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影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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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气候变化;水稻产量;经济影响;中国南方;C-D-C模型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10-0152-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10.026

在20世纪绿色革命时期,农业生产的快速增长主要依靠现代要素投入及灌溉和化肥投入的增加,绿色革命使发展中国家的食物供给能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但是,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面临考验,这种考验由于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变得更加日益严峻[1]。因此分析气候变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显得非常必要,这对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调整农业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关于影响作物生产的因素,许多因内外学者都作了大量研究[2-3],通常情况下,通过增加物质要素投入,提高管理水平都能增加作物产量,但是并不意味可以忽视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特别是在当前气候变化明显的情况下。

关于气候变化对农作物产量的影响仍然显得不确定,有许多学者[4-5]主要利用间接作物模型评估了气候变暖对作物产量的影响,但只有少部分学者实证分析过去气候变化对作物产量的直接影响,如有研究结果表明,在作物生长期间,温度每上升1℃,美国的玉米和大豆产量就会下降17%[6];通过分析了夜温与水稻产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夜温越高,水稻产量越低[7];美国学者构建了一个自变量不仅包括了玉米关键生长期的气候因子,而且还包括一系列社会经济因素的混合模型,并利用多元回归法分析了气候变化对美国玉米产量的影响[8];中国台湾学者构建了包括气候因子和经济因子在内的气候变化影响模型,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评估了气候变化对台湾15个地区59种农作物的潜在影响,结果显示,气候变化对台湾蔬菜有积极影响,而对谷类作物有负的影响[9]。我国科学家利用经济模型研究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的工作涉及不多,丑洁明,叶笃正等人将气候变化研究和农业经济研究相结合,在传统C-D生产函数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气候因素,构建经

济―气候新模型用来评价气候变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得出3月和6月的降水量对全年粮食产量有着重要影响,结果明显好于没有添加气候因子的模拟[10]。

综上所述,在我国的气象学研究中,尚未普遍引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而经济学家则缺乏气候变化的概念,使得这一交叉领域的研究进展缓慢[11]。我国经济学界大部分学者在分析农业生产的影响因素时,通常只将各种物质要素投入、制度因素及区域特征因素纳入模型,较少考虑气候因子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忽视了气候变量在农业生产的重要作用,而自然科学研究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时,主要是从自然生态因素的变化探讨农业波动可能受到的影响,所采用的方法是纯自然的实验研究方法,需要有坚实的观测实验基础,一般不涉及社会经济因素。众周所知,农业生产受社会经济因素和气候因素的共同影响,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取决于不同农业区的不同气候条件和经济条件及农业政策的相互作用,需要作为气象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问题来加以探讨。

因此,本文以C-D生产函数为理论基础,通过在模型中增加气候变量,构建“经济-气候”新模型,简称为

C-D-C模型,实证分析气候变化对南方地区水稻产量的影响,并对未来气候变化情景的潜在影响进行模拟评估。

1 模型构建

1.1 理论模型

通常,水稻生产存在多种多样的相互依存的数量关系,它是自然生产与社会生产相结合的过程,它不仅受温度、降水等气候因素和化肥、劳动力、机械等要素投入的影响,而且还受技术进步、管理水平、制度变迁及区域特征影响。因此,水稻产量的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如下:

Y=F(Xj,Cn,Dm,TE,Tr)

其中,Y表示水稻产量;Xj表示一系列的土地、劳动力、化肥、机械等物质要素的投入;Cn表示温度、降水量等气候变量;Dm为一组区域虚拟变量,用以说明其他变量没有直接说明的社会、经济、自然禀赋以及气候在时间和区域方面的差异;TE为反映技术进步变量。Tr为一组制度变迁虚拟变量,用于反映制度变迁。

1.2 研究假说

根据相关理论及我国南方地区水稻生产的实际,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1:气候变化对南方水稻产量有显著负影响。

假说2:气候变化对南方水稻产量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

1.3 实证模型构建

为验证上述假说1和2,本文分别构建模型(1)、(2)。

首先,把水稻产量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气候变量、水稻种植面积、化肥投入、农业机械总动力、劳动力投入、技术进步、区域虚拟变量及制度政策变量为解释变量。这样可建立模型(1),具体为:

其中,i和t代表第i省的第t年份;Yit表示水稻产量,RF表示水稻生长季节的平均降水量;TP表示水稻生长季节的平均温度;AC表示水稻种植面积;FT表示水稻生产的化肥投入量;AM表示水稻生产的农业机械总动力;LB表示从事水稻生产的劳动力总数; TE反映技术进步影响的变量;T1用于反映对水稻产量的影响,T2用于反映“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对水稻产量的影响。在模型(1)中引入一组表示地区特征的虚拟变量Dm,用以说明其他变量没有直接说明的社会、经济、自然禀赋以及气候在时间和区域方面的差异。

考虑到气候变化对不同地区水稻产量的影响可能会有差异,按不同地区来分析气候变化对地区间水稻产量的影响有助于更细致地观察气候变化的区域影响效应,因此,建立温度、降水与区域虚拟变量交互项回归模型(2)。

2 数据来源及变量处理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采集区域范围及时间,主要包括南方水稻主产区12个省份(考虑数据的完整性,作者把海南省合并到广东省,把重庆市合并到四川省)和1978-2007年期间30年的数据,气候数据主要是水稻生长期间月平均温度和平均降水量,来自江西省气象局。水稻投入产出数据(如产量、面积、劳动力、农业机械总动力、化肥投入等)主要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等。

2.2 主要变量处理

参考大多数学者的做法,本文一些主要变量的处理如下:水稻生产劳动力投入数量 (LB) = 农林牧副渔从业人员数×(农业总产值/农林牧副渔总产值)×(水稻播种面积/农作物播种面积);农业机械投入量(AM) = 农业机械化总动力×(水稻播种面积/农作物播种面积);化肥投入量(FT)= 化肥投入量×(水稻播种面积/农作物播种面积);水稻生长季节平均温度(TP)为水稻生长季节的月平均温度;水稻生长季节平均降水量(RF)为水稻生长季节的月平均降水量;关于反映技术进步变量,现有大部分学者都用时间趋势来替代,但在本文中不宜采用这种方法,原因在于技术进步对水稻产量影响的关键是提高水稻单位面积产量,而不是扩大种植面积,基于此,作者不用时间趋势来替代,而是把各省基期1978年的水稻单产作为分母,用各年的实际水稻单产作为分子,相除得出一个系数来替代各省的技术进步。关于制度政策变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农业政策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在这一系列的政策中,其中对水稻生产影响最大的还是1978年开始实行的及1995年执行的“米袋子”省长负责制。所以,本文主要分析这两项政策对水稻产量的影响。由于任何一项政策的执行都有它的时效性,所以对于1978年开始实行的,作者主要测定1978-1985期间的制度绩效,当年份为1978-1985时,T1=1,其它年份时,T1=0。而对于1995年执行的“米袋子”省长负责制, 由于“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事实上主要依赖传统的行政手段,将负责制层层分解,变成各级首长负责制,从而可能造成效率目标与产量目标的冲突,基于此,作者主要考察1995-2000年间“米袋子”省长负责制的制度绩效,当年份为1995-2000时,T2=1,其它年份时,T2=0。对于区域虚拟变量,根据大多数学者的做法,将广东、福建和广西列为华南区,江西、湖南和湖北列为华中区,安徽、江苏和浙江列为华东区,云南、贵州及四川列为西南区,本文以华南区为参照对象,当省份为华中区时,D1=1,其它则为0;当省份为华东区时,D2=1,其它则为0;当省份为西南区时,D3=1,其它则为0。

3 实证模型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截面数据与时间序列的混和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为进一步减少截面异方差和时间序列自相关对回归结果造成的不利影响,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估计。具体回归结果见表1。

从表1可知,模型结果总体上比较良好,R2 和Adj R2都比较高,说明南方地区水稻产量影响因素方程的解释能力为98.3%,即气候因素加上控制变量水稻种植面积、劳动投入、化肥投入、农业机械投入、技术进步、制度政策及区域特征能够对南方地区水稻产量的98.3%做出解释。模型总体显著性在1%水平上通过检验,F值较大,说明模型中各因素对南方水稻产量的共同影响是显著的。气候变量在模型(1)中都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并且系数为负,表示气候变化对南方水稻产量有负的影响,假说1得到验证。大部分控制变量也都通过了不同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1)平均温度上升对水稻产量的影响。从模型(1)结果可以看出,水稻生长季节期间的平均温度在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为负,表明温度升高会引起南方水稻总产量下降,其主要原因在于温度升高,南方地区水稻生长发育加快,生育期大大缩短,有效分蘖减少,导致总干重和穗重减少,从而影响水稻产量。

(2)平均降水增加对水稻产量的影响。从模型(1)结果可知,水稻生长季节期间平均降水在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为负,表明降雨过多会对水稻生产带来负面影响,这是因为强降水会抑制水稻等作物生长发育,稻田灌水过深,造成含氧量少,使分蘖受抑制,直接影响产量;南方地区处于开花授粉阶段的早稻如受暴雨冲刷,会使授粉结实率受到较大影响,不利于后期产量形成。

由于南方地区水稻生长期间的平均降水为150.939毫米,因此,作者测算了南方地区水稻生长期间平均降水量增加10毫米对南方水稻产量的影响,结果显示降水增加10毫米将导致南方水稻产量平均下降幅度为0.40%。

(3)控制变量对水稻产量的影响。从模型(1)可知,水稻种植面积、劳动力投入、化肥投入量等要素对南方水稻产量有积极影响,并且都通过了1%水平的检验,表明中国南方地区要保障粮食生产,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就应当扩大水稻种植面积,增加劳动力、化肥等要素投入。具体来看,水稻种植面积每增加1%,南方地区水稻总产量将增加0.85个百分点,并且其弹性系数在所有变量中最大,由此说明南方地区水稻产量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耕地资源,暗含要保障南方地区水稻主产区的地位不动摇,保护耕地显得尤为重要。另外,化肥投入和劳动力对水稻产量有显著正影响,两者分别增加1个百分点,则南方地区水稻总产量将分别增加0.193和0.048个百分点。

而农业机械投入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南方地区的农业机械投入主要集中于交通运输方面。第二、南方地区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劳动强度,是乡镇企业发展之后,农村劳动力大部分转移至乡镇企业就业所致。这种机械对劳动力替代的主要目标不是增加粮食产量,而是替代农村劳动力。

技术进步对南方水稻产量的影响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符号为正,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南方地区水稻生产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特别是优良品种的推广、旱育稀植技术和抛秧等增产节本栽培技术的推广应用,为水稻产量的不断提高奠定了技术基础,如杂交稻比常规蹈的增产效果达到15%左右,水稻旱育稀植栽培技术能提高秧苗素质和抗性,减少了灾害的影响,增产效果明显。技术进步的正面影响意味着加快技术进步是减缓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主要措施。

政策制度变量T1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的实施在1978-1985期间极大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南方地区水稻产量的快速增长。政策制度变量T2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米袋子省长负责制的实施在1995-2000年期间对于水稻产量增加的贡献不显著。区域虚拟变量D1、D2 、D3在1%水平上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

(4)气候变化对南方水稻产量影响的区域差异。第一,温度对水稻产量影响存在区域差异。从模型(2)可知,温度与D1和D2的交互项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而与D3的交互项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从各个交互项的系数来看,温度对南方水稻产量总的影响系数为-0.789+0.169D1+0.148D2-0.019D3,即对华南地区水稻产量的影响系数为-0.789,而对华中地区水稻产量的影响系数为-0.620,表明温度升高对华中地区水稻生产有负的影响,但与华南地区相比,温度对华中地区的负面影响要小些,原因在于华中地区的江西、湖南和湖北是丘陵地区,温度上升可以满足海拔高地区种植水稻的要求;温度对华东地区水稻产量的影响系数为-0.641,表明与华南地区

(-0.789)相比,温度升高对华东地区水稻生产的负影响要小些,其原因在于华东地区纬度稍高,温度升高后可使以前不适合水稻生长的区域用于种植水稻,从而可扩展水稻种植面积,提高复种指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减缓温度升高带来的负面影响;温度对西南地区水稻产量的影响系数虽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其系数为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与华南地区相比,温度升高对西南地区水稻生长的负影响更大一些。第二,降水对水稻产量影响存在区域差异。从模型(2)可知,降水与D1和D2的交互项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而与D3的交互项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从各个交互项的系数可知,降水对南方水稻产量的总体影响系数为-0.019-0.092D1-0.069D2+0.037D3,即对华南地区水稻产量的影响系数为-0.019,对华中地区水稻产量的影响系数为-0.111,意味着降水对华南地区和华中地区的水稻产量都有负作用,但与华南地区相比,降水对华中地区的负面影响要大;降水对华东地区水稻产量的影响系数为-0.088,大于华南地区的影响系数

(-0.019),表明与华南区相比,降水对华东地区的负面影响要大;降水对西南地区水稻产量的影响系数虽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其系数为正,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降水对西南地区可能有正的影响。由于缺少必要的数据,本文对南方水稻生产可能遇到的季节性干旱问题没有进行分析。

总的来说,降水增加对华南、华中和华东地区水稻产量有负的影响,而对西南地区水稻产量可能有一定正的影响;温度升高对华南、华中、华东及西南地区都有负的影响。

4 气候变化对南方水稻产量影响的情景模拟

分析气候变化影响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模拟评估未来气候变化情景的影响,本文用三个(GCMs)未来气候变化情景进行模拟分析,分别是HadCM2, CGCM1和 ECHAM4,其有关信息及模拟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在2020s、2050s,未来各种气候变化情景对南方水稻产量的影响以减产为主,含交互项与不含交互项模型相比,各种气候变化情景在不含交互项模型中的影响稍大;对比各种气候变化情景之间的影响程度,总体上,CGCM1-gg情景下对南方水稻产量的负面影响最大,在2020s、2050s,其影响幅度分别都在5.0%和10.0%以上;其次是CGCM1-gs、ECHAM4-gg和HadCM2-gx,最小的为HadCM2-gs情景。

为进一步模拟未来气候变化情景对南方各区域的影响,作者根据模型(2)回归结果模拟了评估HadCM2, CGCM1和 ECHAM4情景下的影响,其结果见表4。

从表4可知,未来气候变化情景对南方水稻产量的影响存在差异性,总体上,气候变化对西南区水稻产量的负面影响最大,其次是华南区和华东区,影响最小的为华中区。

5 南方地区水稻适应气候变化的策略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表明,气候变化对南方地区水稻产量有显著负影响,并且存在区域差异性,其中降水增加对华南、华中和华东地区水稻产量都有负的影响,对西南地区水稻产量有一定正影响但不显著,而温度升高对华南、华中、华东及西南地区水稻产量都有负影响。根据气候变化情景模拟结果表明,未来各种气候变化情景对南方水稻产量的影响以减产为主,其中对西南区水稻产量的负面影响最大,其次是华南区和华东区,影响最小的为华中区。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南方地区水稻适应气候变化的策略如下:

(1)完善气象预报预警体系。加强气象信息预报预警网络体系的建设,进一步完善气象信息传输服务,把相关气象信息及时传输到农户层面,提高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识意识,促进农户积极采取相关适应性措施以减缓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2)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要进一步加强农田水利设施的基本建设,治理、维护水利工程,使库、坝、堤、渠等设施充分发挥节水、保水、用水、集水协调一致的功效,以切实提高水稻生产过程中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和减灾能力。从各区域来看,华南、华中和华东地区在水稻生产过程中要注意洪涝灾害的发生,增加排涝设施和蓄水设施的投入,同时大力发展抗洪抗涝水稻品种;西南地区由于水资源相对缺乏,水利设施相对落后,所以要注意增加水利灌溉设施的投资力度,保障农业水资源的供应,并大力推广和采用节水灌溉技术及种植耐旱的热带水稻品种。

(3)合理调整水稻布局。气候变化使水稻生长期的光能资源和热量资源增加,复种面积扩大,复种指数增加,种植北界北移。因此,在华中和华东稻区北部选用生育期较长、产量潜力较高的中、晚熟品种替代生育期较短、产量潜力较低的早、中熟品种,充分利用日益丰富的热量资源发展双季稻是减缓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华中稻区南部和华南稻区的双季稻可以根据不同的品种搭配,分为早双季、中双季和晚双季;华南稻区的三熟制亦有早、中、晚之分,从而通过调整品种布局来适应气候变化、提高产量。在西南高原稻区,虽然在季节上可以满足种植双季稻的要求,但农资、劳力等投入将成倍增加,因此不宜改变现有的耕作制度。

(4)积极引进和培育水稻新品种。通过品种选育以减少高温和旱涝逆境对水稻产量的影响,是未来农业发展适应气候变化的必然趋势。其中华南、华中和华东地区要注重引进和培育耐高温、耐涝的水稻新品种,而西南地区要引进和培育耐高温、耐旱的水稻新品种。华东稻区北部和华中稻区北部可充分利用积温增加、生长季延长的条件,在品种选育上一方面要注意培育生育期长的中晚熟品种;另一方面要注意选育光合能力强、综合抗性突出、适应性广的新品种,这样不仅可提高水稻的抗逆性,还能充分利用CO2浓度增加带来的施肥效应,从而确保水稻生产的高产、优质、高效。

(5)加强稻田水肥管理。种植制度及品种优化后,水稻生活力强,而气温升高使田间蒸发量加大,对水肥的需求也就更大,通过合理灌溉以水调温,可以减轻低温冷害和高温热害的威胁,增施肥料,改良土壤结构,可增加土壤的蓄水能力,并满足水稻不同生育期对营养元素的需求。另外要加强病虫防治,气温逐渐升高,可形成有利于病虫繁殖的生态环境,应进一步采用综合防治措施和高效低毒的农药,并结合抗性品种及适宜栽培技术、生物防治等进行有效治理。

(6)适当调整播期。调整作物播期可以改变水稻生育期内的温光水配置,从而使得水稻生长过程趋利避害。适时提前春播作物的播种日期,可以避开盛夏的高温影响;推迟秋播作物的播种日期,可以避免冬季变暖的不利影响。因此,在前后期作物茬口和气象条件等因素允许的情况下,适当调整播期将有利于提高水稻产量。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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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气候变化；环境变量；资源型企业；最佳规模边界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4-0207-03

20世纪初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理论界一直以规模的大小来衡量企业的发展和成长，大规模批量化生产也成为当时的主流。福特制危机之后，人们开始发现规模并不是决定企业成长的一切，由此产生了企业能力理论、企业知识理论等等。到了20世纪90年代，气候变化问题凸显再次对企业运营方向提出了挑战。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1992年世界上第一个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诞生。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签署了《京都议定书》，确定了三个灵活合作机制以实现减排。自此有关气候变化及其影响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直在升温，尤其是对后京都时代不同国家到底承担何种减排任务的争论不断。气候变化问题对经济的影响和企业运行的冲击也在日益凸显。节能减排成为企业运行不得不重视的问题。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的背景下，企业尤其是资源型企业的转型或节能减排势在必行。然而无论是转型或者通过技术流程的优化、信息化等实现节能减排都表明，环境变量已经成为企业运行的内生变量，企业如果不能有效处理好环境问题与经济效益问题的关系，将很难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一旦环境变量成为企业运行的内生变量，企业运行的最佳规模边界也将随之变动。企业应该确定一个怎样的规模，才能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和赢利，又能使环境达标？正是在这两难困境中，本文通过对企业规模边界理论的回顾，在遵循企业最佳规模衡量的一般性标准的基础上，力图将环境变量纳入研究的框架中，即将环境因子纳入到衡量资源型企业最佳规模的衡量体系之中。

一、不同经济学学派对企业规模效益及其边界的阐述

1.亚当·斯密基于劳动分工视角的古典解释

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亚当·斯密是规模经济理论的创始人。斯密在其《国富论》一书中开篇就以制针工厂的分工为例，来说明劳动分工同专业化生产共同对生产效率提高的意义：分工不仅节约了劳动者之间变换不同工作而花费的时间，而且由于长时间专注于一个工作细节会提高工人的劳动熟练程度提高并增加工人的劳动技巧。分工能够提高效率，为了得到更大的效率，企业就会进一步扩大规模，而规模越大，分工的效率就会进一步提高，这就是著名的斯密定理。事实上，分工与效率的提高，不仅使生产规模扩大，而且也为马克思所说的局部工人和专有工具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的机器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斯密定理是古典经济学对企业规模的一种解说。但其缺陷就在于无法解释垄断的发展趋势与竞争市场结构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一个斯密悖论。该问题由后来的经济学家施蒂格勒提出的产业周期理论进一步解释和说明。

2.马歇尔的规模报酬三阶段论及马歇尔冲突的产生

马歇尔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在其著作中详细分析了制造业中的大规模生产问题，指出了大企业在技术、人才招聘、采购与销售等流程以及管理方面所具有的优势等等。这些优势构筑了大企业的规模经济，具体而言，包括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两种。前者主要是对企业内部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效率提高形成的规模经济；后者则是企业间的分工和布局、联合等过程形成的规模经济。在分析完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之后，马歇尔进一步区分了规模经济报酬变化的三个阶段，即规模经济报酬的变化规律。

规模经济报酬变化的三个阶段包括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规模报酬不变阶段、规模保持递减阶段，而马歇尔提出规模经济报酬三阶段的数量依据就在于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之间的比较，正是二者之间的比较最终决定了企业的最佳规模和最佳规模收益。

正是在分析规模报酬变动规律之时，马歇尔还发现了竞争与垄断之间的冲突，即大规模可能引发垄断，而垄断又进一步阻碍竞争，这就是“马歇尔冲突”。不仅如此，大规模的企业进入垄断阶段之后，从规模效益角度看也开始步入规模不经济阶段，即规模报酬递减阶段。该问题就是前述斯密定理中隐含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里被讨论和提出。当然，马歇尔冲突被后来的经济学者如罗宾逊和张伯伦等人进行了补充和解说，提出了垄断竞争理论。

3.马克思提出用空间拓展弥补时间损失的规模效益理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11章协作一章中，对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起点的协作和手工工场进行了详细分析。列举了协作生产的诸多优势，而正是在协作中产生了一种社会生产力，这种社会生产力是单个劳动者劳动时也所不具备的，这种社会生产力从现象上成为资本的生产力，也成为资本实现资本增殖的重要组织方式。不仅如此，很多人在一起共同劳动，还能够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共同使用生产资料节约生产成本，团队生产还能够激发工人的竞争心和进取心，扩大劳动的规模并相对缩小了生产的范围。正是在协作的基础上引入了分工，进一步扩大了上述优势，由此推动了资本主义企业的演进，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迈进。

篇3

Tom Skilling，美国WGN电视台首席气象学家、每日天气节目主播，《芝加哥国土报》天气专栏首席编辑，全美深受大众喜爱的气象学家。他的报告以提供丰富直观的图表，以及多角度的深入细节分析著称，被大众亲切地称为“Weatherman”。在期货界，他同样备受推崇，被誉为“交易员的英雄”。

人类在漫长的农业社会里不得不“靠天吃饭”，“人定胜天”不过是一种理想。因此，长久以来人们的观念认为气候对经济的影响是无法掌控的，对气象深入分析研究的价值不大，但在今天美国期货界，特别是农产品期货界，任何一位经验丰富的交易员都会给你一个出乎意料的回答：天气是我们生活的全部。

究竟气候与经济，特别是对期货交易的影响有多大，在无比强大的“老天”面前，卑微的人类究竟能做什么，带着这个问题，记者走访了Tom Skilling先生。

Skilling先生从年幼起就对观测天气和气象知识有着与生俱来的兴趣。他曾自己制作天气观测模型观测天气变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放在天气上，这种罕见的“痴迷”曾令父母打算给他请心理医生。和Tom Skilling谈起天气，他总能乐此不疲，不厌其烦地为你解释细节。

《首席财务官》：您的气象报告不仅在美国公众中间，而且在经济界，特别是期货界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它有什么独特之处？

Skilling：我的天气预测和报告尽量为不同需求的人们提供所需要的信息。人们感兴趣大概是因为我提供的不仅是天气变化、温度、阴晴云雨的数据，我更愿意帮助人们依据这些基本信息开始思考：为什么天气会如此变化，这次变化的趋势以及持续的时间，这样的分析会给农民、种植者、出口者和期货交易者等带来什么影响等。

《首席财务官》：全球变暖似乎成为近些年来经济界的热点话题，您认为全球变暖会对经济造成哪些影响？

Skilling：的确，从种种报告来看，我们的星球是在经历一个变暖过程，但是从气象学角度看，实际上从来就不存在所谓 “正常”天气。例如我们分析过去70年左右的天气变化历史发现，风暴、洪水或者其他自然灾害的发生似乎没有规律可循，包括灾害会持续多长时间，通常发生的频率是怎样的。

变暖的气候对不同的经济角色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种植者将气候变化作为决定种植面积等的重要因素、生产者会考虑其室外加工投入；出口者会关心天气变化造成的运输价格变化。而所有这些变化将影响货物产出，进而影响总供给和需求，进而影响价格变化和出口量等。

《首席财务官》：您的天气预报和每周分析深为美国观众和读者推崇，在期货界很多交易员们要依赖您的分析才开始交易。您认为，气象预报对期货交易的价值是什么？

Skilling：上世纪60年代，美国曾大量对国外出口谷类，原因是丰收和产出超出预期，但是次年厄尔尼诺导致洪水泛滥，因此谷物种植几乎停顿，家畜饲养者因为没有充足饲料而大量买掉活牛等家畜，肉类价格大跌，进而次年家畜供给由于上年大量屠宰而短缺。气候与经济的关系密不可分。

在美国期货基本面分析中50%～65%都是和天气有关的，因此气象分析对期货市场影响较大。天气的走势和价格的走势直接相关，例如如果天气对种植带非常有利，产量大增，供给提高，价格可能会下降，交易员会因此卖掉手中的合约，等价格在未来下降了，交易者就获取了利润。在谷物期货交易的基本面分析中有65%是天气情况，包括干旱、洪水等灾害会直接影响谷物产量和病害等，从而影响最终价格。一次严重的洪水可能会导致一个农场主破产（见图1）。

《首席财务官》：在农产品期货交易中，气候因素肯定是重要的风险之一，因气候带来的风险主要有哪些？您通常如何帮助期货交易者规避灾害气候带来的风险？

Skilling：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并发生难以预料的影响，例如飓风给港口货运带来严重影响，货运价格上涨，或者导致货运停滞，导致货物价格上涨或者因为滞留而毁坏等，出口价格以及税负等都会随之变化。

天灾不能预防，只能提前作准备。例如在风暴来临之前，做多或者做空头寸以减少损失；此外，期货交易者可以根据天气预测决定部位等等。气象研究对交易者的帮助就是向他们提供气候变迁的细节以及基于网络技术支持的分析，除了气象卫星提供的云图信息等外，我们还运用很多天气分析模型对气象信息进行分析和预测。

例如飓风，从当前卫星和气象模型对大气层、云层、海洋等运动规律的分析，多数情况下是可以提前预测的，例如我们能够通过测量云层的行进速度判断风速，进而预测飓风到来和离开的时间等，其他国家的气象分析和预测也对预测起到关键作用，我们都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一个地区的天气变化很可能是世界另一端灾害的起因，因此我们应从全球的眼光来认识天气变化并为人们提出尽可能详细、全面的分析。这对于经常遍及全球的期货交易是有价值的。

需要指出的是，当人们从不同渠道听取天气预测时，会发现他们得到的是不同的结果，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因为分析天气的模型非常多，原理和提取信息的不同而导致了结论的不同。我们往往同时使用很多模型，然后从所有的结论中提出平均值，也有可能我们会选择采用那些发现某些接均值的模型，以得出尽可能接近现实的结果。

《首席财务官》：未来全球气象分析的趋势是什么？他对期货交易者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Skilling：全球化在主导了经济的同时也主导了气象分析的未来趋势。我们看到，世界不同国家对天气分析的重视程度和应用广度都有区别，但由于天气变化是全球性的，因此扩大沟通和联合分析将十分重要，以提供更加细节和技术化的分析。例如，由于中国的谷物市场和价格变化当然对世界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天气变化在全球期货界都将受到更多的关注。

篇4

石油是重要的一次性能源，具有不可再生性和稀缺性,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高速的发展，对国际石油的依赖也越来越大。石油价格波动对经济的影响是石油价格乃至整个能源问题研究的重中之重。所以，在国际油价持续高位运行和我国石油消费增长迅速的情况下研究高油价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石油；价格；宏观经济

一、国际原油价格轨迹描述及油价高位运行现状原因

1.国际原油价格轨迹描述。在分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和国际油价变动趋势时，首先，有两个油价数据值得关注。即国际石油现货平均价（APSP，averagepetroleumspotprice）和欧佩克油价（OPECBasketPrice）。前者代表世界石油市场的主要原油交易。后者是欧佩克一揽子原油平均价。目前欧佩克的一揽子油价是指，代表各成员国的11种出口原油价格的加权平均数。该油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反映了并影响着市场当前和未来的主要原油供需，同时，也是欧佩克确定石油生产与供应额度的重要参照数据，是国际油价的风向标。自1970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大体经历了以下不同三个历史阶段：（1）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驱动油价持续暴涨。（2）1983——2003年初，20年油价一直徘徊在30美元之下。（3）第三次石油危机时期（2003——2008年）。

2.油价高位运行现状原因。进入21世纪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多极化形势，遍及全球地缘政治动荡和格局重组趋势，世界经济，是影响世界石油市场形势和国际油价形成及其变动趋势的外部条件和政治经济大背景。世界石油产业现状和石油经济发展，世界石油市场供应和需求状况及供需前景预测，仍旧是导致国际油价波动乃至持续上涨的基本因素。政治突发事件和地区政局紧张、严重的自然灾害袭击和气候变化影响、原油市场投机行为、甚至人们敏感的心理预期和恐慌等，成为近几年引发石油价格波动，特别是导致油价飙升的重要因素。如果说2000年出现的油价暴涨和2001年的油价回落现象，主要原因在于市场供需变化和调整，欧佩克和非欧佩克合作，采取削减或扩大原油产量的手段，影响了国际油价。同时期货市场的投机炒作行为也开始引起人们的警觉。那么，2004年和2005年的国际油价波动及大幅上扬，在需求拉动的基本原因之外，则更要强调投机和气候等不确定因素的恶劣影响作用。所有上述因素，相互作用、交叉影响，对世界石油市场、油价形成和振荡，以及对世界能源领域的发展变化，构成一组综合性、多元影响元素。

二、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对我国宏观经济影的分析

1.国际石油价格上涨会抑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目前，我国已进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单位产出的能耗水平至少高出2到3倍，单位GDP的石油消耗比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都要高，如美国和中国的GDP规模分别为8万亿和1万亿美元时，原油消耗分别是4.8亿吨和2.4亿吨，经济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高耗能产业所占比重较高，对石油的需求逐年攀升。但我国自产石油不足，石油进口已成为满足国内需求的重要手段。因此，国际油价的持续高位运行无疑会加大我国经济运行成本，从生产到消费，从成本到价格，从贸易到投资，都会受到石油价格上涨而带来不利影响，必然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2.国际石油价格上涨直接缩少我国贸易顺差。国际原油价格上涨，我国进出口总量同时都会减少。从宏观层贸易增幅也会相应回落，进而冲击我国出口的外部环境，减少国外从我国的进口量。从微观层面看，由于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议价能力较低，石油等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增加了出口企业成本，而出口企业却难以通过提高价格来转移成本，这将影响我国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减少出口量。

3.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加大国内通货膨胀压力。我国国内原油价格已经与国际市场接轨，国际油价决定着国内原油价格水平，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直接推动国内原油价格水平上升。我国成品油价格虽然依然受到国家调控，但国际原油价格的持续高涨必然会进一步推升国内的成品油价格。石油作为一种基础能源，同时作为众多产业的基础原材料，油价的持续上涨或维持在高位，无疑会带动煤炭、天然气等相关能源产品价格上扬，由此增加交通运输、石油化工等行业的经营成本，导致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升高，进而促进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增加通货膨胀压力。

4.国际石油价格上涨造成消费支出增加。政府消费支出具有较强的刚性，政府对油品的消耗不会因油价上涨而减少，从而造成政府支出的增加。另外，随着油价的上涨，造成居民实际收入减少，个人消费者成为高油价的承受者。随着国际油价的不断上涨，我国几次上调成品油价格，明显增加了消费者在成品油方面的支出，并导致部分消费紧张或消费转移行为的产生。而且，在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的局部供油紧张现象，高油价已经影响到了居民正常生活。

5.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加大企业生产成本。随着石油价格上涨，必然增加相关行业成本，与石油相关产品价格随之上涨，从而造成更大范围的企业成本增加。中国运输部门消费中，石油和天然气占69％。另外，原油作为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等石化行业的重要原材料，其价格上升将直接带来石化行业成本上升。在国际市场上，我国虽然是世界的加工厂，但我国多数产品在世界贸易中没有议价能力。这种现状使得中国生产商只能独自承受石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几乎全部成本压力，而没有能力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世界各地的最终消费者，从而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而下降，全社会的经济活力也会因此而减弱。

三、结语

国际石油价格波动的对中国的GDP增长的波动有显著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则是同向的,二者同步性极强,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石油的价格的上涨只是降低了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没有使我国出现负增长的情况。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我国石油价格潜在风险很大,随着石油对外依存度的不断增加,和石油在我国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不断增大,石油的价格风险会不断显现出来。本文以近期油价的高位运行为背景，在分析近期油价高位运行的原因基础上，利用宏微观经济学的原理就高油价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合理制定降低高油价风险的价格宏观调控政策。政府应当加强宏观调控，制定、完善具体的实施、监督等措施，以保障新机制的顺利实施，并应着力培育我国石油市场竞争体系，健全石油市场监管机制，坚决打击投机、掺假、哄抬油价的行为，进一步规范石油市场，保证国内成品油的稳定供应，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供给。

2.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我国政府应当加大对新能源的开发力度，对好的新能源开发项目的产业化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以优化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减轻油价上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冲击。

3.制定鼓励开发节省石油资源的政策。面对不断攀升的国际油价对我国经济运行和人民生活的冲击，我国应加强宏观管理，建立健全有关节能的法律法规，提高人们的节能意识，提高节能技术和政策激励机制。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的技术和措施，积极加快技术进步，节油降耗，推广应用新工艺、新技术。

4.建立我国石油期货市场。谋求国际油价定价权,我国应适时建立自己的石油期货市场，提高在国际石油定价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努力谋求国际油价的定价权，以抵御国际油价波动带来的风险。支持和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参与国际石油期货市场，利用期货交易规避价格风险。

参考文献：

[1]何帆覃东海，面向未来的中国能源政策，2005年(17).

[2]刘强，石油价格变化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模型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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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碳税；碳税风险性；碳税制度设计；收入差距；经济增长；出口贸易

一、文献回顾

二氧化碳排放税，简称碳税，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为目的，对煤炭、天然气、成品油等燃料，按照碳含量或碳排放量不同而征收的一种环境税。碳含量或碳排放越多，相应缴纳的碳税也就越多。任何一种税种的征收，都将对社会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关于碳税的功能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

1.国外研究成果

Vlachos 和Floros（2005）利用希腊有关数据，研究了碳税对该国制造业和煤炭、石油等能源行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开征碳税可以减缓气候变暖速度。〔1〕Goto（2005）利用一个经过简化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碳税对宏观经济运行和工业生产的影响，认为需要采取一些优惠措施减少这种不利影响。〔2〕Lee（2008）分析了碳税和排污权交易对不同工业部门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仅仅征收碳税会阻碍GDP 增长，若在征收碳税时实施排污权交易，那么就会促进GDP 增长。〔3〕Kenichi Matsumoto 和Toshihiko Masui（2011）分析了碳税估算价格(ICT)对环境、经济等的长期（至2100）影响，发现二氧化碳减排总量几乎相同，但对每个国家的经济影响却不同。〔4〕

2.国内研究成果

高鹏飞和陈文颖（2002）通过建立一个MARKAL- MACRO模型研究了碳税对我国碳排放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发现开征碳税将导致较大的国外生产损失。〔5〕张明文等（2009）利用1995－2005 年我国GDP、能源消费和资源税样本数据，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开征碳税对我国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收入分配的影响，发现征收碳税能够促进大部分地区经济增长，但会扩大大部分地区收入差距。〔6〕胡振宇（2009）提出中国需要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制定法律法规、强化统计体系、建立示范体系推动碳减排工作，以获取国际支持和认可并争取碳排放空间。〔7〕苏明等（2009）考察了部分发达国家开征碳税的背景、措施及效果，分析了对我国有益的经验借鉴和启示作用。〔8〕张克中和杨福来（2009）认为，碳税和碳市场都是调节二氧化碳排放的有效手段，在比较两者基础上，结合发达国家碳税实践，提出了中国碳税制度建议。〔9〕张景华（2010）分析了征收碳税的经济效应，探讨了碳税对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节能减排的影响，主张在制定碳税政策时，探讨碳税对收入分配产生的负面影响，权衡公平目标与二氧化碳减排效果。〔10〕杨杨等（2010）认为，我国应把握时机逐步推出碳税，灵活选择征税对象，税率设置要体现差异，合理选择征收环节，逐步减少税收优惠并统筹考虑相关配套方案。〔11〕

文献检索发现，国外研究成果多集中于碳税对碳排放量的影响，研究重点是碳税作用，未研究开征碳税的风险性；国内研究成果要么侧重于实证分析，如开征碳税对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要么侧重于政策分析，如借鉴国外经验构建中国环境税税制，未见开征碳税对国际贸易影响的文献。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补充了前人研究的不足，在实证分析碳税对收入差距、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开征碳税的风险性，以及碳税制度设计建议。

二、碳税对收入、经济和出口的理论影响

开征碳税不仅是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需要，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成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十二五”规划最终目标的需要。同时，对于减少碳排放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但是，碳税作为政府凭借自身拥有的政治权利对社会产品实行的一种强制性、无偿性课征，在理论上必将对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产生一定影响。

1．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既然碳税是针对燃料消耗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征收的税种，那么碳税最终会转嫁到煤炭、天然气、成品油等燃料上。征收碳税将提高煤炭、煤气、电力等能源产品价格，而这些是居民生活必需品，因此，碳税的部分税负或全部税负最终将转嫁给居民负担。相对于高收入家庭而言，低收入家庭用于燃料的支出比重较大，开征碳税后遭受的损失也较大。碳税在加重低收入者负担的同时扩大了资本和劳动要素的收入分配差距，产生了一种非均衡分配效应，影响居民收入分配，扩大收入差距。因此，开征碳税可能导致基尼系数变动。

2．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有关的经济学理论证明，征税将使商品供给曲线左移，在需求曲线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商品价格，抑制消费、投资、经济增长。开征碳税在提高石油、煤炭等生产要素价格的同时，也将提高企业生产成本，进而抑制企业投资。国内生产总值由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出口组成，因此，开征碳税所导致的企业生产和投资减少将减缓经济增长趋势，甚至阻碍经济增长。征收碳税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同。在经济发达地区，可能会促进经济增长、减少能源消耗；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增长依靠高投入、高消耗和低效率，碳税的负面影响往往比较突出。征收碳税会提高石油等能源价格，使其成为一种更昂贵的生产要素，抑制企业投资，减少企业对资源的消费。企业生产和消费的减少可能会抑制经济增长速度。因此，碳税的开征可能导致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速变缓。

3．对贸易的影响

碳税是环境税的一种，当环境税以国内税形式出现，一般按产地原则或目的地原则征收。当一国实行产地原则而另一国实行目的地原则时，同一批商品既要负担出口国的税收，又要负担进口国的税收，出现双重征税问题。当环境税以国内税形式出现时，出口的商品将承担两国税负，致其在进口国国内市场无法与进口国生产的同类商品竞争。因此，碳税客观上可能沦为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的新手段。当西方发达国家征收国内碳税时再开征碳关税，就意味着低效率、高能耗、生产工艺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将大幅度下降。所以，碳税对一国的对外贸易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开征碳税可能导致出口贸易总额变动。 　三、碳税对收入、经济和出口的实证影响

从理论上看，开征碳税对居民收入差距、经济增长和出口贸易等变量将产生影响，那么对中国的收入差距、经济增长、出口贸易会产生什么样的具体影响呢？本文根据上文分析，构建了下列三个计量经济学模型：

GINIt=C+β1CTAXt+β2PGDPt+β3Xt+β4GINIt(-1)+εt（1）

PGDPt=C+β1CTAXt+β2GINIt+β3Xt+β4PGDPt(-1)+εt（2）

Xt=C+β1CTAXt+β2PGDPt+β3GINIt+β4Xt(-1)+εt（3）

其中，居民收入差距用“GINI”表示；C表示常数项；碳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比重用“CTAX”表示，碳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利用资源税、车船使用税和历年排污费几种税费数据之和占税收总收入数据代替。由于中国目前还未开征碳税，用上述税种数据代替碳税，可能降低模型的说服力和估计结果的科学性，但这些税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碳税的替代品，通过替换可以说明模型所要阐述的问题。GDP年增长率用“PGDP”表示；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用“X”表示；表示随机扰动项；GINI（-1）、PGDP(-1)分别表示基尼系数和GDP年增长率的前一期并分别代表待估计参数。利用中国1998－2009年数据，对上面三个方程分别进行估计的结果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1）在各自变量对收入差距影响的模型中，开征碳税使基尼系数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将加大收入差距。碳税作为商品税的一种，其税负的一部分甚至全部将被转嫁给消费者，由于穷人受碳税的影响程度较大，从而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经济增长也会加大收入差距，但不显著，不能排除系数为零的可能性。经济增长使政府收入增加，更多的转移支付资金被用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出口贸易的增加对收入差距几乎没有影响，出口贸易扩大所增加的关税收入在税收总收入中的比重较小，对缩小收入差距不会产生大的影响。（2）在各自变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模型中，开征碳税可促进经济增长，但影响不显著，因为碳税对经济增长既有正向作用也有阻碍作用。收入差距的扩大之所以会促进经济增长，可能是因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人进行资本再投资，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进出口贸易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显著，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出口贸易。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扩大，经济增长将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3）在各自变量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的模型中，碳税的开征将阻碍对外贸易的扩张。开征碳税会推高石油等能源价格，使其成为一种更昂贵的生产要素，提高企业生产成本，减少出口的商品源，加上西方发达国家在征收国内碳税时再开征进口关税，致使出口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出口贸易必然减少。经济增长会促进对外贸易总量的提高，其可能的原因是经济增长意味着社会产出水平提高，有更多的商品可以被国外消费，因此，出口会增加。另外，经济增长一般情况下意味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国外商品被国内居民消费的数量增加，使经济增长促使进出口贸易总量扩大。但收入差距扩大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则不显著。

表1 碳税风险模型回归结果汇总表

Dependent VariableVariableCoefficientt-Statistic

GINI

C0.111.43**

CTAX0.021.58**

PGDP0.040.99***

X0.010.61****

GINI (-1)0.513.50*

R2=0.76 DW值=2.03

PGDP

C-4.62-1.66**

CTAX0.551.14***

GINI15.81.84**

X0.212.21*

PGDP(-1)0.513.50*

R2=0.76 DW值=1.92

X

C12.771.01***

CTAX-3.261.78**

PGDP1.732.13*

GINI-29.09-0.71****

X(-1)-0.42-1.27***

R2=0.53 DW值=1.93

注：（1）“*”表示估计结果在10%以内显著；“**”表示估计结果在15%以内显著；“***”表示估计结果在35%以内显著；“****”表示估计结果在50%以内显著。（2）“Dependent Variable”表示因变量，Variable表示自变量；Coefficient表示自变量系数；t-Statistic表示自变量系数T值；（3）表中结果是经过一阶自回归处理后的结果。（4）原始数据根据历年《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计算所得。

四、中国碳税制度设计构想

通过分析发现，开征碳税在一定程度上将加大收入差距，并对进出口贸易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但对经济增长反而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尽管不显著。也就是说，碳税开征将产生一定的风险性。为了应对开征碳税可能产生的上述风险，应及早设计中国碳税制度。在构建中国碳税制度时，主要涉及碳税纳税人、课税对象、税率、计税依据、课税环节、纳税期限以及减免税等，见表2。

表2 中国碳税税制要素的具体内涵

税制要素具体内涵

课税对象含碳的燃料或二氧化碳排放量

纳税人因消耗燃料向大气直接排放二氧化碳的单位和个人

课税环节生产环节或消费环节

税率从量定额税率（依据燃料的体积或重量课税）

计税依据燃料含碳量或二氧化碳排放量估算值

纳税期限1个月或分月预缴、年终汇总

减免和加征1.居民生活用煤炭和天然气、农用汽油柴油等，暂免征2.能源密集型行业，视经济发展情况，可给予一定的减免3.采用二氧化碳减排和回收技术并达标的企业，免征

1.课税对象

碳税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为目的，其课税对象应选择燃料含碳量或二氧化碳排放量。国际上，一部分国家，如丹麦、瑞典和挪威等按碳含量征税，即用燃料的含碳量和消耗的燃料总量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少数国家如波兰、捷克等是直接对二氧化碳或一氧化碳的排放量征税。这些国家的课税对象也不尽相同。理论上，中国碳税应以二氧化碳排放量为课税对象，但由于测量技术不发达，难以对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准确测量。以煤炭、天然气、成品油等燃料含碳量作为我国碳税的课税对象，以碳含量推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计税依据，待测量技术条件具备后，再以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课税对象比较可行。另外，二氧化碳约占温室气体排放的60%以上，是最重要的温室气体，但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不仅包括二氧化碳，还包括氧化亚氮、甲烷和臭氧、六氟化硫、氢氟碳化物等，从中长期看，碳税课税对象应包括这些气体。

2.纳税人与课税环节

碳税纳税人是因消耗燃料而向自然界排放二氧化碳的单位和个人。这里的单位应包括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军事单位、社会团体、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军工企业、私有企业、外资企业、股份制企业、其他企业等。碳税可以采用在生产环节征税，也可以采用在消费环节征税。在生产环节征收，即以煤炭、天然气、成品油等燃料的生产向生产者征收。但是，税负会通过提高燃料价格的方式转嫁给消费者。这种模式，可以实现税款的源头扣缴，减少偷逃税的机会，从而保证税款的及时、足额入库。〔12〕在生产环节征收，即就煤炭、天然气、成品油等燃料的生产向生产企业征收碳税，等于强调“谁污染谁缴税”原则。在消费环节征收有利于强化消费者减少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意识。在消费环节征收，意味着就煤炭、天然气、成品油等燃料的消耗量向消费者征收碳税。这有利于强化消费者减少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意识，但该模式面临着燃料消耗量难以确定的问题。

GINIt=C+β1CTAXt+β2PGDPt+β3Xt+β4GINIt(-1)+εt（1）

PGDPt=C+β1CTAXt+β2GINIt+β3Xt+β4PGDPt(-1)+εt（2）

Xt=C+β1CTAXt+β2PGDPt+β3GINIt+β4Xt(-1)+εt（3）

其中，居民收入差距用“GINI”表示；C表示常数项；碳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比重用“CTAX”表示，碳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利用资源税、车船使用税和历年排污费几种税费数据之和占税收总收入数据代替。由于中国目前还未开征碳税，用上述税种数据代替碳税，可能降低模型的说服力和估计结果的科学性，但这些税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碳税的替代品，通过替换可以说明模型所要阐述的问题。GDP年增长率用“PGDP”表示；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用“X”表示；表示随机扰动项；GINI（-1）、PGDP(-1)分别表示基尼系数和GDP年增长率的前一期并分别代表待估计参数。利用中国1998－2009年数据，对上面三个方程分别进行估计的结果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1）在各自变量对收入差距影响的模型中，开征碳税使基尼系数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将加大收入差距。碳税作为商品税的一种，其税负的一部分甚至全部将被转嫁给消费者，由于穷人受碳税的影响程度较大，从而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经济增长也会加大收入差距，但不显著，不能排除系数为零的可能性。经济增长使政府收入增加，更多的转移支付资金被用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出口贸易的增加对收入差距几乎没有影响，出口贸易扩大所增加的关税收入在税收总收入中的比重较小，对缩小收入差距不会产生大的影响。（2）在各自变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模型中，开征碳税可促进经济增长，但影响不显著，因为碳税对经济增长既有正向作用也有阻碍作用。收入差距的扩大之所以会促进经济增长，可能是因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人进行资本再投资，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进出口贸易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显著，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出口贸易。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扩大，经济增长将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3）在各自变量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的模型中，碳税的开征将阻碍对外贸易的扩张。开征碳税会推高石油等能源价格，使其成为一种更昂贵的生产要素，提高企业生产成本，减少出口的商品源，加上西方发达国家在征收国内碳税时再开征进口关税，致使出口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出口贸易必然减少。经济增长会促进对外贸易总量的提高，其可能的原因是经济增长意味着社会产出水平提高，有更多的商品可以被国外消费，因此，出口会增加。另外，经济增长一般情况下意味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国外商品被国内居民消费的数量增加，使经济增长促使进出口贸易总量扩大。但收入差距扩大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则不显著。

表1 碳税风险模型回归结果汇总表

Dependent VariableVariableCoefficientt-Statistic

GINI

C0.111.43**

CTAX0.021.58**

PGDP0.040.99***

X0.010.61****

GINI (-1)0.513.50*

R2=0.76 DW值=2.03

PGDP

C-4.62-1.66**

CTAX0.551.14***

GINI15.81.84**

X0.212.21*

PGDP(-1)0.513.50*

R2=0.76 DW值=1.92

X

C12.771.01***

CTAX-3.261.78**

PGDP1.732.13*

GINI-29.09-0.71****

X(-1)-0.42-1.27***

R2=0.53 DW值=1.93

注：（1）“*”表示估计结果在10%以内显著；“**”表示估计结果在15%以内显著；“***”表示估计结果在35%以内显著；“****”表示估计结果在50%以内显著。（2）“Dependent Variable”表示因变量，Variable表示自变量；Coefficient表示自变量系数；t-Statistic表示自变量系数T值；（3）表中结果是经过一阶自回归处理后的结果。（4）原始数据根据历年《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计算所得。 　3.计税依据与税率设计

碳税征税对象是直接向自然环境排放的二氧化碳，理论上应该以二氧化碳的实际排放量作为计税依据比较合理。这涉及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测量问题，技术上不易操作。〔13〕实践中更多地采用二氧化碳估算排放量作为计税依据，即根据煤炭、天然气和成品油等燃料含碳量测算二氧化碳排放量，见表3。〔14〕按照计税依据分类，碳税可以分为英国热量单位（BTU，British Thermal Unit）碳税或直接计征的碳税。

表3 二氧化碳的估算排放量

燃料种类单位排放因子（tc/TJ）碳氧化率（﹪）低位发热量（MJ/t.km3）CO2排放量（吨）

汽油万吨18.999.04307029549.03

柴油万吨20.299.04265231275.01

原油万吨20.099.04181630358.42

燃料油万吨21.199.04181632028.13

天然气亿立方米15.399.53893121731.90

炼厂干气万吨18.299.54605530580.37

液化石油气万吨17.299.55017931487.99

焦炭万吨29.598.02843530142.05

焦炉煤气亿立方米13.099.51672679328.63

其他煤气亿立方米13.099.5522724790.79

原煤万吨25.898.020908 19383.39

洗精煤万吨25.898.02634424423.00

其他洗煤万吨25.898.083637753.17

注：TJ为热值（净卡路里值），单位为千兆焦耳。MJ为兆焦耳。资料来源：《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无论近期以燃料含碳量，还是远期以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课税对象，碳税税率均应采用从量征收并采取定额税率，依据不同税目按含碳量多少确定差别税率，同一税目不同等级的同种产品应按其含碳量高低实行不同定额税率。开征碳税初期，税率宜低不宜过高。原因是，根据财政部《中国开征碳税问题》的研究报告，随着碳税税率的提高，实际GDP、CPI、投资、农村可支配收入和城镇可支配收入的降幅将逐渐增大。当征收90元/ 吨碳税时，GDP下降0.08%，CPI下降0.1%，投资下降0.25%，农村可支配收入下降0.27%，城镇可支配收入下降0.17%，GDP降幅是10元/ 吨税率时的8倍、投资降幅是10元/ 吨税率时的25倍，农民可支配收入降幅是10元/ 吨税率时的13.5倍，城镇可支配收入降幅是10元/ 吨税率时的17倍。〔15〕由此可见，碳税的负面影响将随着税率提高不断加大。开征碳税之初，税率应该设在较低水平，见表4。〔16〕目的主要是为了兼顾经济增长和贸易发展的需要，使企业和居民在低税率情况下调整能源消费行为，且有足够时间调整各自行为选择，随后再逐步提高碳税税率。

表4 二氧化碳税率设计水平

税率2012年2020年

碳税（元/吨二氧化碳）10.040.0

其中：原煤碳税（元/吨）19.477.6

原油碳税（元/吨）30.3121.2

汽油碳税（元/吨）29.5118.0

柴油碳税（元/吨）31.3125.2

天然气碳税（元/千立方米）2.28.8

注：（1）假设在2012年开征碳税；（2）碳税税率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碳税税率的换算关系为：1元/吨二氧化碳=1.94元/吨煤炭=3.03元/吨原油=2.95元/吨汽油=3.13元/吨柴油=0.22元/千立方米天然气。

（四）税收优惠

征收碳税将对社会经济增长带来某种程度的不利影响，国际上，开征碳税的国家为避免加重微观经济主体税负，一般都制定了相应的减免返还等措施，我国也应建立完善的碳税减免与返还机制，照顾低收入群体和低收入地区居民的生活和经济发展需要，鼓励清洁能源消费和技术进步，避免对能源密集型行业造成过大冲击，从而减缓碳税的负面影响。首先，钢铁企业和传统电力生产企业虽然是高能耗的，但由于自身生产规律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有必要对其提供适当的优惠政策。其次，要鼓励清洁能源的消费和技术进步。对于二氧化碳排放量低于政府规定标准甚至能实现逐年减排的应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最后，对低收入群体，为维持其基本生活水平和社会稳定，应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如对其生活消费所用煤气、煤炭、电力等予以豁免或减免碳税，以降低居民税收负担。

5.碳税归属与使用

从碳税归属看，既要充分考虑碳税对节能减排的作用，也要重视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碳税不仅对国内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还涉及一个国际协调问题。从这个意义讲，碳税不宜作为地方税，而作为共享税可能更合适，分成比例中央占大头，可以设计成7∶3或者6∶4。中央应将碳税用于新能源开发、可再生能源利用等事业的发展。同时，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重点考虑低收入或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平衡地区间减排成本和收益的分配格局。〔17〕对于碳税的使用，应将其收入纳入国家预算统一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不宜设立所谓专项基金。原因是碳税开征初期，税率比较低，政府节能减排支出额却很大，若设立专项基金实行专款专用，而无其他资金来源，可能造成入不敷出。另外，必须重视碳税与其他税种的衔接、配合，碳税与其他税种之间可统筹使用、互为补充，因此，必须重视碳税与其他税种之间的配合和协调。 转贴于

6.其他配套措施

开征碳税后必须建立一系列的配套措施，降低企业和居民负担，促进出口。包括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这样，可以为扩大碳税征收范围创造条件）；对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进行补贴；对企业安装减排设备实行减免税和加速折旧。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比较依赖于出口贸易，出口商品以低端商品和高能耗商品为主。这些产品资源能耗高，附加值低，污染严重，已经有不少国家在考虑对中国出口的这类商品征收碳关税，因此，应在国内通过碳税调节手段，刺激出口产业升级换代，为应对可能的贸易摩擦做准备。在不同时期，应对受贸易摩擦影响较大的能源密集型行业实行合理的税收减免与返还机制，保护企业核心竞争力，鼓励企业出口，抵消开征碳税对出口企业产生的不利影响。

五、结束语

开征碳税，可能在削减碳排放的同时对我国的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和出口贸易等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制定碳税制度时，应采取相关措施，抵消碳税的不利影响。可以考虑在碳税课税对象、纳税人与课税环节、计税依据与税率设计、税收优惠、碳税归属与使用方向以及其他配套措施等方面制定相应的制度和措施。同时，开征碳税虽然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但是从整体上看，开征碳税有利于我国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树立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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