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制度的重要价值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制度的重要价值，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企业、单位一切生产与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获得最大化的经济效益，因而企业、单位的立足之本便是经济基础，而要想获得最大化的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就必须要拥有一套健康、透明的财务管理制度，所以这就说明了加强企业财务管理以及建立切实可行的内控制度的重要性。

以下笔者将通过本文，并结合自身多年实践工作经验，通过详细阐述内控制度，对如何规范财务管理行为，怎样强化财务管理的水平，提升经营效率以及经济效益作出一定分析。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对规范财务会计行为的重要性。

一、分析内控制度建立过程中的问题

完备的内控制度是企业实现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时这对于企业提升工作效率以及保证企业正常运行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此外，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当前的内控制度，企业内控制度的负责人由于相关经验不足，以及对企业工作的不重视，经常会出现人手和经费不足的问题。因此，应及时处理这些问题，这样便会使企业工作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

二、财务会计行为的基本现状

（一）“散”、“乱”、“差”问题严重

当前，部分企业在资金管理以及财务会计行为方面普遍存在着“散”、“乱”、“差”的问题。“散”主要表现在不管经济实体的大小，甚至是基层生产厂也都设置了相对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这就造成占用大量工作人员，但工作效率却极为低下的局面；“乱”主要表现在企业的账户设立相对混乱，很多不具备独立开户条件的部门也都开设了独立的银行账户，并且开户行主要包含农、工、商、建、招、交等多家银行，甚至有一些部门开设了多家独立银行的账户。“差”主要表现在企业在资金利用效率上很差。由于银行账户数量众多，且财务会计机构又相对分散，所以造成大量资金不能及时进行整合、利用，这样便无法完成企业整体流动资金的正常运转。

（二）紊乱的财务会计行为管理

直到目前，还有很多企业存在着各管理部门职责权利不明确的状况，这直接引起了各管理部门的分流以及各部门之间相互推诿责任的问题。与此同时，各部门的财务会计部门在这种环境下也容易出现管理局面混乱对的情况，相关工作人员不清楚该听哪一部门的管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管理部门间不明确的责权问题是导致财务会计管理局面混乱的直接因素，这一情况发生的同时也势必会导致资金处理的不及时、不到位以及大量资金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

（三）市场经济和风险投资之间的问题

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以及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怎样建立一套高效的内部控制系统，并在具体工作当中充分利用，发挥其积极作用，这是现阶段我们应首要解决的问题。目前部分企业由于对市场运行规律的认识程度不够以及相关财务会计管理经验的匮乏，造成大量无效资金投入和死账、烂账等问题的出现，这些问题也无疑给财务会计工作带来了较多麻烦。这种情况通常会造成一些财务会计对分内工作敷衍了事，未能发挥自身岗位的作用，结果导致信息记录以及传递的失真。

三、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对规范财务会计行为的重要性

（一）强化内控管理制度，处理好财务会计行为管理问题

财务会计在管理上长期存在的“散”、“乱”、“差”问题严重困扰着企业的发展，财务会计行为管理不到位也会对企业发展带来消极影响。所以，应切实以强化内控管理制度为着手点，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内控管理制度，站在经济主体的方向管束会计行为，把全部财务会计管理完成集中，对财务会计机构及其相关工作人员集中管理以及资金集中管理的方法，并使企业内部各部门间进行互相监督、互相促进、互相制衡，将企业内部财务会计行为控制在相对合理的范围以内。这样做的好处，不仅在于能够有效将分散于各部门财务会计进行制度化管理，利于规范全部财务会计行为，也将会把企业的资金集中起来。这样不管是在资金周转还是在财务管理投资方面，都将变得更系统、更简洁。

（二）加强监管力度，完善财务会计工作流程

加强企业内控制度建设，及时转变观念、走出误区、完善标准、健全机制，在相对完备且切实可行的内控管理制度下，利用有关部门制度之间的互相制衡，针对财务会计管理采取督促和监管等措施。诚然，这不但需要监控企业内部的财务会计行为，更重要的是在内控制度得到完善的同时，整理、补充、优化财务会计的工作流程。这样一方面降低了内控管理工作的难度系数，使监管与控制工作变得更为简化，另一方面也使财务会计的相关工作变得更加轻松，进而使工作效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篇2

关键词 罗尔斯 正义论 医疗保障制度

中图分类号：R197.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6.04.073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edical events emerge in an endless stream， the medical staff，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have been severely hurt， it is urgent to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solve this problem. Many experts and scholars think is unfair distribution of health resources lead to "see a doctor difficult， expensive" and "medical accident"， how to carry out medical and health reform is imminent.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health care reform of medical security system and medical system reform must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Key words Rawls； justice theory； medical security system

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是我国医疗卫生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目标是通过合理的筹资与支付使有限的资金能更好地保障人民享有医疗保障的机会。不少专家学者从各个层面对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存在的公平性问题进行了研究，对如何解决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存在的公平性问题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对策，但是缺乏了从伦理学角度进行的医疗保障制度公平性研究。要解决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公平性问题，最终实现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就必须遵循正义的价值标准。众所周知，作为最具代表性的研究社会制度正义的正义论，罗尔斯正义论越来越多地被专门用来指导如何建立一种合乎正义原则的社会制度。

1 正义论的基本内涵

正义是人类社会具有永恒价值的基本理念和基本行为准则，但人们对于正义的观念一直是众说纷纭，不同哲学家给出过不同的界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古希腊时期，以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理士多德为代表的先哲们就对正义提出了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正义的基本内涵就是自由与平等。苏格拉底将正义定性为个人的美德，他认为：“不愿行不义的事就足以证明其为正义”。柏拉图则认为正义是一种合理的国家规则，他在《理想国》中提出：“我们在建立国家时，曾经规定下一条普遍原则，我想这条原则或这一类原则就是正义。”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对于正义的认知，并对正义做了较为详细的诠释，他认为公正就是守法的和平等的，也就是要遵循美德的正义和规则的正义。

中世纪时期，以奥古斯汀和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神学家们将正义披上了神学的色彩，他们认为只有符合上帝安排的制度才能保证正义的实现，正义只是在调整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只有神才是正义的体现。托马斯・阿奎那提出正义是：“一种习惯，依照这种习惯，一个人以一种永恒不变的意愿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

近现代时期，关于正义的观点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契约主义和功利主义。契约主义以洛克、霍布斯和卢梭等为代表，他们认为正义是同契约、法律、制度相联系的，正义的社会应该是受到契约约束的社会，同时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平等、自由的社会。功利主义以边沁、密尔等为代表，他们认同正义的社会性，认为判定社会公正的唯一标准是社会整体福利是否得到增长，也就是说是否能够使大多数人受益。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和社会的进步，正义概念逐渐演变成为社会正义问题，社会正义问题却越来越多的与国家制度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制度正义似乎成为了正义的代名词，人们研究的正义问题也越来越多的表现为制度正义问题。

2 罗尔斯正义论的主要内容

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他认为，正义的主题是社会基本结构，即用来分配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制度，人们在达成其他协议之前要先就社会制度的原则达成协议，而这种协议是在假定的原初状态下选择的结果。同时，罗尔斯认为他的正义论应该阐明社会制度需要遵循的正义原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两个正义原则，即平等自由的原则，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

2.1 原初状态

按照罗尔斯的设想，正义论主要是通过原初状态证明的，即通过假设原初状态的限制条件来详细描述对选择正义原则有意义的原初状态，从而达到选择正义原则的目的。原初状态实际上是一种假设的的状态，在这个假设状态下社会是由多少自足的个人所组成的联合体，他们在相互关系中都承认某些行为规范的约束力，并且大部分行为都会遵循这些行为规范。假定由于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能够使所有人有可能过上比仅靠个人努力更好的生活，怎样分配这些利益就会产生冲突，需要特定的原则来指导利益分配从而实现恰当的分配份额。

2.2 两个正义原则

罗尔斯的第一个正义原则即是平等自由原则，它是指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①罗尔斯的第二个正义原则包括了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它的表述是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②

罗尔斯正义论的第一个正义原则是为了确定和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公民的基本自由有“政治上的自由（选举和被选举担任公职的权利）及言论和集会自由；良心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个人的自由和保障个人财产的权利；依法不受任意逮捕和剥夺财产的自由”。③这些表述都证明罗尔斯关心自由，并且是公民平等的自由。

罗尔斯正义论的第二个正义原则是为了保障公民平等的分配，由于权利、责任的不相等等方面的原因，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上必然存在着原始的不平等，但它必须遵循参与社会合作后每个人应当分配到应得的利益的原则，如何保障不平等的分配下每个人分配利益的正义性就是罗尔斯正义论第二个原则所要解决的问题。差别原则允许在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中存在的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的分配必须有利于最不利者，也就是说要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那么我们如何确定谁是最少受惠者？这个最少受惠者并不是指特殊的个人，而是由社会基本结构确定的某个社会群体。

3 正义论对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启示

在罗尔斯正义论指导下，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原初状态认为只要相互冷淡的个人对中等匮乏条件下的社会利益的划分提出了冲突的要求，那么正义的环境就算达到了。人们的社会的基本善的分配是在无知之幕的情况下实现的，人们对家庭出身、自然天赋等一无所知，而正义的实现过程就是逐渐无知之幕的过程。而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在改革过程中就是需要逐渐无知之幕的过程，要逐渐改善中等匮乏条件的过程。如果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并非处于中等匮乏条件下，那么我们也就不再需要寻找正义的环境，而能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均享受正当的权利。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加大财政对医疗保障制度的投入。

（2）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平等自由原则保障的是公民的基本自由，要实现的是实质性的自由，而非形式上的自由，而且是平等的自由，这个平等要保障的是全民的平等，而非某个人的平等。在医疗保障的设置上强调全民医保，要推动三医联动工作。即在确保城镇职工医保保障制度、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障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要覆盖全体公民的条件下，推动医疗保障体制、医疗卫生服务体制、药品流通体制这三个医疗卫生体系中互相影响和制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3）整合城乡医疗保障制度。机会公正平等原则强调每个人要在公正平等的基础上平等的获得职务和社会地位，但是很明显的在颁布《国务院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之前，城镇和农村实行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医保制度，要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公正平等权利就要实现制度设置的完全机会公正平等，就需要整合城镇医疗保障制度与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按照《国务院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的指示，整合城乡医疗保障制度就是要实现六个统筹。第一，统一覆盖范围，城乡居民医保制度覆盖范围包括现有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所有应参保人员、农民工和灵活就业人员等等；第二，统一筹资政策和筹资动态调整机制，坚持多渠道筹资，逐步建立个人缴费标准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衔接的机制。第三，统一保障待遇，在保障适度、收支平衡等原则的指导下，均衡城乡保障待遇，为参保人员提供公平的基本医疗保障。第四，统一医保目录，统一城乡居民医保药品目录和医疗服务项目目录，明确药品和医疗服务支付范围。第五，统一定点管理，统一城乡居民医保定点机构管理办法，强化定点服务协议管理，建立健全考核评价机制和动态的准入退出机制。第六，统一基金管理，城乡居民医保执行国家统一的基金财务制度、会计制度和基金预决算管理制度。还要建立健全基金运行风险预警机制，防范基金风险，提高使用效率。另外，还要强化基金内部审计和外部监督，坚持基金收支运行情况信息公开和参保人员就医结算信息公示制度，加强社会监督、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

（4）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差别原则认为，在分配不平等的条件下要实现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罗尔斯的正义论中差别原则是受到最严厉批评的，他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念格格不入。然而，在指导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中却是很有意义的。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就是为了保障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而在这方面医疗救助制度具有最明显的效果。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医疗救助制度没有引起重视，但毫无疑问，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对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4 结语

医疗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维护我国改革开放之后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医疗卫生方面的资源分配不公、就医条件差距大等等问题提供了保障，是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制度力量。但随着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在制定、实施和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包括效率与公平的问题，碎片化问题等等。作为强调公民的基本自由，强调实现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罗尔斯的正义论对指导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 [美]罗尔斯著.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60.

篇3

[关键词]社会公正；和谐社会；价值诉求

[作者简介]李咏梅，南京机电职业学院苏州分院教师，苏州大学博士生，江苏　苏州　215006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12-0014-03

一

和谐社会是千百年来人们追求向往的一种理想社会状态，现今，我们又把和谐社会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美好目标，是振奋人心的。现在众人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确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同志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实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可见，和谐社会有很多的价值取向，但其中核心的价值取向是社会公正。

从和谐本身的含义来看。所谓和谐，就是事物发展变化合乎逻辑和规律。社会和谐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遵从、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规律是客观的，规律面前人人平等，社会和谐本身就包含了公平公正的价值取向。早在古希腊时期，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就提出“公平就是和谐”。亚里士多德又指出：“所谓公正，一切人都认为是一种由之而做出公正的事物的品质，由于这种品质人们行为公正和想要做公正的事情……守法和均等的人是公正的。”《美国百科全书》中指出，“公正是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相互恰当关系的最高概念”，它“不取决于人们关于它究竟是什么的想法，也不取决于人们对自以为公正之事的实践，而是以一切人固有的、内在的权利为其基础的；这种权利源于自然法面前人人皆有的社会平等”。现代著名学者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要把正义作为衡量制度进步与否的首要标志，它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和平相处的政治底线。英国学者米尔恩把公正看作社会成员之间对资源和利益的合理分配，公正表现为“给每一个人他所应得的”这种基本形式。从以上可知，以往的学者在探讨公正问题时，总是和和谐联系在一起的，公正是实现和谐的核心价值追求，没有社会公平，社会决不可能达到和谐状态。

社会公正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就要求我们对社会公正必须有正确的理解。社会公正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社会层面的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我国经过近三十的改革，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效率显著提高，令国人自豪。但是伴随着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变迁，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腐败、权钱交易、偷税漏税、走私贩私等，成为影响改革、发展和稳定的焦点问题。和谐社会首先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形成融洽和谐关系的社会，社会成员、社会群体之间友好相处和和平相处，这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但以上问题的存在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和谐，其中贫富差距的扩大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目前，无论是按照基尼系数还是收入阶层倍数的测算方法，我国收入差距都已较大并值得警惕。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曲线什么时候出现走向缩小的拐角点，是否会符合库兹涅茨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收入分配曲线的规则，关键在于我国政府能否真正推行社会层面的公正。社会层面的不公正最直接引起社会的矛盾、冲突，不管是分配的不公平还是机会的不公平都是如此。因此，社会层面的公正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

(二)资源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价值取向。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社会层面的公正，但要做到社会层面的公正，又离不开资源公正。现今，社会不公及其矛盾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造成的。因为，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如果不能平等而合理、公正地分配，就等于是在给了某些社会群体发展生存的机会与利益的同时，剥夺了另一些群体发展生存的机会与利益，如此，就不能使社会均衡和谐地发展，就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产生。

这里所谓的资源既包括公共自然资源，也包括社会公共资源。不管是自然资源的分配不公，还是社会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公，都会成就某些人的利益，损害另一些人的利益，从而引起社会贫富悬殊，产生社会矛盾。土地资源作为国有的公共自然资源，属全社会的人民共有。但在城市化加速的过程中，城市拆迁及城市的扩大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同时农民又得不到很好的经济补偿，成了被社会剥夺的对象，体现出明显的资源分配不公。我们都知道我国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但是西部地区的资源却不是西部利用，而是成为了发达地区的矿石和原材料的供应基地。西部地区并没因资源丰富而富裕起来，相反，却把自己丰富的资源以低廉的价格买给了发达地区，促进了发达地区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拉大了东西贫富的差距，加剧了社会不公。再者，全国各地政府为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为了创造政绩，不惜过度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以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总有一天将会把土地、森林、矿藏、煤炭等有限的自然资源消耗殆尽，从而剥夺了后人生存与发展的权利，造成代际间的不公正。

自然资源的分配不公会引起社会的不公正，产生社会矛盾，社会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公也会如此。就有形的公共资源而言，包括饮水、用电、道路交通、文化设施、医疗设施等公益项目，城市主要是国家投资，农村则主要靠农民自筹。无形的资源，公共福利制度，在城市已经形成，而对广大农村来讲，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这都造成了社会的不公正。在社会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公中，文化教育及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公是最为明显的。现代社会里，教育是一个人发展的起点，没有教育只能意味着永远的贫穷和有限的见识。有了教育，个人就可以创造收入，就可以进行有效的判断，就可以完善自己的生活，就可获得自尊和他人的尊重。教育对每个人都是重要的，教育作为社会公共资源应该为每个人享有，也应该公正地被分配。但目前，一些好的学校，先进的现代化的教学设施总是属于城市的，农村的教育设施总是落后的。居住在北京的考生就能获得比其他地区的考生更多的权利。首都的教育资源是属于社会共有的，而不仅仅只是北京考生的。这是明显的社会不公。目前的医疗资源分配也是如此，好的医院、医疗设施及医生都集中在城市。农民要看大病必须进城，同时还要承担昂贵的医疗费用。有急病者由于路途遥远送不到医院而中途死亡，有的无力承担昂贵的费用而受病魔摧残，直至生命凋谢。而城里人的这一切则与之相反，这也是明显的不公。一个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公正就是

对整个社会的所有生命的关爱与尊重，而不是只对一部分生命的关爱和尊重，而对一部分生命的忽视与冷漠，更何况这一部分生命又是如此之大的一个社会群体。社会的公共资源是公共的，所以它原本就不仅仅只属于强势群体所有，它的一部分原本就应该平等均衡地属于弱势群体所有。因此，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把资源公正作为重要的价值追求。

(三)生态公正是构建广义和谐社会的必要价值取向。广义的和谐社会是整体的、长期的、开放的和谐社会，是生态环境、人、经济与社会协调和谐发展的社会，要求人类不能把自己当作自然界的统治者和主人，而应把自己看作自然界这个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人和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是平等的，人类要对待自然像对待人类自身一样公正。但是，现代人走出了对自然的畏惧心理成为大自然的主人，“控制自然”的信念和欲望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占据了主导地位，使当代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关系被歪曲成统治与被统治的畸形关系。当代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无限地增大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力量，但人类在创造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对全球生态环境的破坏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出现了地球变暖、臭氧层破坏、生物灭绝加剧、酸雨蔓延、森林锐减、土地荒漠化、自然资源枯竭、大气污染、水体污染、海洋污染、固体污染等生态环境的恶化，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不协调、不和谐，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构建。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目前，不仅社会和谐已超越了社会本身的领域，同人与自然的和谐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和互馈性，而且，人际关系的和谐也是如此。因为，水和空气都是流动的，一个地方对水和空气造成了污染就要影响到周围地区的水和空气，从而引发区域矛盾，带来政治上的危机。森林的锐减、矿产资源的枯竭使不同地区之间为发展本地区经济展开了资源之争。美国在中东地区发动的一系列的战争，其实质都是围绕石油之争而展开的。不管在我国国内还是在世界范围内，生态危机引发的政治危机都越来越突出，成为和谐社会构建的制约因素。生态危机需要生态公正，和谐社会的构建也需要生态公正。离开了生态公正，社会和谐只能是暂时的、表层的社会和谐，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长期全面的社会和谐。

二

社会层面的公正、资源公正与生态公正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全面做到社会公正。

社会公正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目标，要求我们要高举社会公正的旗帜来推动社会的和谐。但要实现社会公正，涉及的问题错综复杂，如何来进行呢?要解决这一难题，应在全面把握社会公正的基础上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

(一)把公正作为制度设计和安排的价值理念依据。一个社会的制度状况直接影响这个社会的存在状态和发展状况，因此，一个社会制度的设计与安排，需要有基本的价值理念作为依据。在现代社会，制度设计与安排必须以公正为依据，否则，便会成为一个畸形化的社会。只有通过基于公正的制度安排，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利益群体才能实现良性的互动，才能形成有效的、持续的整合与合作。通过对全体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和尊严的保证，通过必要的社会调剂，才能消除或是缓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阂，减少社会的动荡。只有通过基于公正的制度安排，现代社会才能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受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正如约翰・罗尔斯所指出：“虽然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无法做到平等，但它必须合乎每个人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层面公正的实现，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

篇4

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随着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及中国社会的“现代性”特征进一步显现，中国与世界联系的多样性、利益的多元性及互动的频繁性进一步增强。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全球性国家”的“存在感”，无论是从国家内部的公众愿望，还是从国家外部世界的现实需求来讲，都具有极强的时代紧迫性。而在当代信息化世界，一个国家表达“国家存在感”的最有效方式，除了国家的整体“实力”，就是这个国家的“话语权”，我们必须要学会用自己的“说话方式”并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讲话”，要主动掌握控制世界舆论导向的能力，强化中国的声音。

不言而喻，当代文明的突出特征是信息化和全球化，这种状况导致的一个最重要结果是信息爆炸和“信息流”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传播，民族国家之间的“控制边界”在信息流的冲击下显得七零八落。“信息殖民”正在成为发达国家谋取自身利益的一种新手段，通过文化娱乐、知识或金融经济、政治价值等信息渗透，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打造“信息无边界国家”，向全世界输送和传播带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特征的各种信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即“信息殖民主义”正在形成，目的是使全人类在“心智”上都臣属于西方，从价值观到生活方式都按照资本主义理念的要求来重新塑造。而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基本控制了信息化时代的“权力”制高点，即“话语权”，持续地、高频率地“大声说话”。

实现一个国家“话语权”的最根本支柱有两个，一是实力，二是价值观或意识形态

事实上，从公元1500年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开始，西方扩张性的殖民主义就非常注重对其主要扩张、侵略、殖民对象“东方”的研究，特别是对自己的近邻阿拉伯世界的研究，有一门所谓的“东方学”，而从来就没有一门与东方学相对应的“西方学”。从那时起，东方就被西方定义为落后的和野蛮的，而西方是进步的和文明的，在西方人的叙事结构中，东方被描述为“消极的、原始的、柔弱的、懒惰的”等等，牢牢掌握了对东方的“话语权”，东方成为一个“被定义、被利用、被观照”的对象。并且，西方一再在阿拉伯世界挑起矛盾、对立和动乱，并在乱中谋取自身利益，这种状况目前还在延续中。西方世界承续了自己“先天的”话语优势，在信息化时代继续扩大了这种优势，企图使人类文明继续按照有利于自己“设定”的方向发展。

要改变目前西方世界的“话语权”优势，我一直以为在当前的人类文明形态下，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有能力全面与西方“对话”的国家，为了国家和人类美好的未来，中国也应该肩负起用理性的声音说话的责任，并成为主动掌握“话语权”的文明国家。

我们知道，从历史经验和政治哲学的高度来看，实现一个国家“话语权”的最根本支柱有两个，一是实力，二是价值观或意识形态。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和意识形态的鲜明性特征，决定了我们“话语权”构建的现实基础，而“话语权”的构建也将对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形成起决定性作用。

在当代世界，有资格在现代“文明制度框架”内进行持续的、平等的、高水平“对话”的，只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制度文明体系。中国作为新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自然而然就成为一些国家或一些人行使“话语权”的目标与对象，成为“被定义”的国家，中国、中国崩溃论等奇谈怪论甚嚣尘上，不绝于耳。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价值、发展方向遭到了任意的歪曲、诋毁、猜测、误解，甚至谩骂。这就是说，在目前的“信息文明”发展阶段，中国已经过了“韬光养晦”的时期，再也不能任由他人评判、分析和定义，我们必须积极地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人类文明事务，主动地在决定人类命运的重大事务中“发声”，成为维护世界公正和平的中坚力量，坚定地构建自己的“话语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令人尊重的国家，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维护者和推动者。

构建好中国“话语权”，中国的声音才会让别人“认真听”

首先，中国话语权的构建要立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明晰性，明确地、自信地、理性地表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特征的国家意志，坚定地按照自己的“话语价值”取向构建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叙事框架”、概念体系、语言形式。在当代文明形态中，话语的力量来源于“价值”的力量，话语权的实现取决于所传播的价值的“普世性”，以“公正民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就是承续人类文明发展目标的“普世价值”，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理论自信。我们之所以坚持“公正价值”和“公正制度”，坚持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坚持“公正的社会”和“公正的世界”理念，正是源于我们对“公正”这一普世价值的理论自信，源于我们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深刻理解。在以公正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框架中，在哲学形而上学层面上，我们坚持认为只有在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才有保证。中国的话语权，其本质就是“社会主义的话语权”，我们要坚定地用“社会主义话语”讲话，向全世界传播我们的信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现代文明框架中确立我们的话语权，我们的声音才会让人理解和听得懂。

其次，中国话语权的构建，要以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为支柱，通过社会主义“公正制度”体系，明确表达社会主义的“公正价值”。我们知道，在当今世界的文明体系中，主要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文明体系具有较为明确的价值理念和“制度框架”，社会主义的价值或“话语体系”要有“说服力”，要让人理解并信服，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主义“现实”的说服力，是我们向全世界所展示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此，中国话语权的构建，制度的运行和“改革”至关重要，按照“公正”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目标所实现的“公正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生命力”的最根本保证，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繁荣、和谐、稳定的根本保证，一个反映人类文明未来的“良性运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构建并掌握“话语权”的现实基础。一个好的社会制度，一个实现了人民群众幸福安康的社会现实，是最有说服力的“话语”。

总之，构建中国“话语权”，最根本的还是要通过“价值”和“制度”两个方面打牢“话语”基础，做好当代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工作，使人民满意、社会公正和谐，向全世界充分展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文明才会成为人类文明的基本选择，“社会主义话语权”才会具有理论和实践内容，中国的声音才会让别人“认真听”。

篇5

关键词：正义论；公平原则；启示

一、《正义论》的背景和内容

罗尔斯于1971年发表的巨著《正义论》，在西方社会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书一出很快就被誉为二次大战后伦理学、政治哲学领域中最重要的理论著作。罗尔斯对正义理论进行了有史以来最系统、最精辟的分析，被称为当代正义理论集大成者。①

二、关于正义的概念及作者的观点

正义，历来就是一众说纷纭、各执一端的价值观念。在最早的文字记录中，正义指一般意义上的相当和正当，正义包括全部美德和完好的道德行为模式，后来正义逐渐与平等、慈善区分开来。但正义概念依然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同的思想家作出不同的界定，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正义就是社会中各个等级的人各司其职，各守其序，各得其所。亚里士多德相信平等就是正义，但正义又分为“数量相等”和“比值相等”，前者指平均的正义，即在平等的个人之间各人的所得在数目和容量上都相等，后者指分配的正义，即在不平等的个人之间根据各人的价值不等按比例分配与之相称的事物。休谟认为公共福利是正义的唯一源泉。穆勒断定正义是关于人类基本福利的一些道德规则，如此等等。在当代世界，正义依然是人们争论的中心，尤其是在社会发展迅速、矛盾突出和社会大幅度变革的时代。罗尔斯热衷于介入正义问题的争论，绝非出于纯学术的偏好，而是响应社会的感召。正义问题的争论之所以引起关注，也非源自人们的主观情感，而是因为现代社会存在着大量的不正义现象，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不正义现象并没有因经济的繁荣迎刃而解，反而愈加突出，成为社会冲突层出不穷的一个根源。罗尔斯正是在这种氛围下致力于正义研究的，其意图显而易见。如果《正义论》只是纯学术的产物，那它就绝对不会引起这样大的轰动。

在罗尔斯之前，西方伦理学正义理论的主导是功利主义，其主旨就是：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制度被安排得能够达到总计所有属于它的个人而形成的满足的最大净余额，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被正确地组织的，因而也是正义的②。

罗尔斯对此是明确的，他开宗明义地讲，正义的主题就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就是主要的社会体制分配基本权利与义务和确定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的分配方式（第2节）。罗尔斯把既存的主导西方社会的正义理论分为两大类：（一）功利主义的正义观。罗尔斯将其概述为：如果社会主要体制的安排获得了社会全体成员总满足的最大净差额，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井井有条的社会，因而也是正义的社会（第5节）。功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谋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义思考问题的思路是：每个人在实现自身利益时都会根据自己的所得来衡量自己的所失，社会的幸福由个人的幸福构成，个人的原则是尽量扩大自己的福利，满足自己的欲望，社会的原则则是尽量扩大群体的福利，最大限度地实现所有成员的欲望构成的总的欲望体系；（二）直觉主义的正义观（第7节）。直觉主义不从个人或群体的得失思考问题，而是通过对自身的反思来达到一些基本的原则，这些基本的原则是至高无上的。可以用来衡量各种互相冲突的正义原则。直觉主义不包括其他的衡量方法，人们依靠直觉，依靠那种在人们看来最接近正确的东西来衡量。直觉主义强调道德事实的复杂性使人们往往无法解释人们的判断，直觉主义认为，“确定不同正义原则的恰当重点的任何更高一级的推定标准，都是不存在的。”这两种正义观具有明显的差别：一种依据功利，一种依据直觉。

罗尔斯对这两者均不赞同。但他尤其反对功利主义。他认为在现代道德哲学的许多理论中，某种形式的功利主义始终占据上风。道德哲学是社会理想生活模式的基础之一，不改变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道德哲学，是不可能改变这个社会的各种体制的。从这点出发，罗尔斯便把功利主义的正义观当作了批判对象。从事实上看，由休谟、边沁、亚当・斯密和穆勒等人所传播的功利主义观念在西方社会历来是占统治地位的，这些观念原则奠定了西方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基础。然而这些体制并没有克服社会上存在的深刻的矛盾。罗尔斯是一位改良论者，他相信要改良西方社会体制，关键在于改变占主导地位的功利主义的正义观。这是罗尔斯为自己确定的目标。

为了设定原始状态，罗尔斯进一步提出几个核心概念：

正义的环境

在这种环境中人类的合作是可能的和必需的，客观条件包括一个确确定的地理区域，体质状态和精神状态相似，存在着中等程度的匮乏，主观条件包括各方都有大致相似的需求和利益，各方又有各自的生活计划，而且还存在哲学、、政治和社会理论上的分歧，这样人们就既有合作又有冲突，因而需要有一些原则来指导人们决定利益划分（第22节）；

正当观念的形式限制

原始状态中的人们还得接受某些限制，这样他们才能有效地确定和选择原则，这些限制是，原则应当是一般性质的而不应是特指的，首要的原则必须能够作为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的共同蓝图；原则在应用中应对每个有道德人格的人起作用，限制的条件应当是公开的，让每个人知晓，还要赋予各种互相冲突的要求以一种次序，最后从原始状态推出的原则应当是决定性的，在它们之上没有更高的标准（第23节）。这里规定了正义原则的性质；

无知之幕

这个概念是更为大胆的假设，以便能运用纯粹正义程序的概念。原始状态是一种假设，它要求人们摆脱现时现刻的各种感觉和知识，在现实社会面前拉上一道大幕，使人们纯粹从零点开始思考正义的原则。无知之幕假定各方不知道他在社会中的地位、阶级出身、天生资质、自然能力、理智和力量等情形，也没人知道他的关于善的观念，他的合理生活计划和心理特征，各方也不知道这一社会的经济或政治状况。因为每个人所据有的社会地位、条件或个人气质均会影响一个人对正义原则的判断，必须用无知之幕将它们全部隔开，这样原始状态才能成立（第24节）（四）推理的合理性。原始状态的方法要取得成功，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这就是必须假定处在原始状态中的人是有理性的。所谓理性，就是人们在选择原则时都力图尽量推进自身的利益，他们的选择有前后相连的倾向，他们也具有建立正义感的能力，他们努力寻求一种尽可能高的绝对得分，而不计对方的得失如何（第25节）。当然，这样的人也是理论上假定的人，而非现实生活中的人。现实生活中的人有七情六欲，受社会及各种背景因素制约，不可能像罗尔斯在理论上假设的那样行动。以上四方面的条件确定了原始状态的基本属性，由此可以演绎出正义原则。

在得出正义原则之前。还得解决人们如何达到正义原则的问题。罗尔斯首先确定一个前提：处在原始状态中的各方都是平等的，在选择的过程中，所有的人都拥有相同的权利，作为有道德主体；有自己关于善的观念和正义感的人，他们彼此之间都是平等的。人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确定正义的原则（第4节）。根据原始状态及各项条件，罗尔斯推论出正义原则的一般表述：

所有社会价值―一自由与机会、收入与财富以及自尊的基础――都应平等地分配，除非任何价值的不平等分配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利的（策11节）。

这个一般的正义观又可分解为两个层次，这就是罗尔斯最著名的两个正义原则：

第一，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拥有可以与别人的类似自由权并存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权。

第二，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这种不平等不但（1）可以合理地指望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而且（2）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务联系在一起（第11节）。

这两个正义原则与罗尔斯对社会的基本结构相配套，第一个原则用于确定和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第二个原则用于规定和建立社会及经济不平等。第一个原则包括公民的基本自由权等原则，与西方传统的价值观并无二致。争议最大的是第二个原则，这第二个原则大致适用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因为在社会上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往往是不平等的，但这种不平等分配应对每一个人有利，于是人们使权力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来实行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原则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在私有制条件下，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是绝对不平等的，那么平等原则如何才能实现呢？实质上罗尔斯的重点在这里，其改良主义的理论出发点也在这里。

确定了正义的两个原则之后，罗尔斯便将它们贯彻于社会基本结构。罗尔斯将社会解释为一种互利的合作事业，其基本结构是一种公共的规则体系，它规定了一种活动设计，这种设计使人们共同行动，以产生更大数量的利益。并按照收益中应得的份额把某些公认的权利分配给每一个人（第14节）。如何使正义原则演化为具体的制度，罗尔斯提出了“四个阶段的顺序”（第31节），第一阶段人们接受两个正义原则的选择；第二阶段召开制宪会议，确定政治结构的正义并选择一步宪法，设定制度，这个阶段主要是确定平等的公民权和各种自由权；第三阶段为立法阶段，在这个阶段正义的第二个原则发挥主要作用；第四阶段是具体运用规范的阶段，法官和行政官员把制定的规范用于具体的事务，公民则普遍遵循规范。在这个部分，罗尔斯还深入讨论了自由权概念、良心平等自由、宽容与共同利益、政治正义和宪法、参与原则、法治、自由权优先性的规定等课题，较为明晰地展现了他设想的理想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

由此可见。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所要求的是，所有的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的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那么，不正义就仅仅是那种不能使所有人都得益的不平等了。

与之相反，罗尔斯要求每个人都能从经济和社会不平等中获利。他的第一个原则的第一部分就是要求确立一种开放的社会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前途是向才能开放的，实行机会的平等原则，各种社会地位都向人们开放。那些有着类似能力或才干的人应有类似的平等的生活机会。那些处在才干和能力的同一水平上，有着使用它们的同样愿望的人应该有同样的成功前景，而不管他们在社会体系中的最初地位是什么，是属于什么样的收入阶层。在社会的所有部分，对每个具有相似动机和禀赋的人来说，都应当有大致平等的教育和成功前景，那些具有同样能力和志向的人的期望不应受到他们的社会出身的影响。总之，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对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进行了批判，强调实现社会正义，强调必须注意社会公平，要研究正义问题，研究社会基本结构如何划分在所有的社会价值分配中的恰当余额，强调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反对只讲效率不注重公平与正义的错误倾向，开辟了政治哲学研究的新领域）））公平与正义问题，他的两个正义原则，发展了自由与平等理论，具有人道的平等的精神价值。为我国社会转型期正义理念及正义基本规则的确立与实施提供启示。从而通过制度建设的正义和社会公正理念的弘扬，可以减轻或缓解社会转型期的负面影响，尽可能地抑制住社会动荡因素的生长，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

三、转型中的中国面临的问题

中国现在处于一个变化时期，经过了改革开放一个相当长的改革，不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亦或是文化领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在看到这些成绩的同时还必须看到这些成绩的背后所隐藏的问题。诸如腐败问题、分配差距问题、司法公正问题等问题。

罗尔斯正义论的启示：

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主要的社会制度安排。制度的制订与设计要想科学必须有基本的价值理念作依据，这个基本的价值理念就是公平正义。我国的社会转型是市场化、现代化的双重转型。关注这个社会转型的正义性就是关注变革手段的性质、制度的方向定位问题，这需要一个指导转型的正义观。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政治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公、不合理的不平等状况加剧，公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社会稳定受到冲击。这些负面影响因素固然有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成分，但很大方面是不少制度功能缺乏正义所致，当然可以通过完善制度安排（即深化改革）来克服，但必须思索转型时期社会的基本正义原则。

一个公正的社会，才有稳定和发展，才有人的生产积极性，才能保持持续的高效率。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公正为代价去换取表面的高效率。③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历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一个社会只要能够提升其公正程度，那么，社会问题出现的种类与强度均会减少或减小，同时社会也可以增强解决已经出现的社会问题的能力。④我们不可因为发展优先的考虑而忽视公平、正义的原则问题，否则必然要为此付出更大的社会代价。

第二，罗尔斯正义论的第一个原则是平等自由原则。这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首要的原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要的原则。平等自由不仅是资产阶级的需要和目标，而且也是整个人类社会共同需要和追求的目标。由于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地区差距较大，发展极不平衡，行政权力、垄断和既得利益极大地阻碍着市场的发展和自由以及公平竞争格局的形成，导致了很多不平等现象的大量存在，如农民没有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男女性别歧视、公民在劳动就业权利和受教育权利上还很不平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都是不符合正义论的，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

结尾：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他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即使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⑤在我们对社会正义的探索中，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必将给我们的启示。

注解

① 雷青海：《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及其启示》第23卷第1期晋中学院学报Vol.23 No.1

② 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2013.6重印）.P3

③ 朱文兴：.论维护公平正义与构建和谐社会[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3）：67-70.

篇6

关键词： 教育政策 公共利益 公正性 民主性 有效性

一、公共利益：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

《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对“公共”的解释是，Public意指“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或为公众的、公用的、公共的”[1]。因此，“公共”是相对于“私有”而言的，强调一个社会群体中不特定的多数人共同或公用，它立足于全社会共有、共享、共利、共需的利益要求。在古汉语中，“利”与“益”最初是分开使用的，“利”的本意是指工具之合用，表示对人有益的事；“益”乃溢之本意，表示所需物之充裕。此后两字联用，用于表示“好处”。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公共利益界定为：一定社会群体中不确定的多数人存在与发展所必需的，与个体或局部利益相对并相关的价值体。它并非是单个私人利益的简单叠加，而是依赖于公众参与而达成的“重叠共识”。它具有开放性、差异性、广泛性与不确定性等特点。

政治家戴维·伊斯顿认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做有权威的分配……一项政策的实质在于通过那项政策不让一部分人享有某些东西而允许另一部分人占有它们。”[2]因此，公共利益是公共政策的核心要素。作为政府或社会公共权威对社会教育利益和教育资源进行权威分配的方案，教育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公共利益调节功能。不仅可以表达各种利益主体的教育利益要求，而且还能够对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教育利益矛盾和冲突进行协调和平衡，实现公共教育利益。

教育政策要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以一定的价值认识、价值判断和价值取舍为提前，教育政策的制定、规划、执行和评估等过程都必须以一定的伦理道德价值体系为底蕴。亚里士多德指出：“依绝对公正的原则来判断，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公众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策；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们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3]在对国家教育事业进行管理过程中，政府的基本任务就是运用政策工具正确处理个人与国家、集团、阶层之间的关系，在多元矛盾与冲突中寻求共同基点——公共利益。可以说，对公共利益的追求，使教育政策获得了存在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基石，公共利益是教育政策的根本特性，是教育政策的首要价值诉求和归宿。

二、教育政策公共利益取向实现的三个维度

要使教育政策公共利益取向真正从观念走向实践，需要通过公正性、民主性与有效性三个维度制定“善”的教育政策，从而确保教育政策公共利益取向的实现。

1.公正性

公正是任何制度成其为制度的基本前提和首要价值。离开了公正性，制度便失去了“合法性”，也就不能成其为制度。正如罗尔斯在《正义论》所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4]首先，作为教育政策决策主体，政府应表现为“中立”的立场。在众多的利益集团的博弈中，政府应该没有任何利益的偏向，遵循“重叠共识”的原则，各种教育资源的应平等分配，社会成员应当平等地成为教育领域的受益人。其次，教育政策应能够保障受教育者教育机会的平等。由于人人享有的平等受教育权利只有在实践中具体化为人人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才具有实际意义，因而如何保障教育机会平等就成为教育政策的核心价值取向。机会平等是指所有的人不分高低贵贱、穷富美丑，只要付出了足够的努力，满足了相应的条件，达到了规定的标准，都有同样的机会来赢取同一个社会职位，也就是罗尔斯所说的“使所有职位对所有人开放”。再次，政府在维护大多数人利益，平等分配教育资源的同时，应该优先关注弱势群体利益。如果为了实现所谓的公共利益，甚至不惜牺牲少数弱势群体的利益，那依此取向而制定的教育政策从形成之日就有失公正性。在不违背基本的机会平等的原则之下，给予社会的弱势群体以补偿，让他们不因为先天的或非个人的因素，而失去与强势群体同等的受教育机会。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公共利益的实现。

2.民主性

在多元主义（pluralism）理论看来，现代政府的教育政策建构过程，在本质上就是众多利益团体代表各自成员的利益，进行利益聚合与表达、竞争、博弈和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妥协和均衡。在现代社会，教育政策的合法性基础来源自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和接受。一项教育政策的建构，只有体现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共同利益，才能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它才能拥有合法性。约翰·托马斯认为：“公民参与可以促进决策的有效性，并会带来决策的有效信息增多、决策质量的提高、公民对决策接受程度的提高、公共部门服务的效率和效益提高、减轻人们对政府机构的批评等诸多好处，更加有力的公民参与促进了公民对政府决策的接受性，这就为政府提供了合法性基础。”[5]所以，具有公共性的教育政策在选择和制定过程中，公众对教育政策的制定应具有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要求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集思广益，必须反映不同利益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要求。公共教育政策不得成为任何个人、集团、阶级的私产，不得成为任何个人、集团、阶级压迫其他个人、集团、阶级的工具。教育政策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它是一个非市场的集体决策行为，是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通过制定规则和程序达成“重叠共识”的过程。为此，必须建立民主参与的教育政策决策模式。一是内容上和程序上保障利益主体（公众）以多种方式参与教育政策决策过程的权利，改变过去“受益者缺席”的状况。规定和保障公众有渠道参与决策的机会和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二是建立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相结合的权力制衡制度。建立公众、民间非营利的中介机构和政策研究组织参与政策决策模式，保障作为教育政策利益主体的广大公众能够充分参与决策过程，使教育政策能充分反映他们的公共利益取向。

3.有效性

一般来说，有效总是指活动的有效，是在对活动的结果判断后作出的结论。教育政策的有效性是指教育政策顺利、经济地解决教育问题，调整教育领域里的利益关系，实现公共教育利益的过程。如果教育政策是无效的，则它不可能维持教育共同体的秩序，更不可能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公共教育利益。

教育政策有效性实现的前提是相关信息的科学与真实。失去了科学真实性也就不可能制定出有效的教育政策。政策科学的奠基人拉斯韦尔认为：“政策应该是一门有着基本实践方向的科学。但它的目标并不限于科学本身，也不是单纯为了提高决策的效力，同时也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尊严提供有关‘需要改进的民主实践’的知识和方法。”[6]在现代社会，要制定一个有效率的教育政策，必然需要大量的准确信息。但是相关信息的获得常常是有成本的，而且有些信息可能是付出了成本也不一定能得到。在通常情况下，如果决策者不能掌握全面而准确的信息，就会根据自己的一些主观思想制定不切实际的教育政策，使教育政策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因此，收集全面而准确的信息，建立科学的决策程序，对增强教育政策方案的可行性或有效性有重大意义。其途径为：一是应建立全面、精确、可信与共享的政策运行信息系统，为教育政策决策及修改完善提供科学信息知识基础；二是加强教育政策科学理论研究，在政府决策人员、政策研究团体与社会民众之间建立制度化的联系，为教育政策决策提供政策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三是建立教育政策问题预警系统，设置专门的预警研究系统，负责对已经产生或可能产生的教育政策问题进行监测、研究、分析和归类，找出政策问题发生的原因及提出对策。当然，设计一个有效的教育政策，还必须与教育政策所作用的社会环境、社会生产力水平、人们的道德水准、社会文化心理等基本国情相匹配，否则所设计出来的教育政策就会流于空想，成为无效性的教育政策。

公共教育政策是以公共价值为导向，以公共利益的丰富为指向。它本身是公共“善”，又是为了公共“善”，是超越于任何非公共立场之上的。公共教育政策不仅意味着实现个体的权利，赋予每一个个体相同的教育权利，而且公共教育政策还要通过公共教育培养受教育者的公共理性、公共精神，使之不断追求公共福祉的社会实践，促成公共领域理性的发展。因而公共教育政策精神集中体现在它对公共利益的高扬与彰显，体现出公正、民主与有效的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1]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196.

[2][美]戴维·伊斯顿.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23.

[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32.

[4]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3.

篇7

关键词：工资法律制度；社会正义；分配正义；历史性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7-0287-02

一、工资法律制度本身蕴涵社会正义的基本要求

工资法律制度自起产生之日便成为平衡劳动者与雇佣劳动者之间劳资矛盾的重要杠杆。本身也担负着维持社会正义的重要使命。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分析了工资的质，认为它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构成劳动力价值的内容主要有3项：（1）维持劳动者本身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2）维持劳动者家庭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3）为使劳动力获得一定技能所需的教育和训练的费用。”可见工资的辐射范围已不再仅限于劳动者本身，而扩大到其家庭成员与整个社会发生联系。工资法律制度的本身合理性与正义性因而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制度的正义性。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并进一步谈到，“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探究一个法律制度背后所蕴涵的法理的正义性，应从这个制度本身出发，看到这个制度有无使得各种社会生活利益的冲突要求间得到恰到的平衡状态，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便可以说这种法律制度缓解了矛盾冲突，维系了矛盾双方的平衡，因而是正义的。

二、工资法律制度的设定逐次反映社会正义

工资法律制度是以设定权利和义务的方式来调节劳动者与雇佣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相应的法律关系，并将两者纳入到统一的法律秩序当中。劳动者付出劳动，雇佣者支付其对价，从而形成稳定的社会关系。在设定权利义务的过程中，要始终以公平和正义为指导，工资法律制度的正义与否就是看是否将权利和义务进行了合理的分配。这种正义的价值得以实现是由多个层次逐次完成的。

1.劳动者付出劳动应得到相应的工资作为回报或补偿。这是最基本的工资法律制度的要求。马克思曾指出：“劳动力的发挥即劳动，耗费人的一定的肌肉、神经、脑等等，这些消耗必须得到相应的补偿。”而作为人们朴素的社会经验也可以迎合最低层次的正义观念，付出劳动理应得到合理的补偿。

2.相同情况下，劳动者付出相同的劳动应得到相同的工资报酬，也是反对用工歧视的法理基础。陕西省妇联2011年公布了《女大学生招聘中性别歧视调查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受访女性就业率低于男性12个百分点，同时，约6成女性在求职时曾遭遇性别限制。而这种现象在我国屡见不鲜，并且今年来显现出的“容貌歧视”、“婚孕歧视”甚至“星座歧视”，都在各方面企图以与劳动实质关系无关的外在条件压低人工成本。无差别、无歧视的工资法律制度也是伦理上的巨大成功，这种成功也代表着正义的实现。

3.由于自然禀赋的不同而获得不同工资的劳动者内心所获得的满足感应当一致。合理的工资设计应以劳动者所付出的劳动可带来多大的经济价值为标准，但正义层面上的工资设定应该更关注劳动者付出劳动后所得到报酬是否与心理预期相一致所带来的满足感相统一。当然，前提是获得岗位的机会是平等的。但由于每个人对“正义”的认识不同，获得工资的心理满足感也不同，这就要求在工资制度设定的程序上实现正义的要求，才能保证结果上的正义。罗尔斯指出，“正义或不正义是制度处理这些事实的方式”，“虽然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无法做到平衡，但是它必须合乎每个人的利益。”而分配过程的正义使我们不必考虑结果如何。

4.应对劳动者设定最低工资保障。从政府责任的角度来说，政府必须履行关注每一个置于其管理下公民的最低生存保障，此时有无最低工资保障已经上升到了社会制度正义与否的层次，对我国工资分配的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应予以恰当解释：在先天条件相同的条件下作为适用的前提。如果不给劳动者设定最低的工资保障，对那些先天条件弱于正常标准的劳动者无法保障自身的基本生存，从而也会成为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借口之一。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参考因素中，参照劳动者本人及平均赡养人口的最低生活费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劳动生产率、就业状况、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这些都反映出社会正义的基本要求。实行最低工资保障也是从社会正义的角度自然衍生的制度。

三、如何维系“劳动者的正义”与“雇佣者的正义”

若要设定一个法律制度来考虑如何平衡劳资双方之间的正义，便不得不要面对下面的问题：是更加侧重于维护“劳动者的正义”，还是侧重于维护“雇佣者的正义”。工资法律制度的出现使得二者得以平衡。公平的观念会影响所代表的立场的支持者的行为指向不同，并且影响着对自身行为所获得的期望不同。

图1

罗尔斯提出，“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将通过最少受惠的社会群体的长远前景来判断。”劳动者与雇佣者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和利益上相矛盾的。雇佣者占有生产资料，劳动者无法打破这一垄断。如果强调“雇佣者的正义”，他们期许使手上有限的生产资料来获得最大的利益，使劳动者付出最大程度的劳动，并让自己付出尽可能少的工资，自身便可得到财富积累的最大化（如图1中B曲线）；而如果强调“劳动者的正义”，则期许自己付出的劳动越多，所得到的工资越多（如图1中A曲线）。如果仅依据前者，则经济则无法长期繁荣的成长，因为在当代中国，劳动者不会出现限制人身自由的威胁和付出生命的代价去无偿的劳作的情况。工资的减少会使得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产生巨大的减损。无人做工，则仅有生产资料，无法带动经济的发展。如果仅重视后者，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矛盾，没有生产资料，如何创造社会财富，又何谈工资的发放？而在工资法律制度的调整下达到平衡的O点时，二者得以平衡，使得双方的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便可以促使经济持续的发展并达到双方都满意的“正义”。

劳动者与雇佣者的两大对立群体中，劳动者与雇佣者相比缺乏生产资料，可以设定为较为不利者，如果工资制度制定得当，那么劳动者依然会接受雇佣者在资产上的优势地位而不会感到不正义，因为雇佣者的利益也是通过改善劳动者的前景的方式去获得的，如果因为工资矛盾使得企业陷入混乱，那么，在雇佣者失去利益的同时，劳动者的状态甚至会比之前更加恶劣。因此同样会使“劳动者的正义”遭到破坏。因为“人们所放弃的某些基本的自由能从作为其结果的社会经济收益中得到足够的补偿”。雇佣者付出了工资，放弃了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自由，换来的是更多更持久的经济价值和更大范围的生产规模，即为其补偿。而劳动者放弃的是对工资欲望无限扩张的自由，换来的是更加稳定的工作岗位与持续的工作机会，即为其补偿。“很多各自推进他们自己利益的人相互让步，以便他们能最好地以其让步得到他们想要的最好的回报。”我们需要用工资法律制度来推进这样的一种平衡，用对立的双方所妥协的结果来达到他们最终的目的。这种平衡是劳资双方互相放弃自己的自由来交换利益的最好的状态。显然，平衡并不仅仅包含相互的妥协，还包括劳资双方用自己的力量加以抗衡。这种对峙的状态也许也是一种平衡，但是通过相互的消耗，并不有益于“契约”（我们可以将工资法律制度在此看做双方所达成的契约）的达成，而资本和劳动力由于这种内耗被浪费而显得毫无意义，难为正义所容忍。

四、应对工资法律制度的正义性做历史性的考量

工资法律制度本身并不是完美无缺，始终符合全体社会的公共利益的一项万能的，一劳永逸的制度，其在应用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适用上的不当。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曾经开展过一场对工资制度改革的讨论。当时工资制度中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低”（工资水平低）、“平”（工资关系上的平均主义）、“乱”（工资标准繁杂混乱）、“死”（工资管理体制统的过死）。这些缺陷使得工资制度在当时无法适应社会的实际需要，严重伤害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当时所认为最主要的缺陷，无疑是“平均主义”，其本质是工资差别未反映劳动差别。苏力提出，“我们评价一个制度无论如何不能以个别事件的实质性对错为标准，而要做出总体上的利害权衡，而这种权衡是公众在历史中进行的。”在人们认识到制度的缺陷后积极地对其进行修补与改正，使其适应社会发展的规律后，因其严密的逻辑性与设计上的精细，仍然可以再次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愿望，在不断地以正义的观念为指引对制度加以完善的过程中，正义的精神依然可以通过制度表现出来。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其特定的判断标准，这种标准应当由当时符合社会中的“整体的公正”来判断是否具有正义性。自1982年10月中国劳动学会召开工资制度理论问题讨论会至今的20多年时间里，我们在工资制度的改革上是成效显著的，在关注了工资的分配公平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了分配的效率问题。正义观本身即是历史的、演进的，衡量一个制度是否符合正义的标准也要始终将其放置于历史的范畴中去考量。

参考文献：

[1] 方敏，赵奎.解读马克思的工资理论[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7）.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00.

[3] 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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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利文化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文化。人有自利的一面。社会生活和经济在许多方面离不开互利合作。如果抛弃互利文化，单纯强调自利文化，这个社会只有一个前途，那就是灭亡。互利文化除了源于人类的善良本性和道德情操，更多的是源于单个人的弱小，而只有合作互利才更有利于人类的发展。另外，社会制度也要求人们互利合作。大量的经济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互利合作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最佳选择。和谐财务文化肯定比冲突财务文化更有生命力。

二、和谐财务文化构建的基础是财务关系文化

财务关系是由财务活动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经济组织之间，人与经济组织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如何处理财务关系，成为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财务关系是否和谐成为和谐财务的重要标志。财务关系文化的好坏极大地影响和谐财务的基础。试想财务关系人之间充满着尔虞我诈，和谐财务文化就根本无从谈起。

三、和谐财务文化构建的核心是诚信文化

诚信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道德准则，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诚信文化是市场经济文化的核心，也是和谐财务文化的核心。诚信文化要求人们在财务活动中要诚实、守信、自觉约束自己的财务行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样财务才能实现和谐。相反，如果财务关系人之间诚信缺乏，必然造成信用危机，进而引起财务冲突，甚至引发财务危机和经济危机。诚信文化作为和谐财务文化的核心文化，首先要求各个财务主体道德自律，履行自己的道德责任和财务责任。其次，需要法律的严格约束，失去法律约束的诚信是脆弱的。最后，营造良好的诚信文化氛围，加大诚信的宣传教育力度，提升整个社会人的基本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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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校园景观；应用探讨

1 传统文化的含义

传统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表现了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和观念形态。包括道德情操、风俗习惯、、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各种制度、科学技术等。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道德、风俗、心志、文化、艺术、制度、技术等方面都别具一格，特别是它自然淳朴、宁静淡雅的审美观，自然顺畅、和谐共存的自然观，真善平和、自尊自爱的思想观，以及造型多样、充满活力的艺术形象，都值得我们进行了解及传承。

2 传统文化在校园景观设计中的重要性

21世纪，中国大学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校园景观设计已经成为学校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校园景观既是高等教育实施的场所，也是高等院校的标志，学生需要具有安全感和舒适感的校园景观来提供学习和居住的场所。校园的景观布局规划必须要在一定思想和理念的指导下才能体现出来，因此，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大学校园建设中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之一，对当今大学校园景观设计产生出重要的影响。

3 传统文化在校园景观中的应用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因其独特的自然条件、地域特征、社会制度以及，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景观设计理念和风格。中国现代景观设计应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从中汲取大量的养分，并进行创造性设计，才能满足观赏者的愿望，实现景观的个性及特色，当然也包括校园景观设计。校园景观建设对于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优美的校园环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能够深刻影响广大师生，形成良好的文化素质及行为方式。

有关中华传统文化在校园景观中的应用的例子不在少数，比如北京大学校园标志性景观之一的未名湖，将一座座建筑融化进湖水里，湖心岛、钟亭、博雅塔、石舫、临湖轩、枫岛、翻尾石鱼雕塑描绘出一幅清新、恬静的画面。人们处在北京大学的校园之中，总是会沉浸在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它的每一处景观都能体现出文化的进程。

在现代社会，高等教育事业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大部分学校都在加快新校区建设，但有些学校的新校区建设，一味地求新求异，而忽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使校园景观建设缺乏应有的个性和传统特色。因此，在设计校园景观的过程中，应该把传统文化的应用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来考虑，积极发挥传统文化在大学校园中的教育功能。

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到校园景观设计之中，让传统文化在校园景观中得到更好的应用，让校园景观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刻底蕴。广大师生置身于校园景观中，能够感受到独特的中华传统文化积淀。因此，大学校园的景观设计必须注重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结合，将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渗透到校园景观设计之中，从而营造出独特的校园文化氛围，改善校园环境，塑造良好的育人品质。

4 结语

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景观设计中，不仅可以美化学校的自然环境，还可以营造出独特的校园文化氛围，使广大师生共享独特的精神家园。而如何把中华传统文化更紧密地与当代校园景观设计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大学校园的精神和物质功能，已成为当今校园景观设计能否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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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经过现代性三次浪潮的冲击以及科层制的建立，行政摆脱道德的纠缠，建立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的发展逻辑。然而，行政并非与道德无涉，不能简约为行政技术主义。行政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论证，不仅需要以单纯技术为基础的效率支撑，而且有赖于目的性价值的支撑，而道德始终是实现行政目的的必要条件。因此，行政必须超脱传统的发展逻辑，以正义为导向寻求向道德的回归。而要寻求道德的价值性辩护，毋宁是要建立起正义的行政制度以及呼唤公民的美德。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义者主张：在多元文化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惟有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才是公共行政的发展逻辑。他们辩护现代实证主义哲学的“事实与价值两分”之单纯自然科学主义思维模式是保证行政发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换言之，只有以价值中立的形式超脱伦理道德甚至一切差异性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纠缠，才符合行政的发展逻辑，才能实践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赢取合法性。然而，这样的发展逻辑在价值问题上的缄默不语无法解决多元竞争的冲突，更是无法论证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与其说需要目的性价值，毋宁更是需要道德辩护。而我们所要探讨的主题与此关切：公共行政为何游离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

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是在对官僚制甚至是传统行政发展逻辑的批判中获得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实践中，传统行政机械化的发展逻辑使政府效率急剧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失灵”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无论是“新公共行政运动”还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皆以否定官僚制为政府重构的前提。换言之，是要通过这一批判性的否定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对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逻辑地符合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却始终摆脱不了传统行政发展逻辑。在这一问题上，麦金太尔引领了我们的视线。他认为，现代行政发展的逻辑有一鲜明的脉络：始于启蒙时代的政治理想，中经社会改良者的抱负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证明，直至技术官僚的实践。麦金太尔所描绘的是行政发展的显性图景，然其背后却潜藏这样的论断：考据现代公共行政与道德的分离无可避免地让我们回归启蒙时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这探究的立足点恰恰就在于政治领域。

行政实践并非与行政学的创立者们所想象的与政治全然无涉，而是扎根于政治与道德领域。即使是行政学的创立者们以“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这一二分法作为行政学的方法论开端也难以否认：行政须以政治为先导，隐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论证行政的目的性价值的必要条件。如此说来，从政治领域抽离出来讨论行政和道德的分离问题，作为现代探讨行政问题的普遍方式，尽管可以探讨得细致入微，却未必比近代的思维习惯更为高屋建瓴。由此，探寻“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这一命题须回归源头，分析政治与道德分离这一行政游离道德的前提。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行政是政治作为实践性的学科在技术操作上的应有之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阐释，政治关乎城邦这一“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传统意义上，行政本身也包含追求至善这一本性。然而随着政治与道德的分离，现代行政催生以来便消逝了这种本性，此时行政在名义上已摆脱了政治。著名的解释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曾断言：政治与伦理的分离具有明晰的路线图，经过始于马基雅维利、中经卢梭、近到尼采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连续冲击，西方政治哲学及其传统已在三次危机中难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腊所塑造的传统哲学认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实践这种至善，所追求的价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与政治并没有被严格区分，而且两者相互纠结、支撑与印证。然而，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对这一传统进行了釜底抽薪：“当马基雅维利以政治权力取代政治美德、卢梭以自由(权利)作为政治原则、尼采用权力意志取代国家政治本身时，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腊哲贤的‘爱智’冒险中生长出来的政治哲学，便开始从‘权力政治学’向‘自由(权利)政治学’——经过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政治学’和洛克的‘财产政治学’的预制——最后到‘权力意志政治学’的蜕变。”

按照施特劳斯的诊断，政治游离道德是一个“现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现代性浪潮”的冲击所导致。然而，冲击后的行政还要有能够实行价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实践性或环境性契机。政党分肥制便为之提供了这样的机遇。威尔逊的行政“价值中立”原则便是针对当时美国的“政党分肥制”，为了一劳永逸地摆脱其纠缠所做出的设置。他以完全超脱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领域的“事务性”来描述行政管理的领域，“它与政治的领域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甚远。在大多数问题上，它甚至与宪法研究方面那种争议甚多的场面也迥然不同。”恰是服从于解决“政党分肥制”这一具体问题的“价值中立”原则与韦伯的“官僚制”相结合，把道德价值从公共行政领域中彻底剔除。

由此，现代行政发展逻辑在历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理论抑或假象：行政与道德全然无涉。它试图逻辑周延地表明：效率是价值中立的必然结果，而要实现效率，惟有寻求事实与价值两分的价值中立。

二、问题：现代行政逻辑与道德之间

行政摆脱了道德、行政学脱离政治而产生毋宁是现代性事件，经过与道德的决裂以及机械论科层制的发展，公共行政尝试依据科学和技术路线寻求自身发展逻辑的理性化，逐渐构建起自己的逻辑体系。然而正当现代行政构造起自足的技术体系，准备摆脱道德飞跃发展的时候，道德的问题却又紧紧地纠缠着它，使之返回始发点。道德问题犹如现代行政背负的“原罪”，即使他们妄图遗弃，却又总是悄然复归。这一“原罪”，便成为新公共行政运动及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政府再造的突破点。尽管它们的努力无法超脱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甚至恰恰表现了官僚制总体实现的结局，但阐明了行政逻辑的显性危机。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迫使我们回到现代行政发展逻辑链的始发点——价值中立的问题上回复这样的追问：行政能不能彻底脱离道德的范畴?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显然，价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观，并非没有价值立场，而是为了确保自身的价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伦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价值之外的独立性，”l4追寻中立性的立场。从行政本身的建构来说，这样的立场始终是难以存在，因为行政本身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应用问题，而这正是由行政的意图和手段所决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单纯机械性地分配资源，其作用本身潜涵着价值性的目的或关怀。尽管政府通过援引其之为社会变化的管理者的科学能力及纯粹的技术，来证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方式曾经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临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冲突所产生的难题，单纯依靠简单的技术能否解决价值冲突上的问题已是不言而喻。单纯追求效率和中立价值的技术操作始终无法越过难以精确衡量隐性价值这一鸿沟，功利主义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这个难题。因此，针对这一难题，法默尔不无义愤地说：“人在这种形式的合理性(为效率追求技术)中当然可以获益，但要以抛弃实质的合理性为代价。”_5因此，他建议我们应该摆脱这种困境，从后现代性而非现代性的心灵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这种现代普遍理性主义规范论的视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为一种非人格的组织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却忽略行政作为社会组织化生活方式的内在价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诚然，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的弊端不仅仅在于先天道德论证的缺失，其具体运作机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谎言。行政的体制的建构以及行政机制效能的发挥都有赖于公民的政治参与，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没有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参与和实践，也就不可能实现全体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共同认同和实践承诺。每一个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的理性判断能力的人，不会在无强迫压力的情况下认同和承诺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认同的制度约束或规范限制。在公民对约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机制的认同过程中，个人的理性判断和价值筛选起着关键的作用，解决不了这个关键因素，行政效率也无从谈起。然而，问题在于个体存在着差异，而且道德上的差异甚于生理上的区别。作为公民的个体在政治参与的实际进程时，不可能完全摆脱不同家庭教育、和道德理想的影响。恰好相反，这些差异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响着公民的意识和主张，乃至他们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行动。在这样的矛盾中，单纯依靠技术显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会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毫无效率可言。

如果在现代行政的逻辑中，以价值中立为出发点，仅仅为了追求科学能力的优越感和效率的提升，以单纯的手段或技术来理解行政，而与正义与非正义、善或恶、美德、至善等道德问题全然无涉，那么行政本身也难以证明其合法性和基本的效率优越。

三、回归：公共行政的道德价值性辩护

若缺少道德的价值向度，或者过度强调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无涉，那么行政的正当合法性也就成为问题。

如果我们把行政界定为以行政机关为主体，运用公共权力所实践的具有强烈组织性能的治理活动，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这一追问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如何建构、论证行政权力及其运用方式的道德正当性及合理性基础，实践行政行为的道德准则，实现其价值层面上的意义。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纯粹的价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应该遵循一种什么导向?由行政本身的内在逻辑和需求探寻，这导向毋宁是公共行政中的正义。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开篇明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行政领域。作为一种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纷繁复杂的价值冲突中能有效地维护政治秩序，获得公众的认可及同意，赢得合法性基础。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在获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为合法性的奠定和维护除了依靠政府单纯的价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内蕴的理性和人们对它的信念，“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因此，合法性基础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秩序有效维持这一合理性评价和道德性评价中的实质正义。而正义正是合法性的内在动因。以合法性的结构视之，管理者和公众是合法性的结构载体，两者不是纯粹的单维构建，而是具有回应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现动态发展过程。并且随着公众价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异化扩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现代民主法则的框架下，根据自己的道德判断和利益来评价政治及行政，因此对公众回应需求的满足程度成为能否赢得认可和支持的重要关键因素，而这种需求最根本的是对正义的诉求。

然而，正义要成为现代行政的新导向还必须满足这样的事实：行政虽然不能以单纯的效率为导向，但是却不能缺乏效率。以正义原则为导向是否会降低行政效率?换言之，正义导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义导向之中涵盖着最大的效率追求。“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大的潜在的动荡因素是来自社会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隔阂、不信任、抵触和冲突。通过对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和基本尊严的保证，通过必要的社会调节和调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阂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缓解，进而可以减少社会潜在的动荡因素。”社会成员之间价值观等非政治因素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以统一的观念整合人们的思想难以达成，重要的是应付这些非政治因素的渗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义导向能够为公众提供平等地表达社会诉求、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积极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不仅在行政体系自身中呼唤出有效率的行动，而且能够在它的管理对象那里，即在整个社会中激发出存在于社会成员之中的整合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潜能。”因此，正义的导向消弭了社会矛盾，增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极大地激励他们的主动J眭和积极性，使政府在获得最佳的社会秩序的同时，政府从日常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极大地解放出来，降低政府的运行成本，呼唤出高效率。

因此，现代公共行政应该抛弃以往的逻辑，以正义为导向。然而，以平等、正义为主张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务并不能真正实现正义，法国学者皮埃尔·卡蓝默对新公共行政追求正义的困境做出了很贴切的诊断：“仅仅进行机构改革是不够的。必须‘改变观点’，对当前治理模式的基础本身提出质疑，即使这些基础已经为长期的习惯所肯定。”ll。。这实际上是一个大胆的结论，意味着公共行政也和人类的治理一样处在根本的转型之中，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行政正义导向的内在需求。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这实质上潜藏着这样的论断：正义毋宁是制度的正义。以此推之，行政的正义毋宁是行政制度的正义，实现行政正义导向的关键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行政制度是行政最为重要的规则体系。只有通过制度的安排，对有限的社会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公共行政才可能保持它的正义导向，才能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同时，也只有体现正义的制度才能成为协调社会各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才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并自觉遵守，否则就沦落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构建符合正义导向的行政制度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考虑到行政的制度选择、制度设计和安排的正当性程度，深入研究制度的实际运作。这关涉到“制度选择、设计和安排的社会客观条件和环境，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和环境，比如，社会的政治自由程度、公共理性程度、制度创新的资源供应、社会公民的政治参与、政治责任和政治美德状况，以及特别重要的是制度选择、设计和安排与社会政治生活实践要求的契合程度，等等。”…确立行政制度的正义导向不仅是公共行政目标模式的变更，而且意味着公共行政的制度、运行机制和行为模式的根本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