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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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本市场发展

经过20年的发展，我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市场到多层次市场，在市场主体、市场规模、市场结构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

1.市场主体规模与结构

2010年我国有证券公司106家，基金公司62家，A股期末账户150798830户（2010年11月数）。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的初步统计，截至2010年12月31日，106家证券公司总资产为1.97万亿元，净资产为5663.59亿元、净资本为4319.28亿元，受托管理资金本金总额为1866.29亿元。我国有基金公司62家，基金资产净值2.48万亿元。A股账户中个人账户150223774户，占99.62%，机构账户474854户，占0.31%。

2.市场规模和结构

我国资本市场是包含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产权交易等在内的多层次市场。股票市场又有A股市场和B股市场，A股市场又分为主板市场、中小板市场和创业板等市场。从资本市场工具来看，我国主要的投资工具包括股票、债券和基金这些金融产品。

（1）股票市场

从上市公司数量和市场价值来看，2010年我国上市公司数量突破了2000家，到2010年12月底，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达2063家，上市股票2149只，其中上市A股2041只。1990年-2010年期间，上市公司的数量以每年32%的增速在增加。上市公司总市值达到了305155亿元，其中，流通A股市值达到了191109亿元。从市场交易规模来看，A股交易额从1990年的0.01017亿元增长到了2010年的542512.6亿元，复合增长率为143%。放在整个世界范围来看，2010年沪深两个交易所的市值和交易量位居全球第二，而且从长期来看，这个位置是比较稳定的。

股市结构方面，我国目前主要包括A股市场和B股市场，不论是从市场公司家数、上市股票数量、股票市值还是交易额等方面看，A股都占据绝对优势。A股市场已经包括了主板市场、中小板和创业板市场。

（2）债券市场

20年间债券市场获得了巨大发展，交易品种不断丰富，目前包括下面这些：国债、地方政府债、金融债、央票、短融、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资产支持证券、可转债和可分离转债存债。交易市场包括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

从发行量看，债券市场的发行量从1990年的347.3亿元增长到了2010年的93484.85亿元，20年间增长了169倍，复合增长率为32.3%。从交易量看，债券市场的交易量从1993年的21.6亿元增长到了2010年的636310.7亿元，17年间增长了29478.6倍，复合增长率为83.2%。

从债券市场结构来看，按照发行量来看，由于公开市场操作的频繁性，债券市场中央票发行量最大，占据了发行额的45%。按照交易量来看，金融债的流动性较好，金融债交易量占全部债券交易量的35%。从交易场所来看，我国债券市场包括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自1998年在银行间市场进行债券交易后，银行间市场迅速超越交易所市场，目前，银行间市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3）基金

1998年到2010年，我国基金资产从103.6亿元增加到了24843.8亿元，复合增长率达到了57.9%。

基金结构构成上，从基金形式来看，逐渐由封闭式基金为主变成以开放式基金为主。从投资对象来看，我国股票型基金一直占绝对优势，接近全部基金的一半。截至2010年12月，我国一共有730只基金，其中，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货币市场型基金和其他基金分别占46%，23%，13%，6%和12%。基金资产净值达到了2.48万亿元，其中，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货币市场型基金和其他基金分别占49%，30%，5%，6%和10%。

二、资本市场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意义

1992年，中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资本市场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和市场化过程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资本市场自身的建设和发展完善就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完整性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资本市场的发展完善还通过促进市场微观主体培育、价格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转变和市场的对外开放等途径促进了我国市场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作出了重大的制度贡献。

1.在微观主体培育方面，资本市场发展加强了企业的市场意识、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

经过20年发展，我国上市公司数量不断增加，现在已经具有相当规模。2010年沪深两个交易所的上市公司数量加起来突破了2000家，2010年上市公司达到了2063家，上市公司数量约占股份制公司的六分之一。1990年-2010年期间，上市公司的数量以每年32%的增速在增加。中小板上市公司总数已经突破了500家，2010年年10月创业板启动，2010年全年创业板上市公司达117家。从市场公司的市场价值来看，其增长更为迅速，上市公司总市值达到了305155亿元，其中，流通A股市值达到了191109亿元。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多是行业中的领先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为重要。我国股票市值占GDP比例也在不断提高，2010年这一比例为77%，最高时达到了151%（2007年）。

资本市场发展从压力和动力两方面促进我国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和培育核心竞争能力。一方面，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的约束是硬约束，促使上市公司增强市场意识、尊重市场规则、提升竞争能力。另一方面，资本市场又为上市公司提供了各种制度安排和运作平台，有助于企业自主决策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目前来看，我国资本市场对于微观主体建设的促进作用包括如下几点：首先，公司要上市，就要进行股份制改造，还要符合上市的各种信息披露的要求，这使得企业运作更加规范和透明。第二，上市后，上市公司处在风尖浪口，要直接面对市场的监督和检验，需要面对停牌、退市等压力。在这些无时不在的优胜劣汰的压力下，企业养成了风险意识和竞争意识，在市场中锻炼出了竞争能力。第三，资本市场为企业并购提供了创新的、高效的股权交易场所和交易工具，有利于企业通过并购方式做大做强。如2010年平安银行并购深圳发展银行这一涉及到交易额近300亿元并购，其中90%是以股权来进行对价交易。第四，资本市场在支持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我国70%的技术创新和80%以上的新产品是民营企业提供的，但是它们很难从银行中筹集到大量资金，于是就需要资本市场尤其是创业板为对这些企业创新提供资金支持，而实际中资本市场也在努力承担这一重任。2010年创业板启动，为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持和资本运作平台。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中的许多高新科技公司借助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市场的平台融资，培育了核心竞争力。

资本市场上的绝大多数上市公司是有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的市场主体，从很多方面看它们都是我国经济中最重要最活跃最有能量的部分，为国家、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资本市场发展对我国市场微观主体建设的具有重要意义。

2.价格体系完善方面，资本市场发展推动了价格体系的完善和定价机制的改进

价格机制是市场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市场定价是市场经济体系的应有之义。价格是一个体系，包括商品价格、要素价格等各种价格，这些价格是相互关联的。如果价格体系中有些价格是固定的，或者是由政府高度管制的，有些价格是市场化的，那么，市场行为主体就很难进行市场化定价，就会出现价格扭曲。

改革开放30年后，我国的商品定价已基本市场化了，但要素定价市场化程度还不高，尤其是资产定价、资金定价，市场化程度还较低。资本市场的发展对我国资产定价和资金定价的市场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1）资产定价

资本市场上，人们越来越多的采用市盈率、市净率等办法，参照市场行情对股票（资产）进行估值，也就是说资产的定价越来越市场化了。不论是一级市场上的新股发行还是二级市场上的股票转让和买卖，投资者会综合考虑企业发展前景、经营风险、盈利潜力各种因素对企业加以估值。当然，由于上市审批制导致了股票资源和新股资源的稀缺性，资本市场的资产定价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灵，出现股价严重背离市场价值的现象，如2011年1月中多只新股的高溢价发行，导致大面积破发。资本市场在资产定价中的失灵其根源在于资本市场的市场化不够，因此还需要进一步推进包括新股发行市场化改革在内的市场化改革。

虽然资本市场在资产定价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但不可否认其对推动资产定价市场化的重要意义。我国当前正处在经济结构转型和调整的重要阶段，将出现大规模资产重组。资本市场资产定价机制的改进将有利于其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更好地帮助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未来的支柱产业，支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实现我国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

（2）资金定价

金融行业包括银行、保险、证券、基金四大行业和财务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2010年我国金融行业总资产规模突破一百万亿。其中，银行、保险、证券、基金四大行业的资产合计就达到了105亿元，突破百万亿元的关口：银行业总资产为95.23万亿元（2010年11月数），保险业总资产为2.48万亿元，证券业总资产1.97万亿元，基金业资产净值为5.00万亿元。在金融四大行业中，银行业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其总资产占四大金融行业总资产的91%，证券公司占比1.9%，基金业资产占比2.4%，证券和基金二者合计的资本市场的比重大约是4%。

资本市场的发展，为社会融资提供了股票、票据、债券等各种直接融资融资工具，使得融资渠道和方式越来越多样化。虽然，从金融体系资产结构来看，我国的资本市场规模还显得单薄，但从融资结构来看，资本市场已经对资金的配置、资金的定价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话语权正逐步增加。2010年资本市场的筹资突破1万亿，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票，在资本市场上募集资金10393.1亿元，扣除各种发行费用，实际募集资金10117.5亿元。股市筹集资金相当于人民币新增贷款的13%。2010年各类企业（公司）在债券市场上通过发行债券融资31252.95亿元，是1992年5亿元的6251倍，1992年-2010年期间债券融资资金的年增长率达到了62.5%。2010年债市筹集资金相当于人民币新增贷款的39%。股市债市筹集的资金相对于人民币新增贷款的一半以上了。也就是说，资本市场融资规模大约占到了融资总量的三分之一。资本市场越来越成为资金定价体系中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对资金价格确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助于推进利率市场化。一方面，由于资本市场上资金定价的市场化程度较高，于是资本市场的发展就推动了我国资金定价的市场化即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在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上，企业债、金融债、商业票据等工具的交易已全部实行市场定价，对价格不再设任何限制，只是在债券发行中，我国规定企业债发债时债券利息不能高于同期限储蓄利率的40%。随着各种票据、公司类债券的发展，特别是OTC市场和二级市场交易不断扩大，很多企业，特别是优质的企业，可以选择发行票据和企业债来融资，企业融资的成本受贷款基准利率的限制在不断下降，资金价格更加市场化。另一方面，股票、债券等证券市场是作为替代性金融工具出现的，证券市场发展了，资金融通对银行体系的依赖性就降低了，为银行这一直接融资体系的资金定价改革提供了空间和可能，同时也对银行体系利率市场化形成压力，从而推进直接融资体系的利率市场化。

3.宏观调控体系转变方面：资本市场发展推进宏观调控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

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是以间接调控为基本目标和基本特征的。只有采用市场化的宏观经济手段、宏观经济传导途径，才能有效传导宏观调控的政策意图，而且不对微观行为主体行为造成大的干扰、甚至隔段和冲击，从而实现宏观经济政策与市场微观主体行为之间的无缝连接，实现宏观调控目的与市场微观主体利益的统一协调。

我国的资本市场尤其是固定收益类市场的发展，在我国宏观调控（货币政策调控）体系逐步从行政管制的直接调控向综合运用市场化调控手段的间接调控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的标志是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成为主要的货币政策调控工具。1998年1月1日我国取消贷款规模管理控制，1998年5月26日我国人民币公开市场操作恢复交易。此后，依托稳步快速发展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央行的公开市场业务取得了快速的发展。2000年到2010年间，公开市场操作规模增加了20.6倍，年增长率为35.9%，大大超过了同时期我国M2的18.5%增速。公开市场操作对货币供应量调整的力度在增加，影响程度在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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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经济关系，就是反映社会经济制度本质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生产始终是“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90页），因而人们在生产中必然发生构成这种社会形式的独特的经济关系。这类经济关系的实质和基础是所有制关系，包括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成果的分配方式。正是这类经济关系决定了生产的目的，即生产是为谁的利益进行的，决定了社会的阶级结构。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它固有的与其他社会制度相区别的社会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构成了该社会经济制度的质的规定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斯大林指出，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完全以生产关系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由此确定了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五种社会经济关系，规定了五种社会形态。

2．组织经济关系，就是在具体组织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类经济关系反映在经济运行、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它说明的是各种生产要素相结合的具体形式和特点，如劳动的分工、专业化和协作，企业的经营形式和管理方法，调节经济运行的计划手段和市场手段等。这类经济关系，一方面是适应生产一般的需要，因而往往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中，显示出超越社会经济关系的某种共性；另一方面，它又不能不受到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因而必然要反映和体现社会经济关系的特点和要求，成为社会经济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生产关系（经济）是指在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进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以及在这些活动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反映社会经济关系的共性，生产资料所有制体现社会经济关系的特点和要求。

二、生产关系两层次的区别和联系社会经济关系和组织经济关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1．二者的区别：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形式在经济上的质的规定性，是不同社会经济形态根本区别之所在；组织经济关系的许多内容往往是不同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显示出它们之间的共同性。

2．二者的联系：社会经济关系和组织经济关系是密切联系的，两者是一种从属关系。社会经济关系反映的是社会制度本质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组织经济关系反映的是人们在具体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相互关系。前者是决定性的，后者是从属性的，是前者的具体实现形式。

三、正确理解生产关系两层次的意义

1．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两个基本点”的内在统一性。“两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从经济上来说，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反映社会制度本质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即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等。我们的改革（开放也是改革）是改变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和内容是在具体的经济运行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所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是两个层次的问题，非但不矛盾，而且是互相促进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改革开放规定了正确的方向，是改革开放得以健康顺利发展的保证；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助于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可见，分清生产关系两层次，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内在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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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体谈判制度在西方国家的产生和发展

集体谈判制度作为西方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处理劳资关系的主要方式，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市场经济萌芽时期的集体谈判制度第一阶段即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萌芽时期（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这一阶段的经济特点是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国家不干预经济。由于在资本积累时期，工厂采用血汗制的剥削方式，工人处于非常艰难的生活环境。无产阶级为了最基本的生存就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开始组建工会团结起来采用罢工、破坏机器、集体谈判等方式同资本家斗争。但是，此时的集体谈判并没有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形成大规模，雇主千方百计抵制与工会进行集体谈判。在这个阶段，西方各国劳动法律普遍严格禁止劳动者的团结权和集体谈判权。因此，此时的集体谈判并没有在解决劳资矛盾的过程中发挥真正的作用。

（二）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的集体谈判制度第二阶段即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发展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工人运动的频繁爆发，西方各国政府为了缓和不断加深的阶级矛盾，采取比较平和的方式，开始谦让无产阶级，在立法上承认工人享有团结权、谈判权；承认工会，确定了工会组织的地位和集体谈判制度，进一步调整劳资关系政策，从过去的自由放任转向积极干预国家经济。如1871年英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工会法》，该法明确规定作为工人团体组织的工会具有集体谈判的权利。随后，诸多西方国家相继通过劳动立法规定了有关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问题，这些国家工人有关改善劳动条件和提高福利水平等问题，都可以通过集体谈判来解决。

（三）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时期的集体谈判制度第三阶段即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形成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劳资关系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劳资关系呈现出对立与合作并存的特点。雇主开始普遍采用集体谈判的方式处理劳资矛盾。随着战后工人受教育、培训机会增多，其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使工人阶级逐步认识到，罢工和破坏生产设备不是解决劳资纠纷的最好方法，只有通过集体谈判寻求劳资合作，才能符合双方的利益，这就使得集体谈判有了显著的发展。西方国家通过立法完全承认工会的集体谈判权，使集体谈判成为处理劳资矛盾的最主要的方法。另外，国际劳工组织也通过了一系列有关集体谈判的公约和建议书，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集体谈判制度，使集体谈判成为各国协调劳资关系的重要机制。

二、集体谈判制度的几点启示

集体谈判制度的实行已被许多国家成为建立和谐劳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保证社会安定的关键。西方国家通过集体谈判制度处理劳资关系的成功经验，对于完善我国劳资关系调整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通过集体谈判制度调整劳资关系是市场经济进程中的普遍规律集体谈判制度经历了从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从冲突对抗到协商对话，从个人交涉到组织交涉，从相关国内法律单独规制到相关国内国际法律共同规制的历史演变过程。实行集体谈判制度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和谐、政局稳定、劳资关系融洽的需求，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处理劳资关系应当遵循的一般规律。集体谈判制度作为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化解劳资矛盾、解决劳资纠纷的主要手段，必然与该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相联系，其存在和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不因国家政治体制和人们的意识形态的改变而有所改变，它体现出工业化国家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一般性和共性特点。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原来实行的半行政化劳资关系处理机制已不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其劳资关系协调方式已与实际情况严重脱节。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集体谈判制度方面的有益经验，遵循集体谈判机制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客观规律，构建以集体谈判为中心的劳资关系协调制度，成为当前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国完全可以遵循其规律性，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完善我国的集体谈判制度，使之为我国和谐劳资关系的建立发挥更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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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市场经济理论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理论基础

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充分激发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是我国当前的重要任务。确定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态，基本原理作为社会主义根本指导理论地位的体现，也是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的基本要求。因此，在市场经济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中，要坚持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等基本理论。

第一，劳动价值论。劳动生产使用价值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认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马克思市场经济理论明确指出商品价值的本质是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抽象劳动。这一理论观点为货币、资本、利润、利息、红利、地租等财富形式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明确提出劳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必须高度重视。这同样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改革攻坚阶段重要的理论指导，必须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筑牢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基础。

第二，货币理论。货币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市场经济理论认为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是一种特殊商品，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货币流通量由待交换商品总额和货币流通速度决定，进入资本主义后，纸币成为货币的主要形式，其流通量流通中所需的贵金属货币的价值决定。这些理论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

第三，剩余劳动理论。马克思认为，剩余劳动为任何社会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劳动力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特殊商品，其超出自身价格的劳动成为剩余劳动，创造出剩余价值。剩余价值通过利润、利息、红利、地租等形式体现和存在。劳动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商品，而是为社会发展创造物质财富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依然会有剩余劳动存在，形成以利润、利息、红利、地租、税收等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剩余劳动及其产生的剩余价值不再是资本家的个人利益所得，而是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公共利益，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点之一。

第四，再生产理论。认为，物质资料的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基础。物质资料再生产的目的在于按照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阶段，理论上可以通过货币在市场竞争中的中介作用实现比例的平衡；但实践上，由于市场的自发性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比例周期性失衡的矛盾是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由此产生。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具有对经济的宏观管理的制度保证，从根本上解决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的自发和盲目性，通过增加国内消费的比例，来形成与生产资料的平衡发展，有效解决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法克服的矛盾。

第五，世界市场理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伴随着国际贸易及拓展，以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争夺世界市场的历史。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商品和资本的输出，在为本国经济发展积累财富和扩大市场规模的同时，还有效的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首先接受和肯定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和世界性。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不断开放，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参入国际竞争，最终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过程。在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凭借社会主义自身的制度优势，对内扩大内需，对外谋求合作共赢，使我国的经济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二、市场经济理论对我国规避市场经济弊端具有实践价值

市场经济理论对建设和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务必要高度重视马克思市场经济理论指出的市场经济弊端。做好市场经济顶层的制度设计，抓好各项政策的有效落实。在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将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的开放性相结合，弱化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更快更好地推动我国经济健康有序的?l展。当前，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以群众利益作为经济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执行的落脚点，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消除损害经济发展的行为，努力建设公平、公正的经济发展环境。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积极发挥其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主导作用，积极创新，促进协调发展，不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结合供给侧改革，通过科学划分分配比例，不断提高劳动者的购买力，强化社会救助帮困机制的建设，增强国内的消费需求，使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基本比例处于动态平衡状态。

三、马克思市场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理论共同服务于我国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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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首先要提到两个历史因素。一是中国在历史上是经济大国，在当代面临着特有的巨大发展空间。依据麦迪森教授按1990年国际元计算的资料，1820年，中国、美国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2286亿元，126亿元，209亿元；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32．4％，1．8％，3％；分别居世界第一位、第六位和第五位。当然，同历史的中国相比，当代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众多不可比因素。但像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中国经济的现实发展和历史也有某种联系，有某种共同点（如人口大国和优秀科学文化传统等）。这样，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做到的事情，在各种有利条件的配合下，再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当代中国也是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做到的。二是改革以前，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中国存在着巨大经济发展潜力。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城乡存在数以亿计的富余的劳动力。当然，无论是把上述经济增长潜力发挥出来，或者是把巨大发展空间变成现实，都需要一系列的条件。其中最根本的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已经初步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对外开放的总体格局，并成为这期间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为什么经济体制改革对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具有如此巨大的作用？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历史也已充分证明：作为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具体表现形式的经济体制，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也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在这方面，经济体制的产生、发展和消失，也都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又反作用于生产力，既可以成为生产力的巨大动力，又可以是生产力的桎梏。经济体制既是基本经济制度（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的表现形式，但也反作用于基本经济制度，既可以维护它，又可以导致它的灭亡。经济体制既可以受到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的维护，但也反作用政府。在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而进行改革的情况下，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依靠政府来推动，反过来也巩固政府。在违反生产力的要求而不进行改革的情况下，也能导致政府的灭亡。这里还要指出基本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一些重要差别。一是前者能够容纳社会生产力的高度比后者要高得多。二是前者的延续时间比后者也要长得多。三是前者的根本变革，在阶级社会里一般都要经过一个阶级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而后者的根本变革是在政府维护基本阶级制度的前提下实现自我完善。

需要着重指出：运用经济体制范畴有助于进一步具体揭示古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先以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而论。中国封建领主制度到封建地主制度的转变，就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下列两种历史现象。第一，依据历史资料，中国领主经济从产生到消灭，大约只经历了不到600年的时间；而地主经济从建立到灭亡，却经历了近2400年的时间。后者经历的时间约为前者的四倍。还要看到：尽管整个说来，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特征是生产技术停滞，但地主经济时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比领主时代还是快得多。所以，这个历史现象证明：地主经济能够容纳的社会生产力的高度比领主经济要高得多。第二，欧洲的封建庄园制度（类似中国的领主经济制度）只绵延了1000年，而中国的封建经济制度却延续了3000年。决定这个差异的，当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地主经济比庄园经济能够容纳更高的社会生产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再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论。现在看来，无论是马/:请记住我站域名/克思，还是列宁，他们揭示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制度灭亡规律都是正确的。但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时间都估计短了，对它的灭亡时间估计早了。形成这一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理论上说，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们没有看到（也不可能看到）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的高度远远超过了古典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说来，这主要是由于马克思和列宁所处时代的限制。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不可能看到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的巨大作用。这种解释既符合认识论，也符合历史唯物论。

最后，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而论。苏联在1991年解体，而中国在1978年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涉及诸多方面。但苏联长期停留在计划经济体制，致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很慢；而中国在1978年以后逐步走上了市场取向改革的道路，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无疑是一个根本的原因。可见，如果脱离了政府改革经济体制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的作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曲折发展，都难以得到充分说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独特作用

这里值得提出一点，即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联系的竞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共有本质，但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时期，存在着一种特有的激烈竞争。决定这一点的主要因素有：

（1）当代经济发达国家经过一二百年至二三百年的发展，资本早已越过了原始资本积累阶段，人民生活早已解决了温饱问题，已经步入经济发达和生活富裕的阶段。这时当然还存在竞争，而且在有些领域仍很激烈。但总的说来，与资本主义初期那种资本为原始积累，人民为生存而展开的竞争比较起来要缓和得多。而中国在改革初期，非公有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还不到百分之一，全国还有2．5亿贫困人口。这样，对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来说，势必重新为积累原始资本而开展竞争；对广大贫困人口来说，势必存在为生存而开展的竞争。事实表明：这个阶段上的竞争比经济发达阶段上的竞争要激烈得多。这是就竞争的发展阶段来说的。

（2）就竞争的主体来说，在经济发达国家，除了存在少量的国有企业不说以外，主要是私人企业之间的竞争。而在中国现阶段，不仅存在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之间的竞争，也不仅存在居于主导地位的公有企业与私有企业之间的竞争，还存在处于城乡二元体制下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及拥有众多优惠条件的外资企业与中资企业之间的竞争，特别是还存在拥有或实际上拥有大量生产资源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这种数量极多的、优势劣势同在的、复杂的市场主体，使得竞争变得激烈起来。

（3）就竞争的目的看，在经济发达国家，伴随健全的市场体系、社会信用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平等竞争的有序进行和充分展开，利润趋于平均化。当然，同时存在争取超额利润的竞争，对垄断企业来说还有争取垄断利润的竞争。但在中国现阶段，市场交易混乱，社会信用缺失，法制不健全，平等竞争并未充分展开。许多可以获得巨额利润的行业还有待发展。由于计划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长期并存，存在巨大的寻租空间。在这些条件下，许多企业不仅不满足于获取中等水平的利润，也不满足于获得超额利润和垄断利 润，而是热衷于追逐水平高得多的暴利。正是这种行为，促使竞争激烈化。也正是这种行为在较短时期内促使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甚至催生了一大批暴发户。这种财富集中的“示范”效应，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竞争的激烈化。

（4）从生产要素市场的情况看，中国本来劳动力就多，潜在失业人口（特别是农村潜在失业人口）数以亿计。伴随改革进展，从公有企业中还要释放出数以千万计的多余劳动力。伴随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就业弹性系数显著下降。这一切都会激化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中国人均土地面积也少，伴随城镇化和作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业的发展，土地市场的供求矛盾更加尖锐起来。在资金方面尽管国有或国家控股的银行存贷差在扩大，但中小企业、农村和边远地区需要的资金又远远得不到满足，以致利率高得多的民间借贷迅速发展。所有这些都使得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资金等要素市场上的竞争变得激烈起来。

（5）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地区之间重复建设和重复生产的问题就很严重。改革以来，由于全国统一的开放的市场并未真正形成，这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重复生产甚至有所发展。这也是加剧竞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6）总的说来，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产业链条的低端，高科技产品的比重不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也不多，出口产品也多是集中在以劳动成本低为特征的相关产品上。这种低水平的、雷同的出口产品结构也使得相关企业面临着激烈竞争。从积极的主导方面说，正是上述由市场取向改革激发的激烈竞争，使得现阶段经济充满活力，把各种生产潜力越来越充分地发挥出来，从而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推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从消极方面说，这种激烈的竞争，对经济发展也有不利作用，甚至破坏作用。但这是问题的次要方面。

改革开放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的具体作用

第一，社会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一是资源在各种所有制之间的优化配置。改革以前，几乎是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一统天下。改革以来，已经基本形成了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公有制经济多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以在国民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工业为例。1978年－2006年，工业总产值由4237亿元增加到316588．9亿元，其中，公有制工业（包括国有和集体工业）由4237亿元增加到134220．97亿元，非公有制工业由0增加到182368亿元；二者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由100％下降42．4％，由0％上升到57．6％。但在这期间，不仅非公有制经济以其特有的活力获得了飞速发展，而且在公有工业占主要地位的国有工业领域，伴随改革的进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进行的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进展以及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加强，经济活力大为增强，效益显著提高。1998年－2006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由98709元增长到548284元。即使扣除价格上升因素，劳动生产率也大幅上升了。二是资源在各个产业部门的优化配置。1978年－2006年，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总数的比重，分别由70．5％下降到42．6％，由17．3％上升到25．2％，由12．2％上升到32．2％。而在这期间，第一、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分别为4．1％、7．4％和4．5％。列举这些数据的目的，在于说明改革以来作为社会资源最重要因素——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它并不否定当前我国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

第二，生产要素运营效益的提高。比如，改革后1979年－2007年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是改革前1953年－1978年的2．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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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债务危机；资本主义；内生性根源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08-0005-05

一、引言

如果从2006年春季“次债危机”在美国显现端倪算起，金融危机距今已经快七年了。七年来金融危机经历了显现——集中爆发——持续影响等过程后，并没有消除。反而，金融危机演化成了“债务危机”。如今，“债务危机”在一些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却越演越烈。除了挪威、希腊等国家最早发生债务危机外，目前，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也卷入了欧债危机。债务危机似乎只有恶化的趋势，而没有好转的征兆。面对残酷的现实，不仅要追问此次金融危机为什么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影响面这么广，深度这么深，同时能够引发债务危机？这次深度的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对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有什么启示？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二、金融危机的内生性根源

金融危机的原因，国内外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论述（白暴力、梁泳梅，2008；吴晓求，2008；刘迎秋，2009；Taylor，2008；Phillip Arestis、 Elias Karakitsos，2009）。虽然这些论述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为此，本文将从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微观市场的运行和操作这三个层面来剖析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内生性根源。

（一）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

此次由美国次债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其深层次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认为资本家对超额利润的追求决定了资本家会不断的扩张生产规模，另一方面由于工人仅仅获得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工资，其有限的支付能力与资本家无限扩张的生产之间的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最根本原因。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产生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理论上来说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才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但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的相对过剩的矛盾出现新的变化：

1.生产相对过剩的表现形式由“有效需求不足”转向“有效需求过度”。资本主义生产的相对过剩是生产的无限制扩张和有限的支付能力之间的矛盾。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解决生产过剩的方法已经不是过去那种简单的“把牛奶倒掉”的浪费做法了，而是创新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来扩展全社会（包括政府、社会和私人）的支付能力。具体涉及到私人信用的扩张、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大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等方面。首先，私人信用的过度扩张。具体来讲就是私人信用工具的创新，即通过“按揭”等金融创新产品来鼓励全社会的超前消费，帮助人们用未来的钱实现现在的梦想。在这样的制度下，虽然可以扩张全社会的消费规模，部分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但是人们却变成了一个个“负翁”。当受到利率等外部因素冲击时，没有实际支付能力的“负翁”很容易发生支付困难，变成“倒下去的负翁”，即个人的破产。其次，政府信用的过度扩张。为了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除了创新金融工具，释放全社会的“未来需求”外，资本主义国家还通过大规模借债来扩大公共支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金融危机后，欧洲等一些国家采用借债的方式筹集资金来刺激本国经济，由于其国家债务负担超过了未来的偿付能力，结果诱发了债务危机。再次，社会福利水平的过度扩张。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一些欧洲国家，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不断的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当一个国家的福利制度被政治人物用来讨好选民时，就会变成一项刚性的制度。在国家税收增长幅度不大或下调的情况下，伴随逐渐上升的福利支出的必然是政府的财政赤字。其实，过度福利化的代价是社会信用和政府信用的过度扩张。希腊等发生债务危机国家的情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总之，为了解决生产过剩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在私人信用、国家信用和社会信用方面进行大规模的扩张，结果是“负翁”、“负国”和“负社会”的出现。当受到外部冲击时，尤其是全社会的支付链条中断后，发生金融和债务危机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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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此次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遇到的困难的性质与世界各国一样，是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剥削制度和积累规律导致两极分化带来的不治之症。但中国之所以能在危机中表现不俗，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主要原因在于坚持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保持了国家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

[关键词]经济危机　内需不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实质

当前世界经济危机是上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以后最严重的一次世界经济危机，我们不能仅仅从体制运作层面来寻找危机的原因，而要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层面，寻找它的深刻根源。这次危机表面上是金融危机，本质上同历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样，是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这次生产过剩的特点是，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除了发达国家自身一些产品如房屋、汽车等生产过剩，还包括流通领域各种金融产品的过剩，形成虚假的购买力，刺激了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提供廉价产品，造成一些发展中国家严重的生产过剩。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仍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社会主义经济体受到为满足人民需要而生产的目的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等规律的支配，本质上没有资本主义经济那样的矛盾，所以理论上不会发生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上世纪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就是一个例子。那时候苏联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交往不少，主要是以资源换取装备和技术，以此来进行五年计划的建设，蓬蓬勃勃地发展经济，并没有受到当时世界经济危机很大的影响。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两种社会制度，受到两种社会经济规律的支配。所以社会主义的苏联没有被卷入上次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危机。

这次世界经济危机的不同在于，社会主义的中国被卷进去了，受到危机严重冲击。GDP的增长速度由2007年的13％，一下子降到2008年的9％，第四季度降幅为同比6.8％，使我国的经济遭受到极大的困难。这种情况与前苏联在上次世界经济危机时遇到的情况全然不同。这是什么原因呢?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正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着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进入高涨阶段的长周期相适应。此时中国经济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初段阶段的要求，实行了允许私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使资本主义因素得以在社会主义条件和框架下，大量生产起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同时中国加速对外开放，逐渐主动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这一方面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使中国经济逐步卷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的轨道，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越来越大的影响。

多年来，我们实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了GDP70％以上，出口依存度接近GDP40％的空前高度，致使我国经济相当大的一部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发达国家发生了周期性危机，需求下降，中国经济就受到极大的冲击和损害。这不能不说是这次我国经济急剧下滑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这只是造成我国经济困难的外部因素，内部因素才是根本原因。内部的因素，除了在经济发展方面，投资消费比例的扭曲，房市股市的周期波动等影响外，在经济体制方面，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比重的迅速上升和公有制的相对下降，市场化改革的突进和国家计划调控的相对削弱等等原因，使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在中国经济中起作用的范围越来越大。这样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就很自然地、不可避免地被资本主义世界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卷进去。

中国遇到困难　但表现不俗

中国这次实体经济遇到的困难，其性质其实是与世界各国基本一样的，就是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中国因“内需”不足，多余的生产能力要靠外需出口；一旦外需出口遇阻下滑，就要回过头来找内需补上。但是“内需”有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这些年来，事实上投资一直上升得快，消费上升得慢，这种趋势是不能长久持续的。因为投资需求除了转化为工资的少量部分，其余部分都是对生产资料的中间性需求，投资最后的产出供应能力，要靠最终消费需求来消化。这次扩大内需，仍主要是靠投资需求，但是如果居民的最终消费需求上不去，单靠投资需求，补不了外需出口的下降，内需不足问题还是难以解决。所谓“内需不足”，换一个角度说就是“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剥削制度和积累规律导致两极分化以及人民大众有支持能力的需求不足带来的不治之症，被迫周期性地通过经济危机的爆发来解决。

我国这些年来过度追求市场化的快速发展和鼓励私人逐利，使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初的0.28，近年上升到0.47，超过国际警戒线，这是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富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贫者消费倾向虽高，但没有钱不能多消费，而低收入的贫者在居民中又占多数，就把总的社会平均消费倾向拉下来，把最终的有效消费需求拉低。所以，中国的问题和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实质上是类似的，就是人民大众有购买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不能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所以受到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作用的影响。其实过去中国并不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传统计划经济下的主要问题是供给不足，是“卖方市场”，科尔耐称之为“短缺经济”。这是传统计划经济的一个缺陷。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提出要以市场取向的改革来校正供给不足的“卖方市场”的现象，使我国经济逐渐转变为供给略大于需求(差额为储备和机动)的有限“买方市场”，这当然是在国家计划调控下，才有可能做到的。当初设定供给略大于需求的有限买方市场目标，决不是“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的市场。“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只能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作用的表现。

现在，中国虽然卷入了世界经济危机，受到严重的损失，但相对而言，还是比较轻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美、欧、日本经济增长率变为负数，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率下降比中国都大，只有中国还在2008年保持了9％的增长速度，可说是一枝独秀。外国有不少人也相信中国经济可以率先复苏，甚至于期望“中国救世界”，“中国救资本主义”。那么为什么在危机中中国能有这样的业绩?

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作用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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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要破除“姓资姓社”的思想禁锢

必须明确，如同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一样，政治体制不同于基本政治制度，它不姓“资”也不姓“社”，政治体制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表现形式和运行机制，可以为不同政治制度所反映和利用，是实现基本政治制度的工具和手段。因此，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不能再纠缠于“姓资姓社”的讨论上，耽误改革的大好时机；必须破除“姓资姓社”的思想禁锢，轻装上阵，积极而有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二是要破除“搞政治体制改革就要”的思想禁锢

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这样的改革，无论怎么改，都不会改变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性质，而是给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增添生机和活力，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强身健体的工程。

苏联的解体与其说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误，不如说苏联僵化的政治制度模式的必然结果。正是由于苏联长期坚持僵化的政治制度模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所以一旦矛盾和问题积累到临界点，苏联原有僵化的政治制度的解体就是势所必然了。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是僵化的政治制度模式的必然结果，并非是科学的政治体制改革而导致的。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总结苏联和东欧国家解体的教训，从苏联和东欧政治体制改革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积极、稳妥、科学地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是破除“政治体制改革特殊论”的思想禁锢

应该说，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从中央高层到一般社会民众都是有共识的，现今中国没有多少人会明确反对搞政治体制改革。但在认同政治体制改革必要性的同时，仍有不少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不同于经济体制改革，有其特殊性，弄不好会出大事，因此不能贸然进行。这就是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特殊论”。这种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特殊论”，其实也是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种思想禁锢。因为一旦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特殊，就会以种种理由推迟甚至放弃政治体制改革。

四是要破除“搞民主就是搞资本主义”的思想禁锢

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中，有的人由于没有充分理解民主的科学含义，片面地将民主等同于资本主义民主，又将资本主义民主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民主，从而得出“搞民主就是搞资本主义”的错误结论。

其实，民主从来都是进步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和制度形式。作为理想目标，民主具有普适价值；作为制度形式，不同国家和不同发展阶段民主具有不同的实现形式。因此，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它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即使是资本主义民主，它也包含有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不能把资本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的民主混同起来（资本主义民主包含有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只有资本主义的民主才是反映资本主义本质的东西）。我们之所以说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那是因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体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正如所揭示的，民主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如同生命一样宝贵，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放弃人民民主，就等于放弃了社会主义的生命。

五是要破除“权力分立和制衡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形式”的思想禁锢

政治体制改革应该集中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然而30年来，由于权力集中的惯性逻辑和人们对于权力分立和制衡缺乏正确认识，效果并不明显，加之经济发展指标和发展速度的压力，致使权力过分集中现象愈演愈烈。

根据权力运行的一般定律，权力高度集中现象难以解决的关键，就在于对高度集中的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因此，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加强权力分立和制衡问题。但是，由于有人在否定资本主义三权分立体制的时候，片面地将权力分立和制衡划入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形式，从而减损了建立权力分立和制衡的信心和动力。因此，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必须彻底破除“权力分立和制衡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形式”的思想禁锢，充分认识到权力分立与制衡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我们不必照搬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的模式，但是对于我国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必须进行改革，建立和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权力分立和制衡体系，从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上彻底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

六是要破除“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就是照搬资本主义政治模式”的思想禁锢

在政治体制改革实践中，由于面对的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又主要是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政治文明成果，于是有些人就认为“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就是照搬资本主义政治模式”，从而拒绝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文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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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福斯特 生态思想 科学发展观

福斯特生态学作为当代西方的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在初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生态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产生根源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切实解决生态危机的制度性途径，体现了西方者对当代全球生态问题和人类永续发展困境的哲学反思，对于践行科学发展观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1.树立自然资源“适度消费”理念。

任何社会形态下的经济活动都是一个资源的“消费”过程。在福斯特看来，一方面，对自然资源过度消费的经济扩张主义方式，虽然增加了生产，但实质上既不能从根本上遏制生态环境恶化，也不能消除全球性贫困；另一方面，摒弃经济扩张主义生产增长方式并非要否定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因为片面要求保护环境而否定经济增长也是不现实的。要现实地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问题，只有坚持生态学的“适度消费”原则，强调满足基本需要和长期保障的重要性。过去我们对大众为物质福利而进行的斗争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去理解，而现在这种斗争则日益呈现出更加广阔而完整的环境背景。

2.借助“民主化的国家政权”力量实施生态转化战略。

在现代社会，国家是一切经济生活的主导要素，发挥现代国家对生态资源利用过程中的现实力量，无意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调节器。对此，福斯特认为，始于20世纪80年代环保主义者为拯救美国西北太平洋沿岸最后几片原始森林所进行的艰苦斗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目标单一的环保主义者没有走出“阶级与生态的两难困境”：既与反生态的资本对抗，又与追求经济生活满足的工人对抗。基于此，福斯特就环保运动中始终存在的生存就业与自然保护的矛盾提出了一个大致的解决方案：发动大规模环保运动的直接途径，就是要通过生态转化——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规划新的与自然合作的关系——从每次生态斗争核心努力解决就业与环保之间看似难以处理的冲突。在福斯特看来，实施国家层面上协作行动的生态转化战略是寻求一定范围内的将经济盈余输入生态转化目标的重要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借助新型民主化国家政权的力量进行一场盛会变革以消弱国家与资本的合作关系。

3.通过环境革命祛除“更高的不道德”对生态环境的消极影响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生态危机是一种伦理价值观上的“道德问题”。基于此，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在对全球生态危机深刻反思之后，从文化价值观的视域出发，主张进行一场生态伦理价值领域的道德革命。对此，福斯特认为，这种生态伦理价值观本质就是“绿色思维”，因而他在赞同土地伦理学理论关于道德改革设想的同时，也指出其在根本上没有认识当下社会形态的“生物圈文化”所阐述的“更高的不道德”对生态环境的消极影响。在福斯特看来，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的“更高的不道德”具有“厚颜”崇拜财富而不顾引发贫穷和生态危机的现实表现，尤其是由于“更高的不道德”的高度制度化，从而导致了其他社会伦理道德和规范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无奈让位”。因此，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时代背景下，必须进行程度与规模堪比工业革命的“环境革命”，建构了一个超越并取代资本主义“更高的不道德”的生态文化多元性世界，这个世界是根植于公共道德且与地球及其生活环境和谐一致的。根据福斯特的思维逻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发展的实践中，要做到正确处理人与周匝环境的关系，就必须要在观念领域进行一场彻底的“环境革命”，凸显生态文化价值的实践理性，把生态资源的价值理论与技术理性有机统一起来；并且在突出人的主体能动性及其本质力量的同时，要尊重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的客体能动性，形成生态资源与文化多样性的理想局面，进而促进人与生态环境的更普遍、更完全、更协调一致的自由发展。

4.克服技术理性的一统优势寻求社会生产方式与环境的协调一致

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必然性是一种“杰文斯悖论”：作为以追求物质财富积累和增长为首要目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始终依赖“技术革新”，因为只有像蒸汽机、铁路、汽车这样划时代的技术革新才有可能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集聚资本，从而有利于“资本”去改变生产结构。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技术依赖惯性的研究，福斯特认为，对于解决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的生态危机，“技术的魔杖”已经失灵。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将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仅仅局限于我们是否能在现有生产框架内开发出更高效率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好像把我们整个生产体制连同其非理性、浪费和剥削进行了“升级”而已。因此，他认为，解决生态问题或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手段不是技术，而应该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制下，与环境建立可持续关系的社会生产方式是存在的，只是社会生产关系阻碍了这种变革。从这一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业已超越资本主义本质的、可持续性的、符合生态原则的“发达的社会经济体制”。因此，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发展就必须绕过杰文斯的结论，沿着经典作家描绘的社会主义方向改造社会生产关系，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支配力量不是追逐利润，而是要满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参考文献：

[1]（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39.

[2]郭剑仁.福斯特的生态学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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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文明 市场经济 发展 解读

一、引言

与传统市场经济不同，生态市场经济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解决市场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而提出的新兴概念，通过对建设生态市场经济来促进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可以相互协调的发展。可以说，生态市场经济是21世纪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是当前时代的主流经济体制。只有加快开展生态市场经济的步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如今日益遭到破坏的环境问题。我国作为社会主义以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在开展生态文明下的市场经济有着不可忽视的优势，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者与经营者存自私的本性导致生态经济根本不可能实现。只有以国家调控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保证生态经济体制能够真正的发展。

二、建立市场经济的必要性

当前人们普遍认为生态市场经济并非使是某一类的经济问题，不能将生态市场经济仅仅认为是环保经济产业或者生态农业等，生态市场经济新时期提出的一种新的经济体制，它包含了所有的经济活动，指明市场经济所涵盖的任何活动都要在保证生态环境不被破话的前提下进行，要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都加入环保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市场经济能够安全、健康的发展，人类也才能从中获益，得到更为优质的生活。因此，积极开展生态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了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传统市场经济导致环境日益恶化

现如今，全世界所有国家都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环境问题，由于传统市场经济难以与生态环境相共融，导致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生态环境遭到的破坏日益严重。虽然人们在思想上已经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但是由于生态市场经济的发展无法真正的落实下去，导致环境问题久久无法得到解决，所以，为使生态环境得到有效的保护，使市场经济能够持续健康的发展，必须要建立健全的生态市场经济体制，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们日益重视的生态环保问题。

（二）传统市场经济加剧了资源的枯竭

很早我们就认识到，地球上的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不论是否是可再生资源，对其开采都要有一定的限度，否则必然会早点自然的反噬。人类的发展必须要遵从自然的发展规律，要在地球能够承载的范围之内发展。只有做到环境与经济体制的相互促进，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市场经济与自然资源之间存在的冲突。

三、构建生态市场经济应具备的条件

目前部分企业或者国家对构建生态市场经济缺乏实践，认为不具备建立的条件，事实上，构建生态市场经济并不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只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就能建立生态市场经济，这点我们必须要明确。

（一）具有充足的思想认识

当前生态环境被破坏的现象日益严重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人们对其重视程度不高，在思想上没有形成环保的理念。实际生活中，由于部分群里或民众对资源的有限性、环境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导致其出现错误的消费观念，对周边环境进行掠夺性开发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是导致当前环境问题的主要因素。所以开展生态市场经济首先要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提高其思想认识，只有全民协作，全面参与，才有建立生态市场经济的可能。

（二）建立生态市场经济政府必须要参与其中

生态市场经济并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一个群体可以单方面建立起来的，他必须要全人类共同参与其中，这就对政府的职责有了明确的要求，要求政府必须要在身体力行的同时，要针对当前的市场经济出台相关的行业标准和政策。只有官民通力协作，规范各行各业的故障制度，才能保证生态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

（三）加大科技研发的投入

要建立生态市场经济，保证生态环境与市场经济相互促进，相互发展，就需要一定的科学技术。要针对当前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针对性的进行科学研发工作，使得对环境具有破坏性的商品能够通过科学技术找到可以替代的商品。要加大对资源的利用程度，只有这样才能使当前有限的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这也是当前开展生态市场经济中遇到的最难的问题。

四、如何开展生态市场经济

开展生态市场经济要掌握一定的方法，只有方法正确才能保证生态市场经济得以正常的发展下去。研究开展生态市场经济的途径主要从一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要进行生态市场经济制度的创新

要做到未雨绸缪，提前做好生态市场经济中一些突发性事件的预警工作以及相关的应急制度。要有忧患意识，对生态市场经济体制中可能出现的危机或负面问题要有一定预知，同时针对这些问题做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同时，要深入基层，做好调研工作，对基层市场经济的动态要有一定的掌握。只有这样才能对市场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突发性事件能够及时有效的解决。相关政府部门要针对生态市场经济建立一支对各类突发事件均能有效解决的专业团队。

其次，相关政府部门要加快生态市场经济下的各类生态资源的产权体系，只有对现已拥有的各类资源有明确的划分，建立起完善的产权管理制度，才能将有限的资源最大化的利用。在对现有资源进行产权管理的过程中，必须要明确一点，资源的使用时以服务于全人类为宗旨的，是服从于市场经济调配的，所以对资源建立的产权必须是可以转移的，不能固定的只属于某个人或某一群体，只有做到资源合理流通，才能使其服务于市场经济，才能保证生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市场经济

可持续发展观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所以再进行生态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必然要依据国家发展的方针政策，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当前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日益加深。虽然短期内使得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喜人的成果，但是长远考虑，这种市场经济体制必然会使其无法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要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区别，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找到适合本国家经济发展的道路。只有合适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发张方式。在这个过程中，要求相关部门必须要掌握生态市场经济的发展理念，了解国家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因地制宜，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张方式。作为政府部门，要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收益分出一部分用来进行环境整治工作，这样通过政府就将市场经济与生态环境仅仅的相结合在一起。生态系统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经济发展又能反馈给生态环境，从而保证了生态市场经济健康、持久的发展下去。

（三）政府部门要明确自身的职责

针对我国现如今的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政府部门要对自身的职责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对现有环境问题，政府要综合全面的对其进行政治，同时还要起到对周边企业的监督工作。只有建立健全的监督机制，同时出台有效的处罚措施，才能保证生态市场经济走向正确的轨道。同时，政府还应加大对生态保护问题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增加环境整治的资金投入，改善居民生活水平。还要对民众做好宣传工作，只有民众观念的转变，全民参与环保，才是对生态环境最好的回报。生态市场经济也能从中获利，更好更快的发展下去。

五、结束语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必须要针对本国国情，要注意与西方资本注意国家相区别，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系。虽然在构建生态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有一定的优势，当万事无绝对，要以持续发展观为知道思想，积极吸收其他国家的先进理念和措施，去粗取精，在努力缩短与其经济上的差距的同时，保证生态系统能够健康的发展。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时间的变迁，在生态市场经济的建设中，我们必将走在世界的前沿。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