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商业的发展历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古代商业的发展历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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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文化；作用；价值；积极；消极

儒家文化在中国古代的发展历程

从孔子创立儒家思想至今， 儒家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按照儒家文化的发展阶段可将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化的发展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 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是儒家文化的开创期。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在这里，子贡向孔子请教如何做官，孔子的解答是，“做事时懂得廉耻，出使各国能完成国君交付的使命即可”。这是孔子对“士”的标准，也是原始儒学思想的一个集中体现。在先秦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原始儒学提倡的道德修养说在“士”这个阶层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原始儒学的理想政治制度和治国原则为一统天下、礼义王道为上。仁与礼的统一是孔子为那个时代所提供的社会、伦理模式。①由于和当时四方割据的时局大相径庭未受重视，故而儒家文化最开始只是关于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一般性学说。

（二） 两汉时期

从汉初对“六经”的教授和研究，到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化不仅吸纳并发扬了荀子关于礼法并重、刑德兼用的理论，还吸收了墨家“兼爱”、“尚同”的理论和阴阳五行学说。《白虎通德论》的出现标志着儒家文化从一个“关于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一般性学说”转变为“社会政治制度的律条和道德规范”。正式确立了儒家文化在社会制度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但与此同时，儒家文化中自我修养的意义和作用则在其社会作用和功能的不断发展中被大大减弱了。

（三） 宋明时期

宋明时期的儒家文化发展到了新的阶段。随着佛教、道教等宗教的兴起，宋明时期的儒家文化性理学家在阐述原始儒学基本原则的同时还从形上学理论方面发展了儒家文化。这一时期的性理学在构筑起一套“天理”、“良知”的形而上思想体系后，使儒家文化在形上学理论方面与佛教、道教势成三足。儒家文化发展到宋明时期，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儒家文化的社会功能，又进一步强化了个人修养方面的功能。宋明时期以后，儒家文化在政治层面和个人层面的社会功能一致化，使得原本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规范变成强制人行为的严苛律条。

（四）近现代时期

近现代时期儒家文化发展的标准是康有为的近现代新儒学的确立。在中国封建制度解体的过程中，以性理学为代表的宋明时期儒家文化走向了衰落。在资本主义的侵略下，大批思想先进的国人奋起反击。此时的儒家文化便在康有为等人的现代转化的探索中开始了。但是康有为把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家文化与个人修养层面的儒家文化继续捆绑在一起的做法却并没有促进儒学文化的发展。反而是以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钱穆、冯友兰、贺麟等认为代表的儒学新家坚持在融合中西方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儒家文化、发展儒家文化的做法实现了儒家文化的突破和传承。新确立的儒家文化体系，在对儒家思想进行现代阐释的基础上，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髓，使其国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民族主体意识的确立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 儒家文化在中国古代作用

（一）积极作用

1、 提升自身修养

儒家文化中随处可见的对自身修养的要求在中国古代的社会中有相当大的积极作用。儒家文化提倡人要敢于和善于追求个人的正当利益，提倡人合理的在法律和政策范围内争取个人的合法权益，还提倡要惠及他人，利他益众，为中国古代人的行为树立了良好的典范和标准。儒家文化重孝道，在儒家经典著作中众多关于“孝”的论述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儒家文化中道德伦理的学说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及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中，儒家文化的道德伦理学说促进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质品质的形成，对提高个人的德行修养具有积极的作用。

2、 维护政治稳定

儒家文化中倡导的处事之道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稳定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儒家文化强调“和为贵”，倡导和谐生活，倡导天人合一。儒家的“和而不同”的思想维护了古代社会的稳定，儒家文化的“仁政思想”闪烁着民主的光芒，促进了历史上多个封建制国家的兴盛，为中华名族的发展和振兴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3、 促进教育发展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儒学思想，儒学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兴办私学，以一己之力不断推动着平民教育的发展。其“有教无类”、“学而时习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教育思想和理念影响了后世千千万万的教育活动的参与者。而且，儒家文化的教育思想中还有提倡学习终身性的内容，主张“学不可以已”。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为政》）就是儒家文化中提倡终生学习思想的最好例证。这种思想的存在对我国历史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二） 消极作用

1、 阻碍商业发展

儒家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有着非常严重的重农轻商的思想。回顾中国历史的发展，当儒学文化兴盛，商业的发展便遭到巨大的阻碍，这就是儒学文化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和商业发展的消极作用。

2、 束缚个人思想

儒家文化重视“三纲五常”强，强调森严的等级制度，在被统治阶级利用后更是严重的压抑人的个性发展，造成了国民的愚忠愚孝。家长专制、家族统治下的中国古代社会数不胜数的人身压迫、精神虐杀不仅制约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觉醒也阻碍了历史的进步。

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儒家文化的发展提升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带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进步，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教育观念和教育事业，但也对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和个人思想的觉醒产生了阻碍。因此，应当在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基础上，拒绝走因“独尊儒术”而导致衰败的历史覆辙，在建社会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科学的倡导国人自身修养的提升和和谐社会的建成，让儒家文化为祖国的长治久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积极的贡献。

(作者单位: 武汉理工大学)

注释：

①李玮著.先秦儒家荣辱观的历史意义与现代价值[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9,05.

参考文献：

[1]党延敏 著.对儒学思想当代价值的评价[D].哈尔滨工程大学.2002 .

[2]刘喜珍 著.论儒家伦理思想的“和合”价值目标及其现代转换[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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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招幌设计；现代商业视觉传达设计；民族文化特色

从北京的“全聚德烤鸭店”，到我们重庆的“古镇陈麻花”和“谭木匠”等等，相信这些都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几块金字招牌，它们现在在全国已有多家连锁店。从这块招牌立足那天起到现在，它背后经历这么长一段时间的不论是品牌效应还是历史文化积淀，都从一个侧面映射了我们中国古代的商业美术设计（特别是招幌广告设计，现称企业形象标志设计、现代商业视觉传达设计或户外设计等）的一个发展历程。

一．古代招幌广告设计的起源

自唐代把招牌作为一种行市管理手段之后，招牌一直是横跨唐、宋、元、明、清五代上千年的广告形式之一。从招牌上的文字内容广泛，它不仅表示经营品种、店铺规模、名称和字号，而且标明店主的姓氏。在招牌的装饰上，也融入艺术性的图案和描金写红等形式。招牌常以黑色为底，周边镶花边纹饰，显得古朴典雅，稳重大方。

1、《清明上河图》中宋代商业市集反映的古代招幌广告设计

《清明上河图》形象地再现了东京鼎盛时期街市的繁华景象，这其中自然就包括了各种商店为了招揽生意而将能够展示各自特色的招牌或幌子置于店门口的场景，其中有招牌，幌子，横匾，对联等，这些都属于装潢设计艺术的范畴。

幌子大致可分为形象幌、标志幌和文字幌三类。形象幌是以商品或实物、模型、图画为特征的。在现今重庆各大商圈里，随处可见如“阿利与艾德”、“大食代”等此类餐厅，都是直接把商品模型作为外墙橱窗陈列展示的一部分元素，这些展示手法可以理解为古时候的模型幌子在现代社会应用的一种新语言。标志幌主要是旗幌。多见于卖酒的店铺、车铺和理发店。文字幌是一种原始的招牌，如茶、酒、书、帽、药、米等。

这些幌子在装饰上多用大众喜闻乐见的云纹、钱纹、龙纹和福字等吉祥图案。色彩以象征吉祥的大红色较为常见，具有浓郁的民间特色。

2、清代的招幌广告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古代传统的广告形式——招幌广告在清代进入了高峰期。清代的招幌广告在传统的基础上更加丰富多样，由于商业的推动，其商业性、广告性和艺术性更加强烈。清代店铺的幌子，往往由民间艺人和工匠设计制作。在创意、造型、装饰、色彩和字体设计等方面都充满了浓厚的民族风格和民间特色。如北京的“王麻子刀剪铺”、 “内联升朝靴店”、“全聚德烤鸭店”等一些商店的幌子不仅寓意深刻，而且特色鲜明，易于识别，买家一看便十分清楚明白。

二．古代招幌广告设计对现代广告设计的可借鉴性

1、初步的品牌策略意识

古代商家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渐认识到自家商号、名称在买卖交易中的重要性，借助多样化的媒介和手段来扩大品牌的影响力。此外，在市场营销活动中，利用“名人效应”做广告来推销产品，商人往往利用普通人崇拜名人的心理，用名人效应来扩大品牌影响力。这种形式同样延续在我们现代社会里，一代文豪郭沫若先生就曾为我们四川美术学院题字，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验证了名人效应从古至今对广告的一种影响力。

2、简明直观的信息传达

古代广告是随着商业竞争加剧而产生的，这要求宣传广告在文字说明、图像使用上能够简洁明了，信息传达准确无误。文字说明如此，幌子的实物宣传更需直观，易看易懂，这样才能有效扩大销售。

3、稳中求变的发展模式

中国古代的招牌广告、幌子广告等在宋代一经成熟，便逐步稳定，并日渐完善起来，为后代商业广告设计者广为传播，并运用自如。

三．古代招幌广告设计在现代商业街视觉传达设计的演变发展

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表现的宋代商业市集的状况到我们今天的各大城市商业街的户外视觉传达设计，不难发现，通过结合各种新技术手段不断增加户外广告的形式和视觉冲击力，现在表现的语言和方式变得越来越丰富和新颖，并且具有很大的展示面和很强的视觉冲击力。

目前，户外广告媒体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1.路牌广告。2.招贴海报。3.交通广告。4.霓虹灯广告。5.招牌广告：①商店正面设计的平面招牌；②衣袖招牌；③突出招牌；6.其他户外广告媒介：橱窗广告、电子显示屏广告、电话亭广告、临时广告牌——一般用于比赛、展览会等临时活动。

现代招牌系统的特点：①以文字为主，图形为辅。②耐用，使用寿命长。③运用先进材料与制作工艺，突破平面结构。④具有整体感和系统性。

四．结语

针对本民族而言，每位设计师不仅是信息的传递者，更应该是信息的定向加工者。要在继承本国民族文化基础上，吸取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因此，我们面对巨大的传统资源与宝贵财富，应从中获取现代设计的有益营养。

首先，包括广告设计传统在内的文化传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根本基础。随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性的经济大环境中，身为设计师应该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广告文化之路。将中国传统文化注入广告中进行文化宣传，是复兴中华文化最为便利的途径。

其次，文化传统是民族凝聚的力量所在，是人们心理认同、文化认同的依据，是民族精神的依托。通过能产生共鸣的广告，我们可以将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乃至世界各地的人紧密联结在一起，从文化认同到心理认同，是民族文化传统的精神内核，但都需借助于传统视觉的表现形式。

最后，文化传统是现代艺术设计巨大的艺术之源，从设计的形式到精神内核，文化传统都给予我们无穷的启示和帮助。现代设计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设计，而这种文化的设计是立足于民族文化的设计。在研究未来的广告设计发展方向时，我们应更加投入到民族传统文化的领域中去，力图使中国的广告行业向着健康、多元的空间稳步迈进。

参考文献：

[1] 傅克辉. 中国设计艺术史.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

[2] 樊志育 樊震. 户外广告.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 王树村. 中国店铺招幌.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5.

[4] 赵志勇. 户外广告设计.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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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对于一个国家来讲，不仅会加快其前进的步伐也会缩短发展历程，商业模式贯穿一个企业的进展全过程，见证企业的成长，商业模式的成功标志着企业所处的经济地位。经济手段的不断变化为商业模式创新提供强大动力，信息和管理技术相融合是现代商业模式的基本要求。

一、商业模式的角色和地位转换过程

1.在古代时期，商业模式理论还没有产生，但古人的智慧已经从中获得一些有用经验。曾有记载“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在市场中，以交易为获得手段，以自身需求为交易目的，在交易的前提下，所组织的各种商品信息，宣传手段和性价比构造都是商业模式的内容。传统的商业模式以简单的“需求―交易―获得”流程为代表，其运行要求较低，规矩较少，较为实用和便捷。

2上世纪90年代是商业模式发展的黄金时期，做出最大贡献的当属信息技术，它以强势的姿态挤进市场经济发展，商业模式理论正式进入人们的生活。在信息阻塞的时代，消费者无法正确了解商品的实用性和优越性，存在信息传递的困难，而且交通闭塞无法为商品提供便捷快速的运输方式，在经营者和投资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信息闭塞，阻断了可利用商品的发展前途，信息技术在经营者，投资者和消费者三者之间有信息传递的作用，为合作提供了条件。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市场营销手段和企业经营管理模式都有一定程度上的传播，为促进企业商业模式的发展提供动力。

3到20世纪中期，商业模式进行了一次变身，在市场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人们对于圣夜模式体系开始进行探索。时代变革催生了商业模式，商业模式推进了时展，在这一循环过程中，具体的表现为人们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交易而是将目标建于超市，专卖场等新颖的经营方式。商业模式是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发酵剂，以丰富多彩的营销手段为具体表现，加快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步伐，使得商业模式融入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

二、关于对商业模式的具体理解

1商业模式的基本概念

商业模式在企业发展中有着关键性的作用，作为经营者和消费者的纽带，肩负着重要的市场意义。商业模式的概念没有具体定向，只是根据企业的选择所总结的一些概述。可从经济角度，管理角度，发展战略角度来看待商业模式。从经济角度来说，其定义易于理解是企业获得经济效益的有效手段；从管理角度出发，所属的范畴为营销手段和市场经营模式，其含义较为抽象，不再单纯以获益为主要目标；从发展战略来看，其重要的意义是提高企业的综合指标，在企业的发展目标，发展方向和发展手段等方面的综合叙述。

2商业模式的结构和要素

商业模式的框架主要有内部运营结构，外部营销结构和财务结构，大部分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商业模式包括这三种结构，具体划分可分为三类，经济类，管理类和战略类，其基本架构相似，区别是侧重点不同。

商业模式的要素包括，价值主张，盈利模式，网络构架，资源组成，基础设施等多方面。价值主张的本质是满足顾客的需求，以服务创造价值。盈利模式是在满足客户的需求的同时达到盈利的目的，盈利模式提供客户一个可接受的价格，愿意让顾客掏腰包买自家的商品，根据需求量和商场的价格大致情况，调整成本与利润之间的关系。

三、现代企业商业模式存在的疏漏

1商业模式的定义模糊不清

定义好比整个事件的出发点，包括目的，处理过程和结果，对于现代企业商业模式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就无法从实际贴近商业模式，对于商业的发展也是不利的。商业模式涵盖的内容比较广，在总结其定义的过程中具有复杂性，不易被总结。

2对于商业模式认识不清

商业模式是不同于发展战略和发展手段的，商业模式是一种发展方式和方向，发展战略和发展手段是以促进企业发展，增强市场竞争力，获得最大经济效益的具体方法，商业模式包括他们。由于对于商业模式的认识不清导致发展眼光的狭隘，企业呈现出不健康的发展趋势，导致企业内部结构不平衡。

3不能体现商业模式的关键性作用

企业不能完全理解商业模式的重要作用，在选择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厚此薄彼，一贯的追求经济效益，商业模式的关键性主导地位被无知的经济欲望所掩盖，导致整个市场被经济追求充盈，可能会带来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的不公平交易，最终会导致市场经营崩溃。

四、现代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战略

1价值核心以顾客为主

市场交易的基本动力是消费者的需求，满足顾客需求是商业模式的最基本和最有突破性的战略。一切以顾客为主，坚持“顾客是上帝”进行商品交易必须在绝对公平的环境下运行，顾客是市场的主力军，具有正负两种作用。

2技术创新是商业模式进步阶梯

没有技术支撑的商业模式只是一个空壳，创新基本的动力是技术。如果企业坚持传统的商业模式，就相当于坐吃山空，守着旧日里过活，会被市场竞争所淘汰，因此技术创新是不能摒弃的。

3营销管理的创新

如何了解商品的销售前景，如何保证商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怎样保证商品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营销管理是最重要的实现方式。在适应全新的市场环境过程中，营销管理作为指南针，起着绝对性作用。营销管理包括销售情景预测，消费者需求调查，商品宣传手段，商品销售渠道等方面，营销管理的创新满足了现代市场经济模式的基本要求。

4服务模式的创新

服务决定了商品的高度，对于一个有品位的商品来说服务决定其本身的价值。服务模式的创新以尽量满足消费者对于商品的评估，促进服务在商品价值中所占的比重。寻找新的市场或是发掘新的利益锁链，在商品的设计过程中融入最新的美学观念，满足消费者对于商品幻想，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体系，减少消费者的困扰。

5企业管理模式的创新

企业的资源设备在新的管理模式下发挥最大的利用程度，管理模式的创新意味着企业构架的全新整理。对人才的重新分配，资源的重新整合，设备的重新安排，保证企业的商业模式在全新的管理模式下健康发展。

总结

创新是什么，创新为企业带来新鲜的血液，带来全新的挑战和机遇，创新是一个企业发展的根本，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要想站稳脚，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必须遵循自然法则―创新。技术创新为企业带来商业前景，商业模式的创新为企业带来全新竞争局面，为企业指明正确的前进方向，提供强有力的发展动力。

参考文献

[1]张赫挺，李申伟，商业模式研究现状及其发展综述[J]，经济研究导刊，2014（05）.

[2]徐雪松，关于现代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两点思考[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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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音乐剧；竞技文化；文化工业；全球化背景

人类在与自然的竞技中获得生存，并实现发展，进而形成自身的文化行为和文化现象。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文化艺术，也始终要面对生存和发展这两个问题。

音乐剧的发展史，便证明了这一点。音乐剧自20世纪初最早诞生在英国，却在美国如雨后春笋般成长，得到植根和发展。经过二十年的历程，音乐剧不仅整合了多种艺术形式和表达手段，更整合了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体现出一种新的文化价值取向而风靡世界。

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音乐剧更因为以文化和商业的手段相结合，成为一种文化工业的形态，使之跨越民族和地域，被世界更多的民族所广泛接受。音乐剧的发展，不仅展示着整合地域文化、本土文化的魅力，更以全球化时代文化工业所产生的文化竞技，而形成竞技文化所独有的特征，体现了一种新的文化内涵。其蕴含的价值，远远超出了文化现象和文化行为自身的价值。本文试图借助对音乐剧发展的解析，展现其中所具有的竞技文化的价值取向和社会价值。

1所谓竞技文化，是产生于各文化间的相互竞技，从形成及发挥作用的范围上看，文化的竞技表现为文化现象和行为相互间的对立、磨合和协调，是文化个体间的发展方式和行为作用；而竞技文化则是各种文化个体及相互作用方式等要素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文化格局或趋势的总和，是整体而非个体意义上的东西。

竞技文化，通常对内体现为人们文化意识形态上的相互依存或相互对立。因而，文化的竞技，就是各种文化因素在矛盾、对立、协调和融合的过程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文化活动及现象和行为。从音乐剧的发展史看，我们恰恰见证了这种竞技文化的特质。

文化艺术来源于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实践，以及人类的自然行为和社会活动，它也是与生俱来就会面对物竞天择的自然选择的。因而，文化艺术也就带有了竞技生存的特性。一些文化所以能够跨越时空长久存在或被发扬光大，是因为它具有了这种竞技的属性和作用。

从音乐剧来看，它本身具有融综合性、时代性和审美情趣共享性的这一艺术特点，因而，给这个剧种带来了生气十足的活力。

首先，音乐剧本身具有的融合性这一艺术特点，使它具有了包容性和共生性的文化特征。音乐剧在美国得到根植和发展，虽然美国没有更深刻的强势本土传统文化，但在移民文化中，黑人传统文化、英国的贵族文化和亚裔的民间文化等，却都有机会可以在这个国家共同生存，又进而形成一种由包容共生为特点的新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包容精神，一方面赋予了自身生命力，另一方面，也赋予了它创新力。

以创新力作为文化支柱的包容文化，一旦获得文化自身的发展空间和养料，便会焕发出巨大的生命力。就像中国的民族声乐艺术经历了一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综合结晶过程，比如，自l9世纪五、六十年代初就有的土洋之争的结果是：民族唱法没有消亡，美声唱法也没有被赶回意大利老家，而是在相互借鉴吸收的基础上，补充完善得更富有生命力和表现力。音乐剧也正体现了这种竞技文化的价值取向。音乐剧所以能在美国得到根植和发展，正是因为音乐剧具有的融合性，使它具有了多元与平民性的典型特征，而与美国的文化土壤一拍即合。

比如，美国的开放机制，在思想和文化上折射出了持久而深刻的痕迹。使音乐剧首先打破了高雅艺术和通俗艺术的樊蓠，无论什么样的思想主题、情感、形式，音乐剧都以“没有沉思的”的文化形态予以表达。以服务的群体和对象来看，无论是上流社会，还是平民百姓，无论是阳春自雪，还是下里巴人，音乐剧都始终切中一个核心，人们需要的是快乐、轻松和阳光。恰如东方百老汇国际剧院CE0董方思所说：“百老汇音乐剧的核心就是让观众快乐，并让观众情绪激昂。”…在现实社会中，我们也不难看到：高雅艺术之于专业者是一项事业，之于上流社会是一种标志，之于平民百姓有时则会显得莫明其妙。高雅艺术的现实处境常常显得孤寂和疲劳，通俗艺术则相反，是完全被热宠而充满活力的，就像一株小草，永远也不能参天，却常可以春风得意。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在现实中的审美失衡，客观上需要一种艺术形式去调衡和弥补，音乐剧便是这种调衡的砝码。音乐剧无论在形成方式或传播途径，乃至服务对象的方向上，都充分展现了多元和平等的文化属性。

从音乐剧形成、发展和传播的过程看，音乐剧自英国移植到美国获得发展，又从美国传播到日本、韩国及中国乃至世界，音乐剧正是在文化的包容和共生中形成和发展的，在这个融合过程中，又获得了传播、发扬和创新力。如美国的好莱坞电影，音乐剧在近现代文化史的发展中，也充分展现出文化竞技的魅力。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或国家，如果有一定的能力，能够让这个社会和谐生存和发展，使其本民族的文化氛围得以发展和传承，无疑其自身的竞争力也就会大大提高。美国的音乐剧，既以文化的包容和共生性，在文化的竞技中获得新生，又同时获取了一种文化竞技的优势。

2音乐剧本身不仅具有包容共生的特点，它在融合各种文化的过程中，还显见出了具有时代性的特质。通常而言，竞技文化在由各种文化因素形成的文化竞技中，往往又会形成一种文化的潮流，它其实体现着一种时代的发展趋势。换句话说，文化的竞技又体现着社会经济和文化自身的发展趋势。音乐剧之所以可以兴盛起来，也正是它自身具有着与时展相契合的特性。

音乐剧在形成之初，是以当时英国社会崇尚的爵士音乐作为音乐剧的首选，而一旦进入了美国本土，又很快与黑人社会流行的摇滚乐同舟共济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由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生活方式转换，爵士乐、爵士舞或摇滚乐在形式上的放荡不羁，和在道德上的反传统，正迎合了当时一大批美国青年的心理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音乐剧更是吸收了各种具有时尚前沿风格的流行音乐和流行舞蹈。在《猫》中，可以说是将舞台的舞美、灯光、服装等现代艺术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音乐剧的这种发展，始终与社会前行的脉搏一致跳动，与时代的潮流相吻合，成为音乐剧文化特质的重要表现形式。

音乐剧具有的时代性文化特质，不仅表现在音乐剧的主题和内容，为社会所广泛关注，而且它所表现的现实生活、情感倾向，把现实中人们的情感宣泄作为关注的焦点，就其艺术手段和方法的使用而言，更体现了音乐剧的时代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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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五胡内迁”为中心民族体育的变迁发展是民族民间体育变迁史的首要研究领域，尤其是多民族国家民族民间体育的发展历程和现状，要求研究者回溯民族融合历程,仔细搜寻和体悟多民族杂居共处的诱因及其影响。从纵向的时序发展上分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与体育变迁是以“游牧化”为主线的。华夏民族原本肇始于五六千年前的黄河流域，同时期或稍晚长江流域亦有中华先民的印记，最新的考古发现更是将这些时间节点不断前移。由于中国南北东西走向绵长，国土地域辽阔,在非主流的边远地区一直有游牧部落和小型聚居族群的身影。到秦汉时期，这种中原大国与边陲族群的交流、战和成为历史发展的添加剂，影响或改变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走向。如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就生动地表现了赵国统治阶层深受周围戎狄部落的服饰文化影响，进而借鉴胡服优点改进骑兵作战装备,这成为中国民族体育融合发展的先声。两汉时期，中原汉王朝与周边以匈奴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进行了长期的战争，最终以“和亲”为主流的和平交往方式替代了战争，民族融合进一步加深。到东汉末年，由于中原王朝统治根基动摇，战争频频,少数民族部落不断南迁，开始大规模与汉族原住民杂居相处,民族融合空前加速。魏晋之际，在北方汉族人口锐减的情况下,胡族内迁形成。在这一过程中，内迁的民族主要包括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历史上泛称为“五胡”。

西晋统治时期，中国北部、东部和西部，尤其是并州和关中一带，居住着许多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晋书》记载，“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百万余口“戎狄居半”。这一时期,南北方皆出现民族融合的现象，扩大了中华民族的内涵，调和了胡汉文化。在汉族的影响下，这些内迁的外族逐渐由游牧转向农业定居，胡汉文化相互影响渗透,但在交融的同时,胡汉亦存在一定的矛盾。例如并州的匈奴人成了汉人的奴婢，而不少汉人也相继沦为胡人奴婢。这些奴婢常常被迫服役，如后赵石虎曾发男女16万，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更有甚者被地方官员押往他乡出卖，因而激起了境内各民族的反抗；而各族上层人物亦往往利用本族人民,实行割据。西晋以后之五胡乱华、永嘉之乱亦肇基于此⑴0在长期和战交错的历史图景中，北方游牧民族的彪悍风气与骑兵作战的快速机动优势大大影响着中原汉人的生活、心理和军事。《晋书?庾阐传》有载：“庾阐字仲初,颍川鄢陵人也。祖辉，安北长史。父东，以勇力闻。武帝时，有西域健胡矫捷无敌，晋人莫敢与较。帝募勇士,惟东应选,遂扑杀之，名震殊俗。”久而久之，北方游牧民族的骑马涉猎与格斗技击习气深深影响和融人了中原汉民族的生活场景之中，形成了融合发展的、具有复合化特色的中华体育风气。随着民族融合的加速，以北方游牧民族的骑马、射箭、角抵、打猎等为特色的北方少数民族体育项目加速融入中原体育活动之中。中原汉人和各少数民族共同居住和生活,开始受到少数民族的影响，少数民族基于宗教崇拜和祭祀而来的舞蹈、射猎等宗教体育活动也开始影响中原民族的日常体育活动。胡汉人民一起开展体育娱乐活动，大大丰富了古代中国的民族体育项目和民间体育娱乐消费选择。射箭、马术、摔跤、柔道等竞技体育项目，都留下了中华民族体育融合发展的身影。

二、国都迁移与经济重心南移对民族民间体育的影响：

以“两宋移都”为例经济基础是决定社会各阶层体育娱乐休闲活动开展层次和频率的重要依据，尤其在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还不够高的情况下，有无足够的经济基础是影响各阶层人士参与体育娱乐活动的重要因素。政治格局则是决定体育活动外部环境的重要基础，决定了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体育话语权。从古代封建王朝体育活动的开展背景看,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和官僚贵族的穷奢极欲,一方面是平民阶层的自娱自乐,形成r不同的消费层次和体育活动选择等级。同时,政治军事形势变化和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也将导致体育娱乐活动的迁移和兴亡。统观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变迁和经济重心移动，往往以国都迁移为重要依据和根源,是内外部复杂多样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环境影响和决定的,进而影响和决定了体育活动和体育理念的变迁。中国自魏晋南北朝开始，北方变乱频仍,尤其是不愿接受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和压迫的中原汉人，逐渐开始了南迁步伐’在中原汉人南迁的过程中，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南蛮”人群发生过较为普遍的族群冲突和斗争，最终妥协、融合在一起，部分不愿融合妥协的南人则开始继续南迁，乃至播迁南洋诸国。上述南迁的汉人群体,又以文人士大夫阶层最具代表性,如《晋书》卷65《王导传》说：“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北地沧凉，衣冠南迁”。他们的先进体育休闲娱乐活动和体育文化理念也因此逐渐向南方转移,南方逐渐成长为中国文化的新中心和经济重心。

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发生在两宋之际的都城迁移及其所引致的风气变迁具有代表性。两宋之际，原来定都汴梁(今河南开封）的北宋遗民，扶老携幼，千里南迁临安(今浙江杭州临安），受战乱时局的影响以及对命运等问题的消极理解，虚无消极和及时行乐的观念形成一时之社会风气，对市民生活的各个层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市民追求现时体验,注重当前享受的风气与南宋商品经济发展相结合,极大地推动了当时当地体育娱乐活动的发展。如赵升在《朝野类要》记载有：“今虽有教坊之名，隶属修内习教乐所,然遇大宴等，每差衙前乐权充之,不足，则又和雇市人。今年衙前乐已无,教坊旧人多是市井路歧之辈。”路歧即是在广场街市、偏远乡村流浪卖艺者。《西湖老人繁胜录》也有载：“十三军大教场、教奕军考场、后军教场、南仓内、前杈子里、贡院前、佑圣观前阔所在，扑赏并路歧人在内作场，行士圣法……相扑，王宣弄面,打一丈方饼。喝涯词,只引子弟；听淘真，尽是村人。”在这种汉人南迁的进程中,北方中原地区的官僚士族与以长江流域为核心的南方土著居民相互接触和影响,呈现出颇具中国特色和地域复合特征的“南地(蛮）化”现象。一方面,中原地区的民族民间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影响了南地的体育活动和项目变迁,南方体育日益中原化和统一化。如盛行于中原及北方民族的摔跤运动在南宋有了充分的发展，四水潜夫的《武林旧事》、灌园耐得的《都城纪胜》和无名氏的《西湖老人繁盛录》等，都对这一时期的相扑记载非常详尽。另一方面，南方土著的体育形式如耍龙、溜索（怒族）、独木舟、抢花炮（侗族）、爬花杆(苗族）等，逐渐影响了中原南迁人口的体育形式和活动习惯,这个过程又是与复杂的宗教冲突、生活习俗矛盾及民族和战相交叠的，其融合和接纳可谓来之不易。在长期的共处格局下,不同民族和地域人群之间，要么选择和平共处,要么选择规避远迁,最终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南地生活场景和体育格局,即相对于古代地域特色鲜明的新的“不中不南的新体育”，逐渐凝练出具有中华民族整体特征的全新现当代民族民间体育格局。在中国古代和近现代史上，还有多次类似的经济重心变迁图景,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影响和改变了不同区域的人力资源分布与资本流向，以致改变了社会文化和社会风气，从而成为影响社会潮流、教育理念和体育娱乐活动的重要诱因。例如，在中国古代民间体育发展进程中,风筝和弹弓的发展曾经深为历代研究者所重视，世居江南的满族贵胄后人、文学巨匠曹雪芹就是风筝制作和放飞名家，其关于风筝制作的专书流传后世，体现出高度的民族性、迁移性和家国特色。

三、社会变革、文化分野与体育风气变迁：

以“唐宋变革和文化内向”为着眼点在讨论民族民间体育融合变迁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关注到社会变革和文化分野对民族民间体育的影响这一重要话题，认为体育风气变迁与社会变化、文化分野具有重大而密切的关联。在此，初步从钱穆先生的《唐宋变革与平民化社会的来临》和刘子健先生的《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为切入点展开讨论。

1."唐宋变革论”与古代社会的平民化走向对民间体育的促动

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历来为东亚各国尤其是日本学者所重视和推崇,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著名历史学者内藤湖南（即内藤虎次郎,1866—1934年)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唐宋变革论”。根据李华瑞、葛金芳、牟发松等学者的译介和研究,所谓唐宋变革论主要是指唐宋2个朝代，虽然是先后继起和互相关联的，但从社会风气、政治体制、经济环境和国际交往等因素分析，唐代是中国中古时代的截止期，而宋代是近世中国的开端。内藤湖南试图通过其历史分期方法的解析和透视,说明唐宋之际中国历史发生的巨大变革性发展。著名国学大师和史学泰斗钱穆先生曾总结道：“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主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州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人政治上层者，第37卷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当代著名史学家朱瑞熙先生指出，从唐代中叶开始，中国封建社会进人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它经历从五代十国直到明代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以前共约800年时间。由唐代中叶开始的社会变化到宋代定型,呈现出不同于过去的社会新面貌。宋代社会的新面貌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土地占有制度和租佃制度,形成了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其次是以新的社会经济结构为政治和精神的基础,整个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军事、教育、法律等制度,乃至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学术等意识形态以及风俗习惯均出现了相应的变革;再次是人民群众在新的历史环境里，以不同于以往的革命目标和方式进行阶级斗争。这一切因素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影响,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宋代社会面貌的生动图画。由此可见,随着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的到来和民族、阶级压迫的相对减轻，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到了宋代始有真正意义上的市民阶层及其相应的消费、娱乐和休闲活动，人们的教育、宗教和文学艺术真正得到了普及和张扬,大众平等意识初步得以确立。这些情况无疑为民族民间体育活动和竞技娱乐活动的广泛开展奠定了社会和思想基础。此外，由唐入宋的古代市民社会和富民阶层逐渐兴起和发展,极大地影响了古代社会体育娱乐与运动休闲风气,健身养生活动更加平民化和大众化，体现出较强的时代特征。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传世作品仅有2幅：一幅是为海内外所熟知的《清明上河图》，展示了北宋东京汴梁的市民社会场景；另一幅是《金明池争标图》（一般认为此图为张择端早期作品，另一说此图为南宋摹本），描绘了宋太宗赵光义在端午佳节到来之际,在皇家园林琼林苑中的金明池与民同乐，共同观赏军士龙舟竞渡、争夺锦标的胜景,这种统治者与市民共同参与观赏性体育活动的情境，充分体现了宋代开启的市民社会与市民体育的崭新图景。

2.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对民族民间体育的抑制

美国早期汉学家普遍把中国宋代类比欧洲近世社会,得出了与上述中日学者相类似的观点，即认为宋代市民社会的真正形成成为影响和改变后世中国文化社会面貌的基本依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刘子健做出了与众不同的解读,他认为所谓宋代工商业的兴盛和富民阶层的崛起其实只是一种社会表象,与欧洲近世社会“形同实异”，本质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尤其是两宋之际出现的文化分野更是决定了后世中国社会与西方的发展脉络渐行渐远。北宋前中期,皇权受到以宰相为核心的廷臣团队的制约,皇帝和臣下形成了互为拱卫、相互掣肘的稳定格局；然而北宋后期屡被北方少数民族渗透侵扰’直至“靖康之变”的严重局面。这种情形极大地刺激了宋朝君臣的心理和军队、百姓的士气,进而对既有的宫廷制度和政治文化产生巨大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皇权极大膨胀,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政治文化倾向于由“外王”而“内圣”，强调文化内向，整个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转向封闭和保守。自此以后，以科举为主导的文人社会掌控了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的话语权，传统武术和民间体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压抑，习武之人被视为粗鄙之辈,民间体育项目多被讽作斗鸡走狗不务正业，这种文化对体育的压抑传承良久，危害不小,马球运动在南宋时期的式微便是一个例证。此后，中国古代体育项目和体育文化的传承成为民族民间的自发行为，失去了坚实的社会政治支撑和足够的文化支持。

3.中国特色民族民间体育的曲折、独立传承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有关社会变迁和文化分野对古代民族民间体育的影响出现了内在矛盾的一面，即“平民化”和“文化分野”交叠的局面。这种民族民间体育变迁进程中的自在矛盾一方面内耗了民族民间体育的发展动力，使得中国民族民间体育发展落后于西方体育文化和项目的演进，造成了近代体育的西化;另一方面,矛盾又是事物变迁发展的动力，正是在矛盾斗争中，中国民族民间体育顽强地生存和传承下来，成为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宝贵体育遗产,为中国体育的独立发展提供了依据和平台。从上述意义上说，中国民族民间体育的发展演变,也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变迁进程一致，曲折而激扬，永远保持着鲜活动力和独有个性，百折不挠，历久弥坚。

四、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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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中国战国到明清时期茶叶包装的考证，阐明了茶文化的发展演变，以及不同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对茶叶包装的影响，展示了不同时期茶叶包装所蕴涵的哲学思想、审美情趣、文化特征，以及包装材料、包装工艺、设计风格及制作技艺。对现代茶叶包装创新设计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

茶叶；包装；设计风格；古代；包装材料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中国是“茶的故乡”，有着非常悠久的产茶和饮茶历史。据《神农本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可见神农氏是最早发现茶叶药用价值的，食用方式是连叶带茎咀嚼吞咽。茶叶从最初的药用发展为日常饮用，又从普通食品发展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象征和载体之一，茶道之中蕴含了古老的中华文化之哲学精髓。随着茶叶的不断推广，以及商业的发达，对茶叶贮藏和运输的需求促使了茶叶包装的诞生。中国古代茶叶包装自诞生以来，就不仅仅具备简单的包裹和贮藏功能，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既承载了文人雅士的审美情趣，也反映了民间淳朴生活的审美观；不同时期的茶叶包装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消费倾向、审美理念以及社会文化需求。纵观中国古展史，茶叶的包装经历了从简朴到奢华；从单调到丰富；从粗拙到精致的过程。研究中国古代茶叶包装发展历程，有助于深入理解茶叶包装设计过程中包装材料与包装形态，以及包装设计之间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挖掘茶叶包装中的文化承载意义。

1战国时期的茶叶包装：丝麻织品为主

《礼记•地官》中记载周代茶主要用于祭祀，作为祭品用。《晏子春秋》里记载春秋时期茶用于饮食中作菜食，茶包装无史料记载。有史料记载的茶叶包装从战国时期开始。战国时期，茶叶的需求量逐渐增加，从商业角度出发，为了贮藏和长途贩卖，人们开始将茶叶晒干或晾干来储藏，茶叶包装也随之而产生。男耕女织是战国时期社会的经济基础，农业生产的发展使桑麻植物大规模种植，染织工艺技术也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时期，相应的民间手工艺作坊与各诸侯官营作坊大量出现。因而丝麻织品成为当时包装茶叶的主要材料，这类包装材料轻便，运输便利，但防潮性能欠佳。迄今未见战国时期茶叶包装设计的相关文字和图形记载。估计其包装并无专门设计，而是以织物纹样为主，除了几何纹，还出现了鸟兽、龙凤纹样。

2西汉时期的茶叶包装：陶罐贮藏

西汉时期的茶叶包装设计未见于文字记载。西汉时期，茶叶得以普遍种植，产量提高。从当时的画像砖中可以看出，饮茶在文人及贵族中比较流行。西汉时期的陶瓷工艺技术也有了很大的创新和提高，陶器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广泛的使用，逐渐开始取代之前的漆器，日用器皿以灰陶为主。官窑和民间窑并兴，每座窑都铭文戮记，或添加吉祥语作为字铭。当时的茶为团饼茶，其存放的容器主要是当时流行的陶罐，陶罐肩部或刻有“茶”字，陶罐透气性好可以吸收茶叶中的杂味，还可以防潮、遮光。

3花样繁多的唐宋茶叶包装

唐朝始于公元618年，前后120年，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上升，自然科学技术进步，这也是茶叶生产以及发展的第一个兴盛期。茶叶开始在民众中普及，也影响着经济税收和文化，如“安史之乱”后开始征收茶叶赋税，“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这是中国第一次征收茶税［1］。唐代“茶圣”陆羽的《茶经》（世界第一部茶叶著作）中记载：“纸囊，以剡藤纸白厚者夹缝之，以贮所灸茶，使不泄其香也。”［2］可以看出唐代开始使用纸张包装茶叶用以储存。唐代文人以互送新茶作为一种交往方式，一般用白纸或者白绢多重包装，在纸上写相关的诗句，用囊袋包装的方式也十分普遍。宋代饮茶比唐代更为普及。王安石在《议茶法》中说：“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3］宋代还有“斗茶”、“分茶”等饮茶艺术。从赵佶的《文会图》中可以看到北宋时期文人雅士中盛行品茶雅集。民间饮茶也十分普遍，民间茶楼、饭馆的饮茶方式也丰富多彩，亲友邻里互相送茶交际。邻居搬家得“献茶”；来客了要“敬茶”；订婚得“下茶”，结婚还得“定茶”，同房了更是要“合茶”。宋人把唐人的煮茶法改为点茶法，并对茶的色香味有了研究，当时茶叶形态有两种，一种是团饼茶，一种是散茶。对团饼茶最简易的包装是用箬叶包裹，外再缠以棉麻丝带。这种用箬叶包装茶叶的方法也传到了日本。散茶包装有木盒，宋朱弁的《曲洧旧闻》中曾经记载蜀公与温公相邀游嵩山，各自带着茶叶，温公用纸包装，蜀公用小木盒包装，温公见了，惊曰：“景仁乃有茶器也。”［4］可见当时包装的茶器已经极为精巧了。随着宋代漆器制作工艺大大提高，漆器的普遍使用，以漆为材料制作的茶奁和茶箧在宋代也很流行［5］。宋代的印刷技术颇为成熟，因而使纸制包装得以广泛使用。在茶叶的包装设计上，受宋学思想“言理而不言情”，以及儒家和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主张设计要实用和审美统一，使得当时的茶叶包装设计简洁明快，造型追求稳重大方，线条流畅，浑然天成。艺术风格严谨含蓄、言简意繁、淡泊而隽永，充分满足了当时宋人的理性审美需求。宋代比之唐代，茶叶包装更为精致，花样繁多，同时宫廷用茶包装上的装饰纹样严整规范，等级分明，充分体现使用者身份。唐宋时期的手工艺分为官营和私营，在技术和艺术以及规模上都远远超过前代，茶叶包装也同样分为宫廷和民间。宫廷茶叶包装多选用上等的包装材质，不计成本的精益求精，造型多样，装饰繁缛，富丽堂皇，工艺精美。许多装饰纹样设计严格遵循统治阶级的等级区分，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审美情趣。如宋代生产的“密云龙”，分好几个等次，用不同的颜色区分，供给皇帝的茶，包装用黄色，赐给大臣们喝的茶，包装用绯色（官服色）［6］。欧阳修的《归田录》里也描述过这款茶叶，一斤大约二两黄金，但有金也不可得。“瑞云翔龙”是贡茶，包装奢华讲究，多为制作精良的金银器和漆器木盒等。民间茶叶包装则注重实用，制作成本比较低廉，外形简单，纹样朴实，但同样具有吉祥的意义。在唐宋时期中国的吉祥纹样得到广泛的使用，吉祥纹样起于商周，发展在唐宋，吉祥图案的特点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茶叶包装使用的吉祥图案也不例外。如法门寺出土的唐朝的茶叶包装盒，造型圆润饱满，规整而富有变化，华丽精致，植物与飞鸟，多取吉祥之意。民间茶叶包装也有十分讲究的，如用于喜事的茶叶包装，金银、漆器、瓷器都用于其中，装饰纹样也多用吉祥图案。同时生活中的题材也多用其中，如人物、动物、花卉、瓜果等，这一时期，开始出现广告与商标。

4多元文化审美的元代茶叶包装

元代是由中国蒙古族贵族建立的一个多民族的封建时期，因为这一历史原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多元文化。当时的帝王贵族对手工技术相当重视，官府的作坊在各个地区都有设置，召集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地方的手工艺人来作坊制作工艺品。由于多民族文化和多种审美的融合，以及不同手工艺技术的结合，使元代的包装呈现出与众不同差异性和工艺的精巧性。元杂剧《刘行首》有唱词“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说明茶叶是当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由于统治阶级长期过着游牧生活，追求豪华享受，和蒙古族随时迁徙、游动的生活习惯而成的游牧文化，影响了茶叶包装，包装风格浑厚、坚实、高大、厚实、抗摔，便携，具有耐久性。统治阶级的喜好也影响着当时包装的色彩。来自草原统治者们对偏爱蓝色、青色、白色，使白底蓝花或蓝底白花的包装装饰色彩十分流行。其次，在装饰纹样上，形象大多是来源于自然界的植物、动物以及云纹，其中还有游牧民族特有的动物纹饰，如马、鹰等。反映了蒙古游牧民族的审美意识中充满了对自然的崇尚以及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价值取向。元青花釉里红镂雕的茶叶盖罐，通体青花釉里红纹饰，罐盖绘有青花莲瓣纹、卷草纹、回纹各一周，罐身近口沿处绘青花缠枝花纹、卷草纹各一周，肩部绘下垂如意云头纹，云头纹内绘青花水波纹托白莲，云头纹之间绘折枝牡丹纹，设计制作极为精美。

5精工细作、丰富多彩的明清时期茶叶包装

篇7

【关键字】城市规划；城市设计；理念

前言：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在人们日程生活中并不陌生，因为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是现代年轻人选择居住城市所重视的一个主要因素，也决定着现代老年人的养老城市的选择。因此，城市规划的理念和城市设计的理念逐渐成为了不少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所打出的宣传标语，希望借此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和老年人选择自己的城市。然而，很多城市的发展都是有其自身的发展特点、文化氛围以及地域特征，并不是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形成的。所以，探讨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的内涵、功能以及历史发展概况、理论发展概况，进而分析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的区别与联系就有了意义。

一、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的内涵

（一）城市规划的内涵

城市规划是以专家决策、科学论证、发展眼光为前提，研究城市的合理布局、安排城市各项工程建设和城市的未来发展的综合部署，也是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运行三个阶段管理的前提，是城市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市社会结构发展、空间结构、经济结构进行规划。

（二）城市设计的内涵

城市设计，又叫做都市设计，现在很多设计师和理论家普遍接受的内涵是城市设计是一门学科，一门尤其关注城市公共空间的学科，一门关注城市城镇功能、城市面貌、规划布局的学科。城市设计的重点是在设计复杂过程中寻求城市中的实体安排和居民的社会心理健康和谐[1]。

二、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的功能

城市规划的功能是为城市的发展服务的，即通过对城市的发展结构、空间结构、经济结构进行专家决策、科学论证，并用发展的眼光，对城市的布局、发展、建设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依据和指导，从而对城市建设、城市运行做好一定的基础作用，推动城市建设、城市运行进入正常的轨道。此外，城市规划的功能还体现在理念上，即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是以什么样的理论进行指导城市规划的，把城市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城市，不仅考虑的是建筑实体、经济实体等，还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人文环境的建设，即依据城市特征建设富有人文气息的城市特色，利用自身的优势来完成对城市的规划。在这一系列城市规划中，最为根本的一点就是为人民服务，这也就是，城市的规划和发展都是以人为标准的，也就是说，人民对城市规划的意愿必须放在城市规划的首位，不能只依据合理规划和完整规划而忽视掉人民对城市规划的意愿。因此，城市规划的功能，简单的来说，就是为了人民的生活、工作环境更为舒服、惬意。

城市设计的功能，则是立足于城市规划，在总体城市规划的基础上进行城市设计，这些设计包括建筑的设计、环境的设计、道路的设计、人文景观的设计以及公共空间的设计。因此，相较于城市规划的理论性和指导性，城市设计更有实际性和具体性，可以把城市规划的理念通过城市设计的方式表达出来。而在城市设计之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如何使城市规划以更好的城市设计来服务于人民，这一点，在城市设计当中最为棘手而且难度也最大，这是因为，在当前的城市设计中，所有的建筑、环境、景观、活动空间都不是在城市规划的指导下进行了，而是依据人民的需求与否进行城市设计。这就使得在很多时候，会出现很多城市规划中所没有的一些城市设计，这就导致了城市设计在实际执行总会出现不合理的地方。因此，城市设计好与坏的标准也就没有一个准确的标准。而城市设计的功能，简单的来说，就是服务于人民，用具体实际的建筑、空间来实现人民生活的惬意、舒服[2]。

三、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的发展进程

城市规划是随着文明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人类居住环境的改善、城市的出现而不断发展的。在世界上，城市规划这一概念和理论都出现的非常早而且成熟，在实践上也取得惊人的成绩。

城市规划在中国，主要是与我国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在古代中国典籍中，我们会发现一些对城市规划的记载，如《考工记》中的都、王城、诸侯城的不同城市的建设制度，还有道路系统和用地功能分区。在《商君书》中更是提到了农田土地分配比例，并要发展人口、粮食、建城等相应条件。在《墨子》中更是记载了城市建设与城防的重要性，以及城市规模与农田、粮食的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我国古代城市的规划主要着眼于军事思想和整体观念，讲求城市与自然的关系，重视等级观念。这在我国后来的城市发展也有所体现，都是更为重要的是越来越强调城市的结构形态，即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城市功能分区，形成不同的功能区域，完成城市规划的不同功能。

城市规划在西方，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出现《建筑十书》，系统阐述了城市环境卫生、城市选址、城市公共建筑布局等原则，并提出了理想城市的模式。到了中世纪，逐渐形成以教堂为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到了近代，则基于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多样化的城市规划理论。

城市规划在现代，东西方的城市规划都着重于城市规划理论的建设、城市规划的实践以及城市建设立法，逐渐的融合各种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是城市规划越来越科学、越来越符合人民生活的意愿。

城市设计则是新近发展起来的学科，最早出现在欧美国家，这是因为随着现代城市的发展、经济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和对生活环境的要求提高，导致现在城市中功能分区的增多，这就为城市设计在实际建设中带来了复杂性和多样性。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在城市设计上进行了丰富的实践，促使了城市设计飞跃式的发展[3]。

四、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的关系

（一）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的区别

城市规划是对城市总体上的规划，而城市设计是城市规划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城市规划对城市设计具有指导性，城市设计是在城市规划的指导下进行相关的设计和施工。因此，城市规划就具有数据性和抽象性，而城市设计却表现出图形化和具体性。

（二）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的联系

城市规划是城市设计的蓝图，从上面介绍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的发展历程中也可以看到，城市设计是在城市规划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是对城市规划的具体实践。而且，城市规划的理念和城市设计的理念也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为了人民的生活更美好而进行规划和设计的。

结语：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在内涵上就可以看出区别与联系，而且在功能上，城市设计也是以城市规划为基础进行设计和建设的。从发展历史上来看，城市规划具有悠久的历史，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城市规划的理论和实践都有丰富性和系统性，使得世界城市的发展取得了质的飞跃。而城市设计的理论和实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发展起来的，是一个年轻的学科，但是在城市规划的指导，也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薛静，余翔.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的关系[J].天然气与石油，2010，02：59-62.

篇8

记者：林老师，您好！您一直从事小学语文教学的相关研究，也是我们《小学语文教学》的签约作者，与国内许多小学语文老师是老朋友了。您主持的“林志芳工作室”是设立在高等院校的一所以小学语文教学为研究方向的名师工作室，这与我们熟悉的一线名师的工作室可能有所不同，请您先介绍一下工作室的基本情况。

林志芳：“林志芳工作室”成立于2014年3月，是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设立的教学名师工作室。很多老师觉得奇怪，一所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怎么会设立研究小学语文教学的名师工作室？其实，我所在的学院是初等教育学院，学院的前身是山东省济南师范学校，这是一所培养小学师资的百年老校。2011年，它与济南幼儿师范学校合并升格，成为了今天的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校全省招生，培养本科与专科层次的学前师资与小学师资。我所在的初等教育学院就是专门培养小学师资的。我们有语文教育专业，我在学院里主讲的课程就是“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工作室的设立就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学校与基础教育的联系，开展小学语文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我担任工作室主持人，同时也是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课程组的负责人。工作室核心成员共有5人，分别是李奎艳、罗怡、孙爱萍、李平、于琮。他们都是学院的骨干教师，在学院里分别承担着现当代文学、儿童文学、写作、书法和古代文学的教学任务。我把他们邀请到小学语文教学研究的领域中来，就是让他们以各自不同的学科背景观照小学语文教学，在本专业与小学语文教学的交界处寻找自己专业发展的增长点。比如，李奎艳老师是教现当代文学的硕士，在学院中承担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任务，她在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课程组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小学课文中的现当代作品解读”；于琮老师是教古代文学的硕士，在学院里主要承担古代文学的教学工作，她在课程组中的主要研究任务就是“小学古诗词教学”；罗怡、孙爱萍、李平三位老师则分别是从儿童文学、写作教学、书法的角度切入小学语文教学的研究的。

另外，工作室的成员还有来自一线的小学语文教师、教研员，他们大多是我校的优秀毕业生，现在在小学语文教学的领域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就，是所在区县的骨干教师。我们常常去他们的课堂观课议课、学习研究，也常常邀请他们回到母校为在校的师范生们进行教学指导。可以说，一线教师的加入，使我们的团队更有希望实现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的沟通。

二、在实用与审美的两端观照语文的核心素养

记者：您和工作室的核心成员都是师范院校的教师，虽然不直接从事小学语文教学的实践，却是小学语文教学的观察者、研究者。那么，你们对语文教学本身有怎样的认识与理解？或者说，你们在观察与审视当前的小学语文教学时秉持了怎样的语文态度、语文观？

林志芳：关于语文教学本身，我们呼唤中庸的语文教育哲学，主张语文教学在实用与审美的两端行走。当前，我们关注“核心素养”的讨论，我想，语文学科的核心素养应该至少包含了实用与审美两个层面。

2011年版《语文课程标准》将语文课程定位为“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其实，语言文字运用就是“言语”，语文这门课与其他学科最大的不同也就在于它的言语性。王尚文先生在《语言・言语・言语形式》一文中比较了语文与其他课程的区别：其他课程学的是言语内容，即教材“说了什么”，而语文课不仅要学习言语的内容，还要学习言语的形式，即教材是“怎么说”的。

将语文的学科性质定位于“学习语言文字运用”，再加上“综合性、实践性”，就把语文课程与其他课程区别开来。这种定位表现出的是一种清醒的课程边界意识，是语文教育改革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内在反思与审视，并最终指向语文教育的价值叩问。这让我们将目光投向“语言文字运用”，投向语言本身，因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只有语言才能使人成为万物之灵。

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不要陷入“工具主义”“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的纯理性窠臼。我们应该时刻提防一种非此即彼的怪圈：强调言语形式，就和内容说再见了；强调语文知识的回归，就试图按照自然科学的结构来构建语文的知识框架。其实，若是我们回头看看我国语文教育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我们的语文 教育没少在这上面吃苦头，摔跟头。

巢宗祺先生明确指出：语言文字运用包括实用运用与艺术化运用，语文的学习与教学须在“语言文字运用”上下功夫，包括实用的语文运用和审美的语文运用。强调“运用”，不是要将语文引入“实用主义”的樊篱，因为，“语言文字运用包括生活工作学习中听说读写活动以及文学活动”。而语文教育的主要材料，即我们的教材，大多是文质兼美的文学作品，这是艺术化的语言文字运用，也就是审美的运用。

我们要培养学生实用的语文运用能力与素养，也要培养学生审美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与素养。

这里似乎隐含着一个矛盾：我们的教育材料是审美的，而我们的教育目标如果仅仅是实用的，仅仅要把“教材做个例子”，就会出现实用与审美的纠结。仔细分析当前小语界课例，就会发现执教者面对文本的这种矛盾与纠结，以及这种矛盾不可调和而产生的焦灼。

其实，当我们强调语文的工具性时，我们的态度是实用的，当试图将语文科学化时，我们的态度大抵在“求真”，当我们呼吁语文教育的人文精神时，我们主要在“求善”，我们不要忘了，在“真”与“善”的上面还有一层更高的追求，那就是“美”。美，就是“无为而为的欣赏”，就“用”字的狭义来说，美是最没有用处的。但是，美的需要也是人生中的一种饥渴。朱光潜曾说过：“在有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环境需要的奴隶；在无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自己心灵的主宰。”

语文学习的目标包括实用的目标，也包括审美的目标。也许，在这个喧嚣而浮躁的时代，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泛滥的时代，对美的追求更为急需也更为可贵。我们清楚地知道教育功能的局限，但是，我们仍要带着孩子们去追寻一种“胸无纤尘”的境界。

这样说来，倡导语文教育实用目标与审美目标的协调配置，倡导“无所为而为”的欣赏，既是一种出世的艺术化理想，也是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入世情怀。朱光潜先生说，“人，只有以出世的精神方能做入世的事业”，语文其实也一样。

三、小学语文教学研究的师范视角

记者：您从事小学语文教学研究的情况我们是比较熟悉的，我关注到您做了许多的名师课例研究，并且在文本解读、语文教学内容等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思考。那么，“林志芳工作室”作为一个学术团队，它又有哪些研究视角？

林志芳：“林志芳工作室”是一个以“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为研究核心的学术团队，与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相关的一般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都是我们研究与学习的内容。在此基础上，我们也有自己的研究专题。

当代小学语文名师研究。我们关注小学语文教学的现状，研究名师教学思想，以此为学生提供优秀小学语文教师专业发展的案例，并在此基础上观察课程改革以来小学语文教学思想的发展`与变化。大家熟悉的于永正、贾志敏、王崧舟、薛法根等特级教师都是我们学习与研究的对象。当然，因为我和孙爱萍都是王崧舟老师的入室弟子，所以对王老师“诗意语文”的研究更多一些。特别要说明的是，我们还把“聂在富语文教学思想”作为我们重点研究的内容。聂老师是我校退休教师，他是小学语文教育专家、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委之一，也是《小学语文教学》的老作者、老朋友。对聂老师语文教学思想的研究不仅仅是校本资源的开发，更是我们对百年师范传统的追慕与继承吧！

儿童阅读研究。我们认为小学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引导儿童学会阅读。因此，我们把儿童阅读当作研究的一个专题。除了儿童阅读心理、儿童阅读习惯、少儿图书分级阅读指导等相关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之外，我们还积极地参与到儿童阅读推广的活动中来。近两年来，我们与济南市图书馆、济南市全民学习中心、济南出版社、青岛书城、琴岛教师成长工作室等单位合作，举办儿童阅读指导、农村教师培训等公益活动30多场。目前，我们正致力于小学生课外散文阅读的图书编写工作，将与济南出版社合作出版《小学生小散文100课》。

传统文化在小学语文师资培养中的渗透。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专题。目前，国家非常重视中小学的传统文化教育，但是，在现实中，专业的传统文化师资严重缺乏，这使得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很难真正有效地开展。这种现状也倒逼师范教育的改革。我们试图在小学语文师资的培养过程中，有计划地进行传统文化的渗透，希望能够培养可以兼任小学传统文化课程教学的小学语文师资。工作室派于琮老师参加了首都师范大学举办的传统文化师资培训班，指导学生成立国学研究社团――“虚静国学研究会”，并积极开展茶艺、书法、吟诵等传统文化活动。国学研究会曾多次到各小学交流演出，并赴首都师范大学、中南大学、临沂大学等高校参加各种文化交流活动。

与此同时，我们还密切关注中小学国学经典课程建设的相关情况，倡导国学经典课程建设的文化自觉。

记者：儿童阅读指导与传统文化或者国学经典教学可以说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补充，甚至已经成为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众多小学语文教师也正致力于这样的教育实践。请问在从事这个专题的研究与实践时，你们与一线的小学语文教师的思考有何不同？

林志芳：相对而言，我们可能会更关注和强调本体论层面的

研究。

就儿童阅读指导而言，普通的小学语文教师往往在阅读方法、阅读策略、阅读技巧等方面着力，我们可能会首先关注“阅读的本质”“阅读对儿童精神生命成长的意义”“儿童的学习心理与接受心理”等相对上位的问题。例如，在做一些阅读推广时，我都会跟家长和孩子们分享自己对阅读的理解：阅读在本质上是一种生存的方式，是一种精神的寻找与确证。阅读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获得知识，它是一个生命在静观另一个生命时所溢出的感动与狂喜。

在传统文化或国学经典教学方面，我们会更注重“文化的自觉”。“文化自觉”是先生于1997年提出的观点。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和所具特色，并对其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它是指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与自我创建。

目前，传统文化与国学经典教学都非常“热”，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大多数学者、教师进行传统文化或国学经典课程建设的动力与热情主要源于集体的文化乡愁。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几十年里，工业现代化为人们带来丰富的物质成果，同时也造成了信仰危机、道德危机和环境危机。随着片面强调科学技术与理性主义的现代化的弊端日显，以及后现代化反思的兴起，人们开始重新打量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试图在日益喧嚣浮躁的外在环境中找回人与自我生命对话的澄明与安宁。此时，注重“德性”、强调“内圣外王”“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等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种人文传统恰好可以弥补工具理性的弊端，为人们提供了可能的救赎之途。

于是，带着“返乡”的冲动，社会上热闹地兴起了国学热。其间，有对传统文化真切的追寻，也不乏各种利益驱动下的政治或者商业的“炒作”。中小学的传统文化或国学经典课程的建设，也呈现出“一拥而上”“泥沙下”的状态。

我们提倡文化自觉，意在提醒参与传统文化或国学经典教学的老师们（包括我们自己）对我们的文化传统、现实境况要有清醒的自知，对课程的未来发展要有一定的思考，并对课程的文化建设要有自觉的创新。只有在历史的视域中，在与西方文化的对照中，我们才能看清中国文化的特点，清楚它的长处，也承认它的“短板”，不盲目自大或者自卑，从而建立起真正的文化自信。另外，当我们怀着重塑精神家园，乃至复兴中国文化的期待，深情满怀地进行传统文化或国学经典课程开发的时候，还必须直面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文化断层所带来的痛楚以及文化重塑的艰难。

四、致虚守静的语文人生

记者：我在照片上看到您的工作室在学校里有一个典雅洁净的实体空间，名为“虚静斋”，这样的命名包含了您与您的团队怎样的文化追求？工作室的墙壁上有一方中国印，我看到是篆体的“语文人生”四个字，这里面又蕴含了你们对语文教学怎样的理解？

林志芳：工作室建在我们学校的图书楼，面积不大，大概有30多平方米，但是我们完全按照自己的设计进行了布置与装修，使它成为一个洁净典雅的场所。工作室面山而居，室内备有古琴、笔墨、茶具等，工作室的成员可以在这里看书习字、品茗论道、抚琴吟诵。工作室命名为“虚静斋”，“虚静”二字取自《道德经》：“致虚极，守静笃”，寓意工作室的每位成员以澄净的心态、笃实的态度观照学科发展的规律，追求“一真在抱”“复见其天地之心”的生命境界。

“语文人生”首先意指语文学科对学生生命成长的影响。语文教学的目的就是成就学生丰富、诗意、优雅的言语人生。其次在于提醒工作室的每一位成员，语文教学的研究从来不是外在于我们生命之外的东西，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们拥有怎样的语文，就拥有怎样的人生。这是教师的学科依附性，更是教师从业状态的审美化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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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业绩评价体系理论基础研究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及如何将优先或者稀缺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社会科学。伴随着人类历史上的三次科技革命，经济学理论体系发展日臻完善，为公司业绩评价理论的构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委托理论 公司业绩评价属于公司治理的范畴，而公司治理又可以追溯至委托关系的产生。美国经济学家Berleh和Means（1932）洞悉了美国企业所有权兼具经营权的做法存在极大的弊端，在其《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中提出了“委托理论”，倡导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所有者保留剩余索取权，将经营权让渡给职业经理人。委托关系中的基本问题是人问题。所谓委托问题是指由于企业经营存在不确定性、委托人与人之间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等原因，导致人可能偏离委托人目标，从而发生毁损委托人的利益的行为。公司业绩评价为委托人提供了有效约束人制约机制，包括人的选聘机制和激励机制。委托理论是契约理论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逻辑起点，为R.H.Coase的企业契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R.H.Coase的企业契约理论 在建立一种理论时，经济学家常常忽略对其赖以成立的基础的考察。在经济学发展历史上，美国制度经济学家R.H.Coase（1937）首次提出了企业的本质这一概念，这也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前提假设。R.H.Coase认为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企业的本质就是人与人通过签订“契约”而形成的组织。这就有必要对企业缔结“契约”一方的“受托责任”进行业绩评价。这种观点强调了企业的市场行为，但忽视了企业最重要的生产产品和创造剩余价值的职能，把交易和契约抽象化和扩大化了。

（三）利益相关者理论 Penrose（1959）在其《企业成长理论》一书中提出了“企业是人力资产和人际关系的集合”的观念，从而为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奠定了基石。20世纪60年代，以Eric Rhenman、Igor Ansoff和Russell Aekoff为代表的美国管理学家逐渐丰富了利益相关者理论，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全面的理论体系，适用性很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Freeman（1984）年在其《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分析方法》一书中，正式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该理论认为战略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者为综合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而进行的管理活动，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是指能够影响企业目标的实现或被企业目标的实现所影响的个人或群体。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绩效评价的影响和作用机制是不同的。Shrivastava（1995）通过研究发现，重视环境保护可以改善企业形象，提高客户、雇员对企业的忠诚度，降低企业为建立、维持与未来利益相关者之间良好关系的成本。Freeman（1997）考察了市场对企业从事不负责任或违法活动的反应后发现，市场对公司不负责任或违法行为反应十分敏感，公司的市场价值显著下降，相反，提高顾客满意度可以促进企业业绩的提高。

（四）核心能力理论 美国学者C. K. Prahalad和英国学者G. Hamel（1990）在《哈佛商业评论》所发表的《公司的核心能力》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企业核心能力。此后，核心能力理论成为管理理论界的前沿问题之一被广为关注。该理论认为企业的核心能力是企业拥有的关键技术或隐性知识，是企业拥有的一种智力资本，它决定着企业决策和创新的源泉。核心能力理论以能力为分析工具，强调核心能力对企业业绩的决定作用，主张通过核心能力的培育来创造竞争优势，从而改进企业业绩。所以根据核心能力理论，在对公司业绩进行评价时，要考虑到反映其核心能力的形成和保持方面的指标。

二、业绩评价体系演进研究

公司业绩评价体系是实施业绩评价的标准，决定着公司业绩评价的科学性和效益性。业绩评价体系随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而逐步演进，形成了一系列的指标体系。

（一）复式簿记业绩评价理论 “文艺复兴”运动和“地理大发现”，推动了欧洲海外贸易的发展，使欧洲成为世界商业的发展中心。同时，也带来了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深刻变化。卢卡·帕乔利从数学和经济管理结合的角度，对威尼斯式簿记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发现了其具有很大的缺陷，进而提出了复式簿记的科学性，这为其后来从理论与实务两方面研究借贷复式簿记奠定了思想基础。他的巨著《数学大全》（1494）开创了世界会计发展史上的新时代——卢卡·帕乔利时代，把古代会计推进到近代会计的历史阶段。卢卡·帕乔利借助复式簿记对商业活动进行科学的计量、考核和评价，从而成为企业业绩评价体系的雏形。

（二）杜邦分析体系业绩评价理论 Donaldson Brown（1903）在担任美国杜邦公司财务高管时，提出评价企业业绩最具综合性和代表性的财务指标——净资产收益率，并对其层层分解至最基本生产要素的使用，成本费用的构成和企业风险，从而满足通过财务分析进行业绩评价的需要。杜邦分析体系的优点在于：一是突出了“股权至上”的思想，通过对业绩的评价，可以满足股东的需要；二是它突出了对企业经营管理活动协调性的分析。然而，杜邦分析体系不能将各指标联系起来分析其对总指标的影响程度，并不能满足企业加强内部管理的需要。哈佛大学教授Palepu（2001）在其《企业分析与评价》一书中提出了以可持续增长率作为杜邦分析体系的核心指标，并对这一指标进行了层层分解，实现了对原有杜邦分析体系的变形和补充，但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加州大学Alex教授和波士顿大学Zvi Bodie教授（2003）在《投资学精要》一书中提出了杜邦分析体系的“五因素”分析，认为传统的杜邦分析体系中的销售净利率应进一步分解为利息负担率、税收负担率和销售报酬率三个指标。

我国学者大多是先分析杜邦分析体系的局限性，再提出改进措施。余宏奇（1999）针对上市公司业绩评价指标最早提出了以每股收益为核心指标对杜邦分析体系加以改造和运用，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了现金流量指标，从而使改造后的杜邦分析体系能够提供更加准确、有效的财务信息以更好地服务于上市公司的综合业绩财务评价。乔建平（2009）提出了以每股收益为核心的改进的综合财务分析方法。新的综合财务分析体系引入了“经济利润”这一概念，按照企业活动的不同类型把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进行了调整，把资产分为经营资产和金融资产，把负债分为经营负债和金融负债，以及经营活动损益和金融活动损益等，突出了经营活动对企业业绩的重大影响。

（三）沃尔评分法业绩评价理论 亚历山大·沃尔（1928）在其《信用晴雨表研究》和《财务报表比率分析》两本书中提出了信用能力指数的概念，他选择了7个财务比率即流动比率、产权比率、固定资产比率、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和自有资金周转率，分别给定各指标的比重，然后确定标准比率（以行业平均数为基础），将实际比率与标准比率相比，得出相对比率，将此相对比率与各指标比重相乘，得出总评分，以此作为评价企业业绩的指标。该业绩评价体系将互不关联但又十分重要的财务指标按照权重予以综合联动，较以往单一的财务评价指标有很大进步，但其在选取这7个财务指标和确定三类指标评分值比例关系时缺乏理论支持。

（四）托宾Q值业绩评价理论 以杜邦分析体系为代表的利用会计报表衡量公司财务业绩的做法遭到众多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这种评价业绩体系无法反映现在和将来的公司价值，其代表人物有Brainard、Tobin和McGow。Tobin（1969）在《A General Equilibrium Approach to Monetary Theory》一文中提出以托宾Q值（Tobin's Q）作为衡量企业业绩的指标。所谓托宾Q值就是指公司的市场价值与其重置价值的比率。Tobin认为利用这个比率可以很好地度量和评价公司管理层创造的价值大小。即：Tobin's Q大于1且越大，表明公司管理层创造大于投入资产的成本，也表明投资者愿意支付高于资产重置成本的价格来购买企业。虽然托宾Q值业绩评价在衡量企业价值方面有很大的进步，但与传统的财务评价方法一样，只能用来评价历史的和目前的表现，并不能用来预测企业未来的业绩和价值。

（五）经济附加值（EVA）业绩评价理论 传统的财务指标评价体系和托宾Q值（Tobin's Q）仅能利用历史信息对企业进行业绩评价，对于企业未来或长期的业绩或价值却束手无策。Stern 和Stewart（1991年）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公司业绩评价指标——经济附加值（EVA），其理论渊源是MM理论关于公司价值的经济模型。该业绩评价体系认为公司业绩评价应该以一定时期的公司税后经营利润减去所投入的资本成本，这里的资本成本是债务资本成本和权益资本成本的加权平均数。经济附加值（EVA）如果为正值，则表示企业获得的收益高于为获得此项收益而投入的资本成本，即企业为股东创造了新价值。相反，如果为负值，则表示股东的财富在减少，企业的价值在毁损。如果值为零，则说明企业的利润仅能满足债权人和投资者预期获得的收益，投资者的财富既未增加也未减少。陈琳（2004）以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EVA业绩评价指标及传统会计评价指标与市场增加值的相关关系，发现EVA在评价市场增加值方面要优于会计评价指标。经济附加值（EVA）比其他方法更能真实反映公司的经济利润，与股东的价值创造直接相关联，但其无法对非财务业绩进行评价，仍不完善。

（六）Peter F.Drucker业绩评价理论 随着核心能力理论和知识经济的发展，非财务指标评价体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在1986年提出了测评企业业绩的五项指标，分别是盈利能力指标、流动性指标、投入产出效率指标、创新性指标和市场声望指标。在这些指标中，创新性指标和市场声望指标首次被作为非财务业绩评价指标，对完善公司业绩评价体系作出了巨大贡献。

（七）业绩金字塔（Performance Pyramid）业绩评价理论 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逐步推动了企业业绩评价体系的发展。企业战略管理最主要的特征是目标的长期性、全面性。管理者在进行决策时，应该关注企业内外众多要素的影响。公司业绩评价必须有利于长期目标的实现，评价体系的设计要有利于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形成，所以在公司业绩评价体系中要把财务因素和非财务因素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强调对业绩动因的计量和反映，如企业战略、市场占用率、质量指标、服务水平等。Kelvin Cross和Richard Lynch于1990年提出了一个能把企业总体战略与财务和非财务因素结合的业绩评价系统——业绩金字塔体系。公司总体战略位于最高层，由此产生企业的具体战略目标，并向企业组织逐级传递，直到最基层的作业中心，同时，业绩信息渗透到整个企业的各个层面。业绩评价金字塔体系强调了组织战略在确定业绩指标中的重要角色，反映业绩目标和业绩指标的互赢性，为正确评价企业业绩作出了重要贡献。

（八）平衡计分卡（BSC）业绩评价理论 随着组织行为学的提出和进一步发展，公司业绩评价也得到相应的发展。美国著名管理会计学家Robert Kaplan和美国复兴全球战略集团创始人兼总裁David Norton于1991年进行了“衡量未来组织业绩”研究，在总结企业业绩评价体系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平衡计分卡评价体系。平衡计分卡反映了财务、非财务衡量方法之间的平衡，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之间的平衡，外部和内部的平衡，结果和过程平衡，管理业绩和经营业绩的平衡等多个方面，所以能反映组织综合经营状况，使业绩评价趋于平衡和完善，利于组织长期发展。平衡计分卡打破了传统的单一使用财务指标衡量业绩的方法，解决了EVA难以解决市场占用率、创新、质量和服务、雇员培训等非财务因素的问题，被《哈佛商业评论》评为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管理工具之一。

绩效棱柱（Performance Prism）业绩评价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发展使得众多学者对公司业绩评价体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此背景下，克兰菲尔德学院教授Andy Neely与安达信咨询在2002年联合开发了一种三维业绩评价框架模型。用棱柱的五个方面分别代表组织绩效存在内在因果关系的五个关键要素：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利益相关者的贡献、组织战略、业务流程和组织能力。与平衡计分卡相比，绩效棱柱模型从只关心一个或两个利益相关主体的观念中转变过来，逐步关心所有重要的利益相关主体，在从利益相关主体那里得到贡献的同时，还关注利益相关主体的满意。该模型创新之处在于既强调了利益相关主体价值的取向，又测量了利益相关主体对组织所做的贡献。

三、结论

业绩评价体系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逐步演进，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为业绩评价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从委托关系理论的提出到公司契约论的产生，再到利益相关者理论和核心能力理论诞生，可以看出公司业绩评价理论体系的逻辑基础是建立在委托关系之上。业绩评价体系的演进过程经历了从最初的复式簿记开始，发展到当今的绩效棱柱业绩评价体系，先后克服了威尼斯式簿记在业绩评价中的缺陷、杜邦分析体系无非财务评价指标的弊端、托宾Q值（Tobin's Q）无法对企业未来的业绩或价值进行评价的短板和EVA无法与企业战略及利益相关者相配合的缺点。这种演进的推动力是社会经济的复杂性和深入性日益加深。

目前，我国尚未构建一个完整而有效的公司业绩评价体系，这主要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第一，我国计划经济时代持续的时间很久，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十分浓重；第二，我国的资本市场起步较晚，资本市场还不能真实、公允反映出市场价值与业绩评价的关系。我国目前正在推行的利用EVA对国有企业进行业绩评价收效甚微，业绩金字塔评价体系、平衡计分卡评价体系等尚未被利用。西方的业绩评价体系的发展历程对我国公司业绩评价体系理论的研究有如下启示：第一，业绩评价体系理论研究应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我国学者应在坚持规范研究的同时，吸收、借鉴国外实证研究的方法、思路，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进行实证研究。第二，要注意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发展，结合本专业的实际，进行跨领域的综合性研究，努力扩展研究视野和思路。第三，要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进行研究。我国的国有企业历史包袱重、资本市场有效性还很弱、法律制度和税收制度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我国学者在进行公司业绩评价体系研究的同时，不能生搬硬套。

参考文献：

[1]陈琳、王平心：《EVA与传统会计评价指标关系的实证研究》，《管理评论》200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