵等简单矛盾纠纷实行村级听证。

五是开展“干部能力提升”活动，强化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保障。制定了《农村干部规范化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村干部工作职责，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每月召开一次“阳光议事”会议，组织学习农业技术、法律常识、健康保健等知识，充实阳光议事内容，增加阳光议事日的吸引力。要求村“两委”班子成员，每人确定一个净增收不低于3万元的致富项目。发展村庄集体经济，在盘活资源、招商引资、土地流转上下功夫，拓宽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路子，确保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不低于5万元。

（三）打造示范点，进行典型带动。重点打造步云岭休闲生态园、莲池高效农业示范园、亭子高效农业示范园、沃奇文冠果主题公园四个示范点。其中，步云岭休闲生态园，规划面积3500亩，已建成1500多亩，是集观光旅游、户外运动、休闲采摘、餐饮娱乐、农事体验、延伸加工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休闲旅游综合体。目前，已发展阡陌人间、步云山庄、云岭人家、环秀山庄等11家休闲农庄和1处步云赛鸽文化交流中心。通过园区的示范带动，发展大樱桃、草莓、蔬菜等高效种植大棚80个，发展西瓜、大桃、黄金梨等1500亩。莲池高效农业示范园，规划面积2200亩，已建成1100亩，已发展百汇紫苏庄园、东顺蒜黄种植基地、华仔蔬菜种植基地、田硕洋葱种植基地、孟戈有机蔬菜合作社种植基地等5家。亭子高效农业示范园，占地150亩，已建成高效种植大棚45个。沃奇文冠果主题公园，占地面积358亩，以生产生活生态、健康文化旅游为主题，建设木本粮油博物馆、文冠果加工和旅游综合体、文冠果健康体验展示中心，打造文冠果种植、选育、高产示范、集散、加工、营销一体化的全国木本粮油谷。目前，已经栽植文冠果210亩。全部建成后，带动就业人数300余人，年可实现利润2900万元，利税700余万元。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对群众参与乡村振兴的教育引导不够。农民群众对乡村振兴战略的认识程度不够深，尤其在发展产业方面，目前大部分产业项目主要以工商资本下乡的方式建设，通过引导群众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高效农业、农家乐、乡村旅游难度很大。

（二）缺乏政策、资金扶持。在基础设施提升方面，村级集体经济薄弱，镇级财政不足，单凭县、镇、村三级财力，很难对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三）人才匮乏。目前，广大农村对人才缺乏吸引力，大学生及高层次人才不愿到农村创业。回来的也只有在外能人到村担任村干部。

三、意见建议

（一）建议加大对群众乡村振兴战略的教育培训力度，调动群众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建议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扶持力度，完善道路、给排水、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配套完善医疗、教育、文体等设施，不断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篇2

关键词：农村金融；乡村振兴；金融体系

受多方面原因的影响，在农村经济形态的发展和形成过程当中，乡村振兴会在很大程度上受金融发展限制。所以，分析农村地区的金融领域发展现状，结合其存在的不足和困境对应的提升措施，为后续乡村振兴道路的完善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也可以为提升我国农村经济环境起到推动作用。

1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必要性

对乡村地区经济振兴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关键，也是农村地区经济产业发展及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首先，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是农业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想要实现我国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变化，就要实现农业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发展，提高实现产业创新和整体竞争力。目前虽然我国农业产业发展有了较大进步，但整体生产技术相对落后，资源的利用率相对较低，种植投入和回报不成正比。与城镇相比，农村的整体经济水平相对滞后，收入较低，不管是在农业科研设备补充还是产业融合等方面都缺少外来资金支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的经济发展[1]。其次，农村金融支持也是实现乡村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实基础，和谐健康的农村生态环境是实现农村地区长远发展的关键保障。在农业发展环境下，农业种植过程当中使用化肥、农药以及其他污染环境的原材料会影响土壤质量，降低作物产量，严重时会导致水土和耕地面积流失，阻碍农业可持续发展。肆意排放农村生活垃圾、焚烧秸秆等产生的污染，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来科学处理污染源[2]。再次，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是地区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淳朴的乡风是实现农村地区发展的重中之重。但现在农村地区依然有盲目攀比、大肆操办红白喜事的现象，同时文化建设水平落后于城市地区，有限的文娱设施难以满足群众的基本需求。留守老人的赡养问题、儿童的教育问题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另外保护传统文化、修复历史遗产以及宣传和引导道德风貌都需要引入资金，保证工作顺利实施[3]。

2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

农村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现。首先，农村金融是支持产业兴旺、助力农业发展的基础。金融对于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要以重视培育新型农业主体为基础，以引入社会资本先进技术和完善管理经验为目标，以此来调整现有的农产品结构，创新农村地区的产业布局，实现粮食、农林、牧业的统筹结合以及种植养殖和销售的一体化发展[4]。其次，要强化涉农金融机构通过信贷手段来培育创新型农业主体的作用，实现农村产业的多角度融合以及农村地区全产业链的一体化发展，确保多个产业结构可以实现互动补充，以此来促进农业产业的兴旺发展。再次，农村金融要以扶持绿色农业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产业从传统的追求高产转变为追求绿色可持续发展，对应的金融导向也呈现出新的变化。涉农金融机构要在支持乡村振兴发展的进程当中引入绿色导向，以绿色信贷业务来支持农业绿色循环的低碳生产，实现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农村经济发展的重点是要改变传统的种植养殖产业，使依靠自然资源消耗为主导的粗放型经营模式转变成现代化的可持续绿色发展模式，重视在农业生产技术发展过程中引入节本增效的创新技术，强调推广畜禽养殖新型农业发展模式。农村金融支持可以依托农村地区现有的绿色资源，发展并扶持休闲、旅游以及健康产业，推动农林牧渔等产业和教育、文化、养老等实现有效融合[5]。最后，农村金融支持要重视发展普惠金融，提高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在过去一段时间我国农村地区金融市场发展较为失衡，地区金融配比难以满足实际需求，想要实现乡村地区的可持续振兴发展就要解决农村金融服务的缺陷。将有限的金融资源投入到乡村振兴的重点产业当中，通过拓展和延伸农村地区的服务链，形成一体化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以强化乡村地区发展的前提开展丰富多样的金融普惠活动，帮助农村居民提高金融服务的运用能力，实现农村地区共同富裕[6]。

3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面临的困境

农村地区金融发展是以推动农村地区经营主体多元化发展以及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资金融通可以确保各项基础工作顺利进行，但受外界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缺乏资金对农村各项事业的融通支持以及对不同经营主体的政策性支持，同时具体的对象和外部环境的差别会导致相关工作受阻。

3.1农村金融市场不完善

首先，农村金融市场的供给环境相对较弱，难以与城市地区相匹配。大部分农村金融行业的发展相对较慢，金融供给的主体相对单一，市场发展空间较小，商业和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运营工作会过度关注个体利益，不能根据农村市场的实际情况完善工作细节。一些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数量少，有的地区只有农村信用合作社，会因为结构单一而影响融资功能，直接限制乡村振兴的整体发展。其次，现有的农村金融市场结构不合理。受市场主体的供给和需求不对应问题的影响，金融监管体系对市场的约束性和管理性相对较低，直接影响农村金融体系的细化和完善，失去对地区经营结构的约束。

3.2农村金融服务不到位，金融产品单一

农村地区的金融产品能充分展现出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情况。通过对农村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展开分析可知，丰富的金融产品能从多个角度满足农村地区金融主体的不同资金需求，以此来为农村经济主体的项目建设提供基本支撑。分析目前的建设成果可知，农村金融产品的类别和形式还不够全面，难以满足乡村振兴的整体要求，也不能实现外界环境和内部政策对经营的促进作用，直接影响农村地区的金融供给，导致资金的运营和使用受到较大的约束。

3.3贷款额度有限，贷款困难

目前农村金融机构所发展的业务当中，大部分为小额贷款，款项相对分散，存在一定的回收风险，会影响农村金融机构对地方经济水平的促进作用，甚至会阻碍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农村地区，农民对小额贷款的需求量较大，一般会以相应的担保抵押为条件申请贷款，但因为农村地区的抵押物资较少，且大部分农民的个体条件不能满足贷款要求，所以农村金融发展会受到一定约束，制约了农村经营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7]。

3.4农村金融保险不完善

农村金融保险对于乡村振兴产业的稳定和发展以及后续的风险防控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农村金融保险在地区经济发展进程中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但农村金融保险存在发展滞后以及缺乏担保的情况，在当前社会环境当中，商业保险不断发展，而农村金融保险相对落后，影响了农民的经济收入，限制了对保险的可承担风险。另外农村金融机构的现有网点数量较少，在开展涉农业务时需投入大量资金，降低了贷款的收益率，导致资金流入到非农产业中。假如农村金融保险不能降低农业融资风险，就会影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8]。

4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建议

4.1构建合理的金融服务政策和体系

首先，分析目前农村金融环境的发展情况可知，其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存在较大不足，要从农村金融的不同发展阶段来制定并落实对应的金融服务政策，实现农村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多元化农村经营主体的现代化发展，进而实现乡村振兴。其次，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需要结合现状科学规划银行和非银行机构，以多样化的途径引导多种类型的农村金融机构，确保该类金融机构促进农村区域实现经济和文化水平双重发展，满足农村地区在各个领域建设工作的资金需求，另外政府要充分发挥自身的调节效应，合理布局农村金融的业务网点，为完善和发展后续经济体系打下基础。再次，要细化现有的监管机制，规避各类风险，构建完整、科学、优良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确保相应的金融服务制度满足乡村振兴发展的需求[9]。

4.2创新服务模式和产品

首先，要引入新型技术手段完善金融服务。在过去银行业的发展进程当中，信息不对称对农业金融发展的阻碍较大，引入大数据技术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促进银行服务业在农村地区的发展。涉农金融机构要根据新型农业主体的个体需求，结合现代化的智能手段创新并整合业务模式，提高服务的技术和数据处理能力，完善业务审批过程，简化办事环节，提高农村金融的服务质量。其次，涉农信贷增信途径和方法有待丰富，农村金融机构应结合国家的政策方针来提高涉农信贷期限的时间和额度。例如，在党的报告中提出了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继续延长30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型农业主体出现。农业金融应以此为契机发放农村土地经营和农房抵押贷款，在农业设施设备抵押和生产订单等方面加强融资，以此来提高贷款的额度并延长相应期限，针对农户、地方产业、农村合作社以及电商产业链等渠道增加贷款，并丰富融资模式，以此来满足在土地流转和服务过程当中涌现出的新经营模式。再次，要结合农村地区现有的产业链，加大资金支持力度。随着社会经济水平和农村地区现代化农业规模的共同发展，农村产业链经营主体的基本资金需求从小额化向规模化转变，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农业金融机构要以解决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及后续流通和营销渠道当中的融资需求为切入点，打造出符合农业金融产业差别的新金融服务体系，根据不同的客户需求完善定价细则，确定合理的利率水平，根据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点满足不同农户的基本需求。

4.3保证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全面提高

站在整体的角度分析，想要实现农村金融对“三农”工作的良好服务，就要完善和优化金融服务体系，明确其在乡村振兴工作当中的具体职能。要改变现有的工作思维，强化金融服务模式，依照农村地区特有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农民的实际需求，通过面对面、点对点的服务模式实现金融服务和农业种植生产等活动的有效融合。结合这些方面的具体情况来确定对应的金融服务方案，进一步细化以多元化农村经济为主体的金融服务，确保现代农业生产活动得到更科学有效的提升，从根本上解决乡村振兴工作当中的资金难题[10]。

4.4大力发展农村绿色金融服务

首先，要重视农村金融对绿色产业的引导、约束和杠杆作用。农业金融机构要依照农业发展基础强调其实现绿色低碳化的转型方向，结合有效的金融服务促进农业产业呈现更高效、高质量的生产模式，从传统的粗放型生产经营转变为重视生态节约环保的绿色经营，在此过程中要加大绿色信贷的投放力度，重视对农业种植养殖以及深加工产业的金融支持。其次，要细化绿色农业信贷投放制度，通过制定差异化信贷策略，创新现有的绿色金融产品结构。结合农村地区的实际生产和经营特点，探索农产品商标质押贷款的新型贷款模式，结合分类化的客户管理渠道，对现有的信贷项目库当中所涉及的农业循环经济项目分级授信，提高其授信额度。构建以现代化农业科学技术为支撑的农业示范基地，开拓绿色贷款通道，实现农村绿色金融服务的可持续性发展[11]。再次，要强化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性支持，结合现有的政策标准和金融发展制度，落实农村绿色金融的相关要求和政策体系，构建并完善能和其相对应的、以服务于农村地区金融需求为主体的中介服务机构，投入充足的资金，调动涉农机构发展绿色金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重视以绿色金融服务为基础的绿色小微企业和项目的信贷投放。

4.5加大对农村农业贷款的管理力度

想要实现农村地区金融结构的稳定发展，就要完善利率定价机制，高利率会增加农民的贷款负担，阻碍地方经济发展。政府要以规范市场运营模式为主，合理调控农村金融市场，确保各项业务有序进行。农村信用合作社要结合科学的利率机制优化现有利率，确保农民主体得到金融优惠，积极参与地区经济建设。要以小额信贷为主导，结合农村地区的实际信贷需求构建与实际利率相符合的金融制度，在强化融资效率的同时实现对金融机构运营工作的科学引导，确保金融服务能满足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要求。

4.6拓宽信贷渠道，提高农村农业贷款额度

发展农村信贷领域要拓宽农村信贷渠道，提高农村信贷的利用效率，强化监管水平。通过机构担保以及补贴政策，推进农村金融的创新和发展，拓展信贷渠道，发展不同的资金渠道，实现多个渠道资金抵押，保证农村地区经营主体拓展融资渠道。另外要加大农村金融对金融贷款的投入力度，从地方经济的发展角度入手确定金融活动的发展方向，依照民间借贷的实际情况规范并引导市场环境有序发展。

4.7防范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风险

首先，要由财政部门设立专门的农业风险补偿基金来补贴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信贷投入，并适当补偿不良贷款造成的损失，完善并推广农业保险制度。要丰富并完善农村信贷的担保体系，优化现有的金融环境，确保各类金融机构能够更多地参与到农村金融服务当中，有序推动城乡文化和经济建设工作，进一步完善金融保险制度，构建农业金融信贷的对应风险。其次，要扩大政策性保险费用的补贴范围，吸引更多创新型农业主体，结合政策性保险对策预防风险。可以通过政府补贴、税收减免等方式引导并鼓励商业性保险机构开展农业保险相关业务，确保对应的保险服务能满足农业市场的实际需求，为新型的农业主体提供更可靠有效的保险基础。再次，可以推出盈利涉农保险产品，确保农业经营主体在遭遇自然灾害时能得到启动资金补偿。最后，通过引入风险共担及补偿制度来构建政府机构、农户和经济组织等多位一体的联保模式，充分落实集中担保、分散使用的灵活模式，采用综合化的保险措施来防范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金融风险，确保农业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资金可以完全应用到农村地区建设当中，促进农村地区各个领域的整体发展[12]。

5结束语

农村金融工作的发展和完善直接推动解决了“三农”问题，目前在乡村振兴工作过程中支持农村金融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农村金融发展受环境及制度的影响存在诸多困难，对应的保障制度也不能确保金融体系稳定发展，从而影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影响了乡村的发展。因此要以推进乡村振兴发展为基础，完善农村金融服务制度，进一步促进中国农村经济向高质量方向发展，并实现了农村金融对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小华，杨玉琪，程露.新发展阶段农村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问题与解决方案［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7（6）：41-50，257-258.

［2］李茂，王晨阳.金融创新如何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深度衔接［J］.河北学刊，2021，41（6）：204-209.

［3］邵晓翀，杜尔玏.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现实基础、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基于新发展格局视角［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10）：76-80.

［4］袁文.乡村振兴中农村金融立法的困境与破解路径［J］.农业经济，2021（10）：94-95.

［5］王兴国，吴梵，刘韬.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计量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21（10）：84-91.

［6］李昱呈.开发性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路径探究［J］.开发性金融研究，2021（5）：41-48.

［7］马天禄.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模式［J］.中国金融，2021（15）：26-27.

［8］林暹亮.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长效机制构建研究［D］.舟山：浙江海洋大学，2020.

［9］李自强，陈佑成，叶伟娇，等.网点布局视角下农信社信贷服务感知质量影响机制分析与展望———基于商誉评价的调节效应分析［J］.农业展望，2019，15（11）：27-34.

［10］陈丽.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实践与思考———以广东省梅州市为例［J］.农村金融研究，2019（6）：67-70.

［11］丁竹君.创新农村金融工具的路径选择［J］.社会科学辑刊，2010（1）：117-119.

篇3

当前正处于旅游旺季，大家都很忙，在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我们见缝拖针，召开这样的会议，也是当务之急。因为江苏的乡村旅游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层次，产品转型升级，全面提高品质，是我们江苏乡村旅游迫切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下面就有关问题我再补充说明三点意见：

一、关于这次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问题。

这次会议是面临我省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候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刚才周局长作了一个非常好的报告，他在讲话中，对全省的乡村旅游，从改变现有状况，不断提升层次；顺应时代潮流，提高生活品质；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市场复苏，实现旅游振兴等四个方面阐述了推动乡村旅游建设和全面提档升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尤其是对下一步全省乡村旅游如何上台阶、上层次，全面提档升级，促进升级转型，不断推进乡村旅游发展，提出了七点具体意见，讲得非常好，指导性、针对性都很强，具有很实际的指导作用，对我省乡村旅游今后一个阶段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周局长的讲话精神，是我省今后一段时期内乡村旅游工作的具体指导性意见。对周局长的讲话精神，请同志们回去后及时向各地方的领导同志汇报，并结合当地的具体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同时也希望同志们回去后能尽快召开各地的相关会议，一方面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特别是周局长的讲话精神；另一方面研究并提出推进当地乡村旅游发展、全面提档升级的指导意见。建议同志们在向各地领导汇报的同时，应尽快取得政府在资金与政策上的支持，推进乡村旅游上台阶、上层次、上水平，全面提档升级。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政府主导必不可少，没有政府的组织领导，单纯靠市场自然发展，靠农民自发行为，乡村旅游很难有大的作为，这一点很重要，对此，我们一定要形成共识。目前，在旅游行业的具体抓手中，最能迎合和牵动党委政府的抓手就是“创优”“创强”和乡村旅游，因为乡村旅游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紧密相联。

二、关于我省乡村旅游全面提档升级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在经过对我省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现状、基础、总体水平、在全国所处的位次、市场需求和发展规律等客观全面的分析、研究、判断，并广泛深入地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的基础上而提出来的。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尤其是近五年的发展，我省乡村旅游产品不仅在“量”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且在“质”上也有了重点突破。目前，全省各种形态的乡村旅游点1700多家，其中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124家，年接待量已突破四千万人次。本世纪以来，特别是04年全国创建农业旅游示范点工作会议以来，在省委省政府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全省乡村旅游蓬勃发展，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建一处景点，保一片生态，富一方百姓。2004年以来，省政府已连续两次召开全省乡村旅游工作会议，省旅游局先后四次召开现场会和观摩会。全省各地各级旅游部门为发展乡村旅游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全省涌现出了蒋巷村、旺山村、鸿山生态园、吴楚农耕文化园、傅家边生态园、翠谷庄园、大石山休闲农庄、世外桃源、星期九农庄、沭阳苏北花卉园，以及当时的江心洲农业旅游示范点等一大批在江苏，乃至在华东地区，甚至在全国有较高知名度、认知度与美誉度的乡村旅游产品。江苏乡村旅游已经成为我省旅游产业中的新亮点和新的增长极。

国家旅游局领导曾多次赞扬江苏的乡村旅游工作，国家旅游局曾邀请全国政协常委视察团专程视察江苏省的乡村旅游工作，并向国务院提交视察报告，国务院将此报告批转给了江苏省委省政府。视察报告对江苏的乡村旅游产品，及乡村旅游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国家旅游局认为，江苏乡村旅游总体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并且明确要求在新一轮乡村旅游发展中，江苏的乡村旅游产品在提档升级方面，在全国应率先突破，尽快打造一批精品，塑造一批品牌，在全国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也多次指示我们，江苏的乡村旅游现在不仅要注重量的发展，更要注重品质的提高。

应该看到，当前我省的乡村旅游产品，在数量繁荣的背后，还存在着质量不高、低档次、低水平重复，以及产品附加值不高、产业链不长等问题。已推出的众多产品中，有突破性、示范性的精品并不多，更多的产品在刚刚推出、密集推销的当时热闹一阵，过后就归于沉寂，具备可持续吸引力的产品所占比例并不是很高。

尽管江苏的乡村旅游产品还存在着众多方面的品质差异，乡村旅游发展还存在着众多不平衡性，但总体来说，我省乡村旅游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层面，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次会议实际上是江苏乡村旅游发展与转型升级过程中承上启下的一次重要会议。

事实表明，消费者需要我们的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市场迫使我们的乡村旅游转型升级，江苏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要求我们的乡村旅游转型升级，我省乡村旅游的发展进程推动我们的乡村旅游转型升级，乡村旅游产品的内生力也需要突破传统产品的模式转型升级。客观形势要求我们必须打造乡村旅游精品和高端产品，比如像国外的庄园和乡村俱乐部等等。好的乡村旅游产品应该给人以山水画、田园诗、文化曲、梦幻情的感觉和意境。

促进我省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全面提升我省乡村旅游产品的品质，是我省乡村旅游今后一段时期的首要任务和迫切需要。如果说前一阶段我省乡村旅游发展的重点是注重“量”的扩张和规模效应，那么今后一个阶段的工作重点应该是注重“质”的提高和产品品味的提升，实现更加集约化、品质化、科学化的经营和管理。

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工作是基层做的，经验是基层创造的，成功的经验来自于基层。在新一轮的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各地旅游部门要加强指导，并不断总结经验，摸索，实践，总结，创新，突破。对一些品质高，市场化程度高的产品，我们要重点关心、支持和培育。明年我们要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创建“江苏十大乡村旅游精品”活动，树立典型，充分发挥典型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对一些富有潜力、可塑性大的产品，我们各级旅游部门要重点支持，省里的乡村旅游引导资金及乡村旅游点道路连接线资金，在照顾“面”的同时，将会有所侧重的进行调剂和倾斜。

三、关于乡村旅游规划和单体产品的策划问题。

规划更多的是区域性的，是政府层面的。而对单体产品而言，策划与创意更为重要。

对于一个地区或一定范围内的区域，必须坚持统筹规划，科学规划，高起点规划，以规划来统筹和协调本地区或本区域的乡村旅游发展，这是非常必要的。要不然就会乱套，就会一哄而上，产品就会出现更多的更为严重的雷同化和同质化现象。同一区域或近区域内，必须坚持乡村旅游的错位发展，必须努力打造各自产品的特色，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

对单体乡村旅游产品，要精心策划和创意，一个好的创意或策划，对产品的市场认知度、美誉度、影响力、市场占有率，以及产品的品质、品味和生命力，是至关重要的。

乡村旅游产品，缘于乡村，高于乡村。乡村旅游，应该具备“乡”的特色，“村”的感觉，“旅”的便捷，“游”的功能。全面提档升级，并不是一味地去讲究设施的豪华，其核心与本质是要讲求产品的品质和品味，高品位谋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管理。

当前许多乡村旅游产品品质欠缺的原因之一，就是一些产品的规划或策划者们是以一种简化和僵化的模式来开发的，规划或策划理念既不来自对旅游市场的调查研究，也不来自对乡村生活和乡村文化的深切感受。而是在规划或策划之前就设立了套路，然后按照这些套路拼凑，甚至伪造资源，这就造成了许多乡村旅游产品的形式类形化、体验表面化、项目同一化。

西方国家的乡村旅游已经有一百二十年的历史，其中的一些经典产品经久不衰。走遍世界，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那些经典的乡村旅游产品，美不胜收，令人留连往返。富有经典品质品味的乡村旅游产品，不仅生命力顽强，而且在市场上能始终保持旺盛状态。这就是精美的策划与创意的成果。

在规划中应构建乡村旅游布局模式，产品开发一般应选择在城市近郊或风景名胜区的周边地带，把握区位优势，寻找自身依托。乡村旅游业态有它的特殊性，乡村旅游产品与其他旅游产品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区别。普通旅游产品注重的是游览性，而乡村旅游产品更多的是体现休闲、放松、参与和体验。要适应现代都市人日益渴望摆脱快节奏、繁杂、喧嚣、污染严重等都市环境的需求，为都市居民提供休闲游憩的“后花园”，借助于与现代城市截然迥异的田园、村落等，以观光、参与、休闲、体验等活动吸引都市居民来度假、休息，给市民提供短期休憩度假的旅游产品。

乡村旅游产品的客源市场主要是集中在城市，其半径距离在90公里左右，基本上在一小时城市圈内。乡村旅游产品的功能要求不一样，消费群体不同，所以它的品质品味要求也不一样。城市是乡村旅游的市场主体，江苏，尤其是苏南地区处于长三角的核心地带，长三角是世界五大城市集群之一，客源市场旺盛，发展乡村旅游的潜力巨大。

在提档升级的过程中，各地应该因地制宜，一切从实际出发，发挥优势，做出特色，打出品牌，营造精品，讲求效益。对现有产品中产品化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品质品味也较高的产品，应该进行再润色，做到锦上添花，进一步创新突破，做到好中创优，谋求更高层次的发展。对一些乡村旅游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或不太成熟的产品，应该充分挖掘潜力，集思广益，好好谋划，发挥后发优势，高起点发展，高品质建设，后来居上。

我们要想方设法加强乡村旅游规划人才与产品策划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努力培育一支有水准的人才队伍。同时，要加强对各级旅游部门的相关人员及企业管理人员的培训，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我们还将组织第四期专门培训班。计划明年适当时候组织人员第三期赴境外或国外学习考察。

篇4

上世纪80年代，贵阳市乌当区委、区政府紧紧抓住发展乡镇企业不动摇，出实招，办实事，全区乡镇企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成为推动区域财政和农民双增收的“发动机”，被省委、省政府誉为“乌当力度”，始终保持着与全区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的良好态势。进入新世纪，乌当区积极探索发展思路，将乡镇企业的发展与“三农”问题相结合，着力于解决农民增收致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壮大县域经济。全区乡镇企业近年来呈现出结构优化、总量扩大和带动力增强的三大特点。

――乡镇企业产业结构得到优化。经过多年的努力，全区乡镇企业逐步完成了由过去的傻、大、黑、粗为特点的原料消耗型、劳动密集型向高、新、精、尖为特点的技术密集型、集约经营型的转变，形成了以电子信息、先进制造、现代制药、新材料、绿色食品加工、饲料加工等六大支柱产业为主的格局。

――乡镇企业经济总量持续壮大。近年来我区乡镇企业立足区情、发挥优势、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经济总量持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07年底，全区拥有各类乡镇企业5633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51余家。乡镇企业累计完成增加值21.88亿元，乡镇企业实交税金0.73亿元，乡镇企业从业人员3.744万人。

――乡镇企业带动农村发展的能力明显增强。一方面，我区乡镇企业自觉以服务“三农”为己任，2007年用于扶持乡镇企业发展的各类资金近千万余元，较“十五”时期大幅增长。另一方面，通过采取“企业+基地+农户”、“公司+协会+农户”的模式，带动农民进一步优化种养结构，形成了以蔬、果畜、花、药、茶为主的产业结构，使加工企业发展与生产基地建设互为推动，实现企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双赢”目标。目前，我区建有各种类别的“养殖小区”58个，优质水果基地23个共8万余亩，中药材基地7个共1.4万亩，无公害蔬菜基地30余个共14万亩。每个基地带动农户均达200户以上，带动效果明显，户均收入达2000元以上，一些项目户均增收达5000元以上。

2007年，全区乡镇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已占全区GDP的31.4％，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乡镇企业的工资性收入已达2528元，占54.7%，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上交的税金0.73亿元，占全区财政总收入的11.2%。实践证明，乡镇企业不仅是农民创业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繁荣农村经济，壮大县域经济，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有效途径，这也正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为我们指明的方向。因此，为改变目前“大农村、小城市”的经济格局，破解“三农”难题，提升乌当在全省经济强县中的位次，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发展乡镇企业，再造“乌当力度”。

结合推进城乡一体化战略，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促进农业增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继续大力发挥乡镇企业连市场、带基地、联农户的优势，按照“公司+基地+农户+市场”的生产经营模式，进一步推广企业到乡镇建原材料生产基地的做法，将田间地头变为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第一车间，将农民转换为企业的工人，从而带动繁荣农村经济，将农民从一产向二产转移，切实增加农民群众的收入。

篇5

党的十，正是一面旗帜，为我们全面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指明了方向。

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关键在做。一种求真务实的思想，在指引着全省上下务实前行；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在催促着一亿人民奋力拼搏。

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河南在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持续改善民生，构建和谐新农村……中原力量，成就梦想。

吹响转型号角

十报告指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这让国家首个循环经济试点市鹤壁看到了机遇。

鹤壁素以富有黑（煤炭）、白（白云岩）、灰（水泥灰岩）资源著称。为摆脱过分依赖资源性产业的痼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该市明确把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作为实践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战略举措。

依托丰富的水资源和煤炭优势，以及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鹤壁市宝山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快速发展。

该集聚区管委会副主任李伟介绍说，此园区探索“两不三新”协调发展的路子，在充分利用荒地、尽少占用耕地的前提下，重点发展煤炭、电力、化工、新型材料四大循环经济产业链条。

如今，集聚区已建成10多家企业，以煤化工为主导，生产甲醇等多种制品及后端衍生品，同时将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生产新型建材，将排放的二氧化碳用于生产可降解塑料等，推进产业循环式组合、资源循环式利用和企业循环式发展。

“我们鹤壁提出要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先行先试走在前面，更要按照这样的要求去学习贯彻落实十精神，通过各项工作的先行先试，力争在全省率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市委书记丁巍说。

打造文化样本

“以前都是在电视上看戏曲名家演出，今儿个能在家门口看贾文龙演的《村官李天成》，咱真是有福气啊！”清丰县柳格镇骆家村的杨芳老人兴奋地说。

欢快的舞蹈跳起来，舒心的歌儿唱出来……如今，每到夜幕降临，台前县打渔陈镇梁集村文化大院就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这些，只是濮阳市大力推进基层宣传文化“四有”（有人管、有人干、有事干、有钱干）建设的一个缩影。

走进清丰县城关镇高庄村文化大院，记者看到扁鼓舞队和扇子舞队正在演出。

“十报告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咱农村的文化建设也不能落后。”高庄村党支部书记赵自才说，在党的十精神的指引下，高庄村今后将继续加强文化建设。村里正准备实施“飞信进我家”计划，让每位村民都加入高庄村的飞信群，以方便组织文化活动，建设高效便捷的思想文化阵地。

据统计，截至目前，该市共建设乡镇综合文化站75个，建成农家书屋1563个，成立舞龙队、舞狮队、秧歌队、农民乐队、健身操队等文化队伍280余支。

吹拉弹唱，读书看报……如今，在濮阳，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乡村农民，闲暇时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文化天地。十报告指出，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这也为该市的基层宣传文化“四有”建设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做大民生“蛋糕”

“现在我们老人都能领到退休费，而且一年比一年多，在茹岗人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咋能不感觉提气呢？”60多岁的石玉荣老人是新乡市牧野区茹岗社区的老住户了，谈起现在的生活，她笑得合不拢嘴。

“有了党的十精神的指导，我们社区发展的思路越来越清晰，方向越来越明确。”十代表、茹岗社区党总支书记张春兰告诉记者，他们把社区集体资产评估量化，通过改制，让社区居民都变成了“股东”；继续加大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力量，改善农民生活环境；引进新型工业项目，增强社区经济实力，促进社区居民增收致富。

辉县市孟庄镇南李庄社区居民王建明说，近几年，他家喜事连连：搬进新型农村社区，过上了舒适的生活；跑运输收入增加，存款连年“创新高”；“添丁进口”，家里买了两辆小轿车……

社区负责人介绍说，进行整村拆迁改造，改善了居住环境，提高了群众生活品位；节约了土地70余亩，新增住户350户；增加了收入，村集体每年增收200多万元，群众人均增收5000元；居住方式的改变促进群众生活方式的改变，化解了许多社会矛盾，增进了邻里团结。

篇6

一、总体目标

深入学习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全面打贏脱贫攻坚收官战，通过全面开展理论教学、现场教学等形式，狠抓市镇村扶贫干部、驻村干部、帮扶责任人、产业指导员、致富带头人等群体能力建设，为高质量打贏脱贫攻坚战提供理论和知识保障。以推动贫困户就业、创业、产业为目标，开展产业扶贫、电商扶贫、实用技能、职业技能等培训，切实增强贫困群众内生动力,确保脱贫不返贫，有效巩固脱贫成果。

二、培训对象

市、镇级扶贫干部，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成员(新上任乡村干部和新选派驻村干部)，村“两委”班子成员，行业部门干部，帮扶责任人，产业指导员，致富带头人，有培训需求的贫困人口等。

三、工作安排

(一)在岗参训“素质能力”线上培训班

培训对象:村“两委”干部、驻村干部、致富带头人、全市各包保部门帮扶责任人。

培训目标:因疫情影响，前期主要采取网络培训方式开展，充分利用省脱贫办“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网络专题培训”、州委组织部“全州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网络专题”等网络培训资源开展培训，将省州优质资源及时传导到基层，有效解决因疫情影响无法开展集中培训的问题，全面提升综合能力。

培训人数:300人

责任部门:市委组织部

完成时限:2020年12月底前

(二)教学试点“素质能力”专题班

培训对象:村级“带头人”队伍、部分致富带头人

培训目标:采取实地走访“中心村”党委试点村，集中学习脱贫攻坚巩固提升、乡村治理等工作，提高党建引领各项工作发展能力，学习典型经验，提升连片连域发展、产业带动发展、

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有力提高村域发展质量。

培训人数:76人

责任部门:市委组织部

完成时限:2020年12月底前

(三)脱贫攻坚巩固提升“素质能力”轮训班

培训对象:各镇党政负责人、新上任的镇机关干部、村“两委”干部、各级驻村干部、部分致富带头人。

培训目标:集中学习关于脱贫攻坚工作重要论述、乡村振兴、党风廉政、产业发展、扶贫政策等内容，力促各级领导干部、各类帮扶主体提升政治素质和指导实践能力，掌握我市发展总体规划，科学制定并落实各项任务开展，全面巩固脱贫攻坚成效。

培训人数:370人

责任部门:市委组织部

完成时限:2020年12月底前

(四)脱贫攻坚专题培训班

培训对象:行业部门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业务科室负责人、帮扶部门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帮扶责任人。

培训目标:结合关于脱贫攻坚重要论述和相关会议重要指示精神、脱贫攻坚具体业务知识、做好脱贫攻坚普查注意事项等内容，每月至少组织全市扶贫工作人员开展大型脱贫攻坚培训1次，聘请师资力量和邀请省州扶贫领导进行授课。全市各部门单位也要适时组织干部进行培训,确保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

培训人数:500人次

责任部门:市扶贫办

完成时限:2020年12月底前

(五)产业指导员能力提升班

培训对象:各镇村产业指导员

培训目标:分批分级开展产业指导员培训，明确到户帮扶承担的产业发展指导职责,更好的解决到村到户到人帮扶措施未全面落实、政策宣传不到位、产业选择不科学、帮扶项目没落地、技术指导不到位、产销对接不顺畅、利益联结不紧密等问题。

培训人数:1500余人

责任部门:市农业农村局

完成时限:2020年12月底前

(六)贫困劳动力就业技能培训

培训对象:有劳动能力和培训需求的贫困劳动力

培训目标:结合各镇、村产业发展实际，准确掌握贫困户需求，开展订单、定向、定岗式职业技能培训，提高贫困人口自主脱贫能力。

培训人数:100人

责任部门:市人社局

完成时限:2020年12月底前

(七)贫困人口农业实用技能培训

培训对象:从事农业生产的贫困人口

培训目标:结合各镇村实际情况，对从事农业生产的贫困人口全面开展种植、养殖实用技能培训。.

培训人数:200人

责任部门:市农业农村局

完成时限:2020年12月底前

(八)贫困人口产业发展能力培训

培训对象:有志参与产业项目的贫困人口.

培训目标:围绕我市特色农业观光和乡村旅游发展，为贫困人口提供农村电商、产业经营等方面培训,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

培训人数:100人

责任部门:市农业农村局、市文广旅局、市商务局

完成时限:2020年12月底前

(九)创业致富带头人

培训对象:创业致富带头人

培训目标:通过培训及时补齐致富带头人技能短板,为促进和带动各镇、村经济工作夯实基础，带动贫困户逐年增收。

培训人数:177人

责任部门:市委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团市委、妇联、残联、科技局、农业农村局、文广旅局

完成时限:2020年11月30日前

四、有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把培训工作作为扶贫干部掌握政策提升能力水平、贫困人口提升脱贫技能和提高增搜能力的重要手段,切实抓好组织实施，确保培训宣传工作顺利开展。结合本部门单位实际，及时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制定教育培训计划，保证农民群众的知晓率和参与率。建立健全活动基础台账，将每次开展活动情况详实记录，并注意收集整理相关素材。

篇7

第一个“实“表现在讲成绩恰如其分。报告主要用事实、数据加以说明，简化文字表述，着重通过实例及数字对比说明五年来全市在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建设、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社会事业、民生状况和政府自身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概括既真实全面，又客观实在。第二个“实“表现在讲问题实事求是。报告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毫不回避地把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毫无保留地摆在全市人民面前，这充分体现了市政府不回避矛盾、不畏惧困难的一贯工作作风。第三个“实“表现在讲发展更加务实。报告在安排部署未来五年和2010年工作时，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紧扣科学发展与促进和谐的主题，突出了实现全面振兴的主线，思路清晰，高屋建瓴、目标明确，重点突出、措施具体，切实可行。第四个“实“表现在讲文风力求朴实。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文风朴实，不苛求华丽的辞藻，无大话、空话，重点突出，语言简练，平实中显示了市政府的务实之风。

借此机会，也向各位领导简要汇报一下我们一年来的新农村建设情况。我们位于黄陂区南部，与武汉中心城区仅一河之隔，全街国土面积78平方公里，辖13个行政村和3个居委会，人口4.2万，耕地2.4万亩，水面1.2万亩。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商贸活跃、工业发达、城镇化程度高。2010年实现社会总产值47.8亿元、财政收入7203万元、固定资产投资5.12亿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3914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0800元，同比分别增长10%、15%、

10%、10%和12.5%。先后被评为武汉市文明单位、黄陂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和绩效目标考核先进单位。

中央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部署后，特别是武汉市提出“家园建设行动计划“以来，我街迅速行动，周密部署，确定了围绕一个定位（汉口北商贸物流枢纽区），用活两大政策（全国发展改革试点镇和武汉市“两型“社会建设试点镇两大配套政策），完善三大规划（城镇总体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做强四大产业（农副产品及铁路货运物流、新型建材、医药化工和汽车零配件产业），建好五大平台（融资平台、就业平台、激励平台、保障平台、公共服务平台），实施六大工程（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重大产业化项目建设、城镇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民生民利建设、重大生态环境项目建设）的新农村建设总体思路，坚持以增加投入为基础，以优化投资结构为核心，大力推动区域经济加快发展，努力把滠口建设成为城乡和谐共融、产业高度发展、功能齐全完善、环境优质一流的统筹城乡发展示范区、综合改革发展试验区、第三产业产业繁荣聚集区。

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突破，采取对上争一点、部门帮一点、农民筹一点的办法，累计筹集建设资金万元，共建设中心湾10个、湾内出行路45.3公里、排水管网6.85公里、多功能活动场所4处，改造危房、泥草房40余栋，完成了什仔湖、南湖和三闸等三个机站的机组更新，解决了5000人的饮水安全问题。

二是农业开发取得新突破，以促进农民多元化增收为目标，着力加强农业基地建设和项目开发。改建了服务都市的特色农业项目甲壳类基地，建成了500亩的枫橡咀草莓基地、3200亩的什湖特色养殖基地和盘龙休闲农业园。依托四季美农贸城，大力发展绿色、特色农业，目前滠口“城市立体农业试验基地“项目正在紧张筹备中。通过现代农业开发，共转移劳动力460人，实现人均增收元。

三是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取得新突破，坚持以人为本，全力解决群众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共建设多功能活动场所4处，新增健身设施4套，全面完成了农村和城镇居民医保，共有4000多名60岁以上老人领到了养老金，有1.1万农民积极参保。

四是农村环境整治取得新突破，把环境整治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改善乡村面貌，使群众短期内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共投放垃圾桶180个，建设垃圾堆放场18个，集中清理“四堆八乱“，严厉打击破坏基础设施行为。突出绿化美化，花草木齐上，透墙现花、见缝插绿，共栽植树木2.16万株，完成人工造林230亩，打造成远近成景、层次分明的绿化景观带，实现了街在绿中、人在景中。我街三闸村被评为市级新农村建设先进单位。

通过具体实践，我们深深感觉到，要建设好新农村就必须：

以村屯规划为龙头。结合中心区建设编制好村屯建设整体规划，严格按照规划进行建设，重点加强基础设施配套，搞好房屋修建、道路改造、自来水入户等基础项目建设。

以农民增收为根本。在扶强扶壮现有农业产业化龙头的同时，引进新建一批新的农产品加工龙头，完善企业、基地、农户“三位一体“的利益连接机制。同时，不断扩大绿色、特色农业规模，促进农民增收、财政增税。

以提高农民素质为依托。依托产业发展，面向市场，加强对农民的实用技术和职业技能培训，使农民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以创建文明村屯为先导。大力整治农村环境，美化绿化净化村容镇貌。扎实开展文明创建活动，改陋习、树新风，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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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目的：为了充分挖掘当地资源、发挥地方资源优势，把地缘优势变为经济优势，使当地农民土地利用效率最大化，不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新兴产业，做好疫情防控，提高农户的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加经济收入，有效防止返贫和致贫。同时结合云南开放大学双提升项目学员综合实践的要求，特开展此项调查活动。

二、调查地点及主要内容：碧溪乡某某村委会下辖13个自然村，某某村肉牛生产发展等农产品情况调查。

三、调查时间：2020年9月10日至2020年10月30日

四、调查方法：走访村民访谈 观察法

五、调查基本情况

（一）碧溪某某村民委员会基本情况介绍

南涧县碧溪乡某某村民委员会，距乡政府所在地10公里，到乡政府路为柏油路，交通方便，距县城40公里，村委会所在地为具利皮，属典型的贫困行政村之一，下辖锅新、新地基、松林塘、福塘、把你者、沙拉谷、蝙蝠山、岩子脚、乐吾具、妈库、瓦木字、阿唱边、二基库共13个自然村、23个村民小组，户籍人口7281户2885人常住人口701户2714人，其中建档立卡户220户898人，与2019年全部脱贫出列，贫困发生率有35%降至0%，脱贫成效取得了阶段性顺利，离不开肉牛产业等农产品的发展。

2013年，松林村被省级确定为贫困行政村之一，政府机关选派部分工作人员前往松林村开展脱贫工作。通过精准制定帮扶措施，争取项目，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种养殖业，增加村民收入，为了切实了解目前松林村农产品发展的相关现状。我用走访、问卷调查、观察的方式，走访了自己家乡松林村委会的部分村民。由于农民朋友的教育知识水平有限，部分问卷在我询问后填写，一部分由农民自己填写。

（二）某某村目前肉牛生产现状

为了更好的做好脱贫攻坚巩固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起来，从90年代起松林村村民积极响应南涧县畜牧局肉牛改良政策，户均西门达尔改良牛不低于2头。到2011年随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改良牛存栏量急剧下降，户均存栏不到0.9头；为了不断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和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增加村民经济收入，某某村从自身实际出发，结合自身优势，把资源优势或地缘优势变为经济优势，在农产品生产上寻找契机，争取早日实现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小康新时代。

某某村委会肉牛、生猪通过5年来升级提升，在脱贫攻坚和村民增收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现全村共存栏肉牛1670头、其中产业扶贫扶持201头；争取补助资金1005000元，生猪7248头，其中产业扶贫扶持198头；争取补助资金396000元，年产值近42600000元。

（三）某某村目前肉牛生产存在的问题

1.畜牧专业技术人才缺乏。在行政村一级的兽医人员大多都是没有经过系统专业的学习，文化理论水平低的人员；都是在日常养殖中摸索出一定的经验的半路出家的人，一般都是边学边行医，不懂病理，往往只能按药品说明书行医。

2.收费标准不合理，治疗效果不理想。药品收费标示没有进行公示，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同样的病症，收费不相同，在群众心里造成不好的影响；同时由于没有足够的病理知识的支持，对病因了解不够全面，造成群众虽花了昂贵的医药费用，却没有一个好的效果，很多时候没能将病畜治好。

3.防疫工作不到位。一是农户防疫意识不强，不支持兽医进行防疫。二是兽医本身防疫意识不强，处理病畜后没有及时进行消毒，存在到下一家时交叉感染现象。三是入户商贩流动性大，消毒意识不强，东家出西家进，导致各个自然村和不同养殖户之间疫情扩散快。

4.执法力度不够，缺乏监管。一是保险保费赔付率低。二是没有专业人员配合农户处理病死畜无害化处理；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等原因，农户宁愿低价出售给商贩，也不愿保保险。

（四）碧溪乡松林村农产品生产的解决措施

1.加大对养殖户实用技术的培训，做好防疫工作。尤其是养殖技术的培训，一方面可以提高预防防疫，增加抗病保护措施；另一方面提高生产效率，缩短生产周期，节约成本，增加经济收入。

2.对收费标准进行公示。对药品收费标准和出诊费制定标准，加大公开，提高村民的知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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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县域文化资源；保护；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9-000-02

一、关于县域文化

“县域文化”是指在县的行政区划内经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独特的文化，它是以县城文化为中心、以城镇文化为依托、以乡村文化为背景的文化综合体，是对一个地域的发展理念的文化显现.具有提升该地民众精神气质、激励该地全方位发展的重要功能。县域文化是文化事业的各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文化事业在特定区域内的延伸。我国有2000多个县和县级市，县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90%，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县域文化的研究对于振兴地方经济、实现我国文化强国战略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县域文化资源保护的重要性

1.县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加以保护，不可缺失

中华民族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数千年积累至今的文化瑰宝理应被珍视，这是炎黄子孙的根基，是华夏儿女的骄傲。无数的直流汇聚成海，无数小区域、小范围的文化汇聚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文化共同体。在经济、科技等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下，我国的传统文化受到极大的冲击与考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文化的传承应在特殊历史时期引起各界的高度重视。如果一个民族失掉文化，那这个民族注定不会有未来。县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在不同地域的特色表达，对县域文化资源的保护同样应被广为重视。而由于县级行政区划对当地文化资源收集、整理、传承、创新的意识普遍较差，所以县域文化往往是文化资源保护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个体，我们应更加重视县域文化的保护，将县域文化发扬光大。

2.只有有效保护县域文化资源，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传承并合理开发

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的根本，如果没有文化资源，文化产业自然也不复存在。我国文化资源十分丰富，拥有大量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但目前对县域文化资源作为一个整体的的保护体系还没有受到重视，只有在实践中有效地保护县域文化资源，才能在此基础上对文化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让文化产业与更多的产业相关联，让更多的人通过各种方式了解文化，继而参与到对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创新中去，才能稳固住文化的根，并使其枝繁叶茂。

3.保护县域文化资源是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撑

2002年，“县域经济”一词被写入十六大报告，标志着我国从国家战略层面开始使用这一概念。随着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以地域文化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式逐渐被各地所重视。2010年，我国文化产业比重占GDP的2.75%，到“十二五”末要实现占GDP的5%的目标。在发达地区，文化产业对经济的带动势头已经显现，县域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文化资源是产生文化产业经济效益的原动力，县域文化资源是文化资源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保护县域文化资源，就是保护文化资源的多样性，也是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撑。

4.保护县域文化资源有利于全面推进城镇化建设

在2003年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十七大报告指出“要重视城乡文化协调发展，着力丰富农村、偏远地区的精神文化生活”，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这说明在关注城乡经济协同建设的同时，国家也关注城乡文化的协调发展。保护县域文化资源，发展县域文化，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增强县域地区综合实力，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改善城乡二元格局，增强城市与乡村资源、文化、生态上的互补与共生，促进城镇化建设。

三、县域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1.将县域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优势，推动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

县域文化资源是宝贵的财富和资源，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石，要在保护县域文化资源的同时，将其转化为生产力，使其大放异彩，形成县域文化产业力量，树立县域文化品牌。县域文化产业是指在一个县级区域范围内，县域经济与区域文化耦合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产业的总和。当前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要脱离简单的继承与推广，进而谋求可持续的良好发展模式。随着县域文化资源被关注、整合及提升，县域综合实力将不断被加强，拉动县域经济发展，提高县域人民生活水平，鼓励更多的人投身文化产业发展，从而实现县域文化资源由精神到物质的承载与涵养，推动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

2.在县域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应寻求成熟的商业模式，保障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

在市场化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现代文化产业发展也必须投入市场，经受市场规律的考验，否则无法获得持续的生命力。只有突破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壁垒，建立成熟的经营模式，才能为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大部分县域地区经济发展较城市地区落后，产业意识薄弱，在发展文化产业方面处于先天的劣势。在推动县域文化产业的过程中，当地政府要引导企业和个人对县域文化资源进行保护，在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创新过程中，寻求成熟的商业模式，提高知识产权意识，维护权益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3.县域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够促进文化消费供需关系对称，消除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障碍

文化消费作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短板，制约了整个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制约了产业链循环发展的运营机制。与传统的生活日用品消费不同，文化消费需要涵养、激发和带动。首先要将消费者置于市场主体的位置，从市场的角度探讨消费者的文化需求，以文化消费的需求来引领文化产业的发展。县域文化产业发展可以带动广大乡村地区人民关注文化资源，投身文化经济，刺激文化需求，全面促进文化消费的供需关系对称，实现文化市场的多元化，多层次发展，解决文化产业市场供需关系不平衡问题，消除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障碍。

4.培育县域特色文化项目，以特色谋求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

非均衡发展是事物发展的常态和规律，县域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要着眼全局，统筹考虑，在保护县域文化资源的同时，应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产业核心资源进行比对，培育具有县域自我特色的文化项目，以小搏大、以弱胜强的要义在于以特色求生存。地方政府应鼓励县域文化产业将发展方向重点放在“人无我有”上，对散落民间的优秀文化遗产进行收集、整理、用现代的营销理念重新包装，迎合市场需求，打造特色，发挥优势，着力打响一两个文化品牌，蓄力跟进一批特色文化项目，以特色谋求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

5.以文化产业发展塑造县域形象，提高区域竞争力，为可持续发展输送原动力

文化是地域内涵的深层次表述，在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城市和地区都在积极探索如何以良好而鲜明的区域形象“包装”自己，以期吸引更多的生产要素，提高区域竞争力，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文化产业发展不仅具有现实经济价值，地域“原生态遗产”的特质决定了其还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而这些正是城市形象的载体。县域文化产业资源应被加以深入研究和利用，成为塑造城市形象的核心推动力，进而增强城市凝聚效应，为发展地方经济服务。

参考文献：

[1]丛坤，侯儒.关于县域文化战略发展的理论思考――以提出“建设边疆文化大省”目标的黑龙江为例[J].学习与探索，2013，10.

[2]王彦林，姚和霞，曹万鹏.县域文化产业发展方式的确定与培育[J].学术交流，2014，1（1）.

[3]胡郑丽.文化资源的保护理论探析[J].金田，2013（3）.

[4]杨吉华.县域文化产业发展瓶颈及其破解[J].烟台职业学院学报，2010，9：16（3）.

[5]张利.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的中国文化产业问题浅探[J].经济研究导刊，2014，25.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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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农业、农民的固有特性决定了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亟需市场推动和政府引导双重引擎。20世纪中期以来，政府权力的过度介入以及市场化力量的严重缺位必然造成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双重引擎严重失衡，从而导致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畸变发展。从“卷入式参与”向“权利型合作”转变是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走出困境的突破进路，这一转变要求双重引擎的均衡运作并进行新的策略安排。

〔关键词〕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市场推动；政府引导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6-0108-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2YJA84000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009B23914）

〔作者简介〕曹海林，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江苏南京210098。

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实践是西方合作经济形式的“嫁接”或“移植”，但因其“嵌入”于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合作组织实践。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农民合作组织虽然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但事实上却陷入了农民合作意愿不高、合作精神涣散、合作关系疏远、合作信用欠佳等困境。本文着重剖析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运行环境的特殊性，力求揭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

一、政府与市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双重引擎

合作行动（cooperative action）作为构成合作组织经济生活的基本单元与微观基础，一直是经济学和社会学最具争议的研究焦点。经济学基于完全理性（entirely rational）前提假设，通常采用大量数据图表对合作行动进行定量分析，并建构出交易模型（Staatz，1983）、投资模型（Alback，1997）、博弈模型（Fulton，2000）、寻租模型（Banerjee，2001）等。但在社会学看来，以上理论模型的最大缺陷即假设合作行动者能准确决定其行动后果和潜在效用。经济学假设显然不符事实，合作行动嵌入于复杂的社会制度运行环境，非经济因素对合作行动的影响不容忽视。早在社会学经典时期，马克思（1867）、涂尔干（1893）、韦伯（1921）等对合作行动进行过不同程度的社会学基本范畴分析，强调制度建构及其有效实施的非理性基础（包括风俗习惯、社会规范和文化观念等）同样对合作行动者的理性选择产生影响。在经济学视野中，经济合作组织是处于市场竞争不利地位的弱小生产者按照平等原则在自愿互助的基础上组织起来、通过共同经营实现改善自身经济利益或经济地位的组织，现代农民合作组织应是市场经济的产儿。

事实上，世界合作运动的实践经验表明，现代农民合作组织是分散的小规模经营的农户进入市场、改善自身经济地位的理性选择。农民合作组织不仅仅是当今世界最为成功的合作组织类型，而且还是当今世界合作运动的主体。鉴于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以及资源禀赋存在明显差异，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社会根基及其发育成长动因也互不相同。从发生机理上看，现代农民合作组织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竞争性的市场，因为“竞争性的市场是人类迄今为止发展的有效的生产和分配货物与劳务的最佳方式。国内与国际竞争带来了刺激因素，挣脱了束缚企业家和技术进步的羁绊”1。毋庸置疑，在市场经济语境下，农民合作组织发展需要“市场化力量”的推动，而“市场化力量”指特定市民社会（以市场经济为轴心的经济社会共同体）条件下经济活动主体的自由意志，在非特权和非垄断资源占有方式中的体现，其核心是凡具有意志能力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体及其功能组织，获得了按等价交换原则来实现自身价值与发展目标的行动自由及其保障条件，2亦即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根据市场需求，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各类活动，以提高组织效率和效益。

农业作为分散产业、农民作为技术弱势群体所具有的天生弱性同样亟需市场化力量的介入与推动。农业的自然生产与分散经营的特点，农业生产作为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统一过程，经常面临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以及违约风险，同时由于农产品的需求弹性相对较低，是一个弱质产业。市场化改革与小农经济的矛盾不可忽视，这种矛盾很容易被视为市场化推动的负面影响或副产品。这就需要设立专业性的经济机构，为分散的小农经济提供降低交易成本、扩大产销信息和功能的可能。另外，政府在农民权益保护方面也存在着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和服务缺位的问题，农业市场竞争急剧性和农业产业弱质性之间的矛盾，是制约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市场竞争具有自主性、效率性和风险性的优势特点，同时市场化竞争的推动又具有分散性、小规模性、非均衡性的明显缺点。这一事实必然要求在市场推动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之外还应有政府引导力量的介入，政府引导也成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又一引擎。

正是基于市场化竞争存在的诸多不足，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还需要政府引导，即通过一系列政策过程来实现市场化力量推动难以完成的任务，体现政府引导所具有的公益性、反应速度快和规模影响大的优势。更何况，“市场不能在真空中运转——他们需要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法律与规章体系。就其他许多任务而言，市场有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3这种市场和政府作用的互补性，要求农民合作组织实现市场推动与政府引导的良性互动。合作社诞生之初的价值目标及其行为取向表明，合作经济组织本身作为一种介于市场与政府管理之间的组织制度安排，客观上要求市场与政府的共同参与和有效配合，这种内在需要决定了农民合作组织本身对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依赖性，决定了其实现市场推动和政府引导的良性互动首先是农民合作组织本身的迫切需要及其行为保证。

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不均衡，基础薄弱，综合生产能力提高不快，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还很薄弱，对市场信号反应不够灵敏，经营管理素质基础较差。农业生产工具由于受到土地自然条件和规模经营不够的限制，机械化、自动化、现代化的程度还不高。由于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不平衡，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现实地要求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迫切需要构架以家庭承包经营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相结合为基本框架的市场农业组织结构，提高农业市场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水平，促进小规模的农户分散经营与社会化的统一大市场对接，实现农民合作组织市场推动与政府引导的良性互动。

二、引擎失衡：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畸变境遇

基于中国社会事实，对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为何会陷入更为艰难困境的疑虑与反思在学术界早就酝酿成强烈的问题意识。果真如有学者质疑的，市场经济导致了农民合作能力低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强烈的利益驱动致使农民间的合作关系必然会迅速减少？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必然会促使农民行为的原子化和农村传统组织的衰落进而造成农民合作变得更为艰难？毫无疑问，对这样的质疑回答“是”或“否”都显得极为草率。因为对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困境特别是对转型期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困境的剖析离不开我国特定的制度运行环境，不仅要重新审视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制度文化背景，而且更要认真思考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建立在什么样的社会基础之上。因为经济行动不仅仅是满足个人自然物质需要的工具，而且还是自我实现的工具，所有这些只有在社会背景下才能实现。4

回顾世界合作组织发展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在合作组织发展的初期，合作组织是作为民间产生的自下而上的经济互助自救组织而存在的。作为一个自下而上的自救组织，合作组织从一开始就将“无涉政治性”视为重要的组织原则或组织行为准则。不过，合作组织的最初设想未必就会形成合作组织后来实践的现实轨迹。进入20世纪以后，合作事业从西方发达国家传播到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农民合作组织逐渐得到普及，合作组织发展赖以生长的经济环境和政治体制均发生了极大的变化。20世纪30年代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强调政府干预经济、认为政府是惟一有效的干预工具成为西方经济学关于政府作用的主流观点，同时也成为战后西方各国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开始普遍推行强制性色彩极浓的经济运行体制，将政府的指令性计划视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惟一动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合作组织发展的价值指向及其运作轨迹开始发生偏移，原先作为自下而上的自救组织开始为外在力量所利用并加以牵制，经济合作组织不再完全是互助自救的经济组织，合作组织制度及其运作形式开始被政府力量改造重新组装并成为政府振兴农业、发展农村经济的理想路径选择。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自上而下推行合作组织发展的意图就更为明显，即政府欲将合作组织作为推行其特定经济或社会政策的有力工具。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开始套上国家行政化运作的外衣，而其发展自然也越来越背离“无涉政治性”原则。国家的行政意图明显左右着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方向，若将其置于法治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由于其产权模糊，内部交易成本过高，合作组织的技术效率与企业组织相比有明显的差距（Alchian & Demsetz，1972；Poter & Scully，1987），所以，合作组织的持续存在和发展总是与国家对它的各种扶持联系在一起。5如此情境，国家行政化驱动力压市场化推动而成为合作组织发展的重要影响力，合作组织的“畸变”发展自然也就难以避免。

毋庸置疑，农民合作组织发育成长的根源基于“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农民合作组织源于市场化，又能推动市场化。毕竟“在私人物品的交换过程中，理性行动者最大限度获取效益的途径就是放弃原有物品，以获取使自己受益的更多的其他物品”6。所以，农民在面对大市场时由于自身力量的弱小及规避市场风险的需要，联合起来集体行动，放弃原有物品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来获取最大效益。而在政府行政化推动下，农民合作组织发展既非源于市场化，更不能推动市场化，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越来越捆绑于国家的行政设计及其意图而陷入极其被动的尴尬境地。

非常明显，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自1950年代以后的“畸变”发展与国家政权的强力推进密切相关。如果说50年代初运动中国家行政力量对乡村社会的主导作用还仅仅停留在法律制度规定层面的话，那么，随后的合作化运动、化运动则是国家在自己名义下，构造了体现国家意志的乡村集体组织并赋予其特定的经济和法律权利，进而实现国家行政力量对乡村社会的实质性主导。7重新审视我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在1950年代开始合作化之时，我国农村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而随后长达20余年之久的体制不仅使中国的农民合作组织变了质，没有了“合作”的实质内容，而且更使绝大多数农民丧失了对合作组织的兴趣及其参与的主动性，以至于对1980年代后农民合作组织发展造成无形的伤害。在行政力量推动下，农民对于合作组织的参与仅仅是“被动式市场化”卷入，国家的行政意图及其指令毫无商量地将农民全部卷入合作化运动。如此规模宏大的国家行政化合作运动注定造成两大后果，一是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不再按市场化规则运行（事实上也无法按市场化规则运行），必然陷入实践困境；二是农民参加合作组织也不再是权利型的理性参与，实为农民的无奈选择。双重引擎的严重偏颇失衡必然导致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畸变发展。

三、从“卷入式参与”向“权利型合作”转变：农民合作困境的突破进路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农民的合作化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政治动员的性质，特别是在国家主导乡村的社会背景下，国家凭借高度集权的行政权力将农民卷入各项政治运动，这种“政治卷入”式的政治参与实质上是国家通过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而实现的对乡村社会的政治控制。8毫无疑问，卷入式的合作化参与显然扼杀了合作农民参与合作化运动的主动性与创造性。高度集权的国家行政控制使得农民拥有的公共参与权利还仅仅停留在形式上，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一切权利因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层层控制而根本无法兑现。农民对合作化运动的参与只是国家行政力量动员农民实现其特定目标的手段，而并非要真正体现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权利及其在合作组织中的主体性地位。

事实上，在集体化时代的“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下，农民合作组织的生成机制及其运作模式完全格式化于国家行政体系，农民作为“合作主体”参与自上而下的合作化运动并不是基于自身经济利益要求以及政治权利主张的积极行动，而是迫于国家行政压力的无奈选择。建国后国家行政力量正是通过发动合作化等运动将农民成功卷入其中，这种“政治卷入”式的合作化参与实质上就是以国家意志为主导的缺乏主体选择权利的被动行为，农民必然沦为缺乏自主意识与选择权利的一群“合作化盲从”者。如此合作化只能是国家行政权力对农民合作行动的单向控制，显然无法激发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主动性。

毫无疑问，1980年代后，国家引导与市场推动的均衡运作初现端倪。乡村改革使农民真正获得了主动性参与的权利资格，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农民在身份上不再是隶属于公社体制的“社员”，拥有了生产经营上的自，确立了独立的经济自主地位，特别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明确规定合作组织必须遵循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原则才能获得一定的合法性。因此，农民自愿合作也就会成为农民在事实上可能实现的一项法定权利。9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使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权利有了特定的经济利益基础，而且，也改变了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性质，即由集体化时代的“政治卷入”式参与向新时期的“权利合作型”转变，农民合作参与的权利性日益突出。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国家引导与市场推动均衡运作的社会基础逐渐形成。然而，农民合作组织参与性质与方式的转型并不就意味着农民在合作组织中的主体性能得到充分体现，由于农村改革后农民的合作参与成为一种非强制，这就使得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很难避免“多数人参与”的困境。1980年代以后，农民合作组织虽然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但事实上却出现了农民合作意愿不高、合作精神涣散、合作关系疏远、合作信用欠佳等现象。这些现象虽然不能让我们轻率地对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绩效与前景下结论，但至少促使我们思考在市场化主体力量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农民合作组织如何培育和发展的问题。农民参与合作组织从“卷入式”向“权利型”的转变，不应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而且更应有实质性内容的切换，这一转变要求国家引导与市场推动双重引擎的均衡运作并进行新的策略安排。

其一，培育村民权利意识与公共精神是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的先决条件。从较大范围来看，权利意识与公共精神是权利型合作中参与主体的文化因素，也即政治文化中的一种。一般来说，合作主体的合作文化主要体现在合作主体在合作问题上对合作过程的行为和心理取向。合作文化的类型对合作主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合作的价值评价、合作的态度和情感表现、合作的方式选择、合作规则的认同情况、合作的行为向度、合作的效果认识等等方面，文化因素常常会潜在地发挥着制约作用。权利型合作不仅要求农民要有较强的权利观念，而且要求农民具备现代公共精神。

其二，提升农村市场化程度是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的重要根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的重要条件，健全市场体制能使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推进农业市场化的直接体现是农产品商品率的不断提高和生产要素配置的市场化，农民才有可能选择合作组织这种生产要素的组织形式。提升农村市场化程度既要求政府为农民合作组织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又要求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各种批发市场和大型超市等硬件设施的建设以及农村市场流通体系、生产资料市场体系和农村消费品市场体系的建设，从而为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奠定重要根基。

其三，突出农民合作主体地位是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的关键因素。农民权利型合作的过程其实质就是农民以合作主体身份对合作事务实施民主管理的过程，在合作过程中，农民作为合作主体不仅要积极参与合作规则的制定，而且更应成为农民合作规则的实践者与创新主体。农民合作规则的内容应以文本的形式而存在，这既包括确立合作主体权益的合作社法，也包括着眼于地方特色的农民合作章程（条例）。虽然两种合作规则在性质和功能上具有一定差异，但参与制定的主体理应都是农民，农民合作主体地位的确立必然能确保农民权利型合作的真正实现。

其四，提高乡村组织化程度是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的基本保证。农民权利型合作必须要依赖于制度化的组织通道，农民合作参与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庄组织化程度的高低。乡村改革以来，农民在空间地域上彼此相互割断，横向联系也相对缺乏，这种低度组织化的乡村社会结构，必然使农民的合作参与因缺乏凝聚载体而出现弥散化和相对弱化，从而导致农民的权利表达和政策要求难以集中，农民权利型合作必须要求切实提高乡村组织化程度。

其五，创新农民合作形态是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的根本措施。农民合作形态的现实状况意味着农民合作权利实现的可能性大小，农民合作水平的提高取决于农民参与形态的多元化程度。由于受到“卷入式”合作形态的长期影响，我国农民合作的方式和途径表现出单一、空乏的总体性趋势，农民的合作行为是以国家意志为主导的缺乏主体性的被动行为，农民的文化特质、价值观念、社会行为惯性都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农民权利型合作多元形态的选择。创新农民合作形态激发农民合作的主体性则是确保农民权利型合作的根本措施。

〔参考文献〕

〔1〕〔3〕世界银行.发展面临的挑战〔R〕.年度报告，1991.

〔2〕赵泉民.对20世纪中国合作经济困境的比较经济社会学分析〔J〕.学术研究，2005，（8）.

〔4〕张其仔.新经济社会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4.

〔5〕熊万胜.合作社：制度化进程中的意外后果〔J〕.社会学研究，2009，（5）.

〔6〕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237.

〔7〕曹海林.从“行政性整合”到“契约性整合”：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战略的演进路径〔J〕.江苏社会科学，2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