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普法情况调查报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村普法情况调查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此次调查共计投放100份，回收100份，回收率为100%，共随机调查了大塘、同德、赶场三个村，取得了预期效果。

一、 农村现状

1、 人口结构大龄化、文化程度偏低

被调查人员中60%为男性，40%为女性，统计表明：被调查者中56岁以上的有31人，而41岁以上的共有57人；同时初中以下学历的有77人，主要集中在41岁以上阶段。走访中了解到，由于很多法律宣传过于深奥和单调，群众理解比较困难，虽然有不少从普法活动中拿的资料，但很少细读。

2、法律需求大

71%的调查调查人员努力尝试运用所了解的法律维护自身权益，虽效果迥异，但均表示掌握法律是有用处的。如果有法律培训的话，98%的男性表达出自己想参加的愿望。

二、农村法律存在的困境

1、普法宣传与群众需求脱节

调查表明：男性最想了解的法律法规前三位为：促农富农（37人，占男性61.7%）；人身伤害（20人，占男性33.3%）；农民工基本权益（20人，占男性33.3%）。

女性最想了解的法律法规前三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14人，占女性23.3%）；促农富农（14人，占女性23.3%）；婚姻家庭（12人，占女性20%）。

同时不难看出，经济的欠发达并没有阻碍，农村中男女对法律的需求的差异性，男性更多的是基于事业发展而去了解法律，更多的是关注对产业发展政策，以及工作安全保障类。女性更多的是关心家庭稳定和睦，从而关注家庭健康保障，经济收入，以及家庭稳定类的法律。

但不无遗憾的说，过去我们普法由于经费、人员等原因，往往忽略了这一差异，大而统的宣传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农民对法律渴望多样化的需求。希望以后我们执行的时候应尽量加强针对性，保证我们的普法活动能为民所用，确保我们的辛苦并不是群众眼中的流于形式。

2、媒体宣传与群众实际有很大出入

调查显示：93%的被调查群众（男55人、女38人）了解法律的主要途径是通过电视、广播或网络。可见媒体对法制普及的巨大作用。

在与他们交流中，我们发现，不少群众对刑法尤其是对抢劫、杀人等恶性犯罪的惩戒有深刻认识，并能准确说出不少相关法条。这主要归功于《拍案说法》之类的法制节目。但让我们尴尬的是：当问及民事纠纷相关问题时，绝大部分群众并不能答上几句。只能让我们感叹:法律离农村很近，但离生活很远。

3、解决途径存在隐患

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30%的男性和25%的女性选择私了。而男性有40人、女性有28人选择向村干部或政府求助，以期纠纷得到解决，占到调查人数的68%。

然而这两种群众常选择的解决方法都存在不小的隐患：

（1）私了由于其往往是事故双方在事故发生后自行商量解决，而大多数人对事故本身没有明确的认识，致使私了结果具有不确定性、随意性，同时其不具有法律约束性，不少事主在私了之后，又继续纠缠，乃至发生暴力事件。例如，走访中了解到：我镇大塘村有一人被狗咬伤，私了决定600元包干，但治疗中伤者因病毒感染致使产生数千元医疗费，再次协商时，犬主坚持以当初谈妥600元包干为由，拒绝村镇两级调解，从而让处理人员十分棘手。

（2）村镇两级调解本是一种有效解决民事纠纷的选择，且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性。但实际中，虽然村镇两级都建立了纠纷调解室，但村镇干部大部分未学习过相关法律，同时也没有经过专门的业务培训，如双桂镇，共建村级纠纷调解室12个，镇级纠纷调解室1个，在村镇两级调解干部中仅有镇调解室2名工作人员接受过司法培训并专职调解，村级调解室多为村支两委干部兼任而且仅村支书接受过几天相关调解培训，他们在调解中往往凭借的是几十年的工作经验。诚然，不少同志的工作经验在不少调解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同时很多经验跟法律、法规有出入，甚至相悖。

4、对司法程序不清楚

在针对女性的调查表明：在40名女性中，大都不走司法程序的主要原因是不知道具体该找那些部门，走过不少弯路（19人，占女性47.5%）；觉得诉讼时间过长，费用太高，得不偿失的人数亦不少（18人，占女性45%）。

走访中亦了解到群众对司法的诉求主要集中在一些民事纠纷，但苦于找不到方向或觉得诉讼时间太长，而放弃对自身权益的追求。

三、解决方案

1、图文并茂，将法律资料通俗化。

走访中我们发现，群众对安全防火知识掌握比较充足，询问中得知，原来他们手头的安全防火资料是用漫画和浅显的语言展现出来的。这有效的解决了部分群众由于文化和理解力等原因而使宣传乏力的困惑，值得在农村普法宣传中广为采用。

2、多种方式相结合，向民事等方面倾斜

（1）电视传媒对现在生活的印象是毋庸置疑的，由于其法制节目为了收视率等多关注重大的、轰动的案件，而这种案件多为恶性刑事，虽然教育了群众，但却并不具有太大的教育意义。因此，适当的向民事、劳资、致富等法律法规倾斜，让广大群众获得真正有操作性的法律。

（2）调查中，有30%的群众也通过报刊、杂志学习法律知识。走访中了解，这些喜欢读书看报的人多为附近村民的主心骨，不少群众常常向他们了解一些法律法规。只需我们在平面媒体上运用案例和法条相结合的方式，诠释法律，就能通过他们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3）充分运用远程教育平台资源，开展教育学习。远程教育系统内的资源涵盖了农村生活的多方面，其中也有许多贴合农村实际的法律法规，其采用专家讲解的方式，直观的将法律法规展示出来。现在远程教育点已经基本覆盖各个行政村，只需我们合理利用，也能为法律普及做出重要贡献。

3、加强基层调解人员培训，提升业务水平。村镇两级调解能得到68%被调查人数的青睐，这既是群众对我们村镇两级干部的信任，也是巨大的危机。广大村级调解员的素质，决定了这一平台的作用的大小。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纠纷层出不穷，因此对农村调解员的培训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培训需要常态化、生活化，将农村常见案例和新兴案件作为教材，让优秀调解员现身说法，保障经验与法律的双重并重。

4、结合群众需求，制定普法方案

（1）根据群众需求，组织专项法律下乡。不要贪大求全，不求一劳永逸，一次只针对单一群体的单一需求，开展相关活动。如针对男性对劳保方面的法律需求，举行劳动法规下乡，切实满足群众诉求。

（2）针对农村私了行为，制定相关指导。私了作为群众自己解决矛盾的方式，可以继续存在，但为了保障双方合法权益，避免后续纠纷，可以尝试将已有矛盾纠纷归纳出来，如损失轻微，可以明确判定的纳入私了；不能确定损失的建议递交上级。从而提高纠纷解决效率，减少不必要的纠纷。

5、组织流动法庭，游走乡间。群众司法诉求多是简单的，可执行简易审判的案件，因此可以尝试建立流动法庭，巡回于乡间，走进院坝，在群众中审判，既能解民之所需，又能将法律更生动直观的传播到群众中去。

四、本次调查的反思

本次调查，在外调人员的辛勤努力下，完成得比较圆满，但由于自身原因仍存在不少问题：

1.调查表设计仍有欠缺。虽然再三对调查表进行修正，但由于团队人员均缺乏足够调查经验，调查统计中发现不少设计问题,如未能设计出被调查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使在分析中缺少了职业对法律需求的分析、没能为走过司法程序的人员单独设相关问题，致使我们少了深入了解相关情况的机会等不能不说是本次调查的遗憾。

篇2

我们青浦人民检察院花了三年的时间,对青浦区的农民工二代子女犯罪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形成了《青浦地区随迁子女涉罪情况调查报告》。做这个调查的起因最初是来源于一个盗窃案件。案子本身很普通,四个小孩一起偷东西,一个17周岁的孩子被批捕后,另外两个15岁的孩子和一个9岁的孩子均教育放行。接到这个案子之后,承办人开始思考,是怎样的原因,使这些孩子们过早的脱离学校教育、流入社会又无所事事?是怎样的原因,使这几个孩子的家长疏于对孩子的管教,甚至孩子连续十几天夜不归宿,也不闻不问?又是怎样的原因,使得这样几个大小不一的孩子聚在一起,连续疯狂地实施盗窃犯罪?此外,这个案件中,除了最大的一个被判处刑事处罚的孩子以外,另外几个参与盗窃的孩子都因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仅教育放行,这样严重的农民工二代子女“亚犯罪”问题,有没有得到社会的重视?

承办人发现,这个案子里涉及的四个孩子虽然都是外地户籍,但都是一出生或者两三岁便跟随父母来到青浦,在本地区暂住多年,用教育界的术语来说,他们都属于“随迁子女”。他们的家庭虽然不富裕,起码温饱无虞;他们的父母都忙于打工赚钱养活家人,对他们的教育方式多半简单粗暴;他们都在本地民办学校就读过,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并未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这几个孩子相识的地点不是像过去案件中通常出现的网吧、溜冰场、迪厅之类,而是他们就读的本地区的一所民办学校。“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所学校里原本不同年级、不同班级的几个学生,因为读书而走到一起。就是这样几个孩子,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基本都夜不归宿,睡在青浦区朱家角镇的一个桥洞底下,通过不断盗窃维持最基本的生存。他们盗窃的东西五花八门,贵的有手机、照相机、现金,不太值钱的有废铁丝、大块铁模具,甚至于水果、香肠、咸鱼、泡面,都能成为他们的目标。这几个孩子实施盗窃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获得经济上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满足精神空虚、打发时间。

面对上述种种问题,我们梳理了2009年至2011年三年间的未成年人案件,分析研究案件数据,走访调研了教育、公安、综治等相关部门,整理归纳出三年间青浦地区随迁子女涉罪问题调查报告。从涉罪情况概述、犯罪原因分析以及预防和控制对策三方面,通过图示、表格、文字等各种形式,深入探讨青浦地区随迁子女涉罪的背景原因,从而尝试建构针对本地区随迁子女犯罪预防的工作机制,以期对青浦地区随迁子女犯罪预防工作有所裨益,进而使随迁子女人群的生存状况得以改善。

胜利小学是一所民办学校,目前有10个教学班,403名学生。这些学生全部都是农民工二代子女,绝大多数来自欠发达地区。随着政府和社会对民办学校支持力度的加大,近些年来,我们学校的办学条件有了很大改善,硬件设施基本齐备。

农民工二代子女流动性比较大,父母打工换到其他地方的话,孩子就得转学,也有孩子是中间转学过来的。所以,学生的学习成绩参差不齐。比如有些二三年级才转学过来的学生,他们适应环境就需要一个过程,学习跟不上是很自然的事情。另外,农民工二代子女和城市孩子在行为习惯、卫生习惯上也有差距。我们还要首先对他们的行为习惯进行教育和矫正。

从家长的情况来说,他们大部分不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因为整日在外打工,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而且,家长的法制意识比较淡薄,对孩子的管理也很疏忽,很多小孩几乎处于没人管的状态,很容易和社会青年“混”到一起。

虽然这几年国家对民办学校的投入加大了,但从总体上看,分配给民办学校的教育资源还是处于劣势的。尽管我们已经提高了教师招收的门槛,但和公立学校比起来,我们的优秀教师还是太少了。我们目前有20名教师,都是外地过来的。

针对农民工子女犯罪率上升的情况,从我们农民工子女学校的角度来说,一方面要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并且尽可能地督促家长监督管理孩子;另一方面要加强法制教育的力度,并探索多样化的教育方式。

由于收入较低,农民工家庭一般不会在孩子的课外教育上专门投入资金,比如一些技能的培训,兴趣爱好的培养等。甚至,这些家长让孩子进学校读书也只是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而不是为了孩子有更好的发展。总体来说,农二代子女的课外生活十分单调,很容易和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混"到一起。如果这些社会人员行为不良,就会对这些孩子产生坏的影响,甚至产生连锁反应。

篇3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转移问题 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4-062-02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是发展农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目标之一。”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新生代农民工”专指1980年、1990年后出生的,登记为农村户籍而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群体。相关资料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目前的总数接近1亿人,占农民工总数近6成。而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刑事犯罪高发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中国社科院法治蓝皮书总结2010年中国刑事犯罪九大特征指出：“根据相关政法机关统计，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约占整体案件的三分之一。”因此认真分析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特点、犯罪原因、以及预防和治理措施，才能积极引导他们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为城市作出更大的贡献，否则会成为城市发展的隐患。

一、新生代农民工特点

1.整体素质不高，就业范围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外出农民工中，文盲占1.1%，小学文化程度占10.6%，初中文化程度占64.8%，高中文化程度占13.1%，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0.4%。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比重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占23.5%。分年龄组看，低年龄组中高学历比例要明显高于高年龄组，30岁以下各年龄组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均在26%以上，其中，21-25岁年龄组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达到31.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比第一代有了较大的提高，但这只是相对于教育极其贫乏的上一代农民工而言的，总的来说新生代农民工所受的教育还十分欠缺，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导致他们整体素质不高。在当今大学生就业尚且困难的背景下，素质偏低的新生代农民工只能从事最底层的工作，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占56.7%；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占40.5%。

2.法制意识淡薄，做事不考虑后果。调查显示，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被告人都表示是由于法律意识淡薄、自控能力差而走向犯罪的，这是由他们的成长环境造成的。首先，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之前生长在环境相对封闭、法制观念落后的农村地区，接触法律的机会很少。其次，虽然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接受过教育，但一般只涉及文化知识，法律知识几乎是空白，法制意识的形成更是无从谈起。再次，他们的父母大多在外谋生，使得他们成长中缺乏必要的引导，长期的放任自流导致部分人自控能力较差。由于法制意识淡薄和缺乏自控能力这两方面的原因，新生代农民工难免会一时冲动而走上歧途。

3.过于注重享乐，好逸恶劳。新生代农民工因为年轻所以喜欢追求时尚，消费观念比父辈更加开放，也更加注重享乐。根据2007年的一个调查，农民工尤其是青年农民工对高档商品和时尚商品的消费有较高的渴求，其中有5.79%的人购买国外高价手机，18.68%的人购买国产高价品牌手机，6.31%的人购买流行服装，2.72%的人购买高档品牌。不过，新生代农民工在接受城市消费观念，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他们的工资收入却没有随之增长，加上攀比心理作祟和理财能力上的不足，他们常常入不敷出，经济上陷入困境，这就是为什么新生代农民工犯罪主要是侵财型案件的原因了。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同龄人一样，虽然“根”在农村，但随着独生子女的增多，教育观念的改变，他们很少务农。长期在城市生活使他们习惯于城市的繁华与生活节奏，有着自己的梦想。

4.易受不良风气影响。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初中阶段即已完成学业，还未成年就踏着父辈的足迹进入城市谋求发展。因为他们年龄尚小，无论生理还是心理都没有发育成熟，接触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后，他们往往会因无知而加以效仿，许多不良恶习又会逐渐在他们之间交叉感染，最终导致一部分意志薄弱的人走向犯罪。

二、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主要特点

1.以侵财型犯罪居多。新生代农民工高发型犯罪案件主要包括盗窃、抢劫、聚众斗殴、、敲诈勒索和非法拘禁，其中侵财型犯罪案件所占比重最大。据统计，2008年8月至2009年3月，山西省壶关县检察院共审查各类案件78件85人，其中返乡农民犯罪的有10件17人，分别占受理总件数和人数的13%、20%，犯罪行为涉及盗窃、抢劫、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其中，侵犯财产罪最为集中。5个罪名分别为盗窃、抢劫、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其中又以盗窃罪居多，占返乡农民犯罪总数的35.5%。

2.共同犯罪特征明显。从犯罪形式看，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具有从众性和团伙性，表现出显著的共同犯罪特征。

3.犯罪年龄低龄化。据调查，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壶关县的返乡农民工犯罪中，年龄最大的43岁，最小的21岁。其中30岁以下的占到47%。

4暴力倾向凸显。暴力化倾向严重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又一重要特点。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多是年轻人，做事易冲动而走向暴力化。如出于对消费的欲求和对财产的占有欲，他们往往通过抢劫、抢夺等暴力手段达到目的。

三、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原因分析

自身方面的特点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主要因素，他们文化素质较低、法制观念淡薄、心理倾向有一定偏差；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不完善等社会层面的原因，也是引发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重要方面。

在犯罪的新生代农民工中，绝大部分文化素质不高。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往往是低地位、低收入、高强度的劳动，极易积累不良情绪，进而导致犯罪的发生。

1.就业不平等和继续教育机会缺乏。我国工资报酬最低的几个行业是农林牧渔业、批发零售贸易、服务业、采掘业、建筑业和制造业，这些行业的工资都低于平均工资水平。而新生代农民工却在这几个行业的就业比例中占82.5%。如果说这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不高导致的话，那么他们在相同工作中却不能与本地市民享受同样的待遇则说明就业的不平等。据调查，有28.7%的农民工与本地职工同工不同酬，有55.1%的没有社会保障等职工福利，分别有18.6%和34.1%的没有被给予与本地职工同等的培训机会和晋升机会。不过，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入城以后很难有机会接受继续教育。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父辈的显著之处，是他们更想通过自身素质的提高而谋求在城市的长期发展。所以，他们希望在平时能不断充实新知识、学习新技能，但以户籍为基础的基础教育限制了第一代农民工子女在初期接受教育的机会，在起跑时就晚了一大步；而继续教育的不给力则成为他们提升知识水平的又一障碍。

2.社会保障和救济不足。在我国，户籍附加了很多的功能，捆绑了像教育、就业、医疗、社保、住房等许多保障利，这些福利直接影响到一个人在城市的生存与发展。但是在现阶段，进城的农民工却很难享受到这些福利。如我国教育体制是“分级办学，属地管理”，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子女就难以享受和城里孩子同等的教育条件。又如经济适用房的购买对象一般不包括农民工，但其实他们的居住条件才是最恶劣的，是生活在城市中最需要改善居住环境的一类人。除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不足以外，农民工权利受到侵犯时所能得到的救济也十分有限。调查显示，有75.9%的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工资拖发、克扣和拒发的现象，有70.6%的人发生过因公受伤而用人单位不给钱医治的情况等。对于这些不公正待遇，只有43.6%的被调查农民工表示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这虽然有农民工维权意识不强的因素在里面，但我们不可否认政府在保护农民工权益上的缺失。更有甚者，一些地方还将农民工视为扰乱治安的罪魁祸首，对他们实施歧视性管理，给他们制造更多的麻烦。由于这种社会保障和救济制度的缺乏，农民工在遇到困难时很少求助于当地的政府及其他正规组织，而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或拉帮结派等形式来维护权益，常常不依照法律行事，给治安带来隐患。

3.户籍限制和社会歧视。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户口本上是农民身份，但其中很多人都是从校门直接走进城市，属于一批没有务农常识和经验的农民――不务农的农民（我国户籍制度意义上的农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王春光也曾撰文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生活阅历、进城动机等方面很不相同。”经历了城市工作和生活的他们，对家乡的认同越来越淡漠，但在城市中又找不到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因此，他们“进入了社会认同的丧失和重构的艰难阶段。”在这种心理状态的驱使下，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走上犯罪歧途。

四、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对策

1.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增强农民工城市归属感和认同感。现行的户籍制度不仅是农民工面前最坚硬的一道制度壁垒，也是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中的一个巨大阻碍。改革户籍制度已是必然的趋势，正如温总理与网友交流时所说,“如果说最症结的问题,就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那些长期在城市生活和工作,并具备一定条件的农民工融入城市。”

当然，户籍制度改革也要遵循发展规律，应充分考虑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的供给能力和政府财政的支付能力。若在各方面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操之过急，盲目进行城市人口扩容，将会导致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瘫痪等很多问题。所以，可考虑将拥有较高生存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优先开放城市户口的对象，因为他们更渴求在城市的长期发展，也更符合城市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获得城市户口的农民工，不但增强了自身的城市归属感和认同感，也必然成为其他农民工积极学习、效仿的对象，激发越来越多农民工建设城市的热情，从而实现农民工和城市的双赢。

2.完善社会保障措施，促进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与发展。逐步改革户籍制度的同时，政府部门要不断完善针对农民工的各项社会保障措施，使暂时不能获得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得到更多的帮助，促进他们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

保障措施要涵盖农民工工作、生活的各方面，要努力解决农民工继续教育、子女就学、医疗、住房等主要问题。特别是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提升他们的就业技能，为企业培养更多的技术人才。要将农民工子女纳入到当地义务教育体系，使其与城市孩子平等地享受优质教育。要加大对农民工的医疗卫生投入，帮助他们解决看病贵、看病难问题。要继续加大廉租房建设，进一步改善农民工的居住条件。希望实现温总理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描绘的那样，“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也期望能尽快消除城乡歧视，让农民工在城市里有尊严地生活下去。

3.加强法律道德教育，提高农民工法律意识和道德修养。新生代农民工罪犯是因法律意识淡薄、道德水平低下，对自己的行为放任而走上犯罪道路的。针对这一问题，需要加大对农民工的法律宣传和道德教育力度，不断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和道德修养。首先，司法机关要肩负起对农民工法律宣传的任务。要主动定期或不定期地进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开展普法教育活动，如举办法律讲座、巡回审判、法律咨询等，形成长效普法机制。要重点对农民工进行诉讼辅导，改变他们非正规的纠纷解决方式，培养他们依法维权意识。还要对经济困难的涉诉农民工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其次，新闻媒体、影视文化教育部门要加强对农民工的思想道德教育的宣传引导。可以国家“阳光工程”培训为依托，在教授农民工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开办思想道德课程，帮助他们树立与现代文明社会相适应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提升他们的道德修养和价值追求，增强他们的自我约束能力，纠正他们的享乐思想和不理性的物质追求，引导他们通过自身努力来实现人生价值。

4.推行农业产业化，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务农。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解决自己的问题，还增加新的就业机会，是今后农村新的增长点。各地政府要在财政、税收、信贷、土地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积极引导返乡农民工参与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发展规模种养业，创办工商企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借鉴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培养职业农民的做法，与科研院校开展定向委托培养，免费开办农业职业学校，组织多种形式的农业技术培训，培养一批农村管理人才、种养业能手、农机作业能手、科技带头人、农村经纪人和专业合作社领办人，依靠职业化的农民来发展现代农业。

[本文系山西省社会、经济、统计科学研究立项课题《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编号KY[2010]01），）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生存发展,预防减少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法院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调研报告.人民法院报,2010.7.22

2.2010年中国犯罪形势分析及2011年预测.中国法制网,2011.02.23

3.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2010.03.19

4.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 2008.02.27

5.山西壶关：八个月17名返乡农民犯罪.检察日报,2009.8.12

篇4

大学生群体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一环，大学生的法制观念和契约精神的养成是中华民族奋勇前进的重要力量。然而，近些年来大学生犯罪现象接连不断，大学生缺乏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的现象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的养成对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诚信观念具有重要的作用；对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对预防大学生犯罪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对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对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的作用。针对大学生这个群体，进行一次关于法制观念和契约精神养成总体情况的调查，有利于全面、深入地了解大学生对法制观念和契约精神的总体把握程度，有利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呈现出大学生法制观念和契约精神的F状，从中发现大学生法制观念和契约精神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对策，以提高大学生的守法意识和诚信意识，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调查的对象和内容

调查人员针对大学生这个群体对齐鲁理工学院、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山东政法学院的120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在选取调查对象的过程中，既考虑了文理科又考虑了法学类专业与非法学类，同时兼顾了一、二、三、四年级学生，力争得到不同科目、不同年级、不同院校学生法治和诚信方面的真实反映。

调查的内容总起来说，涉及大学生的守法意识、维权意识、诚信意识，以及获取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律教育的主要途径，以便了解大学生对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的信仰度、学习度和运用度。

三、调查的方式和方法

主要采取整群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法，辅以直接观察、访谈的调查方式，最终形成研究成果调查报告。“大学生法律精神和诚信状况调查问卷”由课题组自行设计，由调查员统一发放和回收，学生分年级、分科目不记名填写。问卷内容有十六个单选题构成，前八个选择题涉及大学生的法律精神，具体包括大学生的守法意识、维权意识、接受法律知识的主要途径、对法律知识的兴趣浓度、大学教育生活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提升度、任课教师对大学生法律知识提升的作用、大学班级活动或校园法律讲座对大学生法律意识提升的作用。后八个涉及大学生的诚信状况，主要包括大学生的诚信观和大学生的诚信教育。

四、调查数据呈现

（一）总体情况

在问及法律枯燥性的问题上，10.8%的大学生认为法律是枯燥的；在问及诚信重要性的问题上86.7%的学生认为个人诚信是重要的；在涉及“中国式过马路”的问题时，48.3%的同学选择停下脚步遵守交通法规；在涉及大学生购买的沙拉酱过期问题时，不到一半的学生选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100%的学生对自身的诚信素质感到满意；89.2%的学生认为自己是恪守诚信的人，然而问及看到别的同学作弊仍选择不作弊的学生率是83.3%； 69%的学生认为学校有必要给学生建立诚信档案以便培养学生的诚信意识；在问及大学生平日接收法律知识途径中13.3%是通过教师讲授，78.3%是听新闻和广播，4.2%是看法律书籍和期刊，4.2%是听取校园相关讲座；在调查问卷中有32.5%的学生表示进入大学后法律意识大大提升，其中42.5%的学生表示老师会严格要求他们掌握法律知识，29.2%的学生表示参加过所在班级举办过法律知识竞赛类活动；16.8%的学生表示参加过校园举办的大型法律专题讲座；55.4%的学生认为自身的诚信教育主要来自于家庭，有32.5%的学生认为自身的诚信教育主要来自于学校。

（二）分学科调查情况

70%的文科生和50%的理科生认为自身的法律知识是通过新闻、广播而学到的；没有一位文科生认为法律是枯燥的，但仍有20%的理科生认为法律知识是枯燥的；40%的文科生认为上大学后法律意识没多大提升；100%的理科生认为上大学后自身的法律意识有所提升；10%的文科生和80%的理科生表示他们的教师会严格要求他们掌握法律知识，10%的文科生和40%的理科生表示参加过的班级举办的法律知识类活动；30%的文科生和90%的理科生表示参加过校园举办过的法律知识类活动。70%的文科生和40%的理科生认为自身的诚信教育来源于家庭。

（三）分年级调查情况

1.大学生法律意识方面调查数据

大学生在大一年级的维权率在50%，而大四学生的维权率却下降到了30%；大一、大二、大三的学生通过教师传授接受法律知识的比例逐年增长，而到了大四教师对学生法律知识的传授率几乎为零；大一、大二、大三学生的50%以上认为自身的法律意识有所提升，而大四年级学生认为自身法律意识有所提升的比率仅占10%；大一和大四学生参加班级举办的法律知识类活动率为空，大二、大三分别是10%和40%。大一、大二年级学生参加校园举办的法律专题讲座的人数占40%，大三占50%，大四参校园举办的法律专题讲座为空。

2.大学生契约精神方面调查数据

大一到大四年级的学生几乎都觉得诚信很重要，而且几乎都认为自己是一个诚信的人，但是当问及看到别的同学作弊，自己会不会作弊的时候大一学生全部选择不会作弊，但50%的大二学生选择会作弊；100%大一新生和大四新生认为自身的诚信教育来自于家庭和社会而非来自于家庭；大一和大二学生学生当问及是否主动归还超市多找的20元钱时的80%选择会，而大三、大四学生面对同一问题时只有50%选择会。

（四）分院校调查情况

调查发现法大类院校的学生和普通大学类院校的学生相比法律意识较强，而且获取法律知识的途径比较多元。在接收法律知识途径中，法大类院校55%的学生表示是通过教师讲授，而普通大学类学生表示他们很少从教师讲授那里接受法律。10%的普通类大学生和60%的法大类学生表示教师会严格要求他们掌握法律知识；5%的普通类院校学生和50%的法大类学生表示参加过班级举办的法律知识竞赛类的活动；80%法大类学生表示参加过学校举办的法律专题类讲座，但普通院校学生表示所在学校几乎没有举办过法律知识专题讲座。

五、P于此调查报告的基本结论及其分析

从调查数据的横向来看，大学生总体上对学习法律的兴趣比较浓厚，对契约精神的重视度比较高，但是也存在大学生法律意识较为淡薄；诚信行为和诚信意识之间有所偏；接受法律教育、诚信教育的途径单一差等情况。

从纵向来看，不同年级、不同专业、不同院校的学生对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的运用程度、学习程度和掌握程度不尽不同。具体来说：大一学生的维权率高于大四学生的20%，通过与大四学生座谈的方式了解到部分大四学生在大一时维权意识较高，在大学期间自身的权利受到多次侵犯，刚开始他们就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由于自身的权益到最后没有得到满意维护，于是自身的维权意识和契约精神就越来越低。针对这种现象，究期原因不得不分析到学生的对法律知识的学习是否出现了问题，通过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调查发现，较大四学生而言大一、大二、大三年级学生对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的学习机会较多，但学习的途径较为单一，主要是通过电视、广播的方式，很少通过讲授班级活动和校园讲座的方式获取。通过深入大四学生得知：大四学生对法制观念和契约精神的学习少之又少，几乎为零。据了解，大四学生因为大多面临就业压力，很少关注法制观念和契约精神方面的学习。大多数学生表示对法律知识的兴趣浓度不高，特别是理工科类的学生和非法大类的学生的大多数认为与法律相关的知识是比较枯燥的，而通过深入了解到，文史类和法大类院校的学生表示，他们对法律有关的知识兴趣度比较高，他们除了通过课堂讲授、班级活动和校园讲座外，还会主动关注法律知识的相关期刊和广播。法大类的学生还组建“模拟法庭”的社团和申请参加旁听有关法律审判的一些案件，较之理工科类和普通类院校相比，文史类、特别是法大类学生学习法律知识途径的多样性大大提升了他们学习法律知识的兴趣，同时也促进了他们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的养成。

六、促进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养成的途径探析

大学生群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支重要力量，如果大学生这个群体能够有效把握和运用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下的法律精神和诚信意识，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在法治和契约的双重制约下更加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也会在这两种精神的协调下更加和谐，最终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和谐必然会促进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因此对于促进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养成的途径探析具有重要意义。就目前大学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养成的状况而言，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方面的养成和提升还存在较为广大的发展空间。

第一，从社会层面来讲，教育部应当把全面依法治国的精神有效的贯彻到大学生的教育体制改革中，适当地更新和增加大学生思修课相关法律知识和契约精神方面的理论，增添相关知识的案例教程，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呈现给学生，进一步提升学生学习法律知识和契约精神的兴趣。除此之外，还可增强各高校师生互动、联合，充分了解可以利用教育资源以及不同院校的需求，有力促进教育资源的公平化。例如，可以调动法大类或者法学大家去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相对匮乏的院校对国家形势政策方面相关的法律知识以讲座的形式普及给在校的大学生。

第二，从学校层面来讲，除加强老师课堂讲授的质量和效益，配合教育部的相关政策的实施之外，不同的高校应该针对各自的特点对大学生更好地进行普法教育并且迎合学生全面发展需求给学生建立诚信档案。例如，政法类院校可以调动本院校的法律系相关学生去基层农村或者普通类大学进行普法式的教育宣传，提升自身法治、契约观念的同时还可促进大众群体的法制观念和契约精神，有效地增强大学生对法律的尊严和对契约的信中，有助减少和降低大学生乱纪、违法和犯罪现象，从而辅助和促进我国全面依法治国政策的实施。各级院校，特别是普通类和民办类院校要配备一定数量的法律专业知识人员，成立相关的法律知识传播小组，通过广场电视、校园广播、发放图书等的方式定期向广大师生传播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丰富学生学习法律、契约知识的内容，提升他们运用法律知识的能力。

篇5

[关键词]基层 科技活动 现状

1基层科技活动的概念界定

基层科技活动是国家科技活动的一个特定层次和基础支撑。

关于科技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定义为：与各科技领域，即自然科学、工程和技术、医学、农业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中科技知识的产生、发展、传播和应用密切相关的全部系统的体制化的活动，包括：研究与试验发展、科技教育与培训和科技服务。我国国家统计局对科技活动的界定是：在科学技术领域中与科技知识的产生、发展、传播和应用密切有关的有组织的活动，它分为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成果应用以及相关的科技服务等三大类活动。

上述定义属于“国家科技活动”的广义概念。相对于“国家科技活动”而言，本研究所涉及的“基层（县域）科技活动”，指向更为广大的县域级基层和更为普遍的群众性活动。所谓“县域”基层，是指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广大农村为腹地的城乡兼容区域，包括行政区划中的“县”和“县级市”。因此，从活动的层次分析，基层科技活动往往更强调科技普及和科技教育，注重科技知识的传播应用，以提高生产力、提升群众的科技素养。显然，基层科技活动在对象上更具广泛性和群体性、在内容上更显实践性和实用性、在过程中更重协调性和互动性、在形式上更有地方性和创造性，体现出生动活泼、缤纷斑斓的特征。

基于此，围绕“科技活动是与科技知识的产生、发展、传播和应用密切相关的、有组织的活动”这个内核，将研究的视点集中在基层大量存在的各类成果应用和科技服务上。具体而言，本研究的范围是：重点考察各种有助于促进当地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有益于提高基层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有利于解决“三农”迫切问题的科学技术普及、科技教育培训和科技成果示范推广等活动。

2基层科技活动的状况―以福建为例

以福建为例，在调查方法上主要采取实地考察、书面调查、专题访谈等方式，展开了对福建全省所有84个县（市、区）的普遍调查，获得第一手资料数据，经过整理、甄别和复核，摸清全省总体概况；同时根据国际上采用的多指标（投入面指标、产出面指标和过程面指标等）描述区域整体科技活动的方法，查阅了大量统计年鉴等书籍获得部分数据；另外还专门对福建省所有基层科协的组织状况、功能状况、条件状况和活动状况等进行了系统的调查；重点分析和比较属于“县域”范围的44个县和14个县级市的资料数据。

2.1 基层科技活动的主体

按照主体在科技活动中的角色功能和层次定位，分为组织主体、参与主体和传播主体等三类。调查结果表明，参与基层科技活动的组织主体约有60个，几乎涵盖了县市所有的组织机构。按统计频度的高低排序，科协组织位列榜首，说明科协组织在基层科技活动中的作用和贡献得到了广泛公认。排名前15位的组织机构还有：科技局、农业局、卫生局、教育局、林业局、文化（体）局、宣传部、农技协、农办、妇联、广播电视局、团委、水利局、工会等单位，整体上呈现出政府主导、社团协力的格局。

参与主体既包括企事业单位、高校和科研机构、农村科技推广体系等，也包括农民、城镇居民、科技人员、企事业单位职工、学生和领导干部等。调查结果表明，基层科技活动的普及教育对象，针对的主要是农民（54%），其次是城镇居民（39%），然后是专业技术人员（29%）、企事业单位职工（27%）、学生（27%）和领导干部及公务员（12%）等。这与《科普法》和《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规定的科普对象重点人群基本吻合。

传播主体在基层科技活动的主体中是相对薄弱的一块。目前用于基层开展科技活动的场所和设施，超过半数是传统的科普画廊和示范基地等，科教场馆（所）、报刊杂志和影视节目相对较少。宣传媒体的介入程度不高，缺乏足够的专门宣传、传播力量和手段。

2.2 基层科技活动的内容

按照活动的名称统计，基层科技活动约有100多项。其中，按调查中的知名度排列（前16位），主要集中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科技活动周（科普日）、农函大、“科技特派员”制度、星火计划、科技服务热线、科教进社区、“双学双比”活动、阳光工程、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科技夏令营、“绿色证书”培训计划、“大手拉小手”科技传播行动、科技入户工程、厂会协作和村会协作及金桥工程活动等品牌活动。

按照活动的类别划分，农业技术和医疗卫生方面的活动占到了55%以上，而工业技术、信息和管理等所占的比例偏低（18%以下）；58%以上是一般性的科普宣传和技术培训活动，信息咨询等现代形式尚未进入主流；显性的“硬”内容如科技知识、科技项目等容易被充分关注，隐性的“软”内容包括科学精神、科技方法等属于理念上的东西不易被活动对象所领会和掌握。

从活动的手段方式看，向群众赠送科技书籍和科普挂图、设立科普宣传栏、义诊义演等方式比较常见，成果展示、影视节目和出版读物则相对较少。

这些情况表明，尽管基层科技活动的种类数量很多，但内容、形式和手段却不尽理想，基本上还处于“初级阶段”，内容比较单一、形式比较老套、手段比较原始。不少活动仅是“例行公事”，是为了“完成任务”，表现出一种“以任务为主流”的被动与惰性。

2.3 基层科技活动的载体

在载体平台建设方面，近年出现了许多可喜的创新。以福建省为例，强调项目带动，建立健全项目的立项申报审批制度；推出“5.18”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商品交易会、闽商大会；“6.18”项目成果交易会、“海西”科技论坛；“9.7”海西经济论坛；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基地；院士专家八闽行活动；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各类面向社会公众、包括面向进城民工的科普、技术教育培训、网络教育平台，以及福建省科技咨询服务中心组建的专家咨询平台、项目成果推介网站等等。

2.4 基层科技活动的类型

基层科技活动大致上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由中央有关部委牵头或联合发起、并自上而下贯彻实施的活动。这类活动主要有28类，大约占基层科技活动总数的39%，而且，这些活动构成了基层科技活动的综合品牌，体现出了“以政府为主导”的特点。二是科协系统组织开展的以各类科普活动为主的科技活动。这类活动主要有31类（其中有12类已经归属到第一类中），大约占基层科技活动总数的44%，支撑起基层科技活动的主干。三是地方性的特色活动，这类活动主要有24类，大约占基层科技活动总数的34%，突出了基层科技活动的特色。

基层科技活动多数是以自上而下、由“条”而“块”的方式、依附于某一特定的任务要求而开展。许多活动到了基层就自然演变成为几个相关部门的联合行动，形成了“以条块为主力”的格局。

2.5 基层科技活动的保障

人力资源匮乏在基层是个普遍现象。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基层现有的科技人员能够完全满足科技活动需要的受访者比例只有3%，而认为不能满足的则高达近42%。至于县域基层的科技经费情况，问卷调查的结果要比统计年鉴上的数字低得多：地方财政科技经费支出仅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0.5%。至于专门用在科技活动上的经费就更是有限。由于经费不足，基层科技活动场所欠缺、设施不足、信息手段落后等现象广为存在。

3基层科技活动的成效评估

3.1 活动的程度评估

按照“目标――组织――结构――功能――行为――效果”这样通常的思维模式，根据基层科技活动的组织特性、执行能力及其互动程度等情况，对其效果做出粗略、定性的判断。

从活动的场次统计可以看出，每年举办活动在5场以下的单位占了近一半，每年活动在20场以上的单位不足12%。可以判断，多数活动是集中在“三下乡”、“科技活动周”等这些统一安排的联合行动上。

从活动的时间统计可以看出，大多数活动的时间仅为一天（约49%）或半天（24%），两天以上的活动仅占27%左右。可以推测，基层开展的科技活动，主要是短时或临时活动的，比较深入持久的活动（如研发活动、系统性的专业培训活动）并不是太多。

从活动的组织者层面看，基本上局限在县域内各部门之间的“自拉自唱”（44%）或系统内上下间合作的“友情表演”（34%），与区域外合作伙伴共同开展的活动仅为3%，说明基层科技活动的“组织力”比较有限。另外，从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合作的程度来看，“经常合作”的约为11%，而“很少合作”或“从未合作”的却高达50%，说明基层科技活动的“技术含量”不是太高。

从群众参与活动的热情度调查情况分析，由于需求导向缺失和活动流于表面化等原因，致使基层科技活动的活力疲软，意愿低下。据统计，在被调查的人群中，“经常参加”活动者不到一半，“偶尔参加”者约为46%，另有5%的人基本不参加活动。在参加活动者中，表现得“非常踊跃”的也只占7%，而“一般”和“比较踊跃”的则占了多数，还有部分人员只是被动地参与。这说明基层科技活动远未达到一种理想的境界，至少在吸引力方面是如此。

3.2 活动的手段评估

在开展活动的手段上，现有的基层科技活动主要还停留在向群众赠书送图（67.5%）、开设宣传栏（58.5%）、设点义诊咨询（51.4%），过于简单化和概念化，与现代信息传播的潮流落差巨大，无法真正满足群众多元、具体、及时的需求。

从活动的设施条件看，问题同样严重，仍停留在“小米加步枪”阶段：多数地方开展活动的设施和场所仅限于科普画廊（64.5%）和示范基地（54.3%），而图书馆、阅览室（27.6%）、网站（23.2%），特别是科教场馆（6.8%）、电子信息系统（4.8%）等公共科技设施普遍欠缺，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普遍缺少动手实践的机会。

3.3 活动的协调性评估

综合上述几个要素及其之间的互动情况分析，现有的基层科技活动存在着几个明显的不协调：一是基层对科技活动的需求与环境条件不协调。加快创新的氛围和意识还不够浓厚，基层实际的科技投入力度偏小，科技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大约仅为全省平均值的1/4。二是不断充实的内容和载体与主体构成不协调。科技活动的最显著特征是科技性，其主体是各类科技活动人员，而目前参与科技活动的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只占31%左右，显然，这种组织构成存在着明显的不适应性。三是开展活动目标与组织方式不协调。目标比较明确，但活动的组织方式相对僵化、缺乏活力。四是传统活动手段制约了主体作用的更好发挥，群众对科技宣传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现象时有发生。

参考文献：

[1] UNESCO. 科技统计国际标准化建议案. 1978.

[2] 国家统计局. 科技投入统计规程. 2000.

[3] 王朝才等. 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EB/OL].crifs.省略, 2005-05-20.

[4] 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课题组. 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体系修订方案(征求意见稿). 2004.

[5] 福建省科协. 福建省科协系统综合统计资料. 2006.

[6] 福建省科技厅. 福建科技发展报告. 2007.

[7] 福建省科协. 2007年全省市、县、区科协组织建设情况调查报告.

[8] 福建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福建调查总队. 福建统计年鉴.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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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图书馆；农民工；服务

中图分类号：G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2）09-21 -02

引言

农民工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根据国务院农民工办负责人公布，截止2007年底我国农民工总数已达2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6%[1]。我国每年有1000多万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到2020年将会有3亿人左右从农村转移到城市[2]。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农民工问题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3]。农民工的文化生活不容乐观，其整体文化素质有待提高。

传统图书馆主要收藏以纸张为载体的信息，它的服务只是围绕着纸张和图书馆馆舍的展开。传统图书馆的建设模式封闭，采用被动型的服务模式为固定的本馆读者提供简单的文献服务[5]。在网络环境下，图书馆不单指由馆舍所构成的服务空间，还包括一个以万维网服务器的建立、数字馆藏建设、多种远程服务的提供为标志建立起来的数字图书馆[6]。

目前，大部分农民工并没有享受图书馆提供的各种信息服务，很多学者都对图书馆如何将服务延伸到农民工中进行研究。谭详金在2002年提出了图书馆要关注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弱势群体；倪传明、祝东红提出了要将农民工纳入主流文化视野中，并讨论图书馆如何为农民工提供文化服务；董克、吴丽娟、张枚等人对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农民工文化生活现状；刁松玲将农民工分成返乡型、徘徊型、融入型，详细分析了每一种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刘洪卫、马海霞、王亲玲等人都讨论了图书馆为农民工服务的具体措施。

农民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需求，他们希望用知识武装自己，满足用工者的需求、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图书馆要承担起提高弱势群体文化生活水平的社会责任。本文主要讨论如何将图书馆服务延伸到农民工群体中。

一、农民工的文化需求

（一）农民工的文化生活现状

农民工的文化学习途径很少，大多通过广播、报纸、电视等媒体；另一方面农民工的业余时间少，《发展导报》2001年有一份问卷调查，暴露了城市移民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每周工作7天占73.5 %；每天工作8小时的占55.5 % ，9小时 ～ 12小时的占35.3 %，13小时以上的占9.2 %。可见，农民工的劳动时间很长，业余时间很少。除去必要的生活琐事，农民工业余生活基本上是以睡觉、看电视、打牌为主，学习文化知识等活动比较少[7]。这就导致了农民工群体的文化素质水平偏低的情况。

（二）农民工的文化需求

农民工的文化技能水平低，满足不了用工者的需求，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低、工时长的繁重体力劳动，繁重的体力劳动又导致其学习时间的减少，长此以往，形成了恶性循环。因此，农民工迫切需要信息补给和文化知识的学习，来满足用工者的需求，提升自己的文化素质。公共图书馆开展农民工服务是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必然要求[8]。图书馆要承担起改善农民工文化生活水平的功能，满足农民工的文化需求。

二、图书馆服务在农民工群体中的延伸

（一）图书馆服务在农民工中开展的主要问题

多数图书馆仍然采用传统的等待读者上门的服务模式，农民工由于闲暇时间少、自卑心理等原因不会主动上门寻求服务，因此图书馆的服务对象中很少有农民工群体，导致农民工享受不到图书馆服务；很多图书馆的收费对于收入低的农民工来说骗高，农民工不愿意花费高额费用来办证、交押金，这就限制了农民工进入图书馆；图书馆馆员以及其他阅读者往往对农民工存在偏见，觉得他们没文化、素质低，让农民工望而却步；此外，多数图书馆没有针对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开展相应的针对，很多内容农民工并不感兴趣。

（二）图书馆对农民工服务的延伸探索

图书馆进一步开展针对信息弱者的特殊服务，能从制度上实现信息保障[9]。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图书馆应该针对他们开展特殊服务，使他们可以享受信息服务，提升自身能力，丰富文化生活。很多学者和图书馆管理人员都对此进行了研究和探索。

1、加大宣传力度

倪传明等学者指出图书馆宣传力度不够[10]是导致公共图书馆对农民工服务有限的原因之一，董克等人的社会调查也反映了这一情况[11]，另外舟山市普陀区图书馆通过加大宣传力度取得了良好效果[12]。很多农民工对图书馆不了解，不知道自己可以获得信息服务。因此，加大宣传力度，在农民工中普及图书馆的相关知识，加深农民工对图书馆的了解和认识，对图书馆服务在农民工中的延伸具有重要意义。

2、主动服务

弱势群体因为自身的局限性和特殊性，非常需要图书馆能够提供主动的、交互的、增值的服务[13]。刘洪卫、陈丰、吴红梅等学者均提出图书馆需要主动为农民工服务，东阳市图书馆、南宁市图书馆、舟山市普陀区图书馆等图书馆对此做出尝试，并取得良好效果。

图书馆服务在农民工群体中的延伸必须改变以往的坐在图书馆内等读者上门的服务模式，应该深入到农民工群体中，开展送书上门等主动服务。

3、开展个性化服务

农民工由于其自身的特点，有自己独特的信息需求，图书馆应针对其信息需求，开展针对性的个性化服务。例如提供针对性书刊、开放外来工阅览室、开展技术和普法培训、开展就业培训、知识讲座、开展同乡交流会等活动。

4、开辟“绿色通道”

图书馆可以通过和有关企业合作，寻求企业的资金支持，对农民工开展一定的帮助。例如，在押金方面，由于图书馆押金相对于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较高，减少押金；图书馆取消借书证工本费、注册费等费用。费用的减少会让农民工解决想看书有花不起钱的问题。

5、利用移动设备

虽然农民工的经济生活水平比较低，但是大多数农民工都有一部手机，图书馆可以和移动、联通、电信等企业合作，针对农民工的需求，开展针对农民工的个性化服务，将农民工感兴趣的小知识以手机报的形式发送到手机上；另外，还可以提供支持手机用户的在线浏览，方便农民工获取所需信息。

6、提升馆员素质

农民工处于城市边缘，过多依赖同治型社会关系网路来获取就业信息和机会，造成了一种贫困的“自我复制”以及与主流社会、主流文化的疏离，产生严重的失落感、自卑感及排斥感[14]。图书馆需要加强对图书馆馆员的职业道德教育，消除他们对农民工的歧视心理，尊重农民工，多对他们进行人文关怀。

三、结论

农民工是当今城市社会的不可或缺一部分，其文化素质水平的高低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本文对图书馆服务在农民工中的延伸做了探讨，提出一些建议。图书馆要加大宣传力度，主动开展个性化服务，在押金、手续费等方面给农民工开辟“绿色通道”，利用移动设备加大服务普及度。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提升馆员素质，指导他们为农民工提供个性化、人性化的服务。但这些建议还需要进一步在图书馆的实践中检验。

参考文献：

[1]白天亮.我国农民工已达21亿[N].人民日报，2008-03-04（01）.

[2]梁柏静. 冲突与和谐——图书馆服务于城市移民问题研究的反思[J].图书馆，2007，（02）：22-25.

[3]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EB/OL].http：///jrzg/2006-03/27/content_237644.htm，2011-05-10.

[4]李淑华.应对网络环境 变更传统服务[J].情报资料工作，2004：326-327.

[5]汪沁.传统图书馆在网络环境下的服务创新[A].新环境下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第六届中国社区和乡镇图书馆发展战略研讨会征文集（下册）[C].湖北：湖北省图书馆学会，2007：295-297.

[6]赵建梅.论网络环境下的图书馆服务创新[J].图书馆论坛，2002：92-93.

[7]管桦. 高校图书馆为农民工服务的应对之策[J].产业市场，2008，（06）：36-37.

[8]李霞.公共图书馆为农民工服务的实践与思考[J].图书馆界，2009，（04）：53-55.

[9]范并思.建立一个信息公平与信息保障的制度[J].图书馆，2004，（02）：1-3.

[10]倪传明.把农民工纳入主流文化视野中——论图书馆如何为农民工提供文化服务[J].图书情报知识，2004：107-109.

[11]董克.武汉市农民工知识能力及图书馆需求调查报告[J].图书馆，2008，（04）：11-17.

[12]金雯艳.公共图书馆为农民工服务的实践与探索[J].图书馆论坛，2010，30（4）：159-161.

[13]吴红梅.做好农民工读者服务工作之我见[J].图书馆，2006：108-109.

[14]杨枚.社区图书馆在农民工社会资本重构中的作用[J].图书馆建设，2008，（10）：47-50.

篇7

【关键词】非正规就业；女性农民工；正式社会支持

进城务工的女性农民工，在性别、身份及能力的重压下，已成为不折不扣的“边缘中的边缘群体”。据2007年“全国农村妇女权益状况和维权需求调查报告”显示，近一半以上的女性农民工属于非正规就业，她们多从事技术含量低、对体力和年龄依赖性较大的工作。本文采取个案访谈的方式，结合相关文献资料，从社会支持的视角，对非正规就业女性农民工已有的社会支持系统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正式社会支持系统的建议。

1.基本概念

1.1 非正规就业

非正规就业，指为签订劳动合同，但已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就业行为。非正规就业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相较于稳定的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的弊端明显：劳动关系松散、工作条件差、工资待遇低、缺少统一管理部门等。但因非正规就业对劳动技能的要求较低，也成为一些弱势群体就业的主要场所。本文的研究对象就是非正规就业领域的女性农民工群体，她们多从事餐饮服务和居民生活服务业。

1.2 正式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是指一定社会网络采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无偿帮助行为的总和。因结构的不同，可将社会支持分为正式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社会支持。

正式社会支持，顾名思义，是指由政府或社会组织提供，通过正式的规则和标准的程序，对个体进行服务，且对获取服务的个体资格有明确的评判标准。通常意义上的社会支持主体包括政府机构、地域性组织以及社工机构等。

非正式社会支持，是指个体或群体自愿像个体提供的社会支持，提供程序并不规范，也无正式的规则，存在一定风险。

2.非正规就业女性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现状

在《乡土中国》中提出“差序格局”的概念，用以概括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模式。他用“把石头投入水中所产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来比喻传统社会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由此可见，以“波纹所及的范围”为界，个体所依赖的关系也是有限的。

中国传统社会中，个体社会支持主要来自于血缘，家庭成为重要的纽带。在我国存在已久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市圈”和“农村圈”的流动困难，更加固了这种传统的人际关系，血缘和地缘成为乡土中国支持力量的主体。通过访谈，非正规就业的女性农民工的社会支持同样大都来源于她们的私人关系，家人、亲戚、老乡等是她们主要的社会支持提供者，是明显的非正式社会支持。

2.1 就业支持

非正规就业女性农民工的流动动机近年来发生变化，已不单是经济性原因，还包括情感需求和维护家庭稳定的意愿。但该群体的就业支持来源却仍具有较强的同质性。众多研究表明，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所依赖的社会支持主要来自乡土社会支持网络，而非市场信息。非正规女性农民工更是如此，她们的就业渠道对血缘、地缘的依赖度更高，通过“滚雪球”的方式进入城市的非正规就业市场。

个案A（20岁，高中，河北唐山人，餐馆服务员）：我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附近村子里我们这么大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我也想去，但家里说我一个女孩不放心，不让我去。这家餐馆是我表姐开的，她回家的时候说想找人帮忙打个下手，家里这才让出来。在她这挺好的，包吃包住每月1500，自己家人也比较好说话，我俩也能做个伴。

访谈中发现，非正规就业女性农民工在进城务工前几乎一直生活在乡村，对外界心思的获得渠道相对狭窄，这使得她们的社会交际能力较弱，加上自身能力的有限，除非有可靠的熟人介绍工作，否则家人不会放心让她们出去，她们自身也会有顾虑。

个案B（18岁，初中，河北人，餐馆后厨帮工）：我是舅舅介绍来这做事的，他和饭店老板是远亲，一句话的事，我就来这上班了。这餐馆里的人大多都是熟人介绍来的，出门在外，老乡帮老乡很正常啊。（问老板是否有为其购买保险）没有吧，那保险必须买么？老板平常对我们挺好的，况且我们又不可能一辈子在这，平常工资高点就行了。

访谈发现，尽管女性农民工已步入城市就业、生活，但其在农村所构建的关系网络仍是她们主要的关系网络，并在她们的就业过程中得以延伸。在这种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系统中，就业信息和工作机会可以传递。相较于正规就业渠道，这种“熟人模式”的就业支持成本和门槛较低，并且简便直接，上岗容易，而且这种就业支持广泛存在于家人、亲戚、老乡和朋友之间，为非正规就业女性农民工提供了就业和生活上的保障。

2.2 生活支持

女性农民工在完成由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后，进入非正规就业市场中的她们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城市的高度发达可以为她们提供大量的工作机会；另一方面，身在异乡的这群女性，生活环境已发生极大的变化，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之后，她们从何获得相应的社会支持。访谈中，作者就非正规就业女性农民工在生活上的经济支持和精神支持与受访者进行沟通，得出在出现经济困难或是心情低落时，她们寻求帮助、支持的主体仍是以亲戚、老乡、朋友为主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系统。

个案C（46岁，初中，四川人，某超市保洁员）：我们一家人都在外面打工，可以相互照应，遇到事情的话就一家人一起商量，一起想办法解决。平时没事的时候，就和住的近的（农民工）聊聊天，打发时间。（问来城里后是否向别人借过钱）没有，我们一家人都做事，经济上还可以，真需要借钱的话，可能还是得找亲戚借。（问为什么不向老乡或同事借钱）老乡、同事毕竟不是一家人，平常来往下还可以，涉及到钱的事还是算了。

由此可见，对于非正规就业的女性农民工来说，亲属关系是重要的经济支持来源，非亲属关系是精神支持来源。亲属间的经济支持以双方的亲属关系和无条件信任为基础，无需按照市场规则操作。虽然老乡、朋友、同事也可以在非正规就业女性农民工遇到实际困难或需要经济帮助时给予一定的援助，但他们更大的作用的是在非正规就业女性农民工心情低落不畅时，扮演倾听和开导的角色。并且，尽管老乡可能在提供就业信息阶段作用重大，但因非正规就业女性农民工平时工作时间长、工作量大，她们很少有时间与老乡来往。反倒是同事或邻居，因为工作内容相同、社会地位相近，成了她们生活中重要的交谈对象和精神支持的依靠。

此外，因非正规就业女性农民工所从事的常常是临时的、无保障的工作，拖欠工资的情况时有发生，加深了她们的弱势群体地位。在面对老板拖欠工资时，大部分非正规就业女性农民工仍会求助于亲属、老乡，或是干脆忍气吞声，她们通常不会拿起法律武器或是求助于政府机构，一方面是相关法律知识的匮乏，另一方面则是认知有限、对此类正式社会支持系统缺乏信心。

3.为非正规就业女性农民工构建正式社会支持系统

3.1 建立正式社会支持系统的必要性

通过前文对非正规就业女性农民工当前社会支持情况的描述，不难看出，非正规就业女性农民工获得的社会支持主要是非正式的社会支持。这种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系统的产生源于先赋性的身份，相似的社会地位、生活经历等，使得他们相互信任和扶持。通过非正规的就业途径，在非正式社会支持系统的作用下，她们可以顺利进入城市工作、生活。但因为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内的个体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只能提供有限的资源，不利于非正规就业女性农民工个体的发展。

非正规就业女性农民工职业和身份的特殊性，使得她们在就业、生活、权益维护方面的需求同样具有特殊性。而她们目前所依赖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系统无法满足她们的实际需要，构建针对非正规就业女性农民工群体的正式社会支持显得尤为必要。由于我国现阶段尚缺乏针对这一群体的正式社会支持，下文中将提出构建的相关建议。

3.2 建立正式社会支持的建议

3.2.1 以政府支持为主

在正式的社会支持系统中，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来规范各个主体的市场行为，同时也使得保护非正规就业女性农民工的行为政策可循、有法可依。政府可以从宏观上保护非正规就业女农民工的就业和生活。

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不仅让户籍制度成为城乡流动的一大障碍，也使得劳动力市场处于城乡二元分割的状态。面对非正规就业女性农民工，需要政府继续改革现存的户籍制度和城乡劳动力市场就业制度，规范就业渠道，为她们创造良好的就业、生活环境。同时，针对性的构建社会保障是十分有利的，尤其是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

政府除了监督、规范劳动力市场，为非正规就业女性农民工维护稳定的就业环境外，还应加大执法力度、提高办事效率，对危害非正规就业的女性农民工的行为严惩不贷。

3.2.2 发挥妇联作用

我国妇联具有“单位性”，依托单位存在，而非正规就业市场中的女性农民工是游离在“单位”外的群体。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大，原有依托“单位”的妇联组织无法满足“社会化”的女性农民工需求，所以政府应建立社区式的妇联组织。社区式的妇联组织扫除了单位式妇联的对女性农民工的隔离，以社区为单位进行妇联的相关活动，如开展职业培训、普法教育和心理咨询等，将切实起到保护非正规就业女性农民工权益的作用。

3.2.3 基层社区的功效

社区是城市管理的基本单位，既是正式社会组织，也是城市中地缘特点最明显的地方，作为一个基础性的单位，它简省办事程序，能够及时有效的解决实际困难，充分发挥基层社区的功能，将有效推荐正式社会支持系统的构建。社区可以为非正规就业女性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帮助她们解决生活上的烦恼、为这群“孤独异乡人”提供生活和精神上的关怀。

4.总结

非正规就业的女性农民工是城市中“边缘的边缘”群体，社会性别的划分之下，她们的工作环境差、同工不同酬、权益更易受到损害等问题日益突出。而受传统社会地缘、血缘甚至是业缘观念的影响，当生活、工作中出现问题时，她们的求助对象也多是非正式支持网络。而非正规就业女性农民工现有的非正式支持系统的资源有限性，使得很多问题无法解决，加深了她们的弱势地位。这时构建针对非正规就业女性农民工的的正式社会支持系统显得尤为必要，作者从政府、妇联组织和基层社区组织角度提出相关构建建议，希望能对保护非正规就业女性农民工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1]葛伟，钱聪慧.关于新形势下非正规就业问题的研究与思考[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5（2）：48-50.

[2]晏婷婷.非正式就业渠道与女性农民工就业[J].文史博览，2006（6）：54-56.

[3]金一虹.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妇女就业[J].妇女研究论丛，2000（3）：23-25.

[4]李培林.流动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J].社会学研究，1996（4）：4-7.

[5]蒋静.社会支持链接：一个打工妹和城市社会的互动分析[J].妇女研究论丛，2003（2）：17.

[6]田华.试论转型期社会新生弱势群体与社会支持[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7）：27.

[7]胡明文，肖玲.农村打工妹与她们的社会网络资本——以江西省为例[J].江西社会科学，

篇8

【关键词】农民工；劳动权益；社会保障

一、农民工劳动权益的法律保护现状

农民工劳动迁移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繁荣。但与农民工贡献极不相称的是他们的权益却不断受到侵害，不断出现的安全事故、拖欠工资等为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拉响警钟，对农民工的歧视与差别对待于情于理都是不正确的，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农民工劳动权益的保障问题是一项亟待解决而又相当艰巨的任务，其核心问题在于农民工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国家和政府应给予高度重视。

（一）农民工的平等就业权受到侵害

据《201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称，2014年度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只有1417元。而89.8%的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超出劳动法规定的44小时，住宿餐饮业的服务人员每周工作时间甚至超过60小时。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论年龄、性别、身份，都享有平等就业的权利。”《劳动法》第12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不同而受歧视。”《劳动合同法》出台后，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虽有所加强，但仍不尽如人意。农民工受文化水平低、职业技能低等条件的限制，即使想摆脱卖苦力的工作状态也普遍感到力不从心，只能从事脏、苦、累、险等边缘职业，农民工在城市就业本来就并非易事，还往往受到政府劳动政策的限制和用人单位的歧视，这些都严重侵害了农民工的平等就业权。他们就业环境差，劳动时间长、负荷大、报酬低，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就业政策，但很多政策落实不到位，农民工的权益仍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二）安全事故频发，多数农民工患职业病

职业安全权是指劳动者在职业劳动中人身安全和健康获得保障、免遭职业伤害的权利。《劳动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有获得劳动卫生和安全保护的权利。现阶段农民工从事较多的是城里人不愿干的条件差和危险性较高工作，如建筑业、采矿业、环卫业等。据卫生部统计截至2013年底，全国累计报告职业病676562例，其中九成是尘肺病，专家估计，实际发病要比上述报告的例数多得多。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统计，全国每年因工伤致残人员近70万，其中农民工占大多数，农民工从业人数较高的煤炭生厂，每年因安全事故死亡6000多人。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表明职业安全权对他们来说似乎遥不可及，很多企业不按国家标准整顿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很多农民工工作环境非常恶劣，连基本的安全措施都没有，这导致农民工成为我国工伤和职业病的高发人群。

（三）农民工保障系统薄弱，社会权益难实现

《劳动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享有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而国家规定的用人单位必须执行的有关劳动者的劳保待遇等，农民工一般无法享有，大部分企业未缴纳工伤、失业、养老等保险，有的企业则唯利是图，钻法律的空子，尽力逃避应承担的法律义务。在采煤、建筑等高危性行业“权益维护难”体现得尤为突出。如山西私营煤矿招收采煤工，一般只投简易人身保险，而不参加工伤、失业及养老等保险，出了工伤事故一般都是企业、劳动者私下协商处理，企业除简单支付医疗费外，极少作出按法律规定应该给予的其他补偿。此外，用工企业不签劳动合同、随意克扣工资、延长劳动时间等行为时有发生，劳动者合法权益被严重剥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现实生活中，由于农民工自身维权意识薄弱或对违法用人单位惩处力度不够等多种原因，不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在个体私营企业仍普遍存在，农民工保障系统仍十分薄弱，国家的强制性规定也没有使劳动者的社会权益得到很好地保障。

（四）农民工难以获得职业培训

在职业培训方面，由于大多数农民受教育水平较低，其中接受过技术培训的不到10%。他们没有财力也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参加培训，而企业考虑到较高的就业流动性，也不会提供培训的机会，导致农民工的劳动技术不能很好得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要求，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就业的困难。目前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培训力度不够。由于劳务输出地一般都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财政比较困难，师资力量等培训资源缺乏，尚不具备系统的专业技能培训条件，又得不到政府或用人单位的支持，难以投入大量的培训经费。二是农民工接受培训的意识薄弱。由于本身经济条件不好，又安于现状，认为培训既耽误时间又影响收入，一般不愿参加培训，影响了培训工作的全面开展。

二、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措施

建设和谐社会离不开农民工的参与，保障农民工权益作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必须引起各界的高度重视。对待农民工的权益保障我们应有积极的态度，充分认识到维护农民工权益的重要性，创新制度，建立平等的就业环境，努力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利，还农民工一个公正的待遇，这样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大家庭。

（一）建立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

要彻底解决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不仅需要在全社会营造关心他们的心理环境，还需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保护体系。首先要完善配套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目前我国已经颁布了《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三法”的颁布在中国劳动法制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进一步完善了劳动合同制度、确立了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建立了高效处理劳动争议的新机制，加强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全方位法律保护，例如对企业工资等作出具体的规定，这对于保障广大人民农民工的生活、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应推动各地方加快立法进程，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严格执行法规、规章，严惩企业在使用农民工过程中出现的违法行为。其次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立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险体系，明确将进城农民工纳入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的范畴，实现社会保险对农民工的全覆盖。最后完善劳动执法和司法机制，加大对农民工的维权力度。在维护农民工各项权益的过程中，政府要积极主动、有所作为，切实负起责任来。各级司法部门应本着公平正义的原则，认真审理有关农民工权益的案件，包括违反劳动合同、拖欠农民工工资、不履行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义务等。劳动保障监察等职能部门也应加大日常检查、监察力度，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同损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为作斗争。

（二）改革户籍制度，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

解决农民工问题、保护农民权益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端正对待农民工的态度。长期以来，城乡分治的户籍管理制度导致了城乡的二元经济结构。改革户籍制度不仅有利于增强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感，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也有利于破除城乡的二元经济结构。在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背后积累了一系列问题，诸如城乡发展不协调严重制约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我国的城乡发展现状与国家政策的倾向性有很大关系，我国东南沿海城市的迅速崛起就是政策保障的结果，国家政策保证了这一地区先富起来。然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的发展，各种社会问题也凸显出来，城乡矛盾激化，但基于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不能立刻根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所以当今我国更应着眼于城乡和谐、统筹发展，尤其是要对农民工等弱势给予更多关照和倾向性政策，伴随着工业化及城市化发展，我们应改革户籍制度，逐步、有序地接纳农民工，接纳他们逐步向城市转移并变为城市市民，并为其提供相应的的福利待遇，让他们与城市居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

（三）提高农民工自身综合素质

农民工在进城之后工资水平偏低，合法的劳动权益得不到保护等，出现这些社会民生问题一定程度上是农民工自身素质偏低造成的。因此，提高农民工的综合素质势在必行，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

一是提高农民工的专业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会读书看报应是一个人最起码的能力，这样才能接触到更多新鲜的事物，了解更多时事热点，不被社会所淘汰，所以增加农民工的知识储备是最基础的，其次加强对农民工的技术培训，引导农民工自觉学习专业的工作技能。可以根据市场对农民工技术的需求，组织各类教育培训机构或培训师有针对性地对农民工进行业务培训，提高农民工的就业竞争力，提高农民工工作的效率和科学性，高素质的工作人员一定会大大提高工作效率；二是要提高农民工的思想道德水平。引导他们形成“劳动最光荣”、“劳动无贵贱之分”的观念，引导他们热爱祖国、爱岗敬业、遵守职业道德，形成较高的思想道德素养。当然我们应给予农民工更多人文关怀，丰富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农民工的现代意识，强调进取精神和创新精神，通过教育使他们摆脱落后的思想意识的束缚，转变陈旧观念，以适应信息时代对现代工人的要求。使他们能尽快融入城市生活。三是增强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对农民工广泛开展普法宣传，通过教育使他们知法、懂法、守法，增强法律观念，遵守社会公共道德规范，自觉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义务，成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与此同时，强化劳动者自身的维权意识，学会利用法律、通过合法渠道维护自身权益，让他们勇于并智于同侵犯其权益的不法行为作斗争。

总之，社会的进步最终取决于社会上每个主体社会权益的实现程度。采取各种措施使农民工利益得到保障，使农民工的价值得到实现，使农民工的收入所得和创造的价值相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诉求。

参考文献：

[1]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郑成功.中国农民工问题和社会保护[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4]张继梅.和谐社会背景下我国农民权益的法律保护[J].求实，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