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土地私有制的作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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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农经济；官文化；传统文化

一、小农经济的产生

刘永佶教授在《官文化批判》一书中指出“官文化的力量来自民众的不觉悟，来自民众对它的认可与适应，即形成了普遍的小农意识。这是官文化统治的结果，也是继续统治的条件。”中国封建社会是在没有外族入侵的情况下，由奴隶社会逐步发展变化而来的。中国奴隶社会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度，国家的土地全部都属于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描述的正是这一历史时期。春秋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有的土地制度遭到了破坏，新兴的封建势力在夺取政权后，相^实行变法改革，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度，允许“民得买卖土地”。从这时起，土地私有制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土地私有制度的产生，一方面存在小土地私有制。同时也必然导致土地兼并的现象出现，即“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从而形成了大土地私有制的形式，自唐以后又以租佃的形式剥削在兼并中失去土地的个体农民。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一直是由占有少量土地和生产资料的自耕农和依附于地主阶级的佃农两种人物构成。但无论是哪一种农民，都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制度，不管是小土地私有制形式还是大土地私有制形式，都不是纯粹的私有制形式，而是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这既是因为中国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的传统影响，也是因为战国时期各国在变法中都是以国家名义确认土地私有制度。因此，奴隶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神圣原则在封建社会得以继承，并以新的形式与土地私有制度结合起来。

这种建立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基础上的小农经济，一方面使个体农户具有较多的自由，即使是佃农也是如此。他们除了受地主阶级的剥削以外，人身并不受其支配；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受国家权力的支配，这与西欧封建社会领主制的庄园经济和农奴制有很大的不同。

官文化作为两千余年来的集权官僚的统治文化，其作用包括巩固集权官僚制，协调官僚地主阶级内部关系，还有就是控制其统治对象的意识和行为，同时这也是巩固集权官僚制的重要方面。小农经济便是中国在集权官僚体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说其“小”，是从生产单位和生产方式而言，它是以“家”为单位，以个人体力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农”则是所从事的职业，或者说是主要的谋生手段。自秦汉以来，中国在农业上是相当发达的，农业技术和生产力都领先于世界，而其根据就在于当时的集权官僚体制影响下，土地分散且地少人多，一家一户的耕作方式成为了农民的重要生产方式。

二、小农经济的特点

小农经济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类型，以个体为单位，以精耕细作、男耕女织为方式，以自给自足为生产的目的。因此其特点包括有分散性、封闭性、自给自足性等。分散性是指它以独立的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封闭性指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给自足性指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满足自己家庭的各项生活需要。在封建社会时期的社会经济情况就是小农经济占主导，现在在偏远的农村，也存在有这样的经济现象。

在小农经济下，农民掌握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生产的积极性得到提高。农民经营规模很小，他们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努力提高耕作技术，为我国农业的精耕细作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沉重压迫与剥削下，农民承担了沉重的徭役，小农经济变得十分脆弱，每遇旱涝瘟疫，多数农民家庭就会失去土地或者破产流亡，陷入贫困的境地。从此可以得出小农经济的弊端：农民经营规模小，缺乏必要的积累和储备能力；自给自足，生产经营模式老旧，技术难以突破固有模式，难以得到革新；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薄弱。

三、小农经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并且流传下来的，由思想家提炼出的理论化和非理论化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稳定结构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观念等精神成果的综合。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中国农业自然经济其延续力最为持久，悠久昌盛的中国文化正是创造、繁衍、植根于这一经济土壤之上的，在历经数千年的文化变迁中，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导致中国文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法制度为特征，以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为基础，强调仁义礼智信等伦理思想。

（一）从思维方式来看，农业经济是中国传统经济的主干，它的最显著特点是“靠天吃饭”。农业生产对天地自然的依赖性是显而易见的。适宜的光热、降水量以及土壤、环境是农业耕作的必备条件，对自然及土地的依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活动空间相对狭小，交流、交往较多的局限于以血缘和姻亲为纽带的关系之间，重“和”、重“仁”的人际交往准则，培养了人们的“中庸”性格，养成农人注重实际的认识原则，中国古代圣贤一向倡导君子“务实”，久而久之，形成了中国人朴实无华，立身行事，讲究脚踏实地，实实在在，鄙视华而不实的做派，这些都表现了中国文化精神中的注重实际的优秀一面，同时也由于对于自然的依赖，培养了中国人安于天命的性格，即“日求三餐，夜求一宿”，反映到现实生活中，则表现出对平安、宁静的生活的向往。从政治社会的角度来说，小农意识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这也是社会得以稳国的基础。在各种条件的约束下，农民既勤奋耕作，又安于天命，总是在不抵抗的自然环境中，循环往复的耕耘着，生活封闭而又单调。

（二）从国民品行来看，我国人民性格中最明显的特性便是重天命，轻人力，听天由命、逆来顺受。农业是靠天吃饭，儒家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注重天时、地利、人和，尤其是人对农业生产的巨大作用的思想，导致中国人民形成了自强不息、宽厚包容的心理品格和道德原则。《周易》中提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一方面，要求自己具有奋发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另一方面，对待他人，对待他物，又要有宽厚包容的精神。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虽经历天灾人祸、内忧外患而能屹立于世界东方，并不断为人类的文明发展做出贡献的精神支柱。道家则从相反的方向提出“不敢为天下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等格言，导致国人重天命，轻人力，无创新，怕变动。中国的政治格局中，下场最难看的一般都是改革家，所以一般官员信奉的是，不求无功，但求无过。中国农民稳重实在的一面，也是农业生产决定的。小农思想中，能精心伺候那一亩三分地，是极大的美德。但是农业生产要求四时更替，对时间的精确性不作要求，从而导致中国人不计划时间，不重视效率。小农与官僚是一把利剑的两面，相互对立存在。小农的理想是温饱问题，那么民主与自由，就永远不是小农们最切实的目标。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社会体制为什么在我国根深蒂固。

（三）从整个社会的组织结构来看，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经济状况要求有相应的社会组织结构，中国古代社会组织的主要特点在于其血缘宗法制度。血缘结合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自然的结合方式，中国的社会组织关系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在父子、夫妇、君臣之间的宗法原则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中枢则由部族、宗族向家族下移，政治与伦理的承担单位在逐渐地缩小，对小农家庭作为经济与社会基础的功能不断强化，使得中国文化传统的辐射力在不断增大，以族立国阶段的小农社会已经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秦国在与六国竞逐中脱颖而出，更是较好地利用了小农经济与社会基础；汉代的奠基更是强化了面向小农的无为而治；北魏以租庸调制对在汉末乱世中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变换的政权所破坏的小农社会进行了修复，为隋唐大帝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一直到近代帝国主义和商业资本主义开始入侵和干预之前，尽管代有损益，中国社会与文化在本质上从来没有离开过小农这个根基。另一方面，这种国、家、个人三位一体的政治结构，使每一个人都将自身同国家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每个人的修养最终都落脚到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培养了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精神。

小农经济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传承至今，的确存在有一些丧失掉其合理性的部分，而面对外来多元文化的冲击，我们不得不认真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传承和发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赋予新的内涵，注入时代精神，让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参考文献：

[1]刘永佶.官文化批判[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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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纷起，人们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许多诸侯国都进行了鼓励农业发展的措施。

春秋时期，改革家管仲首先在齐国进行改革，他首先从经济入手，实行“井田畴均”和“相地而衰征”。相，视也；衰，差等也；征，征取也。就是根据土地多少和田制好坏征收赋税，淡化了公田、私田的界限，实质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管仲认为“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而事实也证明，他实行的这一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土地所有者经营土地的积极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也促进了土地私有制和封建制度的确立。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规定不论公田和私田，一律“履亩而税”，这就公开承认了土地私有。而所谓的初税亩就是以实物地租代替劳役地租的一项改革，是在认可了土地私有的前提下，凭借国家政治权力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的税赋。这种征收赋税的方法很先进，因此我们一般也把鲁国的初税亩作为我国农业税征收的开始。

管仲的改革和鲁国的“初税亩”共同促进了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转变，而两国在赋税制度方面的改革，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更是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更加激烈，奴隶主的土地国有制，也大部分被封建土地私有制取代，各国的改革进行的更加如火如荼。为增强国力，各诸侯国鼓励发展农业的措施则更多，也更全面。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在他的支持下李悝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变法，在农业方面他实行“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两项措施，其中“尽地力之教”的措施更加有利于中国农业朝着精耕细作的方向发展，他主张在农业上耕地要深，除草要勤，在种植上应采取多种经营的方式，如果一种作物受到自然灾害，还有其他作物可以收获，收割时必须要迅速，以免遭受损失，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有很大的作用。“平籴法”就是好年成由政府出钱籴进一定数量的余粮，坏年成由政府平价粜出一定数量的粮食，当时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物价，抑制了富商大贾的势力，维护了农民和百姓的利益，防止了“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状况的发生。李悝的变法极大地提高了魏国的农业生产水平，使魏国在战国诸雄中率先强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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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知识结构

春秋

战国

社会经济

农业

工具

铁工具开始出现；

开始用牛犁耕并推广

铁农具使用范围扩大；

开始用牛犁耕并推广

水利

楚国：孙叔敖修芍陂

秦国：李冰修都江堰；郑国修郑国渠

手工业

冶铁

创造铸铁柔化技术，比欧洲早2000年以上

铸铜

莲鹤方壶，出现金银错新技术

漆工艺

采用夹纻技术

纺织

麻织品的纤维相当细密

煮盐

山西的池盐，山东的海盐，四川的井盐

酿酒

已能用曲造酒

专著

《考工记》

商业

商业发达，出现商业中心，如齐国临淄、赵国邯郸、楚国郢

社会变革

土地所有制

出现私田，出现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剥削方式

变革

齐国：管仲变法

鲁国：初税亩

魏国：李悝变法

楚国：吴起变法

秦国：商鞅变法

教学建议

复习课设计

第六节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和社会变革

一、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农业

1、铁制农具的使用

要求学生记住我国铁器出现的最早时间、使用铁器的最早时间、春秋战国铁制农具使用情况。理解铁制农具使用的重要意义。

2、牛耕技术

要求学生记住牛耕技术开始使用推广的时间，掌握牛耕技术运用的历史意义。同时，使学生了解：春秋战国时期长达五百余年，牛耕技术的逐步推广是渐进的过程，且受农户经济条件的制约。

3、水利事业的发展

让学生掌握当时中原地区普遍使用的灌溉农田工具是桔槔。根据书中的地图，要求学生记住春秋战国时期兴修的主要水利设施。

（二）手工业

要求学生通过列表的方式，总结春秋战国时期，手工业的发展情况。

（三）商业

要求学生记住当时主要的商品、重要的商业中心。

二、封建剥削方式的出现

使学生了解：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大量的私田。私田的主人采用新的剥削方式，即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剥削方式。这种新的剥削方式使私田主人与耕种者之间形成了新的生产关系，即封建地主与封建农民之间的关系。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改革和变法

1、春秋时期封建土地私有制逐渐确立。

指出春秋时期，各国通过改革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重点介绍齐国管仲改革和鲁国的“初税亩”。

2、战国时期的改革

首先，让学生理解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变法的大背景。

其次，简要介绍吴起变法和李悝变法。

最后，重点讲解商鞅变法以及历史意义。

重点——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改革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适应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出现，为进一步改革残存的奴隶制，运用政权的力量，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春秋初齐国和鲁国的税制改革，战国时的李悝变法、吴起变法、邹忌改革和商鞅变法。其中最典型、成效最大的是秦国商鞅变法。

从改革的内容来说，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政治上，主要废除奴隶主贵族特权，加强封建君主专制。经济上，消除奴隶制土地制度，确立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生产。军事上，奖励军功，提高军队战斗力。

从改革的作用和效果来看，因为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内部阶级力量的差异，其效果是不同的。齐国等国虽较早的过渡到封建社会，但由于旧贵族势力较大，变法受到很大阻力，所以变法不彻底。有的国家出现了内乱，政权不稳定。只有秦国借鉴了各国变法的经验，改革比较彻底，功效最大。总起来看，这些改革，都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废除了奴隶制政治经济制度，巩固和发展了封建制的政治经济制度，大大促进了封建制的建立和发展。

重点——铁器的使用和牛耕对社会生产的促进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标志着我国生产力的显著提高。而牛耕技术的推广，使耕作效率大大提高，是农业动力的革命，有助于农业劳动力的解放。生产力的提高，导致大量私田的出现，封建剥削方式、生产关系也随之出现。经济基础的变化，引起各国政治改革。通过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及封建制度得以确立。我国进入的封建社会。

难点——春秋战国时期改革、变法运动发生的必然性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使农业生产大大提高，出现了大量的私田。与之相伴，出现了封建生产关系和封建剥削方式。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走向瓦解。由于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导致上层建筑也随之改变。各国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先后进行变法，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建立起封建制度。因此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易错问题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动力，是一切历史现象的根本原因。井田制的瓦解是春秋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出现，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公田”外，新开垦的“私田”将成为可能的和需要的了。所以，私田和封建剥削方式的出现，都是因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易错问题——西南地区的开发始于战国时期

我国西南地区的开发始于战国时期，而不是汉武帝在西南地区设置郡县开始。早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开始开发西南，秦国蜀守李冰，在成都附近的岷江流域，修建的防洪灌溉工程都江堰。这是开发西南地区的开始。开发西南地区的开始与中央政权设置郡县地方行政机构是两个不同的历史现象。

典型例题

例1按照因果关系排列春秋时期井田制瓦解的过程

①鲁国“初税亩”②各诸侯国井田制瓦解③铁器和牛耕的使用④一些贵族化公田为私田，采用新的剥削方式⑤私田开垦越来越多，私田主人不向国君交纳产品⑥奴隶主贵族转变为封建地主，奴隶转化为农民

A．①③④⑤⑥②B．③⑤①④⑥②C．③①④⑤⑥②D．③④①⑤⑥②

答案：B。

例题分析：此题为因果排序选择题，是历史和政治综合能力题，主要考查历史过程的再认再现能力、辩证唯物主义的因果关系、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的综合运用。井田制瓦解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具体表现为③，因此③应排在第一位。与③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是⑤，排在第二位。与⑤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是①，排在第三位。与①有直接关系的是④，排在第四位。④决定了⑥，⑥决定了②。

例2郭沫若曾指出：“东周列国的社会制度的变革到春秋末年以后才达到质变的阶段”。最能证明这一观点的是

A．春秋争霸战争B．“战国七雄”的出现

C．战国通过变法废除奴隶制，确立封建制D．周王室更加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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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家普遍接受的现代化定义，现代化是指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推动力，实现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方面。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一个全球性的进程。它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大约1780～1860年)，它从英国的工业化开始，然后向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和北美扩散。第二阶段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工业化继续向波兰、俄国等中东欧国家和日本扩散。第三阶段从20世纪下半叶起，工业化在广大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普遍展开。

俄国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两个阶段：1861～1917年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阶段，1917～1991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现在俄罗斯正面临着艰难的第三次现代化转型阶段。前两个阶段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1913年，俄国工业生产总值在美国、德国、英国、法国之后居世界第五位，但国民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39%。1985年，苏联工业产值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但是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40%。[1](p249～250)俄国和苏联现代化的目标都没有实现。旧俄国在1917年被革命，苏联也在1991年瓦解了。两阶段不同的现代化模式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是为什么?本文主要就俄国资本主义现代化(1861～1917年)的障碍机制谈些浅薄的看法。

二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一般是由内部自下而上自发的渐变过程，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相结合的结果，资产阶级在现代化进程中起主导作用。俄国的现代化则是在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被英法两个资本主义国家打败后通过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启动的，沙皇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主角。由于市场发育不足，俄国的现代化带有国家行为和赶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但是，沙皇是贵族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改革不得不照顾贵族地主的利益，所以俄国的现代化一开始就处于无法克服的矛盾之中。

在俄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农奴制始终是主要的障碍机制。当14～15世纪农奴制在西欧各国消失时，农奴制却悄悄地在中东欧国家兴起。俄国是农奴制延续时间最长、表现形式最为野蛮的国家。1807年，拿破仑在华沙公国(1815年后称波兰王国)颁布宪法，废除农奴制，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同年，普鲁士政府废除农奴制。1848年，奥地利政府废除农奴制。唯独俄国的农奴制延续到1861年。在农民获得人身自由和份地时，农民却被迫交纳远远高于当时土地的市场价格的高额赎金。对于农民来说，支付赎金是一场掠夺，它夺走了农民多年积累的资金，阻碍了农业经济按市场原则改组的过程，使俄国农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这种掠夺农民的暴行在易北河以东的农奴制国家和地区的确是罕见的。1861年改革不仅没有废除中世纪的村社组织，反而加强了村社的经济职能。农民赎买份地，地主不是同农民而是同村社签订契约。村社限制农民离开农村，遏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农民获得的份地通常低于改革前拥有土地的数量，地主占去了一部分农民的好地。俄国农民的不自由和任人宰割的状况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

在改革后的40年里，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提高，农民的份地不断减少，从1861年的4.8俄亩(1俄亩等于1.09公顷)减少到1905年的2.6俄亩。农民缺乏土地的现象日益严重。农民小生产者的地位限制了他们与市场的结合，妨碍了国内市场的扩大。

1861年改革保留了大量农奴制残余。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是农奴制残余的主要表现。根据1900年的资料，在私人所有的土地中，贵族占有79.8%，而农民只占有5.5%，商人和市民占有12.8%；20世纪初，拥有500俄亩以上大地产的地主占有很大比重，甚至形成了拥有5万俄亩的土地寡头集团。155个大地主的土地面积达1620万俄亩，几乎占全国私有土地的20%。[2](p494)由于农民缺乏土地，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地主可以通过工役制继续奴役农民，他们让农民用自己的农具和耕畜为其耕种土地。工役制妨碍了地主用先进农具和雇佣劳动者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业。根据列宁的统计，在欧俄43个省中，有19个省的地主经济资本主义制度已占优势，这主要是波罗的海和西部各省；有17个省的地主经济工役制度占优势，这主要是黑土省；还有7个省是混合经济占优势。

俄国的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几乎是同步发生的，它涵盖了19世纪50～90年代。改革后的20年是工业革命进程的扩展或粗放阶段。工业革命从纺织业开始，然后扩散到食品业和机器制造业、五金加工业。莫斯科是纺织工业的中心，彼得堡是机器制造工业和五金加工业的中心。国家全力扶植重工业的发展，而由市场推动轻工业的发展。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不得不大量吸收外国资本，进口外国机器。与此同时，俄国大量出口谷物。俄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逐渐融于一体。从19世纪80年代起，工业革命进入集约和结束阶段。90年代，俄国工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现代资本主义冶金、燃料工业基地和石油工业基地在顿涅茨和巴库建立。工业生产年均增长9%。从1893年至1900年，共修筑了2.2万俄里铁路，比前20年修筑的总和还多。到1901年，全国铁路增至5.6万俄里，形成了完整的铁路交通网。在国民经济总额中，工业生产总额和农业生产总额持平。城市化程度达到15%。俄国艰难地由农业国向工业—农业国转变。但是，俄国远未达到现代化的目标。

19世纪90年代的工业高涨为1900～1903年的工业危机所打断。发生危机的重要原因是农业落后和国内市场狭窄。在危机之后，俄国进入了战争和革命的年代，经济长期萧条。从1910年起，又进入经济高涨时期。1910～1913年，工业生产增长45%，年均增长11%。[3](p22)其中轻工业增长32%，重工业增长67%。[4](p7)工业生产广泛采用电力和内燃机，俄国工业的生产技术现代化达到新的高度。这次工业高涨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

俄国工业化的设计师是谢尔盖·维特(1849～1915年)。他在1893年制定了《工商业发展纲要》，提出了加速工业发展战略，即以国家干预为主导，以财政稳定为杠杆，以保护关税、出口粮食、引进外资、征收重税为手段，以缩小与西欧国家间的经济与技术差距为目标的发展战略。但是这种战略是建立在剥夺农民基础上的一种牺牲农业来换取快速工业化的发展战略。重工业的发展和铁路的建筑是在与农业市场几乎完全脱钩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快速工业化的背景下，农业的落后状况进一步恶化了。工业化和落后农业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工业与农奴制残余和中世纪村社的矛盾。随着1900～1903年经济危机的到来，维持的工业化政策受到批评，1903年他被免去财政大臣职务。

为了改变农业的落后状态，实现农业现代化，1906年升任大臣会议主席的彼得·斯托雷平(1862～1911年)着手实行。斯托雷平改革的基本思想是消灭村社，扶植富农经济，扩大土地私有制，保卫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农业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此，他拟订了1906年11月9日法令和1906年3月4日土地规划条例，该法令和条例经国家杜马、国务会议审议通过和尼古拉二世批准后成为1910年6月14日法律和1911年5月29日法律。

斯托雷平的实施情况如下：截止1916年1月1日，共有2478224户(占村社农户的22%)和15919208俄亩的耕地(占村社耕地的14%)脱离了村社。一共建立了154万个独立田庄和独家农场(占全体农户的12.5%)，拥有耕地1510万俄亩(占全部份地的11%)。[5](p199,p250～251)斯托雷平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谷物的收获量从1909年起(除1911年外)呈上升趋势。1913年达54亿普特。1909～1913年，全俄谷物年均总产量为50亿普特，人均谷物产量500千克。地主和富农的谷物产量占一半，其余一半由中农和贫农生产。谷物的商品率为26%。[5](p440)所以，革命前的俄国农业，自然经济还占优势。斯托雷平摧毁村社的目的没有达到，还有近90%的农民仍在村社生活。改革没有触动半农奴制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农民继续为土地而斗争。农民和地主的矛盾仍然是俄国农村的主要矛盾。与此同时，俄国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反对农村资产阶级的斗争正在展开。

三

专制制度是俄国现代化的第二个障碍机制。俄国现代化进程是由专制国家来推动的。维特的工业化方针也是借助专制国家的作用来强制推行的。但是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推进和资产阶级的成长以及资本主义企业自主精神、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机制的发育，又使专制制度面临挑战。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冲突不可避免。

俄国专制制度具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早在基辅罗斯时期，就接受拜占廷帝国的政治传统。众所周知，拜占廷帝国是君主专制国家，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集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权力于一身。13～15世纪，东北罗斯遭受鞑靼蒙古统治达240年。15世纪末建立的莫斯科中央集权国家，深深打上了亚洲专制主义的烙印。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1533～1584年)自称沙皇，享有拜占廷皇帝的权威。沙皇专制制度代表贵族地主阶级的利益，这个阶级属性在300多年的历史中不曾有任何改变。沙皇俄国是欧洲独一无二的专制集权国家。彼得大帝(1682～1725年)实行改革，把俄国引向西方，开始了俄国的西化进程。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年)的“开明专制”，大量引入法国启蒙文化。但是，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没有实行全盘西化政策，而是把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发展到顶峰。

19世纪60～70年代的“大改革”，标志着俄国由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的转变。但是，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比经济的现代化更为滞后。“大改革”竟没有把建立俄国式的代议机构即国家杜马提上议事日程。在各地建立的地方自治会议、地方自治局和城市杜马，却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大学校，在这所大学校里，培育了一批立宪主义者。1905年革命才迫使沙皇政府真正走上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轨道。《10月17日宣言》赋予人民有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及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赋予国家杜马以立法职能，使它同国务会议一起成为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被拖延100年的国家杜马终于召开。1905年的《10月17日宣言》和1906年的新版《国家根本法》是俄国政治现代化和国家法制化的转折点。但是，沙皇仍有任命官吏、解散杜马的权力。沙皇专制制度仍是旧生产力的代表，是资本主义发展和政治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障碍机制。

四

东正教是俄罗斯传统文化的核心，因其对皇权的依附性和保守性，成为统治阶级维护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是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三个障碍机制。

当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在988年从拜占廷接受基督教时，罗斯被纳入统一的欧洲文明之中。1054年，基督教发生东西教会分裂，欧洲文明分为以使用拉丁字母为主的西方罗马天主教文明和以使用希腊文字为主的拜占廷东正教文明两部分。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兴起，新教从天主教脱颖而出。随着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莫斯科逐渐取代君士坦丁堡的位置，成为东正教的中心。1510年由普斯科夫修道院院长费洛菲向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1505～1533年)提出的“莫斯科—第三罗马”的理论成为东正教会的意识形态。西方天主教—新教文明同东正教文明从此长期处于对抗状态。

天主教—新教国家实行二元领导，教会和国家是平等的伙伴关系。东正教国家则实行政教合一，皇权凌驾于教权。教会靠国家和地主赐予的地产维持生活。俄国东正教会适应国家的需要，向广大教徒灌输虔信上帝、忠于沙皇、服从地主的思想，成为沙皇政府统治人民的驯服工具。东正教会还因其墨守陈规而成为沙皇政府反对改革、镇压革命的重要力量。东正教会的依附性和保守性逐渐削弱了它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反官方教会的旧礼仪派和各种教派纷纷崛起，无神论思想在群众中广泛传播。东正教官方教会随着沙皇政权的衰落而衰落。

当然，东正教在历史上也发挥过积极作用。每当国难临头、外敌入侵，东正教会表现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在14～15世纪摆脱鞑靼蒙古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统一的斗争中，在17世纪初的“混乱年代”反对波兰和瑞典武装干涉的斗争中，在1812年反对拿破仑入侵的战争中，在1941～1945年反对法西斯德国的卫国战争中都发挥了宣传、动员和组织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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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舍佩列夫.1904～1914年的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工商业的政策问题(ШепелевЛ．Е．Царизмибуржуазияв1904～1914гг．：Проблемыторгов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йполитики)[M].列宁格勒，1987.

篇5

关键词马克思 亚细亚生产方式 东方社会 土地所有制

马克思为了系统地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历史过程，科学地阐述资本积累的原始形式及其来源，开始着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及其特点，而亚细亚生产方式正是在探索东方民族的历史命运过程中对东方的土地所有制的分析中逐渐形成的。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第一次公开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豍

由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即牵扯到怎么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怎样正确的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发展理论来解释纷繁复杂的世界各国历史，进而指导各国社会发展情况，所以探索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涵义具有巨大意义。

一、学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执

马克思由于未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内涵和性质做出具体的规定，人们理解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一个最重要的依据是他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所有制形态》一文，其中详细论述过所有制的亚细亚形式，马克思指出，“从构成历史发展真正起点的意义而言，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发展型的生产方式，它属于原始社会的更高阶段，它既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豎但因该文是手稿，较为难懂，各国学者对它进行研究时分歧很大。所以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表述不一，其焦点在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性质。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第一，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奴隶占有制、封建制、资本主义3种生产方式之前的一种生产方式，是原始共产制的别名。马克思和F．恩格斯所说的亚细亚社会形态，作为一种特定的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在逻辑上和历史上都是指原始形态形态。“亚细亚”不是地理概念，而是马克思基于对世界历史深刻研究抽象出来用以说明社会经济形态的科学概念。

第二，马克思在《序言》中所列举的几个时代都是对抗性的社会，并不包括史前的无阶级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东方大多数国家的奴隶占有制社会形态，即恩格斯所说的“东方的家庭奴隶制”。在亚细亚社会形态下，存在着专制主义和专制君主，亚细亚生产方式属于奴隶占有制社会的初级阶段。

第三，从马克思列举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点可以看出，主要是指埃及、印度、两河流域等地的东方型封建社会。

第四，亚细亚生产方式从远古时代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初，既保存原始的公社所有制，又存在着专制君主最高所有权，还夹杂着种姓制、奴隶占有制和封建制的各种因素，是多种生产方式的混合体。

第五，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介于原始社会与奴隶占有制社会之间的一种社会形态。

因此深刻认识这一阶段的多样性，对于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古代东方奴隶制社会特点的分析

50年代初，马克思开始把东方社会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后，马克思对中国给与了更多的关注。马克思阅读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书籍，集东西方文明于一体，天才的指出了将会出现东方将隶属于西方的局面。正因为马克思对东方社会性质的熟悉，所以他作出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概括和阐述，认为造成东方民族今日命运的根该在于它的基础——亚细亚生产方式。

（一）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点在于土地所有制

土地所有制在社会发展过程过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制约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认识不同社会发展历程的一把钥匙。恩格斯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早期社会形态———史前社会（原始社会）的认识过程是一个追寻土地所有制即公社公有制的过程豏。在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是以所有制作为不同社会形态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他们认为，生产力和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会有各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与之相适应，据此他们考察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这可以说是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雏形。

正因为对所有制的分析，马克思在《形式》一文中论述亚细亚财产所有制形式时说

“这种财产形式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工农业统一之上的，在这种情况下，和土地、财产、农业独占统治的地方不同，单个的人从来不能成为所有者，而只不过是占有者，实质上他本身就是作为公社统一体的体现者的那个人的财产，即奴隶，所以奴隶制在这里并不破坏劳动的条件，也不改变本质的关系。”这里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奴隶制生产方式即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原始社会之后的一种与东方公社相适应新的生产方式：氏族没有瓦解，原始社会宗法血缘关系的遗留，，导致公社依然存在，单个成员是同公社牢牢地长在一起的。

（二）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

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由于东方特殊的地理位置产生的。从撒哈拉起横贯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直到亚洲高原最高地区，人工灌溉在这里是农业的第一个条件，而这不是公社和省的事，就是中央政府的事，所以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来治理国家，即认为

亚细亚生产方式有以下几个特征：1．没有土地私有制；2．全国分成许多孤立的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农村公社；3．中央集权政府的存在；4．长期停滞，没有内在发展的动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如果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而象在亚洲那样，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那么，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或者不如说，不会再有什么同这个地租形式不同的赋税。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但因此那时也就没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权，虽然存在着对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国的占有权和使用权。”豐而中国古代社会完全符合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特点。从经济方面看，中国历史上历来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土地私有，皇帝是所有土地的最终所有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农业和家庭工业相结合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中国古代一直以农业为基础，国家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自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村社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农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手工业基本是在村社内部进行和完成的，市场不能流通大量的商品。从政治方面看，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实行以皇帝绝对权力为核心的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个人对家族、对整个国家（准确说是皇帝）并不独立，而是一种依附关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这一关系的真实写照。所以，马克思甚至认为中国是亚细亚社会的一块“活的化石”，在那里有着“一切东方运动的共同特征”。

转贴于

基于上述认识，马克思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是一种古已有之并一直存在到18、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以前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的、地域性的、特殊的社会形态。

（三）亚细亚所有制各种发展形态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最初含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探索东方民族历史命运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然而在以后的研究中，他们发现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这个制度不仅是东方社会特有的形式，在欧洲的古代也存在过，特别是对毛勒关于欧洲马尔克制度的研究给予充分肯定，从而使这个地域性的概念，上升为带有普遍性的、人类历史各民族都必然经历的与农业生产相对应的早期生产方式，并且在它原生阶段的不同形式中出现了它次生阶段的不同形式。这样，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内涵得以扩展，人们对这阶段的发展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根据公私财产不同对比关系，将原生阶段后期的亚细亚公社区分为三类1．亚细亚所有制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土地不属于公社或个人，而是属于更高的统一体，“实际的公社只不过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而个人则“在事实上失去了财产，或者说，财产对单个的人来说是间接的财产豑”。这是一种公有成分最高而私有成分最低的公社组织形式。2．古代所有制形式：这种所有制是原始部落更为动荡的历史生活，各种遭遇以及变化的产物”在这种财产形式下，除了公社财产之外，个人有了自己独立的财产，并且与公有制相并列。3．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这种所有月是原生阶段的最后一种形式，也是次生阶段的第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农民表现为土地的实际所有者和占有者而“公社只是在这些个人土地所有者本身的相互关系中存在”，“只是存在于公社成员每次集会的形式中”，豒显然这是一种公有制成分最小而私有制成分最大的所有制形式。在这里，“每一个单独的家庭就是一个经济整体，它本身单独地构成一个独立的生产中心”豓，它预示着公有制经济的瓦解。

这是马克思根据当时所能见到的公社所有制，将早期的公社所有制分解为两大类型：1．以公共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东方公社。2．以自由土地所有者组成的西方公社。四种形式即是东方公社下属的较为民主的和较为专制的形式，它们又被马克思称为斯拉夫形式和亚细亚形式，西方公社下的古代所有制形式和日耳曼所有制形式。

（四）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认识

可见，根据对土地所有制的分析，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是专指中国社会发展特征，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学意义上的概念。马克思是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角度研究各地的农村公社，概括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它是人类社会普遍经历过的一个社会形态。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把这种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则是因为中国的农村公社较为典型。因此把它做为一种分析的模式，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不是说这种农村公社只在亚洲存在。

所以本文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有别于西方奴隶制社会的东方奴隶制特点的总概括。它是世界人类古代奴隶制社会经济形态中具有东方奴隶制特点的奴隶制生产方式或东方类型的奴隶制社会。

三、探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意义

从以上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任何国家的发展既是一般的，同时又是特殊的，而这种特殊往往是与这个国家的内外环境、实际境遇、民族特点有关，因而分析历史必须是历史的、具体的、有条件的。那种不顾具体的历史环境而认为世界一切民族都必然会按照同一个棋式无差别地演进的观点是违反理论的。

注释：

豍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页，第109页．

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0页．

篇6

古代中国有发达的农业、先进的手工业和繁盛的商业，它们为中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为历史学科的主干知识，古代中国经济是历史高考考查的重点内容之一。从题型上看，本考点的命题多数以选择题为主，特别是材料选择题，以此来考查同学们理解、比较、判断和知识迁移的能力。从内容上看，古代的手工业、商业、主要经济政策、资本主义萌芽等都是考查的重点。如近几年的江苏高考，2009年考查了灌钢法，2010年考查了水排、古代饮茶之风，2012年考查了官营手工业生产特点、唐宋时期市的变迁等内容。本文把古代中国经济概括为一项经济制度（土地制度）、两项经济政策（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中国古代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的特点）。

一、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本文由收集整理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古代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手工业产生时从属于农业，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业。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手工业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商周时期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

作坊生产。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了官营、私营、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产品精美，享誉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私营手工业后来居上，占据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而家庭手工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稳定小农经济，但技术落后，生产分散，妨碍了市场的发育。这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三种经济形态并存，官营手工业占据特殊地位。第三个特点则是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海外。第四个特点就是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加，劳动分工越来越细，著名的有冶金、丝织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并长期受到农业生产的制约，手工业的布局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变化也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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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信托；土地流转；土地使用权；农村金融体制

Abstract：Foreignresearchesaboutrurallandtrustmainlyrefertoitsbaseofpropertyright,purposeandfunctionoflandtrust,publicandprivaterelationoflandtrust,patternoforganizationandoperation.Theseresearchesthosearemainlybasedonprivateownershiphavechangedtheirfocalpointfromownershiptorightsofuseandcontrol.Atthesametime,mostoftheachievementsfocusonrurallandreformandtheconservationoflandresources.ThereforesummaryandreviewoftheseresultscanprovidethereferenceeffectfortheresearchonthisfieldofChina.

Keywords：LandTrust;LandTransfer;RightofLandUse;RuralFinancialSyste

在加快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研究的整体框架中，对土地流转及其方式的研究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完善的土地流转机制和发达的农村土地市场有利于拓宽农村的投融资渠道从而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土地信托正是一种新的、有效的土地流转方式，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此，国外学者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研究。下面拟对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概括以作为我们的借鉴。

国外关于农村土地信托问题的研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土地信托的实现基础

信托形式的运用需要以明晰的产权界定和权利的可转让性为基础，土地信托也不例外。国外在研究土地信托问题时也离不开这样的基础。

首先，在土地产权界定方面，一开始，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以私有制为前提，认为只有完全的私有产权，才能促使生产要素在市场机制下的合理流转；只有土地私有制才能实现土地信托。在土地私有条件下，土地市场的建立受其他要素和商品市场变化的影响，农村非农劳动力市场的产生使得农业人力资本要素处于边际生产状态的农民放弃土地。当金融市场认可土地的担保功能时，利用土地信托将成为农业资金要素的重要来源。

但是，西方的土地产权理论演变，经历了一个从重“所有”到重“利用”的转变。这种趋势具体表现为：在经济关系上，土地所有权表现为“单纯的土地所有权”；在立法上，改变了以往把土地归属放在首位的做法，开始注重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土地的开发；土地所有权开始逐步证券化[1]。同时，土地利用要符合宏观效率的思想逐步兴起。一些学者积极倡导社会和团体主义的土地所有权理论，以取代土地所有权绝对性理论。如德国耶林在《法律的目的论》中指出：所有权行使的目的，不应当仅仅为“个人利益”，应同时为“社会利益”。法国学者迪吉则主张“社会连带说”，认为“土地所有权并非为土地所有人之利益而存在，仅为增进人类之共同需要而赋予保有土地者之社会机能而己”。随着所谓的“现代土地问题”的产生，“个人和社会协调”的所有权思想开始出现，澳大利亚的麦克尔森(Miehaelson)指出:“所有权只是独占性的权利，而不是一个不受干涉的个人权利”。也有的学者把所有权概括为“一种排他的权利而不作为一种绝对的权利”。

西方学者还认为：土地产权制度的基本作用就是通过激励机制诱导农业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决策，并进一步影响农业经济活动的绩效。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土地产权制度，理性人就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反映。诺斯指出：“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对于不稳定的产权，实施很差的法律，进入壁垒以及垄断性限制，利润最大化企业倾向于具有较短时间中较少的固定资本，并将倾向于较小的规模。最为有利可图的业务可能是在贸易再分配活动或黑市上。这一组合很难导向生产性的效率”[2]。

可见，西方关于土地信托的研究是建立在土地私有的前提下的，这与中国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农户只有使用权的国情不同，但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为土地使用权是土地产权的一部分，明确农户对土地的使用权仍然可以建立所谓的“有保障的产权制度”，从而作为土地流转的基础应用于土地信托。

其次，在土地的可转让性方面，国外的研究主要是一些对转型国家的调研。因为这些国家的土地产权不够明晰，使用权的转让受到诸多限制，土地无法在市场机制下合理流转，从而给完全市场机制下的土地信托形成障碍。这些研究对指导中国的农地制度改革很有启发意义。美国的罗伊·普罗斯特曼(1996)[3]通过实地调查，对中国的农村土地使用制度做了认真研究，认为土地使用权权属不充分，权能不明确。土地使用权属不充分，使土地使用权流转无法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而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转移会使资源配置更有效，并刺激对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深度投资，减少农户的风险规避行为。同时还提出:“一些地方采取行政手段推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07年第2期2007年第2期(总第146期)岳意定，刘志仁等：国外农村土地信托：研究现状及借鉴行规模经营，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和集体组织为了便于控制农村土地，便于转为非农业用地。”

而俄罗斯的农业用地立法研究(1998)[4]更具体地讨论了农业用地可转让性的几个方面的问题和分歧：对潜在土地所有者的技术要求，对非居民土地所有权的限制，在信贷违约的情况下向抵押权人转让土地的限制，个人土地所有权的上限，土地股份及其转让的方式。该研究提出应在俄罗斯实行这样的转变：土地股份可通过购买或租赁的方式转让，而后者更为适用。一份土地股份就是一种选择权，可以被出售、购买、继承等。股份的所有者对分配土地有绝对权利。这种机制使得法人实体希望获得大面积的农业用地以累积所需数目的股份然后用于分配。研究还指出，租赁是农村地区的一种特别补充机制，所有者更偏好于租赁土地股份而非实物土地。

世界银行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土地管理改革方面也做出了很多努力，提出了“市场导向的耕地改革”（MLAR）计划以及自愿土地流转机制，并要求实行土地书名与登记制度，明确土地的所有权。但国外的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些措施虽有一定作用，但并不一定能保证农村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首先，这种土地书名与登记制度虽然大量减少了无主土地并促进了带有可转让财产权的土地的供给，但这无法保证土地产权市场的发展。因为对于追求利润的贷款者来说，所有权证明并非获得贷款的充分条件，稳定的土地收入水平才是更重要的决定因素。更有甚者，农户可能不愿意用其土地所有权作为抵押品。从而得出结论，土地所有权并不是获得使用权保障的唯一方法，应参照不同的背景和地方偏好，建立更加灵活的体系（DwnizBaharaglu,2002）[5]。此外最近还有学者（SaturninoM.BorrasJR，2005）[6]以菲律宾为例，用实证方法检验了与市场导向的耕地改革以及自愿土地流转机制有关的变量，得出一个预测结果：MLAR模型用于菲律宾不仅无法促进分配改革，而且会破坏潜在的国家主导的政策。这也映证了DwnizBaharaglu的结论。

从国外的这些研究可以看出，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信托，实现土地的有效流转，土地使用权必须实现可转让，当然，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这种转让性的实现形式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二、关于土地信托的目的和作用

由于西方国家土地的私有制和自由流转性，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利益，农村土地的使用方式正在发生转变，不断从农业用地转变成非农用地。为了保护土地资源，国外很多学者对于农村土地用途的控制进行了研究，如DonaldM.Mcleod等(1999)[7]就根据美国西部农村的实际提出了土地使用控制的三种方式：分区制、购买发展权、集群式发展，并建立了土地使用控制方式的选择模型。土地信托方式就是出于保护土地资源和公众利益的目的用于实践的。

在美国和英国，无论是局部性的、地域性的还是全国性的土地信托都是一种很有影响的非盈利组织，它和私有土地主们一同来保护他们的土地以达到保护和利用土地或者其他公众利益的目的。它们保护土地的工作对于他们所从事或者协助土地交易的社区和地域非常重要。这些交易包括土地的获取、保护、管理协定，或者其他的能够从土地上获取的实际资产的一些利益。

此后，西方学者们就对这种土地流转形式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且建立了各种决策模型：其中PhilipJ.Bacon等（2002）[8]基于信息经济学的贝叶斯网络理论建立了一个BN模型，该模型主要是为了保证农村土地使用的可持续性。这个模型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人员的观点、土地类型、土地使用的选择、成本和利益的标准。这个BN模型不是最优化模型，而是帮助专家分析有关土地的数据。该模型的使用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关于土地类型的标准和土地使用的选择，这个阶段是为了评估对现在的土地使用的满意度；第二个阶段是关于改变土地使用的成本，改变成本需要考虑风险和银行利息、管理、财产的让渡等因素，这可用一个模型来评价土地管理者改变土地使用后的满意度，即：

在成本支付期内改变的满意度=长期预期的满意度－总的改变成本/成本支付期

而JulieAnnGustanski(1999)[9]基于伦理经济学建立了一个土地信托保护决策支持模型（ILCOS），他认为土地的使用方式是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的反映。尽管土地信托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保护土地资源，但是每一个土地信托机构都有自己的设置和地域。所以，他对伦理经济学政策模式在土地信托保护方面的整个过程给出了一个总体的概念，从而总结出土地信托的决策支持的环境模型。这个模型由5个大块组成：土地的使用和环境、社会经济、计划与获取的评估、决策制定的方法、积极的决策制定。该模型主要提出和检验了美国和英国的土地信托与保护私有土地因果关系上的模式，以开发一种可行的决策支持工具。此外，RogerCoupal和AnySeidl（2003）[10]还研究了在税收基础上的土地使用选择的影响，分析了发展农业用地和农村居住用地的相关成本及其对财政结构的影响。

可见，国外关于土地信托的研究主要是为了探讨其在促进土地资源和公众利益保护中的作用和具体操作，真正将其纳入农村金融体制研究范围的并不多，只有对转型国家的一些研究中提到了要鼓励信托的发展来提高农村土地商业化水平。其中ZviLerman(2004)[11]就通过大量的调查证明：农民收入的提高、农田的增大需要土地市场起作用。农村金融应该强调利益性、节省性，鼓励各种不同种类的信托，而不是设计大量的项目来完全进行改头换面或全面发展农村贷款系统。三、关于土地信托中的公私关系

基于西方土地产权理论从重“所有”到重“利用”的转变以及“个人和社会协调”的所有权思想的出现，很多研究成果揭示了私人土地信托与政府的土地保护行为之间的关系。根据实证研究结论，存在三种观点：一种可称为“替代论”，即作为土地使用权和土地保护行为的两种类型的供给者，私人土地信托与政府土地政策之间是相互挤出的关系，一方的行为会挤出另一方的供给。DominicP.Parker和WalterN.Thurman（2004）[12]的研究就体现这一观点，他分析了美国联邦土地计划对土地信托行为的影响，以土地信托需求建模，指出政府的土地计划会减少私人土地信托对相同设施的提供，即：

其中，DLT为土地信托需求，S*为土地保护效应，G代表政府保护政策。但在某种程度上，私人土地信托会比政府行为更有效，并以各郡县的数据检验了模型。而MahendraReddy和PadmaLal（2002）[13]研究了斐济的国家土地流转，认为其政府将土地转让给信托机构NLTB会造成政府信誉维持危机，也不利于提高公民生活水平。第二种可称为“互补论”，即私人土地信托与政府政策之间是相互补充的关系，主要是认为土地信托可以弥补传统的政府模式的不足。如JulieAnnGustanski(1999)[14]指出传统的模式结构是执行政府的政策、规划和发展控制、农业政策和税收结构，极大地对土地的使用方式负责保护或者其他管理。由于许多的原因，传统的政府方式是试图迫使人们保护土地，但得到的结果却与政府的计划目标相去甚远。而土地信托作为一种市场机制可以通过建立决策模型考虑到各种经济因素，从而有效地在促进土地流转的同时保护土地资源。第三种可称为“两重论”，即私人土地信托与政府政策之间既有替代关系又有互补关系。在这一方面，美国的HeidiJ.Albers和AmyW.Ando(2001)[15]就构造了一个实证模型以识别土地信托运作中最佳人的数量，也即对土地信托机构的需求。在模型中，信托组织的最优数量表现为土地保护的最优数量及其基本产出的最优数量。该模型说明了最佳受托人的数量是由两方面的竞争力量决定的，这两方面竞争力量就体现了私人土地信托与政府政策之间的双重关系：一方面政府保护利益的外部性使得受托人越少效率越高；另一方面，由于政府高昂的组织成本以及信托机构集资专门化的优势，使得受托人越多效率越高。

可见，西方国家关于土地信托中的私人与政府的关系分析也多是基于土地资源保护和社区建设需要的，较少有以农村金融体制为研究方向的需求分析。但是其实证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四、关于土地信托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模式

综观国外对土地信托的研究，其组织形式和运作模式大致有以下几种分类方法：

1．按照土地信托组织设置的目的，可以分为两种类型：（1）以保护生态资源为目的的土地信托组织，其焦点是土地；（2）社区信托组织（CLTs），需要土地和对土地的改善来建设住房或公共资源，其焦点是使用土地的人。两者如果能在信任和长期稳固关系的基础上很好地合作则有以下优点：（1）可以将各自拥有的不同的金融工具和技术资源互补；（2）在不同的土地购买和所有权机制上可以互补；（3）合作的最终产品要优于各自单独创造的最终产品。土地信托联盟就是一个促进两者合作的组织（Campbell,MarciaCaton，Salus，DanielleA，2002）[16]。

2．按照安全程度和信托权利的不同，可分为三种形式：社区土地信托(Communitylandtrust)、给予被分配人在闲置的公共土地上暂时开发权的临时性执照（Temporaryoccupationlicences）、土地购买公司（Land-buyingcompanies）。其中信托权利包括改善权、开发权、耕种权、转租权等。其中CLTs安全程度最高，其次是LBCs，最后是TOLs。从所拥有的权利来看，CLTs对低收入者来说是一种创新的形式以确保他们的使用权，并在很大程度上为其成员提供了一系列权利，但各种权利的拥有仍有一些限制条件；另外，虽然一些权利对于作为联合持有人的已婚妇女有某些限制，但总的来说，对于男性和女性来说还是平等的。在LBCs下的各种权利对于男性、女性及联合持有人都是一致的，但一些权利如开发和改善权是临时的。在TOLs下各种权利的实现会受到其有限的组织能力的限制，参与者不得不履行与这些权利相关的责任和义务（WendyE.Taylor，2003）[17]。并有学者指出CLTs是最经济且最有价值的模型（UniversityofSalford,2005）[18]。但该模型虽然在英国等发达国家能有效运用，却并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如Bassett和EllenM（2005）[19]。就以使用社区信托模式（CLTs）的肯尼亚为例，评价了6年来肯尼亚的实践表现，认为该模式在肯尼亚表现不佳的原因有：法律的复杂性，缺乏政府对该模型持续的支持，在解决剩余土地的分配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因此，CLT并不是此时适合肯尼亚国情的模式。政策制定者需要从非正式的或者传统的机构方面考虑如何增强使用权的安全性和更好地管理农业土地。

3．对于土地信托的具体执行机构，可以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利用已有的实体组织，如住房协会、遗产信托机构、发展信托机构、教区组织等，设立永久性的基金以支持社区发展（UniversityofSalford,2005）[18]，这种类型主要是英美国家采用；另一类是建立土地信托银行或允许银行选择或参与土地信托业务，采用这种类型的主要是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对于第二种类型，还有学者指出应通过建立一个信托银行的附属公司来参与更为广泛的信托业务。信托银行子公司的活动范围包括土地信托和贷款信托，但是不包括基金信托（Smithson,Simon，1991）[20]。

国外对于土地信托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模式的研究都是针对具体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的个案研究，而各国以及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农村经济环境，因此没有公认的所谓固定模式。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国外关于农村土地信托模式中土地产权的研究主要以土地所有权私有化为前提，但其关于土地产权从重“所有”到重“利用”的转变逐步模糊了所有制的界限，将土地信托的基础——土地产权研究的重点从所有权转移到使用权和控制权，对我国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为信托标的物问题的解决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国外关于土地信托的研究往往把重点集中在和土地资源保护方面，而没有将其列入农村金融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的范畴，他们研究的利用土地信托促进农业发展的机制多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即通过对土地使用的控制和对农民将其用于生产性用途的激励以促进农业的发展以保障农民利益；而对通过将土地使用权作为信托资产来保证农村土地流转和土地交易市场的建立的途径来达到解决“三农”问题目的的研究不多。这与西方国家的土地与其他商品一样可以自由流转的现状有关。所以，国外尚没有关于农村土地信托风险及控制、定价机制、利益再分配机制等方面的系统研究。因此，国内的研究除了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外，还应致力于填补这些方面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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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UniversityofSalford.TheCommunityLandTrustModel[OL]..2005．

篇8

[关键词]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变革；社会生产力；经济思想；分解作用

引言

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阳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前夕，是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在这五百五十多年间，我国社会的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治上，奴隶制度日趋崩溃瓦解，封建制度日趋形成并最终确立；思想文化上，各种学术流派纷纷登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盛况；经济上，奴隶制经济日益分崩离析，封建制经济逐渐壮大并最终取代奴隶制经济……在所有这些变化中，以社会经济的变革最为突出，也最为彻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土地制度上，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奴隶主土地国有制逐渐瓦解，以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日渐形成并最终确立；在生产方式方面，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已日趋以农民和自耕农劳动为基础的封建制生产方式所取代；社会经济制度上，奴隶社会的经济制度正在瓦解，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日益形成；与社会经济密切相关的赋役制度亦发生了重大变革。对于社会经济发生如此重大变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根本原因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革的根本性原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前进的根本动力，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春秋战国时代，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这主要表现在铁家具的使用上。据《国语·齐语》记载，齐相管仲曾向齐桓公建议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斸，试诸壤土。”[1]126这里的恶金是指铁。另外，据考古资料表明，我国最早的人工冶铁产生于春秋时代，其中包括铸造铁农具。如1986年在陕西凤翔秦公大墓及其陵园中，发掘出土了十多种春秋中期的铁锸、铁铲等农具，其质地十分精良，似为生铁铸造。到战国时代，铁农具已大大普及。考古发掘资料证明，在北及辽宁，南到广东，自至山东，西抵四川的辽阔地区，都有战国铁农具的出现，其中还有铁犁的出现。铁农具的使用和普及是农业生产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特别是铁犁的出现，更是我国农具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技术革新。这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技术，促进了农业生产力发展。同时，牛耕的推广，也是当时农业生产力提高的又一重要表现。《国语·晋语九》记载：“夫范、中行氏……今其子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1]278，这是春秋时期使用牛耕的确凿记录。山西浑源出土的铜牺尊和侯马出土的残铁犁更加证明了当时的确存在牛耕。《管子·乘马》篇有“距国门以外，穷四境之内，丈夫二犁(指二头牛所拉之犁)，童五尺一犁”[2]17的记载。在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传统农业社会，社会生产力就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力及其生产技术上。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生产工具的改进是传统农业社会生产力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况且，当时的手工业生产技术也有巨大的进步：冶铁和铁器制造工艺水平不断提高，春秋晚期楚墓内出土的钢剑实物便是明证；纺织技术、采矿技术等也有巨大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得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中的封建经济因素（在当时主要表现为公田的私有化及私田的增加）日渐增强，最后超过了奴隶制经济因素，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

二、经济思想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变革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思想的极大活跃和经济思想的巨大发展是当时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革的重要原因。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古代社会思想史上各种思想最活跃、最辉煌的时代。当时，由于社会的巨大变革，各阶级、阶层人士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各种学术思想流派纷呈，各种社会思想交融、汇合。

同时，在这个时代，作为社会思想之一大方面的经济思想亦有了重大发展。当时出现的各个学术思想流派都有自己的经济思想和主张。管仲提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2]67的四民分业论，反应了当时人们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农、工、商业的重视。各学派思想家都关心社会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各自的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方案。法家提出富国强兵的思想。《商君书·壹言》说：“治国者，其抟力也，以富国强兵也。”[3]商鞅提倡重农以发展经济，使国富，使兵强。《韩非子·五蠹》篇也说：“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4]他们认为富国是强兵的基础，而重农则是富国的根本途径。法家在确立个体农民土地财产私有权的基础上，以赏罚作为督劝人民生产的手段，开辟土地，垦荒聚粟以实仓府、蓄货积，从而达到富国的目的。儒家则反对法家富国强兵、严刑峻法的思想，提出了仁政思想。孟子认为“制民之产”“省刑罚、薄赋敛，深耕易耨”、“勿夺其时”[5]58-67，以保证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和农时，再加强教育，以求得民富和社会经济的和谐均衡。道家则倡导“无为而治”，让百姓休养生息，自由发展社会经济。老子主张“无为”、“我无事则民自富”[6]。

这一时期社会经济思想的发展是由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变动所引起的。然而经济思想的发展却又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变革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如在秦国，秦国利用法家思想进行变法，从而使封建制经济及其生产方式在秦国得以确立，使社会经济的变革最终发展到了质变的程度。形成了社会经济的最大变革。

篇9

一、是由封建经济的基础决定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主要财富，但是土地的分配又是极不平衡的：占人口少数的地主拥有绝大部分的土地，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只有少量土地，缺乏土地的农民为了维持生计只能同地主结成租佃关系。这样一来，佃农和少数拥有土地的自耕农一起，在零星碎割的土地上耕耘劳作，繁衍不息，构成了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小农经济以一家一户的个体农业生产为主，辅以家庭手工业，而家庭这个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又是自我消费单位。就这样，农民依附于土地，以家庭为单位，周而复始的从事着简单的再生产劳动，缺乏扩大再生产的动力和能力，这也就决定了封建小农经济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和保守型。封建土地私有制和小农经济为封建社会长期延续提供了经济基础。

二、是由封建政治构造决定的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皇帝就开始高高地踞于权利金字塔的顶端，在他的下面，依照品级和人数的反比，形成了一整套上下相承，左右相连的官僚制度，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构造――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随着封建制度的完善，官员选拔方式也不断完善和发展，由最初的世袭制，到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再到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最后到从隋唐时期一直延续到清末的科举制度。在当时的条件下，科举制可以说是一大发明，它一方面能够为封建统治者选拔大量的人才进入官僚体系，维护其统治；另一方面又为普通知识分子提供了参政的机会和晋升的途径，这就极大地缓解了社会矛盾，为封建社会的延续提供了稳定的政治基础。

三、是由封建社会组织决定的

中国封建社会的基层社会组织主要有两种，在农村是宗法组织，在城市是行会组织。

宗法组织，就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组织，这个组织要在尊祖敬宗的前提下，区分尊卑长幼，规定继承秩序，确定宗族成员权利和义务。宗法组织是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它不属于行政体系，但它所起到的作用是行政组织远远不能比拟的。在当时，同姓同宗的村落遍地都是，烟火连接，比屋而居，虽家与家分炊，但同一血缘合成了巨大的向心力。一个人的发迹，不仅可以光宗耀祖，而且可以光彩惠及全族。相反，一个人犯罪，也会累及族人和家长。这样的精神也体现在历朝历代的法典里，“唐、宋律，脱户者家长徒三年，无课役者减二等。明、清律，一户全不附籍，有赋役者家长杖一百，无赋役者杖百十，将他人隐蔽在户不报及相冒合户籍者同罪。晋时举家逃亡，家长处斩。i ”在这种情况下，家族要对个人负责，个人也要对家族负责。由此一来，个人的精神和行为都被牢牢地束缚在家族当中，无论是突破还是创新，都会面临巨大的阻力。家族组织的存在，对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延续曾经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在城市里，行会是主要的社会组织。行会是以工商业中的行为为纽带，是买卖人和手工业者结成的互助组织。城市不同于农村，人口流动性大，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商人和小手工业者背井离乡，常年在外奔波，离自己原本的家族组织越来越远，当生老病死，天灾人祸，失业破产袭来的时候，他们更需要一种集体力量的帮助，在这样的背景下，行会组织应需要而生。但是，行会的互助是以限制为前提的，工商业者在接受互助的同时，也接受了控制。在《苏州新修陕西会馆记》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苏州金箔作，人少而利厚，收徒只许一人，盖规例如此，不欲广其传也。有董司者，违众独收二徒。同行闻之，使去其一，不听，众忿甚，约期召董议事于公所。董既至，则同行先集者百数十人矣。首事四人，命于众曰：董司败坏行规，宜寸以释众怒。即将董裸而缚诸柱，命众人各咬其肉，必尽乃已。四人者率众向前，顷刻周遍，自顶至足，血肉模糊，与溃腐朽烂者无异，而呼号犹未绝也。ii ”这个残酷的故事说明，行会对于其成员的限制非常严苛，行会的这一特点，也使它长期成为城镇封建秩序的主要维护者。

四、是由封建核心文化决定的

中国封建文化的核心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自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在思想意识领域一统天下。政治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也必然需要统一的思想来维持这种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儒学的思想观念最能适应这种需要。

第一，儒学的“天道观念”为封建君主专制提供了合法性的解读。儒学所讲的“天”是一种主宰万事万物的力量，而封建君主则是“天”的代言人，君主的权利来自天命，“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iii ”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在有意识地强化这一观念，如皇帝都自称“天子”，而圣旨的开头语常用“奉天承运”等等。这样，就借助“天”的权威竖立起了皇帝的权威，使被统治者不敢站出来反对皇权。这种“天道观念”就是封建统治者所制造的巨大的精神牢笼。

第二，儒学的“大一统”思想能契合专制君权的需要。董仲舒详细地解读了“大一统”思想，他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配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iv ”董仲舒对“邪辟之说”的定义不是学术的争论，而是有违政治方向的言论，因此，所谓的大一统是指“一统乎天子”。儒学的“大一统”思想为维护中央集权，皇权专制，反对和制止分裂都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三，儒学的“纲常伦理”为君主专制维护了伦理秩序。董仲舒将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发展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将孟子的“四端”仁、义、礼、智，发展为“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纲常伦理为封建君主专制构建了完整的伦理秩序，每个人人都被束缚在这一个等级森严，毫无自我和自由的道德伦理体制中无法挣脱。而自宋明理学的发展后，纲常伦理被提升到了“天理”的神坛，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之说，“纲常伦理”对人性的桎梏愈甚。

以上分析了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中国的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是这四个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注释：

i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中华书局，1981：26.

ii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M].三联书店，1985：479.

篇10

 

关键词：儒学　法律思想　司法实践

一、儒学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一)对法律指导思想的影响

先秦时儒家的法律思想基本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礼制”和周公的“明德慎罚”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维护礼治，重视人治的法律观点。最为重要的是孔子提出了“仁”的观点，基于此呼吁“为政在人”“德主刑辅”的观点。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学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德主刑辅”的法律指导思想一直保留着，从汉朝“大德小刑”到唐朝“德刑并用，以德为主”再到明清“明刑弼教”，中国的法律精神自然和谐，以人为本是没有变化的，这也是其区别于西方法律思想的鲜明特征。

(二)对法律制定的影响

1．在刑法上

中国传统法律步入封建社会尤其是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后，根据德主刑辅的原则，刑法原则基本上秉承了“恤刑慎杀”的指导思想。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废除肉刑，这是儒家人治对法律的具体影响。此外，刑名的减少，封建制五刑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以及加役流，死刑复审的创立无不闪耀着当政者以民为本的儒学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对古代刑法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其家庭本位的观点对使古代法律伦理化。孔子从“亲亲”的家庭主义原则出发，提出了“父子相隐”，这不仅是引礼入法的表现，也深深影响了后世的刑法适用与诉讼。从以后的封建法典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带有明显亲情原则的刑法规定，如“亲亲相隐”“存留养亲”“宽纵复仇”。此外，这种法律思想还体现在男尊女卑对法律适用的影响以及爱护老幼的人本色彩。

2．在民事法律中

中国古代的民事法律一向不发达，这与儒家主张的息讼有很大关系，但儒学还是深刻的作用着传统民法的发展。孟子是儒家学派中对法律与经济关系把握最好的。他提出的“薄税产”“制民之产”，告诫统治者不要暴敛，重赋。后世的明君都把其作为民事的基本原则和富国之策。

儒家思想毕竟是与封建大一统相适应的，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也要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具体到土地所有制度上就是坚决贯彻地主土地私有制，并制定严格的户籍赋税制度。本着重农抑商的原则，在商业发展中也有大量限制。即使在封建社会最为发达开放的唐朝，集市也只能在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开放。在婚姻继承制度上，女人的地位也低于男人，这种状况一直没有改变。

3．关于行事法律

中国的官僚制度是封建法律的特色，其本身却饱含了儒家的特色。从选官制度看，汉代举孝廉强烈的体现了儒家重孝对社会的影u向，而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也是儒家重门第，区分，维护封建等级制的表现，隋唐后科举的出现不仅体现了儒家“为政在人”的思想，科举其本身也促进了儒学的发展，巩固了儒学的统治，因为国家以儒学考生，举人都是因儒学而致世。而在为官之上，儒学影响也颇大。举例来说，官员的品级不论多大，父母去世都要弃官守丧，否则有悖伦常，遭人谴责。连明朝首辅张居正也不例外，其不为父守丧虽有皇帝夺情，也不免他人非难。

(三)对法律解释和司法实践

1．在法律解释上

儒学并不是一开始就获得统治地位的，其在法律上的确立经历了很多过程，而其中法律解释的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知道一种学说成为法律思想，不单单是一部法律就能达到的，它必须通过解释使大多数人了解，接受，并通过此使法律更好的适用于实践。儒学在汉代确立后，就是通过以经断律和以经注律使儒学法律化，再经过后世纳礼入律最终到《唐律》一准乎礼，法律的儒家化告成。

2．在司法实践中

儒学对司法实践影响的最大体现就是《春秋决狱》，将儒家经典直接作为律文案例指导实践。此外，儒家思想讲究天人合一，运用到司法实践中，从刑狱时令到灾异赦宥，都有浓厚的对自然与和谐的考虑。另外，秉承儒家一贯的等级观念，封建法律大多都规定了特权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也遵循着不平等的原则。而且行政与司法不分，这也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