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养老的调研报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关于养老的调研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随着我国老龄化情况的日趋严重，养老工作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采取便捷、舒心、稳定的养老方式是各级党委政府亟需解决的重大民生工程。桃源县共有老年人口21.3万人，占总人口21.6%，其中城市老年人口2.9万人，农村老年人口18.4万人，失能老年人数1万余人。可以说，不断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对我县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对此，我们组织部分代表就如何发展健康养老服务业进行了专题调研，形成了一定的初浅思路，现将相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我县养老服务业发展现状

（一）发展基础

1.

居家养老服务模式逐渐形成。近年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协调指导、评估认证等方式，积极鼓励社会组织、家政服务企业、居家养老服务专业机构，为90%的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为7%的老人提供社区服务，为3%的老人提供机构养老服务。如桃源县乐怡园养老服务中心就是由社会力量举办的居家和社区养老项目，该中心积极探索适合桃源本土特色、为社区五保、孤寡、困难等老年人开展了助餐、助洁、助医等系列上门延伸服务活动。

2.

各类补充养老项目有序推进。突出推进了以日间照料中心和农村幸福屋为主的养老项目，2018年建成日间照料中心7个，2019年建立日间照料中心5个，建成了67家农村养老“幸福屋”，现如今全县敬老院占地面积达到260亩，建筑面积达到5.3万平方米，实现了每个乡镇达到了

1-2所敬老院的目标，有效的为所在村（居）的留守老人提供健康保健、心理咨询和文体娱乐等服务。

3.

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全面铺开。为贯彻落实省市要求，我县居家和社区养老改革试点工作深入实施。目前，已建立了老年数据库，对全县高龄、失能、贫困、空巢等特殊困难老年人进行了大摸底、大排查；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正朝着布局合理、功能完善、规模适度、覆盖城乡的方向大力发展。

（二）存在突出问题

1.

政策支持力度有差距。一是补助标准低。尽管2016年出台了17号文件，但民办养老机构床位补贴和运营补贴的标准还较低，离市政府文件要求还有较大差距，护理员特殊岗位补贴制度没有实施。二是补贴范围窄。目前只对县城规划区内社会力量举办的、经县民政局验收达到国家运营标准的养老服务机构实施运营和床位补贴，全县享受补贴的只有一家。三是政策支持欠缺长久性。目前补贴政策只管三年，并且只补贴民办养老机构，造成部分农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无力运行，近年来投入建设的15家养老服务示范点，现在运行的只有7家。

2.

养老资源利用率低。一是敬老院入住率低。我县目前有41所农村敬老院，总床位2400张，入住五保老人不足1100人，床位使用率不到50％。二是敬老院整合效果差。提倡将全县老、旧敬老院进行关停整合，对场地、设施较好的敬老院进行提升改造，转型升级，但收效甚微。三是敬老院管理服务不到位。部分敬老院管理、护理人员缺乏责任心，本着多1人不如少1人的原则，不愿接受社会老人入住。

3.

养老服务体系不健全。近年来我县探索了以公办敬老院为主、民营养老为辅、日间照料和农村幸福屋为补充养老产业的发展模式，但这些项目建设与服务范围还是在初级阶段，民间资金投入没有积极性，民营养老模式发展缓慢，实质上的健康养老体系还没有形成。

二、关于加快健康养老服务业的建议

为不断提高我县社会化养老水平，促进我县健康养老事业加快稳定发展，特提出以下建议：

1.

提升组织推动力度，提振发展信心。一要建立组织机构。健全和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领导协调机构，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负责、社会参与的养老服务工作机制。二要建立考评机制。将养老服务纳入县、乡镇(街道)、县直单位责任制，加强督促协调，确定各成员单位在推动养老服务设施改造、项目建设的职责和责任。三要建立议事制度。对社会力量申请兴办民办养老机构的实行一事一议，在政策允许范围内，降低准入门槛，精简行政审批环节，建立“一门受理、一并办理”的并联审批平台，提高工作效率。

2.

规范养老扶持政策，留住各方人心。一是统一运营补贴。按照自建床位数核算补贴标准。对接收“三无”老人、农村“五保”老人、优抚对象、空巢留守老人、低收入老人、失能半失能老人等人员的民办养老机构要重点保障，实行购买服务，确保供养机构“不吃亏”。二是统一护理员岗位补贴。护理员是特殊岗位，要在保证持证上岗的前提下，切实落实他们的岗位待遇，补助标准实行自然增长，按时提高。三是统一补贴范围。养老机构补贴的范围应扩展到全县所有社会力量举办的养老机构，非营利性、营利性养老机构可分级补贴。由城乡社区举办的日间照料中心、城乡医养“健康屋”、城市“宜老自助屋”、农村“互助幸福屋”等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及养老服务设施实行定期补贴，确保长久运行。

3.

有效整合利用资源，推进一体化建设。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方协同”的工作思路，使各方资源优势互补、合理配置。一是优化政府敬老资源。要建立完善的乡镇（街道）运作平台和支持系统，多渠道、多形式、多方位开展居家养老服务。尽快整合基层民政、劳动、卫生、旅游等公共服务资源，对社区老人实行免费开放，最大程度地发挥现有设施的功效。二是整合社会服务资源。要完善部门结对帮扶制度，鼓励辖区内的学校、医院、企事业单位结对共建，提供适当的资金、场地、设施等，并定期开展保健知识讲座、健康体检等活动。积极开展项目化签约承诺制服务，向资质高、信誉好的社会服务机构购买老人日常必需服务，拓宽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面。

篇2

医养结合调研报告范文(一)

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如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是我国今后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民革中央一直思考的问题。

今年全国两会上，民革中央提交的37篇提案中，《关于大力发展康养产业的提案》引起广泛关注。民革中央认为，健康是一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养老问题则是当前我国最重要的社会热点之一。健康与养老产业(以下简称康养产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头连接民生福祉，一头连接经济社会发展，可以被打造成为我国又一个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这份提案源自民革中央去年的调研。去年4月和6月，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齐续春率民革中央调研组分别赴四川攀枝花和河北秦皇岛，就健康与养老产业发展问题展开调研。

调研组发现，由于我国康养产业发展还处于探索阶段，政策体系还不完善，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缺乏有效的政策支持，目前各地尚未形成集养老、医疗、休闲等多位一体的综合性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致使相关产业无法得到突破性发展。调研结束后，民革中央在征求各方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形成调研报告。

20xx年12月，由民革中央与四川省政协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康养产业发展论坛在四川攀枝花召开。论坛达成了《首届中国康养产业发展论坛攀枝花共识》，并推动240亿元的21个攀枝花康养产业项目成功签约，总计签约意向高达400多亿元，为康养产业发展注入一剂强针。

找准切入点，就能推动经济发展。针对当前康养产业发展面临的难题，民革中央提出，将康养产业定位为国家现代服务业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方向。康养产业覆盖面广、产业链长，涉及医疗、社保、体育、文化、旅游、家政、信息等多方面，可以成为促进经济转型的重要抓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大力发展健康与养老产业对扩内需、促就业、惠民生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满足健康老龄化巨大刚性需求的长久之计。民革中央参政议政部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目前，国务院已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和《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康养产业顶层设计基本完成。为此，民革中央建议进一步完善产业政策体系，研究出台产业子领域专项政策，督促政策落实、落地。以科学规划为先导，指导地方结合实际进行发展规划，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以设立国家健康产业投资基金为引导，广泛吸引社会资本投资;以生态环境为依托，以中医药服务为特色，鼓励自然环境优渥地区先行先试;以医疗资源为保障、以规范标准为基础，推进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的融合，积极探索医养结合新路子、新标准。

康养产业发展潜力巨大，如何寻找到合适的突破口?在民革中央看来，医养结合就是最大的突破口。建议出台扶持政策，鼓励和扶持医养结合的护理型养老机构建设。健全健康保险体系，发展护理保险，鼓励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加强合作。将养老机构所设医疗部门提供的医疗服务纳入医保范围，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采取远程医疗、委托管理、健康管理咨询等多种形式，提高对失能失智老年人的服务能力，提供多样化医疗、慢性病管理和健康管理服务，有力推动建立医养结合体系。

人才是康养事业发展十分重要的条件。民革中央在调研中发现，当前康养产业亟需的专业人才极为匮乏，直接制约了康养产业的发展壮大。为此，民革中央建议国家重视康养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完善康养职业教育体系，提高康养职业人才培养质量，为国家康养事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素质人力资源保障。

此外，民革中央还建议设立国家康养产业发展实验区，赋予实验区一些先行先试的相关政策，形成以区内优势产品和服务为龙头的产业集群，为实现康养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探索路子、积累经验，推动我国现代服务业更好更快发展。

医养结合调研报告范文(二)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养老观念的转变，老年人在养老机构养老，除了日常生活照料外，更关注疾病治疗、身心健康和精神生活等问题。及时有效地获得医疗保健和养老服务是老年人安度晚年的重要保障。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快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xx〕35号)、《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xx〕40号)和《省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苏政发〔20xx〕39号)等文件精神，调查了解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以下简称医养结合)情况，积极探索推进养老服务新模式，20xx年7月21日-23日，以省卫生计生委党组成员、干部保健局局长兰青为组长的调研组深入无锡市社区、养老和医疗机构，走访考察了南山家园养老中心、江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朗高护理院、滨湖区太湖街道养老院、无锡市社会福利中心老年公寓、市康复医院和同仁康复医院，并召开医养结合工作座谈会针对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进行了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无锡市开展医养结合基本情况

无锡市是全国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全国康复医疗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城市和全国康复医疗服务分级医疗双向转诊试点重点联系城市。近年来，该市通过政府试点、机构探索、社会协作等方式推进医养结合，取得了较好成效。截至20xx年底，全市拥有养老机构150家，居家养老服务机构1092家，护理院11家，康复专科医疗机构7家，其中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28家，每千老人养老床位39张，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55%以上。具体做法是：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强化制度建设。无锡市将养老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明确各部门职责，加强领导，加大投入，超前谋划，统筹推进。近五年，仅市、区、街道三级财政资金投入就超过20亿元。20xx年，制定《无锡市养老服务设施布局规划》，提出到20xx年市区护理型床位占比不低于65%，江阴、宜兴等农村地区不低于55%，2020年护理型养老机构要大幅度提高，在社区形成融老年活动、照料、护理、老年健康的十分钟服务圈。20xx年，市政府制定《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更加突出养老机构医疗护理服务功能的建设。20xx年，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医养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了做好医养融合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目标、主要任务、时间安排及工作要求。去年，市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无锡市养老机构条例》，以地方法规形式，将养医融合、医疗服务、医保定点等养老服务中涉医服务的具体事项作了规定，形成了医养结合发展的法律保障。

二是坚持试点先行，优化服务内容。医养结合是一项创新性工作，无锡市坚持试点先行，点面结合，不断优化，逐步完善。20xx年，在市级层面上，选择滨湖区朗高养老院开展内设老年护理院及医保定点试点工作。20xx年，开放了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门诊医保定点政策。20xx年，又对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住院医保定点政策作了具体规定，对符合要求的，不设门槛、数量，一律纳入住院医保定点范围。这些政策起到了很好的效应，促进了医养结合工作的开展。与此同时，该市不断优化医养结合服务内容，鼓励开通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的预约就诊绿色通道，协同做好老年人慢性病管理和康复护理，明确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应开设老年病科，提倡多学科团队合作模式，规范开展老年常见慢性病诊治，满足老年人医疗和康复需求，推动二级以上医院与老年病医院、老年护理院、康复医疗机构、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等之间的转诊与合作，积极构建养老、医护、康复、临终关怀服务相互衔接的服务模式。

三是落实激励措施，加强政策引导。无锡市在推进医养结合工作中，勇于创新，敢于突破，不断完善政策保障机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符合住院定点的机构，优先纳入门诊定点医保范围。民政部门对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接收护理型老人等实施专项补贴和运作补贴。其中对养老机构内部设置医疗机构的，给予10万元一次性补贴。对接收全护理、半护理老人，按实住老人床位数，分别给予每月180元、120元运行补贴。对收住进市失能老人托养中心的低保、低收入家庭的失能老人，分别给予老人家庭每月每人1425元、1200元补贴。卫生计生部门鼓励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支持各类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养老机构合作，畅通设置审批绿色通道，推进医养融合信息化建设。其他相关部门积极支持医养结合工作，完善相应的扶持政策，优化发展环境，引导社会各方参与健康养老，更好地促进医养结合新型养老服务模式发展。

二、医养结合发展模式及存在问题

医养结合服务是以基本养老服务为基础，着重提高疾病诊治护理、健康检查、大病康复、临终关怀等医疗服务质量的一种服务方式。从医疗与养老服务关系看，医养结合将老年人健康医疗服务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本质是养老服务的充实和提高。目前全省各地医养结合类型和路径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种模式：

一是医养整合模式，即由单一机构提供医养结合服务，包括具备医疗功能的养老机构和具备养老功能的医疗机构。一种是养老机构自办医疗机构，另一种由医疗机构依托自身医疗资源建设护理院。该种模式打破医养封闭分割，老年患者在疾病加重期或治疗期进入住院状态、在康复期和病情稳定期转为养老院休养状态，形成一体化服务。无锡朗高护理院将服务区域分为病理区、护理区和养老区3个功能区，为入住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康复理疗等服务。

二是医养联盟模式，即由一个或多个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合作，互利共赢。以无锡市社会福利中心、南山家园养老中心、滨湖区太湖街道养老院等为代表，这个三个养老机构都和医疗机构紧邻，他们充分利用地域优势，整合养老和医疗两方面资源，建立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签约合作关系，医疗机构为养老机构入住老人提供预约挂号、会诊等专业技术指导，并开辟转诊绿色通道，护理院提供病后的护理和康复服务，实行无缝对接。

三是医养协作模式，即医疗机构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开展合作，为居家社区老年人提供健康服务，实现居家式生活照料服务与专业化的医护服务有机结合，筑起一所没有围墙的医养结合模式。我省各地还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与居家养老服务相结合，为目标人群提供医疗和保健服务。

调研中我们也了解到，各地在推进医养结合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但在服务能力、医保结算、政策引导等方面，还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亟待研究解决。一是在服务政策方面。康复养老不等同于医疗，入住者多是以慢性病和老年病为多，收费相对低廉，直接经济效益低，在政府投入补偿不到位的情况下，社会创办热情不高。而目前，多数养老机构所属的医务室医疗水平偏低，无法取得首诊资格，也无能力与医疗机构相对接。而诊疗水平高、信誉好的医疗机构，特别是大型医院本身医疗资源十分紧张，缺乏为养老机构提供医疗支持的动力。二是在医保政策方面。由于养老不属于诊疗项目，即治病的医保钱不能转为养老钱。因医保报销金额和住院时间的限制，造成康复期较长的老年患者不得不连续出院转院，或采取各种方式压床。无锡市具备医疗条件的28家养老机构中仅有8家实行了住院医保定点，即使老年人在养老机构中能够就医，也无法享受医保报销。三是在人才政策方面。老年人护理特别是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护理有一定的专业性和特殊性，目前一线护理人员和专业养老服务管理人员十分短缺，难以为老人提供专业康复保健、健康咨询等服务。同时，养老护理员工作劳动强度大、福利待遇低，就业吸引力有限，专业化护理人员不愿从事养老护理。此外，我们调研中也发现，不同部门对医养结合工作在认识上还不完全统一，存在不同程度的部门本位主义。

三、推进医养结合的思考和政策建议

推进医养结合既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战略的重要举措，是发展养老服务业和健康服务业的重要任务，更是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的必然要求。国家已经将发展养老服务业和健康服务业，打造健康养老服务体系作为发展服务业，推进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改革的优先方向。省委省政府坚持养老服务和医疗卫生相结合，全面推进医养融合发展，着力解决老年人生活照料和医疗服务需求高度叠加问题。特别是近年来，通过实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已初步建立;通过实施医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条件显著改善，社区卫生机构、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卫生服务功能得到加强;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等已实现了制度全覆盖。基本养老、基本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险已具备互联互通、统筹推进的条件，这些都为今后进一步推进医养结合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目前的医养结合工作还处于起步、爬坡阶段，推进医养结合，构建健康养老服务体系，为老人提供及时、便利、优质的医疗服务，还有许多基础性工作要做。

一是要明确医养结合的服务对象。这是难点，也是重点，涉及到医养结合的服务内容和路径的选择，也牵涉到医保政策的确定。 医养结合机构主要针对需要中长期专业医疗服务的老年人，即失能、半失能老年人与老年慢病和恶性疾病患者的重合部分，其服务特征是治疗时间长，医疗技术含量偏低，生活照料等劳务费用比重较大。服务的内容以生活护理服务、精神慰藉服务为基础，医疗诊治服务、大病康复服务以及临终关怀服务等为重点。而普通老年慢病中的生活自理老人，可以通过医院门诊解决医疗康复问题。处于急性病或慢性病急性发作期的老人，由于治疗时间短、技术含量高、药品和检查费用比重大等原因，应采取医疗机构住院治疗方式解决。对于健康老人，以及失能、半失能老人中的未患病人群，由于无治疗项目，养老仍应以生活照料为主，辅之以健康管理、疾病预防等公共卫生服务。建议率先开展老年人能力评估和服务需求评估工作，确定养老服务和医疗服务需求类型。

二是要确定医养结合的发展路径。针对不同的养老服务形式选择不同类型的医疗服务，实现医疗机构和养老的有机对接。要坚持政府引导和社会参与，强化政府统筹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发展设置规划，探索建立基本医疗保险支持政策，在科学界定服务对象和服务需求前提下，以整合和利用现有养老和医疗卫生资源为重点，以发挥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在健康管理、家庭病床、老年病治疗方面的作用为基础，鼓励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开展双向转诊、远程医疗、协议委托等多种合作，合理引导养老机构、养老居住社区建设医疗机构，以及部分一、二级医院和专科医院转型为老年人康复院、护理院。稳步推进养老机构建设医疗机构，提升养老机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建议推进养老和医疗机构结合集团化发展道路，一方面鼓励大型和综合型医疗机构依托现有的医疗资源，兴办养老服务机构;另一方面支持有条件的养老机构，设立医疗机构，提供专业化医疗服务，建立医疗型护理院。

三是要优化医养结合的政策措施。认真贯彻国家和省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推进医养融合的文件精神，统筹基本养老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保险以及商业保险等多方资源，破解制度藩篱。要将医养结合作为养老机构设立许可指导的重要内容，加强民政和卫生计生部门在规划和审批环节的合作，做好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建设的规划衔接。要理清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的责任界限，在规范医保资金监督管理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医保结算方式，将养老护理费用适度纳入医保范围，切实解决部分高龄老人、失能半失能老人、长期患有慢性病老人经济负担较重的实际问题，让更多的老年人能够看得起病、养得起老。建议积极推广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促进长期护理保险与医保政策的衔接。充分发挥商业保险的风险分担作用，设计开发适应医养结合需要的商业护理保险，健全寿险、健康险、意外险等多种人身保险险种，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的医养结合选择。各级政府应设立养老扶持专项资金支持建设，加大对医养结合养老机构的建设补贴和运营补贴，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向医养结合养老机构。金融部门加大对医养结合养老机构人信贷支持，放宽贷款条件，提供优惠利率，给予税费优惠政策。此外，要优先保障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建设用地等。

篇3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2018年工作要点，11月14日至16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组成人员、市人大代表，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万年的带领下，就我市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福建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以下简称“一法一例”）的情况进行调研。调研组集中听取了市政府及民政局、财政局、人社局、住建局、卫计委、规划局、老龄办、医保局等相关部门的情况汇报，先后深入泰宁、沙县，听取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情况汇报，实地查看了市国德老年康养中心，泰宁县老年活动中心、和平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县社会福利中心，沙县城北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幸福庄园养老院、富口镇姜后村乐龄学堂、镇老年服务中心等，召开由社区工作人员和养老机构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广泛深入了解“一法一例”实施情况。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主要工作和成效

市政府高度重视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认真贯彻实施“一法一例”，围绕“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工作目标，加强社会保障、养老服务、医疗保障等方面的工作推进力度，注重营造“政府主导、部门齐抓、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工作格局，积极推动养老事业健康发展。

（一）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健全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切实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工作。目前，全市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制度全面建立，参保人数持续增加，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府补助标准持续提高，大病医疗互助范围逐步扩大，老年人医疗费用负担有所减轻。符合低保和五保条件的困难老年人实现应保尽保，保障标准逐步提高。重点优抚对象、“五老”人员生活补助标准有所提高。老年社会福利制度由特惠向普惠转变，高龄老人补贴实现全覆盖。

（二）老年人救助水平有所提升

坚持托底线、救急难、可持续的救助工作原则，逐步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并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相衔接，明确了提供基本生活条件、对生活不能自理的给予照料、提供疾病治疗等供养内容。加大对经济困难和生活无着落老年人的救助、供养力度，在生活、医疗和住房等方面给予优先救助，将特困人员供养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障、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相衔接，老年人救助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三）养老服务工作积极推进

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实际需求，初步构建了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的的养老服务体系。在居家养老方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进专业养老服务组织，为居家老人提供家政、医疗保健等服务；

在社区养老方面，推进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全市已建成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39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161个。在机构养老方面，加强农村幸福院、敬老院、老年活动中心等养老机构建设，养老床位数量逐步增加，探索养老服务供给模式。全市现有农村幸福院、老年人活动中心等各类养老服务设施624处，养老床位数达15031张。

（四）老年教育工作健康发展

加强基层老年学校、老年协会、体育组织建设，将老年教育纳入终身教育体系，重点开展以满足老年人求知、求健、求乐需求的老年教育活动。组织和引导老年人参加各类文体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为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搭建平台，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泰宁、沙县等地开办的乡村乐龄学堂，深受群众欢迎。

（五）政策支持步伐不断加快

近年来，我市先后出台了《“十三五”xx市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关于加快发展养老事业的实施意见》《关于印发“十三五”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补齐短板的实施方案》《关于开展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工作的通知》等惠老政策性文件，为进一步完善老年人合法权益保障机制，贯彻落实“一法一例”，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撑。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律法规宣传不够深入。一是社会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律法规认识和理解不深，个别部门和领导对老龄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工作推进力度不够。二是存在法律宣传盲区，部分老年人对自己的合法权益、优抚政策不了解，依法维权意识不强，不善于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养老服务工作发展不平衡。一是养老服务设施薄弱。按标准配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工作仍有差距，城乡发展不平衡，尤其是老旧小区，多数没有闲置房屋用于养老服务。社区“嵌入式”照料中心、社区养老中央厨房等项目刚起步，政府购买“线上+线下”居家养老服务标准比较低，养老服务需求评估尚未开展。二是养老服务水平不高。受场地、人员、资金等因素制约，大部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服务项目不多、服务功能不全、服务水平不高。目前开展的养老服务项目多数只是提供日常送餐、看护、打扫卫生等基础，项目拓展面不大，且缺乏行业服务质量标准。三是养老服务能力不强。大多数养老机构的护理人员主要为四、五十岁甚至六十岁以上人员，且多为下岗人员或外来人员，普遍存在护理水平不高、人员流动性大、队伍不够稳定等问题。四是养老床位空置率较高。虽然我市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总数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但在养老机构实际运营过程中，存在空床率较高的情况，入住率不足50%，有的不足30%。

（三）医养结合难题亟待破解。一是对高龄、失能老人医疗护理保障不足。护理型养老机构的一些护理项目，如床位费、护理费等无法纳入医保报销范围。二是家庭医生签约、社区用药和报销、医生多点执业等制度不够完善。探索建立老年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牵头部门尚未明确，工作推进缓慢。三是专业护理机构发展较慢。随着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数不断增加，对护理型养老的需求越来越大，目前我市仍缺乏专业的老年护理机构或康复疗养机构。

（四）老年人合法权益保障不够到位。一是子女不赡养老人，遗弃老人，打骂老人的行为依然存在；

以直销、传销、电信网络诈骗致使老年人上当受骗的事件时有发生。二是子女截留养老金、高龄津贴的现象时有发生，致使政府扶助资金难以起到实质作用。三是老年人渴望子女亲情慰籍、社会价值认同等精神方面的需求远不能够得到满足；

“空巢”、独居老人不断增多，不同程度造成老年人精神生活贫乏，心理健康较差。

（五）老龄工作机制不够完善。一是基层老龄工作机构与队伍建设比较薄弱。部分乡镇没有配备专门的工作人员，一般依托在老年人协会，从事老龄工作的人员多数年龄偏大、文化素质较低，影响老龄事业的发展。二是部门工作合力不足。法律赋予政府的职能分散多个部门，职能作用发挥不够，未能形成整体合力。三是经费保障机制不够健全。工作经费没有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增加。

三、今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一是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工作，推动老年人法律法规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增强全体公民自觉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意识，帮助老年人提高法制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营造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制和道德环境。二是大力倡导尊老、敬老、孝老的社会风尚，特别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敬老道德教育，强化道德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大对家庭成员关心老年人精神需求、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规定的宣传，促使全社会正确认识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推动家庭落实赡养、扶养责任，自觉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形成敬老、养老、助老的良好社会氛围。三是加大关爱力度，着力丰富老年人精神生活。健全完善老年人精神关爱制度，培育发展老年人精神关爱服务队伍，积极探索和实践关爱方式方法，努力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多层次、个性化的精神关爱服务。

（二）强化养老服务能力建设。一是落实老年人权益保障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养老设施规划，充分发挥现有养老设施作用。加强福利院、敬老院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有机结合的养老服务模式，实行政府购买服务、市场化有偿服务和志愿者公益服务相结合的养老服务方式，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二是完善和落实发展养老服务业在用地、税收、财政、金融、床位补贴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积极推广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运营模式，逐步形成跨行业、广覆盖的养老服务产业集群。三是加强养老服务业人才培养。加强对养老护理员的专业培训，支持引导大专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开设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和课程，大力培养养老服务方面的专业人才。加大养老服务就业扶持力度，鼓励大专院校对口专业毕业生从事养老服务工作，提升养老服务的专业化水平。

（三）加快推进医养结合。一是加大医养结合的研究探索力度，积极构建养老、医护、康复、临终关怀服务相互衔接的服务模式，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与医护服务的便捷对接。鼓励支持医疗机构开设老年病专科和老年病门诊，增加老年病床的数量，配强专业医护人员，努力满足老年人的医疗和康复需求。二是充分发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用，将其作为医养结合的支持平台，鼓励支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养老机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合作，委派医生上门为老年人提供医疗护理、慢性病管理、健康教育等一站式服务。三是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建立完善家庭医生制度，开展居家护理服务，不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让老年人能够就近享受到较高水平的预防保健、基本医疗和康复治疗服务。

篇4

2011年8月的一天，李小姐夫妇正在武汉房产交易中心咨询房子的加名业务。

“婚前两家人一起买了一套价值60多万元的二手房，房产证上只写了丈夫的名字。虽然出资买房时，娘家出了大部分房款，但想着既然要成一家人了，也就无所谓了。”李小姐说。但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三）》）后，她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要求在房产证上加上自己的名字。可是，加个名字也要缴不菲的契税，这让她很纠结。

加名让人纠结

李小姐的烦恼绝不是个案，在武昌和汉口，很多市民都有同样的烦恼，而且，收入水平的高低决定了民众对征税和加名的不同态度。

中高收入的市民大多表示，既然婚前房产婚后加名要征收契税是国家规定，那么就算缴纳一定税金，也会依法办理。而中低收入的市民对此颇有微词：“以前可以不收的契税为何现在非得收？办理加名手续需缴纳上万的费用，太高了，想加名有些犹豫，只能坐等国家政策。”

而率先出台“房产证加名征税”的南京更加热闹。南京的鲁女士和潘先生结婚7年，家里有房产两套，房产证上分别是潘先生和其父的名字。出于信任，结婚头几年，潘先生多次提出要把鲁女士的名字加到自己婚前买的那套房子上，但鲁女士觉得夫妻感情好最重要，加名的事也不用急，所以一直未着手去办。直到看到《婚姻法解释（三）》，鲁女士才将加名提上日程。

就在夫妻俩准备证件时，南京地税部门2011年8月23日突然通知，将要对婚前房产加名征收3%的契税。鲁女士仔细一算，以前只要花数百元工本费的加名费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上万元。于是，要加名的想法开始动摇。“就这么多花1万多元，太不划算了！以前在办理房产证的时候不是已经缴过税了吗？但不加吧，这两天又感觉房产证上没自己的名字好像缺点儿什么。”加还是不加，鲁女士左右为难。

纠结的不只是老百姓，还有各地政府部门。这不，还没等鲁女士纠结出结果，一天后，南京地税部门就紧急发文，称“税务总局正着手研究具体意见，南京地税部门还在等‘通知’。”2011年8月28日，鲁女士通过当地媒体听到：南京地税部门决定将暂不收取婚前房产加名契税。

第二天一大早，鲁女士赶紧拉着老公，到南京房产交易中心申请加名。鲁女士说：“从申请加名到最终办结要10天左右，现在还不知道政策的最终走向，只有先申请了再说。”

以前，男女双方对于房产证是否共同署名并不关注。据统计，在《婚姻法解释（三）》出台之前，在25岁～29岁的适婚购房者中，采取个人购房的方式占比高达90%以上，而且婚前购置的房产中，房产单独署名的男性占8成以上。但如今，咨询如何联名贷款购房的消费者增加了10%，已婚有房族咨询房产证更名的情况也显著增多。某地产经济公司首席分析师张月表示，未来预计将有20%以上的房产会更名共同持有。

2011年8月3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出的通知中表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房屋、土地权属原归夫妻一方所有，变更为夫妻双方共有的，免征契税。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这一通知，给那些想加名却担心契税问题的夫妻暂时吃了颗定心丸。

房子占家庭总资产的73.44%

房子，原本和家、稳定、踏实等词联系在一起，而如今，《婚姻法解释（三）》一石激起千层浪，将“房子”和“财产”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无数人的烦恼。

如果一个美国人看到中国很多夫妻正为如何以最低的成本往房产证上加名而烦恼，一定很疑惑――在美国，很多夫妻离婚时争相把房子留给对方，因为房子往往和贷款债务有关，而房子很有可能已经“资不抵债”。

但对于很多中国人，房子往往意味着几代人一生的积蓄。

在北京参加工作已满3年的小高，花光自己和父母的家底，在中关村附近买了一套20世纪80年代的学区房。“我得考虑房子周围的交通、学校周围的配套设施以及房子的升值前景，总之砸锅卖铁，买房也要一步到位。”面对房价几年间的疯涨，小高觉得频繁换房不仅手续烦琐、增加购房支出，还得经常搬家、装修，会牵扯很多精力。

像小高这样首次购房就押上全部身家、一次性买房到位的普通百姓不在少数。不知不觉中，房产支出在中国普通家庭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2010年9月，“清华―花旗中国消费金融与投资者教育调研”其第二年度的调研报告，报告显示，在中国城镇家庭受访者中，85%拥有自家房产，房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高达73.44%。

这组调查公布不久前，全球著名的市场研究机构益普索，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武汉、沈阳6大城市居民近期投资意愿调研报告，其中，千余人对“假设您目前手中有一笔闲置资金（比如100万元或以上），您会首选如何支配这笔资金”这一问题进行了回答。结果，在楼市、股市低迷的状态下，42%的居民投资渠道仍是选择购买房产。选择储蓄、基金、黄金、股票、商业保险的比例均没有超过20%。

从这些调研数据可以看出，大多数人坚持认为，中国在不断城市化的进程中仍存在大量刚性需求，所以房地产市场的走势从长期来看向好。所以从2009年起，越来越多有购房能力的人开始抱着既自住又投资的心态买房：“这些钱放在银行一两年后购买力或许还不如现在，再加上通货膨胀的因素，还不如买房来保值增值。”

“遏制全球经济的”房子

中国房地产信息集团分析师薛建雄认为，由于当前投资渠道相对单一，面对疲软的股市，当没有更好的选择时，大量的资金自然会流向房地产市场。同时，相对其他投资品，房产既有实用价值风险又低，近年来的收益回报也很高。资金进入楼市，也成了保值增值的合理需求，所以民间对房产投资的热情一直很高。

不仅普通消费者，富裕群体面对限购令，也没有从房产投资中全身而退，他们瞄准了其中的豪华住宅。2011年4月，《中国10大超级豪宅》排行榜后，一项新的调研结果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沪深股指10年升幅只有50%相比，一线城市，以别墅为代表的豪华住宅10年来价格平均涨幅高达500%。和欧美富豪大多追求“人生奢侈”（如登月和探险等）不一样，作为新的投资和保值渠道，中国富裕群体更愿将购买豪宅列为奢侈品消费的第一选择。

中国人喜欢攒钱买房的现象也引起了国外媒体的关注。“中国人在寻找配偶方面遇到的困难正对全世界产生重要的经济影响，因为他们会减少消费攒钱，以吸引潜在的伴侣。”西班牙《世界报》2011年6月以“遏制全球经济的爱情”为题刊文称，如果说在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市场上没有消费，那么全球经济就会停滞。确实，中国人将1/3以上的收入存进银行，远远超出美国人将收入的5%存起来的比例。

经过一年多的起起伏伏，目前不论业界、官方还是大众似乎都达成一种共识：房价的过快上涨已如愿受到控制，但房价依然在高位徘徊，价格回落在短期内尚难期待。

不少人的投资方向虽然从以前的购买住宅，开始转变到现在的购买写字楼、商铺以及异地买房等多种形式，但是依然没有退出房地产市场。据央行今年二季度储户调查显示，投资方向调查中选择“房地产投资”的居民占22.2%，仍是居民投资的首选。

要把一生都押到房子上吗

其实，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住房是可以用来保值的，众多分析人士表示，那些曾经试图用房地产来保值的国家最终只会形成泡沫。20世纪80年代有拉美等国，90年代有日本，21世纪有美国，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处于政府调控下，民众在购买房产方面已经略显理性。链家地产的市场观察报告显示，2011年3轮调控后，北京二手房市场的购房年龄开始逐渐走稳，逐渐回归到36岁左右，而在2010年9月，购房人的平均年龄为27岁。

“政府需要建立与发展多元化的金融融资体系，除了债券融资、股权融资，还应该包括投资基金、信托、证券等多种形式，这样，普通居民和机构的投资者都可以通过购买相关的金融产品，而不是以购买住宅物业的方式直接进入市场。”某地产公司总经理李文杰说，“热衷于投资房产的人们以后会有新型的投资房产工具，可以不买房也能投资房地产。”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说：“中国房改之后，随着房产成为家庭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人们对于私有财产，尤其是房产的保护意识开始加强。同时，近些年的房产投资进一步加速了社会财富分配的进程。因此，随着中国经济模式进一步变化、房贷市场进一步完善，人们会慢慢学会理性投资，不会把所有投资都放在房子上。”

篇5

国务院关于《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优先发展养老服务，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创建中国特色的新型养老模式”的基本原则。

市政协十二届十一次主席会议确定对我市城市居家养老作为今年重点调研课题，从2013年7月下旬至8月期间，市政协副主席任书文带领政协社法委、民政局、政协委员调研组先后视察了杏花岭区锦绣苑社区、迎泽区五龙口三社区、海边街社区、太原市社区管理服务中心等开展居家养老服务情况，听取市民政局对我市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发展建设情况，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就我市城市居家养老现状、问题、对策进行调查研究。

一、基本状况

我市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得到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从20__年开始启动居家养老试点，市民政局作为政府总牵头部门，制定实施办法，创新工作理念，探索为老服务新机制，构建居家养老新体系，逐步把这项工作推广到全市543个社区，到目前居家养老服务网络覆盖全市。20__年9月和2013年7月国家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来太原市考察，充分肯定我市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经验做法，并向全省推广。综合归纳有六个方面的亮点。

（一）紧跟社会形势，着力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功能建设。我市现有60岁及以上老人63万人，占全市总人口数的14.8%，其中空巢老人约13万户，人口结构向老龄化、空巢化的趋势发展。为应对老龄化现实，目前全市建立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115个，安设老年床位1380余张，招募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商500余家，设立养老服务点2461个，建立社区服务队760支（约20__人），招募志愿服务者10.2万人，建立老年人“爱心一键通”服务系统，为空巢老人发放2.4万部“爱心一键通”，开通8181890社区信息服务网络平台 ，建成现代化的求助呼叫网络平台，受理老年人求助呼叫225862人次，为民排忧解难70629人次，全天候（24小时）为老年人服务。

（二）创新养老模式，敢于探索居家养老服务新路径。我市坚持“政府主导、社区主体、社会参与”的工作导向，把研究解决养老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创新养老服务工作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在前进中探索出一条新路，即“以家庭为基础、社区服务为纽带、居家照护服务为宗旨”的居家养老服务模式，被誉为“没有围墙的养老院”；健全完善为老年人提供“无偿、低偿、有偿”优质服务的运行机制，即“无偿服务针对80岁以上高龄、空巢、困难、伤残以及无子女、无自理能力、无经济来源的‘三无’老人提供免费服务；低偿服务针对老人与服务机构签订协议，提供低于市场价的优惠服务；有偿服务针对以市场运作，为老人提供预约上门实惠服务”。

（三）制定扶持政策，构建居家养老事业新格局。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党和国家养老政策的贯彻落实，为适应新形势下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将居家养老服务纳入全市“十二五”经济社会规划和服务业扶持范围，制定出台了《关于推进居家养老社会化服务工作意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大力支持发展社区居家养老事业，全市基本形成了“投资多元化、运作市场化、管理规范化、服务人性化、队伍专业化、手段信息化”的居家养老服务新格局。

（四）树立全新理念，建立居家养老服务工作新机制。全市建立了各级党政部门、社区居委会、辖区企事业单位、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广大居民“五力合一”的联动运行机制和分类服务、分级帮扶、助老服务、网格管理、亲切关怀、社会联动“六位一体”的居家养老服务机制。创新为老服务机制，制定出台了《太原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对象评估管理办法》，为孤寡、失独、独居、空巢、困难、优抚、残疾和高龄等八类老人提供享受分级优惠服务，评估计分确定“abcd”四种类型老人发放养老服务卷，即每年每人发给a类85岁以上空巢“三无”老人2400元、b类80岁以上空巢困难老人600元、c类70岁以上空巢伤残老人150元、d类60岁以上空巢特困老人享受亲情志愿者服务；今年为近五万名老人提供多样化居家养老服务，其中a类128人、b类2585人、c类17194人、d类30000余人。

（五）扩大服务领域，满足老年人个性化生活需求。根据老年人不同服务需求，在全市各个社区开展生活照料、医疗保健、防病治病、法律维权、文化教育、体育健身、志愿服务、老年餐桌、家政服务、配餐送餐、康复护理、心理咨询、亲情服务等40项社会化服务，在每个社区都配备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专管员，及时为老人提供服务指南、服务项目、服务人员，解决老年人精神生活和医疗保健方面的问题和护理需求，基本做到“养老在社区、服务进家庭”。

（六）经费基本保障，投入养老公共资金逐年增加。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对社区工作建设经费逐年增加，从20__年开始社区办公经费根据辖区范围和居民户数增加至5万元、6万元、7万元。2013年，为每个社区安排惠民项目资金20万元。资金主要用于社区建设与服务，市民政局按照管理原则，对资金使用投向提出明确的指导意见，居家养老公共事业作为惠民项目资金重点使用领域之一，重点打造了社区“老年餐桌”试点，得到了社区老人的普遍欢迎。

总体上讲，我市城市居家养老服务工作起步早、发展快、有创新、见成效，服务和管理水平优先全国同类城市。

二、主要问题

在我市居家养老事业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有五个方面，需要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一）居家养老

公共经费投入还需进一步加大。虽然公共资金每年都有所增加，但增加的数量不大，有的基层社区在专项资金管理、使用等方面存在“吃大锅饭”、“撒胡椒面”的现象，用于发展居家养老公共事业经费不够明确，专项经费不能及时到位，社会资金投入不足，对居家养老事业健康发展受到一定影响。

（二）相关部门协调配合还需进一步磨合。社区居家养老管理工作涉及牵头单位民政、教育、老龄、人计、人社、发改、建管、卫生、财政、地税等10多个部门，有些部门对居家养老工作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在工作方面配合不够主动、缺乏大局意识，应该进一步明确相关单位的工作职责。

（三）居家养老服务产业化还需进一步扩大。从全市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情况来看，相关服务产业化发展不平衡，能够落地的养老服务产业为数不多，扶持政策落实不够到位，老年服务设施建设与形势发展还有差距，服务业力量比较薄弱，在一定程度上不能满足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服务标准的需求。

（四）老年服务队伍还需进一步壮大。招募从业人员和老年志愿者有一定难度，专业型人员匮乏，志愿者队伍不够壮大，部分服务功能缺失，服务队伍的组织管理比较松散，家政人员综合素质相对偏低，特护人员供需不平衡，从业人员社会保障政策落实不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一个短板。

（五）宣传引导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服务的宣传工作不够深入广泛，社会认知度还有偏差，从我市老年人民调情况来看，有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因生活习惯、思想观念等因素，缺乏“花钱买服务”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意识，不太愿意购买居家养老服务，需要社会、家庭、单位加强宣传引导、创造条件，积极推进居家养老服务社会化进程。

三、对策建议

通过对我市城市居家养老情况调研，市政协调研组认为：资金保障、管理体制、政策支持、队伍建设、宣传引导是居家养老事业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以人为本、服务满意、合理收费、管理精细、老有所养是居家养老服务的基本要求；各级政府充分发挥“驱动器”作用，是促进居家养老事业顺利前行的基本保证。为此，提出五个方面的建议，供各级党委和政府决策参考。

（一）加大政府投入力度，支持社会广泛参与，保障居家养老服务事业蓬勃健康发展。

1、继续加大政府投入力度。从我市近几年看，随着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养老公共服务经费相对也在较大幅度的增加。根据市财政局报告，2013年预算安排城乡社区事务资金17.77亿元，比上年度增加9.24亿元，增长幅度108.4%。为此，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居家养老事业的公共经费安排，对发展社区居家养老事业的经费投入要明确标准、细化项目、专款专用，一事一表列入财政预算计划，按照全市养老事业的发展规划，专门立项年度居家养老事业经费，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提高养老事业经费的幅度，根据老龄人口的增加，保障居家养老投入的公共经费足额到位。

2、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养老事业建设发展。各级政府要在各个环节上，提供有利条件，创造宽松环境，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领域，民营企业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社会力量要支持养老事业发展，通过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方式，建立多元化、社会化、长效化的投入机制。

3、管好用好居家养老公共资金。政府投入的居家养老专项资金，相关职能部门要统筹管理、专款专用，制定有效的管理使用办法，定期公示资金使用情况，接受社会监督，真正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确保资金用于发展居家养老事业的各项建设。

（二）加大政府效能建设，充分发挥政府“驱动器”的作用，健全完善科学的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监管机制。

1、充分发挥政府民政部门对居家养老工作主导作用。各级政府的民政部门要借鉴全国先进经验，充分发挥监督管理、指导协调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主导作用，认真落实我市《关于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从科学发展、统筹发展、协调发展大局考虑，进一步完善市民政部门牵头、相关部门配合、街道社区联动的居家养老服务工作机制，强化民政部门“总牵头、总指导、负总责”的责任意识，增强相关部门协作配合的全局意识，树立街道社区敬老助老的服务意识，齐心合力推动全市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健康有序开展。

2、充分开放为老年人活动的公共设施。各级政府对涉及居家养老的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情况监督指导，积极协调社会各方，推动社会公共服务设施充分为服务老年人开放，方便老年人就近就便参加丰富多彩的服务活动，依法保护老年人享受社会公共服务的权利，构建完备的社区为老服务网络，实现资源共享共用，促进全市为老服务的组织管理和监督评估机制更加完善。

3、充分发挥政府“驱动器”的作用。各级政府要加强服务体系建设，认真贯彻国务院总理在2013年8月1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落实中央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任务措施，在服务居家养老事业各项工作中，充分发挥政府“驱动器”的作用，加大政策支持和引导力度，打开政策大门，激发各类主体活力，推动社会力量成为发展养老服务业的“主角”，使广大老年人安享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晚年生活，促进社会和谐，推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三）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增强市场动力，积极促进社区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壮大。

1、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各级政府要对各类非营利性的养老服务产业自用房产、土地房产、城镇土地使用等，完善税费优惠和补贴支持政策，为社会资本减税清费，吸引更多的养老服务产业扎根落地；积极培育养老服务业发展连片辐射、连锁经营、统一管理的服务模式，促进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壮大；高度重视城市新建、改建、扩建中居家养老公共服务场所建设，合理布局养老机构和养老服务设施，力求规划建设同步落实到位；按照国家规定，对居家养老用地、税收、信贷、水电、床位、营运等方面，政府应大力扶持、给予“补贴补助”，坚持政策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一的原则，提供优质的政策保障。

2、建设社区综合性老年福利服务中心。各级政府要继续探索居家养老新模式，研究制定“民办公助”的政策措施，支持有条件的社区开办小型养老院或敬老院，力争全市80%的社区各拥有一处集院舍住养和居家养老服务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老年福利服务中心，实现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达到30张的目标，提升居家养老社区化服务功能；按照国家相关 政策，优先为无子女、无自理能力、无经济来源的“三无”老年人提供集中住养场所。

3、推进社区“老年餐桌”惠民工程建设。政府花钱买服务，社区老人得实惠。市民政局组织牵头在我市锦绣苑社区、海边街社区开办“老年餐桌”试点服务项目，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对老年人生活的关爱关心关照，解决了老年人中午就餐问题，很受社会欢迎。建议逐步向全市社区推广“老年餐桌”服务项目，并作为街道社区居家养老事业建设的重点发展项目，把“老年餐桌”办成具有特色的品牌“窗口”。

（四）加强服务队伍建设，努力培养一支“有爱心、素质高、服务好”的居家养老专业化队伍。

1、加强专业化队伍建设工作。各级政府要强化居家养老专业队伍建设，为招募专业服务人员创条件，办理签订合同制手续，享受同城化社会待遇，完善居家养老服务人员市场化运作、社区化管理模式，努力实现养老服务供需平衡，促进相关产业的专业化人才培养和就业落实；各街道社区要积极配合各级政府工作，立足社区优势，充分挖掘和整合社区现有人力资源，扩大网格化专业服务队伍，为老人进行有偿结对服务；各级政府要指导委托相关培训机构，为从业人员免费进行专业技能培训，通过考核发给“职业资格证”，努力培养一批复合型服务明星，更好地满足居家养老服务需求。

2、逐步完善招募老年志愿者工作机制。各级政府要按照《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要求，实现老年志愿者达到老年人口总数的10%的目标，对照我市还有差距。为此，各级政府要制定实施方案，负责动员指导，相关部门牵头，调动社会力量，形成强大合力，逐步完善老年志愿者招募社会化、管理正规化、服务常态化“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促进老年志愿者队伍发展壮大，使之成为居家养老服务的重要力量；全市共青团、妇联、工会、教育、公安、人社、文明办、驻地部队等相关部门应带头响应，形成共建单位，签订《居家养老志愿服务协议书》，并纳入精神文明和谐单位考核。

3、建立街道社区联系从业人员制度和激励机制。各街道社区居委会要建立联系从业人员的制度，正确处理辖区社区干部、从业人员、居家老人三方人际关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文明、和谐、自由、平等、诚信、友善的理念，全面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要建立激励机制，关心从业人员的政治待遇，尊重从业人员的劳动成果，健全完善从业人员档案信息，积极开展评选优秀服务明星的活动，大力宣传尊老敬老、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将以人为本、文明礼仪、热情服务、行为规范作为一项考核目标，把党和政府的温暖传送到老年人的心坎上，使居家养老服务工作更加人性化。

（五）加强宣传引导，提高思想认识，努力为老年人创造一流的幸福家园。

1、高度关心重视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各级政府要在推动养老事业中发挥引领作用，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紧密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当地养老事业的任务措施，解决养老突出问题，真正把养老工作放到重要位置，在思想上提高认识，在行动上凝聚力量，在落实上很下功夫，促进我市居家养老事业提档升级。

篇6

医养结合型的养老服务是当前老年长期照料服务的发展方向。对医养结合服务性质的界定和服务范围的划分，是保证其健康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前提。本文从公共物品理论出发，将医养结合服务界定为准公共物品，认为各类服务提供主体在不同条件下提供的服务内容会具有不同的公共物品性质;从公共物品的生产与提供的视角对医养结合的紧密型模式和松散型模式进行了解读;最后提出应从促进多主体供给、加强制度配套和服务管理、重视人才培养以及信息网络建设等方面来完善我国的医养结合服务。

关键词

医养结合;养老服务;准公共物品

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是指医疗卫生资源进入养老机构、社区和家庭，与养老资源相互融合、促进，以满足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进而提升养老整体水平［1］。它以基本养老服务为基础，在做好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服务的基础上，着重提高疾病诊治护理、健康检查、大病康复、临终关怀等医疗服务质量［2］。对医养结合服务性质的界定与服务范围的划分，是服务提供的前提依据和有效实施的重要保证，影响着决策者、实施者和消费者对医养结合服务的认识，从而影响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效果。因此，笔者从公共物品与服务的理论出发，对医养结合服务的性质进行界定，同时分析不同医养结合服务模式的生产与提供方式，探索能够促进我国医养结合服务良性发展的对策。

1开展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背景

截至2013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逾2．02亿，老龄化水平达14．3%。其中，高龄、失能人口数量超过3750万人。这些老年人需要不同程度的日常生活照顾和医疗护理服务。一方面，伴随着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实施以及经济社会的转型，家庭规模的缩小和结构变化使得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老年人对专业化养老机构和社区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另一方面，医养分离的照料模式，导致许多养老机构的医疗服务层次偏低，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就医需求，而医疗卫生机构有限的医疗资源无法为老年人提供长期住院服务。老年长期照料专业性、长期性、连续性的特点，使得养老服务在护理和医疗方面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亟需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我国于2013年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和《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积极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结合发展，加强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增强医疗机构为老年人提供便捷、优先、优惠医疗服务的能力。目前，各地相继开展了医养结合服务试点工作，做法不一，运行过程中面临着资金投入不足、转介与评估机制缺乏、照护人员素质不高与数量不足、政府多头管理等突出问题［3－5］。如何推动医、养资源的全面融合，搭建起长期、连续、专业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体系，从而为老年人切实提供综合、便捷、有效的服务，成为目前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

2基于公共物品理论的医养结合属性分析

2．1医养结合服务性质界定经济学中将至少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的社会产品称为纯公共物品，将部分具有上述特征的社会产品称为准公共物品，将不具有上述特征的社会产品称为私人物品［6］。医养结合，是整合医疗资源和养老资源于一体的老年照料服务模式与服务产品。就其内容和特征来看，可以将医养结合服务界定为准公共物品。首先，医养结合服务具有非排他性。医养结合服务是针对全社会的产品，无论是家庭养老与社区居家养老形式下的老年人，还是机构养老形式下的老年人，都可以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方法，获得医养结合这种资源整合服务带来的好处。其次，医养结合服务在某些形式下具有竞争性。医养结合服务在供给充足的情况下不具有竞争性，但当某些医养结合服务出现拥挤时，如社区居家养老形式下提供上门生活照料服务和医疗服务的人员不足，或机构养老形式下提供的床位数不足时，医养结合服务就具有竞争性。再者，医养结合服务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无论是政府、市场还是非营利组织提供的医养结合服务，都可以改善老年人群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减少家庭成员的照料负担。

2．2医养结合服务形式与服务内容界定一般来说，影响公共物品边界形成的相关变量有:与人民生命、财产的相关程度及危险危害程度，市场供给的难度和成本，资源稀缺程度等［7］。医养结合服务是养老服务资源与医疗卫生服务资源的整合。养老服务可划分为家庭养老、社区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医疗卫生服务则包括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务和非基本医疗服务。各类医养结合服务提供主体，在不同养老场所提供不同的生活照料服务和医疗卫生服务内容，进而具有不同的公共物品性质。家庭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以社区为平台，整合社区内的各种服务资源，为老年人提供助餐、助洁、助浴、助医等服务。该形式下的养老服务，针对所有居家老年人，具有非排他性，但在消费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可界定为准公共物品。机构养老场所包括政府民政部门主办的社会福利院、敬老院等福利与救济性质的养老机构，也包括民办老年公寓和民办敬老院等营利与非营利性质的养老机构等。前者提供的养老服务，由于对入住老年人设政府有准入标准，具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但考虑到此类机构及服务由市场提供的难度和对于维护老年弱势群体生存权的重要意义，可界定为准公共物品。后者提供的养老服务，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收费性质等特征，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可界定为私人物品。医养结合所提供的医疗卫生服务中，公共卫生服务包括疾病预防控制、应急救治、采供血、卫生教育、卫生监督等，由政府直接提供或政府出资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是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的，服务的受益具有非排他性，服务的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属于纯公共物品。基本医疗服务包括医疗诊断、临床服务、药物使用、医疗保障等，由公立医疗机构、股份制医疗机构、民营医疗机构等联合提供，在服务受益上具有排他性，但不具备消费上的竞争性，是准公共物品。非基本医疗服务则是以特定人群为服务对象，包括服务类项目、非疾病治疗类项目、诊疗设备及医用材料类项目和一些特殊治疗类项目等，如医疗美容、减肥、高级护理等，一般由营利性医疗机构提供，价格放开。医疗机构提供的服务根据市场供需关系决定，具有使用上的排他性和消费上的竞争性，属于私人物品［8］。

3基于公共物品生产与提供理论的医养结合模式分析

公共物品的生产与提供，在公共管理理论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环节。为了清晰界定政府职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需要对公共物品生产和提供进行区分。公共物品的生产，是在一定生产资料所有制下，将投入变成产出的技术化过程，通常制造出一个产品或给予一项服务。而公共物品的提供则是一个制度或资金的安排过程，根据谁出资谁是提供者的原则，政府的责任应更多地体现在对公共物品的供给上，特别是公共性程度越高的物品，政府所起到的作用应该更大［8］。目前，各地开展的医养结合做法，根据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合作是否涉及产权调整、机构法人是否独立，主要可划分为紧密型和松散型两类。现以此划分方法，利用公共物品的生产与提供理论，进行医养结合模式分析。

3．1紧密型模式分析该模式主要是指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的合作涉及产权的调整，调整后的医、养机构法人不再独立，属于同一法人。该模式具体可分为3种做法。①由养老机构自办医疗机构，以长沙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为代表。该院1987年与长沙市老年科协、老年协会合作成立了长沙市老年康复医院，2009年建立了芙蓉寿星公寓，功能上分为病理区和养老区，病理区又分为内科、外科、老年痴呆科、康复科等，养老区则分为自理区、介护介助区和专护区［2］。②由商业化的养老社区自办医疗机构，以北京太阳城养老社区为代表。太阳城集团于2004年在太阳城社区内开设北京太阳城医院，方便该社区老年人就医。医院组织专属医疗护理团队全职负责北京太阳城国际老年公寓安养老人的医疗护理工作，急诊科紧急呼叫监控系统连通社区每一户家庭;老年心脑血管疾病诊疗、慢病安养理疗康复和特色中医理疗康复是医院发展的重点学科;太阳城还与安贞医院合作，开辟绿色通道，方便老年人转诊［2，9］。③医疗机构依托自身医疗资源建设护理院或养老院，以安徽省合肥市滨湖医院、北京胸科医院改建的老年病医院等为代表。合肥市滨湖医院老年科成立于2010年3月，主要面向需要长期间断、不间断治疗的老人、长期需要提供专业护理服务的老年群体、各种疾病后需要康复理疗的患者、各种因长期卧床等引起的压疮患者、病情稳定的恢复期患者、临终患者［10－11］。从紧密型模式的做法来看，无论是养老机构自办医疗机构，还是医疗机构举办养老机构，其典型代表的举办主体都存在政府的身影。由公共物品性质分析可知，医养结合服务是介于纯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的准公共物品。机构养老服务领域对低收入、无家可归、孤寡等处于弱势群体的老年人进行养老收容救助和医疗救助，正外部性高，非政府力量往往不愿或无力提供，由政府直接主办此类型的医养结合机构较为合适。但对于有收入保障和社会保障、有支付能力和自主需求入住机构养老的老年人，政府在医养结合服务的生产或医养结合机构的举办上，显然承担了更多的责任。目前各地不少公立养老机构和公立医院进行大规模改造升级，将改造后的机构定位于医养结合服务示范性机构。但实际运行中普遍存在真正有机构养老需求的老年人支付能力与服务定价脱钩的情况，表明地方政府重视对医养结合生产环节的投入，而忽视了对于医养结合提供环节的政府责任。换言之，如果政府旨在解决更多老年人群的医养结合机构养老服务需求，关键要在公立医养结合机构中体现出服务项目与服务内容的非营利性，使得公立医养结合机构服务定价低于市场价格。政府财政投入的方向应立足于此，而非片面追求医养结合机构的建设规模。紧密型模式中的第二种做法，由商业化养老社区自办医疗机构，属于市场机制对于医养结合服务的供给，符合当前鼓励各种形式的社会资本参与医养结合服务市场供给的政策倾向。政府则主要发挥鼓励、支持、引导和监管的作用。

3．2松散型模式分析该模式主要是指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通过签约合作的形式开展服务，不涉及产权调整，医、养机构仍分属不同的法人。该模式具体可分为3种做法。①医疗机构与专业化的养老社区合作，以北京市双井恭和苑养老社区为代表。双井恭和苑老年持续照料生活社区与北京市急救中心合作，在社区内设立120急救站，并与定点医院建立双向转诊机制［2，9］。②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以河南省老年医养协作联盟和海南省海口市普亲老年养护中心为代表。河南省老年医养协作联盟成立于2012年12月，由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发起，与郑州市31家养老机构开展医养协作。养老机构老年人患病时，医院免费接诊、老年病科及时诊治、出院后定期回访。在海口，普亲集团下属的海口普亲老年养护中心与海南省老年病医院合作，在养护中心内设立家庭病床。由医院为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医务人员定期来养护中心开展上门巡视、健康检查、保健咨询等服务;建立相互转诊制度，开通预约就诊绿色通道，当老人出现紧急病情时，可以第一时间得到救治，术后康复阶段，则重新回到养护中心［12－13］。③医疗机构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合作，为社区居家老年人提供健康服务。具体又分为两类。一是由政府主导，以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和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为代表。青岛市李沧区卫计委、民政局和残联联合建立了8处老年人康复指导站，为社区老年人提供社区康复服务。区属医院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立老年病门诊，实行了惠民医疗服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每月至少开展一次社区健康教育讲座，并为居家养老的60岁以上老年人建立了健康档案，开展老年慢性病患者指导用药、定期随访等健康管理工作。二是由社会主办，以普亲养老服务中心和瑞普华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为代表。在长沙，普亲冯家冲社区养护站与附近的医疗机构开展合作，一方面建立家庭病床和双向转诊机制，另一方面，依托社区养护站的辐射能力，针对周边居家养老的老人，也以家庭病床的形式，建立家庭医疗契约，由医疗机构安排专门的家庭医生与普亲的护理人员定期上门，为老人提供医养服务［14－15］。松散型模式中，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在政府的组织与协调下，分别以合作、输出等方式，为机构养老的老年人或社区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属于政府在医养结合提供环节上的制度安排，强调医养结合服务的政策性、公益性、服务性和普遍覆盖性。此外，不少非营利组织举办养老服务机构或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为老年人提供各种形式的医养结合服务，对医养结合供给中政府和市场的缺失部分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其供给的外部性主要体现在公益性方面，政府可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手段保障其非营利性。

4公共物品视角下完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政策思考

基于以上对医养结合服务的公共物品性质界定和各种类型医养结合服务生产与提供方式的分析，笔者从政府所应承担的角色与责任的角度，提出完善医养结合服务的政策建议。

4．1促进医养结合服务多元化供给完善医养结合的资源配置和服务供给，离不开多元化供给主体的互补与合作。在医养结合领域，政府要生产和提供这样几类公共服务:对弱势老年人群进行社会福利救助和医疗救助补偿，为社区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提供助餐、助行、助洁等基本生活服务，为各种养老形式下的老年人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部分基本医疗服务等。此外，以公建民营形式适当开展紧密型模式的医养结合机构硬件建设工作是现阶段弥补机构养老缺口的有效途径。针对市场投资，可以给予医养结合服务生产与提供企业税收上的减免、准入与扶持政策以及资金上的支持等。同时探索多元市场化的形式，如合同出租、公私合作、公私合营等，充分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而对医养结合中的非营利组织，政府则可以通过降低准入标准、财政补贴、协助筹资、法律法规规范、税费减免等措施来帮助其发展，以满足更多老年人的医养结合服务需求［4，16－17］。

4．2加强医养结合的制度建设政府对医养结合服务这一准公共物品的提供，除资金投入的形式外，也可以表现为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安排。建立、完善老年人医养结合服务的制度与管理规范，是发展各种机构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医养结合服务的基础，也是行业科学管理的需要。要结合各种类型医养结合服务机构的功能和任务，规划好各类医养结合服务的机构数量、建设布局和人力资源配置，防止无序发展。要建立、完善医养结合服务的标准与规范，包括制定各种医养结合模式下统一的老年人服务标准、服务操作规范、收费标准和考核评价标准等。要通过制定老年人照护需求评估制度和各类医养结合照护机构转介制度，促进各类医养结合服务平台的有效衔接及资源的高效利用。要在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介入医养结合服务的基础上，参照国外经验和国内试点做法，推行老年人长期照护保险制度，以满足老年人口享受医养结合长期照护服务的需求［17－19］。

4．3重视医养结合服务人才的培养人力资源是医养结合服务的重要支撑，建设与完善医养结合服务人才队伍，是政府保障医养结合服务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根据我国各地推行的“9055”或“9073”养老规划，社区居家养老是医养结合服务的重要载体，应加强社区老年服务人才建设。政策层面应建立一定的激励机制，吸引高层次的护理人才到社区服务，并促进其对社区居家非正式照料者的培训指导以及对社区助老服务队伍的管理和培训。要尽快建立养老护理人才培训体系，建立老年医养结合服务人员的继续教育机制，实行持证上岗。此外，对于医养结合服务机构中的从业人员，要加强对管理队伍的培训和提高，提升管理队伍的素质;在《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标准》的基础上，实行养老护理员持证上岗和分级管理;效仿医疗卫生行业的做法，逐步建立养老护理队伍的职称评审机制，加强对专业养老护理人才、老年医学人才和全科医学人才的培养，提升医养结合服务队伍的工资待遇［19－20］。

4．4加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信息化建设及时有效的信息沟通与传输系统是保障医养结合养老模式运行的重要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应建立与完善面向家庭医生上门服务的信息化网络平台，并与上级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建立专用通道;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应建立面向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信息化网络平台，并与上级行政机构建立绿色专用通道。在家庭医生服务和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网络平台之间建立专用通道，实现养老资源和医疗资源共享，一方面有利于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及时全面了解管辖范围内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从而提出相应的应对和提高措施，另一方面有利于上级行政机构对养老服务状况进行统筹管理［21］。此外，老年人能够通过信息透明的网络平台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以及利用养老、医疗服务资源的状况，从而达到“三赢”的局面。

参考文献

［1］刘华．关于上海推进“医养融合”的思考与建议［J］．科学发展，2014，66(5):97－106．

［2］王素英，张作森，孙文灿．医养结合的模式与路径———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调研报告［J］．社会福利，2013(12):11－14．

［3］米红，袁晓航．医养结合养老机构面临的内忧外患［N］．中国劳动保障报，2013－12－20(03)．

篇7

论文关键词：退役运动员；养老保障；制度重构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以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竞技体育管理体制也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但与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与改革相比，对运动员的社会保障明显滞后，保障水平在全国各行业中属于中下游水平。社会保障的滞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尤其是退役运动员的生活保障问题，引起了广大体育工作者和学界的极大关注，它已成为严重阻碍我国竞技体育事业进一步发展的一大不利因素。因此，为退役运动员提供经济补偿和养老保障，解除后顾之忧，对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一、退役运动员的养老保障问题

养老保障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退役运动员养老保险是指运动员因职业的特殊风险损失和退役后养老的基本需要而给予补偿的保险制度。我国对国家级运动员是有良好保障的。根据规定，运动员伤残或者亡故，最高可获得30万元的赔偿，拥有世界冠军头衔的运动员最高获得60万元的赔偿。但毕竟，国家队运动员和世界冠军是少数，在竞技体育中更多的是那些默默无闻的运动员，他们可能没有得到过冠军和荣誉，但是他们却在训练中付出同样的甚至是更多的艰辛，落下各种伤病，他们是亟需保障的一个群体。此外，在各级各类的运动队中，有些运动员在训练初期被上一级教练选中，但在比赛中并未取得优异成绩，甚至未曾正式进队，教练又让其回到原籍。这些运动员在训练中没有出成绩，却耽误了文化课的学习，直接导致退役后的出路问题。由此，为各级各类运动员设立退役养老保险十分必要。2006年11月由国家体育总局、财政部、劳动和保障部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保障工作的通知》，指出运动员的社会保障包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等方面，《通知》将运动员养老保障工作纳入到国家保障工作的制度体系中，使运动员养老保障工作进入制度轨道。但是，退役运动员的养老保障不仅涉及到我国社会保障的总体安排和制度设计问题，还涉及退役运动员群体的特质性，涉及到我国竞技体育改革中各种制约因素。

1、养老保障的可及性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基本上把退役运动员的安置和择业让位于市场。而针对运动员群体特质性的社会保险制度安排却没有相应跟进，给退役运动员养老保障带来很大的困扰。

第一，退役运动员的就业、生存压力大，养老难保障。长期以来，我国的竞技运动把运动成绩作为质量管理的单一评价指标，运动员的生存技能过于单一，个体素质和社会需求相脱节，难以适应社会的需求。一旦退役，几乎成为“文化知识的废人”和“身体的废人”，他们就业难、收入无保障、伤病多，生活问题难以解决，是劳动力市场的弱者。即便是政府加大了救助和帮扶的力度，保障面仍然很窄。据《北京晨报》报道，中国运动员保障主要集中在对“优秀”运动员的保障，如安置就业必须获得过世界三大赛的冠军，一般运动员退役后要自谋出路，生活难有保障。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2002年编制的《全国体育人事工作调研报告》，我国每年大约有3000名以上的运动员退役。在湖南等8个省区，处于待业的退役运动员，占全部在队运动员人数的28．9％，占运动员编制总数的24．2％，其中宁夏回族自治区比例高达78％，是在训运动员的3倍，滞留运动队时间最长的达21年。另据《南方周末》报道，被誉为“金牌工厂”的辽宁体院，2002年积压的待分配人员有数百名，2003年获得各种冠军的就有数十人。国家体育总局的数据显示，2002年该省待业比率达34．5％。

与严峻的现实不相称的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并没有给职业运动员带来有效的保障。这有我国整体上社会保障功能不强的原因，也说明职业运动员这个群体还游离在制度设定之外，从政策层面看，则是对运动员的保障无论是理念还是具体措施都相对滞后，但其中最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制度设计不完备，缺乏群体的特质性。

第二，制度设计缺陷，养老保障可及性差。1997年7月我国建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模式，运动员的养老保险类比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模式，执行结果具有明显的“不适应性”。首先，运动员作为特殊人群，他们退役之后身份各异，有国家干部、合同制工人、学生，更多的人处于待业状态，如果将其简单纳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系，必然存在因身份差异而导致的待遇不公。其次，那些长期处于待业或就业状态不佳的伤残运动员，很难形成养老金积累。因为现行政策规定享受基本养老保险金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二是在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并且参加保险缴费期限满15年，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个人缴费满15年。个人缴费年限累计不满15年的，退休后不享受基础养老待遇。竞技体育的特点决定了运动员伤残的不可避免性。伤残不仅发生在运动当期，还发生在延迟性上。延迟性是指运动员的伤残有一定的潜伏期，退役前没有表现出来，退役后，由于身体机能的退化，伤残逐渐表现出来，并且随着身体机能的退化，伤残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显然，这一部分人退役后很难再就业或就业的稳定性差，养老金的缴费年限和累计缴费将无从谈起。再次，目前的养老保险待遇偏低，保障功能有限。按规定，国发[1997]26号文件实施后参加工作的新人，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退休后按月发给基本养老金，基本养老金替代率为59．2％，其中基础养老金35％，个人账户养老金24．2％。无论是基础养老金，还是个人账户养老金，制度设计作为参保者的养老金替代率，都只是劳动者退出劳动岗位那一时点的替代比例，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退休者的养老金相对收入水平会趋于下降。对于伤病缠身的运动员而言，工作年限短，日常需要耗费大量的医疗费，基本养老金显然不足其用。

第三，制度涉及的对象性问题。首先是制度的指向性。究竟为运动员提供的养老保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制度，还是仅仅作为国家统一制度在体育领域内的运用，是必须考虑的问题。这里涉及到运动员参保时间如何确定的问题，缴费记录是否可被统一制度接受，保险费和保险金如何转移接续?运动员退役后失业或待业的，只要个人愿意继续缴费，是否可以视同缴费年限，领取养老金，该责任又由哪个部门负责?等等这些问题目前都没有一个相应的政策框架。其次是覆盖范围问题。运动员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是什么呢?目前没有确定。即使我们认定运动员的养老保险应该覆盖所有运动员，而不仅仅是优秀运动员，如何确定运动员的参保条件也是一个问题。有学者指出，运动员在训期间身份较为特殊，有的是国家干部，有的是合同制工人，还有的是学生身份，对其纳入到社会保险体系就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以什么标准界定运动员参保和参保待遇值得考虑。

2、体育保险发展缓慢，养老保险亟待开发

体育保险是指各商业保险公司，按照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原则，为体育运动和体育产业提供的保险。自桑兰、姜涛等事件后，我国已有2万多名运动员自己付费购买了体育保险。但相较于国外成熟发达的体育商业保险，我国目前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发展相当缓慢。最早提出体育保险设想是在1995年3月，当时11位全国政协委员向八届全国政协会议递交提案，要求给那些曾为我国体育事业做出贡献的优秀运动员、教练员建立伤残保险和养老保险制度。1996年，香港南华体育会主席洪祖杭先生向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捐款1200万元，用于建立专项保险基金，为国家队运动员进行保险。同年5月30日国家体育总局正式批准设立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体育保险部，作为体育保险的职能部门。闭在国内，体育保险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体育产业保险，一类是运动员保险。从国外的成熟经验看，保险作为一种商业性分摊损失、转移风险的经济手段，能够更好的发挥其经济补偿作用。从我国的情况看，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滞后，体育保险大多还停留在一些传统险种上，缺乏针对性。主要原因在于：

从供给方面看，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体育保险公司，体育保险业务只是商业保险公司经营业务的一部分。由于受诸多因素影响，发展速度缓慢。表现为对体育保险市场开发的意识不到位、专业性不强、保险产品险种少、条款粗、理赔难、服务差等问题：一是险种少，投保人缺乏选择空间。目前，国内专门的体育保险产品非常少，相关险种只有《综合责任保险》和《意外事故保险》。仅有的险种，也存在费率高、条款缺乏灵活性等问题。生命人寿保险业相关人士表示，国内的体育保险产品大多是公众责任险、人身意外险、财产险的变种组合，养老保险等产品在国内至今还是空白。二是条款粗。由于一些保险公司生搬硬套现有的格式化产品，条款不细，权利和义务规定和体育本身的特点不匹配，保障范围不够全面，难以满足要求。三是缺乏熟悉体育、保险和法律的人才，尤其缺乏精通精算技术、理赔核赔技术及保险公估技术的人才，难于开展业务。四是业务对象过于单一导致逆向选择，业务风险无法分散，使保险费率居高不下，缺乏市场竞争力。

从需求方面看，一是运动员的保险意识仍然不够。长期以来，我国体育实行举国体制，运动员由国家出钱培养，由国家拨发工资，有伤病由国家出钱治疗，养老和转业多由国家负担，各种大型体育赛事的风险也由国家承担，这种隐性的社会保险使体育运动主体缺乏风险意识，有的甚至心存侥幸。二是投保能力不足。投保能力是指体育运动主体客观上有没有能力购买体育保险。总体上看，虽然目前我国体育保险有非常大的潜在需求，但是一般运动员收入水平都不高，难以支付保费，一些俱乐部、运动队及体育企业由于经营和管理体制方面的原因，经济效益不好，也无力为运动员投保。

从外部因素看，一方面，体育保险经纪市场发展滞后。成熟完备的保险市场应包含保险人、中介人和投保人三大主体。体育保险经纪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欧洲已经有了成熟的运动员保险市场，通过经纪公司购买保险的投保人占投保总人数的50％。相比而言，中国的保险经纪市场发育较晚。全国仅有“中体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一家专业体育保险中介公司，这与我国庞大的运动员保险市场极不协调。另一方面，现阶段我国体育保险的相关法律法规覆盖面窄、比较零散、条款陈旧，和现实脱节且不成体系，严重制约了我国体育保险业的发展。

二、退役运动员养老保障制度的重构

我国运动员平均每年的淘汰率大约为25％，如果恰逢奥运会、亚运会、全运会年，淘汰率甚至会达到或超过40％。每年平均约有2700名运动员退役，运动员的再就业面临走向人才市场和双向选择的问题。考虑到运动员职业是青春的职业，运动员从青少年时期或更年少的时候就进入运动队，这使他们失去了其他获得机会，这些机会成本理应得到补偿。运动员退役养老保险旨在为运动员因职业的特殊风险损失和退役后养老的基本需要给予补偿。

1、强化政府责任，完善制度设计

运动员过去的养老问题由国家和职能部门负担，改革后将运动员纳入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是必然的选择。但是，改革的成本不应该完全由退役运动员个人承担。如果将退役运动员养老保险类同职工养老保险，要他们依靠个人账户养老，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的个人账户基本上是空的，这实际上存在一个国家没有对他们付出的贡献做补偿的隐性负债问题。为此，应该由国家通过专项财政支出来填补“空账”。从长远看，需要在制度设计方面更有作为。首先，必须强化政府主导作用，设立专项养老基金。其次，坚持公平性原则，调整和改变“一刀切”的做法，对从事运动强度大、易受伤、对身体健康危害大的运动项目运动员的养老保障作相应的政策倾斜，让他们享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养老保障待遇，这即是对运动员的生存保障，也是对从事高危运动项目的一种激励。再次，坚持统一协调性，政府必须统筹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安置、工伤保险、意外伤害险、医疗保险、福利与优抚问题，促进各项保障功能协调到位。

2、建立多支柱的运动员养老保障体系

考虑到运动员的特殊风险，应该建立一个多支柱的运动员养老保障体系。建立多支柱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各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所遵循的一项共同思路，它既能够减少政府责任，又能够为被保险者提供更全面、更丰厚、也更安全的退休保障。我们认为，我国运动员的养老保障可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运动员补充养老保险、补偿性养老福利金和商业养老保险等四个方面。

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养老金由政府从财政中列支，设立运动员保险专项基金，向所有运动员提供，其资金来源于体育事业经费。在缴费年限上可以考虑给予运动员一些特殊权利，如将人队训练时间视同工龄和缴费起点，缩短缴费年限，运动员退役后失业或待业的，只要个人愿意继续缴费，可以视同缴费年限。在给付待遇方面，依贡献不同给予区别：(1)对人队时间较短、运动成绩一般的运动员的给付。从运动员人队当月起，参照社会养老保险缴费办法计缴，由国家和个人分别按规定比例向个人账户注入基金进行积累，其总额与社会养老保险相当，运动员退役后即可转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中。(2)对有卓越贡献的运动员的给付。这些运动员的养老金给付应不低于伤残或者亡故的赔偿金额。

运动员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类同于企业年金，由国家体育总局设立，向所有运动员提供。采用待遇确定型模式(db计划)，即运动员将来退休时的待遇水平是预先确定的，等到退休时直接支付养老金。待遇标准因工龄长短与贡献大小而异。替代水平可参照企业年金替代水平的最高限即25％为界。补充养老金主要从福利彩票收入、体育赛事的门票收入、电视转播收入、广告收入、俱乐部冠名权等商业性收人中提取作为保险基金。

补偿性养老福利金。运动训练是一项青春职业，运动员大多数是从少儿时期就开始专业训练，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超负荷的运动训练，技术要求高、劳动强度大。短暂的运动生涯过后，不但留下了不同程度的伤病，还错过了人生的最佳学习时机，为国家奉献了自己的青春。设立养老福利金作为对退役运动员的补偿，是社会对他们的回报，也是党和国家对他们负责和关心爱护的最直接体现。补偿的社会学依据是社会交换理论，其重要特征是用代价和报酬分析社会关系。补偿概念有两点必须明确，其一是补偿不同于奖励，奖励是针对人们的贡献和成绩而做出的，不涉及损失；其二是补偿也不同于单纯的赔偿，赔偿大多是针对损失而言。补偿含有奖励的贡献因素和赔偿的损失因素，是二者的结合形态。问补偿金的给付以工龄为依据，资金来源于运动员培养费，可从中拿出部分作为运动员补偿养老福利金。商业养老保险。在国家社会保障的制度框架下，大力发展体育保险事业，鼓励运动员参加商业保险。国家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如参加养老保险的保险费直接从其个人所得税中扣除，主管部门协助保险公司开发新险种，加强精算，降低保险费率等。就当前而言，鉴于我国保险公司开发的体育保险险种少、费率高、保障范围窄等问题，体育行业可考虑加强行业自保和互助保险。事实上，在桑兰事件后，我国已经建立起运动员的互助保险，但是这一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3、加强体育保险相关法制建设

立法是体育保险发展的关键和保障。到目前为止，国家出台的《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事故程度分级标准》、《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保险事故程度分级标准定义细则》、《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保险试行办法》等文件只涉及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保险事宜，对运动员退役养老和就业保险并没有相关法律规定。所以，当务之急是尽快出台与运动员退役养老保险相配套的法律法规。首先，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即将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法律框架下，将运动员养老保障纳入国家整体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并制定相配套的运动员养老保险条例。其次，将商业保险纳入运动员养老保险体系，这不仅有利于进一步加强我国体育保险事业，而且还能够利用保险公司的资金和技术力量，转嫁体育运动的高风险，更好地保障体育事业的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目前，无论是保险界还是体育界，都还没有明确的、完善的关于体育保险的法律法规，这在客观上限制了体育保险的发展。我国对保险监管的基本法律是《保险法》和以《保险法》为核心的相关法规，包括《保险公司管理规定》、《保险人管理暂行规定》、《保险机构暂行规定》、《保险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合同法》、《公司法》等，没有专门的体育保险法规，仅有这些法规又不能满足体育保险市场的需求，这直接导致了目前国内市场体育保险的具体事项涉及很多法律盲区，必然会导致操作上的不规范。再次，完善保险经纪人、人的资格考试制度、市场进入和退出制度及职业培训制度。只有将整个体育保险制度化、规范化，才能促进养老保险及就业保险的稳定发展。

篇8

为了进一步促进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提高农牧民整体素质，增强农牧民转移就业能力，推进“两转移五转变”和新农村新牧区建设，我把转移农牧民培训与就业问题加以研究，并深入农牧区嘎查村、农牧户及转移就业的农牧户中实地考察，形成了这篇调研报告，有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农牧民劳动力转移现状

从大的方面来说，我国作为农牧业大国，自古至今农牧业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从解放初期到，转至改革开放到现阶段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建设大潮中，几十年间我国经济结构及体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农业产业结构的再次调整、土地实现有序流转，农业现代化、机械化设备的应用，造成在农村里以前从事农业生产的广大农民被闲置下来。另一方面，为了全面落实市、旗两级“三区规划”实施方案，建立生态自然恢复区，我旗又人为地实施了农牧民人口转移工程，由此形成了宠大的转移农牧民劳动力。

今后，随着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目标的逐步推进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农牧业产业结构的持续转型和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完善，必将会有更多的农牧区人口向城镇迁移流动。以我镇为例，截至2014年底，全镇共有农村牧区人口9256人，占全镇人口的92.8%；农村牧区劳动力人口 4735人，占农村牧区人口的56%。自2006年我镇实施转移农村牧区人口工程以来，已经转移农村牧区人口将近1500人；劳动就业等培训机构联合组织开办培训班共6期，累计培训农牧民1200人次，就近转移就业近600人。

近几年，我镇通过招商引资，大力发展企业化、规模化农牧业，大力发展种养植基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带动转移农牧民就业。依托基地和企业的发展，使转移农牧民直接进入企业实现就近转移就业，成为产业工人。以我镇整体退出区涉及到的的两个嘎查查汗淖尔嘎查和巴音温都尔嘎查来说，农牧民原来的草牧场承包给了宏倡、汉森、嘉烨等农牧业生态企业，企业优先选择转移农牧民加以培训上岗就业，涉及人数在148名，人均工资报酬在3.6万元左右，有的种养殖技术型转移农牧民及管理人员工资更高，在6万左右。再加上整体退出区政策性补贴及生活补贴，转移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

同时，我镇还大力扶持转移农牧民自主创业，建立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协调相关部门密切配合，为合作社带头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合力打造促进农牧民创业、以创业带动广大农牧民转移就业及城乡一体化的进程。

二、促进转移农牧民培训与就业的主要障碍

转移农牧民的培训与就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主要有一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转移农牧民整体学历较低，就业能力较差。一般情况下，农牧区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较高、拥有一门手艺时，他们外出寻找非农工作的机会相对较多，务工或经商的报酬相对也较高。但现阶段，由于大部分农牧民受教育程度低，综合素质不高，就业选择受限，使得转移农牧民的就业空间狭小，只能选择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造成一些岗位工资水平低下、文化程度低、缺少劳动技能、市场适应能力弱、就业竞争力差，难以转移就业。由于综合素质偏低，不仅制约了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了转移层次的提高。从长远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低素质劳动力的转移领域会越来越窄。

造成农牧民素质低的原因有历史的，也与当下有关，具体说来：

1、农村牧区职业教育资源短缺，硬件设施建设不齐全，受教育渠道狭窄，农牧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特别是农村牧区职业教育滞后，是造成现在农牧民素质相对较低的根本原因。

2、对农牧民劳动力培训的认识不够。农牧民贫困表面上看是农牧民收入低的问题,但本质是素质低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对农牧民培训的重要性认识还是不够，对农牧民培训工作仅停留在口头上，涉及具体问题落不到实处。相关的政策、措施不到位，运转不灵，农牧民培训还处于一种比较松散的状态。从农牧民方面看，有的思想观念落后、僵化，不少人未能摆脱浓厚的小农小牧思想，依赖政策思想严重，遇到困难找政府，自己不主动解决；有的认为可参加可不参加，无所谓；有的认为这种培训是形式，没有什么作用，不想参加，积极性不高。

3、农牧民培训管理不力，就业指导信息服务不够。一是农牧民培训、就业的组织管理目前还未理顺，还未建立起管理、培训、指导、服务等功能协调的专门机构，政出多门，责任不落实，与此有关的部门间缺少沟通，配合力差。用工信息、就业指导与跟踪服务措施跟不上，表现为目前转移的农牧民基本上是各自为阵。二是培训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培训机构在举办培训活动时，更多是为了完成政策性任务，因而，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为培训而培训的情况。培训的目的性不明确，实用性功能不强。总之，农牧民培训与管理缺乏制度化、规范化、系统化。

促进转移农牧民培训与就业的第二个障碍是：服务体系不健全，农牧民转移组织化程度不高。转移农牧民外出务工就业大部分是靠亲戚朋友介绍和自发的，转移就业的组织化程度不高，缺乏有序性。嘎查村也无专人负责农牧民培训与就业工作，有的村则无人管理，很多村干部对当地劳动力的去向不明。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服务体系建设也较滞后，劳动力市场发育缓慢，规模小、档次低，体系不够健全，功能不完善，难以满足农牧民的需求。劳动力信息的搜集、整理不及时、准确性较差；劳务信息覆盖面窄、手段落后，时效性差、中间环节多，不能对农牧民外出转移就业提供快捷有效的就业信息服务，导致不少农牧民盲目流动，走了很多弯路。从暴露出来的问题反映出对农牧民转移就业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没有明确的目标和具体措施，缺乏对农牧民转移就业的组织和指导，缺乏必要的组织协调，缺乏有效的扶持手段。

第三个障碍是：农牧民就业稳定性差，流动性较大。影响这一稳定就业的原因：一是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近年来，一些分割城乡管理制度虽然正在逐步取消，但仍存在一些制度性的限制，农牧民在户籍、医疗、公共就业服务、住房以及养老等方面，无法得到与城镇居民平等的权利和待遇，农牧民缺乏长期安心城镇就业的信心，相当部分农牧民在进城务工多年后又回流到原籍。二是土地流转机制的制约。在农牧区，土地草牧场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社会保障和就业功能，农牧民还能从小规模的经营上获得部分勉强维持生计的收入。加上当前农牧区社会保障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农牧民又无法取得像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决定了农牧民不肯轻易离开土地，仍把它作为命根子来看待。认为有了土地，生活就有退路，即使外出赚不到钱了还可以回来种地，将来年纪大了，还可以依靠土地养老，心理踏实。另一反面，价格的低廉、龙头企业的缺乏也束缚了土地流转。一家一户经营土地，形不成产业，缺乏科技含量；组织化程度低，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能力较弱；本土龙头企业较少，带动农牧民就业和致富的机制还未形成，农牧民当地就业的机会相对来说还是较少。由于农村土地有偿流转机制不活，以致成为城乡流动就业的兼职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牧民的就业。三是工资收入低、生活成本增加的影响。近年来，农牧民从事的工种总体来说还属于低端，工资收入增长缓慢，工资水平较低，除个别技术工种和管理人员外，大多数农民工的工资在2000—3000元左右，而在城镇的生活成本却在迅速增加，农牧民务工收入在扣除住房、子女教育、生活消费等方面支出后所剩不多，影响了农牧民在城镇长期就业的积极性。以住房为例，我旗目前的住房价格每平方米2500元左右，一套住房至少需要25万元，农牧民辛勤一辈子要在城里买一套住房很难。

三、关于强化转移农牧民培训和扩大就业的几点对策性建议

加强农牧区转移农牧民培训与就业工作，要认识到农牧区转移农牧民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加快城乡就业一体化进程、推动城镇化建设、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和农牧民增加收入、摆脱贫困的重要渠道，能不能及时而有效地开展好转移农牧民培训与就业工作，不仅关系着农牧业、农牧区和农牧民的前途，也关系着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下大力气开展好农牧区转移农牧民培训就业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为此，应以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坚持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原则，以转移就业前的引导性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为重点，综合运用财政扶持政策和竞争、激励手段，进一步调动农牧民个人、用人单位、各有关部门、行业的积极性，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开展好农牧区转移农牧民培训与就业工作，逐步形成政府统筹、行业组织、重点依托各类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开展培训的工作格局。具体来说：

一要建立健全农牧区转移农牧民就业培训的组织领导体系。旗、苏木镇应成立转移农牧民培训与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对培训与就业工作进行管理和指导；制定农牧区转移农牧民就业培训实施计划，确定各阶段的目标、任务和工作进度，明确各有关部门的工作职责；将农牧区转移农牧民就业培训工作列入年度考核内容，实行严格的目标管理责任制，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共同做好农牧区转移农牧民就业培训工作。

二要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认识是行为的先导。要充分认识到加强农牧民培训在推进新农村新牧区建设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发挥新闻的作用，运用媒体、报纸、专栏、资料、各种大小会议等，大力宣传有关政策。政府各部门、企业和全社会都来重视转移农牧民培训，参与培训工作；引导转变农牧民的不正确认识，促使他们改变老的思想观念，把转变农牧民思想观念、提高职业技能作为创业就业工作的前置条件，积极引导他们参与培训；帮助企业提高认识，促使他们重视转移农牧民劳动力，支持政府解决转移农牧民的就业问题。

三要按照市场需求充实和完善培训内容，改革和创新培训模式。按照实用、管用、够用的原则，开展转移劳动力就业培训工作。一是开展引导性培训。采取多种形式，通过集中办班、咨询服务、印发资料等手段，多形式、多层次、多途径的对其进行权益保障、法律知识、城市生活常识、寻找就业岗位、市场就业方针等方面的培训，来提高他们遵守法律法规和依法维权的意识，树立全新的就业观念。二是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以定点和定向培训为主，突出实用性。围绕交通、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开展相关技能培训；按照劳动力市场需求，开展家政服务、餐饮酒店服务、建筑、旅游等行业的技能培训；根据农牧民自身特点，开展针对性强的个性化职业技能培训。三是开展创业培训。引导和支持农牧民在掌握了一定技能、积累了一定创业资金的基础上，返乡创业，带动当地农牧民就业。各相关部门要制定鼓励和支持农牧民创业的优惠政策，为创业者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培养一批“创业致富”、“技能致富”的带头人。

四要建立健全劳动力转移培训就业服务网络。以旗、苏木镇为实施主体，把农牧区转移农牧民就业培训作为农牧民增加收入和脱贫致富的重要抓手，按照就近就地的原则，通过培训，实现为每家每户培训一个技术“明白人”。每次培训让他们至少掌握一项外出务工的专业技能，每一户解决一个转移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组建旗、镇、嘎查村三级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就业服务网络，配专人负责，随时向旗相关部门提供农牧民外出就业创业的详细信息。畅通转移渠道、信息网络，有组织地为转移农牧民创业就业提供全程服务。

五要政府搭台，推进农牧民转移创业就业。政府主导，企业和市场带动，社会参与，培育发展增产增收产业。政府组织农牧民闯市场，引导企业加入转移创业就业行列，鼓励企业吸收转移农牧民就业，鼓励发达地区的企业到我旗落户办厂。出台龙头企业、中介组织和专业合作组织、农牧民参与创业就业的优惠政策，与农牧户结成利益共同体，加快推进“企业+合作社+农户”的转移创业就业模式。支持和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实现龙头企业、中介组织和合作组织与农牧户的双赢，促进农牧户和市场的有效对接。

六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支持和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对工人的技术要求不高，只作必要的技术培训就可就业。立足农牧业地区这一现实因素，发展肉食品加工业、饲草料加工业等密集型产业，引导转移农牧民对号入座，稳定创业就业。比如，我镇规划建设两个大型养殖园区，规划一步到位，实行由企业或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采取项目补助和个人自筹相结合，把一部分转移的农牧民直接进入养殖园区进行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