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多元化改革方案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股权多元化改革方案，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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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一：资本向关键领域集中

国企数量力求“少而精”

2006年7月，我国首部规范中央企业投资的《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开始施行。国资委负责人强调，这是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的调整，促使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的一部重要规章。

国资委将力争用几年的时间，在中央企业形成80家到100家技术先进、结构合理、机制灵活、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目前，仍有少部分企业非主业投资比重偏大，存在盲目多元化投资问题，投资管理上漏洞和隐患较多，亟待加强监管。为此，国资委将积极推进国有资本向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集中，最终要发展30家到50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

据悉，目前国资委已经明确了大部分中央企业的主业，还分21个重点业务板块制定了中央企业布局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随着条件逐步成熟，调整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

走向二：股份制改革提速

实现国企股权多元化

2006年10月27日，中国最大的国有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在香港和上海同时发行上市。与此同时，一批中央企业已经上市或正在进行上市的准备工作。

2006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在香港股票市场募集资金总额67.7亿港元,在境内股票市场募集资金4.4亿元。在中央企业控股的187家上市公司中，已有152家完成或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由于中央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引入战略投资者往往遇到控股权的障碍，因而实现股权多元化的主要途径是重组上市。

数据显示，近年来，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中央企业建立和完善董事会迈出新步伐。仅2005年，约有50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公布股权分置改革方案，70多家中央企业开展了主辅分离辅业改制。

走向三：大型企业调整重组

中央企业做强做大

2006年10月下旬，8家中央企业完成新一轮兼并重组，国资委直接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中央企业数量由此前的165家降至161家。与以往不同的是，本轮重组几乎全是在大型央企之间进行。

在本轮的调整重组中，国资委将所持有的中国华源集团有限公司9.136％的股权无偿划转给中国华润总公司；中国化工建设总公司并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并入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和中国工艺美术(集团)公司联合重组成立中国工艺(集团)公司。国资委将通过推进股权多元化、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组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等措施，推进中央企业的重组和结构调整。

走向四：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国家将分享企业利润

2005年，中央企业实现利润6276亿元，但企业的股东从来没有享受过来自企业的分红。早在1993年，我国就提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概念。1994年税制改革后，国有企业的税后利润归企业所有。进入2006年，相关部门加快了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步伐。2006年9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研究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本次会议又提出“加快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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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信用社 改革 三农 产权 创新

农村体制和农村信用社改革事关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大局。今年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就是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农村信用社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和联系广大农民群众的金融纽带，在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下面是本人就当前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中的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有关讨论几点意见和看法。

一．当前的三种创新模式及其缺陷

进入2000年，在人民银行的推动下，农村信用社领域进行了三种模式的试点：原有农村信用社框架内的重组模式；即2000—2001年进行的以县为单位统一法人、组建省联社为标志的江苏模式：股份制模式，即2001年在信用社基础上改组成立的常熟、张家港、江阴三市农村商业银行模式；农村合作银行模式，即2003年4月在农村信用社基础上改组的浙江鄞州农村合作银行试点模式。

实行县一级法人体制后的农村信用社，仍然沿袭的是农村信用社原有产权结构特征。同时农村信用社实际上是依靠政府的隐形担保而生存，政府通过中央银行实施的监管，现实地演变成为一种行政干预，农村信用社基本上蜕变成准国有银行机构。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主导下的对作为“准国有”组织的农村信用社的改组，实际上仅是准国有组织内部的改组。这种结构内的修修补补，不是一种有利于产权明晰的重组过程，也不是一种把现行农村信用社进一步推进规范化的合作制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实现，没有完成对农村信用社准国有金融机构性质的改变。因此，向县一级法人的过渡，只能算是一种次优选择。

苏南三市农村信用社，改制为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在明晰产权、强化约束机制和增进绩效等方面的制度绩效明显，但是也有一定缺陷。因为如果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对农村信用社进行股份制改造，在传统农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必将产生农村金融抑制，作为弱质产业的农业和农村中小型，在信贷的效益选择机制面前，必然受到歧视，金融支持不足。同时这种模式并没有解决农村信用社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多元目标的冲突问题，中央要支农，地方要发展，监管部门要防范风险，农村信用社自身要生存。这些目标在实现过程中难以保持一致，缺乏单一经营目标造成农村信用社经营思维混乱和经营者的机会主义问题。在这种多重目标的冲突中，地方政府常常通过行政干预获得地方利益，同时向农村信用社转移成本，然后是农村信用社通过问题暴露把成本汇总，形成不良资产和经营亏损，再把这个风险包袱转移给中央，中央监管当局通过履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或某种形式的补贴化解农村信用社的风险，从而增加了改制成本。

对于浙江宁波鄞州农村合作银行的股份合作制模式，尽管能够实现追求一定盈利和为社员服务并举，对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而言均是一种可行的金融制度安排，但是实行股份合作制后，由于人股东众多，股权分散，他们对农村信用社的所有权难以体现，这表明农村信用社所有者缺位的旧病仍不能有效避免。

二．增强服务功能

基于农村信用社存在的主要问题，此次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重要的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产权关系；二是管理体制。考虑到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地信用社的经营状况差异较大，改革方案提出，要按照股权结构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原则，根据不同地区情况，分别进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完善合作制的试点。把农村信用社逐步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同时，也要因地制宜地确定农村信用社的组织形式。包括在经济比较发达、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信用社的资产规模较大且已商业化经营的少数地区，可以组建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银行机构；在人口相对稠密或粮棉商品基地县，可以县为单位将农村信用社和县联社各为法人改为统一法人；其他地区可在完善合作制的基础上，继续实行乡镇农村信用社、县联社各为法人的体制；加大对高风险农村信用社的兼并重组，对少数严重资不低债的，可考虑予以撤销。

对于金融机构的设置，银监会有关领导多次指出，农村信用社改革要坚持服务“三农”的经营方向，即使是实行了股份制改造的机构，也要根据当地农村产业结构状况，确定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支农，其信贷资金大部分要用于支持本地区农业和农民。与以往不同，此次试点方案明确提出将农村信用社的管理责任交由省级政府负责。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管理不是直接干预农村信用社的业务经营活动，而只是间接的、宏观的管理。实践也证明，地方政府对金融业的“过度介入”，特别是农村信用社交由地、县、乡政府管理，容易导致对农村信用社业务经营的不适当干预，冲击农村信用社正常的业务经营。因此，改革方案明确要求，省级政府不能把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权下放给地（市）和县、乡政府。

三．给农民带来的好处

1．明晰产权：让农民真正成为信用社的主人

产权关系是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的核心和基础。长期以来，信用社的产权在表面上是明确的，一般认为是“法人产权”，由广大农民、乡镇个私企业入股组成。但实际上，法人产权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导致产权边界不明确，产权监护人不落实，产权监护人不固定等情况。“这样一来，入股农民对产权的使用权、让渡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等都受到各种禁止或限制，不能形成独立的产权并与信用社建立稳定的利益机制。”

以法人为单位改革信用社产权制度、解决信用社“谁出资、谁管理、谁负责”的问题，这是这次信用社改革试点的重点之一。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信用社的经营状况又千差万别，因此，信用社产权改革试点将按照股权结构多元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原则，分别进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完善合作制的试点，从而明晰信用社产权关系，完善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使信用社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担风险的市场主体，让农民真正成为信用社责权利相结合的主人。

2．理顺体制：让农民的利益得到保护

长期以来，信用社管理体制多次变更，一直未成定制。信用社和入股农民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信用社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50、60年代先后交给人民公社和贫下中农管理；从1979年至1996年由中国农业银行领导和管理，1997年后到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前又由人民银行管理。　在实际操作中，人民银行同时承担了监管和行业管理职责。这一方面使人民银行超越了有关规定的职责范围，另一方面在人民银行的直接管理下，信用社处于一种“保护性陷阱”中，适得其反，了信用社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最终使广大农民不能得到信用社有力的金融服务和支持。这次信用社改革试点明确将管理和监管职责分开，省级政府负责信用社的管理，国家专门机构负责信用社的监管。从当前各方的情况来看，把信用社交由省级政府管理有利于明确管理责任，有利于为信用社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有利于保护广大农民的利益。过去多年的实践还证明，地方政府对金融业的“过度介入”特别是将信用社交由地（市）、县政府管理，容易导致对信用社业务经营不适当的干预，干扰信用社正常的业务经营。因此，这次改革试点要求省级政府对信用社坚持依法管理，按照政企分开原则，实施宏观的、间接的管理，不能把对信用社的管理权由省级政府下放到地（市）和县、乡政府。

3．强化服务：让农民切实享受金融服务

事实上，近年来各地信用社积极开办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将信用社支持重点转向广大农户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加大对农民和农业的信贷投入，在支持“三农”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截至今年6月末，全国信用社农户贷款余额5552亿元，其中农户小额信用贷款1141亿元，农户联保贷款458亿元，全国90％以上的信用社开办了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6000多万农户得到信用社小额贷款支持。但是，与广大农民群众的需求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相比，信用社在服务方式、融资渠道和服务手段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在不少地区还不同程度地存在。

这次信用社改革试点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信用社为广大农民提供有力的金融扶持，增加支农投入，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增加收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改革方案明确规定，对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利率不上浮，个别风险较大的可小幅上浮，对受灾地区的农户贷款，还可适当下浮。这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无疑是利好消息。改革方案还明确提出在大力推广小额信用贷款等各种行之有效的支农服务做法和经验的同时，进一步加大支农资金投放力度，合理确定贷款投向，支持农民发展生产，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拓宽支农服务领域，创新服务品种，增加服务手段让信用社真正成为亿万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好帮手。

四．改革任重道远

尽管信用社改革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要达到理想的目标，还需作长期性的制度安排和改革实践。应依据各地区的特点，进一步规范农村机构。

南京农业大学财政金融所褚保金指出，从江苏的实践看，所有者缺位的未得到实质性解决，由此便产生一些消极，与此相关的治理结构的有效运行受到质疑。的产权安排不能有效解决所有人缺位和内部人控制问题，因此治理结构的有效运行受到质疑，“三会制度”难保不会重蹈覆辙，无论信用社经营状况如何，社员存在“搭便车”心理，认为不会对自身的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另外这种产权制度的安排，容易导致内部人控制。也不存在为社员服务的内在动力，通过外部监管来推动支农目标的实现其监管成本可能较高。

还有专家认为，目前推出的农村信用社改革方案只是一个目标有限的试点。首先从该方案的实施过程来看，它需要各方面的配合。如银监会对农村信用社改造成为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有着较高的资本金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而由于过去许多农村信用社承担了过重的农业政策性负担，没有外界的支持，自身难以改造。目前，央行已表态，将利用发放专项再贷款或专项中央银行票据等方式帮助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化解部分包袱。同时，地方财政也应尽快制定出另外50％存量不良资产的“买单办法”；再如农村信用社划归省政府管理，如果没有相关的金融配套措施，也很难实施到位。譬如没有农业保险、农村存款保险机制，一旦发生大面积的系统风险，地方政府很难承担救助责任。其次，即使方案得到实施，要想达到最终期望的目的，也还有进一步改良的余地。

如方案重点解决了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之间的权力与责任的划分，但问题的实质是如何使改制后的农村信用社真正有积极性按商业条件运作，为此需要尽量减少政府的股权，积极引入多元化负责的股东，把农村信用社的基本决策权交还给所有者、董事会和由其任命的管理层。再如如何保证股份合作制银行为了盈利，将资金运作非农化？将来有无必要更进一步下降管理层次，建立地市级管理的农业合作制银行以更好地满足基层农业的金融服务需求？

另外，我国目前尚未针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相关。取而代之以人民银行制度并负责实施的一些规定，以及各级信用社参照中国人民银行拟订的范本制订的章程，而这些规定和章程的法律效力比较低。按照法律经济学的逻辑，法律在经济运行中的基本功能是为市场交易提供了强制性的行为规范，使参与交易的各经济主体形成稳定的收益预期，从而减少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具体到农村信用社，若法律机制不健全，则可能导致信用社内部的交易规则、信用社和人民银行、地方政府的交易规则不规范，阻碍经济效率的提到。因而有必要尽快出台相关法律，对违规行为给予必要的惩罚措施。

作为一繁重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农信社改革因其积重难返，也就注定了改革过程中必然充斥着现实与传统的冲撞，习惯与创新的妥协，甚至是一次次的试过重来。让我们祝试点改革一路走好，早日在全国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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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信社改革还缺什么？国家信息中心

2． 当前农信社改革的几个问题 国家信息中心

3． 明晰产权关系是中国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的关键 国家信息中心

4． 不断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积极支持农信社改革试点工作 周小川 国家信息中心

5． 如何将农信社改革推向纵深？周建初

何明生 国家信息中心

6． 对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的思考 国家信息中心

7． 农村信用社改革总体框架设计 史建平 国家信息中心

8． 农信社改革冷思考 国家信息中心

9． 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改进农村金融服务 国家信息中心

10．社改革应整体推进 国家信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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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法人治理结构控股权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微观组织重组层面上的改革已不可避免地推进到了当前整个微观基础再造中最复杂、最难以推进的金融领域。推进金融业，尤其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已成为改革的重点。在经济全球化，特别是我国即将加入WTO，银行业的对外开放已成定局的今天。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有必要借鉴国际银行业的经验进行改革，壮大自身的实力，以在未来竞争中争取主动，跟上国际银行业发展的潮流。

一、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1、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是建立现代金融体制的迫切要求

“十五”时期,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主要是围绕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三大方面进行深化改革和完善建设。在深化金融机构体系改革方面,具有制度创新意义的是深化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改革和实现金融机构的多元化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指出，“深化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争取用5年左右或更长一些时间，把中国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具有一定竞争能力的现代化大型商业银行。为实现这一目标，从今年开始，要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分步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综合改革。”

健全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金融体系，是金融机构结构完善的金融体系，其主体应该多元化。但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一直牢牢占有着70%左右的市场份额,新兴商业银行很难动摇其在国内银行业中的稳固垄断地位,更无法在大规模范围内同其展开公平竞争。由此引发的为扩大市场份额的不规范甚至恶性竞争,不仅造成了金融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积累了经济运行中大量的金融风险，给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埋下隐患。

2、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自有资本金不足，且不良资产率过高。

按《巴塞尔协议》的规定，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其中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4%。我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普遍未能达到这一标准。从国际大银行的情况来看，2000年，世界前20家大银行（不包括中国的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1.52%，中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与国际大银行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一般认为不足8%），从而制约着商业银行的抗风险能力和扩张能力。从不良资产比率来看，世界前20家大银行，其平均不良资产率为仅为3.27%，其中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分别为1.4%和0.85%，而中国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高达20%左右。[1]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不足严重削弱了银行消化贷款损失的能力，而且有可能危及到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加大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

3、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产权不明晰，承担了过多的政策性业务。

传统的经济体制下，单一的国有产权形式内在的决定了我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政企合一的制度特征。在原有体制下，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承担了过多的政策性业务，导致大量不良资产的产生。改革开放以前，国有企业最重要的资金渠道是财政，但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为国有企业提供资金推动国企发展成为国有银行的历史重任。进入80年代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取代了财政成为国有企业最重要的资金供给者。据统计，改革以来，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每年贷款额的80%以上流向了国有企业。1996年底，国有企业占用的国有银行贷款余额47434.7亿元。没有银行的金融支持，国有企业的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这种金融支持却使国有银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99年成立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就接收了国有银行在1995年前产生的1.3万亿的呆坏帐。据官方估计，这还只能使国有银行的呆坏帐率下降到20%以内。只有明确了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关系，建立现代金融公司治理结构，才能使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只有剥离政策性业务，才能真正搞活国有独资商业银行。

4、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是应对加入WTO挑战的需要。

我国即将加入WTO，这意味着我国市场将向世界全方位开放，意味着我国经济将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我国企业将面临全面的竞争，特别是金融企业面对的挑战更为激烈。现阶段我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面对外资银行的挑战存在着严重的不足。首先是体制和机制上的不足。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就是公平竞争，减少、消除壁垒和保护。如果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仍然以政企不分、政府色彩浓厚，不具备完全市场主体和法人主体的状态入世，那么在外资银行取得国民待遇后，不但会被视为违背世贸原则，而且也难以在竞争中取胜。其次是实力的不足，能够在国际上四处扩张的外资银行，大都是规模大，实力强，资本充足，国际业务经验丰富、业绩优良的大银行。我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业务品种单一，金融创新动力和能力低。按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现有的体制，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必须对它们进行股份制改造。这是符合现代金融企业发展的方向的。

一、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方案

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体系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其地位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其改革涉及到金融体系、金融市场和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运行和发展。为保证改革成功，应该有稳妥的方案为蓝本进行改革。

1、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产权改革方案

首先，为使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产权清晰,应设立国有银行控股公司,专门代表国家对国有银行行使所有权,从而割断政府对商业银行的直接干预，避免商业银行承担过多的政策性业务,这样可以明确国有资产出资人资格，明晰国有产权关系。国有银行控股公司可以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应是现代企业制度中委托---链条上的第一层人角色.

其次，在国有银行控股公司之下，应将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造成银行集团公司，将大量不良资产与优良的经营性资产进行适当分离，对原有资产进行分拆、重组，以集中优质资产成立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而且成立四家国有商业银行集团公司后,集团下面可以分别设立几家有限责任公司,如后勤保障公司,物业管理公司和该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即某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这家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上市融资，可以为今后整个集团公司的上市做好铺垫和准备，也可以利用这家上市的股份金融控股集团公司，使经营多元化，应对国内外的竞争。有限公司来并购一些其他金融机构如一些经营业绩好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跳出原有法律框架的约束，成为金融控股集团公司，使经营多元化，应对国内外的竞争。结构示意图参见图1。

图1、

2、法人治理结构与机构结构体系的改革方案

在成立的新的股份有限公司内，股权应多元化，可以设立集团公司股、机构法人股、公众股和外资股，其所占比例应该明确，防止出现在部分国有企业中由于国有股比例过重而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公司进行治理结构改造时，必须严格按照《公司法》的有关内容，保证股东大会作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的地位。不存在国家股，转由集团公司代表国家作为第一大股东，具有相对控股权。外资股应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特别是那些国际上著名的大银行参股，借此吸收国际著名大银行的经验，提高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

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模式。

首先，在国有商业银行新的治理结构这一制度安排中,董事会是代表股东的权利的管理者，是公司控制权的实际掌握者。董事会与股东会之间存在着一种信任托管关系,即董事会受股东之托经营其资产,并承担受托责任,对股东大会负责。董事会职能发挥效果的好坏，主要与董事会的独立性、人员多少、董事会的组成和董事会的组织结构有关。董事会中除了有代表集团公司，代表存款人的人民银行及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外，更应引进国外银行家，国内外专家学者来担任外部董事，并保持一定的比例,参与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战略的制定。董事长可由集团总公司的董事长兼任，集团公司董事长由国有银行控股公司委派产生。监事会由股东大会产生,应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起到自身应尽的职责。监事应由于银行内部员工，国家金融监管部门代表，[2]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共同组成。监事如果未正确履行监督职责,致使公司遭受损失,应对公司负赔偿责。如果对股东的利润造成损害,应当与公司一起负连带赔偿责任。同样地,当公司董事会成员或经理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或者侵犯了股东权益时,监事会有权独立提起对公司或公司董事会、经理的诉讼。股份制公司的治理结构近期目标见图2、

图2、我国现阶段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与机构结构

其次在机构与结构体系方面，总行经理层作为董事会选聘的人,拥有对该股份公司的管理权，其对董事会负责(而不是向股东会负责),其聘任和解聘均由公司董事会做出决定。在结构体系方面，我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应继续保持总分支行制。各个分支机构在总行的授权下开展经营对于总行以下的各分行，可以考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区行设置的办法，即以按经济区域划分设置分支机构的原则,来重新设置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一、二级分行。区行行长由总行行长聘任产生。并逐层产生下一级分行经理层。下一级分行经理层直接对聘任他的区行经理层负责。他们之间是一级一级的委托关系。总行要明确各经营行的经营管理权限,严格规范各级经营管理行的经营行为,实行授权经营管理制。各级分行只能在总行授权下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进行经营活动。

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控股权与上市方案

首先，正确安排国家的控股权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商业银行的资本运营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或商业性活动。中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化改革，如果过分强调国家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控股权而且是绝对控股，这将与原有体制下的国有独资银行不会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基于在经济体制转轨和对外开放中保证国家对金融体系有充分的控制力，增强对外部意外冲击的防御能力等方面的考虑。我们要保证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和防范风险，可以在相对控股的情况下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证国家利益。

为使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多元化，应该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多方持股。前面已有论述，可以设立集团公司股、机构法人股、公众股和外资股。其一，“集团公司股”，它没有必要占据绝对控股地位。可采取“黄金股”形式[3]，即以少数股份，就可控制其股权，使商业银行与国家产业政策能保持一致，自然地协调中央、地方与银行三者的经济关系；虽然发行黄金股对于保护国家利益有重要意义，但这种特权只有在关系到银行性质等重大问题才能发挥作用，以充分发挥其他股东对银行的监督作用。既要用特权优先股有效地保护国家利益，又要防止政府利用特权优先股干预银行业务。其二，“法人股”，允许业绩优秀的大企业集团参股该股份有限公司，以股票为利益纽带，促进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协调银企之间的利益关系；同时也允许金融企业相互持股；其三，“个人股”，利用个人股权这种终极所有制形式的资本内在增殖机制对整个产权关系所具有边际调节力，使国有独资银行资本与个人资本有机结合；其四，“外资股”，所占比重不大，主要起到促进与补充作用，以便于国有商业银行国际化。各股所占比例可视具体情况而定。

其次，我国股票市场从建立以来，投机现象较为严重，这固然是新兴市场不成熟的表现，但究其根源还在于缺乏值得长期投资的企业或有实力的机构投资对象。国有商业银行以其利润丰厚、稳定，股本规模大等特点，极易成为深受广大投资者喜爱的板块，从而起到稳定大盘的中坚作用（因为我国储蓄率高居不下，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股票是中小投资者的首选，风险性与收益性在一个比较适中的比例，也是分流高额储蓄的一个较为稳妥的方法）从深发展和浦发银行的情况来看，深发展在其高速成长期曾经领涨大盘，在其平稳经营阶段则与后上市的浦发银行共同成为主力运作的指标股，起到护盘的作用。[4]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上市后，市场上将形成一个较大的金融板块，由于其在市值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且股价相对稳定，必将成为调节大盘走势和抑制投机的理想杠杆。

但是考虑到中国股票市场的市容量，即使只一家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后的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在国内上市，对市场的冲击也将会很大，中国的股市很难容纳这样巨大规模的资产总量。因此可以考虑多种方案，例如，可以境内境外分别上市，也可以通过买壳的途径在境内境外上市。在实践上，中国工商银行已通过收购香港上市银行----友联银行（现已更名为工银亚洲，ICB-CAsia），开创了国有商业银行在境外收购上市银行的先河，中国银行也已宣布合并原中银集团旗下在香港的10家银行，组建新的中银集团并积极筹划在香港和纽约上市。[5]  

三、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中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有：

1、信用风险问题。长期以来国有商业银行有国家信誉的支持，可以获得大量低成本的资金来维持其低效率运转。股份制改革将改变它“国有独资”的身份，使其变成承担有限责任的股份制公司，从而使其有了从市场退出的机制，这就意味着其将失去了国家信誉提供的信用担保，有可能导致存款人信心的丧失而造成支付危机，使流动性风险集中显化。如果不能有效的控制信用风险，就有可能使银行陷入危险的境地。针对这一情况，我国应建立有效的存款保险制度，以增强存款人对银行的信心，避免股份制改革使部分居民产生恐慌心理，并减少银行破产对金融市场和国民经济产生的冲击，保护存款人的利益。

2、货币是社会生产的重要推动力，是经济发展的血脉，经济如果失去货币资金，将很难前进。由于股份制改造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现代金融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将成为其要目标，如何促进落后的地区金融的发展，特别是在促进西部大开发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是我们应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国家应利用宏观经济政策，来加大银行对西部的投资力度，但不应利用行政手段干预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保证国有商业银行独立市场主体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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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我市认真贯彻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国务院《关于2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和我委《关于我市体改工作的几点意见》，突出工作重点，努力攻坚破难，积极稳妥推进，全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继续稳步推进。

(一)企业改革继续推进。我市企业改革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以产权制度改革为重点，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化发展。通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现代企业制度的框架初步建立，企业经营机制进一步转换，国有、集体资产从一般竞争性企业中逐步退出。经济成份由单一的国有、集体所有制向多种经济成份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以及个体私营方向发展，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

1、县属企业改革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截止目前，全市县属企业762家。其中，国有、集体资产全部退出企业565家，占74.15%；国有、集体资产部分退出的企业123家，占16.41%；国有、集体资产尚未退出的企业74家，占9.7%。全市县属国有企业改革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国有、集体资产已经在竞争性领域有序退出，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格局已经形成，企业竞争力得到提高。

2、以6家困难工业企业解困为重点的市属企业改革继续推进。市属74家企业(不含房地产、公益性等企业)中，国有、集体资产全部退出46家，占62.16%；国有、集体资产部分退出8家，占10.81%；国有、集体资产尚未退出的企业20家，占27.03%。市属工业企业(经委系统)23家，通过改革，国有(集体)资产全部退出，基本完成改制任务的14家，占60.9%；尚未改制和改制不到位的企业9家，占39.1%，其中国有独资企业6家（华鲁恒升、德棉集团、石油化工、德森集团、宏力集团、三棉），国有参、控股企业3家（*制药、*锅炉、泰康药业）。市属6家困难工业企业改革在2004年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全力推进。轴承公司的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已经结束，正在解决遗留问题；锅炉公司的改革方案正在研究，准备实施；宏力集团已经进入企业破产程序，正在进行职工安置的准备工作；三棉正在进行企业改革方案的准备工作。

3、粮食系统企业改革全面推开。按照《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的意见》精神，结合*实际，市政府制定了《关于深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的意见》，明确了全市粮食企业改革工作总体要求、任务目标和有关政策。市属粮食企业和各县市正在研究具体实施方案，因地因企制宜积极推进，争取按照确定的时间进度完成任务。

4、公用事业单位改革已在市燃气公司安排试点，为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根据建设部《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省政府《关于加快市政公用事业改革的意见》，起草了《*市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已经各部门会签，报市政府法制办审核。

建委、林业、农业、交通、公路系统的企业改革正在逐步推开。

（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深化。一是按照中央、省的统一部署，我市进行了以“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税费改革后，全市农民负担由71464万元减为52382万元，减少19081万元，全市人均减负44元，减负率为26.7%。2004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特产税，“两工”使用数量由原来的20个降为10个，农业税税率降低了3个百分点。今年农业税税率在去年的基础上，又降低了2个百分点，由原来的3％变为1%，农业税附加同步降低，有条件的地方全部免征了农业税。二是积极探索农村财务管理新模式。在全省率先推行了“两级管帐一级管钱”的农村财务管理体制改革。目前我市德城区、陵县、平原、夏津、武城、禹城、临邑、经济开发区8个县市区已全面推行了农村财务管理电算化，实行了微机联网监控，提高了我市农村财务管理的水平。三是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目前全市有耕地的8302个村，已有8068个村完成了第二轮土地延包工作，占总村数的97.18%，全市已有110.75万户颁发了土地经营权证书到户率达98.41%。四是完善农村林权制度改革。开展了以林地、林木拍卖承包为主要内容的林权制度改革，把属于集体的沟渠路四荒地按20-30年承包期不变的形式一次性拍卖给愿意植树的个人，并要求他们严格按照规划植树。五是利用经济杠杆提高林业经济效益，拉动林业的发展。几年来我市禹城的贺友、陵县的中茂圣源木浆造纸、晨鸣人造板、小枣加工、葡萄酒生产、宁津、乐陵的家具生产等一批大企业的建设，带动了木材价格和果品价格的上扬，促进了林业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

（三）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一是调整县乡财政管理体制。从20*年起将乡镇中小学教师工资支出和乡镇离休人员“两费”统一上划到县管理，重新核定乡镇收支范围和基数，合理确定乡镇财政体制。二是全面推行以“村财乡管”为主要内容的村级财务管理办法。在保证村级资金所有权、支配权不变的前提下，由乡镇代管村级财务，实行专户管理，核算到村，明细到项，严禁截留、挪用或以任何形式改变用途。三是积极推行乡财县管试点改革。20*年进行了“乡财乡用县管”改革试点，努力做到“预算统编、账户统设、资金统缴、支出统核、采购统办、票据统管”六个统管。四是开展国库管理制度试点改革。改革现行的财政性资金拨付方式，20*年成立了财政国库集中支付中心，建立以国库单一帐户体系为基础、资金缴拨以国库集中支付为主要形式的国库管理制度。五是深化事业单位财政管理改革。通过事业单位改革，最终实现财政供给由按单位人员拨付经费的“以人拨款”转向“人事并举”的目标。

（四）事业单位改革正在进行试点和基础工作。省委、省政府2004年5月下发《关于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意见》后，今年省政府又召开会议进行了全面部署。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基本思路方法都已经明确。我市的事业单位改革工作尽管没有进行部署，但是，已经进行了对改革方案进行了仔细研究，待条件成熟后就可以在搞好试点的基础上稳步推进。

（五）科技、教育、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取得进展。落实“以县为主”的农村教育管理体制取得重要进展，加强教育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逐步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坚持外延发展与内涵提高并举，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得到持续快速发展，全市形成了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相互衔接，普通、职业、成人教育协调发展的教育体系。根据市政府分管领导的意见，就市中医院改革工作进行了研究，根据市中医院的具体情况，提出在市中医院进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试点。

20*年经济体制改革工作虽然取得很大成绩，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企业改革进入攻坚破难的关键性阶段，一些老大难问题阻碍了企业改革的进展。市属困难工业企业的改革，虽然从上到下尽了很大努力，但由于多年积累的一些棘手问题解决起来非常困难，改革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继续推进改革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二是医疗卫生、公用事业等单位改革进展缓慢。医疗卫生、公用事业等单位的改革涉及单位利益调整和广大群众切身利益，改革的政策性强、情况复杂，要加强有关政策的研究和制定，推进医疗卫生、公用事业等单位的改革。三是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关系还没有理顺。市发改委机构改革后，县（市、区）的机构改革工作没有到位，全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工作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市直单位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关系还没有完全建立。

二、2006年工作初步意见

2006年是“十一五”规划的开局年，要按照“十一五”规划的总体要求，加快推进体制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把握大局，突出重点，全面推进。加强对各项改革的总体指导、统筹协调和综合配套，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努力做到改革方案周密稳妥、工作推进深入细致、风险防范及时有效，为顺利实施“十一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继续深化和完善企业改革。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以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为重点，继续深化和完善企业改革。一是继续推进市属企业改革。做好市属困难工业企业改革和解困工作，尽快研究锅炉公司的改革方案并实施；积极稳妥地进行宏力集团破产工作，保持社会稳定；认真做好三棉的改革准备工作，适时进行改革工作的实施；研究好泰康、德森的改革方案并组织实施；做好德棉集团、石油化工总厂的改革准备工作。理顺已经改制企业的产权关系，对人均持股的改制企业，指导企业依法搞好股权结构调整。二是稳妥推进粮食企业改革。按照市政府的部署，积极稳妥地搞好粮食企业改革工作，认真研究解决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保持社会稳定，维护职工权益，按时完成改革任务。三是推进公用事业改革。引导市政、供水、供气、污水处理等公用事业单位，采取多种形式，积极稳妥地搞好改革。要引入竞争机制，放开经营限制，允许外商和民营企业进入公用事业领域参与改革和发展。四是对已形成一定规模的私营企业，引导其摆脱家庭式的经营管理模式，通过股权多元化，形成有力于企业发展的股权结构，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五是搞好建委、林业、农业、交通、公路等系统的企业改革工作。六是大力推动企业战略性重组，实现跨越式发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和政府的强力推动作用，以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的模式，采取多种形式推动社会资本和资源加快向优势企业、优秀企业家聚集，做优做大做强一批骨干企业。

（二）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取消农业税，着力推进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加大对“三农”工作的扶持力度，落实中央、省、市关于农村税费改革和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促进我市农业农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进一步强化农村财务管理。加强农村财务代管中心建设，加大农村财务审计和财务公开的力度，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全部实现我市农村财务电算化管理，提高我市的农村财务管理水平。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土地延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切实保护农民利益。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的土地流转制度，引导农民依法进行土地流转，促进农村和农业经济快速发展。要积极促进农民增收，继续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壮大县域经济，进一步深化以林地、林木拍卖承包为主要内容的林权制度改革，加强国家级生态公益林、商品林等林业资源体系建设。

（三）继续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以推进公共财政体制建设为重点，继续深化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一是进一步完善市级以下财政体制。按照公共财政改革方向，合理界定市、县、乡财政关系，进一步完善财政管理体制，理顺县乡责权关系。二是建立健全合理有效的市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今年试点的基础上，在财政重点扶持县全面推广“乡财乡用县管”改革试点，努力做到“预算统编、账户统设、资金统缴、支出统核、采购统办、票据统管”六个统管。三是全面开展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在今年国库集中支付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将全部单位都纳入国库集中支付范围。县（市、区）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明年全面展开，将县（市、区）的所有单位纳入国库集中支付范围。

（四）做好科技、教育、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进一步落实“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加大教育投入，落实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责任，努力形成长期、稳定的教育经费来源渠道。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增强教育内部活力。坚持“凡上岗必竞争”、“精简淘汰与新进补充”并举的原则，不断优化教师队伍。改革分配制度，按照绩效挂钩，向教学一线倾斜的原则，落实以“课时补助”为主要形式的绩效工资。推进办学体制改革。

继续深化农村卫生改革。中心卫生院基础设施完善后，在人事管理制度、经济分配制度、人才建设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探索。继续推进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在不断扩大省、市、县试点单位和参保农民的基础上，重点做好家庭帐户设立、基金封闭运行、统一用药目录、强化经办机构建设、推进计算机网络管理和建立公示制度等工作。逐步推动城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合理调整医疗单位布局，力争在深化医疗体制改革上有所突破。

篇5

这种状况与电力发展的总体形势极不适应，与国企改革的设想和目标也不适应。电力改革应该如何进一步推进？如何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明确改革三大重点

根据国家规划，到“十一五”末，央企将减少到80～100家。而且，在“主业原则不超过三个、企业链条最多不超过四级”的要求下，整合不仅在央企之间进行，各企业内部也要加大重组力度。

可以预见，未来两年，无论是央企还是地方国企，在布局结构调整过程中，加大整合力度，引入竞争，打破垄断，将成为未来改革的重点。

电力作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改革更多的将是国家管理国有资产方式及模式的改革。但电力又是众所周知的垄断行业，就要进一步探索电力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积极采取能够提高电力企业经济效益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在此基础上，完善和健全电力企业现代企业制度，使电力企业真正得到科学发展。

在电力改革过程中，应该强调三个重点：一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范围和力度。包括市场准入、资本准入的范围和条件。二是政府电力监管的职能设计。三是电力国有资产的转让、委托管理、直接管理、投资控股等多元化管理方式的改革。最后达到电力企业监管法制化、运作公司化、劳动合同化、供求市场化的改革目标。

把握四个改革方向

首先，电力在整合过程中，要不断深化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形成比较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逐步消除国企原有的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等弊端，使之更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这是电力改革的方向之一。

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标志之一，就是使更多的国有电网电力公司进入资本市场。对于国家电网电力企业来说，由于规模庞大，引入战略投资者进行股份制改革比较困难，但资本市场为其股份制改革提供了可能――通过整体上市等方式，将电网电力企业变为公众持股公司，是一条较彻底的股份制改革之路。

其次，引入竞争、破除垄断是电力改革的又一大方向。电力企业改革无论怎样走，未来市场化是必然趋势，垄断经营必然要被打破。

这是“十七大”达成的共识，也是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因此，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既需要社会推动和监督；也需要政府推动和监督。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引入市场化的用人机制、分配机制和经营机制，这是改革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当然，破除垄断并不是绝对的。引入竞争机制后，电力主业仍然会在一定区域呈现相对垄断性。如主干网是全国性垄断，还是某一区域相对垄断，输电企业、配电企业在多大范围内保持垄断。关键在于对电力企业垄断区域的合理定位，在什么范围开放市场，引入竞争，决定了电力企业市场化改革的层次与深度。

第三，加大改革力度还在于对电力体制运作成本的清晰化。从目前改革的难点来看，电力网络建设成本与维护成本还很难进行清晰界定，导致改革很难进行深入。一旦深化改革，可能导致运作成本高于原来的运作成本，引起新的社会分配不公。由于区域或全国性的相对垄断，电力运作成本越不清晰，改革就越难以有效推动。因此清晰电力体制运作成本是将改革引向深入的重要依据。

第四，用工的社会化将推动电力体制改革的深入。从国企运作成本来看，实行社会化用工可以有效控制成本，利用岗位劳动价值有效破除相对垄断带来的成本不清晰。因此深化社会化用工方式改革是电力体制改革获得新进展的必要条件。

着力推进五方面内容

面对深化电力改革的形势，作为电力企业，要在苦练内功上做好准备，为提高竞争力打下坚实基础。笔者认为应重点从以下5方面着手，来适应改革的需要。

第一，明确市场化战略导向。既然未来市场化是必然趋势，电力企业就必须按照市场化运作规律，将国企传统的运作方式转化为市场竞争的运作方式，改变过去形成的机关或事业化的管理模式，按照市场化导向形成未来竞争战略，构建现代企业制度。这是电力企业目前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二，建立市场化的薪酬与考核机制。由于市场化改革要求企业按照市场成本来核定企业效益，因此电力企业要通过市场化的薪酬设计、绩效考核来确定人工薪酬、引入激励机制、控制国家投入成本，有效适应大众对用电成本降低的需要。

第三，建立职业化岗位职责体系与企业文化。从电力垄断企业来看，目前岗位或多或少带有行政化色彩，而不是按照职业化要求来设计，官本位思想还不同程度存在。这些显然不适应企业化、市场化的要求。只有实行职业化岗位职责体系才能促进企业根本转型。要从培养职业人的角度来考察人和任用人，改变过去培养行政干部的用人模式，形成市场化的岗位竞争体系和企业文化。

第四，最大限度提高企业的生产水平。企业的最终目的是追逐最大利润。但是，电力企业有其特殊性，一方面要承担社会责任，接受国家监管，同时又是密集型生产特殊产品的企业，投资大，审批程序多，进入门槛高，导致电力企业收入难于控制。然而，利润是由收入减去成本而获得，在收入不可控的前提下，要增大利润就得在降低成本上下工夫。目前电力企业，80%左右是燃料成本，2%左右是人力成本，8%左右是管理成本，10%左右是生产成本，在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不变的情况下，要压缩的只能是燃料成本和生产成本。而燃料价格是由市场来决定的，所以只能在量上降低消耗。因此，降低能耗，将是电力企业提高生产水平的关键。

第五，妥善解决好职工安置问题。对于实施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的电力企业，要安置好从原企业分流出来的职工。对于拟改制为私营或民营性质的企业，应在改制方案中明确提出改制后尽量接收安置原企业职工的要求。

企业改制要符合两条原则

前两年，在电力企业集团分拆发电业务、建立独立企业的过程中，曾出现过2003年国资委、发改委、财政部紧急叫停电力系统职工持股的“37号文”所指出的各种不正常现象，包括企业改制未经中介机构进行财务审计、国有资产未经评估或未通过公开竞价出售、国有电力企业的利润向电力系统职工投资的企业转移，以及此后出现的未履行必要的市场程序、通过层层交易将清退职工股后产权极不明晰的企业变成私人公司等等问题。

这些现象不符合国有资产转让的有关规定，也违背了产权转让的程序公正原则。这种不公正改制很可能导致财富集中到少数对企业有控制力的人手中。

近几年，在电力改革过程中，由各地国有电力集团分拆建立的电力系统职工持股企业资产急剧扩张，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前一时期山东鲁能集团通过一系列运作，促使职工股退出并转化为私人企业集团，引起更大震动。这是电力改革过程出现的新问题。这些事件的症结并不在于国企改制和职工持股，而在于如何合理合法地实现国企改制和产权明晰。

电力企业改制无论采取哪一种形式，都要符合两条基本原则：一是产权转移必须符合公正公开的原则；二是要符合“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健全电价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电力系统改革总体目标。

然而从媒体披露的情况看，“鲁能改制”在多个环节上有悖于这两条原则。因为让电力企业管理层兼任职工持股发电企业负责人，电力企业职工同时还是所持股的发电企业股东，这实际上通过股权和人事关系将厂网重新一体化，在电网和部分发电企业之间建立起有损于其他发电主体利益的股权和人事关系。这与“厂网分开”、“竞价上网”、“形成竞争性的电力市场”等电力体制改革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电力体制改革方案》规定，“十五”期间电力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实施厂网分开、重组发电和电网企业，实行竞价上网，建立电力市场运行规则和政府监管体系，初步建立竞争、开放的区域电力市场”。然而，改革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改革推而不进，离当年改革方案提出的要求相距甚远。其原因与电力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和偏差关系甚大。

篇6

一直以来，上海国资是仅次于央企的第二大国资系统。上海国有经济体量大，国资总额近10万亿元，但是上海国企的通病往往都是“大而不强”。

这次上海出台的国资20条改革举措，被称为第二大国资系统的再起航。专家们认为，此次《意见》的最大亮点，就是在分类监管、国资布局、建立公开透明规范的国资流动平台、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和股权激励等方面都有创新。不过，笔者认为，此次《意见》分类改革措施似有美中不足，应该步子再大一些，而具体分类的也可以更加清晰一些。

首先，没有触动政企不分的核心人事问题。笔者认为，人事制度应完全分开，不能把企业雇员当成公务员看待，也不能再套用公务员的薪水标准，否则不利于国企业效率的提升，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国企改革已经进行了多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套用党政机关的行政级别，一直是国企改革的顽疾。在去年9月和今年6月，上海和广东分别就“取消国企行政级别”问题，进行了相关的试点改革。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因触及国企改革的核心利益，各方努力并未取得明显效果。这次《意见》也没有将国企的政企分开问题根本解决，所以改革仍有美中不足之处。

此外，这次上海国企改革，尽管在竞争性领域放开行政任命，只管三个岗位（董事长、党委书记、总裁），其他都放开，有些地方总裁也要引入市场化。但是笔者认为，以上这三个岗位瀹好是国企中最关键的岗位，一旦企业在宏观层面决策失误，结果会给企业带来不可逆的灾难，所以这三个岗位不放开，其他的国企中层职位市场化，对于国企的改革步子迈得不够快。

再者，没有明确提出鼓励发展民企控股的混合所有制。《意见》虽然提出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但是在如何引入民间资本控股国企，促进国企改革方面，《意见》没有提出。

尽管目前国家取消了投资门槛，但还是有很多民营资本不愿意进入国企，究其原因有二：其一，不少国企体量巨大，民营企业想要参股并获得一定的话语权，最少要获得10%的股份，这就需要民营企业拿出数十亿，甚至上百亿元的资本，这不是一般民企可以随便拿出的。其二，民企普遍担心进入国企后没有话语权，还被别人驾驭，主要的利益，甚至全部的利益都被大股东拿走。

笔者认为，民营资本进国企，不能够一步到位，应当采取渐进式的方式，优先从竞争性较强的领域、规模较小的国企进入。“累积投票制”的改革可以先行。国企改革不仅要在产权多元化方面改革，同时应该有一系列制度上的深层次改革。比如，体量巨大的国企暂时无法从母公司层面实现多元化，可以拿出一些项目做试点；民营企业可以“组团”投资国企。

其三，近年来随着央企、国企利用手中资源的优势争当地王，并且不断推高各地房价的情况频频出现。中央政府一再强调央企不得进入房地产业，并让央企退出该领域，但是效果不彰。

而如今作为仅次于央企的第二大国资系统，上海国有经济体量庞大，国资总额达到10万亿元，其下有众多国有房企，这些国资房企除了谋利之外，更应该分担社会责任，应该退出房地产市场，不要扮演助推房价飙升的角色。而在这次关乎上海国企改革的《意见》中，对国企退出房地产等竞争性领域却只字未提。

篇7

银行控股公司控制着美国96%的银行资产,这一事实使得银行控股公司成为研究美国银行监管和银行业务运营绕不过去的领域。

根据美国《银行控股公司法》和美联储Y条例的定义,银行控股公司(Bank Holding Company,简称BHC)是指直接或间接控制一家或多家银行的公司,控制的认定标准为以下三种情况之一:一、持有被控制银行25%或以上有表决权的股票;二、拥有选举过半数董事的权限;三、拥有支配经营的权限。

要准确理解该定义,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银行控股公司是指控制银行的公司,而不是指银行控制其他机构;第二,银行控股公司不包括银行参资入股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情形。根据其控股银行子公司的数量,又可分为单银行控股公司(One-Bank Holding Company,OBHC)和多银行控股公司(Multi-Bank Holding Company,MBHC)。

银行控股公司制的组织结构在美国最为流行,它最初是规避政府对设立分支机构进行管理的产物,之后发展成为一种常见的金融机构组织形式。

2007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银行控股公司自身的脆弱性、倒闭后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冲击以及银行控股公司监管薄弱问题,都引发了人们的深刻思考。

一是监管机构对于大型、相互关联、高杠杆的银行控股公司对金融体系和整个经济的危害缺乏足够重视。

二是资本要求和流动性要求过低。监管部门并未要求银行控股公司持有足以覆盖交易性资产、高风险贷款与表外承诺项的充足资本,也未要求企业在经济情况良好时增资,为经济情况不好时做准备,同时没有要求企业作出计划来应对流动性的严重紧缩等。

三是监管分割导致并表监管不充分,监管套利严重。

2009年6月17日,美国财政部了《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重建金融监管》,在诸多改革建议中,特别强调了对大型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控股公司的监管改革。

本文在分析美国银行控股公司的监管改革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金融集团监管和银行控股股东监管的相关建议。

一级金融控股公司的认定

此次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创设了一个新的监管类别:一级金融控股公司(Tier 1 FHC)。一级金融控股公司的认定,主要依据三方面因素:机构的倒闭将给经济及金融体系带来较大影响;机构的规模、杠杆率(含表外风险暴露)及对短期融资的依赖程度;机构作为家庭、企业、州及地方政府的重要信贷来源,以及作为金融系统流动性的重要来源。美联储将在与财政部协商的基础上,对此类机构的认定和监管制定专门的规则。

改革方案强调,一级金融控股公司应该受到比普通金融机构更严格、更审慎的监管。

根据方案,一级金融控股公司不局限于银行控股公司,任何可能对金融体系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的金融机构,不管目前是否被界定为银行控股公司,不管是否控股保险存款机构,都可被视为一级金融控股公司。

此举旨在解决一些大型金融集团(如AIG)通过不控股银行,或控制不被《银行控股公司法》列为“银行”定义的联邦保险存款机构(federally insured depository institutions),从而逃避银行控股公司监管的问题。

改革方案同时还建议,对一级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应覆盖整个公司,包括母公司及其所有美国境内和境外的子公司(不管这些公司之前是否接受监管),而并非单单其子银行。与过去美联储强调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模式相比,新方案格外注重对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的并表监管。

金融监管改革报告建议,作为目前对银行控股公司实施审慎监管的主体,美联储应继续担负监管包括当前主要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在内的一级金融控股公司的责任,并承担对一级金融控股公司的认定责任。

改革方案认为,一级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重点应该是宏观审慎,充分考虑其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因此,美联储需要对其监管框架和监管理念作一定的调整,以适应新的监管责任。

例如,对银行控股公司的监管不应仅仅局限于子银行的安全和稳健,而要将该公司作为一个整体考量其给金融体系带来的风险;引入新的监管技术等。美联储应在2009年10月1日之前,就组织架构与治理改革提出一揽子建议。

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建议,取消《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中对美联储监管金融控股公司的限制。根据《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对于金融控股公司中已经接受功能监管的子公司,美联储在获取信息、检查、制定严格监管标准和限制其业务行为等方面均受到一定限制。

例如,《银行控股公司法》和《金融服务现代化法》规定,美联储应该最大限度地接受银行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已经提供给其他监管机构的报告,并且应该尊重其他监管机构的检查,尽可能地以审查其他机构业已做出的检查报告作为替代。

金融监管改革方案认为,上述条款限制了美联储作为并表监管机构的监管能力,不利于美联储真正从整个机构的视角监管银行控股公司,从而弱化了系统性风险的监管有效性。由此可见,改革方案特别强调美联储作为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核心机构的权威性,上述限制一旦取消,无疑将极大地增强美联储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责任和监管权力。

改革方案还建议取消美国证监会(SEC)的“投资银行控股公司监管计划”(Supervised Investment Bank Holding Company program),对投资银行控股公司的并表监管改由美联储承担。证监会对投资银行控股公司的监管权力是早在1934年的《美国证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中就明确规定的,这一改革同时也极大提高了美联储在金融监管中的地位。

审慎监管标准

鉴于一级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重要性,改革方案要求美联储就一级金融控股公司认定标准及风险监管标准等问题,征求新成立的金融服务监督理事会(Financial Services Oversight Council)的意见。

金融服务监督理事会的职责是加强信息共享、讨论交叉监管事项、填补监管漏洞、促进政策合作、识别金融机构和市场行为中新出现的风险等。监管改革方案认为,金融服务监督理事会应有权推荐机构纳入一级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范围。

而且,针对危机中暴露出的问题,金融监管改革方案要求以美联储为主的金融监管机构提高对一级金融控股公司的审慎监管标准。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的内容。

一、资本要求。一级金融控股公司应持有足够的优质资本,以抵御经济衰退对其造成的压力;经济向好时,应注重增加资本以保证经济突然衰退时仍能满足最低资本要求;除了资本充足率要求,美联储还应及时对一级金融控股公司的资本实力进行监管评估,包括严重压力下的资本充足率测试、机构的信贷资产质量等。

二、及时矫正机制。当一级金融控股公司资本充足率下降时,一级金融控股公司及其监管机构要及时采取矫正措施。这一提议,实际上把一级金融控股公司的资本监管纳入了《存款保险促进法》(FDICIA)确定的及时矫正机制框架内。

三、流动性标准。改革方案认为,美联储应针对一级金融控股公司,制定更严格的流动性风险管理要求,建立明确的流动性风险敞口限额,要求其将流动性风险纳入整个风险管理架构。一级金融控股公司需要定期进行不同情景下的流动性压力测试,既包括短期压力情景,又包括持久压力情景;既有单个机构的情景,又有整个市场的压力情景。压力测试的范围不仅要包括表内敞口,也要包括表外敞口,甚至一些非合约化债务。

四、全面风险管理。一级金融控股公司要有效识别、计量和控制整个机构的集中度风险,包括信贷、业务条线、流动性等纬度的集中度风险。一级金融控股公司要建立合适的集中度风险限额并有效控制。

五、市场准则与信息披露。一级金融控股公司必须进一步改善信息披露,使市场更有效地评估其风险水平、风险管理能力和资本充足状况。

六、非金融业务限制。《美国银行控股公司法》规定银行控股公司的非金融业务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以建立商业与银行业务之间的防火墙。金融监管改革方案明确提出,不管是否控股联邦保险的存款机构,一级金融控股公司都必须遵守银行控股公司法,因此也必须受到非金融业务限制。对于此前不受银行控股公司法监管的一级金融控股公司,方案建议允许其在五年内过渡到符合非金融业务限制。

七、快速处置计划。方案提出,美联储应要求一级金融控股公司制定和及时更新严重压力下的快速处置计划。这一要求有助于金融机构更好地监测和简化组织结构,并使政府、投资者、债权人和交易对手等更有效地提前做好应对机构倒闭的准备。美联储定期对该方案的充分性进行审核。

扩大监管范围

金融监管改革方案,扩大了银行控股公司的范围。

按照美国银行控股公司法,“银行”被定义为:(1)吸收活期存款(demand deposit);(2)从事商业贷款(commercial loan)业务的机构。这一特殊的银行定义,被很多美国银行法专家和监管者认为难以理解(Macey,2001)。按照该定义,长期以来控制储贷机构、信用卡银行、工业贷款公司、接受联邦存款保险的信托公司、“非银行的银行”的公司都不被视同银行控股公司监管。

监管改革方案认为,这些机构长期以来规避了美联储的并表监管和银行与商业相分离的监管政策,倾向于用低资本、高杠杆过度承担表内外风险。监管改革方案认为,上述机构都应按照银行控股公司进行监管。

其次,监管改革方案也加强了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资本和管理监管。《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提出,银行控股公司要转为金融控股公司应满足资本良好、管理良好的条件,但并没有要求金融控股公司成为资本良好、管理良好的机构。

在过去的监管实践中,美联储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现场和非现场监管,明显弱于对一般商业银行的监管。例如,金融控股公司的现场检查没有固定的检查周期;一般不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全面的现场检查,而是根据非现场监测和监管会谈中的发现,进行专项的现场检查。在实际中,一般也不对非银行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除非这些非银行子公司威胁到了银行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稳健性。

次贷危机表明,许多金融控股公司持有的资本不足以应对其承担的风险。监管改革方案认为,金融控股公司应在并表基础上持续保持资本良好、管理良好的状况,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力度。

第三,进一步加强银行与其附属机构间的防火墙。监管改革方案认为,对于银行与附属机构间的场外衍生产品交易和证券融资交易,监管机构应施加更多限制。银行与附属机构间的关联交易必须全额、满期担保。

借鉴意义

美国有关银行控股公司的最新改革方案,对于进一步加强中国的银行监管和金融集团监管具有诸多积极的借鉴意义。

第一,对银行控股公司的监管,实际上是对银行股东监管的一种延伸。有不少对银行控股公司的解读,误认为银行控股公司是指银行控制其他金融机构,例如,银行参资入股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实际上,银行控股公司是指控股银行的公司或股东。

前一种情形下,有关的风险监管可以通过银行的并表监管实施,不专属于银行控股公司监管范畴。美国对银行控股公司的监管,长期以来实际上就是对银行股东监管的延伸,美联储Y条例将银行的股东分为“控股股东”(controlling shareholder)和“大股东”(principal shareholder),前者指直接或间接持有银行25%或25%以上有投票权股份的股东,后者指直接或间接持有银行10%或10%以上(但低于25%)有投票权股份的股东。

在市场准入监管中,美联储对两类股东几乎同样关注。任何机构有意购买某美国银行超过10%的股份,不论其是作为积极投资者还是作为被动投资者(passive investor),都必须报经美联储批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事实上也赋予了银监会对股东的监管权。该法第十七条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变更持有资本总额或者股份总额达到规定比例以上的股东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股东的资金来源、财务状况、资本补充能力和信用状况进行审查”;第三十七条第(四)款规定,银监会可以“责令控股股东转让股权或者限制有关股东的权力”。上述法律条文,为中国进一步制定银行控股股东监管规章提供了上位法基础。

第二,当前有必要制定专门的规章,加强对中国银行控股股东的监管。商业银行控股股东通常对商业银行的经营和管理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甚至操纵权,一旦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就会严重侵害商业银行和存款人利益。在监管改革方案中,美国格外强调关联交易以及银行业务和商业业务的分离,很大程度上也是源自对控股股东风险的担忧。

中国正处在经济转轨时期,更容易出现股东把旗下的银行作为融资平台,从银行恶意圈钱的败德行为。

随着中国银行改革的不断推进,商业银行股权日益多元化,现实中大量的工商企业已经参资入股银行。例如,青岛海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曾经合计持有青岛市商业银行44%的股份,实际上已经控制了该银行。

中国大多数工商企业参资入股银行后,并没有将它们对银行的股权或控制权与其商业活动相隔离,导致关联交易盛行。有些企业表面上没有直接从银行取得贷款,但背地里大量通过其设立的子公司或其他关联机构从银行获得贷款,或者操纵银行使用吸收来的资金从事高风险业务,严重威胁了银行的安全性。

因此,针对控股股东的重要性和高风险性,有必要制定专门的审慎监管规章规范控股股东的行为,对控股股东进行持续监管,以实现三个方面的主要目的:一是防止控股股东滥用控股权,损害银行的安全性与稳健性;二是防止控股股东的非银行子公司及其他关联机构的风险向其所控股的银行传递,严格控制工商企业股东与所持股银行间的关联交易风险;三是完善银行控股股东监管规章体系。

第三,中国将来选择何种金融集团的组织模式、监管当局是否有必要以及如何引导金融集团模式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从全球看,金融集团的组织模式主要有三种:全能银行模式、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和异业子公司模式。有必要进一步就相关问题开展深入研究。首先,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是国际上明确引入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经济体,但从这些经济体有关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看,它们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定义与美国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有明显区别,不清楚这些经济体是否注意和真正领会到了美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含义。

其次,异业子公司模式尽管可能存在资金调动容易黑箱操作、监管难度较大等缺点,但业界有观点认为,异业子公司模式管理成本低,便于银行高层统一管理和协调,更符合中国金融机构的实际管理水平。

再次,国际上的很多讨论认为,金融机构实行哪种模式开展综合经营并不重要,监管当局也未必需要干预,关键是金融集团自身的治理、风险控制要有效。

第四,迄今为止,国内现行的任何一部法律、法规和有关部门的规章,都从未提及“金融控股公司”“金融集团”的字眼,也从未对“金融控股公司”和“金融集团”下过严格的定义。

《公司法》第12条在关于一家公司向其他公司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50%的相关规定中提及,“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时用了控股公司字眼,但并未明确是指“金融性”控股公司。

相比之下,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一批实质上(de facto)的金融集团。这些银行控股公司,一方面作为商业银行的控股股东或大股东,影响或控制着银行的决策;另一方面,它们通常还下设基金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乃至证券公司,事实上形成了跨行业、跨市场经营的格局。

从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看,为了减少金融集团监管盲点,防止控股公司母公司风险和非银行子公司风险向其所控股的银行传递,应考虑逐渐启动相关立法工作,规范金融集团行为。

第五,为了加强金融集团监管的有效性,将来应将监管评级作为金融集团规制和监管的重要内容和手段。通过监管评级,可以实现对金融集团的全面评价和持续监管,并有助于对金融集团进行风险预警,合理分配监管资源。美联储开发的BOPEC/F-M风险评级体系,既考虑到了控股公司自身的财务实力和风险状况,又考虑到了银行子公司和非银行子公司的财务实力和风险状况;既包括定量分析,又考虑到了很多重要的定性因素。尽管在危机中暴露出了一些薄弱点,但很多内容对于我们今后制定金融集团立法和具体实施监管,仍有积极借鉴意义。

第六,加强银行客户信息保密。银行控股股东和金融集团有义务尊重和保护客户的非公开个人信息的安全性和机密性。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和美联储Y条例中,均对客户信息保密作出了专门规定,要求银行控股公司建立信息安全制度,确保客户信息的安全和保密。

美国法律专家认为,这些规定对于保护客户信息免受任何未经授权的使用的侵害非常必要。中国相关立法亦应就相关义务提出明确规定,要求银行控股股东或金融集团建立综合信息安全制度,不得利用控股股东地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获得或使用被控股银行的客户信息。

第七,金融集团的监管需要清晰的职责划分和密切的监管合作,这将对中国监管能力和部门协调构成较大挑战。只有在加强监管协调和监管信息共享的基础上,由主要监管机构实施并表监管,才有可能全面了解和把握金融机构的总体经营情况和面临的整体风险。

英国的英格兰银行、英国金融服务局与英国财政部之间签订有维护金融稳定的谅解备忘录,明确了各自的职责和协调互动机制。在最近应对美国次贷危机给英国市场的影响中,该协调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国建立金融集团监管的协调机制有积极的借鉴意义。英国今年7月公布的金融改革方案,建议进一步成立由英格兰银行、英国金融服务局与英国财政部组成的金融稳定理事会。

篇8

国务院正在研究开展温州市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这一举措意味着中国在放开资本管制上又前进了一步。而上述一揽子改革措施发出一个重要信号，那就是中国政府正在推进金融改革，而且在试图引导更多资本流向私营和小型企业。

温州是中国东部沿海的一个富裕城市，以民间金融活跃著称。有分析指出，此次试点昭示着向金融系统开放式改革迈出了新的一步，将有利于化解民间金融风险及拓宽国内投资渠道。同时，开展个人境外直投试点为合理引导资金外流开辟了一条出路。

国务院总理在会议上说，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体系，使金融服务明显改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能力明显增强，金融环境明显优化，为全国金融改革提供经验。

就在4月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谈及打破国有银行垄断地位的讲话。表示，国有银行获利“太容易”，若现金短绌的民间企业要能适时取得资金，就要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

民间金融阳光化

3月28日下午，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飞往重庆，甫下机，手机赫然有20多个未接电话和十几条短信，他感觉，有大事发生了。

确有大事。国务院常务会议是日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其中批准实施的《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确定了诸如如何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深化地方金融机构改革等有关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的12项主要任务。

“去年10月温总理来温州调研，我向总理提出建议，温州要进行金融体制改革，总理当场首肯，要浙江省拿出改革方案，报国务院批准。至今短短五个月时间，方案就批了，温州成为全国第一个金融综合改革的试点城市，抢得先机。”周德文告诉记者。

在温州经营一小额贷款公司的陈道中当晚兴奋得一夜未眠，与几个朋友饮酒相庆。“盼了好几年，这下小贷公司算是彻底见阳光了，以前多少还有点像地下工作者。但我觉得步子还是小了点，比如小贷公司应该可以放开吸收存款，利率市场化也可以明确下来。”

陈道中说的“走到阳光下”，直接体现在“十二条”中的第二条，即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

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最大兴趣点也在此。他告诉记者：“对民间金融，最大的意义是合法化、阳光化、规范化。过去我们把民间金融一律当高利贷、乱集资来打击，现在从政策上为它正名，给了它合法性。”

“十二条”中的第一条，显然也是对民间金融合法化的明确。第一条规定：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

事实上，全国首创的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正处于最后准备阶段，可能将于4月中旬试营业。这家由鹿城区22家企业投资600万元的登记服务中心，首次让民间借贷浮出水面，对其实现备案管理。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总经理徐智潜对记者透露，中心已与宜信、人人贷和速贷邦谈妥，这三家机构正在登记入驻登记服务中心。

“借贷双方产生借贷行为，我们免费引导他们登记，包括还款记录等都要登记。原来借钱不还，只有借贷双方知道，现在就会有个借款逾期记录，借款人的信用就会受损，这样就会帮助降低借贷风险。不碰资金、不承担风险，是我们中心的原则，我们只是引导双方面对面交易的平台。”徐智潜介绍。

此外，借贷登记中心还将邀请公证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担保机构、银行结算等服务机构入驻，借助专业团队形成强有力的配套服务体系，减少借贷双方法律纠纷和借贷风险。

借贷登记信息服务平台也是国内首创，由全球网负责开发运营。该网策略规划经理宋杰也告诉记者：“试运营阶段，平台主要功能是登记。以后会逐步纳入对资金的监管。”

在“十二条”中，鼓励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设立小企业信贷专营机构、创新发展面向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金融产品与服务、积极发展各类债券产品，推动更多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通过债券市场融资等，是为小微企业、“三农”融资拓宽通道。而发展专业资产管理机构、培育地方资本市场、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等条款，则在引导资金供给与需求对接的同时，注重为丰裕民资“开闸泄洪”。

“此次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点，有三点意义：一是针对前段时间民间游资狼奔豕突的状态，不是堵，而是疏，等于给民间融资在正规或准正规金融领域开个口子，避免出现由于金融层面的波动造成宏观经济的大幅度波动。二是民间资本不仅在国内有更多出路，还可以出海，这使得投资组合更多元化，也有利于资本进出更加均衡，避免由于人民币的过快升值压力和热钱向国内堆积，导致国内资产泡沫化加剧。三是在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上有些创新。因为实体经济面融资偏难，冀望这样改革，把流动性引导到实体经济上去，使资金供给和需求的撮合更加完美。”广东金融学院代院长陆磊也对记者分析。

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3月29日表示，目前相关部门正考虑推出二十几条“一揽子”政策，引导不同层次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服务于温州的实体经济。张震宇甚至列出了一套针对不同层次投资者的“理财计划”：对1万～10万元的投资者，可投资固定收益的基础设施项目，相关部门正在考虑把部分市政项目拿出来，以每股1万元作为投资起点，让普通工薪阶层参与。拥有10万～50万元的投资者，可投资中小企业私募债。

记者实地查看了位于民航路上的温州股权运营交易中心。遗憾的是，这家成立一年多的股权交易中心颇显冷清。大厅难觅登记或交易者身影，硕大的电子板上，循环播放着共8家股权托管登记企业和3家挂牌交易企业的信息。一工作人员透露，至今只有朗诗德一家企业成功交易，共转让400多万股股份。平时也偶有人来问询相关事宜，“不是天天有”。

在周德文看来，冷清有多个原因，包括股市不景气拖累、人们不习惯于通过股权去融资、配套法律法规不健全等。而“此次综合改革是一个最好的契机，有望完善、修订一些条例，把它推上去”。

但陆磊则认为此类金融创新步伐并不大，“股权交易市场是零散的、非标准化的交易，跟各地的产权交易市场很难说有根本上的区别。至于地方债券市场，上世纪90年代搞过，发行地方企业短期融资券和地方企业债券，由国家发改委和央行审批，现在温州也很难说市场容量有多大”。

放开更要监管

对金融业“虎视眈眈”的温州民资，因不能在金融机构中取得控股权就多怨言。而小额贷款公司由于不能吸收存款，也多觊觎最终转制为持有金融牌照的村镇银行。此次“十二条”，虽未赋予小贷公司吸储权，但在张震宇的解读中，民资将比肩国资，同样能够控股村镇银行，具有破冰意义。

目前在银监会的规定中，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但张震宇认为，此次“十二条”中明确提出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发起就是可以控股，这打破过去由银行作为主发起人的制度，董事长可能就由民营企业主来做。还有个突破是小额贷款公司可以转村镇银行，具体的条件、门槛，银监会会出台相关政策，但国有资本、民间资本享受同等待遇”。

陈道中即为此说欣悦不已，“我已迫不及待地考虑下一步发展方向，争取尽快转制为村镇银行”。

位于温州大道开元大厦15楼的鹿城捷信小额贷款公司，是温州最大的小贷公司，公司注册资本金有8亿元之多，去年的贷款余额超过10亿元。面对记者“鹿城捷信是否最有希望转制村镇银行”的提问，该公司一负责人出言谨慎：“我希望实施细则早点出台，如政策出台，任何一家小贷公司都有希望转制成功。”

对此次并未触及开放小贷公司吸储权，该负责人认为理所当然。“省里放宽的政策”是指去年11月份，浙江省政府《关于深入推进小额贷款公司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允许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比率可达100%，但银行至今没允诺，鹿城捷信目前仍按照50%的比率进行融资。

可以预见，小贷公司、村镇银行将迎来迅速的扩张期。现有28家小贷公司的温州，已计划在三年内发展120家小贷公司、数十家村镇银行，实现中心镇以上全覆盖。

在放开的同时，曹凤岐提醒，风险防范问题也不可忽视。“小贷公司并不一定都要转为村镇银行。小贷公司相对风险小一些，靠注册资本贷款，且贷的都是小额。而转成村镇银行以后，信用度不够，吸储也比较困难。而土生土长的村镇银行管理并不是很强，很难防范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我的基本观点是，应该放开，但放开并不等于不要监管，不能一放就乱。”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则警告称，让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要慎之再慎，需警惕民资组建银行的风险。易宪容认为，民资进入银行业，在目前政府对银行进行价格管制及信贷规模管制的状况下，并不能有助于形成银行业的竞争机制，相反，由于民营资本缺乏长期演化而来的信用担保，其进入银行业的信用就得由政府来担保。这样，民资就不会惧怕进入高风险项目，收益归自己，风险或成本最终让整个社会来承担。在网络银行十分发达的情况下，它随时可以将居民存款占为己有而逃走。

建立村镇银行来解决小微企业的融资难，是被普遍认可的一种说法。但易宪容对记者表示：“贷给小微企业无利可图，他们会做吗？能挣大钱的事情才会去做。很可能会把公众存款拿去炒房炒地，后果难测。”

篇9

电力行业向来带着垄断标签，行业融资的成本、效率和透明度受到质疑。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将在限制垄断环节、市场化定价和丰富电源结构等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结合金融行业自身改革发展需求，未来电力行业金融将呈现融资需求总量增加，融资成本有所降低，融资工具更加多样的局面。

一、电力行业间接融资比重偏高

我国电力行业民营企业占比出现过由高到低再回升的路径，目前民营企业办电占比仍十分有限。 从国有企业数据推断全部电力企业情况，电力行业目前融资规模约3万亿元，其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约为1：3。电力和电网企业融资规模和结构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国有发电企业间接融资明显高于直接融资。五大央企发电集团和粤电集团合计，银行贷款和票据融资等占86%左右，债券融资只有14%（见下表）。间接融资中，绝大部分来自国有银行，仅国家开发银行就累计发放电力贷款2万亿元，支持建成水电、火电、核电装机容量3.84亿千瓦，占全国电力装机容量的1/3。 如果加上另外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保守估计国有银行融资也将达80%左右。发电环节间接融资高的主要原因在于，发电企业利润水平决定，融资成本承受能力略高；国有企业对价格不敏感，加上国有银行经营考核机制决定其贷款更多投向国有企业。

二是输配售电企业融资结构相对均衡。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公司数据显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分别占43.5%和56.5%，直接融资比重比发电企业高近30个百分点（见下表）。主观上，电网相对较低的利润水平无法承担过高的融资成本，有拓展直接融资的需求；客观上，两大电网的寡头垄断地位和较好的信用评级，能帮助企业在债券市场获得相对较低成本的融资。同样，贷款等间接融资资金来源更是基本被国有商业银行垄断。

三是非国有和新能源企业更倾向直接融资。首先，非国有发电企业直接融资占比明显较高。主营水力发电的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首发以来累计募集资金26.2亿元，其中首发、股权再融资、发债等直接融资占比达84.2%。 其次，新能源行业普遍注重直接融资。以上海超日为例，截至2014年6月末，银行贷款22.2亿元，债券9.9亿元，股票募集资金22.9亿元，直接融资占60%。这与国际规律一致，2013年全球新能源股票融资129.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2%，通过VC/PE融资43.2亿美元 。主要原因是，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一定程度面临银行贷款的“麦克米伦缺口”，新能源投入大周期长有风险，银行贷款期限短和风险规避的业务特点难以满足需要；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审批程序复杂效率不高，进一步抬高民营企业和新能源行业融资门槛；资本市场和创投基金等则能较好满足新能源、市场化企业融资需求。最近6年我国创投资本在节能环保、新能源等行业投资金额是传统行业的4倍，既预示未来产业结构，也说明未来金融服务发展方向。

二、电力体制改革升级电力行业融资需求

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目前尚未出台。尽管在输配售分开与否、电网是否拆分、放开售电侧和电网定价次序等问题上的争论还存在。但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的顶层设计，中央新近提出能源革命的要求，2002年《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即五号文件）确定的“政企分开、厂网分开、主辅分离、输配分开、竞价上网”原则，以及最新传出的“四放开、一独立、一加强” 等信息分析，未来电力体制改革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向。

一是垄断最小化。2002年以来，厂网分开的改革进展较好，但输配分开没有实现，电网企业负责电网建设、配电、调度、交易等多环节，依然靠低买高卖的价差维持运营。电网的垄断影响上下游企业和居民利益，完全市场化又面临自然垄断行业规模不经济的制约。为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具体到电力行业，新一轮改革核心是如何将电网限制在自然垄断这一最小范围，尽管改革可能采取渐进方式，但输配环节引入竞争，甚至包括社会资本，原有电网企业利润水平受限是必然趋势。

二是定价市场化。出于防止垄断提价等原因，我国上网电价、输配电价和销售电价均有明显的政府定价痕迹，带来发电企业不满、电价结构不合理工业用电成本高、电价调整不能及时反映供求关系等问题。三中全会要求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指出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提高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

以此为依据，电力行业的未来，保留政府定价的显然只有电网输电环节，以及用于基础设施等公用事业和医院、养老、学校等公益领域，其余的环节和领域都应该放开，让供求双方协商确定电价，如大用户直购电，或者建立电力交易市场平台，为市场交易提供参考。

三是电源多元化。长期以来我国电源结构以火电为主，火电占全部发电量在75%左右，比全球平均水平高28个百分点。我国火力发电占比高，有煤炭资源相对丰富的必然性和经济性，但同时面临排放严重，煤炭产销非对称分布提高电力运输成本等问题。

为保障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面对国际能源供需格局新变化和国际能源发展新趋势，今年五月中央提出推动能源供给革命，建立多元供应体系。立足国内多元供应保安全，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着力发展非煤能源，形成煤、油、气、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同步加强能源输配网络和储备设施建设。按规划，202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比要从目前的9.8%提高到15%，其中常规水电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风电和光伏发电装机分别达到2亿和1亿千瓦以上，核电运行装机容量达到5800万千瓦、在建达3000万千瓦。 电源多元化为社会资本进入电力行业提供了机遇，也客观上要求电网降低入网门槛，提供公平开放的电力输运环境。

电力体制改革带来的必然结果是，社会资本更多参与电力行业，市场机制资源配置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原有垄断企业的利润和运营模式面临调整，融资规模、期限和成本要求改变，发电端和配售电端的市场主体增加，对原有资产的整合和相应的融资需求增加，因而垄断和寡头垄断格局下的电力行业融资结构将发生变化。

三、电力行业融资发展方向

电力体制改革影响融资需求，金融环境变化影响金融服务供给，两者共同决定未来电力行业金融发展走向。综合判断，未来行业的融资特点是：融资需求增加，融资成本降低，融资工具多样化。

（一）发电企业金融需求增加。首先，水电、火电等重资产行业，以国有为主的电力生产业目前资产负债率在70%左右，社会资本进入上述行业面临资金制约，融资需求规模将增加。其次，风、光等新行业目前还处在技术待完善、制度不健全阶段，投入需求大且有一定风险，融资需求相应增加。再次，电力企业整合产业链增加融资需求，近几年电力企业盈利能力提高，煤炭市场低迷，电力企业迎来产业链整合的好时机，现金管理、资产管理及投资需求扩大。最后，由于电网垄断地位和电费结算方式，发电企业应收账款较高，2014年8月底，电力生产业应收账款2350亿元，接近电力供应业的3倍 ，大量应收账款影响企业正常运行，需要运用金融手段对其进行相应管理。综合上述因素预计，电力体制改革后发电企业融资需求即使年均增长5%，2020年也将达到2.5万亿元左右。

（二）输配售电企业要求降低融资成本。首先，目前电力供应业的平均毛利率略高于5%，比电力生产业低20个百分点左右。配售电环节引入竞争后，原有盈利模式将难以为继，电网企业或新成立的输配电企业在市场价格作用下，利润率回落要求降低融资成本。其次，分布式发电、智能电网建设运营等，处在产业发展初期，有风险高、周期长、利润不稳定的特点，需要低成本多形式的融资服务。再次，改革将需要对原有电网企业部分资产进行整合，并购重组在所难免，而且新设立的配售电企业需要利用股票、债券、股权投资基金等拓宽融资渠道，并整合优秀的技术和管理资源，银行有条件介入直接融资服务。这对现在金融服务机构而言，既是挑战，也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和转型机会。初步预计，配售电环节融资需求增速将超过电力企业，假设年均增长10%，2020年融资规模约达1.5万亿元左右，融资成本进一步降低。

（三）综合化市场化金融供给进一步满足电力行业需要。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向多层次、市场化改革发展，债券市场、场外资本市场、消费金融市场、互联网金融等多层次市场将不断完善，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及金融脱媒加快，民营银行和互联网金融发展，大资管、跨界竞争、资本市场深化和金融监管转型，传统商业银行将加快向综合化、信息化方向转型。

首先，股票、债券等方式融资在未来电力行业融资中的比重将上升，保守预计，未来几年将实现15%以上的增长。

其次，随着电力行业对低成本高效率直接融资需求的增加，能为企业创业、成长、上市前、并购、夹层、重振和上市后私募、不良债权处置等阶段提供融资需求的股权投资基金未来将加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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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正在实施，但由于没有直接经验可供借鉴，因此，改革属于“摸着石头过河”，需要边摸索、边总结。文章尝试将国内近年来有关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研究文献做一系统综述，以便为专家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综述

一、关于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必要性

大部分专家学者认为,国有商业银行急需进行股份制改革。肖见(1998)认为,国有银行的改革深度不够、许多问题还没解决,因此,试探性地提出国有大银行也可以考虑试行股份制,以便更有力地推动其向商业银行转化。

丁宁宁(1999)指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还不是真正的商业银行,真正的商业银行是在合法经营基础上追求利润的金融企业,而不是执行政府经济政策的工具,真正的商业银行是责任有限的股份公司,而不是特殊类型的政府独资企业。他认为,国有银行只要有一小部分股票上市,就会大大增加商业银行的性质。王琦(1999)认为,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界定模糊,产权主体虚置,所有者不能有效行使和转让剩余索取权,而对于经营者来说,缺乏利益驱动机制,使所有者和经营者难以实现利益的激励兼容,所有者也不能对经营者进行有效的监督,难以避免“出工不出力”、“寻租”等道德风险的产生,因而他指出,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是解决当前产权制度缺陷的唯一选择。

王煦逸(2003)运用产权理论,根据商业银行提供的金融产品特性和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存在的外部性指出了我国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必要性。他认为,各种金融产品,无论是资产业务、负债业务或金融服务,都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特点,属于私人品的范畴,而私人品只适应于由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提供,商业银行也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品提供者。在存在交易费用的情况下,私人品的产权适宜于集体产权的方式,也就是由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形式来提供私人品,这就决定了商业银行的产权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郑良芳(2004)比照现代金融企业“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指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存在以下一些弊端:一是产权主体虚置,国有资本所有者缺位。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要受政府各有关部门的领导和监管,但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金融企业所有权代表机构和国有商业银行的出资人代表,在内部监督银行的经营管理,保障国有资本的安全与收益。二是存在着政企不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行长、党委书记均是由党政部门任命的官员,首先要听从党政部门的指令,经营中难以摆脱政府的行政干预,政策性的不良贷款风险就难以避免。三是存在着三权不分,国有商业银行行长既是所有者的法人代表,又是经营权的代表,还代表内部职工福利要求权,存在着自身利益的相互冲突,缺乏权力制衡,最终结局是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陷入被内部人控制,排斥了所有权人的外在干预。因此,他认为,要解决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产权制度存在的上述种种弊端,必须推行股份制改造,以建立规范化的公司治理组织结构,真正建立三会分设、三权分开的权利制衡机制。

但是,也有一些专家学者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资本重组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张杰(2003)研究表明,国有银行之所以能在真实资本极少得到补充且不良贷款比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保持稳定,是因为国家与居民在中国特殊的改革背景下建立起了一种奇妙的资本联盟,由于在这种联盟中,国家以声誉入股且具有不可分性,因此,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可行方式是谋求改变资产结构,而不是试图重组资本结构。针对国家注资行动,张杰(2004)进一步指出,一个经济中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与采用何种银行制度弱相关,而与企业制度强相关;决定一种银行体制是否有效率的关键是其资产状况,而银行的资产状况又直接取决于微观经济部门对待银行贷款的态度与行为;国有银行制度在世界范围普遍存在,且不乏有效率运作的例证,通过人为方式降低国有银行比例以提高银行整体效率是一种逻辑误导。

林宝清(2001)也认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稳定我国金融的基石,至少在未来的8年内,四大行切不可轻言股改。其理由:一是“股改论”似是而非;二是宏观调控必须借助四大行;三是稳定区域金融需要四大行。王森(2005)则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山西票号衰亡的原因之一是外国列强通过新式金融对旧式金融侵蚀,进而达到控制经济的目的,并由此得出结论:目前中国商业银行拓展市场业务比改善治理结构更为重要。

张羽、李黎(2005)认为:转轨经济下国有银行并非完全缺乏效率,这使得国有银行改革事实上并非像一些人所想象的那么急迫;制度变迁具有内在渐进性的逻辑,国有银行改革作为一种制度变迁也必然遵循这一基本逻辑;国有银行改革的关键是提高自身能力,而这恰恰需要时间。他们的结论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有其内在的渐进逻辑,期望通过一次“震荡性”疗法来完成商业化改革注定会无功而返。

二、关于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目标定位

朱正元(2000)认为,重组上市是优化国有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的有效举措之一,但如果不遵循市场交易规则,再好的制度也会失去应有的效率,我国有许多国有上市股份企业其效率并未见好转,有部分还亏损严重,其原因就在于此。因此,他指出: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的根本是目标定位问题:是按市场交易规则,改变治理结构,提高竞争力,还是仅仅为补充资本金,在我国现有上市企业中并不明确。如果主要目标仅仅定位于补充资本金,就会形成现有的部分国有上市企业的情况,把上市仅仅当作“圈钱”的手段,就会出现“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绩差”,并进一步加剧股票市场发育和发展的扭曲。

王元龙(2001)指出,1999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这一问题之所以十分突出,一般认为,是为了解决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问题。这是因为,近年来尽管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但仍未达到国际上银行业认可的水平,短期内国有商业银行也根本不可能靠税后利润的自我积累弥补资本缺口,在国有商业银行的负债率太高而自有资本不足、存在着大量不良贷款、财政无力追加投资,以及面临着国际竞争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终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解决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不足或提高资本充足率仅仅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动因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浅层次的原因,而真正的原因或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为了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其基本要求是:建立明晰的金融产权结构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郑良芳(2004)认为,众多的学者主张国有商业银行通过股份制改革上市,以充实资本金,但这是一种主观愿望,并没有考虑我国弱小的股市能否承受得了。他对改革方案中的境外上市筹资也进行了利弊分析,认为有利方面是:国际资本市场能经受得起我国三家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的冲击,能筹集到所需要的资本;不利方面是:大量的上市费用和每年股息红利回报将流入外人田,对增加我国广大投资者的收入和增加社会有效需求毫无作用。他因而指出,充实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不能只靠上市,并提出了补充资本金的几种方法,包括:通过发债充实附属资本金;开办长期储蓄存款转股权的筹措资本金的新业务;开办非上市证券业务补充资本金;员工持股;大企业与银行之间、银行与银行之间相互持股以充实资本金。

三、关于国有商业银行股权结构的设计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股权结构的安排主要有两种选择:一是绝对控股,即国有股份占51%以上;二是相对控股,即国有股份在50%以下。白世春(2000)认为,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宜选择“绝对控股”方式,一是因为银行毕竟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很健全情况下,国家仍然需要通过银行对经济运行进行适当干预,如果不能保持国有股份在商业银行中的控股地位,那么政府意图就很难得到体现;二是就目前国内法人的资金实力来看,要想使几家商业银行的国有股份一下子减到50%以下也不现实。

张杰(2003)研究认为,国家以其声誉“入股”,居民正好“愿者上钩”,就这样,居民存款与国家声誉相结合,共同构成了国有银行的资本金,用一个简单的代数式来表示:

E=r.D

其中,E表示资本金,r表示国家声誉,D表示居民存款。如果极端地假定国有银行没有“真正的”真实资本,则有:

若r=1;则E=D

若r=0;则E=0

他由此得出“国家退出悖论”:如果国家不控股,国家声誉便等于0,与国家声誉相伴存的居民存款便会有大量“出逃”的可能。

而王元龙(2001)则认为,如果过分强调国家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控股权而且是绝对控股,这与原有体制下的国有独资银行不会有很大的区别,而且很有可能再次导致旧体制的复归,政企不分、行政干预银行经营活动的状况将死灰复燃。因此,他认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不必拘泥于必须保证国家的“绝对控股”,而相对控股则是较为理想的选择,国有股权可保持在30%~50%为宜。田国强、王一江(2004)也认为,即使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只要银行的产权结构仍没有什么变化,政府占大股,经营决策权由国有大股东的人来决定,就不可能有足够强的外部监督来制约,管理体制就不可能发生大的变化,就不可能提高效率。

对于如何解决股权结构问题,实现战略投资者、政府和银行三方共赢,王琦(1999)、王元龙(2001)、郭武平(2004)都提出,在国有商业银行中设立金股。其中郭武平(2004)详细地介绍了金股的概念与特性以及金股在其他国家的实践:金股是一种政府持有的没有收益权、可以对特定事项行使否决权的股份,金股作为一种特殊的股份,其特殊性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金股的持有者是政府,不是非政府机构、企业或个人;第二,金股的权益主要体现为否决权,而不是收益权或其他表决权(提名管理人员等);第三,金股通常只有一股,而且没有实际经济价值,正因此又称为金股机制(goldensharemechanism);第四,金股是政府与其他股东个案(onacase—by—casebasis)商定的,无统一的法律含义和安排。

四、关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方案存在的问题艾仁智(2005)认为,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看,中行和建行的股份制改革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从投资者来说,他们都有一个共同和绝对控股的投资机构———汇金公司,汇金公司代表国家对两大行注资,持有中行100%和建行85.23%的股份,这一方面形成一股独大的局面,使两行股权结构不合理,且单一和绝对的股权结构是无法进行市场交易的,而无法进行交易的产权不是事实上的产权,是残缺的;另一方面,汇金公司既然代表国家出资,它只是财政的代表,还是一个独立的企业法人?其次,汇金公司在两行的改制过程中,都占绝对控股地位,而其本身又是国家利益的代言人,如何平衡国家利益与银行的市场化运做之间的矛盾?最后,谁来监管汇金公司?因为汇金公司在两大行的绝对控股地位,势必会对其经营活动产生较大影响,对汇金公司的决策行为、投资行为、运营行为等方面的监管就变得尤为重要。

李贡敏(2005)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困境分析后认为,国有商业银行的特殊性表现在国有银行商业性和政策性的双重性质导致其目标的多元化:盈利与政策性金融共同存在于国有商业银行统一体中,具有存在必要性的政策性金融是造成国有商业银行巨额不良贷款最主要的原因,而巨额不良贷款又是构成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逻辑起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导致政府对金融剩余控制力的下降,将造成政策性金融融资困难,而实证表明,国有银行政策性金融只能唯一的依存于国有银行制度体系,正是目前政策性金融的不可承接性,导致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陷入困境。

张杰(2004)则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既有改革思路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国有银行的改革目标已经明确无误,而国家与国有银行自身也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可最终除了付出巨额的改革成本、重组和派生出一些在概念上符合改革要求的机构之外,为什么我们总是感到离那个目标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呢!他因而提出质疑:国有银行改革的既有思路是否出了问题。

五、结语

高度垄断的国有银行确实在运营上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受政府效用函数干扰太大,不能充分体现效率和利润最大化的市场规则,从而导致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与效率低下,因此,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改革是必然的。从改革的历程看,由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的对四大专业银行的改革,到90年代中期完成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造,再到2005年试行股份制,历时二十余年,符合渐进式改革的理念,并非一些学者所言的是要“毕其功于一役”,而且股份制改革本身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循序渐进,完成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也许还需要耗时多年,中途还可能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但不能由此断言是改革的思路和路径发生了错误。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也的确面临诸多挑战、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其中首要的问题就是股权结构问题。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核心是实现产权多元化,将国有商业银行改造成真正的金融企业,但如果改革一味追求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可能会超越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和整体制度安排的现实条件,而如果过分强调国家的控股权,则又可能由于政府“一股独大”导致原有体制的复归,重蹈我国证券市场上许多国家绝对控股的上市公司的覆辙,改革的结果也只是“形似”,而不能做到“神似”。解决股权结构问题的较好方法就是在改革中引入如前所述的金股机制,在国有股份中设立金股,政府仍然可以拥有绝对的控股权,但要改变行使权利的范围和方式、放弃部分表决权,这样既可以保证国家绝对控股的地位,又可以让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干预日常决策,但可以相机选择行使否决权。引入金股机制的结果,不仅可以使银行拥有了更大的自治权,实现真正的公司治理,又可以使战略投资者能在股份比例较少的情况下获得相对较大的表决权,有利于吸引战略投资者。

此外,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实现预期目标,不只是单纯地通过内部改制就可以完成的,因为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需要适宜的环境与良好的秩序,比如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清晰的政府职责定位、完善的市场及有序的竞争、健全的法律体系和独立有效的银行监管等等,因此,改革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我国金融生态环境的整体改善,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成功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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