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公司的盈利方式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保险公司的盈利方式，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近年来，我国保险业迅猛发展，保费收入规模逐年扩大，从2002年的3048亿元到2008年的9784亿元，保险总资产从2002年的6494亿元到2008年的3.3万亿元，保险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但是在保险业迅猛发展的过程中，出现诸多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其中保险公司的盈利状况并不令人满意，尤其是在2008年，诸多财险公司遭受了双重打击：承保亏损和投资亏损。而伴随着新的偿付能力规定的出台更使一些财险公司的经营和生存压力陡增。

面对上述状况。多数公司将注资一亏损一再注资作为公司的生存模式，股东资本强的公司可以通过注资来继续经营，而对于一些中小财险公司，或者亏损程度较重的公司则难以继续下去。显然，这种单纯注资，增加资本金，提高偿付能力来保持持续经营而不追求业务盈利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是不合适的，长此以往，不仅不能摆脱经营困境，还会将公司推向更深的陷阱。

对于当下的财险公司而言，注资是治标不治本，关键是寻找并确定公司的赢利点，形成公司的盈利模式。在市场经济下，不同类型或不同特征的财险公司应该选择不同的盈利模式，在公司不同的发展阶段也要选择相应的盈利模式。目前财险公司的盈利模式主要有：

以资本运作为主的盈利模式，主要适用于保费规模比较大的财险公司。伴随着保险公司进入一个稳定时期，保险资金和资产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保险公司除了获取承保利润外，利用股权投资、兼并收购、财务投资等方式也为公司带来丰厚的利润。但是对于中小保险公司而言，显然不宜采用这种方式，因为稍有不慎则将使公司资金紧张，或陷入巨大的成本包袱中。

通过扩大现金流来盈利是当前各财险公司主要的盈利方式。其实质是将在承保业务上获取的现金流，作为保险投资资金，主要投入到证券市场上获取投资利润。如果承保业务盈利，则公司的利润是承保利润加投资利润，如承保业务是亏损的，则用投资利润来弥补，多余的利润就是公司的经营利润。因此，出现了在车险市场，即使综合成本率已达到100％以上，属亏损业务，保险公司依然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收取保险费这样的怪事。2008年保险投资亏损引发的总业绩的亏损就是一个沉重的教训，因为期望用较高的投资收益来弥补承保亏损实现盈利并不一定能实现。过去我们强调保险业要有承保和投资两个轮子，主要是希望政府和法律容许拓宽投资渠道，保证两个轮子的平衡，但现在却又忽视承保轮子，单注重投资轮子，这显然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靠专业化经营来降低销售和生产成本的盈利模式是中小财险公司可选择的盈利模式。专业化经营是指集中公司主要资源和能力用于所擅长的核心业务，通过专注于某一点带动公司的成长。这种盈利方式更有助于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建立稳固的竞争优势，并且减少因为由于规模铺大而导致的销售成本和机构成本的增加，从而有效的降低销售成本和生产成本，因而它所带来的增长与盈利也会更加健康、更加稳定、更加长久。但是，因为该模式可能影响公司的发展速度而被众多公司所放弃，

优化产品结构，进行价值链管理也是财险公司应选择的盈利方式之一。当前国内主要财险公司以车险为主，而盈利空间大的企财险、家财险等业务发展缓慢，积极发展非车险业务，将有助于改善财险公司的承保盈利能力。保险公司价值链就是从展业、营销、承保、理赔、人力资源等，直到价值实现等一系列价值增值活动和相应的流程。价值链管理的意义就是优化核心业务流程，降低保险公司组织和经营成本，提升保险公司的市场竞争力。这种模式虽然要求较高，但却能保证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篇2

求人不如求已，现在保险公司新渠道融资得以进一步明确。近日，中国保监会起草《关于保险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下称“《通知》”），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多位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的人士均预计，在此次保监会明确支持保险企业挂牌新三板背景下，新三板或将引得多数仍徘徊在IPO大门之外的中型规模险资企业驻足。

另据记者了解，根据目前监管层规定，未来，选择新三板的保险公司或主要采取发行优先股方式补充资金。

永远缺钱？

长期以来，“有多大注册资本就做多大业务规模”成为保险行业风险控制的基本准则。而由于目前国内保险业仍处于快速发展期，多数保险公司经营年限较短，故需要不断补充资本以期持续稳健发展。 登录新三板可以提高中小险企行业知名度和地位意味着与资本市场的对接将逐步展开。

保险、银行、证券作为主流金融行业的代表，其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需要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业内人士分析称，《通知》的下发或与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偿二代”）正式开始实施不无关系。那些过去在业务结构、风险管控、资产与负债错配等方面过于粗放的中小保险公司，2016年的融资压力将有增无减。为其找一条融资渠道，也是监管的当务之急。

行业人士告诉记者，对于发展期的中小保险公司来说，依靠自身留存收益来补充实际资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此外，无论是伸手向股东要钱，还是去市场上发行相关债券，都只是解了近忧。如要解决远虑，资本市场仍然是包括保险公司在内的各类机构的理想之选。

北京新鼎荣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驰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国内已上市的保险公司多为政策性上市，这对于正处快速发展期、融资需求强烈、持续盈利或存在不确定性的中小保险公司来说可望不可及。一方面，主板市场IPO门槛及融资效率令他们望而却步，另一方面，香港市场给予国内保险股的低估值，同样令这类企业并不积极。

一家保险公司高管透露，登录新三板一是可以提高中小险企行业知名度和地位，二是任何公司的发展都需要借助资本的力量，登陆新三板意味着与资本市场的对接将逐步展开。

他还进一步对记者表示，与A股主板和中小板的上市条件相比，新三板的上市条件宽松不少，例如，在时间方面，只要求拟上市公司存续满两年，在盈利方面，只要求其具有稳定、持续经营能力，但并没有具体的财务指标要求，同时新三板采取备案制，无需排队候审，也没有复杂的审批程序。通常情况下，从策划改制到挂牌大约要5-8个月时间。

2015年12月28日，有着国企股东背景的永诚保险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这是保险业首家获准挂牌新三板的险企。

永诚保险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的信息直接体现了保险机构的日渐增加的融资压力。即：尽管报告期内公司的偿付能力状况良好，较小的资本规模影响了公司承保能力和承保利润率等经营情况。由于大型商业风险业务竞争对承保能力和资本充足性要求较高，资本规模关系到能否将优质业务最大程度留存，提高承保利润率。从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看，公司目前的资本规模尚不能满足业务拓展和风险管理的需要。

该公司还表示，截止挂牌前，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为 21.78 亿元，与公司同期成立的其他保险公司通过陆续增资资本均已远超本公司。

彼时有业内人士评价称，永诚保险登陆新三板，或为保险公司通过国内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壮大起到了先行先试的作用。

截至本次《通知》前，约有近20家保险及保险中介（经纪或）公司在新三板挂牌或已提交挂牌申请并进行了预披露，其中大都为保险中介公司，保险公司寥寥。

记者还了解到，相对主板市场，由于新三板挂牌门槛低、费用少、效率高等特点，多家中小保险公司已将挂牌新三板这一融资渠道纳入了视野。

江苏某财险公司高管透露，《通知》的出台将进一步鼓励中小保险公司在新三板挂牌。年初公司已经拟定了新三板的上市计划，目前正在稳步推进中。

发行优先股

上市+融资，保险企业的目标很明确。

另据记者了解，根据目前监管层规定，未来，选择新三板的保险公司或主要采取发行优先股方式补充资金。

通常情况下，保险公司补充资本的办法包括发行普通股和优先股，资本公积，留存收益，债务性资本工具，应急资本，保单责任证券化产品，非传统再保险等等。显然，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成为最便捷的渠道。

2015年9月22日，股转系统官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优先股业务指引》的公告，将优先股的细则带入了新三板。

所谓优先股，是指依照公司法，在一般规定的普通种类股份之外，另行规定的其他种类股份，其股份持有人优先于普通股股东分配公司利润和剩余财产，但参与公司决策管理等权利受到限制。

对于资金需求量较大、现金流稳定的保险公司而言，发行优先股可以补充低成本的长期资金，降低资产负债率，改善公司的财务结构。

作为股债混合工具，优先股的风险收益特征不同于债权和普通股权，而是介于两者之间，而且优先股设计灵活，给融资主体和投资者都提供了更多选择，将吸引更多机构投资者参与新三板优先股市场机会，进一步完善新三板的市场功能，促进交易活跃度。

此前即有机构预计，新三板市场引入优先股制度，将有望吸引未上市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保险公司，以及资产负债率较高的大型非上市企业到新三板挂牌。尤其是资产较重或者传统企业，可以利用优先股这种新型融资工具调整资产负债结构，从容面对市场竞争并适时进行产业和行业升级。

值得注意的是，保险公司发行优先股的有关要求一直未能出台。

2015年6月11日，保监会有关负责人在新闻通气会上介绍说，“有关部门研究了保险公司发行优先股事宜，起草了《中国保监会关于保险公司发行优先股有关事项的通知》，将于近期正式。”而此后截至目前，有关保险公司发行优先股的消息再无官方推进进展。

结合本次《通知》，有业内人士解读称，监管部门或先通过在新三板挂牌保险公司试水发行优先股，以防止出现因股权类融资而稀释控股权的情况发生，且投资者准入及相关要求亦比照主板市场标准进行。新三板市场也名符其实成为资本市场的试验田。

《通知》明确，中国保监会支持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鼓励挂牌保险公司采取做市方式或竞价方式进行挂牌股份转让。

《通知》还规定，投资人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持有挂牌保险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5%以上的，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15日内，由保险公司报中国保监会批准。保监会有权要求不符合条件的投资人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主流金融行业来袭

一段时间以来，新三板市场的挂牌效率和运行机制吸引了各个金融和类金融行业企业的目光。保险公司如能大量挂牌，那么新三板市场金融板块也将更加趋于完善。

眼下，新三板市场的分层制度即将实施，届时这一市场上的好企业将更加“耀眼”。

安信证券统计显示，截至4月初，约有501家挂牌企业成为创新层潜在成员。其中，从入选标的市值占比来看，金融行业市值份额占比高达37%。且从行业平均挂牌企业市值来看，金融行业入选创新层企业平均市值最大，约为118.7亿元;排在第二位的可选消费行业，入选创新层企业平均市值仅为15.7亿。

安信证券对上述拟入创新层市值前20位企业进行排列，其中金融行业企业占据10席，其中投资机构5席、银行1席、证券3席。

从创新层拟入选企业公司的融资能力看，该层企业2014-2015 年融资总额为544.12 亿元，约占到新三板整体融资规模的四成。其中，金融类公司融资能力最强，融资额最高的前四名均来自于金融企业，以九鼎集团为例，其 2015年实际募集资金 100 亿元。

对此，张驰分析称，金融类在新三板市场融资量独占鳌头无可厚非。相比实业行业企业，金融行业企业的资本嗅觉往往也是最灵敏的。后者更懂得运用资本工具支持自身发展。仅以2015年新三板市场融资额来看，金融板块（主要是投资机构）占据了约三分之一。

2015年，先有银监会、证监会纷纷表态支持系统内监管对象，城商行、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等在新三板上市;而后2015年底，证监会叫停投资类企业、类P2P金融公司等类金融金融公司挂牌申请;如今，保监会《通知》的表态，无疑让市场更加期待主流金融行业登陆新三板。

而市场近况同样不容忽视。2016年以来，新三板融资额已经较2015年有所下降。

2016 年以来，新三板金融行业的融资总额占比仅为 4.3%，相较于上年的 32.2%出现了明显下降。截至 2016 年 4 月 12 日，全国股转系统处于待挂牌和申报中的金融公司有104家， 平均每家总资产规模为 5.64 亿，涉及保险中介公司、小贷公司、期货公司、银行、租赁、投资等多个金融行业细分门类。

中信证券研究部胡雅丽解释称，金融类企业融资额出现下降，主要是年初以来类金融机构挂牌新三板政策发生变化所致。

此外，市场资金对今年挂牌企业融资项目的承接力度明显减弱，“多看少买”成为目前大多数投资者的主要策略。

另据choice 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3月底，投资新三板的私募基金接近 2500 只，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2015年一季度末二季度初成立的产品。考虑到彼时制度套利的交易策略较为普遍，当前正进入这些产品的退出窗口期，市场资金对挂牌企业融资项目的承接能力较2015年明显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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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油气田企业 安全生产费用 提取 使用

一、管理会计在保险行业的应用现状

（一）保险行业中战略管理会计务必以精算内控为基础

在保险公司的管理的各个过程中精算部门都有涉及，新产品设计产生伊始，从积累的数据中企业相应的精算部门都会进行费率的准确整理制定，随后对产品的风险进行预测，评估风险的大小，从而计提相应的准备金，一般情况下，企业中的风险一般都是由计算部门来测量和解决的。在保险公司中计算的内部控制系统一般分为宏观的环境分析，产品设计，资产和负债评估，风险评估、偿付能力、资金监控等。

（二）管理会计在保险公司环节中的应用

保险公司会根据目前公司所处的内外额度环境进行提炼和分析，从而给公司制定出一个整体的发展战略。保险公司会从核心竞争力、顾客的价值、资源的规划几个相关的部分，对市场进行预测以及保险种类的规划、销售的重心、核保、以及理赔等过程进行层层的分析，这样的话，可以更加及时了解公司在发展过程中问题，另外保险公司动态的财务管理将会更好地促进公司的资金的流转，让公司的的资金流量的运营效率更高。管理会计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引起了理论工作者和业务工作者的极大关注。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来，可以在管理会计的理论和管理会计的实践的基础上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管理会计体系。

（三）相关业绩评价体系的建立

保险公司建立合理的业绩评价体系，可以依据巴塞尔协议的方式，制定出多种评估方式，对相应的结果进行比对，找出其中的差距，通过分析，选出符合公司发展的内部评价系统。

二、管理会计在保险行业中现状产生的原因

（一）企业外部原因

第一，我国经济体制的影响。在我国很多的企业经营者的头脑里扎根的是计划经济的经营模式，这就使得管理者的决策依然受宏观经济决策的影响，忽视管理会计对于真实的市场信息的引导作用。第二，我国法律的影响。我国的相关法律制定的相对较晚，因此还有很多的不足，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迅速，但同时还是在摸索中前进，所以经济领域的控制方面还比较薄弱，另外执法者的执法力度不足，这就会让市场经济的发展处在一个不平等、不灵敏的环境中，而这恰恰是管理会计能够获得正确市场信息的必备条件。最后是固定思维模式的问题。会计和领导者决策相对独立，分别在各自的岗位上各司其职，同时在我国特有的文化背景下，使得很多的管理者难以做到公平合理，这就大大限制了管理会计的实施和推广。

（二）企业内部原因

企业内部管理者的素质差异也对管理会计的普遍应用有着很大的影响，管理者把企业的经营和管理结合的同时，也就是把会计和管理结合起来，不过大部分企业家不能够做到这一要求。在企业中管理会计的另外一个使用者就是企业的会计人员，由于他们职业能力有限，往往使得做出来的市场信息夹杂了许多人为的干扰，可能造成信息失去参考价值。另外，会计电算化的限制也使得管理会计人力和财力的需求增加，这就大大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这就说明公司缺少合适的会计统计软件。综上所述，这些问题都会限制管理会计在保险行业中的发展。

（三）管理会计本身的缺陷

事物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受到自身的约束，管理会计的本身也会有很多自身的缺陷和问题，具体的表现是所研究模型比较理论化、信息获取的严重滞后性以及研究领域的狭隘性。比如管理者要对未来一个月的发展情况做出预测就要参考本月的市场信息数据，通过数据信息对下个月的公司发展方向以及发展目标做出规划。如果管理者所需要的信息，会计相关工作人员在管理者需要的时间内无法提供，这种信息的滞后性将会对管理会计的实际应用造成巨大影响。

三、管理会计在保险行业中的发展研究

管理会计的应用使得保险公司的财务管理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从而把过去独立的财务会计账务的处理变成了公司决策者进行管理公司的一个依据，进而能够为公司的发展提供相应的数据信息。

（一）组建预算科目体系

管理会计在保险公司的应用中能够更好地建立预算，可以合理地提供成本费用的相关信息。所以，一方面要做好相应的成本会计管理的工作，建立一套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要求的对外的一套会计报表科目，这样就更加细化了管理会计的科目体系，从而使得公司的成本中心体系更加完整，可以和公司对外的数据保持一致性。另一方面，公司也要对费用预算做好规划，让各个分公司的费用的预算有一个特定的模式，完善费用预算，并将每次的费用做好明确的规定。

（二）归口管理部门统筹安排归口费用预算

公司可以依据费用属性和管理要求的不同，将费用划分为归口和部门两个费用，归口费用就是通过一个部门统一进行管理，从而使多个部门受益的费用，归口部门就是统一管理这个费用的部门。而对于部门费用则是一个或者多个部门通过分别的管理，使得管理的本部门的收益或者公司的整体得到受益的费用。比如招待费用等，就是多个部门分别管理的本部门受益的一个费用。

（三）保险公司的准备金的计提

保险公司都是会对于风险计提一定金额的准备金来应对风险，所以它作为保险公司的所有负债中最多的一项负债，不仅仅对公司的负债和偿还能力，而且还对公司的税收方面、红利方面和损益方面等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计提准备金是保险公司管理会计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对于非寿险的公司来说，值得考虑的是平衡准备金的情况，虽然我国对于这个准备金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目前在有些欧洲国家普遍采用的就是这个准备金。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我国的监督管理模式主要也是借鉴欧洲的模式，所以这项平衡准备金的建立对于我国的保险公司也具有很大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在国际偿付能力委员会的准备金工作组的解释下，平衡准备金一般都是在巨大灾害发生的时候才会被使用。笔者认为平衡准备金对于评价内部的管理具有很大的用途，应该作为保险公司内部管理会计的内容，计提平衡准备金发生的概率都很小，但对于赔付很大的险种，比如地震、洪灾、爆炸等事件，对于平衡准备金的计提，一方面是公司的经营风险的真实反映，另一方面又可以体现公司的赔付能力。

（四）管理会计中资产和负债的匹配

管理会计在与保险公司的结合发展中，保险公司的资产和负债需要匹配。保险公司中的原材料，固定资产等占公司资产的比重很小，但各式各样的长短期的债权股权等投资类占公司资产的很大一部分，保险公司为了能够确保及时赔付客户，维护公众的信心，对于传统的观念更加偏重于负债的管理，但是伴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金融产品种类增多，保险公司的投资选择也越来越多，所以投资的收益也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比如，一部分美国的保险公司在保费收入和赔案赔付相差不多的情况下，公司仍然可以正常运行，这其中投资的收益就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大部分寿险产品被运用到了投资，因此近些年来，资产和负债的匹配管理模式就从银行界就被引用到了保险界，管理会计对于保险公司的管理作用也越来越大。

通过保险产品的组合来使得资产和负债得到匹配对于保险公司来说也就成了重要的内容，对于国内非寿险的产品，资产和负债不匹配的主要原因是投资和利率的不确定性，但是利率和投资经常会与宏观的经济环境等不确定因素有很大的影响，为了降低此类风险，提高保险公司的赔付能力，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对保险产品进行组合来实现，就保险公司不同的险种来说，保险公司具有很好的运作空间。保险公司会依据盈利的状况把有效的利差返回到保单的保额里面去，这样的话就可以降低保险公司的投资风险。投资组合类的保险产品可以让客户相互享受到投资收益的同时也承担投资的风险。因此，保险公司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不同的时期根据资产负债的需要开发新的保险产品，避免将保险风险归集到某一种的产品上去，从而使得公司的系统风险下降。

公司在进行资产负债管理时，目前管理会计中的权责发生制对于确认与计量保险公司业务来说仍然有很多的不足之处。权责发生制指的是理论上的资金的运作形式，从权责发生制情况下的资产负债表看出，它并不能够准确反映出公司资产的流动性。从一方面来说，权责发生制的负债项中各种准备金占比例很大的是精算的负债，但它其实并不是真实意义上的负债，不过它对于公司的现金的流出有很大的影响。从另一方面来看，对应与未满期责任的准备金部分的负债将会以投资的方式存在，同时还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而我国的保险法规定保险资金只能投资于国债和金融债券、投资基金等，所以保险公司的资金还是具有很强的流动性的。

（五）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与公司成本控制相结合

在保险公司的经营过程中，保险公司的成本控制至关重要，这需要公司业务、财务、理赔、精算等部门的共同发力，提前规划和安排好计划和预算。快速发展的企业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是把成本控制在同类企业的平均水平之下，只有公司成本降低，销售额加大后才能够稳定公司的经营基础，从而促进公司创新能力的提高。

四、总结

管理会计更倾向于保险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对企业组织的体制和结构以及面对的市场环境具有依附性。所以，企业自身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也会对管理会计的发展产生作用。管理会计为了适应经济组织内部的管理和发展需要逐步形成，是为了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和效益而建立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提供企业管理者需要的数据资料。管理会计的存在就是为了帮助公司的管理人员更好地决策和制定正确的发展方向。进入21世纪这个快速发展的经济时代，伴随着我国的深化改革和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管理会计在保险行业的运用中不断进行经验总结，形成符合我国保险行业发展的一套管理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从而能够适应我国的保险行业经济管理模式，使管理会计和保险企业的结合更加地紧密，管理会计和保险企业的结合，将会对我国保险行业健康有序地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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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运国.论管理会计的经验研究[J].当代财经，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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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公遂，孙.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现状与前瞻[J].山东社会科学，2010（11）.

篇4

“为什么道路更宽了，交通工具发展了，我们却走得更慢了？”对此，上海语镜公司创始

>> 上海语镜：让导航更智能 上海联通推出智能导航服务 语镜的大游戏 让居所更智能 让SOA更智能 让交通更智能 让叉车更智能 让汽车更智能 湖州薛家方形吉语镜 "云"让汽车更智能 上海，智能口罩实验 让身份验证更智能 智能服装让生活更健康 智能化让建筑更节能 数据感知让管理更智能 Looped：让名片交换更智能 跨部门共享：让水务更智能 让纺织染整更智能化 让手机更智能 “智能交通云”让贵州更畅通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管理 > 上海语镜:让导航更智能 上海语镜:让导航更智能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赵姝焱")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破解路况难题

“为什么道路更宽了，交通工具发展了，我们却走得更慢了？”对此，上海语镜公司创始人赵龙飞认为，这是一个“集体连续动态博弈失衡”的问题：空间切换过程中，驾车者被迫切断信息来源，陷入无法与外界充分沟通的“囚徒困境”。此时，个体依据经验做出利己决策，导致的结果就是集体博弈失衡。“以北京为例，每天550万辆车共同博弈有限的道路资源，时间上是连续的，路况随着个人选择不断演化，如何提供最优决策避免拥堵就变得非常复杂。”

“35km以下城市上下班行程驾驶者分明都是熟悉路径的，可为何还要依赖地图导航？本质上是在寻求可资参考的实时路况。换言之，当车主提到导航地图的时候，其实是在说路况。而在这方面，现有的地图导航做得都不够好。”基于这样的认知，赵龙飞和CTO闵敢开发了上海语镜，以“云+端+App”模式为驾驶者提供智慧交通解决方案。

首先，上海语镜推出了“WeMe微密”智能车载硬件终端。利用GPS采集器，获得车辆运行的位置、方向角、瞬间速度等信息，并通过移动通讯网络，将这些数据回传到服务器。接下来，上海语镜通过一系列专利算法技术，展开趋势运算和风险管理，从而实时指导路上车主做出理性决策，合理规划路线，避免拥堵。

此外，上海语镜还建构出了“道客快分享”社区，将使用微密和合作硬件的车主纳入其中。通过这个SNS维基交通社区，用户可以及时得到最精准的路况信息。同时，UGC互助模式使得每个车主不再是孤立的个体，他可以在路途中感知周围移动车辆情况，并进行数据、语音和图像的交流。

当众多驾驶者共享实时路况信息时，服务器将生成巨大的交通数据网络，综合计算以提供更精准的服务。而这种DAAS（Data as a Service，数据即服务）云计算模式，依赖于充分的数据，即足够量的装机车主。为此，上海语镜采取两种途径解决该问题：一、装机用户终身免费享用硬件终端和所费流量，甚至还可额外获得里程奖金，借此提升微密的后装市占率，扩大覆盖范围。二、以I/O合作的方式，将系统开放给TCL、善领、畅行神州、创维、博泰等35家终端厂商。通过整合硬件终端，补充海量、动态、广域的数据库，赵龙飞称之为“有源之水”。

目前，上海语镜已获12项国家专利。其中，Roadrank专利是道路通行概率计算及预测方法。车主提供所处位置和行驶速度等数据，上海语镜就可推送前后左右四个方向的实时路况。赵龙飞举例道：“前方2.5公里，有500米拥堵，持续时间10分钟，拥堵点中的运动是缓慢移动还是水泄不通，车主将多少分钟内到达，这是我们的运算方法。”

Driview专利是车辆移动情境下的多条件任务自动生成器，提供290种实时情境计算，帮助车主移步换景。“根据车轮移动过程中上传的数据，我们可提供车主所处情景，呈现他所需要的不同信息，类似交通数据版的Google Now。”

上海语镜另提供其他多种服务，比如日志型数据库NewSQL，它利于快速调动和查询历史大数据;比如行为数据分析自动标签BAAT，可借此形成行为意图数据库;再如街景图像自动标签CGAT，它是构建城市图景标签系统的基础。 重整生态链

2013年3月，上海语镜获达晨创投千万元级别天使投资。2014年6月，达晨再次追加数百万元投资。同年11月，来自上市公司金固股份和杭州好望角引航基金共计4000万元B轮融资到位，此时上海语镜估值已达2亿元。

回忆起几番融资过程，赵龙飞至今仍觉得十分曲折：“我们不像其他创业公司那么热。我曾见过200多家VC，很多人看不懂我们的项目，直到遇见达晨创投南方片区TMT投资部总经理程仁田。他对车联网领域有着自己的预判，认为我们可以形成一个生态系统。”

这是达晨在车联网领域的首个投资项目。之后，达晨在战略和资源上为上海语镜提供了很大帮助，并在该公司后续融资时，不吝为之背书，牵线搭桥，介绍了不少产业资本和战略投资者。

据赵龙飞介绍，很多车联网公司的营利模式都基于与保险公司的合作，比如成交一份保险即可获取5%的佣金，但早在2011年末就已拿到人保排他性合作协议的上海语镜发现，此路不通。“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围着人保屁股转，结果投入几百万却毫无收获。后来融资阶段，程仁田给我们的建议是‘反依赖’。”

此后，上海语镜在保险盈利方面开始将模式转向C2B。具体做法是，将多年积累的海量车主的驾驶行为数据用作保险风险评估，通过反向拍卖的方式，为用户争取更低折扣的保费优惠，也因此获得拍卖手续费收入。目前，上海语镜已有8万用户的运营数据，日活6万，月GPS数据超过250亿条，月实时路况数据测速里程超过1.5亿公里。

广告分发也是上海语镜的主要盈利方式之一。赵龙飞强调，他们并不出售静态信息，不会直接暴露车主的个人隐私，而是采用情景计算型的广告模式ADtalk，这种创新的模式类似于谷歌的Adtalk。“比如，针对正在夜间驾驶的车主，我们会提供来自某保险公司的温馨提醒和注意驾驶安全的信息服务。通过置入用户当下场景，使广告毫无违和感。而这种巧妙的情境广告也会吸引大量广告商。”

接下来，他们还将两款App以获取收益：“声财之道”和“帮忙拉”。其中，声财之道针对海量小微广告主，在线充值100元，即可向4公里内车主提供一万条语音广告信息。帮忙拉则挖掘出被严重浪费的后备箱闲置空间，充分利用共享经济思维，开放给电商、快递及小型货运公司等。为了保证货物安全，上海语镜首先对参与用户设置了一定门槛，即跑满一个月并已获得诚信数据认证者才可报名。

在达晨的建议下，上海语镜采取“两端开放”的商业模式，通过Daoke I/O（类似于谷歌的I/O策略）移动车联网计算引擎，重新整合生态链。目前他们已经与凯立德达成合作（凯立德也是达晨投资的项目）：把凯立德过去3500万台导航仪等离线终端接入车联网，将其中10%转化为在线用户;通过这些路况数据切入导航地图，为进军小米手机ROM预装和车载前装市场打下基础。“也许这种产业协同很快将重新书写互联网地图的新篇章”，手机地图的市场份额并非已经确定，拥有精准实时路况的地图将会赢得消费者的喜欢，实时路况是地图大战的核武器，将会改变手机地图的市场份额和格局，赵龙飞预测称：“这将是地图的第四极和导航的3.0时代。”

赵龙飞认为，真正的创新不是颠覆，而是融合，是构建生态系统。接下来，上海语镜将着重在传媒领域发力。在发现路况广播市场的广泛需求与盈利潜力后，他们已开始积极与各地交通广播电台建立合作，试图重新定义交通广播：一方面，通过专业播音员提供实时在线和个性化定制的路况播报;另一方面，让行驶中的车主进入直播间，成为路况观察员，完成互动直播。

篇5

(一)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尤其是个人账户的基金可以为资本市场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

养老保险计划的长期性决定了其持有的资产也可以是长期的，促进资本市场的稳定，这对于完善资本市场上的品种结构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养老保险基金进入资本市场，可以大量发展机构投资者，从而提高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

资本市场的效率是指资本市场上的金融资产的价格能够准确地反映有关的信息，使资金流向边际效益最高的企业，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为此，一方面要保证信息的准确披露，另一方面要使各种金融资产的价格对相关信息做出正确的反应。这就要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让机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因为机构投资者比散户更容易得到信息，也更有能力为取得信息支付费用。

（三）养老保险基金进入资本市场，可以促进金融中介机构的发展

养老保险计划所积累的大量养老保险基金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人寿保险公司、共同基金、养老基金等金融中介机构，一方面为这些中介机构提供了大量的、可靠的、稳定的资金，为这些金融中介机构提供资金基础。另一方面，养老保险基金在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保值增值的要求又决定了养老保险基金应该通过这些金融中介机构进入资本市场。

（四）养老保险基金进入资本市场，可以促进金融市场创新

为了保证养老保险金的及时足额给付，要求养老保险金在资本市场上的投资必然要以稳健为第一原则，这就是它对资本市场上的各种金融工具的风险分布以及回报收益产生了重新归整的内在要求，从而推动金融创新。另一方面，养老保险基金进入资本市场，本身也直接丰富了金融投资工具，为市场和广大投资者提供了新的金融品种。

二、养老保险基金的主要投资工具

（一）固定收益债券

包括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而在一般情况下，债券的投资回报率要高于同等期限结构的银行存款利息率。而与企业债券相比较，政府债券的信誉更高，没有拖欠支付的风险。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不能发债，只有中央政府可以发行政府债券，即国债。

（二）股票（优先股）

股票与债券不同，发行股票的企业的利润归股东所有，如果企业破产和亏损，由于股票的不还本的特点，股东也不会收回自己的投资。所以说，股票的风险要大于债券的风险。但另一方面，股票的收益率也不是事先固定死的，它是由发行股票的企业的经营业绩决定的。而一般情况下，股票的收益率要略高于债券的收益率。同时，在股票市场上要分散投资规避风险，在分散投资的情况下，只要股市的宏观情况是向上增长的，就可以通过股票投资获得收益。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其他新的股票品种也会逐渐普遍，比如优先股、可转债等。

（三）基金产品

相对于债券和股票来讲，基金将会逐渐成为一种更为成熟的投资工具。它是由具有专业知识的投资人士组成基金公司，投资对象是各种股票、债券和其他金融产品。由于资金规模大，它可以有效地规避非系统风险。同时，专业人士的投资策略更趋于理性投资。最后，由于资金实力雄厚，可以有能力获得更多的信息，使投资更有效率。

（四）货币市场工具

包括银行存款单、商业票据、大额存款单等短期性的票据及现金。货币市场工具的特点是投资风险低，而且资产的流动性高。流动性高的特点适于满足养老基金现金支付的需求，但对于追求增值的养老保险基金吸引较小。

（五）不动产投资

不动产投资可以保值增值，尤其当一国出现通货膨胀时，将一部分资产用于购置不动产，可以保值增值。另外购置不动产还可以获得一定的租金收入。不动产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流动性差，但结合到养老保险基金的期限较长的特点，只要保持部分应急资金，就可以满足需要。另外还要注意的是，不动产投资的交易成本较高，在买入和卖出的手续费用较其他投资工具高，不动产投资还要具有一定的资产评估经验。

三、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策略

（一）坚持安全性第一的原则，稳步推进投资的多元化

在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过程中，要区别对待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积累账户。对社会统筹账户的资金投资要以安全性为第一标准，同时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它的获利方式仍然是依靠国家的特殊垄断地位，例如特殊的垄断行业，从而使账户基金保持安全。而个人积累账户，当然也是坚持安全第一的原则，但长远来看，它的获利方式是通过市场获得的，这就要求个人账户投资过程中要依据投资学的原理，分散投资，避免风险。

（二）优先投资于电力、通讯、交通等垄断性部门

电力、通讯及交通等垄断事业的建设项目规模巨大、建设期长、投资回收期长，但投资收益具有稳定性，投资风险较低。这些特点正好比较适合于养老保险基金的特点及其投资要求。因为养老保险基金量大，参保人从开始交费到享受养老金的时间跨度长，投资的安全性要求高。在我国国民储蓄相对充裕的情况下，应优先使用国内资金，至少不应该对国内投资采取歧视的政策。同时，我国的证券市场的规范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优先投资于垄断部门，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风险。

（三）短期仍然以债券为主，渐进地加大股票的配置比例

鉴于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主要是股票市场的效率不高，市场还不完善，同时基金账户的持有人对风险的心理承受能力还较低，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资产配置短期内仍然是以债券为主，同时在目前的基础上，渐进地加大股票的配置比例。同时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以及人们对风险的认识程度的提高，逐渐达到合理的配置水平，实现基金的投资目标。

（四）注重价值投资，研究投资对象的长期发展潜力

养老保险基金不同于其他的投机性基金，一方面它要求很高的安全性，另一方面它的投资期限可以很长，因此养老保险投资应该坚持长线投资，注重价值投资。比如，在选择投资股票的时候，要注意公司所在行业的发展前景，公司的经营状态和公司的盈利能力等；在分析股票价格变动时，要考察基本经济面和股票价值因素对股票价格的影响。

（五）以竞争招标的方式选择养老基金的营运主体

为了提高养老保险基金多元化投资的效益，并有效防范风险，应通过招投标的方式交由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投资公司来以市场化的方式运作。同时对机构的资格和选择的投资工具做出原则性的规定，制定基本的制度框架和详细地实施细则。

四、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监管

对养老基金投资组合的管理，不外乎有三种形式：一是直接投资型，即由受托人直接管理养老基金投资组合；二是部分委托型，即由受托人直接进行固定收益部分投资，风险收益部分委托专业投资管理人运作；三是全部委托型，即由受托人在监管机构已确认资格的范围内，通过招标方式选择投资管理人，投资管理人根据养老基金投资立法规定比例进行投资组合。

以上三种模式中，我们认为，中国现阶段应采用由受托人选择投资管理人的全部委托投资管理模式。因为任何一项投资活动都与风险相伴而行。即使是传统意义上的固定收益投资，如银行存款、购买国债等，也会因利率的市场化而存在风险。如果受托人并非专业投资机构，不具备一定的投资管理能力，则其投资效率和收益必然与养老基金投资运营的初衷相佐。世界各国养老基金管理的经验也证明了这点。受托人只需将基金资产全部委托给其选择的投资管理人，采用严格监管以及更换投资管理人的方式给予其经营压力，受益人便可通过投资管理人的竞争得到较高的回报和良好的服务。

这种模式最终能否使养老基金真正实现保值增值，关键还在于对受托人、投资管理人以及保管人做出合理定位。

（一）对基金投资公司引入竞争机制，防止出现垄断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如何对受托人定位的问题。目前国际上受托人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单一受托人制。即全国养老基金全部集中到惟一受托人手中，投保人无选择受托人的权利，如新加坡；二是多个受托人制。即养老基金由若干受托人竞争管理，投保人有自主选择受托人的权利，如智利。

我国当前应当选择哪一种受托人制呢？

我们认为，我国当前应采用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多个受托人制”，即名义上的多个受托人制，实质上的单一受托人制。理由是我国可在各省或大省区设置一个受托人，但由于投保人仍然无法自主选择受托人，无法行使一定程度的投资建议权，最终还是由省级受托人代本省投保人行使选择权。这种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两种情况存在的矛盾，避免与现行体制冲突，但从长远看，仍然只能作为过渡性选择。发展趋势应当是按照市场选择原则，公平与效率原则，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多个受托人制。

篇6

以货币投资为例，在澳大利亚，一般来说，由于通货膨胀以及上缴利息税等原因，存款利息几乎所剩无几，因此在货币市场进行短期货币投资不失为一种货币增殖的方法。这种方法包括套汇、对有价证券投资等，其获利通常要高于存款利息。

股票、证券、不动产和货币等四种投资方式在获得的收益上不尽相同，例如一笔10000澳元在十年内对不同资产投资的收益情况：海外股票44800澳元；本地股票36700澳元；

不动产32700澳元；政府债券27600澳元；国际债券27100澳元；货币18800澳元。

诚然，任何一种投资都是风险与收益并存，风险越大，回报越高。因此投资时必须考虑某种投资方式所附带的风险，并充分估量承担这种风险的能力。对风险的评估通常考虑两个主要因素，一是投资期限，二是在投资期限内每一阶段的投资回报，比如一个5年期投资，最终将会盈利，但也许当投资一年的时候，其利润率可能是负数。有经验的管理基金通常会在其所规定的投资期间获得较好的回报。

那么，管理基金是如何保证获得最好的投资回报呢？

最主要的手段是进行分散风险投资，这样可以克服一种投资方式固有的风险几率，通过不同产品如股票、债券、不动产、货币投资的组合搭配，达到减少风险最终获取最大收益的目的。

如何进行搭配是对每家管理基金的技巧、经验与能力的考验，通常来说，股票投资风险最高、收益也最大，但对管理基金来说，对股票的投资不会超过一笔信托基金投资总额的50-60%，其余40%左右的资金要采取与其他投资方式搭配的方法。分散投资的最大特点是每年的投资回报率都有不同，但取得投资期限内的预期目标是管理基金所追求最终结果。

分散投资的另外一种形式是实现对投资行业和证券种类的多样化。例如对固定资产投资，可以同时选择投资期限短、风险小、回报率也小的办公楼、酒店、商业中心以及期限长、风险高、回报率相对也较高的矿业、交通、电讯行业的有价证券。管理基金通过其丰富的市场经验以及具有商业头脑的精算师和训练有素的专业队伍，为投资者进行最好的选择。他们将个人零散投资聚集成庞大的基金，巧妙地经过他们的安排，投入到各种行业领域以及各种金融票据之中。即使对投资人个体来说，其投入的资金很少，但可能这笔钱已经被管理基金投入到若干公司的股票、政府国债、矿山、酒店等等不同的产品中去了。

为了分散投资风险，进行海外投资也是管理基金投资分散化的一种手段。澳大利亚股市成交量不足全球股市的2%，因此世界证券投资市场为澳大利亚投资人提供了98%的获利机会。进行海外投资的好处包括：

一是更大程度地分散投资，不仅对不同行业部门也可对不同国家的有价证券投资；

二是可对世界一些知名跨国公司投资，如微软、雀巢、佳能、麦当劳等，从而获得更大的资金回报；

三是可以对一些经济高速发展的新兴国家投资，其投资回报率要远高于市场相对比较成熟的发达国家。

对于个体投资者来说，由于缺乏对海外市场的了解以及各种原因，直接购买海外有价证券有很大难度。而通过管理基金就是这种操作变成可能。因为管理基金对国际市场有专业研究和监测，长期关注股票和货币走势，可以随时提出各种不同的投资机会以及降低投资风险的方法。

一、发展迅速规模庞大

投资管理基金在澳大利亚被称为单位信托基金（Unittrustfunds）。它和美国共同基金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独立信托人的概念不同。在澳大利亚由资产管理公司承担信托人的财务职责。其他的一些区别还有：资产类型，如投资于地产的信托基金很普遍；基金销售主要通过独立财务计划公司进行，几乎没有基金由经纪商销售；另外，基金费用较高。

从1996年6月到1997年6月，单位信托基金增长达到创记录的25%.其中30%来自于新入市资金。信托基金按资产类型分为四大类：固定收入基金，地产基金，证券基金，期货、期权和货币基金。

信托基金有上市基金和非上市基金之分。上市基金一般是封闭式基金；非上市基金亦即开放式基金，其基金资产由投资顾问评估，主要是由地产信托基金构成。非上市基金由基金公司回购，因此拥有较高的货币平衡水平。按规定，信托基金每周进行一次估值。不过，现在一般都是每天估值。基金卖出价和赎回价是相关的投资组合变现的假设成本。信托基金既可由基金公司直接销售，又可以通过财务顾问或经纪商销售。目前很少通过经纪商销售。在基金募集前，必须订立信托契约。对于养老金业的基金管理来说，作为集合工具的单位信托基金（未注册）越来越普及，这个趋势还将继续下去。澳大利亚证券委员会负责制定有关单位信托基金的监管法规。此外，1991年的《公司法》有关条例也适用基金业的相关活动。近年来基金资产的增长主要源于零售养老基金品种的扩大。

澳大利亚管理基金的发展大约有近二十年历史。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由于高利率政策，资本增殖速度加快、股市兴旺，同时养老金制度在所有雇员中得到普及，澳大利亚基金规模迅速膨胀。管理基金最近几年来发展尤为迅速，尤其在1997-2001年间，行业产值的年增长率达到11%左右。公众对参与管理基金的意识不断增强、管理基金的新品种、新手段、新技术不断涌现，其行业发展的增长率已经超过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水平。

澳大利亚基金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基金之一，也是除美国以外最复杂的基金。至2002年6月底，澳大利亚各基金管理公司共掌管大约7000亿澳元的基金资产，基金数量3000多支。其中养老保险基金大约3500亿澳元，人身保险基金约1700亿澳元，其他零散基金1800亿澳元左右。按资金来源不同，澳大利亚的基金可以分为零售基金（retailfunds）和批发基金（wholesalefunds）。

所谓零售基金，是指个人缴纳的资金形成投资基金，比如个人养老金和人身保险基金等。其他主要零售基金还包括：公共单位信托基金，约1500亿澳元；友好协会基金，60亿澳元；共同基金80亿澳元；货币管理基金300亿澳元。

批发基金则是指由单位、公司或组织机构的出资。批发基金的主要形式有：海外投资基金、政府基金、其他保险基金、捐助基金等。

在澳大利亚，零售基金约占基金总量的60%，批发基金大约为40%.零售基金近年来增长速度很快，主要是由于政府强制实施养老保险计划所致。到2002年政府要求所有雇员必须将9%的工资收入用于养老保险，客观上将大大增加养老基金的规模。预计2005年，澳大利亚养老金将突破5000亿澳元。

从投资方式来看，澳大利亚国内证券和期权投资增长最快，其次是短期国内债券、海外资产及国内不动产投资。

目前各种投资方式所占市场份额大致为：国际固定利率债券为0.4%、不动产投资2%、国际股票8%、澳大利亚固定利率债券12%、澳大利亚股票19%、复合投资49%.

二、集约化管理国际化经营

澳大利亚管理基金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1、80%以上的零售基金由大型基金管理公司掌握，而这些公司绝大部分是银行或者保险公司。

目前，澳大利亚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是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其掌管的基金占全部基金总量的13%左右；其次是安保集团，这是澳大利亚最大的保险公司，占市场份额的11%；澳大利亚国民银行，占8%；BT全球资产管理公司，占6%.

2、基金管理的集约化趋势加强

过去，澳大利亚基金管理机构非常之多，小而分散。而近年来，管理基金兼并重组异常活跃。通过大量的并购活动，分散的资金逐步并入到大银行集团或保险公司手中。目前90%左右的基金掌握在29家大型基金管理公司手中，其中10家大型基金公司掌握了52%的各类基金。

3、澳大利亚基金管理行业的国际化经营程度很高，这也是管理基金行业本身特点所决定的。

目前在澳大利亚，外国注册的管理公司大约35家左右，占基金管理公司的33%，基金总额的48%.

澳大利亚一些比较著名的国外基金管理公司有：AXA、BNPParibas、CreditSuisse、FidelityHSBC、Invesco、MerrillLynch、Schroders以及Vanguard等。

4、尽管澳大利亚基金以国内投资为主，但近几年海外投资不断增长。

澳大利亚基金国内市场的特点是市场平稳，风险较小。获利有把握。但毕竟由于市场太小，另外海外股票市场的利润率高于澳大利亚国内市场，由利益驱动，必然使一部分资金转向海外市场，这也是国际资本流动的必然规律。

1997年澳大利亚管理基金中大约只有5%左右的资金对海外投资，而去年这一比例提高到8%.预计随着养老金规模扩大，今年海外投资的比例将达到10%左右。在海外投资的方式上，主要以股票、期权、债券为主，而货币投资非常有限。在国家的选择上，澳大利亚基金主要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金融市场较为发达的国家为主。

亚洲金融危机后，一些金融市场相对比较完善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复苏加快，金融投机的利润率又大大高于欧美等国家，因此一部分澳大利亚基金开始关注亚太市场。目前澳大利亚基金在亚太地区投资最多的国家和地区是韩国，其次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

三、富有潜力可资利用

目前共有两支澳大利亚大型基金着手开拓中国市场业务。一是麦觉理银行的中国地产基金，另一支是安保集团的Henderson环球基金。这两只基金目前从事的主要是中国房地产业务，而安保环球基金也是与麦觉理银行合作在上海从事房地产开发。

针对上海住房市场的兴起和中国房贷规模扩大，这两支基金对中国房地产开发的前景充满信心。然而时至今日，中国证券市场仍未对外资开放，因此以麦觉理银行为先，独辟蹊径，希望籍向中国房贷市场证券化提供经验为先导，进入中国市场并为将来能够直接从事基金投资业务做准备。

1995年初，麦觉理银行在上海以25万美元注册成立麦觉理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并与中国建行达成协议，从事房屋贷款前服务和产权登记服务业务，并成为首家经营此项业务的外资独资公司。双方达成协议，由麦觉理银行提供房贷证券化方面的经验，充当售房中介，并根据建行的个人住房贷款审核标准来收集核实贷款申请材料，从事房屋低压贷款登记等贷后服务等。而建行参照麦觉理银行进行房贷证券化的做法，在国内证券市场发行债券募集建房资金。由于双方的良好合作，以及上海住房市场兴旺，第一期3000套低造价住宅很快就销售完毕。这一成功，激励麦觉理再准备与建行合作继续通过房贷证券化集资，兴建第二期甚至第三期住房。

此外，麦觉理最近还准备与SchrodersAsiaPropertiesLP地产公司签订谅解备忘录，合资组建一个专门在上海开发住宅房的基金管理企业，运用上述方式，目标在今后5至10年内开发将近10个项目，共6000套公寓。麦觉理还与安保henderson环球基金合作，在中国证券市场集资，兴建上海澳丽花苑公寓住宅，并由麦觉理进行项目管理。

目前澳大利亚基金在中国开展的业务与其在世界其他地区开展的投资业务有很大不同。

澳大利亚基金对海外有形资产投资的通常做法是直接投资并控股一家或几家本地企业，获得该企业对某一项目，如房地产或基础设施项目的独家开发与经营权，之后在当地证券市场发行债券筹集项目资本。通过项目的直接经营偿还集资成本并获得利润。

例如麦觉理基建（MIG）最近在美国投资兴建的收费公路项目就是这种类型。麦觉理基建直接投资5480万美元收购美国圣地亚哥高速公司伙伴集团81.6%的股份，特许独家开发造价5.8亿美元的SR125号高速收费公路。麦觉理基建于今年3月在美国资本市场发行首期债券，用于工程的前期费用及营运开支。2006年将发行第二期债券筹措剩余工程资金。该收费公路工程是麦觉理首次涉足美国市场，其投资方式在澳大利亚基金海外投资中比较典型。

可以看出，麦觉理在中国和美国等国家的投资有共同之处，但也有差别。由于中国投资证券市场、人民币本币业务未向外资银行、保险公司开放，因此外资尚无法在中国资本市场从事发行债券为项目集资的业务，从而也不可能进行项目的直接经营管理。

澳大利亚管理基金是世界上最大的基金之一，也是亚太地区仅次于日本最大的基金来源。由于澳大利亚政府实行的强制养老金制度，使澳大利亚基金在近期的增长率之快，在世界上也属罕见。预计至2010年澳大利亚管理基金的规模将达到15000亿澳元，也就是说在现有基础上将翻一番。随着基金规模的增长，澳基金对海外投资也将呈不断增长之势。

海外投资必然要考虑投资对象国政治经济的稳定性，对于基金种特殊方式的投资，除上述因素以外，以下两个要素十分关键。

第一，所在国的法律与金融监管体系是否健全并与国际惯例接轨；

第二，所在国金融信息的公开性及与投资国金融合作的密切程度，比如所在国对投资公司所需要的银行系统资料进行保密，而且相关法律措施不健全，将使投资商无法进行合理索赔，势必造成投资者望而却步。

目前澳大利亚依据上述标准，对世界30个主要金融交易中心和37个次中心进行了评估，并按适宜投资的程度，将这些中心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具有良好法律保障和行为规范的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二类是比较满意的有9个，包括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排在这两类之后的有40个。澳大利亚明确提出对第二类和第三类地区进行基金投资需要采取审慎的策略。

目前中国没有排在第一类国家和地区之内，因此澳大利亚基金大举投资中国尚有困难。然而这并非说明澳大利亚基金对中国没有兴趣，恰恰相反，近年来澳大利亚一些大银团、保险公司纷纷表现出愿意来华投资的热情有的还在中国设立了分支机构或代表处。

例如澳国民银行、西太银行、澳新银行、联邦银行、安保集团、邦联集团等澳大利亚的大型金融机构均表示希望大力开拓中国市场，而这些金融机构每家都掌管着数百亿澳元的管理基金。如果我们能够积极、有效、合理地利用这笔资金无疑将成为中国利用澳大利亚投资新的增长点。

篇7

今年45岁的李先生经营着一家纺织企业，生产的服装主要出口国外。根据往年经验，李先生的年收入在80万元左右。

为了给李先生营造更好的生活环境，42岁的李太太早在十几年前就放弃工作，当起了全职主妇。现在，他们的儿子今年19岁，在英国上大学，预计两年半后本科毕业直接攻读硕士学位。

收入单一　花销不小

由于李先生家庭月度收入不稳定的特殊性，我们采用年度收支的方式对其进行计算。

李先生一家的年度生活开支在26万元左右，包括餐饮、娱乐、服装、旅行、应酬等各项费用。不过与日常消费支出相比，儿子的留学费用才是他们更大额的开支，每年在30万元左右。也正有了这一份负担，李先生夫妇二人希望寻求一份有效的理财方案，尽可能规避资产缩水的风险。

“我们家现在的存款有120万元，按往年的收入水平，我是不会担心的，不过，近两年由于金融危机影响，出口情况不怎么乐观，而且国内人力、原料成本不断上升，企业利润也出现了下滑。”李先生道出了心中的疑虑，“我们家庭的资产结构很简单，除了120万元存款外，有一套价值220万元的住房，没有贷款，另外还有一辆30万元的汽车。太太的黄金及铂金首饰之类的大约5万元。我们几乎没有做什么金融投资，所有的收入全来自我生意所得。”李先生说，他希望有一份适合他们家庭情况的理财规划。如何解决资产缩水问题。

首先是资产缩水的问题需要解决。李先生说，他觉得现有的银行存款正逐步缩水，如果未来企业收入下降，他和太太很可能会面临“家庭金融危机”。

“120万元存款既要应对生活花费，又要负担儿子的教育费用，可能不够”，李先生心里盘算着可以拿出一部分存款做些投资。“虽然做生意我还比较成功，但说起投资，我就是个门外汉。”李先生说，他和太太对投资可谓一窍不通，考虑到性格和年龄等因素，他们希望理财师推荐的是风险有保障的品种，起码在心理上不要承受太大的压力。

而要解决这一问题，他们认为还要考虑儿子未来的学习费用、夫妇俩的养老费用等情况。“我儿子现在是大学二年级，大学毕业后可能还要继续深造几年，估计花费在10。万元左右。”李先生对儿子的教育金进行了估算，不过，对于自己和太太的养老费用，他却有些“糊涂”了，“现在都说养老是笔大数目，可不同人、不同消费水平所需要的养老费用是不同的，我们希望理财师根据我们现在的消费水平，在尽量保持现有生活品质的前提下，为我们算算将来养老要花多少钱，现在开始储备是不是来得及呢?”李先生说。保险方面白纸一张

虽然李先生为家庭营造了不错的生活环境和条件，但在保险保障方面，一家人几乎全部空白。“我和太太、儿子从来没有买过任何商业保险。”年过不惑的李先生如今想到要增添保险保障了。“我以前对健康方面的问题很少关注，现在年纪大了，自己也知道身体素质不如从前了，所以我想问问是不是有合适的健康险可以投保?”

此外，李先生还想问问作为一个家庭支柱，他还需要怎样的保险保障，又该投保多少金额比较合适?在养老方面，是不是也可以利用保险“助一臂之力”?

家庭资产配置与具体投资建议

陈　婷

李先生是一位私营企业主，年收入还算不错且较为稳定，现有家庭资产结构比较简单，但随着儿子的逐步长大，该家庭即将由家庭成长期步入家庭成熟期，也出现了几个令人比较头疼的理财问题。家庭收支情况

收入来源单一由于李先生夫妇“私营企业生+全职太太”的组合收入来源非常单一，作为家庭的唯一经济来源，李先生赚钱能力较高，但肩上的负担不小。

支出数额较高从该家庭的收支情况看，日常支出绝对值较高，夫妻两人一年要花费26万元，约占家庭年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而在英国读书的儿子一年要花去30万元，超过了家庭年总收入的三分之一。

家庭资产状况

金融资产结构单一，集中在银行存款上除了一套220万元的自用住房，一辆30万元左右的私家车，太太的一些首饰，李先生家庭的其他资金全部是定、活期存款。

保障性投入过低虽然李先生为家庭营造了不错的生活环境和条件，但在保险保障方面，一家人几乎全部空白。他和太太、儿子从来没有买过任何商业保险。家庭理财目标分析

根据李先生家庭主要理财目标的紧迫性、重要性程度，我们将其理财目标重新排序：

希望为家庭准备充足的保险保障，以应付突然出现的风险，特别是李先生本人的保障；

继续为儿子准备在英国的大学及研究生深造费用；

开始储备夫妻双方的退休金。风险承受能力预估

李先生有自己的事业，每年有可观的收入，经过多年的打拼，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资产，这使李先生的家庭具有较好的风险承受能力。但李先生已经45岁，而且公司因为是外向型的纺织企业，将来的发展空间比较有限；而李太太42岁，且已与社会脱节十几年，风险承受能力非常低。而且，孩子的教育费用是刚性需求，变更的可能性很小。因此，综合来看，李先生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只能算中等，同时因为他个人性格较保守，从来没有任何投资理财的经验，也没有多少时间和可能性去做主动投资，因此适合稳健型的投资理财模式。

具体理财建议

增加家庭保障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先生一家的家庭风险会逐渐上升，主要是李先生的健康风险及其夫人的养老风险。鉴于李先生是这个家庭最主要的经济来源，目前甚至是唯一的经济来源，因此他是这个家庭保障的重中之重。

因此李先生本人的人身保障(通过各类寿险和意外险来实现)总保额需要配置在3110万～400万元。另一方面，由于李先生年龄已经45岁，投保重大疾病险费率已经较高，建议购买一份保额30万-50万元的终身重大疾病险，保费一次性付清或分五年付清，原则是短期缴款。

李太太基本没交过基本社会保险，因此将来的养老金来源只能靠个人。最好能通过选择分红型养老险，来做一部分稳定的养老金来源准备。

李先生的儿子最好能在英国自行购买人身意外险，并参加当地的学生医疗保险，还可以投一些财产险和个人责任险，将在外读书的各类风险覆盖。

优化家庭各类投资，提高资产的利用效率目前，李先生家银行存款收益实在太低，因此需要做比较积极的配置，以便实现家庭各项理财目标。

建议可将现有的110万元定期存款(10万元活期存款不变)做一个整体配置，比如，可以分散为30万元债券类资产(国债或债券型基金)、50万元平衡型开放式基金(或封闭基金)；还有30万元，不妨作儿子回国后可能会需要一套房产，作为

首付款购买一套小户型住房。

同时，我们建议，将来随着李先生家庭资产的继续增加，应该逐步增加低风险和保障类资产的投资比例，让已经获得资产收益稳定下来，这样比较符合李先生稳定增值的需求。

未来所获资金应积极投资至于未来三年内，李先生家庭每年可以积攒下来的20多万元，不宜再继续作为存款，应该积极滚动起来，作为夫妻两人将来的养老金储备基础(儿子的学费等已经计人家庭支出项)。只要在保证本金安全的基础上理性投资，以李先生家庭现有的情况看，李太太的退休金是有着落的。

“小处”着手演绎健康人生虽然是比较富裕的家庭了，但在日常支出中也要有个度，不要过度消费，过于透支未来老年生活的品质。平常也可以巧用银行的各种理财工具为资产增值，或者是节约点钱。比如可以李先生名义申请银行信用卡金卡(白金卡或黑金卡)，并为太太申请附属卡，在消费时尽量多刷卡，尽量享用银行卡消费的免息周期，同时便于建立完善自己个人的信用档案。给儿子学费和生活费的时候，可以多做一些国际汇款的比较，节约手续费。日常生活支处后有剩余的资金，也可以尽快转换成货币基金，不断循环积累，让财富积少成多，夸生活越来越有滋味。

保险建议

马志红

李先生是整个家庭的全部收入来源，是家庭中最需要购买保险的人，建议着重对李先生本人设计保险计划。李先生作为家庭支柱，他的保险需求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资产保全李先生目前处于一生中的收入高峰期，应在这一时期对现有资产进行有效保全。分红保险是资产保全的有效工具，是一种稳妥的资金储备方式。虽然李先生拥有一定金额的银行存款，但存款很可能被用作企业周转资金。因此，李先生需要以保险作为资产的安全屏障。在企业发生意外情况如债权债务纠纷等问题时，保险资金不会被冻结或拍卖，而且保险公司还可以提供一笔保单贷款。同时购买分红保险可以享受分红。

退休准备李先生应及早为未来的退休生活做好准备。分红年金保险是退休金储备的有力工具，可以为李先生提供一个有效的养老金储备方案，通过合理的资金储蓄，李先生在年老时就可以定期获得养老所需资金。

健康保障中年人健康变化可能会影响家庭生活质量，耗费大量的家庭积蓄。商业重大疾病保险可以有效提供财务补偿，减少因可能的重疾导致的财务损失。

为此，我们为李先生设计了如下保障计划(详见下表)。这样的保障搭配，李先生的保障利益主要有：

年金　自合同生效三个月后的对应日起至59周岁，李先生每年可领取5073元。自60周岁开始至79周岁，李先生每年可领取15218元，上述年金若留存于公司，还可累积生息，持续增值。按照3％的年累积利率预测，到59周岁时累积年金可达94347元，到80周岁时累积年金可达596696元。

祝寿金　李先生80周岁时可以领取祝寿金338180元。

重大疾病保险金　因意外伤害或等待期(180日)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被确诊初次患合同约定重疾，最高给付30万元，附加险同终止；等待期(180日)内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被确诊初次患约定重疾，给付“附加(A款)重大疾病保险”已交保费，附加险合同终止。

特定疾病关爱提前给付　因意外伤害或等待期(180日)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被确诊初次患合同约定特定疾病，每种疾病提前给付9万元。每种疾病给付以一次为限，特定疾病关爱提前给付以三次为限，且每次以10万元为限。特定疾病关爱提前给付后，重大疾病保险金的给付额须扣除已提前给付的金额。

篇8

经营环境变迁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放松管制、金融市场发展以及技术进步的作用，美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竞争日益激烈，商业银行既受到空前的挑战又面临着重大的发展机遇。

首先，放松管制对于商业银行是一个既促进竞争又提供更广阔发展空间的进程。上世纪80年代以来，若干里程碑式的放松管制举措对美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环境产生了实质性影响。《1980年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案》，取消存贷款利率限制，放松对存款机构资产与负债业务范围的限制，放弃对不同类型存款机构的差别待遇，标志着美国银行业的管理目标从以往的注重安全性和稳健性，转向注重竞争性和公平性。《1994年里格－尼尔银行跨州经营与跨州设立分行效率法案》，废除了银行跨州扩张的壁垒，允许银行控股公司收购任何一个州的银行，使商业银行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经营业务和设立分支行。《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允许商业银行在金融控股公司框架下经营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业务，从立法上为商业银行扩展金融服务的范围实现综合化经营提供了保证。

其次，金融市场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对商业银行的经营构成空前的挑战。1985年到2007年期间，美国股市市值相当于GDP的比率由54%猛增到146%；债务证券余额相当于GDP的比率由102%提高到183%。同时，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包括机构投资者在内的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获得长足发展。美国金融业的深刻变革，使商业银行在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两方面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方面，由于公司企业的融资来源日益广泛，银行贷款的吸引力日益下降，在非金融企业负债中的比例同期由22%下降到14%；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吸收个人家户存款的能力受到严重侵蚀，存款性资产在美国个人金融资产持有中的比例由34%下降到19%。

第三，电子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及其在金融业的广泛应用，既推动银行业市场可竞争性（contestability）提高，又为商业银行提高经营效率提供了技术基础。

传统的银行业厂商理论强调，银行存在与发展并在金融体系中具有垄断地位，是因为它在金融市场不完善条件下具有独特的比较优势并受到监管保护。而放松管制、金融市场发展以及技术进步为代表的经营环境变化，则使商业银行的比较优势如信息优势、改进市场不完善的优势、监督优势受到侵蚀，长期享受的管制性补贴减少，使银行业市场的可竞争程度提高。这种经营环境的巨大变迁，迫使美国的商业银行调整其战略以适应环境的变化。经过20年左右的时间，在以上这些重大变革的作用下，美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对变革中的中国银行业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值得我们进行深入考察分析。

市场结构发展

面对严峻的挑战与重大的机遇，美国的商业银行应时而变。其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通过并购扩大规模、扩张经营的地域范围与业务范围，提高资产与收入来源的分散性，改善与加强竞争地位。1980到2006年，美国银行业共发生了10245宗银行并购，单宗并购的规模也时常创出美国银行业并购历史的新高，形成汹涌的并购重组浪潮，使美国商业银行的市场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机构数量减少分支数量增加

经过20多年持续的大规模并购重组，美国商业银行机构数量减少了一半。在银行机构数量的大幅度减少中，主要是中、小银行机构数量巨减，如资产规模在10亿美元以下的银行由14064家减少到7052家，其中资产规模1亿美元以下的小银行更是由9738家减少到3459家。

在美国银行业机构数量大幅度减少、快速的技术进步似乎要使银行物理分支的必要性消失的背景下，美国商业银行机构的分支却不断扩张，所覆盖的地理范围与银行分支密度日益扩大。根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统计，1985年到2007年，美国商业银行分支数量增长了近70%。而且通过分支扩张，大银行的地理经营范围不断扩大，十多家银行机构目前在全美至少20%的地区设立了经营机构，到2007年底，地域触及范围最大的美国银行已在美国31个州设有分支。

市场集中度提高

考察期内美国商业银行的资产由1985年的25930亿美元大幅度提高到2007年的91920亿美元，增长了241%。但是这种增长并不是各规模银行之间的均衡增长，而是日益向大型、超大型商业银行机构集中。如表1所示，美国资产规模最大的10家特大银行在商业银行总资产中的份额已经迅速由24%提高到51%，资产规模排名前100的大银行的份额则由46%提高到79%。

但是，市场集中度的大幅度提高并没有相应地降低市场竞争度。关于竞争问题的传统思路，结构―行为―业绩（SCP）范式认为，从市场的结构（市场的集中度）到市场力量程度再到厂商的定价行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即厂商的数量减少造成大厂商市场力量扩大，弱化厂商之间的价格竞争，降低市场竞争度。众多对银行业并购重组的研究认为，银行并购的动机之一是获得市场力量，取得市场价格支配权，收取更高的贷款利率，支付更低的存款利率，从而获得更高的利差。而市场可竞争性理论则认为，市场的竞争程度高低并不取决于市场集中度或银行的数量，而取决于市场的可竞争性，而可竞争性随准入管制的放松、外资银行进入的增加、银行业务范围限制的减少以及金融体系的发展而提高。

价格的变化是反映市场竞争程度的直观指标，在银行业中最重要的价格就是银行贷款利率与存款利率之间的利差，研究者一般将利差的发展趋势作为银行业市场集中度提高情形下竞争程度降低与否的依据之一。资料显示，美国商业银行的利差自90年代初有所提高后，基本上在0.5个百分点的范围内波动，近年来又有所下降，同时，利差的大小与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呈明显的反向关系，10家最大银行的利差水平最低，而且是低于商业银行整体的利差水平。表明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并没有降低市场的竞争度，商业银行规模的扩大并没有因为市场份额提高而形成能控制价格的市场力量。Bikker和Haff（2002）使用银行层面的数据，运用经过修改的PT方法估测了美国1991年到1997年期间银行业竞争程度的变化，得出了类似的结果：美国银行业整体和各规模银行市场的竞争度水平都有提高，其中大银行市场的竞争度水平提高最多。其原因在于经营环境的变化提高了银行业市场的可竞争性（contestability），而且银行的规模越大所面对市场的可竞争性越高。

美国银行业市场中以净利差高低所表示的银行业市场力量与银行的规模呈反向变动，原因在于：由于经营环境的变化，虽然规模与经营地域扩大，但所面对的信贷市场的可竞争性在不断提高。其一，特大银行面对的主要是大型公司客户，向其提供大宗金融产品，而这些客户获得融资与金融服务需求的渠道已经非常多样化，使特大银行在大客户的竞争中压力日增，产品与服务定价中难以发挥其规模的优势。其二，虽然特大银行自90年代以来日益重视零售金融业务，但在该市场中也面临激烈的竞争，难以取得定价优势。美国90年代中期才全面放开商业银行跨州设立分支的限制，到2007年，分支最多的美国银行在全美只有6249个分支，仅覆盖美国31个州。同时，当地中小企业和居民对这些特大银行的分支相对陌生，而与已经在当地长期经营的中小银行存在着更紧密的关系，经常不愿意成为大银行当地分支的客户。另一方面，大银行的组织层次多，信贷审批的速度慢，信贷标准严格，也排斥许多当地客户，而当地银行往往是基于长期的关系发放信贷，具有效率优势。同时，涉足零售信贷业务的除了商业银行还有储贷机构、信用社以及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专业抵押贷款公司、信用卡公司等等多种机构，都对特大银行的零售金融业务构成竞争威胁，使其在零售存贷款定价中难以发挥其规模优势。

资产结构发展

传统上，向工商企业和家户发放信贷是商业银行最主要的业务，几乎构成其资产的全部内容，利息收入几乎构成其收入的全部。随着美国金融市场机构和工具的发展，美国信贷市场的竞争性增强，商业银行贷款在美国信贷市场中的份额不断被侵蚀，在这种压力的作用下以及信息技术进步的支持下，美国商业银行向综合金融服务供应商的方向发展，资产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近20年来，美国商业银行的贷款持续增长，余额由1985年的16308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59970亿美元。但是，商业银行贷款在美国信贷市场中的份额持续下降，在商业银行资产中的相对重要性也有所降低（见表2）。

贷款在商业银行总资产中的相对重要性逐步降低，一方面的原因是随着美国信贷市场的发展，商业银行在其资产组合中越来越多地持有各类证券资产，包括投资账户和交易账户的证券持有。从商业银行整体看，证券持有在总资产中的占比在考察期内由15%提高到25%，10大银行则由6%提高到27%，大银行和中等规模银行也都有5个百分点以上的提高。另一方面，随着80年代中期以来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的发展，美国许多商业银行尤其是大型银行，越来越多地将其贷款进行证券化，转移出资产负债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商业银行贷款在总资产中的重要性有所降低。

美国商业银行的贷款主要由房地产贷款、工商业贷款和消费者贷款构成。其中房地产贷款是银行发放的为客户取得不动产提供融资的贷款，按美联储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统计口径，美国商业银行的房地产贷款包括五大类：建设与土地开发、非农场非住宅、多户住宅、1～4户住宅和农场贷款。

1985年到2007年期间，美国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总量急剧膨胀，年均增长率达到10%，不仅高于商业银行资产和贷款的增长速度，更是远远高于工商业贷款和消费者贷款的增长速度，即使在美国银行业问题重重的1990～1994年期间，也保持着中速增长，充分反映出房地产贷款增长的强劲。期间，房地产贷款余额增长了5倍，在商业银行贷款中占到一半多，成为美国商业银行最重要的贷款资产，而工商业贷款和消费者贷款在商业银行总贷款的比重则呈下降或稳定中略有下降的态势（见表2）。

美国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持续的高速增长与相对重要性不断提高主要是两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一方面，美国经济90年代以来出现比较长时期的繁荣，在商业房地产市场中，商业楼宇空置率下降，商业房地产价格上升，市场状况不断改善。同期，美国居民家庭收入水平持续提高，购置住宅的意愿也持续高涨。再加上利率持续走低的借款成本降低效应，推动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由于美国信贷市场的一些结构性变化，商业银行工商业贷款增长乏力且具有比较大的波动，在总贷款和总资产中的份额持续降低，也使房地产贷款的相对重要性更为突出。

收支结构与盈利性发展

美国商业银行的盈利性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的低谷之后，迅速提高，至今持续保持相当高的水平（见表3）。这种长期稳定的盈利水平不仅高于历史水平（1950年到1985年期间平均仅为0.72%），环视全球银行业，也是最高的，例如，欧盟15个发达国家银行业的资产回报率长期低于1%，即使在经营形势最好的1999年到2001年期间，也仅为0.76%。美国商业银行的高盈利性是其在美国经济长期繁荣的基础上，在新的经营环境下，增收节支能力不断提高的结果。

非利息收入的相对重要性不断提高

由于利差的收窄、贷款在总资产中的占比下降，净利息收入对美国商业银行收入和盈利性的贡献度不断降低（见表3）。而与此同时，美国商业银行积极实行综合化经营拓展表外业务，越来越多地通过传统的银行服务和非传统的金融服务挣取非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和盈利性的贡献度不断提高。1985年到2007年期间，非利息收入在经营收入中的份额由25%提高到46%，非利息收入/资产的比率也提高了1个百分点以上，弥补了利息收入/资产比率下降，使总收入对资产的比率持续上升。这种发展形态，不仅反映了美国商业银行的业务向非传统业务的分散化，而且也是其盈利方式从传统银行业务向非传统金融业务的转变。

虽然非利息收入大幅度增加，但是其构成没有大的变化。在美国商业银行各种产生非利息收入的业务中，值得重点提出的是其支付相关的业务。支付相关业务是存款账户关系之外执行的交易服务，包括：传统的存款账户收费，信托和投资服务收入，信用卡手续费收入（包括逾期还款、高于传统贷款成本的信用卡余额利息，现金预付的财务收费，代表商家和持卡人处理交易的手续费，以及信用卡采购的内部手续费）以及ATM收入等。根据De Youngand Rice对美国2622家银行进行的估算，在2003年，支付相关的收入构成其经营收入的21%。

Chakravortiand Kobor的研究显示，美国的商业银行运用支付业务增加利润主要有两种策略：独立产品策略和产品打包策略。独立产品策略是高度专业化的，如证券加工和处理、大批量个人和公司信托账户管理以及行服务等等。这些业务线都产生独立于银行其他业务的收入流，而且也使用专业化的（经常是大规模的）生产流程。而采用产品打包策略的银行，则将其支付产品与其他零售或批发性产品组合在一起打包进行市场营销和定价。虽然，在这种策略中支付性产品可能并不对利润有直接贡献，但是将其包括在相关服务包里则能够提高存款客户的留存度。

风险管理与成本管理水平提高，费用支出得到有效控制

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美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支出的规模也在扩大，但其增长速度低于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的增长幅度与增长速度，非利息支出对总资产的比例在持续地下降，综合反映银行经营效率的指标成本/收入比率（costincomeratio），1991年以来持续走低，由69%下降到59%。

这种良好的发展态势表明，美国商业银行的效率水平显著提高，即银行管理其资产的水平提高，越来越多的机构更紧密地实施当前的最佳银行管理做法。Bergerand Mester（1999）的研究表明，无能力采纳最佳做法的银行的比率在90年代已经下降。Bergerand Humphrey的研究还表明，由于80年代银行业最佳做法边界内的离散度很高，即最佳做法的采用率低，因而是一个无效率上升的时期。这种最佳做法采纳能力的提高突出表现为90年代是商业银行重复创新（repeatedinnovation）的时期，如信用评分、广泛的ATM网络，以及大量其他创新的普及。这些创新80年代已经出现，其早期采用者在该技术被竞争者广泛采用之前挣超常利润，而重复创新则可以全面提高银行业的经营效率。

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股市崩溃以及房地产贷款问题之后，美国的商业银行高度重视风险管理，风险管理工具的种类和规模大幅度增加，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对此曾给予充分的肯定：“使用种类日益丰富的衍生品以及运用更为复杂的风险度量与管理方法是大型金融中介体抗冲击能力提高的关键因素”。

有效的风险管理具有提高经济稳定性的潜力，先进的风险管理工具和技术可以改善基于风险的定价，这反过来又导致更有效的风险分担与资本配置。美国商业银行长期良好的盈利性，部分地是由于它们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能够更加熟练地将风险管理的工具与技术整合到其日常的经营管理之中。例如，一般认为银团贷款中风险的定价不如公司债券市场中的风险定价精确，但是，TilSchuermann对1990年到2001年银团贷款与公司债券的利差差异进行比较，发现银团贷款定价曲线的风险敏感性提高了约1/3，表明基于风险的定价已经更为系统地渗透到银团贷款市场中。同时，Edelberg的研究也显示，消费者和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定价也改变了1995年以前只有单一“内部利率”（houserate）的情况，依信用等级确定利率，定价中的差异性与风险敏感性更强，使商业银行在所承受风险得到补偿的同时扩张信贷发放。

篇9

关键词买断式回购做空金融

2004年4月18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及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国债买断式回购交易业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国人民银行一号令《全国银行债券市场债券买断式回购业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也同时颁布。中国人民银行一号令自2004年5月20日起施行，而三部委《通知》实施时间则要视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在年内的准备工作情况确定。

所谓国债买断式回购交易，是指国债持有人将国债卖给购买方的同时，交易双方约定在未来某一日期，卖方再以约定价格从买方买回相等数量同种国债的交易行为；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为国债买断式回购交易的指定交易场所。

1买断式回购的特点

《规定》要求，市场参与者进行买断式回购应签订买断式回购主协议，该主协议须具有履约保证条款，以保证买断式回购合同的切实履行；市场参与者进行每笔买断式回购均应订立书面形式的合同；买断式回购期间，交易双方不得换券、现金交割和提前赎回；进行买断式回购，交割时应有足额的债券和资金；买断式回购以净价交易，全价结算；买断式回购的首期交易净价、到期交易净价和回购债券数量由交易双方确定，但到期交易净价加债券在回购期间的新增应计利息应大于首期交易净价；买断式回购的期限由交易双方确定，但最长不得超过91天；交易双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延长回购期限；买断式回购首期结算金额与回购债券面额的比例应符合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进行买断式回购，交易双方可以按照交易对手的信用状况协商设定保证金或保证券。设定保证券时，回购期间保证券应在交易双方中的提供方托管账户冻结；进行买断式回购，任何一家市场参与者单只券种的待返售债券余额应小于该只债券流通量的20％，任何一家市场参与者待返售债券总余额应小于其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托管的自营债券总量的200％。

虽然买断式回购的交易品种包涵了全部可交易现券，但是其期限相对于质押式回购的最长期限365天而言却大大地被缩短，究其原因可能是管理层出于降低风险的目的，事实上，质押式回购的绝大部分也都集中在短期内，因此从单纯融资的角度来看，买断式与质押式在品种和期限方面基本类同。

另外,由于质押式回购与买断式回购标的资产以及自身特点的相似性，二者具有一定程度的比价效应，到期结算全价一般将难超过首期现券全价加市场利率决定的回购利息，否则就会存在无风险套利机会。投资者可以通过买断式逆回购融券来取得较高回购利息收入，然后将融入的现券进行质押式正回购来抵补初始资金，并支付较低利率成本，从中取得无风险收益，实现无风险套利。

综上所述，到期结算全价的日常波动范围理论上将基本稳定在标的债券首期全价与该全价加上参照市场利率的回购利息所得总额之间，并且同时受条文规定的价格下限和受市场自发均衡制约的价格上限的约束，因此就不具有大幅异常波动的市场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规定本身未对标的债券的利息归属单独列述，但对到期净价加新增应计利息低于首期净价作出明文禁止，而对到期净价可能低于首期净价却未予禁止，以上行文本身表明在买断式回购当中允许回购方实质享有标的债券在回购期间的新增应计利息，从而取得和封闭式回购同等的融资待遇。

2买断式回购对风险的防范

为了控制买断式回购的违约风险，《规定》要求对违约事件采取事先防范和事后救济与追究相结合的处理方式。

从事先防范的角度，主要在个案层面采用保证金或保证券，具体金额由“交易双方按照交易对手的信用状况协商设定”，该保证金或保证券的设置客观上也将会加大交易方融资或融券的实际成本；在市场层面则从单家市场参与者入手，在单个交易品种上规定其买断式回购融券余额不得超过该券流通总量的20％，在所有品种上规定其买断式回购融券余额不得超过其在中央登记公司托管自营券总额的200％。从事后救济与追究的角度，主要采用举报确认、仲裁或诉讼、行政处罚等相应处理方式。

考虑到买断式回购当中的放大效应，做空者在到期前，可以不断放大所持有债券，而如果将持有单只债券的比例控制在20％以内，即使在回购者判断失误的情况下，风险也不致于太大。而关于200％的规定，则是给回购操作者一个总量的事先防制，也使得监管部门在交易成员出现了超过200％的限制时能够及时的采取冻结其在登记公司的债券总托管量而有效地防止风险蔓延。

另外,《规定》还出台了对违约事件的应急措施，若买断式回购发生违约，对违约事实或违约责任存在争议的，交易双方可以协议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讼，并将最终仲裁或诉讼结果报告同业中心和中央结算公司。同业中心负责买断式回购交易的日常监测工作，中央结算公司负责买断式回购结算的日常监测工作；发现异常交易、结算情况应及时向人民银行报告。

除了以上对风险的防范措施外，金融机构在实际操作中还应该注意对信用风险的回避。回购协议是一种高质量的信用工具，但交易双方仍都面临信用风险。对回购方来讲，如果交易后市场利率下降，债券价格上升，对方客户不允许回购方按协议购回，那么回购方就会蒙受损失。而对返售方来说，承担着回购方到期无力购回债券的风险。为了减少回购交易的风险，使回购交易市场健康发展，一般都采取以下两项措施：

(1)要求回购债券的市值大于融资额，这会使回购协议的风险大大降低。这种债券市值与融资额之间的差额称作垫头，一般垫头为1%～3％，当回购方信用较低或债券的流动性较差时，垫头可达10％以上。

(2)当债券的市值增加或减少某一百分比时，就相应的调整回购协议。如当债券市值减少时，可以要求回购方补充相应数额的债券，或归还相应数额的资金。

当然由于《规定》中买断式回购的市场参与者均为银行与证券公司等大型金融机构，信用等级较高，因此发生信用的风险的可能性也就比较低，但是在操作中也不能忽视这种风险。而未来交易所出台的买断式回购交易中，交易所的参与者承担风险的意愿和能力更强，应该更加重视风险的防范。

3买断式回购的做空机制

由于买断式回购自身的特点，我们可以将买断式回购看作是一笔国债空头与一个标的资产与国债空头品种、数量均相同的期货多头组合。不难看出，通过这个国债空头，投资者可以在协议期间获得一笔资金，并在协议结束后重新获得国债，因此满足了投资者对资金的短期需求，并且为投资获得买卖价差提供了空间。

但是这种做空机制也增加了市场的风险，管理层在设计的时候也考虑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如对于买断式回购最长期限不得超过91天的规定。由于期限较短很明显有以下几个好处：一是空头放大的次数和倍数在缩小；二是对市场未来的判断偏差更小,从而带来的波动更小；三是利于清算及监管。并且由于期限短，做空以及做空成功的概率就较小，不至于对目前的封闭式回购形成矫枉过正的效应。之所以与交易所的期限不同，主要是人民银行考虑到银行间市场成员大多是由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风险防范要求很高的金融机构构成，一旦市场波动过大，这些金融机构的流动资产价值就可能大幅度贬值，从而更大地影响整个金融市场。

总体而言，此次人民银行对买断式回购的几条具体规定旨在引入做空机制从而引导市场朝更公开、公正方向发展的同时，力求最大限度地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而未来交易所出台的买断式回购可能在品种、期限以及仓位的规定方面会较银行间的有一定区别，究其原因在于交易所的参与者承担风险的意愿和能力更强。

显而易见，买断式债券回购是一次重大的金融创新，有利于形成债券市场做空机制，改善债券市场的流动性。

4买断式回购的影响及其意义

在买断式交易模式下，国债回购表现为一前一后两笔事先约定的反向交易，逆回购方在期初买入国债后享有再行回购或另行卖出债券的完整权利，由此国债进行买断式回购后仍可在二级市场自由流通。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对于逆回购方而言，由于在期初融出资金并取得国债后可以立即卖出，到期末再偿还所卖国债并取回本金和利息，因此在买断式回购过程中进行上述债券和资金的并行操作时，其交易行为实际上恰好可以拆解为：一项融入国债后即行卖出但须按期偿返原券的国债卖空交易，以及一项融出资金后到期收回本息的资金拆借交易。因此，买断式回购交易实质上是融券卖空账户和资金拆借账户的并行组合。一个相应的重要结论是,逆回购方在买断式回购中能以全额资金保证的方式，实施定期偿返原券的国债卖空交易。

买断式回购的逆回购方可以将债券在回购期限内自由支配。因此，逆回购方可以有三种选择:抛出抵押债券，在回购期末购回完成交割;用抵押的债券再进行正回购融资，期末反向操作完成交割;继续持有债券。可见在买断式回购下投资者可构建的盈利模式较封闭式回购时丰富得多，不仅可以继续进行多头效益放大模式、回购利率跨市套利模式等大家熟悉的操作，而且可以派生出,空头效益放大模式、套期保值模式、债券组合套利模式、回购利率组合套利模式等众多新的盈利模式。

从市场效应来看，买断式回购将在我国利率体系中正式引入远期价格揭示机制。买断式回购采取净价报价交易方式，其到期交易价格除反映融资融券活动的成本以外，还反映对标的债券远期净价的预期，进而反映市场对利率变化的相应预期，该市场预期因素将为发行人与投资人的利率决策提供重要依据。与此同时，融券卖空、对冲保值、抵补套利、基差套做等多重交易方式可以大大提高债市定价效率，并构筑更为平滑合理的市场收益率曲线

5买断式回购的定价

上文中曾经提及，根据买断式回购的特点可以将买断式回购看作是一个国债空头与一个标的资产与国债空头品种、数量均相同的期货多头组合。因此就可以通过对组合中两种资产的定价来解决买断式回购合约的定价。

假设:

S：国债目前的市场价格

X：国债回购的协议价格

R：无风险收益率

?驻t：国债回购期限

I：国债利息的现值

若国债的正回购方以当时的市场价格S出售给逆回购方，到期以协议价格X购回，则我们可以直接利用远期或期货的定价公式来对买断式回购进行定价。

可以得出买断式回购的价值为：

S－l－Ke－R?驻t。

我们发现买断式回购与期货或远期合约的定价公式相同，原因在于在远期和期货合约的定价公式中将远期价格视为现价的期望，因此将远期价格按照无风险利率贴现就等于现价。而在买断式回购的定价中并没有此假定，因此在实质上二者并不尽相同。

(S－l）eT?驻t。因此交易中的远期价格将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市场的重要指标，对完善合理市场收益率曲线，形成无套利的有效市场，债券合理定价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于笔者知识水平有限，对于买断式回购的定价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和缺陷，谨希望能对读者对买断式回购的定价有所帮助。

6买断式回购的套利策略

套利操作是买断式回购的主要盈利方式，买断式回购套利可以分为单券套利和投资组合套利。

(1)单券套利主要有单向放大套利、券种间利差套利、掉期套利、回购利差套利。

(2)买断式回购投资组合交易策略。凸易策略是常用的投资组合交易策略，指的是构建一个凸性为正的投资组合，只要整体收益率曲线发生平移，无论上移还是下降，投资组合都能获利。通常可以利用构建蝶型套利投资组合来实现构建凸性投资组合的目标。蝶型投资组合配置策略可以在控制整体利率风险的基础上，利用部分年期利率相对变化带来的市场机会来扩大收益。在未来市场推出买断式回购交易后，基本上不需要占用投资人自有资金，就可以做到无成本套利，对于投资人来讲，属于额外的风险收益。因此也可以通过蝶型投资组合进行放大套利，有效提高整体资产的回报水平。另外蝶型套利在控制操作风面方面的优势也非常突出。蝶型组合套利策略由于有多、空两部分仓位的平衡，可以有效地规避市场系统性利率风险，相对于多层回购套利等其它套利策略，这种操作策略的整体风险要小得多。

参考文献

1施建祥．我国证券回购市场的发展与规范［J］．财金贸易，1995（12）

2郑振龙．金融工程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篇10

内容提要: 场外衍生品交易的特殊风险是来自对方违约的信用风险。由此而建立的场外衍生品交易担保之信用支持制度不仅成为市场惯例，也符合当下各国金融改革立法的要求。场外衍生品交易担保之信用支持制度与传统债之担保制度存在显著差异，实质是提前兑现衍生品合同下的全部收益并以保证金方式缴付。但是，“海升—大摩案”表明，这套新型金融担保机制对于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企业用户而言可能代价过高。只有在追求信用支持制度适用之普适性的同时合理兼顾各类市场主体的利益，才能保障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海升—大摩案”

在2008年金融海啸曝出的中国企业衍生品交易重大损失事件中，中国海升果汁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升）与国际著名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大摩）下面的两家公司——摩根士丹利国际公司（以下简称大摩国际）和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摩亚洲）——之间的外汇掉期合同争议（以下简称“海升-大摩案”）无疑最引人关注。[1]海升是一家在英属开曼群岛注册、中国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中国陕西省开展实际经营管理活动的民营企业，其产品大量出口国际市场并以美元作为产品出口的主要结算货币。为避免因人民币升值而导致以美元计值的贸易应收账款的汇率损失，2008年7-8月间，海升经时任公司评级顾问大摩亚洲的介绍，与大摩国际订立了为期5年的两份外汇掉期合同。WwW.133229.COm在这两份外汇掉期合同中，海升承诺在2013年9月前分别按1：6.828和1：6.8555的固定汇率每月向大摩国际兑换500万美元和300万美元的人民币。合同还约定，大摩国际有权在外汇掉期合同履行6个月后随时终止该合同。2008年10月，海升与大摩国际将上述两份合同合并，并分阶段设定了新的合同汇率。[2]在新合同下，海升有权在2009年4月10日前支付不超过3 800万美元的解约金而提前终止合同。海升与大摩国际的交易虽然名为外汇掉期合同，但并不是标准的掉期合同，[3]而是一系列的外汇远期合同，[4]即海升有权同时也有义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定期按照约定的汇率向大摩国际出售一定的美元。由于合同履行期长达5年且每月结算交割一次，因此形成了一系列在不同时间履行的外汇远期合同的集合，类似于传统的货币兑换。[5]此外，由于交易的目的是为了对冲海升美元收入的汇率风险，大摩国际实际并不需要美元，因此合同采取了轧差交割本金的差额结算方式[6]——在每个月的结算日，当事人无须向对方全额交付800万美元或等值人民币，而是按照结算日的市场汇率与合同约定汇率之差计算出一个净支付额，并确定负有实际支付义务的一方，由该方当事人向对方支付这个差额。现实中，自2008年底以来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基本围绕1：6.83波动，低于合同规定的美元汇率，[7]因此海升在外汇掉期合同的头几个月的实际结算中一直是获利方，大摩国际截止讼争时累计向海升支付了72 057.7美元。

“海升—大摩案”源于长达5年的衍生品合同带来的保证金义务，成为海升无法承受的财务负担。2008年7月2日，海升与大摩国际签署了国际互换及衍生品交易协会（isda）的主协议规则体系（以下简称《isda主协议》）及相应的《信用支持附件》，承担了交付保证金的义务。[8]2008年9月，离岸市场上美元与人民币远期汇率跌至1：7左右，低于当期约定汇率，大摩亚洲根据自己的计算，首次通知海升支付现金保证金，但被海升拒绝。海升与大摩国际变更合同后，2009年4月，大摩国际再次要求海升支付约7000万元人民币的保证金。海升再次拒绝支付，其理由是在合同编制及订立时，公司评级顾问大摩亚洲理应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及支付该保证金将对公司构成不利影响，但大摩国际与大摩亚洲均未曾知会或披露关于任何该保证金的条款及任何与亏损有关的风险。[9]2009年4月2日，海升以侵权为由，在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大摩国际及大摩亚洲；而大摩国际则宣布提前终止合同，并依据合同的专属管辖权条款诉诸英格兰高等法院，追究海升的违约责任，索赔2 62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8亿元）。

从表面看，海升宁愿被指控“违约”也要终止一项正在盈利的衍生品交易的做法颇令人费解。而实际上，它折射出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特有的风险，即来自场外衍生品交易中对方的信用风险。那么，究竟何为来自场外衍生品交易中对方的信用风险呢？针对这种风险，法律为场外衍生品交易提供了一种什么样的担保机制呢？其运作逻辑又如何呢？在这样一种运作逻辑之下，该机制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对交易双方是否具有普适性，真正保障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呢？

二、场外衍生品交易之担保安排：信用支持制度

企业与银行之间进行的衍生品交易属于场外衍生品交易，当事人间是一对一的合同关系。场外衍生品交易的主要风险是来自对方的信用风险，即对方到期不能履行合同下的交付义务而给自己带来的损失。在国际金融实践中，化解信用风险的主要方式包括净额结算、现金结算或差额结算、担保安排等。其中，净额结算、现金结算等都与支付方式相关，目的是减少合同项下实际支付的款项；而担保则是保障对方履行合同义务、防范债权风险最基本的法律工具。由于担保问题的重要性，《isda主协议》也包含了专门规定担保安排的法律文件——《信用支持附件》。[10]该文件对场外衍生品交易的担保制度——信用支持制度——进行了规定。

（一）信用支持制度：基于传统的债之担保制度的比较分析

信用支持制度是依据合同建立起来的一种担保安排。参与场外衍生品交易的当事人签署了isda的《信用支持附件》后，方可适用其规则。根据《信用支持附件》的规定，在衍生品合同下有风险敞口（risk exposure）的一方，有权要求对方支付与风险敞口金额相当的担保品。担保品多为现金或流动性很好的证券。提供担保的一方或者将担保品质押给收取担保的一方，或者将担保品的所有权转移给后者。不论哪种情形，占有担保品的当事人都有权使用、处置该担保品，并在对方违约时直接用担保品折价抵偿；对方履约后，仅需要向对方退还同等价值的担保品即可。但是，如果合同履行期间内合同的风险敞口转移到对方时，则原收到担保品的一方不仅要退还担保品，而且还需要按照对方的要求缴付与新的风险敞口对应的担保品。此外，担保安排构成衍生品合同存续的必备条件。如果负有缴付担保品义务的一方未能履行义务，此一担保上的违约行为可以导致整个合同或交易的提前终止。

从形式上看，场外衍生品交易中的信用支持制度类似于传统债之担保制度，即由合同一方当事人在担保物上设定担保负担以保障对方的利益。但是，在担保安排的法律地位、担保权人的权利、对质押的态度、担保物类型、转移方式等诸多方面，信用支持制度与传统债之担保制度都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整套信用支持制度是围绕着风险敞口而非特定债权人、债务人以及本金数额确定的“主债权”组织起来的。风险敞口决定了谁有权收取担保品继而成为担保权人。不仅如此，风险敞口又是变化的，其变化导致担保权人与担保人之间的身份发生转移、担保金额发生改变。“海升-大摩案”正是基于风险敞口下不确定的担保义务而产生的。

（二）信用支持制度的核心概念：风险敞口

“风险敞口”一词源于银行业务，本意指贷款人因借款人违约导致的可能承受风险的信贷余额。在金融衍生品交易中，“风险敞口”被用来泛指合同一方当事人在衍生品合同下可实现的全部收益；若对方违约，则收益无法兑现，从而遭遇风险。根据《信用支持附件》的规定，风险敞口是指在任何估值日假设交易双方在合同下的所有交易在相关的估值时间终止，根据衍生品交易主协议的“终止净额结算”条款的规定应由一方向另一方支付的数额。[11]这里有两个概念需要解释，一是终止净额结算，二是估值。终止净额结算是场外衍生品交易提前终止时双方当事人了结合同项下全部债权债务关系的程序。[12]衍生品合同通常涉及当事人之间未来一段时期内发生的一系列现金流支付，如在海升与大摩国际的交易中海升在5年内每个月向大摩国际出售800万美元。如果交易提前终止，双方不仅需要对已完成的交易部分进行结算，而且还需要计算合同下尚未履行的各期支付义务的公允市场价值，比较双方各自在合同下应当支付的总额，以两者之间的差额作为净支付额，由支付义务较大的一方将该差额支付给另一方。从本质上看，双方支付义务之间的差额也就是一方当事人在合同下可获得的全部收益以及另一方遭遇的全部损失。因此，尽管合同提前终止，但根据《isda主协议》的“终止净额结算”条款的规定，合同一方在合同下的潜在收益依然能够得到全部兑现。在为担保的目的而计算合同风险敞口时，合同并没有提前终止，只是参照上述“终止净额结算”条款来计算、确定合同预期给一方当事人带来的全部收益（对另一方来说则为损失），从而确定担保品的价值及缴付义务人。这个程序也称为对衍生品合同进行估值。衍生品合同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其价值随着基础资产的市场波动而变化，因此，在衍生品合同存续期间，合同下的收益（或风险敞口）的方向、金额都会随着市场波动而发生变化。相应的，承担缴付担保品义务的当事人也是变动的，追加保证金或减少保证金也是常态。而对衍生品合同估值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担保安排与衍生品合同下的收益或风险敞口在方向、金额上保持一致，从而确保合同下获利的一方得到充分的保障。实践中，合同主体可以约定以每日、每周或每月作为一个估值周期，以便根据衍生品合同风险敞口的变化来调整保证金。在估值日，当事人根据基础资产的市场价格计算合同下各方的实际支付义务，支付义务较小的一方有潜在的获利，但存在风险敞口，从而可以要求支付义务较大的一方提供与此风险敞口金额相当的担保品。通过比较基础资产的合同价与市场价的估值方法称为“盯市计值”，所计算出来的金额代表了合同的公允市场价值，同时也反映了合同的风险敞口，是对合同下信用风险的量化。[13]

（三）保证金义务：来自风险敞口的影响

从技术层面来看，以终止净额结算方式确定风险敞口及担保义务有以下几个特点，它们在“海升-大摩案”中都有所体现：（1）在确定哪一方有义务交付担保品时，并不是仅仅比较当前或最近一期的支付义务，而是要把未来需要履行的全部支付义务合并在一起考虑。这就需要参考基础资产未来长期的价格变动趋势。它可能与基础资产的当前价格表现完全不同，由此产生合同的风险敞口与当前盈亏状况之间的背离这一独特现象。在“海升-大摩案”中，海升对大摩国际提出的保证金要求感到意外与震惊也正源于此。尽管海升在2008年下半年的每月实际结算时是盈利的一方，但市场预期未来美元汇率将显著上升，以此为基准计算未来合同下的全部支付义务，海升是潜在的损失方，因此需要向有风险敞口的大摩国际支付保证金。（2）在金融市场中，风险与时间存在密切联系。[14]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一项金融交易期限越长，风险往往越大。这也意味着，期限越长的衍生品合同，计算出的风险敞口以及相应的担保金义务会更大。类似海升与大摩国际之间长达5年的外汇掉期合同，由此产生的风险敞口以及保证金义务也就不是一个小数目了。（3）衍生品交易合同风险敞口的计算涉及对基础资产未来价格走势的判断，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如果相关基础资产并不存在远期市场报价，就只能依赖于金融机构的内部技术模型来确定未来的价格。这也意味着，在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进行的衍生品交易中，金融机构占据了优势地位，企业通常只能被动地接受金融机构计算出的保证金义务额。[15]

三、信用支持制度：运作逻辑与制度价值分析

场外衍生品交易中的信用支持制度以衍生品合同下的信用风险敞口为担保对象，用“盯市计值”方法来计量被担保的风险敞口的价值；担保义务随着基础资产的市场价格变化而变化的并非一个确定的金额，担保人和担保权人的身份也并非一成不变。虽然这一套担保机制的逻辑与传统债之担保制度存在根本性的差异甚至冲突，但其产生与发展有客观的经济基础，目的在于满足快速发展的金融市场特别是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对交易效率与安全的追求。

（一）衍生品合同的内在属性构成信用支持制度的基础

任何一种担保安排总是为交易服务的，信用支持制度的运作逻辑也源于衍生品合同的内在属性。衍生品交易的基本功能是风险管理，即市场主体基于对未来市场要素价格变动的预期而订立合同，锁定未来生产经营要素的成本或产品服务的价格，或者对冲相关市场要素的价格波动风险。因此，衍生品合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当前订约，未来履行”。双方当事人都有在未来的某个时点向对方交付特定商品或货币的权利与义务，而无法事先确定谁是债权人。例如，在利率互换交易中，一方支付固定利率，另一方支付浮动利率，双方互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在此情形下，传统担保法的为合同债权提供保障的理念在此很难适用，因为看上去每一方都具有债权人身份，都承担对方违约的信用风险。

针对衍生品合同的特点，市场实践发展出净额结算的理念，即合同下的双向支付义务相互冲抵，仅就净额部分进行支付。这一理念体现在担保安排上，就是以合同下的净支付（预期收益）作为被担保对象。市场通常预期，在合同下遭受损失的一方可能不愿意履行合同，从而令获利方的潜在收益无法实现，暴露在信用风险之下。为防范这种信用风险，就要求潜在的损失方向潜在的获利方提供与风险敞口金额相当的担保品。从理论上说，衍生品合同一旦订立，当事人之间不仅是合同对方关系，同时也被区分成获利方和损失方，这也使得风险敞口而非合同债权更适宜成为度量信用风险的尺度。

衍生品合同的风险敞口是随衍生品合同下基础资产的市场价格变化而变化的，作为履约保障的担保安排也应随时反映市场的变化以保障合同的履行并维持金融交易秩序的稳定。如果说传统债之担保制度的目的在于保障合同债权的实现，那么场外衍生品交易信用支持制度则是为了消除衍生品合同的风险敞口、保障获利方“合同收益”的实现而存在的。

（二）金融市场的效率与安全是信用支持制度的价值追求

相较于实体经济活动，金融市场由于以资金为处理对象，流量大、速度快、参与主体众多、影响面广，因此对市场效率与安全有着更高的要求。2009年下半年，场外衍生品交易的市场容量达到615万亿美元，远远超过其他类型的金融市场及实体经济的规模，[16]金融机构、对冲基金等活跃的市场主体持有大量的合同，主要通过背对背交易[17]在衍生品市场中形成了一个紧密交织、错综复杂的网络。任何一个主要市场参与人的违约或者破产都可能导致市场的连锁反应。为保障合同的正常履行，信用支持制度不仅将合同下的潜在获益作为担保对象，要求潜在损失方交付与获利方的风险敞口额相当的担保品，而且根据市场变化对风险敞口的影响，随时调整担保义务。此外，信用支持制度还赋予担保权人对担保品灵活的使用、处分权，以确保合同下的获利方可以随时兑现合同收益。这样不仅便于快速处理违约事宜，维护金融市场的效率与稳定，而且也能够最大限度地遏制对方违约。不仅如此，信用支持制度通过将衍生品合同下的潜在收益全部提前兑现，以担保品的方式存在，实现了担保与收益的一体化，从而极大地方便了合同的转让。如果衍生品合同逐期正常履行，随着每期收益的实现，剩余的风险敞口逐渐减小，担保品也将逐步减少或被返还。如果衍生品合同被提前终止，应获利的一方也通过持有等额的担保品而不会遭受任何损失。实践中，担保品往往是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如美国国债等流动性极佳的债券），这更令担保安排蜕变为合同收益的货币表现形式。

可以说，信用支持制度作为从国际金融实务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合同安排，不仅对单个衍生品合同的安全性而且对整个衍生品市场的效率与秩序都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附带了信用支持的衍生品合同具有更大的流动性，不仅方便当事人转让相关合同，更有助于场外衍生品交易的做市商——金融中介机构——进行背对背交易，从而更好地转移、分配、管理风险，实现衍生品交易作为风险管理工具的核心功能。目前，《isda主协议》以及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nafmii）的《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2009年版）（以下简称《nafmii主协议》）都属于金融行业组织拟订的标准合同范本，作为其附件的《信用支持附件》或《履约保障文件》的法律地位也是如此。随着金融全球化以及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的快速发展，《isda主协议》下的担保安排也逐渐开始获得法律上的认可。2002年欧盟议会及理事会通过的《金融担保品指令》以及2009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unidroit）外交会议通过的《中介化证券实体法公约》在担保权人的权利、担保物的类型、转移方式等方面都采纳了与信用支持制度类似的规则。这或许代表着一套新的金融担保规则正在形成。但是，这套与传统担保规则不同的担保规则的运作逻辑是否具有普适性呢？

四、企业用户与金融机构：信用支持制度的普适性争议

表面上看，“海升-大摩案”似乎是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中国企业因不了解国际惯例而陷入被动境地。[18]然而，这并非故事的全部。海升在担保问题上违约并非仅仅是不了解信用支持制度，而是即便知晓也不可能遵守，因为“……支付该保证金将对本集团构成不利影响”。[19]换言之，若海升事先被大摩方面告知他们之间的场外衍生品交易有此担保安排，恐怕一开始就不会订立外汇掉期合同了。这里就暴露出一个问题：担保本是保障主合同债权实现的辅助手段，但如果它反而变成了缔结主交易合同的障碍，那么就令人对这种担保安排的正当性、合理性产生怀疑了。现实中，这也正是信用支持制度遭遇的挑战——质疑的声音主要来自以套期保值为目的而参与场外衍生品交易的生产经营企业（以下简称企业用户）。在当下美国、欧盟正在进行的场外衍生品交易监管改革的进程中，一方面是立法者为减少场外衍生品交易的对方风险，强制要求普遍性地适用信用支持制度；[20]另一方面则是作为场外衍生产品最终用户的非金融企业强烈抵制信用支持制度的普遍适用，主张这种担保安排仅应适用于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以及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场外衍生品交易的活跃主体。[21]从这个角度看，“海升-大摩案”也折射出企业用户与金融机构等市场活跃主体之间在金融担保规则上的尖锐对立。

企业用户群体抵制包括信用支持制度在内的金融担保规则的原因在于，金融担保规则是一种“贫富悬殊”、明显偏向强势市场主体的制度安排：合同下的获利方通过占有、使用担保品而提前收获了全部盈利；相反，合同下的损失方则不得不承受沉重的现金流负担。企业用户签订的套期保值合同期限都比较长，这种现金流压力就更大，严重时甚至可能威胁到亏损方的持续经营能力。而为这种担保安排辩护的理由通常是：参与衍生品交易的双方当事人对未来的市场变动各自有不同的预期，双方都有可能成为获利方，因此不能说这种担保安排天然就不合理。但是，在交易双方为金融机构与最终用户是从事生产经营、仅为套期保值目的而间或参与场外衍生品交易的非金融企业用户的情形下，金融担保规则所预设的主体平等前提实质上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

第一，金融机构与企业用户在衍生品交易中处于信息、技术不对等的地位，这意味着担保义务额的确定即风险敞口的计算完全掌控在掌握着复杂金融市场技术模型的大型金融机构手中，企业用户完全没有能力对自己可能承受的担保义务加以控制，甚至无法形成可靠的预期。如果金融机构在此过程中欺诈、误导企业用户或隐瞒关键信息，都可能给企业用户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笔者在调研中还发现，实践中一些外资金融机构还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地位，恶意占用对方的担保品及其资金：当市场价格变化显示风险敞口在自己一方时，则要求对方提供或追加担保品；而当市场反向变化，风险敞口转移到对方时，却不告知对方，不返还对方提交的担保品，更不提交自己应交付的担保品。许多场外衍生品交易都是量身定做的产品，缺乏市场报价，因此处于信息、技术弱势地位的一方特别是企业用户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权益遭到侵害，就更不用说要求赔偿了。

第二，金融机构通常具有较强的流动性，拥有大量的现金、国债等资产，足以应付频繁变动的、金额巨大的保证金及追加保证金义务。但是，企业用户则不然，它们通常不持有或者仅持有极少的证券类资产，所持有的现金也是完全服务于企业的正常经营流转目的。一旦遭遇市场急剧变动，需要支付高额的保证金，企业的流动资金就会迅速减少，影响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海升的情形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由于外汇掉期合同为期5年，总交易金额达4.8亿美元，大摩国际要求海升支付的保证金义务达到1.4亿元人民币之巨，扣除了大摩国际提供的1 000万美元信用额度后依然高达7 000万元人民币。以海升的财务状况特别是现金流水平，根本不可能满足大摩国际的要求。[22]海升的境遇并非个案。美国商业圆桌会议2010年4月的调研报告显示，按照目前的衍生品交易规模，仅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的非金融机构最终用户每户平均需要拨出2.69亿美元来作为参与场外衍生品交易的初始保证金，合计331亿美元。这将导致企业不愿进行套期保值甚至削减相关营业活动和雇员，或者将套期保值业务移到海外进行。不论产生哪种后果，都将对美国实体经济的振兴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23]

笔者认为，为套期保值目的而参与场外衍生品交易的非金融企业用户，其行为模式与其他主体（金融中介以及为投机获利目的而参与交易者）有本质区别，通常不会给交易对方带来显著的信用风险。因此，信用支持制度的内在价值——保障合同安全、增加衍生品交易市场流动性等——在涉及企业用户的交易中缺乏明显的体现，而其操作方式——提前兑现合同收益并以保证金方式缴付——却给企业用户施加了无法承受的负担。具体来说，套期保值表明企业用户参与场外衍生品交易的目的是为了对冲现货交易部分的风险，两者是反向变动的。[24]即使衍生品交易下出现潜在损失，企业用户也可以用现货交易的额外收益来抵消；或者直接用现货来履行衍生品合同，从而避免衍生品交易潜在损失货币化。换言之，为套期保值目的的企业用户通常不存在衍生品交易下违约的动机。以海升为例，其进行套期保值交易的初衷就是为了锁定出口外汇收入的人民币金额，并非谋求从汇率变动中获利。因此，不论衍生品合同的价格与市价相比如何变化，它都是企业能够接受、也愿意接受的价格，否则也不会订立衍生品合同了。[25]此外，企业用户为套期保值目的而订立衍生品合同后，通常也不会转让、更不会频繁转让合同。在此情形下，作为其对方的金融机构还要求将合同下未来收益全部提前兑现就显得过分了，这只会逼得企业退出衍生品交易。相反，如果金融机构的对方是对冲基金等投机者，信用支持制度就很有必要。因为投机者在衍生品交易下出现潜在损失时，由于缺乏对冲损失的现货头寸，违约的概率会大大增加。因此，通过提前占有潜在损失方的担保品，金融中介机构可以抑制对冲基金等投机者的违约冲动。同时，对冲基金等准金融实体拥有的流动性资产比例远远高于企业，承受追加保证金的能力也比较强，强制对其适用信用支持制度也不会带来太大的负面影响。

由此来看，信用支持制度内在的理念以及制度设计无可厚非，但适用范围却需要进一步斟酌。毕竟，信用支持制度的产生不过十几年的时间，而且之前主要适用于金融机构之间的场外衍生品交易，仅最近几年才出现非金融企业在签署《isda主协议》的同时也签署《信用支持附件》的情形。因此，信用支持制度的局限性特别是其对非金融企业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才刚刚开始显现。从这个角度看，“海升-大摩案”本可以提供一个国际化的平台来充分讨论信用支持制度甚至金融担保规则的普适性问题，但双方最终庭外和解使得中、英两国的法官都丧失了一个绝佳的发言机会。好在国际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的规则仍处于演变当中，各国的监管框架正在建立之中，我们依然可以期待未来场外衍生品交易之担保机制得以修正、改进，从而兼顾到不同市场主体的利益。

五、余论：“海升-大摩案”的启示

“海升—大摩案”是2008年金融海啸中遭遇衍生品损失的中国企业与国际金融巨头最直接的一场法律较量。这场较量的庭外和解并不会消解其本身的重要意义，而至少给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国际层面场外衍生品交易的运作方式、观察并可能有机会参与到一套新的金融担保法律规则形成过程的窗口。从单个的合同安排到市场惯例并进一步上升为普遍适用的具有强制性的法律规则，场外衍生品交易的担保机制并未完成其演进的历程。从这个意义上看，不论是对实务界还是对理论界，“海升-大摩案”都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启示。

第一，“海升-大摩案”提醒中国企业关注常规场外衍生品交易中的担保风险。这里不存在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结构性衍生品，而存在与最普通的衍生品交易相伴随的法律问题。至少在目前，鉴于《isda主协议》以及《信用支持附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所处的主导地位，它恐怕是希望运用衍生工具管理经营风险的企业无法回避的。担保风险带来的是现金流压力而并非直接的、现实的损失，除非因保证金不足而被终止合同、强制结算。由于迄今为止国内与国际金融实务的差异，绝大多数中国企业甚至一些金融机构都并不了解衍生品交易中独特的担保安排，更没有意识到这种法律风险已经随着我国2009年推出的《nafmii主协议》文件体系进入到了国内银行间市场。“海升-大摩案”无疑向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敲响了警钟。亡羊补牢，犹未晚也。

第二，对于中国金融机构而言，“海升—大摩案”展示了定价能力在场外衍生品交易中的极端重要性。确定衍生品交易担保义务的金额需要计算合同的风险敞口，这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我国金融机构由于缺乏市场经验和技术手段，估值能力很弱，因此在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中往往受制于大的跨国金融机构。类似于海升这样的企业用户就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因此，尽快提升估值能力、强化专业技能也是中国金融机构参与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前必须补上的一课。

第三，“海升—大摩案”也给理论界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即包括场外衍生品交易担保机制在内的金融担保规则的普适性问题。虽然信用支持制度设计的初衷可能是为了保障整个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的安全性与流动性，但这套制度可能更适合于金融机构之间以及金融机构与为投机套利目的而参与场外衍生品交易的主体之间的交易关系，而非基于套期保值目的参与交易的企业用户。法律规则通常追求普遍适用、平等适用，但若市场参与者之间已然不平等，机械地普遍适用某一规则可能导致更大的不公平。因此，如何合理地确定各种金融担保规则的适用条件与适用范围，是一个亟待理论界包括中国的法学界在内深入研究的课题。

注释:

[1]see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v.china haisheng juice holdings co.，ltd.，[2009] ewhc 2409 （comm），queen's bench division，commercial court，mr justice teare，5 october 2009.

[2]新合同为5年期，前2年的汇率为1美元兑6.85元人民币，中间2年为1美元兑6.78元人民币，最后1年为1美元兑6.77元人民币。

[3]外汇掉期是交易双方约定以货币a交换一定数量的货币b，并以约定价格在未来的约定日期用货币a反向交换同样数量的货币b。参见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http：//moc.gov.cn/zizhan/siju/caiwusi/guanlipindao/gongzuodongtai/200709/t20070921_404693.html，2010-12-08。

[4]根据《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定义文件》第4.3.1条的规定，人民币外汇远期交易指交易双方以约定的外汇币种、金额、汇率，在约定的未来某一日期交割的外汇对人民币的交易。

[5]关于货币兑换，参见[英]沃伦•爱德华兹：《核心金融衍生工具》，夏潆炎、葛晓鹏译，刘锡良审校，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页。

[6]根据《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定义文件》第4.3.4条的规定，外汇远期交易下的差额结算是指在结算日根据约定的远期汇率与定价日即期汇率或交易双方约定的其他价格轧差交割本金的结算方式。

[7]2008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6.4%。但是，2008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实行管制，汇率水平重新回到对美元波动相对狭小的局面，维持在1：6.82-1：6.85之间。参见胡敬艳：《汇改重启》，《财经》2010年第7期。

[8]大摩国际为海升提供了1 000万美元的信用额度，即海升支付保证金的义务为大摩国际计算出的该合同的市值减去大摩国际给予海升的信用额度。换言之，当海升的保证金义务低于1 000万美元时，其不需要实际支付保证金。see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v.china haisheng juice holdings co.，ltd.，[2009] ewhc 2409 （comm），queen's bench division，commercial court，mr justiceteare，5 october 2009.

[9][19]参见蒋云翔：《金融衍生品再起波澜海升果汁起诉大摩》，《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11月2日。

[10]考虑到各国法律下担保规则的差异，《isda主协议》的《信用支持附件》所针对的信用支持制度也分为四种，分别基于美国纽约州法、英国法以及日本法而制订。其中，美国纽约州法下的信用支持制度是质押制度，而在英国法下信用支持制度又分为契据制和所有权转让制两种。国际金融市场中经常适用是英国法下的所有权转让制和美国纽约州法下的质押制度，两者分别对应于中国银行交易协会的《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下的《转让式履约保障文件》与《质押式履约保障文件》。不同的信用支持制度的主要差异在于担保品移转的程序和处分方式，而对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计量、风险敞口的意义等问题则是完全一致的。本文所讨论的“海升-大摩案”涉及的恰好是后一方面，因此不再区分英国、美国纽约州或日本版的信用支持制度，而是统称为isda信用支持制度。

[11]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履约保障文件中也有相同的规定，参见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质押式履约保障文件》第13条（定义条款）对“风险敞口”的定义。

[12]参见《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第9条第2款和第3款。

[13]盯市计值既是一种会计方法，也是一种很好的可对信用风险进行评估的方式。参见宁海：《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235页。

[14]在金融学上，“风险”被界定为“不确定性”：“风险是关于一项投资未来回报的不确定性的度量，它相对于某种基准并有时间长度”。[美]斯蒂芬•g.切凯蒂：《货币、银行与金融市场》，郑振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1页。

[15]事实上，即使在金融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中，往往也有更专业的金融机构主导这种计算的问题。例如，在美国国会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对几乎导致美国国际保险集团（aig）破产的aig与高盛（goldman sachs）间的信用违约互换（cds）交易的调查听证过程中，aig就公开指责高盛的定价机制不合理，指出正是由于高盛在2007-2008年不断提出的追加保证品的要求导致了aig的财务困境，尽管高盛公布了长达9页的定价依据。see gretchen morgenson & louise story，documents show goldman pressure on a.i.g.，the new york times，june 30，2010； serena ng & thomas catan，we were“prudent”，aig man at center of crisis，the wall street journal，july 1，2010；serena ng & carrick mollenkamp，goldman detail its valuation with aig，the wall street journal，aug. 1，2010.

[16]see bis，otc derivatives market activity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09，http：//bis.org/publ/otc_hy1005.pdf？ noframes=1，2009-11-22.

[17]背对背交易是指金融中介机构通过进行两笔标的相同、方向相反的交易，把从前一个交易的对方承接的风险与收益转移给后一个交易的对方。

[18]据笔者的调研，我国银行与国内企业进行的外汇衍生业务采用的是传统的债主担保。银行向企业收取一个固定比例的保证金，它并不随着合同风险敞口变化而调整方向或者金额。即使合同下企业有浮动盈利，银行不会退还企业已交付的保证金。因此，企业方面也没有感受到外汇衍生品交易下的追加保证金的压力。《nafmii主协议》（2009年版）后，监管部门虽然规定金融机构必须签署《nafmii主协议》才能进入银行间市场从事衍生品交易，但并没有强制金融机构签署两份履约保障文件。因此，交付变动金额的担保品尚未成为国内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的惯例。

[20]see h.r. 4173，one hundred eleventh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at the second session，http：//sec.gov/about/laws/wallstreetreform-cpa.pdf，2010-11-15.

[21][23]see katy burne，minimum thresholds for swaps urged，the wall street journal，sept. 29，2010.

[22]海升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披露的2008年半年报显示，海升在2008年6月30日的现金及银行存款合计人民币1.3亿元。参见《中国海升果汁控股有限公司2008年中期报告》，http：//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080828/ltn20080828534_c.pdf ，2010-12-22。大摩所要求的7 000余万元人民币保证金占海升现金的一半以上，这势必严重影响海升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