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转型路径范文
时间：2024-01-09 17:35:13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能源转型路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2013年6月，笔者有幸成为教育部第11期赴美“高职院校领导海外培训”项目的一名成员，系统考察了美国的职业教育。为期一个月的考察培训，我们分别到访了美国的联邦教育部社区学院协会（AACC）、劳工部、亚特兰大技术学院管理中心（TCSG）等与职业教育有关的管理服务机构，深层次接触了美国的社区（技术）学院（我们第一组在亚特兰大技术学院集中学习培训达两周之久），大家带着问题，深入课堂、相关职能部门、实验实训场所、合作办学企业，访谈各级管理层，近距离接触ACT师生，通过培训、考察、交流、讨论与总结，对美国的社区学院有了全新的认识。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适值当前高职院校招生工作的新形势，直面大批高职院校因生源问题陷入发展困境的现实，笔者试图通过对美国社区学院教育职能的研究，以探寻缓解我国高职教育单一学历教育所面临困境的途径。
一、美国社区学院教育职能简析
美国的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是指为100英里范围内的受教育对象提供高等教育和职业训练的学院。美国的社区学院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目前，全美约有1 700所社区（技术）学院，1 300万注册学生，约占高等教育总人数的42%，约有45%的首次读大学的学生和49%的所有小数族
裔大学生都进入社区学院就读。美国经济称雄世界，其重要因素是人才，美国成为世界人才的“高地”，得益于它的教育体系，而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社区学院是其雄霸天下的伟大创举，也是美国教育体系成功的标志。
美国是个州立法的国家，社区学院实行开放式、多层次办学，分为学分制和非学分制教育，尽管各地的社区学院特色各异，但是，其基本教育职能是一致的，转学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社区培训是美国社区学院的三大主要职能。[1]
（一）转学教育职能
转学教育（又称升学教育），是社区学院创办初期的主要职能。美国的社区学院，诞生于美国由农业经济社会向工业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当时为满足美国内战后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在大学之外创建的一种大学前教育的层次。其职责是专门承担大学一、二学年的课程，注册研修读大学转学课程的学生可以选修与四年制学院或大学的学士课程一样的课程，达到规定的学分即可申请转学，通过转学教育的学生可以直接进入大学三、四年级学习。从考察的几所社区学院看，目前转学教育在社区学院教育中仍然具有一定的市场，如哈伯学院（Har par Collge，是一所以美国“社区学院之父”哈伯之名命名的一流
社区学院）在医学、生物、工程等专业转学学生的比例超过50%。美国的社区学院水平参差不齐，较之社区学院逊色一些的技术学院，转学学生的比例则较低，如我们重点考察的亚特兰大技术学院（ATC）的转学比例就极少，2012年该学院甚至没有转学的学生。可见，美国的技术学院与社区学院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当然，转学教育仅限于与社区学院签订协议的四年制大学。转学教育的课程基本上是通识教育的课程，主要分为语言、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体育等。
（二）职业技术教育职能
职业技术教育（又称为终结性教育、进入专业的教育、科技教育、专业生涯教育等），是相对于转学教育的一种形式，为劳动者职业发展提供技能培训及职业资格认证。尽管其表述形式不一，但是其核心都是为具备一种职业能力而接受的教育。[2]
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视职业资格的国家，一般从事某一职业必须具有相应的职业资格。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是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年代，深受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职业教育逐渐成为社区学院的主要职能。据美国社区学院和初级学院协会20世纪70年代初在各州社区学院学生中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社区学院职业技术教育达43%。职业教育是美国社区学院发展至今的主要职能之一，并至今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社区培训职能
除上述两种职能外，美国的社区学院还为当地各个年龄段的公民提供机会参与学习和服务，为社区失业人员创造学习技术、寻找就业的机会，以满足社区居民提高自身素质、更新知识水平的需要。入学的人员种类包括高中毕业生、在职人员、失业人员、残疾人员、家庭妇女、退休人员等，许多社区学院承诺：“社区中每一个想要学习的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适合于他的一套桌椅”。[3]
开放灵活的教学模式，以人为本的个性化服务，学费低廉等特点，是美国社区学院长久不衰的秘诀所在。
二、我国高职教育职能定位及其弊端
2016年7月份的《2016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蟾妗废允荆?近年来，我国高职毕业学生就业率稳中有升，高职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已连续3年超过90%，毕业生月收入连续五年增长。在“风景这边独好”的形势下，职校生的不公平社会地位、经费投入的不平等待遇、生源数量和质量直线下降等使得高职院校却叫苦连天，尤其是近年来生源问题（2016年安徽省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计划97000余人，最后考生确认仅为62000余人（含允许按计划扩招20%），计划完成64%，71所参加分类考试招生的学校中有23所考生确认率低于50%。[4]）已经直接威慑不少高职院校的生存。如何看待这种冰火两重天的境遇，作为高职院校，是寄希望于“升本”馅饼降落，还是着眼于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倒逼高职教育职能转化的现实，以自己特有的职能在高等教育系统中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明确提出“高等职业教育重点培养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需要的发展型复合型和创新型的技术技能人才”。很明显，我国高职教育就是培养复合型和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国的高职教育从诞生至今，其90%以上的精力都放在普通高等职业教育的学历教育上，教育职能单一。同时，未能处理好“高等”与“职业教育”之间的关系，绝大多数高职院校一味追求高等教育“高大上”职能，高职教育基本沦为本科教育的“压缩饼干”，不少高职院校在办高职的同时，念念不忘有朝一日“升本”，“高烧不退”，忽视了“职业教育”的本质职能，因此，导致人才质量与社会需求脱节、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需求脱节、职业能力与企业需求脱节。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拘囿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我国高职院校教育职能转型的路径选择
美国社区学院围绕社区经济发展需要，设置专业和开设课程，满足企业需求，社区学院的学生主要来自学院所在社区，学生毕业之后大部分留在当地，社区学院与社区经济发展之间高度融合，这种准确的职能定位很好地促进了社区经济的发展。针对我国高职教育较为单一的学历教育职能现状，笔者认为，应当很好地借鉴美国社区学院的经验，重心下移，拓展职业教育的职能，促进高职教育的健康发展。
（一）学历教育：打通职业教育“立交桥”
我国的高职教育已经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在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高职教育功不可没。但是，由于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未能真正建立，义务教育后普高教育与中职教育的分流问题、中职后继续升学渠道问题、高职教育“断头教育”问题等，在国家层面顶层设计上“雷声大雨点小”，在中国几千年传统的“学而优则仕”思想影响下，职业教育社会地位认可度低，吸引力不强，职业教育低层次教育状况未能得到根本改观。这里不妨借鉴美国社区学院的转学教育做法：对高职院校中希望继续升学的学生，实行注册学分制，选修与四年制大学的学士课程一样的一、二年级课程，达到规定的学分即可申请转学，然后进入大学三、四年级学习。同样，中职学生可以选修高职教育，达到规定学分后，进入高职学习。通过职业教育的“立交桥”，使进入职业教育序列学习的学生，就业有路，升学有门，能够量身打造科学规划自己的未来。
（二）职业技术教育：促进职业教育理实“零对接”
美国社区学院职业技术教育职能能够经久不衰，得益于开放灵活的办学机制、保障有力的办学经费、精良的专兼职师资队伍、主动自愿学习的学生群体。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教育投入的加大，我国高职教育的经费保障有了根本改观，但是，僵化教条的传统教学模式、缺乏实际操作能力的职业教育师资队伍、企业主动参与职业教育的动力缺失、外加一群被动接受教育的学生，这就决定了我国职业教育的现状不会出现较好的改观。
这里可以借鉴美国社区学院职业教育的做法，第一，从政策层面鼓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投入，尝试混合所有制办学模式，企业可以以先进设备等投入学校办学，改善学校实践教学环境，解决实习、实训条件不足问题；第二，在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准入上提高对专任教师的任职资格条件，同时吸引大量一线的企业能工巧匠作为职业学校的兼职教师，形成真正“双师”素质教师，强化教学环节的动手能力培养，为学生顺利获取专业技能证书，提供有力的师资支持；第三，严格行业准入条件，实行行业从业资格证书制度，提升高技能劳动者的待遇与社会地位，使高技能者在社会上受人敬重；第四，在初中义务教育阶段，提前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的引导，对部分基础较为薄弱的学生，提前培植职业教育的思想，使进入职业院校学习的学生由“要我学”为“我要学”。
（三）社区培训：培育终身教育“主阵地”
篇2
关键词：碳解锁；技术进步；制度改革；碳税
自从“碳解锁”概念在2002年被西班牙学者Unruh提出后，便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十多年以来，随着低碳理念的普及和低碳技术的进步，人类探索低能耗、低排放的生产和消费活动的进程也有了一定发展。然而“碳锁定”效应的存在使得低碳社会的发展进程受到巨大阻碍，并呈现世界性的“碳复制”趋势。
因此，在深入了解碳锁定形成机理基础上，寻求国家或者地区碳解锁路径，实现低碳可持续发展，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
国内外学者对碳解锁研究主要集中在碳解锁的内涵及内在机理、解锁路径和解锁政策等方面。文章主体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国内外研究现状，主要阐述碳解锁的内涵及发展历程。并对碳解锁路径――主要是技术进步的解锁路径和制度改革的解锁路径进行综述；第二部分对当前相关文献的研究对象、理论支持和研究方法进行整理总结；第三部分是对当前碳解锁研究的述评和展望。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碳解锁发展历程
碳解锁最早由西班牙学者Unruh（2002）年最早提出，他认为技术与制度相互强化形成“技术――制度综合体”（techno-institutional complex），导致现代工业经济“锁定”在碳基能源系统中，因此产生了持续的市场失灵和政策失灵，阻碍了低碳技术的应用和扩散，尽管这些技术相对于目前主导技术具有环境和经济的双重优势。Unruh提出现代工业发展应打破碳锁定现状，实现“碳解锁”，碳解锁的实质就是实现碳基技术体制的替代或者低碳化转型。在此之后，西方学者最初以发达国家为背景，从制度、协议、技术和政策等方面对碳锁定进行了研究，随后对碳锁定的研究范围逐步扩展到发展中国家，主要以中国、印度等国家为代表，探讨发展中国家实现碳解锁的可能性和碳解锁路径选择。其中主要的代表文献有：Unruh（2002）从理论的角度总结出在制度和技术两个层面实现碳解锁，提出制度在低碳技术产生和扩散过程中的地位至关重要，而政府政策在促进技术系统改变尤为重要，肯定政府在碳解锁过程中的重要地位，Unruh还提出低碳技术最先在“缝隙市场”上获得发展，培育成熟后逐渐在主流市场上扩散开来。
中国学者对碳解锁的研究开始在近几年，主要是从技术进步和制度角度来研究中国碳解i路径的可能性。在技术进步方面，主要指低碳技术和清洁能源的推广与应用使得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呈现一定程度的脱钩状态；在制度方面，主要强调政府在制度中的作用，从政策制定到低碳技术系统形成，均肯定了政府的指导作用。谢来辉（2009）追溯碳锁定概念及本身的内涵，深刻阐述了碳锁定和碳解锁的内涵和形成机理，并提出在发展中国家要更加注重国际上的技术合作，以加强参与和履约方面的激励。此后，学者们开始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利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和经济模型对中国碳解锁路径进行探讨，探讨范围主要集中在中国GDP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关系以及工业各行业的解锁状态。
（二）基于技术进步的碳解锁路径
目前，技术进步视角下的碳解锁路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欢迎，在近些年也成为碳解锁路径研究中的热点。Philip J. Vergragt等（2011）将碳获得和存储（CCS）作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组合重要元素，开发出一套标准来评估科技锁定的程度，并将这些标准运用到化石燃料社会技术体系（FFR），评估 CCS的碳锁定强化效应，采用技术创新系统的功能方法（TIS）评估CCS的“缝隙”优势，从而运用CCS和生物能源组合避免碳锁定。Kalkuhl（2009）等以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提出对学习采用低碳技术进行补贴，采用歧视性的碳价政策调节成本收益，运用细分市场的方式使低碳技术更加经济合理。
中国学者基于技术进步的碳解锁路径研究中，采用了LMDI、动态递归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方法、DEA等模型测定技术进步对中国二氧化碳量排放的影响。
关于行业的碳解锁路径研究，孙宁（2011）采用LMDI分解分析方法定量探讨了2003～2008年影响制造业30个分行业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导致的能源强度降低是使得制造业所有分行业碳排放减少的最主要因素，充分印证了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金培振，张亚斌（2014）基于产品质量改进思想构建了考虑能源效率改进与二氧化碳减排的经济增长模型，利用1999～2011年中国工业35 个行业面板数据探讨技术进步通过影响经济增长与能源效率进而作用于二氧化碳减排的双刃效应。研究发现，技术进步会使轻、重工业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向低端收敛；重工业的能源效率改进相对经济增长而言对二氧化碳减排的影响更强。周五七（2015）系统评估了1998～2012年中国工业各细分行业的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以及碳排放脱钩弹性，分析了中国工业行业碳解锁的进程、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大多数工业行业的碳排放处于相对脱钩状态，高排放行业的碳排放脱钩指数高于中、低排放行业，且高排放行业和低排放行业的碳排放脱钩弹性的波动幅度较大。提出要增强结构性减排在工业碳解锁中的作用，根据行业特征有针对性地实施节能减排以加强行业碳解锁进程。
关于能源效率的碳解锁路径研究，包江山（2013）基于DEA模型对我国的技术进步水平及能源效率状况进行测评，并应用ARDL模型和C-D生产函数分析了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正向改善作用和回弹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各区的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呈现较大的差异性，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正向变动均会改善能源效率，而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具有较大的回弹效应。刘奕文，胡宗义（2014）借助动态CGE模型-MCHUGE模型仿真分析了三种场景下能源技术变动对我国宏观经济变量、产业资本收益率、产业发展及节能减排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能源技术变动在短期和长期中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要素市场及节能减排都有较为明显的推动作用。
关于技术进步视角的碳解锁路径研究，鲍勤（2011）将动态递归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方法应用于碳关税征收影响的研究，模拟了13种碳关税税率情境下三种不同的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增速对于碳关税作用的影响。研究发现，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存在对于我国减少碳排放和促进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但削弱了碳关税对我国碳减排的积极作用。郭进（2015）基于技术进步视角，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和PLS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分别对我国的碳锁定状况和碳解锁技术路径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对我国碳锁定状况的路径研究系数为0.33，水平较低，其产生的碳解锁效应非常有限，但技术进步有助于优化我国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高端化发展。扩大低碳技术的应用范围，能够使技术进步的间接碳解锁效应得到良好的发挥。汪中华（2016）测算1990～2014年中国碳汇量和碳排放量，用两者的差值作为碳超载量，构建碳超载率与能源消耗、制度约束、技术进步3个变量的ECM模型，进一步探讨中国碳解锁路径。
（三）基于制度变革的碳解锁路径
从制度变革的解锁路径来看，主要是依靠政府政策来促进技术系统的变革，进而使得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形成脱钩状态，最终实现碳解锁。政策制度从根本上影响低碳经济的发展，有效的政策制度将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根基，同时也为引导低碳发展方式建立高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从而树立从深层次上影响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机制。
外学者对从制度变革层面对碳解锁的路径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税、补贴、协议等方面。Bovenberg and Goulder（1996）为了验证环境激励政策的成本是否会消除，构建了1990～2070年的跨时期CGE模型，将环境税收收入用在减少边际收入税率上。结果表明环境税代替普通税收将产生更积极效果，实证显示中性环境税收将征税的负担转移到了低效率的部门，从而产生提高了双重红利。Totti K■onn■ l■、Gregory C. Unruh等（2006）提出前瞻性资源协议，提出政府是作为协调角色促进技术选择多样化；实现技术选择的共同愿景；社会和物理网络的变化。运用这三个目标去分析记录环境自愿协议经验和预见性活动，并将这些工具优点组合成前瞻性政策协议，增强政策文化合作和跨部门、跨学科的利益相关者创造的承诺为避免碳锁定采取行动。Mattauch（2013）认为碳锁定是由技术和政策失灵造成的，避免碳锁定的最有效政策措施是碳税和补偿，通过经济成本利益进行调节，并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促进低碳转型十分关键。
Patrick Arthur（2014）强调路径依赖和收益增加对大型公路运输基础设施的碳锁定作用，要求在未来交通基础设施中巨大改变，增加政府在交通基础设施严厉措施，从而打破交通行业的碳锁定状况。Linus Mattauch（2015）采用一般均衡模型，研究清洁部门和非清洁部门之间边干学溢出效应的相互作用，从而评估政策避免碳锁定的可行性。研究指出基础设施提高对促进低碳转型是至关重要的。
国内学者在碳解锁的制度选择上，较为主流的政策研究倾向于环境税征收，主要是碳税征收。
关于环境税“双重红利”研究方面，张中祥（1996）利用递推动态模型分析了用二氧化碳税来控制我国二氧化碳排放会造成的各种宏观影响，同时利用能源技术选择模型MARKEL来进行二氧化碳减排技术的选择。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之间存在替代，两者不可兼得。付伯颖（2004）认为，考虑到我国流转税在税制结构中占主导地位，劳动力的供给弹性较小，征税后会否降低产品或行业国际市场竞争力等不确定方面，虽然环境税“双重红利”在理论上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然而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看，环境税的“双重红利”在我国的适用性却十分有限。
关于碳税对行业碳解锁路径研究方面，秘翠翠（2011）构建了一个七部门的静态CGE模型，分析碳税政策的实施对煤炭、石油、电力、建筑等高污染、高耗能部门，以及对我国宏观经济总体的影响。结果表明，碳税的征收并未对我国总体经济造成太大影响，但对于个别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如煤炭开采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来说，影响比较明显。 杨超，王峰（2011）基于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采用动态碳税调整机制构建多目标最优碳税投入产出模型，分析碳税征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碳税征收会使得所有行业成本增加，价格上升。但模型并未考虑部分行业能够通过其他方式消化碳税负担，结论存在误差。于倩（2014）构建了一个包含第一产业、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其他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等六个部门的CGE模型，分析了征收碳税对上述六个部门的影响，分析了碳税政策的实施对能源产业的影响，着重分析了碳税政策的实施对电力行业的影响。结果表明碳税政策的实施将使得电力行业成本增加，企业为减少不利影响，必定会使自己朝着高科技、清洁燃料、低碳环保的方向发展。因此碳税政策的实施对我国能源产业优化结构调整有着积极推进的作用。
关于碳税税率方面，刘洁（2011）根据中国各省市、自治区能源消费量及相关系数对相关能源产品使用产生的CO2排放量进行了核算，并根据国际实践经验拟定了三种不同情景的碳税税率。利用1999～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定量分析了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的影响。研究表明征收碳税能够提高能源产出效率，减小劳动和资本要素收入之间的差距，同时也会降低社会总产出。秦昌波，王金南（2015）利用GREAT-E模型分析环境税改革后不同税率水平对宏观经济、污染减排、收入水平、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和要素需求的影响，发现环境税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GDP的下降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而环境税对污染物的减排作用远远大于对经济的抑制作用，较高税率的环境税能够较大幅度的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关于碳税政策的设计方面，段茂盛（2015）梳理了北欧国家碳税政策的设计演变，阐明碳税政策受到财税政策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两方面需求的影响。然而在政策设计过程中往往只能更多体现其中一方面的属性，两种政策属性难以兼容。因此在设计碳税时应首先明确碳税政策所针对的主要问题，避免一方面的需求对碳税政策解决的主要矛盾政策的干扰。另外，由于碳税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为主要目标，应该将碳税设置成独立的税目。碳税征收对工业领域影响巨大，为了避免可能的政治阻力，可以采用自愿减排协议机制来加强政策的有效性。
（四）基于技g制度综合体的碳解锁路径
杨玲萍等（2011）从碳锁定的基本内涵出发，重点分析了中国在发电领域、汽车消费领域及建筑能耗领域的碳锁定状态，基于技术――制度复合体概念分析碳锁定的原因，从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的视角下提出了碳锁定解锁策略。李宏伟（2013）年从碳锁定和碳解锁的概念出发，基于技术体制视角定义碳锁定，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碳锁定形成的机理，从理论角度提出”碳解锁“的基本模式和治理体系。谢海生等（2016）分析碳锁定效应的作用机制，提出从技术制度角度进行解锁，解锁的过程需要全部主体共同参与。
二、研究结论
目前国内外对碳解锁路径的研究逐渐增多，根据以上文献，我们可以发现现阶段对碳解锁路径的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特点：
（一）研究对象方面
大多数碳解锁路径研究以西方发达国家为背景，近些年逐渐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在研究中采用定性研究方法较多，主要集中在从碳解锁形成机理上探索碳解锁路径，定量研究相对比较少。
（二）理论支持方面
对碳解锁路径研究主要理论支撑是碳锁定形成原因和脱钩理论，大多学者对碳解锁路径的分析均从碳锁定的形成机制即技术――制度综合体出发，以此从技术进步、制度变革和技术制度综合体寻求碳解锁路径，基于脱钩理论，对研究对象碳解锁程度进行判定，从而针对不同碳解锁程度提出相应的解锁方法。
（三）研究方法方面
在对碳解锁路径研究中，学者们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在定量分析中，采用了动态递推模型、CGE模型、GREAT-E模型、投入产出模型、ECM模型等对研究对象进行定量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对应的解锁路径。
三、研究评述与展望
结合碳解锁路径的特点和中国环境经济问题的实际，本文认为未来碳解锁路径的研究应该围绕以下几个方向发展：在研究方法上，应该借助国际上先进的技术条件和成熟的建模方法，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经济环境模型，使得模拟效果与实际现状更加符合。在研究对象上，可以将研究对象更加细化到行业中，对不同行业进行细致的分析和划分，采取合适的计量方法，进一步中国碳解锁路径的研究。在碳解锁路径制度研究方面，采取多种政策制度配合，不是单纯依靠碳税政策，在征收碳税的同时考虑补贴等其他政策，从制度角度对碳解锁路径研究，加强政策对碳解锁程度的定量研究，进一步探讨政策制度对碳解锁的影响程度。由于环境污染具有流动性，加强对区域环境的研究，克服区域间的行政规划，强调区域间碳解锁路径的探究，同时注重建立多区域或者全球的环境经济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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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低碳发展 能源利用 节能减排 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X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7-0121-02
推动人类社会走低碳发展之路是国际社会的共识，对于人类社会繁衍生息富有历史责任感的国家都在探索这一路径，改变现存的发展发式，我们国家为之做出的积极性的探索式的努力在世界各国和国人中有目共睹。吉林市作为国家建国时期建立的老工业基地，以高消耗、高排放、高产出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曾经一度被采用。当今，在党和国家积极实施的低碳发展的战略下，吉林市在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支柱性产业低碳增长，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转变能源结构，打造低碳园区和培育特色低碳产业群方面采取了积极的创新性措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也还存在着需要继续探讨和创新的问题，唯有积极地探索和尝试低碳发展的路径，才能将吉林市经济社会发展助推于更好更快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径。
一、吉林市低碳发展的基础和问题
低碳发展表现为生产模式与管理模式，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所以，低碳发展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从与低碳发展的目标障碍性问题看，具体的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能源结构问题。煤和油页岩是吉林市能源结构中的主要成分。煤能源的消耗会向大气环境中释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等污染物，这些污染物对环境影响不可小觑。二是含碳量高的行业处在快速发展中的依赖性阶段的问题。吉林市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加快推进阶段，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导致对水泥、钢材、石化等高耗能行业的依赖，而这些行业在目前都是含碳量非常高的行业。三是低碳发展的科技支撑力弱的问题。吉林市低碳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研发能力相对不足，实施技术改造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难度比较大，这是吉林市经济发展由“高碳”向“低碳”转变的最大制约。
二、吉林市实现低碳发展的切入路径
吉林市政府高度重视如何确立低碳发展战略，实现地区低碳发展的问题。2008年，吉林市成为我国开展低碳经济方法学和低碳经济发展示范区研究的案例城市，并制订了《吉林市低碳经济路线图》，可以说对吉林市低碳发展的定位已明确，路径已初步敲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应积极将书面的论证付诸于实践；另一方面是在实践中注意积累经验和教训，继续摸索和尝试更有效的方法和路径。目标当然只有一个，即按照两型社会建设的要求，高度重视发展低碳经济，积极探索和率先走出一条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子。立足于现在，应在五方面着力：
（一）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吉林市是重化工业结构的高耗能城市，对能源的高度依赖一直是吉林市工业经济的显著特点。吉林市正处于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工业将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化工、钢铁、有色、建材、电力等高耗能行业在未来工业发展中所占比例还有可能继续升高。因而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低能耗的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只有调整发展战略，才能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二）打造龙头产业，拉动经济发展的低碳增长
石化行业是吉林市最大的用能行业，是吉林市的支柱产业，为吉林市的经济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石化产业在发展的同时，也应该为吉林市的低碳发展做出贡献和表率。首先，从石油化工的生产流程和工艺上来看，石油化工产业属于碳排放量的高排放生产企业。应该尽快调整我市石油化工企业的生产结构，将一些排放量较大，产能落后的企业逐步关闭和淘汰，能够为我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布局做出应有的贡献。其次，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逐渐增强，我市石油化工企业的节能环保工作逐步提升，企业积极应用和研发新型的环保工艺，大大降低了行业的能源消耗和废污的排放，保护了我们的生活和生产环境。再次，石油化工企业是吉林市的重要产业，是吉林市的支柱性产业。化工行业在吉林市的企业中具有示范和指导性的作用，可以带动其他企业提升节能减排技术的应用，促进吉林市整体环境的提升，加速技能减排的发展。
（三）转变能源结构，开发利用新能源
积极研究和开发使用新能源，充分发挥和利用清洁能源，代替污染较大的传统能源。充分开发和建立吉林市的新型能源体系。吉林市传统的能源主要是依靠水力发电和火力发电，要加强开发我市的风力发电系统、太阳能发电系统和生物发电系统，以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加强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吉林市的地理环境，具有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属于太阳能丰富区域，吉林市目前具有全国最大的太阳能发电站。吉林市也是风能丰富区域，建设风力发电体系，实现风电水电的互补。同时吉林市还是粮食生产的高产区，农业作物的秸秆等资源非常丰富，可以通过生物工艺，完成和实现生物发电，利用生物能这一新兴的清洁能源。通过综合性的能源开发，以风能、太阳能、生物能取代火力发电，减少能耗和碳排量，一方面保护环境，杜绝污染，让百姓放心生活，另一方面，生产和提供充足的能源，为百姓的生活和企业的生产提供充足的保障。
（四）大力建设低碳园区，形成特色低碳产业集群
大力发展高新低碳企业，为高新技术的低碳企业提高相关的政策扶持，在发展本地低碳企业的同时积极吸引和引进高新技术的低碳企业落户我市。积极建设高新低碳企业生产园区，形成特色低碳企业集群，增强整体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打造吉林市低碳企业示范平台，发挥特色产业的集群效应，增强企业的公信力，从而提升企业的形象。
（五）加强低碳生活的教育，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从小做起
加强低碳生活的宣传和教育，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从小做起。低碳排放，不仅是企业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出行尽量使用步行或者自行车，尽量不开车，乘坐公共交通。使用低能耗的节能灯，尽量不开长明灯，避免长流水等现象。降低个人能耗，减少个人碳排放，真正做到全民环保，共同遵守，共同建设的环境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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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钢铁工业科技大会传来信息，钢铁企业将围绕国家重大工程和重大装备制造需求开展科技创新，实现重点产品升级。同时，受发改委密集批复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和公路建设等消息的带动，钢价在连续暴跌之后开始触底反弹。中钢协人士认为，目前钢价已经见底，未来有望持续好转。
在房地产投资持续放缓的背景下，钢铁业发展不再仅仅依赖地产路径，铁路、公路投资对于钢铁业的影响正不断加深。业内人士认为，未来铁路、公路用钢规模巨大，将成为带动钢材市场需求增长的主力。
在当前钢铁业陷入全行业亏损的局面下，如何实现自救已经是摆在钢企面前的首要问题。9月11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国金属学会以及宝钢、鞍钢、武钢、首钢、河钢等十余家大型钢企签署了钢铁工业推进科技进步战略合作倡议书，将加强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以此度过行业难关。
“我国钢铁工业现在应当告别粗放式发展，进入依靠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实现转型升级的新阶段。”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王青海表示，“十二五”期间要以科技创新推动钢铁工业转型升级。
钢铁业依赖房地产发展的路径正面临转变，铁路、公路用钢已成为钢企未来的发展方向。王青海直言，钢企应该从需求出发，加快高品质特殊钢、海洋工程用钢、能源和新能源开发及储运、交通运输用钢的研究开发，满足高端装备[4653.15 0.63%]制造、新能源、发展航空、高铁、新能源汽车 等现代 交通运输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需要。
“现在房地产对中国钢铁工业的影响，已经没有铁路、公路的影响大了。”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名誉会长吴溪淳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坦言，钢铁市场结构与过去已有所不同，特别是铁路用钢规模“不得了”。“从北京到上海修建一条铁路，投资超过2000亿元。仅是其中的南京大胜关大桥，需要的钢材就超过33万吨。整个高速铁路所消耗的钢材要比建高楼多得多。”吴溪淳直言。
铁道部数据显示，尽管前8个月铁路基建投资共完成2277.74亿元，不到全年任务量的一半，但是8月份全国铁路基建投资完成了393.30亿元，同比增长了19%。“铁路、公路投资回升，对于钢材市场的带动作用十分显著。”吴溪淳指出。
目前，我国正在不断加大高性能、高附加值钢材的研发投入力度，但部分品种还需要大量进口。以高速铁路车轴为例，目前我国该类产品仍主要依赖进口。“现在高端钢材产品的利润率下降了，但盈利能力仍要高于普通钢材。”吴溪淳表示，高端钢材研发投入较大、时间较长，短期来看投资回报不高，但是从长远角度看，积累下来将形成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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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反全球化；国际贸易；出口；金融环境营建；“一带一路”
经济带在世界经济领域，全球化的紧缩，被称为反全球化。具体表现有特朗普政府主导下的美国单边贸易战略、英国脱欧事件，以及全球性的各地区贸易战略合作同盟构建等。以中国为例，在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也加入了“金砖四国”，目前已形成了“金砖五国”的新格局；并且通过自身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亚投行设置等，尽可能地采取反全球化形势下的应对措施。所以有必要通过对当前的反全球化形势的解读，对中国国际贸易战略做出明晰的判断。
一、反全球化形势的形成及国际贸易多样化格局
结合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应对策略，分析国际贸易反全球化形势的形成和作用，可以在这种动机之下说明国际贸易多样化格局形成的必然结果。
（一）反全球化形势的形成
在2008年后，美元体系的危机造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在明确分析了造成金融危机的原因来自美元体系下的滥发货币之后，欧美各国纷纷开展对策研究，并拟定在全球开展多货币中心的体系，构建不同区域的新布雷斯顿体系。比如，欧洲的英国、德国、俄罗斯，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以及东亚地区的中国、日本、韩国等，都可以拟定相关的某国货币中心下的区域性货币新体系。日前，以中国为首的这种实践包括加入“金砖四国”，形成新的“金砖五国”；以发展中国家为中心的亚投行等。这种新型金融体系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经济层面的反全球化趋势。再如，在政治层面，美国通过其TPP协议、俄国通过其俄白哈关税同盟、韩国以及中亚各国实施的以本地区为中心的新经济路线带设置等，均属于这种反全球化形势下的地区性经济圈构建，之所以称为政治层面的体现，是由于它以政治力量作为主要手段，完成其贸易格局的建设。其中，最引人注目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是中国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而且其对相关国家所产生的传导式效应与反响，也以中国作为影响主体与中心。可以确定，反全球化形势的形成是为了共同抵御美元体系出现危机之后的共同治理。所以，国际贸易战略既是促进世界经济走出经济危机的有利因素，也是有效提升各国经济，实现各国经济走向“实体化”的重要步骤。
（二）反全球化形势下的国际贸易新格局
在反全球化形势之下，国际贸易格局中出现了几个主要方面的情况，具体如以美国为首的TPP协定在新一届的“华府”实现了重新构建，正在推进单边式的国际贸易，这属于一种贸易路径；在俄罗斯、巴西、中国、南非、印度构建的“BRICS“金砖五国属于另一种贸易路径；英国自成一体采用了美国模式，欧盟也在实质上开展了自身的贸易路径。整体上观察，在诸多国际贸易路径与形式中，国际贸易格局由于反全球化形势的形成产生了对应的变化，现阶段的格局可以概括为反全球化形势下的国际贸易多样化格局，即已经与之前的全球化国际贸易格局脱离，建立了新的多样化格局，除了以上国际贸易格局之外，在这种多样化格局中目前比较成功，且在较大范围类发挥了作用与影响的，是来自以中国为主导的“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格局，中国不仅带动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且重新整合了沿线各国的资源，尤其是建立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单向、多向关联。近日在中国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会议就旨在在开展国际贸易合作初步成功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合作与交流。
二、中国国际贸易战略分析与建议
国际贸易是非常复杂的，因而在本次讨论中拟选取框架结构式的方法，对中国国际贸易战略做出分析，减少细枝末节的讨论。具体对出口、金融、“一带一路”经济带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选择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的原因：一是国际贸易本质上关系出口与进口，而中国现在对于这种以资源为主的出口做出了反思，因而只讲出口；二是国际贸易战略构建中若缺少好的国内金融环境，难以推动中国国际贸易的实质性突破；三是“一带一路”既属于全球国际贸易格局中的一种，又正在成功发挥效用。
（一）“出口”方面的战略转型与发展
中国国际贸易战略在传统时期采取的是日本模式，即所谓的“神武景气”模式，这是发展中国家获得经济短期发展的有效方法，其主要的实现形式是通过以中国本土的土地资源、人口资源作为主要取向，然后以代工生产实现本国资源的向外输出，这就是所谓的“以出口拉动经济”，是国际贸易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方法。但是，这种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易于成功，国际贸易方式处于初级阶段，易于在该国经济发展10年到20年之后直接产生弊端。比如，通过一般的出口计算就可以认识到其利润的来源是薄利多销，以中国人的资源养活其主要的贸易国。认识到这种问题后，我国在1993年顶层设计的基础上，于2012年党的十中重新提出了正确的转型发展之路。根据现在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出口事实观察，贸易额正在呈现逐年下降的状况。从原因分析，一是由于国外一些国家自身的工业发展；二是由于中国传统时期的人口红利与土地资源已经明显出现了比较优势退潮，三是由于中国国内的产业发展正处于转型期，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有待以转型重振国际贸易。面对这种政策的转变、企业的转型发展，从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以及增长方式的逐渐转变观察，当前的国际贸易，包括在新经济带中的国际贸易，出口战略已经完全发生了转变，其中的出口额与进口额正在发生比例方面的调整；一系列产业的输出与能源的引进也正在逐渐完成多样化的促进与发展。建议在这个方面，增加出口的多样化，利用“微笑曲线”或制造业“6+1”产业链快速帮助中小企业实现转型发展，为出口方面的国际贸易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在这个方面可以借鉴我国1998年遭遇经济危机之后的处理经验，全面促进中小企业向好发展。
（二）金融环境营建方面的战略构建
金融环境的营建是国际贸易的重要保障。中国的金融环境现状表明其并不完善，尤其是在2015年遭遇“股市滑铁卢”之后，入市的人越来越少，资本大量向楼市转移；所产生的结果是国际贸易缺少良性金融环境，企业家纷纷以实物进行资产保值。这种取向的急剧增长，既给中国的国际贸易产生了直接影响，也造成了中国企业投资环境的恶化。因此笔者建议实施金融环境营建战略，构建法治化的金融环境。在实际操作方面，包括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经济体制的完善、市场导向的明确、监管的有效等。由于金融环境营建属于系统化的工程，比较复杂，加上美元体系危机之后产生的后续影响还未获得全面的释放，所以当前国内的金融环境营建还需要整体上抓住“体制改革”的本质。按照总理的话讲，即将社会的交给社会、政府的交给政府，全面地扭转传统时期政府调控转向政府干预的问题。
（三）“一带一路”经济带的贸易战略完善
反全球化形势已经形成，当前的国际贸易战略也必然会以多样化的形式出现。作为这种新格局中比较成功的典范，中国有必要在“一带一路”经济带上利用战略方面的完善，进一步促进国际贸易的完善。第一，建议在“一带一路”经济带的沿线国际贸易中，尽可能分清主次，以电力工业产业的输出作为主要路径，再通过中国当前已经与世界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水平或者有创新突破的产业，加大新兴产业的输出。第二，建议增加知识产权的保护，拓展竞争范围，重点在沿线推进技术标准方面的竞争。根据吴敬琏的研究，中国当前的资本、技术已经能够与国际同步，但在创新领域的技术推广与应用方面因各种因素受到了阻碍，很难以技术发明完成产业链的构建、发展和输出。只有取得了技术标准的定价权，才能真正意义上获得知识产权输出后的效益最大化。这也是中国在“一带一路”经济带上自身所具备的比较优势。第三，建议在新经济带上，实施多元路径下的能源输入，减少可能出现的能源控制所产生的价格、资源垄断。尤其需要加快中国的电力工业互联网建设，只有完成了基础的能源构建，才能更好地促使“一带一路”经济带获得质的提升与发展。虽然在反球化形式下的国际贸易战略构建中，美、英、日等一些发达国家越来越不愿意承担大国的义务与职责，反而通过其具体的策略干预、加强这种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潮流。但是，中国作为开放、积极、有担当的大国，承担起了继续推进全球化进程的重任，并且在这种逆流之中，提出了具有创新意义的“一带一路”等可以为世界经济继续增长带来强劲动力，并推进世界文化交流，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举措。本次“一带一路”峰会的开启与成功举办，也有力地表明了世界人民对于拥有古老文明延续血脉的东方古国具有较好的接受度与依存度，并且愿意通过与中国共同签署570多个项目的落地实践，继续合作，共同发力，以此推进全球化的进程。可见，在中国的国际贸易战略中它最重要，也最能赢得世界人民的心。从长远的作用来看，“一带一路”这个历史现代化的创新成果，必然会将中国的国际贸易理念与其它国家的国际贸易理念加以对接、融合，并且完成新一轮的国际贸易市场调整，推动国际贸易的新格局的发展，从而为人类走出困境寻找到一条光明大道。
三、结语
根据当前欧美各国的反全球化趋势，国际贸易格局必然会导向区域性，这既是各国经济恢复的重要手段，也是其完成经济一体化模式转型的必然出路。这种反全球化的形势只是当前经济恢复的一个具体方法，其未来的全球化是否会重新回归，可以透过世界性的国际贸易格局演变确定，目前的框架结构与现状说明其未来的发展前景并不明朗。因此建议中国构建国际贸易战略要尽可能抓住自身的发展机遇，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国际贸易中的主要发展路径，在沿线实施与各国贸易的合作，在国内推进产业的转型，借助“一带一路”经济带的快速实施，以及贸易与投资的“走出去”战略，促进我国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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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2008年底离开IBM公司加入陕鼓的，担任负责战略和营销的集团副总经理。之前，我总习惯于从顾问的角度提出各种战略构想，但真正走上这个职位，反倒对企业战略制定有了一种畏惧感，因为作为企业高层管理者，对任何战略决策的提出都要有充分的依据、要为结果负责任。因此，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我需要对企业的方方面面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之前很多关于企业战略的思考也发生了变化。陕鼓从2005年提出“两个转变”的方向后，一直在探索向解决方案模式和服务模式转型，他们最想学习的样板就是IBM。但我发现，不论是从行业上，还是从发展阶段上，IBM与我当时任职的陕鼓有着巨大的差别，其中有没有可以借鉴的东西呢？似乎有，但是也不能完全复制。
在不断的摸索和思考中，陕鼓战略发展的路径渐渐清晰起来，而这个思路瓜熟蒂落，竟然是在一个非常偶然的场合。2009年11月，印建安董事长率领高管团队赴德国，与一家大型企业进行业务合作谈判。当谈判牵扯到合作以后资产和人员划分问题的时候，在我脑海中盘旋已久的战略路径方案，竟然一下子清晰起来。当天谈判结束后，晚上我们在一家德国的小啤酒馆里吃饭，我抽出桌面上一张浅褐色的餐巾纸，将我形成的三个业务板块的思路画给了印建安董事长，并将其中涉及的产业内容也很快绘制了出来。印建安董事长看过以后，点了点头表示接受。出乎意料的是，当我们从德国回到西安之后，还没有倒过时差，他就立刻召集公司的高管开会，在会上他明确地说，我们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已经清晰，我们要走三大板块的发展路径，并且要求我将战略发展路径的详细规划尽快做出来。
听到这番话，我是又惊又喜，因为我知道印建安董事长已经完全接受了这个新的战略构想。在后来的战略规划大讨论中，当我将三大板块的设计、构想完整地呈现在陕鼓管理层面前的时候，几乎得到了所有人的一致认可。这时，我真正认识到战略更像明茨伯格所讲，是在不断地打磨、思考和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战略真的是一门“手艺”。
当时形成的三大板块思路，今天陕鼓依然在使用，一方面，是因为陕鼓高管团队的战略定力，另一方面，这个设计也完全符合陕鼓当时和未来发展的战略路径。这个设计的框架思路经过完善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服务创新模型（参见副栏“服务创新矩阵”），并且发表在了《商业评论》杂志上（参见本刊2013年2月号《向服务转型的八种创新模式》）。这个模型试图给所有希望进行服务创新的企业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从现有的产品或服务出发，沿着价值网络和产品升级两个维度拓展，找到全新的服务创新场景。事实上，陕鼓的服务创新，就是沿着这些场景逐步展开的。今天的陕鼓，已经在其中五个方面进行了很好的布局，成为中国装备制造业服务转型的典范（参见副栏“陕鼓的服务创新布局”）。
陕鼓服务转型的经验和这个模型，对于很多希望在服务创新上有所作为的企业无疑很有价值。按照这个框架，企业可以迅速梳理出不同的服务创新模式，不仅适合装备制造业，甚至在服务行业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重新梳理和构建服务创新的模式。
2013年，我曾在一个北大的EMBA班上介绍了这个模型，并让同学们为一个中国北方的港口和一个深处内陆旅游区的酒店进行服务创新的模式设计，当场就产生了多达十几种的服务创新方案。
这个模型的使用，是从洞察客户未被满足的服务需求开始的。事实上，陕鼓的几乎所有服务创新都是从这个角度切入的。2001年陕鼓在宝钢获得的第一个工程总承包项目，就是敏锐地洞察到了客户在工程总包方面的需求，发现了客户在服务创新领域的价值缝隙，通过填补这个缝隙，不仅完成了一个新的大订单，也为企业的服务创新开启了一个新的窗口。
这里还有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2009年的一天，陕鼓服务产业部的一位经理，带着一个从事可控硅变频调速的合作商兴冲冲地来到我办公室，告诉我，他们发现了基于陕鼓透平压缩机的合同能源管理的市场机会。因为这家公司在帮助客户进行压缩机变频节能改造的时候，客户并不完全相信这家小公司，他们更相信像陕鼓这样的原始主机厂。要知道，压缩机这样的大型设备，出任何安全问题都将是巨大的灾难。因此，一个巨大的机会摆在了陕鼓面前。经过初步核算，进行变频节能改造，仅服务于陕鼓卖出的透平压缩机，能够带来的合同能源管理的机会就多达二十四亿元，而当时，陕鼓一年销售的透平主机也就是十几亿元人民币。
兴奋之余，我与服务产业部的同事们又开了一个头脑风暴会，发现在陕鼓所售出的透平压缩机领域，如果进行全生命周期的服务，竟然有多达二十多种的服务项目机会，我们将这些机会按照优先级排序，准备大干一场，并且命名为“陕鼓透平压缩机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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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低碳城市 新能源产业 产城融合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7）03-0073-04
[基金项目] 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部低碳城市新兴产业培育的制度联动机制研究”（16BJL118）。
[作者简介] 秦艳（1979 ― ），女，广西兴安人，广西财经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环境经济、产业政策。
近几年，广西在低碳城市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新能源产业获得快速发展，城市化与产业化推动了产城融合。
一、广西低碳城市建设现状
本文以南宁、柳州、桂林为重点，对广西低碳城市建设现状进行分析。
产业发展方面：三年来，三市GDP增长率有所下降，总体保持稳增长。柳州的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但其比重仍然较低；桂林第三产业比重相对较高，但在2015年有所降低；南宁第三产业比重一直较高，且高于2015年国家第三产业比重均值（0.53）。
低碳城市建设方面：从建成区面积与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比来看，南宁、柳州、桂林的城镇化进程较快。与2015年国家平均数（0.03）相比，柳州、桂林的节能环保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例过低，南宁的比例（0.04）略高。三个城市中，工业用电量均逐步减少，城乡居民用电量快速增长。并且，在全社会用电量占比中，除柳州工业用电比例较高，南宁和桂林的工业用电比例与居民生活用电比例相近。
产城人互动方面：三个城市第二产业中电力、建筑业人员占比均高于2015年国家的平均数（0.18）。城市建设用地中，居住用地面积占比均在0.3左右，与2015年国家均值接近。根据《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GB50442-2008），三个城市的公共设施用地面积占比都过低。而且，城市道路面积也均低于2015年国家平均数（15.6平方米）。
二、广西低碳型产城融合发展的必要性
当前广西城市的能源消耗比例仍不合理，高碳排放能源占比较大，需要进一步提高绿色能源在能源消耗中的占比。同时，广西拥有丰富的生物质能、太阳能等新能源资源，且新能源产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为低碳城市的绿色能源消费提供了基础。基于此，在当前低碳城市建设中应采取“低碳型”产城融合发展策略，即以低碳城市建设为基础，为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空间，以新能源产业为保障，驱动低碳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实现城市与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1. 低碳城市是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空间载体
低碳城市为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市场等要素支撑。
低碳城市建设为新能源产业提供了市场。低碳城市建设就是降低“负”产出，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清洁能源是城市中低碳生产和低碳生活的基本保证，低碳城市是新能源产业的主要市场，也是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柳州低碳城市建设加快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广泛使用倒逼清洁电力的开发，从而推动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低碳城市建设增强了新能源产业竞争力。城市的集聚效应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资本、土地等要素支持，提高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广西的经济中心，柳州城市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城市产业园区的建设，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柳州高新区已成为柳州工业发展的基地。并且，柳州低碳城市的建设促进了柳东新区的建设，并推动了以光伏发电为主的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
2. 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推动城市的低碳转型
广西新能源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桂林大力发展太阳能光伏产业及风电建设，并获得了较好发展。2015年，南宁市实现了22项新能源的并网项目、83项并网服务。位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铁山港―龙潭组团”的龙潭产业园区将建成为广西的新能源产业基地。
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为低碳城市建设提供了绿色电力支持。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可以充分利用广西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优化能源结构，为低碳城市中的生活和生产提供清洁能源，减少碳排放。2016年上半年，在总发电量中，生物质能、风力、核能等新能源发电占了9.5%，相比同期增长了6.1%，火力发电下降为36.1%①。
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推动城市绿色交通的建设。广西新能源动力系统、电控等新能源汽车配套生产获得快速发展，新能源汽车生产能力大大提高，并且，充电基础设施也在逐步完善。
三、广西低碳型产城融合
发展思路
低碳型产城融合并不是新能源产业与低碳城市的简单相加，而是将低碳城市作为新能源产业的载体，并通过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推动低碳城市建设。为保障“低碳型”产城融合发展的顺利推进，必须要厘清其实施路径并从技术、规划、政策、人才等多方面为之提供有效支撑。
（一）低碳型产城融合发展的实施路径
基于前面的现状分析，本文从设立产城融合区及完善城市系统两个方面构建广西“低碳型”产城融合实施路径：
1. 以l展为基本原则设立产城融合区
产业的发展加快了城市建设，当产业和城市获得同步发展时，产业发展与城市发展间的协调性就会凸显。产业与城市的协调发展是产城融合发展的基础，产业发展与城市功能的匹配是产城融合的前提条件。要加快低碳城市的建设，就需要有与低碳城市相匹配的产业。广西可再生资源丰富，新能源产业获得了很好的发展。选取新能源产业作为与低碳城市建设的匹配产业，能有效地促进“低碳型”的产城融合发展。根据前面的分析，选取南宁、柳州、桂林为试点，以“低碳型”产城融合为目标设立产城融合区，通过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加快低碳城市建设，促进城市经济的低碳转型。
2. 基于市场和政府两个主体建设城市系统
市场和政府在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推动“低碳型”产城融合发展中，应以市场和政府为主体，完善城市系统，从而更好地促进低碳城市建设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促进要素的集聚，进而推动低碳城市与新能源产业间的良性互动。要充分发挥政府在产城融合发展中的作用，通过道路、水电等城市设施建设，加强低碳城市建设与新能源产业发展间的互动；通过教育、科技及社会保障等，为各类生产要素的集聚提供服务。
（二）低碳型产城融合发展的支撑体系
为保障低碳型产城融合发展实施路径的顺利进行，还要充分发挥政府功能，形成由技术、规划、产业体系、政策及人才保障等子系统构成的全面支撑体系。具体如下：
1. 技术支撑体系。低碳技术的发展是实现“低碳型”产城融合发展的核心。城市群的建设有利于技术创新能力的加强，通过区域内各项资源，尤其是科技资源的集中，能充分发挥群内研发优势，从而促进低碳技术的发展。因此，广西应在加强城市群建设的同时，加强低碳技术体系的建设，基于政府扶持和社会投入的结合，加强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建立技术的创新体系；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和促进企业低碳发展的服务体系。
2. 促进低碳型产城融合发展的规划体系。为了避免区域整治规划、低碳城市、低碳产业园区、低碳社区等规划间的相互交叉、相互排斥，应采取“多规合一”的措施，统一指导和引导城市、县域、社区、产业园区等多层次规划间的协同。柳州市的“多规合一”试点中取得的成果值得借鉴，即在现有的城乡、土地及环保规划的基础上划分城镇、农业、生态三类空间，并形成三类空间的三条红线。要实现“低碳型”产城融合，还要充分发挥新能源产业对低碳城市建设的推动作用，应基于《广西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V西新能源产业规划》（2009）、《广西关于建设生态产业园区的实施建议》（2015）等相关规划，加强低碳产业园区、新能源产业基地及低碳城市间的产业衔接，以及促进低碳交通、低碳市政等要素的协调发展。
3. 低碳型现代产业体系。近年来，广西实施“加工贸易倍增计划”，积极承接加工贸易产业转移。广西应加强新能源产业与加工贸易产业间的协同，即通过能源技术的创新推动产业间的协作，创新加工贸易模式，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实现产业的低碳转型，建立低碳型产业体系。同时，产业结构的动态调整带动了空间结构的适应性变化，广西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加快了城市化建设。因此，通过新能源产业与加工贸易产业间的互动实现产业的低碳发展，进而推动城市的低碳转型，最终实现低碳型产城融合发展。
4. 政策制度体系。产城融合涉及城乡规划、土地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多方面，因此，还需要形成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一是低碳金融、低碳财税政策支持。产业发展是城市的经济基础，同时资本是产业发展的基本要素。因此，金融支持是产城融合的重要支撑要素，要实现“低碳型”产城融合，更需要发展低碳金融的政策支持。一方面，通过低碳信贷，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提高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并且支持新能源技术、设备等研发能力，以及新能源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产业，形成强大的新能源产业链。另一方面，将金融服务拓展到低碳城市建设的各个层面，推进低碳交通、建筑节能等城市建设工作。并且，通过财税政策，将政府资金与市场融资结合，充分发挥财政、税收、金融在低碳城市建设和新能源产业发展中推动作用。二是土地管理制度。在土地开发利用方面，柳州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形成“多个产城融合发展组团”，以城市建成区为中心，包括柳州汽车城组团等四个组团，并将道路、水电等市政设施纳入统一规划，对产业和城市布局进行统筹。因此，应加强基础设施的统一规划，将产业与城市在空间上有机结合，提高土地利用率。并且，通过低碳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升级进一步提高土地综合效益。三是规划管理制度。通过建立负面清单管理，严管空间规划，促进低碳城市、低碳社区、低碳产业、低碳旅游和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多种规划间的协同，制定低碳发展总体空间规划方案，避免多头管理及规划冲突。要实现政策制定部门间的协同，还需要建立相应的信息平台，实现城市及相关产业碳排放数据的共享，保障相关部门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都以减少碳排放为目标。
5. 人才保障体系。尽管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意识有所提高，但在促进低碳发展方面的专业型人才还比较缺乏。广西应依托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低碳城市建设、新能源产业发展培养高端人才。并且，完善现有政策，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形成人才集聚，为推动“低碳型”产城融合的科学研发及成果产业化提供人才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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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力资源管理在低碳经济时代的发展方向和路径作为研讨中心，在分析低碳经济概念的基础上，探究了绿色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列举了低碳经济时代实施绿色人力资源管理的价值，提供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在低碳经济中实现绿色发展的路径，希望对创新和深化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适应低碳经济的绿色发展实际有所帮助。
关键词：
低碳经济；人力资源管理；绿色发展；转型；理念；路径
1低碳经济的概念
低碳经济就是在能源消耗的过程中降低碳元素的使用量和排放量，这既是转变能源消耗形式，也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新型经济。当前可再生资源经济、新能源经济、生物能源经济、氢能源经济都是低碳经济的构成方式，它们动态的特点即通过新理念和新技术的应用，推进经济发展过程中低消耗、低排放、低污染模式的建立。作为低碳经济的概念引申，我们将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中技术高效率创新、制度合理化整合都纳入低碳经济范畴，通过范围和内容的扩大，将社会和经济中转变发展传统理念，促进人类健康发展的模式都看作低碳经济，并将现实的时代看作低碳经济时代。
2绿色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
在解释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定义和概念之前，笔者认为应该先定义绿色管理，这是始终新型的管理思想，是将科学发展和绿色发展观念整合在管理工作实际的先进管理理念，讲求管理的高效率，将管理看作是为社会和经济主动提供服务的思想，通过对生产过程、经营方式的管理转变，更好地适应绿色经济与绿色时代的特点和要求，是统一社会认知、协调管理对象、整合各类资源的新型管理方式。绿色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是在绿色管理思想的基础上，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将社会、企业和员工看作是一个协同而交互的主体，统一社会需求、企业发展和员工要求，以差异性、高效性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促进员工成长、企业成长和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源管理新模式和新理念。
3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功能
3.1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功能
对于企业和员工来讲，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有利于提升人力资源的品质，扩大企业竞争优势的作用，特别是在竞争压力、就业压力和发展压力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今天，人力资源管理可以调整企业岗位紧张，提高员工个人效能的功能，有利于企业和员工协调而综合的发展。
3.2人力资源管理的配置功能
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可以将人才高效率、低成本地吸引和配置到企业适当的岗位，在行业间竞争加剧、企业发展任务迫切的今天，人力资源管理的实施可以更好地识别人才和企业需要相互结合的契合点，将具有高素质、高水平的人力资源配置在企业关键的岗位，做到人尽其才，提高了企业的效能，为人才的发展提供了平台和机遇。
3.3人力资源管理的变革功能
以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作为平台，企业可以在微观上改变传统的人员管理方式和人才发展模式，起到了转变企业旧有文化、传统管理方式和落后经营模式的作用，特别是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倡导的绩效考评、奖惩机制和薪酬制度更是改变了企业传统的经营与管理体系，使企业管理创新与发展的目标得到充分地保障，促使企业更为高效地实现变革目标。
4低碳经济背景下企业绿色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内涵
研讨绿色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必须从企业的基本状况出发，必须结合低碳经济的时代背景。低碳经济的时代背景下，企业展开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必须要注重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低碳经济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低碳发展模式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前提，只有将企业这一社会经济发展“细胞”进行绿色理念的改造，人力资源管理才能更好地为企业高效率运行、人才高水平发展提供可能。二是，低碳经济是人力资源管理发展的前提，只有在低碳经济的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才能明确绿色发展的方向，也才能明确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目标，通过人力资源实施的实际职责和具体工作，企业才能绿色生产和低碳运行，完成低碳经济要求的集约化、高效率发展目标。三是，绿色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实现低碳发展的基础，在低碳经济的背景下，企业只有将低碳发展作为方向才能适应社会、政策和自身成长的基本要求，通过绿色人力资源管理能够使企业制定出低碳发展和绿色发展的目标体系，进而建立起低碳、绿色发展的模式和机制，全面构建企业管理的战略系统，为实现低碳发展目标提供了组织、理论基础。
5人力资源管理在低碳经济中实现绿色发展的路径
在经济学界和管理界有句名言———发展的问题需要发展来解决，这句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方向，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困境和难题必须依靠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自身的变革和发展才能够得到有效解决。作为低碳时代下的人力资源管理，必须解决的问题（或者说发展路径）必须应该从低碳经济和绿色发展的大背景下找到对策和方法。
5.1创新人力资源管理的绿色发展理念
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必须告别传统人事管理中不协同、不和谐的措施和作用，将和谐理念和绿色思想引入低碳经济大背景下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在微观层面上，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应该管控细节和要点，将绿色做法和低碳发展措施整合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在宏观层面上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应该将低碳理念和绿色思想作为平台，重新定义和创新人力资源管理的各项工作，发挥绿色人力资源管理职能，体现低碳人力资源管理的功能，为实现绿色人力资源管理，更好地服务于低碳经济建设提供实际、工作、理论与意识的基础。
5.2实施人力资源管理的绿色招聘
企业招聘是企业扩大规模，提升人才队伍水平，提高企业效率的重要工作，也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工作。低碳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要重新定义招聘的实质、内容和过程，使人员能够接受企业低碳发展的理念，充分认清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的责任和义务，看清自身对于企业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价值，同时强化人员低碳、高效发展的理念，严把企业人力资源的“入口”，为企业实施低碳、高效、绿色发展提供人力资源的基础。
5.3实施人力资源的绿色绩效管理
低碳时代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必须要走绿色发展的路径，而绿色绩效管理和绩效考评是这一路径的基本形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应该将生态责任、绿色理念、低碳思想及社会责任等指标纳入到企业员工的日常职责范围内，积极表扬和宣传那些在个人责任范围内履行了企业生态责任及社会责任的员工，同时鼓励那些非本职工作范围内的员工，对他们的行为给予表扬和激励，这将有利于树立企业员工责任感，最终有利于实现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生态责任。
5.4优化人力资源管理的内外环境
企业的外部环境是指企业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生态环境。外部环境的绿色化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来执行，政府应当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为企业的绿色人力资源管理提供有利的大环境。在企业的文化建设过程中，应当积极宣传“和谐”、“低碳”的绿色发展观。企业应当生产绿色产品、提供环保的服务，通过具体实践来体现其社会责任和生态责任。
6结语
在低碳经济和低碳社会的大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应该更加重视个性化和智能化，必须将低碳理念中的绿色发展思想融合在人力资源管理的细节与关键中，促进人力资源管理的实质性转型，顺应绿色、低碳发展的社会与经济实际，打造低碳经济和绿色理念下管理的转型契机，在加速低碳经济成长的同时，创建具有时代意义和价值的人力资源管理新体系。
作者：辛增平 单位：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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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经济 SWOT矩阵分析 低碳战略
一、引言
目前温室效应的加剧以及全球变暖的问题引起了各国的高度重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将刺激经济的重点放在新能源开发、节能技术、智能电网等领域，将低碳经济、低碳技术作为新的战略增长点。发展低碳经济对我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前夕我国向世界做出了重要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2007年6月，我国政府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8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行动白皮书》；2009年4月国家发改委制定《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2011年国务院通过《“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2012年2月，国务院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一系列法规政策的实施充分体现了我国对气候变化，走可持续的低碳经济道路的重视与决心。这些也向我国企业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传统的高碳高排放的生产方式必然会被低碳生产方式所代替，低碳发展方式成为企业持续性发展的必选战略。
二、低碳经济概述
1.低碳经济的提出与内涵
“低碳经济（Low-carbon Economy）”是在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相继提出之后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产生的，最早见诸于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文件指出以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低碳经济是创造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的途径和机会，也为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了机会，同时也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2006年10月，由英国政府推出、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的《斯特恩报告》（Stem Review）指出，全球以每年GDP 1%的投入，可以避免将来每年GDP 15%-20%的损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
关于低碳经济，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总的来看，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发展模式，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内涵：
（1）低碳经济模式的特点是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收益。
（2）发展低碳经济的实质在于改变传统高碳高能耗经济发展方式，降低经济发展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依赖。
（3）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要创新能源技术和低碳技术，走可持续的绿色经济发展道路。
2.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路径
在企业低碳生产和低碳发展方面，可追溯到1996年，美国MRC（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制造研究协会）提出的“绿色”供应链概念。这种理论认为，企业要以社会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通过供应链中各环节企业之间及企业内部之间的紧密合作，使整条供应链达到系统经济环境资源最优化。
目前我国学者对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路径也有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吴应宇，王智宁（2011）等从经济、社会、环境3个层次的互动作用入手，依据不同的路径提出了温和型低碳成长、激进型低碳成长、构建低碳成长企业伦理、与企业效益建立链接4类实施策略。吴维库，李贞恩（2010）在介绍韩国优秀绿色企业实施低碳战略方法的基础上提出我国企业应把握实时政策，在核心能力的基础上走低碳战略路线（如建立企业低碳文化、创新能源技术、开发绿色节能产品，积极响应社会环保活动等）。吴滨（2010）以建材行业为例，通过分析指出我国工业企业实行低碳减排的重点在于提高能源利用率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综合国内外研究，企业低碳发展路径主要包括：节能降耗、发展可再生资源；自主创新、转变发展方式；建立企业低碳文化，培养企业低碳意识；引进先进技术，创新低碳产品等。
三、我国企业实施低碳发展战略的SWOT分析
低碳经济代表了我国现经济发展的前沿方向，我国企业也正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发展环境，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企业需要认清形势，对自己所处内外环境进行SWOT分析，以选择合适的低碳发展战略。
1.企业实施低碳战略的优势（Strength）
（1）政府政策的鼓励支持
我国出台的相关政策表示，今后将会在市场、技术、融资、投资、税收等方面不断推出有利于节能减排，为企业提供低碳发展的优惠政策。例如全国第一个规模达50亿元的“低碳产业基金”就是政府主导的典型的低碳产业，其投资方向主要三大类：即为“高碳改造、低碳升级和无碳替代”的产业。政府的大力支持是我国企业进行低碳转型所拥有的一大优势，是企业提高竞争力强有力的后盾，如下图所示。
（2）较大的节能空间
据调查显示，我国企业能源使用效率平均为33.4%，比发达国家低了将近10%，而一些如电力、钢铁、石化、建筑等行业的平均能耗比国际上先进技术水平国家能耗高了近20%～40%，虽然在能源利用效率方面我国企业目前处于比价落后的局面，但从另一角看，也正说明我国企业在改变高能耗、高排放的现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方面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企业可以引入先进技术或通过能源的循环利用来降低能耗，在节约能源的同时可以依此获得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国家的相关优惠政策的支持与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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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能源消耗；经济增长；格兰杰因果分析；典型资源型地区
中图分类号：F0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6）12-0164-07
能源是经济发展所必须的能量输入要素，对一国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有研究发现，在未来10―20年，能源供给与生态环境污染将成为制约中国社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1]。中国资源型地区凭借资源禀赋优势，经济发展多依赖资源开采与初级加工产业，如果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仍然维持这种粗放式的能源消耗模式，那么必将会对地区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从而直接降低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厘清中国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背后的能源消耗现状，能够帮助我们直面中国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问题，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经济与能消的脱钩发展，为中国资源型地区未来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提供参考，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 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
Kraft J和Kraft A开创性的对美国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GNP对能源消耗存在单向因果关系[2]。此后，对于能耗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认识自身实际发展，调整产业的能源利用结构，调控经济与能源脱钩发展的有效手段。Hhan Ozturk，Alper Aslan和Huseyin Kalyoncu[3]对全球51个国家1965―2005年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对低收入国家而言，存在从GDP到能源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对中等收入国家而言，存在GDP与能源消费的双向因果关系。Chontanawat[4]等人通过对世界上125个国家（其中30个OECD国家和95个非OECD国家）的能源消耗和GDP数据进行研究，发现20个OECD国家和36个非OECD国家存在从能源消耗到GDP的单向因果关系。Henryk Gurgul和Lukasz Lach[5]利用2000―2009年的季度数据分析波兰总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波兰存在从能源消耗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
我国关于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成果丰硕。王崇梅[6]利用脱钩指数（Decoupling Index）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发展情况，认为1990―2007年间中国经济与能源消耗基本实现相对脱钩。杨宜勇[7]等人采用VECM对中国1952―2008年能源消耗与GDP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能源消耗与GDP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Qiang Hou[8]利用Hsiao’s因果关系对中国1953―2006年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检验，发现两者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龙少波[9]等人利用双变量线性与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以及基于扩展的新古典生产函数的线性与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我国1953―2013年的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我国存在从能源消耗到经济增长的单向非线性关系。肖涛[10]等人认为从长期来看，东北、北部沿海与南部沿海和黄河中游地区的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长江中游、西北和西南地区仅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庞家辛[11]等人利用脱钩指数对甘肃省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甘肃省近20年两者之间已经实现相对脱钩。
纵观目前的研究成果，学术界对于资源型地区的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探讨几乎空白。资源型地区作为能源的提供者与消费者，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在长期相互影响下形成了怎样的因果关系？这种关系的未来走向如何？这些问题都成为国家与地方政府关注的焦点，事关我国未来经济发展走向，研究意义重大。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典型资源型地区选择依据
《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明确提出中国拥有资源型城市262座，涵盖中国24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涉及化石能源、矿产资源、林木资源等各种类型。本文以山西省、黑龙江省、辽宁省、吉林省为例，分析其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以期为中国其他资源型城市未来的经济转型提供路径参考。选择依据如下：
（1）涉及面广影响力大。山西省与东北三省分别拥有资源型城市13座与37座，占据中国资源型城市的19%。山西省是全国的能源重化工基地，主导产业为煤炭、化工等资源导向型产业，原煤产量占能源总产量的99%左右[12]。东北三省是中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煤炭和石油储备丰富，是能源输出重要地区[13]，但是能源消费问题同样严重，辽宁省历年能源消费总量均占全国能源消费量的5%以上，且能源消费总量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逐年增加[14]。
（2）能源与煤炭消耗持续加重。图1反映了山西省以及东北三省1985―2014年近30年的GDP、能源消耗、煤炭消耗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山西省与东北三省的能源与煤炭消耗均呈现整体上升的趋势。从不同阶段来看，四个资源型省份的能源与煤炭消耗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85―1991年的缓慢上升期；二是1992―2000年的平稳上升期；三是2001―2014年的剧烈上升期。以能源消耗量为例，山西省、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在2014年的消耗量分别为1985年的4.8倍、2.1倍、3.2倍、3.3倍。
（3）经济发展下行压力巨大。随着国际资源价格的下跌与中国能源利用结构的调整，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沉重打击，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由图1可以看出研究区的能源消耗与煤炭消耗在2012年之后均出现放缓的节奏，但另一方面2014年山西省、黑龙江省、吉林省与辽宁省的GDP增速也分别下降为4.9%、5.6%、6.5%与5.8%，GDP增速在中国31个省市排名分列后5位[15]，这一现象说明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发展仍然与能源消耗关系密切。经济变化与能源消耗联系的紧密也成为笔者将山西省与东北三省作为本次研究对象的主要依据。
2.2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本文采用中国典型资源型地区山西省、黑龙江省、辽宁省、吉林省1985―2014年GDP总量作为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采用1985―2014年各地区能源与煤炭利用总量作为研究区能源消耗的指标，变量及符号见表1。其中，GDP指标数据来自《山西省统计年鉴》（1986―2015年）、《黑龙江省统计年鉴》（1986―2015年）、《辽宁省统计年鉴》（1986―2015年）、《吉林省统计年鉴》（1986―2015年），2项能源指标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1989―2015年）。
为进一步减小数据的波动性，对上述指标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变量取对数是为了消除时间序列的异方差现象，可以将可能的非线性关系转化为线性关系，减少变量的极端值、非正态分布以及异方差性[16]。
2.3 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根据研究对象，建立生产总值（GDP）与能源消耗（NYXH）、生产总值（GDP）与煤炭消耗（MTXH）、能源消耗（NYXH） 与煤炭消耗（MTXH）三组变量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行EG两步法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 test）[16-17]，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 test）[18]，分析1985―2014年间中国典型资源型地区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其中存在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从而优化中国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发展路径，为实现经济增长和能源利用脱钩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3 研究结果
3.1 平稳性检验
当两组变量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时，对其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容易得出伪结果，影响判断准确率，因此首先要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以排除“伪回归”的可能性。本文采用扩展迪基――富勒检验（ADF）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ADF检验的具体方法参照文献[19]。本文分别对山西省、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的lnGDP、lnNYXH、lnMTXH进行平稳性检验。运用ADF单位根检验法得出的检验结果见表2。
结果表明：山西省、黑龙江省、吉林省序列lnGDP、lnNYXH、lnMTXH为非平稳序列，辽宁省的lnGDP、lnNYXH为非平稳序列。进而对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研究区的ΔlnGDP、ΔlnNYXH、ΔlnMTXH在ADF值小于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是一阶单整序列，说明山西省、东北三省的GDP、能源消耗、煤炭消耗的原始数列是一阶单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
3.2 协整检验
如果两个序列是非平稳序列，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要需要对其进行差分处理，但是差分存在导致两个序列之间关系信息损失的可能性，所以Engle和Granger提出了协整理论，目的是消除对非平稳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而造成错误的情况[17]。笔者在此采用EG两步法对生产总值（GDP）与能源消耗（NYXH）、生产总值（GDP）与煤炭消耗（MTXH）、能源消耗（NYXH） 与煤炭消耗（MTXH）三组变量关系进行协整检验。EG两步法的具体检验模型与步骤参照文献[16]。检验上述模型的三组变量的残差序列et是否为平稳序列，检验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山西省、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不同变量组的残差序列ADF检验统计值均小于相对应的临界值，可认为各省的三组变量估计残差序列et为平稳序列。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中国典型资源型地区的GDP与能源消耗、GDP与煤炭消耗、能源消耗与煤炭消耗存在协整关系，即GDP与能源消耗、GDP与煤炭消耗、能源消耗与煤炭消耗存在长期的相互影响，使两者具有相似的发展趋势。
3.3 因果关系检验
因果关系是用来形容变量之间存在的依赖性，若某一变量的变化能引起另一变量的变化，那么这个变量就称为受影响变量的原因变量。格兰杰（Granger）从预测角度给出了因果关系的一种定义，并将这种定义下的因果关系称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其基本原理是：在做Y对其他变量（包括自身的过去值）的回归时，如果把X的滞后值包括进来能显著地改进对Y的预测，我们就认为X是Y的格兰杰原因，类似结果则定义Y是X的格兰杰原因。格兰杰指出，如果变量之间是协整的，那么至少存在一个方向上的Granger原因；若在非协整的情况下，格兰杰检验无效[20]。具体检验模型与步骤参照文献[20]。对山西省及东北三省的3组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对于山西省而言，能源消耗是GDP的格兰杰原因，GDP不是能源消耗的格兰杰原因；煤炭消耗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GDP是煤炭消耗的格兰杰原因；煤炭消耗不是能源消耗的格兰杰原因，能源消耗是煤炭消耗的格兰杰原因。对于黑龙江省而言，能源消耗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GDP是能源消耗的格兰杰原因；煤炭消耗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GDP是煤炭消耗的格兰杰原因；煤炭消耗不是能源消耗的格m杰原因，能源消耗是煤炭消耗的格兰杰原因。对于吉林省而言，能源消耗与GDP互为格兰杰原因；煤炭消耗与GDP互为格兰杰原因；煤炭消耗不是能源消耗的格兰杰原因，能源消耗是煤炭消耗的格兰杰原因。对于辽宁省而言，能源消耗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GDP是能源消耗的格兰杰原因；煤炭消耗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GDP是煤炭消耗的格兰杰原因；煤炭消耗不是能源消耗的格兰杰原因，能源消耗是煤炭消耗的格兰杰原因。
4 Y果分析
从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出发，山西省的能源消耗仍然在经济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能源的削减可以影响经济的增速，这是由山西省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过于依赖第二产业造成的。对于此类资源型地区应首先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产业发展路径应向集约化、低载能的新兴产业转变。黑龙江省与辽宁省已经出现了经济增长与能源脱钩发展的情况，但经济增长仍然会造成能源消耗的增长，说明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只是相对脱钩。这种相对脱钩是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的必由之路，未来的经济发展应该坚持节能减排政策，加大新能源的开发与产业化进程，此外产业应向高端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产品附加值高、能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的产业转型，争取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的绝对脱钩。吉林省的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联系紧密，任何一方的变动都会对其它一方产生影响，反映出吉林省经济增长对于能源的依赖程度深，转型难度大。此类资源型城市在未来的经济转型中需要在逐渐降低产业能耗的同时加速培养一批较为成熟的替代产业，短期通过依靠投资、消费与对外出口，长期依靠技术进步与人均资本的增加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21]，以防止因为控制能源利用而造成经济加速下滑的情况。
从煤炭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出发，山西省、黑龙江省与辽宁省的煤炭消耗已经不能促进经济增长，一是表明资源型地区不能再通过单纯的资源开采与初级加工发展经济；二是以煤炭作为能源消耗的产业缺乏经济增长优势。对于这类资源型城市必须有效化解煤炭产能过剩的问题，首先需要提高煤炭转化率，大力推进煤转电、煤转化等高煤炭使用率的产业发展，通过发展资源深加工产业，延伸资源产业链条，增加煤炭资源产品附加值；其次需要引进与开发以油气资源、新能源为能源消耗的产业替代煤炭能源。吉林省的煤炭消耗与经济增长联系紧密说明吉 林省产业发展的能源结构中仍以煤炭消耗为主。这类城市的经济转型需要以产业的能源转型为主，今后的重工业产业选择要以油气能源替代煤炭资源，其次大力开发新能源等环保能源产业。
从能源消耗与煤炭消耗的关系出发，煤炭作为我国目前能源利用结构中占比最大的能源[22]，本次研究的所有资源型省份都表现出能源消耗的增减会直接影响煤炭消耗的增减，因此可见煤炭资源仍然是资源型地区的主要能源消耗物，直接反映出中国资源型地区在未来能源结构转变中任务艰巨。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应制定专项规划调整地区产业发展，以自身资源优势为依托，结合国内外现实背景，逐渐调整三产占比；在产业园区建设方面，要以产业的资源与能源的循环利用为原则落实不同企业布局，建立高效、节约、低碳、绿色的能源结构；作为企业，要在能源利用技术层面进行改造升级，提高油气资源以及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
5 结论及展望
本文以中国典型资源型地区山西省、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为例，利用格兰杰因果分析探讨其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深层关系，以期合理优化中国其它资源型地区的经济转型路径，现得出以下结论：
（1）山西省表现出从经济增长到能源消耗的单向因果关系，应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选择集约化、低载能的新兴产业。黑龙江省与辽宁省表现出从能源消耗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应加大新能源的开发与产业化进程，产业应向高端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转型。吉林省表现出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因果关系，产业转型在降低产业能耗的同时应加速扶持已经相对成熟的替代产业，尽量减少产业转型对于地区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
（2）山西省、黑龙江省、辽宁省都表现出从煤炭消耗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产业转型需要提高煤炭转化率，引进与开发以油气资源、新能源为能源消耗的替代产业。吉林省表现出煤炭消耗到经济增长的双向因果关系，产业转型应以能源结构转型为主，产业选择要以油气能源替代煤炭资源，同时大力开发环保能源产业。
（3）山西省以及东北三省都表现出从能源消耗到煤炭消耗的单向因果关系。作为政府应制定专项规划调整地区产业发展；产业园区建设要以产业的资源与能源的循环为原则落实不同企业布局；企业要在能源利用技术层面进行改造升级，提高油气资源以及新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
由于作者的水平有限，本研究在变量选取方面，单纯用能源与煤炭利用量只能从整体反应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加入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变量以明确不同变量对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关系产生的不同影响，除此之外应该考虑到资源型地区环境损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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