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的发展与变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商业的发展与变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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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银行 分业经营 混业经营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7（c）-0232-02

1 我国商业银行经营体制的现状

我国商业银行在1993年以前实行混业经营，银行业长期占据金融体系的主导。随着1980年国务院于颁布的《关于推动联合的暂时规定》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下发的《关于积极开办信托业务的通知》提出鼓励银行尝试办理信托业务，多家银行相继成立了信托机构。20世纪初，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商业银行为证券市场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人力、物力以及技术的大力支持并成立了证券部，经营企业证券的发行等业务。

随着我国在1992年下半年迎来经济发展热潮，巨额的银行信贷资金流入股市，进而致使金融业秩序甚至整个国家经济混乱。此后，国家开始全力整顿金融秩序，并在1993年第一次明确提出银行业和证券业要实行分业管理。两年后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对分业管理又赋予了法律角度的确立。

一个国家商业银行的经营体制选择应该与本国经济发展的水平紧密相连、理论联系实际。回顾世界商业银行经营体制选择的发展，从19世纪50年代美国、德国出现混业经营到20世纪资本主义国家出现金融危机，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不得不实行分业经营，再到20世纪80、90年代，受到金融自由化的影响及不断出现的金融创新，金融监管程度开始减缓，各金融机构的业务互相渗透，欧美国家和再次转向银行混业经营的体制。如今，众多西方大型银行已成为提供银行、保险及投行业务等综合金融服务的公司。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银行业是应该转为混业经营，还是继续坚持分业经营呢？

2 我国商业银行实行混业经营的必要性

2.1 我国银行业分业经营存在的问题

1993年以后，中国逐步开始实行分业经营运，以更好地管理金融活动、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但现实显示我国银行业分业经营存在着很多问题。

（1）分业经营体制反而加大金融风险。

因为商业银行将业务重点局限在贷款和存款业务，且贷款业务主要客户为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普遍效率较低，发展动力不足，因此导致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迅速上升，业务收入不能弥补支出、产生大量金额的亏损。保险公司则只能把收取的保费存放在银行或者购买一些债券，保费资金没有用活。一些保险公司依靠存款利息甚至无法满足客户理赔及其他支出的需求，逐步呈现亏损状态。证券类机构也面临相似困境，由于融资渠道的缺乏，股市萎靡不振时，不少营业部入不敷出。股市高涨时，又出现证券公司非法挪用客户资金，改善自我运作能力的现象。分业经营的体制已导致多种金融机构孤立运营的局势，阻碍了中国金融业的发展。

（2）分业经营体制不利于金融业发展。

分业经营管理的政策使得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丧失了自由性。金融机构只能根据分业经营的各种相关规定和要求开展业务，监管部门众多，新的金融产品推出难度较大，严重阻碍了我国金融业的业务创新与发展。

（3）法律基础薄弱。

一方面，相关法律并没有联系我国金融业实际情况，抽象且无参考性。另一方面，虽然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法律条文较多，但是涉及监管的法律是非常小的一部分，缺乏实际操作性。

2.2 混业经营符合我国实际情况

中国的商业银行实行混业经营是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国际金融市场竞争以及金融自由化发展需要的选择，也是促进我国的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选择。其必然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选择混业经营，可以达到优化商业银行资产结构、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减小资产风险、增加运营效率的目标。

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组成结构缺乏多样性，其中信贷资产占据总资产的很高比例，其他种类的资产占比非常小。通过对近年来中国四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信贷资产占总资产比例高达70%。其中七成的信贷资产又流向了国企。这种构成比例使得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很大，万一出现经济不景气的形势，许多企业将破产，而最大的受害者则会是银行自己。正如所有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的道理一样，银行的资产在混业经营的体制下将可开展保险、投行等多元化业务，资产组成单一的状况将会得到很大改善，进而使面临的风险大大降低。

（2）混业经营体制可增强我国商业银行与国际同业竞争的能力。

随着我国加入WTO已满十年，外资银行涉及更多的业务，与中资银行的竞争愈发激烈，中资银行的优势在逐渐减少。而国内的外资银行依托丰富的业务经验、强大的软硬件以及先进的服务理念，将给我国商业银行带来极大的挑战。首先便是商业银行经营体制的不同带来的冲击。正如上述分析，欧美国家的混业经营模式给予客户更多的选择去管理资产，也可以促进银行进行产品创新，减少成本、提高业务机会及盈利能力。我国本土商业银行传统单调的存贷款业务明显无法与之抗衡。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不能被混合与外资银行的竞争。

（3）减少监管成本。

目前我国分别由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及保监会对银行、证券及保险等金融机构进行管理，这种做法主要是基于提高监管效率的考虑。然而，所带来的弊端是几个部门自成体系，互相缺乏沟通，给被监管机构带来机会利用法律漏洞体牟利。例如银行偷偷将信贷资金流向股票市场等行为在监管上会因为监管部门较多而遇到很大难度。

3 商业银行混业经营发展的对策

3.1 混业经营模式的选择

混业经营模式主要分为全能银行与金融集团两种。后者又细分为各类金融机构独立运作、银行直接对证券及保险公司控股与金融控股公司三类。从我国现有法律及监管制度的实际情况出发，由于金融控股公司确保各个部门的协同作用，且自身具有灵活性与一定规模，因此，金融控股公司制是我国商业银行混业经营的最佳选择。

3.2 进行产品创新，发展电子银行

混业经营是产品创新的土壤，商业银行应遵循现有法律，合法进行新产品的研发、拓展业务合作的空间，用更多的选择吸引客户，从而使本土商业银行具有与外资银行竞争的基础与实力。此外，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更多的客户喜欢足不出户办理业务，减少去银行的路上及在网点排队等候的时间，这就对商业银行运用电子网络进行混业经营、提供更高、更全面的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

3.3 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

银监会、证监会与保监会组成的“三会”与人民银行进行分业监管的初衷是专心监管银行、证券及保险三大金融机构，提高管理效率，然而其日益凸显的缺陷刚才已经进行了分析。由一个金融机构进行统一的监管固然是顺应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然而如果立即进行转换，无论是立法等硬件还是寻找全面型人员等软件方面都面临较大的难度。因此，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供参考。

第一，加强各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一方面，可以定期举行电话会议，沟通各自在监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信息资源共享、共同分析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将各自掌握的数据录入一个共享数据文件库里，已达到减少真空地带带来的风险及重复监管带来的成本损失。

第二，提升监管水平。金融监管理念应该是持续的、定量的，而非单次的、定性的进行监管。要提高监管者的素质，要根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参考学习欧美国家的丰富经验和技术，提高审慎监管、持续监管能力；要提高工作的透明度，同时提升监管部门的工作效率并积极与世界监管组织部门进行合作，共享信息资源，互相交换意见与想法。

第三，改善银行内部控制制度、防范操作风险。内控制度的完善与否，极大影响着企业的竞争能力与盈利能力。内因决定外因，监管当局的监管围绕着银行良好的内控制度发挥作用，商业银行应该提高对自控重要性的认识，减少操作风险，真正的发挥内控的强大作用，而非全部依赖外部监管。

3.4 引入复合型人才

引进精通银行、证券、保险业的全面型人才，同时注重对这种高端人才的培养，可以通过在不同金融机构进行轮岗工作等方式来实现。这样一方面提高了与外资银行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也为未来实现由单一机构进行统一监管的最终愿景打下了基础。

4 结语

根据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趋势及外资银行业发展的现状可以看出，我国商业银行选择混业经营具有充足、明显的理由。我国也已具备了实施混业经营的基本条件。本土银行业的当务之急是通过正确的途径，又快又稳的转向混业经营。在转变商业银行经营体制的过程中，要注意避免由此可能带来的风险。同时，监管当局应完善管理体制。通过以上多种手段，使我国商业银行自身竞争力得到提高，迎接外资银行的挑战。

参考文献

[1]秦厉、邱群霞.中国银行业的制度变迁—— 从分业经营到混业经营[J].金融观察，2005（9）.

[2]杨玉熹.混业经营是我国银行业发展的趋势[J].银行法律论丛.

[3]王欣.我国商业银行混业经营的现状与展望[EB/O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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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供应升级

“互联网已经很好的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未来互联网的机会，在于创新供应端，提高供应链效率，以此满足而且不断创造消费者需求。”

近日，由新浪网举办的主题为“未来商业模式”的首届“C+峰会”在北京正式开幕，阿里巴巴集团CEO张勇作为首位演讲嘉宾，发表了题为《商业的变迁》的演讲，他认为中国已经走在了互联网结合商业的世界前列。

张勇表示，现在整个互联网的发展都面临着消费升级的机遇，中国的消费结构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在未来两三年内，中产阶级会有一倍的增长。其次，互联网和传统产业的结合，会拓展到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商业的变迁将进一步被推动。此外，互联网改变了供给和需求的产生，以往供给主导需求的方式将被改变。他指出，目前供应端的生产商还没有能力满足这样不断升级的需求，所以互联网的未来在于升级供应端。

人性是什么？

很苦逼也要假装高大上

“实际生活很苦逼，但是（假装）到了一个高档场合，假装自己很高大上。这就是人性。”近日，美图公司CEO兼创始人吴欣鸿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他对美图产品的看法。他认为，社交网络的兴起让人们频繁地在互联网自己的照片，网络形象越来越多地取代现实形象，所以美图才在这一趋势下持续风靡。

独角兽企业的未来发展如何

半数独角兽企业将“见光死”

“尽管创业大军中独角兽企业不断涌现，但他们中的多数都将面临‘见光死’的结局―无法得到公开市场的认可。”近日，全球最大职业社交网站LinkedIn联合创始人雷德・霍夫曼公开表示，许多独角兽公司当前的估值远超了它们上市时的估值。在私有市场，一些投资人愿意砸钱，让这些初创公司能轻松地获得高估值。

苹果如何看待加密技术？

对好人也不能留后门

“我们不可能只给好人留后门。”近日，针对美国政府要求科技公司降低加密技术强度的要求，苹果CEO库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库克指出，如果苹果和其他科技公司都削弱加密技术的强度，让政府和警方可以监听通讯信息，并获取敏感数据，那么黑客和网络犯罪分子也可以采取同样的措施。

电商烧钱正不正确？

电商烧钱是个错误模式

“如果不找到盈利模式，完全靠烧钱，肯定活不成。”不久前，王健林在接受采访时对“烧钱模式”和“O2O补贴大战”提出质疑。他认为，所谓的烧钱模式，先把流量做起来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商业的铁律是盈利才能支撑持久。做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事，才能获得超额利润。

还会不会产生BAT这样的企业？

未来20年不容易产生

“不同的时期造就不同的企业，成就不同的故事。”近日，前鼎晖创投基金合伙人王功权在“京北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了演讲，表示未来20年不容易产生BAT这样的企业。他认为，BAT是跟互联网在中国的崛起是同步的，在那时有很多机会。

如何看待“互联网汽车”这一概念？

互联网只是个定语

“‘互联网汽车’这个概念的主语还是在于‘汽车’，‘互联网’只是个定语。”近日，俞永福对时下热门的“互联网汽车”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在发展互联网相关的跨界业务例如互联网汽车时，千万不能让肉体跑丢了灵魂。

百度和中信为何要成立百信银行？

不是“闪婚”更不是“”

“百度和中信的合作由来已久，双方不是‘闪婚’，更不是‘’，而是真正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达成的双赢合作。”前些日子，百度与中信银行在北京宣布共同发起成立百信银行，百度董事长李彦宏发表了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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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餐业的繁荣

19世纪50～60年代上海开设的西餐馆主要是为了满足外侨需要的，但也有少数华人去消费的，葛元熙曾描述:“外国菜馆为西人宴会之所开设……华人间亦往食”[5](卷二)。民国时期上海外侨规模大，构成复杂。上海是近代中国外侨规模最大、最集中的城市，1891年有外侨4956人，1911年30292人，1930年增加到59285人[2](P317)，1934年上海各区外侨总人数达到73504人。[1](P35)上海外侨来源国籍广，1870－1930年仅公共租界的外国侨民就来自近40个国家[1](P28－29)，1910－1930年法国租界的侨民是来自50个国家。[1](P32－33)外侨人数多、收入高和构成多元化是西餐业在上海发展的基础，如意大利菜、荷兰菜、日本菜馆、法国菜馆等都得以发展。1934年《上海指南》列出外国式的主要有大华饭店、华懋饭店、派利饭店、沧州饭店、汇中饭店、沙利文饭店、雪园、卡利饭店，这些饭店纯粹外国式，是为满足外侨需要的。民国时期西餐业的繁荣主要表现为中式西餐业的空前发展。所谓中国式西餐，即“虽然名谓西菜，除掉了几道是依据欧美法烹饪以外，一大半都是脱胎于中国菜馆里面。滋味的浓淡，馔肴的配合，都根据中国菜法烧的。”[9]中式西餐业主要受当时上海饮食崇洋消费观念发展的影响，在外侨示范等因素影响下，19世纪70～80年代以吃西餐为时髦、为高贵的风气在上海已经形成，那个时代的王廷鼎、王锡麒、姚觐元等日记均有记录。1888年《申报》也曾报道，“山珍海错非不鲜肥，而必欲以番菜为适口。”[10]而纯粹外国式西餐所煮之菜，“类多生硬，与华人口味不甚相适”，为满足华人崇洋饮食的需要，中式西餐业在上海快速发展起来。1880年开设的一品香是上海创办最早、最著名的华人西餐馆，此后华人西餐馆纷纷开设，如普天香(1880年)、同香楼(1881年)、一家春(1883年)、海天春(1885年)、同然春(1887年)[11]，到1899年四马路西餐馆林立，因许多西餐馆都以“春”字为名，时人称之为“无边春色”。[12]清末随着上海崇洋观念在饮食领域的扩张，西餐业快速发展。[13]如孙宝聈出身名门世家，1898年日记内在外宴会记录17次，其中15次为西餐。[14](P163－299)清末上海西餐业已形成一定规模，1901年《环球社图画日报》记载:“环福州路一带之大餐馆，多至数十家，局面之浩大，一品香、一枝香、旅泰等为最，而烹调精美，则一家春、岭南楼可首屈一指焉，各省人士至沪者，往往不喜中国菜而喜大餐。故各大菜馆之生意皆非常兴盛，抑中抬西，亦吾人好尚变迁之一端也。”[15](P7)民国时期上海“风行请大餐”[16](P9)，西餐业空前发展，1930年上海仅公共租界就有洋菜馆155家[8](卫生，P18)。鲁迅就常吃西餐，和朋友们也常选择外国餐馆聚会，如1928年9月13日应李志云及小峰之邀往皇宫西餐设晚餐，同座约卅人;再如1929年4月30日，朋友邀饮于大中华饭店，9月17日朋友为他在荷兰西菜室作五十岁纪念;1932年9月15日到俄国饭店午餐，12月28日到日本饭馆食河豚[17]。民国时期在饮食崇洋消费观念的影响下，西式茶室、咖啡馆、饮冰室等西式餐饮业也在上海发展起来，如1934年《上海指南》记录:咖啡馆都趋向“欧化”，清洁而精美，除外滩汇中，南京路沙利文，早上有咖啡市面，其余多在北四川路一带，为中国人所开设，以女子为招待，自天潼路北，虬江路南，不下十余家，所售不限咖啡一项，亦有西菜、西点等。饮冰室也颇发达，所售有刨冰、汽水、冰淇淋、果子露、冷饮品等，著名的有南京路之冠生园、惠通、福禄寿，而沪西曹家渡一带，又有几家露天饮冰室，富绅豪客往往趋之。[4](P137－138)

(二)小型餐饮业以及餐饮业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

民国时期上海不仅规模比较大的饭店、酒店得以发展，而且为满足低收入群体在外饮食需要或家庭对某些种类食品的需要，小饭馆、临时以及流动性饮食类商业快速发展起来，与之相适应与餐饮业相关的商业、工业在上海迅速发展起来。首先，小餐馆、面馆、大饼店等饮食类商业店铺林立。上海是近代中国工商业发展的中心，低收入群体队伍庞大，产业工人是民国时期低收入阶层的主体，其他还包括人力车夫、码头工人等，1920年上海产业工人和交通运输业工人总数已达30万人，1937年超过100万人。[18](101)这一群体为上海小餐馆、临时或流动性饮食商业发展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空间。1927上海市仅卫生局核发的饮食店执照就分为饭店、面馆、点心店、茶馆、粥店、茶食店、大饼店、糕团店、热酒店、熟食店、冷食店等10多类，各类饮食店1220家，1930年增加到8387家。[8](卫生，P17)饮食店的繁荣不仅增加了政府税收，提供就业岗位，还推动了相关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如促进了专业菜场和水果摊、水果店等的发展，1929年上海公共租界菜场就有18个、水果店及水果摊261家，1930年仅公共租界就有面包房96个[8](卫生，P18)。其次，餐饮业对机制面粉、汽水、啤酒等消费量的扩大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相关工业的发展。在上海各类餐饮业、饮食类工商业和家庭对机制面粉等需求不断扩大的推动下，饮食类工业快速发展。以面粉业为例，19世纪后期在面粉需求扩大的影响下，一批民族资本家于开始投资面粉业，到1932年上海有民族资本面粉厂14家，每年实需小麦14483000担，每年生产面粉能力36936000包，实产面粉30055000包[8](工业，P21)。而食品类工业的发展又带动了相关商业的发展。以制冰业为例，1934年有茂昌、新茂昌、上海、大华、永新、东方等15家制冰公司，每日出冰331吨。上海机制冰的销路以粤菜馆、冷食铺、影戏院、兵营、住户为主，消费者不直接向制冰公司购买，另由冰贩从中贩卖，由各冰贩向制冰公司购入，再行销售。这使一批专门贩卖机制冰的商号兴起，上海1933年贩冰商号共有45家。[19](P33－35)再如上海居民对洋酒的喜爱促进了洋酒生产和洋酒商业的发展，1937年上海有著名外国商行两家，专营洋酒进口，其他附带兼营洋酒之洋行，统计不下十余家。[20](P14)

二、上海餐饮业发展对农村经济变迁的影响

上海餐饮业发展对农村经济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种植业、农村家庭收入结构变化和养殖业的发展等方面。

(一)促进了上海市农村种植业结构的变化

民国时期上海人口规模超过三百万，餐饮业、食品类工商业和家庭对粮食、蔬菜、水果等消费需求的变化，推动了上海市农村种植业结构发生巨变，突出表现为蔬果类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上海开埠前农村主要种植粮食和棉花等，开埠后为满足城区居民对蔬菜、水果等需求，不少农田改种蔬菜、瓜果等。1901年海关报告记载:“中国人很快对外国水果和蔬菜有了爱好。一个颇有规模的、以供应市场为目的的菜园行业已经兴起。这种形式正在广泛地被采用，特别在上海近郊。”[2](P158)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距离上海市愈近表现愈显著，如为满足西餐对洋葱、土豆的需要，民国时期上海附近农村种植者越来越多，民国时期《真如志》记载:“有改植洋葱头者，为西餐之主要食物，销售洋庄，获利亦溥。”[21](卷三《实业志》，农业)“马铃薯，俗称洋芋。近邑中植者，盖自爪哇传来，佐西餐之肉食，……吴淞江、蒲汇塘两岸间，种植甚富。”[22](卷八，物产)民国时期上海市陆行等八区农作物产值中粮食已不占主导地位，有些区蔬菜产值已超过粮食(见表1)。1933年漕泾区蔬果类占农作物产值的51．3%，稻麦仅占农作物总产值的8．8%;再如真如区蔬果类占农作物产值的34．5%，稻麦占农作物总产值的14．9%;颛桥区蔬果类占农作物产值的19．4%，稻麦占农作物总产值的11%。从上海市陆行等八区各类农作物产值百分比可以看出，因上海餐饮业、饮食类工商业和居民对蔬菜水果需求的增加，农村种植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二)促进了上海市及邻近省份养殖业的发展

首先，促进了家畜养殖业的发展。上海各类餐饮业和饮食类工商业以及家庭对猪、牛、羊等肉品消费需求的增加，推动了家畜养殖业的发展。以陆行八区为例，陆行区家畜等占总收入的22．4%，漕泾区占总收入的17．5%。对猪牛羊等肉品消费需求的增加，还促进了屠宰业的发展，1930年上海仅公共租界就有屠宰场6个。其次，促进了上海及其近邻省份家禽养殖业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上海每年鸡鸭所耗费达二百万元以上，鸡鸭行就有十九家，主要来自运河沿海之实应、高邮、邵伯，扬州长江沿岸之泰县、口岸、靖江、如皋、南通、海门、崇明，浦江沿岸之川沙、南汇、奉贤，沪宁沿路之南京、常州、苏州及安徽省境之芜湖等地。[23](P16－17)再次促进了水产养殖业的发展。上海市对鱼等水产品需求的增加，促进了上海市及邻近省份水产养殖业的发展。上海居民以及大小餐馆对水产类食品的需求量很大，如1933年上海市消费各种冰鲜鱼类674495担，价值6963379元。[24](P22)1934年6月上海市各种国产海味进口135．55担，价值10867．38元，来自青岛、威海卫、烟台、江北等地。[25](PP11－12)最后促进了奶牛养殖业的发展。民国时期上海饼干厂、面包房、餐馆以及家庭等对牛奶消费需求的增加推动了奶牛养殖业的发展。1929年上海已有奶牛养殖厂51家，其中开设时间在1年以上10年之内28家，10年以上20年之内12家，20年以上者11家。[26](P5)奶牛养殖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售奶业等发展，如1929年上海公共租界有牛29个。[8](卫生，P18)

(三)促进了农民家庭收入结构的变化

民国时期上海餐饮业发展推动了面粉、汽水、啤酒、碾米等食品工业的发展，1932年上海碾米厂53家，酿造类工厂54家，榨油业工厂13家，罐头食品业工厂38家[8](工业，P1－2)。大多数食品加工业的原料是农产品，不仅促进了农产品商品率的提升，而且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上海餐饮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为农民进城务工提供了机会，也促进农村家庭收入结构发生变化。20世纪30年代初，家畜、家禽、水产副产物和副业已成为上海市陆行八区农家收入的支柱，殷行副业占农户收入的43．5%，漕泾副业占农户收入的40．7%(见表2)。总之，民国时期上海餐饮业的繁荣以及在其带动下饮食类工商业的发展、居民消费观念的变化等使上海对蔬菜水果、肉蛋奶等消费需求增加，促进了上海市以及邻近省份农村经济结构转型，带动了农村经济变迁。

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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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古代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手工业产生时从属于农业,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业。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手工业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商周时期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了官营、私营、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产品精美,享誉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私营手工业后来居上,占据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而家庭手工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稳定小农经济,但技术落后,生产分散,妨碍了市场的发育。这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三种经济形态并存,官营手工业占据特殊地位。第三个特点则是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海外。第四个特点就是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加,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着名的有冶金、丝织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并长期受到农业生产的制约,手工业的布局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变化也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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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檀、经君健的《明清时期山东生产资料市场初探》一文以山东集市交易为中心，考察在市场上的棉花、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的销售情况。生产资料市场的出现，表明市场由纯消费型向生产型的转变。近代农业等生产技术的改良，使得提供给市场的商品增多，在这方面投入精力较多的是庄维民。而他的《论近代山东的市场经济》总结了自明清到近代，市场系统经历了封闭、流向单一到半传统半开放的发展过程。除省内市场外，与山东相关的省外市场和对外贸易市场被学者关注。赵树廷在说明海洋贸易对清代山东沿海地区的重要影响时，将对外贸易的兴盛表现总结为形成莱阳(后来为烟台)、胶州(后为青岛)为中心的外贸港口体系、直接对外贸易范围的扩大，贸易规模明显增长等方面。庄维民的《贸易依存度与间接腹地:近代上海与华北腹地市场》利用直接腹地与间接腹地，提及口岸与腹地间经济互动所形成的区域市场网络。同时不同腹地间的交叉重叠，腹地间的竞争，促进了新的商路、贸易和商人资本流动的新格局。

二、商品流通的勃兴与商人队伍的壮大

(一)运河与铁路沿线经济的发展

大运河流经山东西部，关于运河研究的综述类文章，王云和胡梦飞进行了总结，内容不再赘述。除运河、海运外，贯穿山东的津浦铁路和胶济铁路，成为深入山东腹地新的交通线。两条铁路在山东境内形成“十”字交叉，所经地区有如济南、青岛的经济大市，也有如淄博、兖州的矿产大区，还有如泰安的旅游城市。最初的铁路修建与外国侵略有关，但它们的存在也客观上加快了货物和人员的地区性流动。以津浦线为例，1915年其运输货物为1345461吨，载客旅客为1271140人次，1934年货运为3921460吨，客运3083520人次，在这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虽两项数据的起伏较大，但基本上处于稳步上升的态势。江沛的《中国近代铁路史研究综述及展望:1979－2009》一文对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近代铁路发展史有了很好的总结，近年来南开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成为对晚清民初的华北区域的铁路和港口建设的重镇，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在城市史方面，相对于青岛这一陆海枢纽城市，济南城市商业的专门性研究较少。除档案、《济南文史资料选辑》类的资料集、《济南史话》类的通俗读物外，创作始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鲍德威的《中国的城市变迁:1890－1949年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一书将明清时期山东府治所在地济南为研究中心，探讨了其在成为华北地区铁路枢纽后，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相对好地结合的现代化历史过程。而王琨《民国时期济南同业公会研究(1929－1948)》探讨了在二十年时间里，同业公会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王瑞琪的《近代济南开埠与城市转型———以商埠区为中心》对开埠后商埠区经济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变化进行深入分析。开埠与铁路，成为济南城市现代化发展及商品流通种类、速度、方式等改变的重要原因。

(二)商帮和商人的发展壮大

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其大致可分为“生产者－消费者”的直接流通渠道和“生产者－中间商－消费者”的间接流通渠道两种。古代村镇集场中不乏牙行、牙人一类的中介机构和中介者。而省内和省际间商品的流通过程中，商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目前所见，专门性研究少，通识性读物多，是山东商帮研究的一大特点。较早且较为全面专门研究山东商帮的，当属李华的《山东商帮》一文。而针对山东商人何时形成商帮，范金民做出了“至迟明末山东商帮便已存在”的推论。移民潮与商业的发展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关系。而提及山东的移民，往往会联想到“闯关东”，但是以往的研究多孤立分析移民潮对移出地和移入地人口、社会方面的影响，对于由移民潮带来的商业发展及商品的流通关注度不高，尤其是山东地区移民所形成的山东商帮，鲜见专著。程美秀的《清代山东商人在东北经商述略》一文中举清末营口、大连公议会中山东帮之例意在说明山东商人对东北经济的促进作用。余同元、王来刚《关东鲁商》论及明清民国时期的关东鲁商主要包含“东三府的黄县商帮、掖县商帮、蓬莱商帮以及西三府在东北经商的一些地域性或家族性商业团体。”东三府在地理位置上濒海，这一客观因素促使三府人民有出外的传统和条件。移民所带来的经济人口等方面的影响是双重的，官美堞的《清代山东黄县的发展》则引用了方志史料分析黄县人外出经商的原因、地点等，而由于黄县商人的外出，其本地行业也被带动发展。山东是齐鲁文化的发祥地，儒商气质是该群体的特点。《儒家文化与山东商人的经商特性》一文认为，儒家文化培养了山东商人诚信等优良的商业品质，但“无商不奸”的传统观念还是未能得到根本性的转变，山东商人与其他沿海商帮相比，其冒险意识不突出。李金山《先秦两汉齐鲁商贾传统研究》与胡广洲的《明清山东商贾精神研究》举郑板桥和李化熙之例，用以说明地方官吏整顿市场、促进商业发展、保护商人利益。而对于商人的构成，作者采用三分法，经商者中官僚的加入，也表明“贱商轻商”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减轻。宋志东《近代山东商人的经营活动及其经营文化》以近代山东工商业界的革新为切入点，举面对革新三种典型商人企业章丘孟氏、桓台苗氏、青州宋氏，意在说明在革新下山东商人的经营文化。韩丽的《鲁商文化解读》以文艺学的视角，追溯鲁商文化形成的历史根源，同时借助现代企业海尔公司，用以说明鲁商“仁、义、礼、智、信”优良文化的传承。

(三)流通格局的演进

开埠的发生，逐步改变了山东的商品流通结构，随之而来商人资本也了一定的改变。庄维民的《近代山东商品流通结构的变迁及其意义》一文认为，与传统商品流通时期土货是运输大宗，商品的单向流通性特征相比，进入近代后，由于通商口岸的开辟等，商品流通呈现出“土洋货商品和进出口商品为商品大宗并双向流通”的特点。庄维民《近代山东商人资本地域分布结构的变动及影响》一文认为，随着开埠，山东商人资本由运河、胶东登莱及胶州三个地区，向沿海和内地开埠城市进行了三次大的转移，伴随着转移，逐渐形成以开埠城市为中心的分布结构。庄维民《近代山东行栈资本的发展及其影响》一文指出，由于山东旧有流通格局的改变，引起近代商品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市场结构的变化，而以上变化的大趋势又进一步促进行栈业和行栈商人资本的兴起发展，与买办相比，行栈商人的独立性较强。

三、商业城镇的发展

与江南“市镇”的丰硕成果相比，山东的城镇研究还是较为薄弱的，且有较强的地域性特征。按照许檀的观点，山东的商业城镇可以划分为“运河、东部沿海、内陆”三类，这种城镇格局的形成也与山东的地形和交通大动脉的分布有关。在三种城镇中，就目前所见的研究成果看，运河沿线和东部沿海商业城镇成果数量多，具体的城镇研究可参看《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第四章第一节。商业的繁荣和人地矛盾，也对农村人口结构产生影响。《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认为该时段山东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与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及“城乡市场网络形成”的特点，而这两个特点无疑对商品和人口的自由流动带来积极意义，农村人口的非农化趋势增强，出现“离土不离乡”和“离土离乡”两类。

四、结语

篇6

近年来，我国药品流通变革的速度迅猛异常，目前国内医药商业已走到重组整合阶段。商业时代的变迁，让许多管理大师和营销大师成为了这个商业繁荣时代的风云人物，他们让本来不简单的医药商业模式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医药物流作为医药商业模式变革的方向，已越来越得到业界人士的关注和重视。

流通形式变革

进销差价时代即将结束，佣金时代呼之欲出

前不久，由MEDC（医药经济报与企业合作交流组织）主办的“新商业时代营销论坛”在四川峨眉山召开。在论坛上，专家和业界人士对我国医药商业经营形势提出了各自的观点。与会人员一致认为，高效率的流通和消费将带动高效率的生产，商业流通已经成为目前医药市场引导消费、促进生产的先导性产业以及拉动医药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然而，多位专家指出，我国医药商业的发展现在正处于大洗牌的阶段，其走势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进销差价时代即将结束，佣金时代呼之欲出；外资分销商“入侵”已成现实；GSP步步紧逼；流通行业自身结构变化；农村消费市场启动；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全面展开；药品价格政策逐步实施。在众多因素的影响下，药品批发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变已经成为必然。

国外药品批发业发展的过程表明，药品流通渠道的两端（生产商和零售商）对医药批发商的依赖会越来越明显。一是生产商对批发商的依存度越来越高，生产商愿意借助批发商广泛而专业的分销网络帮助其提升产品的销量；二是零售商越来越乐意更方便更快捷地从批发商那里购进品种齐全、低价、优质的药品。但从目前国内的竞争格局和经营环境来看，医药批发企业的洗牌运动将变得很残酷。这种残酷也将催生新的市场游戏规则，而这些新的规则也给批发商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经营理念变革

引进物流管理理念，多渠道、少环节、跨地区、跨层次供应的市场格局正在形成

医药批发企业应该选择怎样的经营模式，才更符合中国医药市场的实际？其实，在这几年里，国内已涌现出了一批很有活力且快速发展的医药物流企业，他们在短短的两三年内由几亿元的销售额发展到几十亿元的销售规模，走出了药品批发的发展新路。比如湖北九州通率先引进物流管理理念，在全国各地建立物流中心，迅速成为了医药批发巨头。地处珠江三角洲的广东罗特药业则通过创新式销售进而成功获得网络资源，根据不同地区的经营特点制定特定的经营策略，以差异化策略进军区域市场，最终形成了强大的网络优势。诸多成功的医药商业企业的经验证明，医药物流的理念适应了医药市场多渠道、少环节、跨地区、跨层次供应的市场格局的需要。

然而，在销售模式日趋同质化的情况下，销售模式的创新也成为了企业提高竞争力的重要一环。作为上游经销商，一要掌握经销的主动权，二要在下游客户群中形成吸引力和号召力，三要能在区域市场范围内创造销售乃至引领消费的潮流，四是必须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经营格局，这样才能最终奠定医药经销商实现区域垄断的坚实基础。当然，医药经销商销售政策的创新离不开供、销双方的诚信经营和忠诚合作。否则，医药经销商销售政策的创新将缺乏持续性。

组织架构变革

我国医药商业的市场份额正逐步走向集中，寡头垄断是大势所趋

但是，医药商业经营仍然困难重重，加上创新的经销模式极容易被复制，因而医药商业企业一不小心便会陷入盲目的资本竞争之中。比如现在各地都在大力兴建药品物流中心，有些地方就有重复建设之嫌。设想一下，中国医药商业的竞争会不会呈现出物流模式和规模的较量呢？这种较量是否会流于形式上的竞争呢？而这种竞争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停滞呢？专家认为，虽然建立医药物流中心有其紧迫性和合理性，但一哄而上、盲目追求“热点”却可能会使一些企业陷入困境；盲目贪大求全的医药物流项目纷纷上马，将有可能成为继连锁热后医药领域的又一股“烧钱”热潮。

篇7

关键词：城市；里坊；市；庙会；勾栏

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全国大部分住宅开发项目面临着萧条。另一方面，作为商业地产的城市综合体、商业街、市场等项目，确是暗潮涌动……。在这里，不去挖掘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深层次问题，只是从历史和技术的角度探讨商业和城市空间的关系，以便建筑师在创作的同时了解一下商业和城市的历史。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里就先从“城市”开始解读，城市是两个不同的主体，关于“城”《吴越春秋》一书有这样的记载：“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卫民。”而关于“市”《世本・作篇》记载：颛顼时“祝融作市”。

在学术界有多种说法考证先有城还是先有市，或是两种情况皆有之。这些争论就不一一考证，先从城市空间和人性需求的本性出发，用“集市说”来诠释城市的发展。集市说认为远古社会，随着生产发展，人们手里有了多余的农产品、畜产品，需要有个集市进行交换。进行交换的地方逐渐固定了，聚集的人多了，就有了市，后来就建起了城；当然，今天的城市，已经超越了筑城防御、作市易物的概念，现在的城市已经是社会共同体的象征。

集市这一空间形态并没有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消失，在现代化如互联网购物的今天，发达或不发达的乡村，小镇都保留着这一聚散空间，在中国“赶集”两个字能勾起多少久居大城市游子的思乡之心。虽然在乡间集市保留了数千年，但是在真正的大城市中，集市的演变是一个什么过程呢？这些演变和今天建筑师所构建的现代化商业空间有什么传承和借鉴呢？下面我们走进城市的历史，回首那些繁华却又沧海桑田的过去。

集市受两个条件限制，时间和空间，空间是固定的地点。集市在中国也叫市井，在《管子・小匡》：“处商必就市井。”尹知章注：“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东汉何休作《春秋公羊传解诂》注：“因井田以为市，故俗语曰市井。”《初学记》卷二四：“或曰：古者二十亩为井，因井为市，故云也。”

这里对市井描述有两个概念，“市”即商贸交易空间，“井”最初是动名词和量词演变，汉以后的集市四周围墙人处其中如围于井中，造井以为市的意思。再就是面积，古代有井田一说，二十亩为井，战国时一亩约为今天三分之一亩，二十亩大约是现在的4500m2，按照今天的一层商业面积来计算，相当于一个中小型超市的面积。当然这是井作为量词的解释，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一个集市的面积大大超出了这个概念。隋修大兴城时，按外郭城的面积以东西南北大街相互交叉来分割，将之划分为110坊另2市（每市各占两坊之地）。唐时一个大坊的长宽约是955×808，小坊也有514×447，最小的两个坊面积约46万m2合计现在亩数690亩。这样大的面积，已经超出了原始社会“祝融作市”的概念，这已经是现代城市中的市场集群或者商业街区，唐的长安城是国际化大都市，商贸无比旺盛，所以这样大型的商业中心设置了两个，以朱雀街为中界，东西分设两市，类似今天城市的多中心格局。

集市时间是周期性的举行次数，古代这些周期和节日、宗教有关，其频率和地区的人口密集程度以及居住地距离紧密联系。中国的集市起源多见于神话，而欧洲的集市可见于文字记录，公元前900年古希腊已经出现了一年一次的集市和奥林匹克运动会同期举行，而公元前700年的古罗马已经把频率调整到8天一次。而同一时间的中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开始，这时中国的城邦统治者为便于管理，对城市进行了“里坊制”划分。

里坊制在住商布局层面又可称为“坊市制”，但这样的行政手段从最初的便于管理发展到后期变成了对商业空间形态的限制和抹杀。统治者把全城分割为若干封闭的“里”作为居住区，商业与手工业则限制在定时开闭的“市”中。统治者们的宫殿和衙署占有全城最有利的地位，并用城墙保护起来。“里”和“市”都环以高墙，设里门与市门，由吏卒和市令管理，全城实行宵禁。

里坊制的直接结果就是城内的市严重满足不了民众生活生产的需求。从唐中后期开始，长安城内侵街建房、坊内开店、开设夜市等破坏里坊制的行为不断出现。在坊内出现的这些手工业作坊和小商业，开始时候类似于今天的小区商业服务配套用房，为居民生活方便而设，但是慢慢发展壮大，甚至开设夜店。唐末的长安崇仁坊，更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如果说“侵街”只是对“市”这一空间的补充，那么夜店则是对“宵禁”的破坏。于是商业的发展因为民众的需要，突破了统治者对空间与时间的限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商业空间的演变是社会的前进步伐的影子。

北宋初年，开封城已经“侵街”泛滥，但朝廷为了自身统治考虑，还在坚守里坊制，出台诸多措施压制商业街的出现，但到了神宗时期，民众不但侵街已经开始侵河了，再到徽宗年代，政府开始征收侵街费，也就是从法律上默许了这一行为，于是，里坊制的崩溃开始了。

里坊制的灭亡也代表着市这一概念的突破，随着商业街的繁荣，原来市的封闭场所被用作了刑场，但“市”的概念并没有消失，市在街巷式的城市发展中并没有灭亡，并得到了大力的发展，空间形态也有原先的封闭管制发展为和街巷融为一体的空间形态，宋人蔡绦说：“马行（街）南北几十里，夹道药肆，盖多国医，咸巨富”。街巷式的商业街出现，除了庙市把宗教和商业混合外，娱乐业也充分的充实期间。“勾栏”就是中国的剧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所记“东角楼街巷”，“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棚、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瓦中多有卖药、卖卦、喝故衣、探博、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可见现代建筑理论中的商业综合体概念，在宋代的城市中已经规模宏大。以街巷骑楼为商业动线，以大小勾栏为娱乐项目，以餐饮酒楼为聚散空间，这完全符合现代城市商业综合体的布局模式。

另一方面，一些“市”和宗教紧密的结合起来，形成了流传至今的庙市。庙市最早出现在唐朝，后世发展到名满天下的有南京的夫子庙、上海的城隍庙和北京的土地庙等。庙市作为宗教和商业的混合体，体现了人民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需求。庙市的特点是，它是一种期集，即定期的集市贸易，而且商贾来自于五湖四海，这些特征和今天的展销会类似，这也说明了商业的本质特征是商业空间形成的根本。

从简单来说，商业的演变过程就是城市的演变过程，商业空间的发展直接地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城市的发展发过来又促进了商业的进步。现代的商业空间不管怎么变化，承载的主体怎样的精彩纷呈，但它作为商业本质的东西依然没有改变。商业空间是城市的发动机，商业空间是人民生活的催化剂，商业空间是精神世界的百宝箱。

参考文献

[1]刘凤云.《市廛、寺观与勾栏在城市空间的交错定位――兼论明清城市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

[2]李合群.《论中国古代里坊制的崩溃――以唐长安与宋东京为例》.社会科学，2007.12.

篇8

近期有幸拜读了王笛所著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使我对长江上游地区的近世发展状况有了一个较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本书由中华书局于2001年出版。是区域社会文化研究的重大成果，不仅对有清一朝的长江上游这一相对独立、封闭，以往学者关注不多，却在中华文化上留有重重一笔的区域之整体情况有了一个较为深入的探究，而且本书侧重点在于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不同于以往较为侧重的阶级、经济的研究，清晰地给读者展现一幅长江上游地区由传统向近代化演变的的画卷。对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具有较大的启迪意义，对本人以后关注区域社会状况的变迁与发展有很大的启示。

纵览全文，此书在以下几个方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本书研究对象鲜明，研究角度新颖。以前的学者往往重视研究整体的某一个方面，对区域的针对性不强，概括性较强，比较全面，对于具体区域的侧重性则不足。本书之研究聚焦于区域而不拘泥于区域，聚焦于社会方面研究而不拘泥于社会领域。作者研究的对象是长江上游地区，整体感十分强烈，始终以该区为重点，围绕该区阐述在有清一代的变迁特色，同时又细微地描述了长江上游地区内部的特点，发扬普遍联系的观点，且并没有割裂该区同其他地区的联系乃至与整体国家的联系。从社会史的角度准确的分析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人口和耕地的冲突、农业经济内部生产的变化、商业的发展、政治统治结构和地方秩序的关系、社会基层组织作用的加强以及传统文化、社会生活与风俗的演进等，展现给读者一幅生动的画面。

二、本文主题鲜明。本文始终围绕着清代长江上游地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传统向近代化演变这一主题。正如作者所说本书试图去展现长江上游这个地处的农业大区是怎样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演化的，并且提出了作者本人对传统和近代的理解，传统社会指的是几千年来已经凝固的、陈旧的东西。同理，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生活亦会显得僵化与静态。近代化指的是通往现代化的一个在近代历史上已经发展过的阶段。本文紧扣主题，从头至尾都在阐述长江上游地区由传统社会向近代化转变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在该区社会变迁上的印记。

三、本书引用史料丰富，攘括国内外的各种成果。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引述了大量的史料，包括官方文书、档案、地方志、报刊等各种官方和民间文献，夯实的史料基础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大量而有力的论据，方便了各种论点的展开。同时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眼界很广，不仅在寻找史料上下功夫，而且十分注意吸取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博采众家，为己所用，站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研究问题必然会有更加开阔的眼界，这一点十分值得学习。

四、研究方法有所创新，注重多学科方法的交叉与融合。作者在研究长江上游地区区域社会的过程中不仅仅是运用了历史学的方法，还有城市地理学、计量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手段，在掌握丰富史料的基础上运用多种学科的方法论证自己的观点，用计量学的方法使得史料数据化，定量的分析某一方面的内容，从而定性的理解它，用城市地理学的方法探析长江上游地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兴起和城市等级结构体系的构建，用社会学的方法展现了长江上游地区由传统社会向近代化演进过程中在社会生活上方方面面的印记。

篇9

看看以下两组数字：

全球30岁以下的人口约占总人口数的50%，其中96%都加入到社会化网络之中。

截止到2010年，全球35%的世界100强企业在企业中使用IBM社会化软件。

任何企业都会感到一场社会化商业变革的大潮已经若隐若现。

2月初在美国奥兰多市举行的IBM Lotusphere 2011千人大会正是以“迎接社会化网络，拥抱社会化商业”为主题展开的。

商业变革中的技术较量

企业利用社会化网络，并非技术突破，而是一种商业模式的变迁。

博客、维基百科、RSS等等社会化网络，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萌芽，但真正被企业注意则是几年前的事。例如2005年，IBM就实施了“拥抱博客世界”的战略，并鼓励IBM员工积极参与博客。而当Facebook、Twitter们在近两年迅速蹿红，Facebook甚至估值超过800亿美元，社会化网络如何真正为企业所用随即被提上议事日程。

但是，企业如何利用社会化网络，更好地实现社会化商业，则是一场真正的技术较量。

正如IBM Lotus此次以全面支持社会化商业为目的示人，IBM在Lotus中创建了“活动流”（Activity Stream）。作为单一的区域，用户可以在其中将Twitter、Linkedln、Facebook、SAP及其第三方的内容与企业内部内容进行交互协作。值得关注的是，在诸如Facebook等社会化网络中，个人信息交互是基于社区人员之间的文本内容流，而在社会化商业环境中，活动流的内容则更为丰富。除了语音、视频、文本的多模式信息交互，你还可以在其中对同事的工程设计发表评论，也可以实时进行标记甚至编辑；你还可以在活动流中设定识别模式进行协作，利用分析系统合并多个工作流，并可以避免商业信息外露。这意味着，社会化商业需要社会化软件不仅能够在企业的云部署、统一通信、移动性和规模性等多重应用的需求下协作，还要能够同时保持信息的分析性、合规性、安全性、治理性等商业特征。

社会化商业软件在企业中增长势头强劲。据IDC预测，全球社会化平台软件市场将从现在开始年均增长33%，即从2011年的6.3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18.63亿美元。

那么，IBM如何诠释并领导社会化商业这一场新的变革呢？

在IBM软件解决方案部高级副总裁 Mike Rhodin眼中，社会化商业（Social Buniness）是堪比电子商务（E-Business）的一场商业变革。

早在1995年，当万维网浪潮来袭的时候， IBM就宣布互联网将为商业做好准备，并提出电子商务的概念，领导企业商业模式创新。Mike Rhodin表示：“而今天，IBM有了另一个机会――社会化商业。它将为全球创造新的机会，引导组织结构扁平化，允许员工分担责任，引领企业全球化创新，帮助产品研发人员通过全球化协作去完成新的构想，创造新的产品。”

社会化商业改变了什么

如今企业内外面临的挑战也需要企业自我变革。它们面临海量数据，每天新产生数据15千兆，其中80%都是非结构化数据；它们也面临复杂的IT管理，70%的预算用于维护现有IT基础设施；它们还面临严重的信息连接问题，每周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用于寻找信息。这些都需要企业创新领导能力，重塑商业关系，灵动商业运作，而社会化网络的高参与度、透明度、灵敏度的重要特征已经成为企业必须利用的价值。

现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现，拥有良好的网络品牌声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用户评价的重要性超过25%。为此，社会化商业需要企业能够有效利用社会化工具、社会化媒体和社会化网络。不过IBM认为，社会化商业的切入点并非仅仅停留在塑造网络上的品牌与消费者关系上，而是贯穿于市场关系、客户服务、产品与服务的研发、商业运作与人力资源管理等各个层面。

比如，传统商业注重推动市场，控制客户服务，在通过社会化商业深化客户关系之后，则注重在市场上建立客户信任关系，获得品牌拥护；传统商业的产品研发是企业内部产生新的想法，再通过市场验证，而通过社会化商业驱动商业运作后，则注重分享洞察力以获得突破性想法，并加速新产品上市时间；传统商业的商业运作和人力资源管理通过电子邮件、电话交流，用知识“竖井”进行积累，而通过社会化商业优化工作流之后，则可以达到更为专业化的网络运作。

社会化商业还能够带来有创新的领导力，快速的组织运作，集思广益的智慧。IBM认为，通过这种新型商业模式可以产生新的商业价值：在价值创新方面，传统商业是传统的竖井式商业流程和模式，社会化商业则是采用新的商业模式驱动新的商业价值；在员工约束方面，传统商业保护企业利益，有选择性地应用社会化媒体，社会化商业则能够使劳动力成为战略性人才；在领导力方面，传统商业通过职能层进行决策，社会化商业则可以在整个企业中集聚力量。

“社会化商业将改变整个商业模式，企业利用社会化技术将能够轻而易举地超越竞争对手。”IBM协作解决方案部总经理 Alistair Rennie认为，“企业经历了数个拐点，从大型主机时代转向部门级系统时代，又进入个人电脑时代，随后迈入互联网时代，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社会化网络时代。社会化商业将不仅仅通过协作软件用鼠标轻松拖拽不同的文档，而重在人和应用体验，因为人在这个时代已经成为整个商业流程的核心。”

当然，社会化商业现在才刚刚开始，转型需要自上而下有组织地进行。IBM也承认，即使是在自身内部，社会化商业仍在逐渐深化阶段，不过IBM已经迈过了“临界点”，其他企业也正在向社会化商业转型。可以肯定的是，社会化技术是主流，大型企业更要更早认识到这一点。

社会化商业开发框架

IBM为此了一系列新的软件、服务和项目用以帮助企业将社会化网络整合到商业流程中，以加速协作，深化客户关系，加速新品上市，以及支持更有效的工作流，而这些都将广泛深入到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以及云模式之中。通过在Lotusphere 2011上的多种现场演示，这些新功能显示出了IBM以人为核心，更为注重用户体验的发展方向。

当然，要想使IBM Lotus协作解决方案更好地嵌入到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客户的商业流程中去，还需要合作伙伴开发出更多的应用解决方案。值得关注的是，IBM在Lotusphere 2011了全新的社会化商业框架，以支持合作伙伴开发下一代社会化应用，如图1所示。

为了软件开发伙伴能够开发出社会化商业解决方案，IBM还了新的IBM社会化商业工具包。这是一组基于API开放接口的开放标准和教程，以便合作伙伴能够在它们的产品中更好地集成社会化元素，比如配置文件、维基百科、论坛等。

在IBM全新的社会化商业框架下，SugarCRM公司整合了LotusLive 云服务，提供社会化CRM体验。整合后的平台能够给销售、市场和用户支持人员提供一个完全的整合体验，同时，通过SugarCRM程序能够进入有效便捷的LotusLive文件共享和网络视频会议，使销售和支持人员可以迅速直接的与潜在客户沟通，帮助提升服务质量，缩短销售周期。这项整合能够为SugarCRM的用户带来如下好处：管理多级别会议；通过SugarCRM边界工具条直接接入LotusLive；直接从SugarCRM用户界面网络视屏会议；在SugarCRM记录上添加笔记和文件，并通过LotusLive平台和消费者分享。

IBM了新软件和新项目使得客户可以应用微软Exchange和微软 SharePoint实现社会化商业。比如，即将的IBMConnections新版本就大大增强它与微软Outlook的集成度，并为微软SharePoint协作平台提供了全面集成。

此外，IBM还为需要通过云计算模式实现社会化商业的客户了新的软件许可模式，应用为LotusLive服务的 Domino 服务器，客户能够在IBM云上转移并部署协作应用，用以补充它们的LotusLive中的 Notes应用。进入IBM Lotus Notes客户端和其他客户端界面，为LotusLive服务的 Domino服务器可以通过IBM云或其他云服务商提供灵活的软件许可方式和部署选项。IBM将在2011年上半年公布具体方式。

移动和云化的社会化商业

IBM认为，无论企业是通过移动设备，还是通过云服务，每一家企业都需要通过全球网络与客户、合作伙伴和企业员工进行沟通与协作，最终都将逐步转变成社会化商业，这样才能均衡社会化互动给企业带来的内部和外部的影响。为此，IBM在Lotusphere 2011中将社会化商业延伸到移动设备和云服务中。

由于不断增长的移动办公需求，帮助企业在移动设备中实现协作以实现社会化商业成为必然。IBM实现的这种移动协作，不仅包括邮件，还包括即时通信，Web会议以及博客、维基百科等具备社会化功能的信息。Alistair Rennie表示，任何内容都可以进入IBM的活动流进行协作而不会跳出应用程序框，活动流就是社会化网络内容的唯一协作区。未来，IBM将活动流可以整合到几乎所有市场主流的移动设备中应用，比如平板电脑，如RIM公司的黑莓平板电脑Blackberry Playbook，苹果公司的iPad、iPhone，基于Google公司的Andriod系统的移动设备，以及诺基亚公司的移动设备等。

在Lotusphere 2011大会上，IBM就演示了集成IBM Lotus的黑莓平板电脑Blackberry PlayBook，并称它具有无可比拟的Web体验，因为用户无需打开应用程序就可以体验各种Web应用，Blackberry PlayBook的应用体验就如基于浏览器的智能手机一样方便简单。

据悉，为了迎接社会化商业的企业进程，成千上万的客户和合作伙伴正在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上部署IBM社会化软件，包括通用汽车、苏黎世大学、Vimpelcom JSC,mySolutions、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等已经开始应用移动设备逐步实现社会化商业。例如，在过去的两年中，澳大利亚的格里菲斯大学应用IBM社会化软件帮助490个用户在iPad和iPhone上进行协作；德国的国家铁路机构应用IBM社会软件通过诺基亚智能手机、Android系统设备、苹果移动设备以及PocketPC等，与乘客进行有效沟通。

同样，企业应用云计算的速度也在持续增长。IDC最新调查显示，全球公共云服务投入在2010年到2013年将增长两倍达到438亿美元。IBM为此宣布即将在今年下半年推出一种基于云的LotusLive Symphony办公套件，直接向微软挑战。它基于IBM的LotusLive云服务，虽然LotusLive推出仅仅一年时间，却已经在超过100个国家得到应用。LotusLive Symphony为企业带来一种社会化的文档操作平台，用以在云端跨越防火墙同时协作处理文档。据IBM称，这种办公组件的最大亮点是非常适合企业办公文档的协作，比如它可以即时分配任务，适合任务驱动型企业，这区别于Google在线办公软件的个人协作；又如，它可以对协作交互进行注释，并具有身份管理的功能。

IBM强调，传统的企业内容管理（ECM）是以文档为核心的，具有基础设施和中心化的特征，点对点协作，采用后期资料批复模式，并仅限于在企业防火墙之内操作；而社会化的企业内容管理则以人为核心，以开放协作为特征，以社团为导向协作，处理的是相关内容且采用用户可以标记和评论的模式，整个操作可以在企业防火墙内外同时展开。

值得一提的是，云端的LotusLive Symphony办公套件补足了免费的IBM Lotus Symphony 的应用需求。后者是一组集文字处理、电子表格和演示幻灯片于一身的免费办公套件，支持开放文档格式（ODF），并兼容微软Office格式，目前已经拥有超过5000万的下载量。为了加快开放标准在新兴市场的部署，IBM还宣布在中国新增红旗Linux和长城电脑为软件分销合作伙伴。这样，IBM Lotus Symphony便可以预装在红旗Linux操作系统中或是长城电脑之中，使得它们的政府、教育、金融和交通行业客户都可以应用Lotus Symphony进行办公体验。

篇10

出镜设计师：

Victor Zhu，

Vmajor品牌创始人，

深圳市沙丘实业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邱梓豪，

Comme Lun（东的西）品牌创始人，

深圳市雅曦服装有限公司创意总监

施杰，

杭州杰施时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兼创意总监

邓欢，

独立设计师

Skelly Wang，

深圳中原术服装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肖杰云，

深圳幸福里服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凤凰生活：深圳服交会进入了第12个年头，今年服交会的主题是“我·时尚·态度”，这在国内众多的服装展会中可谓标新立异，在这个语境中，时尚，不仅仅是物质的、实体的，更是精神的、理念的；时尚不仅仅属于一个行业和少数人的专利，而是人人参与共享的开放性平台。您对这个主题怎么看？

Victor Zhu：时尚源于生活也应该回归于生活，我觉得我们目前对待时尚的态度太过认真，fashion should be fun（时尚应该是有趣的）, 我们在这方面和国外比还是缺少一些幽默感，我们对所谓的主义，头衔都太较真，其实很多的创新都始于mistake(错误)，当大家都在享受“make mistake”（犯错误）这样的过程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时尚起来”了。

邱梓豪：作为一个新锐设计师，时尚对我而言是一个名词，是对时代的一种态度，然而这时代的态度，不是我说了算，而是我们共同拥有的共鸣感。

施杰：现时的中国，正进入一个全民时尚文化真正觉醒的年代。当每一个“我”的觉醒，“时尚”就迎来了人文文化的“态度”。这个主题把握住了当今服装行业已进入文化品牌的年代趋势。

邓欢：对于这个主题，我完全认同。时尚与简单的日常穿衣行为不同，她更多展现给大众的是一种理念与态度。在西方，这种理念已经相当成熟，每个时尚消费者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时尚正是让他们最直观的体现这种独立态度的一种方式。

Skelly Wang: 我觉得这个主题也不算是个很新的话题了，国内很多的时尚人都已经是朝着这个个性的方向去走的了，只是大环境还不成熟，但是我可以强烈的感受到其实大部分的独立设计师都是有自己的态度并且希望独树一帜的。虽然说是可以人人参与但是毕竟独立设计刚开始就比较小众的东西，然后再去慢慢影响大众。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时间和文化积累的不是说一下或者展一下就可以做到的。

肖杰云：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时尚。时尚其实是一种看不见的东西，我们看见的其实只是一种视觉的感受而已，而真正的时尚其实已经深藏在人们的内心中。?时尚还会随时间的变迁，而发生一点我们视觉上的改变，但是总体而言时尚是大多数人所追求的生活方式或态度。

凤凰生活：作为设计师来讲，设计师在整个时尚行业保持怎样的心态和独立性才能有助于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Victor Zhu：作为独立设计师我觉得应该永远保持自己特有的独立性，不应该被潮流所左右，什么流行就做什么，而应该是自我的一种价值观的体现。用最本真的心去做最纯粹的设计，才是最有意义的，虽然这样很难。

邱梓豪：百花齐花，良性竞争。

施杰：怀一颗善良敏感之心，保持与追随真我，不卑不亢，不急不躁，怀着文化与艺术的态度去做品牌与服装，把握好艺术与商业的平衡，最终把品牌与服装做成艺术与文化。

邓欢：年轻的心，好奇心，坚定的理念，谦虚好学的作风，与外界市场互动但不为之干扰。每个设计师擅长的才能各不相同，扬长补短为最佳。作为中国的新锐设计师（包括我本人）由于长时间的生活在西方，接受西方的文化影响较多，应该更好的对本国的文化加深认识与尝试。

Skelly Wang: 既然选择了做设计师就要真正的热爱这个行业，要承受它所带来的喜怒哀乐，心态要一直保持新鲜，一直有新的灵感进入是保持每天工作的动力，这样才会觉得这个工作带给你的是好玩的感觉而不是沉重的包袱。既然好玩就会一直坚持，执着。

肖杰云：设，代表设计；计，代表计谋；师，代表操作能力。设计师对自己的作品有担当，有责任心和自信心。如果一名设计师能够以买手的角度为公司组一盘货而不是单纯画设计图，这就为企业走了捷径。要做一名合格的设计师就应该贴近市场、贴近企业、贴近营销、贴近消费者，才能有助于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凤凰生活：您对买手的看法，对展会买手区有什么期望，您希望能达到怎样的目的？

Victor Zhu：在欧美成熟的时装产业链里，设计师可以依循这样的途径，参加时装周，在新品会后一个月接到订单，接下来3到4个月生产，等到下一个时装周开始时交货，这样先有订单再生产的流程最大程度的保护了设计师，而国内最最缺乏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买手体制。国内独立设计师这几年被媒体无限的浪漫化了，有设计师与国际品牌跨界寻找资源，也有人变身成娱乐圈“达人”，为名气与资金累计资本，最实际的还是要回归市场。恰好这一次展会提供了买手区这样一个平台，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和进步，这样也让设计师能够真刀真枪的接受各地买手买家的检验，从而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渠道，从沟通中学习和了解市场，我觉得是对像我们这的设计师品牌非常有意义和有帮助的。

施杰：高超的买手能掌握好艺术与商业的平衡和对接。希望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作品与买手间形成良性循环、彼此不断互动发展的合作空间，一起走向世界。

邓欢：我曾经也在伦敦的一个国际品牌做过见习买手， 从而了解到他们不仅具备了对市场的高度敏锐的嗅觉，并且与自身公司的风格的定位进行最精确的总结分析。曾经一度渴望成为买手，因为可以环游世界。后来知道，这是一个竞争激烈与生不由己的行业。很佩服他们。从某种角度来说，一个成功买手，绝对具有成为一名优秀设计师以及成立优秀品牌的潜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