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调研工作的重要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司法调研工作的重要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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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措施与成效

在司法行政建设方面，第一加强了领导班子建设，完善和规范了党委议事、廉政等规章制度。实行每周一例会，坚持重大事项党委集体讨论决策，保障了决策的执行力和公信力。第二加强了机关队伍建设。实行岗位责任制战略，营造了热情洋溢的竞争氛围；实行规范化战略，初步实现了物规人矩、责明权确的工作机制；实行人才引进战略，提高了司法行政队伍的综合素质；实行人性化管理战略，增强了司法队伍的战斗力与凝聚力。第三加强了基层司法所建设。在所务管理方面，建立健全了百分达标、监督、奖惩等各项工作制度；在队伍建设方面，加强了对外的学习考察和对内的考核培训；在业务工作方面，实行了轮岗交流，进一步统一了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领导，强化了司法工作观念。第四加强了工作作风建设。局党委倡导务实精神，坚持求实作风，面对公证律师等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以妥善的方法解决，不隐瞒、不回避、不护短。带动全局上下日趋形成了严谨认真的办事态度和敢作敢为的良好风气。第五加强了硬件设施建设。为加强宣传，局党委投资近70万元购置了宣传车、电子显示屏、笔记本电脑等等宣传器材，有力地促进了宣传工作的全面开展。为提高服务水平，又投资十万余元进行了办公楼改造和设施更新，建立了全程办事办公大厅。提高了干警的工作热情、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保障了司法行政工作的深入开展。

同时，在其他方面，通过全局同志的积极进取和不懈努力，法制宣传、人民调解、两劳帮教、社区矫正、法律援助以及公证、律师等工作也取得了新突破和新成效。

二、问题与不足

半年来，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与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责任制建设虽初见成效，但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二是对司法行政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调研不足，有些工作处于做表面文章，如何把工作的调研、实施和验收有机结合起来，把真实效果反映上来，是我们当前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三是由于体制等诸多方面的原因，致使司法行政工作的基础比较薄弱，不能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四是典型宣传力度不足，没有形成融系统性、连续性、成效性为一体的抓典型机制。五是由于管理上有疏忽，对个别律师事务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未能有效地加以防范，这需要我们认真的反思和总结。

三、下半年工作思路

（一）加强责任制建设，提高司法行政队伍综合素质

综合素质以政治、业务、道德、文化等素质为内涵，司法行政队伍综合素质的提速增高，关键在于责任制建设。加强和完善责任制建设，有利于创造公正有序的竞争环境，调动干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改变责任心不强和进取心不高的颓势；有利于营造生动活泼的工作氛围，激发干警的创造力与战斗力，变死气沉沉的工作局面为勃勃生机；有利于形成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挖掘干警的潜能与智能，实现转变工作态度到提高综合素质的过渡，最终，使旧观念、旧作风脱胎换骨，以人为本、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历久弥坚。

因此，我们要加强责任制建设，做到“六个统一”。一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责任制既要符合发挥司法行政职能的总方向，又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具有操作性；二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预期目标这个出发点要与客观效果这个落脚点相契合，既防止脱离实际，好高骛远，达不到制订目的；又要防止囿于观念，动作保守，降低了成效；三是部署与考核的统一，考核反映出的问题是部署工作的依据，考核蜻蜓点水,部署就成了无的放矢，纸上谈兵。要通过加强工作考核，为提高素质制造压力，为转变作风创造动力，为部署工作明确重点；四是权力（利）与责任的统一，既要明确工作人员的职责，又要赋予其相应的权力（利），既要避免责大于权、有责无权的不平衡现象，又要杜绝权大于责、有权无责的不公平现象，实现责权利的衔接明确，贯穿始终；五是行为与效果的统一，责任制制订的公式“按照什么——做什么——达到什么结果”，体现了行为与效果的有机结合，缺失了效果目标，会导致工作浮于水面，“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功”；六是局部与整体的统一，个人的岗位职责要与所在科室处所的工作计划和全局的管理目标和谐统一，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每一个单位成员的才智与力量，建立内耗最小、合力最大的整体格局，形成科学化、规范化的管理机制，从而为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司法行政队伍的综合素质提供制度与环境支持。

（二）积极开展普法工作，全面迎接“四五”终期验收

“四五”普法接近尾声，终期验收为期不远，近四年来，在同志们的不懈努力下，全民普法工作取得了突出成效和阶段性胜利，在这关键时期，我们要全力冲刺，克服压力与困难，进一步提高宣传质量，注意避免两个倾向：1、形式化倾向。在传统时期，一直沿用的“一摆”（摆摊咨询）、“二赛”（知识竞赛）、“三训”（以会代训）、“四卷”（开卷考试）等做法对法律的普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新情况下，这些做法已缺乏新意，而且有逐渐流于形式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法律宣传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要切实以提升宣传实效为原则，转变惯性思维，注入活性因素，为普法工作开辟新亮点；2、抽象化倾向。随着普法进程的深入，一味采取简单的图解式宣传、条文式宣传和概念式宣传的做法，已不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文化的需要，已不能适应民主法制建设对法宣工作的要求，我们要善于运用形象演绎的做法，将带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的实例归纳其中；要善于保持法律与实践的零距离接触，进行换位思考，使普法工作呈现新面貌。 《1》

（三）深入调查研究，为司法行政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调研旨在了解情况，明确目标，分析问题，寻求对策，达到“优化、组合、调整、提高”的目的。我们要高度重视调研工作，第一要做到认识到位。从全局性、战略性的高度，从事业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认识调研，克服和纠正对调研的错误观念和认识“误区”。第二要提高质量。质量是调研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是目前调研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和瓶颈之累，要严抓质量问题，对不合质量要求的调研要反复修改，仍达不到要求的要坚决弃之不用。第三要两只脚走路，开放性搞调研，既抓专门调研，又抓大众调研，使调研工作既向纵深发展，又形成梯次构架。第四要遵循调研的内在要求。1、目的性要求，调研是为了解决问题，仅仅提出问题不是调研；2、针对性要求，调研的价值在于为重点、热点、难点问题提供决策参考，离开这个针对性，调研缺乏意义；3、时效性要求，调研的目的决定了调研必须及时，时过境迁，调研将失去作用；4、双观性要求，调研既要有微观深入，又要有宏观展望，“欲识庐山真面目，不能只在此山中”，只有统筹兼顾，才能做到情况一览无余，症结尽收眼底。因此，我们要认真把握区情实际，加强领导，围绕司法行政工作职能和社会上的涉法问题积极开展调研，提高调研的实效性和内容的思想性，为司法行政决策拿出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办法。

（四）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探索管理新途径

社区矫正对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正义具有重要作用。由于社区矫正尚处在探索阶段，在现实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为此，我们要继续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更新观念。思想是行为的指导，观念上不能适应刑罚方式改革或是怀疑社区矫正的行刑效果，在行动上难免对社区矫正工作不热心、不积极。要提高认识，解放思想,树立“有为观”，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局面。二是坚持合法原则。目前我国关于社区矫正的立法比较抽象和概括，但基本的立法精神是明确的。这就更需要我们认真领会法律的本质内涵，坚持社区矫正依法进行，规章制度依法制订，对矫正人员的合法权益要切实维护，对违法行为要严厉打击。三是坚持创新原则。社区矫正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新事物，我们要按照有利于提高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有利于减少重新犯罪、维护公共安全；有利于降低行刑成本、提高行刑效率的要求，积极借鉴先进经验和成功作法，努力探索社区矫正工作的新途径。

（五）加强典型宣传，推进司法行政工作全面开展

典型具有凝聚人心、鼓舞士气、交流借鉴的作用，大力宣传典型的先进事迹和精神，对司法行政工作与队伍建设的长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结合实际，把握好抓典型的“四个环节”。一是培育环节。要树立典型从摇篮抓起的理念，制订长远规划和阶段性目标，通盘考虑，分步实施，努力在培育典型的总量、构成和内容上具有统筹性和操作性，同时，要协调各方，变独力抓典型为合力抓典型；二是树立环节。在选树典型时，要深入基层，广泛调研，挖掘具有特殊意义和群众基础的典型；在宣传典型时，要不断丰富宣传手段，建立全方位、立体化的宣传模式，把总体估价与阶段评价相结合，把“立竿见影”与“潜移默化”相结合，使典型宣传有声势、有步骤、有成效；三是保养环节。典型之花要长开不败，离不开组织上的精心呵护与后续培养，因此，要为其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四是更新环节。典型要不断涌现，不断推出，这是一个辨证的态度，要实现典型宣传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实现典型新陈代谢与良性循环的有机结合，在宣传中，新老典型要全面兼顾、合理配比，使之相得益彰，更好地实现典型的示范、引导作用，有效推进司法行政工作的全面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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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总公司系统财务管理面临的问题。综观近几年总公司系统财务管理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财务关系已基本理顺，为企业生产经营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大大促进了企业健康平稳的发展。总公司在完成产值、实现利润等方面连续创历史纪录，财务管理规章制度日臻完善，为企业改革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企业财务管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1、财务信息透明度不足、实效性差，集团公司的财务监管力度不够。改制后各集团公司均拥有生产、经营自主权，均按照《公司法》独立运作。但是，集团公司在财务控制能力上力度不够，存在财务信息不透明、不对称、不及时和不集成的情况，部分企业的会计核算，决算报表不准确，出现潜亏、潜盈，此次清产核资出现大量损失就是例证。母公司难以全面及时准确地掌握整个企业集团的财务状况和资金变动情况，单纯依靠报表了解企业财务状况的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管理的需要。

2、资金管理松散，使用效率低下。资金的节约是最大的节约，资金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目前集团公司资金集中管理和下属各级单位资金分散占用的矛盾已成为集团公司资金管理最突出的问题。一方面，下属企业多头开户，投资随意性大，贷款难以控制；另一方面，存在一部分企业资金短缺，一味向集团公司要钱，而一部分企业资金闲置，得不到充分利用的现象，而集团公司又难以准确掌握下属企业的资金状况，报上来的数据早已成为现实。这些情况无疑加大了集团公司的资金运作负担和经营风险，影响了集团公司整体利益的发挥。

3、预算管理薄弱且执行困难。预算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近几年财政部、国资委都对此提出了要求。但是由于企业在管理当中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出现了没有预算或者没有统一的预算管理体系，有简单预算管理或者有预算无法落实等类似粗放的、低效的预算管理方式。在无法建立有效的集团预算体系下，往往会出现事前缺乏计划、事中缺乏监控、事后缺少审计的现象，这将给集团财务管理带来一定的难度和风险。

财务集中管理的重要意义。财务控制是集团控制的基本手段，企业集团以资本控制为核心，通过权限控制、组织控制和人员控制使得企业集团内部形成的联结纽带，从而实现集团财务控制。

企业集团的财务控制从总体上要解决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问题，集权与分权是对企业权力分配的两种对立的措施，集团既要有一个协调、互动、高效的组织，同时还要遵循法律上的相对独立，创造宽松的气氛以利于创新。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企业集团都是在控制与自由的两难中寻求一种集权与分权的平衡，都需要考虑“有控制的分权”这一原则。建立强有力的母子公司财务控制体系，能够控制和协调各成员企业的活动，这是集权与分权的直接体现。设置合理的集团财务组织结构，包括有效的相关财务职能和其他牵制财务职能的组织结构，这是高效管理的需要。健全有效的集团财务监管体系，是落实集团公司政策的重要保障。集团总部通过对成员企业财务机构和财务人员的设置，使得子公司的财务人员成为集团的财务人员而不是子公司经理的财务人员，从而达到财务监督的目的。

实行财务集中管理的重点。实施财务集中管理，目的是通过集团集中核算，实现集团财务权力的统一，并为协调成员之间的利益提供有力保障，这也是当前国内集团企业实现财务控制的基本出发点。表面上看是财务管理问题，实质上是将集团管理的模式和管理权限的分配与设置进行了集约化处理，是集团管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实行财务集中管理的重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领导重视是关键。财务集中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企业内部的各个方面，需要单位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多项资源，必须由单位领导或总会计师亲自抓，才能克服各种阻力和困难，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合理安排单位的资源，积极推动本企业财务集中管理的开展。

财务政策统一是前提。集团公司必须有统一的财务政策、统一的规章制度、统一的内控制度和统一的管理办法，否则，集中管理将难以进行。

资金集中是重点。资金的集中管理是财务集中管理的重点，也是难点，财务集中管理的重要意义和现实意义不言而喻，但是在具体到每个单位是存在一定困难，这就需要有灵活的方式方法和手段，集团公司只有根据自己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明确资金管理的集权程度，达到集团公司的资金聚而不死、分而不散、高效有序、动态平衡。

内控制度是保障。财务管理内控制度是企业多年来财务管理经验的总结，是管理的深化，内部要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内控制度的完善与否直接反映了一个企业的基础工作和管理水平，是当今集团公司管理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网上银行配合，做到实时监控。财务集中管理要做到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财务状况的及时有效监控，通过erp-nc系统和网上银行使对子公司的财务监控变为现实。母公司可以随时查看子公司的财务信息，掌握子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金流向，为领导的正确决策提供适时的可靠的依据，减少人为编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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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为缓解量刑失衡的局面，量刑规范化被列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量刑规范化牵涉实体与程序多重进路的设计与构建，量刑改革同时是一项稳妥、规范化的作业。为此，建立案例指导量刑制度，既能发挥其指导量刑的具体示范作用，又能为具有全国指导意义的《量刑指导意见》的形成提供充分的经验借鉴。

一、案例指导与量刑规范化的契合和优势

（一）案例指导与量刑规范化的契合

案例指导制度，就是选择典型的案例判决作为案例，为法官审理案件提供借鉴和指导，今后有类似事实的案件，在适用法律以及裁量幅度上，都可参照相关案例进行判决。实行案例指导制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案情近似的官司判决结果却大不同的现象，这不仅是司法进步的标志，而且也有利于司法公正。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02年10月制定下发并正式实行《关于在民商事审判中实行案例指导的若干意见》，天津“案例指导制度”的适用范围，被明确限定在了民商事审判领域，有学者给出的理由是“我国刑事领域的成文法典已相当完备，具体操作的难道也不大。”[1]这种判断不客观。事实上，刑事法官并非想象中仅是具体地、机械地适用实体法的规定而已，特别是关于刑种和刑期的适用，因为我国《刑法》对很多罪刑都规定了宽泛的刑罚处罚范围，有的甚至从管制刑直到死刑，因此，裁量刑成为刑事司法中的常态。

裁量刑的后果之一就是“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存在，其原因很多，但法官个人原因是影响量刑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从理论上讲，法官的上帝只有一个——法律，但是，法官作为一个社会人，其成长背景、所受教育、个人、经历、信仰乃至其性别、性格等都会对其量刑裁量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权力需要制约，特别是刑事法官裁量的结果直接关系到被告人财产、自由乃至生命的剥夺，如果不对这种权力进行必要的规制，权力滥用或者误用的结果是非常严重甚至十分可怕的。然而，任何社会在量刑问题上始终面临着灵活性与稳定性的困惑，绝大多数情况下，量刑的钟摆总是在灵活性与稳定性之间摇摆。量刑均衡本质在于同类情况同类处理，量刑均衡不是绝对的，司法的属性、量刑本身的定量化与决定量刑因素的非定量性之间的尖锐矛盾决定了刑罚均衡与个别化趋于协调是理想的选择，案例指导的功能和案例的具体、直观、稳定、统一、公正的特点与我国量刑规范化的改革，具有内在的契合性。

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意味着将法官的群体性经验转化为带有普遍或一般意义的规范，这种规范即案例规范一旦形成又可以为经验的运行设定一条职业群体所共认的标准。通过刑事案例的指导和约束，案例给法官处理同类案件提出了鲜活、具体的参照标准，对于实现量刑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实行案例指导制度：一是案例的创立可以充分发挥法官的聪明才智。法官在审理到疑难复杂案件时，可以凭自己的文化功底和所掌握的法律知识，在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的框架下，大胆地行使解释权，勾连或填补普遍性、抽象化的法律条文与案件具体事实境况之间的沟整；二是充分发挥检察官、律师乃至当事人的能动性，通过引证主张和要求法院接纳先前类似案例的刑罚裁量，促进个案刑罚裁量之间的均衡性和对称性，进而达至刑罚裁量的基本统一。三是充分利用案例对法官的“示范”和“引导”意义，为法官处理同类案件提出了明确、具体的参照标准，用同行业的“经验规则”制约和消解法官偏离先前案例的冲动，从而有助于限制法官的专断与偏见，起到后盾的作用。四是通过建立刑事案例指导制度，以便经受特定程序的检验；同时，案例指导制度将案例公开，有利于社会公众利用先例，对照自己的案件，对案件的处理过程和诉讼结果，产生一种预期，这种预期无疑是促成刑罚裁量统一性和均衡性的剂。

（二）案例指导对实现量刑规范化的优势

我国传统的刑罚裁量方法属于一次完成型的综合估量式的量刑方法，这是一种传统的经验作业法。这种量刑方法能够充分发挥法官的量刑主观能动性，赋予法官较大的量刑自由裁量权，但是这种量刑方法是一种非规范化的量刑方法，具有侧重经验判断而忽视理性决策，侧重定性分析而忽视定量分析的“估堆裁量”的缺点。针对传统量刑方法的弊端，人们设计了种种量刑方法对量刑进行规范，核心是对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规制。迄今，我国地方法院探讨和尝试的新量刑办法，大体有电子计算机和“量刑指导规则”、“量刑指南”规范量刑的模式，学者则尝试设计刑罚阶梯，以实现量刑均衡。[2]综观这些探讨和研究，共同特点是从法律的细密化、具体化的向度出发的。

首先，电子量刑方法，试图把数学、人工智能等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引入到量刑的过程，尽量排除情绪化因素对法官裁判的影响，对量刑情节细化，对刑罚的法定刑幅度进行细化，通过一定的精密计算程序设计，形成犯罪情节与刑罚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从而达到精确量刑目的。然而，这种借助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设计，与司法过程性质相佐，违背法律的本性和量刑的特性，同时是对量刑规范化的误解，原因在于案件和刑罚的社会性决定了量刑不可能通过一套死板的数学分类法或模型加以解决。更何况电脑量刑的量刑情节都是有预设的，其设定的只能限定于法定情节，由于社会的变化发展，在案件发生之前，我们很难穷尽影响量刑的各种因素，很难对每种因素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进行事先的分类和评估。

其次，关于“量刑指导规则”模式。这种模式首先解决的一个问题是量刑基准点的选择与确定。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年5月9日通过的《量刑指导规则（试行）》为例。《规则》第8条规定：“为防止量刑失衡，应当确立各罪的量刑基准，即对已确定适用一定幅度法定刑的个罪，在排除各种法定和酌定情节的情况下，仅依其一般既遂状态的犯罪构成的基本事实而应判处的刑罚。”第9条规定：“确立量刑基准采用以下方法：（一）非数额型的一般典型犯罪，以法定刑中段为量刑基准。法定刑幅度为单一有期徒刑的，以该幅度的二分之一为量刑基准，例如，法定刑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即以五年有期徒刑为该法定刑的量刑基准；法定刑为不同刑种的，则以中间刑种为量刑基准；法定刑仅为两种刑种的，则以两个刑种的结合点为量刑基准。但法定刑为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的，量刑基准为有期徒刑一年；法定刑为有期徒刑五年以下的，量刑基准为有期徒刑二年。（二）数额型犯罪，以犯罪数额比对相应的法定刑幅度确定量刑基准。（三）故意杀人（情节较轻的除外）或绝对确定法定刑的，以死刑或绝对确定的法定刑为量刑基准。”应该说，量刑基准的有无以及采取什么样的量刑基准，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法官刑法裁量权的大小。因此，这项尝试本身具有积极意义，相信对于在该省域量刑均衡化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但量刑均衡化与量刑公正不是一个概念，量刑均衡也仅是我们进行规范化追求的目标之一，最终目标仍然是量刑公正，而评价量刑公正的最终尺度恐仍然是刑罚目的实现。“量刑基准”和上述量刑基准的确立方法存在如下疑问：其一，量刑基准如何形成的，其理论根据是什么，如何说明其合理性。其二，量刑基准的确立为何标准不统一，为什么有类型的犯罪采取“中线说”，有的采取“最重刑种”的方法，“量刑基准”的具体确定方法又为何与“量刑基准”的概念不相一致。其三，量刑基准的确立是立法问题还是司法问题。仅就量刑基准形成的方法而言，上述量刑基准的得出，是从刑法理论和刑事政策出发进行逻辑推理得出的结果，还是通过调查统计和实例分析寻求结论，其说服力会大不一样的。笔者看来，实证方法比较可取，因为实证分析法看到了表征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人身危险性大小的因素对确立量刑基准的决定性意义，作为寻求量刑基准的最基本方法，可以克服逻辑推理法缺乏理论支撑和实践依据的不足。然而，量刑基准的实证分析必须调查、统计、分析每一个具体罪名的量刑情况，而为了保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样本本身的典型性和公正性则是关键环节，于是又回到指导性案例的与积累上来。

再次，关于刑罚阶梯的设计。刑法阶梯的确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同刑种之间的换算问题。因为刑罚阶梯是一个虚拟的标有均匀刻度的“标尺”，而且“标尺”通常是以有期自由刑（月）作为单位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刑罚阶梯似乎很容易建立，然死刑、无期徒刑和管制如何科学地在同一个“标尺”上显现出来。当然，学者们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主张无期徒刑根据实际执行的刑期来确定所应在刑罚阶梯上所处的位置，而死刑则根据死缓所执行的刑期，参照无期徒刑高于无期徒刑两年来确定其所对应的位置，管制则是按照1／2或者1／3有期徒刑幅度来确定。这样确立的一个刑罚阶梯从形式上看似乎相当完美，为法官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标尺”。然而，不同刑种之间的换算特别是死刑和无期徒刑能否简单地兑换成一定幅度的有期徒刑仍然一个悬而未决值得探讨的问题，死刑和有期徒刑之间有着质的不间，当对量刑情节进行理性评价积分达到了无期徒刑或者达到了死刑的刻度时，最后的判决能否作出质的突破，作出这个质的突破是否合理？如果是正好处于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区间或者刚好处于无期徒刑和死刑区间时该如何确定最后刑罚？再如，具体量刑情节的分类和浮动范围的设定。比如在赵延光教授的设计中，[3]为体现个案的差异性，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量刑情节的理性评价分了两步：以从轻情节为例，首先对从轻情节根据其在犯罪中的作用评价为五个等级，特别次要情节（10分）、次要情节（20分）、一般情节（30分）、重要情节（40分）、特别重要情节（50分）；然后再综合其人身危险性等因素也分为五个等级，表现最好的（40分）、表现较好（30分）、表现一般（20分）、表现较差（10分）、表现最差（0分），然后把两次积分相加，然后在“标尺”上找到对应的刻度。从上述量刑的过程可以看出，花费相当成本的刑罚阶梯的设计又回到老路上来，因为对量刑情节的理性评价本身就是法官主观性和个人倾向性的产物。因此，“这种精确度足以制胜迷人的诡辩、诱人的雄辩和怯懦的怀疑”[4]的犯罪与刑罚之间一一对应关系的诱惑，同样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障碍，在法理上也难以得到支持。

相比较而言，以《量刑指导意见》规范性文件规范量刑的模式是较为理想的选择。那么，可否制定我国统一的《量刑指导意见》，以本文之见，条件不成熟，最关键的是《指导意见》的形成需要建立在经验、统计、分析和合法与合理的论证基础上，脱离具体案件情景制定普遍性规定，其考虑问题的周延性和公正性易引起质疑，尤其是在量刑问题上，法官的群体性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让法官的群体性经验形成一种带有普遍或一般意义的规范，这种规范（如案例规范）又可以为经验的运行设定一条职业群体所共认的标准，从事相同活动的人都必须借鉴或遵守，构成量刑公正、量刑均衡的理想路径。[5]诚如17世纪英国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黑尔（Matthew Hale）在一部批评霍布斯的论著中所指出的，“悠久而丰富的经验能使我们发现有关法律所具有的便利之处或不便之处，而这一点恰恰是最富智慧的立法机构在制定此项法律时亦无法预见的”[6]。对以往的刑事案件判决进行统计分析和归纳总结似乎可以成为完成这一前提的捷径，但由于量刑本身存在许多值得反思的因素，以此可以作为对以往量刑公正分析的借鉴和参考，通过案例，增强量刑透明度和量刑理由的说明，利用五年时间边指导实践，边进行经验积累，对稳妥地进行量刑规范化非常必要。改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指导意见》一旦形成，稳定性关乎其权威性，关系到刑事法治的公信力，因此，量刑改革必然是一项稳妥、规范化的作业。

《指导意见》制定出来后，是否意味案例指导不再需要。《指导意见》与案例指导不仅不相冲突，相反应该是优势互补，相辅相成的关系，以《指导意见》指导新的案例的形成，案例是对《指导意见》的应用，并且起具体化和发展《指导意见》的作用。原因在于，《指导意见》内容的细化和全面化，会带来其应变能力的退化，因此需要以案例为实证统计分析方法为基础，以不断完善《指导意见》。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联邦量刑指南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在美国司法及学术界也造成了很多纷争，许多法官和学者对之持以严厉的批判态度，认为其不仅困住了法官的手脚，在具体案件中无法顾及特殊的情况，造成量刑畸重，而且对美国今天鉴于人满为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一些学者还认为，量刑指南抛弃了刑罚的治疗功用，对犯罪人采取的是关押政策，也不可能有效地预防和防止犯罪，造成许多社会问题。这些争论伴随联邦量刑指南而产生，至2005年1月5日，联邦最高法院在Boo—ker一案中以微弱的多数（5：4）正式宣布联邦量刑指南不再作为强制性的法律规则，而只是供法官们在量刑的时候参考而已。[7]自此以后，《联邦量刑指南》对法官量刑不再具有约束力。此外，以美国《量刑指南》作为一面镜子，尚有另一个值得借鉴的方面，即美国量刑指南时的背景是建立在传统犯罪观基础上的，即重打击、惩治。现在，随着世界范围内犯罪观的转变，人们广泛接受的是刑罚目的综合性的追求，刑事和解等制度、被害人意见引入量刑考虑等，这些均构成对刻板的量刑设计和模式的挑战。美国联邦量刑指南的演变史为我们提供了规范量刑的一面镜子，更加深了用案例指导量刑的信念。

二、案例指导量刑中刑事案例的形成、遴选与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要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而指导性案例又是案例指导制度的核心内容，目前指导性案例的编选标准、编选程序、方式和指导规则等规范性文件还没有出台，不同性质案件的指导制度采取相同规则还是有所不同并不明确。刑事案例制度既与其他案例制度特征相重合，又有自身的显著特征。

（一）刑事案例的形成

刑事案例的形成构成刑事案例遴选的前提。刑事案例形成是建立在刑事判决基础上的，案例的形成来自于判决的制作。作为案例生成的第一道工序，从我国法院设置和刑事案件的管辖和分工来看，作为案例来源的刑事案件的制作主体不应有审级和地区的限制。尤其是刑事案件，有的属于对定罪的理解，更多地则是有关量刑的把握，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固然由于级别和职能的原因拥有这项权力，在我国，多部分刑事案件由基层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司法活动地方知识的体现更多地体现于这两个级别的法院审判，不能以基层法院法官素质低为借口，否认其刑事判决成为案例的来源，同样不能否认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成为案例的来源。

此外，刑事案例不同于其他领域案例的明显特征在于，其它司法领域案例的建立，重要的在于弥补现有法律的来漏洞与不足，因此所选案例可侧重于法律规定较为原则、模糊或是有歧义，对案件没有明确的指向，同时也缺乏司法解释的疑难复杂案件，因为，此时，案例指导制度才能较大程度体现其意义。而刑事案例因受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加之刑事案例对刑事司法的示范作用更多地应该体现在量刑环节，因此，刑事案例的生成应着重于典型、多发性案件，以为今后的刑事判决特别是量刑提供示范。

（二）刑事案例的遴选与公布

我国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的较为权威的案例汇编文本有案例选、审判案例要览（与中国人民大学合编）和公报案例三种。这些案例都是通过法院系统内部作为调研工作的一项正式内容经过一层一级严格筛选而汇编入册的，许多地方高级人民法院也经常以不同的形式编印案例下发，要求参照。法院内部对这项工作有布置、有考核、有奖惩，因此可以说，已形成案例指导制度的雏形，或者说者少在法院内部已形成。当下所言的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其意义就在于使案例指导成为一项对法院而言是一项主动、有意识的制度，对社会而言，变为一项公开的正式制度。尤其是后者让制度公开，可以打消民众的顾虑，社会对法院的判决多了一个监督的可参照坐标，当事人的抗辩也多了一个较为明确的预期，即使有差异，也要求法官能依法明确地指出这种差异，法官的随意性将会受到一定的约束，司法公正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保障。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进一步完善案例的遴选与公布。

在我国，用案例指导刑罚裁量，目的在于使同案同判，实现刑事司法公正，由于刑法的特定性和刑法正式法源的特殊性，应避免司法改革“地方诸侯”先打出自己的“招牌菜”的现象，刑事法治权威的树立和刑事司法公正的实现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同等情形同等处理的前提下。最高人民法院是我国的最高审判机关，依法行使国家最高审判权，同时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工作。因此，就刑事判决的遴选和公布的主体主体资格来说，应当属于最高人民法院。一方面由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案例进行筛选、编撰和能保证指导性案例的质量；另一方面，最高法院对于全国的司法审判工作有全盘的认识和把握，不受地方私利的影响。

具体而言，可由中级以上各级人民法院组建案例汇编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的构成可以吸收法院审判委员会的法官。虽然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颇受质疑，但是其成员无论审判委员会废除与否，还是存在的，因此可以吸收审判委员会中，有丰富经验的法官作为案例汇编委员会的成员，同时还建议邀请一些在本辖区内具有一定学术地位的法学教授与法律学者，作为委员会的成员。关于遴选的案件，基层人民法院应当向中级人民法院上报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案件。中级人民法院遴选的案件，既包括本法院审理的案件与上诉案件，也包括基层人民法院上报的案件，并同时向高级人民法院上报遴选的案例。高级人民法院遴选的案件既包括本法院受理的案件与上诉案件，也包中级人民法院上报的案件。遴选之后向最高人民法院上报。最高人民法院遴选的案例，既包括本法院审理的案件，也包括各地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上报的、由最高人民法院经过认真挑选和筛选的案例。遴选过程需要重点关注犯罪类型、情节类型、刑罚程度类型化的刑事案件。

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意味着我国用于司法指导的案例应当是公开发表的，也就是可以被当事人和律师自由查询并用于庭审抗辩的，而不能只局限于法院系统内部掌握，只让法官知晓并进行那种“暗箱”式操作。因此，经过遴选的案例，应及时公布，鉴于我国刑法正式法源的特殊性和刑事法治的统一性要求，指导性刑事案例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而且应当通过公开渠道发行，现有条件下可以出版的方式面向公众，让普通人在新华书店就能很方便地买到。随后，逐渐建立和完善软件检索系统，可以方便案例的分类和查询。

（三）刑事案例的指导效力

我国的审判制度承袭的是大陆法系，适用的依据是制定法，不同于英美普通法国家的以案例为主，这就决定了我们所实施的案例指导制度不是对案例的直接适用，而只是有目的的寻找类似或大致相同的案例来为当前正在审理的案件提供一个或若干个参照，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案例对法律的适用来提示法官对当前正在审理的案件作出更为恰当的法律适用，判决书上不必出现“依据某某案例”这样的提法，而仍然只是对制定法的适用和法官在解释制定法时的说理，但需要在适当位置注明相关的指导案例，以此起到指导法官判案的作用，又可将判决置于当事人、其他社会主体如新闻媒体、法学研究机构等的监督之下，否则，就不可能真正建立案例制度。与此同时，建立类似于德国背离报告制度，法官对同类案件认为不适用指导性案例，应向指导性案例的法院提出报告说明理由。如果作出与指导性案例出人较大甚至相冲突的判决，既可作为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理由。

【注释】

[1]资料来源：www．people．com．cn／GB／guandian／30／20020905．登录时间：2008年12月30日。

[2]2006年3月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推出与高科技公司共同研制的电脑量刑软件；2004年5月9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正式通过《量刑指导规则》，并在全省强行推行；自2005年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颁布了《上海法院量刑指南——总则部分（试行）》、《上海法院量刑指南——犯罪之一（试行）》、《上海法院盗窃罪量刑指南（试行）》等；学者则对刑罚阶梯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参见赵廷光：《实现量刑公正性和透明性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第4期。

[3]赵廷光：《实现量刑公正性和透明性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第4期。

[4]（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5]美国《联邦量刑指南》即是在归纳一万个案件量刑结果的基础上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