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范文
时间：2024-01-08 17:46:4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前言
流动人口问题一直是我国社会近年来的热点问题。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成为城市中的流动人口。随着大规模的流动人口进入城市，进城农民工家庭化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流动儿童的人数在不断上升。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00年11月，流动儿童的数量为14,096,842人，占流动人口数量的13.78%。[1]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些流动儿童是被迫随他们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来到城市的，他们有的就是在城市本地出生而继续留在城市，有的是在家乡出生被父母带到城市。但无论如何，他们已成为当今城市社会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
综观学术界对流动儿童的研究，发现大多数学者关注的是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关注他们知识的学习和智力的发展，但一个人的健康成长并不仅仅是这些方面，还应包括良好的道德品质的培养、健全的体格和人格的塑造以及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等许多方面。社会学中社会化的视角正基于此，它研究一个个体如何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通过与社会的互动，从一个生物人转变为一个符合社会需要的社会人。
流动儿童是一个特殊群体，是城市的第二代移民，成长环境具有特殊性，他们能否顺利完成社会化，不仅关系到他们今后一生的成长发展，而且也是一个关乎我国国民素质提高与城市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因此，探讨影响流动儿童正常社会化的环境因素，分析这些环境因素对他们社会化有何影响，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重点问题。
一、相关文献综述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很多学者就开始进行流动儿童问题的研究，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注流动儿童的受教育问题
这被认为是研究流动儿童的核心问题，这也是教育学和社会学比较关注的问题。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吕绍青、张守礼的《城乡差别下的流动儿童教育》，[2]韩嘉玲的《北京市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状况调查报告》，[3]李雅儒、孙文营、阳志平的《北京市流动人口及其子女教育状况调查研究》，[4]段成荣的《我国流动儿童状况》[1]等，这些学者分别从学生、家长、教师、国家制度、社会环境等多个层面深入剖析中国目前的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当前对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两种基本途径（即入学公办学校和农民工子弟学校），并针对具体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二）关注流动儿童家庭状况问题
冯帮从理论角度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进行分析后认为，家庭教育是流动儿童教育的“软肋”。[5]李伟梁在《流动人口家庭教育问题的因素分析》中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家庭内部环境、其他学校、社区等外部环境和社会制度因素进行了分析。[6]还有些学者对农民工家庭的城市生活状况进行了研究，从而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发展等问题进行探讨。[7]
（三）关注流动儿童的城市社会融入和城市适应性问题
宋蓓在《农民工子女的城市融入》中认为，农民工子女在城市融入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的社会化问题，他们的生活缺乏稳定性和安全感。[8]吴新慧从社会排斥的视角分析了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状况和城市适应状况，他们认为生活在城市里的流动儿童存在着制度上的排斥、经济上的排斥、社会文化的排斥等等，这些排斥不利于流动儿童的城市社会融化。[9]郭良春、杨变云等则通过实证调研，分析了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性状况，认为流动儿童只是局部的适应，他们仍然处于边缘化的地位。[10]
（四）关注流动儿童社会化问题
这也是本文所要研究的内容。国内外学术界对人生的各个阶段的社会化都有研究。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通过研究证明了儿童怎样形成和发展了感情经验和为人处世的技能等社会化问题。[11]国内有关早期社会化的研究也较多。但是从社会学视角来研究流动儿童社会化，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论述。赵向利对洛阳市两所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进行实证调查，比较全面的研究了流动儿童社会化状况，分析了流动儿童的社会化现状，从性格与行为特征、生活技能、生活目标、社会交往、自我认识五方面进行了现状概述。[12]高梅书对江苏两地的民工子女社会化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影响民工子女社会化的不良社会化因素，并对此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13]
（五）流动儿童其他方面的研究
如从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学科角度关注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状况。陈晓康认为流动儿童存在着边缘化的身份、心态和文化认同，他们身份定位尴尬和自我意识迷茫，缺乏归属感，应该从社会文化心理、政策制度、家庭学校教育等方面进行有效的心理干预和教育管理。[14]梁拴荣则从“边际人格”的形成模式入手，分析了农民工子女的边际人格形成原因，并对此提出了相关的建议。[15]史柏年从城市二代移民的职业期望来分析他们的自我意识，从而分析社会工作的介入情况。[16]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有关流动儿童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流动儿童受教育情况和家庭教育情况方面，从社会学角度来探讨流动儿童社会化的研究还非常少。在已有的流动儿童社会化的经验研究中，研究者多是用以问卷调查为主的定量研究方法，定性研究较少。本文运用社会学的研究视角，运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访谈，分析影响城市流动儿童正常社会化的因素，以期能丰富流动儿童和社会化相关领域问题的理论研究，加深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二、研究设计
（一）概念界定
1.城市流动儿童
“流动儿童”，是指7至15岁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的儿童少年，或称“流动人口子女”。[10]“城市流动儿童”，是指随父母进入城市的儿童少年，他们有的在家乡出生，被父母带到城市，有的从出生就一直生活在城市。
2.社会化
对于人的社会化涵义，心理学、教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各个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解释。即使在社会学界，对社会化的界定也有许多不同的角度。德国社会学家G•齐美尔用社会化概念形容群体的形成过程。美国社会学家创始人W•萨姆纳和W•托马斯等从文化的角度把社会化看作接受人类世代积累的文化遗产，保持社会文化的传递和社会生活延续的过程。C•库利等从个性发展的角度把社会化看作人的个性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T•帕森斯等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把社会化看作社会角色承担、扮演的过程。本文所指的社会化，是指“个体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养成独特的个性和人格，从生物人转变成社会人，并通过社会文化的内化和角色知识的学习，逐渐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17]82-83
（二）研究方法
1.资料收集方法
本文采用访谈法和观察法。通过实地观察流动儿童的生活、学习等环境，得到一个经验层次上的认识；通过访谈，从更深层次把握研究对象的情况。由于研究对象年龄的限制，本文采取的是一般性访谈引导法。从笔者的视角和被访谈者的视角来探讨影响流动儿童社会化的因素。
笔者对学校里的学生和老师进行深度访谈。考虑到年龄问题，笔者共访谈了15位学生，四、五、六年级分别5位。在选取访谈对象的过程中，笔者分别就访谈对象的年龄、性别、来南京年数等变量来进行选取。在选取老师为对象的访谈中，笔者共访谈了两位老师，一位是班主任老师，中年，她已经在该校教书有两年时间了；另一位是普通任课老师，是公办学校退休教师，她2006年刚来学校。另外，考虑到学校整体的概况，笔者还对该校校长进行了访谈，以期全面了解影响流动儿童社会化的因素。
2.资料整理方法
对研究资料的整理，具体方法如下：
（1）编码方法
A、类别的编码：以每类问题的汉语拼音缩写来表示：家庭环境方面为“JH”（JiaHuan），学校环境方面为“XH”（XueHuan)，同龄群体方面为“TQ”（TongQun），社会环境方面为“SH”（SheHuan）。
B、案主类别编码：以访谈对象的英文词语的第一个字母表示，如学生为“S”，老师为“T”，校长为“H”。
C、个案的编码：以英文CASE的第一个字母C表示，以数字表示序号，如个案C1，个案C2，依次类推。
（2）编码示例：如“JH—S—C1”表示在家庭环境方面个案1的回答或观点。
三、影响流动儿童社会化的因素
人的社会化过程涉及到一系列社会化主体，这些主体包括家庭、学校、同龄群体、社会环境等。对于一个健康、正常的儿童来说，社会化过程的完成有赖于他所处的环境中是否具备社会化所必需的社会条件。如果剥夺了某些必要的社会环境条件，社会化必然出现重大缺陷而无法达到正常水平。[17]88
（一）家庭
家庭作为一个社会化的机构，是儿童社会化最早的执行者和基本的执行者，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处于绝对重要的地位。家庭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文化氛围、心理气氛、父母的教养方式无不对个人的社会化产生深刻影响。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非常重视父母对儿童道德社会化的影响，认为儿童会将父母的道德观念内化并成为其以后自律的源泉。[13]23尤其在中国，由于父母包办过多而造成了儿童社会化阶段漫长，因此，家庭的教育和影响对于个人的早期的社会化甚至一生的社会化都有重要的影响。
1.家庭客观环境的不利因素
客观环境包括父母职业、父母文化水平、家庭经济状况等，这些因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20]490-491
流动儿童的父母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平均文化水平只有初中水平，有的只有小学文化甚至没上过学。他们无文化、无技术，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绝大多数父母做的都是工作待遇低、工作环境差等脏累苦差的职业，他们有的做生意，包括卖菜、卖鱼、卖干货、卖水果等，有的是靠出卖劳动力养家，如在公司做保洁、做物业等，还有的开修车铺，跑车的。这些工作的特点是流动性大、劳动强度高、劳动时间长、因此赚钱很不容易，与城市居民相比，他们家庭的收入依然偏低，生活状况不好。经济上的困难不能为子女提供必要的或充分的书籍以及教育物资条件，他们无法让孩子接受公办学校正规的教育，一些父母也没有能力承受这种那种的课外辅导书籍，对孩子的教育，他们也只能尽力而为。与当地儿童相比，流动儿童缺失了更多智力或非智力发展的有利条件。
“我们买那种课外辅导卷，在公办学校家长是百分之百的支持，这儿就不行，有的（家长）就不愿买，买多了还会说。我们在公办学校的时候五六年级，课外辅导资料都是三本四本的，只有是买学习上的东西，家长舍得花钱，他认为这是投资，像什么奥数班、奥语班啊，普语班，普数班啊，都上。他们认为：我尽力了，你学不好是你的问题，我不给你上是你的问题。这里的家长是，老师叫你买什么卷子啊，迟迟不给钱，就算是老师垫上来，他也迟迟不给钱，这在公办学校是没有的现象。”（JH—T—C17）
一些父母早出晚归，孩子甚至一天也见不到面，家长不了解孩子的情况，这也造成了他们很难为子女提供一个健康良好的成长环境。
2.家庭主观环境的不利因素
主观环境主要包括家长的教育期望、教养方式和家庭气氛。这些主观环境因素是可以由家长人为地调节的，当这些因素发生某些缺陷时，通常只要提高家长的自觉性就可以弥补。[20]490-491
（1）家长对子女的期望水平的影响
有关研究发现，家长对于子女的期望水平越高，则子女对自己学习成就的愿望越强烈，其学业成绩也普遍提高。在家庭这样的凝聚力很高的初级群体中，子女一般很难使自己的行为违背家长的期望。“行为被塑造或被制止，差异仅仅在于社会性的期待上”。[21]家长对子女的较高期望带有一种隐蔽的强化作用，使他们或在自己意识水平上或在自发无意识水平上受到良好的激励，产生较为持久的学习努力。[20]488
一方面，大部分流动儿童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都很高，一般都希望他们能念到大学学历，分数也都要求在优良成绩以上。这可能是他们在求职工作过程中受到的挫折中领悟到的。现实社会对知识的重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能顺利进入城市中上阶层，而他们这样的低文化水平的却在城市社会低层徘徊，越来越多的流动儿童家长认识到了知识改变命运，渴望子女通过教育获得更好的前途，能“识几个字好找工作”（JH—S—C5）不希望上一代的这种贫困被下一代延续。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自身文化水平、工作环境等原因，他们又没有实际行动把对子女的期望变为督促子女学习的动力，使“大学学历”这种教育期望仅仅变成了“理想”，而实际上是走一步算一步的心理。
“这些孩子就是学习基础差，自制能力比较差，学习态度都有问题，这与家长的教育态度有关，因为家长就是整天在外面忙着工作、做生意，他们没时间多管自己的孩子。孩子经常是整天见不到父母，父母每天忙到那么晚，小孩睡了他们才回来，早晨醒来之前，他们又走了。”（JH—T—C16）
（2）家长的教养方式的影响
精神分析理论、八阶段理论和认知策略理论等众多社会化理论的一个共同之处是都非常重视个体的早期经验对个性形成的重要影响。儿童早期是培养自主性、勤奋性、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时期，如果这一阶段不能给孩子创造一定的环境满足其需要，则会大大影响孩子这些方面的发展。[13]26由于工作原因，流动儿童的父母都是早出晚归，对孩子基本采取的是放任自流的方式，他们没有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细心管教孩子，而且他们也不太清楚如何管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亲子关系不紧密，与子女沟通较少
积极的亲子关系，会使子女感受到爱与被尊重，对自己、他人和周围环境有积极、乐观的认识和期望，而不良的亲子关系，易导致子女对自己、他人和周围环境产生不良认识和消极体验。[22]问及流动儿童与父母的沟通交流情况，回答是这样的：
“没有时间和我聊天，爸爸天天夜里十二点就去拿货了，妈妈天天五点钟就起来了，晚上八九点才回到家，他们很辛苦。”（JH—S—C1）
流动儿童的父母，尤其是父亲闲暇时间有限，他们把几乎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高强度的工作中去了，而无暇顾及，甚至忽略了对子女的照顾。
B、父母自身条件所限，无法督促子女学习
流动儿童父母文化水平不高，这影响到了他们对子女学习的辅导、监督。笔者访谈的15位同学，几乎所有的父母都不会对他们进行学业上的辅导。尽管父母对他们都有学习上的要求，但是落实到具体行动上来，对子女进行教育的家长少之又少。只有极少数学生说“会，我爸爸会”，而那也是因为“我爸爸念到初三。”（JH—S—C8）有了一定的文化水平。更多的被访者的回答是“不会，他们对我的题都不会。”（JH—S—C13）
“每天就是在学校了，老师管啊。下午放学老师布置家庭作业，回家做，多数都是在学校，由老师承担（责任），家长负责任太少。家长也很无奈，他们一是没时间，二是文化层次不高，小孩不会（作业），即使家长在跟前也无能为力。”（JH—T—C16）
这种现象不仅导致了家庭教育的缺失，也影响了家长与学校老师的沟通，使家庭、学校双管齐下、共同督促的渠道难以发挥。
C、奖惩方式危害大，存在金钱教育
如果孩子没有达到父母预期的成绩，或者孩子做错了事情，父母容易走上或是一味责骂、惩罚孩子，或是心灰意冷、弃之不管的两个极端。严厉专制型的父母容易导致孩子不安全、忧虑、退缩、怀疑、不喜欢与同伴交往，且在能力、自信和自我控制里方面一般；而放任型的父母容易导致孩子的不成熟，使他们具有很强的依赖性，遇到新奇事物或紧张事物会退缩等。这些简单的教育方式都是不合适的，家长只有采取民主的、宽容的、说理的方式，才能使自己的观点易于被孩子接受，从而对孩子的社会化真正起着积极引导的作用。[22]在本次调查中，流动儿童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仍存在着体罚、打骂等简单的身体惩罚的方式，“考不到他就会很严厉地说我”（JH—S—C14），“如果做错事情了他们会很凶地骂我，会打我”（JH—S—C6）这也与父母的文化程度有关，因为，“高等文化水平的家长，更倾向于民主型的教养态度，而中等、初等文化水平的家长，则较多倾向于放任型、溺爱型或专制型的教养态度”。[20]478
在奖励方式上，存在着金钱教育，家长往往采取的是物质上奖励的方式。
“每次如果我语文达到85分以上，我爸爸就给我买一双鞋子，如果考得非常好就给我买衣服。”（JH—S—C1）
“考得很好，比如会给我钱，或者会给我买东西。上次三门都考了90多，给我买了衣服，压岁钱一人给我二百块钱。”（JH—S—C4）
劳顿的研究指出，物质上的奖励会降低儿童对行为标准的内化，阻碍认知能力的发展和良好的社会功效感的发展。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物质奖励就像体罚一样，只是一个外部动因，仅仅使用这种方式，父母就很难帮助儿童建立自我内部控制机制。[19]
（3）家庭气氛的影响
在家庭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互动及其影响，始终是在一定的家庭气氛之下发生的，因此家庭气氛直接影响着家庭教育的效果。家庭的冲突易导致儿童产生挫折感和不安全感，长此下去，可造成他们的人格蜕变或情绪障碍，从而影响到他们正常的学校和健康的心理发展。
“他们会吵架，经常吵得很厉害，都是为了一些小事，有时候也是为了其他事，会影响家庭关系，好几次吵架都说要分居。”（JH—S—C7）
“经常会吵架，因为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就会吵起来，我觉得会影响到家庭关系，有时候吵架的时候我妈就要闹离婚，我爸不肯。他们每次吵架的时候都只顾着吵，我们都让他们不要吵，可他们都会把我们推到一边，不管我们。他们吵架的时候感觉家里非常的压抑，让我们感觉到读书读得很困难。”（JH—S—C10）
（二）学校
从社会学角度看，学校乃是一种有目的、有组织的社会群体，或者是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是受社会委托、按照一定的目的和计划进行教育活动的组织，有一定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有计划、有步骤的对学生施加影响，以使他们实行社会化。[20]357学校是儿童继家庭环境后的又一个重要的社会化场所。学校环境主要包括作为社会实体的学校本身——其硬件和软件设施的好坏，组成学校的基本单位——班级，学校教育的主体——教师等几个方面。
由于学校从本质上来说还不是正规的公办学校，没有公办学校的学制体系，也没有教育部门的经费支持，实际上还是按照一所私人学校的方式来进行运作，很多方面都不正规，如学生进入学校不用像公办学校那样要进行考试，老师是临时工性质，师资力量不稳定等。因此，其存在的不利的影响因素也很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校周围环境混乱，学校师资条件较差
通过观察，笔者认为，与公办学校相比，该校的教学条件还存在着很大差距。该校现在是“官管民办”形式，即管理上是按公办学校管理，收费这块又按民工学校的收费，因此，学校的一些教学设施还远远没有跟上公办小学，缺乏一些必要的体育、文教用具。学校有两栋教学楼，一个操场，这些就构成了学生上课、活动的地方。由于民工学校的性质，该校所在地也是有大量农民工居住的地方，这有利于他们的子女就近入学。该校地处南京市郊区，交通不便，学校周围居住的大多是外地人口，环境吵杂，做生意开小店的多。这些人大多文化素质不高，没有较高的收入，经常在学校外的街面上看到打麻将的、打扑克的等等，整体文化氛围不利于儿童良好的社会化。
另外，学校本身的师资水平也不高。学校只有语文、数学和英语的专职老师，体育、音乐、自然、品德等课程则有主课老师来兼任，这些老师没有受过专门的培训，而且要教不止一门课程，教学任务繁重，几乎没有时间来研究如何改进教学。不要说这些副科的教学质量，就是主科的教学质量也很难保证。该校为了缓解老师的教学压力，也让一些高校学生来担任副科老师进行义教，但由于高校学生也是兼职教师，他们的教学也具有临时性，缺乏系统性、长期性和稳定性。所以，与南京市的公办学校相比，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课程要单调的多，很多公办学校设立的课程都成为了自习课。这些都不利于学生的“性别社会化、情感社会化、道德社会化、角色社会化、文化社会化”，对学生的人格发展、身体发展、社会行为的发展都有影响。[13]39-40在对流动儿童的访谈中，大部分的儿童都流露出想去公办学校上学的想法。
“想到公办学校去上学。本来我在马群住，我爸爸叫我到太阳城上学，但那太贵了。我想在那上学。”（XH—S—C1）
“以前那个学校是公办的。我觉得是那边条件好。因为我家搬到这边来了，在那边上学太远了，所以就到这边来了。”（XH—S—C2）
影响流动儿童到正规的公办学校上学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公办学校高额的学杂费，流动家庭大多都负担不起；二是他们的居住地往往都是在流动人口聚集地，这些地方往往都是在城市的郊区或偏僻地方，不能方便的上学，而大多数农民工子弟学校都是建在流动人口聚集比较密集的地方，所以他们选择了方便同时价格也比较低的农民工子弟学校。
2.学校老师没有全身心投入教学工作，学校没有教学质量要求
学校对学生的教育主要并且首先是通过教师在班级中所组织的各种活动来实施的，教师的状况制约着教育效果。该校的教师上大都是外聘的。一部分是公办学校的退休老师，还有一部分是一些下岗的老师，他们从前在公办学校教书，有多年的教学经验但是没有教学资格证，年龄都在40多岁。老师的福利是按临时工，每月签订合同，像临时工的待遇，正因为此，所以老师的流动性很大。“我们都不知道换了几个老师了，我们都记不得了”（XH—T—C17）。该校的老师普遍认为，这里的孩子难教，不仅难教，而且家长不配合老师的工作，因此，学校并没有给他们教学质量上的压力。“如果质量上再给我们压力的话，那就没有人肯干了”（XH—T—C17）。作为学生个体社会化的承担者，教师要对学生的身心施加符合社会要求的影响，但是，如果如该校老师所说，这些民工子女并没有学习到相应的科学文化，没有接受正规的文化教育，内化价值观念，学校人类创造的智能结晶，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化，只是得到老师敷衍的教育，那么他们根本就无法进行很好的文化传承，打下扎实的文化基础知识。
3.学生流动性大，存在转学、辍学现象
“流动儿童”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他们的流动性。由于家长们工作很不稳定，今天在这儿工作，明天就有可能失业而不得不到别处去找工作，颠沛流离，流动频繁。子女们只好跟着家长到处流动，辗转各地，一些跟着家长在各大城市迁移，一些可能又因为家长能力所限从城市又转回农村。在频繁的迁徙流动中，流动儿童上的学校也频繁更换，少的转了一次两次，多的甚至达到了四次五次。
“我转过三次吧。从一年级从富贵山半山园学校转到红山小学，然后从红山转到这儿来了。”（XH—S—C6）
“转了很多次，最开始在仙林那边，然后回到老家，再回南京到了红山那边，然后又回到老家，再回来转到孝陵卫那边，再到这边来了。”（XH—S—C7）
如此频繁的转学，客观上使流动儿童的课程经常被耽搁，学习没有连贯性，严重影响他们的学习成绩，造成他们在新学习环境中的学习不适应。
“有时候转过来刚开始一下子不太适应，像教材书都不一样，老师教课的方式也不一样，这个老师是这样教的，那个老师又是另外的方法教的。”（XH—S—C7）
“（转学）有一点跟不上，就是英语，因为这边的英语都是以前老师教，现在都有一点跟不上，跟以前老师教得不一样。”（XH—S—C10）
生命历程理论认为，生命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内容深受社会结构的影响，而前者反过来又会影响到个体的角色扮演。生命发生的时间和空间对人的生命历程有重大影响。时间和空间规定了不同生命所拥有的生活机会、权力和回报。生命有时间安排，即一个社会对个体生命历程定角色和事件所发生的时间和后果的期望。[17]94-95
流动儿童在本应该一心一意学习的时期却由于父辈的原因而到处迁移，频繁更换学校，学习缺乏持久性和稳定性，这对他们生命历程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其中一个后果就是造成了“大龄现象”，本来应该上初中的学生却还在上小学五六年级。
篇2
Abstract： With the growing of market competition to talent， the flow of knowledge workers are increasingly frequent， which make sever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which take the knowledge workers as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How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to knowledge workers in high-tech enterprises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which the business leaders have to face to. This thesis investigates the factor which led to such mobility in Xi'an as a target by conducting the methods in the research process as analyzing documents， distributing questionnaires （which are designed by the author with 31 indexes that are subordinate to 9 items）. The author also analyzes the difference on factors led to such mobility between key employees from different tapes of enterprises with software SPSS11.5， hence makes a further comparison on this aspect and consequently finds out the misunderstandings for key employees' management by the assessment from top leaders. Finally this thesis points out the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 on key employees based on the degree of the factors which may work variously on key employees depending on the 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and countermeasure of management.
关键词： 高科技企业；知识型员工；流动；影响因素；管理对策
Key words： high-tech enterprises；knowledge workers；mobility；influence factors；management strategy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33-0147-04
0 引言
如今高科技企业知识型员工频繁的跳槽行为已经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现象，据有关部门调查发现，正在经历着高科技企业知识型员工离职所导致危机的国有企业比例高达41%，同样遭遇的外企和私营企业的比例分别为25.3%和32.9%[1]。最常见的现象是知识型员工带着企业的核心技术一起离开，企业也很快因此而衰退[2]。
知识型员工的共同特点是具有较高的技能和专业技术，或是具有丰富的从业经验，或者是具有杰出经营管理才能的职业经理人，他们在每个企业中的比例不大，但却创造着企业的大部分利润[3]。这一部分的远攻往往有着特殊的个体需求，而且企业对于这一部分人往往会出现管理上的松懈或者缺陷，这就为造成知识型员工的流动性创造了可能发生的条件。
这部分员工特殊的个体需要以及企业对他们的管理缺陷，在知识型员工的流动创造了内在条件。除此之外，高科技企业通常具有知识高积累兼具快速创新、高风险性、对高素质知识型员工高度依赖等特性，这就决定了知识型员工势必成为高科技企业争夺的对象，为知识型员工的流动创造了外部条件。合理的流动有利于人力资源配置，但流动频率过快规模过大将严重影响高科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对知识型员工的管理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导致高科技企业知识型员工的主要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对知识型员工流动的影响程度如何？不同类型的高科技企业也知识型员工流动影响程度又有何差异？高科技企业高层管理者最知识型员工的流动影响因素又是如何看待的？本研究将带着这些问题以西安高科技企业知识型员工为例，分析员工流动的影响因素，以期对高科技企业实施长期人才战略有所帮助。
1 文献综述
国外流动理论主要从流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流动的决定因素、以及流动的决策过程三个方面来综述。最具代表性的有勒温的场论[4]、库克曲线[5]、目标卡兹（Katz）组织寿命曲线[6]、流动决策矩阵[7]以及伊兰伯格的流动成本-收益模型[8]等。从研究的主体来看，国外对员工流动的研究主要致力于个人、组织两方面的研究。从产生流动的原因来看，一是个体需要产生流动，二是企业发展需要产生员工流动。从研究的层面来看，主要集中于三个层面的研究：一是流动的必然性，二是流动的决定因素，三是流动的决策过程。从对流动研究的结论来看，宏观方面，国外的研究多倾向于流动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适当的流动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但流动速度过快或流动规模过大，可能会对企业或个体都产生不利的影响；从微观层面来看，通过建立模型从个体和组强的角度研究了员工流动的影响因素和决策行为，得出人才的满意度以及人才流动的机会和流动的难易程度决定着企业员工流动是否发生。
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开始的比较晚，当国外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在我国开始广泛的传播并发展的时候，在我国研究人力资源管理才开始升温，而企业员工流动的研究则更晚一些。不过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研究企业员工流动的学者这些年来正在逐步的增加，研究的思路也在不断的深入。主要表现为：①人才流动的必然性研究。南京大学赵曙明等人认为，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人才流动是优化资源配置、开发人力资源的必然要求。国民经济是一个动态系统，各行业、各地区、各企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对人力资源需求必然是不平衡的，为了使人力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提高人力资源的边际贡献率，必然要求人力资源从相对富裕的行业、地区及企业流入相对稀缺的行业、地区及企业[9]。②流动的决定因素研究。徐茜认为组织应从有竞争力的薪酬管理、多向的职业发展通道、科学的职位体系设计和融洽的人际环境等方面入手留住人才[10]。刘冬梅、汪波、张保银引入生态学中的生态位理论，同时将科技人才不同年龄层看作空间生态位，将其层次需求看作是科技人才的营养生态位，认为为了使科技人才流动率维持在健康良性的水平上，高新区政府和高新企业必须根据不同层级的科技人才特点，找到他们的共性和特性，制定和推行能够促使科技人才找到现实生态位、潜在生态位和理想生态位三者之间平衡的一个最优生态位的有效人才政策[11]。
2 西安市高科技企业知识型员工流动影响因素问卷的编制与发放
知识型员工的流动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外部因素、组织内部因素以及知识型员工个人因素三个方面。组织内部因素对知识型员工的流动最具有影响，因此本研究主要从组织内部环境出发分析知识型员工流动影响因素。
在编制问卷前，借鉴了国外Tsui的总体员工满意度量表；Ironson，Smith，Brannick，Gibson & Paul 工作满意度通用指数量表；Camman，Fichman，Jenkins & Kles综合工作满意度指标量表；施普赖泽的工作授权量表等量表所涉及的指标进行了综合比较和分析。在对国内人力资源测量量表的比较分析中，选择了赵曙明教授人力资源问卷调查表、中国人力资源调研网《中高层管理者员工离职倾向量表》等进行了参照。以国内外十余个有关人力资源测量量表作为本研究的问卷指标基础来源，结合企业核心员工的特征，编制企业核心员工流动影响因素问卷调查表。该调查表涵盖了九个项目三十一个具体指标描述，通过对该问卷调查表进行效度测试（sig.
本研究对知识型员工流动影响因素的调查包括对知识型员工的调查、高层管理者的评估性调查，根据所有制不同，知识型员工分别来自于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180份，其中有效回收问卷176份，其中涉及知识型员工163人，企业高层管理者13人。
3 西安市高科技企业知识型员工流动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3.1 西安市高科技企业知识型员工流动影响因素的整体分析 本次共调查高科技企业知识型员工163名，他们对各流动影响因素影响程度的评价见表。根据表中各因素对流动影响的重要程度，将31个具体的影响因素分为三组，其中4.5分以上的为流动影响最强组，4-4.5分为流动影响较强组，4分以下为流动影响较弱组。
根据因素分析法，把表1中31个影响企业核心员工流动的具体指标描述归纳为九项因素，即工作本身（第1、2、3、4、5、6题），人际关系（第7、8、9、10题），员工职业成长度（第11、12、13题），薪酬福利（第14、15、16、17题），企业文化（第18、19、20题），培训机会（第21、22题）、企业经营（第23、24、25题）、管理风格（第26、27、28题），工作环境（第29、30、31题），这九项因素所的分值及影响程度排序情况详见下表2。
根据这九项因素得分值，把4.5分以上归为高科技企业知识型员工流动影响程度最强的因素，4-4.5分归位影响程度较强因素，4分以下归为影响程度较弱因素。
对高科技企业知识型员工流动影响程度最强的因素分别为“培训机会”、“企业经营”；对企业知识型员工流动影响程度较强的因素为“员工职业成长度”、“管理风格”、“企业文化”、“薪酬福利”；对企业知识型员工流动影响程度较弱的因素为“工作本身”、“人际关系”、“工作环境”。从归类后的这九项影响因素来看，尽管“薪酬福利”对知识型员工的流动影响程度比较大，但没有排名第一位，且明显低于“培训机会”和“企业经营”因素，这说明，知识型员工不仅关注于薪酬福利水平状况，更关注于企业为员工提供的培训机会的多少，员工是否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企业经营”位于第二位，也是影响知识型员工流动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个内部经营良好，发展前景光明的企业，不仅具有较高的薪资水平，而且能为员工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而也给他们创造了职业发展的通道，这些都是知识型员工各位关注的。因此在激励知识型员工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到传统的经济激励方式，更要关注“培训机会”、“企业经营”、“管理风格”等其他几项因素对知识型员工的重要影响。
3.2 西安市不同所有制高科技企业知识型员工流动影响因素的比较
3.2.1 不同所有制企业核心员工流动影响因素的差异显著性检验 根据企业所有制不同，可以分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本次问卷调查有效国营企业核心员工样本数为33人，民营企业核心员工样本数为85人，三资企业核心员工样本数为45人。
上述通过表3One-way Anova分析之F值发现，除了“员工职业成长度”、“培训机会”、“企业经营”、工作环境”四项因素外，其余五项因素对知识型员工流动的影响均具有显著差异，但至于这三种所有制企业知识型员工中哪两两间的显著性差异却无法得知，因此，在通过独立样本变异数分析F值达到显著水平后，进行了“成对组多重比较”，进一步检验具有显著性差异的五项影响因素中三个因子每两两间的差异显著性。
根据表4分析结果，在这五项因素中差异是最显著的，国有企业和三资企业核心员工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核心员工的差异并不显著；民营企业核心员工与三资企业核心员工除了在“工作本身”上表现的不显著之外的四项都表现差异显著。
3.2.2 各因素对不同所有制高科技企业知识型员工流动影响程度分析 不同所有制企业知识型员工在“员工职业成长度”、“培训机会”、“企业经营”、工作环境”四项因素的流动影响程度上均没有显著差异。其中“企业经营”和“培训机会”两项因素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知识型员工流动影响程度都很强，“员工职业成长度”影响程度较强，“工作环境”因素影响均较弱。
不同所有制高科技企业知识型员工在“工作本身”、“人际关系”、“薪酬福利”、“企业文化”、“管理风格”这五项因素的流动影响程度上呈现出显著差异，说明这五项因素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知识型员工流动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管理风格”、“薪资水平”这两项因素对国有企业核心员工和民营企业核心员工流动影响程度相对强；而“企业文化”因素对三资企业核心员工流动的影响程度相对强；“工作本身”、“工作群体”这两项因素对三资企业核心员工流动影响程度相对较强，而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核心员工流动影响程度相对较弱。
3.2.3 对各因素对不同所有制高科技企业知识型员工流动影响程度具有差异性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国有企业通过改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受传统计划体制的影响，经营方式僵化、企业发展前景整体境况欠佳、经济效益相对较低，且目前国有高科技企业知识型员工的收入结构还比较单一，工资形式主要还是月薪加奖金制，年薪制正在推广但还不普遍。此外，薪酬水平与绩效的联系并不紧密，多与工龄、职务、学历等静态化的衡量指标有关，很难激发知识型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热情；民营企业具有较零花的市场运作方式，近些年的发展逐步加快，为留住人才薪酬福利也相对可观，相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薪酬福利”、 “企业文化”、“管理风格”虽然对民营企业知识型员工的流动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但没那么显著；三资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来说薪酬福利水平较高，且重视企业文化、企业经营以及工作本身的价值和团体间的协作与沟通。
3.3 高科技企业高层管理者与知识型员工就各因素对流动影响程度的比较 在高科技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对知识型员工流动影响因素的认识和评估直接关系高企业对知识型员工的管理策略和管理方式。本次对高层管理者的问卷调查曹永与知识型员工统一问卷调查的方式，共回收有效问卷13份，通过描述性分析，具体情况如下。
3.3.1 最高层管理者评估性调查与核心员工自评的差异显著性检验 企业最高层管理者作为核心员工的顶头上司，对核心员工流动影响因素的认识和评估直接关系到企业对核心员工的管理策略和管理方式。本次对企业最高层管理者的问卷调查采用与知识型员工同一问卷调查的方式，共收回有效问卷 13 份，通过描述性分析，其具体情况详见表 5。
3.3.2 高层管理者与核心员工就各因素对流动影响程度的比较 对九项影响因素的综合比较，高层管理者认为“培训机会”和“企业经营”这两项因素最能影响员工的流动与否；“薪酬福利”、“员工职业成长度”、“企业文化”以及“工作本身”这四项因素对员工流动的影响程度较强；“工作环境”、“管理风格”及“人际关系”这三项因素是影响员工流动较弱的因素。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员工对“管理风格”的关注程度比高层管理者预想的大得多；“薪酬福利”和“培训机会”对员工的流动固然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但并没有高层管理者预计的那么大，他们对企业的经营状况以及发展前景更为关注；知识型员工追求更多的是自身价值的追求和实现，他们对 “工作环境”和“工作本身”这两项因素也并没有高层管理者认为的那么重要。高科技企业高层管理者对知识型员工流动影响因素的评估与员工的自评结果在某些指标上有非常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很可能是企业对员工管理存在误区的地方，也很可能导致知识型员工的流动。
4 研究结论
4.1 高科技企业知识型员工流动影响因素分析 对高科技企业知识型员工流动影响程度最强的因素分别为“培训机会”、“企业经营”；对企业知识型员工流动影响程度较强的因素为“员工职业成长度”、“管理风格”、“企业文化”、“薪酬福利”；对企业知识型员工流动影响程度较弱的因素为“工作本身”、“人际关系”、“工作环境”。
4.2 不同所有制高科技企业知识型员工流动影响因素差异分析 通过单因子独立样本变异数分析，以及成对组多重比较，不同所有制高科技企业知识型员工在“人际关系”、“管理风格”、“工作本身”和“薪酬福利”这四项因素上具有显著差异（p
4.3 企业高层管理者的评估与知识型员工自评的差异分析 通过对高科技企业高层管理者的评估性调查与知识型员工自评数据结果的比较分析，两者之间具有极其明显的显著差异，高层管理者与知识型员工对“人际关系”、“薪酬福利”、“工作环境”、“培训机会”、“管理风格”和“企业文化”这六项因素流动影响程度具有明显差异（p
4.4 各影响因素对不同类型知识型员工流动影响程度具有较强的一致性 通过对不同类型的企业核心员工的流动影响因素的分析，我们发现，不同类型企业知识型员工的流动影响因素的一致性比较强。“培训机会”、“企业经营”是对企业知识型员工流动影响程度最强的因素；“员工职业成长度”、“管理风格”、“企业文化”、“薪酬福利”是对企业知识型员工流动影响程度较强的四项因素；“工作本身”、“人际关系”、“工作环境”是对企业知识型员工流动影响程度较弱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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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 游资 热钱 短期跨境资本流动 途径 规模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1-0034-08
国外学术界对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研究集中于对于其影响因素的分析。早期关于短期跨境 资本流动影响因素的理论基本上是从资本套利的角度来讨论的,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间的资 本流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主要考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 驱动因素,制度性因素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研究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影响因素的前提是对其 流动规模的测量,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相继出现了一系列比较重要的测量方法。国内对于 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研究,最早可以检索到的是王军[1](1996),随后一年,东 南亚金融 危机爆发,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与当时的经济背景相适应,研究的重点 在于资本流出。2003年以来,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剧,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方向逐渐由流出转为流入,尤其是2005年汇改以后,升值预期进一步加剧,国内学术界掀起了短期 跨境资本流动研究的第二次热潮。对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研究焦点集中在流动途径、流动 规模以及影响因素等三个方面,本文将对此进行评述。
中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途径的综述
短期跨境资本流动途径的研究是其他一系列问题得以展开的基础,因为只有明确其流动途径 ,才能准确测算流动规模,决定影响因素,进而制定相应的监管对策。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 途径有显性与隐性之分,而学界的研究集中于后者。隐性的短期资本流动或者隐藏于地下金 融之中,完全游离于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记录之外;或者虽被记录于国际收支平衡表,却假借 了贸易与投资等合法外衣。德意志银行2008年5月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诸多隐性短期跨 境资本流动途径中,直接投资途径占比52%,价格虚报途径占比21%,海外捐赠途径占比8%, 地下金融途径占比5%[2]。
对于中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途径的研究,学者们的观点颇为一致,本文仅对诸渠道进行简要 的概述,具体介绍可以参考其他相关文献,如郭新华、韩继云(2005)[3]以及王 世华、何帆(2007)[4]。
1.从根本上逃避监管,但成本较高的价格虚报途径
在进出口贸易中,通过低报进口价格或高报出口价格可以将利润向国内输送,实现短期跨境 资本的流入;而通过高报进口价格或低报出口价格可以将利润向海外输送,实现短期跨境资 本的流出。通过价格虚报途径实现的资本流动将反映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贸易项目中,但是 很难将其与正常的进出口贸易导致的资本流动区分开来。该途径是一种比较彻底的隐性资本 流动途径,因为进出口商品的价格由交易双方自主确定,很难证明其确定的价格是否含有虚 报成分。并且通过该种途径实现的资本流动将成为企业的利润,其用途将不再受国家外汇政 策的束缚,为资金的进一步运作铺平了道路。但对于短期跨境资本来说,虚报价格途径成本 较高。一方面资本流动需通过利润输送来实现,如果利润的输送方向与避税所需的价值转移 方向不一致,将会导致高额的税收成本;另一方面资本流动需要依附于进出口贸易,本身没 有贸易需求的单纯的短期跨境资本,需要寻找适当的载体,也会导致高额的成本。
2.借助贸易背景,直接对抗资本管制的提前或延期付款途径
提前或延期付款是贸易融资的主要方式,属于短期融资。出口企业通过接受海外预付款,进 口企业通过延期付款都可以实现短期跨境资本的流入,反之亦反是。从进出口企业凭合同到 银 行换汇到实际进出动发生,这笔资本的流动将被记录在国际收支平衡表资本与金融栏目 中的贸易信贷项目下。虽然我国对短期资本流动基本采取一种管制的态度,但是对于进出口 贸易却采取了自由放开的态度。与进出口贸易相适应,必然产生提前或延期付款,所以制度 上不得不为短期资本项目中的贸易融资敞开缺口。但是2008年以来,外管局加强了对这方面 短期资本流动的监管,如果所涉企业被列为关注型企业,则必须凭海关报关单而非进出口合 同去银行换汇,实则对其完全堵死提前或延期付款途径。即使企业非关注型企业,也规定了 提前或延期付款的最高额度,对于高出额度的部分需报外管局批准,减少了大规模资本通过 该途径实现跨境流动的可能性。
3.依靠复杂股权结构,调动大规模资金流动的直接投资途径
直接投资也称FDI,属于长期资本流动。我国的资本项目虽未完全放开,但对直接投资 给予了比较宽松的政策环境。直接投资既不需要贸易背景,也没有额度限制,是大规模短期 跨境资本流动的主要途径。但是每一笔直接投资都必须经过外管局审批,而且资金用途也受 到明确限制,所以短期资本实现流动之后还必须设法躲避各种限制才能实现其最终目的。短 期资本往往设计层层控股的复杂股权结构,在通过直接投资名义实现跨境流动之后,借助诸 关联企业实现资金的转移及价值的输送。
4.躲避所有官方记录,但风险较大的地下途径
通过地下金融途径实现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代表性手段是资本流入方与资本流出方将人民币 与外币直接交换。该途径实现的资本流动不受政府控制,不被官方记录,既不显示在国际收 支平衡表的线上项目中,也不显示在净误差与遗漏项目中。通过地下途径实现短期跨境资本 流动,需要经济中同时存在大量的资本流入方与资本流出方。我国长期以来处于资本外逃与 热钱流入并存状态,这一条件可以得到满足。但是通过地下途径实现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一般 需要借助相应的非法金融中介(如地下钱庄),成本也比较高。此外该途径完全是一种违规 行为,存在较大的法律风险。所以地下渠道主要服务于同时还具有洗钱或其他目的的资金流 动,在一般意义上的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中占比有限。
中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规模的综述
短期跨境资本流动规模的测算在资本流动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一方面所测得的短期跨境资 本流动规模本身具有重要的经济含义,另一方面规模的测量为实证研究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国内外关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规模的文献异常丰富,不同文献的区别在于研究对象与研究方 法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不同学者对研究对象的界定不一,提出了许多相似却又不完全一 致的概念,这方面的差别源于具体研究所针对的具体问题不一样,而本文旨在对短期跨境资 本流动的一般性规律进行综述,所以我们将不对研究对象的差别进行区分,而着重讨论研究 方法上的区别。
1.学术界出现过资本外逃与地下经济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思路
对于中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规模进行深入研究的基本都是中国学者,研究顺着两条完全不同 的思路展开:一条思路是借鉴国际上8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用于测算资本外逃规模的经典 模型;另一条思路是借鉴二战后期逐渐形成的用于测算地下经济规模的传统方法。
开创第一条研究思路的学者是王军(1996),他介绍了国际上流行的卡丁顿法以及世界银行 法,并借此对我国1982―1994 年的短期跨境资本流动规模进行了估计,同时也对流动途 径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奇怪的是该文却很少被其他学者索引到。此后,李心丹、钟伟[ 5]( 1998)对卡丁顿法、世界银行法、摩根公司法以及克莱因法这四种后来长期被国内学者所使 用的方法进行了介绍,并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但李心丹与钟伟的工作主 要是对国外模型的介绍,尚未将中国经济的特殊性融入其中。其后涌现出的大量文献则是在 此基础上对模型局部进行的各种修正,这一修正过程始于宋文兵[6](1999),此 后比较重 要的文献包括李庆云和田晓霞[7](2000)、杨海珍和陈金贤[8](2000) 、李晓峰[9](20 00)、杨胜刚和刘宗华[10](2000)、任惠[11](2001)、王信和林艳红 [12](2005)、黄 彤华、王振全和汪寿阳[13](2006)、李杰和马晓平[14](2007)。这方 面比较好的文献综 述可以参考管涛和王春红[15](2000)、邢毓静[16](2001)以及胡传禄 [17](2005)。
开创第二条研究思路的学者是夏斌与郑耀东[18](1997),他们借鉴国外测算地下 经济规模 的固定比率法、加特曼法等经验方法测算了中国1985―1997 年第一季度的国内短期跨境资 本存量。随后一年,李扬[19](1998)应用现金比率法对我国1984―1997年的短期 跨境资本存量进行了分析。此后,沿用该思路进行研究的学者甚少。
2.资本外逃思路以国际收支平衡表为基础,关注跨境短期资本流量
短期跨境资本规模研究的资本外逃思路借鉴了国际上8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用于测算资本 外逃规模的一系列经典模型,其信息来源为国际收支平衡表各项,其目的是计算一定时期内 流入或流出一国的短期跨境资本的流量。各种模型之间的差别在于其所包含的国际收支平衡 表中的项目各异。按照研究思路的不同,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法,由卡丁顿[20] 于198 6年开创,后经凯特[21]丰富;另一类是间接法,其又包括两支,一支由世界银行 [22]于19 85年开创后经摩根信托担保公司[23]以及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进一步丰富,另一支 则是由杜 利[24]于1986年开创。直接法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直接挑选出反映短期跨境资本流 动的项目 进行加总;间接法从所有的资本流动中减去不属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项目。一般而言,间 接法倾向于比直接法包含更多的内容,所以实际操作中,通过间接法测算的短期跨境资本流 动规模往往大于通过直接法测算的规模。对于上述测量方法的具体公式我们将其总结为表1 。
表1模型大多隐含的一个假设前提是所有短期跨境资本流动都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真实表现 ,而各种争论的焦点则在于不同项目下的资本流动是否应该属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范畴。 这一假设前提相对于资本项目开放、统计手段成熟的发达国家而言,并不会与实际相差太大 。然而在中国,大量短期跨境资本伪装成其他资金形式,夹杂于不同国际收支项目之中,具 有极大的隐蔽性。所以测量中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规模的关键还在于估计国际收支平衡表各 项目中短期跨境资本所占的份额。从研究初期开始,秉承这一研究思路的学者诸如宋文兵、 李庆云等便展开了一系列修正经典模型的大讨论。
3.地下经济思路以经济变量比率为基础,关注入境短期资本存量
短期跨境资本规模研究的地下经济思路借鉴了二战后期逐渐形成的用于测算地下经济规模的 传统方法,其信息来源为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其目的是计算某一时点境内短 期跨境资本的存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学界创造了一些方法,试图对地下经济的规 模 做出估计,基本思想是地下经济的存在会改变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比例关系,假设在没有地 下经济存在的经济环境中宏观经济变量的比例固定不变,那么通过分析现实比例对于正常比 例的偏离则可以估算出地下经济的规模。常用的方法包括固定比率法、加特曼法、现金比率 法[25]等。固定比率法假定在没有地下经济的条件下,流通中的货币与国民生产总 值的比例 在一定时期内固定不变;加特曼法假定在没有地下经济的条件下,现金与活期存款的比例在 一定时期内固定不变;现金比率法假定在没有地下经济的条件下,现金与银行存款或其他货 币供应量的比例在一定时期内固定不变。
夏斌、郑耀东(1997)将固定比率法与加特曼法相结合,对我国1985―1997年第一季度 的短期跨境资本存量进行了分析。其运用现金(M0)与狭义货币(M1)的比率变化来测算我 国短期跨境资本存量,分析前提为在经济金融秩序好、经济增长稳定、社会游资甚少的时期 ,M0/M1较稳定;在经济金融秩序乱、经济增长萎缩、社会游资较多的时期,M0/M1不稳定。李扬(1998)应用现金比率法对我国1984―1997年的短期跨境资本存量进行了分析 ,其思路 为:若全部短期跨境资本都以现金或存款形式存在,则其增加将导致现金与存款对货币供应 量的比率提高;若短期跨境资本全部以现金形式存在, 则其增加将导致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 比率提高;若短期跨境资本全部以活期存款形式存在,则其增加将导致活期存款对货币供应 量的比率提高。其后,刘超[26](2006)对上述两篇文章进行过较为深入的探讨, 此外则少有学者问津。
夏斌等以及李扬的方法是对中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规模测度的有益尝试,其充分考虑到了我 国 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隐蔽性。大量短期跨境资本流动虽然难以在统计报表中被确认,却无法 隐藏于宏观经济变量之外。无论以何种形式伪装的短期跨境资金流动,都会导致宏观经济变 量比例结构的变动。但是此类方法估计的是地下经济的规模,而地下经济包含的范围比短期 跨境资本要广得多,所计算的规模必然与短期跨境资本的实际规模存在较大差异。此外,短 期跨境资本流动的隐蔽性毕竟不如贩毒、走私等违法犯罪行为,其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依然 有所表现,并且随着学者们运用越来越多的统计信息对相关项目进行修正,地下经济学思路 并未成为主流方法。当前常用的方法依然以国际收支平衡表为基础,沿袭了资本外逃的测量 思路。而研究的焦点则在于如何寻找适当的信息,对经典方法进行修正,对短期跨境资本流 动与其他形式的资本流动予以区分,进而确定国际收支平衡表各项目中短期跨境资本所占 的份额。
4.近年来中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规模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对于中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规模的研究沿袭了资本外逃的研究思路,关注于对原有模 型的修正。现有文献对于国外模型的修正主要体现在对于以下几类统计数据的调整:第一, 货物贸易。货物贸易项下隐藏的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主要体现为价格虚报途径,价格高报与价 格低报引起的货物价值的变化就是隐藏于该项目下的短期跨境资本流量。第二,经常性转移 。海外捐赠体现在经常性转移中的其他转移项下,其中包含的以捐赠为手段实现的短期跨境 资本流动应当从中分离。第三,直接投资。部分短期跨境资本伪装成长期资本,显示在国际 收支平衡表的直接投资栏目,应当从中分离。第四,净误差与遗漏。该项目下记录的数值一 部分源于统计误差,另一部分源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后一部分应当被分离出来。第五,地 下金融。地下金融不被官方记录,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没有表现,这一部分短期跨境资本流 动也需要估计。
主要的调整方法有这样几种:第一,将该项目的真实值设为常数。几乎对于所有的统计数据 ,我们所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确定真实值与短期跨境资本各自所占比例。最常用的一种方法 则是认为在长期中该真实值为一确定常数,比如对于净误差与遗漏,学者们往往假设由于统 计误差导致的真实值应当处于某一确定的百分点,而高出或不足部分可以被记为短期跨境资 本流动。第二,将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在该项目中所占的比例设为常数。与上面的方法相似, 对于某一些统计数据,假设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在其中所占比例为常数可能是更好的选择。第 三,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对该项目的真实值进行预测。与上述两种方法不同,该方法不是假 定一个确定的数额或者比例,而是引入了动态思想,比如对于经常性转移,一般可以通过国 内外收入水平、国际生产总值等变量预测其在某一年的真实值。前两种调整方法可以看成是 该种方法的两个特例。第四,使用国际收支平衡表以外的其他统计数据。最典型的例子是对 货物贸易中价格虚报的调整,不少学者试图通过将其他国家统计的针对中国的进出口数据与 我国的统计数据相结合来估计价格虚报所导致的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第五,抽样调查。比如 通过对个别地下钱庄的调查或者对查处的违规金融机构的研究来估计整体地下金融渠道导致 的短期跨境资本流动。
中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影响因素的综述
对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影响因素的讨论主要是采取经验分析的研究方法,研究诸经济变量对 短期跨境资本流动是否具有显著性影响。在这一领域,国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涉及中 国的甚少,而在中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影响因素方面,国内学者做了许多重要工作,主要包 括李心丹和钟伟(1998)、李庆云和田晓霞(2000)、杨海珍和罗永立[27](2002 )、杨胜 刚[28](2003)、[29](2004)、王琦[30](2006)、王世 华和何帆(2007)、刘立达 [31](2007)、陈学彬[32](2007)。经验分析所得结论的差别一般源于 这样三个原因:第 一,时段选取不同。近年来我国在汇率形成机制以及资本管制方面进行了多次改革,所以即 使其他因素保持不变,仅仅改变所用数据的时间区间也会导致研究结论的重大变化。第二, 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测量不同。这正是上一部分所讨论的问题,进行影响因素经验分析 的前提是确定短期跨境资本流动规模的数值,由于在这个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所以研究结 论必然会存在巨大差异。第三,研究方法不同。我们认为对于前两个原因所导致的结论差异 进行分析意义不大,所以下文将着重探讨学术界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的差异以及获得的共识。 对于实证结论的总结,国外研究可以参考刘立达(2007),国内研究可以参考唐珏岚[ 33](2006)。
1.国外研究致力于一般性结论,分内因论与外因论两个流派
与国内研究只关注中国不同,国外的研究大多选取多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以发现世界范围 内导致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一般性影响因素。主要分为两个流派,一派认为外部经济环境的 推动作用是短期资本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派则认为内部拉动因素在短期资本流动中起到 关键作用。
Calvo,Leiderman和Reinhart[34](1993)以国际储备的月度数据作为被解释变 量,分 析了1988―1991年间10个拉美国家的资本流动,发现世界利率的下降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衰 退解释了这些变量变化的50%;Schadler等[35](1993)提出外部因素决定资本流动 的时机和 规模,而内部因素决定资本的流向和地域分布。Chuhan,Claessens和Mamingi[36 ](1 993)在研究中加入国内变量,基于1988―1992年间东亚与拉美18个国家的证券组合资本流动 的月度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国家信用等级对债务流更重要,而价格收益比率对债务和股权资 本流同样重要。同时发现在拉美国家,国内外因素几乎同等重要,但在亚洲国家国内变量的 重要性相当于外部变量的3～4倍。Dooley,Fernandez-Arias and Kletzero[37]( 1994)以 商业银行债务价格作为资本流入的替代变量进行分析,发现价格的增加本质上可由债务的面 值及国际利率的下降来解释,国内环境的改善几乎不能做出任何解释。Fernandez-Arias[ 38](1996)对13个国家1989―1993年证券资本流动的季度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这些国家自 198 9年后出现的资本流入剧增中约有86%是由于国际市场利率的下降造成的。Kim[39]( 2000)考 虑全球供给冲击、外部利率冲击以及对贸易条件冲击,通过结构VAR方法研究了四个发展中 国家:墨西哥、智利、韩国和马来西亚的国际资本流动问题,发现外部因素而非国内因素是 影响资本流动的主要变量。
2.国内研究逐渐关注平稳性与因果性,实证工具不断进步
国内学者对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影响因素的研究往往是在其规模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学 者的研究方法,结合中国数据进行分析。影响因素研究的起步时期基本与规模研究相一致, 可以检索到的最早的经验分析论文是李心丹和钟伟(1998)。最初,学者们使用的计量经济 学工具几乎都是简单最小二乘法,用现在的眼光看显然存在伪相关问题,显著性判断存在瑕 疵。其后,大约是从2003年开始,关于平稳性的讨论成为国内计量经济学界的热点,以协整 为主的计量经济学工具快速渗入经验分析的各个领域,对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影响因素的研 究也开始了协整分析的时代。除了对于平稳性的关注以外,人们开始进一步关注因果性问题 ,传统的均衡方程虽然能够判断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却无法说明是否具有因果性,而具有分 布滞后性质的计量模型在因果性判断上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所以以Granger非因果性检验为 核心的计量分析方法也开始在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研究中成为主流。
对于中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影响因素的研究,新型实证工具的使用一直能够得到学界比较一 致的认同,但是在解释变量的选取上,理论界却始终存在一定的争议。李心丹和钟伟(1998 )选取了预期汇率变动率、国内外利差、国内通货膨胀率这三个变量;李庆云和田晓霞(20 00)选取了国内通货膨胀率、国内财政赤字、国外实际利率、国内黑市汇率溢价、内外资差 别待遇、经济增长率和国内生产总值这九个变量;杨海珍和罗永立(2002)选取了经济增长 率、国内通货膨胀率、国内外利率水平差异、财政赤字、外债余额、实际汇率高估、进出口 贸易、政治或金融风险以及国内外税收差异;杨胜刚(2003)选取了财政赤字占的比重、通 货膨胀率、增长率、国内外利差、黑市溢价、国外直接投资及政治和国际金融风险;( 2004)选取了物价、利差以及汇率;王琦(2006)选取了物价、利差、汇率、中国的对外开 放程度以及表示外汇政策的政策变量;王世华和何帆(2007)选择了中美利差、以NDF表示 的汇率预期以及以CPI和GDP来表示的宏观经济状况;刘立达(2007)选择了利差、实际有效 汇率、中国GDP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异以及出口额占GDP的比例;陈学彬(2007)选择了国内 外利差、通货膨胀差、名义汇率、汇率预期、资本市场投资收益率和经济增长等。综上所述 ,基于利率平价理论所应考虑的利差与汇率几乎被所有学者采用;表示整体宏观经济状况的 国民生产总值、通货膨胀、国际收支情况以及表示其他收益状况的资本市场收益率也被大量 学者所采用;而表示制度因素的各种变量在不同学者的研究中存在着巨大差别。
结论
本文对于中国短期跨境资本的流动途径、流动规模以及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 述,除上述三个主要问题以外,文献涉及较多的内容还包括影响与监管两个方面,前者在分 析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安全影响的基础上,为监管提供依据;而后者在介绍国际监管经 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的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监管提出政策建议。
对于今后研究的展望:
第一,吸收短期跨境资本规模研究领域的成果,提高影响因素领域研究的认同度,加强学术 领域的联动性。当前存在一个问题,尽管对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学术界已经出现了大 量的研究成果,但是许多研究其影响因素的文献却未能很好吸收相关成果。主要表现在对于 所需的短期跨境资本流动规模的数据,或者完全从头开始研究浪费科研精力,或者明显落后 于规模研究领域的已有成果。随着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研究的深入,学术领域之间的联动性应 会进一步加强。
第二,在经验分析方面,将研究焦点由计量工具创新转为解释变量选取等基础性问题,尤其 关注对制度性因素的分析。得益于近年来现代计量经济学工具大量被引入国内,工具创新推 动了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影响因素研究的发展。但在可以预见的近期,如此大规模的工具进步 已经不太可能,并且工具的进步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所以,对于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将 来的焦点应在于解释变量的选取等基础性问题。
第三,将微观数据引入短期跨境资本流动规模的研究领域,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我国短期跨境 资本流动监管体系。随着外汇监测系统的逐步完善,涉及微观交易单位逐笔业务的数据分析 将成为可能。当前对于流动规模的测算还完全局限于宏观数据,将微观数据引入规模测算领 域可能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研究带来较大冲击。基于此,学术界也将能够提出更加切实可行 的我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监管体系。
注释:
[1]王军.中国资本流出的总量和结构分析.改革,1996(5)
[2]监管部门拟规范境外居民开设人民币账户防热钱流入,德意志银行调查显示: 热钱退出或在人民币升6前,信息时报,2008-05-29
[3]郭新华,韩继云.防止国际热钱流入我国的对策建议.管理现代化,2005(3)
[4]王世华,何帆.中国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现状、流动途径和影响因素.世界经 济,2007(7)
[5]李心丹,钟伟.国际资本逃避理论及对我国的实证分析.统计研究,19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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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李杰,马晓平.我国短期资本流入规模估算:2001―2006.上海金融,2007(10)
[15]管涛,王春红.对中国资本外逃规模测算方法的思考.金融研究,2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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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夏斌,郑耀东.中国社会游资变动分析.经济研究,19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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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Morgan Guaranty Trust Company. LDC Capital Flight. World Fina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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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Dooley M. Country Specific Risk Premiums,Capital Flight and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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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美]艾迪加•法伊格.地下经济.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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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杨海珍,罗立永.中国资本外逃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数理统计与管理,2002(1 1)
[28]杨胜刚.中国资本外逃决定因素的动态计量经济分析.财经理论与实践,200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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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王琦.关于我国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因素计量模型的构建和分析.国际金融研究 ,2006(6)
[31]刘立达.中国国际资本流入的影响因素分析.金融研究,2007(3)
[32]陈学彬,余辰俊.孙婧芳.中国国际资本流入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国际金融研 究,2007(12)
[33]唐珏岚.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外逃:资本管制国――中国的分析.上海社会科学院 博士论文,2006
[34]Calvo G, Leidemran L, Reinhart C M. Capital Inflows and Real Exchange
Rate Appreciation in Latin America: The Roles of External Afctors. IMF Staff Pa pers,1993
[35]Schadler S,Rozwadowski F,Tiwariand S, Robinson D O. Economic Adjustm ent in Low-Income Countries: Experience Under the Enhanced Sturcutral Adjustmen t Facility. Washington: IMF Occasional Paper,1993(106)
[36]Chuhan P, Claessens, Mamingi N. Equiyt and Bond Flows to Asia and Lati n America: the Role of Global and Country Factors.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1993(1160)
[37]Dooley M E, Fernandez-Arias, Kletzer K. Is the Debt Crisis Histoyr?.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1994(1327)
篇4
[关键词] 农民工 流动 经济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批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务工经商，这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变革的产物，也是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考察这一社会经济现象的起因及影响因素，不仅是“三农”问题研究中的一个重点，也对我国城市化、现代化的实施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农民工流动影响因素的特点
农民工流动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如果我们将这些影响因素归纳起来，从来源、作用范围和强度、作用性质这三个角度来看，可以发现这些影响因素具有双重性。
1.外部性与内部性共存
从来源看，农民工流动的影响因素既有来自外部宏观环境的，也有来自内部微观情况的。来自外部宏观环境的主要指经济、社会文化和体制因素，包括城乡收入差距、城市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户籍制度的松动等。这些因素之所以能对农民工的流动产生影响，是因为它们体现了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并将这种二元结构所隐藏的流动可能性显现出来。来自内部微观情况的因素主要是指流动农民工的个人和家庭情况，包括年龄、性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婚姻状况、家庭模式等。在农民工的流动决策过程中，作为背景的外部性因素只是提供一种流动的可能性，并不必然导致流动，而内部性因素才是农民工进行利益比较的出发点。
2.一般性与差异性共存
从作用范围看，流动的影响因素中绝大多数对整个农民工群体普遍发生作用，体现出一般性，但是从作用强度来看，这些因素对不同类别农民工群体的作用强度不同，呈现出差异性。比如城市的高收入水平对农村劳动力普遍具有拉动力，尤其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的劳动力更加有吸引力，但对于经济较发达的农村地区来说，当地的收入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因此这种拉动力较之对前者就不是很明显了。又如结婚会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出产生一定的回拉力，但是由于男性和女性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所面临的社会与家庭责任及压力不同，这种拉力在男女两性之间是不均等的，男性农民工在婚后虽然可能回流，但也可能因为家庭生计的需要而继续外出，但女性在婚后要照顾家庭，还面临生育，除非有条件与丈夫一起外出，否则只能留在家中。因此结婚可能只是男性农民工外出的中止，却是女性农民工外出的终结。
3.推动性与阻碍性共存
从作用性质看，流动的影响因素往往对农民工的流动决策同时具有推动和阻碍这两种相反的作用。如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一方面使得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吸引着农民工，为农民工流入城市提供了动力;另一方面，城乡居民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心理方面的差异也成为城市居民对农民工产生歧视的根源，给农民工融入城市设置了障碍；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在当地也容易找到比较体面的工作，受人尊敬，相较之下外出务工的心理成本反而高，因此当达到某一临界水平之后，文化程度越高，农民工越不倾向于流动，而宁愿就地转移。
二、我国农民工流动的趋势分析
1.农民工群体仍将长期存在
区域和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是促使农民工流动的直接动因。关于收入分配和区域发展倒U字型假说（Kuznets，1955；Williamson，1965）都表明，在收入分配不均等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程度达到最高值以前，存在一个持续提高的区间。近年来，尽管农民工群体在提高农民收入方面发挥了不少作用，但城乡之间的差距并无缩小迹象，相反有扩大趋势。因此，既然消除城乡差距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农民工群体的长期存在也就是必然的事。
2.农民工流动就业的规模将会继续扩大
从需求看，“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将呈现规模扩大和素质要求提高的总趋势。从我国的比较优势看，增长潜力最大、对劳动力需求最大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而制造业中的劳动密集型工种的用工需求将主要由农村转移劳动力来满足。这种持续扩大的就业需求将会带动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3.农民工流向呈集中化与分散化并存的趋势
农民工流动就业是城乡比较利益所导致的，只要城乡差距仍然明显，农民工的流动就不会停止。因此未来几年农民工流向仍将主要是从农村向城镇特别是向经济比较发达的大中城市、从经济不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地区仍是农民工流动就业的主要输入地。但由于东部地区生活成本逐年提高，而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对农民工的吸引力有所减弱，这也是东南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受国家发展战略的影响，随着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和中部的崛起，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梯度转移，一批新的经济增长中心将在中西部地区形成，从而为农民工流动就业提供新的选择。一些农村劳动力将选择在本地或本省或其他相邻地区的城镇就业，使劳动力的流向趋于多元化。
三、相关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其归宿也只有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中得以解决。作为输出地的农村和输入地的城市，在这一进程中都应该贡献力量。
1.推进农村工业化
(1)以农业为基础，深化农村非农产业的分工链条，丰富农业产业化。农村经济是国民经济分工系统的重要环节，其自身也由无数个分工所构成。当交易效率大于交易成本时，随着专业化的不断深入，分工链会越来越长，交易成本会大幅度下降，产出增加，就业也会相应增加。因此，深化农村非农产业的分工可以加强其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不过，分工的深化不能照搬城市分工，应以农业和农民为核心，如延长农业产业化的链条，扩张农产品加工空间；促进乡村金融、商贸、旅游等的发展；实现非农产业的集群化等。农业从单纯原料生产向贸工农一体化经营的完整的产业体系转变，农产品在初级产品的基础上通过加工、流通，多层次增值，农民在出售原料的基础上分享加工、流通利润，可以提高农业的比较利益，有利于吸引部分外出农民工回乡务农。
(2)巩固和调整乡镇企业，鼓励农村私营和个体经济的发展。脱胎于社队企业的乡镇企业存在的布局零散、产权不清、设备老化、规模偏小、环境污染等局限性使其近年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吸纳就业的速度有所下降，但并不表示乡镇企业己经失去了吸纳农村劳动力主渠道的作用。如果经过新一轮改制和调整，乡镇企业能够弥补自身的缺陷，适当地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完全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从以农村为主到城市超越农村，特别是农村个体从业人员的持续下滑，主要是因为城镇的个体工商户和个人资金积累快于农村，因此应该为农村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提供更多的优惠。乡镇企业的发展一方面可以大量吸收当地劳动力，另一方面改善了的就业环境也会吸引部分外出农民工回乡务工，而优惠政策的出台也将鼓励农民和在外务工积累了一定资本又具有创业精神的农民工回乡创业。
2.提高农村非农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
(1)增加对农村的金融支持。许多农村非农产业因为企业规模小和民营性质而无法获得银行贷款，转求民间高利贷等途径，金融市场的不规范打击了许多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积极性。增加对农村的金融支持，建设完善的农村金融市场可以促进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
(2)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国家发展策略和体制选择外生地决定着在农村就业的机会空间，而农村劳动者的素质决定他们抓住就业机会的能力。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同样需要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而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年，文化素质普遍偏低，这一点对于农村女性的负面影响尤为严重。如何在教育产业化的激烈竞争中为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开辟一条道路还需要深入研究。
(3)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刚刚起步，问题很多，如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体系不健全，这使得许多农村劳动力与土地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容易出现非农产业劳动力向农村和农业回流，造成就业的不稳定。只有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才有利于稳定非农产业就业，进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同时通过扩大农村消费形成良性的国民经济循环。
3.加快城市化步伐
(1)城市化战略。目前不同城市的发展对吸引农村劳动力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大中城市就业机会较多，但多数大中城市仍存在户籍限制，进入的经济成本也相当高，进城打工的农民留城定居较难；小城镇已基本放开户籍限制，进入的经济成本也相对较低，但多数小城镇就业机会有限，对农民工的吸纳能力也有限。从发展趋势来看，开放大中城市是城市化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缩小城乡差别、控制人口增长、缓解城市人口老化、扩大内需都有重要的作用。当然，解决广大农民转移进城的途径不能仅仅限于开放大中城市，中央曾提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方针”。在目前的情况下，应根据区域发展差异制定相关政策。例如，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农村城市化的重点不在人口和家庭的迁移，而应重视乡村地区自身城市化的作用，可根据县以下经济迅速发展的现实，适当发展小城镇，并吸引其他地区农村人口的流入，形成聚集效应；在经济不发达并远离中心城市的地区，则不应盲目地搞小城镇建设，而应该把重点放在营造城市化的外部环境上。从长远来看，一方面要按城市自身的发展规律去加速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要使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获得必要的发展支持，使其在支撑县域经济、转移农村劳动力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
(2)户籍政策和社会福利保障政策。随着就业、教育培训等基础政策的实施和城市环境的进一步开放，将会有更多的农民工在城市实现稳定就业，准备在城市定居。通过户籍政策促进这些农民工的身份转换就成为必要。对进城农民工来说，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获得一个城市户口，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社会福利保障等利益的获得（目前与户口相联系的这方面的内容正在逐渐弱化），还在于社会认同的实现。通过提供农民工在城市的基本待遇，提高其就业稳定性和生存质量，是社会福利保障政策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这方面较突出的问题包括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农民工社会保险问题等。对困扰许多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国务院在《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中已明确要求，流入地政府要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目前进城农民工可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缺乏稳定的工作岗位，长年在外打工的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民工，其生存轨迹大都以农村为重心；另一类是工作较稳定，有固定住所、稳定收入的被市民化了的农民工，争取落户城市是其目标，其生存轨迹大都以城市为重心。两类农民工都要在城市度过一定的工作周期，因而与工作周期有关的保险项目是必须为其建立的。应该对全体农民工建立与其工作周期相适应的必要的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大病医疗等救助、补贴制度，满足他们最基本的社会保险需求。在此基础上，根据农民工的定居意愿和一定的条件（如雇佣状况、在城时间等），为有留城倾向和条件的农民工建立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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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冯宪:农民工进城和留城的政策当议[J].现代经济探讨，2005（7）
篇5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二阶段；流向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3）10-0167-04
一、问题提出
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未枯竭，“刘易斯拐点”尚未来到，区域间差异仍然突出，由此可见，我国的人口流动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仍将持续。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人户分离人口达2.61亿万人，较之2000年增长81.03%，占总人口的16.53%，其中流动人口达2.21亿万人，占全国总人户分离人口的84.7%。同期我国城镇人口总量达6.66亿万人，较2000年增加了约2，1亿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分析城镇人口总量增加的来源，不难发现，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入是我国城镇人口增长最重要的源泉。可见，未来我国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从中西部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的主流格局仍未改变。然而，经过20多年的流动变迁，我国劳动力流动呈现出流向多元化的新特征。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农村劳动力回流和就地就近转移已成为一种长期的经济现象。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省内转移就业8390万人，比2010年增加772万人，增长了10.1%；省外农民工7473万人，比2010年减少244万人，下降了3.2%。另据国家统计局农村司的一项调查也表明，作为主要劳动力流出地的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在不断减少，外出农民工向中西部地区回流已呈现出明显态势。不仅如此，当前劳动力回流的向度已不仅指简单的从城市返回到农村，还出现了由东部向中西部、由大中型城市向小城镇、由远距离地区向家乡附近地区等折回式回流的现象。我国劳动力流动总体上呈现出乡城迁移、同城企业间流动、城乡回流和折回式回流共存的态势。这是值得探究的新经济现象。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纵观已有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基本可归结为如下两个层面：其一，主要集中于分析经济因素作用下的劳动力流动意愿。包括威廉·配第的比较利益动因理论、刘易斯一费一拉尼斯模型、乔根森模型、托达罗的预期收入假说及博加斯的自我选择模型等都将城乡间收入差距的存在视为影响劳动力流动意愿的最主要因素。国内很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结论的成立。同时，国内学者也对上述模型进行了不同角度的修正和拓展，主要是对上述模型忽略考量流动成本的补充，将劳动力流动成本因素纳入模型，同时测算比较收益和成本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其二，侧重分析非经济因素对劳动力流动能力的影响。一种比较集中的观点认为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歧视性政策挤压了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就业机会、工资水平和福利水平，削弱了劳动力的流动能力，是导致农村劳动力城乡间摇摆流动的深层次归因。虽然近年来的户籍制度改革促成了大量永久移民，但短期的引导作用还很有限，改革附带的条件使得农村劳动力获得城市户籍的可能性极小。另一种观点则主要关注劳动力个人资本及城乡发展政策等对流动能力的影响。有研究论证了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差异是除歧视性制度外造成其收入水平低的主要原因。同时，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及发展政策等因素会影响劳动力在城市的就业机会、工资水平和心理认同。此外，新农村和小城镇建设方针政策的实施以及农村户籍经济价值的相对提高、城乡户籍经济价值的逆向变化等也是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影响之一。
毋庸置疑，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是影响劳动力流动（包括流动意愿和流动能力）的重要因素。然而，正如上文所述，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是有阶段性的，且不同阶段的比较对象和判断依据都是不同的。现有的研究对此并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和细分讨论。而对不同决策阶段进行细分考量，将更有助于我们认识劳动力流动的整体态势和趋势发展。为此，本文从时间维度将劳动力流动决策分为两个阶段，即一次决策阶段和二次决策阶段。其中，一次决策是劳动力决策是否进行乡城迁移以及目标城市的选择。通过因素归类，本文认为该阶段的决策依据可通过比较城乡间的工资性收入差距、生活成本差距、非工资性收益差距和心理成本差距等得以反映，其测量结果被界定为预期净经济收益。显然，当预期净经济收益为正值时，乡城迁移向度的劳动力流动就会发生，否则劳动力就会选择留驻农村。而二次决策则表现为劳动力通过权衡在目标城市的生活能力后决策是继续留城还是进行城乡回流或折回式回流。显然，如果已流人目标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无法获得正值的预期净经济收益，或实际获得收益无法克服包括制度约束和经济障碍在内的城市生活障碍，农村劳动力就有可能选择城乡回流或折回式回流，其中的折回式回流主要是通过比较城市内部或者城市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工资收入水平以及生活消费支出水平（可细分为基本生活消费支出和居住消费支出两类）等方面差异而做出的决策。综上，本文提出下图所示的“二阶段”框架下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微观机制及多元化流向的研究框架。
三、经验分析
（一）模型构建、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依据上述对农村劳动力决策的理论推导，下面将依据经验数据对劳动力流动一次决策和二次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考虑到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两次决策的依据和比较对象的不同，本文分别构建了乡城迁移一城乡回流模型和折回式回流模型。
模型l：乡城迁移一城乡回流模型：
TRANSERF=β0+β1IG+βCG+β3WG+β4PG+ε
式中，TRANSERF表示农村劳动力流动水平，选取外出农民工数量与同期农村人口数量比值表示；IG表示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选取流动后农民工年均工资收入与流动前农民年人均收入比值表示；CG表示城乡生活成本差距，选取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同期农村农民人均支出比值表示；NG表示非工资性收益差额，这部分收益主要体现在农村劳动力技能水平的提高、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分享、对子女的代际影响等方面，考虑到数据的代表性和可得性，本文选取城乡公共投入比值（主要是教育投人和医疗保障投入）来表示。PG表示心理成本差额。由于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城市较高收入，失业率反映了目标城市就业难度，可看作是劳动力流动的心理成本。βi（i=1，2，3，4）为待估计系数，β0表示截距，ε为误差项。
模型2：折回式回流模型：
TRANSFERC=γ0+γ1GDPR+γ2WR+γ3CR+γ4HR+μ
式中，TRANSFERC表示某地劳动力流动水平，选取某城市迁入人口与城市常住人口比值表示；GDPR表示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比值，选取某城市人均GDP与全国人均GDP的比值表示；WR表示地区间工资水平比值，选取某城市人均工资水平与全国人均工资水平比值表示。CR表示地区间基本消费水平比值，选取某城市基本消费水平与全国基本消费水平比值表示。HR表示地区间居住消费水平比值，选取某城市人均居住消费支出与全国人均居住消费支出比值表示；γi（i=1，2，3，4）为待估计系数，γ0表示截距，μ为误差项。
其中，模型1中所采用的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5-2011》、《中国人口年鉴1995-2011》和《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部分2011年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在模型2中，本文选择京津冀地区的北京市为研究对象，以全国平均水平为参照标准，测算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二次决策。相关数据来自于历年《北京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两模型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二）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数据处理均用EViews6.0软件。为避免时间序列变量的不平稳性而产生伪回归，本文采用ADF检验法对模型1和模型2中的各变量做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模型1和模型2中各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非平稳的，而其一阶差分后各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是平稳的，即时间序列在5%显著性水平下均为一阶单整过程，因而可进一步对其进行协整分析。首先基于VAR模型得到模型1和模型2的各变量序列最优滞后阶数均为2，从而确定模型1和模型2协整检验的滞后阶数均为1。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的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都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同时，考虑到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在回归模型的设定时需用“动态面板”技术，以有效克服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TRANSFER（-1）也纳入了估计方程，以便考察劳动力转移前后两期的变动趋势。对上述存在协整关系的变量（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模型1中，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IG、城乡非工资性收入差距NG和心理成本差距PG均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能力较强，城乡生活成本差距CG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检验，上一期流动率TRANSFER（一1）通过了10%显著性水平检验。分析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惯性，往往会受到往年劳动力流动率的影响；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和城乡非工资性差距仍是引致农村劳动力进行乡城迁移的主要驱动力；而城乡生活成本差距和心理成本差距的存在则阻滞了劳动力流动，甚至是导致劳动力选择城乡回流的主要原因。对上述变量综合测算得出劳动力流动的预期净经济收益，当预期净经济收益为正值时，乡城迁移向度的劳动力流动就会发生。模型2中，上一期流动率TRANSFER（-1）、经济发展水平比值GDPR和工资收入水平比值WR均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能力较强，基本消费水平比值CR和居住消费水平比值HR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检验。由此可知，农村劳动力流入北京地区也具有惯性。北京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工资水平方面的比较优势成为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因素，而较之于其他地区较高的基本消费水平和居住消费水平则成为导致劳动力流出的主要原因，上述因素同时作用于劳动力在流入城市的生活能力，进而导致多向度劳动力流动的出现。实证结果基本验证了本文的理论推演结果。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综上，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一）农村劳动力流动在时间维度上可分为一次决策阶段和二次决策阶段，且不同阶段的比较对象和判断依据都是不同的
预期净经济收益和城市生活能力是分析在制度约束下劳动力流向多元化的微观理性的重要角度。据此分别构建了乡城迁移一城乡回流模型和折回式回流模型。
（二）预期净经济收益是农村劳动力决定是否进行乡城迁移（乡城迁移一城乡回流模型）的关键变量
可细分为城乡收入差距、城乡生活成本差距、非工资性收益差额和心理成本差额四个因素。其中，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和城乡非工资性收益差距的存在和扩大趋势成为吸引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而城乡生活成本差距和心理成本差额的存在和扩大趋势则会阻滞劳动力流动，甚至是导致劳动力城乡回流的主要原因。只有当预期净经济收益为正值时，乡城迁移向度的劳动力流动才会发生。
（三）城市生活能力是劳动力流动二次决策（折回式回流模型）的关键变量
篇6
关键词:酒店员工;员工流失;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0)10012803
1 引言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酒店业得到了飞速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也是率先与国际接轨的行业之一。酒店业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扩大内需、增加外汇收入、弘扬民族文化、扩大对外交流、传播现代文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酒店业的蓬勃发展,竞争更加激烈,员工流失现象也越来越严重。据中国旅游协会公布的数据表明,1994～1998年我国酒店员工流动率均超过20%,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地酒店业员工流动率甚至高达30%。此外,杭州市10家酒店2000年招聘了168名大学生,到2003年初已流失111名,流失率为66.1%,其中工作不到一年的81名,占流失人数的73%,个别酒店连续3年新招聘的大学生几乎全部在第一年内流失。无锡某五星级酒店自2007年7月至2007年12月向社会特别是大中专旅游院校招聘大学生员工189人,半年后仅剩9人,流失率达90%以上。另据历年资料统计,该酒店大学生员工年平均流失率也在65%左右。这种现象在我国大部分酒店都依然存在。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才成为了任何一家企业的生命,企业的发展也越来越依赖人才。因此,酒店员工的流失问题越来越成为企业和学者关注的焦点。早在20世纪初,就有国外学者对员工流失问题进行了研究,我国学者对于员工流失问题的研究则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主要针对影响员工流失的因素进行了相关研究。本文将对前人关于酒店员工流失率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并对综述结果进行归纳、分类、整理,力求得出有效的判断,并为今后的研究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
2 员工流失的定义和分类
(1)概念的界定是分析问题的基础,但是理论界对于酒店员工流失的定义很多。《布莱克威尔人力资源管理学百科辞典》从员工与组织的关系角度界定员工流失是指个体作为组织正式成员关系的中断。Dalrymple(1982)从员工流出的角度考虑,认为员工流动是指员工因为离职,如提升、辞职、退休、解雇而离开组织。Ann Denvir&Frank Mc Mahon(1992)从流入和流出2个角度考虑,认为员工流动是指人们被一个组织雇用或者离开这个组织的行为。William H.Pinkovitz&Joseph Moskal&Gary Green(1997)从员工流动的过程考虑,认为员工流动也就是员工的替换的过程。Price(1997)从员工流失的分类出发,认为员工流失分为主动流失和被动流失。其中主动流失是指由员工引起的跨越组织关系边界的实际流动。而被动流失是指不是由员工引起的跨越组织关系边界的流动。
(2)谢晋宇(1999)从员工与企业的工资与契约角度出发,认为员工流失是指员工与企业彻底脱离工资关系或者说与企业脱离任何法律承认的契约关系的过程。张恒洲(2001)认为酒店员工流失是指自愿流出酒店,而与酒店彻底脱离工资关系或脱离任何法律承认的契约关系的那部分人力资源。张翼(2002)从流失与流动的区别考虑,认为人员流失是对于微观个体来说的,其实质是一种超常规的人员流动,是指人员非合意的流动。张帆(2002)从薪酬与组织关系角度出发,认为企业雇员流失的定义是一种从企业领取货币性报酬的人中断与企业的成员关系,而使得企业丧失获得该雇员的劳动力使用的权利的过程。肖波(2008)从员工流失的分类出发,认为酒店员工的流失可以分为3种情况,包括主动流失、被动流失和自然流失。其中主动流失也叫做自愿流失,主要表现为与企业解除合同。被动流失是由企业做出决定,包括解雇、开除以及结构性裁员。自然流失是人为所不能控制的,例如退休、伤残、死亡等。
可以看出,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酒店员工流失进行了概念的界定以及分类。相对于被动流失而言,主动流失是企业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对主动流失进行分析就成了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也更受人们关注。
3 酒店员工流失的影响因素研究
关于影响酒店员工流失的因素,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著述很多。但是形成实用性的结论很少,大致都是从社会因素、企业因素以及个人因素来分析影响员工流动的一般因素。
(1)迪瑞(1997)发现,影响员工流动的因素除了报酬、工作预期等因素外,管理人员与员工之间缺乏交流以及企业文化也是影响员工流动的重要原因。黄远水、李亦梅(1997)在《旅游酒店员工流失问题研究》一文中对我国旅游酒店员工流失的现状和原因进行了研究分析。文章认为引起人员流失的原因也多种多样。归纳起来,可以分为社会、个人因素和酒店内部因素2大方面。汉姆和格雷夫斯(1999)对员工流失问题进行研究,发现了几个与流动率密切相关的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家庭负担、对工作的满意程度、对工作的期望、物质补偿、业绩和提升机会、工作的复杂程度、企业的激励措施等。根据美国财产与灾害保险业1991年进行的一次调查,30%表示不满的员工表示他们会离开本企业。与满意的员工相比,不满的员工离开企业的可能性要高3倍。这说明员工对企业是否满意是决定他是否离开的重要因素之一。希托普(1999)指出,影响员工流动的因素包括工作报酬、工作的挑战性、培训和提升机会、社会经济状况、工作时间安排、工作责任、工作自、工作保障和职业发展机会等。
(2)崔喜(2000)认为,员工之所以跳槽,首先是企业对他们不信任,他们对自己做的工作没有自;其次是工作条件差,而工作要求又很高;最后是报酬低。李菊霞和林翔(2001)认为寻求更高的报酬、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寻求更优的工作环境、人们的观念问题是导致酒店员工主动流失的原因。夏艳玲(2006)认为,年龄是影响员工流动的重要原因。其年龄与流动存在反比关系,年轻的比年老的有更多的流动性。任职时间与流动率之间也同样存在高度的负相关关系,任职时间越短,流动性越高。吕敏(2008)针对酒店员工流失问题对200名酒店员工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对调查问卷的分析,指出酒店员工流失的5大因素,从强到弱依次为职业发展、职业声望、沟通交流、内部管理、薪酬福利。张馨予(2009)认为影响酒店员工流失的因素包括显性因素与隐性因素,其中显性流失表现为传统观念的制约、薪酬福利较低、员工对工作环境不满、酒店缺少诚信以及发展空间有限。而隐性流失主要表现为酒店的用人机制不健全、酒店忽视对员工的培训、缺乏有效地激励机制、忽视员工需求以及工作内容单调等。李星(2010)认为造成酒店员工流失的因素可以从3方面去探析,即员工方面、酒店方面和社会方面。员工方面主要体现在基层服务人员的人格得不到尊重;角色冲突带来的压力;职业生涯规划不合理。酒店方面主要体现在:招聘制度不合理;工作岗位分析不合理;薪酬结构不健全;晋升制度不完善。
可以发现酒店员工流失因素中,大致体现在3方面,即社会因素、酒店因素以及员工因素。而在这3方面中,大部分因素都集中在酒店因素,社会因素与员工自身的因素不是太明显。
4 结语
在酒店业学术界,对影响酒店员工流失因素进行的研究大多都集中在薪资、工作环境和晋升机会上。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面对越来越多的旅游院校以及大学生员工大量流失这一现状,分析影响酒店员工流失的因素就不能单单停留在酒店这一环节上,必须充分意识到也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由于旅游院校对学生培养过程中专业思想教育的缺少、教学内容与酒店业实际的严重脱节、本科生、研究生的培养目标的定位与酒店岗位人才需求目标的脱节而造成的。鉴于此,旅游院校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从而有效控制酒店员工的流失问题。
(1)教育学生端正择业动机和择业心态。应当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必须使学生充分认识到酒店行业是必须要做基层做起的,也就是不从服务员做起,就不会有事业成功的可能。
(2)优化教学内容,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目前我国高等旅游教育存在着教学内容滞后和脱节问题,因此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必须及时调整教学方式与教学内容,做到真正培养出适合旅游企业所需人才的目的。此外,对于高等院校的教师,必须督促他们定期参加社会实践,把自己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授课的真实性与灵活性,从真正意义上教育好学生、培养好学生。
(3)建立科学的培养模式。旅游院校作为培养旅游人才的单位,必须充分认识到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应与旅游产业的发展相适应,这样才能避免供需错位现象的频繁发生。
(4)建立旅游教育与旅游产业的双向互动。各大旅游院校应当做到以行业为依托,建立长期稳定、岗位清晰、定位准确的校内外实习基地,充分利用实习基地的特点和功能,强化教学与实践的结合,最大限度地拓宽人才培养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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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影响因素；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6-0-01
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目前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处于初级形态，还存在诸多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本文将结合已有研究，着力以劳动力流动与市场分割为视角，进一步总结分析此视角下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因素。由于人口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技术发展、产业结构变动及城乡差距导致的劳动力结构性剩余或短缺等，使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劳动力流动在我国对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健全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探讨劳动力流动选择与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这一影响劳动力市场完善的重要机制尤为重要。
一、劳动力流动选择
劳动力流动作为劳动力市场存在的普遍现实状况，是调节行业、地区间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重要形式。当劳动力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的状态下，正是劳动力的持续流动，使得劳动力市场趋于均衡。不过通过实践与研究表明，现实中由于非市场性因素的存在，劳动力流动一般难达到市场均衡。一些学者也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流动做了深入研究。
1.户籍制度
“劳动力市场的制度障碍阻碍劳动力的充分流动，关键体现在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上。”①户籍制度与一系列政策相联系，如就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外来的劳动力（尤其是农民工）在行业进入、工资报酬、社会保障等方面，或多或少受到与本地居民不同的待遇，增加了这些外来劳动力的流动成本。众多学者也从户籍制度研究了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完善的因素。
杜鑫（2011）等人曾总结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包括四类不同户籍特征的劳动力群体：本地非农业户籍、本地农业户籍、外地非农业户籍和外地农业户籍劳动力。其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在上述四种户籍特征的劳动适龄人口中，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逐次上升，而失业率则逐次下降。可见，户籍特征对劳动适龄人口在劳动市场上的就业状态具有显著影响。李骏、顾燕峰（2011）则直接指出，与城市非农业户籍相比，包括本市农业户籍、外地农业户籍、外地非农业户籍等在内的其它户籍特征都易于使劳动适龄人口处于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状态，户籍身份的差异确实对劳动适龄人口的劳动力市场状态产生了显著影响。“户籍制度更体现了社会地位存在严重的身份歧视。”②
2.产业结构演变
部分学者从产业结构的演变解释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产业结构流动的矛盾与问题。姚先国、张俊森（2006）等人研究了全国和六省市的产业结构变迁规律，劳动力产业间流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工农两大产业之间，中西部与沿海城市差距较大。从总的就业流动调整思路来看，产业结构变动仍是影响就业流动变迁的最终因素，因而仍需要坚持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的核心方针。
另外，部分学者也采取不同分析方法研究了流动性问题。例如杨云彦、陈金永（2007）运用结构分析方法，提出基本假说：外来劳动力和本地劳动力的收入决定存在明显的分层，户口登记状况和单位性质等对劳动力的收入（工资）有着显著的影响。这种分层对城市劳动力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保护作用，同时也意味着外来劳动力将随劳动力市场的愈渐开放，对本地劳动力就业产生竞争与替代效应。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
在我国四五十年代，有关劳动力市场的一整套理论、方法和政策选择基本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之上，至60年代，这一传统受到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挑战。如何看待我国在转型时期下劳动力市场分割或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特点是什么？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理论对此做了分析。
第一，以蔡（2005）为代表的学者关注的是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他们以刘易斯（1954）的二元经济模型为基础探讨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主要观点有：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地域分割影响要素配置效率，随之产生的效率差异则是导致我国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原因；在改革之前，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态势是政府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需要，改革以来则受到城市利益集团的施压影响得以维持，其中户籍制度就是关键所在。
第二，许多学者则直接从制度的视角来解释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赖德胜（2009）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演变，而李建民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既有古典性又具制度性，后者是形成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的主要原因，聂盛（2004）用实证结果验证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从所有制分割向行业分割演化。
第三，金一虹（2000）等学者则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除体制性原因，还有非体制性因素，如劳动者禀赋等差异。其指出可将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正规劳动力市场和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即认为在没有外力制度性的作用下，依市场自身运作也会产生的分割。目前中国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具有巨大的潜在发展趋势，其存在和发展对加强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和弹性，讨论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走向及发展条件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因此，结合各学者观点，从劳动力流动与分割机制上思考，笔者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是综合了“内部―外部”劳动力市场形成和“城乡二元经济”特征的制度性分割。具体阐述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制度性特征，从劳动权利演化的角度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特殊的“城乡二元性”也具有重要意义，实现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将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注释：
①蒋倩，孙兵：“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趋势预测”，《经济纵横》，2011第5期。
②金成武：“城镇劳动力市场上不同户籍就业人口的收入差异”，《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参考文献：
[1]李骏，顾燕峰.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户籍分层.社会学研究，2011（2）.
[2]张原.职业―产业结构与地区就业结构转型.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7）.
[3]蔡，都阳.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9）.
[4]赖德胜.制度变迁下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暨南大学，2009.
篇8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成本；收益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4-0163-01
国内对劳动力流动的成本收益的研究起步比较晚，近年来部分学者从理论上分析了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存在的收益与成本，主要是从劳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两个方面来展开。
1从微观层面对劳动力流动成本收益的研究
1.1从劳动力流动的个体成本角度
龚莉（2006）认为从流动者个体的角度来看，实施过程中的流动成本包括货币成本和非货币成本。前者包括流动费用，主要是交通费、搬家费、住宅费、一些政策性收费（包括办理证照费、计划生育费等）、寻找工作的信息费用，以及流动时因失业而减少的收入、养老金的损失两个主要部分；非货币成本主要包括劳动力转移的时间成本（流动和寻找新工作花费的时间）和特定地点的资产放弃（如资历、放弃客户、离开家人和朋友、离开熟悉的环境、歧视）所形成的心理成本两部分。堪新民（1999）认为劳动力流动成本主要包括就业成本、生存成本、交通成本、心里成本、风险成本这五个方面。Zhaoyaohui（1999）认为迁移的货币成本包括迁移过程中的直接花费，包括迁移过程中交通、住房和食品的支出等，这一成本一般与迁移距离有关。对迁移者来说，更重要的成本是机会成本，机会成本是劳动力若不迁移，从事其他活动能期望得到的最大的全部净收入流。沈卫平（1995）认为在中国社会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因素：（1）工资率或收入；（2）制度成本，对城市职工主要指工资以外的福利收入，对农民主要指市场准入成本，如农民工进城的就业证卡发放制度等；（3）专业培训成本；（4）风险成本，指劳动力对流动后未来收益预期不准确，而可能承受的损失；（5）跨区域流动的迁移成本；（6）放弃与获得闲暇；（7）增加收益的较多机会；（8）非经济因素，如社会地位、个人爱好或自我价值的实现、生活质量等。
1.2从劳动力流动的个人收益角度
戎建（2008）认为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之间的工资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农民工流动到城市通常能得到更高的收入。迁移的预期收益不仅包括通过获得非农就业机会而带来的较高预期收入，而且包括在迁移过程中能力的提高。吴克明，田永坡（2008）从生产效应和配置效应的角度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机制，然后提出了一种剥离教育收益率的计量方法，并利用抽样调查数据，计量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程度，发现劳动力流动使得教育收益率提高了23%。吴江，肖寄斌（2006）认为一般来说劳动力流动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从而增加劳动力收入，根据估算，劳动力产业间流动造成的收入增长占人均总收入增长的4/10。我国农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流动到城市的第二和第三产业确实增加了我国农民人力资本的存量和收入水平。王军，由磊明（2003）以人力资本为研究出发点，提出剩余利益的概念，剩余利益可以定义为人们为弥补效用最大化过程中损失的那部分效用而追求的一种有形的补偿。他们认为人力资本在模型中只能是提高劳动力自身的价值，增加了劳动者的想象空间，从而增加了要涉及的剩余利益的量值。
2从宏观层面来分析劳动力流动成本收益
朱云章（2007）指出在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条件下，劳动力流出，一方面通过降低劳动力供给水平提高输出地的工资水平；另一方面通过输出劳动力汇款方式的资金回流，也有助于提高输出地的工资水平。所以根据传统理论的观点，在“刘易斯意义”的拐点到来之前，农村劳动力输出对于输出地收入水平的提高有积极影响。国忠金（2005）认为劳动力的群体流将逐渐融入整个城市的社会发展中，从而形成一个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统一体。同时农村劳动力的融合将更加刺激社会中各种劳动力的工作积极性，从而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孟凡友（2003）从政府的角度分析，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政府付出的主要成本包括政府就业机构的人员经费、公务费、业务费等货币成本，非货币成本包括因劳动力流动而引起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等方面。主要收益包括货币性收益，即劳动力流动后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而带来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等；非货币收益，包括农村劳动力流动而带来的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劳动力要素市场的成熟发展等。唐钅广（2002）认为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结果是企业方面的剩余增加，本地劳动力供给方的剩余减少，增加的福利部分大于减少的部分，当地社会总福利呈现增加的趋势。
3国内研究不足之处及简要评价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劳动力流动的成本收益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在某些方面也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但是，可以看出以上大部分研究还是只停留在理论方面的规范研究，对于实证研究方面并没有取得很大的突破。今后的研究可适当展开问卷调查，获取详实数据，结合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等经济研究工具，对数据做出科学分析，为理论研究的结论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参考文献
［1］吴克明，田永坡.劳动力流动与教育收益率:理论与实证［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8，（11）.
篇9
【关键词】热钱 流动渠道 规模测算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发展，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势头良好，而这一现象被嗅觉灵敏、以逐利为本性的投机资本所捕捉，所以，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备受热钱的青睐，尤其是以平均10%的经济发展速度增长的中国。本文主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关于热钱研究的文献进行归纳总结，综合得出目前学术界对热钱的总体研究状况。
关于热钱的研究，国内外的文献相对都较多。从基础的定义、特点，到目前的流动规模、影响因素等，各个方面都有涉及。纵观整体，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热钱的定义
关于热钱（Hot Money）怎么定性，学术界各执一词，暂无结论。制度经济学大师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曾将认为巨大的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的震撼性是无法比拟的，国际“热钱”的变化非常微妙，而且含很强的破坏力。Evenson（1994）[1]认为热钱是其拥有者快速地在不同的资本形式之间转换而获益的货币。Linder & Kindleberger（1995）把具有投机性的国际短期资本叫做热钱。Jagdish Handa（2001）[2]认为热钱是在各国之间自由穿梭的，对汇率、利率、安全性和可兑换性都嗅觉灵敏的那部分资金，这就扩大了热钱的定义范围。
综合国内研究，通常认为热钱，即游资，或称短期资本，是基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它只追求高额利润，具有快速变换的特点，其炒作的对象不涉及就业、商品和服务，大多都集中于股市和楼市等。
二、热钱流动的渠道
对于热钱流动的渠道的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股市、楼市、外商直接投资、地下钱庄、对外贸易和短期资本等是主要。例如，刘雪梅（2006）[3]和黎友隆，黎友焕（2010）[4]指出我国的热钱有若干主要流入渠道，主要是已开放的证券市场、金融机构业务、外国直接投资、短期外债、国际贸易、非贸易活动和灰色（黑色）市场等。但是，由于我国只是开放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实行部分管制，于是，“热钱”更多的借助经常项目跨境流动（孟洁，2012[5]）。在理论的基础上，胡海峰，胡吉亚（2010）[6]通过对热钱规模的实证估算自2002年起热钱进入境内的主要方式，结果表明经常项目途径比例最高，但FDI中隐藏的热钱也不可小觑。尹宇明等（2009）[7]通过对1985～2007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短期外债增加额能够影响国际游资的规模，同时，国际游资又对资产价格影响显著。这些研究都从特定方面客观反映了热钱流入的渠道，具有很强的现实说服力，值得借鉴和参考。
但是，目前的热钱流动主要是多点渗透。韩晓松（2012）[8]把山东省威海市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数据进行核查后发现溢价增资存在的和主要问题集中于政府态度、政府监管和行业规范性等方面，这对外汇储备规模的超常扩大产生了负面作用。面对与此类似的手段造成的“监管难”问题，也是近年来政府的棘手问题之一。至于如何解决，国内学者尚无切实可行的有力措施。
三、热钱流动的动因和影响因素
国内外的学者一致认为，热钱入境的主要动因即套汇、套利和套价，依此进入中国的楼市、股市和其他金融市场。国外研究方面，Prasad & Wei（2005）、Steven Bamett（2006）和Bouvatier（2007）[9]的研究都曾发现：在2003至2004年间，我国的非FDI资本流入量快速增加，一度躲过了经常项目顺差额和净FDI的流入规模，其原因主要在于利率、汇率、GDP等方面；Martin和Morrison（2008）[10]在向美国国会提交的报告中分析了在面对中国实施人民币汇率变动和资本管制政策时的对策。
国内研究方面，黎友焕，龚成威（2010）[11]指出热钱入境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表面看是由于人民币汇率变动，实际是谋求股市和楼市的高回报。张建城，胡宇微（2012）[12]对季度数据分析发现，热钱入境的主要原因是汇率、利差和资本市场。苏剑，童立（2012）[13]根据月度数据，结合“三重套利模型”，实证分析发现人民币升值预期和股市收益率对热钱入境最有吸引力。但是，石艾馨，萧琛（2011）[14]采用12年的数据时长进行检验，最终发现股市和楼市才是影响热钱的首要原因。综合而言，每个动因具体影响的大小可能会因采用的数据和计量模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是基本因素的范围没有改变。
宏观经济形势、金融政策和预期收益是影响热钱流入的三大类因素（郜志雄，张华，2011[15]）。王吉，张宗新（2008）[16]认为从宏观上讲，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导致了热钱的大量涌入。实证方面，朱贻宁，张文（2011）[17]和杨菊洪（2012）[18]研究发现通胀和房地产对热钱入境有积极影响，但是，汇率的影响则是负向的。这些研究较为全面和客观的解释了热钱流动的影响因素，甚至结合时事，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参考性。
四、热钱流动规模的测算方法
由于热钱入境难以监测，准确衡量难度较大，因此，学者们多采用估算模型。但是，针对估算模型是否合适和中国热钱规模到底如何测算，各方从未就此达成过一致意见。实际估算中，使用的模型不同，结果也会有较大差别。总体来讲，测算方法主要有净误差与遗漏法、间接法和对间接法的不同修正等，但都不够完善（郜志雄，彭静，2012[19]）。不过，在这里，我们仍然要对各种算法进行阐述介绍。
首先是净误差与遗漏法，即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错误与遗漏”项，例如，章菊（2012）[20]就利用了此法测算热钱的年度规模。其次是间接法，也就是从外汇储备增加量中去除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金额。最后是对间接法的各种修正。例如，苏剑，童立（2011）[21]和苏多永，张祖国（2010）[22]都利用间接法和其他方法结合估算热钱规模；张明，徐以升（2008）[23]使用“调整后的外汇储备增加额-贸易顺差-外国直接投资（FDI）+贸易顺差中隐藏的热钱+FDI中隐藏的热钱”的方法，计算了五年间的热钱规模，且其对外汇储备增加额的调整是目前最为完善的；戴钰（2011）[24]则采用自回归模型和灰色预测模型。但是，胡泽铭（2010）[25]从多方面考虑认为对热钱的研究应该放在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上，且影响的好坏要视情况而定，毕竟它始终都是为了牟利。
本部分的研究较为多样化，各学者都用不同的方法分别对热钱的流动规模进行了测算，但是目前的各种方法都有一定的缺陷，故此测算准确度都有一定的欠缺。
五、热钱流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国外学者（Calvo，Lieberman & Reinhart，1996）[26]认为是热钱导致了投资的狂热和物价的上涨，东道国可以提高利率避免危机。国内学者主要针对热钱流入对房地产、股市、汇率、通货膨胀和金融市场稳定等进行研究。理论研究方面，国内知名热钱研究专家黎友焕（2008[27]和2010[28]）认为我们必须时刻警惕境外热钱的异常流动，它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对股市和楼市影响更大，容易危机我国的金融安全。陆前进（2008）[29]也持有相同的观点。
实证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热钱对房市的影响。例如，周辉莉（2010）[30]运用VAR模型指出，若想限制热钱入境，可通过对货币供应量、汇率和楼市进行调节，使经济整体处于稳定水平。董娟等（2009）[31]结合博弈论，阐述了房企如何与监管部门达成博弈平衡。
第二，热钱对股市的影响。何静等（2011）[32]认为利用非线性模型来拟合热钱与股市市值的关系是比较合适的。叶军，何文忠（2011）[33]利用VAR模型和VECM模型，研究发现股市和热钱之间只有单向影响关系。王擎，张恒（2010）[34]通过GARCH模型等实证方法，证明热钱对股价有ARCH效应、GARCH效应和溢出效应。陈春春，常嘉佳（2011）[35]结合时变参数模型证明国际游资对股价的影响只是短暂的。马亚明，赵慧（2012）[36]是运用SVAR模型证明热钱对股市的影响是长期和显著的。
第三，热钱对于其他领域的影响。杜永潇（2011）[37]和赵勇，朱瑞玲（2012）[38]分别通过VAR模型和协整分析发现热钱对通胀有单向影响；赵彦志（2011）[39]证明了热钱与汇率互为影响因子，运用了脉冲响应分析等多种方法。
大多数学者对本部分都有研究，各有侧重，各抒己见，看法亦不相同。但是，很多研究学者都只是从单方面入手，没有对热钱流动的影响做出详细的系统阐述，使其提出的建议略带偏颇。
六、研究展望
对于热钱的研究，未来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改进和深入探索：
一是对于热钱的流入路径，可多进行调查分析，以便能得出更为准确和细化的流动路径；
二是对于热钱的规模测算，可多采用非线性统计方法，提高测算的精确度，进一步摸清实况；
三是建立完善的热钱监控体系，实时掌握热钱流动的最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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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分割；代际流动；教育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强大，在国际上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也日益凸显出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已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接班”和“顶替”等子承父业的代际流动现象了，经济和市场的发展要求劳动者具备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和个人素质，因此教育越来越多的影响着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代际流动现象。
一、理论概述
（一）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又称为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从工作竞争理论到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再到激进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本文所研究的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提出这一理论的是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多林格（Peter B・Doeringer）和新结构主义社会学家皮奥雷（Michael J・Piore），1971年他们出版了《Internal Labor Markets
and Manpower Analysis》标志着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正式形成。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在低技能的次要劳动力市场中，雇佣关系是季节性、临时性的，工人的教育程度和收入都较低，工作环境恶劣；而在高技能的主要劳动力市场中，提供的是需要受过高级训练才能从事的职业或者有经济前途的职业，雇佣关系稳定，雇员的教育程度高和收入都较高，工作环境优越。该理论还认为在主要劳动力市场，教育和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和收入之间的真实关系可能不存在。
（二）代际流动理论
代际流动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索罗金（Sorokin）于1927年出版的《社会流动》采用现代观点对社会流动现象进行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布劳（Blau）和邓肯（Duncan）的《美国职业结构》将代际流动研究引入一个新的时代。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子代社会成员转移到与父代不一致的另一社会地位的一种现象。代际流动主要有和平方式和暴力方式两种类型，和平方式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弱势社会阶层的子代通过比较温和的方式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暴力方式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弱势社会阶层的子代通过暴力行为原有的统治秩序，使自己跃升成为高级社会阶层的一种流动现象。
和平式和暴力式作为代际流动的两个基本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转化的，在一个具有合理代际流动机制的社会里，代际流动相对较强，通过教育等合理的流动机制，使弱势社会阶层的子女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从父辈较低的社会地位的阶层流向更高社会地位的阶层。反之，在一个缺乏合理代际流动机制的社会里，代际流动性较差，社会地位较低阶层劳动者的子女只能获得比自己父母更低的社会地位，如果这种较差的代际流动积累到一定程度会激化社会矛盾，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最终导致引发暴力方式的代际流动。
二、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现状
（一）四元劳动力市场分割
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Todaro）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劳动转移模型”并指出人口流动基本上是一种经济现象。托达罗假定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决定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托达罗认为，在任一时期迁移者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与现代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成正比，与城市失业人数成反比。托达罗的劳动转移模型实际上是建立在三元经济基础上的，即农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在中国，城市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和农村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使中国经济结构总体上表现为四元：传统农业、农村非农产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由于中国经济结构具有典型的“四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所以决定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表现为四元劳动力市场，即传统农村部门的劳动力市场、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城市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和正式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
（二）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国主要劳动力市场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这三类职业；次要劳动力市场包括商业工作人员，生产运输工人和服务性工作人员这三类职业。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相比，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所掌握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种类和数量明显更多。这些社会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收入。在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又建立了一系列的如会计证书、律师证书。资产评估员等技术证书制度。国家机关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这些收入较高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职业对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要求的提高，使得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差距有所扩大，同时也使得教育提高劳动者收入的作用在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差距也日益明显。
（三）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国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较为明显的表现为高收益、中收益和低收益行业，这三类行业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收入、年龄和工作年限存在显著差异。高收益行业劳动着的受教育年限和收入高于中低收益行业，而其年龄和工作年限则低于中低收益行业。另外，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的增加对收入的影响程度在高中低三类行业之间存在显著区别，人力资本投资在高收益行业的收益最大，中收益行业的收益次之，在低收益行业的收益最小。同样，与低收益行业相比，论资排辈和工作经验在高收益和中收益行业当中更有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
三、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代际流动的特征
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状态日益凸现，中国城镇居民职业在代际体现了一定的流动性，但其流动范围呈现明显的分割特征。中国城镇居民总体上阶梯式缓慢上升流动的可能性较大，而撑杆式地位跃升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这意味着中国城镇居民代际流动的范围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割，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三种职业代际的流动性比较大，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三种职业代际的流动也比较明显；但此两类职业代际的流动性较少。
我们将父子两代人的职业分别进行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汇总，其中经济地位较高的三种职业即国家机关、企事业负责人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为主要劳动力市场，经济地位较低的三种职业即商业工作人员、服务性工作人员和生产运输工人为次要劳动力市场。这两种劳动力市场的代际流动状况如下：
从这个表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内部的代际继承性均大于1，而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代际流动性指数均小于1。说明中国城镇居民父亲从事主要或次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从事相同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可能性比较大，而子女从事不同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可能性相对较小。父亲从事次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要比父亲从事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大。这个可能性变大的因素在古代可能是社会行医、科举考试、行兵打仗等，在当代就可能是教育了。
四、教育与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下代际流动的关系
（一）促进作用
代际流动一般有先赋性和后致性这两大基本规则。在社会成员社会地位实现过程当中，先赋性规则强调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的影响，而后致性规则更强调子女教育等后致性因素的影响。前者往往以传统的农业社会为基础；后者则更多地以市场化和工业化主导的社会为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到市场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因此后致性因素对子女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可能会比先赋性因素的影响更大。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差异主要是由社会成员个体之间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的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从公平的角度，对于因先赋性因素造成的个体差异认可度较低；相反，对于后致性因素导致的个体社会地位的差异，公众认可度相对较高。这种社会认可度相对较高的后致性因素主要包括健康、能力和教育状况等。在这些后致性因素当中，教育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接受良好的教育有助于提高个人的能力和健康状况，有利于增加个人在实现社会地位获得过程中的优势，进而促进主次要劳动力市场下的代际流动。
（二）无助于促进作用
教育无助于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代际流动并不是否认教育对于代际流动的促进作用，而是教育作为劳动者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子女的作用不尽相同。与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子女相比，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更有利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子女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在中国城镇，父亲职业这一先赋性因素和子女教育这一后致性因素都会对子女社会地位的获得产生影响。并且与前者对子女职业的影响相比，后者的影响更大。此外，父亲职业除了直接影响子女职业地位的获得之外，也会通过影响子女教育再影响子女职业地位，但这种间接影响作用相对较小。
总的来说，教育对于劳动力市场分割中的代际流动还是具有很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古话说的好“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社会的代际开放性越来越强；还有一些新兴职业的涌现和对劳动者教育水平要求的提高等等，这些条件也越来越有助于教育促进和改善代际流动功能的发挥。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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