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险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险，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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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和医疗服务行业具有天然互补优势

保险业投资医疗机构，可以实现多方互利共赢。一方面，保险业可以为医疗机构发展提供资金，改进服务条件和技术水平，增强竞争实力。同时，保险公司也可以通过定点就医等措施，将保险客户介绍给合作医疗机构，提升合作医疗机构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保险公司可借助医疗机构搭建健康保险的医疗服务网络，向客户提供就医、体检、健康教育和预防保健等一系列的健康服务，满足客户多层次的健康保障需求。同时，保险公司还可以通过与医院共享客户信息和医疗数据，开发有针对性的健康保险产品，有效规避客户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现象，降低健康保险经营风险。此外，保险公司还可以分享医疗机构经营收益。

世界各国保险公司，尤其是以经营健康保险为主的保险公司普遍投资医疗机构，“医”、“保”双方形成密切的合作关系。美国最大的健康管理公司联合健健康集团旗下既有健康保险公司，也有医院和护理服务公司，保险公司和医院之间存在着股权、协议等多层次的合作关系。我国台湾地区全民健保改革后，私立医院迅速发展，公立医院数量不断减少，目前公立医院数量仅占医院总数的16%，多种投资主体设立的私立医院数量占比为84%，其中保险公司投资和参股的医院占相当大比例。

从“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改革方向和“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公立医院改革要求来看，二者都鼓励包括保险资金在内的社会资本投资、参股医疗机构。一是可以建立多渠道、长期可持续的卫生投融资机制，缓解长期以来我国卫生资源投入不足的矛盾，满足卫生事业和医疗机构的长远发展需求，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的医疗服务需求；二是可以建立权责明晰、效益约束型的卫生投资机制，减少对政府投资的依赖，减轻财政压力，减少政府投资效益低下、浪费严重的问题；三是可以形成合理的多元办医结构，完善医疗服务体系，形成医疗服务竞争机制，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四是有助于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府职能归位，需要交给市场做的交给市场做，政府集中精力做好卫生事业发展规划、市场准入、业务监管和公共服务等工作。此外，社会资本也可以分享卫生事业发展的成果。

有效的健康管理和健康干预

可以降低医疗费用

近年来，发达国家在卫生保障领域普遍引入管理式医疗，推行健康管理，加强健康干预，这对于提升公民健康水平、减少疾病发生、控制医疗费用上涨起到了重要作用。管理式医疗的核心是医疗服务的付费者（保险机构）参与对医疗机构服务过程的监督，关键在于保险机构与医疗机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共同控制不当医疗费用支出。管理式医疗重塑了医院的盈利模式，从过去通过扩大医疗费用提升收入，转为降低医疗费用提升收入。

本世纪以来，美国商业健康保险完成了由传统的费用报销型到管理式医疗的转型，目前传统费用报销型健康保险产品市场占比不到2%，管理式医疗产品市场占比在90%以上。管理式医疗将健康管理和健康维护纳

入健康保险服务，加强了“医保”合作和对医疗行为的管控，有效促进了医疗资源的合理使用，减缓医疗费用快速上涨的趋势。

2008～2012年，美国医疗卫生费用总支出基本稳定在2.5万亿～2.6万亿美元，没有出现大幅度增长。

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盘活巨额存量资金

健康服务业具有较高的成长性和反经济周期特点，能吸收大量社会就业。许多国家把健康服务业作为“战略产业”和“支柱产业”给予重点支持。目前，健康及相关产业股票的市值约占全球证券市场总市值的13%左右，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美国，健康服务业是第一大产业，涵盖健康保险、医疗服务和生物制药等领域，占GDP比重超过17.5%，其产值和就业人数远远超过汽车、军工、计算机信息等产业。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健康服务业占GDP比重也超过10%，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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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因政府责任缺失，我国医疗保险出现了筹资目标不清、政府投入不足、制度设计不合理、监管缺位等问题。改进的建议是明确筹资责任、完善政府投入制度、严格支付控制、加强独立监管等。关键词：医疗保险；筹资；政府责任一、政府在医疗保险筹资中应承担的责任我国的医疗保险行业是一个兼具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性质以及信息严重不对称的行业，需要政府从公共利益出发进行干预，承担起纠正市场失灵、维护社会公平的责任。政府在医疗保险筹资中的责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制度设计责任。由于需求无限和供给有限，医疗保险制度必须解决如何筹集更多的资金及如何有效配置医疗资源的问题。对此，市场机制通过将医疗保障与缴费挂钩可以解决筹资激励问题，但容易将缺乏收入来源的弱势群体排除在外，效率有余而公平不足。如果由政府统一提供，不仅受政府筹资能力限制，还难以解决效率低下、过度消费等问题。所以，需要政府设计合理的医疗保险制度框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确定保障范围和保障水平，选择多元化的医疗保险筹资模式，建立包括筹资制度、基金管理制度、监管制度、弱势群体救助制度等完善的医疗保险制度体系。为筹集充足和稳定的医疗基金，提高社会对各种疾病的控制能力，西方发达国家还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增强医疗保险筹资的强制性。二是资金投入责任。由于医疗保险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容易导致需求和供给不足，以政府财政投入弥补市场失灵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即使是美国这样强调个人责任的国家，三个资金来源(消费者或病人、私人医疗保险和政府)中，占最大比例的仍然是政府。但政府投入并不是政府举办全部医疗机构，使有限的医疗卫生投入获得尽可能大的国民健康产出是政府选择干预目标、干预重点和干预方式的唯一标准。三是独立监管责任。由于医患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无法摆脱对医生的依赖，存在供方主导需求的问题。为保证医疗服务的质量，抑制医疗费用的上涨趋势，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必须对医疗活动进行监管，这种监管一般通过独立的监管机构进行。监管机构的另一重要任务是提高医疗保险基金的治理水平和管理效率，增强人们对医疗保险制度的信心，提高市场主体缴费的积极性。二、我国医疗保险筹资过程中政府责任缺失的表现1．筹资目标不清，责任不明确。受资金投入限制，现行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以“低水平”为起点，只能保证城镇职工最基本的医疗保障需求，保障层次低。同时，尽管制定了“广覆盖”原则，城镇中的失业人口、外来农民工等人群仍被排斥在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之外。这些弱势群体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最弱，但在遭遇疾病时却得不到医疗保险的保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过度市场化的改革使医疗资源向大中城市集中，医疗服务越来越向富裕阶层倾斜，难以实现社会公平。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医疗保险的保障范围和保障水平、相关的筹资模式和具体制度也应随之做出调整。但如何调整，如何变革，以“市场主导”还是以“政府主导”，到目前仍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以至于出现了“一年深入调研、二年出台政策、三年宣传成绩、四年暴露问题、五年推倒重来”的现象。由于缺乏明确的筹资目标和完善的筹资制度，相关主体筹资责任不明确，作为筹资主体的政府过分重视经济增长，忽视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并在医疗机构推行市场化改革，医疗保险缺乏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供求矛盾突出。2．政府投入不足，城乡结构不合理。由于政府在医疗保险筹资中的责任不明确，没有建立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地方财政承担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主要责任，却缺乏相应的财力，导致政府投入严重不足。从卫生总费用结构看，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所占比例从1990年的25．0％下降到2002年的15．21％，而居民个人卫生支出所占比例却从1990年的38．0％上升到2002年的58．34％，增幅超过20个百分点。可以看出，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政府对医疗保险的投入明显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国家财政支出增长幅度。在政府投入中，不仅总量偏低，而且城乡投入结构也不合理，用于农村的投入不足总额的20％，城市人均占有的卫生费用为农村的3倍多。这种资金分配的城市偏向严重影响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绩效。即使在农村地区内部，由于主要是以地方财政投入为主，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也决定了各地的经费投入存在较大差异。3．制度设计不合理，缴费主体积极性不高。现行医疗保险制度是在原有的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的基础上确定覆盖范围的，多数地区的医疗保险机构在计费年限、缴费办法和待遇享受等方面，都依据正规就业水平设计，不适应非正规就业的情况。由于非正规就业者只有收入，没有工资，要将其纳入到保障体系中存在较大困难。因此，从事非正规就业的人员普遍没有参加医疗保险。医疗保险的覆盖面过于狭小，一方面影响了医疗保险风险分担的功能，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人们对财务稳定性的信心，对筹资非常不利。现行医疗保险制度以名义工资作为缴费基数，名义工资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医疗保险基金筹集的总量。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名义工资外收入逐渐增加，甚至远远超过名义工资，名义工资并不能准确反映个人的真实缴费能力，以名义工资作为缴费基数的筹资公平性受到质疑。同时，由于不同地区、不同性质；不同体制单位缴费额度不一，体现不出公平原则，相当多的企业对医疗保险经办机构隐瞒企业工资总额，效益好的行业和企业不愿意加入，直接造成保费的流失，影响筹资规模和医疗保险基金的互助共济能力。4．基金管理不规范，老龄化储备不足。在现行的统账结合模式下，个人帐户的资金所有者是缴费职工，统筹基金所有者是国家，但具体管理机关却是分散的各地政府的医疗保险机构，相关利益者缺乏对医疗保险基金管理的参与和监督，医疗保险基金成了一个黑箱，部分地区基金的收支未纳入财政专户管理，基金的收支情况成了一本糊涂账，贪污、挤占、挪用情况屡禁不止，直接威胁到所筹集资金的安全，也为未来的支付埋下隐患。与此同时，目前医疗保险基金的省级统筹很难实现，统筹层次低，县市级统筹的医疗保险基金风险集中程度高，风险分散化程度低，稳定性差。现行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设计的目的是激励个人积累，形成对有限资源的最优利用，还可以作为老龄化的储备。但支付制度的设计使职工倾向于尽快花完个人账户的钱。由于存在历史欠账问题，在职人员既要承担自己的缴费，也要承担离、退休人员的缴费，现在在职人员未来医疗费用的来源又要依赖下一代，这也给医疗保险制度的连续性埋下隐患。因此，目前医疗保险形式上是统账结合，实际上仍实行的是现收现付制。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现有的基金结余将很快被消化掉，基金也会形成比较大的缺口，资金筹集面临的压力会越来越大。5．宏观管理未理顺，微观监管缺位。从宏观层面看，虽然在医疗保险改革中引入了市场化因素，但并来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市场化监管体系，医疗保险宏观管理涉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卫生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条块分割问题仍然存在。多头管理不仅使医疗保险改革方向和目标不协调、不统一，还使医疗资金的筹集和管理受到影响。在微观层面上，由于已下放了药品经营权和定价权，医院、医生收入与药品销售收入间的联系不断加强，医院、医生与药商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选择和使用药品，药品价格失控、伪劣药品泛滥及滥用药品等问题愈演愈烈。由于主要管理部门与医疗服务提供者间有密切的利益关系，对药品生产许可、质量标准、适用范围及价格的管制日益放松，很难站在第三方的公平角度对违规行为进行监管，从而使看病难、看病贵、看不起病的问题日益突出，医患关系紧张。三、完善医疗保险筹资过程中政府制度供给责任的对策1．明确筹资目标与责任，提供制度框架。首先，应确定医疗保险制度应提供的保障水平和人群范围，以明确医疗保险的筹资和筹资强度。其次，应合理界定政府、企业、个人在医疗保险制度中的责任与义务，特别是在筹资中的责任。政府供给的边界应限于公共卫生和对弱势群体提供医疗救助。即使在这个范围内，政府也可通过公共采购的方式，从营利或非营利的私营医疗机构获取公共卫生服务和普遍服务。其他医疗保险的提供和购买应主要依靠市场来完成，政府可根据公共需要提供政策扶持、财政补贴、业务指导。在此基础上，应对各方责任予以明确，并提供一个制度框架，以保证医疗保险资金筹集的稳定性，建立良好的筹资秩序，克服目前政策主导型架构下的各级政府在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上的前后多变性和上下矛盾性。2．完善政府投入制度，多方筹集资金。缺乏合理的财政投入体制是政府投入不足的主要原因。为建立稳定的政府投入制度，应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医疗保险资金筹集中的责任，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分配比例，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尽可能做到各级财政的财权与事权相统一，解决各地财力差异和医疗卫生机构的补偿机制问题。在政府资金投入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应在税收、信贷、投融资、土地等方面制订相应政策，鼓励和引导民营资本和其它社会资本特别是非政府的投资，包括一部分慈善组织的资金投向医疗卫生行业：一是参与公立医院的产权改革和经营方式的改革，对原有的存量资产进行重组。二是直接参与医疗卫生事业的投资、建设和运营。伴随政府职能转变和企业社会职能分离，大量“单位人”将变为“社区人”。在新增投资中，应充分重视对社区医疗卫生事业的投资。3．加强费用控制，引入医保一体化改革。为减少对社会医疗保险资金的浪费，实现以收定支的财务稳定性，还应对医疗保险的费用支付进行控制。对于需方，可采用传统的起付线与费用共付的方法，但由于存在供方主导需求的问题，单方面的需方控制显然不能抑制医疗费用的上涨，还应对供方进行控制。供方控制的策略包括控制医用材料与供应品价格、总量控制或总额预算、促进医疗技术合理利用及引入更有效的医疗模式，如门诊服务和初级保健替代昂贵的住院服务等。为有效遏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支出，可试行医保一体化的改革。一是通过市场竞争来改善医疗服务机构的行为，建立一种鼓励医生在保证医疗服务质量的前提下积极控制医疗费用的机制。二是借鉴商业保险公司的做法，对住院病人建立医疗费用偿付标准体系。4．强化独立监管，保证服务质量。政府对医疗保险干预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各类不同性质的服务提供者进行基于统一规则的监管。为实现这一目标，应建立一个独立的专业化监管机构，并严格保证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对医疗保险基金运营的监管是监管机构的重要任务之一。首先是监督医疗保险基金治理结构建设，以保证参保人的利益不受损害。其次是监督医疗保险基金的内控制度建设，督促其建立内部稽查与审计监管相结合的互查核实制度和信息网络系统。监管机构的另一重要任务是对医疗服务活动的监管，包括建立健全医疗行业的法规和标准，建立医疗质量监测、评估和控制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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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三项”基本医疗保险；企业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城镇居民社会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全民医保；医疗公平；医药分离

中图分类号：F840.6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1）05-0044-06

On Reform of Three Basic Social Medical Insurance System

WANG Fei-yue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izhou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04, China)

Abstract: After almost ten years construction, three basic social medical insurance system fitting for market economy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solving economic and social contradiction, boosting urban and rural public health cause development and equalization and so on, meanwhile, to some extent, embodies the initial setup of the mechanism for all Chinese citizens to share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ults. Currently, however, the three basic social medical insurance system still has the problems in equalization, management system, decentralized supply and so on, and medical service agencies urgently need reform. China should start pilot work for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ed social medical insurance, combine three into two, impose related tax according to special demand, let all Chinese fairly enjoy social medical insurance service and treatment, realize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for decentralized service, and deepen the reform of medical service agencies..

Key words: three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social medical insurance of enterprise employees; social medical insurance of urban residents;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insurance; medical insurance for all Chinese; medical equalization; separation of medical treatment from medicine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关系到国民医疗和健康的医疗卫生事业，也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费医疗”转轨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医疗保险体系。从企业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到城镇居民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再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统称为“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基本上构建起了覆盖所有劳动者的医疗保险运行机制，一定程度缓解了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中医疗领域存在的社会矛盾。“看病少花钱”、遏制“因病返贫”等，已经成为城乡广大劳动者的共识。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如何缩小城乡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之间的差距，按照社会医疗保险自身的运行规律构建起兼顾医疗社会保险各方利益的运行机制，是确保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健康有序发展的关键。

一、我国社会医疗保险体系的建立和运行机制分析

1．社会医疗保险体系构建历程

我国社会医疗保险体系构建的基本历程如表1所示，到2010年底，“三项”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覆盖人口超过了12.6亿人口，“全民医疗保险”目标的实现指日可待。

2．“三项”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运行机制

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三项”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分别由人力资源与劳动社会保障部和卫生部两个行政部门实施管理，运行机制如图1：

从图1“三项”基本社会医疗保险的运行机制构架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1）“三项”基本社会医疗保险是按照“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负担的模式构建，是总结发达国家构建社会医疗保险的成功经验、教训和实践，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而构建，也符合现代社会医疗保险改革发展的趋势和必然要求。（2）反映出“三项”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基本运行流程：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依法开展社会医疗保险业务筹集资金，在投保人享受医疗保障服务后，按照法定比例将保险费支付给医疗服务机构，医疗服务机构与医疗设备和制药企业之间实现利益分配，从而完成一次运行流程。依据该流程，并进行各个环节分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提高社会医疗保险服务效率和水平提供了切入点。（3）该运行机制图揭示了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和其他医疗保险模式，如商业医疗保险、储蓄医疗保险等的区别，凸显了社会医疗保险的社会福利性和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公平分享的运行机制。

二、“三项”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运行机制要素分析

通过近10年的逐步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三项”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在解决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突出的“看病难”、“看病贵”、“看不起病”等医患矛盾而引发的社会问题以及促进城乡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和均等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一定程度体现了全体国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机制的初步建立。

1．企业职工、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权利与义务

保险的基本原理为“互助共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将个人面临的医疗风险，通过货币（缴费）方式转嫁给风险经办机构承担，也就通过缴费的方式获得医疗保障，社会保险也同样遵循这一原理。根据“三项”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规定，各投保人的义务、权利情况如表2、3、4。根据“三项”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国家、集体和个人”负担的原则，由于城乡居民没有“集体”负担，因此除了个人缴费之外，主要由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补助。

2．中央和地方财政补助

在我国经济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并日益与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和谐社会的构建、民生工程的实施，使得中央和地方财政在“三项”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构建中发挥了建设和保障作用。

以贵州省为例，一方面，在城镇居民社会医疗保险的200元筹资水平中，居民个人承担120元，财政补助80元；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的100元筹资水平中，农民承担20元，财政补助80元。另一方面，根据统计，2008年、2009年、2010年这三年各级财政对城镇居民的医疗补助为460亿元，对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补助为608亿元；并从2011年开始，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补助将从人均120元提高到200元，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将提升到70%，报销上限从3万元提升到5万元；此外，通过民政部门的大病救助基金根据家庭情况给予20%的补偿。

从财政支出上看，2008年到2010年，全国医改增加投入11 342亿元；同时，医疗卫生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从2008年的4.57%提高到2011年的5.35%。同时中央财政还加大了一般性转移支出的力度，对财政困难的县给予财力上的支持。可以看出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对社会医疗保险的筹资和建设，体现了社会保险制度建设的根本，同时也是实现社会公平分配的具体体现。

3．各级医疗服务机构

各级医疗服务机构是将社会保险制度具体落实到每一个参保人员看病就医实现健康的实体。他们通过为社会提供医疗服务使得患者康复的同时，决定着医疗服务事业的发展和水平。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各级医疗服务机构在满足社会医疗服务需要的同时，也在探索与具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医疗服务运行机制。由于财政支出、集体和个人的缴费，最终都要体现在医疗服务上，因此，医疗服务机构是社会医疗保险能否健康运行和发展的关键，同时也是“三项”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得以深化发展的根本。

4．医疗设备企业和制药业

医疗设备企业和制药业向各级医疗服务机构及市场提供医疗专业设备和药、药剂，促进医疗服务水平和效率的提高，也是医疗成本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他们的经营管理的首要目标。

从社会医疗保险管理的角度看，上述四个要素之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运行整体，分析和完善相应的措施，并构建起相应的约束和规制机制，是确保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健康发展的根本。

三、当前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分析

“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构建，奠定了“全民医保”的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理顺并建立约束各要素之间的规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得以深化发展的前提。为此，对上述运行机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有利于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使其按照自身的运行规律得以健康发展。

1．公平性问题

从表4中我们看到，城镇居民参加医疗保险缴费中个人负担是120元，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中农民只负担20元；尽管封顶线高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但城镇居民的实际报销比例却低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这形成了制度内的不公平。此外，一些疾病来自于生活中的不良嗜好，如吸烟、酗酒等，而众所周知这些不良嗜好者患慢性疾病的概率远远高于非嗜好的人群，而在同等筹资水平条件下，这部分人一旦患病就会占有更多的医疗资源和费用，这也形成了社会医疗保险中的不公平。

2．管理体制问题

从上述“三项”基本社会医疗保险运行机制可以看出，职工和城镇居民社会医疗保险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管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是由卫生部管理，也就是说同质的“三项”制度，分属两套管理体制，这不仅导致管理成本的上升，也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所决定的社会管理不相适应。在“十二五”结束时，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1.7%（目前为47.3%）。因此，构建“三项”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统一管理体制，降低管理成本，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人力资源管理发展和变化的必然要求。

3．基金统筹管理及预算问题

当前“三项”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统筹管理中，省属企业的职工医疗保险的管理在省级社会保险部门，其他企业职工医疗保险在市级社会保险部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由县级卫生部门统筹管理，再加上地区间的差异，呈典型的“碎片化”。保险的基本原理在于“大数”，体现在具体业务中，统筹管理层次越高，越有利于分散风险，获取财务平衡，确保经营稳定。因此，确立统筹基金管理层次是实现社会医疗保险稳定经营，解决“碎片化”的根本。而且，只有解决了基金统筹管理层次，才有利于根据社会保险自身的原理实施科学合理的预算管理制度，这样不仅可以提高管理的科学性，还有利于资金的有效运用和监督。

4．医疗服务机构的改革问题

在整个社会医疗保险的运行机制中，从资金链的角度看，医疗服务机构是资金分配的枢纽，它不仅直接决定了医疗服务水平的质量和效率，更为重要的是决定了医疗服务成本费用的高低。因此决定社会医疗保险资金是否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制度建设的功效及其健康运行，根本就在于医疗服务机构的定性与改革。尽管医疗服务机构的公益性已是不争的共识，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医疗资源的欠缺，使得“以药养医，以医养医”成为医疗服务机构运行模式，这就造成了：一方面，社会医疗保险被滥用，不仅成为医疗机构的收入来源，而且医保卡成为一些投保人的生活消费卡；另一方面，引发了医患矛盾，一定程度地带来社会问题。

5．医疗设备与药品、药剂问题

作为生产医疗设备和药品、药剂的企业，通过其产品的销售获取利益最大化，这是无可非议的，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但如果利用制度方面的缺失和不完善，与医疗服务机构形成利益共同体，将公共资源转化成企业利润，是有违社会公允的。因此，如何建立相应的约束规制，也是“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上述问题的存在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制度上的客观反映，也是制度建设的必然过程，只有在不断的改革和完善中，才能有健康有序的制度运行。我们不主张一项制度建设遇到问题就大论谁是谁非，或另辟蹊径，因为，即便是福利化国家也未妄称自身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是最完美的。

四、完善社会医疗保险基本制度几点建议

根据上述揭示的社会医疗基本保险制度建设运行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应从如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

1．公平问题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是通过制度建设来缩小待遇上的差距，而非平均。当前“三项”社会医疗保险基本制度是基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及经济社会状况所做的制度性安排。但伴随我国“十一五”规划各项经济社会指标所取得的成效，公共产品供给逐渐形成体系，在农村“种地不纳税，上学不缴费，看病少花钱，养老有津贴，贫困有底保”，使得城乡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为此，应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情况，开展城乡社会医疗保险一体化的试点工作，将“三项”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合并为企业职工和城乡居民“两项”医疗保险制度，最终实现统一的、全覆盖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达到社会医疗保险方面的公平待遇。同时我国是卷烟和酒的消费大国，应针对特殊嗜好开征相应的税收，现实社会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的公平享受。如2000年加拿大魁北克省，为了弥补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不足，体现制度构建的公平性，每包香烟附加1元钱的医疗保险费附加，起到了一举两得的功效。这不仅仅可以起到公平负担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促进和改善人们的健康生活习惯，在增加社会医疗保险基金来源的同时，也利用经济手段达到禁烟的目的。

2．实施“碎片”整理的管理体制改革

一方面，“三项”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两条管理线路是基于历史原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实施在于农村乡镇建立的医疗卫生院，但随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建立，从2010年起，伴随新型农养老保险制度试点工作的全面铺开，试点各县乡镇都建立了社会保险所。因此，基于农村公共服务的政府公共服务平台的构建势在必行，这一方面可以降低公共服务成本，另一方面可以极大地提高服务效率，便利服务对象。因此，可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业务并入乡镇一级社会保险所统一经办。这不仅有利于节约管理成本，还有利于发挥监督作用，确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基金使用的安全和使用效率的提高。

另一方面，“三项”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应该最终统筹到省一级进行管理。这既是保险“大数”法则自身规律的客观要求，也是城镇化发展和行政管理体制的必然要求。覆盖率越高，保险财务平衡的可能就越大。同时由于城市化的发展，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而且“省管县”已经成为行政管理改革发展的趋势，统筹到省一级有利于政策的保障与落实，在确保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安全运行的同时，也有利于统筹解决一些地方性的特殊医疗服务的需求。

3．医疗服务机构的改革

鉴于我国公共医疗资源的短缺，引入私人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不仅可以弥补医疗服务资源的不足，还有利于促进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和该项事业的发展。为此，要将医疗服务机构的公益性落实到实处。不管是从国外的实践还是国内的情况看，根本的改革措施在于医药分离，彻底根除以药养医的体制。在药与医分离后，对公立医疗机构来说，根据事业单位专业技术考核和人事制度安排，实施绩效管理和相应的所得税制（包括个人收入）；对于私立医疗机构，根据服务行业平均利润率水平，确定其所得税的起征点，并采取累进税制予以征收，收入越高，税负越重，以此遏制医疗费用的上升。由于从事医疗服务的收入主要来自社会保险费支付，而社会保险费中财政补充部分来自各项税收，因此对医疗服务机构征收的所得税可转为补充社会医疗保险基金，以增强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平衡能力。此外，实施药与医分家的管理体制，就从根本上切断了医疗服务机构与医疗设备、药业等的利益关系，有利于规范各自的服务与经营行为，有助于其回归市场的理性，确保各自健康有序地发展。

总之，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践表明，任何一项改革都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方面面的利益关系，必须综合考虑与安排，“早改早主动，晚改越被动”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应该说明的是这里没有涉及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原因在于：当前制度建设中主要矛盾不是改不改的问题，而是待遇上的差距问题，如果理顺、健全和完善好“三项”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再缩小它们与行政、事业单位在医疗保险待遇上的差异，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也会极大地降低改革的成本和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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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功成.2008.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理念、目标与行动方案［M］.北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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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一直没有放缓脚步，但关于改革所取得的成效却一直以来褒贬不一，不管体制改革成效的评价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存在的问题是保障公民健康权利的必要途径，也是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发展的方向。

一是实现社会医疗保险的全民覆盖。社会医疗保险的全民覆盖一直是各项医疗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我国社会医疗保险的覆盖面虽然近年来有所扩大，但是距离“全民医保”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在城市，游离于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外的主要有两部分人员，第一部分包括广大农民工和其他进城务工人员，这部分人群未能纳入医疗保险的原因很复杂，除了收入低，就业流动性大等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化的社会保障格局由来已久，缺乏流动就业者在城市享有平等权利的制度基础。第二部分则主要是城镇贫困群体，城市原有的职工医疗保险在经历了国企第一轮改革之后，部分原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家庭转变为新的城镇低收入群体。相对而言，在农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很好的弥补了农民医疗保险方面的制度缺陷，近年来，新农合的参保率也不断提高，保障了农民的医疗需求。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面向城镇就业者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面向城镇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初步建立了覆盖全民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下一步要做的就是不断扩大其制度覆盖面，使这种多元化的医疗保险制度充分的覆盖全民。

二是整合多元化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目前，我国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还处在多元分割的体制之下，以户籍制度为主要依托，新农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及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还处于封闭的环境内，在各自的制度框架下运行。在一些城镇地区，有的机关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制度仍然与企业单位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分隔运行，保障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在部分地区，在扩大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的过程中，还出现了通过降低职工医疗保险水平以向灵活就业人员群体延伸的现象。在农村，农民的医疗保险独立运行而且水平偏低，也造成了整个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分块运行现象。在我国，基本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还停留在区县统筹级别，而且统筹区县的范围一般较小，还没有实现大区域的统一统筹。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多元分割的制度削弱了制度的强制性和普遍性，不利于风险的公平均摊原则，也极大的影响了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运行效率。

三是建立城乡一体的全民医疗保险体系。我国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起点是现行的多元分割的医疗保险体系，包括机关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在统筹层次上，覆盖对象上和管理体制上都存在很大问题。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起一个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社会医疗保险体系，保障国民健康权利的公平享有。一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要打破多元化的格局，首先必须以扩大制度的覆盖面为首要前提。既然我国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城乡二元化的格局，那么制度的整合也应该切合这个前提，先在统筹区域内促进城镇居民基本医疗制度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并轨，扩大居民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建立统一城乡的居民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在城市，将机关事业单位的医疗保险制度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相结合，形成新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并扩大保险范围，将灵活就业人员以及广大私营中小企业职工纳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范畴。二要建立区域性医疗保险制度。建立起覆盖全民的多元化医疗保障体系是远远不够的，我国长久以来呈现的二元结构必须打破，随着统筹层次的提高和覆盖面的扩大，在较大区域内实现一元化的医疗保险制度是一个重要阶段。在进一步实现省级统筹的基础上，实现“大区医疗”，即在统筹区域下，全面整合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不断缩小社会医疗保险水平的区域差异，为打造全国统一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创造条件。三要建立全国性的健康保险制度。有研究表明，2009年，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8.5%，预计到2050年，这一数值将达到20%，并在其后相当长时间内保持在这一水平。在这样的形势下，必须强化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均衡化，保障医疗保险制度在老龄化背景下的公平性。因此在实现了社会医疗保险的区域统筹之后，下一步的目标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保障公民健康权利的公平享有，最终建立起一个普惠全民的全国性社会医疗保险体系。

完善社会医疗保险的运行状况，必须从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合理规划医疗资源，加强监管措施入手，同时辅以必要的信息化建设，从而保障社会医疗保险体系的顺利运行。

一要增加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现代化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政府、雇主和雇员分摊的出资方式，这样的模式保障了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可靠来源，也使得政府的财政负担得以减轻，权责更加明确，在我国的公共卫生领域，由于医疗设施落后，医疗保障水平较低，政府财政仍然是医疗保险事业发展的必要资金保障。首先要加大基层医疗设施建设投入，一个就是要实现筹资渠道的多样化。

二要提高医疗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医疗资源的分配是政府的财政分配职能在医疗领域的重要体现，在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层面，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一直较为严重，而且其解决必须依靠政府的资源配置职能的有效履行。所以要加强医疗资源的科学规划，改善农村医疗资源配置，发展社区医疗。

三要加强社会保险基金运营与管理。对于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健全的管理机制，有关社会保险基金的筹资、支付与投资运营的监督方式还不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还没有出台，给部分地区挤占、挪用社会保险基金带来了便利，鉴于此，应鼓励建立社会保险基金多个部门相互监督的机制，通过不同部门之间的相互制衡，增加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性。同时，国家应尽快起草有关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的法律，为社会保险基金的运营与管理创建良好的环境，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管理、运营与给付做出硬性规定，通过国家力量强制实施，使社会保险基金的运营与管理有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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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低保群体，商业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疾病是许多边缘低保人员踏上致富道路的障碍，虽然2003年建立推广起来的新农合在帮助低保人员克服疾病的过程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是新农合也面临保障水平低、受益面窄、筹资层次过低和基金运行效率安全等问题，这无疑给农村低保群体的基本医疗需求雪上加霜。《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出，要积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论文写作，农村低保群体。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开发适应不同需求的健康保险产品，满足多样化的健康需求。在确保基金安全和有效监督的前提下，积极提倡以政府购买医疗保障服务的方式，探索委托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各类医疗保障管理服务。当前政府为农村低保群体购买商业医保是在制度上的创新，它能较好地利用商业保险的优势解决社会保险所存在的问题。论文写作，农村低保群体。

1.当前农村低保群体医疗保险所存在的问题

农村低保对象参与新农合是免交参保费的，其参保费是由财政部门专项安排。一旦困难群众患病住院将由新农合和医疗救助按规定共同解决医疗费用。对于低保对象来说，新农合的参与率都比较高，取得了较好效果，但新农合基本由政府一手操办，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一是保障水平低，难以满足农村低保群体的基本医疗需求。首先体现在补偿比例上，一般大额医疗费用的补助比例在30%左右，低保户自付比例大；其次是封顶线过低，一般是在2万元左右。高昂的医疗费用和迅速增长的医疗需求与低收入的低保户和有限的政府投入形成了较大反差，以致使“保大病”的目标难以实现。二是合作基金运行效率低，管理能力薄弱。卫生部门缺乏专业技术人才和风险控制能力，技术无效率将增加制度运行成本，同时缺乏控制供方医疗服务行为的激励措施会导致基金使用无效率。

2.商业保险参与新农合的成功经验

商业保险参与新农合的成功经验的最典型例子是“江阴模式”和“新乡模式”。这两种模式主要采用的是基金管理模式，即保险公司受政府委托提供经办服务，并收取适当的管理费用。新农合的基金赤字和基金透支风险均由政府承担，基金结余转入下一年度。政府和有关部门负责新农合方案制定、组织协调、宣传发动和资金筹集等工作。论文写作，农村低保群体。这种模式的成功实施，取得了较好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保证基金的运行安全，实现了新农合的“征、管、监”分离。保险公司作为第三方机构承办新农合的业务管理，这样既可有效利用保险公司现有资源和技术，又能促进政府职能有效转变。第二，降低了新农合的运行成本。在江阴市由政府办理新农合日常报销等事务的管理成本800万，相比保险公司的管理费用不到400万，费用开支缩减达到一半。[1]新乡市农村合作医疗移交中国人寿新乡市分公司后，全市从事这项工作的财政供养人员从544人减少到50人，运营经费从1038万元减少到300万元以下，加上政府支付给人寿保险公司管理费100万元，政府支付的管理费总额大体为400万元，节约了至少600万元左右。[2]第三，提高了新农合的业务管理和服务水平。论文写作，农村低保群体。保险公司利用管理经验和精算技术及风险管控技术，规范审核、补偿支付流程，搭建了有效的信息处理平台，从而提高了服务质量。论文写作，农村低保群体。[3]

3.政府为农村低保群体购买商业医保的方案设想

在借鉴了商业保险参与新农合的成功经验基础上，提出商业保险参与农村低保群体医疗保险的方案设想，即政府制定政策，民政部门负责监管和资金筹集，保险公司经办业务，定点医疗机构提供服务的“征、监、管”分离的模式。具体方案如下：政府制定农村低保群体医疗保险的方案，承担低保户医保基金的赤字和透支风险，并组织相关部门配合有关工作的落实；民政部门与财政部门设立低保基金专户，实行专款专用，用财政性经费支付参保费和管理费，民政部门还应该监督整个业务操作流程，保证农村低保户的权益，同时与卫生部门共同确定试点医疗机构；保险公司成立专业服中心，负责报销、结算、审核等业务，并向政府收取管理费和参保费；在基金运作方式上，财政部门通过专项基金拨付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按照收支两条线进行资金管理和财务预算，并定期向民政部门报送相关报表。

4.商业保险参与农村低保群体医疗保险所存在的问题

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具体如下：一是缺乏政策的明确支持和法律保障，国家对低保户的政策保证其基本生活，而商业保险是一种福利性质的保险，这会造成政府养懒，以致使政策出台的随意性，进而影响保险公司参与的积极性。二是农村医疗保险市场的风险控制问题，商业保险公司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没有与医院形成利益共同体，以致造成赔付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最终使保险公司难以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支出。三是政府与保险公司的关系问题，保险公司在办理低保险的过程中，会考虑到怎样与地方政府协商好管理费与参保费，同时保险公司也不愿意地方政府的过多地干预。

5.商业保险参与农村低保群体医疗保险的完善措施

5.1在法律上和政策上支持商业保险参与社会保险

尽快通过法律形式，明确“征、管、监”相分离的运作机制的核心--政府、民政部门及保险公司三方的权利、义务及责任，同时对基金的运作和监管作出相应规定。保险公司应该保持有限参与的原则，积极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在政策上，对保险公司参与社会保险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并写入税法中。

5.2建立保险公司和医院之间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

保险公司应该在有关方面加强与医院的合作，建立起保险公司与医院之间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比如在药品价格的协商以及保险公司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帮助地方医院来加强合作。

5.3完善保险机制，推动模式创新

在商业保险参与低保险的过程中，保险公司可能无法掌控保险费，对于定点医院难以监控，并且保险公司的支付业务很可能受到政府的干预。[4]]为此，应该进行制度创新，采取层级管理模式，即将低保险分为两个层次：基本保险层次和补充保险层次。论文写作，农村低保群体。基本保险层次按基金管模式运作，补充保险层次的医保基金按商业化模式运作，由保险公司承担风险，自负盈亏。[5]

参考文献：

[1]夏莉艳．我国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问题研究[J]．经济纵横，2006；（01）．

[2]关于保险业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情况的函保监厅函[2005].152号，2005.8.19.

[3]邹龙.商业保险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现状与思考[J]．金融经济，2009，（10）：117～118.

[4]李留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商业化保险运作模式探讨[J]．投资于理财（理论版），2007，（05）．

[5]姚俊．商业保险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定位、模式与路径研究[J]．农村经济，2008，（7）：9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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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政务院发布的《关于全国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确立了新中国的公费医疗制度。公费医疗由起初适用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逐步扩大到革命伤残军人和大学生。其经费来源于各级财政拨款。公费医疗核准定额，1961年以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每年18元，以后多次调整逐步提高，到1993年，三个直辖市达到206元。由于保障范围的扩大和医疗费用的提高，尤其是医疗费的实际支出大于规定的数额（例如，1964年，规定每人每年为26元，但实际支出为34.4元），国家在医疗保险方面的负担越来越重。1952年制度刚建立时，有400万人享受待遇，到了1995年，享受公费医疗的人数增加到了3400万人，医疗费支出约110亿元。[1]

1951年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确立了适用于国有企业职工及其供养的直系亲属的劳保医疗制度。劳保医疗费用从劳动保险基金项目下支付。1969年以后，劳保医疗费不再在企业之间调剂，实际上成为“企业劳保医疗”。1956年参加劳保医疗的国有企业职工1600万人，集体企业职工700万人，覆盖职工94%。1995年享受劳保医疗的职工为1.14亿人，占职工人数的76.5%，占城镇从业人员的65.7%，当年医疗费支出约446亿元。[2]在我国水平低，医疗资源匮乏的情况下，由于享受公费医疗的人员和劳保医疗的人员以及医疗提供者不承担任何经济责任，医疗费用缺乏控制机制，所以他们可以“合谋”使各自的利益最大化，造成医疗费用增长迅速，浪费严重。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医疗保险制度，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建立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必然丧失生存基础，必须进行改革。

1．医疗保险制度的现状

（1）公费医疗改革。公费医疗改革始于1984年卫生部、财政部联合下发的《进一步加强公费医疗管理的通知》。改革的主要是将原来完全由国家财政承担医疗费用改为以国家财政为主，国家、单位和个人三方分担医疗费用。在具体操作上各地形式不一，实践表明比较好的做法是，患者负担一定比例的门诊和住院费用，年负担的比例为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的5%或者患者本人1个月的工资额，超支部分由单位负担。但是，这种做法一方面没有全面推开，许多地方仍在沿用实报实销的制度；另一方面，一些单位由于政府拨款不足而使公费医疗出现赤字时，还需自己筹措资金予以弥补，但是这种责任分担是极其有限的，它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财政预算拨款是公费医疗唯一的筹资渠道的特征。此外，公费医疗的管理制度和经费管理办法也相应进行了改革。公费医疗管理制度改革主要是对公费医疗享受范围、经费开支、机构职责、监督检查等作了明确规定。公费医疗经费管理改革主要是将原来由公费医疗管理部门统一管理经费改为多种管理形式并存，例如将医疗费用包给管理或者由享受单位管理，从全国来看，多数选择由医院管理的办法。

（2）劳保医疗改革。劳保医疗改革始于1990年11月劳动部召开的全国部分省市劳保医疗制度改革会议。会议确定的改革方向是：实行国家、集体和个人合理负担，逐步建立多种形式的医疗保险制度。1992年劳动部颁发了《关于试行职工大病医疗费用统筹的意见》，职工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是劳保医疗改革涉及到的主要内容，所谓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是指选择某些医学上划为大病、医疗费用开支较大的病种，通过医疗费用由国家、企业和职工三方合理负担的方式，使得职工在患有大病时能够得到医治。到1993年底，全国已有225个市县、262万职工参加了大病统筹。[3]大病统筹虽然只在企业进行，没有涉及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但是它为我国医疗保险实行社会统筹积累了经验。

（3）现行的医疗保险制度。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主义市场体制若干的决定》，明确提出“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金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 的改革方向，由此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1994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体改委、财政部、劳动部、卫生部印发了《关于职工医疗制度改革试点意见》，并在九江和镇江进行试点，之后不断扩大试点城市，到1998年已有50多个城市进行了医疗改革试点。[4]在多年试点、经验的基础上，1998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决定”将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定为建立“低水平、广覆盖、共同负担、统帐结合、多层次”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决定颁布之后，全国范围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进入了全面推进的新阶段。决定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覆盖范围。“决定”将职工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统一为“所有城镇职工”，即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包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职工，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等。对于数量庞大的乡镇企业及其职工、城镇个体经济组织业主及其从业人员，是否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决定”将其权力下放给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政府，这就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的进一步扩大，留下了非常大的空间。

第二，属地化管理原则。所有用人单位及其职工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参加所在地区的基本医疗保险。同一统筹地区适用统一政策。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实行统一筹集、统一管理和使用。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机关和所属企业、事业单位都要参加所在地的社会医疗保险，执行当地统一的缴费标准和改革方案。这就打破了长期以来机关与企业以及行业之间的界限，将单位保险、企业保险逐步社会化，使单位企业保险转变为社会保险。

第三，统筹层次。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财政和企业承受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在何种层次上实行属地化管理，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于是“决定”对统筹层次作了比较灵活的规定，即原则上以地级以上行政区（地、市、州、盟）为统筹单位，也可以县（县级市）为统筹单位，北京、天津、上海3个直辖市原则上在全市范围实行统筹。决定对于统筹层次的规定，虽然考虑到了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消费水平的差异，但是，从我国目前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所面临的复杂情况看，在短期内建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对各级政府尤其是统筹地区一级政府来说，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和十分严峻的考验。

第四，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决定”将基本医疗保险的筹姿机制从过去的几乎完全由单位或财政缴费改革为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共同缴费，国家财政只负担管理机构的行政管理费用和一些特殊人群的部分医疗补助费，国家还对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在税前列支。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帐户基金构成，用人单位的缴费率为职工工资总额的6%，职工个人缴费率为本人工资的2%。职工个人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全部记入个人帐户，用人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30%记入个人帐户，70%为社会统筹基金，这样个人帐户资金占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额的47.5%，统筹基金占52.5%。各地也可以根据当地个人帐户支付范围和职工年龄结构对比例进行调整。要划定个人帐户和社会统筹的支付范围，分别核算，不得互相挤占。社会统筹的起付标准原则上为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的10%，最高支付限额为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的4倍。[5]起付标准以下的医疗费用，从个人帐户中支付或由个人支付，即只有个人帐户用完、而且自己又花费了一定数额的医疗费后，才可以进入统筹基金。起付标准以上、最高支付额以下的医疗费用，在个人承担一定比例以后，从社会统筹基金中支付。超过最高支付额的，自行解决。统筹基金的起付标准、最高支付限额以及起付标准以上最高支付额以下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比例，由统筹地区根据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的原则确定。

第五，建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决定”指出，我国医疗保险基金只提供基本医疗，但是在建立具有强制性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同时，对于一些特定的群体，应当根据需要与可能，建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来予以满足。首先，为公务员提供医疗补助，以保证原来的医疗待遇不降低。关于事业单位应不应该建立医疗补助制度，有学者认为，由于事业单位经费不完全依靠国家财政拨款，所以事业单位应当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建立医疗补助制度。[6]其次，允许建立补充医疗保险，企业补充医疗保险费在工资总额4%以内的部分，从职工福利费中列支，福利费不足列支的部分，经同级财政部门同意后列入成本。企业补充医疗保险也可以由商业保险公司经办，在这方面厦门市有比较成功的经验，值得。[7]再次，保持180多万离休人员、老红军、二等乙级以上革命伤残军人的医疗待遇不变，医疗费用按原资金渠道解决。

第六，进行医药管理体制的配套改革，使医疗保险改革与医疗和医药体制的改革同步进行。在医疗保险改革的过程中，始终没有解决因药价和服务费的暴涨而导致的医疗费用不断上涨的，这是由“以药养医”的医药管理体制造成的。据统计，1978年，国有单位职工的医疗费支出28.3亿元，到了1997年医疗费竟增长到773.7亿元，增长了28倍，占保险福利费总额的30%。[8]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医疗保险改革只针对保险覆盖范围、医疗保险费的筹措、支付方式、管理机构等问题，而没有顾及医与药的管理体制、医疗资源的配置机制、对医疗机构的补偿[9]等与医疗保险密切相关的问题。为此，决定确定了基本医疗服务的范围和标准；提出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药店管理；建立医药分开核算，分别管理制度，切断医生收入与售药收入之间的联系；适当提高医疗技术劳务价格等。

1998年国务院决定颁布以后，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在全国推开，到2000年底，全国349个地级以上医疗保险统筹地区中，有320个地、市出台了实施方案，其中有284个地、市开始组织实施，医疗保险覆盖人数达到4300万。[10]

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将医疗保险的覆盖面从原来的国有企业和部分集体企业职工扩大到城镇几乎所有有雇佣关系的职工身上；将原来的由国家和企业包揽改革为政府、企业、职工三方责任分担，强化了个人的保障意识；使原来的单位和企业保险通过社会统筹、建立社会统筹基金逐步转变为社会医疗保险；建立了适合国情的基本医疗保险和多层次的医疗保险制度；实行属地化管理原则，打破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以及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界限，保证了医疗保险的社会化和公平化，等等，因而改革的成就是巨大的。

2．医疗保险制度的问题及对策

医疗保险改革是社会保险改革中最为复杂的一种，这是因为，医疗保险不仅涉及到医疗供需双方、医疗保险机构，而且涉及到医药产品生产和销售等各个方面的关系。所以医疗保险改革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还存在许多问题。

（1）医疗保险制度在改革之前实行现收现付的筹资和支付形式，改革以后的医疗保险实行“个人帐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筹资模式，即职工个人缴纳的医疗保险费（本人工资的2%），全部记入个人帐户，用人单位缴纳的医疗保险费（职工工资总额的6%）的30%记入个人帐户，70%记入社会统筹帐户。起付标准（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的10%）以下的医疗费从个人帐户中支付或由个人支付，起付标准以上、最高支付限额（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的4倍）以下的医疗费，从统筹基金中支付。超过最高支付限额的医疗费用自行解决。（统筹范围原则上以地级以上行政区为统筹单位，北京、上海、天津在全市范围实行统筹）。这一改革是不成功的，主要的问题在于：实行个人帐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的集资和支付模式后，个人帐户的积累如果本人由于健康而不用于支付医疗费的话，就可以长期存在帐户中，以至于越积累越多而得不到使用；而生病多的人，个人帐户的钱不够用，甚至总是空帐，而不能从统筹资金中支付。由于从统筹资金中支付也是有限的，所以，不论各地怎么确定个人帐户和社会统筹的缴费比例，这种设计都不能发挥医疗保险互济和共同抵御风险的功能。医疗保险与养老保险不同，老年是人们必经的一个生命历程，而且是人一生中最被动的阶段，所以，人们将老年的风险分摊到在职阶段，即在职期间通过缴纳养老保险费为自己储存尽可能多的养老金，使自己的晚年在没有大的经济顾虑的状态下度过。而疾病是一个不可预测的事情，国家设立医疗保险旨在通过这种带有强制性的共同承担责任的联盟，使所有参加医疗保险的人参与风险调整，即健康的人和生病的人，生病少的人和生病多的人之间进行调整。而且这种强制和调整是公平的，因为谁也不能知道自己会不会生病、会在什么时候生病和生什么样的病，一旦生了重病，负担将落在公众身上。医疗保险之所以是能够从经济上承担风险的联盟，是因为在有人生病的时候，大多数人是健康的和缴纳医疗保险费的。[11]所以，我们需要对已经改革了的医疗保险制度进行再改革，即医疗保险的筹资只能采取社会统筹模式，支付只能采取现收现付方式。

（2）按照1998年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退休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个人不缴纳医疗保险费。由于退休人员个人帐户没有积累，医疗费用支出又多，个人帐户积累不多的中年职工陆续退休又使得退休队伍不断扩大，所以退休人员的医疗费用占去统筹基金的将近一半（1997年为43.8%[12]），这就给医疗保险统筹基金造成很大压力。解决这个的最好办法是国家通过财政拨款为已退休人员提供专款专用的医疗保险费补贴，或者进行产权置换，将国有资产的相当一部分划为包括医疗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基金，解决老职工个人帐户和资金亏空问题。另外，不断增加的失业和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养老、医疗、失业保险费都由失业保险机构和再就业服务中心发放和缴纳。在不久的将来，当失业保险制度代替了下岗制度以后，要为失业人员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医疗保险费应由失业保险机构按照一定比例支付。

（3）按照1998年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各种类型的劳动者都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但是在许多地方，只有具有城镇户口的劳动者才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而长期在城镇务工经商的外来流动人口、有一定规模的乡镇企业的职工却没有参加。还有，许多地方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改革不同步或者医疗待遇标准不一，没有体现出公平化的原则，所以需要建立统一的缴费和待遇制度，并进行统一管理。此外，在计划时期享受一定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待遇的职工家属也被排除在基本医疗保险之外。这些问题也是在今后继续改革时必须考虑和予以解决的问题。

（4）政事分开，建立独立于政府或政府部门、具有相对独立的经营决策权的、是独立的事业法人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医疗保险基金的筹集、管理和支付，机构的事业费由各级财政解决。在机构内部管理体制上，要建立预决算制度、财务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在外部设立了三种监督制度，即各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以及财政部门的行政监督，审计部门的审计监督，由政府有关部门代表、用人单位代表、医疗机构代表、工会代表和有关专家组成的外部监督机构，对医疗保险基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隶属于各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社会保险的管理和营运不分，国际上普遍采用的以上第三种行之有效的监督方式，在我国无法适用。所以，我国应尽快建立独立于的政府部门的社会保障经办机构，强化外部监督，才能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性。

[1] 陈佳贵主编：《社会保障报告（1997-2001） 》，社会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页。

[2] 陈佳贵主编：《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1997-200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页。

[3] 宋晓梧：《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

[4] 《关于职工医疗制度改革试点意见》没有明确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如何结合，所以，在各地试点中就出现了各种结合方式，具有代表性的模式是：（1）镇江、九江模式。医疗费用先从个人帐户支付，个人帐户用完之后，再由个人付年工资的5%，然后从社会统筹帐户支付。在社会统筹帐户支付时，个人要承担一定的比例。由于个人帐户基金数额有限，社会统筹自付的比例又比较少，因此，在个人帐户支付完了之后，很快进入统筹帐户，形成无论大病小病都从统筹帐户支付的情况。（2）深圳模式。实行三个层次的保险模式：有常住户口的职工，参加综合医疗保险，门诊医疗费从个人帐户支付，住院费从统筹帐户支付；有暂住户口的职工，参加社会统筹，不建立个人帐户，住院费从统筹基金中支付；离休人员和二等乙级革命伤残军人，不缴纳医疗保险费，门诊和住院费用全部实报实销。由于个人帐户至少占基本医疗的50%，因此人们要消费比较多的门诊医疗费用，只有在住院时才能从统筹帐户支付，所以这种模式只适合深圳这样年轻化、移民多、收入高的城市。（3）海南模式。采取个人帐户和社会统筹基金分开管理的办法，后者用于支付住院费用，并且不能向前者透支，由社会保障局管理和运作。个人帐户用于门诊医疗和住院期间按规定应由承担的医疗费，统筹基金用于大病住院费用。个人帐户使用IC卡管理，只能用于医疗，不能提取现金，节余滚存使用。这种模式使得个人帐户由个人掌管，节余可以抵付住院自付费用，死后可以依法继承，增强了职工对小病的自我保障意识。统筹基金支付设封顶线，有利于转移和分散医疗风险。但是，这种模式会使得经常生病的人，尤其是慢性病人和因大病而花费医疗费多的患者负担过重，而使身体比较健康的人个人帐户积累过多。参见陈佳贵主编：《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1997-200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163页。

[5] 医疗保险基金按一定比例筹集决定了基本医疗保险只能承担有限责任，敞开报销是不可能的。镇江市和九江市在试点初期没有确定封顶线，结果有些大病患者一年报销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致使统筹帐户超支。于是根据多数试点城市的经验，将最高支付限额确定为当地年平均工资的4倍。

[6] 陈佳贵主编：《社会保障报告（1997-2001） 》，社会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

[7] 厦门市规定社会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的最高支付限额为4万元。对超出支付限额的医疗费用通过补充医疗保险支付。厦门市职工医疗保险管理中心按每人每年24元的标准（其中个人帐户提取18元，统筹帐户提取6元）在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投了职工医疗险。参保职工发生超过4万元的医疗费，保险公司支付其中的90%，个人承担10%，每人每年由补充医疗保险支付的最高限额为15万元。1997年厦门市参加补充医疗保险的职工23万余人，缴纳补充医疗保险费463万余元，申请索赔313人次，获得赔付的有150人次，其中最高赔付案例为10万余元，如果都能得到赔付，赔付金约为247万元，仍低于554万元的总补充医疗保险基金。宋晓梧：《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

[8] 《中国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页。

[9] 中国医疗机构的成本补偿来自政府投入、服务收费和药品加成收入三块。长期以来，医疗服务价格偏低，没有体现出医务工作者的技术水平和劳动价值，造成医疗机构成本补偿不足。为此，国家允许零售药品，并免征流转税和所得税，销售额全部归医院，于是医生开大处方，开贵重药品，卖药创收，造成“以药养医”的体制。

[10] 林嘉：《社会保障法的理念、实践与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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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病保险；瓶颈；对策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7-0091-03

一、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发展现状

（一）国家医改政策日臻完善

2012年8月31日，国家出台了《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这是继《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的通知》后的一项具体医保举措。大病保险是医疗保障体系中基本医疗保险以外的医疗保险形式，是国家在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之外为城乡居民在商业保险机构进行投保的补充医疗保险。大病保险作为中国基本医疗保险的延伸与补充，是减轻中国大病患者医疗负担的制度安排。它以非营利性、高保险额度、百姓零负担的特点构建起中国医疗保险事业的“雕梁画栋”，是泽被百姓的民心工程。

（二）公司经营模式日渐成熟

目前，开办大病保险的这一业务的保险公司不一而足，人保财险、人保健康、平安养老、中华联合财险等诸家公司都在探索自己的运营模式。如人保财险广东分公司早在2003年就开始进行补充医疗保险试点，试点范围覆盖清远、佛山、顺德、阳江、韶关、潮州、揭阳、云浮、汕尾、汕头9个网点，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佛山医管办管理模式”、“清远模式”、“湛江模式”。而人保健康江苏分公司在“太仓模式”上的成功更是取得了业内有口皆碑的赞誉，它以科学的管理手段实现了“大病再保险”的“收支平衡、保本微利”，实现了基本医疗保险与大病保险的有机对接。这些可圈可点的成功模式，为大病保险由理想变为现实提供了借鉴和推广的依据。

（三）居民实际需求日益强烈

首先，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与度直接决定了大病保险的参与度。大病保险的保障对象为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的参保人，中国当前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占人口总数的95%以上，基本上实现了全覆盖，大病保险的资金来源是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划分出的一定比例额度，这是为推广大病保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经济基础和群众基础。其次，大病重病多发易发人群的数量日益增多。特别是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住院次数和接受大病服务的次数增多，需求变大。此外，城乡失业人群、特殊疾病发病群体发病率、贫困地区大病发病率、农村偏远地区大病发病率也较高，一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统筹做好大病保险工作，是实现“小病有所医，大病医得起”的迫切需要。

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发展的瓶颈制约检视

（一）对大病保险产品的属性认识模糊

大病保险是公共产品，它虽然具备一般商品的盈利属性，但更多具备的是“让利于民”的非营利属性，这就对企业的综合管理水平提出了更为苛刻的经营要求。企业在这个不可分割的盈利与非营利价值区间里，只能在为社会服务前提下实现利益最大化，而不能本末倒置、背道而驰，否则就事与愿违了。所以大病保险的产品对于企业来说，它是一块“鸡肋”，而不是一块“鸡胸”，不是要以此“发大财”，而是要以此“做公益”，保险公司也可以借此提升经营水平，提高社会声誉。

（二）医疗费用风险控制不得力

一是医药合作制度积重难返。大病医疗往往需要使用更高端的医疗设备，投入更先进的治疗药物，配备医术更精湛的医务人员，花费更高昂的医疗费用。长期以来，中国医疗机构实行“医药合作制度”，医院享有处方权、药品销售权、医药费解释权，医院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不得不将医疗费用的很大部分转嫁到药品价格上，从而导致了药品价格的虚高不下。而医疗和医生的收入直接与药品的收入挂钩，这种制度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容易产生“以药养医、以患养医”的弊端，这主要表现在不必要医疗服务大行其道、任意追加医疗费用、过分延长住院时间、昂贵保健诱导等。而医疗服务方的这种过渡供给使得医疗费用居高不下，而这些费用在医疗过程的终端又转嫁给了医疗保险机构。

二是医病合谋现象积久成弊。医病合谋，就是医院与病人之间在各自自身利益的驱使下，共同利用保险机构对信息不知情的优势地位进行不道德的“逆向选择交易”。一些被保险人为了从保险公司索取最大限额的赔付，动用人情在医院开具虚假证明，出现“无病小医、小病大医、大病重医”、“一人医保、全家吃药”的现象；一些被保险人与医院合作提高消费费用、奢侈医疗消费、保健医疗消费、虚假事故或虚报损失常有发生。保险公司作为医后赔付人，无法掌握治疗过程的详细情况，对医疗费用的控制力较弱，难以规避医疗费用支出的风险。

三是医疗事件监控存在缺位。医疗事件从开始到结束，是一个动态发生、发展和结束的过程，而长久以来，医疗服务与保险服务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过程，保险公司游离于就医事件的整个核心过程，这就在产生了费用监控的“盲区”。保险公司缺乏介入医疗费用监控的行为预见，在风险源头上就居于了被动地位，往往是在医疗事件发生后做出医疗赔付，也就是投保人“先自付，后报销”，而这就给“道德损害”行为以可乘之机，投保人利用这个机会钻营取巧，经营风险不言而喻。事实上，在投保人经诊断确认需要医疗服务时，保险服务就应该及时跟进，主动参与到检验补偿、确诊补偿、住院前补偿和住院后医疗补偿的过程之中。这样既可以提高投保人的满意度，又能尽量避免“道德损害”的行为，减少保险失信带来的损失。

（三）服务管理水平提供不到位

一是服务流程不畅通。作为大病保险，它是政府部门与商业保险机构之间的合作，最主要的就是有效实现商业运作与社会服务系统对接，这既是重点，又是难点。大病保险虽然建立在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之上，但不能照搬基本医疗保险的服务标准。大病保险的实质是“医疗再保险”，它的商业性更明显，灵活性更大、赔付额更多、专业性更强、审核程序更复杂，这就特别需要创新产品的服务流程。目前，大病保险的的服务流程虽然取得了重大改善，但在筹资标准、待遇补偿的科学性、获得补偿的便利性、医保商保合作的稳定性、承办机构责任与全方位医疗服务监督责任之间的协调性等方面，还有足够大的探索空间。一些保险公司不能满足社保部门关于简化报销手续、确保群众方便的要求，缺乏从社保补充保费的征收、医疗服务及监管、补充保险医疗赔款发放的“一站式服务”。

二是管理模式不统一。中国大病保险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由于各地社保及分公司在设备和管理形式上不同，加之各个保险公司在所有制方式、地缘因素、所在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导致了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各色各样的运营模式，诸如“佛山医管办管理模式”、“清远模式”、“湛江模式”、“江阴模式”、“厦门模式”、“上海模式”等。个中差异性体现在公司与公司之间运营模式的不同、同一公司内部各子公司之间的不同，这就造成了经营过程的各自为“营”，无法形成统一的管理模式，从而制约了大病医保这一新项目在更大范围内的宣传与推广。

（四）专业化人才队伍有缺口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特别是大病保险更需要高层次的医学专门人才和综合管理人才。

一是懂医学、会设计的专门人才。由于大病保险的专业性较强，离不开医学人才的充足储备和选用，对从业人员的医学专业本领有更过硬的要求，他们要在产品创意、流程设计、费用核查上作出精细化计算，也要在专业培训、风险评估上一展所长。目前，医学专业化人才队伍的匮乏是大病保险的“短板”。

二是有头脑、会经营的综合管理人才。大病医疗保险普遍奉行非营利性的“保本微利”原则，必须考虑“边际成本”问题，而要想在大病保险领域实现收支基本平衡实属不易，不少保险公司在参与大病保险过程中由于管理人才的匮乏，导致出现连年亏损的现象。综合管理人才需要在财务核算、业务分析、信息统计等方面提供支持，避免由于管理方法的问题为保险机构带来不必要损失。如现行的一些公司在医保服务中大都通过向公估机构支付第三方公估费用来实现顺利运营，而缺乏公司自主组建的管理人才队伍，在大病保险利润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保险公司还要提供高昂的公估费用，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如果保险机构可以在内部自主组建一支业务能力强、综合素质好的公估团队，不仅可以节约成本、还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五）招标投标操作过程不够透明

中国大病保险采取的政策是由政府来制定市场规则、组织购买、协调管理，而委托商业保险机构发挥专业优势进行市场运营。政府在委托商业保险机构承担大病保险的过程中，除了市场准入和退出的政策制定、税收优惠、保险公司的经营水平权量之外，招标和退标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大病保险的价格是在对商业保险机构的招标中形成的，市场价格可以高于价值，也可以低于价值，若价格过低，保险公司就容易出现亏损，降低经营的可持续性。若价格过高，企业利润就会横溢，公共财政和百姓福利势必减少，保险公司也会放松改进服务和管理的动力。在大病保险招标中，政府并没有合理划定价格浮动限阈，就导致这种针对公共产品的销售供给在进行市场化运作的过程中出现压价抬价投标的恶性竞争。一些效益不好、经营管理不科学的商业保险机构为了从中分得“一杯羹”，在供给中极易采取价格为主的争夺战，恶性的价格竞争使产品交易费率与真实费率严重背离，这种大病保险的“搭便车”现象，就是休谟提出的“公共悲剧”。

三、大病保险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一）规范行业监管机制

一是统一标准，规范口径，实现公平竞标。要制定科学有序的筹资政策，健全招标机制，规范招标程序，依法进行招标。大病医疗保险需要综合实力强、经营网点多、开办经验丰富的大型保险公司来经营，招标时要适当提高准入门槛，同时适度降低保险价格的评分权重，提高保险公司的综合实力、资质经验、服务方案等方面的权重；要建立价格动态调整机制，把合作期限适当延长到三至五年，以增加大病医疗保险经营的稳定性和服务的持续性。

二是建立政府牵头、多方联动协作监管机制。要尽快建立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牵头的、政府其他相关部门、保险机构参加的多方联动监管协作机制，共同加强监督管理，切实维护基金安全。如成立多级“大病医疗保险监督管理检查小组”，特别是建立全国、省区、市县大病医疗保险监督管理检查小组，着力对大病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的医疗规范、商业保险机构的基金使用情况、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管理和服务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保障保险基金安全持续运行。通过监管，对于考核不合格的医疗保险机构，责令限期整改或进行退标赔偿，以规范大病保险市场退出机制。

（二）建立风险联动机制

一是风险控制前移机制。是指从保险公司将参与医疗事件的关口前移，改变其存在监控盲区被动局面。要把被保险人就医时的“先付后审”转变为“先审后付”，即承保者预先估算赔付额，按比例支付给与之合作的医疗机构，医疗机构在认同后以预先约定的固定费用负责病人的全部医疗保健，这就使得保险公司在医疗行为之前作出了风险规避，而医疗机构在这样的机制下势必考虑自身的经营管理，减少医疗成本，节约医疗资源。这既是监控机制，又是利益互补机制，使双方形成一个唇齿相依的“利益共同体”。

二是多方联合办公机制。政府要积极推进医药管理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是一个全球性难题，突出的表现在医药关系的处理上，它是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解决好这一问题是化解大病风险的关键；保险公司要联合医保局相关人员对各等级定点医院开展医院巡查及医疗行为监控工作，秉承“保必须、防奢侈”的理念，建立驻院代表的日常巡查制度、评估专家审核制度，对于特需服务费、《药典》外药品、器官移植、新型昂贵的特殊检查等可不予报销，避免由于过度用药、奢侈治疗带来的损失。

（三）以人才培养机制提升大病保险管理服务水平

一是技术型人才的培养。技术型人才主要指熟知医疗流程、疾病种类、医疗成本、医药价格，能够根据不同病情作出准确分析，精算医疗费用，预知赔付额度；同时能够在险种开发、流程设计、专业培训、客户服务方面满足市场需要。如人保财险广东佛山分公司与佛山市社保局共同组建了一支由150名医学专家组成的“医疗专家库”，通过医疗专家库对定点医疗机构参保病人住院病历进行抽查评审，及时发现定点医疗机构乱检查、滥用药、过度治疗等情况，并出具书面鉴评报告，这对全面提升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服务水平和监管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是管理型人才的培养。管理型人才主要是针对补充医疗保险的管理体制，能够科学探索出更为简便、快捷、有效的销售、核保、理赔和评估方式，提高工作效益，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做出让投保者满意的“一站式服务”；降低人才引进和聘用成本，寻求更为合理的经办途径；重点探索大病保险途径，以典型模式为蓝本进行全面改进，从而在全国或较大区域内实现广泛推广。

（四）加强对被保险人的道德习惯和非道德习惯的宣传引导

被保险人自参与基本医疗保险那一刻起，他就自动参与了大病医疗保险。被保险人的道德习惯主要体现在投保人的诚信意识淡薄，常会出现隐瞒病情而带病投保、动用人情套取保险金、谎报虚报病情、过渡进行无必要的保健医疗或整容医疗、故意不履行告知义务等。而被保险人的非道德习惯主要体现在个人无意识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不合理的饮食结构、不良的有害嗜好往往会对被保险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这就为大病发病埋下了祸根，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率提高，客观上增加了医疗服务的需求。保险公司要针对这种情况开展丰富多样的宣传引导，对于因为被保险人的道德习惯造成的欺诈保险事件，保险公司应加强宣传，事先声明告知投保人保险方有拒绝或减少赔付的权利。对于由于非道德行为习惯造成的客观保险事件，保险公司应主动引导，多对他们进行自我保健教育，如承保前的预防教育宣传、承保中的公益广告宣传，以增加投保人的保健常识和健康知识，减少就医事件发生的概率。如太仓模式就是秉承“健康保险+健康管理”的先进理念和实行“病前健康管理、病中诊疗监控、病后赔付核查”三位一体的风险管理技术涵盖医疗费用的发生全过程，进一步提升了医保基金的安全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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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新中，俞云.补充医疗保险体系建设及其路径选择[J].医保天地，2010，（1）.

[3] 周李海.中国城镇商业医疗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险融合对接问题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2010.

[4] 赵翠红.医疗保险的道德风险控制机制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5.

[5] 李文群.大病保险属性、供给及发展策略探讨[J].保险研究，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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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医疗保险制度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干预收入分配和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是实现社会公平和促进共享国民财富的重要调节机制，对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缺少的动力机制和福利机制。

城乡统筹医疗保险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用统筹兼顾方法，突破城乡地域、户籍身份、行政资源和管理体制等限制，统一规划制定适应发展水平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需求的政策体系、制度方案、管理方式、运行机制的公共管理行为。2009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在2011年实现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的目标。"至此，城乡统筹医疗保险从应然的判断问题成为实然的制度设计问题。

二、城乡统筹视角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问题分析

整体来看，我国已形成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主体，以多种形式救助制度为补充的社会保险体系。其中，新农合是我国农村主要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除新农合自身制度设计的些许问题外，从城乡统筹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角度看，新农合和其他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衔接存在以下问题值得重点关注。

（一）投入不足，法律缺失，未能形成制度保障

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我国财政对于医疗卫生事业的总投入始终不足。按照我国制定的"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最低标准，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例不应低于8%。而2009年我国医疗卫生总费用约占GDP的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美国及欧洲发达国家卫生总费用均占到了各自国家GDP的10%以上），甚至低于印度（2007年卫生总费用比例达到GDP的8.4%）等发展中国家水平。2资金投入的缺乏严重影响了整体医疗保险事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制约了城乡统筹医疗保险的发展。三大主体医疗保险制度，各自独立运行，统一立法的缺失在政策导向上促使各自为政的加剧。进言之，权威性法律规范的缺失催生医保基金少报、漏缴的流失风险。权威性法律规范的缺位也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失去对医疗服务人员和参保者的有效约束，增加道德风险因素；进而催生管理松懈和医保资金募集不足的弊病，严重影响医疗保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二）二元分割，三种制度，未能有效衔接城乡医疗保险

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使得城乡二元体制逐渐融合，界限日益模糊。虽然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会削弱城乡二元体制的经济基础，进而推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进程；但路径依赖下三大制度间相互隔阂导致的"医保孤岛"现象却加重了城乡医疗保险的衔接困难，特别是新农合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衔接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保障水平低、"大病难愈"。众所周知，医疗卫生领域的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城市，城镇职工享受着相对较为完善、水平较高的医疗保障服务，而农村医疗保障投入严重不足，农村人均卫生资源占有率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很多乡镇卫生院基础医疗设施很差，缺少较高水平的医务人员。城乡医疗保障资源不平衡的现状较为突出。城乡一体化进程速度不同，城乡衔接的保障待遇问题也颇为不同。

第二是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等特殊群体的权利受限。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在全国普及之前，"非农化"过程中的农民工和失地农民成为医疗保险的"边缘人"。据新农合试点反映的情况显示，绝大多数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没有参加新农合。

第三是保险政策不统一。公平理念的基本要求是同等情况同等对待，而我国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却存在着保险政策不统一的问题。以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为例，虽然二者存在诸多共同点，比如保障对象均为非从业人员，性质定位都属于政府资助下的互济性合作医疗保险；但财政补助比例却存差别，进而导致公民个人缴费比例存在很大差异，而个人缴费所占总筹资比例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参保积极性。

（三）统筹层次低，抗风险能力差，管理体制不统一

新农合以市、县一级为主要统筹单位。但城乡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悬殊，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体系内部无论是在筹资补偿还是管理监督上都存在许多不同。城乡二元结构阻断了医疗保险制度统筹的层次。三、城乡统筹视角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整合的思路

根据目前学界对城乡统筹医疗保险的讨论，未来的医疗保障制度应是一个覆盖全民、统筹城乡的医疗保障体系，确保所有公民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得到制度化保障。

发达国家实践表明，城乡之间存在时间跨度是正常现象，这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进步程度密切相关。而城乡统筹的时间则依赖于各国的社会经济水平和国家实力。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差异决定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单一的医疗保险体系是不现实的。而我国部分地区已经进行的制度实践，比如成都模式、重庆模式和嘉兴模式都表明在现有医疗保险体系内部内实现局部整合，进而扩大覆盖比率，最终实现全民覆盖又是可以实现的。因此笔者比较赞同"分步骤的、循序渐进地推进城乡统筹"的思路，但在具体整合环节上，笔者认为应结合目前城乡衔接区域出现的问题，在新农合的整合过程中应对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等特殊群体作特殊处理。

四、城乡统筹视角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整合的核心关注点

笔者认为，在进行城乡统筹的过程中整合新农合时应重点关注以下问题：

第一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整合。

2008年底，《社会保险法（草案）》曾提出"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一标准，合并实施"引起学界的热烈讨论。从制度运作机理上看，笔者认为二者的整合具有可行性。

第二是农民工医疗保障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整合。

"小病挺、大病扛"，这是民工群中的一句"流行语"。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始终是学者和政府关注的焦点。在国务院2006年制定《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之后，各地纷纷制定农民工医疗保险办法。根据《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签订劳动合同并与企业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要将其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其他农民工根据实际情况，参加户籍所在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或务工所在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虽然这是目前农民工劳动关系依然混乱情况下的权宜之举，但分类的制度安排必然带来的是执行上的困难和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的缺失，反倒有可能造成"反公地悲剧"。

第三是失地农民医疗保障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整合。

失地农民和农民工都是城镇化、工业化的产物。各地对失地农民医疗保障问题的解决办法主要有：分别纳入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专门建立失地农民医疗保险和参加城乡一体保险等。鉴于失地农民"非工非农"的特点，笔者认为，将它们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较为适当，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就变成与哪个险种融合更合适的问题。失地农民医疗保险与其他基本医疗保险的整合，应符合欧盟社会保障立法的"合并原则"。所谓合并原则是指在欧盟范围内，受益主体只能从一个国家获得保障。我国当前的多元社会保障与欧盟内部各国社会保障共存的情况相类似，并且大多数的保障都有来自国家或社会（用人单位或集体组织）的筹资，这就决定了"合并原则"应该是多元社会保障制度衔接必须遵循的原则。

第四是商业医疗保险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整合过程中的介入。

新农合是商业医疗保险介入社会医疗保险的重点领域。从理论上讲，商业医疗保险具有如下优势：（1）强化监督管理，降低基金运作风险。（2）具备专业的风险管理和承保理赔技术优势，能更好地为广大参合农民提供优质服务。（3）降低运营成本，节约政府开支，从而减轻政府压力，强化政府部门宏观调控职能。实践中，我国东部沿海的一些地区政府，比如浙江台州，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将基金管理委托给商业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主要负责日常管理和审核结报等工作，大大降低了管理成本，保证了基金的安全，提供了多层次的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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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医疗保险是一种“低水平，广覆盖”的保障，其最高“赔付金额”是当地上年社会平均工资的倍左右，在全国大多数地区为～万元，而重大疾病医疗费用一般高达万元以上，两者之间存在较大缺口。

商业医疗保险的空间

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已经是当务之急，从目前来看，利用商业医疗保险建立一个没有漏洞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就险种类别来看，目前上公众急需的医疗保险、老年护理保险，属于健康险的范畴，而目前我国还没有一家专业的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健康险也只是作为寿险的附属业务。尽管如此，我国近年来的健康险增长依然迅速，年度我国健康险保费达到亿元，占人身险总保费的；年健康险保费达到亿元，占人身险总保费的。这一成绩较之成熟市场的到有较大距离，但较上年增长，远远高于同期的人身险保费增长率。在七月召开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健康保险工作部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工作会议上，专家们认为，由于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不足，保障程度相对不高，为商业保险公司发展健康保险留下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较为谨慎的预测是，到年前后，我国健康保险的市场规模在亿元左右，而较为乐观的估计是在亿元左右。这一切表明中国健康险市场充满巨大的潜力。

商业保险公司的“苦水”

市场潜力巨大，老百姓又急需，这种两全其美的事情，为什么得不到保险公司的热烈响应呢？实际上，商业保险公司有其商业上的苦衷，多种因素制约了业务的顺利开展。

赔付率居高不下

长期以来，各保险公司开办的医疗保险都处于收赔相抵，甚至收不足赔的状况，个别地方的赔付率甚至高达，这使保险公司的利润微乎其微，不少公司对大力发展医疗保险的热情不高。

管理难度较大

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的合作关系难以建立，加上医疗制度的不完善，透明度不高，保险公司难以对医疗费用进行控制。保户中存在着不少逆选择投保的，而且一些道德风险和索赔欺诈风险大量存在，使保险公司难以拓展市场。

经营管理方法不先进

在美国普遍使用的风险管理技术，如复杂的费率厘定、承保选择、次优要求、大案管理、非比例再保险保护等，在我国还鲜为人知。

专业化程度低

一方面，我国目前还没有一家专业的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国内保险公司把健康险作为寿险的附属，极大地影响健康险的经营战略决策。另一方面，人才匮乏。医疗保险对保险人员的医学知识要求较高，在核保、理赔、精算等方面都需要专业性较强的人才，而保险公司这方面的专业人才缺乏，影响了医疗保险业务的推广。

适合健康险业务的系统缺乏

品种单调，个性化、多元化程度差。当前，公众急需的是纯粹的医疗保险、老年护理保险等，而市场上没有老年护理保险，而一些险种又是以附加险形式随主险开展且以统保形式承保的，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国际上成熟的商业健康险市场一般包含四大类产品：医疗费用给付类、失能收入损失补偿类、长期护理保障类和疾病给付类。我国虽已有多种健康险产品，但主要集中在第一类上，而且都是一年一保的短期产品。

症结所在

健康险的症结在于风险控制难度大、专业技术要求高。

第一，从管理上说，健康险对案件的管理不是结果管理，而是过程管理。它保障的不是“疾病发生”，而是“就医事件”。“就医事件”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它包括疾病发生、就医、治疗、痊愈及出院等步骤，每一个步骤不同的处理方式决定了案件结果的不同。这决定了医疗保险在精算、风险控制、核保理赔、医疗协调管理等各方面均不同于寿险和意外险。其次从协调管理上说，在我国商业保险公司、社会保障部门、被保险人和医疗服务提供者构成了健康保险的四方关系，在这四方关系中，医疗服务提供者对发生就医的被保险人的住院时间长短、治疗方案、是否发生医疗费用及发生多少医疗费用等起着重要作用，社会保障部门与商业保险公司在统一标准、信息共享方面有较强的合作需求。因此加强协调管理对合理施治和合理用药方面的管理有着突出重要的意义。

第二，从风险控制上说，寿险的基础是建立在大数法则上，依赖于“死亡事件”，而死亡是投保人或是被保险人较难人为控制的事件，是一种纯粹风险。而对健康保险来说，其经营的是就医事件和医疗费用风险，被保险人可能在医疗服务提供方的配合下，“无病看病、小病大看”。因此其道德风险要比寿险和意外险严重且不可控。其次，同传统寿险相比，对被保险人的风险控制更为复杂。传统寿险通常将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及家族病史作为核保的重点，而对于健康险来说，被保险人保障水平、保险信用记录、过度利用倾向、收入水平、职业情况以及定点医疗机构行医记录等信息也是风险评估的重要部分。

第三，从费率厘定上说，人寿保险主要考虑死亡率、费用率和利率，健康险所要考虑的不仅是疾病的发生率、就医率和住院天数，更要考虑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医疗消费水平、区域及城乡差异、投保团体的情况、医疗环境和诊疗技术的变化等因素。由于医疗保险受免责期、等待期和免赔额的影响，其责任发生带有一定的滞后性，在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未决赔款准备金的计提上又不同于财产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

智能化系统解决之道

健康险这些独有的特性决定了传统的业务系统将很难满足健康险业务的发展，因此，一套能解决业务难点、满足其特殊业务需求的智能化系统就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因为一套好的健康险智能化系统应具备有效的过程管理、强大的数据交换功能、全方位的风险控制和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并且具有良好的扩展性。

智能化系统通过科学地监控疾病发生、就医、治疗、痊愈及出院整个“就医事件”，从而实现有效的过程管理。由于健康险业务的复杂性、频繁性和实时发生性，需要有效的过程管控系统，单纯的业务流程管理将不能适应医疗保险业务发展和风险管控的需要。传统的业务系统通常只能进行事后型的管理，即就医事件结束后，被保险人持医疗费用帐单进行索赔时，业务系统才开始进行处理。在这种情况下要对就医事件进行审核困难明显加大，常常导致保险欺诈，由于对某些不合理的医疗费用的发生未进行事先控制，导致理赔时出现纠纷。通过过程管理，能够有效地消除保险人、被保险人及医疗机构三者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保险人可以及时获得被保险人的诊疗信息，并可在就医事件出现不合理的情况下及时介入，防止不合理费用的发生。通过过程管理，结束了医疗费用的高低基本受控于医疗机构的情况，加强了保险人对医疗费用的控制力，极大地降低不合理医疗费用的发生率。

智能化系统可同医疗服务提供者、社保机构进行同步异步数据交换，能够及时地获取各种信息，如：被保险人的医疗信息、药品、诊疗项目、服务项目列表及给付比例等基础数据。通过数据交换，为过程管理及风险监控提供了必要的数据，为保险公司协调管理社会保障部门、医疗服务提供者和被保险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同时减少了工作人员的录入量，增强了业务处理的自动化程度，使工作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智能化系统拥有科学的风险评估体系。由于健康险业务的复杂性，在对被保险人进行核保时必须全方位的评估被保险人的风险，如：被保险人保障水平、保险信用记录、过度利用倾向、收入水平、职业情况以及定点医疗机构行医记录等。通过科学地风险评估体系能够准确全面地揭示被保险人的风险，为核保提供重要的参考信息，避免了被保险人逆向选择等风险，从而减少了保险公司的损失。

智能化系能够有效协调保险人、被保险人和医疗服务提供者三方关系，并能对就医事件的整个过程进行监控，及时发现被保险人“无病看病、小病大看”，医院过度提供医疗服务等风险。通过先进的人工智能判断技术，增强了业务处理自动化的能力，可减轻核保、核赔业务人员的工作压力，降低商业医疗保险费用；也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智能化系统建成后，经过一定时期的运行，将积累大量的业务数据，通过数据挖掘技术，可从大量的数据集合中有效发现有价值的商业信息，同时因为有了足够的样本数据，从而为健康险的费率厘定提供重要依据。通过对业务数据进行数据挖掘，保险公司将逐步建立起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智能化系统积累的经验将成为其他公司唯一无法赶超的“信息壁垒”。

由于各地医疗服务水平、基本医疗保障、疾病发生率等存在一定的差别，因此不能按照同一种模式对各地的健康险业务进行统一的管理，智能化系统能对于不同类型的医疗服务、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采取有针对性的管控，使得保险公司可以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顺利开展业务，扩大市场，提高了管理效率，节约成本。

在处理健康险业务时，不仅数据量大，而且还需要综合不同类型的数据，例如：在理赔时，除需要知道被保险人的自身信息外，还需要知道就医医院，使用的药品明细等信息。智能化系统能处理健康险大量数据要求，协调各种业务数据，从而提高了工作效率。

智能化系统实现了数据大集中，能够处理日益显著的人口流动问题，真正支持商业医疗保险产品“全国联保”，实现“风险控制到人”。由于能更好地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从而提高了客户的满意度。从管理角度而言，数据集中充分体现了公司总部的监管作用，实现业务数据的实时收集，汇总和查询，同时允许各分支公司在统一管理下的部分个性化。

此外，智能化系统必须具备良好的扩展性，由于健康险业务在中国发展得非常迅速，新的需求、保险产品、业务规则不断出现，具备良好扩展性的系统可通过很少的调整，甚至是不作任何的调整就可以处理新的业务，从而极大地节省了保险公司的运营成本。

案例：

太平洋补充医疗保险方案

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办法实施后，城镇职工的基本医疗得到了保障。但是，由于基本医疗保险只能解决参保人员的基本医疗需求，而不能解决劳动者患重大疾病超过封顶线以上的医疗费用负风险；加之参保人员的住院费用是按比例报销，职工个人负担部分较重。因此，为化解参保人员患重大疾病的大额医疗风险，减轻其住院费用负担，太保寿险在全国一些地区相继推出了补充医疗保险。

有效监管面临挑战

太平洋保险寿险总公司希望用一套健康险业务系统来统一管理全国各分支公司的补充医疗保险业务。目前的情况是大部分的分支公司通过人工方式进行核赔理算，带来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缺少自动化导致工作效率低，容易出错，客户从报案到得到理赔等待的时间长，客户满意度差。而有些分支公司使用简单的系统进行业务处理，这些系统只针对当地的业务而开发，因此可扩展性差，无法满足业务发展的要求，而且数据共享的难度大。由于各地健康险业务“各自为营”，导致总公司无法直接取得业务数据，因此很难进行有效的监管。

与此同时，要开发一套统一的、集中式的健康险业务系统面临诸多挑战。首先，业务存在地区差异。由于各地医疗服务水平、基本医疗保障、疾病发生率等存在一定的差别，太保各分支公司在开展健康险业务时必须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这使得各地协议书的内容存在一定的区别，因此系统必须有足够的灵活度以覆盖绝大部分的健康险业务。其次，各类基础数据没有统一标准。例如，针对同一种药品，各地的命名可能是不同的，因此没有一套标准来规范诸如药品、疾病、诊疗项目、服务项目等基础数据，导致数据交换无法进行。最后，建立数据接口存在客观条件的限制。目前，同医院建立数据接口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无法实现。而同社保间的数据接口，由于各地社保的数据格式不一致，因此系统必须能处理各种不同的数据格式。

集中式解决方案

该系统是一套采用结构的集中式系统，所有的数据都存放在太保寿险总公司，从而很好地解决了数据集中的问题，提高了管理效率。

该系统最大的四个特色是灵活的责任管理、标准化的医疗字典、强大的数据交互和复杂的业务逻辑。首先在本系统中通过责任管理，可以方便地设置、修改保险责任，并可针对保险责任设置对应理算公式。在新建保单时，可以灵活选择与之相匹配的理算公式。其次，系统建立了标准化的医疗字典，包括：药品、疾病、诊疗项目、服务项目、医院信息、社保机构。根据太保健康险业务的实际情况，疾病使用编码。药品以上海市卫生局系统标准代码为基础，编码时将药品分为化学药品及中成药两大类，化学药品以药品用途分类为主，中成药按药理作用进行分类；所有药品，以一物一码为原则。诊疗项目、服务项目则使用太保提供的编码。通过同各地的数据建立对应关系，实现了数据的交换。第三，系统同社保间建立了数据接口，方便地导入被保险人的医疗费用信息。通过其它的数据接口，实现批量导入客户信息及药品、疾病等基础数据。实现了对被保险人医疗费用的监控，大大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录入量。最后，系统可处理复杂的业务逻辑，在案件内部的逻辑关系中，可实现在一个案件下的多次报案，多次立案，多次理算，多次给付。在协议书同保单的关系中，可实现一份协议书下对应多个保单，而每份保单又可对应一个投保人及多个被保险人。

此外系统记录被保险人从报案、回访、立案、资料处理、调查、理算到赔付的所有信息，实现了对被保险人就医事件的监控。

理算时，系统根据一定的规则自动计算进入保险责任的理算金额，并根据影响理算的各种因素，如：基本医疗部分的理赔情况、免赔额等，自动计算出理算结果。降低了错误的概率，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为了能适应各类核赔流程，系统使用强大而灵活的工作流，通过设置核赔规则，实现自动核赔流程。

客户收益

篇10

关键词：企业职工；医疗保险；社会医疗保险；意见建议

一、企业基本情况

安阳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安钢或公司）位处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历经50余年的建设与发展，现已成为集采矿选矿、炼焦烧结、钢铁冶炼、轧钢及机械加工、冶金建筑、科研开发、信息技术、物流运输、国际贸易等于一体，具有年产钢1000万吨综合生产能力的特大型国有钢铁联合企业，也是河南省最大钢铁生产企业。截至目前，安钢共有员工5万人，其中离退休人员近2万人。2012年底，安钢与市人社局鉴订了《关于将安钢内部医改并入安阳市基本医疗保险统筹管理协议书》,从2013年1月1日起安钢医疗保险正式纳入市政府统筹管理，结束了长达12年的内部封闭运行模式。

二、内部封闭运行简述

安钢于2000年1月1日起，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表决同意，参照安阳市属地医疗保险政策，建立起安钢内部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并贯彻实施市人民政府下发各项有关医保规定。在内部封闭运行12年里，安钢根据市政府医疗保险规定不断调整完善企业内部医保规章制度，建立起单位内部统筹基金和职工个人账户相结合，实行单位和职工共同缴费的办法。同时，安钢每年按照市大病救助规定标准由单位统一代缴建立起企业内部运行的大病救助保险基金。医疗保险和大病救助基金实行专款专用，由公司人力资源管理部、公共事业部和职工医院三方相互监督，按照医保规定签字报销。医疗保险制度建立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安钢每位职工切身利益和企业稳定发展。为此，在安钢内部医疗保险改革推进各个发展阶段，公司十分注重职工思想动态，做好医疗和生育保险纳入市统筹相关政策和工作程序的宣传。通过电视台、安钢报、生活区张贴等多种形式进行政策宣传和教育，以便广大职工理解和支持。及时转发上级文件，建立完备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具体实操规程办法，确保职工就医的顺利及享受各项医疗生育保险的各项待遇。同时注重及时研究解决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企业实际制定下发配套规章制度，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不断推向深入,确保了企业内部医疗保险制度平稳、健康、有序运行。做好医疗、生育保险并入市级统筹后政策的宣传及贯彻落实工作，及时转发上级文件，建立完备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具体实操规程办法，确保职工就医的顺利及享受各项医疗生育保险的待遇。

三、职工医疗保险纳入社会统筹管理后的优点

从2013年1月1日起安钢医疗保险正式纳入市政府统筹管理，截止目前安钢医疗保险纳入市统筹管理健康运行已有两年多的时间，在市医保中心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安钢不断理顺就医、转院、报销等管理手续，全力为广大职工作好政策宣传和热情服务，起到了很好的中间纽带作用。同时，积极配合市人社局采集了5万余名职工社会保障卡信息，建立医疗保险基础数据库信息及信息完善工作。进一步完善移交并网的数据库信息，对没有提交二代身份证的职工，加强政策的宣传力度，继续督促提交，保障职工正确建立个人医保账户。对重慢病移交、异地定居人员就医备案登记审核并建库的相关工作，确保并轨后重慢病和异地定居人员就医及结算制度的完善。发放职工社会保障卡（是集职工养老、职工医疗、生育保险、工伤保险等一体的社会保险卡），社会保障卡是由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统一规划、分批制作的一种新型卡，每批社保卡制作完毕后，及时起草下发了《关于发放安钢职工社会保障卡的通知》，组织各单位快速发放，并要求为广大职工做好解释工作。同时，通过公司内网、安钢报和安钢生活区张贴纸等方式对卡密码分类设置、使用功能等进行了宣传，并对机关处室、生活公司、附企公司、炉料公司、炼铁厂等提供现场服务，集中修改服务密码和交易密码。截止目前，共有4.34万余张社会保障卡按时完成了发放，及时满足了职工门诊就医需求。过去两年，安钢不断加强与市医疗保险中心沟通，及时妥善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遗留难题，逐步崭露出一些便利和优点，具体如下：

1.职工在本地就医选择定点医院范围更大，就医更便捷。

在安钢医保内部管理时，定点医院主要集中在公司内部职工医院，若职工患有眼科、妇科、恶性肿瘤等方面的疑难杂症时，要到市眼科医院、市妇幼保健院、市肿瘤医院住院就医，需安钢外诊专家小组审批后才能前往就医，为职工到市管医院就医造成很多困难。医疗保险纳入市统筹管理后，职工可以自由选择安阳市所有定点医院，大大简化了就医程序，极大方便职工就诊治病。尤其是近几年随着房地产市场开放，职工购买住房也遍布安阳市各地区，医保统筹前市区居住职工有病必须返回安钢职工医院就医，额外增加交通时间，导致职工意见很大。医保统筹后，市区居住职工有病就可就近住院，大大方便这部分职工就医需求。

2.职工本地住院报销系统直接结算，有效减轻经济负担。

在安钢医保内部管理时，职工住院需个人先垫付全部医疗费用，出院后凭有关部门审核后才能报销结算，审核程序较复杂，最快也需一个月左右，占用职工资金较多，尤其是对大病和生活困难职工，更是雪上加霜。医疗保险纳入市统筹管理后，在本地定点医院就医，住院期间只需缴纳医疗总费40%作为押金，不需缴纳全部住院费用，出院时由定点医院系统直接报销结算，大大减轻了职工经济负担。已发放到职工手中,有效满足了职工门诊刷卡用药需求。

3.职工凭借社会保障卡可就近购药。

在安钢医保内部管理时，发放职工医疗保险卡内部运行，仅限公司职工医院使用，职工购药只能选择安钢职工医院，不能自由选择市场药店，职工意见较大。医疗保险纳入市统筹管理后，发放的社会保障卡是由国家人社部统一规划、省人社厅集中制作的，全市定点医院药店联网互通，职工购药方便，选择门诊购药范围广，可到定点医院，也可到定点药店，大大方便了职工小病就医的需求，受到了广大职工普遍欢迎。

4.大大降低公司大病救助经费支出。

在安钢医保内部管理时，职工大病救助医疗费用年年超支，由于公司内部职工医院就医条件和水平限制，导致很多大病转院至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就医，医疗费用昂贵，监管不便利，致使大病救助医疗费用超支。医疗保险纳入市统筹管理后，大病救助由市医疗保险中心统一委托保险公司承保，既有效保障职工大病救助所需，又能为公司节约大病医疗救助经费超额支出。据统计，大病救助保险纳入市统筹管理后与企业内部运行相比，安钢每个缴费年度减少支出610万元，其中企业按职工个人应缴纳保险费提取基金400万元按政策由个人负担，报销费用超支210万元由保险公司承担。

5.基本医疗管理人员人工成本得到有效降低。

安钢职工医疗保险纳入市统筹管理前，安钢从事医改政策制定、组织实施及相关服务的职能部室有劳动人事部、公共事业部、职工总医院、财务部、永通公司职工医院、炉料公司职工医院共6家单位，直接从事医疗保险服务人员多达25人。纳入安阳市医疗统筹后，安钢从事医疗服务的单位缩减至3家，直接从事医疗管理服务的人员12人，统筹后与统筹前相比人员减少了13人，按照安钢年人均收入5万元计算，年节约人工成本费用65万元。

四、意见和建议

安钢是1958年建厂的老国有企业，离退休人员多，分布广，住所遍布全国各地，需要异地就医的人员每年有3000人。目前医疗保险尚未实现省级和全国统筹，这部分离退休人员一方面对本地医保政策了解不及时，另一方面由于路途遥远，来往办理住院备案手续不及时，出院后报销医疗费时间等待时间较长,增加异地定居人员办理医保手续的困难和负担。制定医保政策时建议能适当考虑异地长期居住离退休人员就医困难，简化住院备案手续；或先住院就医，出院结算后再提交有关报销手续，切实有效解决其就医困难。安钢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纳入市政府社会化管理可谓大势所趋，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潮流。我们坚信:市政府有专门医疗保险管理机构和专业管理人员，有配套完善的规章制度和监管体系，有强大医保基金管理后盾，切实能维护好广大职工合法的社会保险利益，把每一份基金都能用到急需救治职工身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