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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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明清 江南 教育情况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6.07.061

1精英人才教育

1.1科举人才教育

从江南文化的历史演变看，在晋唐时期，东晋向南朝汉族迁移，中原大量贵族士人移民到江南，将北方的文学、民俗、文风带来江南，促进了江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为江南文化增添了新的元素，在此期间，江南公学、家学发达，世家藏书丰富，读书风气盛行，文化气息浓厚，从此江南文化彻底转型，从之前的尚武转变为崇文，并且之后直到明清时期，江南文化一直有推崇文教、重视文化教育。

因此，江南人民尤为重视科举，不仅仅因为科举考试是进入统治阶级的阶梯，还因为有重文教的江南区域文化大背景的影响。对科举人才的教育是以儒家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以八股写作技巧训练为主要手段。的确，科举制将读书与做官紧紧联系在一起，明清官学成为科举考试的准备场所，学校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目的完全根据科举而定，连最初以培养人才为目的的书院也以科举考试为指挥棒，最终学校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学子们因为教育内容固定，考试文体死板，导致思维僵化，这样的局面确实是一方面，但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其实，“洪武二十四年（1391）定考试文字格式时对此下了明确的界定：‘凡对策，须参详题意，明白回答，如问钱粮即言钱粮，如问水利即言水利，孰得孰失，务在典实，不许敷衍繁文。’”所以明清时期的考生并不是只要苦背经史子集和苦练八股写作技巧就行的，还要了解一定程度的经济、行政、水利、法律等方面的知识，才能在对策时详细典实以答。明清江南地区的科举教育与明清时期其它地区的教育大致相同，只不过江南地区更加崇尚文教，因此，江南地区的人尤为重视读书做官。江南贡院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科举考场，是江南地区崇文重教，读书之盛的直接体现。据相关统计，明代江南贡院走出去的考生考中进士者多达4283人，占明代进士总数的17.2%；清代江南贡院考生考中进士者共计4109人，占清代进士总数的15.3%；而整个清代江南贡院共举行科考112科，在此乡试中举后殿试考中状元者58名，竟占全国状元总数的51.78%。据学者有关调查，在全国出进士最多的9个府中，明代江南有3个，分别是苏州、常州、嘉兴，而清代江南则有5个，杭州、苏州、常州、嘉兴、湖州。可见江南科举之盛甲于全国。

1.2经世致用人才教育

江南文化自古以来，就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夏商周时期吴越文化初步融合，形成了初步的江南文化；到春秋战国时期，吴国在与楚国的征战中强大，吴文化融入了楚文化，之后吴越发生战争，吴、越文化进一步融合，江南文化就此成型；后来经过晋唐时期与中原文化的交融，江南文化成功转型发展。因此江南文化是经过时间的酝酿，一路吸收包容其它文化而成。此外，江南地区地处沿海，江南文化有史以来的包容性让江南士人乐于对外交流、包容外来事物、接受异域文化，使他们视野开阔，风气开放。

在江南文化包容性与开放性的特征下，从明代后期以来，明清江南的精英人才教育，除了重视儒家经史子集的学习外，“经世致用”的理念对这些精英学子们的影响越来越大。江南大儒陆世仪主张读书要讲求实用，认为除“六艺”外，也要学习实用之学，他认为朝廷用人要破除定势、不拘一格，他鼓励青年要有“体用具备，文武兼资”的才干。因此，在江南文化历久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特点的影响下，随着当时“经世致用”之学的呼声高涨，部分受精英教育的江南士人们也并不死板执着于科举考试内容，他们也在学习各种实用知识、科学技术知识，明清江南地区出现了一大批科学技术人才，如：数学家与天文学家李之藻、天文气象学家王贞仪、水利工程专家沈启、地理学家徐霞客等。并且由于江南地区处于沿海，江南士人们有超越自我的创新意识，既超越地域的局限，又超越自身观念的局限，用开放的思想接受西洋科技知识和外来文化，使江南地区的文化更加丰满，发展更加繁荣。

1.3“遗留”人才教育

“江南县级官学的生员名额，在自明代中期至清代中期的几百年中增加不多，以无锡、平湖、常熟、嘉善几县为例，每县生员名额多在数百人之谱。”而童生的人数，定要比生员的人数多出好许，所以明清江南从小为科举做准备的人数众多。然而在明清江南地区的录取率并不高，所以真正能够获取功名或者在科技、文学、艺术等方面小有名气的毕竟是冰山一角。绝大部分的人都是默默无闻、没什么成就的，在这大批的“遗留”人才中，不乏有终身为金榜题名努力的执着迂腐之人，但绝大多数人还是选择接受再教育，投入到其它行业中。这些“遗留”人才相较于未接受系统知识教育的普罗大众要更容易学习各行各业的实用知识和技能。在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城镇经济高度商业化的大环境下，为了维持生计，他们有的重新接受行政知识做幕僚，有的运用自己的知识做教书先生，有的接受法律知识做状师，有的接受商业管理、财务等方面实用知识做账房先生或管事人员。

2普通文化教育

2.1识字读写教育

江南文化崇尚文教的特点不仅影响精英人才的教育，也辐射到普通文化教育。明清时期蒙学发展迅速，教育组织形式多样化发展，在教学方法、教材等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因此，崇文的江南地区的蒙学教育更是迅速发展。史称江南“人皆知教子读书”，可见江南地区普遍重视孩子的读书识字教育。在明清江南地区富裕家庭大多聘请教书先生教育子弟。普通家庭出生的子弟一般有3种接受教育的形式，一种是进入由官绅或富家捐资开办，免费为本族穷苦子弟进行初级教育的义塾，一种是在由一家或数家、一村或几个村子单独或联合设立的专馆，还有一种是在生员（秀才）等人开办的散馆接受学习。然而，在这样的教育现况下，普通文化教育还是未能大众化。“据《松江府志》载：‘国朝洪武八年三月，奉礼部符，仰府州县每五十家设社学一所，延有学行秀才教训军民子弟，仍以师生姓名申达。于是本府两县城市乡村皆设社学。’《姑苏志》载：‘洪武八年，诏府州县每五十家设社学一所。本府城市乡村共建七百三十所。岁久，渐废。’”可见江南地区政府倡导扶持的社学普遍发展，数量众多，哪怕出生贫穷寒门子弟也可进入社学读书识字，这时普通文化教育才真正普及开来。在私塾或社学中教授识字的教材普遍使用的是王应麟的《三字经》《百家姓》、周兴嗣的《千字文》等，教书先生大多采用背诵加讲解的方法。这些教材符合初步识字阶段的要求，内容大多通俗易懂，同时也包含一定的知识和教育思想内容，因此颇受欢迎。在教育组织形式多样化发展（尤其社学普遍设立）的情况下，普通文化教育比较普及，江南地区普通群众的识字率很高，基本满足日常生活需要。

2.2算数教育

江南文化的转变是由武尚文，刚柔并济，江南人与生俱来就有坚韧勇敢创新的精神，明清时期的江南出现了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以个体家庭为基础的小农场小作坊成为工农业的主要生产单位，成了江南地区较普遍的经营方式。在江南城镇经济高度商业化的背景下，无论是小农场主、小作坊主，哪怕是出卖劳力的普罗大众都要会基本的算数知识，具有一定的计算能力，才能不至于被这样的大环境淘汰。明清时期江南算术教育主要包括以珠算为主、口算笔算教育，算术教育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民间学习传播的，主要是商家招聘学徒，学徒跟着师傅学习珠算；还有一种是在蒙学阶段学习珠算盘，在江南私塾教育中也把背诵口算的基本口诀作为内容之一。算术教育的教材主要有朱世杰的《算学启蒙总括》和劳乃宣的《筹算蒙课》。这类算数教育的实用性很强，便于大众运用于日常生活生产和工作。

篇2

[关键词]明清时期；徽州书院；经费来源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它最早出现于唐代，在宋、元、明、清时期开始盛行。从宋代起，书院数量的多少就成了衡量中国区域教育发展程度和学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徽州的书院一直十分发达，特别是明清时期。当时所谓“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1）。在明清时期的整个徽州地区，据李琳奇先生的统计，明清徽州地区共有书院约93所。众所周知书院要维持和运作下去资金是其重要保证，所谓“经费志养源也”，“必经费有余而后事可经久”。（2）故本文拟对明清徽州书院的经费来源问题进行讨论，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据统计，明代有书院1962所，（3）清代有书院4365所，其数是唐、五代、辽、宋、金、元、明各朝书院总和的1.49倍。（4）明代书院中官办比例为57.21%，（5）清代书院中官办比例为56.67。（6）可见明清时期官力成为书院发展的主要力量，官方出资是书院的主要资金来源。但是徽州地区却是以民办书院为主体，民间的捐助是书院经费的主要来源，而民间捐助大体上可以分为宗族捐助和徽商捐助。

一、宗族与徽州书院

徽州被称为“宗族之乡”，清代学者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卷十一《故老杂记》中说：

“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名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卦；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虽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

从中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的徽州地区宗族势力非常强大。宗族势力如此强大，主要是因为徽州是一个高移民社会，中原士族为了躲避战火纷纷迁入徽州地区。这些中原士族迁入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宗族文化，使他们的宗族文化得以在徽州复制。《新五代史》云：“故唐公卿之族丧亡且尽”（7）而在徽州地区宗族制度却得以保存。（8）

（一）宗族对教育的重视

徽州宗族大多来源于迁入徽州的中原士族，他们继承了中原士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在休宁《茗州吴氏家典》中有过这样一段记载：“族内子弟有器宇不凡，资禀聪慧而无力从师者，当收而教之。或附之家塾、或助以膏火。培植得一个两个好人作将来楷模，此是族党之望，实祖宗之光，其关系匪小。”（9）徽州宗族之所以如此重视教育一方面来源于传统，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教育有着很深刻的认识。

1、宗族的强大要靠教育

徽州宗族已经没有了原来中原士族那种世代出仕的特权了，所谓“巨室强宗之所以绍隆而不绝者，有世禄尔”（10）；“子孙才，族将大”（11）一个宗族的强大政治上，学术上必须要有地位。没有了世代出仕的特权，要想在政治上，学术上有所地位只能靠教育，通过科考仕进之途取得和保持望族的地位。正如明歙县人汪才生对其子弟所说：“吾先世夷编户久矣，非儒术无以亢宗，孺子勉之，毋效贾竖子为也。”（12）

2、宗族成员的个人品德要靠教育

自古以来中国古人就很注重个人修养，正如《礼记・大学》中所说：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徽州宗族作为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他也毫不例外的很注重个人的修养。徽州人有句古话叫：“读书非徒以取科名，当知做人为本”。（13）徽州人一直把族人的品德看做宗族能够延续下去的重要保证。

3、宗族抵御外来侵害要靠教育

明清时期，“世风不古，外患易生，横逆之不，时所常所”，特别是“官民异体，力

不能抗，未有不遭其鱼肉者”。但是“苟能身列青衿，尚可据理陈词，少当其锋。若在齐民，畏惧刑拷，有屈无伸，唯有择祸从轻一说耳”。所以，仅从生存环境考虑，徽州的宗族之人“是以谆谆望子孙之读书也”。（14）

（二）宗族对书院的捐助

正是因为徽州宗族重视对书院的捐助，当时徽州地区书院的数量在全国来说都是首屈一指的，而这些书院中大多数都是宗族性的。如：婺源的桂岩书院、太白精舍、开文书院、西乡书院，歙县的西畴书院、竹山书院、飞布书院，祁门的李源书院、窦山书院、集成书院，休宁的率溪书院、新溪书院、明善书院等等，这些都是宗族所建书院的典型代表。所谓“各村自为文会”（15），“书院所在多有”（16）讲的正是书院在徽州的盛况，基本上遍布徽州的每个角落。

徽州宗族对于书院的捐助主要是族产和学田。明清时期，徽州宗族“族必有产”。这些族产就是宗族的共有财产，有些强大的宗族族产十分可观。据绩溪《金紫胡氏祠产册序》上记载“金紫家庙，产业颇丰。”绩溪《上川明经胡氏宗谱・拾遗》上面也说“吾族祀产最多，自宗祀、支祠、下逮近代各家无不毕有”可见徽州宗族的族产是很普遍的，而这些族产其中的一部分是用来捐助书院的，如婺源明经书院由考川胡氏“合族重建”，婺源太白精舍由“潘氏合族建，置义田百亩，以资来学”（17），歙县潭渡孝里黄氏宗族，从族产中“开支修脯，敦请明师，开设蒙学，教育各堂无力读书子弟”（18）。徽州宗族除了用族产来捐助书院以外，许多宗族还专门设有学田作为书院的日常开支，如休宁古林黄氏宗族，“课子孙，隆师友，建书舍为砥砺之地，置学田为膏火之资。”（19）黟县《鹤山李氏宗谱》卷末《家典・置学田义》说道：

族之兴也，必有贤子孙为之纲纪。子孙之贤，必先纳之党塾之中，俾读圣贤之书，明义理之归，授之成法，宽之岁月，涵育熏陶，而后人才有所成就。然方其入学也，有修脯执贽之仪、有礼傅膳供之费；及其长而能文也，则有笔札之资、图籍之用、膏火之需；其出而应试也，则有行李往来之供；其从师访友也，则有旦夕薪水之给、朋友庆吊酬酢之情。故欲教之使之有所成就，尤必先有以资其养，使之有所藉赖而率其业。是故，得所养则所谓修脯执贽、礼傅膳供、笔札膏火、行李往来、旦夕薪水、庆吊酬酢之费皆有所出，其暴弃者不足道，有志之士则莫不诗书风雅，大之观光上国、作宾王家，次亦侧身庠序、不失为识理之君子。不得所养，则费无所出，其昏愚者不足论聪明才俊之子，埋没于贫窭之中者，不知凡几矣。……人有养而后定志于学也。今欲其定志于学而无以资之，亦殊非祖宗所以培植人才之至意也。……而在善体祖宗之意以教育一族之人才，自宜创立学田，垂之永久，使世世子孙有所凭藉而为善。

正是徽州宗族的这种以全族之力去捐助书院，才有了徽州书院的蓬勃发展，而徽州书院的蓬勃发展又促进了徽州文化的繁荣，人才辈出。许多族人通过在书院的学习走上了仕途或者成为学术大家，反过来提高了整个宗族的政治学术地位，使之成为当地的望族。而为了维护自己宗族的这种地位，整个宗族又会不断的继续下去。书院与宗族就是在这种相互作用下向前发展。

二、徽商与徽州书院

徽州地区“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20）山多地少，而这么一点土地不足以养家糊口，顾炎武曾说，“徽郡……又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21）徽州人为了生存，光靠种田根本解决不了生计问题，只能另谋出路。大部分人为了生存选择了经商这条路，“从贾者什七八”（22）。徽州商人的足迹遍布海内外，成为明清时期最重要的商帮之一，可谓是富甲一方。据记载明中叶，“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23），而到了清中叶，徽商“资本之充实者，以千万计，其次亦以数百万计”（24），可见徽商资本雄厚。而当时有种说法叫“无徽不成镇”正是徽商强盛的真实写照。

（一）徽商对教育的重视

徽商区别与别的商人最重要的一点是“贾而好儒”，戴震曾经这样评价过徽州商人，“虽为贾者，咸近士风”（25）。徽州商人对教育的重视跟自身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是息息相关的。

1、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思想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士农工商”，商人是排在最后的。徽商的政治地位与他们显赫的经济地位不成正比，甚至还要受到官员的压榨，商人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最好的办法就是培养自己的子孙，让他们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提高整个家族的政治地位。而要想科举入仕，关键是教育，所以徽商们不惜重金投入教育，培养他们自己的政治人。

2、许多徽商在从事商业以前，就受过儒家文化的教育。

许多徽商从商之前就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而不得不从事商业。如明休宁汪镗，“父病，又时举发，乃不能卒举子业，去海上业贾”。（26）清婺源汪辑五，“幼习举子业，志在观光利用，旋家贫亲老，遂弃而就商”（27）又如明歙县程次公，“故在外傅，业以受经，父老倦游，夺之儒而命之贾”（28）等等，许多徽商都是这种情况。正是这份遗憾，当这些商人取得成功之后，不想子孙跟他们一样失去“习举子业的机会”，希望子孙们能完成他们没完成的事业。

3、徽商重视教育也是为了经商的需要。

徽商之所以能够成为明清时期的十大商帮之一，其影响力遍布全国各地，到处都有徽商的影子，这跟徽商的个人能力是紧密相关的。而个人能力的培养需要教育，商场如战场不能理性的去应对，掌握正确的方法，徽商就不可能取得成功。他们经商基本的要求就是要会书写各种文书这也需要教育，在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要想交结上层社会你也必须要投其所好，而上层的士大夫们喜欢的是儒家文化。所以徽商重视教育也是他们的一种经营手段。

（二）徽商对书院的捐助

徽商对书院的捐助比比皆是，像休宁商人吴继良创建商山明善书院，婺源商人项儒珍创建的周溪玉林书院等等。从很多文献中我们都能看到徽商捐助书院的影子。如歙县人鲍肯园，“生平好施，独不喜建佛堂道院。其乡有两书院，一在城内曰‘紫阳’，一在城外曰‘山间’，并垂废矣。公慨然与乡士大夫作新之。以状白盐使，请援扬州安定书院例，出库金增诸生膏火，自以私财白金三千两益之，于是城内之紫阳书院成，又出白金八千两自制两淮生息，以复城外之山间书院”。（29）“黟邑碧阳书院，嘉庆十六年（1811年）前令吴君甸华谋于邑中人士，裒费建成，并以余银六万两分发盐典生息，计岁入息金三千六百，以为延请山长修金、生童住院膏火，而邑中之应乡会试者于此中给以资斧，其他诸用亦各条分缕析，预防流弊”。（30）又如黟县人舒大信，“邑人议建书院，大信存二千四百金助之”（31）等等。记载徽商捐助书院的文献记载可以说是恒河沙数。徽商对书院的大力捐助，是徽州书院繁荣发展的一大动力，徽州的许多书院都烙上了徽商的印记。

三、余论

明清时期是徽州书院发展的鼎盛时期，书院的发展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与徽商、徽州宗族的捐助是息息相关的。徽商、徽州宗族的捐助促进了书院的发展，而书院的发展也提高徽商、徽州宗族的政治、学术地位。在他们的相互作用下，徽州出现了文化繁荣，人才辈出的壮观景象，使徽州地区成为明清时期的一颗璀璨明珠。

参考文献：

[1]胡寅.斐然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汪道涵.太涵集[M].万历十九年刊本.

[3]雍正・休宁茗州吴氏家典[M].

[4]光绪・绩溪东关冯氏家谱[M].

[5]张习孔.家训[A].檀几丛书[C].清康熙新安张氏霞举堂本.

[6]李琳琦.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7]民国.黟县四志[M].

[8]光绪.婺源县志[M].

[9]民国.歙县志[M].

[10]黟县.鹤山李氏宗谱[M].

[11]绩溪.西关章氏族谱[M].宣统刻本。

[12]休宁.古林黄氏重修族谱[M].乾隆刊本.

[13]道光.《徽州府志》[M].道光七年刊本，“中国方志丛书”。

[14]李琳琦.《徽州教育》[M]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15]歙县.《棠樾鲍氏著存堂宗谱》[M]，嘉庆十年刻本。

[16]《明史》[M]，1974年版校点本。

注释：

（1）道光《徽州府志》卷三《营建志・学校》。

（2）史致昌：《彝山书院志序》。

（3）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第五章《书院的繁荣与辉煌》第261页。

（4）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第六章《书院的普及与流变》第404页。

（5）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第五章《书院的繁荣与辉煌》第271页。

（6）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第六章《书院的普及与流变》第414页。

（7）《新五代史》卷二八，《豆卢革传》。

（8）叶显恩教授在《徽州和珠江三江洲宗法制比较研究》（1995年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中指出，“徽州宗族制一直保持与正统文化相一致，堪称为正统宗族制传承的典型”，而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制则为“宗法制的变异”，乃是“虚拟宗族”。

（9）（雍正）休宁《茗州吴氏家典》卷一。

（10）胡寅：《斐然集》卷二《个竦堂记》。

篇3

引言

中国古典园林作为东方园林艺术的一部分，对世界园林的进步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中国园林艺术的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已达到了鼎盛，兴盛的造园活动和精湛的造园技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本文主要讨论明清时期的私家园林由于其区位地形，气候水文，经济，教育，宗教等人文环境等的影响，造成其造园手法在园林布局，建筑营造，景观组织等各方面的突出风格特色。

一、形成明清私家园林造园风格的影响因素

（一）区位因素

江南地区位于中国大陆的南北之间，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明清时期，江南成为文人荟萃，经济昌盛的核心地区，此时的江南私家园林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江南园林的造园风格融汇了南北的造园精华，为康熙，乾隆皇帝建造皇家园林提供了素材。

（二）地形因素

中国辽阔的地域面积和复杂的地形条件产生了丰富的自然景观和资源，为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江南地区平坦的地势，发达的水系，优雅的自然环境奠定了江南园林诗情画意的艺术风格。

（三）气候水文因素

江南地区的气候类型属于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因此在造园时注意了园林与气候的相呼应，考虑了夏季的通风排水和冬季的保温节能。

（四）文化因素

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是全国的文化艺术中心，文化艺术氛围浓郁，这为江南园林的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文学，戏曲，书法，绘画等文化艺术形式的发展，对江南园林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五）经济因素

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使江南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并成为全国工商业的中心，为江南园林的蓬勃发展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六）宗教因素

明清时期的政治制度是高度的君主专制，对宗教有严格的管理，佛教和道教思想理论退化，政府限制不合理，而儒教作为政府附属组织而得以发展。江南园林的造园技巧在很多方面都收到了儒家思想的重要影响。

（七）本章小结

鲜明的园林艺术风格的产生，其本质原因是园林艺术所处的背景。影响园林艺术风格的基础因素是其所处位置的自然因素，包括区位因素，地形因素，气候因素，水文因素等，而园林艺术的形成，其决定性因素是人文因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两种因素共同影响园林造园艺术的形成。

二、明清时期江南园林的主要造园风格

（一）园林空间布局方式

江南园林由于受到用地的限制，很难获得开阔的视野，因此通常采用内向的形式。且由于受到儒家思想内敛，独乐的影响，同时为了满足防御的需要，院墙一般采用高大厚重的砖墙抹灰的形式，砖墙顶部覆盖黑色瓦片，产生了黑白之间的强烈对比，减弱了纯白色砖墙的单调之感，使围墙看上去轻盈又不失稳重。这样既满足围墙的基本功能，又为内部的景观营造提供了单一的背景。（图2.1）

江南私家园林常常通过院落的层层划分，曲径通幽的园中步行路线设计，激发游人的观赏乐趣。院落围合采用廊墙组合，镂空窗点缀的手法，虚实结合，造成一步一景，层次丰富，变幻无穷的空间效果。（图2.2）

（二）建筑营造方式

在尺度方面，私家园林不讲求恢宏的气魄，多小巧而精致。由于建筑位于用地受限的市井，建筑需要有开敞的墙面来尽量保持室内良好的通风，以适应江南湿热的气候，空透的界面也使得室内外的空间隔而不断，增加空间的延伸感。屋顶是中国古建筑形象中重要的一部分，屋顶对整座建筑的外轮廓线有重要的影响。江南私家园林的屋脊和屋面的线条大都翘曲，曲线优美而夸张，使整个建筑轻巧灵动，造型舒展，而建筑其他部位如窗扇，栏杆等部位的繁复处理也更加增强了建筑精巧阴柔的美感。在建筑的色彩运用方面，中国传统建筑的色彩受到封建等级制度的限制，普通民宅只能用素色，以黑，白，灰为主要色调，粉墙黛瓦给人清新淡雅的印象。（图2.3）

（三）植物景观营造

园林植物是构成园林必不可少的重要要素。彭一刚先生曾说“园林，从他一开始的草创阶段，便离不开花木的种植，或者换句话说，园林就是以种植花木而起家的”。[1] 江南地区水资源充沛，气候温暖湿润，十分适宜多种植物的生长，因此应用的植物种类也十分丰富，不同花期植物相互搭配营造出四季不同的景色。另外，植物的选择也常常被赋予一定的意义或内涵，如“莲花”象征“高洁”，“牡丹”象征“富贵”，“竹”象征“气节”等，主人将自己的心境和追求巧妙地融入园中的一草一木，使庭院充满人文气息。至于江南私家园林植物的配置形式，多用自然随意的布置手法，孤植，丛植等多种种植手法穿插使用，模仿大自然，营造“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园林意境。（图2.4）

（四）堆山叠石特色

山石是园林的骨架，江南私家园林中堆叠假山所使用的石材多使用附近的太湖石和黄石，以“透，漏，瘦，皱”为美，玲珑多姿，韵味独特，妙趣横生。在置石的手法上，以中国传统山水画为建造的依据，讲究远观山势走向，近看脉络机理，“局部寓意全景”，能够在有限的空间里营造无限的意境和美感。（图2.5）

（五）园林理水手法

水在各种类型的园林中均扮演者重要的角色，江南园林多以山为主体，以流动的水为贯穿始终的重要脉络。由于用地面的的限制，需要在咫尺之间浓缩天然水体的形态，从而达到“一勺则江湖万顷”的意境，水面虽小但曲折有致，常常结合廊，桥来创造变化的空间，水中植荷养鱼，情趣万千。刘敦桢先生这样总结我国传统的造园手法：在园景组织方面，以水池为中心，辅以溪涧，水谷，瀑布等，配合山石，花木和亭阁，形成各种不同的景色，是我国造园的一种传统手法。[2] （图2.6）

（六）亭的运用

亭在江南的私家园林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甚至有“无亭不园”的说法。虽然亭的建造形制有一定的等级限制，但在实际中仍然有十分灵活的运用。如退思园的“眠云亭”，拙政园的“荷风四面亭”，上海豫园的“望江亭”，还有苏州留园中的“半亭”等。主人常常会赋予园中的亭一个寓意深刻的亭名，如留园的“亦不二”亭，引用了佛教用语，有直接入道，不可言传的寓意。（图2.7）

（七）寓意和象征

私家园林经常是文人士大夫的庇护之所，是他们的精神家园。他们将自己不满现状，隐逸遁世的情绪反应在造园艺术上，利用园林的布局和形象作为艺术手段，通过人们在其中进行的审美活动引发的联想，表达主人寄情山水，崇尚隐逸的情怀。

三、结语

篇4

关键词：女性私塾教育《牡丹亭》明清

《牡丹亭》是汤显祖的代表作，也是我国戏曲史上浪漫主义的杰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生死离合的爱情故事，洋溢着追求个人幸福、呼唤个性解放、反对封建制度的浪漫主义理想，感人至深。初读这本书时，相信每一个读者都会为美丽的杜丽娘与英俊书生柳梦梅之间婉转曲折灵异的爱情所感叹，相信每一个读者都会对聪明伶俐善解人意又精灵调皮的丫鬟春香印象深刻，大为赞赏，也相信每一个读者都会对青春版《牡丹亭》所所展示出的昆曲的美所折服，《牡丹亭》其作为我国四大名剧之一自然有其许多值得探讨的社会思想艺术价值，今天我们就一起从《闺塾》篇探讨下明清女性的私塾教育。

私塾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组织形式之一，属于私学中基础教育部分。私塾有塾师自己办的教馆，学馆，村校，地主，商人设立的家塾，属于用庙宇、祠堂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款兴办的义塾等多种办学形式。明清时期的私塾有三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教馆”或“坐馆”；一种是“门馆”或“家塾”，即教师在自己家里，或借祠堂、庙宇等公共场所，或租借他人房屋，设馆招收附近学童就学；一种是“村塾”或“族塾”，即一村一族择址建管，延师教授子弟，在村称“村塾”或“村学”，在族称“族塾”或“族学”。由于在古代，受“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严男女之大防”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女性不仅享受不到与男性同等的教育机会，而且受到诸多的限制，女性教育在古代主流教育领域内是边缘化甚至空缺化的。在这种情势下，对于中上层社会的女性来说，私塾教育和家庭教育是她们较为常见的受教育模式。尤其是同唐宋时期比较，明清时期的女子教育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就是女子就读私塾。

在上述三种私塾形式中，明清社会女性享受的最常见的就是富贵家庭聘请塾师到家做馆，对自家女子进行单独的文学启蒙教学，也就是当时俗称的“闺塾”。如《牡丹亭》中女主人公杜丽娘享受的便是此。当然在接受闺塾教育前的女子是要有一定的教育基础的，一般之前都接受过父母的启蒙教育，后来的闺塾可以算是父母教育的补充或延伸。杜丽娘亦是如此，原本接受过父母亲的启蒙教育，“男、女《四书》，他都成诵了”，二杜宝之所以请“饱学”的塾师上门为她授教，不过是为了更深入地为她讲些“经旨”（第五出《延师》）

在私塾中任教的的有男教师，也有女教师。当然，进入闺阁教学，自然以女塾师更为合适。明末冯小青的母亲就是一位到富裕家庭任教的女塾师。佚名《小青转》中写道：“母本女塾师，随就学，所游多名闺，遂得精涉诸技，妙解声律。”《牡丹亭》中杜宝娘夫妇商议为女儿情塾师，杜母就说：“既然如此，要个女先生讲解才好。”这恐怕更符合官宦家庭的礼仪。只因为杜家住在官衙里，杜宝才坚持：“后堂公所，请先生是黉门腐儒。”（第三出《训女》）。所以他父亲请男南安府学老陈最良做她的私塾教师。陈最良年近六旬，曾经做过多年的私塾教师，后来失业在家：“兼且两年失馆，衣食单薄”（第四出《腐叹》）。他在教学方面，还是有些经验积累的。《牡丹亭》第七出《闺塾》对陈最良教课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写。下面我们分析《闺塾》出所显示出的明清女性的教育过程，教育内容，教育结果等。

一开场，陈最良自言：我陈最良，杜衙设帐，杜小姐家传《毛诗》。极承老妇人管待，今日早膳已过，我且把毛注潜玩一遍。（念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好者，好也。逑者，逑也。

接下来作者就像我们呈现出了整个做官教学的具体过程：学生杜丽娘先跟塾师道万福，接着塾师询问学生对新课的温习情况，然后开始为学生讲解课文。在讲解过程中，涉及新的内容时，在精灵古怪的丫鬟春香的诱导下，陈最良还采用了模拟“雎鸠”叫声的方法，让女学生杜丽娘对“雎鸠”这种鸟有具体而形象的认识。讲完课以后，还要“模字”――即练习书法。到此，由始到终不仅呈现了女性接受教育的具体而详细的过程，还展示出女性所接受的教育内容。从作品中，我们看出，杜丽娘接受的教育内容是《四书》《五经》。其中以《诗经》为首选。

为什么要选《诗经》作为其读本呢？在第五出《延师》交代了杜宝在五经中独选《诗经》为女性教育读本的原因：

男、女《四书》，她都成诵了，则看些经旨罢。《易经》以道阴阳，义理深奥。《书》以道政事，与妇女没相干。《春秋》《礼记》，又是狐经。则《诗经》开首便是“后妃之德”，四个字儿顺口，且是学生家传，习《诗经》罢。其余书史尽有，则可惜他是个女儿。

篇5

摘要：在我国明清时代，其散文流派比较多，不同的流派其创作的风格也不同。正是因为这些散文流派，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国古代的散文理论。本文主要探讨的就是明清散文流派演变的特点，并且对其演变的意义进行深入的探究。

关键词：明清；散文流派；演变；特点；意义

明前的散文流派比较多，比较熟悉的有唐宋派、桐城派以及公安派以及湘乡派等。可以说明清散文是伴随着散文流派的演变而不断的发展的。明清散文流派不断涌现的因素有很多，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古代散文自身的发展规律以及明清思潮的涌动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明清散文流派的形成[1]。

一、明清散文流派演变特点的分析

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其资本主义的萌芽在明后期就已经萌发。及时加强封建统治，依旧是不能阻止我国向近代社会发展的步伐。在明清时期，虽然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维护，但是彰显人文精神的新的思潮却无法阻止，依旧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而不断的盛行。站在散文的自身发展角度而言，明清散文的发展继承了前朝的优点，但是却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下面主要从演变的动因等方面阐述明清散文流派的演变特点：

（一）明清散文演变的动机分析

明清散文演变的动机主要有四点，首先就是受政治环境的影响，社会政治环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流派的形成，散文流派的文风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政治环境的需要，不承认社会政治环境对明清散文流派的影响是一种不科学的做法[2]。其次，思想理论对散文流派的影响，明清的散文流派基本上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学理之上，特别是具备一定的新人文精神的学理为明清的散文流派注入了新的血液。比如清代的桐城派就是建立在程朱理学的基础之上的，唐宋派就直接受王阳明的心理学的影响。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一定的理学作为支撑，其散文流派也是无法获得一定的发展的。再次，前一流派的弊端会直接催化新的流派的崛起。正常情况下，新的流派在早期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前期也是散文健康发展的关键时期。但是基本上到了后期，散文的发展就会出现各种弊端，比如摹拟以及各种剽窃等。明清的散文流派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后来者能够除去前者的弊端。正是在这样不断的更迭中，明清散文走完了它的演变路程。最后是受统治者的文风取向影响，明清统治者的文风取向对于其散文流派的形成与演变具有关键性的作用。除此之外，明清散文还受八股文时存环境的影响，特殊的生存环境以及生存方式对明清散文流派的形成与演变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二）明清散文流派形成演变的核心问题阐述

明清散文流派的形成与演变主要涉及三个核心问题，首先就是散文的艺术精神，散文的艺术精神在本质上就是作者的人生艺术精神，而创作者的人生艺术精神主要来源于作者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但是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形成又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散文流派对艺术精神的选择最终要归结为对思想理论的选择[3]。其次就是散文的艺术风格，在散文流派中艺术风格是最主要的标志，不同的散文流派其艺术风格也是不同的。任何散文流派对于艺术风格的选择都不是随意的，其风格的选择必须要彰显一定的艺术精神。明清散文流派最大的特点就是散文的风格具备一定的多样性。最后，就是对待散文艺术传统的态度，不同的散文流派对待艺术传统的态度是不同的。大部分流派的形成都具有一定的复古性，在散文的艺术传统上，很多的散文流派都是持承认的态度的。但是在选用的对象与选用的方式上却有所不同。最主要的原因在与不同的散文流派追求的艺术精神以及艺术风格是不同的，因而在选择艺术传统的内容上就会表现出不同。

（三）明清散文流派的演变趋势

明清散文流派的演变趋势主要呈现三点特征：首先就是后来形成的散文流派更加关注社会群体的利益，比较注重散文的时效性，比如在我国的近代史上就有很多睁眼看世界的散文的出现。其次，越来越关注散文的审美特性以及创造的艺术性。任何一个散文流派都具有自己的艺术风格，比如，桐城派正是在不断的探索与积累中才形成了自己的散文审美特性。最后是任何散文流派的演变都汲取了前一流派的优势，比如桐城派中很多的古文见解在明清其它散文流派中都能找到。

二、明清散文流派演变的意义探讨

明清散文流派的不断涌现，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明清散文家的一种不断求新、创新的精神。关于明清散文流派演变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国古代的散文理论

明清时期的散文流派不断的涌现，最主要是在理论上有一定的突破，不仅丰富了古代的散文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古代散文传统理论的一种深化。明清散文对社会政治关系以及学术思想关系等，都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4]。

（二）涌现了大批的散文作品

明清的散文作家基本上是既擅长理论同时又擅长创作的。不同的散文流派都具备自己的审美特性，比如桐城派与公安派在艺术精神上是不同的，同时在艺术风格上也是不同的。正是因为不同的散文流派涌现，才为我国散文史上增添了更多的精美散文著作[5]。

三、结语

总而言之，不同的散文流派其发展与演变都具有自身的特征。明清散文流派不断的涌现也受不同的因素影响，上文已经对其演变的特点与意义进行了探讨，为我们更好的了解明清散文流派的发展提供了参考的依据。

【参考文献】

[1]阮忠.古代散文“发展演变”的理念与实践――以刘振东等《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为例证[J].齐鲁学刊，2011，（01）：131-134.

[2]周明初.走出冷落的明清诗文研究――近十年来明清诗文研究述评[J].文学遗产，2011，（06）：147-155.

[3]李遇春.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重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古今维度[J].天津社会科学，2016，（01）：105-125.

[4]曾礼军.清代两浙文学世家的时空分布与文学建设[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1）：1-11.

篇6

无徽不成商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其后代有所发展。历史上所说的徽商,是指明清时代徽州府籍的商帮集团。形成于明成化、弘治年间,明嘉靖以后至清乾隆、嘉庆时期,徽商达到极盛,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等地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

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

“无徽不成商”。徽商凭借其超凡的能力在中国商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笔。徽商经营范围很广,“其货无所不居”,其中以盐、典、茶、木为最著。在这四大行业中,从事盐业的经营资本最厚,获利也最多,所以徽商之富莫过于盐商。明代万历年间,有人估计扬州的盐商资本约为三千万两。清代有人估计为七八千万两,这与乾隆的国库存银大致相等。他们财力之丰,就连乾隆皇帝也曾因之发出“富哉商乎,朕不及也”的感叹。

贾而好儒贾儒结合

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里,素称“东南邹鲁”,有其他地方不可比的儒学传统。徽人广建书院,崇儒重道,形成了“儒风独茂”的地方风情。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徽商或“先贾后儒”,或“先儒后贾”,或亦贾亦儒,在贾与儒之间“迭相为用”,因此以儒道经商就成为徽商精神的精髓。他们的显著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他们的经营理念是“财自道生,利缘义缺”,逐渐形成了“诚”、“信”、“义”、“仁”的商业道德。

和其他商帮比较,徽商的官商、儒商特色非常突出。做“红顶商人”、“儒商”,追求社会地位,是徽商的一大特点。追逐财富只是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归宿。明清时期,徽州的教育程度居全国之首。徽州人的文化优势成了一条隐形的纽带,将官和商联系到了一起,使徽商进入到“以商重文,以文入仕,以仕保商”的运行轨道。遍布各地的徽商会馆是见证徽商施展外交手段的重要场所,明清徽商鼎盛时期,徽商会馆遍布全国,北京的徽商会馆,素有“京城第一会馆”的美称。

新徽商崛起

历史上,徽商曾造就了以红顶商人胡雪岩、江春等为代表的称雄海内的儒商,然而清末社会动荡、朝廷政策变更、资本主义兴起,徽商们由于未能及时实施经营转型,没有搭乘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航船,无可挽回地从巅峰摔到谷底,从清道光、咸丰时期至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

篇7

一、利用课外活动，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给孩子一些权力，让他们自己去选择；给孩子一些机会，让他们自己去体验；给孩子一些困难，让他自己去解决；给孩子一个问题，让他自己找答案；给孩子一种条件，让他自己去锻炼；给孩子一片空间，让他自己向前走。探究性学习是一种先进的学习方法，不仅仅是课外作课题研究，还要与日常的学习活动相结合，而且必须落实到每一天的学习活动中去。如：历史书中介绍了秦时政治制度的设置情况，以后的课可以让学生课外自主学习，翻阅有关资料，研究汉到明清时期政治制度的设置情况。教学的效果表明，大部分学生能通过自主阅读找出课本中从中央到地方，从秦朝到明清时期官制的演变情况，并能简单说出其中的目的和后果——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部分学生还能模仿课文图表列出表格加以说明。当然，这类问题式的研究，有利于学生学习信心的培养及研究方法的初步掌握。这样，只要有适合的研究点，我们无论论题大小、难易，都可以让学生分组尝试研究。平时勤练兵，到研究大型课题时，就不会“望而生畏”了。

二、设计探究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师要为学生的学习设置探究的情境，采用“创设情境、建立模型、解释应用”的编排方式，使他们切实感觉到知识来源于生活，知识就在我们身边。使学生感兴趣并在有限的时间里为学生理解和掌握，能满足学生未来的社会需要，并有利于学生个性发展、启迪思维、开发智力。以学生周围世界和生活实际为参照对象，为学生提供充分自由表达、质疑、探究、讨论问题的机会，让学生通过个人、小组、集体等多种解难释疑尝试活动，将自己所学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在生活情境中设计有趣味的问题，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打动学生的心灵形成良好的学习气氛。

三、开展课堂讨论，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篇8

关键词：明清家训 现代家庭 教育

一.养正于蒙、家教为先的家庭启蒙教育

明清家训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古人重视胎教、早教，并发展出较为成熟的理论系统。古人云“三岁之魂，百岁之才”， 古人教子强调一个“早”字，强调培育子女要从源头抓起。明清家训对儿童启蒙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人之一生，多有习气而成，盖子孩提至十余岁，此数年间，浑然天理，知识未判，一习学业、则有近朱近墨之分。”清朝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中强调：“端蒙养，是家庭第一关系事。”另外，在明清家训中还发展出一整套较为完善的胎教理论。如明朝许相卿从生活习惯、耳闻目视、言行举止等方面规定了胎教的内容。“教子宜自胎教始，妇妊子者，戒过饱、戒多睡、戒暴怒、戒房欲，戒跛倚、戒食辛热及野味。宜听古诗，宜闻鼓琴，宜道嘉言善行，宜阅贤孝节义图画，宜劳逸以节、动之以礼，则生子形容端雅，气质中和。”这些内容于今天看也十分符合优生的原理。其次，在传统社会中个体的社会化教育主要是在家庭中进行，传统的家庭教育将社会意识内化为个体意识，从而“使个体的行为体现出一种文化精神”使家庭成员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并以此磨砺完善自我。因此古人对家庭教育在意识上便十分重视，并注重积累优秀的家教内容和方法，累撰成书，世代相传。

二.以德为本、修身养性的道德修养教育

明清家训中，古人在教育中强调以德为先，重视品德教育。如，明代高攀龙在《高氏家训》中明确指出：“人立身天地间，只思量做得一个好人，是第一义，余事都没要紧。”在日常行为中古人强调积善成德。郑太和在《郑氏规范》中说：“何为积善？居家则孝弟，处事则仁恕，凡所以济人者皆是也。何为积恶？恃己之势以自强，克人之财以自富，凡所以欺心者皆是也”；强调修身养性，重视良好习惯和性格的养成。如，清代特别强调勤俭治家，在勤劳方面，他认为“家之兴衰，人之穷通，皆于勤惰卜之”，“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俭字工夫：第一莫穿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朱柏庐在《朱子家训》中教导子弟道：“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反对奢侈浪费，懒散无业；强调孝悌之道，重视血缘性家族中伦理和谐。“孝”是指对父母、长辈的尊敬，“悌”是指对兄长的顺从，要兄友弟恭。“兄友”是指为兄者应该爱护弟弟。曾在家训中对大弟说：“尔为下辈之长，须常常存个乐育诸弟之念。君子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况兄弟乎？”“弟悌”是指为弟者应该敬重兄长，同时如果兄长有过，应该为他指出。也在给弟弟的书信中写道：“余有错处，弟尽可一一直说。人之忌我者，惟愿弟做错事，惟愿弟之不恭”。意思是若自己有错误，希望弟弟直言不讳的指出。

三.重义轻利、自强不息的人生价值教育

在明清家训中，古人把“立志”作为人之根本。古人向来强调淡泊明志，此处的淡泊是指不求功名、利益，明志则是指要做品德高尚的人。明代王守仁在给四侄的家信中写道“吾非徒望尔辈但取青紫，荣身肥家，如世俗所尚，以夸市井小儿。尔辈须以仁礼存心，以孝弟为本，以圣贤自期。务在光前裕后，斯可矣。”明代许相卿说：“士幼而绩学业，以尧舜君民为志。壮而入仕，固当不论祟卑，一以廉恕忠勤，报国安民为职，持此黜谪何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人的志向是与家庭责任、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的，是从培养人才和治国的角度对待家庭教育的。

四.尊老爱幼、学会感恩的情感追求教育

首先情感教育要教会孩子关心他人，懂得感恩。明清家训家规中倡导尊老爱幼、父慈子孝。明清家训中体现的感恩教育，是一种泛爱教育，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由家庭推行到社会的一种尊老爱幼、关爱他人的道德要求。“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其次，在夫妻关系上明清家训倡导夫妻和睦，夫妻和睦也是孩子情感健康发展的基石。再次，情感教育还包括邻里间和睦与互助

五.勤俭节约、生活有序的习惯养成教育

明清家训文化中将勤俭节约列为子弟修养的要素。如明代庞尚鹏在《庞氏家训》中要求儿子自强自立，除勤俭之外，别无立身之法；一生中提倡节俭，认为懒惰和奢侈是败家破国的祸首，一个人只有在勤俭的生活中才能磨砺坚强的性格。在勉学成才上，明清家训中体现了勤学的思想。如，清代章学诚说：“学贵专门，识须坚定。”强调学习要温故知新，认为一天之际在于晨，提倡早起温书，夜间也应慎独自省，琢磨反思。这些传统的学习方法，至今仍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马道宗.《家训》[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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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学科背景下“时空观念”的内涵

除地理学科外，哲学领域、物理学领域以及艺术领域都提到时空观念，因此，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中的“时空观念”不仅与地理学科有关联，还与其他更多的学科有联系。

人类从古代就开始认识时间与空间的性质，最早是在哲学领域认识时间和空间，随着科学的发展，分离出物理学科的时空观，主要探讨“时间与空间是什么”，把时空当成客观的存在来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推动了人类科技的发展，也推动了人类认识的进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证实了辩证唯物论基本原理，即空间和时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物质运动、空间和时间具有不可分离的相互联系。哲学中的时空观主要是讲“人与时空的关系”，强调时间与空间不仅仅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马克思揭示了时间的实践本质，他所关注的时间不再是脱离人的实践活动的时间，而是属人的时间，在实践中看待空间，他把社会空间与自然空间区分开来，认为是人类的实践活动拓展了人类的生活空间。所以，与地理学科相比，历史学科的空间更强调社会空间。

二、作为学科核心素养的“时空观念”

历史时空观念应该是最基本的历史意识，讲的是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作为指导，“在时间与空间中认识人类的实践活动”。一方面，我们把时空当成不断运动中的客观存在，而不是神秘的永恒；另一方面，充分认识人类是在实践活动中认识、改造时间与空间并与之构成关系。这样一来，“任何历史事物都是在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时间和地理条件下发生的。只有将史事置于历史进程的时空框架当中，才可能对史事有准确的理解”这一核心素养的解释才有了正确的价值取向。具体而言有两点：

一是要理解历史中的时间有着双向互动关系。历史中的时间，过去、现在、未来有着双向互动关系，不仅过去决定未来，未来也同样决定过去，即人们现在关注的热点与视角决定我们如何理解过去。由于实践活动不是一成不变的， 因而社会时间也会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以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为例，法国社会学家格・普・阿波斯托尔在20世纪70年代曾这样评价：“当今物质生产力三年内的变化，相当于二十世纪初三十年内的变化，牛顿以前时代三百年内的变化，石器时代三千年内的变化。”时间因素在人类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节约劳动时间，实际上等于创造人类争取自由的时间和空间。

二是要理解历史中时间与空间的互相转化。哲学认为，由于是在人类实践活动中观察时间与空间，所以时间与空间的互相转化成为可能。比如说，人类实践活动经过世代积累，不会因为个体的消亡而中断人类的进步。世代传递的不只是人类的工具，还包括人类的思想、知识、经验和价值等，这是人类所特有的进化方式。人类实践活动的成果在时间上凝固下来，转化为社会空间、文化空间。反过来，空间的历程也构成了时间。

马克思认为，人类实践活动每一次提高，都是对原来空间的突破，使实践活动空间不断扩大。例如，1840年的爆发，当英军远渡重洋来到珠江口时，这场战争就不是简单的位移而发生的中英之间的空间关系，同时也是处在不同文明阶段的两国之间的战争，是时间之争。所以，我们无法用“天时、地利、人和”的古代军事理论来分析失败的原因，因为这不仅仅是两军对垒，也不仅仅是两国交战，同时还是两种文明的冲突。

那么，如何把历史教学中关于时间和空间的知识立意教学推进到“时空观念”素养立意教学？

例如，有学生问到，“三国中的吴国是什么时候建立？”“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时间是哪一年？”这个看上去是一个简单的时间问题，但是：

从知识层面来讲，教材中关于“公元222年，孙权称吴王”和“公元229年，孙权在建业称帝”这两个史事的叙述，并不能回答学生对于历史时空的困惑。

从能力层面来讲，这里涉及到“吴国建立的标志是什么”以及“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标志是什么”两个问题。“吴国”到底是“王国”还是“帝国”？“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到底是指的形成（公元208年赤壁之战），还是三家疆域的基本确定（公元222年夷陵之战），抑或是三个独立帝王的并存（公元229年孙权称帝）？

从素养层面来讲，学生可以通过这个点的学习与判断，理解历史事件与历史现象，其价值不由它本身决定（比如三国鼎立形成的三个标志性事件），更多地是由它所在时空结构来决定（比如三国之间关系的变化）。而且这种价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时空本身在变动（时人观察三国局势，赤壁之战、夷陵之战成为重要的历史拐点），观察时空的视角在变动（我们今天在判定三国局势变动时到底持何种态度？是忠奸观？压迫与反抗观还是复杂局势中的发展观？），历史事件的价值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三、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落点

学科核心素养如何在教学中落实，我依旧以“时空观念”这一学科核心素养为例，进一步思考核心素养的教学落点。

1.什么样的教学活痈有利于“时空观念”的培养？

实际上，上一轮课程改革以来，我们很多课堂教学的改革已经从知识立意走向能力立意和素养立意。其中，情境教学被许多历史老师运用到历史课堂上来。恰当的情境创设有助于学生神入历史，回到历史的时间和空间，在特定的时空中理解历史上的人和事。例如上海交大附中彭禹老师上《新航路开辟》一课时，采用了欧洲从古代到近代不同时期的地图，包括托勒密世界地图、中世纪T―O地图以及新航路开辟期间的地图等。在不断变化的地图所营造的历史情境中，学生看到了欧洲人观念的变化，逐渐清晰的海岸线展示了欧洲人探险的足迹，学生体会到了历史发展的“有渐无顿”，看到了欧洲人终于从那个混沌的中世纪走向了近世―这种“走进”，不是像有的教师说的那样，文艺复兴一夜之间就改变了中世纪的黑暗。

也有的历史教师尝试带着学生回到历史中去，去体验历史中的人和事。广东李月霞老师在情境教学中有许多可贵的践（见表1）。

2.什么样的知识更有利于“时空观念”的培养？

在教学中到底是知识立意、能力立意还是素养立意，这个目标观决定了教师把哪些内容看成是“最有价值的知识”，并以此为教学的支点。从素养立意来看，丰富的历史教学内容中，每一段历史都有一个或多个启示，可以培养多方面的素养，有的启示是独特的，有的启示是共通的，教师要根据自己的阅读、学情以及课程目标，恰当地培养学生的素养。

例如，广东东莞易翔老师在上高三《明清史》复习课时，经历了三个层次的教学设计，第一次设计是立足于“感受明清时期的时代特征。”这是一个典型的知识立意的教学，让学生再次重温明清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大事及特征；第二次设计立足于“从纵向和横向的角度把握明清时期所处的位置，以此梳理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脉络，并比较同时期中西方历史发展的不同走向。”这次教学设计突显了能力立意，把明清放在更长、更宽的时空里去认识；第三次设计立足于“学生从纵向和横向角度自主地对明清时期的‘近代因素’做出评价。”引导学生在史学界关于明清阶段特征“封建社会末期说”、“近代说”、“帝制农商社会说”基础上，自己评判明清的历史地位并进行论证。第三次教学设计中，学生能够建立自己的时空观念并对之进行历史解释，学生初步形成自己的历史价值观，是一个明确的素养立意的教学设计。

3.什么样的课堂目标更有利于“时空观念”的培养？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为一线教师重新理解课程目标、构建教学目标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

在实践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提倡建立课堂核心目标，即在宏观的教育目标体系中，综合三维目标框架与核心素养视野，构建起一节课的教学核心目标，使得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在每一节课的教学中找到落点（见图1）。

如果用这个模型图对上文中高三复习课《明清史》一课进行分析，本课的核心目标在目标体系中的定位如图2所示：

在核心素养视野下，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为历史教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方向，当下我们的思考可能具有时段性，因为有些问题与困惑在实践中会逐步得到解决，同时，也因为时空结构发生了变化，原来存在的问题也将不复存在，但是，思考在当下，依然是每一位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超越经验、走向理性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高定彝.时空观念的嬗变[J].哲学动态， 1989（2）：50-5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47卷.532.

[3]余章宝.马克思社会时空观探微[J].学术月刊， 1998（5）：20-25.

[4]格・普・阿波斯托尔著，陆象淦，刘开铭译.当代资本主义[M].北京：三联书店，1979：34-35.

[5]刘 奔.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社会时一空特性初探[J].哲学研究，1991（10）.

[6]张华.核心素养与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再出发”[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1） .

篇10

文章介绍从原始社会至清末时期中国历代妆饰形式的发展变化，简要探讨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美学、哲学思想对妆饰变化的影响和导向，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在妆饰方面的体现。

［关键词］

时代精神 妆饰

“妆饰”包括了化妆、发饰和佩饰三大部分。一个时期的妆饰与这一时期的社会风尚密切关系，而社会风尚又包括了此一时期的经济、文化、礼制、哲学、信仰、审美思想等。所以从“妆饰”也可以探索出一个时代的经济兴衰和文化导向。

中国的“妆饰”文化几千年来发展变化丰富，原始社会没有阶级之分，人们为了狩猎，将脸部、身体进行涂抹绘画成动物的颜色、插上鸟羽或动物的角、装上动物的尾巴来隐蔽自己。为了求偶，男人会绘面，并用玉玦、玉佩、象牙梳、骨质或玉质项链装扮自己。从以上方面可知道此时的化妆主要是纹面、纹身，装扮动物形象。发型有披发、束发、断发、辫发，跟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对应的。到了原始社会末期，人类文明发展，又出现了在头顶束发髻，在发髻上插发筓，有顶髻和两个椎髻，原始人的妆饰文化又进了一步。

夏、商、周三代是我国奴隶社会由开始走向灭亡、并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夏商时期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生产力不发达，此时的化妆术没有明确的形式记载。周代则是一个尚礼、尚文的朝代，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文学、哲学、美学、史学都异常发达，妆饰也由此出现。此时人们把女性的内在美即才能、智慧、礼仪、修养、道德称为“德”；把外在美，即形体美、容貌美称为“色”。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然强调德与色的统一，但德与色发生冲突时，则强调重德轻色，提倡“以礼制欲”。主张文质彬彬的美，以中庸平和为美，强调美与善的统一。而此时的道家代表又提出老子的美学观点“大巧若拙”、“自然无为”、“法天贵真”的思想，提倡“全德全形”为女性美的最高境界。“全德”指具有道高精神——清心寡欲，虚静谦聪；“全形”则指在形体上保持完整，反对雕饰。在《楚辞.大招》中对有细腻生动的描写：“朱唇皓齿，嫭以姱只。……嫮目宜笑，娥眉曼只。容则秀雅，稺朱颜只。……曾颊倚耳，曲眉规只。……粉白黛黑，施芳泽只。……青色直眉，美目媔只。”所以就总体风格来说，夏商周的妆饰是比较素雅的，面部敷粉，但不施朱，以粉白黛黑的素妆为主。发髻则流行左高髻，也有后倾的“银锭式”和“马鞍翘式”发髻。周文王时喜欢女子髻上加珠翠翘花，其髻高名曰凤髻，又有云髻凤钗步步而摇，又曰步摇。因此这个时代可以称之为“素妆时代”。

秦代是封建礼制草创的时期，建制很短，所以并没有完全摆脱前朝的影响，只是由素妆慢慢转换为红妆。《事物纪原》中的“秦始皇中，悉红妆素眉” 大致可以推断出当时的“红妆”已取代了周王朝的“素妆”。从《中华古今注》中有描写“秦始皇好神仙，常令宫人梳仙髻，贴五色花子，画为云凤虎升天”，可看出受秦时“神仙观”的影响，发髻流行高耸的神仙髻等。至汉代，汉承秦制，在文化方面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汉代将秦代封建礼制逐渐完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礼仪制度。关于汉初，《妆台记》中记录“始皇宫中悉好神仙之术，乃梳神仙髻，皆红妆翠眉，汉宫尚之。……”到了西汉中、后期和东汉时期，贵族追求奢靡生活的愿望日益强烈，加上与邻国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加强，国内各民族间来往的频繁，致使妆饰也更为丰富多彩起来。在面妆方面，红蓝花的引进，使胭脂的使用日益普及，流行起各式各样的红妆，当时的红妆就有慵来妆、酒晕妆、桃花妆、飞霞妆等。《赵飞燕外传》记载：“合德新沐，膏九曲沉水香，为卷发，号新髻；为薄眉，号远山黛；施小朱，号慵来粧。”。汉代女子发式发展的非常成熟，发髻千姿百态，不过大体上分为两类：一是盘于头顶的高髻，一是垂于脑后的垂髻。有飞仙髻、九环髻，同心髻、椎髻、垂云髻、堕马髻等。不论梳高髻还是垂髻，汉代妇女都喜爱从髻中留一小绺头发，下垂于颅后，名为垂髾，并将鬓发都修剪为直角状。秦汉时期还出现了面饰：花佃、面靥。花佃的形状很多，大多以云母片、昆虫翅膀、彩色光纸、鱼鳔、丝绸、金箔等为原料，制成圆形、梅花形、鸟形等诸多形状贴于眉间，色彩斑斓，十分精美。面靥，又名妆靥，是描于酒窝处的红色小圆点。汉代还开辟了中国画眉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据《后汉书》等史书中记载的眉形有八字眉、翠眉、蛾眉、远山眉、长眉、阔眉、愁眉等样式。总的来说秦汉时期的妆扮是一种俊逸秀雅之美。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南北迁徙，民族错居，社会危机日益尖锐。汉代以“仁”为本的儒学思想被道家的玄学思想所代替。魏晋人在思想人格上追求自由，力图解脱儒家礼法的束缚，使得魏晋时期的文学、书法、绘画等艺术都具有了超凡脱俗、超然尘世、自在逍遥的风格以及对自然的崇尚。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妆饰文化呈现出一派求新求异，充满自由创造的崭新景象。创造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奇妆扮，如“斜红妆”、“鹅黄妆”、“寿阳妆”、“碎妆”、“紫妆”、“黄眉墨妆”、“佛妆”、等。在发式方面，高髻广为流行。创造出了灵蛇髻、飞天髻、螺髻、惊鹤髻、撷子髻、丫鬟等十多种样式。另外，由于天下大乱，使印度传入我国的佛教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与其同来的文学、音乐、舞蹈、雕塑、建筑、绘画、服装、妆饰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出现了“佛妆”和“飞天髻”、“螺髻”等。高髻不仅可以衬托女子的花容，还可使女性显得高贵妩媚。在眉形方面，蛾眉与长眉仍然流行，这应该是和发型相适应的。如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便体现了东晋时期的典型妆饰。

隋唐时期，由于隋朝建制较短，隋文帝取得政权后，提出尚俭，因此隋代无论是服装还是妆饰都是简约的，整体妆饰不如魏晋。

唐代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极盛期，经济繁荣。文化鲜明，内涵丰富、兼容并包，开拓进取。美学理想，雄强奋发，雍容华贵，百花齐放？（《中国古典美学史》中卷，陈望衡著）。加之域外少数民族风气的影响，唐代妇女的“妆饰”，以其丰富的样式，艳丽的色调，创新的手法，典雅华美的风格，呈现出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景象。其妆饰文化成为唐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将中国古代妆饰推向了一个历史的最高峰。在我们现代看到的很多关于唐代的影视剧，都可以感受到唐代的雍容与华美，形成了一种“盛世唐朝”的印象。实际上，唐前期由于受隋代简约风格的影响，女性追求的是一种健康、俊朗之美，眉式崇尚浓阔，发式高耸但无珠翠、发梳。到唐代盛期，因唐玄宗宠爱杨贵妃，宫中女性开始追求风腴之美，浓艳的红妆才成为流行的主流。面饰也造型各异，色彩浓艳，且多种面饰同时妆饰。欧阳炯《女冠子》中写道：“满面纵横花靥”成为唐代的时尚。唐人对眉毛极为重视，其他妆饰可以不施，惟有眉是非画不可的，画眉几乎成了化妆的代名词。唐玄宗命人画了《十眉图》，长眉、短眉、蛾眉、阔眉交替流行、开辟了历史上最为丰富的眉形时代。点唇样式虽然丰富，但仍是以小巧圆润为美。发式方面突破了初唐的简约之美，而代之以珠翠满头，富丽雍容。此时女子多为两鬓抱面。这种张扬而个性的审美意识，与当今的“盛妆似素颜”的简约低调相比，似也有一番直白与天真。自安史之乱后，唐朝的政治开始日趋腐朽，统治阶级穷奢极侈，因此中晚唐的妆饰风格更是富丽堂皇、穷奢极侈，并逐渐追求一种病态的、慵懒的妆饰美，呈现出一种颓废的享乐之态。发式上流行抛家髻、堕马髻、乱髻等，这可能也预示着唐代宫人百无聊赖的一种末世心境，也预示着唐朝在走向衰败。

宋元时期，哲学上宣扬尊古、复礼、妇教、提倡“存天理而灭人欲”。受这种道学思想影响，宋代开始追求“理性之美”。 美学思想也趋于成熟，北宋范温的《潜溪诗眼·论韵》中提出“凡事既尽其美，必有其韵，韵苟不胜，亦亡其美”。在绘画诗文方面都力求有韵，喜用简淡的形式表现绮丽丰富的内容，造成一种回荡无穷的韵味。这种美学意识反映到女性的仪容妆饰上，就表现为明显摒弃了唐代的浓艳华丽，而崇尚淡雅自然的薄妆；元曲中也有“飘渺见梨花淡妆，依稀闻兰麝余香”的咏叹。当时的薄妆有飞霞妆、慵来妆、檀晕妆，契丹族当时则流行一种“佛妆”（北宋叶隆礼在《契丹国志》中记载：“北方以黄物涂面如金，谓之“佛妆”。）。虽然妆饰素雅，但“面花儿”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各种各样的“面花儿”妆饰于额心、双靥以及两颊。标准的宋代皇后面妆，在额心、双靥以及近鬓的颊边，都要贴饰珍珠的面花儿，形成一脸珠光。《陈氏香谱》还记载了用十味香料研末，调成糊，然后用木范做成小花，晾干后做成香氛浓郁的贴面花钿。《妆台记》中记载：“宋淳化间，京师妇女竞翦黑光纸围团靥，又装缕鱼腮骨，号鱼媚子，以饰面，皆花子之类耳”。此时的眉妆则以纤细秀丽的娥眉为主。宋代妇女流行高髻，比唐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宋人诗句中有“门前一尺春风髻”的咏叹。发髻有朝天髻、同心髻、不走落、危髻、芭蕉髻、盘髻等。还喜欢在发髻上插以春幡，黄金、翡翠、玉珠头钗以及戴冠，尤其是各式应时的鲜花花冠等饰物。元代蒙族妇女则多椎髻、辫发、姑姑冠等。不过，宋元时期妇女的妆饰整体上还是给人一种清雅、自然的感觉。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典美学成熟与终结的阶段，美学思潮中出现了“心学美学”。强调以表现人纯真的自然本性的美学理想，反对理学桎梏，进一步肯定人的情与欲，推崇阳刚之美。一反儒家传统的“温柔敦厚”的审美标准与审美思想。受这种美学思潮的影响，明清女子虽仍以红妆为主，但妆饰风格整体趋于简约、薄淡。又由于当时的缠足风、拜足风使人们将面妆的妆饰降到了最低，甚至连风行几千年的面饰也不见了。明清时期的眉妆变化不多，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笔下的杜十娘，便是“两行眉画远山青，一对眼明秋水润”。曹雪芹笔下有很多人物都描绘了眉毛。如林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清代由于女性的地位低，女子形象则是一副弯弯细眉，前高后低的低眉顺眼、楚楚可怜之状。唇形仍以樱桃小口为美，在宫廷中还流行一种上唇画满，下唇只点中间一点的唇形。面饰在明代还略有流行，至清代则很少有人佩戴。明清时期的发式已没有宋元时期那么高，明代流行牡丹头、盘龙髻、杜韦娘髻、松鬓扁髻、一窝丝等，至清代又流行了荷花头、钵盂头、大盘头、发髻、螺髻，满族则流行一字头、大拉翅等。总的来说，明清时期的妆饰是中国古代妆饰从繁到简的过程。

清王朝的灭亡结束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外来文化的侵入使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但时代的精神烙印仍旧在妆饰的变化中闪现。

参考文献：

《美学大辞典》朱立元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年

《中国历代妆饰》李芽著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4年

《文明的轮回》诸葛凯等著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