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诗中的酒文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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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唐代诗人 诗酒情结 诗酒交融

中国是卓立世界的文明古国，也是酒的故乡，酒和酒类文化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酒是一种特殊的食品，是属于物质的，但酒又融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中。酒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有其独特的地位。而诗与酒的联姻，更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可以说，在古代中国，特别是盛唐时代，许多优美的诗篇都是中国酒文化的产物，诗酒之缘，在唐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据统计，《全唐诗》中有“酒”字者共计5113首，而唐诗之咏酒及与酒有关者多达万首。如此丰富多彩的饮酒诗和咏酒诗，反映出唐代诗人普遍具有非常浓厚的诗酒情结。

一、酒文化与唐诗不可分割之关系

酒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文化象征，即酒神精神的象征。在中国，酒神精神以道家哲学为源头。庄周主张，物我合一，天人合一，齐一生死。庄周高唱绝对自由之歌，倡导“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无何有之乡”，追求绝对自由，忘却生死利禄及荣辱，是中国酒神精神的精髓所在。在文学艺术的王国中，酒神精神无所不往。它对文学艺术家及其创造的登峰造极之作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自由、艺术和美是三位一体的，因自由而艺术，因艺术而产生美，因醉酒而获得艺术的自由状态，是古老中国的艺术家解脱束缚获得艺术创造力的重要途径。“志气旷达，以宇宙为狭”的魏晋名士、第一“醉鬼”刘伶在《酒德颂》中有言：“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有扃牖，八荒为庭衢。”这种“至人”境界就是中国酒神精神的典型体现。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杜甫《独酌成诗》)酒醉而成传世诗作，这样的例子在唐代诗史中俯拾皆是。唐诗中涉及酒的诗有近万首，间接与酒有关的几乎占唐诗的半数。在唐人的生活中，酒扮演着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大凡朝廷官宴、乡社聚会、节日往来、送别饯行、朋友相逢、个人独酌、听歌观舞等，上从帝王将相，下至贫民百姓，都与酒密切相关，而这些都在唐诗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唐代的酒与酒文化可以说是唐诗重要组成部分。试想，唐诗中若是没有李白的《将进酒》、《月下独酌》、《把酒问月》，杜甫的《饮中八仙歌》，王维的《渭城曲》，孟浩然的《过故人庄》，王翰的《凉州词》，李贺的《致酒行》等名篇，唐诗无疑将会大为减色。

酒浸入了唐诗的灵魂，唐诗中充满了酒文化的精神。唐诗中浸透着尚侠重义、积极向上的奋发精神，浸透着超越现实束缚、积极争取人格独立的自由精神，浸透着昂扬奋发、生机勃勃的创造精神，这些精神都与酒文化精神息息相关。唐代的诗人们大都嗜酒，酒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也是他们创作诗歌时不可缺少的基本物质条件，王绩说：“平生唯酒乐，作性不能无。朝朝访乡里，夜夜遣人酤。”(《田家三首》其三)李白说：“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赠内》)杜甫说：“把酒从衣湿，吟诗信杖扶。敢论才见忌?实有醉如愚。”(《徐步》)白居易说：“但遇诗与酒，便忘寝与餐。高声发一吟，似得诗中仙。引满饮一盏，尽忘身外缘。”(《自咏》)论起酒与诗的密切关系时，他们常在诗中诗酒并提：“一见醉漂月，三杯歌棹讴。”(李白《楚江黄龙矶南宴杨执戟冶楼》)“客醉挥金碗，诗成得绣袍。”(杜甫《崔驸马山亭宴集》)“林间暖酒烧红叶，石上题诗扫绿苔。”(自居易《送王十八归山寄题仙游寺》)“隋为世累诗千首，醉是吾乡酒一樽。”(温庭筠《杏花》)唐代诗人与酒、唐诗与酒文化间的密切关系，于此可窥一斑。

二、诗酒交融对当代诗人创作的影响

诗酒本同源。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认为西方的诗来源于希腊悲剧，而希腊悲剧来源于原始希腊酒神的祭祀仪式。柏拉图谈到诗人灵感缘起时说，灵感就是一种迷狂状态。一种如醉如痴、神智昏迷、精神恍惚、类似疯癫的状态，诗人正是在酒神的狂欢中灵感闪烁，创作出惊天地、泣鬼神的诗作。将酒引起的生命的力感化为对人生诗意追逐的动力，心灵的飞翔成为活性的生命的沉醉，这是诗化审美化生命的沉醉，诗人在醉境中摆脱世俗的羁绊，洞见世界的光辉，从某种意义上讲，诗的形式本身就是酒神仪式的移位。

诗是酒之华。从唐诗丰富多彩的咏酒诗和与唐人大量的酒后所作的精彩诗篇来看，这些诗确实是唐人酒文化营养基中所孕育出的精神花朵。“醉后乐无极，弥胜未醉时。动容皆是舞，出语总成诗”。(张说《醉中作》)“灯花何太喜，酒绿正相亲。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杜甫《独酌成诗》)诗之与酒恰如花之与叶，互为表里，相依为伴。从唐诗的兴盛和创作的角度上来讲，酒的功劳不可泯没。酒能够激发出诗人创作的激情和灵感，使想象插上了翅膀，让诗人感觉到一种思想的亮光，领略到一种灵魂飞升的姿态。只有想象才能够真正揭开人们内心深处的自由的欲望，让人们在梦想中获得生存的智慧和力量，激励着人们重新返回精神的高迈和圣洁。艺术是一种梦想，是通过想象来实现人们人类内心的自由冲动，展示了人类丰富而广阔的精神景观，体现人类灵魂的伟岸和不朽。想象是文学给人以诗性的力量并使人们超越庸常现实的重要保障。是体现一个作家精神深度和艺术品位的核心素养。想象常常是以非固定、非理性的方式，呈现出人类思维无限广阔的可能性的前景。它没有边界，没有终点，只要人类的心智足够强大，就可以抵达无限丰富的奇异的地带。因此，在文学创作中，酒作为刺激物，与诗性相结合，激活了创作主体的潜在思维，引领着人们向着生机勃勃的诗性境界飞翔。关于此点白居易有深刻体会。他在诗中写道：“醉来狂发咏。”(《偶吟》)“酒狂又引诗魔发。”(《醉吟二首》其二)他晚年的诗多写于醉中。在醉中，诗人的想像力特别丰富，平时所想不到的奇思妙语、独特构思。都会突然出现。李白的《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贺的《将进酒》：“桃花乱落如红雨。”这样美妙的诗句，也只能是酒中的产物。“诗句乱随青草发，酒肠俱逐洞庭宽。浮生聚散云相似，往事微茫梦一般”。(李群玉《重经巴丘追感》)诗人的想像确实十分丰富而奇妙，在醉中可谓是涉笔成趣，触目成诗。

此外。酒对于诗歌创作的情绪引动、环境气氛的熏陶也具有独特作用，酒对于诗歌创作的浪漫主义风格更是情有独钟。可以说。没有酒，就没有李白，没有杜甫，没有 白居易，一代唐诗将大为逊色。凡此种种都表明，诗酒风流是唐代的社会风尚，是唐代文人共同的生活方式，对于唐人来说，没有诗的人生是寂寞的，没有酒的诗歌是干涸的。酒，成就了一代唐诗。

三、诗酒交融展现唐代诗人的审美情境

在尼采的美学中，醉是一种基本的审美情绪，醉是诗酒交融的表现形态。与西方酒神的醉不同，中国唐代诗歌中酒和诗紧密联系，充满着诗性智慧，是一种心灵的自远状态。自远是诗酒交融的基本特征。自远是人生负重的消解，是轻盈的舞蹈。心灵的自远是上下俯仰自得、远近归去的心灵悠游。诗和酒交融的自远审美状态是一种对自己于此在生命和现存生命的享受，是“心远”的意境。我们说，“心远”是一种心理距离，或者说是一种精神挪移。这种精神挪移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回归的过程。“云鹤有奇翼，八表须臾还”，因为心远，而能圆融，而能够保持心灵的澄澈、明净；因为心远，而能够悠然神遇，化于自然，于悠然中打开生命的新天地。诗和酒交融的审美精神正是一种生命精神，是心灵的自远。这种自远使人走向生命真实，感受到勃发的生命力感，达到超越时空的审美极至。“醉境的人生状态无酒而醉。既悲戚又疏放，既充满激情，叉富有蜜意。既飘逸旷达又澄明无滞，追求生命力的高扬。崇尚审美世界的空灵”。

生命之真是心灵的醉乡，这是诗酒之醉的逻辑起点。尼采的酒神精神提倡一种“真”，提倡一种更原始、更符合人的自然本性的精神。然“中国的生命意识同西方殊异。它渊源于中国人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传统心态。因此在生命的反思与体验中，它不是向前以死作为生命的界定。而是折回头来走向人们所自来的生命的本真状态和自然的原始状态，走向圆满自足的自然感性”。唐代文人饮酒赋诗的过程也是寻找心灵真实、回归本真的过程，而醉态正是生命情态的展现。“千金骏马换小妾，醉坐雕鞍歌《落梅》，车旁侧挂一壶酒，凤笙龙管行相催”，(《襄阳歌》)“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陪族叔刑部侍郎哗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其二)“水如一匹练，此地即平天。耐可乘明月，看花上酒船”，(《驮浦歌》其十二)诗酒的醉境为诗人思想心灵的腾飞插上了翅膀，醉境中弥漫着的是飞动的情思和本真的情境，这种醉态的生命表现出一种本真的生命气质。

诗与酒所开创的境界是天地境界。冯友兰在《新原人，境界》中指出：宇宙人生对于人所有的不同的意义，就构成了人所有的某种境界。人所有可能的境界有四种，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他把天地境界作为最高境界，把天地境界中的人称之为圣人。在唐代诗人眼中，饮酒不单纯是为了解愁、娱乐和创作，而是事天依地的存在。杜甫的著名诗篇《饮中八仙歌》就传神地勾画出当时八位豪饮者生存状态：“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百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贾至的《对酒曲二首其二》更能代表唐代文人的生活方式和天地境界：“春来酒味浓，举酒对春丛。一酌千忧散，三杯万事空。放歌乘美景，醉舞向东风。寄语尊前客，生涯任转篷。”

参考文献：

[1]王昆吾.唐代酒令艺术[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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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自觉

在其论著《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中提出：“文化自觉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形成、特色和趋向。”[4]明白中国酒文化的形成、特色和趋向，是其相关问题研究的起点和基础。

（一）中国酒文化的形成

1.在物质层面。根据张崇琛（2000）[5]、冯恩学（2015）[6]等学者的研究以及对吉林省大安酒厂遗址的考古，中国白酒（蒸馏酒）的商业性生产始于辽金时期。在此之前，中国生产的酒类主要是黄酒（发酵酒）。也就是说，中国酒文化在早期是黄酒文化，然后才是白酒文化。此外，不同时期的制酒原料、酒具也反映了当时物质层面的酒文化。

2.在精神层面。中国古代文人往往借酒起兴助兴、抒怀、激发灵感、释放潜能，逐渐形成了借酒促诗、借酒生词、借酒颂歌、借酒激赋、借酒疾书、借酒成画的文人酒文化。在朝堂宴会、接风洗尘、饯别送行、自饮独酌、亲友相聚、婚丧嫁娶、节日庆典等场合，表达酒情、酒态、酒具、酒味、酒场、酒令、酒艺、酒制、酒境的诗词歌赋和书画艺术成为中国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流传至今的五万余首唐诗中六千多首与酒有关[7]；《宋词三百首》中126首与酒有关；杜甫诗文中与酒有关的约占21%，李白的约占16%，白居易的约占25%[8]。

3.在制度层面。中国酒文化体现了所在时代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例如，西周酒文化有“五礼”：祭祀之事为吉礼，冠婚之事为嘉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军旅之事为军礼，丧葬之事为凶礼。“吉礼”用酒主要是为了实现心愿、趋利避害、追求回报。“嘉礼”用酒主要是为了人际沟通和联络感情，包括饮食之礼、婚冠之礼、宾射之礼、赈幡之礼、贺庆之礼等。“宾礼”用酒主要是为了接待宾客，包括朝、宗、觐、遇、会、同、问、视等，其器具摆放、饮酒秩序等都要遵从严格的等级规范。“军礼”用酒主要是为了鼓舞士气、宣扬国威君威。“凶礼”期间虽然要减膳少饮、停止娱乐，但也要以酒祝寿归天、祭神祀祖、敬仰先人。随着中国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传统的酒礼酒德逐渐消解，但新的酒礼酒德尚未确立，地方酒制也各有圭臬，制度层面的酒文化仍处于混杂多元状态。

4.在行为层面。中国的发酵酒、蒸馏酒、配制酒的酿制技艺，中国领先全球的陶瓷酒具烧制技艺（陶器和瓷器的区别在于烧制温度、使用原料、坚硬程度、透明度和釉料），各个地域和民族丰富多彩的酒事活动等，都形成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

（二）中国酒文化的特色

与西方国家的主要酒种——葡萄酒、啤酒及其玻璃酒具相区别的是中国主要酒种是白酒和黄酒，其传统酒具大多为青铜器、漆器、陶器和瓷器，其制作和包装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手工艺、传统美术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这是中国酒文化的物质特色。与西方国家的酒神精神、法治精神相区别的是中国传统酒文化体现了文人雅士的放荡不羁和创作才华，并与儒学同体同构，中国的现代酒文化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中国酒文化的精神特色。与西方国家对酒类问题较为完善的综合治理相区别的是中国的传统酒文化以儒家“礼治”为基础，并被统治者赋予了树立权威、明确等级仪式化的功能，而中国的现代酒礼酒德和相关法制尚处于建设阶段，这是中国酒文化的制度特色。与西方国家看重酒类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相区别的是中国酒文化体现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即更看重酒事活动中主宾的身份和地位、遵循的酒礼与酒德、场面的奢华与气派、气氛的和谐与热烈、关系的融洽与拉近等，这是中国酒文化的行为特色。

（三）中国酒文化的趋向

影响中国酒文化趋向的两大现实语境：一是全球化，二是现代化。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酒文化的发展趋向，主要取决于如何处理中外酒文化之间的关系。一些外国酒文化在其强势经济的裹挟下流入中国，并在文化软实力占优的情况下与中国酒文化相交融。中国酒文化若因此淡化甚至丢掉自己的民族传统，就会变成羸弱、无根、忘本的文化；若自我陶醉、故步自封，也会与现实渐行渐远。中国酒文化唯有以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为内在要求，以中外互补、、融合创新为发展路径，才能彰显自身特色、增强国际认同、提高国际地位、促进国际传播、开拓国际市场、繁荣国际贸易。

在现代化语境下，中国酒文化的发展趋向，主要取决于如何处理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首先，传承不是一成不变的保存，而是包含创新的延续。有关部门应研究中国酒文化的发展脉络和传承机制，提高传承人的社会地位、传承水平和传承积极性，保护传统酒镇、酒村、酒区、酒肆、酒坊、酒窖等文化空间及其传承体系，对酒文化既要进行传统表达，又要涵养现代生机，尤其要借助文化创意、科技创新、现代管理增强其传承的动力和活力。在此基础上，应以新思维、新科技、新材料、新方法来开发利用酒文化的物质和非物质资源，以现代精神文明改造传统酒礼酒德，以现代社会治理改变酒风酒俗，以更高标准创造新的酒文化。

二、酒驾治理

中国机动车驾驶的普及性和民众饮酒的普遍性，使得酒驾（包括酒后驾车和醉酒驾车）成为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重要因素。尽管2011年2月25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车定为犯罪，2011年4月25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修正案（二）》再次明确了酒驾的责任归咎，但仍有不少人不顾法律威慑，不顾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抱着侥幸心理实施酒驾。2014年，中国发生酒驾交通事故5669起，导致8000多人伤亡，而且，机动车违法统计排序中酒驾违法位列第二。酒驾在中国难以遏制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当代酒礼酒德建设乏力以及酒驾治理手段欠缺，所以，应从加强酒礼酒德建设和完善酒驾治理手段着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酒驾治理体系。

（一）加强酒礼酒德建设

禁酒文化是一些西方国家治理酒驾的基础，而当今中国受传统酒礼酒德的影响，很多国人仍然鼓励多饮、赞扬能饮、夸耀善饮，而且以酒事活动作为人际应酬的介质和工具，认为“无酒不成席”“酒桌上好办事”，酒产业的商业话语也赋予饮酒以各种美好的象征，许多地方仍流行劝酒、拼酒和变花样逼酒，这就意味着中国在短期内难以形成以禁酒为主题的酒礼酒德，也难以复制西方国家以禁酒文化为基础的酒驾治理。

在此情况下，我国应借助各方力量，以交通安全建设并强化当代酒礼酒德，以媒介广泛传播和相关活动组织者让大众耳濡目染、亲身体验当代酒礼酒德，逐渐形成驾驶员自觉自律、他人劝诫监督的社会氛围，进而形成酒驾治理的基础。这就需要政府带头组织整治酒风和治理酒驾的相关活动，需要交通部门向全社会进行科普和案例教育，让大众了解饮酒对驾驶员生理的影响和酒驾事故的惨痛教训，需要文化和媒体机构创作、传播理性饮酒或禁止饮酒的宣传内容，或梳理传统酒文化中有利于酒驾治理的文本，如《酒戒》《酒诰》《酒训》《酒箴》，并将其改编为新的版本，需要酒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企业禁止酒驾的公益广告，需要餐饮企业推行安全、健康、文明的餐饮文化，提供醒酒、代驾、代呼出租车、张贴醒目标语等安全服务，需要监督机构向警方及时通告拒绝接受安全服务且试图酒后驾车的人员状况，并将其列入不良行为名单。只有通过全社会的努力，才能形成他律与自律、限制与自由、责任与权利、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当代酒礼酒德，才能以此为基础提升酒驾治理效果。

（二）完善酒驾治理手段

1.在法律手段上。中国应借鉴其他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将酒驾治理与所有涉酒问题的法律治理联系起来，加强涉酒立法，明确执法主体，丰富惩处手段，加大惩处力度，建立有序衔接、体系完备的法律制度和执法队伍。相对于道德建设的本土性和根植性，法制建设具有通用性和移植性特征，因此，借鉴或移植其他国家富有成效的法律，应是中国治理酒驾的重要路径。

2.在行政手段上。政府应从源头入手，让酒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企业履行预防酒驾的社会责任，要求其龙头企业带头预防酒驾的公益广告并明确广告播放的内容和次数，同时加大对酒类广告违法的处罚力度。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政府可施行酒类产品销售许可证制度，并要求企业在酒类产品包装上印制交通安全警示语。针对乡镇农村酒驾治理薄弱以及摩托车、农用车酒驾多发的问题，地方政府和交通部门应专门开展生动有效的交通安全教育，组织村民集体学习并相互监督，同时加强对乡镇农村酒驾的查处力度。

3.在传播手段上。应组织传媒机构制作、传播相关的宣传内容，并面向社会公众开办针对涉酒问题的讨论专栏。通过该专栏的自由讨论、平等沟通和参与者互动，既可围绕酒驾协调各方价值观，并达成群体共识，又可深化对其他涉酒问题的认知，进而有利于发动更多部门和民众参与监督管理，有利于推动相关非政府组织成立并发挥作用，有利于建设新的酒礼酒德，有利于酒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有机交融和价值和谐。

三、饮酒保健

随着中国城乡居民保健意识的显著提高，饮酒保健得到了普遍认同，保健酒文化也就成为中国酒文化的重要类型。保健酒文化在物质层面有保健酒、中药酒、酿制或调配工具，在精神层面有博大精深的中医药理论、养生保健理论、企业和产品声誉，在制度层面有医药管理制度、酒业管理制度，在行为层面有生产的规范操作、产品的合理使用，等等。对于饮酒保健，主要应从关注其功效和市场问题入手。

（一）保健酒的功效

按照中医药理论，酒能浸出并保存中药材的有益成分，能使药力外达肌表、内通血脉，能促进药物成分吸收，能提升药材的药力和疗效，所以，中国自古就有“酒为百药之长”的说法。资料显示，适量饮酒者的健康水平普遍高于一般人群[9]。那么，饮酒到何种程度才算适量？这不仅要参考医学上的指标，还要考虑个体的健康状况和饮酒状态等。

按照功效，中国的保健酒可划分为两大类：对症类和补益类。前者对特定人群或特定身体部位、生理系统的病症有治疗和预防作用，因而药材选配严格、用药禁忌明确，需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使用，其中一些可作为药品在药店销售；后者适用性强、安全性高、消费面广，通常具有延缓衰老、补气养血、美容养颜、滋阴壮阳、养护脏器、提高免疫力等功效，一般是作为饮品、食品在商业网点销售。

（二）保健酒的市场

1.为了迅速扩大市场，一些保健酒厂在营销上投入了大量资源，但在质量管理和消费者服务上没有下足功夫，其结果是企业发展缺乏后劲。

2.为了牟取不当利益，一些保健酒厂夸大其产品的功能和疗效，在专利和非遗的申报上弄虚作假，聘请明星或专家进行不实宣传，甚至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其结果是被媒体曝光或被工商查处，这不但败坏了其自身信誉，也影响了整个保健酒市场。

3.为了以品质、诚信、创新、品牌来开拓市场，一些保健酒厂注重质量管理并将工艺流程公开展示，详细说明如何生成动植物浸提物、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酯类、多酚类等有益成分以及如何滤除杂醇类、醛类、酮类等有害成分，或者以文化创意和技术创新获得知识产权保护、以保密配方获得商业机密保护、以老字号获得商标保护、以传统技艺和传统知识获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并以质量管理、知识产权保护和开发、老字号振兴、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来打造产品品牌和企业品牌。

将来，保健酒厂若要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中生存发展，还应在产品细分、突出特色、体现差异、电子商务、餐饮配套、物流配送、酒类会展等方面进行精耕细作并寻求突破。

四、改良酒风

酒风直接体现了行为文化，并与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紧密关联。正常的餐饮娱乐，人们往往以饮酒放松自我、增加趣味、增进感情、消除隔膜。正当的人际交往，人们有时以赠送酒类礼品表达情谊、和谐关系。但更引人关注的是中国的不良酒风，如公款吃喝、借酒事活动进行公关和贿赂、借各种名目滥办酒席、借大操大办收取礼金、为了攀比和“面子”铺张浪费等。虽然有的不良酒风得到了遏制，但有的仍在变相发展甚至加剧蔓延。中国高档礼品酒市场大于自饮酒市场的事实，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良酒风的严重性。不良酒风不仅浪费大量公款、加重家庭负担，更使得一些人饱受“酒精考验”进而健康受损，更会损害中国的民主建设和法治建设，恶化干群关系和人际关系。改良酒风应是中国酒文化建设中的政策性任务，其工作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严格监管公务接待用酒

自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一些地方政府也出台了类似规定，对公务接待用酒进行更加具体、更加严格的监管。例如，新疆、安徽等地在规定中要求政府、国企、事业单位的公务接待一律不得饮用任何人和任何单位提供的任何酒类，因外事接待和招商引资等特殊情况需要饮酒的，必须报本级纪委（纪检组）审核批准。在国家和地方“禁酒令”渐趋严格的情况下，公职人员的不良酒风明显扭转，但还有一些公职人员将酒席转移到食堂、会所、民宅、农家乐等隐秘场所，并通过地方政府预算中的“其他支出”、黑市发票等报销费用。对此，应改革公务接待制度和报销制度，强化审计监督职能和预算约束功能，要求党政机关定期向社会公布“三公”消费，实现公务接待预算的公开化和透明化，进而杜绝隐蔽吃喝、暗箱操作、隐性开支、做假账等不良行为。

（二）以专项政策改良地方酒风

在这一方面，一些地方已经取得了良好效果。例如，贵州省普定县出台了《关于禁止国家公职人员违规操办酒席的暂行规定》和《关于引领淳朴民风规范酒席办理工作的意见》，并由主要县领导牵头成立了“规范城乡酒席办理工作领导小组”，实施了“四五六”工作法，即组建四支队伍（宣传队、互助队、纠风队和巡查队），明确五个内容（酒席的范围、规格、流程、标准和主体），强化六个环节（责任分解、村民自治、宣传引导、台账管理、公开曝光和督促检查）。该县将酒风改良与星级文明户评比挂钩，滥办酒席者不仅失去评选星级文明户的资格，而且要受到处罚。该县实施以上政策之后，公职人员违规操办酒席的事件基本杜绝，民间以各种名目滥办酒席的现象也显著减少，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资金谋求发展。

以此为参考，各地政府应以切实有效的专项政策改良酒风，使地方形成正当消费、理性消费、节俭消费、健康消费、文明消费、透明消费的酒文化。为了遏制酒类产品的特权消费、求人消费、炫耀消费和奢侈消费，避免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的形象受到不良影响，政府应制止地方酒厂为其产品贴上“部门专供、领导专用、帝王御用、国宴等级”等标签，并没收贴有此类标签的产品。

五、文化融合

文化融合可分为物质文化的融合（设施、设备、人员层面）、精神文化的融合（企业精神、理念、知识、科技、品牌层面）、行为文化的融合（管理行为、业务行为层面）、制度文化的融合（行业制度、企业制度层面）。目前，酒文化与旅游文化、创意文化、互联网文化的融合已成常态，并有利于形成新的业态、动力源和增长极。

（一）酒文化与旅游文化融合

该类融合使得酒文化具有了旅游价值和旅游功能，由此也产生了新的旅游类型——酒文化旅游。根据酒文化的类型，酒文化旅游可分为白酒文化旅游、葡萄酒文化旅游、啤酒文化旅游、黄酒文化旅游等；根据发展的侧重，酒文化旅游可分为生态旅游、工业旅游、节庆旅游、遗产旅游和养生旅游。名酒生产企业是酒文化旅游的主要发起者。例如，宜宾五粮液、泸州老窖、绵竹剑南春、古蔺郎酒等名企推出了宜宾五粮液酒史博物馆、中国宜宾酒圣节、泸州老窖陈列馆、泸州1573老窖窖池、剑南春酒史博物馆和酒坊遗址、郎酒厂天宝洞和地宝洞等酒文化旅游产品。此外，一些地方政府、行业协会也发起或支持酒文化旅游，如泸州市建设“中国酒城历史文化旅游区”并将酒文化旅游确定为该市旅游的主打类型、宜宾市打造“中国白酒之都”、青岛市政府将“青岛国际啤酒节”打造为国际著名的酒文化旅游品牌和亚洲最大的啤酒旅游盛会。

（二）酒文化与创意文化融合

该类融合使得创意设计、创意开发成为酒文化创新的核心动力，使得创意产品成为酒文化创新的重要成果。例如，对酒类产品的造型、包装、展销、广告、衍生品以及酒厂的建筑、内外部环境、品牌形象、网站等进行创意设计，对与酒相关的诗词歌赋、文物古迹、名人名事、民俗文化、工艺美术、工业景观、农业产品等进行创意开发，推出既保留酒文化韵味和内涵又满足消费者审美、实用、便利、安全、舒适、时尚等需求的高附加值创意产品。

（三）酒文化与互联网文化融合

该类融合使得与酒相关的企业网站、电子商务平台、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等不断涌现，酒类产品的生产、仓储、运输、销售、消费环节逐渐网络化、信息化和智能化，越来越多的相关企业向自学习、自适应、自协调、自进化并且不断创新的“智慧型组织”方面转变，越来越多的从业人员开始以互联网思维发展酒产业。例如，从业人员以大数据分析市场，面向不同的消费者及其“痛点”进行产品的精准开发和精准营销，企业以020模式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以C2B模式保障消费者的参与权、定价权、选择权、评价权进而实现企业与消费者双赢，以交互式网络平台将消费者转化为编外员工和企业“粉丝”，以网络营销打破“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传统营销法则，以全球化网络体系将产品生产和企业经营模块化，以小众市场和分散市场开发实现“长尾”经济效应。

六、结语

本文对中国酒文化的五个关键问题进行了理论阐释，尤其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的角度对问题的重点和难点进行了分析，以期有利于酒文化自觉、酒驾治理、大众健康、酒风改良和产业融合，有利于中国酒产业探寻发展路径和优化发展环境。由于以上问题涉及众多领域且相互关联，所以其实践者应打破不同地方、部门、行业、企业之间的壁垒，建立跨领域的决策、管理和协调机制，建立相关机构和广大民众积极参与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注重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提高中国酒文化的软实力，进而使其在世界酒文化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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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家善〕

篇3

唐人王翰的一首《凉州词》，发散着葡萄美酒的千年醇香，使人不饮自醉。

在中华民族泱泱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酒文化浸日久。然而，直至上个世纪末，中华酒文化一直都是白酒一家独大。虽然历史上葡萄酒也曾有如唐诗中的亮相，但那多只是惊鸿一现。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的饮酒习惯也在发生着悄然变化。如今，葡萄酒以其独特的魅力、醇美的口感，以及对健康的导向作用，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青睐。而从需求的角度看，葡萄酒在我国是典型的朝阳产业，市场潜力巨大。

李华的出现，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引领了葡萄酒消费观念，启动了葡萄酒学人才流向，拓展了葡萄种植区划，促进了葡萄酒产业壮大，推动了葡萄酒业在中国的发展。

那是1984年，度完暑假的李华带着一些国产葡萄酒兴致勃勃地返回法国，在研究所里举办“首次中国葡萄酒品尝会”。没想到直率的法国同事呷了几口酒后，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这也叫葡萄酒？中国的葡萄酒就是这味道？”

李华的心被深深刺痛了，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他发誓要研制出堪与洋酒媲美的中国葡萄酒。

如今，贺兰山麓果香四溢，董志塬边酒香甘醇，李华今生，终可值此一醉。

“去陕西，去杨凌，去西北农大！”

1982年，李华考上了西北农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前身）园艺系贺普超教授的出国研究生，远渡重洋，赴法国波尔多第二大学葡萄酒学院留学。

三年半的时间，从法语都不会到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葡萄与葡萄酒博士学位，李华走完了常人需要五年才能完成的求学之路，还拿下葡萄酒工程师、葡萄酒品尝员和管理工程师3个专业文凭。

毕业后，与当时的“出国潮”逆流而行，李华成为上世纪80年代稀缺的“海归”。

尚在法国时，贺普超教授与他商议在我国自己的大学里创办葡萄酒专业，他兴奋异常并积极为之奔走，先后回国3次说服有关部委领导，促使专业早日成立。

1985年，葡萄栽培与酿酒专业终于落户西北农业大学，开始面向全国招生。李华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谢绝了好几家外国公司的聘请，直飞北京。

“你是国内第一个葡萄与葡萄酒博士，想到哪儿去工作？是北京？上海？广州？还是你老家四川，你自己挑吧。”国家教委科技干部管理局的一位同志热心地询问刚刚回国的李华。

“我早已经考虑好了，去陕西，去杨凌，去西北农大！”

“葡萄酒是‘种’出来的”

李华说：“葡萄是葡萄酒的最主要原料，而葡萄酒的一切质量因素都存在于葡萄当中，葡萄酒的加工工艺只能表现质量，而不能创造质量，只有用高质量的葡萄才能生产出优质葡萄酒，正所谓‘葡萄酒的质量是种出来’的。”

中国能不能种出优质的酿酒葡萄？在李华之前，答案是这样的―

“中国的大陆性季风气候使得中国不具备生产优质葡萄酒的立地条件。”―这是法国的葡萄酒权威和同行得出的结论。

挑战权威需要勇气，更需要专业精神。

为了证明在中国可以“种”出葡萄酒，李华率领他的团队开始了艰苦的探索，创建了中国葡萄酒全程质量控制技术体系。

他们在研究了酿酒葡萄成熟过程与中国雨热同季特殊气候条件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了符合中国实际的酿酒葡萄气候区划新指标体系。

为了将这一答案作得更扎实，他们确立了中国酿酒葡萄的优生区，建立了符合中国大陆性季风气候特征的以“无霜期和干燥度”为核心的酿酒葡萄气候区划指标体系，为中国酿酒葡萄气候区划奠定了科学基础。

他们还完成了适于中国实际的酿酒葡萄气候区划和品种区域化研究，证明中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大部具有发展葡萄酒产业的潜力，推动了中国葡萄酒产业的合理布局，保证了不同产区葡萄酒的风格和多样性，同时提出并构建了中国葡萄酒地理标志及其保护体系。该区划指标体系得到了国际葡萄学界的高度评价。

他成功地了权威结论，并向世界证明，中国不仅能种出葡萄，更能“种”出优质葡萄酒。

证明自己的结论并不是终点，根据区划结果，中国葡萄酒产区90%以上分布在冬季需埋土防寒的北方地区，且埋土防寒时间最长可达半年，而世界其他葡萄酒产区不存在葡萄埋土防寒的问题。埋土防寒区葡萄传统的栽培模式防寒效果差，且不适应机械化生产。

为了扩大能够“种”出优质葡萄酒的区域范围，李华创立了埋土防寒区葡萄“爬地龙”栽培新模式，促进了生产的机械化和简约化；证明了行间生草对埋土防寒区葡萄生长和葡萄园生态的涵养作用，降低了冬春季节表层土壤流失。

“爬地龙”模式是我国葡萄栽培制度的重大革新，为生产的机械化、简约化、规模化、标准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这一研究成果在中国主要葡萄酒产区示范推广20多万亩，占全国酿酒葡萄栽培总面积的22%。

除此之外，李华还创立了基于中国大陆性季风气候条件下酿酒葡萄原料特性的葡萄酒酿造工艺技术体系，构建了以原料评价为基础、以“浸渍”为核心的各类葡萄酒复合工艺技术体系，保证了产地内年际间葡萄酒质量的稳定性和产地间葡萄酒的多样性。

他还建立了中国葡萄酒酒酒球菌资源库，获得了自主知识产权的苹果酸―乳酸细菌优良菌株SD-2a和新型酵母抑制剂，推动了苹果酸―乳酸发酵的普及，解决了传统工艺中二氧化硫添加量过高的世界性难题。

他揭示了葡萄酒的成熟机理和关键影响因子，提出了葡萄酒分阶段陈酿的理论和技术。他的研究明确了工业化条件下微氧技术的作用机理，首次将微氧技术应用于工业化生产，建立了葡萄酒工业化微氧成熟工艺技术体系。

原料和工艺难题的解决，使行业瓶颈得以突破，接下来是否可以安然迎接葡萄酒产业的井喷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归根到底还是人才的差距”

李华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无论教学科研还是生产技术、设备水平、管理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都有着不小的差距，而这些差距，归根到底还是人才的差距。

他经常在深思着这样的问题：发展葡萄―葡萄酒事业，仅靠一个专业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办自己的葡萄―葡萄酒学院，扩大办学规模、增设新的专业，提高教学质量与办学效益。

在他积极倡导和策划下，西北农大校园里一座别致的欧式建筑终于拔地而起，中国第一个葡萄酒学院于1994年4月20日正式宣告成立。

葡萄酒学院建院以来，伴随着中国葡萄酒质的变化，伴随着中国葡萄与葡萄酒事业的腾飞，在教学、科研、成果转化、国际合作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中国没有哪一个大的葡萄种植者没有听过我们的辅导，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著名的葡萄酒产地没有我们的毕业生。”作为院长的李华，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自信又自豪。

他的底气来自于葡萄酒学院本身雄厚的技术开发和科学研究的实力，来自于葡萄酒学院创造的无数个业界第一：我国第一个“葡萄栽培与酿酒”专业，第一个中国和亚洲的葡萄酒学院，第一个葡萄酒全程质量控制技术体系，第一个中国葡萄酒特征指纹图谱技术系统……

学院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30多项，承担企业和地方政府委托的横向研究课题30多项；培育出优质抗病葡萄新品种“爱格丽”、“媚丽”和“嘉年华”3个葡萄新品系；“我国葡萄酒技术体系研究与产业化开发”等多项科学研究成果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2次、二等奖4次、三等奖3次；获国家发明专利27件；成功开发出系列葡萄酒、利口酒；600余篇，被引近6000次，其中SCI100余篇，被引700余次；出版专著23部，创建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的培养体系和教材体系。

经过长期不懈努力，目前学院已经发展成为亚洲综合实力第一、世界排名第四、招生规模最大的葡萄酒学院，成为我国目前唯一培养具有国际就业能力的葡萄与葡萄酒生产、经营和管理的葡萄酒工程师的学院。学院同时与国内100多家葡萄酒企业及葡萄基地建立了技术协作关系，在科研、教学、生产等各个环节中，加速成果转化，加速新产品开发，加速新技术的储备，加速新型葡萄酒人才的培养，从而也加速了中国葡萄酒业开拓的步伐。

在李华的积极倡导下，学院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让中国学生到国外学习，国外学生来国内实践，多方拓展学生的开放性思维和国际化视野。

随着中国葡萄酒行业的成长，葡萄酒学院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现已形成了专科、本科及研究生培养体系。几经努力，立足于培养复合型人才的葡萄与葡萄酒学工程本科专业及培养高级专业人才的葡萄与葡萄酒学博、硕士授权点相继得到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依托学院建立了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OIV）亚洲葡萄与葡萄酒科技发展中心，学院同时成为了国际葡萄酒大学联合会教学基地。此外，学院还与10多个国家的葡萄与葡萄酒教学科研机构建立了稳定的联系。专业创办30年来，累计为行业培养了200多名本专科生、350余名博硕士生，10000余名各类培训生。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成为葡萄酒行业的技术管理骨干。

目前，葡萄酒学院毕业的学生已遍布全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葡萄酒学院的毕业生也构成了中国葡萄酒产业的基本技术和市场中坚力量，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远渡重洋，到法国、澳大利亚、北美、南美等世界传统的葡萄酒产地担任重要职务。在世界顶级的葡萄酒产地，也开始出现了从黄土高原走来的中国人的身影。

李华领导的葡萄酒学院已被中国葡萄酒行业誉为“葡萄酒行业的黄埔军校”，“中国葡萄酒行业人才的摇篮、技术的源泉、产业的支点”，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葡萄酒教育、技术、科研中心。

“葡萄酒大国向葡萄酒强国发展，自然优势向产业优势发展”

“中国是葡萄酒大国，但是离葡萄酒强国的距离还很远，我们有良好的自然优势，但是能不能转化成产业优势呢？”李华提出了两个总体目标：“葡萄酒大国向葡萄酒强国发展，自然优势向产业优势发展。”

为了突破葡萄酒产业链的原料制约瓶颈，李华研究和推广适合我国埋土防寒地区的栽培模式，并通过这些技术的推广，使葡萄酒产业实现升级换代，以加速我国西部地区绿色食品原料基地建设，并以此为突破口，实施多层次加工，产、供、销一条龙，为西部地区农产品开拓国内外市场找到一条有效途径。

如今，从河西走廊到渭北旱塬，从东海之滨到浩瀚沙漠，李华主持的葡萄酒学院“农民弟子”们已经建立了大规模的葡萄种植园区，中国的葡萄栽培面积跃居世界第七、葡萄产量也跃居世界第五位。

为了将产业资源更好整合，他提出以市场为中心的“市场―葡萄酒―原料”的良性循环系统概念。他的足迹遍布我国主要葡萄与葡萄酒产区，考察指导各葡萄酒厂现代葡萄酒的技术更新与改造、新技术新方法的转化与应用。

为了抓住产业发展的关键制约性因素，培养葡萄种植师，葡萄酒酿酒师、设计师、营销师、管理师……把研究成果迅速转化为能促进产业发展的技术，李华筹建了全国第一个葡萄酒专业，建成了全国也是亚洲第一个葡萄酒学院，培养高质量的葡萄与葡萄酒科学专业人才。

为了让科研直接为产业服务，开发更多更好的新产品，使产、学、研有机结合，李华建立了郑州东方葡萄酒产业发展公司，并积极促进葡萄―葡萄酒产业与国际市场接轨，提高葡萄―葡萄酒产业的群体质量与整体声誉，使之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据不完全统计，自1987年李华教授带领其科研小组开展的“中国葡萄酒产业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实施以来，研究成果累计创造直接经济效益50多亿元，间接经济效益超过300亿元。以该研究成果为指导，在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建立了40多万亩的酿酒葡萄基地，并在这些地区形成了葡萄酒产业，全国葡萄产量从80万吨增加到200多万吨，葡萄酒产量从20万吨增加到45万吨，葡萄酒整体质量水平得以大幅度提高。这不仅为当地人民脱贫致富开辟了新的途径，解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且可以防沙固沙、防止水土流失，改变当地及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在致力于教学与新产品开发的同时，李华系统地整理了他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建树，撰写了《葡萄酒工艺学》、《葡萄酒品尝学》、《葡萄酒酿造与质量控制》等多部专著，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350多篇。尤其是他在葡萄优质抗病育种基因取代积累学说、12秒品酒方法、葡萄地理标志研究、系统论在葡萄―葡萄酒研究中的应用等成果在世界居领先水平。

国际（OIV）总裁Rovert Tinlot在促进中国葡萄酒业发展国际学术会议上评价道：“自从他从法国回到中国后，他一直尽自己的力量促进中国葡萄（酒）事业的发展。他在葡萄抗病育种方面的研究成果在该领域中是独一无二的。他所开创的葡萄抗病育种新途径为葡萄科技作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