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复苏的世界经济总结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脆弱复苏的世界经济总结，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全球经济、贸易与投资的增长势头将得到巩固

在经历了2009年和2010年初的严重衰退后，在空前规模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下，2010年世界经济实现了超预期复苏，国际经济组织不断调高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值。总体上看，2010年全球经济呈现普遍复苏局面，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或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基本上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正增长。截止2010年第三季度，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已连续五个季度环比正增长。而新兴经济体问的经贸合作加强，对发达经济体依赖程度下降，经济增长势头好于发达经济体。但也要看到，2010年全球经济虽未脱离复苏轨道，但复苏步伐并不稳定，全年呈现前高后低增长态势；同时复苏步伐也不平衡，新兴经济体的增速仍然远高于发达经济体。

随着经济复苏，各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开始发生变化。由于全球经济政策的退出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迄今各方对2011年全球经济的信心不足。国际经济组织普遍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增速不会高于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0年10月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将增长4.2％，低于2010年的4.8％。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0年11月的经济展望报告确认，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率有望达到4.6％，但2011年将放缓至4.3％，2012年反弹至4.5％。联合国2010年12月的报告分析，全球经济增长在2010年中明显减速，2011年的增长很可能更加缓慢，经济增长率将从2010年的3，6％下滑到2011年的3.1％，2012年将为3.5％。初步分析判断，缓慢复苏将是201 1年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美欧日发达经济体的表现不会止步不前，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将继续推动全球经济复苏，这将有助于进一步巩固世界经济增长的势头。

从贸易领域看，2010年世界贸易呈现全面、恢复性较快增长态势，复苏步伐比预期要快，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都实现了较高的进出口增长率。与世界经济类似，2010年全球贸易复苏不稳定、不平衡。上半年，在发达国家补库存效应明显、新兴经济体内需增长强劲的背景下，世界货物贸易额强劲增长，回升速度高于预期。下半年，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势头放缓，进口需求减弱，企业补库存需求逐步减弱，世界贸易增长没有上半年那么强劲，贸易增速也放缓。2010年第三季度，全球贸易流动的恢复步伐大幅放缓，占全球贸易总额90％的70个经济体的贸易额同比增长18％，比第二季度的26％有明显下降。2010年9月世界贸易组织(WTO)预测，2010年世界货物贸易量增幅将达到13.5％，将是自1950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历史最高年度增幅。其中，发达国家将增长11.5％(2009年下跌15.3％)；包括发展中国家和独联体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将增长16.5％(2009年下降7.8％)。需要看到的是，世界贸易如此高的年增长率部分原因在于金融危机期间世界贸易急剧、大幅萎缩从而造成基数相对较低。

2010年全球贸易活动渐趋活跃，使全球经济复苏重获动力，贸易成为经济复苏的关键动力。总体看，此轮世界贸易复苏呈现V型波动走势。随着全球贸易的恢复，世界贸易额比2009年2月的低点增长了近20％，但全球贸易总水平仍低于危机前高峰。截止2010年7月，世界贸易大体上恢复到2008年7月水平，非常接近危机前2008年4月时的峰值水平，其中，新兴经济体的进口和出口均已超过危机前高点，但发达国家的进口和出口仍低于危机前的高点。如果世界经济不发生大的动荡，2011年世界贸易将延续目前的上升轨道而持续增长，但贸易增长率将放慢，因为各国的贸易增长将逐渐回归到危机前的正常增长趋势。IMF预测，2011年世界贸易量(货物和服务)将增长7％，而2010年的增长率将为11.4％。OECD预测，2011年世界贸易量(货物和服务)将增长8.3％，低于2010年的12.3％。

从投资领域看，全球跨国对外直接投资(FDI)规模在经历了2009年的大幅缩减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回暖正不断恢复，但总体看2010年全球FDI流动呈现停滞状态。监测数据显示，全球FDI流动在经历四个季度的缓慢回升后，在2010年第二季度再次下滑，其中这种下降在一些发达国家表现显著，而流入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FDI小幅下降。这表明当各国政府逐步退出经济刺激计划以及一些国家在财政赤字及债务增加情况下减少公共支出时，来自私营部门的FDI还未做好增加投资的准备。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UNCTAD)2010年10月的《全球投资流动和投资政策趋势》称，2010年全球FDI流动可能出现低迷局面，这意味着即使全球FDI流动在年底前仍可能实现低速增长，2010年全年FDI流动仍将比危机前的平均水平低25％，比2007年历史最高水平低40％。总体上看，2010年全球FDI流动与2009年相比可能会略有增长，中长期前景仍然看好。UNCTAD分析，国际金融市场不稳定，全球经济复苏势头依然脆弱，加上汇率大幅波动以及保护主义的威胁等不利影响，新一轮国际投资的出现尚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全球FDI的全面复苏要求各国做出新的努力，进一步改善国际金融市场状况并促进经济增长。

二、全球经济增长仍不平衡，呈现“南高北低”态势

当前，世界经济总体格局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一方面，受房地产泡沫破裂和债务危机的严重打击，多数发达国家经济恢复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者信心不足，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居高不下，完全消化危机冲击尚需时日。另一方面，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相对强劲，经济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新兴和发展中国家间接地受到全球经济放缓的外溢效应影响，也无法完全摆脱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增速出现小幅放缓。

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复苏步伐明显不同，主要是由这两大经济体系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的不同造成的。展望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依然不平衡，将继续呈现“南高北低”态势。

IMF预测，2011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将为2.1％，低于2010年的2.7％；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将为6.4％，低于2010年的7.1％。在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危机中，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总量相比历史水平出现大幅萎缩，预计将需要较长时间修复损失。

2011年美欧日经济低速复苏局面难有大的改变，其经济增长放缓将继续拖累全球经济复苏。在过去两年中，发达国家采取的超常规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遏制了金融危机的恶化势头，刺激了经济复苏，但迄今其国内金融系统仍然脆弱，信贷供给与需求缺乏活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疲软，财政赤字和债务大幅度上升，这种状况既给金融市场增加了新的不稳定因素，也对财政政策的实施带来巨大的政治和经济约束。2011年许多发达国家将不得不采取财政紧缩措施，这将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美国经济复苏正在继续，政府开支、出口、私营部门库存投资对经济的贡献度增大，占美国经济总量2／3的消费支出温和增长。但失业率高企图、收入增幅较小、房屋贬值及信贷紧缩等，抑制了消费支出增长。危机后，美国失业率持续维持高位，目前再攀新高，达到9.8％。美联储预测，2010年美国失业率为9.5－9.7％，2011年预计为8.9－9.1％，美国失业率回归到5％至6％的正常水平还需要四到五年时间。经济复苏力度不足以降低失业率，表明美国经济复苏基础尚不牢固。展望2011年，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经济和通货膨胀率小幅上扬，奥巴马政府延长减税方案也将有助于提振经济增长，但持续低迷的房地产市场以及家庭负债的削减将给美国经济复苏带来下行风险。预计2011年美国经济增长与2010年相比变化不大，增长率在2.5％左右。

受不断蔓延的债务危机和成员国紧缩财政影响，2010年欧元区经济只能实现1.5％左右的增长，在美欧日三大经济体中增幅最低。经济复苏中，欧元区成员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日益扩大，作为欧元区经济势力最为雄厚的德国和法国，经济复苏态势良好，而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经济复苏艰难。由于欧元区只有统一的货币政策而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导致欧元区成员国的财政政策缺乏有效协调和监管，债务危机不断发生，且无法及时和有效地应对，打击了投资者对欧洲经济的信心。目前，欧元区国家财政状况良莠不齐，一些国家大幅削减开支并提高税率以控制预算赤字，欧元区经济在2010年第三季度大幅放缓。鉴于债务危机不断、金融市场动荡以及欧元疲弱，人们对欧洲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存有疑虑。预计2011年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在1％左右，比2010年更低。同时，欧洲国家很可能会继续呈现两种不同的经济增速，核心国家(如德国)将保持较强劲的表现，而许多非核心国家仍将处于衰退中。

日本金融体系受国际金融危机直接打击较小，但实体经济受欧美经济衰退的冲击巨大，危机中日本经济衰退程度更甚于欧美。2010年，受益于亚洲新兴市场内需扩张的拉动，日本出口恢复显著，从而拉动整体经济复苏，全年有望实现超过3％的增长。但日本经济复苏异常脆弱。日本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一是受日元汇率不断升值和海外市场需求减弱影响，其出口增长将受到抑制；二是伴随一些刺激措施到期和刺激效应减弱，个人消费和企业产出将转疲软；三是通货紧缩现象严峻，劳务及商品价格下跌不止，尽管政府大规模动用财政手段，银行放松货币刺激国内需求，但关乎企业生存的竞相降价愈演愈烈。2010年10月下旬，日本内阁出台了高达5兆日元的紧急综合经济对策，以应对日元升值和通缩困局。但人们对日本2011年经济增长幅度普遍不乐观，预计只能增长1.0－1.5％。

2011年新兴经济体将持续引领全球经济增长。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加速了全球经济增长重心从欧美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进程，国际经济力量“东升西降”进一步强化。在经济增长方面，亚洲、拉美等地区新兴经济体要比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表现更加出色，经济恢复强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回升的重要力量。相较于发达国家的复苏乏力，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将在2011年持续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但增长势头会有所减弱。减缓的原因既来自国内宏观政策的逐步收紧和各种经济刺激措施的逐渐退出，也受到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的影响。IMF预计，2011年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平均经济增长率将保持在6.4％，低于2010年的7.1％，但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远高于发达国家。

在中国和印度的带领下，2010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强劲，增速将高达9.4％，是世界经济4.8％增长率的近两倍，是发达经济体2.7％增长率的3.5倍。由于多年来经济增长速度上的差异，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经济实力对比出现变化。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一举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复苏中，新兴和发展中国家间的经贸合作不断加强，南南贸易发展为全球经济贸易回升做出重要贡献，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市场对原材料的强劲需求，带动了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上涨，推动了拉美和非洲地区的出口，也带动了它们的经济增长。但也要看到，新兴经济体经济虽然保持较快增长，但通胀压力增大，资产泡沫风险上升，本币升值较快，经济下行风险也在积累。IMF预计，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为8.9％，印度将为8.2％，略低于各自在2010年的水平，因为这两个国家也无法完全摆脱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所带来的影响。

三、密切关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不确定因素

2011年全球经济有望继续增长，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实现全面复苏仍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当前，世界经济中面临一些重大风险和挑战，如金融市场脆弱、欧洲债务危机不散、外汇市场局势紧张、保护主义仍具威胁等。与金融危机爆发时相比，各主要经济体的合作在弱化，这将影响应对经济风险的有效性，特别是货币政策不协调可能成为金融市场动荡和不确定的根源。同时，世界经济中的许多结构性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各种矛盾和摩擦可能进一步上升。2011年世界经济发展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是：

第一，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与影响有待及时评估。

2010年11月初，美联储宣布了新一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表示将在2100年年中前购买总额6000亿美元的长期债券，并对资产负债表中的债券资产到期回笼资金进行再投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曾解释，启动第二轮量化宽松的目的，是要压低美国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汇价，减低市场借贷成本和增加美国出口竞争

力，以刺激经济和就业，促进美国经济更强劲复苏。美国启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本质上是在接近零利率水平下向经济体直接注入大量美元。这将直接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增强对美元贬值的预期，加剧一些国家的竞争性货币贬值，也造成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通胀压力加大。另外，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了未来财政不平衡的风险和对长期通胀的预期，这也将会破坏经济的稳定性。美联储大量释放流动性的行为最终将产生怎样的实际效果，需要对这一政策执行的速度和总规模进行定期评估。

第二，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亚洲国家面临的通胀压力空前加大。

从全球范围看，随着经济前景好转，全球通胀率已从经济衰退时的低谷回升反弹，但美欧日的通胀率仍处于或低于预期水平，而新兴经济体的平均通胀率提升到6％或以上。危机中各国实施的低利率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持续充裕，其中很大一部分流向新兴市场，加上国际市场商品价格持续在高位运行，特别是国际粮价和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造成新兴市场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大。为此，拉美和亚太地区一些新兴经济体已从2009年下半年纷纷加息抑制通胀。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无疑进一步加大新兴经济体经济决策的复杂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也使新兴经济体的通胀压力上升。从目前态势看，如果新兴市场不采取更有力的货币紧缩措施，这些地区(特别是亚洲)可能会面临更严重的通胀问题。对新兴经济体来说这是一个两难局面：一方面，全球流动性泛滥使通胀压力大增，居民生活负担加重，资产泡沫风险上升；另一方面，加息可能抑制经济增长，进一步加大本国资产的吸引力，增加本币升值压力，并影响到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出口。如何有效避免这种风险，新兴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需要保持高度警惕。

第三，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将维持在高位震荡。

2010年国际商品市场继续高位运行。IMF编制的初级商品价格指数显示，截止2010年11月底，国际市场商品价格综合指数同比上涨16.3％，比年初上涨13.2％，其中非能源类商品价格指数上涨25.7％和20.6％，是价格上涨的主要推动因素；能源类商品同比上涨11.1％，比年初上涨8.8％。在非能源商品中，食品饮料价格指数分别比上年同期和年初上涨22.4％和18.0％，工业原材料分别上涨32.8％和23.5％。这主要是由于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迅速、需求旺盛，带动国际商品市场需求回暖，而自然灾害影响农业生产、流动性过剩和美元贬值导致资本投机炒作等也是影响国际商品价格变化的重要因素。

2011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将继续保持高位上涨态势，期间不排除大幅波动的可能。2011年决定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的基本力量包括，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及新兴经济体工业化进程支撑，将对大宗商品构成强大需求，使得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美元汇率走弱也是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直接因素；发达国家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将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起到进一步的鼓动作用。在今天的国际商品市场上，资金在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间的流动速度和规模被进一步放大，不仅可能推高商品价格水平，还会加大价格的波动幅度。

第四，警惕限制贸易和投资政策正在逐步积累的危险上升。

随着世界经济形势逐渐转好，总体上看，各国新采取的限制或保护措施比危机爆发时有所减少。国际经济组织的监测报告显示，2010年全球贸易与投资的新限制措施数量仅在缓慢增加，其中新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以及保障措施调查呈下降趋势。但要警惕的是，各国在危机期间实施的紧急刺激措施并未随着危机消退而撤走，各国取消危机以来陆续采取的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的进展相当缓慢。由于很少有限制措施实际上被取消，尽管新措施的实施数量总体而言下降，但累计起来的仍在实施中的限制贸易和投资措施的总数量在增加。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组织启动了对贸易和投资政策定期监测的机制，对遏制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起到重要的预警和监督作用。但是，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维持的时间越长，从中受益的群体对其依赖性就越强，措施的最终取消也就变得越难。贸易和投资保护措施总体上稳定增长以及现有限制措施的取消速度缓慢，表明在后危机时代保护主义措施存在明显的制度化风险。各种限制措施和保护措施的逐渐累积，也将加剧国际经贸摩擦，阻碍全球经济的持续复苏。这需要对保护主义保持长期和持续的警惕，在加强对贸易和投资保护措施监控的同时，也要注意督促尽早取消已经采取的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

四、中国外经贸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2011年是我国经济进入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从目前看，在保持宏观调控政策力度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我国经济将进入平稳、温和的趋势性增长，但通货膨胀的预期仍然存在。我国宏观经济平稳增长将为我国外经贸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和保障。

从国际环境看，2011年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对我国外经贸发展既面临许多挑战，也存在新的发展机遇。从有利条件看，首先，2011年世界经济仍可维持温和复苏态势，全球贸易和跨国投资将在不同程度上继续恢复，国际市场需求的增长空间尚在，这需要我们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特点，努力培育我国发展的新优势。其次，世界经济缓慢增长和调整，将推动跨国投资复苏和新一轮产业转移，有利于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的继续扩大，为我国拓展国际经济合作空间带来机遇。第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动力正在增强，相互间贸易与投资合作加深，有望保持较快增长势头，这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

从不利条件看，世界经济复苏尚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从目前情况看，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投资需求依然疲弱，而它们是国际市场最大的需求方；新兴经济体虽然保持较快增长，但通胀压力在增大，经济下行风险在积累。全球工业制成品市场由于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一些发达国家正在重振出口，各国争夺国际市场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此外，发达国家失业率高企、全球经济失衡以及美元汇率波动等，都会为一些国家实施保护主义提供口实。

后危机时期，面对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如何在拓展国际经济合作空间的同时推动外经贸发展方式转变，对我国外经贸发展将是极具挑战性的。展望2011年，我国要努力保持稳定、透明、可预见的外经贸环境，主动适应国际经济形势新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新要求，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实现国内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平稳较快发展。要在加快外经贸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中，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着力培育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

(一)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

稳定拓展外需，在巩固传统优势、保持外贸平稳发展同时，积极推进结构调整，加快培育新优势，提升外贸发展质量。要不断增创外贸竞争新优势，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等为核心的国际竞争新优势。在推动出口贸易稳定增长的同时更加重视进口贸易，发挥进口对宏观经济平衡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要支持扩大进口，优化进口结构，扩大进口规模，完善进口促进政策，进一步简化进口管理措施，促进贸易平衡。适应国内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需要，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推动企业技术改造。

(二)加快服务贸易发展

服务贸易已经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的焦点和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途径。要把发展服务贸易作为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加快完善服务贸易促进体系，推动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同步发展。稳定和拓展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出口，大力支持技术、文化、中医药和软件等重点领域以及信息服务、商贸流通和金融等新兴服务出口。适当扩大服务进口，带动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提升。完善国内和跨境服务贸易统计体系，加强服务贸易监测分析。

(三)坚持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

提高利用外资水平，优化外资产业结构。进一步引进有助于调整经济结构、实现产业和行业跨越式发展的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及节能环保等领域，积极稳妥扩大生产业和医疗、教育、旅游等领域的对外开放。要将外资准入管理与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有机结合起来，依法保护国内产业安全。要更加深入地实施“走出去”战略，探索新的投资合作方式，进一步增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进一步拓展我国外部发展空间。同时，要规范企业境外经营秩序，注意防范和化解境外投资风险。

(四)深化多双边经贸合作

不断提升多双边合作水平，妥善处理矛盾与摩擦，促进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把握新兴市场国家步入上升期的特点，通过贸易、投资和对外援助等多种方式，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顺应全球自贸区发展趋势，扎实推进自贸区建设。充分利用多边贸易体制这个平台，密切我国与WTO各成员的合作，在复杂利益格局中把握和处理与各成员间的经贸关系。2011年是我国加入WTO十周年，要在总结成绩与不足的基础上，统筹谋划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积极参与多边和区域机制的协调与对话，推动多边贸易谈判取得进展，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篇2

【关键词】多哈回合；区域贸易协定；多边贸易体制

一、多哈历程回顾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经济动荡使得人人自危。各国更紧密团结与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发展议程也就此应运而生。多哈回合高举“发展”的大旗，使得不少发展中国家在经历几轮失败的谈判后重燃对多边贸易谈判的希望。多哈回合涵盖了农业、非农产品市场市场准入、贸易便利化、环境等20个议题。从这些议题可以看出发达国家更深入进军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勃勃野心，也为多哈回合谈判举步维艰埋下了伏笔。

世贸组织的第九次部长级会议将于12月3日至6日在印尼的巴厘岛举行。若此次部长级会议未能重启的多哈谈判，打破全球贸易谈判停滞不前的尴尬局面，那么多哈回合可能陷入无限期延期的危险。

二、多哈回合停滞原因

（一）根本原因

面对多哈谈判的毫无起色，成员呼吁搁置争议，达成早期收获。然而，各成员国对当初的“发展”一词本来就莫衷一是。发展中成员认为多哈回合的本质是发达成员给予更多的优惠，而发达国家则希望发展中成员加速其贸易自由化进程。这也就反映出多哈回合为何走走停停的根本原因：各国经济发展状况及利益不平衡。

在全球金融危机余波的影响下，各国经济处于缓慢复苏过程中，世界经济依旧脆弱，形势不容乐观。根据2013年1月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的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为2.3% ，比2011年下降了0.4%。美国2012年经济增长率为2.2%，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为1.9%，欧盟为金融危机重灾区，增速为-0.4%。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为十年来最低，为5.1%。 面对萎靡不振的世界经济，尽快启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成为大多数世贸组织成员的共同愿望。然而，对于一国政府而言，参与多边贸易谈判的基本立场是维护本国的利益，主张本国之诉求。多哈谈判受阻，体现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利益、不同背景成员之间，在面对农业问题等触及国家底线的议题时的互不妥协与矛盾。发达成员力图控制和操纵多边贸易体系，并迫使发展中成员接受不利的条件。而发展中成员则希望通过谈判使自身经贸发展获得更有利的条件，但对开放市场带给本国经济的冲击十分担忧。所以，多哈回合的谈判议题实际上隐含着世贸组织成员之间尖锐的利益冲突，这也是多哈回合谈判困难重重，踯躅前行，以至中止的根本原因。

（二）外部因素―区域贸易一体化

与多边谈判的停滞不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进行的如火如荼。根据我国商务部的统计显示，截至2013年1月，共有546个区域贸易协议向世界贸易组织报备，其中354个已经实施。 几乎所有的世贸组织成员国都加入到自由贸易协议的签订行列。

各成员国将谈判精力转向了区域贸易协定，这是因为随着多边贸易体制成员在数量上越来越多 ，全球范围内利益逐渐多元化，再也不是少数发达国家可以轻松拍板的。与此同时 ，随着多边贸易谈判的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 ，政治敏感性越来越强 ，从而妥协的余地越来越小。而区域贸易协定建立在小圈子内，各方有共同立场，共同利益更多，因而也就更容易达成一致意见。

不少学者认为，区域贸易协定是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阶段式历程，最终会回到多边贸易谈判的轨道上来，实现全球自由贸易。此外，世贸组织对区域贸易协的监督也在加强，可以防止区域集团出现的不利影响。因此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利大于弊。

区域贸易协定对多哈谈判的负面影响，如前世界银行行长所言，区域贸易集团的内聚力会出现排他性。比如，欧洲关税同盟下，成员在关税统一过程中，决策结构会更多地地偏向保护或者干预。如果欧盟内部大国能够使欧盟委员会在某一具体领域内提出保护主义的政策建议，所有的欧盟成员都将有一种愿望想使他们的一些产品也得到保护，这势必加重了贸易保护的普遍压力，对世贸组织的作用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其次，区域贸易协定亦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分而治之”策略。 区域贸易协定的出现，一些发展中国家被发达国家纳入其中，其利益更加受发达国家所牵制，进而在多边贸易谈判中顾虑更多，发达国家也就分解掉了边贸易谈判中与之相抗衡者，实现了“分而治之”。

面对多边主义和双边主义的双重挑战 ，中国不能只是韬光养晦 ，而是要坚持 “两条腿” 走路的方针 ，主动参与和利用这种双向推进模式 ，不断作出策略上的调整。我国应该通过高质量和建设性的参与 ，提升自己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成员中的 “亲贫” 地位 ，不断增强与发达国家成员合作与斗争的能力与水平。事实上，我国在这方面付出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12月4日，高虎城在世贸组织第九届部长级会议上表示，中国式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支持者和重要贡献者，积极参加多哈回合及“早期收获”、《信息技术协定》扩围等谈判，始终坚持贸易与发展目标，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零关税待遇，已连续5年成为最不发达国家的最大出口市场。中国在世贸组织“促贸援助”框架下实施中国项目，并决定再次扩大对非洲“棉花四国”援助计划。我国在推动多哈僵局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担当起了贸易大国的责任 。

另一方面，既然区域贸易体制仍将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 ，而且其在国际贸易法律秩序中的合法地位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中国应该及时总结经验与教训 ，扩大视野 ，积极探索在亚洲、 太平洋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之间的自贸区建设。正如商务部原副部长所言，如果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最后被排除在各类自贸区之外，中国外向型经济就很难得到好的发展，最终导致国家利益受损。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坚持自由贸易旗帜，另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参加地区和双边的贸易协定，有所为，有所不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1]《区域贸易协定的最新趋势及其对多哈发展议程的负面影响》曾令良，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第123-126页。

[2]《对多哈贸易谈判停滞的反思―从区域贸易组织与多边贸易体制对比的视角》金缨子、张莉，贵州大学，2013年5月。

篇3

5月份，一度高歌猛进的大宗商品价格急转直下。现在投资者们不想再追问下跌的原因，而最想搞清楚的是：这是一次短暂的回调还是一个牛市行隋的终结?如果是短期的回调，将在什么时候止跌反弹?未来大宗商品的格局是怎样的?对于未来行情是“牛”是“熊”，市场多、空观点争论不休。

广发期货福州营业部总经理助理吴亮亮的观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表示，虽然大宗商品下挫是对前期巨大涨幅的合理回调整固，但大牛市的基本条件依然没有改变。从长期来看，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局面也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太可能得到彻底解决，大宗商品价格将依然处于高位。

牛市格调不改?

尽管业内认为，5月大宗商品的暴跌是有预兆的，但是对于震荡将持续的时间以及震荡后低走向，却仍有不同的意见。金友期货市场研究与开发部负责人李义杰是一个坚定的看空者。“在经历这么长时间点上涨之后，商品价格已经上行到一个高位，要维持原有的价格需要不断的资金投入，而现在各国的货币政策是逐步收紧的，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可以投入。”李义杰说。

从中国国内来看，“现在经济的特点是：消费不振、库存积压、物流成本高涨。企业融资成本不断上升，且考虑到通胀因素，因此政府不大可能推出新的积极刺激政策，最多是放松紧缩”，因此国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也缺乏动力。他预计，接下来大宗商品价格会震荡下跌，价格重心不断下移，这个过程将持续到2012年底。

大陆期货福州营业部分析师邱丽群则相对乐观，认为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长期牛市格局未变。“能源、金属等资源具有稀缺性，长期来看，总量只会减少，这就决定了其价格。”邱丽群说。而人民币升值和美元贬值的趋势不改，会刺激更多的投资者购买大宗商品进行保值。此外，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较快，投放的M2(广义货币)只会呈增长态势，充裕的流动性也会对大宗商品构成支撑。她预计，这轮下跌将持续3-5个月左右，今年下半年可能重拾升势。

但是，对国内市场，邱丽群的观点相反。她认为，目前央行不停地加息、调准，说明政府认为大宗商品短期的价格太高，这也决定了未来政府不可能放任商品价格上行。而且目前国内的工资水平不高，居民的大部分收入都用于购置房产和日用品，再加上政府提出“扩大内需”的经济转型，用于投资大宗商品的资金就很有限。不过，国内市场的走势与国际市场息息相关，接下来国际市场的走势也将影响到国内市场。

关键看美元

美元的强势反弹是大宗商品下跌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全球商品基本都以美元为计价单位，因此，美元贬值将推高大宗商品价格，反之，则会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因此，美元的汇率走势是市场涨跌最直观的信号。

东吴证券宏观分析师黄琳表示，近期美元的强势反弹，主要是受欧洲债务危机重挫欧元的提振，以及欧元区加息预期的影响，但美国经济数据的疲软难以长期维持美元的上涨势头。由于欧元占美元指数的权重为57.6％，因此，美国与欧元区这两大经济体的经济基本面和货币政策将决定美元的走势。

美国经济复苏乏力，难以维持美元长期上涨。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房地产市场依然不容乐观，截至2011年2月，美国房价格环比连续7个月下滑，并呈现进一步下滑趋势，4月美国成屋销售则下降0.8％；美国经济的疲软使就业市场也难以快速复苏，4月美国失业率高达9％；从领先指标来看，美国制造业PMI连续两个月下滑，4月服务业PMI更是下挫4.5个百分点；随着6月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及政策转向的预期，美国经济复苏趋缓将难以支撑美元继续攀高。

欧元区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在今年以来不断加大，3月欧元区CPI高达2.7％，连续4个月超预期增长，欧洲央行有可能在三季度加息，而美国持续低迷的经济数据则让美国今年加息无望。若欧元区先于美国进入加息通道，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利差扩大将抑制美元反弹的力度。

美元反弹势头受阻，意味着大宗商品市场只是暂时进入调整区间，并未进入下行通道，随着美元的走弱，大宗商品价格仍有可能继续上涨。黄琳认为，今年下半年，美元的弱势将支撑大宗商品高位运行，商品价格将在下跌的位置上上行。长期来看，世界经济复苏步伐依然坚定，大宗商品价格长期上升的趋势并未改变。

宽松政策或延续

统计数据显示，虽然美国的失业率在2009年10月达到10.2％后持续下降，但在今年4月失业率反弹回9％，高于此前8.8％的市场平均预期；今年1季度，美国经济季度增长率仅为1.8％，远低于去年同期的3.7％；此外，美国4月制造业产出出现0.4％的下滑，结束连续9个月增长的势头。经济数据的不乐观，进一步加重了美国延续宽松政策的预期。

5月18日，美联储的会议记录显示，公开市场委员会就量化宽松政策到期后的退出策略并未达成共识。同日，美联储还报告称，美国经济继续适度增长，就业市场逐步改善，近期走高的通货膨胀率是暂时现象，美联储会继续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一段时间。

从数据来看，美国经济复苏基础并不牢靠，加上标普公司日前宣布将美国的信用评级的前景评级从“稳定”降至“负面”，意味着将来标普可能调降美国的评级，美国债务的风险在上升。业内人士认为，美联储继续执行量化宽松政策，主要是对其国内经济复苏前景存在担忧，考虑到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经济增长等主要经济数据表现低于预期，美国国债已经接近规模上限，缓解债务压力和降低高企的失业率是美国的头等大事，如果不采取措施削减财政赤字和政府开支，美国的债务水平还将上升，若美国贸然退出超宽松的货币政策，经济增长有可能再次出现下滑，美国政府将陷入困境。因此在没有解决债务、失业率等问题之前，美国难以在短期内实施任何货币收紧政策。

若美国延续量化宽松政策，美元汇率将持续下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也将因此而保持升势。此外，美元的贬值也将导致新兴市场面临输入型通胀风险，新兴市场国家为抗通胀将加大紧缩政策，将可能造成大宗商品需求放缓，并压抑商品价格的上行。

吴亮亮表示，新兴市场的通胀格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不断采取量化宽松政策所导致的，美国仍有很大可能采取进一步的量化宽松政策。在采取货币紧缩政策上，新兴市场国家更为迫切一些，已采取较大力度的货币紧缩政策。

李义杰也认为，目前新兴市场国家通胀严重，例如印度和巴西都已经分别加息，现在已经进入了紧缩周期。

面对全球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日益凸显的通帐压力，多个新兴经济体都采取

了进一步的加息措施，以对抗处于多年高点的通胀。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多个亚洲新兴经济体纷纷加息。南美洲的多个国家也挥舞起了货币紧缩大棒。5月12日，智利和秘鲁双双宣布加息，将基准利率上调至两年高点。

由于新兴市场国家采取一系列紧缩政策以及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乏力，都对大宗商品的走势形成了抑制。据了解，在5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暴跌之前，部分商品已经连续数月保持平稳或是小幅下挫。

需求带动牛市?

业内人士认为，即使采取了紧缩政策，但新兴市场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仍将保持旺盛的商品需求。从中长期的角度看，全球经济仍在持续增长，世界各国不希望经济下滑，一旦出现经济增速趋缓的现象，各国将纷纷出台刺激经济的政策，当全球经济开始企稳回升时，对大宗商品将构成利好。

此外，由于大宗商品的市场存量有限，新兴市场对于资源品仍有很强的刚性需求。自2003年后，中国已成为世界主要的资源进出口国，对原材料的需求连年递增，已成为大宗商品的主要定价方，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中国通胀预期缓解，货币政策趋于宽松，将会带动大宗商品进入新一轮牛市行情。

在全球普遍进入紧缩政策时，动荡不安的货币体系也催生了对贵金属的投资需求。在通胀预期未得到缓解的背景下，具有保值增值能力的黄金依然是投资者抵御通胀的第一选择。随着金价的稳定上涨，大宗商品价格也将随之水涨船高。

世界黄金协会日前公布的2011年第一季度《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全球第一季度黄金需求增长11％，黄金需求的地域和行业分布呈现多元化，并拥有强劲的基本面支撑，2011全球黄金需求将继续保持稳健势头，预计各国央行将在2011年继续净购入黄金。此外，今年第一季度，作为世界第二大黄金消费市场，中国实物黄金投资需求同比增长超过一倍，达到90.9吨，超过印度85.6吨的需求水平，预计中国黄金需求量将在未来十年增长一倍，且不论长期还是短期，中国黄金需求前景都十分乐观。

据了解，今年以来，各国央行都加大了黄金的购买力度。统计数据显示，墨西哥央行近几个月共购买了100公吨黄金，俄罗斯央行在3月份购买了18.8公吨黄金，同月，泰国也增加了9.3公吨的黄金储备，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国央行在2009年就开始了购入黄金的行动。

“通胀环境下个人投资者很多都会购买金和银。由于各国政府都会买金，所以金价走势会更稳健。”邱丽群表示，在目前通胀环境下，预计金银价格将看涨，但是风险也很大，尤其是当美元反弹的时候。

吴亮亮认为，在未来全球通胀以及纸币贬值的风险下，黄金是最好的选择。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黄金是涨幅最大、最稳健的品种。因此，黄金的基本面要比白银更好一点，在防止纸币贬值、对冲通胀风险方面，黄金的表现要优于白银。未来一到两个月，黄金、白银将面临一定程度调整。预计黄金的调整幅度有限，建议投资者可以相机选择低点进场。白银的投机性较大，调整幅度相应也比较大，波动性也更强，需要谨慎投资。总体来说，黄金，白银经过调整后，还会重拾上涨势头。建议投资者可以适当配置一定比率的黄金，比率可以在10％-20％之间。

李义杰则对贵金属看空，他表示，“目前金价较高，买入的风险较大，不推荐投资黄金。当然，短线操作则另当别论。”

总结影响未来商品走势的几股力量

综述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影响未来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的首先是经济基本面。邱丽群表示，现在全球经济复苏相对缓慢，“中国的经济转型的成果尚未显现，而美国的就业数据仍然不佳，欧债危机尚未过去”，这些都影响到经济的复苏进程。“此前各国先后推出的经济刺激政策只是推迟了危机的发生，但是现在在复苏过程中就会表现出反复和曲折。此外，复苏过程中还有通胀的干扰，甚至有些国家面临着‘滞帐’的风险。因此，对经济前景，我们持谨慎乐观的态度。”邱丽群说。

第二个重要的因素是美元的走势。李义杰提出，要密切关注美国是否进入货币收缩的周期。邱丽群也表示赞同，但是她认为美联储现在的态度比较暖昧。因为目前美国的经济复苏很脆弱，因此美联储选择既不退出QE2也不加息，但是这实际上意味着一种相对偏紧的货币政策。“如果美联储没有推出QE3，那么美元可能短期出现反弹，毕竟已经跌了这么久。这就有可能导致大宗商品的下跌。”邱丽群说，“但是，长期牛市的格局还是不变的，因为长期来看，货币总是处于贬值的过程中。而美元的贬值是商品上涨的重要推动力。”

篇4

关键词：欧元区危机；结构性失衡：制度缺陷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92（2013）03-0043-05

以2009年底希腊债务问题浮出水面为标志，欧元区危机已经发生两年多时间，在这段时间之内，欧元区一些国家接连遭受信用降级、救助方案商定以及财政紧缩措施等问题的困扰。这些国家至今没有从经济衰退中走出来，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欧元区危机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极不稳定因素，分析危机爆发的原因，对于救助方案的实施与全球经济的平衡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对欧元区爆发危机的原因，有一个流行的看法：欧元区居民消费太高以及政府赤字太大导致了当前欧元区的债务危机。然而，从跨国比较来看，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都爆发了债务危机，如表1所示，在危机爆发前，西班牙、葡萄牙偿债率并没有超过国际警戒水平。因此，消费以及赤字过高并不是欧元区危机产生的唯一原因，还有很多不尽相同的因素（Truman，2012）。

从时间序列来看，在过去30年里，全世界的非金融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增加到2011年的310%，特别是，2007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欧元区一些政府收入减少，同时，政府支出加大，市场对公共部门的高额债务失去信心，进而政府不得不以超高利率来融资，从而引发欧元区危机。

从经济结构来看，相对而言，北欧经济具有竞争力，使得北欧经济体出现贸易顺差与财政盈余，南欧国家出现贸易逆差与财政赤字。北欧的资本流向南欧，进入消费领域与非可贸易部门，经历十年之后，市场认为南欧一些经济体不能生产出更多的可贸易品，偿还其累积的债务，使得这些国家在国际市场上融资的难度加大，从而导致欧元区危机的爆发。

本文全面总结欧元区爆发危机的成因：在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时，使得政府税收减少，同时，从政府支出的角度来看，政府动用财政资源和资产负债表，来刺激总需求和加强私人资产负债表，使得公共资产负债表快速扩张。从深层次的原因来看，欧元区成员国的竞争力不同、劳动力流动性不足与资本流向国家的不可贸易品部门，导致宏观经济失衡与银行的脆弱性增加，在缺少财政同盟转移支付与“最后贷款人”的制度框架下，上述引述的共同作用，导致投资者开始大规模抛售一些欧元区成员国的国债。这些国家难以通过发新债还旧债，最终引发欧元区危机。

本文的其他部分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从单位劳动力成本、真实汇率、劳动力流动与资本流动等几个角度说明欧元区宏观经济失衡的原因：第二部分介绍欧元区一些成员国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并非是财政紧缩或缺乏外部竞争力，而是由于银行支持力度不足，导致企业长期缺乏营运资本：第三部分是解释欧元区危机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延续：第四部分是从制度架构方面表明欧元区的财政制度与金融制度的缺陷：第五部分是对全文的评论性总结。

一、欧元区经济失衡是导致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欧元区统一了货币，相当于欧元区成员国之间实施的是固定汇率制度，因此，它们无法通过本国货币贬值来提高自身产品的竞争力，于是产品竞争力直接表现为单位劳动成本的高低与真实汇率的高低。与此同时，从生产要素市场来看，由于文化差异、语言不通与移民政策等方面的限制。造成劳动力流动性较低。货币一体化之后，欧元区核心国家为国家的不可贸易品投资提供资金，造成欧元区内部的宏观经济失衡，这是欧元区危机爆发的结构性因素。

（一）单位劳动成本的差异

从单位劳动成本的角度来看，在欧元诞生后的最初几年，由于东德、西德统一时积累了大量的国内经济失衡，德国的经济竞争力下降。为了改变在国际市场上的不利位置，德国开始限制工资增长，改革其劳动力市场，使其更具竞争力。而欧元区的一些国家没有及时改革商品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因而工资的增幅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商品价格比其他国家涨的更快（Praet，2012），企业竞争力受到侵蚀。如表2所示，以希腊为代表的一些南欧国家，相对以德国为代表的北欧国家。单位劳动成本比较高，企业竞争力相对较弱。也就是说，自1999年欧元区建立以来，以德国为首的北欧国家生产率一直在快速增长，但工资并未跟随上涨。在南欧地区，生产率增长速度则一直落后于北欧。结果就是与南欧国家和法国相比，自欧元问世以来，德国的单位劳动成本下降了25%左右（Austan Goolsbee，2012）。

（二）真实汇率的不同

从真实汇率的角度来看，通常来说，名义汇率或者真实汇率调整可以缩小工资的差异。就名义汇率而言，通过本国货币贬值，使得本国可贸易品与非可贸易品的价格变得更便宜，进而促使经济增长较慢的国家可以变得更富有竞争力。不过。在货币联盟中并不存在名义汇率这种“以邻为壑”的调节机制。就真实汇率而言，通货膨胀的差异导致真实汇率的变化，通过调低本国通货膨胀水平，使得本国真实汇率更具竞争力，而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测算，1998年12月～2007年12月期间，德国的真实汇率贬值11.5%，希腊的真实汇率升值7%，爱尔兰与西班牙的真实汇率升值9%，国家的真实汇率升值使得它们的竞争力不足。

（三）劳动力自由流动性不足

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汇率作为安全阀，将需要有另一种替代方法来恢复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发展平衡。根据Mundell（1961）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也可以恢复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发展平衡。从劳动力流动的角度来看，对于欧洲来说，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和效率，各国语言不通、文化差异和移民政策等方面的限制，造成劳动力流动性较低。劳动力在欧元区内部难以实现完全自由流动，经济出现“多速”增长，结构性失衡的问题愈发凸显（Austan Goolsbee，2012：楼继伟，2012）。

（四）欧元区统一货币的影响

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看，欧元区统一货币后，金融管制总体温和，金融基础设施和支付体系紧密相连。欧元区内资本基本可以完全自由流动，核心国家的资本流向国家，国家的利率趋于向发达国家的收敛。促使国家多的房地产价格上涨①与消费增强，进而促使政府的收入与支出增加。与此同时，国家的真实汇率的升值，使得它们失去竞争力，影响出口水平的提升，导致经常账户赤字。而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引致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裂、金融部门的危机与预算赤字的扩大，最终导致债务危机。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吉亚瓦奇（2012），根据吉亚瓦奇（2012）的研究，货币统一消除了欧元区内部的货币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从而促进了欧元区金融一体化，在这一背景下，即使债券收益率比较低，这些国家仍然能吸引到大量的资本流入，国家没有将借款投向可贸易品部门——可以通过生产出口产品偿还外债，因此，这些国家并未把借款用于构建实体经济的生产能力，来偿还积累的外债，债务规模因此越积累越大。在西班牙和爱尔兰，借款流入了房地产市场；在葡萄牙，借款被用作私人消费；在希腊，借款被用来偿付公职人员工资。也就是说，货币一体化之后，欧元区核心国家为国家的公共与私人消费，为公共与私人不可贸易品投资提供资金。经历十年之后，面对如此局面。市场认为经济体不能生产出更多的可贸易品偿还债务，最终导致欧元区危机。

总而言之，经常账户失衡是竞争力分化的表现，在1999～2007年期间，作为整体。欧元区的经常账户略有盈余。但是，欧元区内部各经济体之间并不平衡：单位劳动成本的不同、真实汇率的差别等因素，导致竞争力的差异，造成南欧的一些国家经常项目逆差。而北欧的一些国家经常项目顺差（如表3所示），这种整体的不平衡掩盖了欧元区内部各经济体之间的不平衡。

二、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加深了危机蔓延

欧元区银行由于购买美国大量的金融衍生品，持有大量有毒资产，而具有高杠杆，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通过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渠道，银行遭受巨大损失，同时，信用评级机构下调金融机构与国家的信用级别，使得货币市场与政府债券市场受到冲击。欧洲债务市场的动荡凸显了由危机引发的银行和资产负债表脆弱性的增加（IMF，2010）。

虽然随着住宅净值和股票价格大幅下跌，使得总需求有所下降，但是，欧元区危机并不是由总需求下降而导致的经济低迷。2008年末和2009年初产出大幅度下降，主要是由于企业缺乏营运资本，而进行裁员和抛售库存，以补充银行不再提供的流动性（萨默斯。2012）。

欧元区未能解决严峻的银行业危机，尤其是在实力最弱的欧元区经济体。以希腊为例，持有巨额希腊国债的希腊各商业银行，遭受了巨额的资本损失。在2009年12月，希腊可能在债务上违约、并退出欧元区时，希腊的商业银行无法再发行证券、吸引存款或者获得银行间信贷额度。自2010年初以来。希腊各商业银行期望欧洲中央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然而，欧洲中央银行一直对承担这方面的责任模棱两可。希腊可能将被逐出欧元区，而欧洲中央银行将拒绝接受希腊各银行提供的担保。储户开始逃离希腊银行业，希腊货币机构的银行存款在2010年春季达到峰值后开始减少。随着存款减少和无法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希腊各银行大幅削减各自的贷款组合，希腊中小企业难以获得融资。导致灾难性的经济萎缩继续加深。由此可见，希腊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并非是财政紧缩或缺乏外部竞争力，而是长期缺乏营运资本。

同时，在金融市场上，债务国家的财政可持续性受到挑战，加上集中的短期债务展期与单一的投资者基础，使得一些欧元区成员国受到融资压力，这些压力溢出到金融市场。风险向金融体系传导，使得各金融机构的内部关联性导致危机在欧洲各成员国之间传染，不但如此，危机还波及到欧元区之外的国家（IMF，2010）。

总而言之，一些欧元区成员国面临着恶性循环：国内银行脆弱，导致政府财政困难（Asmussen，2012），反过来，作为安全资产，由于债在金融体系中发挥关键作用，一些国家的安全资产受到冲击，进而增加金融机构的脆弱性（Praet，2012）。

三、制度性缺失是危机发生的重要推手

欧元区可视为一个俱乐部，其中的成员国可以享受到一些利益，而非成员国享受不到，其中最大的利益就是成员国可以获得德国货币政策的信誉。货币政策是统一的，但是财政政策与经济政策是分散的，这是欧洲货币区的一大特征（Weidmann，2012）。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等占欧元区GDP比重较小的国家表现不佳，逐步将整个欧元区拖入债务危机的泥沼，形成短板效应，这反映了欧元区机制缺陷问题（楼继伟，2012）。

欧元被设计为货币同盟而非政治同盟，派生出一些问题。譬如有效约束力的缺失。这使道德风险无法规避和消除。在统一的货币政策下，各国会更多地依靠财政扩张来促进经济增长。

早在欧元诞生之初，其设计者和各国政治家就对由此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有所防范，并制定了不纾困条款，以防止某国因过度举债造成的负面效应蔓延。但是，这些约束机制在各国面前没有多少实际的约束效力。例如，法国和德国在2002～2003年不但自身违反了《稳定与增长公约》，还在政治上争取了多数成员国的支持，使得公约变成一纸空文：希腊可以公投来决定是否接受欧盟峰会的新救助协议等。

没有更进一步实质上的让渡或政治联盟，各国的减赤和结构性调整很难受到约束，也不能形成财政联盟。除此之外，缺少统一的金融监管政策，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各个国家采取互不协调的政策主张。因此，统一市场的概念还没有扩展到整个金融和经济领域，欧元区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治理架构和机制以应对各种形式的经济危机。例如，有公信力的最终担保系统、欧元区存款保险体系、危机救助和成员国退出机制等。

总而言之，从制度的角度看，欧元区的问题是将非常不同的多个经济体并入一个货币联盟，却没有设置一种调整的机制：欧元区债务整体水平并不高，但是，一方面，欧元区成员国的公共支出水平符合该国的利益，另一方面，欧元区不是财政联盟，不能通过转移支付，把财政状况良好的成员国向财政状况糟糕的成员国提供资金（Hurtado，2012）。除了财政管理体制外，从金融管理体制来看，欧洲中央银行可以向问题银行提供无限资金，但是，既不能直接救助问题成员国。也不能确定范围与救助规模等。欧元区缺少“最后贷款人”（Hurtado，2012）。

四、国际金融危机是促使欧元区发生危机的外部环境

在过去30年里，全世界的非金融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从当初的165%增加到现在的310%，其中，政府债务增加45个百分点，公司债务增加50个百分点。家庭债务增加50个百分点（Cecchetti et al.，2011）。特别是，2007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从政府收入的角度来看，由于金融危机而导致的经济衰退，使得政府税收减少；从政府支出的角度来看，为应对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政府动用了它们的财政资源和资产负债表，来刺激总需求和加强私人资产负债表。对银行部门尤为如此。这虽然有助于防止深度衰退，却要以公共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为代价。经验表明。在20世纪。严重的银行危机爆发三年之后，经历危机国家的政府债务较银行危机前平均上升86%，而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2007年起至2010年，欧洲政府救助支出欧洲达到GDP的14%，而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的公共债务比金融危机前平均上升134%，远远超出导致公共危机的86%的基准值。市场对公共部门的高额债务失去信心，导致长期清偿风险因高额债务展期和大额赤字（以总的政府融资比率衡量）演变为短期的融资困难，从而引发欧元区危机。其表现是：银行间债券收益率利差变大与信用违约掉期（CDS）利率升高，使得有较高融资需求的经济体面临着利率急剧升高的状况，突显融资难问题。欧元区危机表明，把私人债务转化为公共债务同样不可持续。

不仅如此，Reinhart and Rogoff（2011b）对私人债务去杠杆化进行分析，他们的研究表明，债务削减（debt reduction）平均需要7年的时间。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与私人债务去杠杆化大致需要10年，也就是从2008年到2017年，这10年可称作债务10年。经济增长前景的不确定性仍在继续，经济突然倒退的风险会破坏财政可持续性和金融稳定，因此，一方面，许多先进经济体必须在整顿财政以减少债务和展期风险之间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另一方面，又能确保经济充分增长以避免不利的债务动态和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

总而言之，欧元区危机是由国际金融危机所引起的，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许多资产大幅度贬值，那些债务开始无法维系，导致利率暴涨，这意味着，政府、居民和银行以及其他慢慢积累债务的人突然面对更高的利息支出。不仅如此，债务到期时。在市场上，它们不得不以更高的利率进行再融资。

五、评论性总结

篇5

关键词：马克国际化；日元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3）02-0051-04

自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超过了30%，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幅度明显，波动弹性日益增强，人民币国际化已经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当前形势下，借鉴马克和日元的国际化经验与教训，探索一条属于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之路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

一、马克、日元的国际化之路

（一）以信誉赢得国际市场的德国马克

二战后的联邦德国通货膨胀非常严重，生产发展缓慢。1948年，美、英、法在三国占领区内发行新货币——“德意志马克”。20世纪50年代起，联邦德国经济迅速增长，马克的币值也稳步上升。1957年，联邦德国颁布了《联邦银行法》，其实施有效减轻了通货膨胀，并提高了联邦银行的信誉。1958年末，马克实现了完全自由兑换。

20世纪70—20世纪80年代，马克成为世界金融市场的主要货币之一。1971年“尼克松冲击”，在美元大幅贬值情况下，德国当局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度转而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避免通货膨胀。此后，马克开始持续升值。自1973年至1999年欧元诞生，马克先后经历了升值——贬值——再升值的过程[1]。1979年1月，联邦德国马克成为欧洲货币体系的核心货币。1980年代，德国成为欧洲第一经济强国，跃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2]。20世纪80年代中期，马克取代美元开始成为欧洲货币体系中最重要的干预货币。据统计，从1980年到1990年，德国的贸易顺差达到700亿美元，而马克在各国官方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从15%升至20%，同期的欧洲国家外汇持有额中的比重从12%升至23%。1990年两德合并，经济继续保持增长势头，使德国马克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在马克货币存在的历史时期，马克赢得了良好的国际信誉，一度成为仅次于美元的世界第二大强势货币。

（二）在被迫升值中走向世界的日元

在美国的扶持下，日本战后经济开始复苏继而得到快速发展。为了促进出口，日本政府决定自1949年起，实行1美元兑360日元的固定汇率政策，这极大地促进了日本出口和经济的发展。然而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开始要求日元升值。1973年2月日本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日本用积累的外汇，购买了大量的美国资产。而同一时期，美元却经历了几次贬值。日本开始考虑通过本币国际化来降低汇率风险。1979年，日本通过修订外汇法（1980年12月实施）实现了资本项目自由兑换。但总体而言，战后至70年代末，日本政府对日元国际化一直采取消极应对的态度，如货币管理当局内部“日元的国际化将搅乱国内金融政策”的观点较为流行[3]。

20世纪80年代到东亚金融危机期间是日元国际化的快速发展阶段。1980年，日元实现资本项目下可兑换，这加速了日元的国际化进程。然而，随着日元的升值，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在逐渐增加。1985年9月22日，美、日、德、英、法5国在纽约签署了旨在推动其他国家货币对美元升值的“广场协议”[4]。广场协议后，日元对美元汇率大幅波动。多年贸易顺差和不断出现的贸易摩擦，使国际社会纷纷呼吁日元升值。因日本国内金融体系调整以及金融市场的健全性无法适应日元的急剧升值，日本经济也进入了一个大幅度波动时期。日元兑美元汇率多次变动超过10%。

结合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日本政府于1996年提出“金融体系改革计划”，欲对国内缺乏效率的金融系统进行彻底改革。1998年，日本开始全面推进金融改革，在金融领域引入竞争机制，改变传统的金融保护政策，实现金融机构的改革和重组。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政府提出建立东亚共同货币——亚元，尝试建立清迈协议下的货币互换机制，以期谋求日元在亚洲的主导地位，甚至提出日元集团的设想[5]，并希望能够借此契机，推动国内金融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无奈其结果并不尽如人意。

二、马克、日元国际化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

德国和日本都是二战后发展迅速的经济大国，“广场协议”后，马克与日元对美元的升值幅度都非常大，但是两国经济的表现却大不相同。相比较而言，德国政府经济政策的思路及举措使得马克在应对本币国际化方面树立了一个相对成功的榜样。

（一）马克国际化的成功经验

1.良好的国内外经济环境

德国经济在战后得到了迅速发展，至20世纪80年代，德国已跻身世界经济前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并成为欧洲第一经济强国，这为马克国际化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德国对外贸易的显著特点是长期保持贸易顺差。德国的进出口贸易依存度都比较高，经济贸易与世界联系紧密，出口贸易竞争力较强。这使得马克具有对美元与英镑升值的条件，并促进了德国金融业的国际化。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德国建立起了健全的金融体系。1960年代，德国开始逐渐放松利率限制；1980年代，逐步放松对证券交易的限制；1997年提出第三次振兴金融市场法案……金融自由化水平的提高及资本市场的开放，为马克赢得国际金融市场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

2. 稳定的币值与汇率水平

独立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德国得以成功应对汇率升值的基础。历史上的两次恶性通货膨胀，使得德国政府尤为重视马克币值的稳定。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直至1995年，德国马克用10年的时间升值104.4%，这给国内企业足够充裕的时间适应，中央银行不必担心出口需求下降导致经济下滑从而放松倾向政策，这从源头避免了资产价格的膨胀。在马克的流通期间，除了两次石油危机时期德国通货膨胀率较高之外，其余年份基本保持在3%以下的低水平。

另外，德国央行完全独立于政府，这使得其货币政策获得了制度保障，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德国应对升值压力采用的是主动渐进式升值的汇率政策。固定汇率时期，德国政府分别于1961年、1969年两次主动调整马克汇率。1971年改行浮动汇率制后，马克开始出现不断升值。而到1985年，马克汇率较固定汇率时期的1美元兑4.2马克升值到1美元兑2.8马克，累计升幅达50%。正是由于这种主动渐进式的升值，“广场协议”后德国并没有出现类似日元汇率的大幅波动，也没有对德国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3. 欧洲货币一体化与马克的国际化

可以说，马克的国际化是从其区域化开始的。从欧洲的蛇形浮动汇率机制到欧洲货币体系，再到欧洲货币联盟，乃至于最终欧元的形成，马克始终是欧洲货币合作的中心货币。欧洲货币体系的联合浮动汇率机制，使得欧洲其他国家分担了马克遭遇投机资本冲击的风险。1979年后，马克成为欧洲货币体系（EMS）干预外汇市场的主要货币，作为联盟内其他国家的“名义锚”，EMS成员国开始放弃盯住ECU（欧洲货币体系），转而盯住马克。在一定程度上，这是马克国际化的重要依托。

马克在升值过程中，除雄厚的经济基础外，其经济模式、金融体制、货币政策以及欧共体的货币联动机制等都具有极其鲜明的特点，这些都是推进马克国际化的重要因素。

（二）日元国际化的失败教训

在日元国际化进程中，本国强大的进出口规模，政府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加以创新，放松金融管制以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等都对日元国际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由于内外部因素的影响，日元的国际化最终是差强人意的，文章主要从其失败的原因中寻找值得中国借鉴的教训。

1. 日本外贸依存度过高

贸易规模的扩张需要建立在该国国内经济规模增长的基础之上，若一国外贸依存度过高，外部市场的变化极易影响到本国的币值稳定和经济发展。日本国土面积小，又是岛国，自然资源匮乏，大量的生产所需原材料都要从海外进口，比如，石油等原材料产品占据了日本进口很大比例，而这类产品一般都以美元计价。从出口方面来看，日本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依存度较高，而美国进口商品的80%以上是用美元计价的，日元结算的商品比例自然就会比较低[6]；另外，东亚国家与日本的贸易中也主要以美元计价，这使日元无法借助东亚地区的市场支撑

来带动发展。

2. 资本市场与金融体系不健全

发达完善的金融市场能够为国内外持币者提供广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从而增加其持币意愿。日本金融市场规制过严，外汇、债券等市场发展滞后，银行业巨额不良资产等问题严重影响其国内资本市场效率。在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后，虽然在资本市场开放方面做出关键性举措，但其“护卫舰”式的金融保护政策致使日本国内金融市场长期封闭，缺乏应对国际市场变化的能力。而且，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日元国际化始终处在一种被动过程中。一方面，日本金融当局在美国的压力下，消极推行日元国际化，其政策取向多集中在过度保护国内金融、资本市场免受到国外影响方面。另一方面，面对市场方面的升值压力，日本并未在金融体系改革等方面下功夫，而只是一味采取扩大进口、增加内需等手段予以应对。这使得日元国际化进程受到严重

影响。

3. 缺乏合理应对剧烈汇率波动的机制

日本经济贸易增长过于依赖美国，而却不像美元、欧元具有强大的黄金储备作后盾，加上来自国内外的压力，故其汇率极易波动。1973到2009年间，日元兑美元汇率年均变动超10%的情况出现过17次，尤其是广场协议后，由于国内外环境变动，日元汇率的波动幅度明显增强。1985至1986年曾出现日元一年升值40.5%的波动记录。日元汇率在短期内频繁剧烈波动的极不稳定性，一方面说明日本政府缺乏有效合理应对汇率波动的机制，另一方面大挫日元外汇持有者的信心，不利于日元国际化顺利进行。

三、马克、日元国际化对中国的启示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夯实经济基础

经济实力与货币的国际地位紧密相关，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往往就是该国经济实力的一种反映。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虽然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经济增长基础较脆弱，人均GDP在世界仍排在100位左右。而且，目前中国依然存在过度依赖外需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从日元国际化的教训中不难看出，如果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度依赖出口拉动增长，我们很难在竞争激烈的国际货币体系中觅得一席之地。我们现在谈的人民币国际化仅仅是个初始化阶段，距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之路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当务之急是大力促进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壮大，为人民币的坚挺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完善金融市场和外汇管理制度

一国货币国际化与一个较为成熟、开放的资本市场密不可分。现阶段，中国面临着贸易大国与金融小国的矛盾，这使得我们在不断推进对外经贸发展的同时，必须加快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与金融机制的完善。目前，人民币仅仅在经常项目下实现了可自由兑换，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还没有实现，因此，尽快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首要目标之一。与此同时，加快并完善金融市场建设，要有能力为周边国家（包括一些联盟国家，如东盟等）提供更多的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以创造更多的投资渠道，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以推进支付清算体系的建设等等，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金融体系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必要工作之一。

“广场协议”后，日元对美元汇率的频繁剧烈波动，严重破坏了日本国内金融秩序，是导致日元国际化进程发展效果不理想的主要原因。我国目前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现有较平稳的汇率是在一系列管制下才得以维持的。因此我们必须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实现在合理平价水平上汇率的基本稳定，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外部冲击做好准备。

（三）区域性的货币国际化战略

德国马克的国际化很大程度上借助了区域性制度合作的力量。如果借鉴马克的成功经验，使人民币先成为东亚地区的区域货币，再逐步走向全球不失为一条稳妥道路。但是从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还不具备完全开放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条件。而且相对于欧洲，亚洲各个国家经济、政治、宗教与文化差异更大，因此，想在亚洲建立像欧元那样的统一货币非常困难。所以，在现阶段，改善贸易条件，扩大人民币活动半径，继续稳妥地推进区域货币合作，积极地以人民币为基础与更多国家签订货币互换协议，使人民币的国际接受度得到逐步提升和慢慢渗透的做法更现实一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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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尹栾玉. 日元国际化道路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J]. 学术交流， 2010（6）：117-119.

篇6

当前中国政策性金融体系及其总体绩效考量

就政策性金融的概念，从机构定位及功能的角度进行归纳，常常表述为：充分体现政府特定政策意图，而且不单纯以市场化商业机制作为运营基础的金融活动，该类金融活动的参与者，往往直接或间接担负了部分公共性的金融政策职能，它们或者不以利润最大化为单一目标，或者由政府承担利润最大化目标下的部分成本。

因循上述概念来理解政策性金融的体系架构，其主体除了政府和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外，还应包括一部分负载政策性业务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只不过，在此类金融活动的参与过程中，该金融机构必须认同并遵守政策意图指向的公共金融属性。据此，可以进一步明确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特点：多由政府创立、参股或保证，不以盈利为目的，专门为贯彻、配合政府社会经济政策或意图，在特定的业务领域内，直接或间接地从事政策性融资活动，充当政府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工具的金融机构。

当前中国的政策性金融主体架构

以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分离为标志，我国于1994年成立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分别为“两基一支”、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出口、粮棉油收购等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

存在问题及改革进展

综合考量，现有的三家政策性银行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由于历史遗留及原有设计缺陷、体制机制等诸多因素所导致的很多问题日积月累，愈发凸显。诸如，在目前的政策性金融体系框架以外，仍然存在很多三家政策性银行无法涵盖和承担的政策性金融业务；由于职能定位及业务界限模糊导致政策性银行的业务外延约束不清，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的竞争摩擦屡屡发生；资产负债规模不断扩大、资产质量提升与资本金补充、拨备管理等风险控制机制缺乏同步；区别于商业金融监管原则下的风险容忍导致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严峻考验；等等。

由此，针对三家政策性银行的改革陆续展开。本世纪初期，国家开发银行通过引入商业化运行模式，成为三家政策性银行中的先行典范。200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正式确立了我国政策性银行的改革原则和总体思路。目前，国家开发银行的商业化转型已经初步完成，进出口银行将在兼顾政策性与商业性业务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农发行将继续保留政策性业务为主。

体系架构与制度供给缺口

政策性金融在不同经济体之间及同一经济体的不同发展阶段，在主导方向及业务领域等方面均有所侧重或偏废。概言之，一个功能完备、架构完整的政策性金融体系一般应涵盖农业、中小企业、进出口、住房、经济开发、基础产业、主导产业。有些国家还专门设置了支持环境、医疗卫生及国民福利的政策性金融机构。

显然，我国现有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在功能涵盖及整体架构上尚有缺憾。经过不断深化的改革和转型调整，现有三家政策性银行在开发性金融、农业及进出口等项政策性金融业务领域所体现的扶持功能及政策效应将日益增强，有望“恪尽职守”。此外，现阶段最为迫切的政策性金融需求当属住房和中小企业两个业务领域。其中，国务院与住建部、财政部、银监会等部委已就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完善房地产金融及推动保障房建设等工作陆续出台了多项措施，尽管效果不尽如人意，但至少始终处于政策当局的密切关注之中（从政策指向看，房地产市场尤其资金面的问题绝非总量匮乏而是流动性过度集中及不同供给取向房地产产品的结构调整）。而关涉科技自主创新及技术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等诸多重大战略的中小企业发展甚至生存问题的解决方案一直没有形成系统的、有针对性的招法，现有的所有制度设计及政策输出似乎都在隔靴搔痒，无济于事。中小企业尤其是科技型初创企业的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很多企业在极其脆弱的财务链条边缘徘徊。可以断定，若不尽快切实解决这些企业的金融需求及财务危机，类似“三荒”频现及温州众多企业主“跑路”、跳楼等倒闭风潮（2011年3～9月，温州已有80多家企业发生老板失踪、公司破产、员工讨薪事件，仅仅9月，就高达25起。其中，包括信泰集团、三旗集团、波特曼、江南皮革等一批知名民企）将会继续蔓延、愈演愈烈。

快速推进建设科技金融体系可能成为效率最高的危机应对路径

按照卡罗塔•佩蕾丝（Carlota Perez）在《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中的阐述，技术创新与金融资本的基本范式为：新技术早期的崛起是一个爆炸性增长时期，会导致经济出现极大的动荡和不确定性。创业投资家为获取高额利润，迅速投资于新技术领域，继而产生金融资本与技术创新的高度融合，从而出现技术创新的繁荣和金融资产的几何级数增长。事实上，世界经济的历次技术革命也无一不印证了这种技术――经济范式的伟大：每次技术革命的成功财富化，都必然伴随金融创新。从近40年的统计数据看，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巨大差距，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对经济体财富增长贡献的差距――李约瑟之谜的破解法门也应在此。

科技金融体系已成为实施国家科技战略的必备条件和重要支撑

一般地，科技金融是指促进科技开发、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系列金融工具、金融制度、金融政策与金融服务的系统性、创新型安排，是由科学和技术创新活动提供金融资源的政府、企业、市场、社会中介机构等各种主体及其在科技创新融资过程中的行为活动共同组成的一个体系，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和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若从创新内涵及机制分析的多个角度进行总结，科技金融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科技金融是一种创新活动，即科学知识和技术发明被企业家转化为商业活动的融资行为总和；（2）科技金融是一种技术―经济范式，即技术革命是新经济模式的引擎，金融是新经济模式的燃料，二者合起来就是新经济模式的动力所在；（3）科技金融是一种科学技术资本化过程，即科学技术被金融资本孵化为一种财富创造工具的过程；（4）科技金融是一种金融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过程，即同质化的金融资本通过科学技术异质化的配置，获取高附加回报的过程。

我国《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自2006年实施以来，国家层面出台的78项《规划纲要》配套政策细则中，有20多项属于科技金融范畴，内容涉及银行、保险、担保、创业投资、资本市场、债券等；各省市出台的570多个政策文件中，有接近1/3属于科技金融范畴。

科技金融政策取向――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新技术的吸纳主力

从逻辑上说，任何一项新技术的出现、应用及步入产业化都需要一定的货币资本投入，在货币资本投入达到一定强度时，新技术才能在发展和应用的各个阶段上实现质的飞跃。

从历史角度考察，近几十年的新技术发展除航空航天技术仍需政府投入和大公司投入支撑外，绝大部分高新技术都以充满个性和全面创新为特色，而这些技术成果在推广和应用时又首先被中小企业所吸纳。为什么有实力的大公司在技术创新和应用推广方面作用反不如中小企业呢？其原因在于大公司产品的拓展具有“母体依赖”特性，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这些研发费用总是优先服务于本公司传统产品的升级换代领域，它可以为本公司创造新的部门、新的分公司或子公司，却很难创造出那种横空出世的全新企业。

只有完善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才能有效支撑新技术转化

什么样的金融形式能与这些吸纳高新技术的“主力”匹配并胜任其吸纳转化新技术的金融支撑功能呢？

多年来，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大都把关注金融创新的目光投向了令人目眩神迷的金融衍生工具上。但事实证明，尽管金融衍生工具日新月异、生生不息，堪称为金融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却没有担当起这项重任。其原因在于，大量的衍生工具交易已构成了一种可脱离实体经济独立运动的虚拟金融部门，而“科技金融”的要义应是为实体经济及产业发展提供真金白银的资本服务。

同样，传统的银行和主板、高新技术板、创业板服票市场无法胜任。保守的银行家们常常在吸纳了新技术的具有极大成长潜力同时具有高风险性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方面却步不前；而股票市场因为门槛太高、市场容量有限、上市指标严控又使得这些新兴企业不得不“望市兴叹”。

由此，需要另外寻求或创造一种机制：肩负历史责任，不求短期回报，甘愿承担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市场风险、技术风险、财务风险和管理风险――正是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的“政策性”取向与战略定位。

科技金融的“政策性”效应评价

以往，科技金融的政策性支持手段或措施涉及多个部委机关及多种专项名目，尽管出发点的“行善之心”不容质疑，但其中不乏重叠甚至冲突。政策集成、资源整合及部际协调对政策效率提升将大有裨益。

若干有代表性的科技金融政策及措施

近些年，科技部、发改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及银监会等部门陆续出台了若干有针对性地鼓励投资和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及措施。

科技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成立于1999年，用于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项目的专项基金，属于政府引导性资金。旨在通过支持成果转化和技术创新，培育和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面向中国境内注册的各类中小企业，重点支持产业化初期（种子期和初创期）、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风险较大、商业性资金进入尚不具备条件、最需要由政府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项目，并将为其进入产业化扩张和商业性资本的介入起到铺垫和引导作用。创新基金由科技部负责管理，并接受财政部监督。

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于2007年设立，财政部、科技部聘请专家组成引导基金评审委员会，对引导基金支持的项目进行评审；委托科技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创新基金管理中心）负责引导基金的日常管理。基金支持对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创业投资的创业投资企业、创业投资管理企业、具有投资功能的中小企业服务机构（以下统称创业投资机构），以及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引导方式包括阶段参股、跟进投资、风险补助和投资保障。

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2011年，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加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引导社会力量和地方政府加大科技成果转化投入，中央财政出资设立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主要用于支持转化利用财政资金形成的科技成果，包括国家（行业、部门）科技计划（专项、项目）、地方科技计划（专项、项目）及其他由事业单位产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新装置及其系统等。转化基金的资金来源为中央财政拨款、投资收益和社会捐赠。支持方式包括设立创业投资子基金、贷款风险补偿和绩效奖励等。遵循引导性、间接性、非营利性和市场化原则。

有关税收政策。2007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含2年），凡符合条件者，自2006年1月1日起,可按其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70％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创业投资企业申请投资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时，所投资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当年用于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研究开发经费须占本企业销售额的5％以上（含5％），技术性收入与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的合计须占本企业当年总收入的60％以上（含60％）。

科技金融的“政策性”缺陷

如果基于政策性金融视角并结合自主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来思考科技金融的定位及使命，充分领会构建和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对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推进技术创新不可替代的的重要作用，在现有的工作基础、政策框架和资源平台上，应重点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逐步优化政策设计并进一步实现有效的制度供给。

应认知并赋予科技金融以国家级战略的历史使命。目前，科技金融无论在国家科技创新战略还是金融战略中，只是作为配套条件涉及但均未被作为独立的战略组成内容正式纳入。在当前部委职能及其体系架构下，科技金融工作单纯依靠科技部门或金融部门都无法收效。多年来的部际协调及文件会签经验表明，只有统一认识，在同一战略高度通力合作，科技金融体系的完备方才有望。

现有的科技金融资源需要在更高层级集成整合、均衡布局。同一行业或同一领域经受多头监管、忍耐政出多门似已成为我国市场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常态。对分散于多个部门的财政性投入资金进行统筹集成、对重叠冲突的政策脉络重新梳理贯通、对过度集中在局部区域的科技及金融资源进行有效引导以实现均衡布局，将是提升科技金融政策性效应的重大挑战。

应妥善处理科技金融的政策与市场机制的协同作用。如同政策性银行改革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在科技金融体现政策性禀赋的同时，是否会侵占竞争者利益、破坏市场规则，其界限如何划定，标准如何把握；财政性资金进入市场的方式如何选择，政府资金的示范效应评价有否量化可能；干预的后果会否导致本为弥补市场失灵避免政府“缺位”转向“越位”；如此等等。处理不当，均有可能成为科技金融的“政策性”缺陷。

完善科技金融体系、提升政策性效应的成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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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9年湖北省工业经济发展目标基本实现

1、生产增速稳步回升

从工业增速运行轨迹看,元月份仅增长6.4%,一季度探底回升,二季度在15%左右盘整企稳,三季度以来进一步加速,11月当月回升至27%。1―11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4224.84亿元,增长17.8%,高于全国7.5个百分点。预计全年完成增加值4600亿元,增长18%左右。

2、经济效益持续改善

1―11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主营业收入13235.1亿元,增长17.4%;税金697.6亿元,增长21.5%,较上半年、三季度分别提高14.5、5.6个百分点;利润675.8亿元,增长10.4%,扭转前三季度持续下降局面。亏损企业亏损额81.4亿元,下降28.2%。“两项资金”上升13.9%,升幅明显回落。

3、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工业内部结构持续改善,轻工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1―11月增长24.4%,快于重工业增速7.2个百分点,轻重工业结构调整为31.1∶68.9。“千亿工程”产业进一步壮大,汽车、食品、电子信息、纺织产业在严峻形势下保持快速增长,对全省工业增长形成有力支撑。高新技术产业保持较快增长,预计高出全省工业增速2个百分点。产品结构不断改善,汽车产销双双突破百万辆,乘用车比重达到49.5%;光缆、显示器、手机、数码相机、服装、白酒、船舶等重点产品产量大幅提升,新型干法水泥比重达到80%以上。节能减排成效突出,前三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万元产值能耗0.43吨标煤,同比下降12.9%。

4、工业发展后劲不断增强

工业投入特别是技术改造投入力度加大。1―11月,湖北省完成工业投资2509.75亿元,增长26.9%。其中技术改造完成投资1168.8亿元,增长44.8%,新开工项目5508个,同比增长52.7%。富士康、神龙二厂、东风自主品牌、新冶钢460、鄂钢宽厚板等一批重大项目相继投产,为工业发展积蓄了后劲。

5、县域经济和中小企业加快发展

县域经济继续强劲发展,前三季度,湖北省县域生产总值增长13.4%,高于全省0.9个百分点。1―11月,县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2.1%,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长23.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1.5%,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1.3%,分别高于全省4.3、11.6、12.1和2.4个百分点。中小企业成长步伐加快,1―8月,全省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413户,预计全年增加1800户;非公有工业保持快速发展,1―11月完成产值7333.7 亿元,增长27.7%,高于全省增速11.3个百分点。随着县域经济、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区域增长格局发生积极变化,12个市州工业增速超过20%,规模块头较小的市州工业明显提速,基础较为薄弱的黄冈、咸宁等9个市增速超过24%。

二、2009年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成效显著

1、精心组织企业生产,全力以赴保工业增长

年初面对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湖北省委、省政府提出保工业就是保增长、保大局,出台了一系列保增长、扩内需的政策措施。湖北省经信委按照“抓早、抓紧、抓实”的原则,坚持以旬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促年,切实加强工业生产的组织协调。及时下发《关于做好一季度全省工业经济运行工作的紧急通知》,组织企业节日加班生产,督促企业提高开工率。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提前下达工业生产调度、产业集群发展等专项资金。强化形势的跟踪监测,在坚持月度分析、季度例会的基础上,迅速启动了50户重点企业旬报制度,及时发现并研究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苗头性问题。及时召开季度工业经济形势分析会。开展企业大走访活动,各级政府和部门深入企业调研督导,采取有力措施解决经济运行中的困难。加强经济运行调节,针对年初工业生产增速急剧下滑、用电需求大幅萎缩的形势,在督促发电企业衔接煤源、确保重点合同基数的前提下,加大电力发供用三方协调力度,有效扩大了工业用电需求。随着下半年经济形势好转及枯水期到来,经信委高度重视要素保障工作,及早谋划,积极应对,先后四次召开组煤保电专题会议,组织专班到山西、河南等产煤省及铁道部和有关路局争取电煤资源及运力。对火力电厂实行“以煤定发”的奖罚办法,进一步调动电厂组煤的积极性;提早制定外购电预案,争取到近30亿千瓦时的外购电支持。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及时启动电力应急预案,搞好电力发供用综合平衡。此外,加强工业应急协调,扎实做好甲型流感抗病毒药物疫苗生产储备工作。

2、加大技术改造力度,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大力扶持汽车、钢铁、石化、纺织、食品等支柱产业,加强光电子、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新兴产业的培育,推动了“千亿产业工程”发展。参与并组织了全省电子信息、钢铁、建材、石化、纺织等重点产业调整振兴方案的编制工作。做好重大项目策划,编制了湖北省技术改造导向计划,对今明两年的技改项目进行筛选和评估,建立了全省工业技术改造重点项目库,规划项目2815项。加强重点技改项目的调度管理,加快组织实施一批重点技改项目,确保了全省技改投资的快速增长。加大国家项目资金对接力度,共争取到国家安排各类项目302项,总投资302.84亿元,补助资金14.42亿元。其中在鄂央企重大技改项目补助资金6.76亿元,地方企业技术改造切块资金4亿元,重大技术专项1.28亿元,中小企业技术改造补助资金9000万元。此外,积极汇报并争取工信部出台支持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若干意见。认真筹备第五届中国・湖北产学研合作暨创业投资项目洽谈会,提高办会层次、规模和影响,产生了积极效果。

3、加快推进信息化建设,促进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充分发挥富士康、武汉芯片等一批重大项目的带动作用,加快推进“1353工程”,突出扶持11家重点企业和30家自主创新中小企业。积极推进“两化”融合,组织武重等企业申报国家“两化”融合试点,实施装备制造业信息化工程,加快重点企业的信息技术应用,组织中小企业开展信息化培训,促进了湖北全省企业信息化、电子商务和各行业信息化的发展。加快推进电子政务网络平台建设,湖北省直部门业务网实现了互联互通,市州电子政务有序推进。制定出台湖北省农村信息化工作指导意见,促进了农村信息资源整合。加强全省网络与信息安全协调,建立网络和信息安全领导小组工作制度,确保了全省电子政务网络信息安全。坚持依法行政,促进了无线电管理工作发展。

4、大力实施成长工程,促进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

严格落实成长工程工作目标责任制,通过动态管理、督促核查、定期通报等措施,有力推动了中小企业的成长。突出抓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争取国家979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积极协调地方政府入股参与省级再担保平台建设,着手开展全省金融性担保机构设立与变更行政许可工作。截至9月底,全省备案的118家担保机构累计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贷款264.45亿元,比上年末增长50.8%。积极推进银企对接合作,仅全省银企合作促进会议签订贷款协议159亿元。积极贯彻《中小企业促进法》和《湖北省实施〈中小企业促进法〉办法》,认真受理和严肃查处影响企业生产经营、加重企业负担的各类案件,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5、扶持壮大县域经济,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坚持“一主三化”方针,不断推出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协调各项政策落实。按照湖北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和要求,组织2008年县域经济发展考核。精心组织筹备分别在黄冈、荆门召开的全省县域经济工作会议和县域经济现场会,在全省上下产生积极反响;以产业集群为抓手,加强对重点产业集群及县域开发区、工业园区的培育和指导,用好产业集群专项和20亿元县域专项资金,有力支持了县域经济发展。加大贫困地区县域经济支持力度,组织编制了7个脱贫奔小康试点县市经济发展专项规划。

6、扎实开展大企业直通车服务,着力支持企业开拓市场

坚持把服务企业作为应对危机的重要举措,积极搭建大企业直通车网络服务系统,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对155户重点企业开展直通车服务,先后为武重、武钢、白云边、兴发集团等一批企业协调解决了实际困难和问题。坚持以产品湖北省内循环为突破口,支持省内重点企业开展互利合作、稳定和扩大生产。根据湖北省委、省政府部署,制定出台了《关于促进武钢产品省内循环的意见》,组织武钢与7家重点企业及十堰等市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认真筹备召开武钢现场办公会,先后组织了武钢与省内300家企业、分区域专场、重点工程项目等系列供需对接活动,去年武钢省内钢材销量已达642.83万吨,同比增长18.9%。研究出台了支持东风汽车公司发展的政策意见,组织筹备支持东风公司发展现场会,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组织东风公司汽车下乡、汽车产品供需对接会等系列活动。

三、2010年紧抓调结构“牛鼻子”带动全面发展

随着世界经济逐步趋稳和国内经济回升向好,2010年宏观经济形势会总体好于去年。我国工业经济顶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工业品市场需求和价格逐渐回升,各方面信心明显增强。中央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揽子计划还将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扩大内需和改善民生的政策效应将继续发挥。“后危机时代”是经济转型、产业创新的发展良机,中央刺激消费的政策导向有利于湖北内生型产业发展,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促进中部崛起以及省委、省政府“两圈一带”战略和重点产业调整振兴方案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沿海产业转移步伐加快等,为湖北工业发展带来历史性机遇,突出的科教人才和高新技术产业优势也为我们发展新兴产业提供了广阔空间。但同时要看到,国际国内经济发展仍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明年工业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仍然复杂。全球需求依然不足,金融领域风险尚未消除,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仍比较脆弱;出口形势依然严峻,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后劲乏力,部分领域产能过剩矛盾突出,国内经济回升的基础不牢固、内生动力不足。湖北省工业经济虽然回升较快,但产业层次偏低、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等深层次问题进一步凸显,同时还面临大宗产品价格波动、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生产要素趋紧等困难和压力。这要求经信委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国内外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统一到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更加扎实务实地做好各项工作,努力促进全省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2010年工作思路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中央和全省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深入实施工业兴省战略,把速度与质量、效益、后劲结合起来,把抓大工业、大企业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县域经济结合起来,着力调结构,着力推转型,着力促融合,着力壮规模,扎实抓好结构调整、要素保障、技术改造、“两化”融合、节能减排、市场主体培育、县域经济发展等重点工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实现全省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4%左右,技改投资增长15%以上,县域GDP增长高于11%,县域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16%,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4.5%,新增规模以上企业800家。围绕以上目标,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加强经济运行组织调节,促进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虽然当前全省工业经济稳步回升,但尚未全面复苏,要牢固树立“工业第一、企业老大”的理念,围绕提升产业规模和竞争力,进一步加强经济运行组织协调,巩固应对危机成果。一是加强经济运行预测预警预控。密切跟踪金融危机引发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宏观政策变化,健全经济运行监测网络和预警预测体系,加大能源资源、大宗产品、生产要素市场供需及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监测力度,防范和化解苗头性问题和行业风险。坚持月度分析、季度例会制度,研究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加强对工业经济运行的引导和指导。二是强化煤电运综合协调。当前煤电供应异常紧张,明年煤电供应紧平衡可能趋于常态。千方百计保障重要要素供给是明年工作重大任务。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落实各方责任,大力组织电煤资源,争取产煤省和有关铁路局的支持,落实好电煤重点合同。推进煤电长效机制建立,督促电厂加大储煤能力建设。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搞好电力发供用综合平衡。有序推进电力大用户多边交易试点。三是加强经济效益目标考核。随着经济形势好转,大宗产品、工业原材料价格趋于上涨,企业生产成本增加。突出抓好亏损大户的扭亏增盈,引导企业加强内部管理,提高技术水平,降低成本消耗,采取有效措施帮助企业减少亏损、扩大盈利。四是继续以产品省内循环为抓手,大力支持武钢、东风公司等企业开拓市场。积极鼓励和引导消费,抓好家电、汽车下乡、汽车及家电以旧换新等政策落实,将扩内需政策转化为生产力,切实增强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对工业增长的拉动作用。五是切实加强应急管理。建立完善全省工业系统应急体系,搞好医药等应急物资的生产储备,有效应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发性事件。

2、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坚持在发展中调结构,以调整促发展,围绕做大做强支柱产业、培育发展新兴产业这一主线和自主创新这一中心环节,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一是加快传统产业调整振兴。全面实施重点产业调整振兴方案,进一步落实配套措施,确保规划顺利实施。深入推进“千亿产业工程”,壮大产业规模,推动汽车、钢铁、石化、食品、电子信息等支柱产业向更高目标跨越,力争纺织行业过千亿。加快发展船舶、数控机床、专用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制造等装备制造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二是加快技术改造和创新。编制好《2010年全省技术改造导向计划》,搞好技改项目的策划、储备,建立完善重点项目库。大力争取国家技改专项资金支持,突出抓好100个重点技改项目建设,加快实施高档数控机床和基础制造装备、核高基和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等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突出抓好嵌入式高效复合纺纱等一批能突破传统产业发展瓶颈的共性、关键技术项目。加大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力度,扶持建设一批省级和国家级技术中心、高新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和产业中试基地。精心谋划第六届产学研洽谈会,加速推进新型显示器、二维条码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不断提升合作的层次和水平。三是大力培育新兴产业。按照“突出特色、拓展领域、优化平台、聚群发展”的要求,组织编制新兴产业的总体思路和专项规划,推动光电子、生物、新能源与环保、消费电子、新材料、航空航天、先进制造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围绕软件、信息服务、智能传感、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策划启动一批研发、产业化和市场化推广重大专项工程。大力支持武汉综合性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工信部授牌的“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建设,抓好技术支撑、创业服务、投融资、公共服务、信息情报、人才引进等六大平台建设,促进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四是促进生产业发展。大力发展研发设计、物流、电子商务等生产业,促进企业提高效率和竞争力。五是做好品牌质量工作。以品牌、标准、服务和效益为重点,强化工业生产全过程管理体系,推进标准化生产,切实加强工业生产质量管理。围绕工业结构调整升级以及产业规模壮大和竞争力提升,精心组织编制“十二五”工业发展规划。

3、全面推进信息化建设,促进“两化”融合进程

充分履行工业和信息化管理职能,大力发展信息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一是加快信息产业发展。加快实施电子信息产业调整振兴方案,突出抓好富士康、武汉芯片等重大项目的达产及产业链延伸。加快实施二维条码、无线宽带、安防工程、LCOS光引擎、软件等五大科技专项,加大电子节能和光伏产业项目策划、招商引资力度,推动电子信息产业快速增长。二是搞好信息化推广工作。进一步完善省级电子政务网络平台,建立完善平台的管理和运维体制,扩大省电子政务网覆盖的广度和深度。加快推进农村信息化和城市社区信息化工作。三是推进“两化”融合试点。研究制定湖北省信息化建设政策、标准和规范,进一步扩大信息技术在改造传统产业、控制能耗、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方面应用,抓好试点,典型示范,总结推广。在企业层面,围绕产品研发设计、过程控制、企业管理、物流市场、人力资源开发、新兴产业和技术改造等七个环节,选择50户企业推进“两化”融合的试点示范,引导企业加快信息化步伐,提升自动化、智能化和管理现代化水平;在行业层面,推介各行业信息化的典型案例,支持推广应用行业共用信息技术。继续在冶金、汽车、机械、化工、建材等行业实施装备制造业信息化工程,进一步提升制造业信息化水平。按照“管好频率、管好站台、管好秩序”的要求,加强无线电频率资源的统一管理,加大无线电监测和干扰查处力度,推进无线电新业务开展。建立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跨部门协调机制,确保全省电子政务网络信息安全。

4、强化对企业协调服务,促进市场主体培育

坚持大型企业做大做强、中型企业转型发展、小型企业加快成长的思路,不断创新服务方式,加大扶持力度,推动“中小企业成长工程”向“梯队培育计划”转变。一是深入推进大企业直通车服务。建立大企业直通车网络服务系统,完善工作机制,特别是要建立服务企业的快速反应机制和日常协调机制,及时、快捷地为155户大企业搞好服务。建立和落实考评督察制度,不断提高服务工作质量和水平。二是加快培育龙头企业。研究制定龙头企业培育计划,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把兼并重组和扶优扶强有机结合,支持一批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做强做大。引导生产型企业与资源型、科研型、商贸型等企业纵向和横向整合,增强综合竞争力,形成一批营业收入过百亿、千亿的大公司、大集团。三是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全面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研究出台相应政策文件,协调金融、财税、社保等部门落实好国家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深入推进成长工程,在抓好“小进规”企业培育的同时,选择一批成长型中小企业进行重点培育,打造一批营业收入过5亿、10亿元的“小巨人”企业。加快推进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重点抓好信用担保和再担保体系建设,积极协调各地增资入股省级担保平台,不断增强各级担保机构的担保服务能力和资本金实力。继续加大金融机构协调力度,推动银企对接会贷款项目的落实。四是着力培育新的增长点。突出抓好宜昌三峡全通、东风本田扩产等110个重点工业增长点项目的跟踪服务,及时研究和协调解决项目配套、产业链延伸和生产要素保障等问题,推动项目顺利实施和早日投产。

5、加快壮大县域经济,促进产业集群发展

继续坚持“一主三化”方针,不断壮大县域经济的实力。一是抓好工业园区建设。争取信贷支持,加大政府投入,改善软硬环境,加快县域开发区、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使园区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二是抓好产业集群发展。坚持县域经济集群优先发展战略,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力度,加快发展一批具有特色和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加强对产业集群的指导,对全省60个重点产业集群实行动态跟踪管理。发挥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的导向作用,重点扶持影响制约集群壮大与升级中产业链和服务链薄弱环节的项目建设,培育集群领军企业,加强共性技术攻关和产学研合作,推动产业集群内快速发展。推动集群内服务体系建设,搭建物流、展示、融资担保等服务平台,推动产业集群、集约、集聚发展,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市场反应速度。三是加大政策督办落实力度。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对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加大考核检查力度,定期通报县域经济发展情况。四是认真筹备好全省县域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营造发展氛围。继续完善县域经济评价考核办法,更好地发挥激励机制的导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