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链研究方案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产业链研究方案，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中图分类号：F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5-011-02

一、引言

自主创新能力是推动技术发展的不竭动力，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要素。时代创新的大背景催生了一系列创新方法的产生及推行应用，TRIZ理论是源于苏联科学家阿奇舒勒通过对大量发明专利进行研究、归纳所得的一种创新方法，其涵盖了解决发明创造、创新技术问题过程中可寻的科学规律，并在随后的逐步发展中明确了基本原理与法则、建立起完善的理论体系，后传入西方国家并随之发展成为各国家、各企业及其他社会团体所重视的国际性创新方法。

农业产业联盟是由多个涉及农业生产相关环节的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等机构组成的一种农业领域的产业组织形式，联盟各伙伴在发展过程中通过技术、设备等相关资源共享形成利益共同体，旨在通过多方合作促进各联盟伙伴在技术、经济上的有效发展。农业产业联盟应用TRIZ理论，一方面有助于整合各方资源，开拓创新思维，创新技术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将TRIZ应用于联盟的创新管理过程，形成完备的创新管理体系，为联盟各伙伴的创新合作提供合理的指导思想。因而本文针对农业产业联盟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的特点，进一步分析农业产业联盟在应用TRIZ理论指导创新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旨在设计推动TRIZ理论高效运行的相关方案，以提升其整体创新水平。

二、TRIZ理论的基本原理

TRIZ理论的创始人指出创新不是一种随机性的行为，创新发明是有规律可循的，是可以通过对大量发明创新的实际案例进行分析，从而总结得出创新所遵循的基本规律；TRIZ理论正是基于这种思维下的创新办法，经过国内外专家学者对这一理论的不断研究、完善，其现下已经形成了蕴含一整套系统性创新方法和创新工具的理论体系。

在解决创新问题、破解创新矛盾时，可以运用TRIZ理论体系中的创新工具与方法，具体包括ARIZ算法、矛盾矩阵、39个工程参数和40个基本原理、物――场分析法、最终理想解等；通过创新者将实际遇到的具体创新问题抽象化为TRIZ问题，并将TRIZ问题整合到TRIZ理论体系中，运用相应的创新工具解决TRIZ问题从而得出创新问题的TRIZ解，对此再结合具体的实际情况将其转化为有针对性的具体解法。

三、TRIZ理论作用于农业产业联盟的创新特性

现下，TRIZ理论在管理创新方面的应用主要针对于具体企业，而其在农业产业联盟创新中的应用研究仍在起步阶段，在农业产业联盟中更好的应用TRIZ理论解决创新问题，就必须明确农业产业联盟这一特殊主体区别于企业的创新特性。

（一）农业产业联盟的组织模式

由于农业产业联盟是由多主体构成的产业组织形式，其伙伴选择的多样性、合理性及适应性决定了联盟的创新方向；联盟内部在整合资源、集成创新的过程中依赖于创新项目组的引导与促进，创新项目组内的高层领导对创新流程的顶层设计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是推进整个创新管理流程的关键力量；同时高层领导与项目组成员之间的信息传达，关系着创新管理过程中的有效支撑，此外能否将创新指导意见落实为创新思维，与项目组内部成员对创新问题的识别与抽象化为TRIZ问题的能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也是创新过程中的难点，能否统一整合各伙伴项目组成员的相关意见、增强项目组成员的团队意识、提升知识转移效果以及各成员对农业领域知识、TRIZ理论的掌握程度等，都体现了农业产业联盟组织模式上的创新特性，对其创新过程的科学性、流畅性以及透明程度带来一定影响。

（二）农业产业联盟的运行机制

影响农业产业联盟有效运行的相关因素诸多，其一是联盟的组织者需要具备行业内的相关领导能力，能够联合各合作伙伴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最大化解决共同面临的技术问题、应对行业风险，及早识别联盟伙伴中的“搭顺风车”行为，确保联盟各伙伴针对自身能力提供相应资源、制定适应于各伙伴的运行模式，确保各方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是创新激励机制的有效运行有助于提升联盟的创新能力、充分调动各伙伴的创新思维，通过晋升、利益分配等激励手段增强联盟各伙伴合作解决创新问题的信心与意愿，推动联盟创新的科学有序运行。

四、TRIZ理论推动农业产业联盟创新过程中的问题

TRIZ理论的创新思维以及系统性的创新工具与方法是推动农业产业联盟创新的有效手段，通过分析农业产业联盟的创新特性，结合现下TRIZ理论的应用现状，得出TRIZ理论在农业产业联盟创新过程中的应用仍存在诸多问题。

（一）研发人员专业知识与创新能力不足

研发人员作为创新的主体，是整个创新管理流程各环节中的把控者，承担着识别创新问题、规避创新风险等一系列的任务；更好地应用TRIZ理论推动农业产业联盟创新，就要求联盟内部研发人员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水平，了解时下农业领域市场相关环境、熟悉农业产业生产链各个环节，以此能够准确分析现下的市场状况，据此有效联合联盟各伙伴规避行业风险、推动技术发展及把握市场机遇。但现下农业产业联盟的研发力度不够，其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研发人员的专业知识基础不足，此外对于创新问题的转化、抽象能力存在欠缺，不能及时将创新过程中存在的矛盾抽象为TRIZ问题，影响了整体创新进程。

同时，研发人员专业知识与创新能力的不足也反映了联盟内部整体创新意识不够，相关激励机制不健全，难以调动成员创新积极性、没有形成良好的创新氛围；缺乏部分TRIZ专家的指导和对员工的TRIZ培训，使得对TRIZ理论的理解和应用程度仍停留在表明层次，难以发挥其有效的创新效率。

（二）知识转移渠道不畅

农业产业联盟的创新主体多、专业性质强、创新问题复杂，这些创新特性都要求农业产业联盟内部各伙伴需要更高标准的知识转移渠道。各农业产业联盟发展仍不够成熟，各伙伴建立起的协调沟通机制并不完善，其中一方面在于缺乏相应的契约机制来保护技术知识产权，另一方面则是成员间没有建立起科学的学习机制，没有为TRIZ理论的应用搭建良好的创新平台；沟通与交流的不足阻碍了内部各伙伴之间的资源共享及合作，减慢了创新进程。

此外，TRIZ作为一种国际性的创新理论仍在不断的完善、发展，相关产业领域联盟应用TRIZ的相关经验、农业企业运用TRIZ理论进行创新的示范效应等都值得借鉴学习，脱离外界而只闭门造车的理论本就脱离了创新的本质，有效推动TRIZ理论的创新效率还应积极加强与应用TRIZ的外部单位沟通交流。

（三）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质量较低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也在迅速发展，其数量在不断增加的同时有助于联盟创新绩效的提升，但其提升的效果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目前其服务质量水平较低，仍未与联盟内部的创新需求速率相平衡，公共信息交流平台、创新人才及发明成果等数据库的建设不够完善，在应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时下高效信息处理方式上仍有不足，其较低的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介服务机构对TRIZ理论的推广和有效运行。

五、农业产业联盟中推行TRIZ理论的建议与方案

综合上述对TRIZ理论推动农业产业联盟创新过程中所遇问题的分析，提出关于农业产业联盟中推动TRIZ理论的相关建议。

（一）加强对TRIZ理论的培训

通过对联盟内部成员进行TRIZ理论的相关培训，以此培养其创新思维及增加对TRIZ理论的了解和运用。具体的培训形式有，一是增加对培训讲师的技能要求，率先对其进行筛选和培训，确保培训讲师对农业领域创新现状、农业市场情况等有一定的了解，同时要确保培训讲师对TRIZ理论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能够将TRIZ理论体系系统、具体地传达给联盟成员；二是加强对员工创新技能的培训，建立线上线下的学习机制，使得员工有更宽阔的渠道和自由时间接受TRIZ理论的培训，也可以通过定期邀请相关TRIZ专家开展教育讲座，对TRIZ理论进行现场实际指导。

（二）建立创新激励机制

在联盟内部形成良好的创新氛围，推动联盟内部成员将TRIZ理论的创新思维发挥应用到实际问题中，就需要建立完善的创新激励机制。创新激励机制的形式可以为：一是联合各伙伴定期参与由联盟创新项目组开展的好点子创新方法大赛，鼓励联盟内各成员就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创新问题、创新机会提出自己的创新想法，经创新项目组内的专家评审，对于提出具有可操作性、效益性强的创新点子的成员给予奖金、晋升机会等奖励，以此激发员工的创造力；二是将创新纳入员工的绩效考核，作为年底奖金、晋升渠道中的一部分，同时开拓员工创新渠道，形成联盟内整体良好的创新氛围。

（三）搭建有效知识转移渠道

知识转移渠道是联盟内部各伙伴沟通交流的有效手段，保证良好畅通的知识转移渠道，有助于科学整合各伙伴的创新资源、发展创新技术以及更好地实现创新目标。搭建有效的知识转移渠道，一是要从组织和制度层面进行规划，建立科学的、完善的契约机制来增强联盟内各伙伴之间的信任程度，同时提升联盟各伙伴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意识，确保各伙伴的创新技术、创新办法得到有效保护，确保相应的资源共享，以此实现其共同的创新目标、达成共赢；二是要建立相应的学习机制，一方面联盟内各伙伴间要加强沟通交流，提升内部成员的学习意愿、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另一方面要积极与应用TRIZ的外部单位进行交流学习，不断提升对TRIZ理论的理解及实际运用能力。

（四）发展农业科技服务体系

篇2

【关键词】小微企业；科技；金融；转型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促进了民营企业的高速发展，同时也迫使当前的小微企业面临着生存的转型挑战。如果小微企业裹足不前，在技术创新和降低成本等方面不思进取，则会被迅猛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的社会要求所淘汰，尤其是小微企业需要强化企业的创新能力，优化企业的资本运作，构建科技型小微企业，与金融企业的能力合作必不可少，如何寻求积极有效的合作路径，达到双方共赢，使金融支持小微企业的顺利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一、小微企业融资的内涵及作用

一个企业的启动与发展是要有足够的资金为基础，没有资金所有的项目和计划都是纸上谈兵，雾里看花，即便有所活动也会中途搁浅。因此，充足的资金供给是企业经营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我国小微企业的发展时常会被资金链断裂所困扰，迫使生产经营停止运行，失去企业的竞争力。小微企业要从各个资金供给渠道融入资金，诸如：银行贷款、民间借贷及商业信用等融资方式，融入资金后去维持生产经营及技术研发、扩大再生产等经营生产活动，带着充裕的资金优势面对纷繁多变的市场竞争，主动出击，积极应变市场的变化，促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二、小微企业融资的约束分析及金融支持

纵观我国小微企业绝大部分都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信用贷款及融资理念的建立，财务管理不健全及经营状况混乱，透明度不高，缺少大型、价值较高的固定资产，厂房设备抵押率低，流动资产流动比率高等特点，使得小微企业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特别是与金融机构存在着信息不匹配，银行方面无法得到准确的企业经营状况信息等多种因素，导致银行对资金的放贷存在忧虑而加剧小微企业的融资难度；政府支持力度也因小微企业的信用制度不健全不能到位，最终造成小微企业的融资难以实现。

所以，要想使小微企业发展壮大，企业从根本上要实行树立良好的信息品牌，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开发先进的技术资源，引进一流的研发人才，建立科学有效的管理机制，同时与金融机构通力合作，得到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才能真正地将企业从窘迫的经营环境中摆脱出来，使科技型小微企业立足于经济之林。

1、银行信贷与资本市场是金融发展的两种模式

科技型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而内源融资通常是在企业的创业初期，外源融资则是小微企业发展壮大后的主要融资途径，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内源融资难以满足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技术创新和优化企业管理的需求。外源融资渠道主要是：银行贷款、民间贷款、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小微企业最主要且不可缺少的融资渠道就是银行贷款。从银行放贷分析，银行要对企业发展的项目进行有效的、客观的监控，对项目的可行性进行有的放矢的分析，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实时的跟进，对资金需求情况和资金在创新项目中的运用、企业的盈亏状况等方面进行考察，根据可靠的项目进度及资金需求为科技型小微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为小微企业的外源融资得到有效的保证。

2、原创型与追赶型是创新的两种基本模式

不同的小微企业生产力不同，使得他们的技术领先程度各不相同，技术领先的企业风险投资大，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活跃，正面的影响显著，刺激企业技术发展的动力强，所以多数以直接融资的金融支持模式进行融资活动，而技术力量相对薄弱，不断地追赶他人先进的技术企业则偏向以银行信贷的途径来完成企业融资活动，与此同时，我国政府对追赶型企业技术创新的融资政策，采用的是贷款机构为中心，辅助担保机构、风险投资基金等多类化、多层次的融资方式运用在金融市场中。对于小微企业的技术创新、优化管理形成一种产业结构变化的新兴产业，直接融资的优势显而易见，对资金短缺的问题可以快速便捷地解决；追赶型的技术创新与优化管理，采用银行贷款的间接融资比较稳妥。

3、风险投资与R&D 是支持小微企业创新的投入方式

风险投资是将资金投向不定因素的高新技术和产业产品的新型研究开发领域，使研究开发产品成果尽快地转化为有价值的商品化，并形成一系列的产业化，从而得到高额收益的一种投资过程。这种投资方式是不需要资产抵押、也不需要偿还的，尽管投资企业进行高新技术的研发失败，也不会使企业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这种投入方式对小微企业的发展有着促进作用，极大地催化了小微企业的成长。

R&D投入是在科学技术领域，企业为了增加产业的知识总量，并将这些知识灵活运用到产业链中，创造新的应用体系进行企业的创造性活动，这项投入可以体现企业的经济竞争实力，但是我国的现状对此项投入强度低，投入的结构也不合理，造成这项投入规模现状不容乐观。

三、创新与优化的理论构建

为了解决小微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同时还能提高其技术创新与优化的能力，在资本市场中得到强有力的支持，使企业的经营管理登上新台阶，构建新型的企业管理架构，风险投资与R&D双管齐下，让风险资本家参与到企业的管理中来，达到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融资成本，督促企业转型升级。

1、小微企业转型升级的发展阶段

我国的科技型小微企业源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技术发展不断进步，市场经济不断驱使小微企业自我修炼、蜕变而来的，纵观历史发展，根据小微企业的业务增长情况分为五个成长阶段，其中有三次质变，两次量变过程，与小微企业发展同步的金融需求也产生了波浪式增长趋势，经过科学研究者分析，结出小微企业转型金融需求的“波浪式增长模型”，为今后的小微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建立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小微企业的业务增长第一阶段是创业阶段。在这个阶段，内源性融资是这个阶段的主要资金来源，由于没有相应的企业信誉、资产做保证，外部的资金筹集存在着巨大的困难。而企业发展资金的到位，使得企业金融从无到有，产生了质的变化，这是质变的第一个阶段。

第二阶段是稳定增长阶段。随着小微企业的持续发展，生产规模不断增大，企业信誉及企业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对企业资金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在这个阶段中，企业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向银行信贷进行融资，取得企业经营性资金，在资金量的需求体现了量的积累，这是量变的第一阶段。

第三阶段是产业链提升阶段。企业发展要务实创新，不断挑战新的技术领域，抓住发展机遇，降低企业发展成本，实现新型的产业产能，都是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的目标。在这个阶段发展过程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不仅体现在外源性融资占比加大，而且介入了直接融资方式，实现了质的飞跃，这是质变的第二阶段。

第四阶段是产业转型阶段。小微企业的产能壮大，业务扩展和产业链的攀升，在市场竞争中能力不断加强，但跟核心竞争力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原始单纯的业务技术在市场竞争中有一定的局限性，保留原有业务探索新的领域是小微企业势在必行的选择模式，也可以从多方面的融资途径得到企业发展资金来源。这是稳定发展的阶段，是量变的第二阶段。

第五阶段是产业集群转型阶段。经历了前四个阶段的小微企业基本上完成了原始蜕变，将同质性的小微企业进行有机的整合，在资金融资和技术扩充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这是一个质的变化，是质变的第三个阶段。

2、小微企业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

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使小微企业在寻求金融融资方式上也有所不同，尤其是在质变阶段的金融支持。微型金融做为小微企业融资机构的供给主体，具备雄厚的战略资金，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看，剔除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的风险投资存在的盲目性，丰富小微企业金融产品，及时与小微企业之间的信息传递，建立权利与义务相匹配的金融价值链对深化市场化改革，缓解资本市场的供求矛盾，转变小微企业生产规模，优化企业的管理水平，具有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一些特定的技术核心领域，金融机构对这类小微企业进行政策性倾斜，制定严谨缜密的风险管理体系和授权体系，形成一个运行良好顺畅的金融价值链，环环相扣，实现企业与金融机构的交易各项条件匹配，金融机构以足够的资金安排将企业的科技创新顺利地转化为具有竞争实力的实际产品，从而提升小微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延长小微企业的生存生命周期。

四、结束语

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不断发展，对科技型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给予了高度的关注，甚至在金融机构体制中，设立了专业化微型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的信贷产品创新开了绿灯，同时遵循“需求追随”理论进行了论证，使具有高风险承受能力的盈余资金进入了小微企业的企业管理创新及产品优化管理过程中，采取了降低成本的举措，制定相对应的创新金融产品，通过互联网的金融平台，为小微企业的科技管理创新提供创新性的服务，有效地将资金配置用在小微企业资金发展的刀刃上，增加小微企业和金融的收益，实现双方共赢。

参考文献：

[1] 罗荷花，李明贤. 不同类型银行为小微企业融资的行为逻辑分析[J]. 经济体制改革. 2014（02）

[2] 邓路，谢志华，李思飞. 民间金融、制度环境与地区经济增长[J]. 管理世界. 2014（03）

[3] 李建伟.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异质性金融需求制度实证研究――基于金融排斥的视角[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14（01）

[4] 张振，朱斌. 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的小微企业融资困境研究[J].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中旬刊）. 2014（01）

[5] 姚耀军，董钢锋. 中小银行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新结构经济学最优金融结构理论视角下的经验研究[J]. 财经研究. 2014（01）

[6] 卢福财，张荣鑫. 民营银行的现实问题剖析及发展路径――基于顶层设计下的渐进式视角[J]. 财经科学. 2014（01）

篇3

[关键词]国际服务外包；一带一路；江苏省

[中图分类号]F75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2-0016-04

一、引言

2013年9―10月，主席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以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为发展目标[1]，以加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为互联互通的要点。2014年5―7月，两次指出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并指出中国经济进入了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从结构不合理转向结构优化，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时期。

服务外包产业具有消耗能源低、吸纳大量劳动力等特征，符合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经济发展大趋势[2]。在降低成本、寻求更优质的资源和服务、规避经营风险等目标驱动下，经济全球化逐渐演变且形成了以服务外包为主要特色的产业转移新浪潮[3]。“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方面表现活跃，存在广阔合作空间。部分沿线国家和地区已成为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承接业务的目的地。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将有利于拓宽和深化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服务外包产业方面的合作[4]。

二、江苏省承接“一带一路”国际服务外包现状

（一）承接规模越来越大，承接额不断攀升

商务部资料显示，2015年我国承接“一带一路”国际服务外包合同额为178.3亿美元，执行额为121.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了42.6%和23.4%，环比分别提高了3.0%和1.2%。2015年江苏省承接“一带一路”国际服务外包业务执行额为21.5亿美元，占全省国际服务外包业务执行总额的15.7%，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项目138个，中方协议投资额为21.2亿美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江苏省投资135个项目，实际使用外资7.0亿美元。2016年前两个季度，江苏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协议投资额已经达20.4亿美元，同比增长21.6%，对外承接项目完成营业额为23.1亿美元，企业“走出去”承接“一带一路”国际服务外包的规模持续扩大。

（二）承接项目逐渐增多，承接领域越来越广

江苏省企业“走出去”承接“一带一路”项目的步伐逐步加快，承接领域越来越广。承接机场、港口、公路、铁路等项目建设逐渐增多，对外投资和承接项目的领域逐渐扩展到矿产资源开发、新能源（太阳能、风能等）开发、房地产开发、农业项目开发、工业及生活垃圾发电、污水与污染处理、服装与印染行业、工业装备制造业等多个领域。在国家政策推动下，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将成为江苏省企业未来承接“一带一路”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的主要模式，包括港口建设、公路建设、铁路建设、能源开发、信息技术、产业园规划等PPP项目的承接与投资。

（三）相关支持政策法规相继出台

江苏省政府已出台多个支持企业承接“一带一路”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的政策法规与措施，如《关于抢抓“一带一路”建设机遇进一步做好境外投资工作的意见》《关于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部署，建设沿东陇海线经济带的若干意见》《推M2015年“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工作的实施方案》《江苏省参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实施方案》等。这些政策法规与措施的相继出台，极大地激发了省内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热情，推动了江苏省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四）资金保障与参与力度不断加大

根据《“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6）》统计，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省区市中排名前十的依次为广东、浙江、上海、天津、福建、江苏、山东、河南、云南、北京，其中江苏省位列第六。在资金保障方面，江苏、江西、福建、天津等10个地区排名靠前，均设立了“一带一路”建设的专项资金，其中江苏省设立的专项资金支持范围最广，涵盖“一带一路”境外投资、并购、国际物流等多个领域。

三、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承接“一带一路”国际服务外包缺少统筹规划

在承接“一带一路”国际服务外包业务时，江苏省需在顶层设计上下足功夫。服务外包领域存在多头领导现象，而不是由一个主管部门牵头。虽然有地方政府部门支持，但不同部门组织不同单位专业力量研究制订的承接“一带一路”国际服务外包具体计划存在差别，制订的研究方案多种多样，没有做到统筹规划与优中选优。一些部门没有充分研判“一带一路”国际服务外包发展的大趋势，包括对地区、全国乃至世界产业经济发展的预测，也没有充分调研“一带一路”国际服务外包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包商状况，如发包能力、市场占有份额、经营特点、信誉资产、发展规划等，而顶层设计需要考虑省内外接包环境设施系统的区位条件、区域经济发展条件、服务外包需求及服务水平条件、人才与技术条件、接包企业的优势和劣势等。

（二）接包企业实力不强

江苏省接包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竞争时的实力不强。没有有效借助外部资源建立接包企业、省内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发展联盟，使大学与科研机构的创新研发资源和企业的经营管理资源没有形成优势互补、实现研发链和产业链的有机结合、运用知识产权规则保护属于自己的知识产权、建立企业自主创新发展体系。本土实力不强的服务外包企业一般难以走出国门，需要积极依托省内部分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借助其资源网络，通过承接跨国公司业务，同时掌握“一带一路”国际市场信息，汲取更多国际服务外包的承接经验以增强竞争力。

（三）缺乏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高素质人才

世界已是平的[5]，特别需要有针对性地培养熟悉“一带一路”国际服务外包的高端人才，熟悉相关政策、流程、纠纷处理等。服务外包企业往往忙于业务而忽略了企业教育，员工难以形成全球化接包意识，要有针对性地进行跨文化人力资源培训，建立多元文化理念。高校与教育机构培养的人才与企业需求存在一定的时空差距，应有针对性地开展培养与培训，设置跨文化交流与商务礼仪的相关课程，提高多元文化的适应性和包容性，与国际发包商开展培训合作，使员工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提升跨文化交流能力。

（四）对“一带一路”市场的拓展与合作力度不够

在“一带一路”建设大背景下，服务外包企业一般很难从战略高度上认识到树立品牌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也鲜有企业将品牌打造与推广放在企业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难以直接感觉到利用服务外包品牌去拓展市场的力量，大部分企业只是被动地承接业务。另外，较少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直接或间接地收购企业及购买股份，难以学习到有效的国际服务外包的管理经验。相关部门在市场的拓展与合作上可利用外资合理优化商品与服务进出口，进一步放开投资准入，打造透明、稳定、可预见和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提高对国际发包商的吸引力，有助于江苏省企业提高“一带一路”国际服务外包承接的竞争力。

四、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应对策略

（一）制定有效的承接政策，发挥鼓励与引领效应

1.鼓励建立具有特色竞争力的服务外包产业群与战略联盟。政府应鼓励和支持企业优化资源配置，通过资产重组、收购、兼并等方式形成上市企业与大型服务外包企业集团，集团与集团之间连接形成服务外包产业圈，各服务外包产业圈分别以BPO（流程外包）、ITO（技术外包）、KPO（研发外包）为圈心，形成各具特色的服务外包产业群。接包企业应积极实施海外并购战略：一是并购与江苏省服务外包企业有业务往来的企业；二是并购较为熟悉的服务外包企业；三是并购企业上下游相关产业的企业；四是并购濒临破产但是具备潜在实力的企业；五是并购有一定品牌的企业，为服务外包业务获得品牌认可打通道路。

2.加快投资促进平台建设以增强接包企业竞争力。借助政府力量加快投资促进平台建设，建立“一带一路”国际服务外包的国内外电信连接端口，在投资促进平台上为江苏省服务外包企业提供多元化服务。服务外包企业应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全球服务外包知名企业和境外服务外包协会的沟通与联系。

（二）建立服务外包文化，强化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人文效应

1.完善服务外包文化管理机制与考核体系。根据MBO（目标管理）原则建立科学的服务外包文化管理机制，加强服务外包文化考核，建立合理的服务外包文化秩序，实现服务外包文化资源合理性配置。实行人性化的文化管理，取消繁琐的行政管理层级，体现以人为本的文化理念。建立360。全方位考核体系，为奖惩、晋升等提供参照依据，结合外包考核结果建立适当的激励体系。

2.从“业务包”向“价值包”转变，发展第三方外包文化，加强第三方监管。“一带一路”国际服务外包流程需要发包与接包双方不断完善和优化，特别是在刚开始的接触与试探期，双方需要及时沟通。江苏省接包企业要积极为对方提供对方认可的基于价值增值文化背景的“价值包”，而不是基于简单物质利益文化背景的“业务包”。发展第三方外包需要各级政府给予指导，从信贷、金融政策等方面营造有利的政策环境，以服务外包需求为导向，有效拉动第三方外包发展。在犹复杂和不确定性较强的国际服务外包发展环境下，积极发展第三方外包，加强第三方监管可有效规避外包风险、降低外包成本，提高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

（三）增创对外开放优势，强化“一带一路”国际服务外包市场开拓能力

1.充分发挥服务外包协会等组织的作用。协会可定期向企业、国外的发包商、政府、高校研究机构等“一带一路”服务外包相关政策与信息，促进服务外包企业积极交流与沟通，为服务外包企业搜集与提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专业数据和服务外包资讯信息，并积极参与制定相关战略，协助政府实施“一带一路”服务外包政策措施。一些中介组织可以帮助服务外包企业提供多种多样的服务与咨询业务，如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评估师事务所、管理咨询公司等。

2.加强服务外包公共平台建设。江苏省可建立“一带一路”国际服务外包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优化门户网站，政策、投资等信息，与大型网站建立链接，为服务外包企业提供良好的公共信息服务。可建立产业示范效应平台，推进企业示范榜样建设，发挥示范作用与带头作用，引领其他服务外包企业发展的方向，形成学习效应。还可建立企业间的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加强合作交流，消除不正当竞争，实现合力发展，提高服务外包企业在“一带一路”国际服务外包市场上的整体实力。

（四）优化人才体系构建，合理开发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人力资源

1.在服务外包高端人才培养上应大胆创新。优化人才培养结构，探索校企联合培养、订单培养等新模式，扩宽培养渠道，构建政府投入为主导的多元服务外包人才培养机制。设立服务外包人才培养信息共享平台与预警机制，从宏观角度监控服务外包人才流动。构建产业化人才市场，实现人才资源配置的市场化，促进用人单位和服务外包人才两个主体的双向选择。

2.注重服务外包企业选人、育人与用人的协调发展。积极引入竞争机制，大力推行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保证高端人才识别的广泛性和持续性，完善程序、途径和方法，打破区域、部门和所有制的壁垒。应尽量实行BPO、ITO、KPO等领域人才的错位培养。加快推进人才资源市场配置的各项改革，在人才使用上不拘一格，让服务外包高端人才获得更大的选择与发展空间，激发各类服务外包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五）加强科技研发投入，培养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创新能力

1.加强企业创新文化建设，重视创新意识培养。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创新意识，营造宽松自由的创新环境，强化创新意识的培养，加强企业创新文化的积淀与传承。服务外包企业可在观念和制度上推动自主创新文化建设，建立“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以企业使命与愿景目标驱动自主创新能力培养。建立多重融资渠道，保障研发项目有持续的资金投入，通过资本市场的进入为自主创新能力提供必要的财力支持。

2.完善相关政策，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政府鼓励与推动服务外包企业通过自主创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转变。设立消化吸收专项基金，推动企业做好引进与消化、吸收、创新、再出口工作，鼓励和支持服务外包企业依靠自主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建立对自主创新企业的金融扶持政策，建立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有能力的企业积极上市获得创新资本。

（六）打造江K服务外包品牌，提升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影响力

1.选择有效的服务外包品牌推广策略。可把网站宣传、广告与搜索引擎推广、网络口碑及公关、参加国际推介会等方式组合运用。尤其应注意英文网站的品牌宣传，可在信息提供、服务支持等多个方面向国际服务外包商展示形象。可通过搜索引擎优化，争取优先位置排名。利用网络媒体的信息化、全球化、多媒体、低成本以及全方位传播等多元特性，即时信息，对发包商产生影响，达到及时把握商机推广品牌的目的。对企业的合同信用、质量信用、劳动信用、环保信用、纳税信用、司法信用及企业法定代表人个人信息进行全面评估，解决融资问题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加快金融产品创新和加强金融服务，满足服务外包企业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需求。

2.注重服务外包品牌的维护。事前控制做到先评估后推广，事中控制做到品牌价值推广处在正常轨道，事后控制做到发生偏差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确保品牌顺利推广。可将江苏省服务外包文化资源物化成促销的物质，使促销既反映品牌思想又体现江苏省文化价值。可将服务外包产品包装创造成品牌载体，使其具备较强的品牌属性，让服务外包过程变成品牌推广过程。多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包商亲身感受到江苏省服务外包品牌的亲和力。成立品牌知识产权保护小组，拨出经费保护品牌的知识产权，维护品牌形象。服务外包企业应积极担负各种社会责任，参与省内外各类社会公益活动，努力维护服务外包品牌美誉度。

五、结论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可促进江苏省经济再次腾飞，形成新的增长点。本文从政策、文化、人才等六个角度提出江苏省承接“一带一路”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的相应对策与路径，为江苏省服务外包产业跨越式发展提供现实建议。研究成果可应用于江苏省服务外包产业领域，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有助于推进江苏省承接“一带一路”国际服务外包的可持续发展，对其他省市的可持续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实践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白云真.“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外援助转型[J].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5（11）：53-71.

[2]汪应洛.服务外包概论[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2010.

[3]戴军，武红阵等.中国21城市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竞争力实证研究[J].亚太经济，2015（5）：102-106.

篇4

一、技术创新的含义

技术创新的概念最早是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综观各国学者的观点,对技术创新可做如下定义:技术创新就是企业家为了获取潜在的超额利润而重新组织生产要素,从而生产新的产品或提供新的服务,推出或引入新的生产工艺或方法,开辟新市场,获得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供应来源,建立企业新的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模式等一系列技术经济活动过程。

从技术创新的定义可以看出,技术创新是一种以技术为主体和导向的活动,是一个从技术设想到市场实现的过程。其中最关键的是研究与开发成果的商业化。创新是企业的生命线,一个企业如果想要在充满竞争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来保证企业自身的顺利发展。

二、中医药学与西医药学的地位之争

中医药学作为中华民族创造的医学科学,是我国优秀民族文化的瑰宝,其地位,作用,及科学性是不容置疑的,中医药学在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国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自从西医传入中国开始,就一直有“废除中医药”的风波。这一问题让我们感到有必要将中西医药的优劣做一区别,然后寻其原因。

(一)西方医药学

西方的医学一般是与科学,技术相提并论的,互不隶属。因为西方的医学既包括理论,又充满技术因素,而且很多是只需要经验看病治病的,哪一类科学和技术都是不能包含它的。所以西医学被看成是科学,技术和经验的混合体,在严格分类上是一个独特的知识体系。西药是在高科技的支持下,合成的化学制品。有让人服用方便,疗效高,见效快等优点。其相对于祖国传统医药学来看,确实有一些可以看的见的优点。但西医药的缺点也是不容忽视的,如副作用大,扰乱人体内正常菌群,有抗药性等。当前我国提倡慎用抗生素就是基于以上诸种原因。

(二)中国的传统医药学

取材于大自然的中医药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有许多自身优势。是西方医药无可取代的。比如中医药取材于大自然,副作用小,对于慢性疾病的治疗和保健疗养,非耐药性等方面都是优于西方医药学的。自古至今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医药新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也显露了一些问题,面临着挑战。例如在中医药理论层面上不断创新,至今仍在研究古人的专著,单单拿先贤的高明来证明中医的伟大,是不易说服人的;中医药学在精确量化方面存在先天不足;中医药在采集和应用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目前我们在利用现代化医学方法来创新和发展中医药方面不够重视等等。由于以上的诸种原因导致了部分人提出了“废除中医药”的口号。

三、天士力药业集团的发展——技术创新

中医药要发展,就要加快现代步伐,用现代医学方法来研究。然而对于中医学的发展,自古以来强调的是要继成这笔古老的文化,而没有很好的利用现代的医学方法来进行创新和发展。就像牛顿评价他的成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样我国的中医药学也应是在我国优秀文化的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研发和创新,力求再上一个更高的台阶。在现实的生活中,正当一部分人责备中医药是不科学的,应“废除中医药”时,我们的科研工作者并没有因为非议而退却,而是用他们的努力来证明我国传统医药学的宝贵价值。其中天士力药业集团的发展创新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天士力集团自成立以来,就立足于中药现代化,不断推动高技术产业化,开发现代中药,全力打造现代中药产业链,构造先进技术制造平台,推动中医药由粗放型传统产业向精益型集约型现代产业转化。天力士集团一直奉行的一个原则是“创则变,变则新,新则胜”的信念。为本企业的进步不断的注入活力,在创新求实中取得了巨大的跨越发展。

天士力的现代中药研究所主要是利用现代化提取和制剂技术,提高生物利用度,使中药效量化,它首次实现了中药复方制剂定性,定量,有效性可控,填补了药典空白,并且在国内建立了三个符合gap标准的药源地与国际标准接轨。巨大的科技投入,同时也保障了天士力现代中药的品质与心脑血管系列药品飞速发展,复方丹参滴丸作为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制成的一种纯中药滴丸制剂,具有溶出速度快,可直接经粘膜吸收入血,生物利用度高等特点,复合剂量小,毒副作用小,速效,高效等现代药剂学的要求。它是我国率先通过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临床用药申请,取得了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认证的中成药品。

天士力集团将中国传统中医药与现代高科技完美结合,为中药走向国际市场展现了广阔的前景。也让我们认识到了,只有以技术创新求发展才能推动中医药国际化,才能让中医药在世界上站有一席之地,最终能够让我们更好的继承和发展我们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同时,“天士力”药业集团对中医药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也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我们面对的是如何拯救中医药,如何在继承的基础上来创新中医药,而不是取消中医药。

四、对中医药的创新发展的几点建议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针对目前中医药学发展所面临的争议,我们应有所创新的继承与发展祖国的传统医药学。下面是对进一步推动中医药的创新发展提出的几点小建议:

(一)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医药事业

中医药是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在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国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关键是要做好继承和创新工作。由于中医药自古发展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其总体内容是先进的,不过时的,但是也会有个别的理论概念和方法不太适用于现代。因此我们要有所选择的继承。同时在我们选择要坚定不移的继承我国传统医学的时候,应把现代的高新技术和中医药理论相结合以此起来推动中医药学的发展。

(二)将先进的高科技与传统的中医药理论相结合

中医药对人类作出的贡献已被广大人民所认同,但由于中医药研制服用具有一定的缺点,比如炮制复杂,服用麻烦等等。要解决这一难题,我们可以采用创新的方法将21世纪最先进的科技手段与中医药理论相结合,摸索出一套先进的中国式的科技方法与科学规范,让中医药更好的为人类服务,为全世界人民的健康做贡献。

(三)用高科技的方法来发掘和整理中医药典籍

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事业,首先要重视中医药典籍我们可以利用现代化的工具来收集整理中医典籍,也可以组织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造诣很深的知名老中医,整理有代表性的中医典籍,并将他们对中医理论提出的认识及其临床宝贵经验利用高科技的方法进行整理和推广,比如将他们所整理的知识制作成软件和课件等等。不仅使医务工作者更全面的认识中医药学和及时的了解中医药学发展的动态,而且也方便了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中医药学知识的普及。

(四)以临床实践为核心,做好继承与创新

转贴于

中医是源于临床实践的科学,中医理论和治疗技术都是在临床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中药新药往往是从临床处方,院内制剂的基础上研究的,这是中医药的一个特殊规律。目前中药在研发方面存在着与临床实践相脱节的现象,这对中医药学的发展都存在不利的影响,所以我们在对中医药学有所继承的创新时,要保证把临床实践作为核心要素。

(五)传统研究方法和科学研究方法并用

中医药科研要想有所创新的发展,既要采用传统研究方法,又要积极的运用现带化科技和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高水平的跨越和突破,实现中医药现代化,才能得到全世界的公认和推广。

(六)推广高新技术在中成药生产中的应用

传统的中医药制作比较麻烦,要解决中成药生产过程自动化,集成化相关的一系列关键工程技术问题,是中成药生产实现现代化的制高点。通过在中成药的生产中运用高新技术来提高中药在国际市场中赢得更好的竞争力。

(七)全方位运用高科技推进中医药的研究

篇5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区位选择； 引力模型

文章编号：2095-5960（2017）02-0092-08；中图分类号：F125；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济全球化的两种重要途径之一，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和规模均取得了快速发展。据商务部相关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的653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对外投资1180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而同期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12627亿美元，同比增长55%，说明我国已经到了“引进来”和“走出去”发展并重的新阶段。关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Buckley（2007）研究了中国对外投资的驱动力和决定因素[1]，Salidjanova（2011）则从资源和技术两个层面分析了中国OFDI快速增长的原因[2]。然而，从国别差异的角度探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和动机等问题则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任何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都不可避免的面临着回答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因、条件和流向等问题，因此，面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新现象和新特征，如何解释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我国企业对不同东道国投资的区位决策影响因素是否一致？显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仍存在进一步推进研究的空间和可能性。本文在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为指导，借助投资引力模型，选取2003―2014年28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并将样本国家分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两类，在国别差异视角下重点考察东道国市场因素、资源禀赋因素和技术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以此说明我国对不同类型东道国OFDI驱动力和影响因素的差异，预期将为“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企业持续“走出去”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指导。

二、文献述评

关于OFDI区位选择问题目前尚未出现系统并得到一致认可的理论，通过对现有文献的认真梳理，我们可以发现理论界在探讨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时大体上沿着三条思路展开，一是从区位经济学入手，从企业生产成本的最小化和靠近市场来进行生产地点的决策；二是从国际贸易理论入手，重点考虑资源禀赋、技术、偏好和运输成本对生产地点决策的影响；三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综合考虑前两条思路的基础上，主要考虑影响区位选择的因素包括资源和原材料的可获得性、劳动力的成本、市场及其相关因素、政府政策措施等。[3]

Tinbergen（1962）首次将物理学中的引力思想引入到国际贸易流量的分析中，认为两国贸易流量和自然界星体等物质之间的引力一样，和他们的质量成正比，和他们的距离成反比，即两国间的贸易流量和这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成正比，而和他们的距离成反比[4]，贸易引力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其中XAB表示AB两国的贸易流量，GDPαA和GDPβB表示AB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distζAB表示两国的距离，λ是给定的常数。贸易引力模型自提出以后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并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Brainard（1993），McCallum（1995），Linnemann（1996），Branstetter（2010），Chaney（2011）[5][6][7][8][9]等学者基于不同国家数据的检验证明了引力模型的广泛适用性。

鉴于引力模型在分析国家双边贸易流量问题上的良好适用性，并且根据Kojima（1978）[10]的贸易和投资相互促进理论，学者们开始将引力模型引入到投资领域的研究。Anderson（1979）在对贸易引力模型进行修正的基础上提出了投资引力模型[11]，其一般形式如下：

其中OFDIij表示i国和j国直接投资流量，GDPi和GDPj分别表示i国和j国的国内生产总值，Pi和Pj分别表示i国和j国的人口总数，Bij分别表示i国和j国之间阻碍互相投资的各种因素（如距离、税收等因素），Hij表示促进i国和j国互相投资的各种因素（如签署投资协议、具有共同语言等因素），εij表示前述各种因素没有考虑到的误差项。根据投资引力模型，两国投资流量与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人口量和一系列助力因素正相关，和贸易壁垒以及一系列阻力因素负相关，并且可以根据不同研究对象和目的的需要，在投资引力模型中加入其他变量进行检验。

近年来，在投资引力模型思想启发下，结合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成果逐渐增多。其中大多数学者从实证角度选择将制度因素纳入分析模型中，鲁明泓（1999）是国内较早将制度因素纳入到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分析的学者，在对以往研究成果回顾的基础上，通过选取110多个国家的10多项制度性因素，并把制度因素分解成国际经济制度安排、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企业运行的便利性四种类型，实证分析了制度对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最后从短期和中长期两个时间维度提出了中国制度亟须改进的地方。[12]程惠芳、阮翔（2004）选取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32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代表性样本，实证检验了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地理距离、双边贸易量以及是否签署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等虚拟变量和投资流量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引力模型计算出中国与东道国的引力系数，研究发现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双边贸易量和投资流量正相关，而双边距离则和投资流量负相关，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投资引力模型。[13]蒋冠宏、蒋殿春（2012）基于投资引力模型，利用中国对95个国家投资的面板数据，对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对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投资的动机存在差异，并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制度风险表现不明显。[14]随着微观数据在实证分析中得以广泛应用，也有部分学者对该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阎大颖（2013）则是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企业数据，通过纳入价值链因素实证检验了中国企业OFDI的区位分布及其决定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自然资源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而制度因素对跨国公司OFDI区位选择影响同样显著。[15]王永钦、杜巨澜、王凯（2014）从东道国制度视角出发，选取中国2002―2011年842笔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为研究样本，重点探讨了东道国的六类制度性因素以及税收和自然资源等因素对OFDI流量的影响，结果显示不同制度性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具有差异性。[16]赵蓓文（2015）以中国OFDI区位选择中呈现出的新特征作为切入点，分别剖析了中国对欧美、非洲、拉美以及新兴经济体进行投资的典型案例，在甄别不同投资动机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不同投资类型要进行风险预判的政策建议。[17]

通过文献回顾可以发现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OFDI区位选择问题进行了相关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丰富了区位选择理论，也为学界下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仍然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关于研究视角的问题，部分学者在研究时没有对中国OFDI东道国进行区分，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对待，这将导致无法准确甄别出中国OFDI的投资动机及其区位决策的影响因素；其次，关于研究方法的选取问题，如程慧芳和阮翔（2004），Kolstad & Wiig（2009）等选取的都是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相比较可能存在的问题是由于没有考虑时间趋势和个体效应所导致的结论有偏；再次，关于研究变量选取的科学性问题，如部分研究仅仅侧重于自然资源因素，而有的研究仅侧重于市场因素等，这些问题可能会导致无法全面把握影响中国OFDI^位决策的影响因素。针对上述研究存在的问题，本文希望克服以往研究存在的缺陷，从国别差异的研究视角出发，将全部样本划分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两类，将影响因素概括成东道国市场因素、资源禀赋因素和技术因素，借助于投资引力模型，运用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试图为该领域的研究作出一定的改进和创新。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和指标选取

1.样本选取

考虑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的系统是从2003年开始，并且对外投资区位分布呈现出集聚现象，因此遵循样本选取的代表性和简洁性原则，本文在样本选取上，以2014年我国OFDI存量数据中排名前30位的国家和地区为标准，去除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的数据后①〖ZW（DYB，0.25〗〖HTF〗①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为传统意义上的“避税天堂”，对其研究不具有实际意义，因此将之剔除。〖ZW）〗，研究对象为28个国家和地区②〖ZW（DYB，0.25〗〖HTF〗②2014年我国对该28个国家和地区的OFDI存量占当年全部比重的83.9%，因此样本选取具有较强的代表性。〖ZW）〗，这28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中国香港、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英国、俄罗斯联邦、法国、加拿大、哈萨克斯坦、南非、德国、荷兰、中国澳门、缅甸、蒙古、巴基斯坦、伊朗、印度、柬埔寨、泰国、瑞典、巴西、韩国、日本、委内瑞拉、阿尔及利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尼日利亚。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 将这些国家和地区进一步划分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两类，其中发达经济体为：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英国、法国、加拿大、德国、荷兰、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瑞典、韩国、日本。发展中经济体为：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缅甸、蒙古、巴基斯坦、伊朗、印度、柬埔寨、泰国、巴西、委内瑞拉、阿尔及利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尼日利亚、南非。

2.指标选取

根据样本选取对象和研究目的，本文将历年中国对各东道国OFDI流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并从经济规模、资源禀赋和技术禀赋等角度拟将以下指标作为考察对象，变量具体含义、预期符号及理论说明如表1所示。

（二）数据来源说明和描述性统计

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全面性问题，本文在尽量扩大研究样本量的原则指导下选取了2003―2014年世界28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年度数据，其中，中国对各东道国OFDI流量数据取自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投资国与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取自UNCTAD数据库，投资国与东道国双边贸易规模数据

取自WTO数据库，15―6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POP）、能源使用量（ENE）、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百分比（GTEC）数据取自世界银行（World Bank）数据库，中国与各东道国距离成本（DIS）是国家之间的航运距离和国际油价的乘积，航运距离的测算参考Mayer和Zignago（2011）的相关研究，将测算公式设定为：

（3）式中，Dij表示两国之间的航运距离， popm 和popn表示两国的城市人口， popi 和popj 表示两国的人口总量，λ表示贸易距离弹性，一般设定为1，国际油价参考World Bank数据库中英国布伦特轻质石油年度平均成交价格。BORDER和LANG为虚拟变量，分别表示中国和东道国是否有共同边界和共同语言，是取1，否取0。各变量中所有以货币度量的指标均采用美元计价，为排除物价波动的影响，均按1990年不变美元价格进行调整，对个别缺失值均按插值法进行补齐，对投资流量、经济规模、贸易规模、距离成本和资源禀赋分别取对数，并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列示于表2中。

（三）模型建立

本文在原始投资引力模型Anderson（1979）的基础上，参考Di Mauro（2000）的研究方法[18]，将模型设定为：

为了将我国对各东道国OFDI与解释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转换为线性关系，本文在（4）式的基础上，将模型两端同时取对数，这样不仅可以克服自相关问题并将有效改善模型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于是，修正后的模型设定如（5）式所示。

其中，i代表样本选取的28个东道国，t代表年份为2003―2014年，α代表截距项，β为各变量的弹性系数，μ表示国家效应，ν表示时间效应，δ为干扰项。其余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含义及理论说明和表1相同。

四、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一）面板模型选择

面板模型估计方法一般有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混合效应模型，根据Baldwin和Taglioni（2006）的研究，当模型中包含国家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比不包含固定效应或只包含一种固定效应时估计结果更加可靠。[19]Jeffrey M. Wooldridge（2002）也指出对使用总量数据的政策分析而言，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总比随机效应模型更加令人信服。[20]因此，本文选取固定效应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另外，为了考察我国对不同东道国O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差异，本文还设计了以下三个研究方案，第一个方案针对全部28个样本国家进行估计，估计所得结果如表3（1）列所示，第二个方案针对13个发达经济体进行估计，估计所得结果如表3（2）列所示，第三个方案针对15个发展中经济体进行估计，估计所得结果如表3（3）列所示。

（二）实证结果分析

表3引力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从全样本回归结果来看，投资国与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投资国与东道国双边贸易规模、中国与各东道国距离成本和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百分比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15―6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能源使用量通过了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两个虚拟变量BORDER和LANG则分别通过了5%和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从预期符号来看，投资国与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投资国与东道国双边贸易规模、15―6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以及BORDER和LANG均和预期一致，说明了投资国和东道国的经济规模、贸易规模以及劳动力结构均能促进我国OFDI流量，是否和东道国拥有共同边界和共同语言显著为正说明了不仅符合理论预期，并且反映了我国OFDI总体倾向于流向有内在联系的国家和地区，而能源使用量和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百分比则和预期不一致，说明了当前阶段我国OFDI对技术禀赋需求仍存在较大的增长空间。另外，双边距离成本符号和预期不一致则说明了随着技术进步和运输工具的革新，距离已经不再是影响OFDI的决定性因素。

从对发达经济体的回归结果来看，所有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投资国与东道国双边贸易规模、中国与各东道国距离成本、15―6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和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百分比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投资国与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能源使用量通过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虚拟变量是否有共同语言和共同边界则分别通过了1%和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和全样本回归结果不同的是，对发达经济体的检验发现双边贸易规模、劳动力结构以及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均显著为正，说明了我国对发达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典型的市场寻求和技术寻求的目的，是否有共同边界（border）显著为负则说明我国流向发达经济体的OFDI受到边界效应的影响并不大，而具有共同的语言显著为正则说明了我国流向发达经济体的OFDI受到了语言因素较大程度的影响。

从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回归结果来看，只有投资国与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投资国与东道国双边贸易规模和能源使用量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了我国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典型的市场寻求和资源寻求的目的。双边距离成本虽然和理论预期一致，但显著性水平则较低，另外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百分比和是否有共同边界均和理论预期符号一致，但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另外，通过方案3的检验也说明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区位选择决定因素既有相同的影响因素，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国别差异，从投资动机上来看，我国OFDI流向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都有市场寻求的目的，但流向发达经济体的OFDI更侧重于技术寻求，流向发展中经济体的OFDI则更加侧重于资源寻求，这和我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实践是一致的，即我国当前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并购和绿地投资不仅在于开拓东道国市场，同时更加重要的是为了获取其先进的技术，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活动则主要是为了获取其自然资源，而技术寻求的目的则不明显，甚至存在着技术溢出到东道国的现象。

（三）稳健性检验

由于投资国和东道国双方的经济规模越大，越有可能促进对外投资的发展，另外随着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也会带动双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因此，变量之间存在的双向影响关系使得实证分析中有可能会出现内生性问题从而导致回归结果的有偏性。因此，本文选择将经济规模、贸易规模和距离成本分别滞后1期，对模型进行再次检验，以确保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稳健性。从表4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对样本国家的总体检验，还是对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分类检验，本文所选取的各个变量的系数值和显著性与表3分析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说明实证分析结论是稳健的，并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选取2003―2014年28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借助于投资引力模型，从国别差异的角度出发将所有样本国家分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两类，通过设计3个研究方案重点考察了东道国市场因素、资源禀赋因素和技术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结论表明我国OFDI区位选择呈现出明显的国别差异，从对不同研究方案的分析来看，我国OFDI区位选择受到了不同解释变量的影响，并表现出不同的投资动机，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不仅受到市场规模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技术禀赋因素的影响，即呈现出市场寻求和技术寻求的动机，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在同样受到市场规模因素影响的同时，还受到资源禀赋因素的影响，即呈现出市场寻求和资源寻求的动机。

通过上述研究结论，结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要继续扩大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寻求型ν庵苯油蹲使婺＃通过本文分析发现我国对发达经济体的OFDI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技术寻求特征，在当前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亟待提高的背景下， 借助于OFDI途径通过嵌入技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高端产业链条，运用模仿以及“干中学”等多种手段获取东道国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以及前沿信息，并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将获得的成果传递到我国，最终借助于技术传播和扩散提高我国的整体技术水平。

其次，要继续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与合作，本文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对发展中经济体OFDI呈现出明显的市场和资源寻求的动机，因此面对当前受困于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导致我国外贸发展受阻以及国内资源有限且分布不平衡的现状，在国家“一带一路”顶层战略的推动下，通过加大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对外投资，不仅可以扩大我国国际市场规模，同时对于我国资源的稳定供给也提供了重要保障。

再次，要重视对被投资国家和地区的制度考察。随着我国OFDI 的快速发展，经济规模、基础设施等“硬环境”所起的作用正在逐步下降，而诸如东道国的政府效率、法制水平以及腐败控制等“软环境”所起的作用正在逐步上升，因此，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更加重视对东道国的制度环境的关注和考察，应利用自身优势有意识的打破“制度接近性”的束缚，积极扩大对制度比较完善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规模，提高我国企业的综合竞争优势和适应能力。

参考文献：

[1]Buckley， P.J， Zheng， P，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38 （4）：499-518.

[2]Salidjanova， N. Going Out： An Overview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2011，29（7）：126-149.

[3]赵春明.跨国公司与国际直接投资[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55.

[4]Tinbergen，J. Shaping the World Economy， An analysis of world trade flows.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2，5（1）：27-30.

[5]Brainard，S.L.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Proximity-Concentration Tradeoff Between Multinational Sales And Trade[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93.

[6]John Mccallum. National Borders Matter： Canada-U.S. Regional Trade Pattern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5，85（3）：615-623.

[7]Linnemann，H. An Econometric Stud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Flows[M].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1996：121-136.

[8]Branstetter，L， Foley ，C..F. Facts And Fallacies About Us FDI In China[M]. China Growing Role in World Trad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513-539.

[9]Thomas Chaney.The Gravity Equa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 Explanation[J].Preliminary And Incomplete，2011，63（9）：432-467.

[10]Kojima， K.，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Japanese Model versus American Model [M].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8：83-102.

[11]Anderson，J. E.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Gravity Equation[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9，69（1）：106-116.

[12]鲁明泓. 制度因素与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分布：一项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1999（7）：57-66.

[13]程惠芳，阮翔. 用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J]. 世界经济，2004（11）：23-30.

[14]蒋冠宏，蒋殿春. 中国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投资引力模型的面板数据检验[J]. 世界经济，2012（9）：21-40.

[15]阎大颖.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决定因素[J]. 国际贸易问题，2013（7）：128-135.

[16]王永J，杜巨澜，王凯.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制度、税负和资源禀赋[J]. 经济研究，2014（12）：126-142.

[17]赵蓓文. 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J]. 世界经济研究，2015（6）：119-126.

[18]Di Mauro F. The Impact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on FDI and Exports A Gravity Approach[R].CEPS Working Document，2000.

[19]Baldwin， R， Taglioni， D. Gravity for Dummies and Dummies for Gravity Equations[R].NBER working paper， No. 12516，2006.

[20]Wooldridge.J.M.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Cross Section And Panel Data[M].Cambridge， MA： MIT Press，2006.

收稿日期：2016-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