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和新闻学的关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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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新闻教育;新闻学;传播学;反思

【中图分类号】G213【文献标识码】A

一、不同语境中的相同话题

“传播学”无疑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广义的新闻教育领域最重要的话语。三十年来,传播学在中国从无到有,逐渐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与传统的“新闻学”平起平坐,甚至对新闻学有了“僭越”之嫌,于是,围绕传播学和新闻学的学科之争近三十年来一直不绝于耳。曾经作为“文学”附庸的“新闻学”成为“一级学科”时的名目已经不再是“新闻学”,而是“新闻学与传播学”。从学科设置情况来看,由于传播学的存在,全国有数百所高校的原新闻系更名为“新闻传播学院”或“新闻与传播学院”。仅此已足以表明传播学对新闻教育领域产生的影响之大。

从传播学引进中国之初,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之争、地位之辨就已经开始。这一语境中的“新闻学”是指狭义的新闻学。而这一语境中的传播学则是中国学界彼时从西方拿来的传播学。

彼时的争论是站在建设传播学的立场来厘清学科边界。对于一门新兴学科来说,正本清源、明确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等等,无疑都是十分必要的。198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写的《传播学》(简介)一书中就在题为《西方传播学的产生及其与新闻学的关系》的介绍性文章中开始讨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并提出:“传播学与新闻学之间既有着血缘的关系,又有不同的地方。”[1]作为传播学引进中国的早期话题,这一讨论并未形成共识,而是形成了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新闻学与传播学是各自独立的学科。早在1988年,在国人编著的第一本国内传播学教材中,作者认为:“传播学既不是实践意义上的新闻学,也不是理论意义上的新闻学。”[2] “就像美学无法替代其他具体艺术部类的研究一样,传播学也不能代替新闻学的研究”。[3]在我国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中,“传播学与新闻学各自独立,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彼此取代,新闻学的继承与发展和传播学引入与探讨是可以并行不悖的。”[4]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新闻学与传播学存在着血缘关系,传播学是对新闻学的发展,是新闻学第三个发展阶段(前两个阶段是报学、新闻学)[5]。张国良教授在《传播学原理》一书中认为新闻学与传播学“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前者充其量只是后者的学科背景之一”,但由于大众传播学由新闻学演变而成,因此,又认为 “新闻学可视作传播学的前身”[6]。

在这些早期论争的焦点,即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之外,争论双方的共同之处在于,双方在探讨的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应该”具有怎样的关系。问题涉及到学科层面的传播学会否取代新闻学,但并没有进入到价值和内涵的层次,即传播学究竟对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内涵层次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无论是新闻学还是传播学在中国都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却似乎成了新闻教育领域中绕不过去、至今也尚未跨越过去的话题。学界对新闻教育的反思,仍然倾向于“接着说”。近三十年来,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讨论可谓林林总总[7],当我们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新闻教育时,也依然倾向于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说起。进入21世纪以来,以反思我国新闻教育的名义,“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关系仍一再成为引人注目的话题。

2001李希光教授题为《是新闻记者的摇篮还是传播学者的温室?》的文章站在新闻教育的立场,提出我国的新闻教育“正在掉进传播学的理论陷阱中”,新闻学正在被传播学一统天下,而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组合是“抽烟与肺病的重组”。[8]200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詹姆斯•凯里的《新闻教育错在哪里?》同样将美国新闻教育存在的问题委过于传播学的介入,就传播学对于新闻教育的意义提出质疑。[9]该文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客观上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之争推波助澜,甚至使该话题的焦点演变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术权力之争。

实际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同一话题下,无论是提出问题的出发点还是问题讨论的深层目的、各种话语的言外之意,其实大相径庭。如果说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讨论中,曾经的焦点是传播学的引进将会对新闻学产生怎样的影响,那么,经过二十多年的教育实践之后,同一话语讨论的其实已经不是曾经的话题。在论争的出发点方面,曾经的论题出自对传播学定位的迷茫,晚近的论争则是站在新闻教育的立场,面对的是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困境;如果说早期的论争既有助学科“跑马圈地”之嫌,也是面对学科未来的展望,晚近的论争则是面对现实、回顾历史的反思;如果说早期的论争是为了证明“拿来”“西学”的名正言顺,那么,晚近的论争则是对“拿来”后效的一次评估;在论争的价值取向方面,早期的论争中对传播学的价值判断主要是正向的,但在晚近的论争语境中,传播学却成为伤害新闻学优良传统的罪魁。

如果认同这些实质上的差异,那么,当我们在狭义的新闻教育语境中论及“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时,就不应按照二十多年前的论争思路“接着说”,甚至对于曾经的言说方式也应作出重新审视。在反思中国新闻教育的成败得失时,首先需要追问的是站在中国新闻教育的立场,新闻教育面临的困境究竟是什么?造成困境的主因是什么?是传播学的“入侵”吗?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传播学具有怎样的面貌?它又是如何“侵蚀”传统的新闻教育的?

二、传播学话语与误读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新闻教育在取得了规模、数量的繁荣的同时,面临的主要问题究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学界的认识是多元的。

就新闻教育所面临的问题,李希光教授的观点是新闻教育的人才培养方向的偏离:“新闻学教育是培养埃德加•斯诺还是培养施拉姆?是培养一个健全的民主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家和舆论监督者还是培养象牙塔里的传播理论家?”[10]詹姆斯•凯里认为,新闻教育面临的困境是传播学对新闻教育的控制所导致的新闻学的民主、自由等基本原则的丧失:“新兴的传播学科至少看起来具有象征意义也充满希望地融入新闻教育中去,但是结果并不妙。科学统治和新闻自由很难结合到一起。”“传播来源于新闻并且控制了新闻,建造了新闻和社会控制艺术间的矛盾并生存其中。”[11]显然,中外学者对于新闻教育困境的关注焦点并不相同。前者担忧的是新闻人才培养过程中对实践能力的忽视,后者担忧的是新闻的人文关怀的缺失。应该说,这些的确都是中外新闻教育面临的困境。如果能够深入到内涵的层面,或许对新闻教育的种种担忧都有其内在的逻辑,都值得警惕。

李希光教授认为,“中国新闻学教育不仅正渐渐与现实脱节,更为糟糕的是,它正渐渐脱离新闻学的核心价值。尽管公众仍然通过阅读记者的新闻报道了解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医学和教育的最新发展,但是新闻或传播学院远远没有使学生准备好理解世界的能力。在新闻或传播学院,学生被教授各种吸引眼球和注意力的技巧,而没有学会全面、真实、公正的报道、并保持其科学可信度。”[12]詹姆斯•凯里相信,“新闻学的学术来源应该根植于人文科学和人文类的社会科学中。新闻应该与政治联系,这样才能理解民主生活和民主机构;和文学联系,这样才能提高语言和表达能力,并深刻理解叙述的方式;和哲学联系,由此确立自己的道德基准;和艺术联系,这样才能捕捉到完整的视觉世界;和历史联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意识和直觉。”[13]无论是李希光教授对新闻教育脱离现实的挞伐,还是詹姆斯•凯里对新闻教育理想的憧憬,都体现出某种深刻的片面性,其语言表层结构之下的深刻的所指均“与我心有戚戚焉”。

但他们的叙事话语却是值得深思的。两者均将矛头对准了传播学,至少是在字面上都使用了同样的叙述策略。值得反思的问题正在于,为什么种种讨论最后都指向了传播学?造成中国新闻教育困境的主因是“传播学”吗?在不同的语境中,“传播学”话语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透过种种对传播学的诘难,不难发现,指说的对象并不一致。前者批判的是作为抽象理论的传播学,后者则将传播学视为伤害新闻自由的控制的科学。前者批判的是传播学作为抽象理论对新闻教育实践性的伤害,后者批判的是作为控制的科学对新闻学的民主等基本原则的伤害。作为靶子的传播学是脱离现实的、抽象的、只关注技巧而忽略价值内涵的、非人文的、服务于利益集团的、以操控为目标的理论。正是这样的一种传播学统治了新闻学并给新闻教育种下恶果。对于传播学是否统治了新闻学,黄旦教授指出,新闻学被传播学吃掉是一个伪命题。[14]再向上回溯,对传播学的种种诘难是真的命题吗?

在学术论争中,为了彰显己方观点而树立一尊理论的稻草人作为对立面是常见的做法。在对新闻教育进行反思的过程中,传播学似乎正在成为这样一个象征化的理论稻草人。作为一个理论稻草人而存在的传播学的面目必然要么是模糊的,要么是变形的,甚至可能会是被抽空了内涵的空壳而已。试问,在反思新闻教育的特定语境下,种种有关传播学的话语讲述的是那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已成显学的“传播学”吗?只要对中外学术思想史稍作研究便会对此作出否定的回答。一种既脱离社会现实又脱离新闻实践的抽象的理论、一门服务于利益集团、以控制为使命、与民主理想相背离的控制科学都不是“那一个”传播学。对传播学的武断显然未能体现学术的严谨。准确地说,“传播学”在反思新闻教育的语境中只是一个符号。作为新闻教育的批判话语而存在的“传播学”已经远离了传播学本身,而被异化为二元思维模式下的“新闻学”的对立面。

潘忠党教授认为詹姆斯•凯里“提出的问题,正是我们迫切需要讨论的。而在中国的场景下讨论这些问题,有必要了解他批评与反思美国新闻实践和新闻教育背后的思考脉络,否则难免取桔成枳”。[15]他认为,不能随意地给凯里扣上反对传播学的帽子,在凯里的视野中,存在着多个传播学。在《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一文中,凯里所特指的是“控制论及与其共享着某些概念的理论,如信息论”,凯里并没有采用在“在中文语境中所理解的‘传播学’”。他认为,通过对凯里思想脉络的解读可以发现,“如果我们从中得出凯里提倡新闻学,反对传播学的结论,恐怕至少似是而非。首先,凯里反对的是以控制论为代表、以社会控制为根本目的、以信号传递为基本观念、以实证主义自然科学为基本模式的传播学。他推崇的是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以人文价值取向为动因、以理解人及由人的活动所建构的社会关系并使之升华为目标的传播研究。也就是说,在凯里那里,有多个不同的传播学,他对不同的模式有偏好、有选择。”[16]由此看来,在凯里的观点中,此传播非彼传播。

但在中国的接受语境中,新闻教育反思中的传播学话语还是导致了误读,不仅对传播学造成了误读,也对新闻教育面临的困境本身造成了误读。遗憾的是,这一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关于新闻教育的反思反而止步于此,奇妙地转向了技术性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关系之争。这才是关于新闻教育的种种反思过程中真正值得反思的“真”问题。

“传播学”成为新闻学的对立面是对传播学的误读。历史地看,传播学最初是以拓展学术领域的姿态而不是以攻击或取而代之的姿态进入到现实的高等学院新闻教育领域的。拓展并不必然意味着取代。从学科自身的特点来说,新闻学与传播学是两种不同的学科,但彼此间并没有非此即彼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传播学本身是多元的、开放的、发展的,实际上,也许还没有一个边界清晰的传播学。即使勉强地称其为传播学,那么,也存在着多个不同的传播学。有理论传播学,也有应用传播学。公关、广告、组织传播等不能等同于传播学。芝加哥学派、哥伦比亚学派、伯明翰学派、政治经济学派,等等,都是传播学。这些传播理论有不同的渊源、目标、方向、路径。凯里所反对的美国主流传播学派是不能代表传播学的全部内涵的。按照潘忠党教授对凯里的解读,凯里并没有误读传播学,而是我们误读了凯里。因为,凯里批评“传播学”是有特定的美式语境的。凯里的“传播学”并不是中国语境中的“传播学”。以中国视角看传播学,为什么看到的只是美国主流学派的“传播学”?什么才是中国语境中的“传播学”的真实全貌?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就是指新闻学与公共关系学、广告学等应用传播学的关系吗?

实际上,对“传播学”的误读也必然导致对新闻学本身的误读。用被窄化和扭曲了的传播学去与新闻学的理想原则相对,新闻学能够获得的除了再次证明新闻学理想本来就拥有的崇高与伟大,还能有什么新的收获吗?“新闻学科的内涵扩容,是保障与推动新闻学科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17]对传播学的误读,显然使得新闻学似乎变成了一个固定成型的、自我丰足的体系,即使对狭义的传统的新闻学来说,理论发展也是必由之路。

“传播学”成为新闻学的对立面,也造成了对我国新闻教育面临的现实困境以及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的的误读。詹姆斯•凯里在《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一文中提出的担忧之所以引起国人的强烈反响,无疑是由于美国新闻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在中国新闻教育中也存在着。但是,国人更为关注的似乎是凯里话语中的新闻学与公共关系、广告等应用传播学科以及与媒体的关系,而不是新闻教育中轻视新闻理想、伦理准则的现实困境。当我们热衷于争论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关系的问题时,实际上选择性地忽略了问题提出者对新闻教育缺失内涵和价值教育的担忧,也就远离了新闻教育的真正困境。问题的提出方式也能反映出对问题核心的偏离。也许,在中国语境中,当务之急要问的不是新闻教育是要培养埃德加•斯诺还是施拉姆。埃德加•斯诺或是施拉姆都是各自所属领域的一座高峰,在广义的新闻教育语境中,他们都应该成为人才培养的目标。而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的新闻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埃德加•斯诺?是由于人才培养目标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指向了威尔伯•施拉姆吗?这样的看法显然是脱离中国新闻教育的实际的。将新闻教育的问题委过于传播学,其结果只是使得对新闻教育的反思停留在外延的领域,阻碍了对更深层次的内因的追寻。

中国语境中的“传播学”话语还可能会遮蔽新闻教育中的另一些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例如长期困扰新闻教育的“新闻无学”问题。传播学确曾提升新闻学的合法性,暂时缓解了学院派对“新闻无学”的指责。然而,中外新闻教育实践似乎已经从不同角度证明传播学,尤其是主流传播学并不是解决新闻学“无学”问题的灵丹妙药。那么,新闻学究竟需要怎样的“学”?新闻学未能从更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中汲取营养是传播学的错吗?其内在原因是什么?传播学不仅不与新闻学相互对立,也不与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相对立。作为与新闻学有密切联系又区别于新闻学的另一门学科,传播学显然并不能解决新闻教育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三、需要反思的传播学

超越话语,作为一门已成显学的传播学自身也需要反思。反思和批判是学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站在传播学的立场,无论是误读还是切中肯綮的批评,遭遇批判对于传播学自身也许正是在反思中发展的机遇。

反思中国的新闻教育,传播学的确是影响了新闻教育理念和实践的重要因素。目前站在新闻教育的立场对传播学提出的批评有些方面看似矛盾,例如有的将传播学看作是抽象的理论,有的又将传播学看作是执着于信息处理的技巧,不过,这些观点却都清晰地表明他们所指向的是最早引进中国的美国主流传播学。这一点,中国学者与詹姆斯•凯里是相同的。这一点正是中国传播学发展中最值得反思之处。为什么中国语境中的“传播学”话语只意味着美国的主流传播学?

传播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一直在拓展着研究的疆界,充实着自身的内涵。近几十年来,不同学派的观点在“传播学”的名下不断地碰撞和激荡着,使得传播学的学术园地日渐丰饶。以市场导向和行政导向为特征的美国主流传播学与以实现人类的自由、平等、解放为终极关怀的欧洲批判学派共存于传播学的学术园地,相互竞争,相互合作,甚至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了多姿多彩的传播学景观。然而中国语境中的传播学在理论上是多元的,但在传播学的研究实践中,其形象仍然是单薄的,属于美国主流学派的。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主流传播学派被引进中国,其后并逐渐在中国成为传播学的主流。对于这一点,当然有历史的背景:美国主流传播学派“不但有很强的科学主义色彩,而且往往在分析传播现象与过程中忽视权力问题和淡化社会历史背景。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正好符合‘’后的中国学者希望纠正学术研究过于政治化的趋势,迎合了他们希望建立学术独立性的要求。”[18]因此,尽管在1983年出版的《传播学》(简介)中就已经介绍了欧洲批判学派,但在其后传播学的引进实践中,久未得到响应。这种情况直到2000年以后才有所改变。作为发展的表征,“传播学译著的出版持续数年高涨;经验――功能主义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中普及;证实传播学假设的研究形成规模;媒介形态研究开始受到关注;开辟了较为广阔的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空间”。[19]由此可见,中国的传播学仍然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并且,主流传播学的介绍和影响仍是主流。

中国传播学发展的这一特征在我们面对詹姆斯•凯里时显出了其后果的严重性。当凯里批判以科学主义为信条、技术统计为手段、服务体制为导向的主流传播学时,我们骤然发现,中国学界二十多年来所学习的甚至亦步亦趋的不正是凯里所批判的东西吗?尽管,我们早已知道,传播学还有更为广阔的天地,遗憾的是,将传播学仅仅视为一门控制科学的美国主流传播学却是中国语境中对传播学的主导性解读。因此,当我们指出凯里理论视野上的偏颇时,也只能低声嘀咕一句:“除了主流传播学,还有批判学派呢!”因为,在中国的传播学体系中,批判学派或者其他学派也都只不过是一个理论上的存在。本应对西方传播学采取的“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方针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贯彻。面对西学东渐,我们主动放弃了批判的立场,今天自然也就失去了批判的力量,人云亦云,结果就变成了邯郸学步。而批判精神的丧失使得我们面对凯里的当头棒喝时,也不愿直面问题的关键,进入到新闻教育的内涵领域,而是回避了问题的锋芒并将其化为一个无关痛痒的的学科关系问题。批判精神的缺失是新闻学和传播学共同的问题,因此,在新闻教育借“传播学”话语反思自身的同时,传播学自身也亟待反思。

注释:

[1]周致:《西方传播学的产生及其与新闻学的关系》,《传播学》(简介),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第131页。

[2]戴元光、邵培仁、龚炜:《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7页。

[3]芮必峰:《传播学•新闻学•新闻传播学》,《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 1期。

[41]吴文虎:《传播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页。

[5]沙莲香:《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9页。

[6]张国良:《传播学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8页。

[7]董天策:《理性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2期。

[8]李希光:《是新闻记者的摇篮还是传播学者的温室?》,《新闻记者》,2001年第 期,第24页。

[9]詹姆斯•凯里:《新闻教育错在哪里》,《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

[10]李希光:《是新闻记者的摇篮还是传播学者的温室?》,《新闻记者》,2001年第 期,第24页。

[11]詹姆斯•凯里:《新闻教育错在哪里》,《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第10页。

[12]李希光:《新闻教育改革的希望在哪里》,《新闻与写作》,2008年第5期,第31页。

[13]詹姆斯•凯里:《新闻教育错在哪里》,《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第11页。

[14]李晓静、黄旦《有真意 去粉饰 勿卖弄》,新浪传媒:http ://cul.省略/ s/2004202222/49648. html。

[15]潘忠党:《解读凯里•跨文化嫁接•新闻与传播之别》,《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第4期。转引自《紫金网》。

[16]同上。

[17]丁淦林:《新闻教育应该适应社会需要――回顾新闻教育从危机到繁荣的历程》,《新闻与写作》,2009年第1期,第67页。

篇2

一、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的更替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进行和发展，新闻传播界的研究人员也在断的更替。旧的研究人员不断退休，以前的老教师也开始逐渐离开教学岗位，新老人员的更替为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制造了新的契机。一批新的研究人员和年轻教师开始走上工作岗位。他们陆续接替先前一批工作人员的工作，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进步。在新一代年轻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各高校的新闻传播研究出现了一批丰硕的成果。年轻的一代作为各高校新闻院系和新闻研究的主创人员，他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视野更为开阔，知识结构较为合理，科研成果也将更为突出，为新闻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随着经济发展，新闻学专业开始在各高校普遍建立并发展，但是在发展的同时，由于基础设施和高质量新闻传播学教师的缺乏，其配套发展仍有很大的难度。

二、近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数套传播学的译丛(数十本)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的连续几年内陆续出版了，这对这回影响和促进新闻传播学研究和新生代的持续发展。当前来看，我国新闻处奥博教学的应用教材多为翻译版本，而且这些翻译教材大多来自国外教材。传播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随着学术会议和交流增多，传播学论文数量和质量也大有改观。在高校各新闻传播院系中，传播学发展成果显著，作为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基础课程的地位己经得到确立。许多受到传播学界认可的教材被积极引进，并得到广发应用，这些教材多为国外教材，国内自己的研究性著作极为匮乏。随着传播学的快速发展，与传播学相伴而生的传播学批判学派也开始出现，批判学派的研究获得发展，符号学、舆论学随着批判学派的发展也有所进步。

三、发展新闻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陆续出版，这是中国新闻史中提综合研究的丰硕成果，这一成果已经得到了业内的公认，并且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在今年来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很多高质量的研究论文不断展示给大众，研究发展蓬勃进行。中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促进了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各个时期的新闻传播的研究思想都在这个时间段得到了新的重视也研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随着最近你年来的各项发展，成套的新闻传播学教材在各主要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出版或重新出版，这些教材注人了较新的材料和思想。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研究人员在回顾历史、拓展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一些成套的历史性研究著作，这对于总结过去，继往开来有重要意义。

四、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

较强的使用性质和较弱的理论色彩是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的一大特点。现在的新闻学研究范围广泛，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报学。一切与人类相关的食物和活动中都贯穿这传播学，传播问题散发在各个学科中。新闻学和传播学在学科管理上有着众多的共同点，在学术研究中，会有很多的相同性，在学术活动中已很难区分，或者说区分的必要性已经很小。新闻学和传播学的融合已成定局。

篇3

【关键词】 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主权：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主权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 Ke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American Attitude， 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 NShelt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Symposiumon the Language Problem， London 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alysis， 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释：

① 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原文：

1）Baskin， Otis W，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in Organizations， Calif1980

2）Stevenson， Robert， Foreign News and 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 lowa State Univ Pr1984

3）（Mowlana， Hamid， Global information and World Communication: New Fronti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Y1986）

4）Fenby， Tonathan， The Intermational News Services: a Twentieth Century， NY1986

5）Bamouw， Erik，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s 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 Lesie John， Current Lssue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0

2）Merrill， John Calhoun， Global Joumalism: Journe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1

3）Garnham Nicholas，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London 1990

4）Herbert I Schiller， 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1990s NJ1993

5）Ali Mohammadi，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1997

② 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9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页。

④⑤ 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第238页。

⑥ 国际新闻在新闻中的比重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的问题。在早期的报刊中，其比例无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国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其创刊号的声明就明确指出该报是以翻译荷文、法文消息为主，“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见郑超然等《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以国际新闻为主，有的就以《各国消息》为报名（见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重要报刊《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中用于国外新闻报道的页数，占其总数的22-24%。（见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77-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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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媒体；课程教学；科研

新媒体作为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手段，在信息传播中具有快速性、多媒体性、交互性等特点。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为地方院校课程教学提供了便利，其在地方院校课程教学中的充分运用，对于促进高校功能发挥，促进高校教学改革，促进师生能力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一、有利于促进高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功能的发挥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类传播的足迹由最初的线性推进，到现在各类媒体在数字技术平台上的相互交叉与结合，逐步形成空间系统，媒体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数字新媒体的崛起与发展正在改变着人们工作与生活的方式，与信息多元化和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发展趋势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成为一种新的媒体服务形式。新的整合传播特点、新的媒体经济热点、新的媒体文化趋势，为社会发展构建了更有效、更快捷、多样性、人性化的信息与交流的服务平台，进一步推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步增长，推进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相互促进与共同发展。

高校作为新知识、新技术传播和新技能培养的重要场所，对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有利于促进学校学科发展，提升办学水平

学科建设是提升办学水平、促进大学发展的重中之重，利用新媒体促进学校学科建设是当前学校发展的重要途径。新闻传播学是湖南科技学院重点建设学科之一，新闻传播学十分注重理论基础和实际应用的综合性学科。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除了传统新闻传播学专业课程以外，更需要紧跟时展潮流，紧跟科技发展新动向，开设新媒体相关课程。新媒体与社会发展研究是当前新媒体研究的重要内容，是为适应这种发展方向，为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学发展进行积极探索的重要方式。新媒体与社会发展研究有利于促进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提升办学水平。

三、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和科研能力

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十分注重实践和动手能力的课程。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学教育，将由传授知识为主转换为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为主，让学生在网络中利用搜索引擎自行查询有关资料，通过丰富的网络资源，以及老师自己制作的一些教辅课件学习知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操作能力、动手能力。利用在网页中填写实验报告单等形式，及时地了解学生的学习进

度，接受学生反馈的信息，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调控。

基于网络环境下的研究性学习，就是在运用网络优势的前提下，在教学过程中创设一种类似科学研究的情境和途径，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与支持下，以科学研究的方法探索问题的学习过程。研究性学习是比较适合在网络环境中进行的，网络能解决研究所需的大量资源，能帮助学生进行小组协作学习，能使教师实现个别化异步指导，能使学生与校外专家、研究者建立有效、快速的联系，能使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在网络环境下得以实现。

四、有利于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与科研水平

西方新闻界的专家认为，在网络时代，新闻传播院系需要担忧的不应该是学生会不会使用新媒体或网络媒体，最应该担忧的是：今天的新闻院系培养的学生还会不会发掘和讲述新闻故事。熟悉和掌握越来越傻瓜化的新媒体应用技术是简单易学的小手艺，而掌握古老的讲故事的能力却是需要高智慧和系统的知识训练以及长期积累才能学会的。人们担心，由于新闻传播院系在教学和科研中对新媒体技术的过分追求，将会削弱新闻学的核心价值，培养的学生很可能只会成为别人原创性的新闻和影视作品的剪贴员或包装工。新闻学的核心是传授新闻价值和写作技能。亚利桑那大学克朗凯特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道格拉斯·安德森教授是国际上研究新媒体与新闻学关系的权威学者，他指出：“技术是影响新闻传

播学教育的最重要的变量。由此诞生了一代新记者和新编辑，这些新记者能够娴熟地从电子信息源中发掘出有价值的信息。我们必须培养我们的学生能够充分运用技术给他们带来的便利，但是，新闻传播学院课程要强调的不是硬件，相反，我们应该教会学生学会如何利用新技术使自己尽快成为一个优秀记者和优秀编辑。”

现在，我国高校的新闻学科教师基本源于新闻相关的本专业

系列，大多“术业有专攻”，教纸质平面新闻的专心研究纸质平面，平时也只注意同报业界联系；教广播电视的只围绕广播电视的发展变化层面看传媒，通常也只将注意力放在广播电视行业；教传媒的往往把视角投放在网络传媒系统。这种术业只专攻的研究现象在融媒体时代已经呈现出新闻教学相对滞后与传媒人才需求的

窘态。

高校新闻学教师的知识重构、能力再造已经迫在眉睫，应着力重视新闻学科教师的跨媒体、跨学科、跨文化的思维观的建构。首先，新闻学科专业教师要走出潜心理论教学的模式，参加“融媒体时代”的新闻“采”“写”“编”“投”的社会实践，多与媒体接触，在媒体中做兼职工作，体会最切实的新闻实践，了解各种传播作品的信息分流和传播风格，掌握技术性、实用性、变动性很强的新闻学科的媒介技术，而后将媒体的发展变化贯穿到理论教学中，使课堂成为融理论和媒体实践的教学平台。

专业的媒介技术是新闻教学的工作目标，但学科知识的融合、社会视角的切入、文化思索的层面，也是一名现代社会新闻学教师必备的素质。新闻的敏感、新闻的职责、新闻的深度挖掘往往来自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在这个时时变动的社会，新闻信息以各种产品方式，通过不同的传播渠道进入大众的视野，社会需求融合文化的新闻人才。新闻学教师的跨学科、跨文化的知识结构在新闻教学中对于培养学生的新闻思维方式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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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

新闻传播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和重要，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为新闻传媒业的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直接与明显。新闻传播事业在中国，已成为联接新闻信息产业和以高科技为特征的传播技术产业的桥梁，不仅有其经济效益，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效益。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给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契机。

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

1．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有较强的实用性质，但理论色彩较弱。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已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报，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传播等各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以及广告、公共关系、媒体经营的研究等等。

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新传媒的研究发展迅速。

2.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热点。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各媒体不再仅仅是党的机关报或国家的广播电视台，也是经济实体和利益单元，报业和广电业的集团化，传媒之间的竞争内地传媒与境外传媒的竞争，都要求各媒体的负责人懂得传媒经营。把受众接受传媒作为消费行为的研究，将传媒娱乐视为经营策略考察也纳入了传播经营的理念之中。

随着中国传播业近几年的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近几年，该研究扎实而有成效，涉及新闻官司的各个方面，从各种新闻侵权现象到著作权问题，从隐性采访到隐匿权、更正与答辩，就论证的范围而言已经相当全面而完善。

3．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变迁。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包括卫星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有的学者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指出中国电视产业的三人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目前，舆论监督成为与新闻理论、新闻法治和职业道德相关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并涉及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公民权利的研究等等。中国的新闻学从传统的党报理论转向一般新闻学理论，其背景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环境变化，“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了变迁。[论*文*网]

二、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特色的研究

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与条件，也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看问题，坚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办实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局面一定能够开创。

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的研究当中，关于教育特色的研究最为重要。怎样形成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特色呢？首先，要充分依托自己学校的特色，根据自己学校的性质地位和特点来办专业。这样才能把专业和学校紧紧融合在一起，充分集中和整合学校的所有学科的优势，扬长避短，突出自己专业的特色。比如一所体育学院的新闻传播专业，就正好从体育上做文章，努力探索体育新闻办学的途径，着重在培养优秀的体育新闻从业人员上突出特色。其次，要充分考虑自己学校所处地区、城市的特点，发挥地区优势，突出地区特点，在区域文化、社会、经济发展上做文章，紧密与当地党政部门和新闻传媒单位结合，办出自己的专业特色。如一些地方民族大学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就可以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有优势，在民族新闻的教学与研究中独树一帜，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做出有特色的突出贡献。第三，要充分调动本专业教师的积极性，发现与培育教师们有特点的教学与科研新经验、新成果，不断努力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某一方面、某一项目、某一课题上，做出新的突出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契机，不断培育出特色。第四，突出特色，还要善于和勤于在办学中不断总结与积累经验，每学期、每学年都要认真回顾一下在办学中哪些事情是做得好的，哪些地方还有不足，师生们的反映如何，新闻传媒界和社会的反响如何，从而去发扬和推广好的办学方法、模式与经验，克服与改进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是一项正在蓬勃发展的事业，其前景十分广阔、光明。但同时，也面临着十分激烈的挑战与竞争。常有一句话叫“不进则退”，实际上现在的情况是，进步慢了，也是后退。因此，我们一定要以只争朝夕、争分夺秒的精神，努力发展新闻传播教育。我们一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不断推进教学科研改革，为培养更多优秀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闻传媒人才，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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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学；重构；进路

一、概述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逐渐渗透到社会科学的研究当中，这不仅使传统的研究条件和研究方式发生了变化，而且正不断拓宽学科边界研究领域，加快了各个学科之间的融合。在社会科学中应用大数据，可以改变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以及内容，从而使研究逐渐向深层次的方向发展。在大数据的影响下，社会研究的路径逐渐增多，其中包括计量研究、质化研究、量化研究3条路径。现阶段的社会科学研究逐渐与新闻传播学联系在一起，因此，新闻传播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界限越发模糊，这一现象也表明了各个学科之间的融合交叉。［1］现阶段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中，越发重视新闻传播学中存在的问题。在大数据的影响下，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路径逐渐发生变化，其研究的内容涉及各个领域，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渐与其他学科相互交融。

二、大数据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内外部重构情况分析

在工业革命之后，专业化程度被作为社会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专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以及社会效率的把握有所提升，但是人们对整体文化的控制逐渐降低。在社会科学研究不断推进的过程中，社会科学逐渐向细分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致使社会科学研究的专业性逐步增强。［2］对于整体的社会科学而言，由于专业化分工，各个学科之间的分化越加明显。在大数据时代的影响下，有可能推动学科融合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以数据作为支撑，从而形成了学科融合交叉的新形势。在此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的融合发展也有了新的变化。

（一）从内部来看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学科定位逐渐发生了变化

在新闻学教育建立之初，人们将新闻学与传播学作为两个不同的学科，在研究定位上对两个学科的研究也有所不同，但是在学科布置方面时，教育人员会将传播学与新闻学并置。因此，新闻传播学分设了两个二级学科，即传播学与新闻学。新闻传播学在建设之初被看作人文学科，因此部分新闻传播专业都设有相应的人文学院或者中文系。受到历史原因的影响，在新闻传播学早期的教学当中，由于缺乏相应的师资力量，加之专业设计方式受到人文学科的影响较大，使新闻传播教师与文学以及中文有密切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新闻传播研究的人文学科研究基础。

20世纪70年代后，新闻传播学研究逐渐向传播现象的分析方向发展，在研究过程中逐渐使用实证数据调查的方式。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应用大数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闻学科研究路径的改变，使其更加倾向于社会学科的研究路径，在研究的过程中，实践研究方法的作用充分发挥，使新闻传播学研究方向越发明确。［3］

在大数据的影响下，研究逐渐向精确化的方向发展，这对传统的实证研究方法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使该研究方法获得了新的发展。于传统的数据采集方式而言，研究人员获得的资料比较有限，在大数据时代下，研究人员获得的信息以及数据十分丰富，这突破了研究人员的经验范畴。于传统的实证研究而言，无论利用哪种抽样方式，都会存在相应的误差，获得相应的结果后，还需要进行检验。利用大数据的方法可以获得较为全面的样本，通过简单的统计描述即可掌握其中的规律。利用大数据可以对全样本的数据进行分析，避免分析人员个人经验带来的影响，从而使研究人员在研究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力，不断发现经验以外的规律。

（二）从外部来看新闻传播学逐渐与其他学科交融

在新闻传播学的形成过程中，使用了社会学中的相关知识，并且对社会学中的相关问题给予了充分关注，并对传播行为关系等进行了重点研究。因此，在社会学发展的过程中，会利用传播学的成果对其内容进行研究，在大数据的影响下，其他学科也不断引用新闻传播学的成果。

在大数据的影响下，诸多学科领域出现了融合现象，新闻传播学科也不例外，其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变得越发频繁。第一，在近几年发表的新闻传播研究论文中，有很多科学背景或者计算机背景的人员参与；第二，在大数据相关研究的工作中，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参与。这两点充分说明了各个学科之间的交流。

在应用大数据的背景下，社会学科与科学之间的边界越发模糊，而精确量化也被应用于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在以往，精确量化主要应用在科学领域，这类依靠研究方法对学科进行划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过程中，十分重视信息传播规律方面的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会从这一角度对社会问题以及社会现象进行相应的分析。［4］现阶段，各行各业要想得到较好的发展，需要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作用，并对互联网及相关问题给予相应的关注以及研究。于新闻传播学而言，其可以分析信息传播规律，从而为其他学科的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于大数据时代的信息传播研究而言，大数据可以为该项研究提供相应的方法。研究人员在研究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大数据的作用，可以有效把握网络的结构以及组成，明确信息传播路径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会涉及其他学科方面的内容，因此新闻传播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融也得到了推进。

三、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进路

大数据的影响越发突出，逐渐将新闻传播学带领到社会科学研究的舞台上。在大数据的影响下，新闻传播学研究方式不断发生变化，使新闻传播学的实践以及理论得到了重构，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边界变得越发模糊，在此基础上，新的研究问题逐渐产生。新闻传播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其思维方式不断发生变化，研究思路也在大数据的影响下变得越发宽广，在研究中，研究空间逐渐扩展，需要不断找出研究主体，并弥补研究方式的不足。

第一，在研究新闻传播学的过程中，研究人员需要开放心态。虽然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边界越发模糊，但这给予了新闻传播研究更好的空间，因此，研究人员可以与其他研究人员相互合作，在研究的过程中采用新的视角和方式，从而使研究内容不断扩宽。第二，在研究新闻传播学的过程中，要明确研究核心。研究人员在研究的过程中可以吸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通过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支持来保持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活力，在研究的过程中重视核心问题，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作用，使社会科学研究与新闻传播研究逐渐区分开来。

四、结语

大数据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内容，该内容在不断升级更新中，并且在各个领域不断渗透。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工作主要侧重于互联网传播规律方面的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可以不断延伸，使新闻传播学研究逐渐向社会化的方向发展。在大数据的影响下，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重构以及进路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不仅为研究人员提供了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且指明了研究方向，在此基础上，新闻传播学的地位日益凸显。为了做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工作，研究人员需要充分利用大数据的作用，探究新型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从而为新闻传播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王凯杰.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构与进路 [J].传播力研究，2019，3（09）：40.

[2]奚畅波.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构与进路 [J].科技传播，2018，10（13）：22-23.

篇7

关键词 新闻与传播学 实践教学 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On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the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Zheng Jian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8)

AbstractAs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are applied disciplines that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studies as well as of humanities, Great attention must be paid to improving the students’ ability to deal with actual things.

Key words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practical teachingtraining of bright people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新闻传媒事业和产业和广告业呈几何级数飞跃发展，传媒事业、广告产业对于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人才需求量大为增加。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高校近年来新闻传播学各个本科专业的布点也呈现“”发展的态势，国内各种综合性大学和专业性大学纷纷开设传媒专业、广告专业。新闻传播学是兼具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特点的应用学科，它既不同于单纯的人文学科，也不同于单纯的理工学科，特别是其本科实践教学管理领域，长期以来一直是专业办学的难点。湖南工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两个本科专业：广告学专业、新闻学专业，多年来我院在两个专业的办学过程中，对实践教学管理的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探索。

一、当前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教学的现状

2006年中国广告协会学术培训部，《现代广告》杂志社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对中国广告高等教育现状进行了抽样摸底调查，并推出了《中国广告高等教育现状调查报告》。报告揭示了中国广告高等教育存在五大矛盾：第一， 扩招导致学生素质下降与广告业高素质人才需求之间的矛盾。第二， 落后的教材，课程设置与身处市场经济最前端的广告业的矛盾。第三， 老师无经验，学生无实践与广告业实务性很强之间的矛盾。第四， 专业课程不专业，基础课程不扎实造成学生边缘化倾向与广告行业需求复合型人才的矛盾。第五， 大批专业水准缺失的学生纷纷毕业与行业面临产业升级期急需复合型人才的矛盾。调查显示，现在的广告学教育教授远不能适应广告行业对于从业人员的要求，特别是在实践教学领域需要尽快提升发展，才能满足广告业的快速发展需求。

新闻学本科专业的情况同样类似，特别是一些新办新闻学专业的学校，由于办学经验不足，办学投入不够，师资结构有缺陷，又不能马上建立起与业界的深入关系，所培养的新闻学专业的毕业生在实践能力方面，很难达到当代传媒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要求。一方面是大量新闻学专业的学生找不到对应专业的工作，一方面传媒用人单位急需的具有实践能力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又紧缺，形成了高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的隔阂。

从某种程度上看，以上问题也是湖南工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办学中面临的问题。一直以来，我院在实践教学建设和管理领域中，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师资，例如目前最缺少的是具有实践动手能力和业界经验的老师，例如广告媒体计划、广告设计与制作以及广告调查的老师，相对而言，各种理论性课程的老师需求较低。可见，实践性专业课程的师资不足，由此带来学生的学科结构不完整，在实际操作层面欠缺，严重制约我院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二是校外实习基地欠缺，长期以来，我院广告学、新闻学两个专业的校外实习基地的建设不能满足专业办学的要求，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两个行业的特殊情况有关，某一个新闻媒体或广告公司所容纳的实习生数量很有限，甚至一个内地城市所能容纳的实习生都有限，建设大量实习单位，往往会要跨区域，布点在全国范围内，这样在实践教学管理上带来很大的难度。三，在实践教学上还需要结合我校实际办学情况探索出一条具有特色和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

二　新闻传播学院实践教学管理目标的确定

我院明确了广告学专业、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管理的目标和方向。在新的人才培养方案中，我院将专业办学定位向注重实践应用能力培养方面倾斜。

例如，目前中国需要的广告人才应该是能面对不同企业的不同问题，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人。他们不但要有好的文字能力，学会写长文案，提炼；好的表现能力，学会震撼性的设计；表达能力，学会沟通；策略分析，学会思考；而且能进行企划、营销、设计、管理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能够创造性地做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院明确广告学本专业主要培养具有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学科知识基础，掌握广告理论和系统专业知识，有较强的市场调查、分析和数据处理能力，能独立从事现代广告的策划、创意和制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交叉的专业人才，毕业生可在报纸、电台等媒体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广告公司、担任广告管理、广告策划、广告设计制作工作，还可以在个企事业单位中承担形象塑造，公共关系等对内对外宣传工作。

同样，新闻学专业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的新闻与传播理论知识，较强的新闻敏感性和熟练的新闻采访、写作、编辑、摄影和摄像等业务的能力，能够独立编写和主持传播各类新闻作品。毕业生一般可胜任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的记者、编辑工作，并在党政机关、各类企事业单位从事宣传工作和新闻研究部门的研究工作。两个专业都应面向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主战场，积极进行实践教学改革，强化计算机的能力和网络传播技能，同时努力把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起来，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新闻采写，创意策划与制作的实习。除平时注重能力训练外，还应集中安排时间去省、市（地）县报刊，电视、广播等新闻单位和广告公司进行实习，从而使学生在毕业后迅速是适应社会，适应工作，快出成果。我院新闻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许多专业课的教学中含有实践性的环节，像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影等业务课程，培养方案中明确规定有理论课时和实践课时，要求教师把理论知识的传授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让学生在理论中升华，在实践中提高。某些操作性和技术性的课程仅仅依靠课堂教学中的实践环节还远远不够，还应开设相应的专业实验室，诸如广播电视新闻学中的非线性编辑，新闻摄影中的照相机、摄像机的维护和使用等，必须通过一定的实践课时，保证学生掌握基本的动手操作能力。

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在实践性教学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实习。我院实习分为四个阶段：一年级的学生的专业社会调查，二年级学生的专业认知实习，三年级学生的专业实习，四年纪的学生的毕业实习。由于这些实践性内容都直接列入人才培养方案，因此，其实施是完全有制度保障的，收效也十分明显。同时，我院还鼓励和创造条件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假期自行到各个媒体、企事业和广告公司实习。

三　新闻传播学实践教学管理体系的初步形成

首先，在师资建设、培养和管理上，我院逐步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教师的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并组织教师在新闻媒体和广告公司采取各种方式获得业界工作经验。目前新闻、广告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从理论到理论，很少有老师真正涉足于新闻、广告业而具备实际操作的经验，甚至是从其他专业转过来从事教学的。教学方法也是从书本理论到书本理论，导致的结果就是学生也无多少实践经验，实践的课程过少，也非常单一。而新闻和广告是实际操作性很强的行业，面对的是活生生的读者、客户、鲜活的市场，必须具有丰富的实操能力和客户经验。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必须具备一支掌握实践能力的教师队伍。近年来，我院送出多位老师参加高校和行业举办的短期培训，多位老师取得了全国广告学人才、新闻学专项能力培训的结业证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院专业教学师资结构中的短腿问题。

对于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实践教学来说，教学设备固然重要，但设备不足问题可以在短期内通过加大经济投入解决，而教师队伍的解决却需要实施中长期的建设战略。目前，我院新闻传播教育在师资队伍建设上，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大量从刚毕业的硕士、博士中挑选人才，充实师资队伍，另一方面则希望直接从业界适当引进高层次精英人才或者自己培养现有老师的专业实践能力和经验。因为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从业人员的加盟可以把自己的实践经验融入到所讲授的专业课程之中，起到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作用。在学校支持下，我院今年聘任了多位行业资深人士为特聘教授，并准备继续在这方面加强，定期组织专家、学者、业界资深人士对学生进行教学培训。

其次，全面加强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由于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实践教学的目标不是仅仅在校内课堂就能实现的，必须与业界合作办学，建立校外实习基地。一年来，我院在学校支持下，在全国多个城市的媒体和广告公司建立的多个稳定的实习基地，初步能够为我院学生实习提供必要的场所。

篇8

在经历保研过程之前，我一心认为只要能拿到校内的推免资格，凭借知名大学的头衔，再加上不低的绩点，应该很容易就会有学校接收我，结局竟然是全部败北。

第一道拦路虎

保研大家都知道，但仍有很多同学不了解保研的含义和整个流程，我也是经过了这个过程才对“保研”有了大致了解。保研，现在通常叫推免（推荐免试）。免试指不用经过全国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有些学校也不用复试（通常是专业笔试），直接进入面试阶段。保送的学生因为已经经过保送学校考核，综合实力较强，保研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推免的大致过程是学校系内评估是否具有自己学校的推免资格―获得资格后递交材料申请学校（本校或外校均可，要求可以接收推免硕士研究生）―申请学校的复试和面试―学校是否录取你为硕士研究生。

每个学校、每个学院、每个系都有自己的规章制度。以我们系为例，对学习成绩排名前40%有意申请推免的同学采取综合评分制，绩点*80%+学院内部面试成绩*15%+课外活动加分*5%，如果连续两年获得校级优秀三好学生或者班干部的话综合名次前进一名。按照综合名次排列分配学校下达的推免名额。虽然此处规定各校不同，但优异的学习成绩是根本。

我当时绩点处在前40%，面试成绩比较好，排第三名，也有一定课外活动加分，所以综合名次下来前进到前十名。然而我没想到排在我后面的几位同学都是优秀三好学生的连续获得者，每个人都可以前进一名。我直接落到了保研名额的最后，也是比较悲催的事情。

关于可以申请多少学校，虽然学信网的全国报名系统只能同时申请三所学校，但是保研可以申请的学校是没有数量限制的。这是因为全国报名系统开放时间比较晚，很多学校会在本校的教务系统上开放预报名，比如南开大学，如果通过预报名的复试，表明这所学校录取你了，在全国系统开放后也要选择这所学校，通过全国系统的流程进行录取。如果预报名时没有通过复试，那全国系统开放后就可以排除这所学校，不再占用三所学校的报名名额。但也有学校是不开放预报名的，只能通过全国报名系统进行申请，比如中国传媒大学，在全国报名系统中选择的学校如果没有通过你的申请，那在48小时后可以更改为其他学校。

虽然申请学校没有数量限制，但保研面试经过确实是一个劳心劳力还费钱的过程，可能需要在几天内跑几座城市。抛开最基本的路费问题不谈，每所学校的准备时间、身体状况能否支撑长途奔波，以及有学校面试时间相同的取舍，都是需要考虑的。保研并不是一个轻松的事情，我的同学就曾经在一周内跑了广州、上海、南京还有北京的学校的面试，面完之后整个人瘦了5斤还病了一场，不过为了争取更好的前程，大家都会全力以赴。

忽视夏令营，错失先机

拿到校内推免名额后，我开始选择申报的学校。因为比较喜欢南方，我初步确定申请浙江大学和南京大学的新闻学专业。当我查阅两所学校的官方网站后吃惊地发现还没开始我就失去了机会――它们的申请早就结束了！我赶紧询问其他同学，才知道原来浙大新闻专业在暑假举办了夏令营，招收了足够的优秀学生。

我这时才了解到保研夏令营是近几年高校（特别是著名高校）招收优质生源的一种方式，利用暑假一周左右的时间，与学生较长时间地接触，介绍各导师研究方向，学术交流等，通过多种方式（例如笔试、面试、实验测试等）来考核学生。

因为我们学校内部的面试以及排名进行较晚，我当时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能获得资格，再加上周围的同学没有过多交流夏令营的信息，我想当然地以为只有确定有保研资格后才能申请夏令营。

不可只知己，不知彼

错过夏令营以及提前报名的我经过综合考量之后，申请了南开大学的新闻学、北京师范大学的传播学以及中国传媒大学的国际新闻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新闻学方向，收到了除交大之外的三所学校的面试通知，但因为北师范和中传面试时间冲突，我只能放弃中传的复试参加了另两所学校面试。

南开大学的复试较早，是笔试加面试形式。南开的新闻学是文学院下面的系支，和传播系关系非常紧密，所以笔试和面试与文学方面、传播学方向结合较多。笔试试卷100份，有50分是考察文学功底改正错别字，另50分是有关新闻传播方向的专业知识，考察课题涉及研究流程等。笔试完我的感觉还不错，因为平时的阅读以及课业训练都有积累。

南开的面试老师较多，有数十位老师坐在长桌对面与我交流。这是第一次面试，我虽然重视，但还没意识到保研竞争的激烈，心里还是抱着“应该会接受我的吧”的心态，之前大略复习了《新闻学概论》和《传播学概论》两本教材。新闻学按照我们学校老师考试的内容着重复习了名词解释、重要理论、简答等，准备了一些通用题目，比如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冲突、实习经历、为什么选择南开大学等。我当时狭隘地以为既然我选择了新闻学方向，老师问的问题应该也会限于新闻学，涉及传播学不会太多，传播学就走马观花地复习了几个重点概念，这直接导致了我面试的失败。

面试时老师确实询问了一些新闻专业知识，但他们更结合传播学方向问了专业问题、文学方向问了发散性问题。在聊完我比较擅长的新闻写作方向后，我刚想松一口气，没想到对面的老师话锋一转：“我问你几个传播学问题，第三人效应怎么解释？”

我心里咯噔一声，在传播学课本上根本没看到过这个理论。老师看我回答不出来也是一脸诧异：“你们没学过郭庆光的《传播学概论》？”我摇摇头，我们专业的传播学课本是学校老师自己编写的，其他高校课本也不尽相同，而最经典的教科书却是郭教授编写的。我解释完后老师语重心长地告诉我经典教科书还是要多读，这时候我有点慌乱了，剩下的几个问题也回答得差强人意。面试完没多久，在回家的路上我就接到了教学秘书的拒绝电话。

我没有太悲伤，窝在家里准备北师大的面试。中间有十一长假，还有中秋节，我拒绝了所有小伙伴的旅游邀请，放弃了香喷喷的月饼和精彩的中秋晚会，一个人在房间里狂背郭庆光教授编写的《传播学概论》，上网查阅北师大新新闻传播学院的老师教学方向、教授著作等。这时我已经拒绝了中传的面试，我把希望完全压在了北师大上，希望能二战告捷。

临时抱佛脚，我对这所学校的新闻学研究方向了解得还不够透彻。我当时选择方向的时候大概有传播学、新闻传播史、出版学、网络新媒体四个方向。回想起来我真的是傻，没注意到这四大方向其实就预示着北师大新闻学老师们的研究方向。我在网上搜索了以前的笔试题，按照套路准备了新闻评论题目，结果今年的笔试完全革新，考了出版以及印刷术方面的许多知识。我在学校的时候根本没学习过这个方向，只能硬着头皮凭着感觉写，结果之差可想而知。

下午面试是抽取题目二选一回答，我赶紧恶补了一下出版的知识，生怕面试抽中这方面的题目。结果我抽中的居然是互联网以及数字印刷方向，是我平常不太感冒的网络以及大数据。我再次傻眼，磕磕绊绊地组织完答案，看看老师的表情，就感觉真的没什么希望了。

面试结束后与一同面试的北师范的同学聊天我才知道，出版知识以及大数据两个方向他们平时上课内容都有涉及，也有专门的老师研究，成果丰硕。我忽略了这两大方向，虽然面试抽题有一部分运气，但主要还是专业知识积累不够，对面试学校了解不够透彻。

准备笔试、面试时，不要只限于自己所学的方向和教材，要充分了解申报学校专业老师的研究方向，因为他们的问题更侧重于本校的研究重点。在面试之前对这些有一个系统全面的了解，再有的放矢针对性复习，复试成绩以及面试结果都不会差，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至此我的保研可以算是彻底败北。

看学长，释了怀

保研之前，我的人生算是顺风顺水。刚知道自己没被任何一所学校录取的那几天，感觉天都塌了，我难过得晚上一个人躲在被子里整宿整宿地哭，在饭桌上吃着饭都能掉泪。

篇9

1 对基于网络化关系的新闻学重造的必要性进行分析 

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新闻传播也具有了革命性的变化，与此同时，新闻传播的社会形态也出现相关的变化，人们的相关交往所使用的网络在在改变。另一方面，网络化的应用，信息的交流方式也在不断扩大化，出现横向交流与纵向交流相互穿插的方式，这种方式使得社会和个体之间的差别越来越不明显。关于新闻的教育最早出现在美国，当时的教育内容主要是围绕新闻传播的技术型的课程，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于新闻事业以及新闻史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并且编制出了专业的新闻学类的教科书，在此基础上为新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新闻学的教育，可以培养学生对新闻的掌握能力以及使用技巧。我国对于新闻学的教育从密苏里大学对于新闻学的教育方法、教育理念吸取了很多经验，在新闻学的教育中，更加倾向于实践性的教育模式，在这一教育理念的影响下，我国的新闻教育主要强调的是公共性的服务精神，这一精神对于中国新闻教育的教学模式以及研究模式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与意义。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对于传统的报刊业等传统的新闻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新闻学也面临着重新的变革，这一变革主要是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两者的整合作为基础，在此基础上使得多种新闻传播模式并存，采用这一变革模式，可以涵盖多种文化的精华内容，而且这一过程中新的社会模式也随着产生，新闻学要想在此基础上立足发展，并且顺应这一网络化的发展模式，必须要进行一定程度的重造与创新。但是对于目前的新闻学发展概况进行研究发现大部分部门还是过多的重视富于媒体的融合以及对于全媒体课程的展开，并没有重视网络化对于新闻学的影响，其实网络化的关系不仅仅包括大众型的媒介平台，更加包括以人为主体的媒介平台和数字化的平台，在此基础上使得新闻学出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虽然新闻学占据一定的地位，但是却没有足够的效力；（2）对于社会和媒介没有明确的界限，使得后果无法预测；（3）没有对新闻学的意义进行合理的建构；（4）没有及时改变衡量标准，缺乏相应的专业度。基于以上问题，必须要从网络化的关系出发，对新闻学进行一定程度的重造。 

2 对基于网络化关系的重造新闻学的措施进行深入的分析 

由于科技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多媒体技术以及网络化广泛的应用于人们的生活当中，所以产生了比较多的新鲜的事物，新闻学应该基于事物的发展特征，使新闻学从最初的理论型发展为网络型，在此基础上对新闻学进行重造，可以采取如下几种措施： 

（一）对新闻学的基础进行及时的转变，使人类的传播实践取代职业性的新闻实践 

要对新闻学进行一定程度的重造，首先要对其基础进行及时的转变，一定程度上使得人类对于新闻的传播实践取代职业性的新闻实践。最初的新闻学对于职业实践比较重视，所以这种及时的转变不仅可以扩大新闻传播的分析研究范畴，对于新闻传播的实际概况也是一种适应，对于新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基础，如果能够合理的转变和改造新闻学的基础，就可以转变传统将新闻学职业化的理念，降低传统对于新闻学的研究模式。另一方面，转变新闻学的基础，并不意味着如果将人类的传播平台作为新闻传播的基础，就可以完全忽略职业性的新闻传播实践，基于网络化的关系，规范职业性新闻的实践必须要进行重新的确定，使其呈现出比较流动的趋势，可以将新的经验以及事实作为基础，对新闻实践中所遇到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最终总结出具有利用价值的规范和准则，采用这一方法也可以让规范性的新闻学与经验性的传播学达到一致性，并且逐渐成为规范性的整体。 

（二）对新闻学的相关概念以及前提进行相应的改变 

新闻学的解释与传播的前提为社会需要论，这一前提可以将新闻传播和新闻业进行有效的联系，因为社会需要也建立在新闻传播的基础上，并且是促进新闻传播的内在动力。在新闻学的发展历程中，社会需要论对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网络化的广泛运用，现代化对于新闻传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现代化的出现也使得社会需要论在新闻传播方面出现了一些缺点，要想解决这些缺点，必须改变传统的新闻传播理念，顺应时代的发展规律与潮流，才能对新闻的传播历史以及现实的变化进行合理的解释。除此之外，新闻的真实性也需要重新重视，因为新闻的真实性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新闻的真实以及新闻的真实性两者的理论是息息相关的，在现阶段的新闻学中，仍然是将新闻的主体和客体进行区分的，并且将新闻看作是现实生活的写照，这种想法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而且不能紧随人文的发展潮流以及社会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不能很好的适应当前网络化的社会发展趋势。 

（三）对新闻人才的培养模式以及相关课程的教育体系进行合理的转变 

要对传统的新闻学进行重造，使其顺应网络化的发展模式，就要对新闻人才的培养模式以及相关的课程教育体系进行合理的转变，在此过程中学校要对新闻学的相关课程体系进行更加清晰明了的构建，在此过程中对新闻的传播媒介进行有效的使用，基于网络化的关系，可以对现有的新闻学专业进行重新的划分，打破传统意义上对于人才的培养模式，并且用新的视觉、新的角度对人才培养的目标进行确立，调整现阶段新闻学的教育理念以及教育目标，规划具有新意的新闻学教学课程规划体系，让这一课程结构能够紧随新闻学发展的潮流与趋势，在网络化的社会中更好的发展。 

3 结语 

本文首先对基于网络化关系的新闻学重造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基于网络化关系的重造新闻学的措施进行提出，如：对新闻学的基础进行及时的转变，使人类的传播实践取代职业性的新闻实践；对新闻学的相关概念以及前提进行相应的改变；对新闻人才的培养模式以及相关课程的教育体系进行合理的转变等。相关部门对此也应提出更多可行性的措施，并且随着时代的转变，不断反思与创新不合时宜的思维模式，对新闻学进行基础网络化关系的重造与创新，使其更适用于社会的发展模式，提升新闻传播部门的实践操作能力。 

参考文献 

[1]王武彬. 2016新闻传播领域值得关注的五个研究课题[J]. 中国记者，2016，02：60-61. 

[2]张志安. 从新闻传播到公共传播——关于新闻传播教育范式转型的思考[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3：77-84+131. 

[3]王文捷. 另类奇幻的解构性娱乐意态的新兴[D].武汉大学，2011. 

[4]王慧辉. 民间立场上的语言实践[D].西北师范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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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播学；建构主义理论；多重参与；教学改革；教学实践

《传播学》课程是新闻学和广告学本科生的高年级必修课，是面向具有初步新闻史和新闻学理论基础或广告学，广告策划知识基础的，对新闻，广告，尤其是媒介有初步了解的高年级学生的后续学科，因此各高校新闻和传播专业普遍开设。

一、建构主义理论概要

建构的思想最早由认识发展领域最有影响的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提出的基于有关儿童心理发展的观点，认为知识既非来自主体，也非来自客体，而是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他把认识看成是连续不断的建构，即结构的发生与转换才能解决认识论问题。另外两个对建构主义思想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还有杜威和维果斯基。杜威强调教育要植根于真实的经验之中，教育要基于行动。维果斯基作为心理学家，深入研究了“活动”和“社会交往”在人的高级心理机能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强调社会可以对个体的学习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持和促进作用。维果斯基还十分重视学生原来的经验与新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他把学习者的日常经验称为“自下而上的知识”，而把他们在学校里学习的知识称为“自上而下的知识”，自下而上的知识只有与自上而下的知识相联系，才能获得成长的基础[1]。由此可见，建构主义理论各流派都十分强调学习者的认知，学习行为的主动参与性。

二、传统传播学教学存在的问题

由于传播学本身是一门新兴的多理论融合的边缘学科，理论性强，既有传统社会科学理论发展而来的分析框架，也有着利用自然科学的数学工具分析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思维，使这一课程的学习需要多学科的知识铺垫，令学生感到深奥晦涩，不易理解。教师主导的强制灌输的教学模式下，面对缺乏自然科学训练的文科学生，教师又容易产生对牛弹琴，泥牛入海的畏难情绪，最后对教学难点一带而过，不了了之。传统传播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如下：

（一）缺乏多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经济学理论的课时铺垫，教学效果差。

（二）教材理论性强，观点凝练，语言晦涩，缺乏鲜活的解释和例证，学生接受度低。

（三）教师一对多的传统教学，缺乏互动性，影响教学效果。

（四）闭卷考核为主的考核方式，功能单一。

三、以学生为中心，多重参与，意义建构的教学方法

Ceary的理论认为，学习者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往往根据自己需要、意向、态度、信念和情感对其进行认知加工[2] 。建构主义心理学理论认为，知识，经验的建构不是一个被动形成的过程，而是学习者主动建构的过程，新的教学改革应以学生为中心，改变以教师为中心强制灌输的授课方式。同时学生学习也是意义传递、消化、内化，并且建立新的知识框架结构的过程，因此，课本理论所要传达的知识意义是至关重要的，传递成功与否，不仅仅是教师表达出来就够了，关键是学生如何接受、解释。因为传播学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在自然科学基础上发展起来，沿用数学、统计等实证测量方法对社会科学进行分析而得出来的结论，因此教学时还要特别注意对自然科学相关理论的介绍，所以如何对文科学生进行自然学科内容的传授，这也是传播学教学上难点中的难点。美国技术史学者平奇（Pinch， T.）和比克（Bijker， W.）提出不同的社会群体对某一特定的人造物（概念，技术，理论等）的意义可以给予不同的解释，人们可以使用相同的人造物（概念、技术、理论等）以广泛不同的目的，对这种特定的人造物（概念、技术、理论等）的最终解释，终止于相关社会群体对它的“修辞学争论终止”，即通过相关社会群体的争论导致“问题”最终解决[3]。我们将技术建构论应用到教学中，即特定的新的知识和理论不存在稳定的、预设的发展目的，而且其自身的意义也是不确定的。因此在教学中引入学生参与解释理论是必要的，有益于学生批判思维的训练。根据平奇的理论，我们把一个课堂上的不同学生组作为接受知识的相关群体，强调学生以多种形式参与到课程教学里来，教师启发学生对问题的思考。在问题的牵引下，学生课下主动阅读增加理解，课上与教师和其他学生进行意义互动，在人际互动中碰撞，交锋，最终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

在这种互相协作分工之中，培养了学生对传播学知识的意义理解，在辩论交锋里，多种意义的解读，多种路径的问题解决方案，更容易激发学生的知识探求欲望，学生变的爱学、想学、会学，变被动为主动，课后推动课上，由传统的教师和学生互动到学生和学生，学生和教师三方互动，共同建构，提高了教学效果。

四、教学实践

（一）情景教学，引发兴趣，弥补缺少自然科学课时的问题

在教学中广泛运用案例教学法。结合传媒热点问题，让学生积极参与收集整理传播案例，并在课堂上进行剖析，以加深学生对传播学理论的理解。针对新闻学专业本科生自然科学理论基础薄弱的现实，按照课时进度，鼓励学生做好读书笔记，作为当次课堂教学内容的铺垫，在授课之前由学生朗读分享。根据建构理论的指导，要求读书笔记抛弃长篇大论的叙述，着重从相关学科发展史上有趣的人物轶事、科学趣闻等入手，把学生带入学科情景中以了解其主要论点。比如，符号论可以从苏格拉底的修辞学入手，还原古希腊人辩论的场景，由此引发学生的兴趣，增强代入感，弥补自然科学理论基础的不足。

（二）以传播学史的介绍为传播学理论的晦涩解读做铺垫

比如通过介绍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之所以关注传播效果，部分原因是基于治愈童年口吃，表达困难的努力。介绍拉扎斯菲尔德24岁即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就是因为对一战各国宣传手段的详细研究和总结，这些总结至今依然适用于各国战争动员等，使书本理论通俗化。

（三）善于使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增强知识的感性体验

根据教学需要，把教学内容涉及的事物、现象、过程全部再现于课堂，特别是结合新闻传播、文化传播和广告传播等方面的影像资料，通过多媒体手段动态地表现出来，将师生置身于同一传播情境之中，由现象到本质逐步地剖析问题，使抽象的教学内容化深为浅、化难为易、化远为近、化虚为实，更加形象化、简单化，从而使学生能更加深刻地理解讲课的内容[4]。

（四）分组参与，共同讨论，分组考核

建构主义理论观点对于教学和课程设计有重要的实践意义（Phillips，1995）。最直接的建议是使学生主动参与到他们的学习之中，并提供能挑战他们的思维、迫使他们重组观念的经验。

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从“文化──历史”发展理论角度发展建构主义，他认为，人的高级心理机能亦即随意的心理过程，并不是人自身所固有的，而是在与周围人的交往过程中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是受人类的文化历史所制约的。其实现的具体机制是通过物质工具，如刀斧、计算机等，以及精神工具，如各种符号、词和语言等实现的[5]。维果斯基特别强调人的活动和社会交往在人的高级心理机能发展中的突出作用。他认为，高级的心理机能来源于外部动作的内化，这种内化不仅通过教学，也通过日常生活、游戏和劳动等来实现。另一方面，内在的智力动作也外化为实际动作，使主观见之于客观。内化和外化的桥梁便是人的活动。这一思想对正确理解教育与人的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在教学别强调学生的多重参与，强调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变过去单向呆板的试卷考核为引导学生参与的分组学习，竞争讨论。将班级分成五组学生，按照传播学中最重要的五大研究方向进行分类，每一组学生承担一个研究方向，课下进行信息搜集，背景分析，主流观点汇聚等工作。因为不同的研究方向看待同一传播现象的角度不同，这客观上刺激学生从不同研究角度进行探讨，甚至是竞争辩论，教师和其他学生就可为每一组学生的集体表现进行打分。教师提前两周公布主讲课题，课题一般为某一传媒的新闻，或者当红娱乐节目，比如“爸爸去哪儿了”等，要求学生利用所学的传播学理论或新闻学知识，运用文字、声音、图片、视频影像等多媒体手段，采用辩论赛、电视演播室、课堂讲解等多样化方式，来分析教师规定的课题，时长为40-45分钟。到了讲课环节，教师与学生进行了角色互换，教师坐到了学生席位上，讲课小组的学生则走上了讲台为其他同学演绎和解释某传媒现象或电视节目。这时学生真正成了课堂上的主角，娓娓道来或激烈争论，学生讲课结束后，老师花5-10分钟时间对讲课内容进行补充，并对学生的表现进行现场点评和鼓励。通过这样的激励措施，让学生主动参与到自己的学习中来，迫使他们为竞争吸收知识，通过竞争遇到阻力进行思考，最后重组自己的观念，有效达到学习知识的目的。

五、结语

传播学是新闻学专业和广告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和主干课。在结合新闻学专业特点和我校具体情况（我校没有设立广告学专业，新闻学主要招收文科考生）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本课程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新闻学专业中传播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及实践方法。着重从知识意义的建构角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实践证明，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高文.维果茨基心理发展理论与社会建构主义[J].全球教育展望，1999（04）：10-14

[2]戴尔 H.申克（著），何一希等（译）. Learning Theories： An Educational Perspective[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

[3]Wiebe E. Bijker，Thomas P. Hughes， Trevor Pinch.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Anniversary ed.）[M]. The MIT Press，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