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市场监管的必要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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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目前，在我国对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作用越来越重视，本文在分析自律监管的优势，以及我国证券交所自律监管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后，对我国完善证券交所的自律监管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思考。

论文关健词:自律监管证券监管证券交易所

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发展10多年来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我国现行证券监管模式是以政府监管为主导，市场自律监管为补充的监管制度。但由于现在政府监管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致使出现政府监管失灵的现象，同时自律监管的作用发挥很小，所以大力加强自律监管在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中的作用。我国自律监管体系主要有三方面组成，即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以及其他相关的行业协会和各种证券市场参与机构。笔者认为我国的自律监管应以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为主要力量，本文将主要对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的必要性和优势

首先，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的具有更高的监管效率。证券交易所直接贴近市场，熟知市场变化，能够及时的了解证券市场中的股票的交易信息、股价的波动，发现上市公司的具体情况，可以强制上市公司进行持续信息披露，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同时可以根据市场反馈的信息，结合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对自律监管及时作出调整、改变规则和措施。

其次，自律监管在作用空间上更为宽泛。法律具有刚性，政府监管必须依赖法律规范对市场进行管理，而法律不能完全调整到市场中的全部间题，由于这种性质就决定了政府监管不可能面面俱到，照顾到市场中的每个角落，肯定会存在政府监管的灰色区域。所以在这些政府监管与法律规范无法调整的领域内，政府监管的效果不言而喻。而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的优点之一就在于它可以在政府的刚性管理之外，施加道德、行业和伦理标准的约束。

再次，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的专业性。证券市场具有高风险性和不稳定性，证券交易所处于市场的前线，要有效迅速的处理市场的各种情况，就决定了自律组织必须储备着大量的专业人才，这些专业人才必须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际的证券市场操作经验，同时要具有敏锐的市场嗅觉，对市场中瞬息万变的具体情况，能够熟练的运用证券法律、法规进行处理，有效的规避市场风险，达到利益的最大化。这些都决定了自律组织相对于政府监管更具有专业性。

最后，自律监管还更符合成本一收益原则。证券交易所处于市场的第一线，可以迅速及时地随市场作出反应，采取行动，从而降低监管的成本，提高社会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

二、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笔者认为，在现阶段应具体根据我国实际国情，充分发挥证券交易所的独有的自律监管，把证券交易所作为我国证券自律监管的主导力量。然而现实中的证交所的自律监管职能非但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而且存在很多阻碍其有效发挥的障碍:

(l)由十证监会与证交所之间的职责划分不明确，而法律对证交所的性质、地位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证交所很多职能在很大程度上都要证监会的授权，证监会也代替证交所行使了一部分自律监管职权，致使证交所看起来像一个证监会的“派出机构”。

(2)由于股市的发展能给当地政府带来巨额的税收，可以大力推动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加上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沪深两地交易所之间竞争激烈，相互抢夺上市公司的现象相当严重。

(3)证交所本身在组织形式即会员制上存在很大缺陷，实行会员制不利于证券交易的公正性、投资者的投资风险随之加大，容易形成市场垄断，这些都导致证交所的很多自律监管职能到不到有效的发挥。

(4)上市协议不是由证交所和上市公司商议决定，而是政府部门硬性规定的产物，不能体现为市场参与主体相互竞争和相互妥协的产物，而是游离于利益关系之外的产物，也就不能发挥市场高效配置资源的职能。

三、关于加强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作用的思考

正如由上所阐明，加强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职能，使之成其为我国证券市场自律监管体系中的中坚力量，将有助于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系的和谐构建。具体来说可以作以下方面的尝试:

(1)要强化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地位，必须从监管理念上人手，从根本上消除证监会把证交所作为自己的“派出机构”的监管理念，树立证交所是我国自律监管体系中的主要力量。

(2)完善证券方面的法律法规，从法律上明确规定证券交易所自律机构的性质、法律地位、组织形式，对证交所的权利实行法定授权，进一步明确证监会与证券交易所之间的职能分工，明确证交所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真正将证交所作为一层独立的监管主体。

(3)赋予证券交易所更多的权力。证券交易所自主决定其人事安排，比如证券交易所的总经理，由其理事会选择后再报证监会批准;给与证交所更多收益方面的自。

(4)从我国具体实际出发，充分借鉴境外的先进经验，改革我国证券交易所现行的组织形式，由会员制改为公司制。

(5)为了消除地方政府对证交所的控制和干预，建议考虑在合适的时机逐步取消地方政府的税收分成，切断地方政府对证交所干预的根本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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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多元化 证券监管体制

证券监管包括证券监督和管理两个方面的内容。确立有效的监管体制模式，能够提高监管的效率，避免证券市场过分波动。2005年10月修订的《证券法》进一步加强了我国的证券监督体制，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政府，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监管为主导的集中监管和市场自律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但实践中，政府型监管体制的局限以及市场监管的失灵导致证券市场监管出现漏洞，为有效规范不断发展的证券市场，构建包括社会监督在内的多元化监督体制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发展变迁及特点

（一）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发展变迁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模式变迁：从地方监管到中央监管，由分散监管到集中监管。

多头监管阶段。1992年以前，证券监管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导，原国家计委、财政部、原体改委等多方参与为格局，实际操作中由于多头监管显得十分混乱。

证券委员会和证监会统一监管阶段。1992年国务院设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其中证券委为证券市场主管机构，证监会为具体执行机构。

中国证监会集中监管阶段。1998年至今，国务院决定将证券委与证监会合并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同时将央行的证券监管职能移交证监会统一行使，地方证券监管机构改组为证监会派出机构，由证监会垂直领导。至此，我国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体制大体形成。

（二）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特点

实行以政府监管为主导、自律监管为辅的监管体系。新修订的《证券法》规定，“国家对证券发行、交易活动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的前提下依法设立证券业协会，实行自律性管理”。政府对证券的监管主要由中国证监会进行，政府作为监管者可以集中行使监管职责，解决各部门之间相互推诿而引致监管效率耗损问题。

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按照《证券法》的明确规定，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市场进行统一的监管，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派出机构，按照授权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明确了中国证监会的职责和权限，明显提升了证监会的地位，也形成了我国证券市场上集中统一管理的监督体制。

实行证券业、保险业、银行、信托业分业管理。证券和银行、信托、保险活动应有各自的规则和业务范围，证券业不得直接从事银行业务、信托业务、保险业务，商业银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也不能直接从事证券业务，比如不能直接买卖证券等。

我国证券监管体制存在的缺陷

政府主导监管体制的局限。政府行政监督权限过大，缺乏对政府监管的监督。证监会集中统一对我国证券市场监督管理，行使的是典型的行政权力，涉及证券活动的方方面面。虽然政府监管能够从宏观上总体把握问题，弥补了由于市场失灵带来的缺陷，提高了证券市场的运行效率，但是过度监管权限的集中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和政府本身监管的失灵。而从我国目前的证券监管制度来看，并没有专门针对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督，这样当政府监管失灵时并不能有效地起到监管作用。

未充分发挥自律监管机制的作用。证券市场的规范化运作需要政府的监管，但仅靠政府监管不够，市场自律始终是维持证券市场规范发展的重要机制。自律组织主要包括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但从目前的监管现状来看，虽然我国实行政府监管为主、自律监管为辅的监管体制，但实际上我国证券监管过度重视政府监管，忽视了自律机构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作用，导致其无法有效发挥。具体表现为：

证券交易所缺乏独立决策权。我国实行政府主导的集中统一管理机制，证券交易所没有独立的经营决策权，交易所的规则多数由政府政策决定，而国外多数国家由证券交易所自由决定，这样证券所自律监管的作用无法有效发挥。

证券交易所缺乏独立监督权力。证券交易所由于不能自主制定自律监管规则，没有足够的监督权力，完全依靠政府的政策导向，而且现行制度并未授予其独立监督权力的权限，从而导致实践中证券交易所的监督效力不足。 转贴于

多元化证券监管体制构建思路

（一）构建多元化证券监管体制框架

为了保证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有必要建立有效的证券监管体制，针对目前政府监管与自律监管的缺陷，构建有效的证券监管体制，通过引入社会监管力量，形成证监会、行业自律监管与社会监管“三位一体”的监管体系，具体为：通过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将政府监管限定在合理边界内，同时采取措施加强行业自律组织的监管，并建立独立的社会监管机构，引入社会监管，从而通过“三位一体”的协作维护市场公平秩序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二）规范并推行社会力量的监督

投资者、上市公司、证券交易商、自律组织等，是证券市场上的不同利益主体，但是由于目前政府主导监管、自律组织辅助监管体制并不能有效的协调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冲突，实践中一些个人和社会组织自发的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督。但是由于没有法律的授权，他们的监督力量并不能满足证券市场的监督要求。因此，若能借鉴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设立模式，成立独立的、非营利性的社会监督机构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督，并通过法律授权和国家制度、政策的保障，以及机构本身行为准则、治理结构、资金获取、监督方式等内容建立，才能最终发挥它的作用。当然，关于这种监督方式的可行性有待进一步探讨。

（三）加强多元化监管体制之间的协调

适度放松政府管制。由于政府监管本身属于行政性监督，为防止政府监管权力的过度膨胀和滥用导致政府监管失灵现象出现，应将政府监管限制在“适度”范畴内，将政府监管的权限限定在宏观决策、事后制裁、强制执行等方面。

加强自律组织的监管作用。自律组织的自主权限不足是导致自律组织监督作用不能有效发挥的主要因素。因此，完善自律监督体制首先要完善自律组织的治理结构，充分配置自律监管组织职权，保证其独立自主决策权的行使。本文建议在我国相关法律制度中，如《证券法》中明确规定证券交易所自律地位，并规定“证券交易所可以根据交易所章程和业务规则，对会员实施自律监管，交易所有权对会员及其雇员等进行检查、调查、处分，交易所可以设立解决会员之间或会员与客户之间发生的纠纷的调节或仲裁制度”。

建立协调均衡的证券监管体系。即通过合理界定各监管机构之间的职能划分，明确各机构具体职责，并加强相互间的协调。一个有效的监管体制应当是稳定而均衡的，虽然上文针对我国证券监管的实际提出了构建“三位一体”的证券监管体制，但是各组成部分之间并不是完全相互独立的，而是要形成稳定、协调和制衡的现代监管体系。

建立政府监管预警机制。由于政府监管主体权限集中再加上政府监管本身的缺陷，会出现政府监管失灵的现象，为有效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建立政府监管预警机制就具有必要性。明确各监督机构职能，确立稳定的立法机制。各机构职能的明确划分和确定是保证各机构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并保证充分发挥各机构的职能。目前的证券立法多数由行政机构来进行，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执行有时属于同一机构，这样不利于证券政策的稳定，为保证政策的科学、规范和稳定，应“将政策的制定者和政策的执行者区分，分属各自不同归属的机构独立操作”。

参考文献：

1.郑泰安.我国证券监管理念探析[J].理论与改革，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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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安全，证券监管，制度规范，风险防范

一、入世后经济全球化影响下的证券市场

我国的金融市场从形成到现在仅十多年时间，存在诸多问题待以解决。金融市场还不健全完善，我国金融市场规模小、管理不够规范、发展相对落后。加入WTO后，金融市场开放的进程加快。20世纪后半叶，经济全球化以人们难以预料及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前进，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往依存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其进程中，金融国际化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表现形式和最本质的内容。世纪之交，中国加快了加入WTO的步伐并取得重要发展，入世后的中国经济将迅速发展。①然而也面临国际经济风险对我国经济的威胁。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关系到国家的长远发展。加入WTO后，我国金融安全面临巨大挑战。亚洲金融危机就是生动的一课。②我国证券市场也将应对一系列市场巨变，维护金融稳定势在必行。

（一）加入WTO对我国金融安全形成挑战。我国金融发展将面临自身素质不高、体制尚不健全的不足和国际力量强力冲击的严峻局面，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安全与社会安全。

⒈我国现行宏观金融调控面临挑战。在完全的资本流动下，以独立的货币政策实现货币供应量的调控受到制约。我国现行的宏观货币政策手段，主要通过控制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总量来调控货币供应量，在调控手段上还没有真正实现间接化。[1]（P35-37）加入WTO后，国际金融市场的资金供应状况的变化和利率的变动将直接影响我国金融市场和货币供应量，从而增加调控难度，使我国现行宏观调控面临挑战。

⒉金融监管面临挑战。一方面，随着我国加入WTO，金融日益市场化和国际化，金融风险更加出现不确定性。金融监管部门将面临更加复杂的金融环境。另一方面，我国监管部门在十多年的工作中虽积累了一定经验但一般多为立足国内，缺乏国际金融市场监管经验。再者，对国内金融监管未真正实现间接调控和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国际化进程将加快，国际资本流动将更加频繁。一方面它将促使人民币加快可自由兑换，加大我国对外汇市场的监管难度。另一方面，国际游资和国际资本的非法流出入也可能钻我国金融市场不健全的空子而更加猖獗。，从而加大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冲击。

⒊尚不健全的金融市场面临挑战。

⒋金融机构的发展也将面临挑战。加入WTO后，我国将逐步取消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和地域限制，外资金融机构将快速增加。在国内金融市场还不发达时，外资金融机构的大量涌入会导致国内金融业竞争加剧，国内企业无法与之对抗，从而不利于民族产业的发展。

（二）我国证券监管须尽快国际化，应对金融风险。依据加入WTO的相关规定，我国

券市场要在5年后对WTO成员国逐步开放。作为金融市场的关键部分，证券市场国际化程度加深加大，证券监管面临挑战。

⒈自身监管体制存在缺陷、不足，[2]（P47-50）影响效率、质量。主要表现在：第一，监管层次过于单一，还没形成监管机构、证券业自律与社会舆论等多层次的监管体系。第二，监管缺乏足够的透明性，即投资者很难预测股市政策变动的情况，从而形成难以估量的系统性风险。第三，监管手段运用不科学，监管水平低下存在着计划与市场机制、行政手段与法律手段等运用不协调的现象。

⒉证券市场本身国际化、市场化日益加大，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发展。入世后，市场将发生一系列变化。[3]（P20-21）首先是参与主体将更加多样化，国际因素增加，外国竞争者将会出现。其次是证券市场层次将更多样化。其三，证券市场交易品种将更加多样化。外资机构基于在业务能力、市场经验、风险管理乃至资金等方面的竞争优势，会相应地对国内证券市场的金融品种提出超前要求。金融衍生品将会应运而生。

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发展机遇的同时也承受着国际风险的冲击压力。在金融市场面临如何确保金融安全、防范金融风险的环境下，证券监管在保障证券市场健康发展方面担当重任，其健全与完善是十分重要的。

二、证券监管理论的基本阐释

（一）证券监管作为维护证券市场发展的重要举措，其实际操作效果显现等均需科学理论的指导，才能够全面系统地审视和剖析实效，以达到最佳效绩的目的。以下就证券监管的必要性及其理念、模式、组织因素等基本理论进行阐述：[4]（P30-32）监管行为及监管机构的出现与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监管，一般意义上是指为了实现监管目标，监管主体利用各种监管手段对监管对象所采取的一种有意识和主动的干预和控制活动，对监管的必要性，即为什么存在监管及其存在意义，有如下几种理论。

⒈市场失灵的。市场失灵的论认为由于市场不完全性的存在，市场失灵不可避免。为了减少市场失灵的影响，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即需要证券监管部门来弥补市场的缺失。反对者认为这种理论未必能够站住脚，因为市场失灵论强调的只不过是在市场失灵是从市场外寻求一种力量的帮助来找到均衡点，但这种职能完全不必要设置一个监管者来实现，完全可以以立法的形式来解决问题。同时，市场是不完全的，但置身于市场中的政府同样是不完全的，有时政府的不完全更胜于市场的不完全，按照这一理论监管不但不能提高效率，反而会给市场“添乱”。

⒉交易成本论。交易成本论源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即制度或法律之所以重要，在于交易双方之间交易成本的客观存在，而监管行为及监管机构则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而存在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在此基础上认为，法律设计的最优势，法庭来执法时最优的制度根本不需要监管来行使这种职能。与市场失灵论相同，交易成本论同样存在正反两派观点，主张监管存在的人认为，监管好比交易双方之间的媒介，其存在的合理性在于，尽可能的节省交易成本；而反对者认为这一媒介的存在完全没有必要，不仅不会有效地节省交易成本，而且还会带来其他更为严重的问题。

⒊信息不完全论。由于信息具有共享的特点，是一种准公共物品，就像市场只能提供不充足的其他物品一样，市场只能提供不完全的信息，因而获取信息的代价往往是昂贵的。当信息不完全时，由于经济人的有限性和机会主义倾向，会使交易的费用趋于上升，市场效率低下，从而使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限制。所以，在证券监管方面，监管行为和监管机构存在是必要的。

（二）证券监管的理论、监管模式、组织因素。

前已述及，鉴于证券市场上市场本身有时失灵，交易成本的存在、信息的不对称以及法律的不完备使得证券监管在理论上存在必要性和合理性。证券监管付诸于实施需要理念指导、模式选择，更应当具体分析鉴定其组织因素，从而达到内部结构合理，层次分明，发挥实际效用。

⒈树立正确的证券监管理念。[5]（P110）理念一词是法理学、法哲学上的用语，与精神、思想词义相近。一般理解，理念是一种理性的认识，是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的观念.也可以说是指导思想、目标或原则。

⑴证券监管理念的提出。监管理念是监管者开展监管工作的目的、要求和行动指南，是证券监管工作的指导思想。正是基于此，证券市场上各国对理念的共同认识，1998年9月证监会国际组织在内罗毕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国际监管的标准《证券监管的目标》。监管理念的提出，让我们对证券监管有一次全面系统地审视和剖析，这对证券监管大有裨益，有利于证券市场真正走上规范和健康发展的道路。

⑵证券监管理念的运用。监管理念虽然并不做为监管要素，但每个监管要素都受其影响，渗透在每一人监管要素之中，并且自始至终贯彻在整个证券监管的过程中，发挥着指导的作用。

⒉证券监管的模式选择。即监管主体怎么监管。不同的监管理念决定不同的监管模式。

从世界各国来看，证券监管模式无外乎是政府主导型、行业自律型和以由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相结合的中间型三种。[6]（P38）

⑴政府主导型模式，即由政府成立专门监管机构进行集中统一的监管，行业自律在监管活动过程中发挥作用。我国和美国均属于政府主导型。

⑵行业自律型模式，即主要由于行业协会自律组织进行证券监管，具有灵活、及时、准确等政府主导型不及的优点，政府在监管过程中处于宏观调控，创造良好市场环境的角色。英国等欧洲一些国家属于行业自律型.

⑶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相结合型。即由于前两者均存在一定的缺陷，所以，采取综合运用政府主导和行业自律的各个优势，弥补其不足与缺陷，从而互相取长补短，此种类型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

⒊证券监管的组织因素为其运行的基础保障。主要包括监管主体、监管目标、监管对象和监管手段等四方面因素，构成监管体系的基础，。

⑴监管主体，即有谁监管。

⑵监管目标，即为什么监管。

⑶监管对象，即监管什么。

⑷监管手段，即怎样监管。

经过时间验证的大量理论表明证券监管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合理恰当的监管将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更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样，唯有以科学理论指导的监管体系才能起到应有的保障作用。

三、对我国证券监管的回顾和反思

中国证券监管体制是伴随着证券市场的产生和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的。证券市场由于建立时间短暂，各种制度体系尚未健全完善，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与之伴生的证券监管体制也具备了证券市场的一些弊端，同时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其不健全、不完备更为严重。亟待结合实际，立足于世界，认真分析其弊端之所在，并加以科学理论的指导改革，以达到建立完善的证券监管体制目标，服务市场发展。

（一）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回顾

中国证券监管体制是随着证券市场的产生和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其发展历程体现着政券市场改革的变化。[7]（P58）

1证券监管体制的源渊及其发展。1992年以前，我国证券市场没有集中统一的监管，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主管，国家体改委，其他政府机构和上海深圳两地政府参与管理。1992年10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监会，统一监管全国证券市场，同时将发行股票的试点从上海深圳等少说地方推广到全国。从1996年3月，中国证监会授权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的证券期货监管部门对证券和期货市场部分监管职责，至此形成中央和地方分级监管的全国证券监管体系。1997年，中央决定中国证监会对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各期货交易所实行垂直管理，并分别在上海和深圳设立了监管专员办事处。1997年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对证券监管体制进行改革，完善管理体系，实行垂直领导，加强对全国证券期货业的统一监管。①1998年，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撤销其职能并入中国证监会。

考虑到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市场化进程等条件的限制，中国采用的是集中立法型监管模式，并于1998年10月正式确立。

2我国证券监管现状。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实行的是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即以政府监管为主导，集中监管和市场自律相结合的市场监管框架。

⑴监管主体。1998年国务院批准了中国证监会的职能、内部机构和人员编制的“三定”方案，确定了证监会是国务院直属机构，负责全国证券期货市场，并成为取代国务院证券委员会职能的唯一最高证券监管机构。根据该方案规定，证监会将建立集中统一的证券期货监管体系，在全国各地设立派出监管机构并实行垂直管理，但是现实中，我国监管主体存在多元化现象，主管部门之间关系较为复杂和不协调。

⑵自律组织是资本市场监管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律组织有两种形式即社会性的监督组织和行业自律。前者主要包括证券业中介服务组织如会计师事务所。后者包括两方面：一是证券交易所的场内自律，二是场外交易的自律即中国证券业协会进行的自律监管。

⑶监管法规体系。1998年以前我国证券市场和监管是通过一系列的行政法规包括全国性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的行政法规进行的。1998年《证券法》的通过标志我国证券市场依法治市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证券法》和《公司法》作为我国证券监管的法律基础和其他证券法规共同构成证券监管法规体系。

（二）对证券监管体制的反思

我国证券监管刚刚起步，受制于证券市场发展大环境的影响，还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对我国证券监管体制进行反思，进行制度缺陷的分析研究是十分必要。谨此依据证券监管的基本理论和我国国情，结合国际化进行现行体制的反思以利于发展。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⒈我国证券监管体制自身的不足缺陷是导致监管效率低下、违法证券行为层出不穷的关键内因之处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⑴监管理念与市场要求存在偏差。监管理念作为证券监管的指导思想和实践原则，渗透在整个监管过程中。监管理念确定的好坏准确与否直接从根源上决定着监管工作的效率。对比现行国际监管理念，我国证券市场与之距离甚远：

第一，证券监管机构的功能定位于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搞活服务，这使得国企在证券市场中受到政策的倾斜和特殊的照顾，造成了市场主体的人为不平等、证券监管的独立性不能保证，公信力受到怀疑。第二，行政主导市场，及证券发行监管以行政审批、额度控制为主要手段。证券监管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手段直接，忽视市场公平、高效、透明的客观要求。第三，重视政府监管，忽视自律作用。

⑵监管体制尚未健全，行业自律作用未能充分发挥。现行监管体制主张集中统一监管由政府监管机构进行统一管理。而市场变化的复杂性和先天性的监管机构的监管缺陷不能保证证券市场健康运行。我国行业自律管理远远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①监管主体权限过大。纵观证监会这几年的监管行为，仿佛偏离了正确监管轨道。它事无巨细的凡涉及证券活动的事情都深度介入，证监会掌握着中国证券业的生杀予夺的大权，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从权限授予来看，证监会是“运动员”与“裁判员”兼于一身。权限的过度集中与垄断从而可能导致腐败。在行政法学理论中，仅有强调限制权力过度膨胀才能达到以“权”制约“权”。

②自律监管有名无实。我国目前除了两家证券交易所从某种程度上讲属于一种行业自律组织，对其会员机构、场内上市公司行使部分监管职能外，作为行业性民间协会的中国证券业协会仍处于非常薄弱的地位。而证券交易所由于缺乏职责相对应的法律约束机制，表现为过多地追求盈利而忽视其应有的监督职能。其次，社会性的监督组织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其中问题尤为突出的当属证券咨询业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总的来讲，我国证券资格事务所的执业水平低下，执业道德约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⒉证券监管体制自身不足是造成监管实效较差的根本原因。[8]（P93-95）但证券市场的外部环境不乐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监管的难度，使之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内外交困使证券监管面临严峻形势。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⑴我国证券监管的外部法律环境不健全。从我国法律环境看，法制不健全以及法规不能协调配合，致使监管部门很难对证券市场违法行为进行定性和查处。特别是我国证券法制框架还存在许多不足。与之相配套的公司法、合同法、税法和破产法等法律法规缺位或不健全。如我国至今没有出台竞争法，对垄断行为的处理无法可依，我国对证券市场的争论解决体系及公正和有效的司法体系的建设存在很大缺陷，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证，法院判例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而且我国法律间的协调存在问题，有时互相矛盾。尤其是公司法现已经明显落后。

⑵监管的微观主体治理结构不合理。如果证券监管的微观主体缺乏约束机制，即使监管再得力，手段再有效，也难得理想效果。主要表现为上市公司结构中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相当不合理，普遍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大股东拥有绝对控制权，不仅中小股东利益得不到保障，而且企业缺乏长期的发展目标。从而难保障其依据经济法则严格自律。在上市公司，特别是国企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出现根本改观的情况下，企望其自律是一种空想。

⑶我国证券市场面临信用困境。在一个社会信用缺乏的市场上，欺骗行为经常发生。我国目前证券市场上投资者（庄家）、上市公司和中介组织信用缺失情况严重。当欺骗收益大于道德收益时，道德风险将可能发生。从根本上讲是由于社会信誉的缺失和欺诈行为所付出的代价太小而造成的。

四、关于证券监管的建议

改革是一个渐进的、系统的工程，需要全面考虑，放眼未来，对证券监管体制进行有效的改造。

（一）加强证券监管体制自身建设，逐步健全完善。证券市场是变化无穷的，仅有掌握客观规律制定完善制度方能保障市场健康运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进行。

⒈树立科学监管理念。在中国证券市场日益国际化的趋势下，树立正确的监管理念是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健全监管体制的理论基础。因此，监管理念主要包括：第一，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第二，确保公平、高效、透明；第三，降低系统风险；第四，树立国际化意识。这些理念的发挥作用还依赖于认真贯彻执行于实际工作之中。

⒉明确监管职能，提高监管水平。[9]（P211）监管机构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职能就是保障市场的公平、公开以及公正地对待所有市场参与者，体现其监管理念和目标。相应地其权限应当依据其职能而定，即仅能作为“裁判员”。并非事无巨细一概全揽并把“运动员”兼于一身。同时，改善监管手段，提高监管水平，努力实现手段的间接化、多样化、市场化，减少政府对市场的操纵。此外，应当提倡监管行为程序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保证公正的权衡各方利益，保护投资者信心。

⒊完善监管体系，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监管。随着证券市场的成熟，政府主导和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监管体系日益成为大多数国家选择的主流。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避免各自的缺憾，对于完善监管体系是十分重要的。行业自律监管的培养和成熟有助于弥补我国政府主导型模式的缺陷，有利于发挥其灵活性、高效性和及时性等诸多优点。我国立法机构应及时出台行业自律监管的相关法律法规，提供法律上的依据做到有法可依。

（二）改善证券监管的外部环境，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监管环境的好坏关系到监管工作能否最大程度的发挥制度规范优势，同时只有内外俱优才能达到效绩最优。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改善外部环境。

⒈健全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立良性的立法、司法环境。结合目前市场需求不断完备证券监管的法律制度，尽快细化证券法的相关规则具体化操作，出台相关的《证券交易法》、《证券信誉评级法》等法制，形成完善的证券法规体系。同时相进的竞争法、公司法、税法等经济法规也应出台或改善其不合理的部分。此外，现有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衔接应当强化，避免配合不力，以免影响法律手段在实际运用中难以奏效。

⒉市场微观主体治理结构合理化，改善增强约束机制。①[10]（P315）监管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市公司的自律和证券市场机制的作用。作为上市公司中的大多数企业，国有企业改变目前的股权结构和股权性质，可以从根本上改善法人治理机制结构，保护股东切身利益并最终加强公司自律。主要通过国有股减持、合理分散股权、创造股权新构等手段来使之完善。相应的，应改变公司经理层的生成机制，尽快健全职业经理人市场，使公司经理层通过市场达到优化配置，从而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⒊重构社会信用体系，恢复我国证券市场的公信力。这需要政府对这一体系进行构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第一，构建我国的经理人市场，从外部强化经理人员的责任，形成市场产生的压力。第二，建立企业和个人信用全国联网的信用体系，形成规范我国信用环境的社会极大约束力。第三，成立信用担保中心和相应的配套机构。信用担保中心主要为金融机构或其他需要信用服务的用户提供担保服务，承担对所担保对象的财务、经营状况的跟踪监督服务。

我国证券监管体系处于特殊的经济发展时期，其本身体现了中国经济改革时期的种种特征，或有利于证券市场发展，或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前进。同时，在全球化程度加大的大环境下，我国证券监管体制应当立足国情，放眼世界，不断健全、完善。证券监管体制的建设，不仅关系到证券市场的发展，更关系到经济安全，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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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严力。中国证券监管部门如何应对WTO[M].中华财会网。2001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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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陈岱松。WTO与证券监管理念[J].上市公司。2002年第三期第48页。

[8]范恒森、李连三。论中国证券市场监管环境目标与建议。[M].资本市场，2002年第一期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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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证券　监管　法律

一、证券监管概况

    由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市场发育程度的不同，各个国家和地区证券市场监管模式有所差异，出现了一般所说的政府主导型、市场自律型、综合型三种不同模式。我国属于政府主导型，即由政府成立专门监管机构进行集中统一的监管，行业自律在监管活动过程中发挥作用。我国和美国均属于政府主导型。市场的发展主要靠政府主导和推动，市场的监管也主要依靠行政权力。

    完善证券监管制度的必要性。随着国民经济的稳步增长，人民群众收入水平的提高，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资金供给量与需求量的增加，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背景下，我国证券市场的规范与发展必然会迎来光辉灿烂的前景。为了在证券市场落实科学发展观，尤其是恢复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强化证券市场的诚信度，推动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高效发展，完善我国证券监管制度成为必然。

    二、新证券监管体系的漏洞主要表现在

    (一)公司上市门槛降低

    新证券法删除了“开业3年以上且最近3年连续盈利”硬性规定;删除了“千人千股”的要求;申请上市的公司股本总额从五千万元降至人民币三千万元;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4亿元的，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从巧%降至10%以上;增加了“证券交易所可以规定高于前款规定的上市条件，并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删除了“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条件”(第50条);发行新股的条件也有所降低(13条)。

    这样，证券法对公司上市门槛的降低，必然降低以前门槛过高带来的包装上市引起的上市公司作假的可能，在入门口就分散了证监会的监管任务，但可能会增加证券市场的风险。

    (二)独立董事制度升格

《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虽然以前也有相关规定，如《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都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制度，但都保持在行政法规的层面_匕公司法对独立董事制度的确认使这一制度上升为法律的层面，顺应了上市公司治理的国际潮流。

    这些职权包括认可重大关联交易并可以在作出判断前聘请中介机构出具独立的财务顾问报告;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提议召开董事会等。独立董事还可以就提名任免董事、聘任解聘高级管理人员等重要事项发表独立意见等。这都无疑对上市公司监管增加了难度。

    (三)信息披露

证券法规定，对违反信息披露的责任形式分为无过错责任、过错推定责任、过错责任(第69条)，对发行人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人以及承销证券公司，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空之人等几类主体的责任分类规定，大大提高了归责的可操作性和涵盖性。增设了对发行人、上市公司和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实施虚假陈述行为的行政法律责任。(第193条)对上市公司临时披露事项进行修改并增加(第67条)，增设年度报告披露条款(第66条)，新证券法还要求公开披露“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增设高管人员的信息披露义务(第68条)。

    新的公司法和证券法在上市公司方面对监管风险的转移和弱化还有很多规定。总之，两法正是通过对上市公司的内部制度规定从而对监管风险转移。

 三、强化和落实证券交易监管制度的法律建议

    (一)健全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立良性的立法、司法环境结合目前市场需求不断完备证券监管的法律制度，尽快细化证券法的相关规则具体化操作，出台相关的《证券交易法》、《证券信誉评级法》等法制，形成完善的证券法规体系。同时，相进的竞争法、公司法、税法等经济法规也应出台或改善其不合理的部分。此外，现有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衔接应当强化，避免配合不力，以免影响法律手段在实际运用中难以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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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是指一国国内证券市场在国际范围内的延伸，也就是消除证券市场交易双方(投资者和筹资者)的国籍界限，在本国或国际证券市场自由参与各种上市证券的交易活动。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既包括一国证券走向国际市场，又包括国外证券在该国证券市场自由流动。证券市场国际化程度的高低，不仅反映一国资本市场的总体发展水平，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深度，反映一国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特别是一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和开放程度。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的国际化和开放程度必然提高，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1.从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必要性来看：(1)证券市场国际化符合当前国际资本流动证券化的总体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呈现出新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以银团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比重下降，以发行公开上市证券为主的直接融资比重上升，国际资本流动证券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1995年全球发行国际债券5016.6亿美元，发行国际股票442.3亿美元，其中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分别为11.6％和25.3％。1995年净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1815亿美元，其中证券投资占20.3％。1995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证券投资占净流入资本1059亿美元的17.5％，相当于同年发展中国家证券投资总额的50％。中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正好符合国际资本流动证券化的总体趋势。(2)证券市场的国际化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开辟了境外融资的新渠道。据日本野村证券估计，若中国经济增长仍保持8％—9％的速度，今后5年所需外资至少是2000—5000亿美元。适应国际资本流动证券化的趋势，国际证券融资将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重要形式。截至1997年12月，中国依靠发行股票共筹资137.8亿美元，占同期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6％。(3)证券市场国际化有利于建立一套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现代经济制度。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意味着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和上市公司经营行为的规范化，这是企业进入国际证券市场最基本的要求。同时，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还可以使企业内部管理体制向国际规范化方向发展，可以培养企业的竞争意识，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2.从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可能性来看：(1)证券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分散到集中，从地方性市场到全国性市场为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打下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发展，中国证券市场逐步成长起来。1981年，中国开始恢复国库券发行；1984年，上海、北京、深圳等地的少数企业开始发行股票和企业债券；1988年，国债流通市场建立，与此同时，许多地方股票柜台交易开始出现；1990年12月和1991年7月，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证券市场的发展。随着证券市场发展开始引入市场机制，证券市场向国际惯例靠拢的步伐越来越快。(2)证券中介机构和证券投资各队伍迅速扩大，从事证券活动的心理素质和业务能力普遍提高。至1998年底，国内已有证券公司90家，从事证券经营业务的信托投资公司237家，从事证券业务的会计事务所103家，律师事务所322家，资产评估机构116有，证券评级机构2家，从业人员超过10万人。至1999年6月底，在深、沪两个证券交易所的开户数中，个人投资者达到4000万户，机构投资者15万户。(3)证券市场的技术和交易基础设施迅速发展。中国证券市场从20世纪80年代的柜台交易转入集中竞价交易后，两个证券交易所利用现代化的电子和通讯技术不断改进和完善市场设施，并系统地建立了各项业务规则。目前，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已建成了覆盖全国的卫星证券通讯网与数字式数据传输网(DDN)和相应的交易和结算系统，基本实现了安全、高效、便捷的证券交易和证券账户管理。(4)全国统一的证券市场法规体系初步形成。从1991年开始，中国证券市场法规建设从无到有，在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条例》和《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之后，1998年12月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投资基金法等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也正在制定之中，证券市场发展逐步走上了法制化轨道。(5)全国性的证券监管体系初步形成。1998年，国务院决定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全面监管证券市场，并对地方证券监管部门实行垂直领导，从而初步形成了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

二、证券市场国际化存在的问题与障碍

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就一帆风顺。相反，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和障碍，它制约着中国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国际化。

从宏观方面看，国有企业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以及由此产生的证券市场制度性缺陷，严重影响了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进程。(1)国有企业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是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基础性体制前提。但是，目前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明显滞后于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要求。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政企不分。政企分开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和主线。但是，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政企分开的任务并没有最终完成。证券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政府控制型”，并演变为国有企业脱困的场所。第二，监管不力。政府在证券市场上扮演的角色是证券市场的监管者，由此产生的政府行为是尽可能避免市场系统风险的过分累积和规范市场行为，保障市场体系的稳健高效运行。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在证券市场上还扮演着股票市场上的最大股东和投资大众的“父母官”的角色，这就必然影响政府在证券市场上监管职能的发挥。第三，行政性审批的作用依然巨大。在股票和债券的发行方面，证券监管部门被赋予了过多的审批权，不仅容易滋生“寻租”行为，而且容易造成大量低劣的证券进入市场，放大了市场的非系统风险。(2)证券市场的制度性缺陷。虽然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制度建设，如证券发行制度、流通制度、公司产权制度和市场监管制度等有了一定的进展，但由于其不完善性，与国际惯例还有相当的差距，特别是制度建设中的“政府倾向”，导致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存在严重的体制性缺陷。这种体制性缺陷在这一程度上源于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同时，它的存在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状况。

从微观方面看，上市公司质量不高且运作不规范、中介机构(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事务所等)的非独立性和自我约束机制较弱以及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不充分和不规范等都是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重大障碍。(1)上市公司质量不高且运作不规范。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在谈到入世给中国资本市场带来的最大压力时指出，入世的压力并不是外资机构会进入，而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规范上市公司行为。目前，上市公司质量不高和行为不规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包装上市”。根据对上市公司的调查，一些公司的股票之所以能够上市，并不是因为它的业绩较好，而是“包装”得好。为了上市，一些公司纷纷改换名称，或者先收购兼并另一家公司，这就难免上市公司的质量不高。有的上市公司在上市后的半年内就出现了亏损，不仅损害了投资人的利益，而且严重影响了投资人对市场的信心。第二，治理结构不合理。一些上市公司依旧国家控股，公司股份结构中国有股占70％以上。在这样的公司中，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基本形同虚设，完全由国有股东说了算。第三，上市公司行为不规范。由于转制不彻底，上市公司的运作与其上市时的承诺存在一定距离，违规事件屡有发生，尤其是制造虚假财务报表、重大信息隐瞒不报等。(2)中介机构的非独立性和自我约束机制较弱。目前，中国国内从事证券业务的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为数不少，但由于其或多或少的“官办”性质而不具有独立性。相当多的中介机构不能公正地履行其审查和证实的职责，往往倾向于“照顾”上市公司的利益，形成与事实不符或严重不符的公司报告或结论。(3)信息披露的不充分和不规范。公司披露的信息，无论是及时性还是重要性，均于投资人的要求存在较大距离，上市公司“知情不报”或言之无物的现象尤其普遍。同时，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证券分析专家对已经披露的公司信息和各种宏观经济信息进行加工整理，投资者很难根据已经披露的信息得出正确的投资判断。

三、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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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证券市场；证券监管；上市公司

证券市场国际化是指以证券为媒介的资金运动实现了跨越国界的流动，与此同时经营证券的经济主体也实现了跨越国界的运作，其内容包含四个方面：一是证券投资主体的国际化，二是证券筹资主体的国际化，三是证券经营机构的国际化，四是证券运行规则的国际化。

一、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背景

(一)国际背景

经济的全球化、证券化发展使得世界各国的生产、贸易、市场等各方面都参与了国际分工，同时带动了证券筹资、证券投资和证券服务业的国际化。随着这一形势的发展，世界各主要证券市场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其一，世界各大证券交易所正走向国际化，它们拥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上市公司。2000年底上市的外国公司占全部上市公司总数的比例，纽约证券交易所是15．6％，伦敦证券交易所是2o％，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是4o％，新西兰证券交易所是34％，布鲁塞尔证券交易所是42％，瑞士证券交易所是42％。其二，世界各主要证券市场大量吸收外国上市公司的同时，积极寻求与其它证券市场结盟。比如欧洲的巴黎、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三大证券交易所一直在寻求结盟；伦敦、法兰克福、斯德歌尔摩证券交易所也正在探讨合并；nasdaq正在尝试将其市场延伸至日本东京和中国香港；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与美国证券交易所也在商讨合作事宜等等。世界证券市场发生的这些变化无不显示着当今世界各主要证券市场正在朝着国际化方向发展这样一种趋势

(二)国内背景

首先，中国证券市场走向国际化是由本国国民经济日益稳步发展的要求决定的。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实行了更加自由、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发展速度令世人瞩目，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市场潜力也随之增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这些外国投资者有的是直接投资，也有的希望通过证券投资来参与中国经济建设、分享由此带来的收益。同时国内也有大量企业希望到国际证券市场按国际惯例进行投资、筹资以博取更大的收益。其次，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是由中国证券市场自身发展的要求决定的。中国证券市场自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11年的风雨历程，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不少问题，如股权结构分割、资金供给不足等等，这些问题只有在借助外力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更快、更好的解决。再者，中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走向国际化也是中国加入wto的重要承诺之一。中国加入wto在证券市场对外开放方面的承诺是在5年之内对外开放本国的证券服务业，允许外资持有中外合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股份(3年后最高可达49％)从事基金管理业务，享受与国内基金管理公司相同的待遇；当国内证券商业务范围扩大时，中外合资证券商亦可享受同等待遇；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证券商将可承销国内证券发行，承销并交易以外币计价的有价证券。

我国证券市场面对世界证券市场国际化发展形势，以及加入wto后开放国内证券业的要求，最终必然走向开放、实现国际化。也只有这样，才能为我国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有力的支持，才能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二、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障碍因素

1982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发行国际债券，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开始。随后1991年底发行第一只b股——上海电真空b股，到2002年3月底，我国b股市场有上市公司112家。此外，还发行了h股、红筹股、n股和adr(美国存托凭证)、国际债券，筹集了大量国际资金。但是，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即注重证券市场筹资功能突破国界，而国际化程度较高的证券市场则更注重筹资主体和投资主体的国际化。影响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障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存在结构性缺陷

1．股权结构不合理。我国证券市场不仅按投资对象的权利和义务划分为普通股和优先股，而且按投资主体的身份划分为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等。在上市公司中，能够流通的股本只占总股本的30％左右，约占70％的国家股、法人股和内部职工股是不能流通的。这与国际证券市场股权全流通的要求相差太远。而且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大多数上市公司的不能流通的国家股或法人股占绝对控股地位，造成“一股独大”“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等不合理现象，违背了证券市场“同股同权，同股同价”的基本原则。

2．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失衡。即一方面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之间发展失衡，债券市场亟待发展完善。资料显示，在发达国家公司债券的融资额一般是股票融资额的3至10倍，200

0年美国证券市场共有近1600家上市公司发行债券融资，只有不到200家上市公司发行股票融资。但在我国，2000年公司债券融资额与股票融资额的比例约为1：7。2001年188家企业发行股票筹资1046亿元，而公司债券融资额不到170亿元。沪深两个交易所上市的企业债券更是少到仅有10只。另一方面单就债券市场本身来说也是失衡的：其一，债券发行市场规模庞大，而流通量却很小；其二，国债市场大，企业债券市场小。2000年证券市场总融资额为6400亿元，其中国债发行额为4800亿元，股票筹资额为1400亿元，企业债券筹资额为200亿元；国债现货交易总额为4200亿元，回购交易额为1．47亿元，企业债券全年交易总额为0．069亿元，而沪深两市的股票、基金年交易额为6．46亿元。

(二)规模偏小，难以与庞大的外国资本竞争

与国外成熟的证券市场相比，我国证券市场的规模偏小。-4j据有关资料显示，到2002年4月底，纽约证券交易所2383家上市公司的市价总值已达108757亿美元，nasdaq的市价总值为24018亿美元，东京股票交易所的市价总值为24804亿美元，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为10908亿美元，伦敦证券交易所为21697亿美元。-5j而同期，中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总数为1164，市价总值45424亿元人民币(相当于5493亿美元)，总流通市值为14875亿元人民币(相当于1798亿美元)。另外，证券市场的相对规模也比较小，这可以从国民经济的证券化率来看。我国的证券化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也远远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1998年我国证券市场市价总值占gdp的比重为24．4％(到2001年底已上升到45％左右)，流通市值占gdp的比重为7．2696(2001年为15％)。而同期，发达国家的证券化率英国为154．3％，美国为135．5％。发展中国家的泰国为50．2％，墨西哥为33．5％，韩国为29．4%。

(三)参与主体不成熟

1．证券经营机构缺乏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的证券经营机构相比，我国的证券经营机构不但规模小、资金实力弱，而且在专业化经营能力、产品创新能力、经营管理水平、高级复合型人才等很多方面与国外跨国证券经营机构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首先是资产规模小。我国的证券公司在经历1999年和2001年两次增资扩股后的注册资本总额为800多亿元人民币，约合100亿美元左右。其中注册资本最高的银河证券为45亿元人民币(约合5．4亿美元)，而美国的雷曼兄弟、摩根、美林集团的注册资本金分别为40亿美元、25亿美元和20亿美元。2000年我国101家券商机构净资产总额为652亿元(约合80亿美元)，而美林集团、摩根和雷曼兄弟的净资产分别为127．6亿美元、141．2亿美元和87．7亿美元。其次是专业化经营能力弱。国外一些大型证券经营机构一般具有自身的业务特长，比如美林证券公司擅长证券发行、承销、重组，而所罗门兄弟公司则在票据发行和债券交易方面见长。反观我国证券经营机构，则业务结构雷同、种类单一、创新能力不足。目前我国证券机构90％以上的利润来源于经纪、承销和自营三大业务。另外，我国的证券中介机构普遍缺乏市场公信力，甚至有的中介机构与上市公司联合做虚假信息披露，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

2．投资者不成熟。在目前证券市场上。我国6000多万投资者中散户占99％以上，散户持股比例也在95％以上。在这样的投资者结构下，市场投资理念必然容易受到投机、跟风、重投机收益轻投资效益等观念的影响。另外，市场的机构投资者行为不规范，各种违规违纪现象层出不穷。这可以从我国证券市场近几年来出现的“坐庄”“基金黑幕”、恶意炒作、包装垃圾股等现象得到印证。

3．筹资主体——上市公司质量堪忧。上市公司的质量直接关系到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转。如果上市公司质量不高，所发行的股票无人问津，证券市场的交易就不可能活跃。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质量不容乐观。一方面，一些上市公司的上市动机不纯，其上市的目的不是为了使公司有一个更好的经营基础，而是为了利用“上市公司”的外衣更多、更方便地“圈钱”。另一方面，很多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欠佳。有人通过实证分析表明，我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业绩自1996年以来逐年下降。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从1996的9．59％下降到2000年的7．63％，亏损面由1996年的6．03％上升到2000年的9．06％，与此同时亏损额从1996年的20．69亿元上升到2000年的136．89亿元，亏损盈利比从1996年的7．16％上升到2000年的15％，1998年甚至达到23．02％。而且还存在“一年绩优、二年绩中、三年绩差”这样的怪现象。其原因主要是上市公司没有真正建立起法人治理结构。没有正确理解上市公司的权利与义务。

4．证券监管力量不足、不规范。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方面与发达国家和国际惯例相比有很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监管体系不完善。没有建立起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等多层次的监管体系。二是监管制度不严。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最大缺陷在于查处力度不够、制裁措施不严厉，导致我国证券市场的“违规成本太低”。市场上违规现象频繁发生。三是监管中的计划经济色彩过浓。政府的政令干预过，曾经多次打压股市并获得成功，导致了“消息市”和“政策市”的形成。

(四)市场化运行存在机制障碍

这种障碍突出表现在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行政手段与法律手段运用尚不协调。如上市企业的选择、企业上市目标市场的选择、上市额度和发行价格的确定等，都有很强的计划色彩，甚至不排除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法律架构和监管制度与国际证券市场运作惯例存在较大差距也是机制障碍的表现之一。

此外，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利率机制还未实现市场化、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等都影响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进程。尽管我国证券市场必然要走向国际化。但是由于存在股权结构分割。市场透明度低。监管的政府意志过于直接。市场系统风险较大，市场没有做空机制等问题。因此，如果在这些问题没得到很好解决之前就贸然开放国内证券投资，极易招致国际投机资本的袭击，引起证券市场的动荡，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为此，应结合我国证券市场的现实国情，明确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必要性和目标，选准国际化进程的起点和突破口以及具体实现方式、途径和步骤，制定出合理的发展战略。

三、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若干建议

笔者认为应该坚持“循序渐进、稳步开放”的发展战略，走“渐进式国际化”的道路，逐步推进中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程。

(一)建立统一、多层次的市场体系

要建立主板市场与二板市场，场外交易市场与场内交易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等等同时并存的多层次市场体系。加紧建立二板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为包括高新技术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开辟直接融资渠道；在继续完善股票市场的同时积极发展债券市场；同时还将继续推进金融创新，积极稳妥地发展金融衍生工具市场，使我国证券市场尽快形成以股票市场为主体，多层次证券市场并存和协调发展的市场体系。

(二)改革证券监管体制，提高市场运行机制的市场化程度

证券监管层应逐步从“裁判员”兼“运动员”的角色，转变为只当“裁判员”、主要负责市场运行规则的制定和维护。当前证券监管工作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尽快实现证券发行和定价市场化运作，提高其透明度，完善退市机制等方面。要取消证券发行和上市的指标限制，取消规模、行业和所有制的限制，取消证券发行的价格限制。发行的规模、定价完全取决于筹资者自身需要和投资者的认可程度。同时，逐步建立起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三位一体的监管体系，突出培育行业自律组织发展完善，使其成为监管体系的中流砥柱。

(三)发展壮大国内证券经营机构，提高其国际竞争力

加入wto后受冲击最大的就是证券经营机构。面对大型跨国证券机构的挑战，我国的证券经营机构应该在认真分析和预测环境变化的基础上，找准市场定位，制定科学合理的国际化发展战略，明确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走特色化的发展道路。最为关键的是选准自身的市场定位。国内证券经营机构发展壮大自己的途径主要有：一是通过增资扩股、兼并重组提高资本实力，扩大资金规模，力争实现规模化经营。二是寻求与国际知名大型证券经营机构的合资、合作，成立中外合资证券经营机构。在合作过程中学习先进经验，培育自身的创新能力。三是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开发。对于智力密集型的证券经营机构来说，人才就是竞争力，人才就是资本，因此必须重视人才的培育和开发，重视公司文化的培育，尽力为公司员工个人才华的发挥提供良好的平台。

(四)通过各种途径发展壮大机构投资者

一方面，继续大力发展开放式基金。目前国内开放式基金尚处于起步阶段，发展开放式基金经验还不足。但是开放式基金已经成为发达国家证券市场上主要的机构投资者，因此可以借鉴国际成熟经验发展我国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另一方面，也可以引进外国战略机构投资者。这方面可以借鉴发展中国家开放证券投资的成功经验，引入合格外国机构投资者，即qfii(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制度。qfii制度是近30年来发展中国家渐进式开放本国证券市场的一种制度。在qfii制度下，投资额度、投资范围、投资方向和资金的汇入汇出都受到本国政府的严格限制，主动权在主权国家，因此不会对本国证券市场造成大的不良影响。

(五)尽快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的法律体系

篇7

    【案情】

    原告：邢立强。

    被告：上海证券交易所。

    2005年11月16日，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武钢集团）《关于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认购权证和认沽权证上市公告书》（以下简称武钢权证上市公告书），其中关于认沽权证的发行，公告称，本次发行备兑认沽权证47400万份，认沽权证交易代码“580999”，权证交易简称“武钢jtp1”，权证存续期间为2005年11月23日至2006年11月22日，权证行权日为2006年11月16日至2006年11月22日，上市时间为2006年11月23日，标的证券代码“60005”，标的证券简称“武钢股份”，行权价为3.13元，行权比例为1：1，结算方式为股票给付方式。

    截至2005年11月25日，经中国证券业协会评审，中信证券等13家证券公司取得从事相关创新活动的试点资格。2005年11月2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关于证券公司创设武钢权证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创设通知》）称，取得中国证券业协会创新活动试点的证券公司（以下简称创设人）可按照本通知的规定创设权证，创设人创设的权证应与武钢认购或认沽权证相同，并使用同一交易代码和行权代码。创设认沽权证的，创设人应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开设权证创设专用账户和履约担保资金专用账户，并在履约担保资金专用账户全额存放现金，用于行权履约担保。创设人应将上述账户报上交所备案。创始人向上交所申请创设权证的，应提供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其已提供行权履约担保的证明，经上交所审核同意，通知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在权证创设专用账户生成次日可交易的权证。权证创设后，创设人可向上交所申请注销权证，创设人每日申请创设或注销权证不得超过一次，每次创设或注销数量均不低于100万份。该通知自2005年11月28日起施行。2005年11月25日，上交所审核批准光大证券等10家券商创设武钢认沽权证的申请，总计创设武钢认沽权证共11.27亿份，定于2005年11月28日上市。2005年11月26日，10家券商在《证券时报》等媒体披露了上述创设权证即将上市的信息。

    武钢权证上市后，原告邢立强在2005年11月24日、25日分别买入武钢认沽权证73100份（1.51元/份）、13100份（1.688元/份）、28600份（1.767元/份）、200份（1.806元/份），累计买入武钢认沽权证115000份。创设权证上市后，同年11月30日，邢立强又买入武钢认沽权证100份，每份1.09元。至此，其共计持有武钢认沽权证115100份，平均买入成本价为1.604元/份。2005年12月5日，邢立强卖出全部武钢认沽权证115100份，成交价为1.09元/份。此后，邢立强在武钢权证存续期间，又多次买入和卖出。

    原告邢立强认为，上交所的《创设通知》自2005年11月28日起施行。按此通知，创设权证最早上市时间应为2005年11月29日。但在2005年11月25日，上交所却提前3天公告，称已同意批准券商创设11.27亿武钢认沽权证，并于2005年11月28日上市交易，该提前天量创设行为使原告持有的115000份武钢认沽权证失去交易机会，由此造成巨大亏损，对此上交所应承担赔偿责任。遂起诉要求法院判令：确认上交所的提前创设行为是违法、违规、欺诈及操纵市场的过错行为，与原告的损失间存在因果关系，并请求判令上交所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审判】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原告作为投资者因权证投资产生损失后，以上交所为被告提起的侵权之诉是否具有可诉性。二、投资者投资权证产生的损失与上交所的监管行为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上交所是否应当赔偿原告的交易损失。就第一个争议问题，法院判决认为，权证创设行为系证券交易所根据国务院证券监督部门批准的业务规则作出的履行自律监管的行为，相关受众主体如认为该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和业务规则，可以对交易所提起侵权民事诉讼。就第二个争议问题，法院判决认为，上交所审核证券公司创设武钢权证是合法的自律监管行为。该行为本身并未违反权证管理业务规则，主观上并非出于恶意，也并非针对特定的投资者，且原告的交易损失与上交所审核权证创设的市场监管行为之间亦不存在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原告的诉请不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上交所无须对其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据此，判决驳回原告邢立强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邢立强不服，提起上诉。因邢立强未按规定预交上诉费，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5月26日作出裁定：本案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一、权证纠纷案件的相关背景

    本案系一起投资者以上交所违规审核权证创设为由而提起的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权证是指标的证券发行人或其以外的第三方发行的，约定持有人在规定的期间内或特定到期日，有权按约定的价格向发行人购买或出售标的证券，或以现金结算方式收取结算差价的有价证券。与传统的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不同，权证属于新型证券衍生品种，在性质上是一种期权，是证明持有人拥有特定权利的契约。按照契约所约定的未来权利的不同，权证又可分为认购权证和认沽权证。其中，认购权证是指发行人发行的，约定持有人在规定期间内或特定到期日，有权按照约定价格向发行人购买标的证券的有价证券；认沽权证则指发行人发行的，约定持有人在规定期限内或特定到期日，有权按照约定价格向发行人出售标的证券的有价证券。本案系争武钢权证即为认沽权证。

    我国目前发行的权证主要是股改权证，是股权分置改革的产物，系因政策推动而形成，因而颇具中国特色。自2005年8月22日，第一只股改权证宝钢权证上市交易后，又有多只权证陆续在交易所挂牌上市。在此过程中，权证以其以小博大的高杠杆性特征，吸引了资金相对不充裕的大量个人投资者入市，促使我国权证市场一度异常繁荣，至2006年底，我国权证交易金额已居全球第一。然而，个人投资者多出于跟风买卖权证产品，其中绝大多数的投资者对权证类产品的创设、交易规则、产品特征等并不十分熟悉，致使权证上市不久便产生了很多纠纷，并陆续诉至法院；而相对于异常繁荣的权证市场，我国的权证交易规则相对滞后，至今尚未有相关法律或行政法规出台，目前对权证的规范只限于证券交易所根据证券法和证监会的授权制定的权证管理办法，效力层级较低，导致法院审判依据有限。鉴于权证类案件具有明显的群体性特征，个案若处理不妥，有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对整个权证市场造成消极影响，故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不得不较为谨慎，既要考虑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又要兼顾司法判决对证券市场可能产生的冲击，利益较难平衡。

    作为一起被《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载的典型案例，本案在确立以交易所为被告的侵权案件的受理原则，以及投资者损失的责任归属等方面明确了标准，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同时也为该类案件的审理厘清了思路。

    二、案件的可诉性：司法介入的必要性及法律依据

    交易所是权证交易市场的组织者，提供的是一体化的交易平台，并不与权证投资者直接发生关系。然而，长期以来，国内交易所在法律性质上，一直定位不明确。虽然从相关规定的表述上可以看出，交易所是实施自律监管的法人，然而在实际运作中，它也承担了大量源于行政机关的监管职责。实践中上述两种监管方式和监管权力来源的模糊性又反过来进一步放大了交易所法律地位的不确定性，以至于很多投资者在权证投资产生损失后，迳行选择将交易所列为被告，以交易所违规审核权证等为由，请求法院判决交易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在审理这类案件时，法院必须首先解决针对交易所自律监管行为所产生的纠纷是否具有可诉性这一前提问题。（一）交易所自律监管行为是否可诉的观点之争。对于权证产品的发行和交易，我国目前尚未有单行法律和行政法规出台。上交所根据证券法和证监会授权制定的业务规则即权证暂行管理办法对权证的发行、交易等活动进行规范。本案涉及的权证创设问题，权证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九条作了授权性规定，即对于已上市交易的权证，上交所可以允许合格机构创设同种权证。具体的权证创设规则也是由交易所根据权证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在某一具体的权证产品的上市公告中予以确定。因此，交易所允许合格机构创设权证，是根据国务院证券监管部门批准的业务规则作出的履行自律监管职责的行为。

    有观点认为，交易所承担证券市场监管职能，其自律监管行为针对的是广泛的、相对不特定的市场主体，因而不具有可诉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针对交易所的自律监管行为，投资者可以就其损失向法院提起诉讼。因为就侵权纠纷的诉讼基础而言，投资者基于交易所核准券商创设权证的行为所提起的侵权行为之诉，并不受诉讼主体资格的限制，在当前并无明文规定禁止此类案件诉讼的情况下，只要符合法院立案受理的一般标准，法院即可进行审理。

    表面上看，交易所自律监管行为是否可诉，涉及的仅仅是如何确定案件的受理标准，然而这里同时也隐含着司法如何介入金融市场监管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如何在保持交易所自律地位和自治能力的基础上，加强必要的司法监督，推动交易履行监管职责。

    （二）司法介入交易所自律监管行为的必要性。交易所作为证券市场自律组织，具有监督管理会员公司、上市公司及其相关人员以及众多投资者的公共职能。如果允许投资者随意针对交易所的自律监管行为提起诉讼，将有可能产生大量不必要的甚至是恶意的诉讼，从而不利于交易所及时、快速、高效地实行市场监管。应当承认，这一担忧并非毫无道理，然而，与其他权力一样，交易所的自律监管行为也有可能被滥用。防范交易所滥用自律监管权，仅靠其内部规范和自我约束并不充分，尚需外部力量的监督。司法介入是监督制约交易所自律管理必不可少的外部力量。首先，承认司法对交易所自律监管的必要介入，是保障交易各方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交易所在组织与监督市场交易的同时，其自身也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运行。当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受交易所侵害时，提供切实有效的司法途径予以救济，能保障资本市场参与者的基本利益，为证券市场稳健发展创造必要的外部环境。其次，司法介入交易所自律监管，并不会破坏自律监管体系。在国家权力的各个分支中，司法权是最消极的权力，按照不告不理原则和公开公正程序运行。由司法审查交易所的自律管理行为，符合了应采用危险性最小权力介入自律领域的这一理念。最后，司法权力的介入，对交易所开展自律管理进行监督制约的同时，也是一种积极的司法保障。如果法院审理确认了交易所自律管理行为正当性及合法性，则交易所的自律管理同时可以获得司法权威的保障，进而能从投资者不合理的纠缠中解脱出来。[1]

    （三）司法介入交易所自律监管行为的法律依据。针对交易所的自律监管行为，最高人民法院曾于2005年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具体确立了如下标准，以衡量投资者是否具备诉讼资格：投资者对证券交易所履行监管职责过程中对证券发行人及其相关人员、证券交易所会员及其相关人员、证券上市和交易活动做出的不直接涉及投资者利益的行为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延续了我国诉讼法上的当事人适格理论，即一般所说的直接利害关系说，按照这一标准，投资者就交易所监管职责中不直接涉及其利益的行为提起的诉讼，法院应当不予受理。最高法院确定这一标准的本意在于，设置诉讼门槛，以此将部分不必要的诉讼排除在法院的大门之外。然而，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相对难以执行，因为直接利害关系这一概念本身过于弹性，对于什么样的利害关系才是直接的，直接与间接的区分标准何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也一直未停止过争论。此外，依直接利害关系确立原告起诉资格，亦有实体审查和形式审查之区分。

    如实体审查，则在案件受理阶段，即对原告主张的利益损害与诉称的特定行为是否存在直接利害关系作出认定，如不存在，则不予受理。理论上，如对直接利害关系的构成要素进行实质性判断，则意味着即使存在起诉人主张的合法利益和一个可诉行为，也并不意味着原告资格的必然成立，如果其中缺乏因果关联性，仍不能构成直接利害关系。因此，在原告诉讼资格的实体审查中，核心点是审查原告主张的损害与诉称的具体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在于，现实的诉讼中，开启诉讼的起诉及受理活动在先，通过诉讼程序判定权利义务的审理活动在后，如在案件受理阶段就衡量实体权利有违诉讼原理。因此，采用形式审查在理论上更具有说服力，即在起诉阶段，仅核查原告的法律主体资格和身份证明，直接利害关系则是观念上的，是否真正存在属于实体性问题，留待案件审理阶段作认定。

    事实上，本案正是在认可形式审查标准合理性的基础上，肯定了交易所自律监管行为的可诉性，具体思路是：普通投资者系通过交易所会员进场交易，投资者与交易所之间不存在直接的交易合同关系，因交易发生损失，交易所虽然对投资者不承担契约上的义务，但如果投资者不选择违约之诉，而是以被告上交所审核券商创设权证违规等为由提起侵权之诉，则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因原告提起侵权之诉不受主体限制，人民法院可以受理。相对于民法通则而言，证券法虽然系特别法，由于该法没有作出特别规定，故本案应适用一般民法关于民事侵权的规定。据此，证券交易所根据国务院证券监管部门批准的业务规则作出的履行自律监管行为如果违反了法律规定和业务规则，相关受众主体可以对交易所提起民事诉讼。

    三、责任认定：承担监管侵权责任抑或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损失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认定侵权责任通常从损害事实、过错、损害与过错行为因果关系以及违法性等一般要件进行考察。本案的焦点在于，证券交易所在履行自律监管行为中的过错以及过错与损失之间因果关系应如何认定。

    （一）过错的认定。过错，是侵权责任中的重要构成要件。就其性质而言，过错概念是一种评价性概念，是法律对于行为人实施侵害行为时主观态度的否定性评价。本案中，原告邢立强认为，上交所在审核武钢认沽权证时存在违规、欺诈行为，具体表现在未按公告时间创设权证、创设权证严重超量等方面，这些行为直接导致了他的交易损失，应当由上交所进行赔偿。对此，法院主要从目的正当性标准、行为依据合法性标准这两个角度，对交易所是否存在监管过错予以把握。

    第一，目的正当性标准。交易所履行自律监管以维护证券市场秩序和公共利益为目标，对权证交易进行监督和管理，是证券法赋予交易所的一项职能。在武钢认沽权证上市后，投资者对该权证进行了非理性的投机炒作，使得该权证严重背离内在价值。上交所为抑制这种过度炒作行为的继续，及时审核创设人的创设权证，通过增加权证供应量的手段平抑权证价格，其目的在于维护权证交易的正常秩序，作为市场监管者，其核准创设权证的行为系针对特定产品交易异常所采取的监管措施。该行为主观上并非出于恶意，行为本身也并不针对特定投资者，实施的是对权证交易活动本身作出的普遍监管行为，属交易所的职责所在。

    第二，依据合法性标准。交易所自律监管应当是合法监管，具有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层面的依据。依据合法有效的规则进行监管，通常应无过错可言。本案中，上交所系根据权证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审核合格券商创设武钢权证，该审核行为符合业务规则的具体要求，是上交所履行证券法赋予其自律监管职能的行为，具有合法性。根据权证管理办法的有关权证发行的规定，具有权证创设资格、开设专用账户且提供履约担保资金的证券公司，在其认为权证价格高估时，可以创设权证，并在市场上卖出，增加权证的供给；在权证价格回归价值时，可以回购并注销权证，释放履约担保品。根据上述业务规程，上交所在武钢权证创设过程中，上交所履行了相关权证上市信息披露、监管和相关手续的审查义务，其行为并无过错。

    （二）因果关系的认定。因果关系，是侵权责任中的重要构成要件，包括责任确定的因果关系与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两层含义。前者要求可归责的行为与一定的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上的联系；后者要求损害与相应的责任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上的联系。具体的因果关系确定标准两者各有不同。

    责任确定的因果关系采用的是等值理论，即损害的产生通常具有多个原因，诸多原因同等对待。资本市场具有更高的风险性，引发投资者损失的因素具有多样性，在这些众多因素中，交易所行使自律监管职能的行为，可能会对相对人和市场投资者产生一定影响和效应，这样的影响因素通常也是诸多因素的一种。本案中，证券交易所采取的监管行为与原告损失之间，满足责任确定因果关系中的等值理论并无争议。

    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确定侵权责任一般也应满足责任范围上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采用的是相当性理论，即损害与责任之间具有相当性。具体在判断上要求损害的可能性被显著提高。此处的可能性判断应该从行为发生之时最佳判断者的立场出发，应用其具有的经验进行综合判断。在普通的民事法律关系中，将最佳观察者设定为理性的普通人并无不当。[2]然而，如果以理性的普通人为标准来确定证券自律监管是否构成责任范围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则忽略了资本市场的专业性和高风险性。交易所的监管行为针对的是整个证券交易市场，在做出决策的过程之中，不仅要考虑到个别投资者的利益，也要考虑整个资本市场的稳定、有序和安全，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过度市场炒作，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在综合判断相关因素之后进行必要的利益权衡。为此，交易所监管赔偿责任中理性观察者也相应地转化为处于波动性资本市场环境下，具有有限的监管信息和历史数据，但是必须及时做出决策行为的理性自律监管机构。法院主要审查的是，证券交易所做出的监管行为是否超出了合理与必要的限度。只有在交易所在有限信息条件下，做出的监管行为不合理、不必要或者监管措施引发的投资者损失大于给整个证券市场带来的利益时，交易所才承担监管侵权责任。

    本案中，原告认为，上交所核准券商超量创设权证亦是造成其交易损失的基本原因。对原告的这一主张，法院做了如下论断：证券交易所作为证券市场的一线监管者行使监管职能，必然会对相对人和社会产生一定影响和效应。创设权证制度在我国属于一项金融创新制度，是基于股权分置改革的总体要求，结合股改权证的运行特点，借鉴成熟市场的类似做法，产生的一种市场化的供求平衡机制。鉴于这项制度仍处于探索阶段，故在创设程序、创设品种、创设数量等方面尚无规范可循，在具体实施时创设人可以根据发行权证的具体情况自由决定实施方案，交易所仅对其资格和上市程序进行审查。对于创设权证的具体规模，业务规则本身亦无限制。虽然涉案认沽权证的创设量远远超出了最初的发行量，但权证管理办法对此并无禁止性规定，而创设量的多少也无客观参照标准，只能根据具体权证产品的交易情况和特点确定适当的数量，以达到供求平衡。本案原告邢立强在武钢认沽权证交易中的损失，虽与券商创设权证增加供给量存在关联，但在上交所事先已履行必要的信息披露和风险揭示的情况下，原告仍然不顾风险冒然入市，由此造成的交易风险与上交所履行市场监管行为不存在导致损害赔偿责任的因果关系，故原告要求上交所赔偿权证交易差额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没有法律依据。

    综上，就本案创设权证审核行为而言，上交所的行为不符合侵权行为的基本要件，原告主张上交所侵权，依据不足，故法院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通过本案判决，法院确立了正当监管免责价值取向下的买者自负原则。

 

 

 

 

注释:

篇8

关键词：创业板股票市场；上市标准；监管制度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2-0-01

通过引入风险投资事业，来促进我国高科技产业的成长，已经成为我国许多经济学家的一个共识。风险投资事业能否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一个完善的退出机制，大量事实能够证明，创业板市场是风险投资事业最好的退出机制。因此，我国发展创业板市场，对我国经济等许多方面都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创业板市场的特点及同主板的关系

创业板市场是与主板市场相对的一个新兴市场，也称二板市场，是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中小企业提供直接融资的渠道。它是一国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其特点是：第一，创业板市场对上市公司的历史业绩要求不严；第二，上市标准较低；第三，具有高效却有限的监管原则。

创业板市场与主板市场都是证券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两者既有联系又存在着区别。即相互依赖又相互竞争。从静态上看，创业板市场的市场规模及地位虽然低于主板市场，但从动态的角度看，主板市场的发展速度与潜力则不及创业板市场。

二、中国发展创业板市场的必要性

首先，创业板市场为中小企业提供了融资渠道。通过发行证券为中小企业直接融资，可以吸收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到中小型企业中，同时也成为中小企业取得资金的主要的方式，使高新技术产业得以迅速发展。

其次，创业板市场有利于激励创业投资。创业板通过吸收国内外的资金用于创新型企业的发展，激发了许多留学生和企业家创业的热情，吸引更多的企业进行自主创新。

最后，创业板的建立提高了我国的就业率。创业板市场建立后，中小型企业就可以通过创业板市场直接融资，这样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解决了就业问题，使风险投资资本市场逐步得到完善。

三、我国创业板市场存在的问题

首先，作为创业板市场雏形的中小企业板市场上市标准不是十分合理。中小企业板市场上市标准与主板市场几乎完全相同，在与主板竞争中更是处于不利的地位，致使创业板市场的优势表现得不明显，而中小企业板市场价格波动相对较大，不利于市场的稳定发展。

其次，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对资金被占用情况的披露不规范。有些上市公司被占用的资金不但数额大，而且持续时间长，未经过相关程序审批也未及时做出信息披露，这就严重的违反了资金被占用的相关规定。不但破坏了中小企业公司自身的经营环境和治理结构，而且对其中小股东的利益也造成了重大侵害。

再次，市场监管制度尚不完善，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不够。从监管制度的层次来说，各种监管措施还没有形成一个层次分明、次级有序的整体，这样不能准确而又灵活地运用各种处罚措施，而且对中小企业违规行为处罚力度不够，使中小企业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更加泛滥。

最后，对募集资金违反规定的信息披露不规范。很多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中都出现了滥用募集资金的状况，但是他们没有进行公开的信息披露，这种做法严重破坏了中小企业板市场信息披露制度。

四、完善我国创业板市场的对策

首先，制定出符合我国创业板市场特点的上市标准。

第一，可以通过相对降低上市标准来制定出符合我国创业板市场的上市标准。要想让创业板市场发挥其应有作用，就必须要比中小企业板市场上市公司的上市标准有所降低。从美国和香港主板市场与创业板市场的上市标准之间的比较可以看出，它们的关键指标可能是相差几倍，也可能是相差十几倍，虽然我国主板市场与创业板市场上市标准的关键指标不至于相差十几倍，可实质性的降低还是有必要的。

第二，通过引入成长性指标，来制定出符合我国创业板市场的上市标准。在制定创业板股票市场上市标准的过程中，要适度的降低收益性标准的相关限制，将更多成长性指标引入其中，这样就符合了创业板市场的上市公司其具有发展潜力、创新能力以及较高成长性的要求。

其次，对我国创业板市场信息披露的相关建议。

第一，必须规定诚信是各公司想要上市的最基本条件，这种诚信必须贯穿各个步骤，从企业改制发行到上市审批的各个阶段，都要严格的要求和考察企业的诚信状况，从入门开始就防范不讲诚信的公司。

第二，要强化诚信信息披露的制度。诚信的信息披露对证券市场很重要。在诚信建设的过程中，保荐人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必须使保荐人成为督促和监督中小企业上市公司诚信信息披露的中坚力量。

第三，要严厉惩处那些不能做到诚信的上市公司并对其实行追究机制。中小企业上市公司如果在诚信方面出现了问题或者达不到相关的要求，投资者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一并追究上市公司和高管人员的责任，最后还可要求得到相应的赔偿。

第四，建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董事责任制。为了提高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责任的准确性，应采取全体董事或指定特定的董事对信息披露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使责任落实到实处。

最后，对我国创业板市场监管制度的建议。

创业板市场能否顺利建立和健康运作，监管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创业板而言，其作为主要市场目标的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小企业，如果放松其的监管，创业板市场将无法成立和生存，这已得到世界各国同类市场的验证。所以，我们应该加强对违反规定行为的处罚力度和不断加快监管的创新。同时我们也应将违约金监管措施引入到我国创业板市场中，并不断对我国创业板市场的监管制度进行创新。以便合理地防范我国创业板市场的风险。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创业板市场是一个具有无限发展潜力的市场，虽然它的各个方面还不够完善，出现了一些如上市标准不合理、资金被占用、监管不严格等问题，但我们在不断寻找对策去解决。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创业板股票市场将会健康的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1]徐洪才.当前我国创业板市场中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科技投资，2011（01）：27-29.

[2]高翔.中小企业创业板的研究[J].全国商情理论研究，2010（13）：58-59.

篇9

一、我国设立证券金融公司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融资融券活动的顺利进行。我国证券公司建立发展的历史还不长，前几年由于内控不完善、运作不规范，一度出现全行业信用危机。在监管部门主导下，经过几年综合治理，证券公司的内控及合规制度基本建立、各项基础性制度得以完善、综合实力大大增强，但从整体上看证券公司的融资渠道仍不畅通，尤其是对于一些中小证券公司而言，由其自行从金融市场上融入资金和证券，在现阶段仍有较大困难。建立证券金融公司后，银行将资金或证券贷给证券金融公司，再由后者转融给各个证券公司，这使融资融券活动的传递链单一化，可以创造性地弥补证券公司现有渠道有效程度不足问题，同时又可以缓冲从证券市场到银行的金融风险，在机制上亦比较容易理顺。相反，如果各个银行将资金或证券直接贷给证券公司。由于参与主体繁多，可能导致融资融券市场的无序化，不利于市场监管。

（二）有利于监管部门对融资融券活动进行监督控制。专业性的证券金融公司，作为融资融券市场的唯一窗口，可以随时掌握整个市场的融资融券情况，便于实施有效监管，并在监管部门的指导下完成对证券公司的融资融券服务。证券金融公司管理部门则通过货币政策调控，有效调控证券市场，使其对证券市场的调控由行政干预逐步向市场调控过渡。总之，证券金融公司的性质、地位及其与监管部门的关系决定了它在提供服务时将履行严格的自律准则，降低风险和防范不规范行为的发生。

（三）有利于降低融资融券的系统性风险。建立专业化的证券金融公司，可以降低银行直接向券商发放贷款，信贷资金直接进入股市的风险：一方面，证券金融公司作为专业服务于券商、自负盈亏的金融机构，可以对贷款的对象和用途进行严格的监控，降低银行直接向券商发放贷款的风险；另一方面，证券金融公司凭籍其高于券商的信用水平，可以保证贷款和利息收入的安全性，可大大消除银行的顾虑，增强银行乃至整个社会对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安全性的信心，从而实现融资，有力地扩大券商的融资融券通道。

二、关于证券金融公司的股权结构

《转融通办法》第7条规定：证券金融公司的组织形式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60亿元。证券金融公司的注册资本应当为实收资本，其股东应当用货币出资。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批复，中国证券金融公司的注册资本为75亿元，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出资30亿元，占40%股权；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出资15亿元，占20%股权。试比较其它国家或地区的情况。台湾地区目前有元大和环华两家证券金融公司。元大证券金融公司的情况较为特殊，其属于元大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元大金控占其100%的股权。①环华证券金融公司注册资料为75亿新台币，股东共有5家商业银行、22家证券公司及若干上市公司，其前十大股东见表1②：由上可见，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证券金融公司（元大证金是个例外）的股东呈现如下特点：（1）股权较为分散，广泛吸收各类金融机构参与；（2）股东不限于证券业内机构，银行、信托类金融机构占很大比重。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股权安排，一个重要原因是证券金融公司是连接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纽带，广泛吸收两类市场上的金融机构参与，有利于开展业务。我国证券金融公司股权相当集中，且由两大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作为发起人出资设立，没有吸收证券公司、商业银行等机构参与。这与我国对证券金融公司的“非营利”定位有很大关联。如果股东是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盈利性金融机构，出资设立非营利性机构则与其本身性质不符。由于我国法律对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的定位都是非营利性法人④，由其设立非营业性的证券金融公司在法理上较为顺畅，没有障碍。但正如前文所述，证券金融公司必然要与银行、证券公司开展广泛的业务联系，要较好地发挥其桥梁纽带作用，吸收一些非证券类的金融机构参与，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建议我国证券金融公司选择适当的时机向股东多元化方向进行一定的尝试。

三、关于证券金融公司的功能定位和业务范围

《转融通办法》第10条规定：证券金融公司不以营利为目的，履行下列职责：（1）为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提供资金和证券的转融通服务；（2）对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运行情况进行监控；（3）监测分析全市场融资融券交易情况，运用市场化手段防控风险”。这是法规对我国证券金融公司的定位。但是，我国证券金融公司虽规定不以营利为目的，但是由于其开展转融通业务，有稳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所以虽“不以营利为目的”，但实际上从事经营行为，存在营利的事实。至于该营利是否是以“以营利为目的”，实际上是难于判断的，因此，笔者建议，对证券金融公司的基本定位无须强调“不以营利为目的”。

关于证券金融公司的业务范围，转融通业务是其最基本的业务，各证券金融公司皆如此，自无须赘言。我国《转融通办法》还特别规定了证券金融公司的市场监管职能，即应对市场运行情况进行监控，防范系统性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域外设有证券金融公司的国家或地区赋予证券金融公司的职能较为多样化。如我国台湾地区“证券金融事业管理规则”第5条规定，证券金融事业经营下列业务：“（1）有价证券买卖之融资融券；（2）对证券商或其它证券金融事业之转融通；（3）现金增资及承销认股之融资（以下简称认股融资）；（4）对证券商办理承销之融资（以下简称承销融资）；（5）其它经证期会核准之有关业务。”对证券金融公司除可以办理转融通业务以外，还可以开展融资融券（即谓“双轨制”）及认股、承销融资。根据韩国《证券与证券交易法》第44条第3款，证券公司必须将客户保证金存入证券金融公司，并将客户保证金存款账户与证券公司在证券融资公司存款账户分开，客户保证金账户可以存款账户形式开立，也可以信托账户形式开立，开立信托账户管理保证金的目的是将客户保证金与证券金融公司自身资产负债进一步分开，即使证券金融公司破产也不会殃及保证金。

我国当前证券金融公司的职能较为单一，便于稳妥起步，随着转融通业务和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可逐渐增加证券金融公司的业务。可增加转融通以外的其它资金、证券借贷业务。如认股融资、承销融资以及其它面向证券公司的短期融资。此外，还可借鉴韩国的做法，将证券公司的客户保证金存管在证券金融公司。四、关于证券金融公司的资券来源《转融通办法》第27条规定：“证券金融公司开展转融通业务，可以使用下列资金和证券：（1）自有资金和证券；（2）通过证券交易所的业务平台融入的资金和证券；（3）通过证券金融公司的业务平台融入的资金；（4）依法筹集的其他资金和证券。”依据该规定，一是证券金融公司除自有资金、证券外，不得使用证券公司向其提交的担保物；二是所谓“通过证券交易所和证券金融公司业务平台融入的资金、证券”，规定较为笼统，对证券金融公司的资券来源规定并不够明确。可能会带来这样的结果：证券金融公司持有证券公司向其提交的大量作为担保的资金或证券，却不能用于转融通，只能再通过另外的渠道融入资金、证券。如此一来，降低了融资融券市场的效率，也增加了额外的成本。

试比较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证券金融事业管理规则》第15条规定：“证券金融事业办理有价证券买卖融资融券，对所取得之证券担保品，除作下列之运用外，不得移作他用：（1）作为办理融券或转融通之券源。（2）作为向其它证券金融事业转融通之担保。（3）作为办理有价证券借贷之出借券源。（4）作为向证券交易所借券系统借券之担保。证券金融事业办理有价证券买卖融资融券，对所留存之融券卖出价款及融券保证金，除作下列之运用外，不得移作他用：（1）作为办理融资或转融通业务之资金来源。（2）作为向其它证券金融事业转融通证券之担保。（3）作为有价证券交割款项融资之资金来源。（4）作为向证券交易所借券系统借券之担保。（5）银行存款。（6）购买短期票券。依第一项规定运用证券者，证券金融事业应负责于融资融券清结时以同种类证券交付之。证券金融事业对融券人融券卖出之价款及融券保证金，应支付利息予融券人；其利率由证券金融事业订定，报请主管机关备查。”

第26条规定：“证券金融事业办理对证券商之转融通，所取得之款项得予运用，并以办理有价证券买卖融资及对证券商之转融通为限。证券金融事业办理对证券商之转融通，所取得之有价证券得予运用，并以办理对证券商之转融通及有价证券买卖融资融券因融券短差之券源为限。证券金融事业依前项规定运用证券，应于转融通清结时，以同种类证券交付之。”依据上述两条可知，台湾证券金融公司可以使用证券公司、客户向其提交的担保品，用于融资融券担保或是作为转融通的资券来源。再看该办法第56条：“证券金融事业得依下列方式取得资金或证券，以供周转调度之用：（1）向各行局库融资。（2）发行商业本票、公司债。（3）向证券交易所借券系统借入证券。（4）以标借或议借方式借入证券。（5）经由证券交易所或证券柜台买卖中心标购证券。”

对证券金融公司的资券来源做了较详细具体的列举，值得我国立法上借鉴。另外，根据韩国《证券交易条例》和《期货贸易条例》规定，韩国证券金融公司是证券公司和期货公司客户保证金存款的独家管理机构，保管着整个市场的客户交易结算保证金。这是韩国证券金融制度的一大特色。同时，客户保证金也成为证券金融公司最重要、最便捷的资金来源。就我国当前的实际来说，《证券法》明文确立了客户保证金第三方存管制度，要想直接转变到韩国的模式，既有法律上的障碍，又有操作上的困难。值得考虑的变革路径是：通过《证券法》的修订，先确立中国证券金融公司的保证金存管资格，使其具备与商业银行第三方存管业务竞争的资格，再根据实践的效果决定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将证券客户保证金制度与证券金融公司资金融通业务相相结合，既可以解决客户保证金监督管理的需要，又解决了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业务的资金来源问题，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五、关于证券金融公司的风险控制（一）保证金比例调整制度。《转融通办法》第18条规定：“证券金融公司应当按照国家宏观政策，根据市场状况和风险控制需要，确定和调整转融通费率和保证金的比例。”调整保证金比例曾经一度是各国普遍采用的控制市场风险的主要手段，但对其作用也存在较多的争议。美国在1934年到1987年，曾21次调整保证金比例，最初是45%，曾下降到40%，也曾上升到100%，但从1974年以后就一直维持在50%，美联储再未调整过保证金比例，其原因是没有确切证据表明调整保证金比例对防止过度交易、调节市场波动性有显著影响⑤。尽管如此，仍然不可完全否认保证金比例为一种调控市场和证券金融公司风险控制的手段。

（二）对保证金中货币资金占比的最低要求。《转融通办法》第20条规定：“保证金可以证券充抵，但货币资金占应收取保证金的比例不得低于15%。”维持一定比例的货币资金，在于确保市场的流动性，同时对于证券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杠杆系数予以一定控制，避免极端情况下集中平仓时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三）逐日盯市和强制平仓制度。《转融通办法》第22条规定：“证券金融公司应当逐日计算证券公司交存的保证金价值与其所欠债务的比例。当该比例低于约定的维持保证金比例时，应当通知证券公司在一定的期限内补交差额，直至达到约定的初始保证金比例。证券公司违约的，证券金融公司可以按照约定处分保证金，以实现对证券公司的债权；处分保证金不足以完全实现对证券公司的债权的，证券金融公司应当依法向证券公司追偿。”通过逐日盯市，确保维持担保比例在安全线以上；一旦证券公司不能追加保证金使维持担保比例符合要求，则证券金融公司可以予以强行平仓。

（四）建立互保基金。《转融通办法》第23条规定：“证券金融公司可以根据化解证券公司违约风险的需要，建立转融通互保基金。”这是从整体风险角度出发，加设的一条安全防线。通过互保基金，在发生系统性风险、部分证券公司不能偿还债务时，使用互保基金化解违法风险。

六、关于证券金融公司的监督管理

（一）风控指标监管。《转融通办法》第41条规定：“证券金融公司应当遵守以下风险控制指标规定：（1）净资本与各项风险资本准备之和的比例不得低于100%；（2）对单一证券公司转融通的余额，不得超过证券金融公司净资本的50%；（3）融出的每种证券余额不得超过该证券上市可流通市值的10%；（4）充抵保证金的每种证券余额不得超过该证券总市值的15%。”对净资本的要求，目的在于确保证券金融公司具有足够的承受风险的能力；对单一证券公司转融通余额的限制，是为了避免证券金融公司业务过于集中，风险未有效分散；对单一证券融券余额以及充抵保证金的证券余额上限的规定，目的是防范个别证券上的流动性风险。

（二）禁止对外担保的规定。《转融通办法》第42条规定：“证券金融公司不得为他人的债务提供担保。”防止不正常的债务担保影响证券金融公司的正常经营。

（三）对资金用途的限制。《转融通办法》第44条规定：“证券金融公司的资金，除用于履行本办法规定职责和维持公司正常运转外，只能用于以下用途：（1）银行存款；（2）购买国债、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等经证监会认可的高流动性金融产品；（3）购置自用不动产；（4）证监会认可的其他用途。”法规要求证券金融公司的资金只能用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以确保证券金融公司的资产流动性。

（四）定期报告制度。《转融通办法》第46条规定：“证券金融公司应当自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4个月内，向证监会报送年度报告。证券金融公司应当自每月结束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证监会报送月度报告。”定期报告制度，使监管部门及时了解证券金融公司的经营情况，对存在的风险及时做出判定和处理。

篇10

场外交易市场的重要作用及可行性

场外交易市场,简称OTC市场(Over-the-Counter Market),是指在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以外进行的各种证券交易活动的总称。

我国正在实行自主创新的发展战略,但一大批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由于规模小、科技开发周期长、风险大而难以获得资金的有效支持,推动场外交易市场的发展刚好可以解决中小融资困难的难题。不仅如此,场外交易市场的建立,将极大地促进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的发展,使中小企业在资本市场融资的渠道不断拓宽,这将有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利于推进民间资本参与国家的科技自主创新。此外,场外交易市场能有效解决信息不畅的问题,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和交易费用,提高市场效率,更重要的是能够稳定场内交易市场的股价。

推动场外交易市场发展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现实可行性。实际上,自1981年我国恢复发行国债起就初步形成了分散的萌芽状态的场外交易市场。在1998年以前就已经建立了一个初具规模的证券场外交易市场。当时建立了29个地区性的证券交易中心和NET与STAQ两家全国性的法人股市场,场外交易市场的建立扶持了当时我国一大批中小企业的发展。但由于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不断扩大,为防范金融风险,我国将证券场外交易市场全部关闭。2008年12月26日,随着首批3家企业在天津股权交易所正式挂牌,场外交易市场再次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场外交易市场的独特优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容量大。目前沪深两家交易所只容纳了一千多家公司,但实际上有投融资需求的公司却达千千万万;在交易所上市只能起到一个规范运作的表率作用,成交能力在场外交易市场应该更强。

二是,场外交易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扩大交易所的容量,并促进上市公司的质量不断提高。

三是,一旦个别股票在交易所退市,股民有可能血本无归,而有了场外交易市场就可以继续交易,起到缓冲作用。

经过近2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完全具备重新建立证券场外交易市场的条件。目前由证券业协会主管的“代办股份转让系统”(俗称“三板市场”),在形式上与内容上都与场外交易市场相似,从其发展趋势和国家主管部门的意图来看,“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可能发展成为我国的场外交易市场。

关于场外交易市场的建议

为了更好地推动场外交易市场发展,我们建议:

第一,试点建立一个全国统一场外交易市场。

我们建议在北京先行试点建立一个全国统一场外交易市场,并落户于金融街。统一的场外交易市场设在首都,可以有效地降低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有利于全国资本市场的布局,而且北京以往开办过两个法人股市场和北京商品交易所,有承办的经验。我国现有的两家交易所都设在南方,北方缺乏像样的实体资本市场。我们认为金融街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场外交易市场最好的选择。其一,监管机构“一行三会”都在金融街,监管机构与市场的统一,有利于防止监管与市场的脱节,提高监管效率。其二,金融街各大金融机构云集,不乏规范且具有较强实力的市场交易主体。其三,金融街金融人才汇集,可为市场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所需人才。其四,金融街与金融有关的软硬件设施完备,可为市场提供有力支撑。其推出的变金融街为金融区的拓展计划,更为市场的建立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过去我国有一种说法,认为股票市场不能设在首都,怕引起政治混乱,这是不客观的,如伦敦、东京等的交易市场都是在首都,为活跃经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第二,建立场外交易市场与场内交易市场转板机制。多层次资本市场之间如何协调,不同层次的市场如何转板,是广大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尽管随着我国股市的扩容,上市公司数量的增加将极为可观,但在公众公司中,能够到场内交易市场的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的股份公司仍是很小的比例。因而,大容量的场外交易市场被认为是众多非上市公司满足融资需求的重要场所。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不能简单理解为多开几个市场就是多层次,要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有的企业资金匮乏,先在场外交易市场得到资金支持,符合条件再送到创业板或是主板上市,这样也保证了主板上市公司的质量。不够主板市场资格的上市公司也可以退回来,退到场外交易市场,解决投资者从主板退市难的问题。如果不符合在主板或是创业板、中小板上市的公司,“不能一棒子打死”,可以转入场外交易市场进行交易,增加变现通道。建立场外交易市场与场内交易市场转板机制,从而实现场内交易所市场与场外交易市场的对接,也可以保证市场的弹性和安全性。

第三,要明确场外交易市场的定位。我国场外交易市场建设的定位,应是为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广大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当前可考虑把发展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作为推动中小企业利用场外交易市场融资突破口。今后,各级政府应鼓励与引导新能源与环保环保领域内有潜力的成长型中小企业利用场外交易市场融资,资金重点投向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节能环保的研究、开发和技术成果的转化及自主品牌建设等方面。

第四,要加强对场外交易市场监管。相对场内交易所市场而言,企业在场外交易市场上市的门槛比较低、交易分散,这使得场外市场的风险更为突出。场外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于加强监管使其规范运行,让市场参与各方恪守“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依法规范自身行为,为实现我国自主创新战略和推进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对场外交易市场的监管,应该将其纳入到资本市场监管的范围,同时要兼顾其多层次的特点,针对不同的市场采取不同的监管模式,形成证监会、中介机构、社会公众等多层次的监管体系。此外,要加强行业自律。强化证券行业协会自律组织在场外交易市场监管中的作用,构建完备的自律监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