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世界经济体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现代世界经济体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实行“2+1”学制，即在学校系统学习两年文化和专业技术课，第三年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等职业学校实习管理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厅[2003]2号）学生要去企业进行顶岗实习，顶岗实习时企业多是派人来校面试，从愿意去其企业实习的学生中选择身体健康的学生，但很少注重学生的心理健康方面存在的问题，这就给学生的顶岗实习工作带来了隐患。

笔者为了了解中等职业学校现代服务业的学生在顶岗实习期间学生存的心理问题，选取了大连市3所中等职业学校现代服务业顶岗实习期间的学生为研究样本，通过运用CSQ、SCL―90等心理学量表对大连市3所中等职业学校顶岗实习的学生进行了心理测量，试图通过测量结果，发现存在的问题，找出相应的解决途径，希望能引起校方和企业的重视，从而实现“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相互融合，使顶岗实习的学生顺利度过这一时期，为将来走向社会打下良好的心理健康基础。

一、存在问题和主要原因

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在顶岗实习的时候大多尚未成年或刚刚成年，他们大多是独生子女，社会阅历比较少，抗挫折能力差，人际交往中以我为中心，缺乏吃苦耐劳精神，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学生，去企业顶岗实习干的是最低层的工作，有时还会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对于心理健康状况不是很好的学生来说，有心理问题就不足为其，为了了解中职现代服务业学生在顶岗实习中会出现哪些心理问题，笔者运用CSQ、SCL―90等心理学量表对大连市3所中等职业学校顶岗实习的学生进行了心理测量，结果显示，学生的顶岗实习期间心理健康存在着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1.首先接近五成的现代服务业顶岗实习的学生在社会适应中存在心理问题

通过运用心理学量表CSQ（应对方式问卷）对大连市3所中等职业学校顶岗实习的学生进行了心理测量，结果显示接近五成的学生属于“退避――自责”，不成熟型，他们在应对工作的问题时，常常选择“退避”“自责”“幻想”，很少去使用“解决问题”，有的同学甚至刚工作不到一个月就想选择离职，情绪和行为均缺乏稳定性。主要原因是出现工作上的问题不积极解决，推卸责任，长此以往会造成人际交往困难。

2.其次接近二成的学生存在抑郁症状

通过运用心理学量表SCL―90（90项症状清单）和SDS（抑郁自评量表）对大连市3所中等职业学校顶岗实习的学生进行了心理测量，结果显示接近二成的学生存在抑郁症状，主要原因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导致心理落差比较大，长此以往会对一生的工作状态有影响。

3.再次接近一成的学生存在焦虑的症状

通过运用心理学量表SCL―90（90项症状清单）和SAS（焦虑自评量表）对大连市3所中等职业学校顶岗实习的学生进行了心理测量，结果显示接近一成的学生存在焦虑症状。究其原因是刚参加工作学校所学的知识不能与企业的需求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或多或少造成比较着急心理状态。

二、解决途径

中职现代服务业学生顶岗实习存在的心理问题主要是来自身和家庭、学校、企业和社会方面的原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里只从学校和企业的方面提出相应的解决途径，希望与广大同仁共同加大这方面的研究力度，从而使学生顺利渡过顶岗实习期，使学生将来的职业生涯有一个美好开端。

1.学校方面的解决途径

1.1加强“供给侧”教学改革

在学校开设心理健康课的教学方面除了正常让学生了解心理健康的知识加大对学生顶岗实习中会出现的诸如人际交往、焦虑和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进行正确的引导和适度的干预，作好顶岗实习的岗前准备工作，从而使学生在第三学年顶岗实习的时候能顺利渡过“心理断奶期”。

1.2学校方面应该对刚入学的学生建立心理健康档案

通过一系列的心理学量表，了解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根据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通过学校的心理咨询工作室针对个别学生的状况给予心理疏导，及时发现和引导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向积极的方向发展。

1.3与职业生涯规划课密切配合

在职业生涯规划课上引导学生用良好的心态，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对职业生涯中会出现的问题有正确的认识，从而积极地去面对会出现和各种问题，并且做好积极的解决态度。

2.企?I方面的解决途径

2.1企业方面应与学校密切配合，关注学生顶岗实习期间的心理健康问题

学校或企业应配备有专职的心理咨询师定期对顶岗实习的个别存在心理问题学生进行心理疏导。

篇2

1949年5月，普雷维什向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简称拉美经委会》递交了一份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系统和完整地阐述了他的“中心—”理论。在这份报告中，普雷维什指出：“在拉丁美洲，现实正在削弱陈旧的国际分工格局，这种格局在19世纪获得了很大的重要性，而且作为一种理论概念，直到最近仍继续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在这种格局下，落到拉丁美洲这个世界经济体系部分的专门任务是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注：Raúl Prebisch,"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Economic Bulletin for Latin Amertca,Vol.7,No.1,February 1962,p.1.）也就是说，在传统的国际劳动分工下，世界经济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大的工业中心”；另一个部分则是“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的“”。在这种“中心—”的关系中，“工业品”与“初级产品”之间的分工并不像古典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互利的，恰恰相反，由于技术进步及其传播机制在“中心”和“”之间的不同表现和不同影响，这两个体系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对此，普雷维什进一步指出：“从历史上说，技术进步的传播一直是不平等的，这有助于使世界经济因为收入增长结果的不同而划分成中心和从事初级产品生产的。”（注：Raúl Prebisch,"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XLIX,May 1959,p.251.）

正是循着上述思路，普雷维什逐步完善了“中心—”理论。概括地说，这一理论主要包含了3个方面的内容：“中心—”体系是一个统一的、动态的体系，具有整体性；“中心—”之间在生产结构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中心—”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对于所谓的整体性，普雷维什强调的是，无论是“中心”还是“”，它们都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而不是两个不同的经济体系。普霄维什认为，现存的世界经济体系是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以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和生产关系在整个世界的传播而形成的，维系这一体系运转的是在“19世纪获得了很大的重要性”的国际分工。根据这种国际分工，首先技术进步的国家就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而处于落后地位的国家则沦落为这一体系的“”。“中心”和“”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是技术进步及其成果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发生和传播的不平衡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对于“中心—”体系的差异性，普雷维什的侧重点在于强调二者在经济结构上的巨大差异。他认为，技术进步首先发生在“中心”，并且迅速而均衡地传播到它的整个经济体系，因而“中心”的经济结构具有同质性和多样性。所谓的“同质性”，是指现代化的生产技术贯穿于“中心”国家的整个经济；而其经济结构的“多样性”表明，“中心”国家的生产覆盖了资本品、中间产品和最终消费品在内的、相对广泛的领域。“”部分的经济结构则完全不同：一方面，“”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结构是专业化的，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源被用来不断地扩大初级产品的生产部门，而对工业制成品和服务的需求大多依靠进口来满足。另一方面，“”部分的经济结构还是异质性的，即生产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极低的经济部门（如生计型农业）与使用现代化生产技术、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部门同时存在。

“中心—”体系的“不平等性”，是普雷维什这一理论的第三个主要方面，也是该理论的关键和最终落脚点。普雷维什认为，从资本主义“中心—”体系的起源、运转和发展趋势上看，“中心”与“”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是不平等的。

第一，从起源上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体系，从一开始就决定丁“中心”和“”分别处在发展进程的不同起点上，“”地区从一开始就落后了。根据普雷维什的观点，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关系形成以前，“中心”和“”当时都处在基本相同的发展水平上，彼此之间的差距是非常有限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特别是在英国的逐步确立，这种状况开始发生变化，尤其在这些国家开始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以后，这种变化越来越大。英国率先爆发工业革命、最早建立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体系以后，英国的工业品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初级产品之间逐步形成了国际分工，在这种国际分工下逐步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即“中心—”体系。在这种体系形成的过程中，英国作为“中心”首先享受到技术进步的好处，从一开始就处于有利地位。而广大的“”地区则被迫参与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分工，承担着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的任务，明显处于不利的地位。

第二，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长期恶化趋势加深了“中心”与“”之间的不平等。由于技术进步及其传播机制的作用，“中心”与“”之间形成了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中心”国家以生产和出口工业品为主，而“”国家则以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然而，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与工业品相比存在长期恶化的趋势，这又进一步加深了“中心”与“”之间的不平等。普雷维什认为，造成初级产品贸易条件长期恶化趋势的主要因素有：(1)技术进步的利益在“中心”与“”之间的不平等分配，是造成后者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重要机制。在“中心—”体系中，技术进步首先发生在“中心”，它的工业部门容易吸收新技术，因而会提高工业生产率，使工业的要素收入增加，并使制成品价格较高。而初级产品部门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投入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从而使初级产品的价格较低。(2)贸易周期运动对“中心”与“”的不同影响，也是“”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重要原因。普雷维什认为，在贸易周期的上升阶段，制成品和初级产品的价格都会上涨，但在贸易周期的下降阶段，由于制成品市场具有垄断性质，初级产品价格下跌的程度要比制成品严重得多。这样，贸易周期的反复出现，就意味着初级产品与制成品之间价格差距的不断拉大，从而使“”国家的贸易条件趋于恶化。(3)在贸易周期的上升阶段，由于企业家之间的竞争和工会的压力，“中心”国家中的工人工资会上涨，部分利润用来支付工资的增加。在危机期间，由于工会力量的强大，上涨的工资并不因为利润的减少而下调；而“”国家的情况则不同，由于初级产品部门工人缺乏工会组织，没有谈判工资的能力，再加上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竞争，“”国家的工资和收入水平会在危机期间被压低。这样，在工资成本上，贸易周期的不断运动使制成品的价格相对上升，而初级产品价格则相对下降，其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当然就不可避免丁。(4)初级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大大低于制成品，这样实际收入的增加就会引起制成品需求更大程度的增加，但对于食物和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需求不会产生同样的效果。由于初级产品的需求不像制成品那样能够自动地扩大，而它们的需求收入弹性又比较低，因此它们的价格不仅呈现周期性的下降，而且还出现结构性下降。

第三，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动力中心”从英国向美国的转移，进一步加深了“中心”与“”之间的不平等。普雷维什指出，在“中心—”体系形成初期，该体系的“动力中心”是英国，它所奉行的政策使“”国家和地区能够在“中心—”体系下获得一定发展的可能性，不对其进口的“”国家的初级产品设置关税或非关税壁垒。英国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进口系数，普雷维什估计，英国在19世纪的进口系数一直保持着30%～35%的较高水平，从而通过进口“”国家的初级产品而使其技术进步的部分利益也转移到了“”国家，然而，在世界经济体系的“动力中心”转移到了美国以后，“”国家和地区就处在了一个更加不利的地位上。造成这种结果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进口系数非常低。普雷维什指出：“因为自然资源丰富和实施保护主义政策，美国历来就是一个进口系数较低的国家。而且，这一系数还在不断地下降。当然，在英国的贸易霸权时期，这种下降对世界贸易并没有明显的影响。”（注：Raúl Prebisch,"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Underdeveolped Countries",pp.266-267.）不过，当美国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动力中心”后，其进口系数的低下就会对体系的其他部分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1)美国的低进口系数意味着从“”国家进口数量的相对较小，使“”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部门失去了发展的动力。(2)美国的低进口系数进一步压低了初级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使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更趋恶化。普雷维什强调说，在19世纪，“主要中心的进口系数在几乎整个世纪都在不断地提高，这在‘’国家中就抵消了对它们的初级产品更低的需求收入弹性的影响”，因而也就部分地补偿了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恶化带给“”国家的不利影响。然而，美国的低进口系数便使这种部分补偿消失了，其结果当然是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进一步恶化。

总之，在资本主义的“中心—”体系下，“中心”与“”之间必然会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国家始终会处在不利的地位上，这是由这种体系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那么，“”国家要摆脱这种不利的地位，其出路何在呢？普雷维什提出了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设想。

二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速的21世纪，普雷维什的“中心—”理论是否还具有生命力呢？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弄清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普雷维什的“中心—”理论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是什么？--是这些基本条件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的形势下是否继续有效？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是否会使世界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发生质变？

如上所述，普雷维什的“中心—”理论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实际上就是“中心—”体系的3个基本特征：整体性、差异性和不平等性。它要求世界经济体系成为一个统一的和动态的整体，“中心”和“”是同一个体系中的两极。在这种体系中，“中心”国家和“”国家之间在经济结构上具有差异性，前者的经济结构是同质性的和多样化的，后者的经济结构则是异质性的和专业化的。由于技术进步及其成果在“中心”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分配，在它们之间形成了工业品与初级产品（即高附加值产品与低附加值产品）的国际分工，初级产品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趋势必然使这一体系具有很大的不平等性。如果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这些条件全部或部分地发生了质变，那么就表明普雷维什的“中心—”理论就失去现实性；如果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并没有触动这些条件，则表明这种理论仍具有生命力。

一

1949年5月，普雷维什向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简称拉美经委会》递交了一份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系统和完整地阐述了他的“中心—”理论。在这份报告中，普雷维什指出：“在拉丁美洲，现实正在削弱陈旧的国际分工格局，这种格局在19世纪获得了很大的重要性，而且作为一种理论概念，直到最近仍继续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在这种格局下，落到拉丁美洲这个世界经济体系部分的专门任务是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注：Raúl Prebisch,"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Economic Bulletin for Latin Amertca,Vol.7,No.1,February 1962,p.1.）也就是说，在传统的国际劳动分工下，世界经济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大的工业中心”；另一个部分则是“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的“”。在这种“中心—”的关系中，“工业品”与“初级产品”之间的分工并不像古典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互利的，恰恰相反，由于技术进步及其传播机制在“中心”和“”之间的不同表现和不同影响，这两个体系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对此，普雷维什进一步指出：“从历史上说，技术进步的传播一直是不平等的，这有助于使世界经济因为收入增长结果的不同而划分成中心和从事初级产品生产的。”（注：Raúl Prebisch,"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XLIX,May 1959,p.251.）

正是循着上述思路，普雷维什逐步完善了“中心—”理论。概括地说，这一理论主要包含了3个方面的内容：“中心—”体系是一个统一的、动态的体系，具有整体性；“中心—”之间在生产结构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中心—”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对于所谓的整体性，普雷维什强调的是，无论是“中心”还是“”，它们都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而不是两个不同的经济体系。普霄维什认为，现存的世界经济体系是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以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和生产关系在整个世界的传播而形成的，维系这一体系运转的是在“19世纪获得了很大的重要性”的国际分工。根据这种国际分工，首先技术进步的国家就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而处于落后地位的国家则沦落为这一体系的“”。“中心”和“”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是技术进步及其成果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发生和传播的不平衡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对于“中心—”体系的差异性，普雷维什的侧重点在于强调二者在经济结构上的巨大差异。他认为，技术进步首先发生在“中心”，并且迅速而均衡地传播到它的整个经济体系，因而“中心”的经济结构具有同质性和多样性。所谓的“同质性”，是指现代化的生产技术贯穿于“中心”国家的整个经济；而其经济结构的“多样性”表明，“中心”国家的生产覆盖了资本品、中间产品和最终消费品在内的、相对广泛的领域。“”部分的经济结构则完全不同：一方面，“”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结构是专业化的，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源被用来不断地扩大初级产品的生产部门，而对工业制成品和服务的需求大多依靠进口来满足。另一方面，“”部分的经济结构还是异质性的，即生产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极低的经济部门（如生计型农业）与使用现代化生产技术、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部门同时存在。

“中心—”体系的“不平等性”，是普雷维什这一理论的第三个主要方面，也是该理论的关键和最终落脚点。普雷维什认为，从资本主义“中心—”体系的起源、运转和发展趋势上看，“中心”与“”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是不平等的。

第一，从起源上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体系，从一开始就决定丁“中心”和“”分别处在发展进程的不同起点上，“”地区从一开始就落后了。根据普雷维什的观点，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关系形成以前，“中心”和“”当时都处在基本相同的发展水平上，彼此之间的差距是非常有限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特别是在英国的逐步确立，这种状况开始发生变化，尤其在这些国家开始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以后，这种变化越来越大。英国率先爆发工业革命、最早建立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体系以后，英国的工业品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初级产品之间逐步形成了国际分工，在这种国际分工下逐步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即“中心—”体系。在这种体系形成的过程中，英国作为“中心”首先享受到技术进步的好处，从一开始就处于有利地位。而广大的“”地区则被迫参与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分工，承担着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的任务，明显处于不利的地位。

第二，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长期恶化趋势加深了“中心”与“”之间的不平等。由于技术进步及其传播机制的作用，“中心”与“”之间形成了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中心”国家以生产和出口工业品为主，而“”国家则以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然而，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与工业品相比存在长期恶化的趋势，这又进一步加深了“中心”与“”之间的不平等。普雷维什认为，造成初级产品贸易条件长期恶化趋势的主要因素有：(1)技术进步的利益在“中心”与“”之间的不平等分配，是造成后者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重要机制。在“中心—”体系中，技术进步首先发生在“中心”，它的工业部门容易吸收新技术，因而会提高工业生产率，使工业的要素收入增加，并使制成品价格较高。而初级产品部门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投入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从而使初级产品的价格较低。(2)贸易周期运动对“中心”与“”的不同影响，也是“”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重要原因。普雷维什认为，在贸易周期的上升阶段，制成品和初级产品的价格都会上涨，但在贸易周期的下降阶段，由于制成品市场具有垄断性质，初级产品价格下跌的程度要比制成品严重得多。这样，贸易周期的反复出现，就意味着初级产品与制成品之间价格差距的不断拉大，从而使“”国家的贸易条件趋于恶化。(3)在贸易周期的上升阶段，由于企业家之间的竞争和工会的压力，“中心”国家中的工人工资会上涨，部分利润用来支付工资的增加。在危机期间，由于工会力量的强大，上涨的工资并不因为利润的减少而下调；而“”国家的情况则不同，由于初级产品部门工人缺乏工会组织，没有谈判工资的能力，再加上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竞争，“”国家的工资和收入水平会在危机期间被压低。这样，在工资成本上，贸易周期的不断运动使制成品的价格相对上升，而初级产品价格则相对下降，其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当然就不可避免丁。(4)初级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大大低于制成品，这样实际收入的增加就会引起制成品需求更大程度的增加，但对于食物和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需求不会产生同样的效果。由于初级产品的需求不像制成品那样能够自动地扩大，而它们的需求收入弹性又比较低，因此它们的价格不仅呈现周期性的下降，而且还出现结构性下降。

第三，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动力中心”从英国向美国的转移，进一步加深了“中心”与“”之间的不平等。普雷维什指出，在“中心—”体系形成初期，该体系的“动力中心”是英国，它所奉行的政策使“”国家和地区能够在“中心—”体系下获得一定发展的可能性，不对其进口的“”国家的初级产品设置关税或非关税壁垒。英国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进口系数，普雷维什估计，英国在19世纪的进口系数一直保持着30%～35%的较高水平，从而通过进口“”国家的初级产品而使其技术进步的部分利益也转移到了“”国家，然而，在世界经济体系的“动力中心”转移到了美国以后，“”国家和地区就处在了一个更加不利的地位上。造成这种结果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进口系数非常低。普雷维什指出：“因为自然资源丰富和实施保护主义政策，美国历来就是一个进口系数较低的国家。而且，这一系数还在不断地下降。当然，在英国的贸易霸权时期，这种下降对世界贸易并没有明显的影响。”（注：Raúl Prebisch,"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Underdeveolped Countries",pp.266-267.）不过，当美国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动力中心”后，其进口系数的低下就会对体系的其他部分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1)美国的低进口系数意味着从“”国家进口数量的相对较小，使“”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部门失去了发展的动力。(2)美国的低进口系数进一步压低了初级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使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更趋恶化。普雷维什强调说，在19世纪，“主要中心的进口系数在几乎整个世纪都在不断地提高，这在‘’国家中就抵消了对它们的初级产品更低的需求收入弹性的影响”，因而也就部分地补偿了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恶化带给“”国家的不利影响。然而，美国的低进口系数便使这种部分补偿消失了，其结果当然是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进一步恶化。

总之，在资本主义的“中心—”体系下，“中心”与“”之间必然会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国家始终会处在不利的地位上，这是由这种体系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那么，“”国家要摆脱这种不利的地位，其出路何在呢？普雷维什提出了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设想。

二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速的21世纪，普雷维什的“中心—”理论是否还具有生命力呢？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弄清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普雷维什的“中心—”理论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是什么？--是这些基本条件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的形势下是否继续有效？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是否会使世界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发生质变？

如上所述，普雷维什的“中心—”理论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实际上就是“中心—”体系的3个基本特征：整体性、差异性和不平等性。它要求世界经济体系成为一个统一的和动态的整体，“中心”和“”是同一个体系中的两极。在这种体系中，“中心”国家和“”国家之间在经济结构上具有差异性，前者的经济结构是同质性的和多样化的，后者的经济结构则是异质性的和专业化的。由于技术进步及其成果在“中心”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分配，在它们之间形成了工业品与初级产品（即高附加值产品与低附加值产品）的国际分工，初级产品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趋势必然使这一体系具有很大的不平等性。如果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这些条件全部或部分地发生了质变，那么就表明普雷维什的“中心—”理论就失去现实性；如果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并没有触动这些条件，则表明这种理论仍具有生命力。

那么，何谓经济全球化呢？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进程，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和对外扩张而开始和演化的一个历史进程。对于经济全球化的这一特点，美国著名的激进派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概括得比较恰当：“全球化不是某种条件或现象，而是一种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进程。自四五百年前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形态在世界上出现以来，这一过程就开始了。”（注：Paul M.Sweezy,"More (or less)On Globalization",Monthly Review,September 1997.）不过，从1990年代起，这一进程出现了加速发展的势头，并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对此，著名经济学家约翰·H.邓宁说；“除非有天灾人祸，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不可逆转。这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而技术进步的趋势不可逆转。”（注：约翰·H.邓宁：《全球化经济若于反论之调和》，见《国际贸易问题》1996年第3期，第17页。）所以，可以预料的是，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将不仅是一种进程，而且还将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在这种现实下的世界经济体系将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征：(1)商品、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国际性流动规模和形式都空前增加；(2)跨国公司的发展十分迅猛，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载体和动力之源；(3)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分工逐步形成，生产活动将实现全球化；(4)随着技术进步的不断加速，将出现一个知识经济居于主导地位的时代；(5)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不断扩大，全球经济贸易规则将日趋统一。

那么，具有这些特征的世界经济体系与普雷维什的“中心—”理论得以成立的世界经济体系之间是否有本质上的不同呢？

第一，如上所述，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早已开始的历史进程，在普雷维什提出“中心—”理论的时代，它就已经开始。而且，根据普雷维什的看法，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在19世纪就已经确立它的整体性，是一个由“中心”和“”构成的整体。如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普雷维什的“中心—”理论中所假定的“整体性”特征只会更加凸现。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在应对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挑战时，并不是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因此某些起步较晚的国家就更有可能被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所吞噬，从而使本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在“”的地位上。当然，也有一些起步较晚的国家抓住了经济全球化加速和知识经济的机遇，获得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从而逐步摆脱了“”地位，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半”，乃至“中心”。因此，这种整体性仍是动态的。

第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并不会因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而失效，“中心”与“”之间在经济结构和生产结构上的差异性仍将继续存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而扩大。随着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中心”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生产结构不仅仍呈现出同质性和多样化的特征，而且还出现了知识化和信息化，它们将以生产和出口知识产品为主；而“”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应对则是不同的，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生产结构仍然将呈现出异质性和专业化的特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将进一步渗透到几乎所有的“”国家，而市场经济是一种典型的“强者胜”的制度形式，那些处于劣势的“”国家将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它们一方面会努力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利益，发展一些技术含量高的产业，但另一方面则受市场机制所迫，不得不更多地从事低技术含量的初级产品或工业品的生产和出口。因此，在它们的经济结构中必然会出现先进技术部门与技术相对落后的经济部门并存的局面，也就是所谓的异质性。更有甚者，经济全球化所日趋统一的世界经济贸易规则基本上是按照“中心”国家的利益来确定的，它不仅不利于“”国家改善经济结构的努力，反而会使它们落后的经济结构“永久化”。当然，应当承认，也有一些“”国家充分利用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抓住了知识经济的特点，通过不懈的努力，逐步完善本国的经济结构，从而上升为“半”国家或“中心”国家。

第三，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不仅没有消除“中心”与“”之间的不平等，反而使二者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心”国家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以及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因而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国家则由于在制定国际经济和贸易规则上的附属地位，由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弱者”地位，它们能够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的利益将是十分有限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扩大“中心”与“”之间的差距。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8年9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占世界总人口20%的富人占有世界财富的80%，而占世界总人口10%的48个最不发达国家，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总产值中的比重却不足1%，对外贸易额只有0.4%。（注：童有好：《略论经济全球化中的新问题——兼谈经济全球化呼唤国际规则》，见《桂海论丛》1999年第3期，第41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这种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这是由“中心—”之间的不平等性所决定的。

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不仅没有改变技术进步及其成果不平衡分配的状况，反而会使“”国家在分享技术进步成果方面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中心”国家会不断利用产品生产的技术梯度差距，把过时的技术和产品生产向“”国家转移，造成“”国家对“中心”国家技术依附的进一步加深；与此同时，“中心”国家对一些先进的技术和产品拥有垄断的优势，为了保持这种优势，它们转让给“”国家的技术不可能是最先进的，因此在技术发展方面，“中心”国家与“”国家之间始终都会存在一个梯度差距。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意味着“中心”国家的技术进步将呈现出日益加速的趋势，先进技术的升级换代周期日益缩短。这将使在技术进步进程中本来就已经落后的“”国家与“中心”国家的差距日益扩大。以信息技术为例，1998年全球因特网用户有1.3亿人，其中发达国家用户占92.2%，达1.2亿人，而发展中国家只有1000多万用户，仅占7.8%。如果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用户大部分都集中在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半”国家这一事实，“中心—”之间的差距之大便可想而知了。（注：唐任伍：《论21世纪前期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见《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9期，第53页。）

另外，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在短时期内并不会消除“”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趋势。根据普雷维什的观点，“中心”国家与“”国家之间形成了工业品与初级产品的国际分工，由于技术进步及其成果的不平衡分配，经济周期运动对“中心”国家与“”国家的不同影响，以及两种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上的差别，“”国家及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必然会呈现出长期恶化的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分工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在“中心”与“”之间将形成新的国际分工格局。在这种格局下，“中心”国家将主要生产和出口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知识产品，而“”国家中，有些国家将继续从事初级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和出口，有些国家则会转向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或初级知识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它们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相对较低。这样；在“中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中，前者将一如既往地获得技术进步的绝大部分利益，而“”国家的贸易条件当然就会趋于恶化了。（注：董国辉：《21世纪的贸易条件问题初探》，见《拉了美洲研究》2000年第4期。）

综上所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普雷维什的“中心—”理论仍将是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其理论的核心部分仍将发挥其效用。也就是说，在全球化飞速发展的世界上，只要“中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继续不利于后者，只要技术进步及其成果继续在它们之间不平等地分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就必然会使早已确立的“中心—”格局继续存在下去。不过，应该肯定的是，在这种“中心—”体系中所包含的国家，会随着它们对经济全球化的不同应对而发生分化：有些“中心”国家就可能沦落为“”或“半”国家，而有些“”或“半”国家则可能上升为“中心”国家。当然，不能因为这样的分化，就完全否定普雷维什的“中心—”理论；也不能因为“中心—”体系的继续存在，就完全肯定和照搬他的“中心—”理论。总之，应当以发展的和客观的眼光来看待这一理论，根据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客观历史进程来分析和研究这一理论，使之真正能够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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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世界体系论；基本框架；动力机制；未来走向

中图分类号：D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6-0073-02

德国历史学家贡德·弗兰克撰写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彻底与全面的批判，在学术界产生重大的影响。然而书中的一些论点存在一定问题，也招致学术界的批判，弗兰克在这本书中构建的世界体系论，在一些理论结构上存在不科学，不严谨之处。本文拟就书中所涉及的世界体系论，从世界体系的基本框架；世界体系的动力机制；世界体系的未来走向这三个方面进行评述，探讨其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所在的根源。

一、世界体系的基本框架

弗兰克的世界体系具有以下特征：时间宽泛化，世界体系形成于5000年前，成熟于19世纪，不存在16世纪的“历史的断裂”；空间扩大化,世界体系始终是一个包括全球各地在内的整体，而不是以欧洲为中心向外延伸的模式；组织模糊化，弗兰克的世界体系只是一个大致以亚洲,主要是中国为中心的模糊组织，没有明确的中心-边缘组织架构。世界经济体的定义是在世界市场和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通过频繁、大量以大众消费品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常态化经济联系体制，而在16世纪之前，世界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仍然是偶然的、少量的奢侈品贸易，从16到18世纪，作为亚洲文明的中心--中国，其对外经济联系是一种以政治外交为目的，以奢侈品贸易为主的联系体制，且这种联系更多的限于周边国家。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阿诺斯他认为1500年前后的“世界并非如现在所时常设想的那样,是欧洲居统治地位。如果用当时的人的眼光来看1500年的世界,那么,将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穆斯林世界,还有儒家世界在许多方面使基督教欧洲相形见绌。”［1］他虽然反对欧洲中心论，但也不认同弗兰克所提到的1400-1800年已经存在一个以亚洲为中心的、以“白银资本”为纽带的成熟的世界经济体。弗兰克的论证和推理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书中对于“世界贸易”的分析主要限于欧亚，对于其他地方视而不见，这是不符合世界性的，即使是欧洲，主要叙述的是西欧情况，而没有将东欧纳入研究范围。而亚洲则把中国和印度作为研究对象，这种以偏概全，使其标榜的世界性大打折扣。

（二）书中仅列举了亚洲、美洲、欧洲和非洲之间贸易的绝对数值，并没有将对外贸易额在各自国民生产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列出来。只有列出比重，才能真正反映各国在经济方面是否存在密切的结构性的联系，而仅仅是贸易的绝对数值是无法得出紧密联系的结论。

（三）弗兰克研究世界性贸易联系，只关注“交换关系”，而忽视交换的性质和结构，而交换的性质和结构对于判断是否存在真正稳定的、结构性的世界市场和生产体系具有关键性意义。

（四）弗兰克试图把15到18世纪世界各地性质不同、程度不等的经济单位强行划归到一个笼统的经济体之中，并以白银作为所谓世界货币，在流通中的表现来揭示世界处于一个经济体，他抹杀了世界各地区实际存在不同的经济结构、经济模式、经济性质以及经济发展阶段。因此严重影响了其理论基础的科学性。

二、世界体系的动力机制问题

弗兰克引入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捷耶夫提出的经济周期理论解释世界体系的周期运动。然而在体系的运行动力问题上，他的观点出现了问题。首先，他彻底否定生产、积累、交换、分配以及文化、社会结构等一切内部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否定了局部的相对独立性，而是将外因和整体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这是不符合哲学观点的，认为内因在事物变化中其主导作用，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事物的整体由局部组成，局部影响整体。弗兰克刻意割裂内因与外因、局部与整体之间的联系，片面地否定前者，突出后者，结果只能造成理论的空洞化。因此，他虽然含糊地提出应该以“基本的经济力量”解释体系的变迁，但对于到底什么是“基本的经济力量”，它如何以整体的形式作用于局部，如何导致了体系的发展演变，都没有、也无法进行明确清晰的解释。其次，弗兰克试图彻底的向“欧洲中心论”进行挑战，并努力与其一切理论联系进行切割，但他在否定这一切过程中，将西方社会科学的合理成分也一同去除，如他否定“生产关系”、“封建主义”“国际关系”等概念，而作为历史体系的现代世界体系必然体现为某种具体的社会形态，其中包括经济形态、政治形态、文化形态以及社会结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都是用以分析、界定这个体系必不可少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所说：“就像一个给孩子洗澡的母亲，洗完后连孩子带脏水全部倒掉了。”［2］弗兰克放弃这些概念体系,等于挖去了理论的根基，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释世界体系运动的内在动力，最终必然要陷入理论困境。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弗兰克在本书中最无法令人信服的是，他仍然未解答好这样一个关键问题：亚洲为什么会在有利于自己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走向衰落而欧洲却在不利于自己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崛起？弗兰克坚持，西方的兴起是“暂时地胜出”，并强调“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对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变化，弗氏借助的解释工具仅仅就是“康德拉捷夫周期”理论，这未免轻率。虽然弗兰克也试图从劳动力供给、资本供给与需求、生产成本高低和技术变革等方面来辅助说明原因，但由于前面所说的他彻底否定马克思、韦伯等一切与“西方”相关的理论以及西方内部的对现代经济体系作出贡献的一切因素，最后仍只能回到所谓的康波理论，导致自身理论无法自圆其说。

三、世界体系的未来走向问题

理论具有一定的连续性。理论创新是在前人理论基础上进行合理地扬弃，这有这样理论创新才有意义，由于弗兰克对相关西方理论全面否定，又无法创新，导致理论空心化，无法使人信服，他所推崇的亚洲中心论仍然是传统的学术观点，弗兰克“破”有余而“立”不足，他所谓的创新只是用一种传统理论取代另一种传统理论而已。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关于世界体系的阐述所暴露的种种问题反映他在历史方法论以及基本理论上存在以下缺陷：

（一）弗兰克过分强调生态、经济、技术之维，而忽视了政治、军事、权力之维和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之维，这是由于政治、军事、权力之维和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之维的结合是一个庞大系统工程，涉及的学科领域众多，所要求的资料也更庞杂，这是弗兰克本人凭一己之力很难完成，这也是他所阐述的世界体系只是一个全球经济网。

（二）关于史料的取舍运用及史学方法论问题。《白银资本》采取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史料多取材于现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来史学界的权威结论，却很少运用原始资料，诚如作者预料的那样：“有人会挑剔地指责说，我没有使用（甚至没有能力使用）原始资料。”［3］这里就出现了一个作者引用的布罗代尔的问题：“历史学家试图在一项分析里把尚未充分探究的历史片断都组合起来，这种尝试是否明智？”其实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否象自然科学那样将研究建立在已知的研究成果上？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它必然涉及到作者对材料的取舍方法、态度（历史观）、是否科学等一系列因素。

（三）《白银资本》一书对量变与质变关系原理的贯彻存在着争议。由于作者一直强调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与五百年前截然不同的世界体系里，这就引发了疑问：难道500年来甚或5000年来世界经济体系就从未发生过本质上的变更？当然，弗兰克同意在这所谓“同一个”世界体系里存在着量的增长与扩展，他说在1500年前后特别是美洲的白银进入世界体系后，世界市场和世界贸易便处在不断扩张之中。同时弗兰克也承认了西欧在这一日益扩大的世界贸易网中的特殊作用，是西欧人而不是亚洲人将美洲的白银发掘出来并将之融入世界市场，是西欧而不是亚洲率先于1800年前后进入工业革命时期，随后出现了所谓“西方”的兴起，并取代亚洲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此前亚洲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个一直存在的世界体系的“中心”，也就是说，以1800年为分水岭，世界体系前后是有着巨大区别的，1800年前亚洲主宰，此后欧洲唱主角。但是由于弗兰克认为“发展”、“现代化”、“资本主义”、“依附”等等都属于“普洛克路忒斯式”空洞概念，同时他认为按照康波理论，世界体系的主宰在经过“欧洲”或“西方”这一曲折之后必然回到“东方”，这就有历史循环论之嫌。

可以说，《白银资本》一书的成功和失败都导源于它提出的世界体系论的理论框架。其成功之处在于顺应了全球化的潮流，强调全球视角。但同时为了给这个泛化的世界体系提供存在的依据,弗兰克竭力选取对自己有利的论据,甚至不惜剪裁、扭曲历史。这也是该书中存在大量与史实不符、逻辑混乱之处的原因。从中国中心论和中心西移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参考文献：

［1］（美）斯塔夫阿诺斯.全球通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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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入世贸组织推动了我国走向世界的步伐

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区域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面对这一世界潮流，中国应主动而积极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推动他们朝着合理的方向发展，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创造更为有利的发展条件。发展中国家追求的经济发展是物质极大丰富、人的个性充分解放的现代化，而要建立这样的社会，必须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的技术和制度，必须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发展中国家经济普遍落后的原因不在于国际经济体系的不合理和发达国家的所谓“剥削”，而在于其自身政策的失误，在于没有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体系。发展中国家若不想长期落后、被动挨打，就必须积极顺应潮流，积极融人经济全球化。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两个关键”时期:一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二是经济走向发达的关键时期。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才能继续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利用资本、技术和产业世界性大转移的有利时机.通过开展贸易、利用外资等途径，实现资源结构的转换，以不断推动本国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整个经济的发展。加人WTO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人新的阶段。经济体制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将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实质就是发展开放型经济，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深的程度上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拓展更广阔的空间。

(二)加入世贸组织促进了我国的改革进程

加入WTO标志着中国进人以多边贸易协定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体系，而这种世界经济体系是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的。加人WTO，首先碰到的就是经济体制问题，谈判之所以旷日持久，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经济体制问题。加人WTO，表明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的认同。人世之后，以开放促改革将成为大势所趋。过去的20多年，我国的改革战略基木是按国内的需求来确定的，而现在，要适应WTO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必须把中国放到国际大环境中来确定改革和发展的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世将成为推动改革的最重要的力量，尤其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作用将会更大。迎接挑战，政府为先，我们承诺遵守Wl，0规则，意味着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方式要按市场经济的牌理出牌，人世将使政府职能趋向国际化，对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管理方式和运作模式形成挑战。诸如行政千预、层层审批和地方保护主义等做法，将在WTO规则面前失去效力。政府部门将不能再充当企业的“家长”、“保姆”，政府角色将转换为“裁判员”、“服务员”。加人WTO.我们的改革开放有了明确的时间表，这必然会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促进宏观体系的完备，促进有关法律体系的健全，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法律体制的确立。此外，双门，0规则的“内核”是尽可能保护市场公平竞争，人世有利于打破地区封锁、部门垄断，促使全国尽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加速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强化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三)加入世贫组织推动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时外贸易发展

经济全球化从本质上讲也是一次国际间产业调整与转移过程，因此，随着我国对外列放程度的不断加强，我国各产业的发展又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际间产业调整与转移的影响。一般而言，人世有助于强化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门的国际竞争力，促进这些产业与部门的发展，而对我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部门则会产生较大的竞争压力，不利于此类产业与部门的发展。也就是说.在短期内入世将在我国形成一种“反产业结构升级”的趋势，使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但从长远来看，为了适应国际产业发展的新趋势，人世将促使我国充分利用入世前后的保护期，提高自身的资本技术密集程度，积极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加快我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从而推动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目前，我国对外贸易在经历了一个较长的高速增长期后，正进人一个大的调整期，外贸出口的难度逐步加大，促使我国外贸出口的一些有利因素已经消失或逐步减弱，我们必须依靠加快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步伐来寻找外贸发展的动力。人世后我们将获取进军国际市场的人门券，也是履行中方在谈判中所承诺的关税减让、市场准人、非歧视原则等义务，这样，我国企业将会有更多机会走出去开拓市场，从事贸易和投资，同时也将把更多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来，特别是开展和跨国公司的深入合作，从而使国内资源进人国际间优化配置的总渠道，即以我国的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等优势与外国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等优势资源进行优势互补.从而为中国经济特别是对外贸易进入新的快速发展期提供绝好的机遇。此外，人世还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利于新型收人分配机制、新型就业格局的形成，有利于中国消费者在降低关税、开放市场中得到更多的实惠，也有利于中国企业利用稳定、透明、可预见的多边贸易机制更好地保护和壮大自己。

二、入世对世界经济及世贸组织的影响

(一)中国入世时世界经济的影响

世界在跨人新千年以来，经济发展的形势不容乐观。从发达国家来看，继去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增长放慢之后，今年以来美国经济持续走低，主要原因是经济降温前的高利率、高油价以及股市下跌、人们对泡沫的担优与挤压泡沫相互作用等因素，导致投资下降和消费支出增长缓慢、心理预期下降。由于政局不稳，积重难返，日本经济进一步恶化。美日两国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近一半，其经济增幅减缓，进口需求减少，势必影响全球贸易。由于全球经济发展降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冲击，经济增速骤降。美国、欧洲市场对亚洲地区产品需求明显减弱，出口减少，导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回落.幅度之大超出人们的预料。在目前整个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只有中国经济仍然保持着7%以上年增长率的强劲势头，并且在经济全球化、信息产业化的大潮中非常活跃，让人们在困境中看到一线曙光。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拥有占世界1/5多的人口，经济总量和进出口总值均跃居世界第七位，外汇储备达到2000亿美元，吸收外资连续8年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其中，与WTO成员的贸易额占我国外贸总额的90%，来华落户的跨国公司多来自于WTO成员。今年，中国申奥成功，世界欣然选择了开放的中国，中国还成功举办了APEC年会，燕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广泛尊重。随着中国加入多边合作的世界贸易体制，中国巨大的需求潜力将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为全球提供一个最诱人的大市场，从而为WTO注人新的活力。同时也会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与合作带来不少的契机。这是中国将要对人类做出的突出贡献。据初步估算，“十五”期问，中国将进口约1.4万亿美元的设备、技术和产品，这会给各国工商界创造巨大商机。从产业结构调整来看，发达国家产业“空洞化”趋势日益明显，制造业而临巨大挑战，山于国内市场饱和及生产成本高等因素，制造业厂商纷纷选择向海外拓展。中国加人WTO后，广‘大制造业厂商对来华投资增强了信心，从而有利于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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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华尔街的金融海啸引发了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对于整个世界战略格局的影响将不亚于一场世界大战。它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形成巨大冲击，必将导致世界战略格局的重大演变。

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

这次经济危机，在经济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情势下遽然而至，有其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原因。

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导致对资源和市场不可抑制的需求。工业化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和市场的疯狂追求，是导致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但二战后世界两极分化的冷战格局，却从政治上阻击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两强对峙下50年的恐怖和平，使得资本主义世界建立并完善了游戏规则，完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市场经济整合，从而为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井喷式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改革开放，为经济全球化创造了条件。然而，二战以后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潮流以及民主国家中兴起的人权运动，从根本上抑制了资本主义在武力和强权基础之上的传统扩张方式；而以美国及其盟友主导的游戏规则及其在市场经济中的绝对优势，使得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资本扩张不仅更为有效，而且因“促进发展”而占据了政治上的道德制高点。因此，在推动市场经济的旗帜下，资本源源不断地从发达国家“投资”到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获取资源――包括高科技生产中最重要的劳力和智力资源，另一方面占领市场――包括现代经济中最为重要的资本市场。华尔街主导的疯狂的资本扩张，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

但是，这次经济全球化并没有解决世界经济发展高度失衡这一根本问题。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反而加剧了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一方面，以“投资推动发展、消费促进繁荣”的盎格鲁一撒克逊经济体，在超前消费的同时，制造业服务业大规模转移到回报更高的发展中国家。其结果是资本透支，产业掏空。另一方面，以“发展制造业、通过积累扩大再生产”的亚洲经济体(包括德国)，则在经济发展上依赖发达国家市场，背上了贸易盈余带来的资本包袱，使自己的经济积累被发达国家的资本债务所劫持。

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使资本扩张戛然而止；而各国的“刺激”政策所导致的经济保护主义回潮，则使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国际化进程受到阻击。其结果，是经济全球化的停滞。可谓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

但是，这次经济全球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危机，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首先，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国家独立的保护下，避免了资本的直接掠夺，而是以廉价的劳力、智力和物力资源，换取了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本、技术和市场。尽管付出了巨大代价，却赢得了快速的经济发展。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凸显了以产业经济为主的新兴经济在世界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事务中前所未有地获得了对发达国家的反控制力。

其次，以美国为首的盎格鲁一撒克逊经济体尽管整体实力依然具有压倒性优势，但经济危机却充分暴露了其债务空前、信贷虚空、预算，消费失控、以及政治上不可逾越的税收障碍。操控自身货币贬值的同时，用一切政治、经济和外交手段压迫债权国货币升值，成为其应对危机的唯一选择。唯此方能快速抵消巨额债务，填补资本黑洞，挽救经济颓势。为达此一目的，甚至不惜以持续的信贷宽松政策促发经济膨胀，甚至凭借整体实力强行“重组”国际债务。

再次，亚洲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全球十大盈余经济体，除第7位的德国、第8位的俄国和第10位的巴西，其余7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日本、台湾、新加坡、香港、韩国、印度――都集中在亚洲。随着香港、新加坡、东京、上海、孟买等新兴金融中心的兴起，亚洲将变成世界主要的资本出口地区。同时，不断发展的实体经济、巨大的人口“红利”、较低的发展水平和迅速的都市化发展，使亚洲不仅具有最大的经济发展潜力，也同时具有空前的市场发展空间。

最后，由于高科技和知识经济的迅速扩张，有着扎实的实体经济和雄厚资本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必将在能源、材料、生化、信息、环保、交通等新兴领域推动“超越式”发展。一旦突破，必将重写世界经济格局。

世界经济格局不可逆转的变化，必将导致整个世界战略格局的转变。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这一转变的势在必然，美国做出了尽快从反恐战争中脱身，集中力量强势重返亚洲的战略选择。

经济危机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冲击

二战以来，联合国、世贸组织和美元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形成了支撑国际政治经济体制的三大支柱。由金融海啸引发能全球性经济衰退，必将对这三大支柱造成巨大冲击，从根本上动摇当代国际政治经济体制。

以美元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遭受重创。为挽救危局，美国政府一方面大量增发货币，挽救濒临崩塌的信贷市场；另一方面推行信贷宽松政策，强力降息，刺激经济发展。但这样做无异于饮鸩止渴。自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成为以美国经济为根本信用保证的全球信贷货币。在经济全面萧条的情况下增大美元流通，不仅将使美元持续贬值(这一过程中美元止跌回升只是暂时现象，其根本原因是各经济体在危机中捆绑美元以自保)，更恶劣的是将导致整个世界金融体系的信用危机，持续下去，必将从根本上动摇美元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

脱胎于《关贸总协定》的世贸组织，是以市场经济为前提、自由贸易为原则的经济全球化的产物。这次危机虽然不会颠覆自由贸易原则，但必将促使各国注重实体经济(尤其是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从而导致制造业本土化、经济区域化的发展趋势。随着国际贸易量的相对下跌，对外产业投资减少(投机性资本运作则将增加)，经济全球化放缓甚至停滞，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各国间更加依赖通过双边或多边谈判强化经济合作、解决经济纠纷，以及非正式多边组织(如G8+5、G20等)的发展和强化，世贸组织的影响和作用都将大幅下降。

这次经济危机极大地削弱了联合国。联合国及其所属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制定并维护国际事务中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为世界各国表达、协商各自的利益和要求提供必要平台；协调国际冲突，制约暴力战乱。这次经济危机进一步表明，由于没有自己的经济管理机构和经济资源，联合国在目前经济危机引发的国际争纷中，已经被边缘化。

长期来看，经济危机消弱了美国，更加伤害了欧洲。欧美(包括日本等发达国家)

之间在反恐战略、经济利益、货币政策等各方面的分歧将长期存在，这必将损害欧美在联合国中传统的合作协调方式，从而进一步制约联合国发挥以上三项职能的空间和能力。

另一方面，全球性经济衰退和环保工业经济的兴起，使包括俄国、伊朗及中东各国在内的原料出口国面临长期压力，更加凸显他们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与发达国家的利益冲突。而联合国在解决这些利益冲突中长期的无能为力，将近一步削弱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导致其地位与影响的式微。

在世界面临重大变化的过程中，现行国际政治经济体制的式微，进一步加大了转变过程的复杂与危险，同时凸显了大国关系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多边／双边大国利益组织将在国际事务中具重要作用

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表明，诸如G20、G8+5、东盟10+3等多边，双边大国利益集团组合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

首先，经济全球化以及非意识形态政治对抗，导致了以传统战争方式解决国际争端非但无效，反而会导致局势恶化。美国近10年越打越糟的阿富汗战争和在伊拉克战争中的“体面撤退”，证明了即便拥有绝对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也会在一场由宗教／文化对抗而引发的战争深陷泥潭。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趋势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战争变得异常昂贵，很难决出传统概念上的胜负。在这样的形势下，军事力量更重要的作用是凸现一个国家整体实力，其根本用途在于保持威慑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增大其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力度。

篇6

一、发展的“钟形曲线”

战后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既有辉煌的成绩，也有痛苦的失败。根据战后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实绩，大致可将其分为三个阶段：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为工业化的起步阶段，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为高速发展阶段，70年代后期以来为停滞—衰退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留下了一条“增长—衰退”的钟型曲线。这条钟型曲线集中反映了战后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基本状况，是我们研究与认识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规律时必须首先承认和尊重的基本前提。

第三世界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在1956—1960年为4.9%，1961—1965年为5.1%，1966—1970年为5.6%，1971—1975年间为6.6%，1976—1980年为4.5%，1980—1990年为2.6%，1990—1994年竟为–0.11%。第三世界国家在60年代和70年代前半期经历了高速发展的15年，这是奇迹般的15年。

但是从7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陷入了停滞和衰退。80年代对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是“失去的十年”，对98个第三世界国家的统计表明：80年代中有10个发展中国家平均GDP出现了负增长，占总数的10.2%。90年代对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更加严峻。在被统计的102个第三世界国家中有35个在1990至1994年间平均GDP出现了负增长，占总数的34.3%。（WorldBank，1996）最近，巴西全国经济开发银行公布的研究报告《80年代的巴西经济》(1999)中指出：从1990年至1999年的10年间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1.7%，比“失去的十年”的80年代的年增长率2.9%又进一步下降了。90年代对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将意味着又一个“失去的十年”。

从“奇迹的15年”到“失去的20年”，一条钟型曲线，赫然展现了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发展的曲折与艰难，它也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需要深入思考和认真回答的问题——为什么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走过的是一条先增长，后衰退的道路？其中的规律性是什么？

二、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条件的转化

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发展受到了经济全球化及世界经济体系的制约。

在50年代前后，概括起来说，第三世界国家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一般具有三个有利因素：其一，具有发展工业、服务业的较广阔的国内市场空间；其二，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其三，具有较好的外部经济环境。正是这三个关键性的因素在第三世界工业化初期，对推动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第三世界战前的经济形态大多是落后的农业经济，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独立后实行工业化的初期，在外国资本进入的推动和市场需求的拉动下，工业和服务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

其次，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初期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国内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进入工业化生产提供的高额利润率的支持。

第三，在工业化初期，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在与发达国家的经贸往来中，以极其低廉的自然资源、原材料换取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因此，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互补性”很强，客观上也有利于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初期发展。

但是，第三世界的工业化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运动也是当代资本国际循环的一部分。资本国际循环既有促进第三世界工业化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随着介入资本国际循环程度的加深，不利的因素逐渐导致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出现了严重的障碍。从内部结构看，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加入国际分工与资本国际循环后，经过近50年的发展，尽管在绝对意义上经济有所增长，但经济、社会结构并未随之得到优化，甚至遭到了劣化，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矛盾。

——产业结构内部，农业、农村的衰退，造成工农业发展失调。在历史上，西方国家通过殖民化解决了早期工业化发展中的工、农业的结构性矛盾。但是，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第三世界国家却无法重复西方的作法，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主要是内向性的，大多具有剥夺农业和农民的性质，并最终导致了农业的衰退。当前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衰退主要表现在粮食危机上。战后初期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尚能保持粮食的自给自足，进入80年代后粮食紧缺日益加剧并发展为粮食危机，非洲大陆爆发了震惊世界的。90年代以来粮食危机依然没有明显缓解，甚至范围还有所扩大。联合国粮农组织曾对90个发展中国家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有70个国家的粮食状况趋于恶化。农业、农村的衰退导致国内市场发育缓慢甚至出现萎缩，反过来为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障碍。

——工业体系内部出现了“双重化”的结构分化趋势。这一现象在以外向型经济为主要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显得尤为突出。“出口导向”是许多拉美国家和部分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在70或80年代以来采取的主要发展战略，也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然而，过分依赖海外市场、特别是西方市场，却使本国和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内部出现了不均衡的变动。如韩国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经常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上，结果产生了国内生产结构双重化的效应，即导致了出口型产业的过度膨胀和内需产业的相对萎缩，为经济波动埋下了隐患。

以韩国的半导体业为例，80年代末在国际市场需求的刺激下，韩国企业大量投资半导体生产，并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助。但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半导体市场转向萧条，韩国庞大的半导体出口业顿时陷入困境。有人估计，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受此影响高达20%，与半导体业相关的金融机构也受到严重牵累。经济过度开放，过度依赖外资和海外市场，阻塞了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链的自然延伸，使产业发展空间趋于狭窄，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一旦国际市场上风吹草动，发展中国家就难免出现经济波动。

——社会结构分化，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是以所谓的“比较优势”加入国际经济的分工体系的，然而“垂直分工”依然是这一分工体系的结构特征。那么，发展中国家究竟有什么样的“比较优势”呢？说到底是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资源，包括人力和自然资源。这也正是发达国家所需要的和看中的。这样的“优势”正好把发展中国家送入国际垂直分工的底部，在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不发达的发展”。

战后，第三世界国家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大都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分化，收入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199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人文发展》报告指出：1965年至1980年间，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约为2亿，而1980年至1993年，这个数字上升为10亿。另据联合国拉美委员会的统计表明，60年代被视为工业化样板的拉丁美洲国家，70年代以来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一直在拉大，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现象均在发展。70年代初期，拥有社会总收入一半左右的富有阶层占总人口的10%，而到90年代初期占总人口5%的富人就拥有社会总收入的50%；另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比重从70年代初期的42%上升到目前的60%左右。墨西哥的最高和最低收入差距相差25倍。巴西50年代确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相当于410雷亚尔，1992年最低工资标准降至70雷亚尔，巴西有11.6%的劳动者的月工资只达到这个标准。

80年代以来，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为基础的。1985年至1991年，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四国的制造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1.48%，比同期四国的第三产业平均增长率高3.5个百分点。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了大量西方资本，扩大了出口，但并没有带来本国技术水平的升级。虽然这些国家的工业化程度虽在一定阶段内有所提高，但却付出了沉重代价——经济剩余大量向西方发达国家转移，进而加剧了本国的社会分化，最终损害本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以泰国为例，泰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谓不快，1989年至1995年是泰国经济增长的高峰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9.4%，危机前泰国人均国民收入已超过2500美元。但泰国真正富有的只是占人口20%的高收入阶层，他们的收入在国民收入所占的比例高达55%，而最低收入的20%人口只拥有国民收入的4.6%。

社会分化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了国内市场和内需产业的需求约束，造成了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有效需求不足，并进而使剩余资本大量转向金融、房地产投机。社会分化实际上是东南亚地区泡沫经济膨胀的深层原因。

——国际贸易环境恶化使第三世界工业化有利的外部条件日益减损。在工业化初期，发展中国家以极其廉价的原材料及粗加工产品与发达国家交换，自然“经济互补性”很强。但随着部分发展中国家出口导向加强、生产能力和产品档次一定程度的提高、技术含量一定程度的增长，对发达国家形成了压力。南北经济关系中互补性相对减弱，竞争性相对加强。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并使第三世界国家深受其害。以至于有的西方学者认为，今后不再会有新兴工业国家了，由于世界贸易环境的改变，依靠外向型经济走向工业化的道路已经不能通行。（Broad，1988）

农业衰退、工业结构“双重化”、社会分化和国际贸易环境恶化，构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陷阱。这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世界经济体系中一种特殊的发展现象。如果说第三世界面临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的话，我们认为：它具体的意味是“发展陷阱”有可能最终断送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三、第三世界工业化停滞可能的后果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各国之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地带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出现停滞与衰退，势必对于“中心”地带产生反馈，势必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乃至全球经济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对“中心”的反馈

第三世界工业化停滞对于西方和全球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是个复杂的问题，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观察与深入的研究。根据80年代以来可以观察到的情况看，经过初步研究我们认为：在世界经济体系“”产生的问题与危机，可能将依以下三个步骤对于“中心”产生影响。

首先，在发生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发展普遍放慢甚至衰退的情况下，第三世界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场所、产品市场的作用下降。这一阶段“”表现出对于“中心”的经济重要性下降。这一趋势自80年代以来已经较为明显地出现。60~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一直在稳定增长，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是资本净流入地区。其中当时经济增长迅速的拉丁美洲国家吸引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第三世界直接投资的50%。进入80年代以后，特别是随着拉丁美洲国家发生债务危机，经济发展处于停滞、衰退状态，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迅速减少，并出现了资本回流现象。1984~1988年发达国家对拉丁美洲国家的直接投资减少了50%。发展中国家占西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比重中的份额，从60年代的20%，下降到80年代中期的10%。（陈雨露，1997）8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资本流向东南亚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增加，但1997年东南亚爆发危机以来又大幅度减少。在国际贸易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也在下降。8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5%左右，目前下降到20%左右。

其次，第三世界作为西方发达国家投资场所和产品市场的作用下降，加剧了西方的资本和产品的过剩，对于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的“泡沫化”起了促进作用。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第三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担负着实际经济物品的生产，而相形之下西方经济日益“泡沫化”，即在经济总量在继续以较高速度增长的情况下，实质性物质生产活动却在日益下降。

以美国为例，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实物经济出现了明显的萎缩。以1967年的按人口平均的产出量为基数,1990年同1967年相比，按人口平均的资本货物的产出量，化肥下降了21%，建筑机械下降了46%，油田机械下降了67%，工业建筑下降了63%，海洋运输船只下降了5%；按人口平均的生活资料的消费量，纺织品下降了66%，鞋和皮革制品下降了70%，轿车的生产量下降了43%，住宅建设下降了13%，学校建筑下降了50%，医院建筑下降了17%；按人口平均的中间产品的产出量，水泥下降了73%，粗钢下降了43%，硫璜下降了89%，铜下降了95%，镍下降了98%，铝土矿下降了98.5%。(Larouche，1995)

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长期存在巨额贸易逆差。据美国统计摘要提供的资料，构成美国外贸巨额逆差的主要是矿物燃料和制成品的入超。其中矿物燃料的入超是美国外贸逆差中最大的一组产品，主要包括原油、石油制品和天然气等。90年代初这三项产品中的贸易入超均在450亿美元以上，1990年竟高达578亿美元。其次是制成品贸易的巨额入超，主要是运输工具及零部件、轻工类产品、电器类产品等等。上述情况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国民经济结构的转型，重点转向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毕竟也反映了在整体经济活动中实物生产下降的事实。

然而，与实物经济下降趋势形成鲜明对照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虚拟资本的急速扩张。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生产、贸易与金融的关系总的表现是国际贸易增长大大快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国际金融交易总额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国际贸易增长。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总额平均以每年23%的惊人速度增长。这实际上反映了世界范围内的实物生产增长迟缓，造成了严重的资本过剩。1997年东南亚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后资本过剩和回流现象更加突出，过剩资本大量涌入国际金融市场，进而造成了西方资本货币市场的虚假繁荣。1998年美国证券工业协会的有关外国经济活动的报告显示：1998年流入美国证券市场的净资本达1920亿美元。(BusinessDaily，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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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不仅是―个长期资金的融通场所，一个重要的资源配置中心，而且也是现代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影响资本市场的因素很多，但资本市场的会计问题是―个最不容忽视的问题。因为资本市场归根到底是一个产权交易的场所，它所体现的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产权关系。所以，作为天然肩负对产权主体保护责任并对产权进行界定，计基、记录、报告和控制d　会计就是一个核心以上资本市场的会计问题也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一　会计的发展是资本市场产生和发展的前提

资本市场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产生的前提条件包括：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化大生产的形式与规模、信用制度的成熟程度以及产权制度优劣与否。一个优良的产权制度必然要求具有两方面的保障基础：一是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对产权进行保护；二是有与之适应的会计信息和会计控制体系来保障。作为产权关系集合体的资本市场更是这样。世界早期资本市场之所以产生在14～16世纪的欧洲而不是产生于明代中国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当时的欧洲发明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复式簿记。

二　会计的发展与资本市场的发展相互影响

资本市场与会计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会计为资本市场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信息和管理保障；另一方面，资本市场复杂的产权关系又为会计拓展领域和完善方法理论体系提供了环境与条件。会计的发展必须适应资本市场发展的需要当会计适应于资本市场发展时会计就能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当会计不能满足资本市场发展需要时，资本市场的运行就会失常，甚至危及金融市场乃至整个市场经济体系的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资本市场的制度和管理创新始终比较活跃，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市场出现了高度繁荣的局面并产生了金融市场证券化、证券投资法人化、证券交易多样化、资本市场自由化和资本市场国际化的新特征。这些新特征都对会计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会计理论与技术的发展则相对滞后，未能很好地满足资本市场的创新需求，常常被指责为影响资本市场发展的障碍。因此，加强会计理论和实务的创新适应资本市场的发展就成为每一位会计人的责任。

三　当代中国资本市场的会计问题

中国资本市场的会计问题首先是一个会计认识问题。没有先进的会计理论与技术就不可能实现会计的目标口然而不少人对会计的认识还停留在传统观念上仅限于“核算”与“监管”等基本职能只重视其对产权真实、可信地反映，而没有上升到如何提供客观、公允的会计信息和进行全方位立体化会计监管的高度，只重视对会计的事中和事后监管而没有发挥会计的预测功用，只注重引进西方会计方法理论体系而不注重自身的创新。不纠正这些不正确的认识观中国的会计将难有大的发屁

中国资本市场的会计问题又不独是一个会计问题更涉及到资本市场业务和管理的方方面面。要保障资本市场有效运行就必须真正了解资本市玩由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历程较短相当部分会计工作者，甚至一些主管领导和知名学者都对资本市场缺乏了解，这使会计的视野常常局限于会计本身，对问题的探讨也是就事论事缺乏前瞻性无法敏锐地捕捉到资本市场最新的变化及其所体现的本质和规律。故，要解决资本市场的会计问题，必须先成为资本市场的专家。

中国资本市场的会计问题也不独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长期以来中国资本市场“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的这一政治化定位使得会计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自身运行的轨道，导致了资本市场会计信息失真和会计监控失常从而最终影响了资本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近年，这一定位虽有所弱化，但影响依然。因此，要保证中国资本市场的会计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会计监管的及时、到位，就必须彻底摒弃这一不符合资本市场发展规律，忽视资本市场其他主体的错误定位，还资本市场以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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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危机；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4-0007-02

1　《资本论》关于经济危机的成因分析

19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表现尚很不明显，直到1929年席卷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爆发，建立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基础上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最终暴露出致命的缺陷。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危机是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它的发生有其可能性与现实性。

在简单商品经济中，交换仅局限于物物偶然交换，不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成为商品交换的媒介，交换公式由原来的W--W分裂为卖(w―G)和买(G--W)两个阶段。二者的对立商品本身内在矛盾不断运动、发展甚至激化，最终必然导致商品流通过程中社会供求出现空间与时间上的双重断层，预示着商品流通中可能出现供求失衡，为经济过剩危机的爆发提供了可能性。

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使经济危机由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竞争的盲目性决定了微观经济主体行为选择的自主性与分散化，导致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微观运行的冲突与矛盾；生产的无限扩大与以广大雇佣工人为主体的社会有效需求的相对萎缩，一旦生产普遍超过了工人的有效需求，经济危机就有了爆发的可能。因此-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商品经济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

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存在上述三个矛盾，也存在投资过度和信用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因此，经济危机在我国仍然有可能性与现实性。2008年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已超过60％，在当前经济危机中，更要慎重把握调控宏观经济运行，尽可能减少经济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损伤程度。

2　当前经济危机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使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经济领域的对话与合作更加频繁，各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合作逐渐增强，贸易摩擦也逐渐升级。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已经跨越美国本土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以极快的速度对全球各个经济体都产生着日趋严重的影响和破坏。

2006年春季美国“次贷危机”逐渐显现，2007年8月开始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全面爆发。一年多来，国际金融危机持续恶化，并进一步蔓延到实体经济，世界经济的衰退程度不断超出世界银行和IMF的预期。中国杜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李向阳认为。2008年发达国家经济已经陷入衰退，全球经济增长率大幅放慢；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说，2009年全球经济仍是充满变数和动荡的一年，整体形势甚至可能要比2008年更为严峻。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还没见底的征兆。美欧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破产还在持续增加，而且银行资产大幅度缩水。已注资200亿美元的花旗银行，目前市值缩水到1／10。另一方面，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在迅速扩散。去年下半年以来通用汽车为代表的汽车业的亏损、破产和萧条还在持续蔓延，随着越来越大的市场风险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相互传染，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迅速抬头。一种“去全球化”的逆潮在世界各大主要经济体间浮现出来。欧渊由于原有的经济体制问题，近年来GDP的低增长，可能成为全球经济衰退中最危险的一环。2009年欧洲央行预测，2009年欧元区国家的GDP增长率将为-1％；经合组织预测如果算上所有欧洲国家，实际GDP的负增长可能达2到3个百分点。日本内阁府2月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GDP在去年第四季度下滑的幅度(12.7％)超过了美国和欧元区，其出口支柱产业电子、家电和汽车受到次贷危机的严重打击。新兴经济体国家，金融危机造成外资撤退，股市缩水。本币大幅度贬值(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韩国货币均大幅贬值，幅度分别为24.8％、20.1％、8.7％、38.7％和31.3％)；亚洲地区出现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所说的“西衰东乱”。当前世界市场萎缩，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趋大，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外部需求造成很大的冲击，尤其是对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造成很大影响，GDP“保八”的目标比较艰巨，就业难度加大。

综上所述，本次经济危机严重影响了全球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各国纷纷出台各项政策以减弱对本国经济的冲击，甚至不惜采用贸易保护主义；对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作为理论指导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运行来说，经济大幅度波动和严重的经济危机成为不可避免的噩梦。《资本论》关于经济危机的分析又在西方社会引发了对马克思及其著作的狂热追捧，那么从理论角度来看，本次经济危机究竟是哪些方面的原因引起的?

3　当前经济危机的原因分析

经济学阐述的经济危机在当代表现出更深刻的现实性。对经济的破坏是整个世界经济史上空前的。三大矛盾依旧存在，各个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内部的问题也更加复杂，如果我们在实际经济运行和理论研究中不考虑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情况，经济危机也必将在我国发生。因此，有必要对当前经济危机做一个详细深刻的理论分析。

3.1　不同理论体系指导下产生的经济实践不同

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作为经济运行理论指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把人与人的关系物化为人与物的关系，即企业家对劳动这种要素的管理关系，通过各种制度和措施加强劳动利用率，不断追求利润的增加和财富的增值，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对作为要素的劳动力没有给予高度的重视，尤其是在收入分配方面，在产品的分配方面，过度追求效率，忽视了公平，仅靠政府推行各种福利政策和提供一些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公平问题。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产生的后果就是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供求严重脱节，物质产品的不断增加即社会供给的增加与社会有效消费需求的不足并行；而美国对于由于收入低下而无力还贷者赋予较低的信用等级，导致这些人贷款困难，无力扩大生产-盈利困难，还款困难，形成一定程度的恶性循环。因此，与其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是信用度低下的人们不还银行贷款导致银行破产，更深刻的原因应该是由于收入低下导致无力还贷，而政府又为了房地产市场、汽车市场等的繁荣发展，而将无抵押贷款贷给收人低的无力还款

者，最终必将导致银行破产，整个金融体系的主要链条断裂，从而波及实体经济，引起经济危机爆发。

按照唯物史观，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是一种集体的交互行为，而不是某个孤立个人的行为。经济活动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活动，前者是人们从对自然的交往中获得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活动，即生产活动；后者是从与他人的交往中获得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活动，称为交易活动。

我国经济实践在改革开放后，GDP取得了年均9.7％的增长率，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57 ：1增大到3.28：1，东西地区收入差距2006年扩大到3.25倍。对于如何解决公平与效率问题，传统看法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通过二次分配解决初次分配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能在一次分配中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而寄希望于二次分配，很可能会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如果在一次分配中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而把二次分配作为补充手段，解决初次分配可能会遗留的一点问题，则有可能很好地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在目前出口严重萎缩、投资疲软的情况下，要实现今年GDP增长“保八”的目标。必须依赖于扩大国内需求，而我国由于社会公平问题长期存在且日渐严重，政府从民生工程人手，把投资重点放在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上，这给我国实体经济注入了一剂“强心剂”，拉动内需的刺激政策逐渐发挥出作用。

3.2　虚拟经济所占比重过大，经济泡沫成分过多

虚拟经济指经济活动中，以虚拟资产为对象，通过对虚拟资产的经营，以谋取利润和报酬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包括对虚拟资产的买卖、中介、咨询等。其中虚拟资产就是市场经济中所有没有价值却有价格、其价格在本质上是某种收入的资本化的资产。虚拟经济可以吸纳大量的货币资金，从房地产炒作到股票市场，从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到收藏品市场-从各种债券的买卖差价到外汇市场，总之，在可以反复交易的各类资产市场之间流动，并随时从虚拟经济中流出或流入。虚拟经济是和实体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活动模式，在实体经济的运行中起到资金配置、对货币资金冲击实体经济的缓冲器的作用。但虚拟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使经济体系的不稳定性增加，个人可以以炒作房地产、股票等虚拟资产增加货币财富，但一个社会不能仅仅依靠虚拟经济的发展来支撑整个经济体系。

而美国经济的“去工业化”问题，即美国“实体经济”的衰落则日渐严重。第一，战后美国GDP占世界GDP的一半左右，而到2004年以后该比重已经低于30％了。第二，从战后到现在，美国GDP的内部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如果用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和交通运输业表示美国的实体经济(依托于实实在在物质生产和服务的产业)，用金融、保险服务业和房地产服务业表示美国的虚拟经济(依托于房地产、股票和债券等金融资产炒作的产业)，美国实体经济创造的GDP占其全部GDP的比例从1950年的61.78％，下降到2007年的33.99％，且实体经济中最具代表性的制造业，1950年占总GDP的27％，2007年则只占11.7％；而其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占全部GDP的比例则从1950年的11.37％上升到2007年的20.67％。美国战后的三大支柱产业，汽车、钢铁和建筑业往日的辉煌已不再，代之而起的支柱产业是金融服务业和房地产服务业。第三，上述美国官方提供的制造业统计数字仍然过高，对制造业依赖金融资产创造和炒作产生的GDP还要大打折扣。

美国的“虚拟性”在不断加深。美国债券(其中就包括次贷)、股票、外汇、期货、金融衍生品市场、大宗商品期货市场、房地产市场成为美国人创造货币财富的机器。根据国际清算银行保守估计，2006年底美国境内的股票、债券、外汇、大宗商品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市值约为400万亿美元，为2006年美国GDP的36倍左右。而其他国家最多只有十几倍，如日本是16倍左右、中国是10倍左右(2006年中国虚拟经济发展报告)，充分说明美国经济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泡沫性。

虚拟经济的不断扩张使美国人趋之若鹜，放弃传统制造业去经营金融业，放弃产品和技术设计去专供金融产品创新的复杂设计。美国特殊的经济运行方式使得美国人在国内将几乎所有能够资本化的收人流都纳入了其创造货币收入的洪流，一旦虚拟经济泡沫破灭，社会各个阶层资产大幅度缩水，必然影响到实体经济的信心。

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骏民说，“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匹配良好时，虚拟经济将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为广泛的融资渠道，转移市场运作的风险，从而有效保障实体经济的发展。然而，当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时，就会产生泡沫经济或者金融危机。”因此，我国既要积极利用虚拟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的保障作用，又要坚持适度发展的原则。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引发过多的泡沫经济。

3.3　西方经济分析过于模式化，对实际经济运行缺乏有价值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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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是从商法精神的时代价值，中国商法继受面临的难点和问题两方面讨论商法发展的现状，希望它能保障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有一定的帮助，对商法的发展趋势有一定的导向作用。

关键词：时代价值；难点问题；现状

引言：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商法体系建设也开始大幅度的进步，商法体系也开始不断的完善。而世界范围内的商事立法运动肇始于18世纪初， 延续至20 世纪中叶。 “ 商法时代” 的出现， 是现代文明的必然趋势。它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法规的体现， 更是一种现代文明社会的精神。重视了解商法发展的现状对于我国的经济市场的稳定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1.商法精神的时代价值

1.1商法的历史沿革

商法，简单的来说就是调整市场经济各平等主体之间相关的商事关系以及相关的商事行为的法律。商法，在我国目前的来看，其主要组成部分为公司法、保险法、合伙企业法、海商法以及票据法等等与商相关的法律。

从历史变革来看，商法是起源欧洲的古罗马时代原始交易中的一些商事规约，目前，我国法律界人士在对商法进行研究时，一般将中世纪欧洲地中海沿岸自治城市的商人法作为近代商法的起源，而近代商法的正式确立主要在1807年，标准性事件是法国商法典的正式确立。

就我国而言，由于我国历朝历代是以“士兵工商”作为社会阶层的排列，这使得中国古代对商法研究业绩制定极为不规范和欠发达，在20世纪初至今的包年百年中，中国的商法主要是依靠引进和借鉴西方商法，进而结合我国国情确立的。

1.2商法的时代价值

商法的出现表明人类的文明又走走向了另一个高度，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出现，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者，最终的发展趋势都是推动经济的发展，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在一定意义说社会进步了，经济的发展是有序的，需要一种规则予以约束规范，而且这个规则需要具有强制性，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产物之——法律，也就应运而生。在宪法中，上层建筑涉及政治领域，商法的出现表明上层建筑已渗透经济领域。商法对于奠定全球市场经济制度的法律基础， 对于变迁民生的观念，对于四项原则在实际生活中的真实落实实施，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与变革有不可磨灭的作用。

1.3商法时代价值的体现

商法作为现代经济体系中的规则体现，第一点它能保障其完整性和稳定性。作为一种体系中的秩序，它必须有能力以法律为基础制约并为何体系的延续。中国市场经济的生存与发展需要这样一种可靠的规则。第二点，商法的实际运用能够推动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体制的发展。在我国，由于推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落后，使得我国经济出现垄断，也同时使得我国的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的高度集中， 而这导致现代社会中的民主制度出现很大的漏洞和残失。市场经济恰好不同，在这样的制度下能体现社会经济主体的很高的自，保障了经济权利的独立，社会主义的平等也得以体现，政治民主化的有序发展得以从根本上得到规范。再者，中国商法制度的建立将构建不同政治制度下中国法律协调与统一的基础。自九七之后，中国政治经济上都处在一国两制的状态，商法的拟草为我国不同经济体系的协调发展有很大的作用。所以了解目前中国商法发现的现状对于中国这个在全球庞大的经济体的健康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2.中国商法继受面临的难点和问题

2.1国际化中的中国商法

中国商法的制定从经济层面出发本质和欧美是一样的，为了完善和确立经济体系的长久稳定性。而因政治制定的不同略有不同。全球有200多个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我国改革开放后借鉴了些资本主义的经验，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也必将趋于国际化。从上世纪以来的商法国际化趋势中， 通常采用的主要有三种做法。

第一，对本国的商法法律法规的制定时，尽量的借鉴以及参考西方欧美经济发达的国家的成功的商事法，日上世纪的俄日本在制定商法时，基本以法国和德国的商法为基础，结合本国情况后，修改制定。

第二， 以国家与国家关于贸易以及相关的国家经济区域的贸易政策为基础，进而协调各国的商法，促进各国间关于商法在经济市场的统一进程。如欧盟关于商法的协调整合是较为完善成功的。第三， 通过目前世界经济相关的组织，推动以及积极探讨国际范围内相关的商事实体法以及商事程序法， 以能够促进商事法的国际化发展进程。商法的发展趋势就是国际化，借鉴和吸取他国的成功经验，国际统一化，将更有利于我国与他国之间的贸易经济往来。

2.2中国商法的继受的难点和问题

目前的中国商法继受了大陆法和欧美成功的经验，正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通过借鉴欧美成功的经验，略加修改完善我国的商法在今后也是非常必要的，在现阶段的也面临诸多的困难和疑惑。

其一， 从对法典的草拟和制定的经验来看，不仅仅是中国的商法，如敬爱哦为成功的德国商法相关的法典在制定上都有缺陷，时代在进步，换句话说这些法典是过去的，是历史的产物。 德国是个严谨的国家，其商法的确立对欧美其他国家包括日本都有深远的影响， 但是是在特定的某个时期的影响。二战之后的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法，信息时代的到来，美国，欧盟，中国经济体涌现，对于商法的完善也是种考验。再看看德国民法典， 可能由于时间的积累起完善的程度远高于商法。而他国借鉴与效仿其成功的经验更是远过于德国商法，尤其是21世纪，德国商法更显疲软。因此，我国不能想上世纪的日本一样一味的借鉴德国等大陆立法经验来制定与完善我国的商法法典。

其二， 美国20 世纪中叶《美国统一商法典》的立法技术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它虽然在顺应了现代商业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面做的较好，但是， 由于它本身是建立在英美法基础之上的一部商法典，由于实行的社会制度不同， 其美国的立法基础以及立法方式和我国等等大陆法系是有着极大的差距的，就我国目前的一国两制制度，制定与完善商法为了能制约与协和， 中国目前同样很难完全依照美国的经验制定一部统一的商法典，我国需要一部适合我国经济体制的商法典。

其三， 我国由于商法历史等等特殊的原因，我国法学界对于制定统一商法典的呼声一直处于极弱的状态，大陆法制确立的粗略和漏洞很多，就算现在近20 年来在我国乃至世界大力推行商品经济时期， 中国法学界的呼声还是很微弱。

其四， 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市场关于商事交易方式也变得复杂多变，这也使得商法的统一制定难度加大。现在社会的发展，商业经济发展迅猛，经济市场情况复杂多变，化石燃料在其中很大程度影响世界经济的走向，以及社会商品的交易方式等等的改变也使得我国商法典的统一制定的难度加大。

其五，由于我国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 使得在这个时期对市场经济相关的商法法制的认识不到位，加之我国的法学界的对商法认识观念的差异导致对制定统一商法典还未能达成一致。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时间还不长， 还需要通过时间来完善发展。不就得将来，当人们观念上的转变，中国现有的经济制度的完商法典的价值和作用才会得到大众的认可。

结束语：总而言之，我国现有的经济体制还需要一个成熟的过程，商法的制定与完善，商法的国际统一化是目前必然的趋势，希望我国上发的变革与时代价值能在其中得到体现，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与经济的稳定起到相对性的作用。（作者单位：渤海大学文理学院文法系）

参考文献：

[1]史际春，姚海放.再论商法[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1）

篇10

席卷大中东地区的社会动荡，其实是全球金融危机正在深化的表现。它标志着此次危机已经冲破金融和经济的范畴，进入到更加凶险的社会领域。正是全球危机导致了失业率的长期高企，减少了欧洲人的度假，使依赖欧洲旅客突尼斯经济就像沙滩上的房子摇摇欲坠。加之大量失业的打工者回到本土，给原本就脆弱不堪的经济和社会以难以承受的冲击。

此次危机自2007年底从资本主义世界的心脏地带爆发后，就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从核心区向外扩散，先是经金融货币渠道传导，然后开始向实体经济领域蔓延。随着失业率的上升、工作时间的延长导致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抗议活动。链条总是从最薄弱的环节开始断裂。在现行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下，旅游业显然是最弱的环节。突尼斯和埃及的依附性经济基础，在全球危机下表现的尤为脆弱。一旦国家的经济基础垮掉了，建立在其上的社会和各种上层建筑，也将不可避免地坍塌。不要光看到一些发达国家和组织为动荡提供的金钱支持和骨干培训，更要看到依附型经济派生出的依附性理念。为社会动荡提供了精神准备。

现代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中心一边缘”结构。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体系的中心，支配着“边缘”国家；边缘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均具有依附性。这种依附性导致了在平时南方国家的依附型经济向中心国家输送着大量利润，在危机时刻，依附型国家就成为最早遭殃并受挫最重的国家。如果有必要，西方国家当然会转嫁危机。据悉，动乱的避险需求已经推高了美元汇率，使美元开始重拾升势。

目前，社会动荡正在向产油国家蔓延。许多舆论把关注的焦点引向社会治理的模式：民主或不民主。实际人们看到却不是这样。国王和酋长的国家还算稳定，而动乱往往发生所谓民主转型国家。这是因为在这些国家，不仅经济上依附于外部，在政治上和思想意识形态上也同样呈现出更强烈依附性色彩――按照西方的所谓主流话语和理念解释着自己国家所面对的问题。这自然无法解释为什么世界经济越发展而北南国家的两极分化却越来越严重，也无法为南方国家在危机中找到一条摆脱冲击的道路。看起来富甲天下的资源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其实也处在产业链的低端，同样是依附型的经济。因为作为国家命脉的大宗商品价格，仍然操纵在掌控着各大交易所的金融资本手里。

我们必须认识到，目前大中东地区的社会动荡，是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波次，是全球金融危机向全球社会危机传导的体现。像中国这样制造业国家也处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半边缘”地带，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同样会把危机转嫁进来。由于现行世界经济体系内在的不合理、不均衡，使处于危机中的发达国家易于向南方国家转嫁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