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方案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方案，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团市委切实履行预青专项组办公室工作职责，积极协调成员单位，2015年10月16日，召开全市预青工作会议，总结工作、查找不足，推广试点工作经验、工作模式，进一步明确六类重点青少年群体工作目标定位，完善信息汇总和动态监测、引入专门力量教育矫治、利用正面力量接触联系、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关爱帮扶等重要工作机制。

切实抓好有不良行为青少年、闲散青少年等群体的服务管理工作。协调相关部门不断完善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深入贯彻落实新刑诉法，严格执行相关未成年人法律规定，落实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参与诉讼、未成年人附条件不、未成年人刑事档案封存、提供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法律援助等制度，加强青少年维权工作载体和阵地建设，命名了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室等30个集体为曲靖市青少年维权岗，同时推动各级“青少年维权岗”与社区结对，开展经常性的预防和维权工作，帮助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深化青少年思想道德和法制宣传教育。团市委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全过程，各种主题实践活动丰富多彩。通过运用微博、手机报等新媒体积极组织开展“我与祖国共奋进”、“学党史、知党情、跟党走”、“曲靖青年志在四方”、“与信仰对话”、“与人生对话”等主题教育活动，结合“3・5”、“五四”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学雷锋日青少年志愿者集中服务和“高举团旗跟党走 奋力实现中国梦”主题团日活动，开展“中国梦”与“青年历史使命与担当”迎五四专题知识讲座，进一步增强了广大青少年的社会责任感；组织曲靖各界优秀青年进学校、社区、企业和农村，开展了“四进”公益励志6期巡回演讲，受益青年1.6万人次。在潜移默化中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加强社工专业力量和专业队伍建设。围绕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这个核心目标，出台了《曲靖市关于加强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及《曲靖市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实施方案》，加快建设进度，探索成立非营利性民办非企、创办民办服务机构、与现有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建立合作等多种方式，加快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机构）建设步伐，推动县（市、区）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机构）建立发展。鼓励团干、志愿者（合适成年人）等参与社工资格考试，储备人才。通过培训、引进专业社工、招募志愿者（合适成年人）等方式，进一步培育壮大社工人才队伍；对照《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手册》，找准参与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着力点，强化项目推动。针对6大类重点青少年群体，开展个案管理、青春期教育、禁毒防艾、困难帮扶等工作；针对涉案未成年人，开展合适成年人到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社会调查、涉案未成年人心理干预、附条件不监督考察等工作，争取公检法司支持，通过与青少年事务社工服务中心签订委托合作协议的方式购买服务。积极在社区、城中村、监所等地设立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工作站，拓展服务范围。目前全市扶持培育了6家青少年事务社工组织，有社工专业社工30余人，从业人员70余人。社工在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得到一定发挥。

推动全市“青少年维权岗”活动广泛、深入、持久开展。为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的青少年权益保护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动员社会力量共同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组织动员各级“青少年维权岗”及创建单位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帮助和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活动，提高社会各界对“青少年维权岗”的知晓度和认同度，充分发挥各级“青少年维权岗”在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方面的作用。

篇2

摘要：社会教育学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外的第三个独立的教育领域，也是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的社会工作，其主要功能是补充和协助家庭教育以及学校教育。成都市锦江区华仁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在国内率先推动“社会教育学”领域的建立与发展，探索和创立一种崭新的华仁工作模式。本文以“华仁模式”为例，从社会教育学的视角探讨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作为一个综合领域的理论基础、功能定位、实践操作和职业发展。在界定基本概念并阐述“社会教育学”与“社会工作”关系之后，从以下几个层面分析了“华仁模式”的主要特点：应对隐性社会问题、理论基础、功能定位、服务内容、反思性视角、本土文化视角、对专业性和专业素质的理解，并分析“华仁模式”对国内丰富和发展社会教育学领域的推动意义。

关键词 ：社会教育学 社会工作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 华仁模式

[中图分类号] 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828(2015)01-0003-32

DOI: 10.3969/j.issn.1672-4828.2015.01.001

张威，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德国开姆尼茨科技大学博士（成都610065）。

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的社会工作领域，在探讨如何应对涉及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一系列问题时，人们惯于使用“儿童社会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和“家庭社会工作”这些概念。然而，第一，对于这四个概念，目前社会工作领域尚无统一界定，并且由于它们所面对的工作对象和所触及的工作环境相似或重叠，故它们的内涵和外延有多重交叉之处。第二，尽管“儿童青少年”这一未成年群体以及“家庭”和“学校”这两个社会化基础机构均与“教育”息息相关，但人们依然执着地使用着“社会工作”概念，并热切地在各种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中寻找理论依托和实践模式，而“教育学”这一核心视角却被遗忘和冷落。

成立于2013年1月的成都市锦江区华仁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全新理念致力于应对涉及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各种“隐性社会问题”，在中国大陆首次推动“社会教育学”领域的建立与发展，努力探索崭新的“华仁工作模式”（下文简称“华仁模式”）。2014年7月6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华仁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并与华仁负责人深入交流社会工作、了解“社会教育学”在成都的建立与发展情况，华仁的工作得到了默克尔总理的高度肯定和赞赏。

那么，“华仁模式”究竟有何独特和创新之处？本文在分析和阐述“华仁模式”特点之前，首先对几个重要的基本概念“社会教育学”、“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华仁模式”进行界定和论述，并阐述和分析“社会教育学”与“社会工作”的关系。

一、什么是社会教育学？

在欧洲大陆国家，社会工作领域中有两个概念并存，即社会教育学和社会工作。社会教育学的起源是怎样的？为什么会形成社会教育学？什么是社会教育学？社会教育学的主要服务领域有哪些？它的核心理念和观点是什么？它的相关立法或法律基础是什么？

社会教育学的起源和定义。社会教育学概念形成和起源于欧洲大陆国家，如，德国、瑞士、奥地利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北欧国家。教育学家海尔曼·诺尔(Herman Nohl)认为，社会教育学从教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人类应对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一种体现。他用五种“精神能量”（即社会运动）概述社会教育学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原因：(1)工人运动所提倡的社会主义（1848年）；(2)新教教会的“向内福传”运动（1849年）；(3)妇女运动(1870年)；(4)社会政策运动（1870年）；(5)青少年运动(1900年左右)(Thole 2002)。教育学家和政治家盖尔图特·波尔摩(Gertrud Baumer)对社会教育学的最初界定是：“所有关于教育的，只要不是家庭、不是学校，都是社会教育学”。这一定义虽然非严格意义上的概念界定，但它确立了社会教育学作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外的第三个独立教育领域的地位。盖尔图特·波尔摩同时强调，社会教育学虽然是第三个独立的教育领域，但它并不是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毫不相干，相反，社会教育学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甚至社会教育学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相互融合。由此，欧洲大陆国家在面向儿童青少年与家庭以及面向成人的社会工作领域中，形成两种不同的传统职业分支：以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为主的社会教育学(sozialpadagogik)（起源于面向儿童青少年的救助工作）、以及以面向成人为主的社会工作(sozialarbeit)（起源于面向成人的救助工作）。在当今的欧洲大陆，虽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依然并存，但这两种历史性职业分支和职业领域正在逐渐趋于融合，专业人士尝试着使用一个涵盖两者的上位概念Soziale Arbeit即社会工作来表述。

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尽管如此，在今天的欧洲大陆，无论是大学的人才培养领域还是专业服务领域，社会教育学仍然是人们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提供社会服务时的综合性专业术语。在实践领域中，社会教育学的工作领域和服务范畴也被统称为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kinder-und jugendhilfe)，在欧洲大陆国家，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所涵盖的范畴绝不仅仅是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和家庭社会工作，而是范畴宽广、分支细微、内容繁杂，它涉及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各种性质和各种内容的服务，是一个庞大、系统、专业的综合体系，而这一领域的形成和这一概念的出现经历了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早在1922年，魏玛共和国为了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部分儿童青少年失去了家庭的照护和教育，也为了聚集和利用分散的社会力量，同时将当时的两个工作领域，即面向大众的青少年业余生活、校外教育工作(jugendpflege)以及面向“问题青少年”的救助工作（jugendfursorge）合为一体，设立了一个独立的社会教育学专业性官方机构即青少年事务局(jugendamt)，并颁布了《帝国青少年福利法》(RJWG)。该法律规定，地方政府有义务设立青少年事务局。该法律一直实施至1990年。从1990年起，该法律被修订并编人《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 SGB VIII/KJHG)。该法律因此成为“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重要法律基础和依据，并进一步增强了青少年事务局作为社会教育学专业性官方机构的地位。

按照《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SGB VIII/KJHG)第11～60条，“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任务主要含“服务项目与内容”（第11～41条）以及“其他任务”（第42～60条）两部分。第11～41条规定了以下四种任务类型或工作方向的服务项目和内容（见表1总结）：

第一类任务是促进儿童青少年（自身）的成长与发展（第11～15条）。包括以下服务项目和内容：青少年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教育性儿童与青少年保护工作等。青少年工作与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区别在于，青少年工作主要是指面向所有儿童青少年的开放性工作，比如校外教育、业余生活与体育活动、青少年之家或青少年联合会的工作；而青少年社会工作主要是指面向有特定问题或特定需求的青少年群体，其中包括青少年就业社会工作和学校社会工作两个重要的服务领域。这一类任务主要面向儿童和青少年。

第二类任务是促进对家庭的教育（第16～21条）。其中包括以下服务项目和内容：家庭培训、家庭咨询、家庭休养、分居和离婚咨询等，其目的是面向家庭和成人，协助其建立良好和睦的夫妻关系和家庭关系，正确处理分居和离婚等情况。这一类任务主要面向家庭和家长。

第三类任务是促进日间照管机构中儿童的成长（第22～26条），其中包括以下服务项目和内容：托儿所、幼儿园、小学生课后照管机构、自发组织的团体等。在此笔者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德国，幼儿教育属于社会教育学的工作范畴，其财政开支和人员数量在社会教育学领域中所占比例最大。这一类任务主要面向儿童，其功能很清晰——对家庭教育进行补充和协助、使年轻父母减少或摆脱育儿和工作之间矛盾的困扰。

第四类任务是协助、补充或替代家庭教育、协助精神残障的儿童青少年融人生活、帮助年轻的成年人（第27～41条）。其中包括以下两类服务项目和内容：一类是流动型协助或补充家庭教育的工作，如家庭教育咨询、小组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另一类是固定型替代家庭教育的工作，如寄养家庭、收养家庭、儿童与青少年寄宿教养机构等。“流动型”一词基于社会工作形式中的“来结构”和“去结构”：“来结构”是指服务对象来到社会工作机构或服务处，主动寻求帮助，比如，家庭教育咨询；“去结构”是指社会工作者来到服务对象处（如服务对象家中或者经常逗留的地方），为服务对象提供帮助，比如，家庭社会工作、街头社会工作。因此，此处所说的家庭社会工作是专指社会工作者进入案主家中开展工作。一般来讲，不超过6～8周，每周3～5次。“固定型”一词是指服务对象较长时间地处于一个固定住所或机构中，比如，寄养家庭或者儿童与青少年寄宿教养机构。其中儿童与青少年寄宿教养机构面向所有无监护人以及有监护人但因各种原因其监护人不具备抚养和教育能力的儿童与青少年，或者是面向被忽视、身心得不到照顾、无法得到教育的儿童与青少年。也就是说，“流动型”工作的主要功能是补充和协助家庭教育，而“固定型”工作的主要功能是临时性或永久性替代家庭教育。

以上四种类型的任务是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核心服务项目和内容。承担和提供这些服务项目的可以是国家（官方）机构（公立型机构），也可以是非政府机构（自由型机构）。但按照《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第3条规定，自由型机构“可以”承担这些任务，而公立型机构则拥有法律义务、“必须”承担这些任务。

除了以上所述任务之外，按照《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第42～60条规定，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还需完成其他任务。此处的其他任务（第42～60条）是指主要由公立型机构承担和完成的任务，比如，国家庇护、以及在监护法庭、家庭法庭和青少年法庭上，青少年事务局有义务协助或参与各类法庭的工作，比如，来自青少年事务局或某个自由型社会工作机构的青少年法庭社会工作者，为青少年法庭的法官提供有关某青少年日常生活环境和成长状况的报告，并向法庭提出教育或惩罚措施的建议。自由型机构一般不承担这类任务，而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受国家委托承担这些其他任务，也就是说，青少年事务局可以在特定条件下委托某个自由型社会工作机构承担这些任务。

在此，笔者要特别强调的是，以上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服务项目与内容（第11～41条）以及其他任务（第42～60条）中虽然包含了青少年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但是第一，这三个工作领域只是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众多服务内容中的三项，而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服务内容极其广泛、服务领域非常细化；第二，如上文所述，这三个概念所包含的内涵也极为明确：青少年社会工作的主要领域包括青少年就业社会工作和学校社会工作，主要面向有特定问题或特定需求的青少年群体；而家庭社会工作是指社会工作者直接进入案主家里展开工作。因而，欧洲大陆在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服务领域方面，立法与服务已非常成熟，国家与社会机构的合作由来已久，服务体系和操作模式已非常系统，服务领域已非常细化。出于该原因，本文在此所使用的核心概念并不是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或者学校社会工作或者家庭社会工作，而是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的综合性上位概念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

如前文所述，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是社会教育学在实践工作领域中的统称。也就是说，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核心理念来自于社会教育学思想。下面从两个方面简要分析来自社会教育学领域的基本核心观点，它们既构成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理念的基础，也体现出《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与其他社会立法的不同之处：一是关于儿童与青少年的权利；二是对儿童与青少年教育和成长的理解。

儿童青少年权利的特殊性以及儿童青少年权利保护的实质。关于儿童与青少年权利的主题，涉及国内外各种不同的法律和规定。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是众所周知的国际层面儿童权利法律文本。但值得思考的是，《儿童权利公约》是基于联合国《人权宣言》发展而来的，它是以自由宪法的形式对人的各种权利进行规定：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结社自由、拥有社会参与权与决策权，故较为成人化，而儿童权利与成人权利（保护）存在本质差异。儿童权利是一种间接权利而非直接权利，它主要通过家庭保护和监护人责任得以体现，因此，把儿童权利成人化存在一定问题。儿童由于身心发展的未成熟状态，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无法感受和实现自我权利的保障，而是通过成人（父母／监护人）的保护和照顾来实现，因此儿童权利处于一种特殊地位，而且非常棘手，尤其是在家庭与儿童双方愿望发生冲突时，儿童权利常常被忽视或被侵犯。因此，儿童权利保护的实质更多的是指，为儿童的成长与发展提供和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并促进儿童与其所处环境的良好互动。儿童权利保护的总体目标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在参与原则的指导下，为儿童的教育、成长与发展过程提供良好和积极的条件，促进其健康成长和发展；儿童权利保护体现在监护人（或抚养人）的责任和义务实施上，监护人要承担起儿童权利保护的责任和义务。

为此，需要首先明确儿童青少年一父母（家庭）——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而确定三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辅原则”(subsidiaritat)，这一原则也是保守型福利国家构建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框架的基本原则之一。

辅原则由天主教社会学说所提出的三大原则发展而来，即人的原则、团结互济性原则、辅原则。人的原则(personalitat)强调每个人都拥有尊严，其尊严不可侵犯。团结互济性原则(solidaritat)强调机会均等与社会公正，倡导通过团结互济促进人类的共同生活和共同安康。西方福利国家构建社会政策（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所遵循的三大原则是保险原则、福利原则与救济原则，其中保险原则充分体现了团结互济性原则的精神，而救济原则充分体现了辅原则的思想。

辅原则包含两层意义，一是由个体到家庭到社会组织到国家的自下而上的层面。在此层面上，下一方有义务首先对自己负责和承担起责任，只有当自己无能力自助时，才可以求助于上一方，此层面强调自下而上的自我责任和义务。另一层面是指，从国家到社会组织到家庭到个体的自上而下的层面，该层面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辅助和协助义务：当下一方因各种原因无能力自助：无法实现自我责任和义务时，上一方需伸出援助之手进行协助和帮助。但上一方的义务仅局限于辅功能，而不是取代下一方的职能和作用。这种自下而上的自我责任和义务与自上而下的辅助功能和义务被称为辅原则。

辅原则和多样化原则(pluralitat)，今天已成为保守型福利国家构建社会工作体系的核心指导性原则，以及确立国家与社会组织关系的重要依据。其中，辅原则的思想已被明确纳入联邦德国《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第4条。该条文针对“公立型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机构与自由型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机构的合作”作出以下规定：(1)为了确保年轻人及其家庭的幸福与安康，公立型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机构应与自由型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机构进行伙伴式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公立型机构应尊重自由型机构（即社会组织）在确立目标、实施任务和组织结构方面的自主性。(2)如果具备资格的自由型机构有能力提供所需的服务或活动，那么公立型机构就应放弃官方的服务措施。(3)公立型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机构应按照该法典规定对自由型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机构进行资助，并加强自助团体的各种工作形式（《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第4条）。在此，辅原则确立了国家和社会组织之间的伙伴式合作关系，这一合作关系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在承担和提供社会服务方面，社会组织具有优先权；若具备资格的社会组织有意愿也有能力提供服务，国家有义务对其进行财政资助，但社会组织在制定目标、实施操作和组织构架等方面依然拥有自主权。辅原则的这一基本思想，即一方面尽量避免国家的涉人，国家的功能是从属和辅助的；另一方面，社会组织有权利得到国家资助，这一思想使得社会组织被置于国家和个体／家庭之间的位置上，并由此形成新合作主义。

因此，辅原则明确了个体、家庭、社会组织和国家四方之间的各自功能与相互关系。在儿童青少年权利保护方面，首先应该承担起责任的是家庭，国家的责任和义务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在家庭遇到子女教育问题和困难、但仍有能力教育子女的情况下，国家及社会组织有义务支持协助或补充家庭教育、增强和促进家庭的社会化功能，比如，为家长提供预防性家庭教育咨询，协助儿童健康成长和发展。另一方面，国家拥有最高监督权，监督家长或监护人履行教育和养育子女的义务。当家庭教育功能缺失，或家庭出现结构性问题、无力自助时，国家有权监督家庭教育／监督家长。比如在家长缺位或失去监护能力的情况下，国家有权撤销其监护权，并承担起临时监护权。这种情况下，国家就从监督者的角色转变为教育者的角色，由此，公立型或自由型机构所提供的服务是临时性或永久性替代家庭教育。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会出现儿童权利与家长权利相冲突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应谨慎处理矛盾和紧张关系，并需要相关立法支持，以及通过法律诉讼程序进行裁决。

社会教育学对“教育”的理解。传统教育概念特别强调：作为成人的教育者和作为受教育的孩子两者之间存在着知识和经验方面的差异，教育行为的焦点也是两者在知识和经验方面的差异，因此传统教育将教育过程简单地理解为老师“教”和学生“学”。但是，现代教育概念并不是将这种差异简单地理解为知识和经验的差异，而更多的是以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因此，教育是一个双方相互合作的过程，在具体的社会或环境框架下，所有参与者之间所产生的一个互动过程(Raetz-Heinisch/Schroeer/Wolff，2009)。

因此，社会学家尼可拉斯·鲁曼(Niklas Luhmann)提出，教育行为具有“技术缺失性”(technolo-giedefizit)。即在教育学领域中，人们无法像在技术领域那样，如，机械师修理机器、木工制作桌椅，能够通过运用简单的工具（方法和技术）达到某一特定的教育目标。教育行为中的技巧、方法与所要达到的教育目标和效果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和确定性(Niklas Luhmann，1982)。教育者所能起到作用的，只是推动和激发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即自我学习和自我理解的过程。教育过程需要一种持续不断的自我反思和重新定位。

从社会教育学的角度来看，儿童青少年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教育者之间的关系，都是促使他们学习、推动他们成长的契机和载体。社会教育学家米夏尔，温克乐(Michael Winkler，1988)在他的《社会教育学理论》中提出教育行为的两个决定性基本条件：教育地点和主体。“社会教育学永远都无法肯定，主体是如何在教育地点成长和发展的”(Luhmann/Schorr，1982：282)。温克乐想要用“主体”这一概念说明，教育工作者所接触的工作对象，总是与他们的环境处于某种关系状态中，而这种关系状态又是他们通过自身的行动自主建立起来的，因此，他们完全可以在这种关系中改变自己。这也意味着，儿童与青少年自身是积极主动的，他们会分析和探讨周围的环境，并且能够在积累的经验基础上改变自己。

教育学家海尔曼·诺尔(Herman Nohl)提出，教育工作成功的前提是建立教育关系纽带(pada-gogischer bezug)。教育关系纽带这一概念是指，一种以同等程度将教育者．被教育者以及客观世界（社会文化环境）三方连在一起的纽带。因此，教育者处于受教育者（主体）和客观世界（客体）之间的位置，他的任务是权衡两者，或者说教育者承担着双重任务：一方面他要促进个人（主体）的成长与发展；另一方面他要向个人传授客观世界（客体）所要求的价值观体系。对于这两种任务和职能，教育者应做到不过度偏重哪一方，比如只注重传授客观世界所要求或所希望的价值观，而忽略了儿童自身的成长与需求；或者只注重儿童自身的需求而忽略了向其传授客观世界的价值观。海尔曼·诺尔强调，建立这种教育关系纽带需因人而异、因情景而异，它是所有教育工作成功的基本前提。

由此可见，社会教育学所理解的教育是一个教育者、受教育者（主体）和客观世界（客体）之间的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育者需要注意的是，一要权衡教育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二要关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之间的互动过程，三要认识到教育的技术缺失性，清楚教育的实质在于推动教育者的自我教育过程。

社会教育学对成长与发展的理解。社会教育学认为，成长与发展概念与社会化息息相关。社会化是一个个体在与所处的社会和物理环境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状态下成长和发展的过程。对儿童青少年而言，它是一个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发展过程。在《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中，儿童与青少年成长与发展的目标或出发点是，使他们成为“为自己负责”和“为公众和他人负责”的人。由此该法律明确表述了“达到成功社会化过程”这一总体目标。因此除了独特的教育理念，“努力为儿童青少年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这一目标也是《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的显著特点。这一目标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社会科学学者尤里·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1981)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模式以及教育学家迪特尔·巴克(Dieter Baacke)的社会生态区域理论模式。

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发展生态学模式认为，社会化过程由个人（主体）及其所处环境（客体）两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组成。人们在环境中所获得的经验时刻影响着个人，而个人又通过自己的行动在改变着所处环境。这一互动过程是一种个人（主体）不断分析和探讨所处环境（客体）的过程。人们通过行动适应环境，同时也对环境产生影响。人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也就是说，人的成长与发展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和持续进行的。因此，布朗芬布伦纳强调，一个发展中的个人是动态环境中的实体；个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是双向的，这是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个人与环境的交换体现在不同层次。布朗芬布伦纳还将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分为四个层面：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部系统、宏观系统。他认为人的发展和社会化始于微观系统。

微观系统。指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直接接触的个人、群体、组织或机构，比如家庭、学校、同辈群体、邻居等。微观系统是个人生活中最直接、最核心、最重要的环境，也是儿童社会化的基础结构，直接影响个人的行为与发展。微观系统既隐含着促进儿童发展的潜力因素，也潜藏着妨碍儿童发展的危险因素。

中间系统。指在个人所处的微观系统之间发挥连接和中介作用的系统。它们自成一体、构成各种社会网络。例如家长会或者班主任与家长的定期联络，它连接学校和家庭两大微观系统，这两个微观系统相互影响，儿童青少年本身并不处于该中间系统中，但受其间接影响。

外部系统。指个人与之没有接触或很少接触、但却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个人的群体、组织或机构等。例如父母的工作环境或工作岗位就是儿童的外部系统，儿童本身虽然没有身处父母的工作环境中，但父母工作环境的状态与变化（如工作紧张或常年外出打工），会间接地影响到儿童的身心健康与发展，比如母亲在工作岗位上生气或不满，回到家中将这种不满情绪发泄在家庭生活甚至孩子身上。通常，源于这种外部系统的影响会被人们忽视。

宏观系统。指能够对外部系统产生直接影响的制度、文化、意识形态、民族信仰、风俗、法律等。例如，某些地区因区域性贫困外出务工的现象突出，边远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现象、户籍问题、民族信仰、地方风俗、教育体制的城乡差异等，都属于间接影响儿童的宏观系统。或者说，宏观系统是某种特定文化或特定社会的可视性结果。

布朗芬布伦纳尤其强调儿童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生态过渡期。当一个人的角色发生转变，或者当他的生活内容或生活环境发生改变，就会产生生态过渡期。对儿童青少年来说，对其影响较深的生态过渡期有入学、转学、退学、从父母家中搬出去住。这些时期，中间系统可能会转变为微观系统。生态过渡期是儿童青少年生理变化和环境变化共同带来的结果，它是一个个体与环境相互适应的过程。每一个生态过渡期既是成长过程的结果又是成长过程的助动器。在这些生态过渡期中，尤其可以看到儿童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很多问题和危险因素，它们也显示出儿童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某些敏感阶段。因此，处于生态过渡期的儿童和青少年尤其需要环境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教育学家及儿童青少年研究者迪特尔·巴克( Dieter Baacke，1991)将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模式运用于“儿童青少年在社会化过程中的行动与经验空间”理论中。他认为，儿童青少年是积极的行动者，他们以行动的方式获得生活经验，并在此基础上逐步适应自身所处的社会生活空间和环境。

迪特尔·巴克对儿童青少年的生活世界进行结构性研究，包括儿童青少年成长的时间性、人际性结构以及成长环境的空间性结构。巴克还将儿童青少年的生活世界划分成以下四个社会生态区域：

社会生态中心，包括家庭和家以及与此相关的最重要最直接的人。

社会生态近区，指儿童首先接触的外界关系和外部区域，比如邻居、城区、游玩场所。

社会生态特区，指具有特殊功能和任务的区域、承担着特定角色和特定目的的经验场所。最重要的社会生态特区是学校。

社会生态外缘，儿童与这些区域只是偶尔接触或计划外触及。

迪特尔·巴克指出，通常这些区域之间是相互渗透的，但是，比如在家庭出现危机的时候，这种区域之间的渗透有可能会受阻。儿童青少年的活动可能发生于所有区域中，而某些活动却只在特定的区域中进行(Raetz-Heinisch/Schroeer/Wolff，2009:58～63)。

《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第1条第1点表明：“每一个年轻人都有权利在成长过程中获得帮助、得到教育，以使他成为能为自己并能为公众和他人负责的人。”社会教育学的理念在该法中通过成长和教育两个概念被清晰地表达出来。这两个概念对童年与青少年时期的塑造有着重要意义，同时这两个条件的好坏也直接决定着儿童青少年年能否过上一种对自己和对他人负责的生活。因此，让儿童青少年实现他们的权利，即在成长过程中获得帮助、得到教育，成为儿童青少年专业工作的基本任务，这一基本任务在该法第1条第3点中得以具体表述：如“协助和促进年轻人的个人成长和社会成长、避免或减少社会歧视；协助家长和其他家庭教育成员教育子女并为其咨询；保护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安康与权益不受危害；致力于维护或创造有利于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Raetz-Heiniscl1／Schroeer/Wolff，2009:56～57)。”

类似观点在《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中还有更具体的表述，如，第11条第1点：青少年工作(jugendarbeit)“为了促进年轻人的成长与发展，应为他们提供青少年工作方面的服务。这些服务需符合年轻人的兴趣、并由他们共同参与制定，其目的是引导和促使他们成为具有自我决策能力、并拥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义务感的人。”这表明，儿童青少年专业工作被理解为一种（人为创造的）积极环境，该环境为儿童青少年提供各种与其兴趣相连的服务项目和内容。并且在此过程中，儿童青少年是积极参与服务内容确立和制定的主体。国家或由国家委托的机构有义务提供这类服务，但个人并不具备合法要求。

而第30条，则规定，在符合相应事实条件并呈交相关材料的条件下，在“促进协助补充或替代家庭教育的工作”范畴内，可以为受助者提供家庭教育辅导的服务（即个人具备“合法要求”）。具体地说，一位专业教育工作者，如社会教育学工作者或社会工作者，将专门为某一个儿童或青少年服务，协助他的成长。这种工作通常在儿童或青少年的家庭中进行。该法第30条原文是，“教育辅导员或教育照管员应在尽量考虑儿童青少年社会生活环境的情况下，协助他们克服成长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并在尽可能维护儿童青少年在家庭中成长的生活条件下，协助家庭提高自主功能。”该法律条文还明确体现出，在完成日常生活任务的过程中，儿童青少年是一个积极行动着的主体。“完成”一词显示出儿童或青少年的主动特性，专业教育工作者只是“在他们完成日常生活任务的过程中”协助他们、推动他们的成长。

因此在促进儿童青少年“成长”“教育”方面，《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具有以下“双重视角”的特征：

第一个视角是从儿童青少年自身出发。儿童青少年是其成长过程的行动者。在成长过程中，他们自身是积极主动的。儿童青少年专业工作应协助他们更好地完成日常生活的任务。儿童青少年专业工作将社会教育学工作地点看做一种人为创造的积极环境，这种环境也可以是某种具体的助人形式，比如启蒙、教育、咨询与危机干预。

第二个视角涉及构建社会生态环境。儿童青少年专业工作需要积极构建健康的社会生活环境。良好的生活条件以及符合儿童和家庭需求的社会环境，都属于社会生态环境，它们是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

简而言之，《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中的成长与教育概念，需要在双重内涵中理解。它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在儿童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对教育主体即儿童青少年的帮助；二是构建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在这种成长与教育的交叉互动式理解中，所有工作的出发点一方面是积极的主体，即儿童与青少年；另一方面是积极的社会生态环境(Raetz-Heinisch/Schroeer/Wolff，2009:64-65)。

综上所述，无论在学术理论还是在立法或服务操作层面，在欧洲大陆，社会教育学作为一个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的综合性专业领域，其功能、任务、目的、内容以及服务对象的权利等等，都已构成一个完整、系统、成熟的体系。

二、社会教育学与社会工作的关系是什么？

首先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和传统的角度来分析。在欧洲大陆国家，历史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职业分支发展脉络，这一传统延续至今。从12～13世纪起，到14～16世纪，在面向有困难的群体提供帮助时（包括物质性救济和精神性帮助），人们对未成年的儿童青少年群体和成人群体已有所区分。最初面向儿童青少年的服务，主要针对最困难的群体，比如弃婴孤儿、贫民子女、无人监管的“问题青少年”，人们将面向他们的照管工作称为“青少年救助工作”(jugendfursorge)。从17～18世纪到18～19世纪再到20世纪，面向“问题青少年”的“青少年救助工作”逐渐扩展为面向大众儿童的“幼儿园”以及面向大众青少年的青少年业余生活和校外教育工作(jugendpflege)。此外，受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的影响，除了生活照管和物质救助，教育的思想和理念被加入进来。到了20世纪，面向大众青少年的青少年业余生活和校外教育工作以及面向问题青少年的青少年救助工作两个领域又被合并为社会教育学。

而人类最初面向成人的帮助，主要体现在对穷人的物质性帮助或经济性救济，如14~16世纪的济贫工作(armenpflege)，这类工作被统称为“成人救助工作”(erwachsenenfursorge)。随着时代的发展，面向成人的服务工作从物质性救济扩展到了精神性帮助，服务人群也从穷人阶层扩展到其他社会阶层，从17～18世纪到18～19世纪再到20世纪，面向穷人的“救助工作”逐渐被面向大众的福利工作(wohlfahrtspflege)所取代。到了20世纪，面向大众的福利工作又被社会工作(sozialarbe-it)这一概念所代替( Schilling/2eller,2007)。（见图5）

从图5中可以看出，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社会教育学和面向成人的社会工作存在着传统的职业发展分支。但今天，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建立将两者连在了一起，当今两个工作领域逐渐地趋于交叉、重叠和相融，但同时，这两个领域在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和工作领域等方面仍旧保持着各自的独特性。

鉴于这种状况，对于专业概念的使用，专业领域内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为了简单起见，用社会工作（soziale arbeit“社会”与“工作”分开写）这一上位概念来涵盖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社会教育学(sozialpadagogik)以及面向成人的社会工作（sozialarbeit社会”与“工作”连写）这两个概念。例如，德国社会工作职业联合会(DBSH)称其为“社会工作者（‘社会’与‘工作’连写）、社会教育学工作者、康复治疗教育工作者和幼儿教育工作者的专业联合会、工会和职业联合会”。按照这种界定，社会教育学被看做是上位概念社会工作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见图6）。第二种是将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社会教育学以及面向成人的社会工作（“社会”与“工作”连写）作为同义词或近义词使用，在面向不同群体和不同服务领域时人们使用不同的表述。

因此，也可以从工作领域以及立法角度，对两个概念进行进一步区分。社会教育学的工作领域主要是指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如上文所述，《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SGB VIII/KJHG)第11～41条中，明确列举了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四类服务项目与内容（第11~41条）以及其他任务（第42～60条）。而面向成人的“社会工作”主要包括以下服务领域：老人工作（老人专业工作）、残疾人工作、瘾病社会工作（吸毒、酗酒、赌博）、无家可归者社会工作、失业者社会工作、精神病院社会工作、监狱和司法社会工作等。这些工作领域也有着各自不同的法律基础／立法，如，《社会法典》的其他几部法典。此外，某些面向成人的“社会工作”也含有很多行政性成分，如面向贫困者和失业者的社会救济局和面向大众的卫生局的工作。当然，如前所述，社会工作和社会教育学这两个工作领域在某些时候有交叉重叠之处。

最后从大学教育中的专业名称和所获学历来分析。在欧洲，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始于20世纪60～70年代，从那时起，大学开始开设社会教育学专业，所获学历为社会教育学硕士。而专科大学开设的专业名称更多是社会工作或社会福利与保障事业，所获学历亦为社会工作硕士。近几年来，一是受博洛尼亚进程改革的影响，二是受法律对两种学历同等认可度的影响，很多高校在开设专业时，对专业名称有所调整。比如很多1971年以来招收社会教育学专业的大学，将专业名称‘调整为社会工作。而有些专科大学则开始开设社会教育学专业，或者将两个概念在专业名称中合为一体，即社会工作（社会教育学），比如德累斯顿新教社会工作专科大学，或法兰克福社会工作与社会教育学研究所。

综上所述，无论从历史发展角度、从服务领域和立法角度，还是从大学教育的专业名称和毕业文凭角度，社会教育学与社会工作的关系体现在两种形式的理解上：一社会教育学与社会工作被作为同义词使用；二社会教育学被作为社会工作的分支领域和组成部分使用。为了简单起见，专业领域通常将两个概念合二为一，即使用社会工作（社会教育学）这一表述方式。本文将社会教育学作为社会工作的分支领域使用。

那么，社会教育学与社会教育又是什么关系？两者虽有联系，但有着截然不同的外延和内涵。在国内，人们通常将社会教育理解为个体在家庭和学校以外的社会这个大课堂所获得的学习、体验、实践和教育，即社会性教育、社会性宣传，包括社会实践、校外教育和媒体教育。如果具体到儿童青少年这一未成年人群体，社会教育更多的是指：未成年人在家庭和学校之外所获得的个人体验、社会实践、校外教育和学习成长。可以看出，国内针对未成年人的社会教育，实际上是社会教育学庞大领域中的一个较小的组成部分，即以补充和辅助家庭教育为主要功能、只针对儿童青少年自身、以培养未成年人综合素质与能力为目的的儿童青少年工作，比如校外教育或非正式教育（包括道德思想教育、行为素质教育、能力培养）、社会实践、业余生活与文娱体育活动等等，这类工作带有明显的预防性社会工作性质。

而社会教育学的社会功能和工作领域非常系统和庞大，它是一种从系统性角度出发、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所提供的各种综合性社会工作服务总称。它不仅具有补充和辅助家庭教育的功能，也有替代家庭教育的功能；它不仅只面对儿童青少年自身工作，也针对未成年人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工作，比如，家庭、学校和同辈群体环境；它不仅提供面向全民的预防性社会工作服务，也面向有特殊需求的服务对象提供咨询性和介人性社会工作服务。因此，社会教育学是一个较为系统的上位概念，它涵盖了针对未成年人的“社会教育”这一分支领域（如图7所示）。

三、本文为何使用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这一概念？

在中国大陆，如果将社会工作与儿童青少年和家庭这两大概念联系起来，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务领域中，能立即发现以下概念：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妇女社会工作或者这几个概念的相互排列组合。从文献分析中很容易就能看出，这几个概念在多介层面均有重叠交叉之处，如，服务对象、工作环境、应对问题或服务内容等。而对于这几个概念或服务领域的具体区分或界限，社会工作专业领域中却没有明确统一的论述和说明。

比如，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多以工作对象儿童青少年为界定标准，而从其理论依据或理论基础以及服务内容的角度看，它不仅仅涉及儿童青少年这个群体本身，也涉及其主要的微观生活环境如家庭和学校。而学校社会工作的工作环境、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也绝不仅仅拘泥于学校和学生，家庭社会工作所面对的服务对象虽然主要是家庭，但也同样隐含儿童青少年这个群体。这种重叠和雷同不仅仅体现在概念界定上，从所应对的问题和服务内容上也可看出，比如，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所应对的问题有贫困问题、心理情绪问题、亲子关系、厌学问题、青春期教育、网瘾问题、早恋问题、偏差行为、就业问题、特殊家庭问题、儿童受虐待／被忽视等；学校社会工作所应对的问题有贫困问题、青春期教育、心理情绪问题、亲子关系、早恋问题、网瘾问题、师生关系、朋辈／同学关系特殊家庭问题、儿童虐待、职业规划等；家庭社会工作所应对的问题有婚姻关系、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家庭暴力、家庭教育、特殊家庭问题等。此外，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几个领域的理论依据大多出自社会学和心理学视角，比如，对社会工作实践产生深远影响的认知行为主义、心理动力理论和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以及系统（社会生态）视角等等。但涉及儿童自身成长和教育的教育学视角基本被忽视。

因此，目前中国大陆社会工作领域中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这几个概念无论在服务对象、理论依据还是在工作环境、所应对问题以及服务内容方面，都有多处雷同，几个概念的本质区分和边界问题较为模糊。但从另一方面讲这种内容层面上的雷同和重叠也是必然的，因为：第一，儿童青少年这一群体自身和家庭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他们所处的核心社会生态环境是类似或相同的。

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相互关系决定了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时，以上三个服务领域都很难系统全面地体现面向该群体的服务理念和服务体系。因此本文在社会教育学的框架下，使用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这一概念。第一，避免在使用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概念时所出现的重复，如，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也就是说，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所提供的服务项目有可能既涉及儿童青少年，同时也涉及家庭和学校；第二，从系统性和过程性角度，兼顾和考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群体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其共同的微观系统或社会生态环境，比如家庭、学校、同辈群体等，而不是机械地将其分隔于某一领域中，比如通过使用某一概念；第三，立足于社会教育学，以儿童青少年自身及其所处环境两个层面为工作出发点，确立服务目标、制定服务项目。

因此，笔者将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界定为，以促进儿童青少年自身成长以及为其创造良好环境双重视角为出发点，以确保日常生活的顺利进行为目的、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所提供的各种综合性专业社会工作服务。这一双重视角决定了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的目标在于，一方面，注重将儿童青少年培养成为自己负责和为他人和公众负责的人，即自身能力的培养和公共责任感的培养，也即儿童自身工作；另一方面，又注重为儿童青少年的成长创造最佳环境比如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同辈群体环境，即关注个体与环境的互动状态和契合程度，也即环境工作，这两个目标是否达到，体现在儿童青少年和家庭能否确保他们日常生活的顺利进行。也就是说，在这一过程中，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是积极行动的主体，而服务工作者的位置界于主体（服务对象）与客体（客观环境）之间，其角色和作用更多的是协助、辅助或推动服务对象与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过程或调适状态，使得服务对象最终能自己掌控生活、使其日常生活顺利进行。

四、“华仁模式”的界定和特点

华仁是成都市锦江区华仁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简称。华仁从成立初始就确立了独特创新的模式。华仁所面对的服务对象是儿童青少年和家庭，华仁从成立初始就确立了社会教育学的指导思想，并决定使用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这一概念来表述本机构的服务领域。由此也确定了华仁的双重总体目标：即促进儿童青少年的自身成长以及为其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该机构为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提供的所有服务均围绕着这两个目标进行。

“华仁模式”即华仁工作模式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工作模式并不完全相同。专业文献对社会工作模式的界定不一，一般来讲有两种界定方式：一是与社会工作理论等同，即主要来自其他学科如心理学的理论模式，因此，当人们谈到社会工作模式时，就会想到诸如人本主义模式心理动力模式、行为主义模式等概念。专业文献对社会工作模式的第二种理解是界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一种相对固定的操作或运行范式，但对于这种范式所含的具体内容，文献中少有说明。本文中的“华仁模式”是一种社会工作机构在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时其功能目标、理论依据、实践操作、服务性质、关注焦点等层面所呈现的综合特点、相互关系和特有结构，它既是一种社会教育学作为第三个教育领域的工作模式，亦是一种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提供综合性社会工作服务的工作模式，因此，它与专业文献中的以上两种理解均有不同。

（一）“华仁模式”的界定及其新之处

1．“华仁模式”这一概念主要含以下几个层面，其新主要体现于以下几方面

(1)理论依据。含两个层面，其中不仅包括社会工作实践理论即主要来自心理学领域的理论依据，更重要的是提供目的和方向性指导的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尤其是引入社会教育学的思想和理念，这部分理论目前在国内尚属空缺。这一点也是“华仁模式”之新的体现。

(2)服务目标与功能定位。提出社会工作的核心服务功能链：即预防一咨询一介入，并强调社会工作的预防功能。在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专业工作方面，华仁确立了两个明确的服务目标，一是针对提升儿童青少年自身能力的工作，二是针对改善微观环境（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在服务目标与功能定位方面强调社会工作的预防功能。华仁的各项工作以此三种功能为主。假如此功能链继续逐级扩展，在“介入”之后将出现“治疗”和“救助保护”等功能。

(3)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方式。强调反思性社会工作的视角和意识。在反思性社会工作思想的基础上，华仁赞同汉斯-乌韦·奥托(Hans-UweOtto)的社会工作是反思性职业或职业化反思科学的观点，因此也赞同社会工作有别于体系外观察、而因此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正是由于社会工作的这一特殊的科学性质，使得理论无法直接套用于实践，进而使得社会工作者的反思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即社会工作者能否关注其与案主之间的互动过程、能否根据具体情境，灵活机动地应对各种问题。因此华仁强调，以反思性视角连接理论与实践，或者说，对于一个社会工作者来说，除了知识、能力和价值观，其工作成功的最主要前提是：他是否具备反思意识和反思能力。这一点也是“华仁模式”之新的体现。

(4)对待社会工作实践理论或方法的态度。因社会工作是反思性职业或职业化反思科学，因此在实践操作层面，华仁倡导跨理论为跨方法的操作模式，而反对将某一种心理学模式直接套用于某个案例的服务对象身上。这一点也是“华仁模式”之新的体现。

2．“华仁模式”所含层面及其新特点，已从侧面彰显了它与国内现有社会工作理论及实践的关系以及不同

(1)理论层面。现有国内的社会工作理论大多来自其他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或哲学的理论，即社会工作实践理论。而华仁的理论依据含两个层面：（来自本学科的）社会工作基础理论以及（来自其他学科的）社会工作实践理论。前者为社会工作提供了方向性依据，后者为社会工作提供了操作性基础。

(2)服务目标与功能定位。现有国内的社会工作实践大多聚焦于面向弱势群体的救火式工作，即把社会工作的功能定位于有了问题之后的介人工作。华仁所提出的社会工作服务功能链，科学细化了社会工作的逐级功能，并强调以社会工作的预防功能为主，同时兼顾介入功能。这对社会工作职业的功能定位以及未来发展具有前瞻性意义。

(3)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方式。因受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加上对社会工作学科定位的模糊不清，在探讨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方面，国内普遍存在着理论用于指导实践的观点。华仁强调反思性社会工作的视角和意识，从社会工作是反思性职业的观点出发（理论不能直接运用于实践），主张社会工作者用反思能力连接理论与实践。华仁的这一立场直击国内社工和学者越来越对直接运用来自心理学的社会工作理论持怀疑态度的现状和根本要害，为未来专业领域探讨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性和战略性参考依据。

(4)对待社会工作实践理论或方法的态度。在现有社会工作实务领域或专业文献中，存在着一种试图将社会工作实践理论（如，心理动力模式或行为主义模式）一对一套用于案例的取向和倾向。这种对待方法的态度使得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屡屡受挫。而华仁所倡导的跨理论、跨方法操作模式，基于反思性社会工作思想，是一种较为灵活对待方法的方式。

以下本文将从应对隐性社会问题、理论基础、功能定位、服务内容、反思性视角、本土文化视角、对“专业性”和“专业素质”的理解这几个角度，进一步详细分析和探讨“华仁模式”的特点和崭新之处（见图8）。

（二）“华仁模式”的特点

1．应对隐性社会问题

华仁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是国内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生活状况及实际需求，比如，独生子女的成长问题，孩子、老师和家长之间的恶性沟通以及由此引发的家庭矛盾和家庭问题，他们在家中受宠，入学后首次面临家庭以外的社会交往，当遇到同辈群体的批评、嘲笑或讽刺等负面反应时，如果孩子不知道如何应对、逐渐形成心理问题或行为问题，成绩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沉迷于游戏、不知道如何与陌生人交往等问题会接踵而至。而这时，如果家长不清楚原因也不知该怎么办，会把来自老师的压力继续传递到孩子身上，孩子的“症状”会越发加重。这时，家长会更加焦急、越发催促孩子，就此形成孩子、老师、家长恶性循环。如果是三代同住家庭，这种恶性循环又会多一个环节一祖辈的隔代亲和过度疼爱。而学校考试所导致的过度聚焦于成绩的现象，又进一步促成了这种恶性循环的加剧。

这种恶性循环不仅影响孩子的成长和家长的心情，也会引发家庭矛盾和家庭问题，比如，父母因孩子问题产生争执、祖父母又有着完全不同的教育观念，孩子整日生活在成人的争执和矛盾之中，家中缺乏一致的教育声音和主导的教育角色。不仅孩子生活在矛盾状态中、毫无方向和目标，而且成人之间也由此产生矛盾、影响情感，比如，由此产生的夫妻矛盾、甚至夫妻离异并不少见。在华仁所服务的家庭中，有很多三代家庭存在严重的家庭矛盾问题。

以上提到的儿童成长问题、家庭教育问题、家庭关系问题等，华仁将之形容为隐性社会问题，即尚未爆发和显现、但在特定条件下会恶化甚至影响家庭环境和家庭稳定的各种问题。此类问题涉及很多家庭，只不过每个家庭应对的能力、应对的方式和应对的效果有所不同。华仁所做的各种工作，就在于应对隐性社会问题，帮助家庭改善家庭环境和家庭关系，或对其进行能力建设、使家庭具备自我调节、自我成长的能力。

在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直接开展家长或家庭工作，不是很实际，中国人万事不求人、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使得很多家庭即使问题重重，也不愿求助于陌生人。因此，华仁找到一个切入点开展工作，即孩子问题，比如孩子的成绩问题、性格问题或行为问题。大多数家长关切孩子的成绩问题，也愿意因此寻求专业帮助。专业人员在与家长和孩子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往往会发现，大多情况下，孩子的问题或症状是家长问题或家庭问题的载体，比如家庭关系问题、夫妻矛盾、三代家庭问题、父母的心理投射、或在离异家庭中的子女父母化等问题和现象。由此，专业工作会从孩子问题转向家庭问题、并涉及家庭问题的方方面面。

2．理论基础

“华仁模式”的理论基础与众不同，华仁是一个既以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又以社会工作实践理论为理论基础的专业社会工作机构。社会工作基础理论为华仁提供了方向性指导和目标功能性定位，同时，华仁对待社会工作实践理论的态度和方式也与众不同。

昂斯特·恩尔科(Ernst Engelke)将社会工作理论分为，普遍性社会工作理论、特殊性社会工作理论和外延社会工作理论。普遍性社会工作理论是阐述社会问题如何形成、如何解决社会问题、社会工作是什么、社会工作功能与目标的理论。正因为它是阐述本学科自身功能与任务的理论，所以带有极强的普遍性，故被称为普遍性社会工作理论。此类理论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都尚为空缺。特殊性社会工作理论主要涉及社会工作过程中观察、判断和行动的三个阶段，是社会工作实践操作的理论依据，这类理论大多来自心理学领域（如心理动力理论、行为主义理论、人本主义理论等），因这类理论仅仅涉及社会工作的某个特殊方面如实践操作，带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被称为特殊性社会工作理论(Engelke，Borrmann，Spatscheck，2008)。国内目前大多数人所理解的社会工作理论就是这类理论。

笔者认为，昂斯特·恩尔科所提出的普遍性社会工作理论为社会工作提供了功能性目标与方向，也就是说，明确社会工作的功能、目标与方向，是所有社会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必不可少，因此，笔者称普遍性社会工作理论为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张威，2012)。笔者认为，昂斯特·恩尔科所提出的特殊性社会工作理论主要涉及社会工作的实践操作层面，即社会工作该如何做，因此笔者称特殊性社会工作理论为社会工作实践理论(张威，2012)。本文选择使用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和社会工作实践理论这两个概念。

华仁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专业工作同时基于基础理论和实践理论。前者为其提供了方向性依据，后者为其提供了操作性基础。尤其是华仁引入的社会教育学思想和理念，为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专业工作领域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和功能性定位，即社会教育学作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外的第三个独立的教育领域，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相辅相成，其主要功能是补充、辅助、协助甚至是替代家庭教育。如前所述，替代家庭教育的功能主要由国家（官方机构）来承担，比如，当监护人失去教育子女的能力时，为补充、协助家庭教育的功能，可以由国家、也可以由社会工作机构承担。华仁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是在成都市锦江区民政局登记注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作为一个专业的社会工作机构，华仁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专业工作有着极其鲜明的社会教育学理论指导思想，其主要功能是补充、辅助家庭教育、协助家庭完成其社会化功能。

3．功能定位

社会工作基础理论为华仁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性指导和目标功能性定位。这点具体体现在机构功能定位与服务功能定位”两个层面。

第一，机构功能定位。作为一个专业性社会工作机构，华仁首先对本机构的双重功能进行了明确定位。按照社会教育学家（社会工作学）者汉斯·替尔施(Hans Thiersch)的观点，社会工作机构承担双重职能或双重任务即助人与监督(张威，2012)。监督职能是指社会工作机构支持国家政体、完成国家委托，并受国家之托监督社会风险因素，确保社会稳定。助人职能是指社会工作机构为大众百姓以及需要帮助的个人和群体提供服务和帮助，使其确保日常生活的顺利进行，而这一缓解矛盾和化解冲突的工作过程，同时又促进社会发展。因此助人与监督的双重职能也隐含着社会工作既维护社会稳定又促进社会发展的辩证性作用和功能。然而，履行双重职能或完成双重任务，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尤阿西姆·梅尔谢(Joachim Merchel)认为，它取决于以下三方面的状态和质量：社会政策的现有框架、机构的经济性和机构的专业性。这三者之间相互补充，但在特定条件下也会相互制约甚至相互矛盾，而此时，起决定性作用则是伦理道德性原则与反思(Mer-chel，2006)。

由此华仁对双重功能进行了明确定位：助人与监督。这一双重职能使得华仁与所有其他社会工作机构一样，处于国家和服务对象之间的位置。因此，如何权衡两者并在其中找到实际可行的行动空间，既支持国家政体、完成国家委托、履行监督职责，又能为百姓提供专业服务和帮助，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正是出于对这种双重职能的理解以及完成这一职能所需的三大必要前提条件，华仁不仅仅致力于面向服务对象的微观社会工作，努力确保机构的经济性和专业性，更提倡社会工作者也应该成为社会政策的推动者和倡导者。因为助人自助的目标，只有在服务对象的各种物理和社会环境得以改变以及社会政策不断完善的前提下，才能彻底得以实现。

第二，服务功能定位。在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层面上，“华仁模式”引入了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尤其是社会教育学理论和理念。在当今中国教育制度极受应试制度制约、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过度聚焦于学习成绩、家庭教育缺乏适度引导和支持、社会教育学几乎完全缺失的情况下，华仁决定将“社会教育学”作为第三个独立的教育领域建立起来，其主要的社会功能是协助和补充家庭的社会化功能（包括家庭教育）以及协助和补充学校的社会化功能（如图10所示）。

华仁基于社会教育学对儿童青少年教育和成长的理解，其工作重点在于两方面：儿童工作即儿童青少年自身能力和公共意识的培养（对自己负责和对他人负责）以及环境工作（比如家庭）。这一双重目标也决定了华仁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均具有多重视角，即在培养儿童青少年自身能力和公共意识时所需的教育学视角，以及在开展环境工作时所需的空间上的系统性视角、时间上的过程性视角（社会学和心理学视角）、具体情形下的灵活性和辩证性视角（哲学视角）。正因为具有教育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元视角，使“华仁模式”能清晰地区分于大陆现有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所持的理论依据和理论基础。

围绕以上两个核心目标，华仁提出了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的服务功能链。该功能链用以描述和概括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领域所应承担的一系列社会服务功能。根据社会化基础机构（如，家庭、学校等）所处的不同功能状态以及服务对象所面临问题的程度不同，该功能链由浅入深、从不涉人个人私人领域到逐级涉人个人生活领域，承担起以下几种逐级递增的社会服务功能：社会化和预防预防和保障咨询介入和干预保护（救助）治惩罚(见表2/图12)。华仁目前所承担的主要社会服务功能集中于：预防咨询介入。

社会化和预防。主要由社会化基础机构承担，如家庭、学校、媒体等。社会化和预防功能面向全民，其主要目的是发挥基础机构的社会化功能和预防作用。

预防和保障。主要由以预防为主的社会服务机构和以保障形式为主的官方社会政策机构承担，其主要功能是预防和社会保障（又分三大范畴：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该服务功能面向全民。正常情况下，如果社会化基础机构如家庭能够充分发挥其社会化功能，则不需要社会服务或社会工作。但是社会变迁、经济改革和人口发展，如，家庭结构变化、人口流动、贫困、失业、人口老龄化等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使得某些社会化基础机构（如，家庭）无法充分发挥其社会化功能和预防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预防和保障功能的主要目的是协助、补充或保障基础社会化机构发挥作用。在这一层面上，服务内容可分两类：一类是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提供的、以物质性帮助为主的社会保障，如，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低保）；另一类是以协助和补充家庭社会化功能为主的预防，比如，儿童与青少年校外教育（非正式教育）、小学生课后托管与教育等。

咨询。主要由以咨询形式为主的社会服务机构承担，其主要功能是协助、帮助（辅导）、咨询，面向全民以及弱势群体。咨询功能主要适用于以下情况：当儿童青少年或家庭遇到困难、需要帮助，但仍有能力自己解决问题时，为其提供咨询，协助其解决日常问题。因此，其主要目的是为儿童青少年或家长提供咨询，协助他们提高自己掌控生活和应对问题的能力，使其生活恢复正常化。在这一层面上，服务内容可以是协助、补充家庭教育的咨询性工作，比如，儿童青少年心理辅导、家庭教育咨询、家长学校、家长培训、家庭咨询等。

介入和干预。主要由以介入和干预形式为主的社会服务机构承担，其主要功能是危机处理、危机介入（干预），面向的服务群体主要是弱势群体和特殊问题群体。当儿童青少年或家庭出现了结构性问题或危机，已经力不从心、不具备自助能力、无法自己解决问题，社会工作者直接介入服务对象的私人生活领域、协助其处理危机。在这一层面上，服务内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协助家庭完成社会化功能、或协助和补充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介人性工作，即针对儿童青少年偏差行为或家庭特殊问题的社会工作，如青少年瘾病社会工作（吸毒、赌博、网瘾等）、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青少年就业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等。这类工作可以由国家、也可以由社会组织来完成；另一类是替代家庭教育的介入性工作（详见下段）。

保护（救助）。主要由国家机构承担，主要面向弱势群体服务。由于各种原因，若儿童的身心健康安全和发展受到危害、被忽视、缺少保护（比如，监护人失去监护和抚养能力），儿童则需进入限制自由的机构，对其进行强制性保护措施，比如，将儿童从所处环境中解救出来。其目的是保护儿童权益，使儿童能够健康成长和发展。这一层面的服务内容主要是替代家庭教育的工作，它又分两类：一种是临时型（流动型）的，比如国家临时庇护服务机构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或针对流浪儿童的救助中心；另一种是长期型（固定型、住所型）的，比如，家庭寄养、家庭收养、儿童福利院、或其他儿童与青少年集体寄宿教养机构等。替代家庭教育的工作主要由国家（官方）机构完成。

治疗。主要由以治疗形式为主的机构承担，比如医疗体系f包括一般医院的精神科、心理卫生中心或精神病院），其主要功能是治疗。在此层面上，社会工作只是辅助行为，医疗体系和心理疗法占主导地位。但一旦案主离开此类情境，社会工作则成为主导地位。该功能主要面向弱势群体服务，由于案主出现身体或心理方面的疾病，需要对其进行治疗。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治疗达到康复。该层面的实务领域有诸如医院或康复机构、精神病院等。

惩罚。主要由以惩罚形式为主的机构承担，比如公安、司法体系，其主要功能是惩罚。但在面向未成年人时，惩罚的功能要基于教育。也就是说，惩罚的最终目的还是教育。在此层面上，社会工作也是辅助行为，公安司法体系占主导地位。但一旦案主离开此类情境，社会工作重则成为主导地位。该功能主要面向问题群体，由于案主触犯法律，需要对其惩罚和教育。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惩罚和教育使案主重新融入社会。

在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的服务功能链中，社会服务和社会工作主要以三种工作形式进行：流动型、半固定型和固定型。流动型（临时性）一词基于社会工作的“来”结构或“去”结构。“来”结构是指服务对象（如，家长）自己来到服务机构接受家庭教育咨询；或者流浪儿童自己找到救助管理站或未成年人保护中心，要求帮助。“去”结构是指专业服务人员（如，家庭社会工作者）去服务对象处（如，进人家庭）开展工作；或者社会工作者走上街头寻找流浪儿童，并采取救助措施。流动型工作的目的是临时性协助和补充家庭的社会化功能（包括家庭教育），它与长期性替代家庭教育的固定型工作形式相对。固定型（住所型）主要是指服务对象处于某一固定场所，且逗留时间相对较长，比如家庭收养或儿童福利院。固定型工作的主要目的是替代家庭教育。而半固定型工作的例子比如小学生课后托管与教育一小学生只是放学后逗留于服务机构，晚上回家过夜。

在此功能链基础上，华仁倡导汉斯·替尔施(HansThiersch)的“以生活世界为本的社会工作”思想，即社会工作的核心焦点是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世界，社会工作的目标是协助服务对象确保日常生活的顺利进行（而非“成功”的日常生活）。因此，HansThiersch强调社会工作的预防功能，他提出初级预防、二级预防、三级预防概念。初级预防是指为服务对象创造良好稳定的生活环境，避免矛盾和危机的出现。二级预防是指在可能出现问题或危机的情况下，提供专业工作、防患于未然。三级预防是指在问题发生之后的紧急处理工作(张威，2012)。HansThiersch在此所说的预防是一个较为广义、宽泛的概念。相对而言，华仁在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的服务功能链中所提出的预防是一个较为狭义、具体的概念。因此，华仁将HansThiersch的初级预防、二级预防、三级预防分别解读为预防、咨询和介入。在此社会工作思想基础上，华仁倡导社会工作服务功能的重心从介入转向预防，以面向全民的预防功能为主，同时兼顾面向特殊问题群体的介入功能，从根本上避免或减少社会问题的出现。

纵观世界社会工作的发展史，每当社会工作成为一种职业正式走上社会舞台时，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它都是首先以消防、救火的功能出现的，人们总是用社会工作去应对那些已经出现的严重问题或帮助那些已经处于危机状态的特殊问题群体。而半个世纪、一个世纪过去后，人们发现，救火型的社会工作花钱多、效果差，于是人们开始逐渐将工作重心转向长期性的预防。华仁从社会工作发展史的角度、也从国内社会工作职业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提出将社会工作的重心从救火转向预防，并提出将社会工作常态化、正常化、持续化、大众化，而不是临时化、阶段化、边缘化、表面化，让社会工作服务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期从根源上防止和解决社会问题。

4．服务内容

在以上理论基础和功能定位的框架下，华仁将其所提供的服务内容和服务项目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预防性社会工作。此类工作面向所有儿童青少年和家长，也就是说，在服务对象方面没有选择性，所有服务对象均可参加。华仁目前所提供的预防性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为：儿童综合素质与行为教育班、儿童成长小组（面向小学生）、家庭教育讲座（面向家长）。

第二，咨询性社会工作。此类工作面向有服务需求、具备自助能力的儿童青少年和家长。其服务原则是自愿性，也就是说，服务对象通过各种渠道自己找到华仁，希望得到帮助。咨询性社会工作的核心目的是帮助家长修复教育纽带，即协助家长重新建立或修正与孩子之间的教育关系纽带。大多数服务对象在得到一段时间的帮助后，能摆脱对专业工作者的依赖，独立解决问题，继续自己的日常生活。华仁目前所提供的咨询性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为：儿童青少年心理辅导（面向儿童青少年）、家庭教育咨询（面向家长）、家庭咨询（面向整个家庭）、家庭小组（亲子小组）（面向家长及其子女）。

以上两种预防性和咨询性工作是华仁目前的核心工作，其目的是：培养儿童自身能力以及公共意识。同时以孩子成绩问题或孩子行为问题为切入点，以家庭为单元，以家庭教育中的主要问题为主线，引导家长或其他监护人认识和找到孩子问题的真正根源所在，并协助家长改善与子女的沟通模式和相处方式，或协助整个家庭改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状态和沟通模式。比如在家庭教育咨询中，咨询员通常会引导家长发现表象问题背后的真正问题（如家长问题或家庭问题），让家长意识到孩子的症状通常是家庭问题的载体，因而家庭教育咨询的核心主题通常为家长教育子女的方式、家庭关系、家庭结构以及家庭沟通模式，比如夫妻之间如何在教育子女问题上达成一致，而不是意见相左、发生分歧，导致孩子生活在成人的矛盾之中；或者如何处理好三代家庭之间的家庭系统边界问题；或者如何让家长意识到自己的心理投射或子女父母化问题。如果在协调家长和子女之间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时，咨询员需要与家庭中的多个成员一起工作，这时，家庭教育咨询会演变为家庭咨询。

第三，介入性社会工作。在这一层面上，华仁只提供协助家庭完成社会化功能或协助和补充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介入性工作①，即针对儿童青少年偏差行为或家庭特殊问题的社会工作，如青少年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等。介人性工作主要面向有结构问题或处于危机之中的儿童青少年或家庭。在这一层面上，服务对象大多是被送来的或被介绍来的，比如被学校老师、被家长或被其他亲戚送来接受帮助的儿童或青少年。因此工作人员所面对的阻抗，工作难度相对较大。目前华仁已启动的只有青少年社会工作和家庭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尚在筹备之中。

以上三种性质的服务项目虽然逐级递增，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们相互之间的界限和区分并不是僵化静止的。一方面，很多情况下，它们之间的界限不明显，反倒是常处于转化和过渡的状态中。比如家庭教育讲座、儿童综合素质与行为教育班、儿童成长小组的服务对象在有特殊需求的情况下，就可以成为家庭教育咨询、家庭咨询、家庭小组的服务对象。而家庭咨询的服务对象如果面临危机或结构性问题、需要较长的服务时间，又会成为青少年社会工作或家庭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另一方面，各个服务项目之间并非完全孤立、互不相干，而是相互配套和互为补充的。因为华仁通过实践研究发现，每个服务项目虽然都能带来一定程度的成效，但也会因其工作形式的限制而存在某些局限，比如，家庭咨询和家庭小组两种服务形式，存在着各自不同的优势和局限，需要相互配合和相互补充，也就是说，接受家庭咨询的家长和孩子可同时参加家庭小组，而孩子可同时参加儿童成长小组。

5．反思性视角

工作模式的形成离不开特定的理论基础和方向性，也离不开社会工作的实施和过程性。既然工作模式涵盖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就必然涉及从科学知识向实践行动转化的过程，而这一转化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则是社会工作者所需具备的一种特殊的专业能力，即反思能力。此外，虽然社会工作或社会教育学的概念和理念均来自国外，但如果希望该领域能够为维护社会安定与社会和谐做出一份贡献的话，社会工作就必须在中国土壤中生根、开花、结果。因此，社会工作者必须具备社会工作在中国本土发展的框架性视野和文化性视角。因此，“华仁模式”是以下四个核心层面的有机结合体，即，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包括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和社会工作实践理论）、社会工作的实践操作过程、反思性看待社会工作科学与职业的视角和能力、本土文化视角（见图14）。

现在重点聚焦于“社会工作的实践操作过程”层面，可称为第二个核心层面。在这一层面上，华仁特别强调的原则是，处于工作核心地位的，应是案主的需求以及案主与工作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不是工作方法和技巧。也就是说，社会工作者更应关注的是案主的生活世界、状态与需求，社会工作者应首先自问：“他需要什么？他需要我帮助吗？如果是，他需要我帮他什么？”而不是首先思考“我该用什么方法帮助他”。之后，社会工作者需要以一种与案主沟通和协商的方式与其共同寻找解决途径、达成一致，而不是一厢情愿地替服务对象做主或做出决定。同时，社会工作者需要关注自己与案主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互动过程。这种互动关系为双方带来了哪些影响和变化？换而言之，工作的焦点应是案主的需求和双方的互动，而不是如何设计和实施工作方案，更不是僵硬地把某一种理论或方法套用于案主身上。如果实践过程与案主需求脱节、社工没有通过与案主谈判达成共识、而是一厢情愿地做出决定，将导致最终工作效果不佳、工作过程流于形式的结局。

第三个核心层面是反思性视角和反思能力：社会工作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职业②。贝恩特·德维(BerndDewe)与汉斯一乌韦·奥托(Hans-UweOtto)提倡“反思性社会工作”思想，他们认为：社会工作界于科学理论与反思理论两者之间、必须在两者的关系中进行定位。因此，社会工作是一种反思性职业、或一门职业化反思科学(Dewe/Ott02002)。这就意味着，科学知识无法直接运用于实践工作，也就是说，无论是社会工作基础理论还是社会工作实践理论，都不是社会工作实践操作的成功保障。因此，在整个社会工作过程中，社会工作者的反思意识和反思能力至关重要、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这种反思能力主要是指，相对地、辩证地（而不是用绝对的眼光）看待知识和能力，清楚知识与能力各自的独特和局限之处，并能根据具体情境灵活处理和应对各种问题，将科学知识、行业知识、生活经验、日常知识等转化为实际行动；关注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互动过程。

华仁之所以将“反思能力”列入“华仁模式”，并反复强调，基于对社会工作是“反思性职业”或“职业化反思科学”的科学理解。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反思理论”，有别于常规的“科学理论”。在常规的科学理论（如社会学、生物学、物理学）中，观察者是从外部角度阐述客体，因此可以忽略（外部）观察者这一因素。而在反思理论中，不存在外部观察者。因为观察者本身就是反思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反思理论中的观察是一种体系内部观察。这种体系内部观察与体系外部观察之间的差异，也恰恰表明，为什么反思理论比常规的科学理论更具有不确定性（张威2012）。正因为如此，社会工作者的反思能力在工作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很多试图将某些理论或方法标准化的做法，就是因为对社会工作科学的本质认识模糊不清而导致的，这一做法实际上是将社会工作等同于常规的科学理论，认为理论可以直接运用于实践，也应该直接运用于实践，进而完全忽略了社会工作者的反思性作用。

正因为如此，“华仁模式”强调跨理论、跨方法的实践操作模式，这并不意味着无理论、无方法，也不是将某个社会工作理论或方法技巧僵硬地套用于服务对象身上，而是从反思性社会工作思想的角度出发，根据不同的服务对象、不同的工作阶段、不同的工作场景、不同的工作目的灵活机动地对待理论和方法。

6．本土文化视角

“华仁模式”强调，社会工作者必须具备社会工作本土发展的框架性视野和文化性视角。大陆的中央集中管理体制和社会文化特性为社会工作提供了独特的框架性条件和丰富的文化性资源，社会工作者在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时，要善于挖掘和利用这些独特资源，在辩证性对待知识和能力、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积极思考中国文化特点，将文化视角灵活机动地融人到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的互动过程和互动关系之中。

比如对大陆求助关系特殊性的思考，王思斌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求助关系的哲学基础，儒、释、道这些相互矛盾的哲学思想在现实生活中融合起来，成为指导人们行动的规则。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上儒下道。儒家的孝悌和亲亲、道家的自守自持成为指导一般民众的基本求助哲学。笔者认同王思斌教授提出的中国社会求助关系基本特点：消极的求助模式、相对主动的助人行为、感情介入（王思斌，2010：336-337）。华仁在与儿童青少年和家长工作的过程中，也研究中国家长和家庭典型的求助行为特征，比如，在家庭教育咨询中，虽说“家丑不可外扬”，但中国家长最大的特点是“一切为了孩子”，只要咨询员能从家长所关心的要害环节和切身利益出发，便能很快获得家长的信任，而一旦咨询员赢得了家长的信任，家长便会口若悬河、倾诉衷肠；或者当家长前来求助时，一般是急切地寻求一种方法，期望直接使用某种具体方法、解决某个具体问题；或者，家长通常提出一些表象问题，比如，孩子学习不专心、成绩下降、突然不说话、整日玩游戏等，而经过咨询发现，大多数情况下，真正的原因在家长身上等。

再比如，对中国式专业关系和信任关系的思考，西方意义的专业关系认为，专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应该保持一种纯粹的工作关系，私人关系不应牵涉其中。这一界定背后的社会人文基础是西方现实世界中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常规范式，即人们在工作的时候，保持着纯粹的工作关系、同事关系、主顾关系，工作事务和私人事件之间的界限比较清晰，公是公、私是私，即便私介入公也是短暂、有限度的。对于大多数西方人来说，工作领域是一种责任和义务，它是有限度的；私人生活是一种权利，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私人生活领域中，大家不约而同所遵循的原则是，我不会去破坏你的自由和权利，但你也别干涉我的自由和权利。工作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分明，使得人们尽量避免公私之间纠缠不清的做法。在这种西方普遍认同的工作关系模式下，社会工作者和案主之间应该保持纯粹的工作关系，就显得顺理成章、容易理解了。

但是在中国，无论是中国几千年的中央集中管理体制，还是无处不在的自上而下行政管理手段，抑或儒家思想所强调的中庸求和思想，抑或是中国人挥之不去召之即来的面子观念和思想，这些根深蒂固带有中国烙印的特色，都使得无法将公私分得清清楚楚。工作关系中隐含着各种人际关系，其中包括私人关系和人情世故。在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各种人际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所谓纯粹的工作关系，而是面子和人情以及与其相连的各种不成文的、人们心照不宣的习俗和章法，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文化环境中，人们求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们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不单单取决于个人工作义务的履行，更多是与人情世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这样一个社会文化环境中，必须对社会工作者与案主的专业关系进行重新思考和界定。很多一线社会工作者表示，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当他们以美国的专业关系界定标准审视自己和案主之间的关系时，常常会陷入困惑之中。因为他们发现，在中国，专业工作者和案主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完全隔离开来。中国人对自己人和陌生人有着清晰的界限，按照的差序格局，自己人首先是家人亲戚，然后是朋友熟人，两者的共性是，“我们有着紧密的私人关系”，“紧密的私人关系也意味着信任关系”。换句话说，“纯粹的工作关系不足以让我把你看作自己人”，“不足以让我充分地信任你”；或者反过站在案主的角度来说，正因为我愿意信任你，我想把你从陌生人变成自己人。因此，案主经常会邀请专业工作者参加各种家庭聚会或私人交往，或者有些案主表示想添加咨询员的QQ号码。假如工作者拒绝，案主会觉得很没“面子”，会无形中影响两者的关系和工作的进展；假如工作者接受，又会无限制地扩大两者之间的关系，感觉自己很累无法抽身。这种情况下，专业工作者就需要启动反思的能力，辩证灵活地对待自己所面临的情景。也就是说，既然完全隔离工作关系和私人关系是不现实的，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对度的把握了。专业工作者要思考，要把握一个什么样的度，才能既让案主感觉没有受到伤害，不影响工作效果，又能让自己不至于过分疲劳甚至影响个人生活呢。这种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专业工作者的反思能力。

因此“华仁模式”所理解的中国式的专业关系是指，专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在建立和维护工作关系的同时，需要对私人关系的建立和维护保持一种开放、灵活和反思的态度，即在适合案主情况、有利于工作进展和工作效果、同时又不妨碍和影响工作者个人生活的三重前提下，不排斥熟人交情的存在。

再比如，“当案主不说真话时，是他不信任我吗？”案主的叙述有时和真实情况不符，案主有所保留或有所隐瞒，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多种原因，有可能案主与咨询员的信任关系还未完全建立，随着关系的稳定和深入，案主会逐渐透露出更多的信息；但是如果从深度层次分析，无论咨询员表现出怎样的真诚和接纳，咨询员和案主之间仍然处于一种不对等的权利关系，所谓“绝对平等的专业关系”是现实中无法达到的。这种情况下，案主对自己的话语和表达会有所取舍，而取舍的准则来自他各方面的考虑，其中包括维护其本人和所处生活环境的面子和关系的因素。这点在中国的文化环境和语境中，经常会发生。因此，在中国式的专业关系中，咨询员大可不必寻求一种绝对的信任，即认为只有案主毫无保留地全盘托出，才是对咨询员的绝对信任。中国的面子文化和人情世故决定了他们在与陌生人交往时，是具有双重行为特征的，即一种是他可以向外人展示出来的东西，另一种是他不得已需要保留的东西，后者更多是出于自我保护和自我隐蔽的原因，而不是对咨询员不信任。因此对咨询员和案主专业关系和信任关系的思考，必须基于中国自身的文化环境和语境，而不能僵硬地用来自国外的伦理准则来衡量咨询员和案主之间的关系。

7．对专业性和专业素质的理解

“华仁模式”所涉及的四个核心层面：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社会工作的实践操作过程、反思性视角和反思能力、本土文化视角，也直击社会工作专业性这一核心概念。无论在社会工作教育领域，还是在社会工作服务领域，抑或在社会工作研究领域，人们都在谈论社会工作专业性，但对专业性这一概念的界定人们有着不同的理解。最为简单和狭隘的一种理解是：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或获得社会工作师资质者为专业社会工作者或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因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亦为专业社会工作。假如毕业生带着这样一种认识去工作，将是非常危险的，他们会认为自己在学校里所学到的知识就代表着专业性，因而会出现一种试图将书本上的专业知识套用于服务对象身上的倾向和做法。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忽视服务对象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如中国本土实际国情）、忽视服务对象的需求和状态（如中国人的求助行为与求助方式特点），（而聚焦于操作方法）、忽视自身能力的缺乏（而只关注知识本身）、忽视与服务对象工作时的具体情景（而聚焦于书本理论）、忽视非专业人员的巨大能量和潜力（而过度强调自身的专业性）……而当套用失败、所谓的专业性被证实无效时，他们又会心灰意冷、抱怨学校里学的东西没用或感慨自己处于困惑困境之中、甚至对社会工作失去信心。

因此“华仁模式”认为，社会工作专业性这一核心概念既涉及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层面，也涉及社会工作的实践操作层面，更涉及两者的连接层面，即对社会工作者反思能力以及本土文化视角的强调。在未来的社会工作教育和社会工作服务中，需要加强对社会工作者反思意识、反思能力以及本土文化视角的培养。因此“华仁模式”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专业性应体现在理论基础、实践操作、反思能力、文化视角四个层面。而截止目前为止，第三个和第四个层面基本上是被忽视和忽略的。正是因为无论在接受社会工作教育时还是在社会工作服务中很多工作者都缺乏这些视角和能力，才会出现诸多困惑、困境。

按照这一理解，“华仁模式”认为，专业社会工作者或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所应具备的专业素质应包括以下四个核心要素：知识、能力、价值观（道德观）、将前三者相连接的反思视角、反思能力以及本土文化视角。知识包括专业知识、行业知识、生活经验、日常知识等；能力包括实践能力、社会能力、自我能力、将知识转化为行动的能力等，其中社会能力是指社会交往能力（包括建立关系的能力）、决断能力、应对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组织协调和领导能力等；自我能力是指个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和社会责任感、性格与个人特质、感知和感受能力（悟性）、观察和判断能力等。社会能力、自我能力直接影响着实践能力，这些能力以及能否将知识转化为行动的能力，又均取决于一个人的反思意识和反思能力。

“华仁模式”之所以提出第四个核心要素，其原因在于：知识、能力、价值观已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专业素质组成要素，但对于这三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连接方式，人们并没有进行更多思考、似乎它们相互之间各自孤立地存在着，或者说，只要知识、能力和价值观排列组合在一起，似乎就意味着社会工作者自动具备将知识转化为行动的能力、或具备专业素质。而出于社会工作是反思性职业或职业化反思科学的这一科学立场，“华仁模式”认为，在具体情形和具体案例下，一个社会工作者能否充分发挥他的知识、能力和价值观、将三者灵活机动地结合起来并将其转化为一种适宜于具体情形和案例的行动，是需要一个媒介因素的，而反思视角、反思能力在促成知识、能力、价值观相连接的这一方面恰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图15所示）。正因为如此，“华仁模式”非常强调对社会工作者反思意识和反思能力的培养，同时也强调社会工作者需具备本土文化意识和视角。

五、“华仁模式”的意义

纵观国内当前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现状，“华仁模式”究竟有哪些独特之处？或者说对未来国内建立社会教育学领域、对儿童青少年和家庭工作领域社会工作的发展，能够带来哪些推动和启示？

（一）在理论基础层面

“华仁模式”不仅基于特殊性社会工作理论（即社会工作实践理论），亦基于普遍性社会工作理论（即社会工作基础理论）。普遍性社会工作理论虽然发源和形成于欧洲，但因其是阐述社会工作功能、任务与目标的理论，因而具有普遍性特征和指导性功能。尤其是对社会教育学概念和理念的引入，将对国内儿童青少年和家庭工作领域社会工作的发展起到一个“合理化”定位和推动作用。其原因在于，在国内过度强调学校教育、相对忽视家庭教育、而社会教育学几乎为空白的情况下，社会教育学作为第三个独立的教育领域以及社会工作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分支工作领域，极易确立其合理化的功能定位、完全契合广大家庭和当今社会的需求，社会教育学作为第三个独立的教育领域，极有可能在中国发展成为社会工作的一个独特的职业领域，在中国拥有极其广阔的发展潜力和职业前景。

（二）在功能定位层面

正因为“华仁模式”同时基于普遍性社会工作理论（即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因而能够提出非常明确的功能定位。华仁所提出的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的服务功能链社会化和预防预防和保障咨询介入和干预保护(救助)治疗惩罚，是对社会工作在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时所承担的社会功能进行的全方位梳理和高度概括，它是对未来中国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领域的功能定位和方向性指导。在此功能链基础上，华仁提出社会工作的核心功能集中于预防咨询介入。华仁对社会工作服务功能的科学细化和分类概括、以及对社会工作预防功能的强调，对社会工作社会功能的合理定位以及社会工作职业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性和战略性意义。

（三）在实践操作层面‘

“华仁模式”强调社会工作者的反思视角和反思能力、打破理论可以直接用于实践的观念和做法，并从这一角度出发，对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素质进行重新思考。“华仁模式”出于社会工作是反思性职业或职业化反思科学的科学立场，强调对社会工作者反思性视角的培养，这一点将是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或高校社会工作教育的必要补充，也将有效地诠释和应对高校社会工作毕业生在理论无法运用于实践方面的困惑，同时也会对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的本土化发展带来重要启示。

（四）对社会工作职业发展的意义

社会教育学领域的建立和发展，对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社会工作服务功能之合理定位以及社会工作职业地位的确立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此外，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作为综合领域的建立，也标志着中国社会工作领域中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妇女社会工作等交叉重叠性职业领域的科学整合与整体发展。

（五）对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意义

社会教育学作为第三个独立教育领域的确立，对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是一个巨大的支持和协助。长期以来，社会巨变和应试制度为儿童青少年和家长所带来的个人压力和家庭问题，个人和家庭只能独自承受和应对。假如社会教育学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教育领域在中国建立起来，将是对广大儿童青少年和家长的巨大支持。社会教育学实践领域即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将从儿童工作和环境工作两个角度对家庭教育进行补充和协助，促使儿童的健康成长、促使家庭的幸福和谐。

（六）对国家和社会的意义

“华仁模式”提倡将社会工作的功能重心从面向特殊问题群体的介人性工作转向面向大众百姓的预防性工作，提倡将社会工作日常化、常态化、正常化、持续化，而不是将其边缘化、临时化、形式化和表面化。华仁提倡以面向大众的预防性社会工作为主，同时兼顾面向弱势群体的介人性社会工作。因此华仁所应对的问题主要为涉及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隐性社会问题，以期从长远发展的角度从根源上避免或减少社会问题的出现，促进家庭和睦与社会和谐，因此在支持国家政体、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具有重要战略性意义。

综上所述，“华仁模式”作为一个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的新兴工作模式，具有显著的独特性和创新性，它对社会工作在此领域的功能定位、职业发展、实践操作、专业教育有着重要的启发性和参考性，对社会教育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对社会稳定、百姓安康、家庭幸福有着重要的战略性意义，值得讨论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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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Possehl, Kurt (1993): Methoden der Sozialarbeit. Theoretische Grundlagen und 15 Praxisbeispiele aus der So- zialen Einzelhilfe. Verlag Peter Lan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7]Raetz-Heinisch, Regina/Schroeer, Wolfgang/Wolff, Mechthild (2009): Lehrbuch Kinder- und Jugendhilfe. Grundlagen, Handlungsfelder, Strukturen und Perspektiven. JUVENTA.

[18]Sander, Klaus (1999): Personzentrierte Beratung. Ein Arbeitsbuch fur Ausbildung und Praxis. GwG Verlag,Koln. Beltz Verlag, Weinheim und Basel.

[19]Schilling, Johannes/Zeller,Susanne (2007): Soziale Arbeit. Geschichte- Theorie- Profession. Ernst ReinhardtVerlag Munchen Basel.

[20]SGB VIII/KJHG (1991) .

篇3

[关键词] 社会工作 三校生 小组介入

一、研究背景

“三校”是指对在校学生进行技术教育,帮助学生尽快就业或向高职、高专学校输送生源的中专、职校和技校。“三校生”则是就读于中专、职校、技校的学生,他们大部分因中考失利而分流进入这三类学校学习。

三校生正处在青春期,生理发育比较快,而心理发育则相对迟缓,心理年龄与生理年龄相脱离,这就使三校生容易产生身心功能障碍,例如出现学习、情绪、人格、人际关系等障碍以及青春期性心理问题等。目前在三校生中尤为突出的问题是心理问题,主要表现在:自卑的处世心理;狭义的交往心理;偏激的认知心理。同时三校生群体也会面临着因就业受歧视而造成群体归属感的缺失问题。

三校生群体自我认同不足,且较少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违规违纪的代名词――因而容易自尊心受损、自信心丧失,产生消极、抑郁的情绪,长此以往便可能形成一种相对偏执的人格;这种偏执人格和畸形心理又会进一步导致三校生群体产生各种心理问题,甚至犯罪。于是,他们的行为和心理便陷入了恶性循环,社会形象、社会影响持续向负面发展,结果他们便不断地被社会所边缘化、面临着社会认同的困境,继而成为主流社会下的弱势群体和问题群体。

产生于上世纪初的学校社会工作,是属于社会公工作领域的一种专业服务。根据张乐天等学者的定义:学校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的一个实务领域,是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理论、方法和技巧在学校中的应用,旨在帮助学生充分利用学习资源,最大限度的发挥学生的潜能。在香港,上世纪90年代初就建立了以学校社会工作者为主的综合服务队,并根据学校需要调配资源,有效灵活地照顾青少年多方面的需要。截止到2008年10月,香港已经发展了135间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台湾的学校社会工作模式分为内部驻派、外部支援和整合服务三种模式,并设置督导机制以强化绩效。从港台地区的经验看,学校社会工作在疏导学生心理困惑、解决行为偏差、帮助学生更好适应社会生活等方面具有显著成效。

中国大陆的学校社会工作工作尚处于探索阶段,存在着学校社会工作者与教务人员分工不明确、工作专业性不强等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原有的学生工作体系已经不能适应三校生日渐多元化的服务需求。本研究通过抽样问卷,调查了上海三校生的发展问题与发展需求,并通过实践社会工作中小组工作的专业方法探讨了社会工作的在三校生群体中介入的可行性,亦对面向三校生群体的社会工作运作模式予以创新。

二、研究方法

我们参考《SCL――90临床症状精神量表》、《自尊量表》等心理测量量表制定了面向目标群体的需求调查问卷。问卷中考察了三校生在各生活领域中(包括家庭、学校、社会以及三校生自身等)存在的发展问题和需求。我们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了上海市南汇区、徐汇区和浦东区的三所“三校”,所抽取的样本分别代表了郊区、市区和新兴经济区的三校生群体。我们共发放自填问卷512份,回收512份,回收率100%;其中有效问卷共504份,占98.4%。所获得的数据使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进行了分析。

在问卷正式发放之前,我们还对三所目标学校进行了前期调查。我们实地走访了部分班级,并与班主任进行沟通,了解班级学生的整体情况以及个别学生存在的个人问题与人际冲突状况,便于开展后续的实务方案设计与实务介入。

在问卷调查和实地走访的基础上,我们确立了小组工作的介入目标,设计了小组服务框架和服务流程,形成了小组介入的方案。最后,我们采用过程评估和结果评估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小组工作效果评估。

三、结果及分析

自填问卷的反馈结果汇总见表1。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三校生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人际关系不良、自我效能感低下和学业问题;另外,职业规划和家庭问题也占了较大的比重。其中,“人际关系不良”所占比例高达28.97%。

三校生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既来自家庭和社会,也来自学校和三校生自身:一些上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在家中被溺爱,没能在家庭身份与校园身份之间进行有效的角色转换,过于自我中心的在校表现常导致人际冲突;三校生自我效能感较低,学习和工作目标不明确,缺乏职业生涯规划的指导,故常对个人未来的职业发展持悲观态度;主流社会充斥着对三校生的负面舆论,很多社会人士认为三校生行为散漫、目无常规、没前途没出息,这些言论打击着三校生的自尊与自信,增加了他们的心理压力,也使他们在求职就业的过程中遭遇阻力,一些失去生活信心的三校生甚至破罐破摔、自甘堕落。

三校生正处于青春期,这个时期正是形成自我角色定位和身份认同的关键时期。他们可能显得更加自我中心和具有更强的自我意识,但同时也更为注意他人。青少年在这一时期追求独立,更渴望为同辈、为社会所接纳。上述问题若不给予及时引导和解决,都会对三校生的成长产生不良影响。

经过协商,我们和上海市徐汇某校达成介入协议,并选取了两个班级进行试点介入:一个班级作为实验班级(以下称A班),令一个班级作为同期对照班级(以下称B班)。在小组设计中,我们根据学生们反馈的需求,将提高人际沟通水平和加强心理调节能力作为工作重点,并参照学生们不同的升学计划――就业或参加高考复习班(简称高复)制定了内容各异的“套餐服务”。“套餐服务”即专业小组活动的具体设计如图1。

如图1所示,在小组活动的前半段,所有学生参与的活动内容相同:第一节进行破冰游戏、建立专业关系;第二、三节活动教育学生进行换位思考并认识社交四型人格,目的是引导三校生了解他人和自己的立场和想法,以促进人际关系和谐;第四节活动是团体培训,目的是增加班级凝聚力和认同感。第四节小组活动之后,我们根据学生的升学需求与小组活动设计的需要,将A班和B班分成了四个专业小组,其中包括三个高复组和一个就业规划组。第五至第七节小组活动便根据学生不同的升学选择分别设计了服务方案:职业规划小组进行人生曲线、SWOT自我认知分析和提升自信三节活动,目的是使三校生了解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增强就业信心;三个高复小组将活动重点放在交流分享学习技巧和制定人生发展规划上。最后一节(第八节)小组活动则让所有学生回顾小组过程并展望将来,这既有助于巩固其已经习得的知识与技巧,也能够激励他们独立地、勇敢地面向未来。

对于小组工作有效性的评估,我们采取了过程评估和结果评估两种模式相结合的方法。评估结果见表2和表3:

由表2可知,A班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经介入,前后变化较大:小组活动前A班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平均分为85.60,活动之后的平均分是77.03。分值越小说明学生人际交往能力越强,这说明我们的小组活动成效显著。

由表3可知,A班活动之后的学生人际关系能力的平均分是77.03,而没有进行小组活动的B班的平均分是85.70。如上文所述,由于分值越低代表学生们的人际交往能力越强,这说明A班的人际交往能力高于B班。

过程评估主要采取以观察员的小组活动观察及小组活动记录的方式进行。小组观察员对小组的活动氛围、流程、专业技巧、成员反应和活动效果邓都做了详细记录。

总之,从小组活动评估结果与学生和老师的活动反馈来看,此次面向三校生的学校社会工作的介入是成功的。

四、总结

1.小组工作实务反思

传统教育手法往往是自上而下的灌输,心理咨询的工作也只涉及个别有心理困扰的同学。本研究引入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理念与方法,注重以服务对象的需求为本,基于尊重、平等、助人自助的服务理念,开设了社会工作小组活动。如上文所述,使用社会工作专业手法介入三校生群体有助于回应其成长需求、激发其自身的潜能、改善其社会适应状况。

然而,想要在三校生群体中广泛开展社会工作专业实务,在现实社会情境下仍具有其局限性,例如在复杂问题前,社会工作服务资源难以搜寻与整合、专业服务人才缺乏、服务效果难以巩固和深化等。此外,学校社会工作者身份的认可与岗位配置、学校社会工作服务资源的挖掘与使用,尚未得到校方广泛的重视与支持。这些都有赖于不断推动社会工作本土化、专业化、职业化的进程,以及持续加强民众对专业社会工作的认知与认可,从而营造出适合社会工作在各个社会领域广泛开展的有利环境。

2.“三校生”社会工作介入模式初探

社会工作介入“三校”,目前已有两种服务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机构提供服务,三校购买服务。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校方掌握了主动权,可以自主选择所需服务,甚至可以将其作为学校的特色以吸引生源;机构与校方服务职责明确,便于机构服务绩效考评。缺点在于三校购买校外机构的服务,费用相对较高,在目前三校自主办学的背景下,提高了校方的财务预算;机构工作人员和三校生存在较大的年龄差距,在工作过程中容易产生代沟,构成工作阻力。

第二种是在试点学校推行“一校一社工”的服务模式,该模式正在上海浦东区实行。经调查,第一批试点学校内的社会工作者身份来源复杂(包括社会工作者、心理学专家、德育干部、其他教师等),这限制了服务的专业性。并且,该模式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强调学校社会工作只是学校德育工作的补充,没有做好学校社会工作的定位。

综合上述两种模式的特点并参照本研究的成果,我们探索出一种“高校和三校结合”的社会工作介入模式。我们认为,上海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高校众多,可以考虑将高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资源和三校生服务需求进行供需配对。我们设想让三校和高校结对,让高校社会工作系的学生在三校内进行专业实践,例如为三校生开展多种多样的成长小组,高校专业教师亦可以在三校内开展或督导个案社会工作。在介入试点学校的过程中,这种模式具有充分的可行性:从三校学生的角度来看,相比老师的说教,他们更容易接受同辈群体的引导,年龄相近的高校学生可以通过分享个人经验给予还在中学阶段的三校生更多实用的建议;从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角度来看,学校社会工作是其毕业后的就业方向之一,若开发三校作为本科阶段的实习基地,社会工作系的学生便能够获得锻炼和提升自己专业能力的平台(我们通过访谈了解到,许多社会工作系的同学正对学校社会工作领域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从三校校方的角度来看,接纳高校社会工作系的学生作为学校社会工作的主力,不但保证了专业性和可行性(高校社工系高年级的学生具备一定的理论和实务能力),也节省了一笔可观的人力经费预算;从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建设的角度来看,拓展思路、广揽资源、引导社会工作系的学生尽早投身社会实践,有助于专业人才的培养与促进学科自身的发展。

综上所述,高校和三校可以在初期采取“一对一结对子”的服务试点模式,待摸索出一套完善可行的工作方案后,再尝试扩大各所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辐射面,使得一所高校的服务资源能够同时惠及多所“三校”或其他类型学校,从而构建出以高校为中心的学校社会工作服务网络。具体做法是:在具备服务需求的三校内由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高年级)开展小组社会工作,由高校社会工作专业老师督导或直接开展个案社会工作。以上是我们在此次调查和研究中探索出来的一条社会工作介入“三校”的可行道路。我们希望继续深化研究并推进实务,使这一创新模式能够在更多三校或其他类型学校内推广。

参考文献:

[1]罗一娴,雷才丽.“三校生”困境及对策研究[J].教育研究,2008.4.

[2]王杨.高校社会工作的介入及学生工作系统的重构[J].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3.

篇4

儿童福利院内有一类特殊青少年群体，失去父母的他们从小在福利院里长大，他们智力和生理状况良好，能够在各种学校（主要是初中、专科技校、高职院校）内接受教育，未来的他们将进入社会，融入社会，参与社会竞争和互动，脱离福利院独自生存。但是由于缺少家庭的成长氛围，恰当的教育方式，爱的体验和付出，情感的培养和支持以及与生俱来的自卑情结，在传统的研究和现实的生活中，他们都被认为在心理和行为上出现了或多或少的偏差。随着价值多元化时代的来临，个体意识、个人价值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虽然生活在福利院中，但是在学校和社会环境中参与互动的社会边缘青少年群体，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这也为展现尊重个性、回应需求的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提供了巨大的舞台和丰沃的土壤，在实践中检验社会工作服务于人类生活的功效，为本土化社会工作模式的形成提供一种路径参考。

一、传统视角中的福利院儿童青少年

如今在我国某些地区的福利机构当中，对儿童青少年的教育和管理早已摆脱之前的军事化、高压化的管理模式，提倡人性化、个性化、多元化的培育模式，关注个人、关注亲情、关注发展，可以说如何对待儿童青少年，福利院等儿童福利机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但是这并不意味对儿童青少年的助人理念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尤其是在儿童青少年出现思想行为问题，出现成长障碍的时候，管理者、教育者仍然秉持着问题视角和经验为本的理论技巧，用怀疑、指责、不信任的眼光来审视这些所谓的“问题”儿童青少年，出现问题的个体往往被套上“行为偏差”、“人格障碍”、“病症”等诸如此类的标签。福利院院方对儿童青少年的总体评价往往是：懒惰、没有上进心、自私、不会与人交往、不会关心人等等。这些为一个成人定性的词语，却用在孩子身上。在环境不能为他们提供应有的爱、自由和关怀的情况下，成人丝毫没有降低对他们的苛刻要求。问题视角下的教育者和辅导人员，往往会采用思想政治教育、认知重建、行为矫治等辅导方式，这种介入模式固然有它的理论基础和科学性，但是它是从教育辅导人员个人主义角度出发的，一种带有缺陷性的模式。采取这样的方式，我们往往会发现有以下几种结果。

（一）被辅导者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或者价值取向有问题。儿童青少年正在处于由儿童向成人逐渐过渡的阶段，他们的思想行为、价值观、人生观还未真正形成，对于出现在自己身上的一些行为和意识，他们认为是理所应当，没有什么不妥和需要改正的，原因是他们的朋辈群体中也是这么做这么思考的，而且行为的背后也具有深层次的心理动机，这是连他们自己都无法意识到的。在这种情况下，辅导者忽然之间会发现自己失去了话语权，无论怎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都无济于事，无法激发儿童青少年自我向善的动机，最好的结局是被辅导者怀有一种暂时性的自律，短期时间里约束和克制了自己的行为，但最后还是会发现被辅导者又重新回到了过往的生活之中。

（二）关系不平等，忽视辅导对象的心声。虽然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助人的专业强调辅导者和被辅导者在专业关系中的平等关系，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往往难以实现。当我们刚接触被辅导者的时候，我们会运用我们的经验和各种量表，把被辅导者限制于某种类型的缺陷和问题当中，采取某一种通用的模式“对症下药”，被辅导者的观点和话语变得无足轻重。在儿童福利机构中另一个造成关系不平等的原因是辅导者在机构中的角色和规范位置要求辅导者采取一种相对权威和凌驾于上的方式加强对服务对象的控制。

（三）环境脱离，无法调动服务对象自我行动能力。以问题为本的辅导或是治疗，关注辅导对象个人，忽视案主生态式的描述，忽视文化、制度、精神、经济如何导致、维持、影响个人的错误和失败，以致让人陷入困境之中。单纯的问题视角，把个人和问题合二为一，个人就是问题，问题就是个人，无法观察到被辅导者生活环境和生态系统当中的支持因素和优势能量，在这种理念下，被辅导者个人的行动能力和积极因素就无限制地被缩小了，最终被辅导者也对自己失去了自信心，对未来失去了期望和憧憬，对自己的人生和命运失去了改变的动力。

二、关于优势视角

传统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立足于这样的假设：案主之所以成为案主，是因为他们有瑕疵、有问题、有病理和疾病，他们确实就某种程度而言是有问题的和缺陷的（Saleebey，2004)。优势视角的概念框架是基于对缺陷模式的挑战而建构起来的，它的核心概念是围绕洞见到案主的优势和资源而形成的。Saleebey(2004)认为几乎所有的事情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都可以视为一种优势，包括体验、个人品德、天赋、感悟、故事、灵性、意义和社区资源。赋权意味着帮助个人、小组、家庭以及社区在其内部或周围探求和扩展其资源与手段的意图和过程。Gutierrez、Delois和Glenmaye(1995)认为：权力的方式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即获得所需要之东西的能力；影响其他人如何思考、感受、行动或信念的能力；影响资源在诸如家庭、组织、社区或社会等社会系统中分配的能力。Saleebey(2004)认为探求人们和社区内部的力量，我们必须和抛弃歧视性标签；为家庭、机构和社区的资源连接提供机会，让受害者远离这种思维定势；抛弃父爱主义；信任人们的直觉、陈述、观点和精神；确信人们的梦想。BarbaraLevySimon(1994)将赋权的概念建立在五个理念之上：与案主和委托人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对扩大案主能力和优势的强调；关注个人或家庭与环境；将案主视为积极的能动主体；将个人的精神指向一直受到剥夺和压制的人群。

三、优势视角中的福利院儿童青少年

福利院儿童青少年几乎都有着被父母和家庭抛弃的经验和体会，基于这样的事实，我们往往会根据主观经验认为这些孩子由于缺少家庭、缺少亲情、缺少管教，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采取专业的方法予以纠正和辅导，以便他们能够适应规则、适应机构、适应社会。这样的传统假设无疑忽视了这些儿童青少年自我行动能力，忽视了他们身边的系统资源和社会环境，更加忽视了他们的个性和自我良好品质。被抛弃的经历和体验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一种创伤和灾难，但是在逆境之下人们总是能够从自己、他人、和周围世界获取东西，人们不但获益于成功的经验，而且能够获益于困难和失望的经验，经教育和知识把获得到的这些亲身生活经历进行分析和感悟；其次，这些儿童青少年从逆境和困难当中发展起来的个人品质、美德、特征也是一种优势，学校中的教师往往会发现福利院的孩子很多都具有独立、爱劳动、帮助他人的特质；最后，就算那些表面看起来没有任何能量的人都有可能隐藏着巨大的天赋，只不过需要我们去发现或者需要展示的平台，正所谓再平庸的人在某一方面也是天才。#p#分页标题#e#

除了个人优势以外，福利院儿童青少年也还具有其他优势资源。虽然说给他们提供院内集中供养的福利院对他们自身而言存在着种种不足和缺陷，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福利院作为孩子们成长家园的优势。首先，在这个环境中，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生活经历的个体可以找到一个提供心理支撑的同辈支持系统，在这个系统内他们相互帮助和交流；其次，福利院的物质生活保障、教育资金保障也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优势，在这方面可能某些经济困难的家庭也无法比拟，只是他们没有深刻意识到；再次，福利院内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一些爱心人士无私的爱心和付出虽然比不上母爱和父爱，但是对缺少父母的儿童青少年来说无疑是上帝带给他们最好的礼物。另外，社会爱心人士和团体、志愿者资源、福利政策、慈善机构等等都是福利院儿童青少年的资源和优势，只是需要我们和儿童善于发掘和利用。赋权的视角无疑给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启示，要相信他们有能力作出决策，虽然儿童青少年在思想和行为上都还不成熟，但是他们有优势和潜能去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困难。社工的角色是培育、鼓励、支持、协助、激发、释放他们内在的优势，明确他们所处的环境，指出环境中可以获得的优势，发现他们想要的东西，探索满足那些期望的替代方法并努力实现。生活在福利院中的儿童青少年，自从他们自我意识觉醒之后就发现自己一直带着一种特殊身份的标签，这种标签可能追随他们一生，在这种身份意识下，他们看不到能够获得的资源，意识不到自己的优势和改变的能量，所以有些人试图通过种种破坏性、攻击性、显示出自己的能量，以图扭转、重建他人对自己的身份认识，另外一些人则听命于他人，对自己缺少要求和主见，缺少自我发展的动力。社工应该关注于帮助这些儿童青少年自己给自己赋权，帮助他们发现并实现自己的优势，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并解决自己的问题。

以往的社会工作常常假设案主的行为问题等都是危险因素引起的，逆境必定导致发展受阻，所以社会工作干预的重点在避免危险因素的发生。在以往的治疗和辅导中，社工习惯于评估问题和缺陷，个人的自我纠正取向，从伤害中修复的能力、内资优势和保护性因素一直没有得到重视。抗逆力作为优势视角的重要体现，使社会工作实践理念由消极的问题取向转为积极的优势取向，其关注个体及其环境系统的优势资源，从而实现了社会工作实践范式的转换，激发了预防和干预的全新的理念。McMillen(1999)认为，人们在经历痛苦和危难之后可能伴随着成长，因为曾经面对的困难甚至创伤性事件导致遇到另外的挑战之时具有更大信心或者处理逆境的能力的提升；逆境可以促进一个人反省自己的价值观念、信仰、优先性、承诺、人际关系和娱乐方式，从而做出必要的调整，进而真正改进个人的健康和生活方式；当困扰浮现时，人们会发现以前所不知的来自于他人的资源并意识到自己的脆弱性，这就为改变提供了动力基础。

四、路径和策略

（一）建立关怀性关系，营造支持性氛围友善的关怀性关系是成功学习和发展的重要动力基础，建立关怀性关系，不仅包括儿童青少年和社工的关系，也包括儿童青少年与儿童青少年、儿童青少年与院内工作人员、儿童青少年与同学、儿童青少年与学校班主任教师的关系，通过建立这些关怀性关系，处于福利院儿童青少年生态系统之中并与他们互动产生深刻影响的个人传达出一种爱心和支持，这种支持是一种持续的、无条件的、积极性的尊重和信任，这种支持可以以一种最简单的方式来构建，比如一个微笑、一声问候、轻轻地拍一下肩膀，但是最重要的是一种态度和信念：不要以个人的好恶对儿童青少年的行为进行判断，无论儿童青少年的行为多么消极、多么糟糕，他们所采取的行为都是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而尽自己的所能作出的反应。但是要真正实现这一点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传统的学校学生管理工作以及福利院内思想辅导工作，都是基于问题视角的压制性、主导性的教育模式，对支持性、关怀性的教育辅导理念的支撑不足，学校专业社会工作者的缺位也使得这种理念缺少推广者和推动者。作为社工首先要在福利院系统内部积极实践，通过自己的言行来传播对儿童青少年积极性、支持性、关怀性的辅导理念和方式，从而影响到周边其他的工作人员，还可以通过有计划地教育培训来推广，建立和培养儿童青少年的支持系统。学校作为儿童青少年重要的场域也缺少不了社工的参与和介入，帮助福利院儿童青少年建立学校内部的支持系统也是社工的任务之一，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对福利院儿童青少年关怀性关系则是重点。

（二）聚焦资源和优势，挖掘能量和潜力作为社工所应该做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要立足于发现和寻求、探索和利用儿童青少年的优势和资源，协助他们达到自己的目标，实现他们的梦想，并面对他们生命中的挫折和不幸。这是一个多层面的实践手法，它是一个案主和社工合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并不是纯粹的功能执行者，而是有目的的主体。优势视角的实践要求我们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儿童青少年以及他们的环境和他们的现状，不再是孤立地或专注地集中于问题，而是把目标投向可能性，在创伤、痛苦和困难的荆棘之中，看到希望和转变的种子。在优势视角看来，儿童青少年的问题并不是什么问题，真正的考验是要想出能够对付问题、利用问题甚至是超越问题的建设性途径，社工应积极动员儿童青少年个人、学校、福利院的资源解决问题，让孩子们了解它们想要什么，并帮助他们发现优势，发现自己所拥有的能力，让他们相信逆境不是永久不变的，挫折不是生命的全部。学会利用青少年的优势、兴趣、目标和梦想作为学习和帮助的起点，然后调动他们的动机以及现存的内在学习和自我成长驱使力。

（三）立足关系平等，悬置成人怀疑很多专业的儿童青少年辅导人士、学校内的教师班主任在对儿童青少年进行沟通和辅导时，习惯于把自己的理论强加于儿童青少年的思想之上，以特定的思维、问题式的诊断标准、疑问式的方式对他们进行评估，这些都显示出专业人员和辅导人员对案主的怀疑。悬置这样的怀疑就能够真正地从一个信任对方的角度出发去建构一种新型的专业关系。这样我们就能激发个人或集体内蓄积的力量，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而且这种美好是案主所定义的美好（Saleebey，2004)。

篇5

关键词：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应用型人才；地方特色培养方案

社会工作作为一项西方舶来品，从20世纪初的一些传教士在中国的大学开始讲授社会学、西方社会服务等课程；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一些大学师生开始从事社会服务活动；再到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百业复苏，各高校陆续恢复一些专业办学。1993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及中华女子学院开设社会工作专业，至今社会工作在中国大陆的土壤上已经历百余年的发展，而作为一门专业在高校的发展也二十余年。[1]继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和中华女子学院之后，全国许多重点高校相继开设社会工作专业，21世纪初各省省属高校也纷纷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教育。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决策部署，十年来，社会工作的理论界、教育界和实务界从顶层设计、机构设立、项目实施、人才培养推进专业发展。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贫困、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失独家庭、随迁子女、离婚人群、吸毒毒等相关问题遍及城市、乡镇与广大农村，社会工作服务需要进一步精细化、专业化、个性化和人性化，为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将社工人才队伍列为国家主体人才队伍之一。许多地方院校顺应时展需求，响应社会发展需要，在继全国名校、省属院校之后纷纷开设社会工作专业，培养适应地方、服务基层的应用性复合型人才。

一、地方本科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回顾与反思――以安顺学院社会工作为例

安顺学院坐落于贵州省安顺市，是2006年2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组建，实行“省市共建、以市为主”的普通本科高校。本着“培养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基础扎实，全面发展，适应能力强，发展后劲足，具有较强专业知识、技能和能力，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级应用型人才”的办学理念和“立足安顺，辐射西部，面向全国，服务基层”的服务面向，在各专业的培养计划和教学过程中重视学生应用性复合型能力的培养。

安顺市下辖西秀区、平坝区、普定县、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以及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果树风景名胜区、龙宫风景名胜区。总人口289.98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39%。[4]具有苗族、布依族、屯堡和三线建设等特色文化，近年在小城镇发展、新农村建设及山地旅游开发等项目的带动下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在此进程中一系列社会问题相伴而生或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加重。

在社会需要及学院发展双重促动之下，安顺学院于2010年申办社会工作专业，2012年开始招生，下属政法学院，至今年为社会培养了第一届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在四年的教学与实践的探索中，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广泛参与安顺当地的社会活动，如社区服务、“三区计划”等，毕业生分散到贵州各地的社工机构、基层政府、中小学等领域就业，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

回顾这四年的办学历程，由于安顺学院区位偏远、起步晚、发展慢等原因，社会工作的发展更是举步维艰，存在诸多缺陷与不足。

1.硬件设施严重不足。社会工作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专业，在教学过程中需辅以充分的实践活动才能锻炼学生的实操能力和技术。2014年5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指出“采取试点、示范引领等方式，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2015年11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总理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与安顺学院同类的许多地方院校在“十三五”发展规划中更加重视学校转型、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方案设计。[2]遂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应用能力培养极为重要，相应的硬件设施支撑非常关键。但很多地方高校由于办学经费紧缺、起步晚等原因导致硬件设施严重不足。就社会工作专业而言，社会工作实验室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必备的支撑条件。首先能培养学术兴趣，拓展学生对书本知识和原理的认识，进而获得从事社会工作的实际知识和技能。其次，实验室也是社会工作实务研究的平台，有助于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实务、科研的整合发展。实验室基本设施应具备摄像放映系统、个案小组社区模拟实务系统、学生及案主档案管理系统等。应拥有台式电脑、电话等基础办公设备，数码照相机、摄像机、DVD机、录音笔等科研设备，笔记本电脑、投影机、投影屏幕等教学设备，可以支持实验室观察监控、田野实务调查、教学演示等需要。在本院的发展过程中，大部分硬件设备均已齐备，但未建立系统的社会工作实验室，未能为学生提供个案小组社区模拟实务系统、学生及案主档案管理系统等相关设施，相应地也没有完善的监督和管理机制，对学生学习、研究、模拟实务和教师教学等造成极大不便。

2.师资力量不够，师资结构不合理。社会工作最早形成于西方社会，引入中国后较早地仅在东部沿海城市及一线城市发展，中西部起步较晚，地方院校开办此专业一般起始于近十年。就全国来说专业年限不长，积淀不够深厚，高层次专业人才紧缺，遂很多地方院校开办社会工作专业后专业师资严重不足，师资引进困难。就本院来说，首先人数上，在社会工作开办之初专职教师不足10人，经过四年的发展达到12人，外加兼职教师共22人，对于现有教学任务来说师资力量不够。其次结构上，现任专职教师中年轻教师、中级职称教师为主，专业角度社会工作专业的仅有2名，其他皆为社会学、民族学等专业转型而来。获得初级社工师证的一名，中级社工师证的1名。总体而言，老中青结构不合理，职称结构不合理，专业结构不合理。在教学过程中容易出现因人设课，教学不专业等问题。

3.社会合作不深入。由于地方本科院校本科办学时间短，经验不足，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晚，与地方社会组建的实践教学平台有限。社会工作专业近年刚开办，与社会相关领域的联系与合作起步晚，遂在校-企合作、政-校合作等方面搭建的平台更加有限，合作不深入。如本院社会工作与安顺市、各区县民政局、司法所、养老院、福利院及各社区等有接触，但实质性、深层次的合作项目尚未得到有效开展，导致学生开展实践活动内容单一，难以满足学生多元的兴趣取向和关注热点，学习积极性不高。对培养服务地方、适应地方的应用性人才来说是一大掣肘，对地方发展和学生成长都极为不利。

4.地方特色不明显。社会工作专业在国内高校发展20余年来，虽理论界、教育界、实务界一直在为专业本土化努力，但至今所使用的理论架构及专业方法还是以参照国外成果为主，地方院校在办学中更是沿用这一惯例，在培养方案制定、实务开展方面仿照国内办学较为成熟的高校。总体而言一是西方舶来，二是模仿名校，地方特色不明显，结合地方实际不密切。

二、地方本科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优势

以安顺学院为例，社会工作专业起步晚、基础薄弱，在发展过程中仍有很多环节需要补充和完善，但从目前在校生与毕业生发展状态而言，地方院校的社会工作具有独特的发展优势：

1.区位上离基层最近，与农村最亲。首先表现为与地方基层空间距离最近，一趟公交就能到达某一社区或村社进行实践活动，方便调查研究、实务开展与了解民情。其次地方院校的生源构成以本省为主，大多数学生来自农村地区，对当地的习俗及生活习惯较为了解，对贫困、留守儿童、空巢老人、青少年早婚、拆迁户等存在于广大农村地区的热点问题非常熟悉，社会工作“帮助困难群体，特殊群体，以人为本，助人自助”的专业宗旨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利用专业理论、方法和技巧反观自身环境中存在的问题，既有助于学生理解相关理论和技巧，又有利于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家l现实问题探索与尝试。

2.地方资源丰富，应用领域广泛。地方高校另一优势在于扎根地方社会，其专业知识具有广泛的应用领域。就安顺而言，屯堡文化中的古村镇发展与保护，[3]文化遗产传承，布依族苗族村落旅游发展进程中的村民自主自治，三线建设企业老年职工照顾等议题是安顺当地面临的重要问题，安顺学院社会工作专业者可利用这些地方资源，扩展社会工作实务领域，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社会工作。

三、地方本科院校社会工作发展思考

地方本科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可谓优势与劣势统一，机遇与挑战并存，既要正确看待过去与现在存在的不足，也要认识到发展的前景，更要勇于担当当地社会发展的重任，在社会变迁、和谐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在反思中打磨，在摸索中前进。

1.深化研究。民政部副部长顾朝曦于8月25-26日在武汉大学“中国社会工作发展高端论坛――十年回顾与展望” 论坛讲话指出：“进一步加强社会工作研究一要把握好研究方向，二要突出研究重点，三要强化研究保障。”一个专业的发展关乎学校和社会的发展，地方院校作为地方最高学府，是人力和智力的集中地，为地方社会培养和输送高质量应用性复合型人才。社会工作要适应地方发展需要，作为当地最具专业性的教学研究团队，更应深化研究，探索社会工作理论方法与地方实际相结合的创新模式，应用专业知识解决地方实际问题，为困难群体及特殊群体提供专业服务。构建社会保护与关爱支持网络，将党和政府的惠民举措细化落实。

2.加快转型，优化师资结构。前文所述，安顺学院现有专职教师中多数从外专业转型而来，在社会工作发展的大背景下，全国高层次的专业人才相对紧缺，许多地方高校和本校一样存在相同的问题。遂现有状况之下，只能通过加快教师转型来优化教师结构。如学校层面应出台相关制度增加教师到办学成熟的高校、沿海城市及专业社工机构交流学习、深造的机会，对教师在转型过程中提供外援性帮助，提高专业水平。

3.加强基础设施，加大实践教学投入。社会工作专业技能性强，基础设施支撑力度不够严重影响学生实务能力的发展及理论知识的把握。首先，完善实验室等实践教学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实践基地建设与搭建实践教学平台，深化学校与地方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合作，实现社会与学校共同培养适应地方发展的人才。其次，保证必要的实践教学经费投入，实践教学不同于传统课堂教学，需要多方面条件支撑和一定的经费支持。在地方本科院校有限的办学经费当中应适当考虑实践教学经费的预算，并在经费使用过程中制定严格的管理办法，使得有限的经费使用在刀刃上，达到良好效果。第三，合理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实践教学并不是一味追求学时上的数字体现，应结合专业特点制定合理的实践教学计划，使得培养方案切实可行，效果明显。

4.突出地方特色。首先，培养方案上不能一味模仿照搬名校，地方院校培养的人才标准有别于重点院校，遂在制定培养方案时应紧扣地方实际及人才培养目标。结合实例，安顺市下辖不少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学生在开展社会实务过程中频繁接触少数民族聚居区，在课程开设方面应考虑学生民族文化与民族理论政策、宗教习俗、地方传统文化等知识。开设文化人类学、民族理论与政策、宗教学、贵州文化专题等课程，增强学生的文化理解力，避免文化识盲，借鉴田野调查融入式的实务作业能力，熟悉文化背景与理论政策，便于沟通与服务的开展。其次，鼓励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积累和沉淀教学素材，积极研究，形成真正适合于地方院校的自编教材。地方院校培养实践能力与理论能力并重的复合型人才，相对于重点高校，实践能力更加重要，培养目标有别，教材也应该更有针对性。第三，组建社工机构，承接实践项目，这首先有利于地方发展，产学研相结合，其次让学生有更多深入社会实践的机会和平台。

四、结语

随着社会发展与变迁，社会结构的剧变，心理疏导、扶贫济困、资源链接、能力提升、矛盾调处、社会融入等都需要社会工作者投身奉献，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需求越来越大。地方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具有其办学的缺陷与不足，更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要客观认识现状，抓住机遇，从教育、研究、实务等领域进行突破，办有特色的地方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培养和输送适应地方、服务基层的高品质人才。

参考文献：

[1]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3-8.

[2]胡文兰.地方本科院校转型背景下实践教学的意义及困境[J].考试周刊，2016（63）：141-142.

[3]胡文兰.社会工作的文化视角：兼论古村落保护与发展[J].北方文学，2015（11）：99-101.

[4]数据参考安顺市人民政府门户网：http：///zjas.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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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思想教育；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G40-052.4 文献标识码：A DOI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3.08.011

留守儿童，指父母双方或一方离开家乡外出工作，而留在户籍所在地，不能与父母（或父母中的一方）生活在一起的儿童 [1]。当然，留守儿童这一概念不仅存在于农村，也存在于城市，笔者主要阐述的是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

全国妇联于2007年联合有关专家成立了专门的课题研究小组，对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现状、问题与对策进行研究。2008年2月27日，全国妇联公布这份近万字的研究报告。根据“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抽样数据，课题研究小组确定我国0～17周岁“留守儿童”在全体儿童中所占比例为21.72%。据此推断，全国农村“留守儿童”规模增长十分迅速。在全部农村儿童中，“留守儿童”的比例达28.29%，农村“留守儿童”已非常普遍，且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社会各界的关注[2]。

1 农村留守儿童在思想教育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加快，催生了特殊的中国农民工群体，他们的子女绝大多数别无选择地留在了农村，成为了留守一族。由于这些留守儿童在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远离父母亲情，因此很容易产生个性、心理发展的异常，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存在着任性、孤僻、情感淡漠、合作意识差、行为习惯差等问题，辍学、失学现象严重，一些人甚至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留守儿童出现的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我国众多社会问题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它不仅关系到下一代人的健康成长，更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1.1 思想品行方面

一方面，由于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远在外地，不能对其子女成长中的思想品行进行关注，只能盲目采取物质消费予以补偿。部分留守儿童的道德观念、道德情感、道德行为受负面影响较多，在成长中没有树立好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从不知道体谅父母辛勤劳动挣来的血汗钱，认为是自己应得的，奢侈浪费，讲名牌、摆阔气，长久以往，养成了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且没有形成对社会、对家庭的感恩意识。另一方面，由于从小缺乏父母的教育和引导，致使部分农村留守儿童纪律散漫、不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与社会上一些有不良习气的人长期厮混，抽烟喝酒、打架斗殴，极个别的儿童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中国青年报》2006年7月12日报道，福建省青少年犯罪20%是留守儿童所为[3]，这个数据十分让人痛心疾首。

1.2 学业成绩方面

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很多均在外打工，子女绝大部分由祖辈照顾，多是爷爷奶奶一辈。他们那一代知识水平欠缺，大多数是文盲或者半文盲，且年事较高，照顾饮食起居尚显不足，学业方面更是无力，导致很多留守儿童的学业基本上是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他们中有些不爱学习的孩子经常出现旷课、逃学、迷恋“网吧”、“游戏厅”等现象，再加之爷爷奶奶对孙辈的溺爱，并不苛求于他们，使其最终荒废了学业。还有的农村留守儿童，只有父母一方在外打工，这种情况比父母双方均脱离孩子身边稍微好一点，然而留下的一方却不得不扛起沉重的家务和农活，很多时候他们也同样无暇顾及自己孩子的学习。据调查，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普遍明显低于其他儿童。

1.3 心理健康方面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启蒙老师，他们对孩子的人格发展有着非常关键的影响，尤其是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叛逆而又脆弱，更需要父母的良好引导。如果父母与孩子长期两地分离，失去了必要的交流与沟通，会在无形之中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产生一定的不良作用。例如，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甚至几年都不回来一次，使得很多农村留守儿童从小就缺乏亲情的安慰和关怀。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没有人给予建议和帮助，往往会感到紧张、多疑、焦虑、忧郁。又比如，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有时候孩子们青春期的问题难以启齿，想倾诉时又找不到好的对象，长此下去，他们的性格会变得比较内向、比较自卑、不爱微笑、不爱参加集体活动，与他人交谈的能力也会变弱。严重的话，还可能患上自闭症、抑郁症，最后演变为自残、自杀，到那时后果将不堪想象。

2 农村留守儿童的思想教育问题迫切需要社会工作专业介入

社会工作是一种以助人为宗旨，运用各种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的专门职业，是确保现代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制度。社会工作是找接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来承担“助人”的工作。社会工作者是一种专业人员，一种专门职业的从事者[4]。就上述农村留守儿童在思想教育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迫切需要社会工作的专业介入。

2.1 需要社会工作专业介入的必要性

庞大的农村留守儿童队伍是未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开拓者，其成长过程中如果出现重大问题势必会影响和谐社会的建立。这要求我们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问题格外关注，解决刻不容缓。目前国家的政策、制度还是很倾向于照顾留守儿童，但大多数决策是从宏观层面出发，比较注重物质性给予，与实际情况有一定的脱节，故工作效率不高。而社会工作注重从心理、情感等角度出发，进行人文关怀，这正是社会现实迫切需要的，而且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素养也能使留守儿童敞开心扉、疏导情绪，表达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情感。

2.2 需要社会工作专业介入的可行性

在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思想教育问题上，目前的方法主要还是以学校教师的教育为主，缺乏专业的指导，如一些心理咨询等。由于现在学校孩子较多，老师工作量比较大，有时候也无暇一一顾及，因此，收效不大。而社会工作者主要采用专业的方法和技巧服务于留守儿童，效率会大大提高。首先，社会工作通过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等专业的工作方法协调各方的社会资源。其次，社会工作者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掌握专业技术以及操作方法，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体系，可以将收集到的资源进行最优化的配置。另外，社会工作服务的特色是更注重人文服务，从心理、精神层面去解决问题，而这正是留守儿童缺失最多的，也是留守儿童健康成长不可忽略的因素。

3 对农村留守儿童思想教育的社会工作介入方法

3.1 个案工作方法

社会个案工作是一种以个人或家庭为对象的社会工作专业方法。社会工作者通过与案主建立专业关系，运用专业知识和技术，协调可利用的社会资源，为案主提供直接的一对一服务，以协调案主摆脱困境，解决问题，达到与社会、环境的良好适应[4]。

个案工作作为社会工作的一种基本方法，是处理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最常见的方法。开展留守儿童的个案工作，一方面要促进留守儿童生理健康的发展，给予他们最大的物质帮助。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要开展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辅导，对其加强思想教育。但是不同的孩子从个体的发展本质上来看是完全不一样的，存在着多样化的过程。并且由于特殊的年龄阶段，使得他们对生硬的灌输、训诫特别反感和抵触。这就决定了留守儿童个案工作特别要强调助人自助，把工作重点放在增强留守儿童自尊、自信、自强等能力上面。社会工作者要在相处中与留守儿童建立一种彼此信任合作的和谐关系，打消他们的猜忌，排除他们的苦闷，赶走他们的孤寂，与他们做亲密的朋友，充分调动他们自身的潜能，提高他们的积极性与参与度，共同探讨和研究他们自己的问题，达到真正帮助他们成长的目的。

3.2 小组工作方法

社会小组工作是以小组为对象，运用小组动力程度与小组活动过程设计技术，使小组中的成员达到社会性的发展、行为的改变，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进而促进整体社会中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进步[5]。

通过小组工作方法可以使农村留守儿童在良好的氛围下获得归属感，通过集体环境给他们注入希望，让他们拥有自我表达和情感宣泄的机会。同时可以让他们在团体中养成遵守纪律、互相帮助的好习惯，改掉以前那些自由散漫、完全个人化的作风。小组工作可以采用沟通、交流、座谈等方式使孩子们最终打开自己的心扉，接受正确的思想教育。

3.3 社区工作方法

社区工作可以认为是社区组织和社区发展的综合。它是一种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工作方法，由专业社会工作者本着助人的价值观念和专业技艺，与其所服务的社区居民一起工作，推动与居民福利有关的社会行动以及制定社区方案[4]。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由于很少或根本没有相关的少年儿童社区教育组织，使得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在社区教育中尚处于“真空”状态。因此，可由基层学区和共青团组织牵头，联合当地的妇联、村委会共建农村留守儿童监护体系。如为留守儿童建立家庭档案、学习档案等，以便更好地掌握他们的情况。除此之外，建立农村社区公共图书馆和文体活动场所，使留守儿童阅读有图书，娱乐有伙伴，锻炼有场所。还可以招募大学生志愿者在寒暑假期间为留守儿童提供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素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

3.4 家庭、学校以及政府的结合

上述3种方法都是从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来进行阐述的。除了这3种方法外，还有很多方法可以帮助农村留守儿童走出困境。社会工作者除了开展专业方法进行救助外，还应该努力协调好农村留守儿童自身家庭、所在学校以及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得到他们的支持与帮助，让全社会都来关注、关心农村留守儿童问题。

首先，留守儿童最希望的就是家庭的温暖。因此，社会工作者需要将孩子们出现的问题详细告知家长，引起他们的重视。要努力改变家长外出务工时对子女的教育方式，让他们对外出务工与孩子成长进行有效权衡，进而做出合理的安排。同时，家长和学校之间要经常保持联系，共同商讨教育的策略和方法，让孩子能在良好的心理状态和社会环境下成长。

其次，学校是留守儿童另一个可以依靠的港湾。社会工作者应该帮助学生和老师之间进行及时的信息沟通，让孩子们愿意亲近老师，在父母不在身边的时候，能够向老师求助，解决他们性格上、生活中的缺陷问题。

最后，政府在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思想教育问题上责无旁贷。在政策体制方面，社会工作者应该积极呼吁政府努力创造条件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弱化乃至消除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对农民工有歧视性的各种制度。鼓励更多的农民工将其子女带在身边，使他们能就地入学，从而逐步减少留守儿童的比例[6]。

4 小 结

十报告中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我国的基本国情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不会有根本的改变。只要“三农”问题得不到基本的解决，农民的生活状况得不到很大改善，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就将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存在，这一问题也将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因此，社会工作者应该不断发展和增强其专业性，为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解决方法。

参考文献：

[1] 周林，秦永红.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研究[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7.

[2] 王文晶，李卉，王瑞娟.社会工作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分析与对策[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08（5）：86-89.

[3] 刘美玲，李忠伟.社会工作对留守儿童成长问题介入的模式探索——在农村建立留守儿童服务中心[J].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学报，2007（Z1）：139-142.

[4] 李迎生.社会工作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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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工作的概念界定

对社会工作的定义有很多，文章采用孙立亚在《社会工作导论》中对于社会工作的定义：“社会工作是以特定的文化传统与社和制度为背景，以特定社会福利制度与社会政策为依托，为有需要的人们提供的专业服务。它帮助个人、团体、社区增强和恢复社会功能，促进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并为实现上述目标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

（二）研究梳理

学校社会工作，这一概念产生于20世纪初的美国，其作为社会工作学科的一个分支，是伴随着社会工作学科发展而逐步成熟的。国内在2000年以后对于学校社会工作的学术研究比较集中。主要代表人物及著作有林胜义的《学校社会工作》，他概括了学校社会工作的起源和发展，并且阐明了学校社会工作的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对于学校社会工作的运作模式、方法、技巧和范畴都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国内范明林、张洁所著《学校社会工作》，则是将我国港台地区的学校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与内地相结合，对学校社会工作的价值、原则和方法都作出了详尽的阐述。）

三、社会工作方法介入高中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生们逐渐向着更加个性的方向发展，高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和途径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首先，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符合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价值。

其次，社会工作专业的工作方法能够为高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带来方法上的借鉴和创新。

最后，社会工作的介入能够帮助学校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出现的特殊问题。社会工作的专业性，能够改善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弱化心理教育的情况，并且能够针对个别学生出现的特殊问题提供专业的服务。

四、社会工作方法介入高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性研究

（一）社会工作价值理念的介入

社会工作专业作为一门应用社会科学，其目标不仅在于从抽象的价值观层面进行研究，更在于从实践层面来指导或规范社会工作者的行为，并直接作用于服务对象。概括地说，在操作层面上，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包括了接纳、尊重、个别化、自决权等原则，以下仅介绍与讨论这四个原则的介入。

1.接纳原则。接纳指工作者真实的理解与看待案主，包括他的长处与弱点，适宜的与不适宜的品质，正面的与负面的感受，建设性的与非建设性的态度与行为，完全保持案主与生俱来的尊严与个人价值。同时，接纳也意味着工作者要.忍受不同、模糊不清与不确定性，但它不等于赞同。那么，这一原则如何介入到高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当中呢？

如何将接纳的原则介入到高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当中，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要尊重与接纳学生整体的个人，接纳不同的学生的不同品质，包括他的长处与缺点，包容多元化的学生个性。例如，一名学习成绩很差的学生，位列班级末尾，但是他在美术绘画方面上的成绩却比较突出。在当前这种以“升学率”为主要目标的教育环境下，教师往往对这种学生苦口婆心地劝阻，告诉他学习才是首要任务，成绩好才能考入好的大学，让他将心思放到正事上去，不要受到干扰。然而，接纳原则则是要求教育者能接纳这样个别化的学生，接纳并不一定等于赞同，教育者可以根据学生的优缺点帮助学生分析当前的状况，认可他的绘画才能，要尊重这类学生的个人价值，不能因为成绩而一概否决了此类学生今后的发展。

2.尊重与平等原则。尊重与平等原则要求社会工作者平等地对待每一位服务对象，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情感和能力，深刻理解他们生命存在的价值、获得个人发展的公平的权利和机会，并在此基础上，为他们提供适当的资源与优质的服务，满足其生产与发展的需要。在社会工作服务中，每一个服务对象，不论他处于多么困难的状态，也不论他有多少缺点和问题，他都是人，拥有自然的和潜在的能力，也有着一个作为人存在的价值，因此，他的价值和尊严都应当得到应有的尊重，并且他与社会工作者处在平等的地位上。

3.个别化原则。“个别化”价值理念认为每一个人都应当有权利和计划发展自己的个性，社会工作者应该充分尊重服务对象的个体性差异，不应当运用统一的或相同的服务方法回应他们的特殊需要，要充分考虑到服务对象的性别、年龄、家庭背景、生活环境等方面带来的个体差异性。标签化和分类化导致对个性差异的忽视。尊重服务对象的个体性差异，运用个别化的价值理念，可以充分挖掘服务对象的个人潜力，有利于社会的多样化发展。

高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多采用的是课堂教学的方法对全体学生进行统一、集体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它的方法就是采用统一式的方法，力求让学生们以标准化的方向发展，缺乏对学生个体差异性的关注，不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甚至压抑学生的个性。“个别化”价值的介入，可以帮助改善高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形成区别对待不同的学生的工作意识，对不同的学生提供不同的教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个别学生自尊感强烈，对于课堂上的公开批评不能接受，甚至会产生强烈的抗拒情绪。对于此类特殊学生的心理状况，教育工作者要区别对待，避免以直面严厉的批评方式，选择课下交谈、平和式的方法与其沟通，了解其心理需求，客观对待。

4.自决原则。自决在实践上被定义为，案主自由地做选择、做决定的权力与需要。这一原则后面的信念是，案主有能力成长与改变，并能负责地使用自由。同时，案主自由抉择时，他们会更加投入，更有动机去做改变。当然，社会工作者必须评估案主自决的能力，以此帮助他们采取建设性的行动。这一理念的价值前提是案主有解决自身所面对问题的能力，只要社会工作者为案主提供服务和咨询意见，但最后做出最终决定的还是案主自己。

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对象时一群未满18岁的青少年，对于青少年是否有能力自己做决定，这点往往是教育工作者所最为担心的事情。也因为担心，高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多是单向度的灌输，忽视了学生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自决原则”的介入，可以缓解这一种单向式的教育状态，更多地将学生的自主能动性调动起来。例如，在教学课堂上改变一味地灌输知识的课堂状况，能够采用学生与教师互动、学生与学生合作等方式来进行实际的课堂教学。让学生成为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参与者，而非以往的被动接受者。考虑到高中群体的特殊性，高中思想政治教育中“自决原则”的介入，要尤为注重度的把握。不能完全放任学生自决，但是不能够完全控制他们的抉择权，而应该认真评估学生的状况，为学生提供更多地资源帮助他们自决，并适时进行评估改善其教育方式。

（二）社会工作方法的介入

1.个案工作方法的介入

个案工作的定义：个案工作是社会工作方法的一种，它以生活适应不良的个人或家庭（又称案主）为服务对象，由专业社会工作者运用有关人和社会的专业知识和技巧，为个人或家庭提供物质或情感方面的支持与服务，以帮助他们解决一些本身能力和资源无法解决的问题，以达到个人和社会的良好福利状态。社会工作介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是：教育工作者采取一对一的方式，透过与个别行为出现偏差的学生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给予支持与辅导，提供一定的社会资源，改善与协调其行为;以协助学生抒发内心感受，认识面对的问题，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善用各种社会资源和机会，从而解决问题;并在恢复或增强其适应能力的同时，更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信心与生活素质。

个案工作的方法和手段的运用。社会工作者运用科学的助人知识，通过面对面的沟通或间接的多方面的干预为案主提供服务。个案工作是针对个人的助人活动，因此可以将其介入到高中思想政治教育中，可以用来对个别行为出现偏差的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关注他们的学习、生活环境，找出其行为偏差的个人及社会因素。个案工作是透过一连串的过程，以一对一的方式，有计划地协助个人解决问题，其中包括六个基本程序，即接案、收集资料、分析诊断、订立计划、个案介入、接案评估。下面以一个案例来具体说明个案工作方法的介入。在面对一名沉迷于网络不能自拔的学生，运用个案的方法对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如下：

首先是接案，高中思想政治教育运用个案工作的方法，就要求教育工作者在面对这种沉迷于网络的个别行为偏差的学生时，可以与学生进行初步会谈，这种会谈是针对这个学生单独进行的，避免了课堂上的批评等方式激化问题。初步会谈，教师可以和学生进行一些简单的话题，如询问他最近的情况，还有就是要适时地和学生约定，让学生按照约定的时间定期来做咨询。初步的会谈是为了与学生建立一种专业的关系，帮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接案后，教师会主动地收集有关这名学生的情况。教师首先会通过再一次的面谈，了解学生现在的状况，如为什么这么喜欢玩网游;自从玩了网游之后，自己有什么变化;学习成绩下滑这件事对学生有没有造成心理压力，通过这些问题的交谈，根据学生的回答做好记录。或者是教师要通过家访，了解该生的家庭是否在最近有重大的变故，与家人的关系有没有发生变化等，以此收集更多地资料。

资料收集到一定程度时，教师可以加以归纳、整理、据以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诊断未来介入的策略。一般从四个方面对学生进行分析：首先是生理功能方面，从学生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等去分析，该生是名高二的男生，年龄为17岁，健康状况良好;其次是心理功能方面，该生的抗打击能力较弱，遇到问题后不喜欢与人倾诉，借助于游戏来发泄自己内心的感受;然后是社会功能方面，从学生的人际关系能力和社会角色功能去分析与诊断，该生的人际关系能力较差，不太与人交际，不喜欢参与班级活动，沉默寡言;最后就是环境方面，据了解，半年前父母离婚，该生的家庭关系紧张。这些都是导致该生沉迷于网络的重要因素。

教师对案主问题的情况、性质、原因和影响做了周详的分析，并掌握了问题的症结之后，教师便可以和学生一起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方法、步骤、可用资源和预期目标，然后共同设计一套介入计划。

到了个案介入阶段，教育工作者要以更系统与结构化的方式，协助学生处理自己的问题。该生因为外因和内因的共同作用导致自己沉迷于网络无法自拔。首先作为教师，要给予学生支持与鼓励。告诉他，老师能理解父母离婚所带来的伤害，希望学生能够敞开心怀多与老师沟通，老师会全力帮助他戒掉网瘾，并发动周围的优秀同学来帮助他补上拉下的功课。以这些具体的意见来增加学生的希望和自信。并且要告诉学生，沉迷于网络对于自己身心带来的伤害都是巨大的，当自己不愉快的时候可以多多参加一些体育运动或者是多和周围同学交流，以此来排解自己的不快心理。

最后一步是结案评估。当学生的问题已获得了圆满的解决，或者是学生已经有所成长并具有能力应付和解决自己的问题时，就可以结案。

2.小组工作方法的介入

小组工作的定义：小组工作者在各种小组中，通过小组互动与方案活动达到个人的成长与社会目标的完成。小组工作者的目的在于根据个人能力与需求而促进个人成长，使个人与他人、团体与社会之间达到适应，促使个人有社会改良的动机，同时让每个人认识到自己的权利、能力与独特性。

将社会小组工作方法介入高中思想政治教育中，根据小组工作方法的特点，教育工作者可根据共同完成的目标、学生们的兴趣等因素将学生们划分为一个个小组，在小组当中，学生们进行沟通与互动，形成一个互动模式。小组成员在沟通中通过传达信息，表达自己的观点，锻炼自己在小组中说服别人的能力（领导能力），树立自己的信心，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小组工作方法的具体介入如下两个案例所示：

小组工作的方法可以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中，如在讲解什么是我们的文化生活的这堂课的时候，教师可以根据相应的学习任务将一个班级分成四个小组，给定时间让各个小组收集自己认为什么是文化生活的相关资料，小组内形成讨论。讨论时间结束后，以形成智慧树的方法在黑板上画上一个大树，由各个小组将自己的答案添加到这颗树上。各个小组的答案在黑板上一目了然之后，再请每个小组的一名成员，对文化生活的内容进行自主的梳理归纳，产生自己的看法。紧接着再让班上的学生集思广益，看看智慧树上还有没可以再添加的新内容。教师再预留一小部分的时间对各个小组完成的学习任务加以点评，并且在班级内形成小组互评，每个小组都要对其它小组所回答的内容进行一个评价，最终再由教师做一个最后的结课总结与归纳。小组工作方法，在课堂上在小组内部和小组之间都形成了一种互动模式，既调动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锻炼了他们学习能力与互动能力，又能充实课堂内容，改善课堂“单向灌输”的状况，增加吸引力。

小组工作方法不仅仅适用于课堂上，在定期举行的“如何克服自己的畏难情绪”的主题班会上，教师将班上的学生分成不同的支持小组。具体划分是将具有

具有相同问题和经验的学生组成小组，成员之间互相分享大家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方法，彼此协助解决问题，形成互动。各个小组依次说明自己所遇到的畏难情绪是如何产生的，然后自己是否能够克服，如果能够克服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克服的。每个小组先进行讨论，归纳总结出大家经常形成畏难情绪的原因及解决方法，标记出自己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小组内的讨论结束后，教师运用图表的形式，让小组的代表者在黑板上给定的图表内填充内容。全班同学根据黑板上的内容发表自己的看法。对于一些不能解决的问题，大家一起讨论，找出最好的解决方法。

小组工作方法介入到高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可以让同学们之间一起分享经验，既有利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的教育，又能够增强同学们面对问题的自我调控能力。

3.社区工作方法的介入

鉴于社区工作方法的独特性，我认为社区工作在高中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介入比较有限，在这里，不做过多讨论。

篇8

【关键词】美国 社会服务 经验 启示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社会建设领域中，人才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针对国内全体高校学生，大力培养学生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的社会责任意识，着力培养学生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并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社会能力，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40、50年代，美国社会服务自产生以来，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教育体系，并且形成了内容包括筹集资金、服务性活动、教堂服务项目、慈善机构项目、选举和竞选活动、为老年人和退休者服务、环境治理项目等形式丰富多样的较为完备的社会服务体系。因而，基于社会服务的重要性和美国的先进做法，在我国社会服务开展得如火如荼的背景下，借鉴国外尤其是美国社会服务的先进经验，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核心概念界定

社会服务是指以提供劳务的形式来满足社会需求的一种社会活动。狭义的社会服务是指直接为改善和发展社会广大成员生活福利而提供的服务，如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福利服务。广义的社会服务不仅包括生活福利还包括生产和社会。

美国社会服务有着上百年的发展历史，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美国政府通过各种社会项目向公民提供各种社会服务，用以解决不同的社会问题。美国政府在政策法规的制定和资金的投入等方面都给予社会服务高度的重视和支持。此外，美国社会服务教育体系完善，拥有本硕博教育，不仅如此，美国高校还鼓励在学生的专业学习过程中开设社会服务课程，在促进学生公民意识提高的同时，也培养了大批社会服务人才。

我国社会服务专业化起步较晚，目前国内高校大多以社会实践形式引导学生参与到社会服务当中，通过有计划、有组织地采取课堂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来完善学生知识结构和提高应用能力、创新能力，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美国社会服务比较注重社会问题的解决，更强调教育与服务的有益结合，注重反思和互惠。而我国社会实践的概念相对比较模糊，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强调的是给实践对象所带来的实际的好处，没有足够重视个人在实践过程中自身综合素质提高和给社会带来的效益。①在我国，社会服务作为社会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应当学习和借鉴美国社会服务的先进经验以更好地促进我国社会服务的全面发展。

美国社会服务的现状

工作领域。美国政府将社会服务划分为四大领域：一是儿童、家庭和学校。主要面向儿童、老人和家庭，例如成立一些儿童保护组织、收养组织等为被虐待或被忽视的儿童提供帮助，成立老年人服务中心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帮助某些困难家庭克服困难，更好地适应生活。二是医疗及公共卫生。为患者提供心理上的支持，做好医生和病人之间的沟通，帮助他们配合治疗战胜疾病。三是精神健康和药物戒除。提供精神咨询服务，对药物滥用者进行危机干预治疗。四是其他领域。主要从事政策制定，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以及致力于教学和学术发展。

资金来源。美国的社会服务机构分为公立和私立两种。公立机构以政府拨款为主，额外有一些个人、社会团体的捐助。私立机构又分为营利和非营利两种，营利的私立机构主要以服务对象的费用缴纳为主，非营利的私立机构主要以个人、社会团体的捐助为主，以及政府的补贴。

工作状况。美国社会服务的从业人员分为全职和兼职两种，其中全职占多数。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有独立的办公室以及工作所需的办公设备。全职人员一般每周工作时间在40个小时。在工资收入方面，社会服务人员收入略低于美国劳动者收入的平均水平，不同社会服务领域的工作人员收入有所差异，其中以从事医疗及公共卫生领域和其他领域（政策制定、学术发展等）的从业者收入最高。美国社会对社会服务的从业人员专业要求高，但是收入却低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导致很多优秀人才的大量流失。

从业人员的培养。美国重视社会服务人员的专业化培养，已形成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包括本科、硕士和博士一整套教育体系。对于很多社会服务工作岗位，具有硕士学位是入职的基本标准。在学生的培养过程中，注重实践环节，本科生必须具备400小时的实习时间方可获得学士学位，研究生必须具备900小时的实习时间方可获得硕士学位。同时美国具有严格的职业准入制度，从业人员不仅要具备必要的学历，还要通过职业资格考试，才能从事相应的工作。

美国社会服务的先进经验

美国社会服务的重要表现形式为专业化和职业化。综合来看，美国的社会服务是一种在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产生的社会服务，是一种与专业紧密结合的社会服务，是一种有着严格职业标准的社会服务，是一种以解决社会敏感问题为内容的社会服务，资金充足且具有完善权益保护体制的社会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社会服务。在美国工业化进程加剧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一些新的社会问题也应运而生。例如，环境问题、贫富问题、失业问题以及各种犯罪问题等等。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以助人和自助为理念的社会服务出现并迅速发展起来。他们的出现有效弥补了政府在解决此类新的社会问题存在的不足。美国政府大力支持社会服务的发展，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美国社会服务的顺利开展与联邦政策，各州政府以及高校的立法或指定的相关规则是分不开的。1935年美国政府为了解决“大萧条”所带来的失业问题，颁布了《社会安全法案》，具体由《社会保险方案》、《公共分类救助方案》、《卫生及福利服务方案》三个方案构成。可以看出，美国政府的关注点逐渐从社会贫困问题趋向公民福利问题，社会工作领域不断扩展，这也标志着美国社会服务开始走向专业化道路。②自21世纪以来，美国政府相继颁布了《2002年公民服务法案》、《公民服务法案的原则与改革》等法律法规，同时，各州制定了一系列的立法条例，保证了公民社会服务的权益，帮助社会服务健康发展。在提供政策支持的同时政府也通过拨款的方式为其提供充足的资金作为保障。

多方力量支持且资金充足的社会服务。如前所述，美国政府大力支持社会服务的发展，无论是从政策的制定还是从经费上的赞助，都在不断推动社会服务行业的发展。政府通过健全国家福利制度，经费上的资助等，无论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社会服务机构，都能获得政府不同比例的经费拨款。社会民间力量表现为通过创办社会服务组织或是以个人或集体的形式向社会服务机构进行捐赠等。如美国社会服务项目的资金筹集途径，主要是通过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到社会服务活动当中，形成政府、企业、公益团体等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调动多方力量参与。政府和民间的多方经费支持，保证经费来源的广泛性和充足性。

专业化职业化相结合的社会服务。专业化和职业化的特征表现有：专业化的理论和方法；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的整套人才培养体系；注重社会实践的人才培养方法；严格的行业准入制度等。③美国社会服务发展迅速，离不开人才的培养，在美国，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社会服务人才培养体系，涵盖本科、硕士和博士教育。500多所美国高校以及学院校长（院长）通过协商组成联盟并达成了高校协定，一致认为应该在高校设立社会服务课程。例如：斯坦福大学设置的哈斯公共服务中心就包括了40多个服务组织，为社会提供不同的服务计划：伙伴合作关系、领导能力讨论、参加政府服务、政策分析研究组织等等。④美国的大部分高校中，社会服务是在校学生的一门必修课，学生们必须参加并表现良好才能获得相应的学分。校方大力提倡并鼓励学生们参加社会服务项目，参与到社会重大问题的分析和研究中。其中，允许综合能力较强的学生独立承担一个研究项目，或者与其专业导师合作研究。在项目研究的进程中，学生会查找资料、市场调查、访谈调查、资料分析总结，最终完成调查报告和论文。通过这一系列的研究活动，学生能够深入学习和了解到专业领域的相关知识，并将其与实践密切结合，运用到调查分析过程中，从而使专业知识的掌握更加牢固。美国的社会工作服务人员，必须具备从事社会工作所要求的本科学历，保证其工作的专业性。同时，美国有着严格的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取得职业资格方可工作。通过这样一系列的考核，为美国社会服务系统输送了大量既有专业知识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素质人才。这既提高了社会服务的水平，又保证了从事社会服务人员的切身利益。

以解决社会敏感问题为内容的社会服务。美国社会服务的发展与其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剧，大量社会问题不断显现。如要求国家政府或社会组织为流浪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提供更多低价的住房、努力改变贫困者生活状况、大量失业者的出现、犯罪问题层出不穷等等。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为社会服务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契机。社会服务工作的出现和发展，可以更好地协助政府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良性发展。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的各大高校便陆续开展了多种社会服务项目，服务领域非常广泛，涉及青少年教育、终身教育、社会福利、环保问题、国际援助等等。⑤学生们根据学校规定、社会需求和自身所学专业、自身意愿的不同，自发组成不同类型的社会服务小组，有针对性地参与解决社会敏感问题。多种多样的社会服务活动为高校学生们提供了大量的实践机会和丰富的人生经历，为以后的就业提供了丰富的社会经验，甚至成就学生的职业生涯。这样的人才培养为日后从事社会服务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美国社会服务的有益启示

大力发展社会服务，强化社会服务地位。处于社会结构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例如，贫富差距加大、弱势群体的社会认同感减弱、人口结构男女比例失衡、人口老龄化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对社会的健康发展构成了潜在威胁，亟待解决。从美国社会服务的发展历程来看，社会服务在解决此类问题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因此现阶段是我国发展社会服务的有利时机，既为社会服务的发展提供了环境条件，也成为社会服务发展的客观要求。国家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加大力度保障社会服务的健康发展。一方面，政府应加大社会服务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人了解社会服务，自愿地参与到社会服务中；另一方面，加强社会服务资金保证，对于社会服务的发展起到有效的保障作用；另外应借鉴美国在此方面的做法，制定社会服务的相关法律法规，使得社会服务活动合情合法，赋予社会服务人员参与社会服务活动的权力，维护合法权益，使我国社会服务活动有法可依。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从业人员的付出和收入应尽可能对等，使得他们在进行社会服务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社会服务之中。

挖掘政府社会支持力量，保障社会服务可持续性。政府的推动和赞助对促进社会服务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政府提供的政策、资金、制度等方面的支持，会对社会服务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特别是对于刚刚起步的社会服务机构，由于力量薄弱，对政府的依赖性还比较强。但是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我们也要借鉴美国的经验，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力量，减轻政府的负担，一来政府可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宏观政策的制定上，同时社会力量也可以弥补政府在推动社会服务过程中存在的不足。社会服务的健康持续发展既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也离不开社会各界力量的大力支持。

提高社会服务专业性，进一步实现职业化。从美国的经验可以看出，要想实现社会服务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重视社会服务人才的培养，开办高层次的社会服务教育。只有从教育制度上明确社会服务的重要性，社会服务才会真正起到有益于社会的作用。一方面健全社会服务人才培养体系，完善本科、硕士、博士的社会服务教育，使得具备专业素质的社会服务人员能够源源不断的输送到社会服务领域。另一方面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并从事于社会服务，我们应学习美国课程规范化管理，将社会服务课程纳入高校课程体系中，美国高校不仅开设了专门的社会服务课程，同时还要求各专业课教师将专业课的学习与社会服务紧密结合起来。相比较而言，我国的社会服务与学生的课程学习存在着一定的脱节现象。这就造成了我国的社会服务效果不显著、特点不鲜明。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既加深了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又提升了社会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同时要对每个学期的社会服务课程课时量做出要求，从而将社会服务真正纳入到学校的教学体系，规定学生必须完成相应的参与社会服务活动的学分。另外，要加强规范社会服务的职业准入标准，严把社会服务人员的质量关，使得真正有理论知识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素质人才从事于社会服务工作。

丰富社会服务形式内容，增强科学规范性。美国社会服务内容非常广泛，表现出鲜明的社会化特点。诸如帮助空巢老人和残障人士、积极参与到当地政府对热点问题的社会调查中、帮助贫困地区儿童进行教育培训等社会公益性活动。我国社会服务应当借鉴美国的先进经验，拓展社会服务内容，丰富社会服务形式，形成特色鲜明，打造服务特色品牌。另外，我国还应借鉴美国社会服务的先进方法，高度重视，加大宣传力度，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探讨如何设计出能够使社会发展需要和人们愿望出发紧密结合的社会服务项目，使人们在参与社会服务的过程中不但能够享受到心灵的快乐，而能够使思想得到升华，提高每个参加社会服务人员的幸福感和价值感。

（作者分别为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副教授，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办副主任、讲师）

【注释】

①陈晓娟：“美国高校服务学习与我国大学生社会实践比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2012年，第47页。

②郑耀抚：“美国社会工作发展及启示”，《浦东开发》，2014年第2期，第49页。

③余建华：“社会工作服务：美国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社会工作（学术版）》，2011年第6期，第18页。

④韩巧霞，段兴立：“美国高校的社会实践体系及经验借鉴”，《中国电力教育》，2008年第12期，第146～147页。

篇9

2012年，人民大会堂。在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颁奖典礼上，一个儒雅的青年企业家领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时，掌声雷动，因为一个民营企业的一个创新项目能获得如此高的奖项在全国并不多见。

当年自村里出去“闯天下”的小伙子，就是日后步入国家最高殿堂领大奖的全国青联委员、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北京首航节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文佳。

黄文佳爱做梦，更爱追梦，有“搏士”之誉。他敢想敢干，骨子里有一种不安分、肯担当的基因。走近黄文佳，便能感受到他的“热度”：你会发现，他是一个有远见、有抱负、有担当的企业家，他和他所钟爱的新能源事业一样饱聚能量，前景无限，似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在黄文佳的“字典”里，找不到“满足”一词，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永不停步……

从羊城到京城

1988年，改革春风吹醒中华大地，东南沿海的侨乡福建泉州已率先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家庭作坊式的工厂如雨后春笋般设立起来，一批批归国的侨胞捐资兴学筑路，一批批返乡的泉商衣着鲜亮，谈论着各地的商机与风情。这一幕幕景象激荡着黄文佳的心灵，18岁的他对外面的世界充满着好奇，有一种说不清的力量驱使他下定了走出去的决心。经过多番游说，黄文佳终于取得了家人的同意，随老乡踏上了前往广州的征程，告别了他出生、成长的小山村。

或许是上天的眷顾，初出茅庐的黄文佳还算顺利，第一次跑业务便卖出了60条金属软管，获利60元，这在当时可相当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大半个月的工资。时值广交会举办期间，他请求一位熟人带自己参加广交会，熟人拗他不过，勉强带他去“凑热闹”。没想到，广交会上黄文佳初露头角，“凑”出了大单子：向中东客商销售了几个集装箱的小闸阀！

把水暖产品卖给广州水暖厂，是“刚出道”的黄文佳又一得意之作。广州水暖厂实力雄厚，是怎么看上私人工厂的产品呢？原来，细心的黄文佳研究了广州水暖厂的产品。在广交会上，他认识了台湾某知名水暖品牌的厂商，看到他们的一道工艺是广州水暖厂没有的，于是他大胆引进这项技术。带着试制的产品去游说广州水暖厂，由于产品过硬，价钱合理，黄文佳成了广州水暖厂的贴牌供应商！此外，他还开创了自己的水暖产品品牌――“恒春”。

广交会上的成功，锻炼了黄文佳的胆量，也树立了他创业的自信。老乡以及同行对他刮目相看：这小子似乎不按常理出牌，却能取得更好的成绩。黄文佳凭在广交会上淘得的“首桶金”，渐渐在羊城站稳了脚跟。

1992年，黄文佳只身北上，在永定门北京某五金公司边上开设了一家门店，成为这家五金公司边上开的第一家销售五金和机电产品的私人门店，与国营大公司“对着干”。做出这样的选址，黄文佳看中的是这家五金公司的客流，而他与大公司竞争的资本便是服务。时间证明了他的研判，他的门店日均销售额很快便突破了万元。

在经营过程中，黄文佳发现不少客户询问是否有补偿器销售，而他跑遍了几大市场咨询了不少厂家，都没有这类产品。原来，当时补偿器虽在国外已经得到广泛应用，但国内仅军工企业有生产，民用领域的需求往往难以得到满足。黄文佳决定突破补偿器的制造。

1997年，黄文佳创立了北京首航波纹管制造有限公司，高薪聘请军工企业专家以解决技术难题，很快取得了国家质监局颁发的特种压力管道A级许可证。公司的补偿器产品和技术一经推出，立马打响，客户和经销商在首航排起长队，载货车辆进出络绎不绝。很快，首航波纹补偿器在国内重大工程项目中被广泛使用，用户涵盖电力、热力、航天、航空、核能、冶金等多个行业，销售额至今保持在全国前三，成为行业标杆。

从打破外企垄断到让地球更美丽

多年的财富积累早就能让黄文佳衣食无忧，即使后来者相继进入补偿器行业，他的企业也能凭借着品牌、技术、渠道、规模等多方面优势继续保持领先地位。然而，不满足现状的黄文佳依然渴望更大的成功。2001年，他成立了首航节能公司，力图有更大的作为。

2004年，国务院出台文件鼓励推动重大装备的国产化，这让黄文佳找到新的方向――电站空冷。彼时国内电站空冷市场上，国际巨头凭着技术封锁已垄断市场多年，国内的技术团队尚不具有成熟的空冷设计能力。黄文佳意识到，迈入电站空冷行业的首个门槛就是技术。他四处网罗人才，组建各个覆盖各个专业的技术团队，联合科研院所成立实验室，夜以继日地开展研发工作。黄文佳说：“我很喜欢交朋友，做一件事我就交一个朋友，做一笔买卖我就能交一群朋友，待人真诚，时刻关心朋友，给人家留下了好的印象。正因为我喜欢交朋友，在事业上得到了很多贵人的帮助。”

功夫不负有心人，首航节能相继完成了直接空冷系统和间接空冷系统的研发工作，并在整体指标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彻底打破了国外企业的垄断，焐热了空冷市场。首航节能“大型火电机组空冷系统优化设计与运行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也获得了2011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首航节能多方面的努力和踏实的工作铸就了强大的市场竞争力，自2007年获得第一个空冷项目订单起，2009年以17%的市场占有率跃居全国第二位，2010年以31%的市场占有率首次位居全国第一位，2013年进一步提升至51%，占据国内市场半壁江山。这些年来，首航节能保持快速的发展势头，实现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张高丽同志视察首航节能时，鼓励并支持天津各区县多培育、引进类似首航节能这种经济、生态、社会效益好的企业。

良好的市场业绩和广大的发展前景，使首航节能倍受资本市场追捧。2012年3月27日，首航节能在深交所挂牌上市。按上市发行价计算首航节能总市值约为40亿元，2014年10月底约在120亿元，较刚上市时上涨了200%。

上市后的首航节能在黄文佳带领下，依旧在追求节能环保领域全球性公司梦想的道路上阔步向前，践行其“让地球更美丽”的企业使命。继电站空冷之后，首航节能在海水淡化、光热发电、余热发电、火力发电站EPC新业务板块在近期均取得了突破。

我国是淡水资源缺乏的国家，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低，且时空分布不均。2013年5月，首航节能完全自主设计的日产3万吨级海水淡化中试装置投入运行，所有运行参数均满足设计指标。这标志着公司海水淡化业务已满足产业化要求，从研发阶段转入市场推广阶段。

中国属于太阳能资源储量丰富的国家之一，随着国家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视，出台一揽子鼓励政策，太阳能资源的多元化利用摆上日程，催生了年潜在市场容量达千亿级的光热技术市场。黄文佳敏锐地洞察到其中所蕴含的市场能量，一方面，他抢占技术制高点，通过引进国际顶尖团队和加大技术投入，使其旗下首航光热公司迅速成为亚洲地区惟一一家同时掌握槽式和塔式电站核心技术的企业。

在争夺海水淡化和光热发电这两个新兴市场中，首航节能已取得先机。企业的顺利上市，也使首航节能在产业链资源的整合和新业务培育和市场开拓上显得游刃有余。

2013年7月，首航节能公司通过增资等方式取得上海鹰吉数字技术有限公司75%股权并通过上海鹰吉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取得广东东北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100%股权，标志着该公司已经掌握了火力发电站整站EPC能力。结合首航节能自身掌握的多级闪蒸技术，使首航节能具备建设污水零排放火电站的全部能力。2014年3月，首航节能获得内蒙古东源2×330MW自备电厂项目工程EPC总承包项目。

2014年3月，首航节能公告拟通过定向增发股票的方式获得新疆西拓能源100%的股权，全面进入余热发电产业。

至此，首航节能已从上市前较为单一的电站空冷业务，拓展为涵盖电站空冷、光热发电、海水淡化、余热发电、火力发电站EPC的多业务发展框架。所处行业板块的目标市场容量也由电站空冷市场一年数十亿市场向千亿级市场转变。

节能市场是块大蛋糕，黄文佳对此感受颇深。黄文佳认为，目前在空冷、余热发电、光热发电、海水淡化等几个业务板块，技术类似，市场目标客户是上下游关系，公司在整合研发、市场以及上下游客户关系上，特别是余热发电和光热发电有良好的互补发电作用。黄文佳立足技术创新，一次次抓住国家发展新能源的机遇，掘金新能源市场，谋求更大的发展。

从“搏士”到“弄潮儿”

八闽大地，山川秀丽、连陆通海，自古口岸众多、商业繁盛。泉州更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闻名遐迩，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孕育了敢拼敢闯的闽商族群，涌现了一代又一代富可敌国的豪商巨贾。闽商开拓进取、敢冒风险的精神，在黄文佳身上得到了承继。“爱拼才会赢”是他的座右铭，激励着白手起家的“搏士”黄文佳接连创造人生和事业的奇迹。一路走来，黄文佳似乎总是“剑走偏锋”，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从经商到办产业，从生产产品到生产装备，从生产装备到前沿大型综合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从小产品到立志进军造福全人类的产业，黄文佳的梦想越来越宏伟，事业越做越大。说到成功的奥秘，他指出，资本、产品和市场是企业发展的基本要素，在具体实践中，这三要素可以衍生为“政、产、学、研、用”五字方略。

“政”是前提，是黄文佳对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和产业政策的精炼概括。从政府规划中寻找创业机遇，是黄文佳的强项。他说：“我最关注的是客观经济层面和国家产业导向的变化。通过研读‘十二五’规划，我发现了国内清洁能源巨大的市场需求，必须紧跟政策，并要走在前头，当大家都竞相进入的时候，我已经做成品牌了，优势就明显了。”确实如此，一个企业，只有顺应时代要求，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同时又能高瞻远瞩，引领行业和产业发展，才是真正有前途的企业。

“产”是基础。黄文佳把产品的性能和质量视为企业的灵魂和生命。在设计和研发第一个空冷岛补偿器的过程中，为了让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充分对比英国、美国、德国生产的设备的优缺点，选择高效稳定的生产线，并招聘熟练的生产人员和生产主管，最后一举成功，产品和企业得到国内各大电力集团的认可。目前，首航节能占据国内电站市场半壁江山，并与世界500强国际巨头等角逐国际市场，靠的就是过硬的产品质量。

“学”是条件。“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黄文佳善于学习和借鉴，他把学习、引进、消化和吸收、再创新作为企业快速孵化和成长的诀窍。认准了行业和产品，他就发挥资本优势，大胆引进国外成熟的技术，大胆进行企业并购。不仅如此，黄文佳还在繁忙的管理工作之余不断充实自己，系统学习了机械、电力、财务等相关学科获得学士学位外，还继续攻读EMBA，研修工商管理知识，成为一名科技型企业家。

“研”是动力。企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特别是顶尖人才的竞争。黄文佳认为，只有顶尖的人才，才能研发出顶尖的产品。在黄文佳旗下企业所有业务板块中，都有行业权威级专家。重视人才，重视研发，给黄文佳的企业带来不竭的发展动力。

“用”是目标。盯住市场，盯住需求，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是企业成败的关键。黄文佳从最初生产补偿器，到空冷产品，到前沿大型综合系统全面解决方案，每一步的成功都是建立在冷静的市场和需求分析基础上。

《孙子兵法》有云：“夫兵者，以正和，以奇胜。”企业家又何尝不是如此！企业家的“正”，正在顺时、顺势、顺国情、顺民需，紧跟时代步伐，牢牢把握世界和国家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大势，把握人们的现实和长远需求，把企业的发展与国家民族的发展与振兴结合起来;企业家的“奇”，就是不断寻求经济和技术发展的瓶颈和薄弱环节，发现商机，通过创新和攻关，解决技术难题，占领制高点，引领技术进步。黄文佳做到了，他是成功的。

从承家风到播美丽中国梦

枝繁叶茂的大树必然根深蒂固，对中国人来说，这个根就是家。黄文佳的家位于郑成功的故乡，福建泉州地区南安市美林镇珠渊村。他的家有一个传统、典雅的名字――“聚和家园”。

黄文佳有一个“崇学”的家。20世纪50年代，黄文佳的伯父黄和楮自南洋兴业回乡，为回馈桑梓，启迪民智，创办了珠渊小学，为山野连绵、交通闭塞的家乡带来教育的光芒。父辈的爱国爱乡情怀，浸染到黄文佳的灵魂深处;家族的重学传统，陶冶了他勤学善思的品质。他密切关注世界潮流，紧跟国家形势，善于从经济发展大势和科技前沿领域中寻找产业支点和商业机遇;重教育、重人才的理念，始终贯穿黄文佳的创业和成长经历。

黄文佳有一个“善治”的家。黄家四世同堂，保留着闽南最为传统的家族文化。兄弟7个，分工不分家，经商创业所得由长兄管理支配。春节期间全家聚会，总结一年的成败得失，激励后辈发扬家族文化，努力上进。黄文佳说：“我觉得做人和做事业最重要的准则是：先做人，后做事;高调做事，低调做人;做人以孝悌为本，做事以诚信为本。”

黄文佳有一个“明礼”的家。黄家兄弟致富不忘乡亲，长兄除了掌管家务，还被当选为村支书，为村民服务。黄文佳每年春节回家，都要挨家拜访善邻好友。“天大地大没有父母的恩情大，河深海深没有兄弟亲情深，千好万好不如邻里亲情处的好”是黄文佳的信条。浓厚的亲情乡情滋养了黄文佳的公益心。

黄文佳是从这样一个“崇学、善治、明礼”的家里走出的。随着阅历的丰富，实力的拓展，他的“家”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展。

2011年，他被推选为第三届北京南安商会会长。商会集聚了福建省南安市在北京兴业的600多家企业，互通信息，互帮互助，共谋发展。商会根据家乡产业优势，成立了石材、厨卫、水产等专业委员会，统一领导，对口服务;为帮助青年人创业、就业，黄文佳倡议成立了“南安商会就业创业基金”，致力于为青年人搭建多元、个性和实效的就业创业平台。黄文佳的带领下，商会呈现“心齐、气顺、风正、劲足”的良好氛围，真正成为南安人在北京的“家”。

在良好家风的熏陶下，黄文佳树立起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他的目光并不仅局限于自己的事业，还热衷于在社会工作和慈善活动上投入大量的精力财力，这让他每天过得紧张而又充实、忙碌而又快乐。近3年来，他在慈善公益事业上无偿捐赠额近6000万元，用于开展社会救助、安老扶幼、助残济困、捐资助学、青少年培养等各项公益活动。其中，对青少年的培养项目他尤为重视，覆盖“青少年游学”等新型教育形式研究、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发展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项目、青年志愿者基金项目、就业创业项目、校园硬件建设项目、奖学奖教基金项目等关于青少年培养的方方面面。黄文佳经常说：这是他感恩社会的恩赐，是作为社会一份子应该承担的责任。他经常提起在自己成长的历程之中，获得了很多人的帮助，这些帮助充实了他的信心，激发着他的梦想，推动着他不断地往前奔跑。很多帮助，他无以为报，唯有希望自己能够去帮助他人实现更多的梦想，让更多人体会到创造的快乐。他表示，自己所做的仅是一个开始，未来会持续地进行下去，也希望自己的行动能够抛砖引玉，让更多有识之士一起参与到这个既快乐又积德的事业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