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洋经济体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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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洋是大国政治的汇合与转折之地 印度洋――“印度的洋”？ 古今大国政治家高度关注印度洋 毛里求斯：印度洋的神秘伊甸园 高尔夫的印度洋之恋 斯里兰卡,印度洋上的明珠 印度洋之星的SPA时光 印度洋上的珍珠毛里求斯 印度洋上的“香草诱惑” 印度洋上散落的明珠 印度洋上的伊甸园 乐在“印度洋的泪珠” 斯里兰卡：印度洋圣洁的泪滴 来自印度洋的风 印度洋上的宝石之国 感受印度洋的季风 塞舌尔印度洋上的伊甸园 “印度洋上的珍珠”――斯里兰卡 印度洋尚未卷起的风浪 斯里兰卡，印度洋上的福地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关于此方面的研究，可参见张文木著：《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

印度教育部：《印度国际报告》，第3卷“经济结构和活动”，第502～521页。转引自孙培均等：《印度垄断财团》，北京：时事出版社，1984年，第44～45页。

资料来源：孙培均等：《印度垄断财团》，北京：时事出版社，1984年，第45～46页。

《垄断调查委员会1965年报告》，转引自孙培均等：《印度垄断财团》，北京：时事出版社，1984年，第47页。

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80页。

1936年4月印度国大党在勒克瑙召开的第四十届年会上提出了一项土地纲领，认为“国家最重要和最紧迫的问题是农民惊人的贫穷、失业和债务，这些基本上是由于过时的和压迫的地权制度和田赋制度，而近几年来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下跌又加剧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必然包括清除英帝国主义的剥削、彻底改变地权和田赋制度，以及国家承认有向农村失业群众提供工作的义务。”1945年9月、11月，国大党国家计划委员会先后开会讨论土地问题，还提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合作社”和“取消国家和实际耕种者之间各类中间人地主”的方针，指出：“必须组织合作社来耕种开垦的荒地和由国家征收的其他土地，并在各地鼓励组织其他形式的合作农业；不承认国家和耕种者之间的各种中间人地主，他们的各种权利以及土地财产所有权被付与必要的令人满意的偿金以后由国家征收；在现有田赋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对来自土地的高收入征收累进税，对实际的小耕种者适当减轻田赋负担。”转引自黄思骏：《印度土地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81、284页。

“计划开始具有雷鸣般的热情，但是，这个热情的活力很快就消失了，的执行变成了没精打采的事情。”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印度经济》下，雷启准等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9页。

这里需说明的是，我们平常只注意中国国土陆地面积大于印度，但没有注意到印度的土地大部分都适于居住和耕种，印度居民可以比较均衡地散居于印度各地。而中国则有近1/3的土地面积位于青藏高原高寒地带。中国在城市化快速推进主要集中于中东部地区，耕地面积锐减的同时，人口也在增长，这更加重了耕地资源的短缺。2001年中国耕地面积仅占土地面积13.5%，而同期印度则达54.4%（根据《国际统计年鉴》（2004）第30页提供的数据计算）。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日前报告称，印度具备的经济潜力不逊于中国，从长远来说，其可能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在日前的报告中，NIC承认了中国眼下的绝对经济优势。NIC指出，根据两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和吸引外商投资的数据来看，在经济上，印度同中国还不可同日而语。仅从近几年来说，印度的累计增长率就落后了中国20%。NIC同时指出，一批专家在接受其访谈时均指出，印度的经济潜力还未完全显现，一旦充分发挥，印度将取代中国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同时，报告认为，印度的资本市场继承了其前宗主国英国的一套成熟体系，在高科技领域拥有一大批拥有全球竞争力的优秀公司，而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隐忧正是其“危机四伏”的金融体系，经济也严重依赖外商投资，缺乏一批有核心优势的本土公司。报告最后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印度的一些问题。NIC认为，相比印度能够取得的经济增长速度，其目前的增长速度至少要低2～3个百分点。此外，印度的地方政府官僚习气还很严重，营商环境不甚乐观。这使得国际投资者对于这个潜力巨大的国家仍然心存犹疑，处于观望姿态，从而使印度在外商直接投资（FDI）上大大落后于中国。同时，印度的政党斗争过于激烈，使得政府无法一以贯之执行一个稳定的经济政策。（资料来源：《印度经济潜力还未完全显现，或取代中国火车头》，《印度时报》；《比较两国：印度有对华优势》，）。

2000年间笔者去印度进行考察，看到印度政府许多重大有益的政策，即使是极简单的事情如计划生育、汽车排气标准、增减工资福利、街道摆摊等，都在一次次讨论和游行中不了了之。相反1998年印度核试验的决策，据悉，却是在只有极少数政治家知道的情况下成功实现的。

“根据上世纪英国对印政策的经验，从宗教和地理上分裂印度将是本世纪的世界霸主最有可能的选择。如果说当年英国人肢解的是印度西北部的话，那么，将来世界霸权国家则最有可能从印度南部下手。从地缘战略需求看，对世界霸权国家最有利的是将印度的版图限制在北纬15度以北即泰米尔纳德邦以北地区，将印度的有效国力限制在北纬20度以北即孟买以北，尤其是东北部地区。印度在世界霸权国家的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仅限于用它阻止中国力量进入印度洋及从西南方向拖住中国向太平洋及南中国海发展。”张文木著：《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6～147页。

张文木：《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96～98页。

[西汉]董仲舒：“是故古之人物而书文，心止於一中者，之忠；持二中者，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苏舆撰、钟哲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46页。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象征三十年战争结束而签订的一系列和约。在1648年10月24日签订的西荷和约，正式确认了威斯特伐利亚这一系列和约，并象征三十年战争结束。此后，欧洲大陆从一个至少名义还在“神圣罗马帝国”法统下的国家变成几十个拥有对等且力量相对均衡的政治格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对等共存的形式破坏了欧洲至少是形式上的统一性，并使欧洲实质性地陷入碎片化时代。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的制度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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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澳门 白银 太平洋贸易 长崎 马尼拉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5.04.076

明代中后期，随着传统农业经济的发达，在中国个别地区出现了零星的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对货币的需求增加。加上明政府抛弃了铸纸币的政策，完全使用银锭与铜钱。以及一条鞭法的实施，导致了中国对白银巨大的需求。

而中国却是一个十足的贫银国，自洪武开始至万历朝终结，明政府共开采白银2300万两。这些白银显然不够用。当明宣宗最后一次送走三宝太监郑和远下西洋的船队时，他一定不会想到，若干年后，西南季风送来的不是西下的宝船和朝贡国的臣服，而是从欧洲之角远道而来的葡萄牙帆船。而郑和也不会想到自己无数次路过珠江口歇脚的濠镜澳，日后竟然成为源源不断的白银流入中国的大门。

葡萄牙与澳门――日本航线

古代东亚地区的众多民族，曾经花费了大约两千年的时间，在太平洋的西端，构筑起了一个古代西太平洋半环贸易网，北起日本朝鲜中经中国南达东南亚，由于疆土广袤，国力雄厚，文化辉煌，古代中国自然成为这一半环形海洋贸易网的中心。

15，16世纪是葡萄牙扩张的黄金时期，先后占领了东非城邦马林迪，曼巴萨，在印度经略果阿，卡里库特，科钦，在印度洋与奥斯曼帝国展开竞争。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印度洋西端的马六甲，这是葡萄牙“插手太平洋海上贸易的肇始”。自此葡萄牙可以东望太平洋了。

1517年，葡萄牙文明与中华文明在广州有了首次撞击，但双方的首次撞击却着实擦出了火花。中国官吏仍抱着华夷秩序的观念，将葡萄牙看作一个新来的“夷”想要将他纳入中国的朝贡体系中，“海外佛朗机，前次未通中国，近岁吞并满加，逐其国王，遣使入贡，因请封，诏许来京。”

而葡萄牙此行正是为打破这一旧时贸易网，重建一个新的近代性贸易网而来。葡萄牙此行就是冲中国而来，这在1508年葡王曼努埃尔给迪亚哥・洛佩兹那份著名的赦令中就可以看出。

随后主张禁绝葡萄牙者与主张交通葡萄牙者展开激烈的冲突，最终“海禁复驰，佛郎机遂纵横海上无所忌”葡萄牙趁机扩张，选中了澳门作为自己在东亚地区活动的新支点。

葡萄牙人通过行贿的方式买通大明官员王柏，明朝廷在珠江口划出一块地给葡萄牙人，允许葡人在此建造仓库和教堂，除年费外，朝廷还向葡人征收贸易税，所得收入由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分享。

《广东通志》记载：“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夷舶趋濠镜澳者托言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F贿许之……后工商牟利者始渐运砖瓦木石为屋，若骤落然。自是诸澳俱废，濠镜为舶首矣”。

从混在“诸番”之中靠行贿借地晒晾船货，到“筑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国然”。葡萄牙迅速崛起，将澳门建成拥众万人的殖民据点，葡萄牙人聚集于此，出印度的果阿外，没有一处可以匹敌的。澳门的地位，半是殖民掠夺的结果，半似外“夷”藩属的状况，葡萄牙当局对中国缴租纳税，中国仍无视佛郎机这个新夷，却被稀里糊涂弄走了澳门。

在与中国的早期贸易中，葡萄牙人在来华途中装载印度洋各地的土特产，行销中国。据当时一位意大利商人安德里安・科萨利报道说：“将香料运往中国同与运往葡萄牙可获得一样大的利润”。

大约从16世纪下半叶开始，每年在广州都要举办一次为时两三个月的商品博览会。从1580年起，每年更举行两次。每年一月开始的冬季“广交会”，澳门的外商涌到广州，购买他们运往马尼拉，印度和欧洲的货物；而每年六月开始的夏季“广交会”上，澳门的外商又来到广州，购买货物，运往日本。两次广州商品博览交易会的时间，正与西南季风与东北季风相吻合。

有了澳门这个桥头堡，葡萄牙在西太平洋加紧编制贸易网络。在打通了果阿――澳门航线后，葡萄牙又打通了澳门――日本航线。

日本应任元年（公元1467年），因为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的继嗣问题，爆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混战，史称“应仁之乱”，自此之后，日本历史进入了著名的“战国时期”。守护大名彼此混战。导致了日本庄园体制的衰落，从庄园中解脱出来的农民成为自由劳动力，推动了手工业商业城市的发展，工商业的繁荣激发了日本对商品的需要。另一方面，战乱引起的社会动荡中，许多武士农民沦为破产者，具有很强的破坏力，他们从海上劫掠中国沿海地区，被称为“倭寇”，于是明政府采取严禁对日本贸易的方针，“前抚徐泽民议开番船，许其告给文引于东西诸番贸易，惟日本不许私赴。”

日本对中国商品有需求，而中国断绝同日本的贸易，葡萄牙这时的到来正好弥补了这一空缺。

当时，日本大名们千方百计地希望能同中国的贸易中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增强自己的实力，他们对葡萄牙的到来非常欢迎，葡萄牙人“不仅可以在这个国家到处周游，而且受到岛上那些大名的良好关照，并被这些大名主动邀请，在他们的领地上居留。”

日本强烈渴求中国的丝绸，而中国为了铸币，对日本大量开采的银矿的需求也很高。

以澳门为中心的葡日贸易，便顺利开展起来，出口日本的货物中，以纺织品为主，每百斤值银五、六十两。还有丝绵，每百斤价银至二百两。还有瓷器，锦绣，中药材，日本药材“诸味俱有，唯无川，常价一百斤价银六七十两……其次为甘草，每百斤二十斤以为常。”

从日本进口最获利的，非贵金属莫属。近代以前，不同地区的白银比价是不同的，16世纪，金银比价在日本为1：12|13，及一两黄金兑换12或13两白银，而在广州或在果阿这些并不出产白银的地方，分别为1：5.5|7，1：9。即使葡萄牙人不做别的生意，只需要将黄金运到日本，换成白银，再将白银从日本出口，到中国和印度市场上堆成黄金，就可谋取一倍之利。

从日本输出可观的白银，其中大部分进入了中国大陆市场，购买生丝等船货，成为流动资金，不断周转，葡萄牙史学家迪奥哥・库托在17世纪初的估计数字：“我们的大商帆每年从日本输出的白银其价值超过100万金币。”

中国学者全汉升、李龙华也估计说，16世纪最后25年间，日本生产的白银有半数外流……每年数量达50―60万两，到17世纪前30年，每年运出额达到100万两，有时甚至高达200―300万两。

借助大自然的馈赠――季风与洋流，以及先进的航海技术，葡萄牙人主宰了果阿――澳门――长崎的航道，每年4、5月，大商帆满载印度光布，棉布，向东航行，停靠马六甲，将货物换成香料，檀木，谢落鲨鱼皮，借助西南季风来到澳门，在澳门停至10到12个月，组织装载中国丝货，第二年6至8月，乘西南季风行至日本，在日本停至10月底，卸船交易，装载金银，漆器，等日本货物返航，抵达澳门再卸下日本的贵金属，装上丝织品，瓷器经马六甲前往果阿。这条航线的商贸活动获益颇丰，一次性可达15―20万达卡，相当于5―6万英镑。葡萄牙人曾向西班牙人吹嘘，这条航线的贸易“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规模最大、利润也最为丰厚的贸易。”

这桩大生意的精妙之处就在于，除了要负担航行中很高的风险之外，葡萄牙人自己所投入的物质产品为零，船只造于印度，船员大体上是亚洲人和非洲人，而用于贸易的商品全部产于亚洲。

澳门在16世纪80年代至17世纪30年代迎来了黄金时期，葡萄牙人以澳门为对华贸易基地，以及果阿――澳门――长崎的中转站，使澳门这个滨海弹丸之地“筑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国然”。资料记载，每年从澳门运出的生丝，总计5300箱，另外还有2500根金条，每根重10两，还有800磅香料，以及珍珠、宝石、瓷器、糖等。澳门逐渐发展成为东亚地区最大的国际性贸易中心，仅每年驶向日本的商船的税额，就高达30万克朗。

好景不长，日本德川幕府在17世纪30年代实施了“闭关锁国”政策，严格限制与西方的往来，只在长崎外的一个小岛上与荷兰人保持一定的贸易来往。这无疑沉重打击了澳门――日本贸易。

但此时当时另一个海上帝国――西班牙却从大洋的另一边漂洋过海而来，跨越半个地球带来南美洲的白银，在地球上连起一条银线，将世界初步连成一体。

西班牙与澳门――马尼拉航线

1542年，西班牙殖民者向王子菲利普二世致敬，将刚刚占领的太平洋岛屿命名为“菲律宾”，1571年，西班牙人在伊斯兰教徒手中得到马尼拉。

1580年，葡萄牙为西班牙所兼并，葡萄牙人承认西班牙国王是自己的君主，两国签订的《八项和平条款》中规定：“在海外贸易方面，原葡萄牙各属地可以自由地同西班牙各属地进行贸易”。而西班牙并未获得与葡萄牙属地贸易的权力。这样西班牙虽然占领了菲律宾，但是因为中国闭关锁国，无法与除澳门以外中国其他地方贸易，澳门――马尼拉航线反而被葡萄牙控制。1630年，西班牙官员称：“于中国贸易正在萎缩，主要是葡萄牙占去了不少”。

西班牙人发现马尼拉的价值，即用美洲殖民地的白银，以“低廉到好像不花钱”的价格，在马尼拉转口贸易中换取中国的丝绸及其他精美手工艺品，这些商品在欧洲美洲都很有市场。将这些货品运往美洲，可获十倍的暴利，而用来交换这些货物的白银，又是他们在美洲几乎完全用暴力掠夺而来的。

张荫恒《三周日记》写道：“查墨国（墨西哥）记载，明万历三年，即西历一千五百七十五年，曾通中国。岁有飘船数艘，贩运中国丝绸、漆器等物，至太平洋之亚冀巴路（阿卡普尔）商路”。这就是澳门――马尼拉――阿卡普尔航线的建立。

澳门运往马尼拉的货物多为丝织品，绸缎，棉布，麻织品，珠宝，火药，食品，种类繁多，甚至还有耶稣钉死十字架的雕像。其中，中国的丝织品和棉织品是最大量的货物，费尔南多・席尔瓦在1626年指出：“如果没有从澳门运来的这些东西，新西班牙的船只就无货可运。”中国的丝织品是最大宗的贸易，也是最赚钱，利润最高的贸易，利润高达400%～1000%。1630年，从澳门输入马尼拉的货物价值就高达150万比索。

从西班牙殖民地回流马尼拉和中国的，主要是大量的白银。数额巨大，贸易初期，每年约为100万比索，后来达到200万―300万比索，有时甚至达到400万比索。1619―1631年，即澳门――马尼拉贸易的鼎盛时期，每年从马尼拉流入澳门的白银，价值135万比索。另一项统计指出，1631年，由菲律宾输往澳门的白银达1400万两，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自永乐年元年至宣德九年（1403―1434年），即大明帝国鼎盛时期30年，中国官银产量的2.1倍，相当于万历年间明朝国库岁入的3.8倍。西班牙人记载自1571年到1821年间，拉丁美洲白银运抵马尼拉共4亿比索之多。

马尼拉西班牙商人说：“中国商人几乎把自新西班牙运来的白银全部运走了”。“中国国王能用来自秘鲁的银条修建一座宫殿。”

在与西班牙的交易中，中国还引进了很多来自南美洲的农作物，如原产于南美的花生，玉米，甘薯等。据记载“上海附近的沙质土壤中就如火如荼地种上了花生；中国南方的田地里则种这绿油油的玉米；而甘薯正日益成为福建穷人的主食。”

马尼拉成为了澳门，甚至亚洲面向美洲贸易的桥头堡，也是美洲白银流向亚洲的必经之路，通过马尼拉，亚洲，美洲，甚至欧洲市场，逐步连在了一起。

大商帆贸易已经不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延伸，也已经打破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古代西太平洋半环贸易网，因为这一贸易已经不再由中国控制，而是由西方殖民者所控制，中国政府的参与程度很低。而且，这个贸易圈不再像朝贡贸易那样，为中国的政治利益服务，不再为旧有的华夷世界秩序服务，而是为葡萄牙、西班牙殖民者的利益服务，被纳入了近代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的经济体系，中国也被纳入正在形成中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了。

以亚洲为中转站，欧洲亚洲美洲的生产者都开始看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市场，商品，金银像旋转木马一样得以流通，催化了世界市场的形成。

乍看之下，闭关锁国的中国似乎离世界很远，其实，早在世界市场真正形成之前，在欧洲航海者还在寻找印度的时候，中国已经被深深地卷入世界贸易的大潮，在世界市场的形成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参考文献

[1]《白银帝国》李连利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武汉，2012年5月第158页.

[2]《澳门与葡萄牙的大商帆》何芳川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第11页.

[3]《明武宗实录》正德十五年已丑.

[4]《明史佛郎机传》.

[5]《明代中叶后澳门的海外贸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卷第1期.

[6]全汉升，李龙华：《明中叶后太仓岁入银两研究》，载于《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卷第1期.

[7]《17世纪上半叶欧洲殖民者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赵文红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

[8]《明史欧洲四国传译注》张维华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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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产业转移；东南亚地区；雁行模式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基于中国沿海始发，途经东南亚、南亚、波斯湾、红海湾及印度洋西岸各国的航线，是通过沿线港口及城市合作机制建立的经贸合作网络。

加强区域合作已成新时代背景下的必然之势，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正好是资源丰富的高地、市场潜力巨大的平地以及工资成本的洼地，这些初始禀赋会是中国产业转移的绝佳承接地。

一、我国产业转移的动因

产业转移可解决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我国的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以及风电设备都是产能过剩产业。

产业升级的需要。现阶段，我国以低成本取胜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受到了人力、自然资源成本上升的制约，生产率下滑。因此我国迫切需要提升国际产业分工地位，实现共赢，以走出依赖人力以及资源的产业发展模式。

推动技术创新。作为后发国家，我国的高新技术大多从他国引进或者模仿他国，形成长期依赖，制约了技术创新。因此，我国需要大力发展技术创新，以技术与资本依赖型替代人力及资源依赖型发展模式。

二、中国以及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的比较

在 “海上丝绸之路”上，东南亚航线沿线与我国贸易往来最为密切，东南亚航线节点包括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柬埔寨、缅甸。其中我国GDP总量第一，人均GDP第四。在GDP增长率上，除泰国之外其他国家都较高，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1.贸易往来

频繁的贸易往来是进行产业转移的经济基础。将13年中国与五个国家的海关货物进出口额绘成如下的表2.1，显然我国与泰国、印尼、越南的双边贸易额不容小觑，除此之外，菲律宾、缅甸、孟加拉等与我国的双边贸易额都达100亿美元以上，马来西亚是东南亚中与我国双边贸易额最高的国家，达1000亿美元。

投资方面，东南亚将凭借其开放的投资环境、宽松的投资政策及人力成本优势引资。2014年，中国和东盟双向投资10年来新增700亿美元，累计达1007亿美元，2013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达60亿美元，同比增长6.8%。

因此，东南亚国家是我国重要的合作伙伴。

2.产业发展的梯度性

柬埔寨以及越南一产占比高，二产占比偏低，还处于依靠初级产品的阶段。泰国与中国的产业结构类似。当前中国与东南亚航线节点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双边在产业结构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具有显著的产业梯度性和经济互补性，具有开展垂直分工和产业转移的条件。

三、我国产业梯度转移的雁行模式架构

雁行模式描述后起国家某一产业发展的过程，起初后起国家资本匮乏、技术落后，通过经历“进口―国内生产―出口”的发展路线，最终达到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目的，由资源禀赋动态变化引起。雁行模式需要一定的前提。第一，区域内各地区都实行外向型发展战略。第二，系统内各经济体在发展水平上具梯度差异。第三，各经济置临近，便于实现产业转移。

上述分析显示，部分沿线国家经济开放，且与我国的产业结构存在梯度性，但考虑到第三个前提，东南亚与我国在地理位置上临近，因此选择东南亚作为产业转移的目标承接地。

总体来看，我国可以作为“头雁”，我国的产业结构优于东南亚国家中的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而缅甸、越南、柬埔寨次之。因此可以按这样的顺序分为三个梯度。

初期阶段，我国作为“头雁”可发展优势产业、进行技术创新，并转移部分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处于劣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雁”则承接转移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另外，雁行模式前期，产业转移应兼顾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转移出我国产能过剩产业；第二，逐步转移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第三，辅以金融、政策等措施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实际上，我国的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已经在建设、推动中。

中期阶段，当“头雁”累计足够资本后，可以向“中雁”转移一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这样不仅促进我国的产业升级，也带动了整个区域的经济，提升国际竞争力。

后期阶段，当“中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成熟后，可再向“尾雁”转移，“尾雁”则可以积极扩大出口，而“中雁”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以积累资本。

四、结论

经过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了一个以我国为“头雁”，以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为“中雁”，以缅甸、柬埔寨以及越南为“尾雁”的雁行模式产业梯度转移。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背景下，我国与沿线国家都应抓住机遇，共谋发展，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

我国目前最应要做的是发展技术以及创新，提高我国在产业分工中的位置；同时，我国产业转移要注意控制结构及“度”，不能造成产业空心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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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4年11月中央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主席指出，“一带一路”的提出是“时代的要求”，是“一个包容性的巨大发展平台”，“要集中力量办好这件大事” “要抓住关键的标志性工程，力争尽早开花结果”。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把实施“一带一路”列为“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重点工作之一。

我国为何如此重视“一带一路”的建设？究竟如何认识“一带一路”的深刻意义？要真正办好这件大事，首先还是需要加深对它的认识。

为何说“一带一路”是时代的要求？这要从我们所处的时代谈起。当今时代的大势是和平与发展，也就是说，追求和平，实现发展是各国人民最大的诉求。我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世界的高度关注，其中最为关注的是中国强大了要干什么，如何干。世界以往发展的历史表明，大国必争，强国必霸。尽管中国一再宣称，要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是，许多国家仍然不太相信。人们担心，一旦中国采取扩张型战略，与美国争夺影响力，世界就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发生大国争端，进而引发大的战争。中国倡导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可以破除人们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从实际发展中看到中国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发展的诚意。

当今时代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群体崛起。如何维护发展的大势，为发展中国家创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是时代的要求。从本身的发展需要出发，中国将会继续把发展放在首位。但与此同时，鉴于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世界的发展做出贡献也是理应承担的责任。“一带一路”作为推动发展合作的大平台，可以把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通过我国的投入和带动，动员各方的积极性，打造新的发展空间，创建新的发展引擎。

“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国与相关国家一起规划，一起建设。长期以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融资，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大项目，长项目工程的建设融资非常困难。现行的国际金融机构能力有限，私人金融机构投资意愿不强，因此，基础设施的发展滞后，发展的综合环境改善缓慢。通过“一带一路”，创建合作性融资机构和其他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可以破解融资瓶颈，中国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我国倡导成立金砖国家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发展银行，宣布出资成立丝路基金等等，目的就是如此。

“一带一路”是大战略设计，是一个推动合作的战略，是开放的，包容的。只有以开放的思维与合作的理念来认识“一带一路”，才可以理解和认识它的时代要求的含义。“一带一路”建设既基于我国本身的发展，也基于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因此，不能把它作为短期行为的项目来对待。

从我国发展的大战略来考虑，“一带”，即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实现发展的地区均衡的战略，也是对外关系结构均衡的战略。我国开放发展从沿海地区开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沿海地区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但是，这也导致两个大的不均衡：一是国内发展的东西部发展不均衡，西部发展大大落后;二是对外关系的不均衡，东重西轻。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一则为西部的发展打开新的拓展空间，二则为发展与中亚、西亚等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平台与机遇。西部向来是我国的重要地区，发展西部地区，加强与中亚、西亚国家的关系，建设通往中亚、西亚及至欧洲的经济发展带，对于我国的整体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我国的大国战略来考虑，“一路”，即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旨在倡导和建设新时代的海洋新秩序。西方大国崛起后所奉行的是基于控制海洋的“海权论”。我国要做海洋大国，是不是也要走海洋争霸，海洋霸权的老路呢？“一路”战略倡议就是一个清晰的回答：中国要推动建设的是基于海上航行开放自由、海上共同安全和海洋资源共同开发的新秩序，构建开放与合作发展的沿海经济带。“一路”战略下的内容不仅仅是打通航海通道，而且还要推进沿海路的发展合作，与海上相关国家共同打造沿海发展经济带，通过港口连接，港口经济，为沿海经济创建新的发展空间。

从对外开放的角度来认识，“一带一路”的大战略设计指导思想超越了自贸区和多边贸易体制，要推进综合发展环境的构建，也突破了以我为主的利益观，强调共同建设，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成果。“一带一路”的合作项目不是通过谈判，而是通过协商，是新型的发展合作方式。

“一带一路”是一种跨区域的开放性框架，以周边地区为起点和重点，但并不完全限于此。作为一项大战略，可以有更大的延伸和拓展空间。从亚洲到欧洲、非洲，也可以延伸到更广的区域，从东南亚沿海到印度洋、南太平洋和东太平洋。

“一带一路”战略是主动性战略而非主导性战略，是以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为依托，并进一步延伸的全球性战略，是构建相互依托、共同发展的利益和命运共同体战略，因此，要强调共同建设、共同参与、共同发展、共享利益，要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包括各种国际组织、区域组织的积极性，使“一带一路”战略变成大家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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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离岸交易中心

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能够跨越国界，在境外流通，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的过程。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还不成成熟，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也随之而来。

一、人民币国际化现状

自2008年末以来，中国央行已与28个国家及地区的央行分别签署了总额为3万亿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这些协议的签订，一方面有利于双边以及多边贸易的有序发展，降低交易成本，规避因美元币值的剧烈波动所产生的汇率风险；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人民币的跨境结算，扩大人民币影响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截至2014年12月，2014年12月，人民币已代替加元及澳元，成为全球第五大常用支付货币，市场份额达到创纪录的2.17%，紧随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

人民币的国际化正在加速。去年，多个国家相继建立了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中国已先后指定14家人民币清算行，并已就在瑞士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达成协议。专业人士预计，在人民币国际化加快推进背景下，中国今年将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再指定10家人民币清算行，以及把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的试点扩大至5-10个新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并且推出更多的跨境投资计划。人民币有望于明年1月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简称SDR）的一篮子货币之中。

二、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机遇――从“一带一路”看人民币国际化

“一带一路”建设是新时期我国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举措，不仅能够为中国与沿路国家的商品流通与金融合作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也将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越来多的机遇。

具体来看，“一带”即指“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则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有三条路线，即以欧亚大陆桥为主的北线、以石油天然气管道为主的中线、以跨国公路为主的南线。“丝绸之路经济带”东边牵着亚太经济圈，西边系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除了路上通道外，特指海上路线，即指自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往南穿过南中国海，进入印度洋、波斯湾地区，远及东非、欧洲。统计资料显示，“一带一路”沿线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挑战

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依然面临着艰巨挑战。

一是国内改革的压力。截止到2014年，我国利率市场化过程尚未完成，资本与金融账户尚未完全开放，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尚未获得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承认。我国的经济改革仍然任重道远，如果上述改革不能及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必将受到掣肘。

二是美元的竞争。目前在世界范围最主要的交易货币仍然是美元，人民币同美元相比仍然有非常大的差距。据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报道，截止到2015年1月，人民币成为常用跟单信用证交易货币的第二位，占总份额的9.43%，然而，美元却占总额却高达82.69%。由此可见人民币要实现真正的国际化，仍然面临较大压力。

四、对策与建议

第一，加强政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现处于起步阶段，我国政府在政策上要给予大力支持，主要应从以下三个层面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一是跨境贸易与投资的人民币结算；二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培育与发展；三是与其他国家央行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一国货币要想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通常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一国经济规模和对外贸易体现的经济实力，二是国际社会对该货币币值的信任，三是需要具有有深度、流动性和开放性的金融市场。

第二，与跨境人民币业务开展相结合，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目前在IMF规定的40个资本项目中中国已经有三分之二以上的项目完全或部分开放。只有约三分之一的资本项目，如对直接跨境证券投资、衍生品交易、短期外债等，仍存在有限试点、规模控制、乃至完全限制等较为严格的管制。未来资本项目开放应与各项人民币跨境业务的开展相结合，相互促进。

第三，增强经济实力，完善金融市场建设。上文提到，成为国际货币的条件之一是一国的经济规模和经济实力。各大强势货币的背后都有着实力强大的经济体作支撑，要想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步伐，则必须拥有高效、开放且结构合理的实体经济作后盾。

五、总结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路径，目前被普遍接受的是两个“三步走”策略，一是功能上，“计价货币――投资货币――国际储备货币”；二是区域上，“周边化货币――区域化货币――全球化货币”。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上不可急躁，必须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的往前走，一步步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在新的时代和新的政策下，我们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审慎合理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参考文献：

[1]卢曾，邓强.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挑战和对策[J].宏观经济管理，2015，01：56-58.

[2]谷亚光，谷牧青.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宏观选择[J].当代经济研究，2015，01：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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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商品交易中心；一带一路；SWOT分析；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6）02-47 -02

一、建设海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一）贯彻中央关于加快发展海南省现代服务业、现代物流业重要决策的需要

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44号）中明确提出“依托洋浦保税港区和海口综合保税区，大力发展航运、中转等业务，促进国际物流和保税物流加快发展。实施国际航运相关业务支持政策，完善现代物流业发展的配套支持政策，打造面向东南亚、背靠华南腹地的航运枢纽、物流中心和出口加工基地”。2013年4月，考察海南时指出，要加快形成以旅游业为龙头、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服务业产业体系，把中央支持海南发展旅游业的政策用足用好。2015年海南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积极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加强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农业、渔业、旅游、油气开发、加工贸易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努力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依托海口综合保税区，组建面向泛东南亚地区的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助于海口城市功能的提升，也是增强海口市乃至海南省经济影响力和辐射力的一个重要载体，将提高海南省大宗商品的交易总量，促进资金流、信息流、商品流聚集国际旅游岛，推动海南省现代服务业和现代物流业的发展。

（二）提升我国大宗商品价格定价话语权的需要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原油、铁矿石、天然橡胶等大宗商品的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但大宗商品的定价权长期被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掌控，中国企业只能被动接受不合理的价格。因此，中国亟须制定大宗商品国际战略，在上海、大连、郑州三大期货交易所发展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和完善大宗商品的现货储备，创设现代商品交易平台，大力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引导和鼓励企业参与大宗商品交易，推进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的发展，形成我国大宗商品价格，让“中国因素”影响大宗商品交易的国际定价权。

（三）海南省转变发展方式，加速绿色崛起的需要

海南是中国面向东盟的重要门户和前沿地带，有望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核心区域和交通枢纽，要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互利开发、合作共赢，为海南的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推动力。海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建成后，将成为海南省转变发展方式、加速绿色崛起的重要引擎。构建“面向东南亚、沟通大陆内地”的经济贸易平台，通过大宗生产资料的交易和物流中转服务，有效调整经济发展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海南国际旅游岛影响力，对海南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是一个难得的契机。

二、建设海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的SWOT分析

（一）优势分析

1.国际旅游岛和亚洲博鳌论坛的战略带动作用

海南国际旅游岛发展的既定目标是完成以下六大战略定位，即中国旅游业改革创新的试验区、世界一流的海岛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际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南海资源开发和服务基地、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博鳌论坛是国际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将发挥海南对外开放排头兵的作用，依托博鳌亚洲论坛的品牌优势，全方位开展区域性、国际性经贸文化交流活动以及高层次的外交外事活动，使海南成为中国立足亚洲、面向世界的重要国际交往中心。国际旅游岛和亚洲博鳌论坛的战略定位将对建设海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给予极大的支持和动力。

2.有利于发挥海南的区位优势，分享东南亚经济发展红利

海南省具有得天独厚的热带、亚热带岛屿气候，是我国热带农副产品主产区，在瓜果蔬菜等热带特色农副产品的种植和加工方面具有显著的资源秉赋优势。同时，东南亚各国自然资源丰富，人文环境成熟，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是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新亮点，也是我国商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琼籍华侨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各国，人数达200多万人。华人群体一般在当地都比较富裕，会说海南话及共同的文化背景，使这些琼籍华侨的宗族和乡情观念很强，海南与东盟各国由琼籍华侨带动，在历史上一直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血浓于水的乡土情结所形成的巨大凝聚力，将是海南与东盟各国进一步发展贸易合作深厚的人文渊源基础。地理和人缘上的相靠相依、相近相亲，使海南容易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融入东盟经济圈，也将成为联结东盟与中国内地市场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因此海南可以发展成为南中国海国际航运枢纽和环北部湾的区域航运中心、物流中心、旅游中心，连接到国内沿海沿江各主要城市。海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主要是围绕着东盟各国的产品特点和市场进行打造的，因此，结合东南亚各国的产品情况和贸易特点，可以使得贸易方式和需求按照区域的情况作出合适的调整及部署。

3.海口综合保税区的政策有利于交易中心的组建

海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拟选址于海口综合保税区，享受保税区优惠政策，适合开展进口天然橡胶、大米、棕榈油等大宗商品的保税仓储、国际采购、国际分销配送、转口贸易和加工出口等业务，将为各地贸易商入区交易提供坚实的政策保障。

4.马村港的扩建有利于交易中心商品的储运

海口综合保税区北靠海口马村港，该港口是交通部确定的全国25个沿海枢纽港之一，为国家一类对外开放口岸，水深以及地质承载力是海南省北部具备停靠大型轮船的唯一深水码头。已经建成可使用码头6个，最深泊位达10万吨，年吞吐量800万吨。未来将扩建发展成为以能源、集装箱、杂散货及危险品运输为主，年吞吐能力超亿吨的现代化综合性港区，为大宗商品的储运物流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

（二）劣势分析

首先，海南省的商贸环境有待提升。国际知名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大多依托国际中心城市，国内的商品交易中心也主要集聚在国内上海、大连、郑州、天津、青岛等中心城市。相比较而言，海口市较上述中心城市尚存在较大差距，配套基础设施较为薄弱，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型服务业发展不足。其次，海南省对交易中心建设和运营所需各种人才的吸引力不足，配套的高端人才缺乏，这也可能导致交易中心建设和运营过程中金融和信息服务创新不足，在交易方式创新和产品创新方面均显薄弱。

（三）机会分析

“一带一路”规划涵盖44亿人口，GDP规模达到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世界的2/3和1/3，将构建起世界跨度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走廊，在世界经济走势持续低迷、充满风险和变数的今天，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和潜力。海南是往来“两洲”（亚洲、大洋洲）和“两洋”（太平洋、印度洋）的必经之地，也是通往“两亚”（东南亚、东北亚）的“十字路口”。作为连接亚太地区与世界最主要的海上运输通道之一，每年经过南海海域的船舶就多达10万艘，中国3/4的外贸出口货物、全球1/3的国际贸易，都要通过南海航线。这决定了海南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是中国面向东盟地区的“桥头堡”，也是“环南海经济圈”的核心地区。海南还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和建设中的国际旅游岛，管辖中国2/3的广阔海域，是海洋大省和重要侨乡。四通八达的交通优势，广泛拓展的外交优势，文化相通的人文优势，都使得海南的战略支点地位凸显。博鳌亚洲论坛定址海南，更让海南如虎添翼。“一带一路”一个重要的构想是“农业合作”，目前中国的橡胶、白糖、棉花、棕榈油等基本农产品难以满足国内需求，未来海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发展的契机，就是在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引导中国大宗商品定价权回归。海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未来将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海南的海陆空区位优势、特色的热带农业产品交易优势和“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

（四）威胁分析

1.各大经济体经济增速减缓，大宗商品交易疲软。近两年，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缓慢，大宗商品价格陷入低谷，交易不活跃。各个经济体内的经济发展正在复苏过程中，我国也正处在此进程当中，政府现阶段对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将对我国大宗商品的贸易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2.类同质化竞争激烈。在海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建立之前，海南大宗商品交易中心以及渤海商品交易所等相似的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均已挂牌成立。虽然现阶段已经成立的上述多个交易平台经营的产品项目与本文所提的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所区别，但各个交易平台间仍存在类同质化竞争，这也必然会给海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的建设造成一定的困扰。

三、推进措施和政策建议

（一）加强组织领导

1.成立领导小组，建立统筹协调机制。为加强对交易中心组建工作的领导，建议成立由市政府直管副市长为组长，海口综合保税区为项目实施人，海口市金融办、外管局、证监局、财政局、商务局、工商局、海关、商检局、海口综合保税区等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的交易中心建设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海口综合保税区，保税区相关负责人任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派人参与办公室的日常工作。领导小组为临时性机构，组建工作完成后自行撤销。根据工作需要，领导小组下设的办公室主任牵头组织召开会议，协调解决交易中心在组建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2.成立筹备组，负责组建工作。由海口综合保税区牵头成立交易中心筹备组，在领导小组的指导下，主要负责交易中心组建过程中的各项具体工作。筹备组的主要职责有负责交易中心组建过程中的各项方案的草拟、股东的招募、规章制度的制定、办公场地的选址及装修等各项具体工作。

（二）加强政策支持

建议交易中心除享受省市（县）已出台的给予金融机构的有关政策外，还给予以下政策支持：一是申请交易中心在进行保税监管货物的交易时，根据需要实行美元和人民币两种货币挂牌交易、结算；申请给予交易中心一定的外汇额度，用于交易会员企业交易、结算；允许注册在海口综合保税区的会员企业根据需要设立人民币离岸账户，境外企业设立外汇账户，交易中心设立美元、人民币结算账户。在交易完成、货物交割后，货物需要进入国内市场的，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二是省金融办等有关单位协调、组织各方资源，加强政策引导，鼓励省内金融机构对交易中心提供信贷、结算等金融服务支持。三是交易中心税收方面取得政策扶持，享受海南省和海口市关于企业扶持的优惠政策，争取对交易中心会员企业给予更优惠的税收政策支持。

参考文献：

[1]肖林，任新建.国际贸易中心建设与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发展[J].科学发展，2009，（07）.

[2]查志强.海洋经济国家战略下的舟山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建设[J].港口经济，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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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一带一路；江苏港口；方略

金融危机之后，江苏的外贸经济进入了低速增长的阶段，虽然拥有庞大的经济贸易规模，但缺乏新的增长突破点。“一带一路”战略为处于转型期的江苏经济提供了明朗的发展目标，更进一步促使产品结构升级、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把”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开发结合起来，加强新亚欧大陆桥、陆海口岸支点建设”。同年我《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江苏是全国仅存的四个没有提及的省份之一，也是中国沿海唯一没有提及的省份，给江苏“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了严峻的政策支撑挑战。面对航运业低迷萧条、港口与城市经济发展不协调的困境，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江苏港口应牢牢把握该发展机遇加强与周边港口的合作，提高物流服务水平，积极推动港城互联互通发展。

一、江苏港口策应“一带一路”战略发展基础

1.沿海沿江港口布局规范，港口建设主动融入“一带一路”

江苏拥有沿海沿江两大规模化发展格局，其中沿海初步形成以连云港港为核心，盐城港和南通港协调发展，3个中心港口12个港区的总体发展布局；沿江港口成为江苏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依托和双向开放的重要窗口，承接了中西部地区60%以上的转运物资和长江中上游90%外贸原油、70%外贸铁矿石、20%集装箱的中转业务。江苏积极推行并不断深化港口一体化改革，先后推动了连云港30万吨级航道工程、南京以下12.5米深水航道工程等一批战略项目的建成，港口基础设施供给结构不断优化。2016年江苏省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24.1亿吨。其中规模以上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21.6亿吨、外贸吞吐量4.5亿吨、集装箱吞吐量1621.6万标箱，拥有连云港、苏州、南京、南通、镇江、泰州、江阴7个亿吨大港，亿吨港口总数居全国前列。

根据《江苏省港口“十三五”发展规划》，未来江苏省港口的发展重点将定位在“强化港口的综合交通枢纽作用，重点突出连云港港区域性国际枢纽港、南京长江区域性航运物流中心、太仓集装箱干线港和长江下游重要的江海联运港区等‘一区三港’建设”，以便加快推进区域港口一体化发展和区域港口合作共赢发展，更快提升港口综合竞争力，更好对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

2.综合交通联通不断满足“一带一路”建设要求

“十二五”规划以来江苏省综合交通线网总里程达19.1万公里，公路交通基础设施率先实现现代化；铁路覆盖13个省辖市，苏南地区高速铁路通道基本形成；建成9个运输机场和8个通用机场；干线航道网主骨架初步形成。全省交通运输网络健全，集疏运体系建设日趋完善，能实现与沿线国家的立体网络交通。“十三五”：期间，江苏本着“通道、网络、枢纽”建设原则，构建内畅外联的综合运输通道、畅达高效的综合交通网络、无缝衔接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布局“省内联网、省外联通、干支联动”的运输大网络，实现综合交通网络一体化。

3.地区产业积极对接“一带一路”，港城互动效果明显

2017年5月，中国在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大会上各国政府达成一个有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互联互通”合作共识。同时也一致认为“一带一路”近期目标重点是道路、能源管线、电信、港口等基础设施共建和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程度。江苏经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交通、金融、农业等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装备制造业对中亚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具有极大的帮助。目前江苏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累计投资近1300个项目，投资额超过50亿美元，已建设有26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13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如我国第一个埃塞俄比亚国家级经贸合作区、全国首批境外经贸合作区--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江苏首家境外产业合作集聚区-加里曼丹岛工贸经济合作；“一带一路”首个实体项目的中国一哈萨克斯坦（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项目；以及江苏省韩国产业转移和集聚示范区的盐城中韩自贸区等。港口发展受国内外经济和腹地经济的推动和限制，“一带一路”战略促进了沿线国家的贸易交流，极大拓展了江苏对外的合作空间，推动腹地经济的对外合作，提高了港口货运量的增长。

4.连云港完善欧亚陆桥通道建设，海陆联运响应“一带一路”

在实现“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目标过程中，交通运输联通是最基础和关键的一步，而海陆联运是有效衔接“一带一路”重要的多式联运方式。连云港是江苏唯一的大型深水海港和新亚欧大陆桥桥头堡，随着连云港“一体两翼”组合大港的基本形成、中哈物流合作基地和上合组织国际物流园建设全面展开，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交通条件，连云港大陆桥国际班列已经覆盖中亚五国沿线主要站点，实现了与阿拉木图、塔什干、伊斯坦布尔、杜伊斯堡等地区的对接，正逐渐成为我国对外物流链的重要节点和东西海陆双向开放的重要门户。

2014年5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基地启用，承担着哈萨克斯坦乃至整个中亚地区通向太平洋的东向运输。2017年5月“乌鲁木齐-连云港-新德里”公铁海联运班列运行线路横穿太平洋、印度洋，首次在全国实现了“一带一路”的大贯通和的无缝连接。多个中外区域合作的相继成功，推动了连云港海陆联运的发展，使我国中西部和中亚地区有了更加经济便捷的出海通道。形成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口岸“一港双线”的过境运输格局，每年承运中亚60%以上的过境箱业务和新亚欧大陆桥90%以上的国际过境运输量，国际联运量累计完成84.9万标箱，成为江苏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开展经贸合作的国际通道和运输桥梁。

5.政策叠加“一带一路”助推港口经济发展

党的十以来，江苏经济发展受到国家众多重大发展战略的推动，如连云港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和江苏沿海开发等区域性发展战略；2015年，长江经济带战略和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推动了江苏各地经济的快速提升和潜力发挥，有力提升了江苏的影响力和辐射带动力，为推进“一带一路”港航业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经济和货源基础。

二、周边省市港口应对“一带一路”方略概述

“一带一路”为经济危机后一直处于缓慢复苏期的亚欧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增长点，受到中亚各国、上合组织成员国及观察员国的赞扬和积极响应，得到了沿线50多个国家和国内沿线省份的呼应，我国31个省市把这一战略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多个省市开展了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方案。江苏省周边省市港口也开展了一系列应对“一带一路”的建设。

1.上海港

上海港紧紧抓住“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上海自贸区三大战略优势，通过加快港口港铁联通和长江经济带喂给港建设，增强港口的整体辐射能力。同时上海港增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班轮航线，与沿线40多个国家港口开展合作，全方位建设国际航运中心。

2.浙江港

浙江港以本地产业优势为突破，一方面实行“一带一路”，通过海铁联运与国内12个省份20多个城市开通集装箱班列；另一方面实行“一路向海”，与13个“一带一路”沿线港口建立友好港关系，加大航班航线开发力度，提高港口的国际竞争力。依托国家物流信息平台，积极打造江海联运信息平台；建设“一带”节点和“一路”国家投资平台，规划无水港、丝路新区建设。率先构建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海陆联动集疏运网络、金融和信息支撑服务系统“三位一体”的港航物流服务体系。

3.福建港

福建被国家定位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核心区，通过实施港航集约提升工程，完善集疏运体系和口岸通关功能，建设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互联互通、安全高效便捷的海陆空运输通道网络。加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港口建设、口岸通关、物流信息化等方面的合作，打造“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的互联互通枢纽。

4.山东港

山东省被确定为国家“一带一路”规划海上战略支点和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沿线重点地区。优化沿海港口布局，打造以青岛港为龙头、日照港、烟台港为两翼的现代港口群，完善海铁集疏运体系建设，推进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和中韩铁路轮渡工程，全力打造“一带一路”港口群。

5.天津港

天津港加大集装箱航线开发力度，积极推进“港口一站通”项目，配合口岸单位创新监管模式，加快向全球资源配置枢纽转型升级，开辟多条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充分利用无水港、区域营销中心及内陆海铁联运通道形成物流网络优势开展海铁联运过境运输业务，打造“一带一路”重要战略支点。

三、江苏港口策应“一带一路”方略研究

1.深化港航发展，实现区域联动和港城协同发展

（1）依托港口和产业合作区，实现区域联动

纵观我国沿海港口对接“一带一路”的策略，港口城市都一致采取了互联互通、区域联动的方略。抓住“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历史机遇，加强东中西部的互动合作，可以有效促进国内各地区开放型经济协同发展，以此获得经济增长新动力。江苏拥有濒江临海的航运优势，“长江经济带”战略助推沿江经济带发展，江苏港口要发挥运输节点的引领作用，联动发展沿江和沿海地区产业发展，缩短苏南苏北地区差异，促进江海联动，区域联动。

（2）加快临港产业发展，实施港城协同发展

“以港兴市、以市促港、港城互动”是全世界港口城市发展的共同战略，连云港和南通作为中国沿海首批14个对外开放城市，拥有政策和区位上的港城互动发展优势。由于一些历史原因，江苏3大沿海城市的临港产业和港口资源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港口城市规模较小，货类单一，城市经济以传统优势产业为主，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缓慢，无法实现港口与城市经济的共同促进。设施联通、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在江苏已有的对外产业合作区和新技术开发区的建设基础上，江苏应以港口开发为导入，以城市经济建设为依托，以港城互动发展为主脉，借助“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机遇，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临港工业园规划建设，推动港口城市经济向新能源、新技术产业转化，提升港口功能，实现港城协同发展。

2.推进港口信息化建设，加快港口物流设施建设

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提出要“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蕴藏着巨大的货运需求。港口之间在海铁联运、口岸联动、信息共享等方面存在大量跨区域合作空间。加强港口间的运营合作需要加快港口信息化建设，对港口服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江苏港口需要有效整合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以保证信息沟通的畅通性、有效性和保障货物运输的安全性、时效性。

港口可以积极探索“港口+互联网”模式，集聚物流、商流、信息流，构建港口物流体系，打造智慧港口。一是利用新亚欧大陆桥的桥头堡优势，积极发展海铁联运模式，加强与亚欧国家经贸往来；利用临江达海的区位区位优势，加快江海联运，提升沿江港口中转能力。二是拓展港口服务范围，积极开展海洋服务、金融服务、保税服务等综合物流服务，对接“一带一路”贸易互联互通。三是加快港口物流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借助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化信息技术，实现各部门的信息共享，为各层面经营管理提供统计分析与决策支持。四是采用物联网、移动应用等新兴技术手段，加强物流生产与信息网络的联动，为客户提供信息服务解决方案。

3.以亚欧大陆桥为契机，加快陆海联运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地处内陆地区交通不便，铁路运输是较为便捷的运输通道。陆海联运是连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要的交通通道，也是开展合作资源往来的交流枢纽。新亚欧大陆桥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在陆上运输线路上高度重合，从1992年新亚欧大陆桥首列国际集装箱班列开通以来，连云港已逐步发展成为亚欧大陆货物中转和经贸合作的重要节点，因此江苏港口应充分发挥连云港亚欧大陆桥桥头堡的作用，积极推进国际联运通道建设，提高连云港开展陆桥运输业务的能力和国际联运服务水平。

4.统筹协调沿江沿海港口布局，深化沿江沿海港口一体化建设

江苏沿江、沿海港口较多，由于缺乏统筹协调，港口之间存在同质化发展和无序化竞争问题，造成资源浪费，整体竞争力不强。2017年5月，江苏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江苏沿江沿海港口一体化改革全年展开。江苏港口要从推进“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大局出发，深化沿江沿海港口一体化改革，引领沿江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升级，提升江苏作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点的战略优势地位，深入推进全省港口和岸线资源整合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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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津港打造“一带一路”战略支点[N].人民日报，2016-08-19.

篇8

关键词：新常态；新动力；中国经济

一、新常态发展阶段至少可以延伸到2030年

当前，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已经成为共识。正如所指出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将面临深刻调整，体现在增长速度的适度下调、增长方式的重大转变、增长动力的显著转换。

认识新常态有必要从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视角理解。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增长率大致经历了三个经济增长周期，对应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包括：80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的改革；90年代开始的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2000年以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三个经济增长周期对应了三次阶段性经济增长率下调，即：1984-1990年期间下降了11.3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5.2%下降到3.9%）；1992-1999年期间下降了6.7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4.3%下降到7.6%）；2007-2014年期间下降了6.8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4.2%下降到7.4%）。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的阶段性经济增长速度下调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上述数据也表明，只要经历过超高速增长（例如，阶段性增速高点达14%以上），必然要经历阶段性的经济增长下调。这是因为超高速增长必然带来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而随后的增长速度下调就是通过减速换挡解决结构性矛盾，其本质是经济结构调整。因此，对当前的阶段性增长速度下调没有必要悲观，而是要充分认识到阶段性增长下调的必然性、客观性和积极性。

经济结构调整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突出特征和本质要求。首先，从产出结构来看，第三产业将取代第二产业，中国经济逐步进入到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形态，预计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有望达到60%以上（2014年为48.2%）。其次，从需求结构来看，最终消费需求（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将持续提高，预计2030年达到65%左右的水平（2007-2014年期间基本维持在50%左右），逐步实现经济再平衡（1978-2002年之间，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值超过60%）。因此，从长期的结构调整来看，新常态发展阶段至少可以延伸到2030年，这也客观地决定了“新常态”中“常”的内涵。

二、经济增长六大新动力的培育

“新常态”中“新”的内涵在于挖掘和培育增长的新动力，进而引领新常态，实现调结构和稳增长。这对于“十三五”时期乃至到2030年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培育新动力首先需要客观识别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因素。根据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索罗模型预测，储蓄率和劳动力供给已经不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促进性因素。例如，总体储蓄率在近年来已经达到50%左右，不会再有上升空间；劳动力供给的增长率也将伴随着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转变出现负增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比重已经从2010年开始下降。此外，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每1%的经济增长率所隐含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也越来越大，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约束性因素。因此，按照经济增长核算的构成来看，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保持中高增长速度必然要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培育。总体而言，可以归结为六大动力：创新驱动发展动力、绿色发展动力、新型城镇化动力、区域经济动力、参与经济全球化动力和包容性发展动力。

首先，创新驱动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第一动力，这也是适应我国人口老龄化以及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在构建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是基础，人才事业的蓬勃发展是支撑，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是关键。从国家政策引导来看，国家先后出台了科技、教育和人才发展的三个中长期规划，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设定了制度支持体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现关键在于尊重创新的基本规律，深入落实三大中长期规划，提升教育竞争力，培育一大批创新人才，使教育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进而在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取得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创新成果。在新常态发展阶段，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新动力应当着力实现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大力提升科技能力，由跟踪、模仿的“追赶式”发展向立足于自主创新的“跨越式”发展转变，在若干领域走向世界创新前沿，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上取得更多的重大突破，在某些领域实现由“跟跑者”变为“并跑者”，甚至是“领跑者”；其二，依托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科技进步对产业升级和新产业发展的支撑，推动“中国制造”快速向“中国创造”转变；其三，构建和完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体制机制，释放全社会的创新潜能，促进科技、金融和市场的有效融合，推动产业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

其次，绿色发展是突破未来经济增长所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我国已经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绝对减排，这也决定了到2030年左右，单位GDP的减排速度至少要与经济增长率相一致。这在客观上也要求不断提升绿色发展能力，尽早收获“绿色红利”，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既要坚守“底线思维”，即把节能减排和保护环境作为“发展红线”，列入五年规划的约束性指标；也要有“创新思维”，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生态补偿机制、循环经济发展体系，创新绿色发展动能。此外，作为发展的新动力，绿色发展将催生规模巨大的绿色产业，进而带动大规模的绿色投资，促进经济结构升级和提质增效。

第三，我国仍旧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达54.77%），这个过程预计可以延续到2030年，从而进入到城镇化发展的成熟阶段（70%左右）。未来新型城镇化建设将继续成为产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城市公用事业投资、第三产业发展的驱动力，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新常态发展阶段，把新型城镇化建设培育成为新动力的关键是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进而实现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第四，区域发展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空间动力，将进一步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先后经历了东部优先开放（1979-1999年）、区域协调发展（2000年以后）两个主要阶段，区域发展战略的设定总体符合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近年来，主体功能区战略成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的总体战略，提出了以“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以“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的农业战略格局、以“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这将继续推动经济发展、人口布局和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还处于开始阶段，必将成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三大战略，即“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从而进一步重塑国内不同区域板块（指的是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之间以及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地理，带动国内各区域间以及我国与周边国家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投资需求，进而推动产业发展、贸易增长和人员交流，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第五，更广泛地参与经济全球化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开放动力。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打造对外开放的升级版、新格局，这包括积极推动双边和多边自贸区协定谈判、设定若干个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同时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等。与以往以对外贸易和吸引对外直接投资为主的对外经济开放格局不同的是，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更加凸显主动性（例如，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战略性（例如，中巴经济走廊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将使新疆直通印度洋），更加体现深化机制建设（例如，推动双边和多边自贸区协定谈判和设立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全面升级，中国更有能力利用全球资源、全球市场发展国内经济，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

第六，包容性发展动力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本质要求，也是新常态发展阶段通过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促进需求结构转变的动力。包容性发展的实质就是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包容性发展有三个重点：其一，切实落实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落实“人的城市化”保障机制，促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其二，进一步促进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民生事业的发展，构筑坚实的社会安全网，促进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促进社会公平、提升人民福祉；其三，补足发展短板，特别是要完善精准扶贫，力争在2020年完成涉及7000多万人口的减贫事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强基石。

三、释放六大新动力的必要支撑

上述六大发展动力互相促进、相互协调，构成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综合发展模式，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速度维持在中高速水平目标的实现。然而要实现这种综合发展模式，还需要依靠三大必要支撑。

一是科学规划。当前，各级地方政府正在编制“十三五”规划，“十三五”规划的编制应当充分发挥上述六大新动力，进而引领新常态。此外，由于新常态的长期性，应当考虑在“十三五”规划编制完成之后，基于各项已经实施的面向2020年的中长期规划（教育、人才、科技、新型城镇化等），着手编制面向2030年的中长期远景目标设计。

二是完善的资本市场。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最终还是要靠投资结构的转变实现，其关键在于投资效率的显著提升。尽管未来的总体储蓄率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近年来大约为50%），但是，预计到2030年仍旧可以保持高达30%以上的总体储蓄率。因此，完善的资本市场是让“高储蓄率”转化为有效投资的必要条件。在新常态发展阶段，资本市场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建设结构合理、功能完善、规范运作、透明开放、监管有力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金融体系的风险防范机制。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仍旧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薄弱环节，需要花大力气加以解决。

三是稳健的公共财政。释放上述六大动力的一个必要支撑就是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引导。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引导，充分发挥公共投资的引导性作用，利用多种形式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把投资引向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领域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化领域，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新常态发展阶段，财政收入增长基本上会与经济增长同步，但是财政支出有可能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这需要不断完善财税体制，保持公共财政支出的稳健性和效率，有效控制政府的债务风险。

参考文献

篇9

关键词: 国际金融SWOT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12-035-07

一、引 言

自从各国经济被全球市场联系起来以后，世界经济便产生了；有了跨越国境的世界经济，国际金融中心（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IFC ）也应运而生。在传统经济学的理论文献中，关于国际金融中心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不过多数学者都认同这样的说法：所谓国际金融中心，指的是国际金融活动发生的中心地；它既是各国金融机构高度集中的地方，也是国际金融资本的来源地和落脚点（Gilpin，1977；Dicken，1986； Roberts，1994）。Mainelli（2006）进一步指出，国际金融中心具有8种共性：（1）拥有完备的金融机构和高度发达的市场体系；（2）日均金融产品交易额巨大；（3）国际金融中心所在国的货币是具有国际清算、国际借贷和国际储备等功能的国际货币；（4）执行灵活而富有弹性的金融货币政策，外国银行和金融机构能够及时便利进入国内市场；（5）具备完善的法律监管制度和严格的执法能力；（6）高端、充足的金融人才资源；（7）拥有良好的通讯设施和发达的配套服务业；（8）长期的政府公信力与国际承诺。

经验表明，经济实力强大的主导国家一般都拥有至少一个国际经济中心城市，而这些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一般都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金融中心一旦形成，就将发挥其巨大的资本集聚和辐射功能，通过资金融通、资本运作来实现资源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并且，金融作为一种相对独立于其他产业的战略资源，能够持续带来金融中心所在城市及周边地区投资的繁荣，形成产业的扩张和交易的集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和政府财政收入。

二、伦敦金融城集聚金融优势的国际经验

伦敦是首屈一指的国际老牌金融中心，她被称为“世界经济的强劲心脏”。伦敦金融城于2009年3月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指数，GlobalFinancialCentresIndex)显示，根据房地产价格、监管、税收、员工供给、政府反应速度、生活质量及其他因素进行评估，伦敦仍然是全球排名第一的金融中心，得分781分(总分1000分)，美国纽约得768分。

（一）为什么是伦敦？

1.竞争优势观点。Reed（1989）认为所有的金融服务活动都倾向于在主要的全球城市集中，它们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国际金融网络体系，各个金融中心都必须具有发展的竞争优势，才可以锁定金融流、信息流和人力资源，如伦敦就是凭借着浓厚的语言、文化、区位和专业服务能力，在竞争中长期处于优势地位。伦敦国际金融服务局（2008）进一步归纳出10大竞争优势：深厚的全球贸易传统；高质量的金融和相关的机构和市场体系；有效、公平已经成为国际基准的监管机制；具有连贯性、政治中立的法律系统；汇集金融、法律、会计、管理咨询公司，强力吸引投资者、营运商和客户的集群效应；地处亚洲和美洲时间区，为中东和欧洲服务的纽带区位优势；广受尊重的专业支持服务；大量的世界级实质资产；为国际互动而设的金融基础设施。

2.贸易诱发论。Powell(1915)认为，17世纪末18世纪初，伦敦是英国的国际贸易中心，得益于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贸易发展所引起大量结算与融资需要，大小银行相继产生并有很大的发展，银行间货币市场由此兴起，利用国际汇票这一机制，伦敦迅速从起初仅仅服务于贸易融资的低级中心，发展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Allen（1988）赞同Powell的观点，他指出，商业和金融服务缩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易成本，传送着财富创造、消费和信息，这些由全球贸易引发的复杂的货币流和金融业务必然推动时空集聚，而在特定时期和特点地点形成国际金融中心。

3.实力决定论。H．C．Reed(1981)则认为国力是全球金融中心形成的首要因素，资本的逐利性是推动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原因，金融中心的形成取决于金融服务的供求关系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和投资以及政府的政策。众所周知，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美国股份资本导致国力强大，英国是凭借工业革命带来的高质量的工业品和低廉的价格，率先成为世界的加工厂。随着价廉物美的英国工业品在世界各国不断渗透，英镑也就成为当时在国际贸易和资本输出中最普遍使用的货币。最终，作为英国的核心城市――伦敦无可争辩地成为位于经济体系最高等级的全球金融中心（参见表1）。

4.自然演进观点。Kindleberge(1974)从比较经济史的角度对伦敦金融中心的形成原因及过程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他认为伦敦金融中心演进的途径是：经济增长(决定)金融市场发展(决定)金融制度变化(决定)金融供给变化(催生)金融中心形成；Susan Strange（1998）深化了Kindleberge的观点，她认为，由技术变革和金融服务的国家管制（及解除管制）改变了金融服务业的世界格局，影响了伦敦在内的金融中心制度变化，催生了国际金融供给，并最终促进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

5.政府推动论。Mainelli（2005）认为对伦敦的金融业，政府并非简单地采取不干预政策以保持其活力，实际上，伦敦金融体系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是通过国家或地区有关部门的人为设计、强力支持而产生的，比如，在战争和萧条时期，伦敦金融城通过金融创新和优惠政策，推进金融资源集聚，又如，伦敦金融城和英格兰银行及时抓住欧洲美元市场机遇，形成巨大的国外持有的美元池，以金融业的国际化带动国内金融业的发展，进而促进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产生互动效应，最终奠定了国际金融中心基础。

此外，国际金融中心漂移说、“轮式”演进理论、规模经济学派以及金融地理学派对伦敦金融中心成长加以关注，如Porteous(1995，1999)、Martin(1999，2000)等对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微观基础进行了研究，强调信息流是金融中心发展的先决条件；金融地理学者Gehrig(1998)利用市场摩擦理论和大量的实证分析，支持了国际金融中心漂移说的观点，证明了某些金融活动在地理上的集聚趋势与另外一些金融活动在地理上的分散趋势并存。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伦敦国际金融中心成长机制进行了阐释。

我们认为，伦敦金融中心的发展和完善是经济主体集聚金融优势的历程，她是近900年以来，在英国王室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企业和公民的积极参与和配合下，通过自然集聚优势和能动集聚优势、双向互动集聚优势三个方面运作的产物，其作用路径是：在战略、领导力、制度等因素的作用下，通过地缘、加工、贸易、投资、金融、知识、网络等经济联系，发现、挖掘、整合和高效利用区域内部优势资源，使区域内部优势资源之间、区域内外优势资源之间，在合作或竞争的过程中形成国际或国内的高效金融场、经济极，实现资源的远程集聚和全球集聚。

（二）伦敦金融城集聚金融优势的经验与做法

我们将伦敦金融城集聚金融优势划分为三个层面：

1.从自然集聚到自觉集聚：基于市场的观点

从金融地理角度看，伦敦处于纽约和东京时区之间，具有显著的区位优势，可以形成一体化的24小时全球交易体系，担当全球贸易和金融的纽带。伦敦具有自然集聚的优越条件，历经数百年的发展，伦敦集聚了充足的金融优势资本。

（1）伦敦吸引了庞大的跨国金融机构。伦敦金融城集聚了近180家外国证券公司，几乎一半的国际股权交易额是在这里进行的，还管理着28290亿英镑的全球资产。在伦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外国公司的数量（453家）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的交易所；全球外汇收入的三分之一在这里交易，而纽约只有16％，东京9％，新加坡6％。伦敦金融城承揽了全球36％业务量的场外衍生金融产品。近500家外国银行在伦敦金融城营业，经营着全球20％的国际银行业务（参见表2）。伦敦金融城拥有全球最大的黄金交易市场和有色金属交易市场。伦敦金融城还是世界保险和再保险中心，以劳合社（Lloyd’s）为代表的伦敦保险市场集聚了100家左右的跨国保险公司在此营业。

（2）伦敦凝聚了独特的金融中心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与金融自由化的深化，跨文化能力已上升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种关键性资源。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特征在于集聚全世界的目光，打造文化品牌。伦敦就是这样一个城市，一旦提起伦敦，人们会想到，伦敦是一座驰名世界的旅游城市、全球重要的传媒中心和时尚城市。伦敦以她悠久的历史、斑斓的色彩、雄伟的风姿屹立于世界名城之林，使得外来投资者和金融家产生浓厚的向往和意愿， 也促使伦敦本地的居民和企业产生强烈的自豪和归属感。

（3）伦敦吸收了充沛的人力资源集群。伦敦金融城是知识经济中的“集群”，就像硅谷一样。聚集了欧洲顶尖金融人才的伦敦金融城，像磁铁一样吸引更多高级的人才。在伦敦，几乎世界上所有语种人才都能够在12小时内找到，类似于精算师、国际律师、高级财务分析师这样尖端人才，也可以及时为企业或个人提供服务。伦敦拥有数量众多的大学、学院、学校及学术研究机构，通过“产学研一体化”价值链整合，伦敦形成了面向全球的金融人力资源集群。

2.从被动集聚到主动集聚：基于政府的视角

“市场偶尔也会失灵”，这已是主流经济学的共识。在单纯依赖市场机制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人们就会把目光投向公共部门。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也始终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引导和监管。

（1）政商联合共建金融中心区

金融中心区（CFD，Central Finance District）是金融产业发展和金融活动的心脏带。伦敦金融城就是这样一个CFD，伦敦金融城拥有便捷的交通、丰富的信息、即时的通讯、高质的办公设施及良好的金融和商务运营环境，可以大大节约公司的管理和交易成本，能够促进知识型、信息型、清洁型和高附加值的金融产业的发展。为了在空间上给英国的金融发展提供必要的新空间，伦敦还将金丝雀码头区改造为新金融区，这里外表端庄厚重，具有深刻文化内涵，与整个城市风格协调，且功能性很强的楼群都是近20年内建起来的，规划更新，设计也更现代化。

（2）高起点制定金融战略规划

伦敦金融城具有公司和政府双重属性，对相关业务统一规划，商业化运作管理，工作重心在于协调、服务、宣传推介与调研支持。但是，伦敦金融城是服务于整个英国长远利益，具有全球战略属性，而不是局限于一城之耦。从政策制定、对外承诺到管理体系，具有长期连贯性，使得外界国家、地区和企业法人对在此地进行经营运作具有坚定的信心和稳定的预期（Mainelli，2009）。英国王室和政府赋予伦敦金融城独特的战略地位，职能权限具有很大的独立运作空间，在战略机遇出现时，伦敦金融城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灵活执行创新决策权。

（3）注重优质基础设施建设

伦敦具有国际金融中心所必须的优质基础设施条件。伦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灵活，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由政府负责立项和投资的公共事业建设项目；二是由私人投资的大型基础建设项目。伦敦聘请世界顶尖级的大师做城市发展规划，凸显城市的文化品位、艺术特色、生态标准、建筑质量。一方面，伦敦凝结了世界上最优秀的、同时也是生态水平很高的建筑和绿化群体；另一方面，伦敦具有先进的公共服务能力，比如：治安、供电、供水、供暖等设备非常完善。伦敦还拥有非常强大的物流、交通以及国际信息交换能力，作为国际交通中心，你几乎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找到飞往伦敦的航班。

（4）兼顾国际准则的柔性金融监管

从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历史看，一方面政府进行严格的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又提供相对国内金融要宽松得多的金融环境。一个没有金融安全保证的金融中心是不会有长久生命力的。伦敦金融城有一个宽松而严格的法规体系，作为老牌金融中心，其监管都是国际标准，在制度设计上注重原则，而不是规则。海外投资者只要遵守一组基本原则，就能在伦敦创新。金融服务监管局（FSA）、英格兰银行和财政部三方常设委员会是伦敦重要的金融监管机构，此外，贸工部、工作和养老部、职业养老监管局、公平交易办公室、打击严重欺诈办公室、国家刑事犯罪情报局也可以根据需要参与金融监管。为了促进金融业发展，金融城的监管也在不断创新和调整。

（5）及时推动金融技术创新

国际金融中心高度集中的都是“高度秩序化”的金融和服务“前台”，这些金融服务机构需要传送金融资讯、咨询服务、转账业务、安全保障和数据处理等大量信息，其物质基础必须建立在大规模的科技投资之上，需要有尖端的计算机系统以及灵敏度和安全度极高的信息传播体系（参见表3）。伦敦金融城在历史上较早地应用了电报、电话、计算机以及芯片技术和卫星通讯等技术媒介，以科技创新来体现和保障金融服务业的高效和迅捷的行业特征（Strange，1998）。此外，为有效应对新技术，伦敦金融城在国际金融历史上较早开发出利率定价体系、AIM市场、私募基金平台和场外离岸交易等多种金融模式，进行金融方法创新，也取得显著绩效。

3.单向集聚到多向集聚：基于动态的观点

需要指出的是，伦敦金融城并不只是单纯汇集金融机构，打造良好的基础设施，选择合适的战略规划，她更多地是采取了走市场道路，执行集聚优势战略。

（1）金融单位的互动集聚

伦敦金融城的金融企业或机构通过金融家族的内外向型集聚，已逐步渗透到世界其他的国际金融中心内部。利用行之有效的全球化战略，这些金融单位已经能够融入所在地的经济文化圈，并对相关区域和国家的价值取向实施控制，根据专业财富管理咨询公司Scorpio Partnership估算，有超过300个资产在1亿英镑以上的超级富豪在伦敦开设了理财机构，对家族的财产进行保值增值，同时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左右世界金融局势；发源于金融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欧洲乃至世界超强金融垄断家族，他们和美国纽约华尔街金融业（如摩根财团、洛克菲勒家族）、瑞士日内瓦的金融业等保持密切联系。除了单一家族机构之外，伦敦存在着超过100个“家族联合机构”，由数个富有家族共同设立，通过分享信息来提高全球投资能力。在一定程度，这些家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由国际金融价值链串联在一起的，具有庞大的超级金融实力。

（2）金融城市的多向联系

尽管伦敦金融城也承认，国际金融中心之间存在着国际税收竞争、运输和交易成本、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等挑战因素（Roberts，2002 ）。但总体而言，伦敦金融城和其他国际金融中心保持了正向联系。一方面，伦敦金融城在主要的全球城市纽约、东京、法兰克福、瑞士、莫斯科以及上海都设立了办事机构，建立了联系的成效机制；另一方面，在亚洲的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的悉尼以及加拿大的温哥华等金融中心，由于这些金融中心都曾在一定时期隶属于英国管辖，所以原有的联系机制仍然具有活力。此外，所谓的离岸金融中心，如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百慕大群岛、西萨摩亚、安圭拉群岛等，他们和伦敦金融城在业务联系、信息交流和历史沿革上，具有强烈的协同性，已经成为整个国际金融体系资本流通虚拟环路中的特殊节点。

三、上海集聚金融优势的可行性分析

我们通过SWOT分析，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机会（Opportunities）和挑战（Threats）加以综合评估与分析，尔后再根据分析结果，对金融资源结构及配置策略加以调整，以实现战略目标。

（一）优势

1.政府配合。一方面，中央政府审时度势，作出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决定，这为上海以及整个中国未来发展创造了新的增长空间和可能；另一方面，各级政府的通力协助，也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强力支持和重要保障。

2.历史人文。上海具有辉煌的金融历史，一度被誉为“远东国际大都市”，历经百年而凝成的“海纳百川”海派金融文化，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营造了独特的历史人文环境。

3.实体支撑。上海的金融业与实体经济保持均衡发展。与发达国家的金融业状态不同的是，上海的金融业属于正在成长的“少年”，健康进取，整体创新还有巨大空间，所依托的实体――中国大陆拥有良好经济基本面。

4.市场体系。上海金融市场体系日益完善，基本形成了一个由股票、债券、货币、外汇、商品期货、金融期货、黄金、保险等构成的全国性金融市场体系，核心要素配置齐全，定价机制合理有效。

5.科教人才。上海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域内的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学，和域外的剑桥大学、耶鲁大学等名校保持密切联系。科技创新能力雄厚，和中国科学院、中欧商学院等机构有着长期的战略合作。人才储备相对充裕。

6.监管制度。上海拥有相对健全而严格的监管制度。随着金融试点和人民币结算产品的创新，上海的金融自由度将有序增加，监管制度也将逐步优化改进。

7.基础设施。上海为国际金融中心打造了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交通、通讯、能源、文化、娱乐和安全等公共项目，上海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核心的现代化金融贸易区更是环境优美、生活舒适、设施齐全、功能完善。

8.区位优势。中国时区必将形成由一个全球国际金融中心和多个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组成的新格局。上海具有连接欧亚大陆、辐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地域特点，相对于香港等地，太阳早升起1小时（张五常，2009），这些都为上海成为金融中心打下坚实基础。

（二）劣势

上海与国际金融中心要求仍然相差很大。因为，从GFCI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14项指标来看，上海与国际金融中心的差距很大。

1.后发地位。原有国际金融中心处于优势地位，具有“锁定”效应，这使得其他城市打破现有格局，发展超越成为国际级金融中心非常困难（Dicken，1986）。上海需要在优势集聚的基础上，创造爆发力，这需要以时间换空间。

2.制度瓶颈。上海是中国的一个城市，必须依托国家行使制度选择权。在法律支持上，英美的法制体系居于国际标准地位，显示了相当的生命力；在外汇政策上，中国资本项没有开放，上海和伦敦在资金自由流动上尚不具可比性。

3.管理水平。国际金融中心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对管理者能力也提出了严格要求。和伦敦等国际级金融中心相比较，上海还处于初级阶段，经验相对不足，管理水平也有待提高。

4.外部联系。世界上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构成了一个网络体系，相互交联。上海和其他金融中心的联系还处于发展阶段，合作缺乏战略深度和制度保障，信息交流和共享有待进一步加强，人员学习、培训和互换亟需推进。

5.金融生态。在GFCI指标中，商业环境指标体系中就有经济自由度、透明指数、腐败指数等，在这些指数测算中，上海得分很低，在市民素质、文化传承和工作态度等方面有待提高。

（三）机遇

上海市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正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确立最适合上海发展的战略路径，消除自身的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的束缚，上海市完全有条件实现跨越式发展，逐步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1.金融“危”中有“机”。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一个金融中心洗牌的过程，传统意义上的美国纽约、英国伦敦等全球金融中心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给上海带来发展压力的同时，也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2.国际资本转移。发达国家金融界大规模的裁员降薪，为上海获取相对廉价的高端人才提供机遇。金融危机冲击发达国家资本市场，资本回报率急剧降低，不少企业需要进行战略转移。这使得上海成为“资本避风港”，广泛吸收海外溢出资本。

3.2010年世博会为上海金融助力。“世博景气”效应对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具有显著的带动作用，世博会所带来的直接、间接商机，将成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有力而持久的推动力。

4.空间扩展。上海通过将原南汇区和浦东新区“两区合并”，形成了“新浦东”，这样可以集约化利用土地资本，拓宽区域发展空间，为上海金融中心的金融核心区建设提供有效载体。

5.政策机遇。随着中央战略的确立，上海在国内率先进行人民币国际结算的试点，随着这一试点的扩大，未来上海将可能发展成区域性的人民币清算中心，这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

（四）挑战

上海已有做法都是正确的，但是仅此还不够。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仅是一步之遥，但是由于各种挑战的存在，上海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很多。

1.制度。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和相关市场制度的缺失，导致金融秩序的混乱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这对上海金融中心建设构成挑战，具体包括：相关市场制度主要涉及自由创业、自由定价、要素自由流动等制度，在金融领域主要涉及市场准入、利率市场化、金融管制的放松、健全的金融监管体制、监管有效性的提高等制度变革和创新。

2.国内竞争。现行的行政区划与干部制度，导致地方政府各自为政与地区间经济的分割和恶性竞争，使得产品、要素、资金、信息的跨地区流动面临众多人为的限制。香港、北京和重庆等城市就有限的中央金融资源展开无序竞争，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各自发展定位不明确。

3.国际竞争。所有的金融服务活动都倾向于在主要的全球城市集中，各个金融中心存在着激烈的资本竞争，比如，伦敦和欧洲大陆的巴黎、柏林以及瑞士在金融监管协调上，曾发生过冲突；香港、新加坡以及日本的东京就亚洲的金融资本也曾展开过激烈的争夺，因此，上海必须打造出强大的竞争优势，才可以取得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四、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思路和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的SWOT分析，可以运用专家评分方式，结合问卷调查，整理指标体系和战略矩阵，以得出相关结论。我们认为，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必须打破常规，实现跨越式发展(Strength and Opptunity development) ，要在高度利用自身要素禀赋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和运作符合国际开放要求、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高端资源，勇于消除无形的、不合理的内部或外部制度束缚，积极升级自身体系势能，增量发展，有序地提高自身金融实力，进而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第一，以功能建设为先导，建设金融优势集聚的基础平台。功能建设比形态建设更为重要。伦敦金融城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著名的金融市场，除了特定的历史渊源外，关键在于其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和政策环境能够充分满足金融服务的需要。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是全国唯一以“金融贸易区”命名的国家级开发区，规划面积28平方公里，已远远超过伦敦金融城的面积，相邻的外滩金融区在形态建设上也已经具备规模。今后的重点，应放在如何完善功能建设上，从而增加自身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由于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发挥聚集效应，摊子过大反而会影响其作用的发挥。

第二，以政策协调为保证，提供金融优势集聚的战略保障。国际金融中心几乎都是在国内金融中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英国各主要的金融监管机构如英格兰银行、英国金融服务局等均位于伦敦市内，这使得她不仅是一个金融交易中心，而且也是一个金融决策中心。这种安排使得金融资源的配置更有效率，更容易发挥金融中心的整体集聚和辐射作用。由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既要上海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得到国家层面的战略支持。上海应该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的作用和优势，应继续争取并落实中央政府在机构设置、业务创新、金融监管、干部调配和法制建设等方面对上海的指导和支持。

第三，以对外开放为动力，开拓金融优势集聚的发展远景。全方位打破壁垒，宽领域扩大对外开放，加速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和跨国金融机构入驻。与其它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伦敦金融城的国际化程度或开放度是最高的，上海可以适当借鉴伦敦市场的经验，仿照劳合社的市场组织形式，设立固定的保险交易场所。鼓励和吸引大型跨国集团的总部或地区总部、国际著名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落户上海，以完善国际金融中心的服务功能。上海要全力打造人民币金融产品中心，积极发展开放型、多层次的直接融资体系，要引入更多的商业金融债、企业债、商业票据等，推动债券跨市场交易，培育机构投资者流动性管理、风险管理能力。

第四，以金融创新为突破，创造金融优势集聚的裂变单元。金融创新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不竭源泉。上海应该加快“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anghai Interbank Offered Rate，SHIBOR）建设，管理层可以借助SHIBOR与上证指数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促使SHIBOR及早广泛进入各类金融产品的定价，如金融债、企业债、短融券、利率互换、远期利率协议、票据转贴现与回购、同业借款与存款、商业银行内部转移定价等等，运用利率手段调控股票市场，改善和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果，使其真正成为中国的LIBOR（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伦敦同业拆借利率）。

第五，以人才资本为根本，加大人才优势集聚的规模效度。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针对目前上海金融人力资本发展现状，管理者有必要多元化、全方位集聚人才优势，大力引进包括专业外语人员、高级商务师、国际反避税师、顶尖跨国精算保险分析师等高端紧缺人才。此外，还要增强管理者自身的能力建设，加大和国内外顶尖的金融领导者交流互换，充分塑造良好的人力资源集聚体系和环境。在战略上始终做到高度重视金融人才的培养、引进和使用，促使上海及早发展成为一个海内外知识型人才优势的聚合创新体。

注：

1.本文的研究得到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资助（项目批准号：2008044035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09YJC790087），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得到英国伦敦金融城Mainelli教授、卫报Elliott先生、英国杜伦大学张志超教授等专家学者的悉心指导，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卡斯商学院和伦敦帝国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等以及伦敦周边的牛津和剑桥都是英国的著名院校。

3.按照目前伦敦金融城与金丝雀码头的发展规划，到2016年，将有超过20万个新职位在该地区落户。而在伦敦金融城老区域，到2016年，办公面积将增加2500万平方英尺，从业人员将增至40万。

4.伦敦金融城政府还有一个重要职能，对影响伦敦金融业发展的有关重大问题组织调研，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免费提供给有关部门和企业。如2007年就组织了25项调研报告，其中关于全球金融中心竞争力的调查报告在全球引起广泛关注。

5.比如为了推动伦敦码头金融区的开发，英国投入了大量资金，主要用于购买和平整土地、环境整治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投巨资兴建了35公里的无人驾驶轻轨系统和伦敦城市机场。伦敦还在建设金丝雀码头金融区的新的地铁站、环城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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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Mark Yeandle and Michael Mainelli, "Cooperation During Crisis: The Future Of Financial Centres", Washington Times, pages 1-2, Special Report: The Cayman Islands (22 December 2008).

10.Michael Mainelli, "The Wicked Problem Of Good Financial Markets", Journal of Risk Finance, Volume 9, Number 502-508,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Decemb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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