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制度的核心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制度的核心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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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平等权 公正 培育

党的十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三个层面的全新论述，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应该具有的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理念，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精神要素和价值追求。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其中，从社会层面的认同来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作为核心价值观，必须分析不同的层次关系。显然，自由、平等是权利层面更为基础的价值，而公正、法治应该是自由、平等实现程度的保障和评价。因此，全面理解和培育公正的核心价值理念，需要从宪法平等权的内涵来看待社会公正价值的培育。

平等权是公民享有的最基本的宪法权利，没有平等权何来社会公正。可是这一权利长时间停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层面的理解，这显然不利于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下实现社会公正，而《宪法》规定平等权的意义恰恰在于保障每一个人都充分享有作为人的平等和尊严并实现社会公正。保障实现公民平等权是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所必须的一个前提，只有人人平等才会有真正的民主和监督，只有人人平等才可能有充分有序的自由竞争，只有人人享有平等权社会才会公正和谐发展。

一、公民平等权特征决定着社会公正的内涵

平等权具有权利与原则整体性特征，是社会公正最为直接的要求，其决定着社会公正的实现程度。因此，可以通过把握平等权的特征来理解社会公正的内涵，并从中发现公民平等权在社会转型期促进社会公正实现的制度价值。

1.平等权是一项自然权利，社会公正则是社会存在的道义基础。平等是一种价值，是同公平、正义、自由一样的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终极目标。能否享有平等权是实现公平、正义、自由的前提，如果平等权不能真正兑现，就没有社会公平、正义和自由。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美好理想，这一切的实现都要从落实公民宪法平等权开始。平等权不同于一般的权利，平等权是一种资格，是一种在法律面前不被歧视的地位。权利就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由国家权力确定的社会成员获取自身利益的特定资格，它反映着社会利益的分配关系。[1]P117平等权具有权利最基本的属性，平等权就是公民根据宪法的规定平等享有权利的一种资格，这种资格适用于一切法律和法规所规定的各项权利。

任何社会制度和秩序的正常运行，必须遵循一定的价值标准，公正就是社会秩序维系的首要的价值。因此，社会必须充分尊重作为公民个人自然权利的平等权，让每一个个体都享有最为基本的尊严对待，并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和环境营造，为每一个个体实现个人发展提供平等的机遇。作为一项自然权利的平等权，体现为社会公正价值而言，社会公正是社会价值得以认同的道德底线。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理应追求和实现社会公正，不能满足社会公正的任何社会制度最终都会被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

2.平等权是一项法律原则，社会公正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平等权所包含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原则，这项原则是宪法的最基本原则，从根本上规定了公民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蕴涵在每一项法律规定和每一项权利中，同样也是权利实现和国家机关司法的基本原则。平等权是主体资格平等，体现在政治领域，对每一个人都不歧视。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人权可能更多的是公民平等的发展权，社会竞争机会的平等，社会成果分配的公平，以及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

作为一项法律原则或精神的平等权，体现为社会公正价值而言，就是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体现自由平等公正的价值原则。公正不仅表现为结果公正，起点和过程的公正更为重要。公正首先是一种平等参与竞争的机会平等，竞争过程的规则相同。平等权作为一项法律原则被人们普遍接受，任何公民的权利原点首先是平等对待，平等享有教育、工作、发展的机会。现实中的种种特权阶层和垄断行业、城乡差距、户籍限制等等，就是在起点上不平等和歧视的体现。程序正当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方式与载体，它是程序正义的体现，是运送正义的主要方式。

3.平等权是一项具体权利，社会公正是权利实现的结果体现。平等权不单体现为一个原则，我国宪法也规定了一些具体的平等权。比如宪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这是关于民族平等权的规定。宪法第34条规定了公民的选举平等权。第48条规定了妇女的平等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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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以制度为研究对象，它们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许多根本性的区别。研究两种理论的异同，在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同时，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理因素，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

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3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机制，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把制度变迁归结为个人之间相互博弈与相互交易的结果；但它没有分析决定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为个人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这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与实现条件。

不过，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心理、行为特征及其对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的影响的分析，对于在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情况下的企业制度和产权结构的微调，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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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传播需要其能够嵌入到生活世界之中，然而，生活方式多样性和价值向度多元性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传播与生活世界脱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传播的实现需要从政府推动走向受众理性，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日常生活模型；需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经典文本与日常生活规范辩证联姻；需要从形式走向内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传播的日常生活内容模式。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传播；嵌入；生活世界

DOI：10.15938/ki.iper.2016.03.009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6）03-0041-06

嵌入作为一个学术范畴最初由波兰尼提出，他开创性地将这一范畴置于经济理论视野的考察之中，并将这一概念作为分析人类历史进程中经济变化和发展的工具，以此来论证经济与社会的分割程度。在此假设下，他主张经济理应嵌入到社会生产关系、政治关系以及其他类型的关系之中。嵌入性理论在生成之初仅作为一种诠释经济现象的理论而出现，然而，由于这一理论特质极富张力从而使其逐渐演变为分析除经济行动以外的具有普遍意义上的方法论。目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虽然在生活世界中得到了强调，但它本身的传播依然在生活世界的打转，其尚未真正深入到生活世界的核心之中。因此，从嵌入角度考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传播，不仅能够丰富它的传播方式，而且还能刻画生活世界的规范化向度。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成与价值

2014年2月12日，《人民日报》公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 24 个字分别从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三个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了精练而精准的概括，相信经过时间的洗礼和历史的冶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然成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疑问是，究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如何生成的呢？它是理论演绎的结果还是实践发展的必然，抑或是二者共推的结果？“人们通常都会偏重于一种纯粹的逻辑思维来解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问题。这突出表现在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人们所运用的思维方法总是力图追求一种逻辑演绎的必然性，依据某种特定的逻辑框架来引申出核心价值观。”[1]不能否认，逻辑性演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成之中运用的重要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逻辑来推演逻辑获得构建的，因为，以逻辑印证逻辑总能使人们在逻辑中找到驳斥逻辑的理由。相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因于实践又抽象于实践，依托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正是借助于实践根基和以实践为根据的逻辑证明才使其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达着历史性又兼合时代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中华民族形成的传统优秀价值观为基础，其植根于传统文化的依据之中，“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源泉。”[2]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强大历史感作为基础。在以赛亚・柏林看来，要理解自己时代或其他时代的人的这种可能性，以及人类不同部分之间交流的可能性，依赖于某些“共享价值”的存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说，这个“共享价值”就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形成的治国修身、诚信勇敢、自强不息、敬业奉献的光辉传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建立在虚无的历史基础之上的，中华民族形成的思想资源几乎在所有层面都为其提供了养料。但是，人们又不可能永远生活在过往的历史中，因为任何人都无法阻挡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必然随着历史洪流的奔腾而不断走向远方。“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3]换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会随着时间的发展从而走向当代甚至更为遥远的未来。从此角度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历史赐予世间的美丽天使，也是时代带给人们展翅飞翔的当代使者。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质在于其是历史性的形成与时代性的展开，正是在历史与当代的互动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获得了持续的传播进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筹了自我性和他者性。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其特别的生成和发展背景、分疏的人文环境以及其他非常不同的情形，因此，它们不可能与其他国家在历史演进上表呈为相同的轨迹，深刻的差异性常常是历史发展的常态。这也使价值伦理呈现出较强的分疏，“原则上的一致，远未考虑到历史和地理向我们展示的现实。善与恶是因时间与空间而变化的主题。此时与彼时，道德风尚都有极大差异。文化的差异依各地而定：两性关系，因肤色、语言、宗教而定的社会地位差异，儿童与老人在城市中的位置，所有这些以及其他特征要求重新认识道德价值的极大差异。”[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也是如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传播必然被中华家庭成员接受和认肯，这就预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受益主体必然是中华民族的所有成员。这就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维系华夏民族全体需要为价值向度，以成就中华整体利益为价值旨归。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体再现了中华家庭与其他民族的文化风格和气质，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深印刻着中华民族的思维进路和习惯模式。进而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形成过程中已经标示着鲜明的自我性，它是中华民族行为理念、生活方式的内在表达和鲜明呈现，它在某一侧面展现着中华民族的“本”与“根”，表呈着中华民族的内在独特品格和独有的心理特征。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仅具有自我意义上的民族性？其实不是。理由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有重要的开放性特征。任何一种可以称为精神或者价值的东西其流动性都是其应有之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不是例外，其之所以能够获得广泛传播，正在于精神因子的流承性。这是否可以推出，伴随着全球化的展开，这种开放性特征必将随着人类交往空间的扩展而逐渐打上他者烙印呢？答案是肯定的。深度地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随着时代的递延和精神内涵的丰富不仅在本土生根发芽，它也必将印上他者痕迹，如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对他者和时代抱有一种开放情怀，它就不可能获得持续性传播和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以‘他者’的形象作为参照，以差异特征作为叙述动力，形成的专属于自己族群的差异特征和叙述传统。”[5]而正是在与他者的不断交流与互动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我特质才实现了生动的对外表达，如此，其才能逐渐获得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兼具个体性与集体性。当顾盼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作为其承载的个体人物立刻会进入我们的眼帘，最美教师张丽莉，最美司机吴斌，等等。诚然，在某种程度上“最美”等个体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谁能否认他首先是个体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常是在一些特殊的人物个体中生发和体现的，没有个体就无法鲜活地呈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像如果没有马克思与历史的交汇就可能无法产生一样。可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个体而形成又不止于个体，经过岁月的冲刷，这些个体已经消融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之中。换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神并没有将自己禁锢于个体性视域之中，相反，由于其具有无可抵挡的“鲜花之魅”从而让它从个体走向群体，从“树木”演化为“森林”，它必将如精神和大庆精神一样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进而说之，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人类精神出现在中华民族大地上时就已经获得了充分的集体性，虽然其在形成时期呈现出明显的个体性征兆，并且是以某个个体作为承载的，然而，当其通过个体一经演变为集体的表征时，就演变为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可以试想，如果一种精神因素仅仅以个体为出发点和归宿，而没有考量群体和社会因素，即使它刻画的多么宏大也注定无法使自己从孤独走向合流，因为在起源上这种精神因子已经注定了孤独。因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个体性和集体性的合流，恰是个体之石激起了社会的涟漪，才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永远镶嵌于中华民族的灵魂之中。“社会共同体通过共同价值观为自身的存在进行合理性和合法性论证，并通过共同的价值观来塑造和凝聚它的成员，把社会成员联结在一起，产生一种共享的成员间的团结感，形成一种亲和力、凝聚力。特别是当这种共同价值观以某种特殊的形式如宗教呈现出来时，其凝聚 功能就会更易被人们敏锐地感受到”。[6]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生活世界的意义：嵌入理论的承诺

嵌入是指某一事物印刻于它事物的事实，它表明此事物与它事物之间的联系以及联系的程度。波兰尼（1944）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中初次提出嵌入性范畴，1957年，波兰尼对此范畴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考证。波兰尼认为，社会经济运作处于规范化和制度化规制之中，而规范与制度是与社会运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在经济运行过程之中，势必会生成某种与之相匹配的结构。这种结构反过来会框设社会的角色和功能，并产生某种价值准则、激励要素和政治构架。正是在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关价值规则的互动之间，经济运行被社会制度所规制。于是，几乎所有的经济背景与事实都被镶刻到社会因子之中，经济运作无法离开社会背景独立开展，它必须依托社会等非经济属性才能得到演化，而这一点，以往的经济学并没有给予恰当的关注。总之，从内在本质上说，经济行为是社会不同因子共同促进的结果。

然而，经济嵌入社会理论在此后并没有得到延展，直到近30年后的马克・格兰诺维特才在《经济行动与社会机构：嵌入问题》进一步阐述了嵌入性理论。格兰诺维特等几位作家以新经济社会学作为基本出发点对经济发展的非独立性做了详尽的梳理。在他们看来，经济行为仅仅是社会发展行为中的一种，它们在发展过程中无一不受到社会结构的宰制，社会结构的最主要构成就是规则和制度。社会结构意味着什么呢？按照格兰诺维特，社会结构的核心命意是社会网络，在此中，信任是经济得以嵌入社会之中的重要方式，“从根本上说，在人们的经济生活或经济行为中，不是什么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使人们相互间产生有效率的社会互动，而是由于人们被置于特定的网络之中，并由此产生了相互之间的信任，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能产生有效率的互动。”[7]细化之就是：（1）经济活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过程。如果说经济活动是这样，那么，除此之外的社会化行为都是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必然结果。正因此，格兰诺维特剖解了嵌入性概念。在他看来，嵌入性就是进入主体之人视阈的不同活动之间的内在关联，这种关联预示着不同活动的异质性。（2）嵌入性思想主张人与人之间是由社会制度等规范构成的网络，“如果没有某种社会制度，如果没有构成各种社会制度的有组织的社会态度和社会活动，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成熟的个体自我或者个体人格；因为各种社会制度都是一般的社会生活过程的有组织的表现形式，只有当这种社会生活过程所包含的每一个个体，都通过其个体经验反映或者理解了社会制度所体现或者所表现的这些有组织的社会态度和社会活动的时候，这些个体才能发展和拥有完全成熟的自我或者人格。”[8]（3）“信息传递”是嵌入性思想的重要之维。为表达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往关系，嵌入性理论主张以“信息传递”来加强这种交流，此中最为显眼的是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弱连带优势”概念。在格兰诺维特看来，在一个特殊的共同体中彼此之间的联系才更加紧密，如一个学校共同体内部的成员。然而，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的联系就要松散的多，比如此学校和它学校之间，这时，共同体之间为达到互动的目的就需要借助外在媒介来完成，这就是所谓的“弱连带”。“弱连带”加强了人际或者团体与团体间的联系。因此，需要加强彼此之间的弱连带，“弱连带”越多，信息传递也会更快。

随着探讨的深入进行，嵌入的内涵越发丰富起来，它逐渐从经济学走向社会学、教育学领域。从嵌入角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传播决不是单独演奏的小提琴，更不是孤立狭隘的传播活动，它必然是与整个社会格局互构互生互为的。嵌入性理论主张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上的，事物的运行必然是在一定的社会经纬中进行的。而且事物的嵌入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依附，而是真正地将自己嵌入到鲜活的社会关系之网中。从此意义上看，嵌入性思想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大众传播提供了走向更为深入的思维路径。

从实践角度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生活世界是为了对个体的生成和发展提供精神框架，它关注个体的生活计划和生存样式。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不是为传播而传播，更应关注其传播过程中的“实践智慧”，即如何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嵌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从而促使个体能够在健康的轨道上成长。但是，在日常生活视域中，我们必然会遭遇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需要在稳定的秩序中获得解决问题的满足，但即使如此，“我们的问题也会出现，不仅有或多或少的问题，而且有是或否的问题，而且正是这种形式最深刻地触动着我们，并向我们提出挑战。这种是或否的问题，并不关注我们离我们所理解为善的东西有多近或多远，而是关注我们生活的方向，是趋向还是背离它，或我们有关它的动机的根源。”[9]从此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提供如何设计和执行生活计划的理论，“一个人的生活计划是理性的，当且仅当（1）当这些计划运用于他的处境中所有相关的特征时，这是一种与理性选择原则相一致的计划，而且（2）在满足这种条件的计划中，他使用了完全的审慎理性来选择这种计划，即他完全意识到了相关的事实并仔细考虑了所有结果。”[10]如果不考虑生活计划的理性因素，自我在个体建构中就可能无形地将核心价值承诺进行抛弃。到那时，个体就已经在走向灾难的症候，虽然作为个体并不愿意承认症候的发生。一个缺少伦理美德的人不仅会在人生历程的具体场合中丧失那种通过参与道德实践而能够得到的优秀，而且他作为整体的自身也存在着心灵瑕疵与缺陷，对这样的人，生活不可能给予其美好的眷顾，他也不值得过“最好的生活”。因此，在当今语境下，势必要重新考虑生活世界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关系，并要努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嵌入到生活世界之中。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传播：对生活世界的嵌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生活世界是一体两面的存在，如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和生活世界构建关联，其就失去了传播的逻辑起点。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好像仅仅成了学院派和政治关注的对象，似乎已经与生活世界脱嵌。的确，一种精神或者学说的研究需要学院派的努力，但这种努力是为一定目的而存在的，那就是，这种研究是为了推进研究视域的拓宽和问题的深入的，更重要的是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使之能够转换为人们的日常生活规范。然而，调研得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好像不尽人意。似乎出现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①的情况。所以，亟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新嵌入到生活世界。

要从政府推动走向受众理性，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大众模型。学习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应是主动的生活化过程，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其传播不可避免打上了制度规制的烙印。我愿意承认，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学院派以及政府的推动是必要的，“政府既是对人类精神起作用的巨大力量，又是为了公共事务的一套由组织的安排，”[11]这有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规范化、精细化、深入化。但我们更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需要人民群众的自觉践行，它在本质上从来不需要政府的运作和推动。因为，生活是由人民组成的，没有人民的生活和脱离生活的人民一样是不能想象的。因此，要通过转变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具体地说，（1）要探寻可能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政府化”的动因或制约因素，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从政府规范和推动中“解脱”出来；但（2）短期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去政府化”过程又是困难的，因此，赋有传承任务的单位和个体要转变角色，从微观传播活动的“组织者”转变为宏观“组织”的领导者。即要从政策或机制上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传承范围，构建传播的评价体系，以管促传，以评促学，以学促学，避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正月里来二月溜”的局面；（3）要认可传播的层次性与差异性，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立体模型，在一元推进与多元区别中加快它的传播。

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典文本与日常生活规范辩证联姻。虽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字表述上借鉴了西方框架，但中国思想史上的几乎所有领域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设置了思想场域，正是中国传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找到了源泉。“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12]换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传统文本为重要支撑的。一种精神的真正传承以深入文本为前提，以走进经典为条件，“经典理论不是限制我们视野的锁链，而是对创造性和新发现的激励。在某些事例中它们甚至保护我们免受权威思维的约束，因为它们在文献中已存在了那么长时间。遇过利用经典，人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如何进行创造性的演绎，提出可供选择的新命题，以及在描绘我们社会中各种系统习惯的相互关系时获得更为强烈的感觉，并且在此基础上拓宽我们对周围社会现实的理解。”[1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本亦不例外，只有走进传统文化文本，才能了解它的内涵与本质，才能理解为什么其能够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然而，了解经典的目的并不在于要对个体进行外在的装饰，而是要在生活中践行经典的规范要求。这需要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把它与生活世界的规范进行结合。生活世界“提供了指导我们共同生活、共同经历、共同言说和共同行动的知识。作为共在的我们，只有在日常语言的交往互动中才能获得指导我们行动的知识和规范，而生活世界就是这种知识的源泉”[14]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欲获得持续推进就要回归生活、走向生活、嵌入生活。这要求：（1）从相对抽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神世界走向通俗的生活世界，变哲学演绎为具体架构。一种价值观之所以能够获得普遍舆论的支持“正是因为他把这些信念当作人人知道的东西，并不着手于将这些信念内容建成一种体系或者把它们当作统一体来表述。”[15]（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关注动态的现实生活。怀特海曾经说，教育是对生活探险的一种训练。试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不也是对生活的“探险”么？正是在迎接生活的复杂性和应对生活多变性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和传承才能真正变成“源头活水”。这需要适时转变固定思维，树立变化思维，对生活的变化给予极大的关注，在对变化性的关注与回应中激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创新本性，从而更好指导生活。

从形式走向内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内容模式。无论我们是否清晰生存世界如何运行和推展，无法漠视的是人类几乎在每一个生活的瞬间都在运用某种精神指导规范着人们的生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如此，它不仅诉说着个体内在的心灵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精神样式，而且声明要以这样的样式为未来的生活留下值得回忆的蛛丝马迹。然而历史已经证明，种种印迹的留存并不是以多么奇异形式留存下来，唯独饱满的内容才能为人类精神的丰赡提供根基。的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形式创新是必要的，特别是在媒介和传播方式丰富的今天尤其如此。但要注意，形式毕竟是形式，它决不能取代内容。然而，有些单位或个人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好像仅仅注重了形式，在他们看来，只要在一个非常显眼的地方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二十四字印制上就算是“大功告成”了，殊不知，这似乎只是“万里才走完了第一步”，上文对思政专业学生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调查已经清楚说明了它传播的尴尬现实。因此，必须（1）要处理好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在形式创新时绝不能曲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按照它的本来面目传承它。新近出现的“贾玲恶搞花木兰”在一定程度上不就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某个层面的歪曲么？这告诫我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时一定要规避对它的误解和歪曲；（2）在把握内容基础上可以进行形式创新，但要注意“倾向性”原则的运用。之所以要采纳“倾向性”原则主要是因为如果没有此原则的指导，极有可能导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形式再次深陷于普遍性圭臬之中，进而可能导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形式虽“殊途”但“同归”；（3）要在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涵的基础上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内容，在此过程中，要避免对其做体系化诠释和理解，因为，“无形体的思辨，群众是根本不能理解的；他们只能接受有血有肉的东西。”[16]事实上，本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神的内涵就是通俗易懂的，但往往经过所谓的“诠释”之后似乎变得“高深莫测”，致使人们“望而生畏”。明显，这样的内容传播效果可想而知。我们承认，如果做到了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形式创新，它的传承必将光耀中国，走向世界。

总之，嵌入性理论解决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困惑，为其嵌入生活提供了方法论基础。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特别在“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是麦克风，也可以是搜索引擎”[17]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更为复杂和困难。因此，我无法期望我的努力一定会取得成功。但我相信，这种视角的思索和探察必定能发出点点微光，即使它在黑暗的天空中显得那么的黯淡，但至少它会像萤火虫那样划破天空的灰暗，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开启了一扇久违的大门。于是，它必将不断地称奇于我们的内心。

注释

笔者对所在单位（二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三年级的学生进行调查得知，问及他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二十四规定是什么？全班竟无一人能够回答出来（班级有2名预备党员和10名入党积极子）。试想，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三年级的学生都不能够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不要对其他专业学生或群体报以期望。所以，在目前背景下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只是受众要不要区别对待的问题，而是受众应该进行何种意义上的精细化区别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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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本文首先回顾了作为代表人物的厉以宁教授和张维迎教授对中国经济的新古典和新制度阐释，接着指出他们理论上的失误的根源在于新古典和新制度的缺陷：新古典的经济行为主体二分法假设和新制度依然继承新古典的经济人假设，在指出中国改革需要自己独立的建立在深入分析人类制度演进历程和中国经济形势上的理论之后，尝试提出可以深刻解释中国改革和弥补新制度缺陷的“制度核”理论。本文将分为四个部分：一、中国企业改革的理论支持；二、中国企业改革的理论失误；三、中国需要自己独立的经济理论；四、制度核理论。

一， 中国企业改革的理论支持

自去年的郎顾之争以来，中国的企业改革遭遇了国人空前激烈的批判，因为我们的产权改革似乎已经滑入一个错误的方向：窃取国家财富。象“MBO”一样，“产权改革”一词也仿佛成了一个令人忌讳末深的盗窃国有资产的代名词。为中央政府在经济改革上出谋划策的“主流经济学家”也深深陷入了被纷纷指责的尴尬境地。中国开始了对以往改革历程的大反思。是的，我们的确要深深的反思了。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怎么做？理论是行动的先导，中国企业改革的失误也是源于指导理论上的失误。

以往中国企业改革政策设计凭借两个理论基础：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新制度经济理论。而在中国诠释这个两个理论的代表人物就是厉以宁教授和张维迎教授，也许是偶然，这两位教授均执教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厉以宁的对中国企业的新古典诠释体集中现于《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新古典理论把经济行为主体分成两类：消费者（个人）和厂商（企业），并假定个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消费者和厂商以价格为决策变量，采用边际原则，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或利润为目的，去决定自己的产品或要素的购买或生产量。从而，从总体上来看，价格机制就是构成配置社会资源的体系。当社会达到充分竞争状态（价格机制充分运转），社会经济也会达到福利最大化的一般均衡状态，即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一般均衡状态只是一种理论上假设状态，由于外部效应、信息不对称、公共产品等现象的存在，市场常常陷入失灵状态，价格机制将无法运转，所以社会经济往往达不到帕累拖最优的一般均衡状态，这就是厉以宁所说的市场经济所存在的第一非均衡状态。厉教授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他认为中国经济除具备一般市场经济所拥有的第一个非均衡之外，还存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所特有的第二个非均衡。第二个非均衡是由于中国的企业并不满足新古典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假设引起的。中国的企业不是企业，而是政府的隶属单位，它们的管理者是政府委派的官员，企业的经济效益并非这些管理者所考虑的首要问题，它们预算约束是“软性”的。中国国有企业的这些特征导致它们的采购和生产决策对价格完全是不敏感的，麻痹的，也就是说采购量和生产量的价格弹性几乎是零。所以，价格机制几乎完全失去了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所以，厉以宁当时认为，中国改革的重心应该是企业改革，而非价格改革，应该首先把中国的企业变成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这也是早期中国经济理论界著名的“吴厉之争”，因为吴敬琏先生主张以价格改革为重心。厉以宁为捍卫自己的主张，为当时的“吴厉之争”下了著名的评断：中国的改革将不会因为价格改革的成功而成功，却会因为企业改革的失败而失败。

新古典把厂商看成投入产出的黑箱，把他们抽象成一个生产函数，假定企业的内部制度安排不影响生产效率。这种假设显然是不符合现实的，科斯愤怒地将武断无视现实的新古典称为黑板经济学。正是为弥补新古典的这些缺陷，使其更能有效地解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新制度经济学诞生了。这首先要归功于上世纪科斯的两篇文章：《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企业的性质》告诉人们使用价格机制是需要成本的，这就是交易费用，企业的存在就是为减少交易费用而对市场的替代，或者说是指令机制对价格机制的替代。而指令机制也是有成本的，这就是企业内部交易费用，当企业内部的边际交易费用等于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时企业便达到最优规模。科斯的追随者干脆把《社会成本问题》浓缩成一个科斯定理。

科斯和张五常均认为很多人并没有完全理解科斯的意图。张五常说科斯定理就是说产权明晰是市场存在的基本前提，我同意这个诠释。《企业的性质》告诉人们，企业不是黑箱，不是最终的经济行为主体，是可以再分的。就象分子并不是最小的物质单位，是要分成原子和电子的。或者说这篇文章是一个放大镜，教导人们去探测企业的内部结构。同时，交易费用的提出也对人们的“成本”概念和“生产性”观念产生深远的变革性影响。科斯定理则告戒人们不同产权制度的安排将导致不同的经济行为和效率。这些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石，凭借这些基石衍生出了企业治理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和约理论等分支学科。新制度经济学抛弃了新古典的经济行为主体二分法的假设，认为只有个人是经济行为主体，而企业只是个人为最大化自己效用的而签定的和约安排，也就是说企业是个人的经济行为表现。但是新制度依然采纳了新古典的经济人假设，于是建立了一定产权制度约束下个人最大化自己效用的分析范式。

张维迎并没有象厉以宁一样写专著诠释中国经济，他对中国经济的新制度诠释集中体现在他的论文集《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中。从企业治理的角度，张教授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并没有剩余索取权，进而提出所有者缺位的概念。相对应，从产权理论的角度，他认为中国国有企业仅存在理论上的明晰，而实际上是不明晰的，依据科斯定理，这种混乱的产权安排必然导致经济上的无效行为，所以，他坚决主张中国企业改革的重心应该是产权改革。他对没有产权改革的股份制批评道：在白马的背上画道道是不可能制造出斑马来。象俄罗斯的经济学家一样，张教授把私有化看成是产权改革的捷径，从这一点上来说张非常象丘拜斯。他坚决主张私有化，而支持和鼓励民营企业家也就成了他这一理论主张上的现实行为延伸。在理论主张上，张维迎对厉以宁明显的表现出继承关系，这种继承关系的根源在于新制度对新古典的继承关系。 二， 中国企业改革的理论失误

厉以宁的关于中国经济存在两个非均衡的理论，以新古典理论为分析工具，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微观特征，无疑，这是一次中国经济学界为数不多的经济分析上的创新，借一句套话就是把新古典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但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的理论分析是不完整的，是需要进一步延伸的，但厉教授却未能延伸，而是仓促的得出结论。

由于认为中国的的企业不是企业，这种情况导致价格机制失效，所以厉断定中国的改革重心是把中国的企业变成企业。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的企业为什么不是企业？中国的企业不是企业只是一个现象，而厉却认为这是结论和原因。造成厉教授当时“理论短视”的原因在于他所使用的分析工具：新古典理论。新古典采用经济行为主体二分法假设，把企业看成了基础的不可再分的经济单位，或者说经济原子，厉以宁也就当然地认为，中国的企业也是最小的经济原子了，不可再分了。而厉正是凭借自己并不完整的理论分析来给中国的改革提供政策建议的，从承包制到股份制，这个不完整的理论也当然地形成巨大的政策漏洞。

其实，企业是由个人所组成的，按厉教授的理论，延伸下去，中国的企业不是企业的根源在于中国的个人不是“人”，也就是说中国的个人并不满足新古典的“经济人”假设。只有且仅仅“个人”才是经济行为主体，这一点也是新制度所坚持的。中国改革的中心也就应该是以“个人”改革为重心，把中国的个人变成“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个人要能够真正做到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必须满足两个基本前提假设：他的正当个人欲望是被法律承认的；他拥有为满足自己欲望而追求财富的权力，即他拥有明确的被法律所保障的产权。

我在人民大学听过一个社会学家讲课，他说张维迎所有高深的数学公式和深奥的博弈论分析可归结为一句话：把中国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这种评价虽然显得偏激，但却也道出一个事实，张教授把产权改革简化成私有化，依据这种简化的理论给出政策建议也当然地会形成巨大的政策漏洞，事实也证明如此。其实，不仅仅张维迎把产权明晰简化成私有化，几乎所有的主流西方经济学家都存在这种简化倾向。著名的新制度创始人之一的张五常教授甚至更为极端，俄罗斯的政策建议者显然也是简化倾向者。

这种私有化简化倾向的根源在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缺陷，或者说西方经济理论的缺陷。新制度虽然纠正了很多新古典的不符合现实的前提假设，但是，依然坚持“经济人”这一新古典核心假设。而“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理论的一个基石性前提假设，就是西方经济理论的开山之作〈国富论〉也是展开于此假设的基础之上的。但是，不是所有时代，所有地区的社会都满足“经济人”假设的。从时代上来说，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社会是不满足“经济人”假设的，经济人特征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后才在西方出现的。从地区上来说，一切非市场国家都是不满足“经济人”假设的。其实，改革的过程或者经济转型的过程、市场化的过程就是一个由非经济人向经济人转型的过程。也就是说，我改革所需要的恰恰就是西方经济理论所作为前提假设的“经济人”。其实，欧洲同样存在一个改革、经济转型、市场化的过程。只是这个过程比中国早了200多年而已。到亚当.斯密动手撰写〈国富论〉时，英国的主流价值观念已经具备“经济人”特征，所以，“经济人”特征的形成过程并没有构成亚当.斯密的研究对象，同样也没有进入以后的西方经济理论家的研究视野。相反，现在的经济理论家企图用以“经济人”为假设的分析工具，去解释人类的所有时代和所有地区的所有社会行为！这就是目前的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譬如雄心勃勃的诺奖获得者斯诺教授，就企图以新制度分析范式去解释罗马兴衰史。尽管没有拜读诺教授的这部著作，但可以肯定地说他的分析结论是错误的。因为经济人假设在古罗马时代的欧洲是不成立的。

如果充分具备“经济人”特征的社会中，产权明晰可以简化成私有化，而在不充分具备“经济人”特征的社会简单私有化只能制造经济灾难。俄罗斯和中国的私有化经历都充分证明这一点。

三、 中国需要自己独立的经济理论

当前“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遭遇激烈批判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属于自己的原创性理论严重缺乏。把这种局面单纯地归罪于经济学家本身显然不是很公平的，这更多地是由他们的社会背景和知识背景造成的。以往，我们改革的理论支持是摇摆于两个极端：和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其实，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也是吸取了的精华的，就象吸取〈国富论〉精华一样。我们固执坚持把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科，是过去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延续。当然，经济学已经被“边缘化”。但是，网上流传甚广的流国光的文章似乎要重新捍卫经济学的主流地位。无论单纯地依赖西方主流经济学，还是单纯地依赖马克思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摆脱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和在理论上给我们的思想束缚，认真地深刻地研究人类制度演进历史和中国经济的实际状况，探索能够为中国改革提供理论指导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理论。转贴于 四、 制度核理论

为解释中国改革，弥补西方经济理论的缺陷，本人在深入考察人类社会制度演进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个诠释人类制度演进的一个崭新框架假设：制度核理论，期待各位理论爱好者的批评。

本理论认为在人类历史演进的进程中，存在两个“制度核”，第一个制度核形成于欧洲的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帝国建立，也即中国的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一时期，第一个制度核的明显特征是在相互隔绝的东西方同时形成。第一个制度核形成后西方便进入了以此制度核为基础的基督教制度时代，即中世纪；而中国则步入了2000多年的以此制度核为基础的封建儒教时代。

自文艺复兴开始，西方开始反思第一个制度核进而否定之，开始建立第二个制度核，这个制度核就是现代社会制度基础，第二个制度核形成的标志就是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中国自1840年开始，在已经处于第二个制度核下的英国的强迫下，开始了自己对第一个制度核的反思和第二个制度核的建立的艰难历程，目前，仍处于这一历程中。

人类的社会制度是一个逐渐形成并不断演进的过程，这个产生和演进过程又呈现出阶段特征。这个特征就是制度核特征，所谓制度核就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形成制度基础，制度核形成后，人类的社会制度便以此为基础和内核进行演进，从而表现出连续性，直至下一个制度核的形成。用数学语言描述，人类历史是一个存在两个间断点的连续曲线。这两个间断点便是制度核形成时期，而这两个制度核形成后的历史时期则是以这两个制度核为核心的制度连续演进，而第一个制度核形成之前，则是一个漫长的“制度核”前时期。

德国历史哲学雅斯贝尔斯在考察了古希腊、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及同期印度所同时出现的文明繁荣现象后，提出一个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假设（《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对这三个同期的但相互隔绝的繁荣文明的很多相似性特征进行解释，改假设认为这一时期是人类的轴心时期，此后的人类历史都是在这一时期所形成的基本思想和价值观的指引下进行演进的。雅斯贝尔斯看到了这三个地区同时的文明繁荣，但却忽略了紧接而来的历史现象，就是这三个地区在历经了当时的文明繁荣后几乎同时又进入了一个文明萧条时期：西方是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而中国则进入了漫长的“吃人的”封建社礼教时代。人类从乐观走向悲观，从自我肯定走向了自我否定，怎么解释这一历史现象？其实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人类历史轴心”期就是人类的第一个“制度核”形成时期，这一时期人类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开始对自己所走过的历程进行大反思。反思的结果是人类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就是意识到自己欲望的存在。欲望能够满足便是幸福，而欲望不能得到满足便是痛苦。人类意识到自身欲望的存在，便意味着意识自己的痛苦和幸福的根源。但当时，由于人类的知识和物质资源有限，人类又意识到自己无力去满足自己仿佛无限的欲望，欲望不能够满足便是痛苦。规避痛苦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获取财富去满足欲望，另一种便是否定欲望。当时的客观条件决定，人类不得不采用后一措施，即通过否定自己欲望去规避痛苦，这就是第一个“制度核”。第一个制度核是人类对自己欲望进行否定，对自己欲望进行否定便引申出对人类追求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的权力进行否定。这里作出定义：能够满足欲望的东西是财富，获取财富的权力是产权。那么第一个制度核的特征便是：第一、对个人欲望进行否定（即对人性进行否定）；第二、对个人产权进行否定（从而导致对个人人权的否定）。第一个制度核形成后，人类制度便以此为核心基础进行演进。尽管在不同低于有不同表现形式，如欧洲表现为基督教制度、中国表现为封建礼教制度、印度则是佛教等级制度。这些不同制度现象的最深处都是第一个制度核。以第一个制度核为内核的人类制度又有一些共性特点，我们可把这些共性特点称为“制度次核”：1）繁杂的礼仪；2）强调集体，否定个体；3）个体不具备“经济人”特征，表现为“非理性”；4）强调节欲；5)重农抑商；6)集权等级制；7）财富按特权标准分配；8）零和搏奕。

尽管人类的第一个制度核对人类本身进行否定，并衍生出了后来的摧残人性的形态各异的社会宗教制度，导致人类文明进入一个萧条期，但这仍是人类的巨大进步。第一个制度核形成，标志着人类彻底摆脱动物性，具备了人的特征。所谓人的特征便是意识到自己的欲望的存在，并调节控制这种欲望。动物也有欲望，但动物并意识不到这种欲望的存在，只能受本能的驱动，更遑论调节控制了。人类的第一个制度核，实质上是人类意识到自己欲望存在后，为避免痛苦（或追求幸福）而为自己设计的调节手段。由于当时知识和物质极度贫乏，这种控制方式就是否定。所以在此给“制度”下出定义，制度就是人类为规避痛苦（或追求幸福）而为自己设计的调节自身欲望的方式。第一个制度核形成时期，是人类和动物的真正分裂点。第一个制度核的形成实质上是大大减轻了，而非加重了人类的痛苦，人类也是在以此所形成的制背景架下缓慢的形成了知识和物质的积累，直至第二个制度核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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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爱国教育内容 特点 启示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项目“广东生态发展区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挖掘与青少年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编号GD10XMK05）阶段性成果。韶关学院2011年度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课题“中美高校爱国主义教育比较研究”（ 编号[2011]38-11）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11-0009-02

健康、理性的爱国之情来源于科学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熏陶。因此，科学设计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是爱国主义教育成功的关键。美国高校爱国主义教育非常成功，学习借鉴其在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设计方面的经验，有利于提高我国爱国主义教育的成效。

一、美国高校爱国教育内容的特点

1.培养民族自豪感与忧患意识相结合。

民族自豪感是指民族国家的成员对自己身为该组织的一员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民族自豪感既是民族自信的体现，也是人们维护国家尊严与利益的精神动力。

美国高校爱国主义教育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从建国到现在美国虽然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但是它在经济领域、科技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巨大的成就无疑成为美国人自豪的资本。美国高校通过相关课程充分展示美国在各个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培养大学生对美利坚民族以及美国社会制度的自豪感。美国高校的民族自豪感教育颇有成效，美国大学生大都有一种“我作为美国人是幸福的，是值得自豪骄傲的”民族自豪感。[1]

美国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区别于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进行民族自豪感教育的同时，非常重视危机感教育，刻意培养大学生的忧患意识。

美国高校非常善于利用国际上的一些大事警示大学生以及美国社会。例如，1957年，前苏联率先实现载人卫星上天。美国社会尤其是美国高校对此非常震惊，反省本国教育制度、科技制度存在的问题，制定教育、科技振兴规划。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迅速崛起，成为美国经济的重要竞争对手。美国对此惊呼“民族在危机之中”。美国高校还喜欢唱“美国衰落论”的调子，动不动就说美国实力已经下降，甚至断言到某某年美国就会没落。

美国高校批评甚至夸大美国存在的问题，其目的不是贬低或反对美国，而是要提醒大学生：美国虽然在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美国必须保持警惕、保持国力、保持霸业，才能最终保证美国的利益与权威不受损害。

这种把培养民族自豪感与忧患意识相结合的做法，既能保护国民的民族自信心，又可防止国民的狂妄自大心理，有利于培养国民健康、理性的爱国情感。

2.培养美国精神与强化美国社会制度认同感相结合。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即人们常说的民族精神。所谓民族精神，就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为本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规范、精神气质的总和，[2]它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

美国社会在两百多年的发展过程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价值观念，即所谓的美国精神。这种美式价值观念既是美国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也是美利坚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宣传和培养美国精神是美国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

美国精神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是务实、开拓、进取精神。美国人不喜空谈，讲究务实，做事脚踏实地；不因循守旧，勇于开拓创新。美国社会还强调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只有拼搏梦想才能成真。

二是个人主义与独立精神。个人主义是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美国社会强调个人的重要性，认为个人与社会相比处于更本位、更中心的地位。与个人主义密切相关的是美国人崇尚独立精神。美国家庭在孩子还小时就开始培养他们的独立意识，社会也把独立视为正常人的一种重要品格。因此，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美国人大都具有强烈的独立精神。

三是自由、民主、平等。美国人崇尚自由，反对束缚；主张民主，反对专制；强调人与人之间平等，反对特权。

美国高校非常注重向大学生宣扬美国精神，无论是课程教学还是学生活动，处处渗透美式价值观念。

对本国社会制度认同与否直接影响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美国高校爱国主义教育非常重视培养大学生对美国社会制度的认同感。公民教育是美国高校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介绍美国政治制度和宣扬美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是公民教育的主要目的。美国政治之类的课程介绍政府及其职能，例如政府应当由人民来选，政府应当尊重和保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政府应当保护民权，政府应当为大众的福利而工作。美国高校教师告诉大学生；美国政府的上述特征使其为实现民主、自由、人权提供了切实的制度保障，换而言之，美国社会制度体现了美国精神，因而值得人们维护。

3.培养权利意识与社会责任感相结合。

个人主义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使得美国社会非常强调个人权利，因此美国高校非常注重培养大学生的权利意识。公民课等相关课程告诉学生作为一个美国公民享有哪些权利，当你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可以通过哪些途径获得救济。历史课等课程会介绍美国人权发展史，告诉学生要珍惜自己的权利。由于美国学校与社会都非常重视培养人们的权利意识，所以美国人大都具有强烈的权利意识。国民普遍的权利意识反过来又促进了国家制度对国民权利的保护要求。一个公民享有充分权利的国家，人们自然会更加热爱她，因为这样的国家大家觉得安全和温暖。

受基督教新教传统的影响，美国人在重视个人权利的同时，又非常强调个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美国高校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培养大学生做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合格公民。高校教师教育大学生：个人享有一系列的权利，但同时也要承担一系列的责任。例如，尊重生命，包括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尊重别人的权利，无论是人身权还是财产权；遵守公共规则；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等。履行自己应当履行的责任既是一个合格公民的基本要求，又是自己权利得以实现的保障。

二、启示

美国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设计非常科学，效果也很显著，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第一，爱国主义教育应该成就与忧患并举。美国高校教师在展示美国成就培养大学生民族自豪感的同时，并不隐讳美国存在的问题，甚至故意夸大其词，意在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我国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往往喜欢讲成绩，很少讲甚至有意回避我们存在的问题，不重视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只讲问题不讲成绩容易让人悲观失望甚至产生民族虚无主义，但只讲成就不讲问题则让人狂妄，两者无疑都不是理性的爱国主义。我们应该既要展示成就，也要直面问题，重视培养学生的理国主义精神。忧患意识是觉醒和智慧的表现。因此，在培养民族自豪感的同时，我们必须直面并且重视国家存在的问题，培养人民的忧患意识，唯有如此，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健康的发展。

第二，弘扬民族精神与强化国家制度认同感相结合。美国高校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非常重视将弘扬美国精神与强化美国社会制度认同感相结合。这种做法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虽然也讲民族精神和介绍国家制度，但是两者往往是分离的，好像没有什么关联。民族精神是我们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而国家制度则是我们价值取向的制度表达与保障。因此，在爱国主义教育中，一方面要向大学生熏陶民族精神，另一方面要向大学生介绍我们国家制度蕴含的民族的价值理念，换句话说，让学生明白我们的制度符合我们的传统与价值追求，从而增强他们的国家制度认同感。

第三，权利与义务并重。美国高校的爱国主义教育重视权利意识与责任感的统一。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则非常强调个人对国家、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而较少讲个人的权利。公民有忠诚、热爱、服务国家的义务，国家则有尊重和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责任。两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如果公民都不履行义务，国家就无法正常运转；国家如果不尊重和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利，公民不可能热爱、忠诚国家。因此，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是爱国主义教育取得实效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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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正义；核心价值体系；现实问题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4-0241-02

社会正义问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就是要用社会主义价值观评判和回应社会上出现和存在的诸多急迫的问题，并且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解决这些问题。目前，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正义问题突出，不仅体现在实践层面，还体现在制度层面。

一、社会正义问题的表现

1．社会正义价值取向上存在偏差

改革开以来，一部分人对财富和物质享受的欲望不断膨胀，形成了一种极端的功利主义倾向。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部分人的社会行为呈现出明显的惟利是图的非道德倾向：各种假冒伪劣泛滥，坑蒙拐骗盛行，为了个人或者小团体的利益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更为严重的是人们对这样的行为似乎已经表现出见怪不怪、麻木不仁的心态，社会制度和道德的规范和约束功能弱化。这种局面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社会缺乏一种内在的积极向上的精神或者内在价值支撑的必然结果。同时，也说明了我们的社会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偏差，极端个人价值观已经成为部分社会成员的主导价值观。这种极端个人价值取向的发展，已经严重扭曲了人们的以社会为取向的正义观念，阻碍了社会共同理想的形成，影响了民族精神和创新精神在凝聚人心方面作用的发挥，最终将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谐和健康发展。

2．社会分配的过程和结果缺乏合理性

在社会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上问题上，由于不合理因素的广泛存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裕起来演变成了使少数人通过不正当手段暴富；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变为政府甩包袱；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变为一切交给市场；政府为市场服务变为政府为老板服务。有人认为经济发展、物质财富总量增加了，社会自然就正义、和谐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了，社会就会正义、和谐了。以上这种种现象和心态，都说明了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在分配正义问题上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些严重问题，直接导致社会收入分配的悬殊，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缺失，影响了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形成，甚至还影响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3．社会转型期的道德失范

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剧烈的社会变化给人们的思想特别是道德观念带来了强的冲击，由此引起人们道德观念的混乱和道德秩序的破坏。一方面，由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化和社会秩序的变迁，原有旧的道德观念许多已不再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另一方面，维护社会稳定和正常生活秩序所需要新的道德观念还没有形成。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保证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要充分体现社会最基本的正义，以此重新塑造和树立人们道德观念中的正义理念。因此，道德正义的需求成为了社会正义的一个迫切的问题，它将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

4．社会转型期的某些制度存在一定程度的公正性缺损

社会转型期的大规模全方位的制度创新，导致这一时期各种制度处在不断的变动中，不配套不完善的地方在所难免。中国目前广泛存在的公正性缺损，主要体现在法律制度和各种社会制度上。罗尔斯认为，“即使在法律和制度不正义的情况下，前后一致地实现它们也还是要比反复好一些。这样，那些受制于它们的人至少知道它们所要求的是什么，因而可以尝试着保护自己，相反，如果那些已经受害的人们在某些规范可能给与它们某种保障的情况下，还要受到任意专横的对待，那就是一种更大的不正义了。　”中国现阶段存在的形式不正义，主要是在法律和制度面前的　“区别对待　”和“双重标准”，由此引发的执法不严、执法不公现象，都是对制度和形式正义的极大损害。制度公正性的缺失，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社会正义的缺失。

二、实现社会正义是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途径

社会正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一个基础性价值，也是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础。目前，中国社会正义问题的严重存在，给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提出了严峻挑战。特别是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正义问题，其实质上是一个社会在建构其核心价值体系进程中的问题。社会正义从其内容来看，包括经济正义、道德正义、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为此，要针对中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社会正义问题，从规范分配秩序、加强道德建设和完善各种制度入手，切实保证基本社会正义的实现，以此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

1．明确社会正义价值取向，树立社会主义正义观

针对中国现阶段出现的某些极端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社会正义的价值取向要回归社会，应当以社会为本位确立社会正义价值取向。社会本位的社会正义价值观要求个人在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应当把社会的利益置于最高层面并将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在实现社会利益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利益。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正义观，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特别是对于全民族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2．实现分配正义

社会正义的基本问题就是分配正义问题　集团中分配全社会的资源，而是指社会的基本资源如何在社会成员，也就是基本权利义务或社会基本资源的分配问题。这个分配不是指政府作为主体在全体社会成员、中、集团间配置。要克服中国在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心态，最有力的措施就是利用公权力的惩罚正义，也就是在分配过程中利用法律制度进行规范。公权力的惩罚正义，对于合法、守法行为者是一种支持，是对社会正义的维护。当然，在通过公权力实现惩罚正义的过程中，必须注意程序的正当性，结果的合善性，惩罚的中和性。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分配正义，最终实现达到正义，促进社会共同理想的实现。

3．实现道德正义

道德正义是正义要求的道德体现，或者说是从道德的角度来体现正义的要求，具体体现为道德规范体系中的正义原则。道德正义的基本要求是以平等的精神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一个人都要自觉维护自己的平等权利，履行自己的平等义务。实现道德正义必须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平等原则。体现为人格上的平等、权利义务上的平等和财富上的相对平等。同时要求，平等地看人，平等地待人。二是自由原则。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每个人自由权利的行使一方面要取决于他人的“不干涉　”，另一方面又不能干涉他人对同等自由的享用，所以自由原则应该使每个人能够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三是应得原则。即给人以其应得的各种权利和利益。四是个体原则。个体原则要求个体要明确自己的价值，承担起应当承担的责任。只有遵循这四个方面的内容，道德正义才能够实现，进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公民道德才能实现。

4．实现制度正义

实现社会正义的基本条件是各种制度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制度正义首先要求的是分配制度的正义，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论述了。另外，制度正义还有以下要求：经济活动、职业选择，要按制度安排，使各种职务、地位对每个人开放，保证充分而公平的市场竞争、充分就业。在治生活中，通过制度的正义安排，使人人就业机会平等，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择业机会、参与竞争的机会，使每个有选举权的公民平等地行使选举权等。

三、社会正义对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义

社会正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基础性价值。任何一个缺乏正义的社会，都是没有精神支撑的社会、没有道德良心的社会、没有发展动力的社会。实现社会正义对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深远的意义。主要表现在：

第一，社会正义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具有促进作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现阶段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信念。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正义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中最高层次的道德内容，因此，实现社会正义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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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产业集群；产业链；博弈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家“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经济战略的实施，国家对农村经济的重视也与日俱增。怎样提高农民收入，激发中国8亿农民的消费，不仅涉及我国经济战略实转变，更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业产业集群在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也是我国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也是农业产业集群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的原因。

产业组织理论告诉我们，关联性是产业集群的基本特征之一，农业产业集群也不例外。农业产业集群并不是简简单单企业之间的“扎堆”，而是“集聚”。“集聚”导致的最终结果是该产业集群所产生最大化的协同效应，具体表现为三个特征，即资源集聚能力强、分工合作能力高、知识共享能力既高又快。农业产业集群内部不仅存在着具有产业关联性的各类企业，也存在为这些企业乃至整个产业集群服务的行业协会、技术研发单位、提供必要支持公共产品和平台的政府。以荷兰花卉产业集群为例，花卉从生产到营销的一系列过程中，不仅有农户参与，而且有荷兰花卉行业协会在监督，相关科研单位（主要是大学）提供技术支持，更有政府部门一系列政策支持。

农业产业集群内部企业具有密切的产业联系，这些企业构成了该产业集群的核心网络层。仍然以荷兰花卉产业为例，在这个产业集群内部，花卉在培育、生产、分级、包装、销售、运输等环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这个产业体系内的企业共同构成了该产业集群的核心。在该产业集群内部，每一个企业都是这个网络的一个节点，它所拥有的资源及和集群内部其他企业的联系决定了该企业的地位。

位于集群中的企业，其互动机制具有两重性：既存在竞争又存在合作。该互动机制以信任为基础，并且依靠来自社会或者法律等的制度来提高签约或者履约频率。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可有效扩展企业生产边际，减少交易费用，发挥集群协同效应。产业集群之间互动性表现为水平互动和垂直互动，竞争与合作也交叉表现在其中。垂直互动是集群内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互动，其生产互补性较强，较水平互动而言，其关系也比较简单，本文不作讨论。本文利用博弈论相关知识，着重研究农业产业集群内企业的水平互动。

二、模型研究

（一）合作策略的选择

假设在一个农业产业集群中，存在位于相同产业链位置的两个企业为A、B。现在，这两个企业面临的问题是，两个企业是否选择合作，以赚取最大化利益。在开始分析前，做如下假定：A和B两个企业都具有完全理性；在该农业产业集群内部，A和B面临相同市场环境，双方都完全知道对方的策略，并根据对方策略及时改变自己策略；A和B的策略空间相同，为合作与不合作；A和B生产同质且相互替代产品，其边际成本均为c；两个企业进行重复动态博弈。

作此假定后，以∏i（pit，pjt）表示企业i在t时（t=0，1，......T）的利润，其中，pit为企业i索取的价格，pjt为企业j索取的价格，在未来时期内，企业都会最大化利润的现行贴现值：

即企业目标为：

上式中，δ为贴现因子，可令δ＝e-rt，r为瞬时利率，t为各期实际期间。δ的数值接近1，说明价格快速的变化。

（二）博弈过程分析

在每个时期，A、B两个企业同时选择他们利润最大化的价格（pit，pjt）。并且，企业在t时期价格选择依赖于以前价格选择历史，即：

Ht（p10，p20；……；p1，t-1，p2，t-1）

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是对于任何给定的t日期的历史Ht，从t日期开始，都是在对手从那时开始的战略给定的情况下，追求利润贴现值最大化。下面，分两种情况讨论博弈的结果。

当博弈时期是有限的时候，即t取有限值。为了求出该博弈的精炼均衡，需要用“逆向归纳法”。考虑A企业在t时期，博弈论历史为Ht时的选择。B 企业过去的价格并不影响A企业在t时期的利润，A企业在B企业价格给定的情况下，选择自己当期利润最大化的价格，即∏i（pit，pjt）最大化。因此，对于任何历史情况来说，最终A和B两个企业的均衡都是伯川德均衡。即两企业都采取边际成本定价法：p1，t=p2，t=c。

再来考虑企业在t-1期的均衡，A企业在t-1的价格选择并不依赖企业在t-1期发生了什么事，A企业仍然是选择自己利润最大化的价格，最终结果还是选择边际成本。因此，对于任何Ht-1，有p1，t-1=p2，t-1=c。如此可确定再前一期直到第一期的价格。可以看出，该动态博弈最终结果将是边际成本定价：两企业都将获得零的利润，两企业之间并没有合谋出现。尽管两个企业可以合谋，索取垄断价格pm以获取更大的利润，但这并不是最终结果，企业还是选择了不合作。

当博弈期限为无限时，结果有所不同。假定A和B两企业一开始就选择了合作，即选取垄断价格pm。在以后各期内，他们都将选择pm，否则，企业都将得到边际成本c的惩罚性价格。A、B两个企业任何一个企业背离了这个价格都将导致另外一个企业的报复。在索取pm价格时，企业在每一个时期都将得到一半垄断利润，若其中任何一个企业稍微削减价格，则企业在整个背离期间都能得到最大利润∏m，但随之而来的，将是零利润。如果：

上述δ取值特点说明，只要δ取值足够大，双方就能够采取合作行为，从合作中谋取更大利益，走出囚徒困境。这个合作之所以能够进行下去，是因为两个企业可能再次相逢进行相同的博弈。若A和B两者都看重未来的利润，注重合作带来的共同利润，两者的合作就能继续下去。在一个农业产业集群中，处于同一产业链相同位置的企业，都面临着相同的上下游生产环境，任何一个企业的投机行为都会遭到其他企业的报复，结果是整个处于相同位置的企业都无法获利。企业最佳的选择就是合作，获取共同利润。农业产业集群内企业的合作，是一种受到正反馈激励的合作，企业之间合作次数越多，合作越默契，合作理性程度和合作次数之间正相关。

（三）制度约束下合作策略的选择

农业产业集群内的企业，不仅受到法律法规、合同等正式制度约束，也受到区域文化、道德、传统等的非正式制度约束。某些情况下，制度约束对集群内企业的行为具有很大影响。仍然以A、B两个企业为例，企业在合作时，每个企业获取垄断利润的一半；一方合作而另一方不合作时，合作方获取利润为零，不合作方获取全部垄断利润。但存在制度约束时，不合作方要受到一定惩罚，这种惩罚可能是法律上的惩罚或者企业信誉的降低。企业信誉降低对处于农业集群中的企业带来更大的损失，设这一损失为M。M随着社会制度的完善而递增。依然用δ代表贴现系数，存在制度约束时，它反映了制度对违约企业的惩罚力度：δ越大，说明社会制度越严格。此时，企业博弈矩阵如图1所示：

在博弈矩阵中，A和B企业都合作时，每个企业获取收益均为企业利润，两个企业平分市场。当一方不合作时，不合作方获得全部垄断利润，社会制度的存在，使得不合作方要为自己的毁约付出代价，因此，不合作方企业收益为∏m-δM。A和B两个企业都不合作时，两者获得利润为零，总收益为社会处罚-δM。

可以看出，当∏m-δM＞∏m/2时，A、B两个企业的占优策略都是不合作，最终结果是两个企业都获得零利润，并且面临社会制度的惩罚。在本博弈中，社会制度对集群内企业合作产生一定影响，但并没有使合作成为企业间的纳什均衡。

三、模型结论

本文应用博弈论相关理论，对农业产业集群内处于同一产业链位置的不同企业之间的行为进行了分析。进而得出企业若进行的是有限博弈，该集群内部企业将获得零利润；若进行重复无限次博弈，当贴现因素足够高时，企业获得垄断利润。此时，企业将采取合作策略。另外，制度对农业产业集群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完善的法律法规有利于遏制企业的违约行为，提高L及贴现因子δ的值也有利于维护集群秩序。

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离不开龙头企业。一般来说，龙头企业在产业链中处于主导地位，其行为策略对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培养企业战略意识，激励企业之间进行合作，不但可以促进企业发展，加快集群间要素交流，扩大技术、资源等的共享力度，而且对农业集群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徐金海.农业产业市场中过度竞争的成因及对策[J].现代经济探讨，2002(9).

2、泰勒尔.产业组织理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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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任寿根.新兴产业集群与制度分割[J].管理世界，2004(2).

5、隋广军，申明浩.产业集聚生命周期演进的动态分析[J].经济学动态，2004(11).

6、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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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广告设计；大众的艺术；文化影响

广告的艺术设计首先是大众的艺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其独特的审美观念和习惯。广告语言是广告的核心内容。社会文化影响并制约广告语言及其表达，广告语言则蕴含或反映社会文化。语言是民族的语言，广告存在于一定的社会之中。一个民族的哲学观念、思维模式、文化心理、道德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宗教信仰等等都必然会对广告语言产生作用。所以，任何一个社会的广告语言不可避免地反映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事实上，反映社会文化的广告语言易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可大大促进广告的功能。认识到这一点，并努力探讨出社会文化与广告语言之间的内在关系，对于理解和赏析广告语言，对于指导创作、设计既符合广告表达基本原则，又适合特定民族文化特征的广告语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艺术设计与广告语言的研究很少，尤其缺乏比较研究。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其独特的审美观念和习惯。而在一百多年来这种中国特有的审美观念和西方文化的融合中，则出现了现代中国审美观。一个民族文化总是与这一民族的心理、民族性格以及风俗、思维方法和伦理观念等方面密切相关的。作为伦理性的文化体系，中国人把人视为主体，以物相辅助，认为“人为万物之灵”，“天有四时，地有其材，人有其智”，这表明中国文化系统中，重视人与物的关系，在对自然物的摄取和创造中，又找到社会意义，使造物的真、美与善统一起来。

任何艺术作品都是完整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艺术作品的内容，主要是指题材、主题等等，但是完整的表述应该是与形式结合在一起而下的定义，那就是说，艺术作品的内容是在媒介中通过形式体现出来的题材和主题。同样理由，对艺术作品的形式所下的定义也应该是与内容相联系的，即艺术作品的形式和媒介是艺术家借以使其题材和主题转化为内容的手段和方式。

艺术设计的广告语是指表达理念和产品核心特征的、长期使用的宣传短句。随着我国媒介产业化的不断推进，媒体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这种竞争不但包括媒体产品和销售网络的竞争，而且包括媒体品牌形象力的竞争。而媒体形象广告语便是塑造媒体形象的“点睛之笔”。媒体形象广告语的立足点在于在媒体和受众之间架起一道可以沟通的桥梁，使受众对媒体产生认知、理解、记忆，并且引发价值观的认同和情感的共鸣。所以沟通策略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艺术语言是指任何一门艺术使用的独特的表现方式和手段，运用的独特的物质媒介。

公共艺术设计一旦完成，就要接受公共大众的评判，这种评判可能是一般性的品头论足，也可能是激烈的评论、批评乃至近苛刻式的挑剔。这种成熟化的大众评判机制的建立是公共艺术设计运作体系成熟化的标志，是促使公共艺术设计作品不断完善和提高的重要保证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审美追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广告招贴设计思想，而广告招贴设计思想反过来又影响着传统民族审美观念。本文论述了传统美学观在现代广告招贴设计中的体现。指出作为外来的招贴艺术，在中国设计者的作品中，时时流露出传统的美学观潜移默化的影响。分析这些影响，肯定某些积极的因素，将会有助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招贴艺术。我们从来不曾用如实的描写，逼真的再现要求过中国传统艺术，没有人指责某些山水画不符合焦点透视的原则，也没人批评传统戏曲程式化的表演模式，因为我们对自已的传统艺术有一个固定的观念，懂得抽象的形式美在造型艺术中的重要价值。中国传统艺术讲究形神兼备，讲究概括与变形，齐白石“画虾几十年才得其神”，就有一个不断概括，不断深人的过程，最终敢于舍弃虾的次要部分而突出主要特征，使母虾的形象更为完美更为生动。广告设计语言，也就是平面设计传达信息鼓动宣传的作用肯定了它的特殊形式。它不同于架上油画或版画，它要求一目了然，简洁明确，使人在一瞬之间，一定距离外能看清楚所要宣传的事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宣传画往往采取一系列假定手法，突出重点，删去次要的细节、细部，甚至背景，并可以把各个不同的比例，把在不同时间，空间发生的活动组合在一起。并经常运用象征手法，启发人们的联想。因此，它的构思要能超载现实，构图要概括集中，形象要简练夸张，要以强烈鲜明的色彩为手法，突出醒目地表达所要宣传的事物，表现物与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赋予画面更广泛的含义并使人们在有限的画面中能联想到更广阔的生活，感受到新的意义。在这些方面，中国传统的美学观，能够为设计者提供大量的营养。

在平面广告的设计中，我们要“寻根”，寻找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为其他民族所不及的思维优势和独特风采。艺术始终要讲内在的延续，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及被容纳，需要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其中包括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习俗、伦理道德、审美习惯等，构成了潜在的深层文化结构，深锁于民族的心理和精神之中，调节和制约着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介人。正因为这样，作为外来的招贴艺术，在中国设计者的作品中，时时流露出传统的美学观潜移默化的影响。分析这些影响，肯定某些积极的因素，将会有助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招贴艺术。

广告与艺术的存在发展都不断地受到来自于大众领域和商品社会的渗透、干扰和强劲冲击。不仅如此，今天的艺术家还受到来自于源远流长、精深博大的艺术传统的沉重压力。广告艺术已不可能在真空中、圣殿中孤芳自赏，广告创造也很难真正地完全地离弃传统而创新，更不用说为创新而创新的故作姿态了。广告设计与艺术都无疑隐含着重重的矛盾、问题甚或危机。它是反传统甚至是反艺术的，其中也不乏一些是哗众取宠的、媚俗的、偏激而走过头的、为创新而创新的。但无论如何，广告设计的艺术是我们时代的投影和文化的隐喻与象征，它永远能够表现着这个世界，不仅因为艺术栖身于它，也不仅因为艺术承担着世界的需求，更因为艺术是为人而存在的，是与人互为本体的。

参考文献： 

[1]王春静.广告设计中艺术导入问题探究[J].艺术设计，2012，3（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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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波理论是研究和分析国际经济发展长周期波动的成因和演变规律的重要视角,本文试着就经济长波与创新周期、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结合的周期性机理进行分析。

    (一)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中,创新具有鲜明的周期性,由周期性的创新所导致的经济发展是不连续和不均衡的,它体现为繁荣和萧条的交替进行。由此,长波周期缘于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周期性变化所导致的经济的长周期性波动,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技术创新的不连续性所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以周期性波动的形式呈现的,而这种周期性波动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着一种本质联系,周期的产生是因为创新不是均匀地出现而是以集群形式出现。同时,经济长波经历的时间跨度也内在地由技术创新的周期性变化的时间决定,当技术创新和扩散的速度加快时,经济长波周期所经历的时间可能随之缩短。在此过程中,技术创新往往是作为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先导,从而引发经济结构的调整,具体包括产业组织的演进、市场结构的变迁和体制机制的创新。熊彼特关于经济长波起因的解释,是以各个时期的主要技术发明及其应用和生产技术的突出发展作为各轮“长波”的标志的,从而使经济长波周期呈现出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等四个阶段。雅各布?J?范?杜因在其《创新随时间的波动》(1986)一文中考察了截止1973年的经济长波,总结了前三波的各个阶段以及第四波的前两个阶段的主导技术创新及其历时时段(表1所示)。陈漓高、齐俊妍(2004)在其《技术进步与经济波动:以美国为例的分析》(2004)一文中通过对二战结束以来美、日、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波动,并着重对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状况与经济波动进行深入分析,总结了第四轮长波的后两个发展阶段,描述了以汽车和电子计算机为主导的第四轮经济长波(1948~1991),并认为在经济下降期孕育的新一轮技术创新可能会推动经济进入又一轮长波,明确提出正在经历的以信息技术创新和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第五轮经济长波的存在及其第一阶段(繁荣期)开始的时间为1991年。另外,熊彼特还指出每一次经济长波都会产生新兴产业,并且其中的一些新兴产业最终成为国民经济中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同时传统产业受技术创新影响进行大量的改进创新,从而实现产业重组和产业升级。每一次经济长波和一次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相呼应。技术创新推动着新兴产业发展,一旦出现某个新兴产业,高额的利润会诱导大量资本的投入,驱使企业家的需求大量增加,投资紧随而至,新兴产业将急剧发展。而技术创新在关联产业间的扩散、流动,形成新兴产业集群和新兴产业联盟。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奥巴马政府致力于推动新能源战略和发展新能源技术,试图以此为突破口,化“危”为“机”,作为振兴美国经济的主要政策手段,以此发动新的经济、技术、环境和社会的总体革命。欧盟提出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型,欧盟各国积极响应,如英国的长期目标是实现全欧洲到2020年降低30%的减排,2050年降低60%的减排总体目标;法国考虑创造“零碳经济”;瑞典大力推行“环保车计划”;德国将环保技术产业确定为新的主导产业重点培育;丹麦则在全球率先建成了绿色能源模式,成为世界低碳经济发展典范。日本也重点发展低碳经济,2008年7月29日内阁会议通过了《建设低碳社会行动计划》,致力于以长期目标指导低碳经济发展。印度作为又一发展中大国,近年来也努力通过国家计划统领低碳经济发展,印度于2008年6月30日《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确定到2017年将实施8个国家计划。中国也于2009年提出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当前,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在加紧部署和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许多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和规划。许多省市的地方性规划早已纷纷出台,且选定了重点发展领域。应该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技术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计划的调整和筹划适应了经济周期变化的需要,有可能推动世界经济真正走向复苏和新一轮的繁荣。

    (二)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结合的周期性机理卡萝塔?佩蕾丝(CarlotaPerez,2002)在其着作《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中针对学术界对金融与技术间关系问题的忽略,指出了金融资本在技术创新与经济周期之间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技术革命—金融泡沫—崩溃—黄金时代—政治动乱”这样的顺序大约每半个世纪重来一次,形成一个周期。两百年来这样的技术创新已经发生过五次,产生了五个经济长周期。[4]7-16在佩蕾丝看来,在一次产业革命的发生及其后的经济结构调整、社会制度创新以及金融资本在其中的作用中间,存在着如下的一个阶段序列:一次产业革命的序列开始,即新产业资本的产生(技术革命爆发期)金融资本对新旧产业资本的投入,经济结构的调整期(狂热阶段)由金融危机引起的反思、调整、治理,导致经济和社会制度创新(转折点)金融与产业资本在新的制度支持下的合理的生产应用(协同阶段)市场饱和与技术成熟,埋下新的金融危机的种子(成熟期)下一次产业革命的开始,金融资本投向新技术(技术革命爆发期)。这样的观点看起来有循环论的意味,卡萝塔?佩蕾丝认为,在过去二百年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体经历过五次这样的产业革命长波周期,其中“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增长的节奏和方向”[4]13。而且,技术革命或新兴技术早期的崛起是一个爆炸性增长时期,会导致经济社会出现极大的动荡和不确定性。在由技术创新引发的经济社会的重大演变和革新过程中,金融创新扮演着关键角色。它首先支持了技术创新的发展,继而加剧了技术经济领域和社会制度领域之间的不协调,而这些不协调可能引发冲突的产生和放大。当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协调建立起来后,金融创新又成为技术创新进入展开期的推动力。一场技术创新即将结束,金融创新又会对催生下一场技术创新产生重要作用。佩蕾丝将技术革命引发的经济演化分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两个时期是导入期和展开期,各含两个阶段。导入期的两个阶段是爆发阶段和狂热阶段,展开期的两个阶段是协同阶段和成熟阶段,介于两者之间会有一个转折点。如此划分,整个技术变革周期就由爆发、狂热、协同和成熟四个阶段构成。爆发阶段是技术的时代。在这个阶段,旧的技术经济范式已经衰败,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开始形成。伴随着新兴核心技术的商业化和产业化,新产品、新产业呈爆炸性增长特征,此时,金融资本开始介入,金融资本成为促进技术革命的新的风险资本。狂热阶段是金融的时代。在这个阶段,金融资本主宰着技术革命不断引导新范式深入地传播,对新兴技术体系、新兴产业过度融资,出现大量金融资本追逐技术资本,产生资本市场狂热发展脱离实体经济的疯狂现象,并进而出现泡沫破裂和狂热衰退现象。协同阶段是生产的时代。在这个阶段,技术开始缓慢走向成熟的商业化和产业化,金融也受到必要的干预和规制,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之间形成愉悦的联姻,技术创新与金融资本形成相对的协同和一致性的成长。成熟阶段是孕育的时代。在这个阶段,由于技术的成熟和市场的饱和,技术创新的潜力逐步耗尽,技术革命的动力逐渐衰竭,技术创新的收益不断递减;产业接近成熟,利润率下降,使得宏观经济增长出现停滞,甚至进入持续的萧条和衰退周期。此时,金融资本开始退出并寻求新的机会,因而,这个阶段也成为新的核心技术、战略性产业、新兴产业的酝酿和培育期。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结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主要问题也就是由于两者创新主体不一致(金融资本集团与科技生产者)所带来的问题,如创新收益分配不一致、创新激励不充分等。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H: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互动具有一定的历史规律、周期性机理和趋势性特征,这需要探讨由于创新主体不同所引发的创新主体效用最大化问题。

    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结合的演化博弈分析

    为了更清晰地说明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结合的相关假设和观点,本文构建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通过分析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科技生产者与作为金融创新主体的金融资本集团的动态演化博弈过程,探寻促进两者结合的制度框架与政策安排。模型假定条件如下:(1)设θ表示创新主体对创新资源的投入程度,θ∈[0,1],θ=1时表示创新主体完全投入创新资源,为理想状态下的状态;θ=0时表示创新主体完全不投入创新资源。因此,在金融创新主体与科技创新主体的互动过程中,θ值一般为正,且数值不断上升。(2)设Δr表示创新收益,它表示在科技创新收益外溢的条件下,作为金融创新主体的金融资本集团的占优策略,也即Δr要受到θ的约束,同时Δr越大,表示金融资本集团对创新活动的参与程度越大。此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科技生产者可以根据最优策略选择达到效用最大化UP*,最优策略选择为θ*;金融资本集团地方政府最大效用为Uf*,最优策略选择为Δr*。这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科技生产者可以通过多回合了解金融资本集团的行为特征,从而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同时金融资本集团也可以通过这一博弈过程达到自身效用最大化,从而实现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科技生产者与作为金融创新主体的金融资本集团的效用最大化,实现激励相容。这一动态博弈模型很好地解释了科技生产者与金融资本集团推动创新融合的路径选择:在科技生产者行动决策θt的基础上,金融资本集团总是会有一个占优行动策略Δrt,Δrt中表现出了金融资本集团推动金融创新的重要作用和机制———Δrt中带有金融资本集团内部各成员对于金融创新和金融制度变迁的需求。在Δrt的基础上,科技生产者会在下一期行为中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并对占优策略进行修改,在不断推进θ值下降的动因下,科技生产者同时也考虑到了金融资本集团对相关制度创新的诉求,这一诉求在模型中被涵盖到Δrt当中并通过金融资本集团的策略反应出来。因此,科技生产者根据Δrt制定下一期行动策略θt+1,由此不断演化下去,多次博弈在这一机制下,在实现科技生产者与金融资本集团效用最大化的同时,不断创新制度供给,推动整个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整体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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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贫富差距 收入分配 分配正义

收入分配制度是关系着一个国家国计民生、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在经济学领域中，分配制度是指劳动产品在社会主体中如何分割以及配给制度的总称。在我国，分配方式一般划分为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并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众所周知，收入分配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古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贫富差距的不合理扩大是社会动荡的最大根源，如果放任差距的不断扩大，不止影响了社会制度的权威和公正，甚至激化阶层矛盾、造成社会阶层的对立与冲突动荡，使得社会不满情绪、仇富心理滋生蔓延。可见，收入分配的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最根本问题。如果收入分配不平等，就会使一部分社会成员陷入贫困，甚至引发各种社会问题。由此，对收入分配正义性的探究成为了必然。

一、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理论

在法学领域中，分配平等即为分配正义，早在古希腊时期，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分配正义理论。该理论中最主要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正义。他结合奴隶主阶级统治的经验教训和当时社会实践的具体情况作出了总结，提出了其独特的正义观。他认为，分配的正义是将恰当价值的事物授予有相应付出的人，一个合乎正义的政权则应该考虑到每一个收受的人的才德或功绩。由此可见，分配正义是对社会的财富、荣誉、地位等资源进行平均的分配。这就需要立法者按照合理、正义的方式，按照一定比例来分配利益，分摊义务和负担。也就是说，要按照一定的比例和规则对相对应的公共资源进行分配，对于相同的情况要给予相同的对待，不同的情况给予不同的对待。

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里，社会财富分配的最重要原则就是要遵循正义。一般而言，社会财富的分配会存在平均和不平均两种情况，只有这种均等是位于“中点”的，才是其所主张的正义。亚里士多德还认为，在分配的过程中适用下列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按照完全平等的方式来分配，即对每一参与分配者一律分配给相等的资源财富，而不论他们的条件，如贡献、需要、能力等。达到“数量”上的完全相等是这种分配方法的最终目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其中的“数量相等的意义就是指个人所得的相同事物在数目上和容量上与他人所得者相等”，由此可见，这种方法追求的是数字上的绝对平等；第二种方式是要求严格按照公平的原则来进行分配，这也是亚里士多德最为倡导的方式：“根据参与分配者个人的贡献、需要、能力等条件来进行分配”——“比值”上的等量分配是这种分配方法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种相对的平等，而非前一种方法是数字上绝对的相等。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中就列举出了——“只有良好的出身、自由人的身份和财富才可以用作竞争官职的理所当然的根据”。也就是说认为的正义的分配制度应该是因人而异的，分配的衡量标准需要参考的因素是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人的价值，这种价值就包括了公民的血统、公民的财富地位、本人的品质和才能等各种因素。综上，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的最终目的是不同价值的人在参与分配的时候，参与分配者获得的应该是有分别的分配，如果两人的价值是不平等的，那么他们在获取财富、权利等事物时就不能被一视同仁。

从当代的角度来看，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分配正义理论是为了避免统治者对官职和财富进行分配的时候出现不平等和公民在城邦中的地位和财富有不正义的分化而提出的，与此同时，他还强调了不仅要严格禁止公职人员以权谋私，限制各种公职的任期，参与分配的荣誉也要受到相应的控制。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公职人员能够利用职权来谋取私利，那么腐败的现象必然会随之出现，也就是说，一个公平的民主法治社会的建立，最重要手段就是防止钱和权之间的勾结。这也是今天我们仍在追求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此外，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思想，在追求公平的同时要兼顾效率——这就是我国现行的按劳分配制度为主，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模式。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理论放到当代社会这个框架中仍有不可忽视的局限性。其一，亚里士多德提出分配正义时期，古希腊城邦实行的社会制度是奴隶制和城邦制，所以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正义观念就只是针对当时城邦的自由民，而非当时社会的全部，而今时今日在民主和人权观念的影响下，正义的范围必须涵盖到社会的每一个公民。其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其正义观并不是独立于城邦生活之外的，他认为正义与人世息息相关的。然而，到了近现代，正义的概念越来越多地被专门用作评价社会制度的一种道德标准，被看作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最后，亚里士多德分配正义理论的核心是“比值”平等分配的原则，并分析出会影响到分配正义的因素和条件，但是这也只是亚里士多德针对特定的人或者情况进行的思考，并没有对分配正义所对应的时代背景和相关的制度进行分析，从而导致了其理论最终缺乏了独立性。

二、对我国收入分配的正义性研究

以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而言，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正视分配的正义性。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在国家和相关机构的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体制。我们要准确认识的是，市场经济不是既定概念般的一种社会制度，只是一种经济运行模式和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手段。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存在于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在国家和相关机构的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时候发挥出基础性作用的一种经济体制。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片面的追求效率，以致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顾及到分配的正义。面对这一问题，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念我们应该如何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兼顾正义？

首先，在按劳分配中，关键的问题在于应该根据什么标准来区分和鉴定每个人的价值，这个标准应该由谁来制定？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主体来对劳动者的贡献进行准确的评价的同时，还应该有一套合理的公共决策机制。对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参与分配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属性和价值——在某些方面要以数量平等为原则，而其他方面则要以比值平等为原则。举个特殊的例子，脑力劳动中的知识贡献应该如何评价，如何参与分配呢？笔者认为，知识是作为脑力劳动的成果参与分配的，也是一种按劳分配。众所周知，一般的劳动成果都有一个寿命周期，专供一人或一个社会群体使用，因而这种劳动成果就只能一次性地参与按劳分配。但是，知识同时作为一种特殊的劳动成果，从理论上讲，在有更新的知识将其代替、淘汰、推翻之前，其使用的范围、时间和次数具有无限性。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劳动成果虽然需要一定的载体，其载体也需要复制，但知识本身是不需要再生产，不需要再付出新的劳动的，简单来说，一次性的脑力劳动成果，可以无数次获得报酬。这也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实现正当必须要在某些方面以数量平等，而另些方面则以比值平等为原则。

另一方面，在按资分配中，我国目前最为迫切的是找到一个方案来解决如何平衡资本和劳动间的关系，如果一味地为了使利益得到最大化，使得分配偏向资本家，则会牺牲劳动者的利益。这其中最为激化的一个问题是企业领导和员工的工资差距问题。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念，分配的正义在于依据公平原则来分配，即根据参与分配者个人的贡献、需要、能力等条件来进行分配。那么，企业领导和员工的贡献和能力就成为他们参与到分配中的“资本”，而企业领导的工资收入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高于企业员工，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员工的“资本”价格就低于企业领导，在这个前提条件下，这样的收入分配就与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念背道而驰了。实践中，构建和谐的分配关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共同课题，只要有劳资双方存在的地方，劳资矛盾便无法回避。正视并化解劳资矛盾，对资本和劳动二者的关系进行良好的辨识，平衡劳资利益分配，才能使劳资关系得到平衡，使得效益达到最大化。

三、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理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理论旨在避免古希腊社会在官职和财富分配方面出现不平等的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城邦公民在地位和财富方面出现分化而提出的。其理论强调应禁止公职人员以权谋私、合理管理各类荣誉的分配以及限制各类公职的任期。即有一个能体现公共利益的优良政体、有权力制衡的机制以及必须实行法治。可见，防止权力的滥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目标，如此，政府才能充当公正的裁判者的角色，最大限度使弱势群体获得其应有的利益，政府机制才能呈良性运作，从而能建立起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