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的原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深化改革的原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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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深化改革从共识到实践 全面深化改革 积极投入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浪潮中去 从改革开放历史看“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 全面深化改革从凝聚民心处发力 从自由发展看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元年 试论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创新 深化改革需顶层设计更需“微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部署 迎接全面深化改革这场大考 全面深化改革新亮点 全面深化改革目标与特点 全面深化改革的哲学思考 把全面深化改革落在实处 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深化改革 全面推进转型升级 全面深化改革的逻辑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许成钢：《政治集权下的地方经济分权与中国改革》，青木昌彦、吴敬琏编：《从威权到民主：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

地方总和与全国总数之间的差异来自不同的统计口径和方法，两个数据完全相等通常不可能，因为它们分别来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自己的统计。

根据张振华在中国T市A区的调研，该区对乡镇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指标中经济建设占42%、社会建设占25%、党的建设占13%、政治建设4%、文化建设4%、群众满意度10%。见杨龙、张振华：《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主义解释》，《亚洲问题研究论丛》，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2年。

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经济研究》，2004年第6期。

1913项中有139个项目获得入围奖，60个项目获得优胜奖。见《第六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名单揭晓》，http：///Item/34883.aspx。

截至2011年底，中国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包括：857市辖区、369县级市、1456县、117自治县、49旗、3自治旗、1特区、1林区。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统计表（2011年）》，http：///article/zlzx/qhtj/201203/20120300282479.shtml）。

统计数据来自中国开发区网，http：//.cn/index.jsp.

“孔泾源司长网上谈改革”之八：关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http：///tzgg/ggxsfx/t20081111_245515.htm，2008-11-6。

沈荣华等：《中国地方政府体制创新路径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吴建南等：《政府创新的类型与特征――基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项目的多案例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11年第1期。

俞可平：《创新型国家需要创新型政府》，《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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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税收 深化改革 市场经济 建议

在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同时政府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经济，在财政税收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有效解除了限制我国财政税收工作体系发展的各种不利因素。财政税收对于政府在进行公共服务、改善民生方面起着基础作用，是政府进行这些活动的经济后盾。强化财政税收工作可以使得各种资源有效实现优化配置，保证社会能够更加公平、合理，消除贫富差距，提高人民的综合生活水平。就之前财政税收制度改革方面所作出的成绩与效果来看，深化财政税收改革，推动财政税收体制创新，可以有效促进我国的财政税收体制进行转型，使得财政税收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尽管我国政府在财政税收制度创新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综合来看我国的财政税收体制依然存在着诸多不足，有待于进一步改进，推动财政税收工作深化改革也有着非常突出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财政税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财政税收结构不够健全合理

财政税收在政府调节市场经济时充当着主要的经济手段，但是目前我国的财政税收在调节市场经济中有着一些不足与矛盾，对调节效果会产生一定的反面作用。现在我国的人均生活水平依然有着很大的上升空间，因此财政税收在调节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社会矛盾，阻碍着调节工作的有序进行。分析这些不足与矛盾，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财政税收结构不够健全、合理，导致税制结构不够合理，财政支出结构出现问题，诸如增值税与营业税在征收时会出现重复征收的情况，财政支出在转移性支出中有着不合理之处等，这些情况都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解决。

（二）财政税收预算有着诸多不足

在进行财政税收预算管理时，缺少比较全面、合理、完善的预算管理体系，导致许多税收工作在实施时都缺少相对明确的目标。我国在进入市场经济以来，有许多工作都刚刚起步，同时财政税收方面的很多法规、制度都有所转变，相关税收部门在进行税收预算时，都没有科学合理的掌控范围，从而致使预算范围过小，无法全面有效地作出税收管理决策。

（三）财政税收工作人员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在财政税收部门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后盾力量，其工作是否能够有序开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的社会经济建设。而我国财政税收部门有很多工作人员由于自身专业素养低下，缺乏足够的实践能力，因此无法有效完成财政税收中各项繁琐的工作，严重降低了我国财政税收的工作质量与效率。同时由于财政部门管理者对于工作人员重视程度不够，监管不严，使得财政税收部门很多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散漫、随意，工作态度极其不认真，严重影响到税收工作效率。如果工作人员不按照相应的规定进行工作，那么这种工作氛围必然会影响到周围的同事，在部门中形成一种消极的气氛，非常不利于财政税收工作的健康发展。

二、推动财政税收工作深化改革的相应建议

（一）合理调节财政税收支出的结构体系

在财政税收工作中，财政支出结构不够科学合理是拉低税收工作质量的主要因素，所以必须要完善财政支出结构，健全政府支付体系。政府需要更加完善转移支付所占比例与结构，要根据不同地方的发展水平来合理分配转移支付资金比重，使得转移支付尽可能地合理。同时，政府还需要优化转移支付，让转移支付资金来源尽量稳定，提高其利用效率，增大一般性转移支付所占的比重。在财政支出方面，政府要加大在民生建设方面的资金投入力度，加大对于农村经济、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方面的扶持力度，提高政府税收工作效率。

（二）建立起完善的财政预算机制

在我国，财政税收改革工作正处于关键时期，因此建立起一套科学合理的财政预算体系是极其重要的，甚至会关系到税收改革工作的成败。在建立科学合理的财政预算体系时，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第一，适当增加财政预算范围，确保财政税收部门可以对于所有企业的财政都预算到；第二，政府需要就我国财政税收工作制定出长远的计划，为财政税收工作深化改革奠定扎实的基础。

（三）提高财政税收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

在财政税收工作深化改革进程中，税收工作人员是主体，因此要提高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一是财政部门在招聘员工时要严格依照相关标准进行招聘，保证招聘到的工作人员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与职业素养；二是要对财政税收部门的工作人员定期进行培训，以提高他们的专业知识水平，培养起良好的职业道德观与责任感，使其在工作中能够做到恪尽职守、精神饱满。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推动我国财政税收工作深化改革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是加强我国国民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举措，因此对于其在深化改革历程中出现的问题一定要认真分析并加以解决。我们需要健全财政税收制度、完善财政预算体系、提高财政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而这些措施也要真正落到实处，保证我国财政税收工作质量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提升。

参考文献：

[1]]常红.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J].经济技术协作信息，2016

[2]王晶.财政税收工作深化改革思考[J].现代商贸工业，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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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开放，经过三十多年的远行，已经驶入了激流涌动、暗礁密布的深水区。环顾发展环境，展望改革方向，前进的道路上充满了风险和挑战。说：“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有了这种不惧艰难险阻，勇于深化改革开放的巨大政治勇气与历史担当，去革除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凝聚社会创造力，顺应人民群众的殷切期待。

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力丰裕、资本短缺的特征决定了我国要走劳动密集型、外延式扩张为主的增长道路，通过政府动员和相对价格调整，将资源配置到高增长、高收益的部门和行业，实现了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但在高速增长了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国家的要素特征和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不再短缺，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改变，消费与投资、城乡、区域等结构型矛盾不可回避。高速增长的日子一去不返，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已不再是生产能力的扩张，而是资本和劳动要素更加有效地使用和相应的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企业经营会受到宏观环境的影响，符合经济规律。但经过多年的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企业已经成为独立经营的市场主体，都要根据市场需求决定做什么、怎么做。特别是在一些行业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将更充分地发挥作用。只有闯过“调结构”伴随的阵痛甚至是”伤筋动骨“，才能浴火重生。所以，随着增长速度放缓，企业分化、重组、集中的趋势将会加强。我国中长期经济竞争力如何，将取决于能否形成一批具有稳定持续国际竞争力的行业和企业，特别是技术含量较高行业处在龙头位置上的创新型大企业。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再则，这一轮改革已经围绕政府与市场关系，必将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既保证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又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形成有利于产业升级、创新驱动的体制和政策环境。最重要是营造公平竞争、有利创新的环境条件，切实做到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企业如何适应这种改革带来的变化和享受改革红利。

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作为经济细胞的企业必须成为具有市场意识、竞争意识以及充分的创新能力的市场主体，否则就会因无法满足和实现市场的需求而被市场机制淘汰出局。改革开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正是为了使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应对市场的需求和条件的能力，能够积极投身于市场竞争的洪流之中，不断保持和壮大企业的活力和生命力。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辉煌成就，上海装备制造业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红利，一些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上海三菱电梯自1993年起，连续20年各项主要经济指标位居全国电梯行业榜首，2010年销量突破4万台，2012年年产销量突破6万台，销售过百亿，成为中国电梯行业首家进入“百亿俱乐部”的企业，是单厂年产销量世界第一的电梯企业。为什么这个企业能保持持续快速增长？改革创新不停、企业发展不止是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从“用户的需要就是上海三菱的追求”到“以顾客为中心，向创造更和谐的生活空间”企业理念的发展，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创新企业技术平台，形成人才成长机制，大力开发和引进市场需求的新产品，保持和巩固“上上下下的享受”成为用户的第一需求；加大实施从生产经营型向经营服务型企业的转型力度，加快向安装、维保产业化升级，服务产业的销售已占全部销售的20%，利润超亿元。巩固和完善全国网点建设，建立地区级分公司和区域一体化服务中心，全国各地54家分公司确保了市场份额不断提升，为企业持续快速发展起到了保证作用。上海三菱是众多享受改革开放红利的企业之一，同时，也是企业经营者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不断攀越新高峰的成果。

但是，改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形势在发展，改革又以崭新面貌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尚未完全实现，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存在，深化改革开放的任务还很艰巨。就一个局部来说也存在值得重视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是围绕经济发展的渐进式改革。此前的相当一部分企业改革主要是在发展经济的目标下，从受计划经济影响严重、市场意识薄弱的领域作为突破口，建立起新的体制或机制，然后带动其他领域。这种改革方式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负面作用，即当改革达到了经济发展初见成效时就停了下来，片面的把改革和发展对立起来、把改革和管理对立起来，误认为改革完成了，企业改革已经结束。另外，改革越向深层次推进，所触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关系就越复杂。随着时间的推移，之前遗留下来的深层次问题逐渐固化，它们与经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矛盾盘根错节，使得改革日益呈现全局性、综合性、艰难性特征。说到底，改革的进程就是调整人们利益关系的过程。改革初期，我国社会结构比较简单，人们的利益诉求基本一致，改革收益明显并具有普惠性质，改革举措容易凝聚人心。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动，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竞争趋向激烈，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日益多元，一项改革方案的推出与实施很难符合各个群体的全部利益诉求，很可能是有人受益，有人少受益、有些人不受益甚至受损。应当承认，由于改革的不到位和利益协调机制的不完善，一些弱势群体拥有的经济社会资源匮乏，获得的经济发展机会减少，享受到的改革发展成果较少，在经济社会发生转型和变革过程中利益容易受到损害。改革的深入，一方面必然创造出新的红利，另一方面也会对现存利益结构进行再调整。这样的改革是需要啃硬骨头、涉险滩的胆识和勇气，否则，畏难退缩，改革就会半途而废。2008年，某一产业集团要打造成为百亿销售的大集团，采取了内外并举的改革措施，对外并购国际大公司；对内抓住出血点（亏损企业）调整退出，重新优化组合，集中资源发展核心产业。在一个明确要大发展的产业中要剥离企业和人员，难度多大可想而知。该集团按照不同类型的企业采用不同的改革调整措施，从上到下统一思想，从上到下明确改革目标，从上到下落实实施措施。经过一年左右的努力，调整了几个厂，缩短了资产链，分流了近千人。在这个节点上，是深化改革还是满足现状，是摆在面前的一个问题。这个时候，外部的并购已经完成，似乎发展已成为该集团的主旋律。在这种背景下，该集团的重点工作从改革转向了发展。到了2013年，该集团建制撤消，缩减成为一个事业部。究其原因：一是国有企业改革是渐进式、以点带面的改革，该集团的改革只是解决了“出血点”，但对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有的根本没有触及、或触及并未解决，也就是这些矛盾和问题的以后爆发，引发该集团在发展中掉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在思想上误以为发展容易改革难，阻碍了改革的深化。据了解，集团对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不是不知道，解决这些问题要比解决“出血点”难得多，所以在以后的发展中也没有再采取改革调整的措施，期待以发展的成效掩盖这些矛盾和问题，以至于之前遗留下来的深层次问题逐渐固化，它们与经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矛盾盘根错节，短短五年，“百亿集团”的梦想陨落。这个集团给我们的启迪是不言而喻的，改革只有“进行时”，深化企业改革必须突破思想“围墙”。改革一定要坚持，改革的目的是促进发展，但发展不是不要改革，阻碍发展的一定要调整。改革不能绕路走，也没有成规可循。改革越是深化，风险与阻力就越大，但这不是停顿下来的理由。因为，停滞不前，不仅会使以往的改革成果消失殆尽，更会使拖延改革带来的问题丛生累积，断送企业发展的进程。深化改革，不进则退，如果把改革与发展对立起来，如果有困难、问题就不敢改革，如果从上到下都片面的“求稳怕乱”，那么该集团的“半截子”改革及带来的后果就是最好的警示。

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没有捷径可走，更不能幻想顺水顺风到达彼岸。全面深化改革触及深层次矛盾和重大利益调整，需要更大政治勇气和智慧。政治勇气是推动改革持续深入发展的重要保障，智慧是确保改革持续深入发展的不竭动力。没有勇气，胆子不大，改革就会寸步难行；没有智慧，步子不稳，改革又会矛盾重重。胆子大要求我们在战略上藐视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和障碍，坚定信心、凝聚共识、迎难而上。深水区的改革既要触动利益，又要触及灵魂，必须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步子稳要求我们在战术上重视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和障碍，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化解矛盾。面对复杂繁重的改革任务，既不能畏首畏尾、裹足不前，也不可掉以轻心、盲目蛮干，必须把大胆探索的精神和务实沉稳的态度结合起来，以多谋善断的决策部署和扎实的工作措施，把改革不断引向深入。关键在领导的决心和一抓到底的工作力度。领导者要敢于打破常规，以敏锐眼光和满腔热情带头改革、走在改革的前列。我想起了一个股份公司老总前几年的“吃盒饭”名言。08年下半年，这个股份公司调兵遣将，要深化改革调整。试想，在一个发展型企业居多的股份公司推进改革，企业领导都在想如何发展、快速发展，谁在考虑调整退出？这位老总亲自坐镇，组织强有力的工作班子，从计划开始，一个个项目落实、一个个项目推进、一个个项目沟通、一个个措施落实，即使这样，近年底了，完成年度预算目标还差一截，这位老总把下属企业的领导找来，“完不成任务，大家都要加班，我和你们一起吃盒饭”。一句“吃盒饭”，促进了各个企业领导的重视，提振了工作团队的更加勤奋，带来了改革调整工作的积极推进。推而广之，在困难和问题面前，我们应当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勇于担当的精神推进改革，对那些制约大局和长远利益的障碍，要敢于碰硬，攻坚克难；营造有利于改革的氛围，增加在深化改革特别是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的共识；狠下决心，要有完不成就“吃盒饭”、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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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每迈出一步都要经历无数曲折。目前的中国改革已经从“摸着石头过河”到了改革的深水区，即改革的攻坚克难阶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显着急。

新征程：改革大幕已经拉开

Q：中国改革开放肇始于1978年底，此后每逢双数届的三中全会都是以改革为主题做出决定。如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同上述三次相比较，有哪些重要特点呢？

A：在我看来，至少有四个特点：

第一，范围不同。以往三次都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内容涉及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建立或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而这次《决定》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改革范围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需要从主要推进经济改革扩展到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体制的改革，唯如此我们才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五位一体或六位一体改革（即加上党建制度改革）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我们看到，十以来，由于严格实行八项规定、反对、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等政治体制和党建制度改革，政府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改革，逐步使全面深化改革成为一股滚滚洪流、势不可当。

第二，紧贴现实紧迫的经济问题，亮点纷呈。虽然2003年中央已做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但是由于此后落实情况不是很好，加上几年的大干快上以及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反应有点过度，实行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使国民经济原本已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加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转型，显得更加刻不容缓，而这又主要靠深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长期积累的难题。《决定》针对当前经济生活中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明确提出，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为此，《决定》提出许多大胆而又必要的市场化改革主张和举措，在经济领域就有：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主要以管资本为主、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探索实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加快建设自由贸易区、进一步放开现代服务业和一般制造业等等，可谓亮点纷呈。

第三，改革举措具体明确，更加注重各个领域改革举措的落实。这次《决定》从起草文件一开始就要求按照改革总目标要求，滚动统计提出了多少个改革举措以及这些改革举措的落实单位和时间表，最后形成16个方面、60项改革和360个改革举措，并且强调抓紧落实。《决定》从2013年4月起草开始，中央一直大力宣传十精神，广泛凝聚改革共识。《决定》起草过程中政府就在抓改革举措的落实，如国务院从2013年4月起分4次取消和下放约400个审批事项，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试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进利率市场化，大力推进反腐败斗争等等。《决定》通过后，改革更是全面提速和密集出台。有人粗略统计，从《决定》通过到2014年3月初两会召开，仅仅3个多月时间，60项改革已启动实施的已过半数。这种情况，同十前10年改革处于半停滞状态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四，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为强有力推进改革的最高层次的组织保障。《决定》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这是《决定》的一个最大亮点，是落实《决定》的最根本的保证。回想2005年和2006年，曾经有专家向中央建议，为避免改革方案受到既得利益群体的左右，克服既得利益群体对改革的阻挠和反抗，需要恢复改革初期建立的体改委或体改办，或在国务院成立改革的领导和协调机构。这些建议当时未被采纳。而现在成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大大超出了当年专家的建议和期望，是层次更高、更加权威的机构。

不仅如此，我们还欣喜地看到，在《决定》做出后两个月，2014年1月2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就成立并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亲自担任组长，会议审议和通过了领导小组和6个专项小组以及中央改革办的工作规则和工作细则等，进一步吹响了改革的号角。接着，2014年2月28日，又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4年工作要点》、《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立法工作方面要求和任务的研究意见》、《关于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重大改革的汇报》等。看来，人们期待的改革大幕已经拉开了。

忆改革头25年峥嵘岁月

Q：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5年历史，我们看到，头25年各方面改革蓬勃开展，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到2002年，有几次突破性的改革令人印象深刻？

A：在此我择其重点，简要谈一下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几次重大改革举措：

第一，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由于实行“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民开始有了生产经营自，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加上1979年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5%多），刺激农产品迅速增长、农民收入迅速增加，改革收到立竿见影的成效。按可比价格计算，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985年比1978年增长61.6%，年均增速达7.1%，大大高于一般年均2%～3%的增速。

第二，20世纪80年代放开农副产品、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其结果是，放到哪里活到哪里，只要放开哪种商品的价格，哪种商品就会像泉水般涌流出来，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都看见了市场的“魔力”。市场机制的流程一般是：放开价格―价格上涨―刺激增产―增加供给―价格稳定甚至下跌―供给稳定或减少―价格上涨，如此循环往复，促进市场繁荣发展。价格改革使困扰中国人民几十年的商品供应短缺紧张、凭票排队购买、生活十分不便的局面很快得到根本性改变。到20世纪末，中国已实现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历史性转变，市场林立，各种商品丰富多彩，琳琅满目。

第三，20世纪80年代起，公有制一统天下局面被打破，个体私营经济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1992年以后发展迅速，这一在原有体制外的增量改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完善起着重要的作用。现在，个体私营等非公经济对GDP（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已超过60%，对国家税收的贡献已超过70%，对就业岗位的贡献已超过80%，对促进经济增长、活跃经济生活、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要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四，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市场化改革在经济各领域大步推进。下面五点突破尤其值得重点强调。一是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1993～1995年，私营经济户数增幅均高达50%以上，1996～2002年年增幅也达15%以上。二是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再沿用落后的承包制，国有大中型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迅速展开。三是用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分税制代替原来的地方财政包干制，使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稳定地提高到占50%以上，从而增强了中央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四是市场逐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到2000年底，中国绝大多数产品和服务价格已放开由市场调节，生产要素价格已走上市场化改革进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已初步建立，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一般估计已达70%多，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五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已从直接管理转变为以间接管理为主。通过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中国政府已做到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实施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健康运行。

第五，1998年起国有企业三年脱困，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走上公司制股份制道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大量国有企业由于机制缺陷，不能适应市场而陷入困境。1997年提出帮助国有企业脱困的任务，其目标是：1998年起，用3年左右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20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2000年底，这一目标已基本实现。1997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为16874户，其中亏损的为6599户，占39.1%；到2000年，亏损户减为1800户，减少近3/4。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三年脱困，用去银行呆坏账准备金1 500亿元以上，技改贴息200亿元，债转股金额4050亿元。政府在帮助国有大中型企业脱困的同时，进行了现代企业制度试点，逐步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努力使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改革使国有企业逐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1997年，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为800亿元，而到2003年国资委成立时，已达4852亿元。与此同时，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也取得进展。1998年，国有工商企业有23.8万户，而到2003年，已减少到14.6万户。

第六，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重大举动，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加入世贸组织，表明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做出这一决策，是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最耀眼的历史功绩。在入世谈判过程中，许多人忧心忡忡，认为入世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许多产业包括金融业、商业、农业、信息业等会受到很大冲击，弊大于利，至少短期弊大于利。但中国入世后的实践证明，入世对中国利大于弊，原来的许多担心都没有出现。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入世提高了中国的收益率。入世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外汇储备等的增速在一段时间内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快。而且，开放促进了改革，入世使中国一大批同市场经济一般规则相抵触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得以废止和修改。许多产业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市场竞争力。从此，同国际接轨已不再是贬义词，对外开放逐渐深入人心。

改革放缓，踟蹰10年待突破

Q：盘点了改革开放头25年的重大突破性举措后，我们也要看到，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改革同头25年相比有所放慢，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12年。改革放缓累积了大量的问题，亟待解决。那么，为什么2003年以来近10年会出现改革进展缓慢的现象呢？

A：在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一次经济论坛上，有的国外学者如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认为这几年中国“无改革”。我是他发言的评论人，我说：一方面上述论断并不是很全面准确的，因为2003年以来中国还是在继续推进改革且取得了一定成效，如2005年以来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整体上市、取消农业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05年起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增值税转型、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改革、资源税费改革、房地产税改革试点、文化体制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以全覆盖为目标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另一方面，也要承认，这几年的确没有特别重要和关键的环节以带动全局的改革。我认为原因有四个：

第一，上上下下专注于发展而顾不上改革。这段时间可以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和干部的精力都是专注于发展而顾不上改革。由于经济增速很高，2007年高达14.2%，各级政府部门都几乎用全力解决经济高速增长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如煤电油运的紧张问题，使改革难以摆上议事日程。所以有一些学者将当时的政府称为发展主义政府或增长主义政府。地方政府更是全力以赴抓短期GDP增速最大化，以显示自己的政绩，政府官员也因此可以获得升迁。有的地级市市委书记说，我只抓项目，别的不管，人称“项目书记”。抓投资、抓项目成为地方政府各部门主要工作。在方针原则上，人们常说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靠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这个说法值得进一步研究。我们要做大“蛋糕”，但做大“蛋糕”后分“蛋糕”中出现的分配不公、差距过大等问题，光靠进一步做大“蛋糕”是很难解决的。从经济学原理说，生产、流通、分配、消费都是相对独立的环节和过程。分配环节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光靠发展生产是难以解决的。在实践上，有的专家认为中国现在就是要靠发展，通过加快发展增加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以改善民生，保社会稳定，而改革要冒较大风险，不能期望有多少举动，以免危及社会稳定。这有一定道理，但不是长久之计，还会不断积累矛盾，或使已有矛盾往后推，甚至积重难返。还是要靠改革来逐步理顺体制和各方面关系，实现长治久安，让老百姓过上稳定的好日子。这才是根本之策。

第二，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这主要体现在垄断行业积重难返，改革难度较大。现实的问题是，垄断行业改革很难推进，新的厂商很难进入垄断行业中非自然垄断环节，竞争机制很难引入，国务院两个“36”条很难落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改革受到垄断行业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政府改革的难度也很大。强势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对政府官员有莫大好处，这个权力极难割舍，这也是审批制改革进展缓慢的原因。政府直接支配资源过多、介入经济过深，必然会阻碍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或决定性作用。政府改革已经成为深化各项改革的关键环节或突破口，但这一改革因为会使相当一部分官员利益受损而阻力重重，难有进展。

第三，学界有人怀疑市场化改革产生的争议影响改革的顺利推进。如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对国有经济中垄断行业和垄断企业需要进行改革是个伪命题；有的文章主张就是要实行“国进民退”；有人认为当前主张民富优先是奇谈怪论，是挑拨人民群众同政府的关系；有的文章把当前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归咎于民营经济发展过快，动摇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等等。上述观点的提出，引起学界的争论，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改革的顺利推进。

第四，缺少改革专门机构的统筹协调与强力推进。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把原国家体改办同国家计委合并，组建国家发改委，这样就不再有专司改革的机构了。当时主张把体改办与国家计委合并的一个重要根据是，那几年由国家计委提出的民航、电信等垄断行业分拆改组的改革方案，由于能把改革和发展较好地结合起来，在发展中推进改革，比较现实可行，因而在实践中被采纳并初见成效。与此不同，那时体改办等提出的方案却未被采纳。这在当时是有说服力的，也把当时参加机构改革方案起草的成员说服了。但是从2003年以后的实践看，那次机构改革后国家发改委并没有更好地推进改革包括垄断行业改革，反而是改革进展缓慢，究其原因，是国家发改委那几年几乎是全力以赴地处理经济高速增长中碰到的各种紧迫问题，无力顾及改革，或者抽不出更多精力来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这样，原来以为把体改办并入国家发改委有利于更好地推进包括垄断行业改革的如意算盘落空了。2011年，原国家体改办主任陈锦华在《国家体改委志在改革》一文中也说：“国家体改委机构撤销，人员没有留住，有些重要改革也没有继续深化下去。体改委消亡有点儿过早了，中国还不到这一步。”

转方式、促转型，迫切要求重启改革议程。2012年十在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同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其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做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共16部分、60项改革、336个改革举措，并明确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这表明中国改革已重新出发并进入新阶段，即进入啃硬骨头的攻坚阶段。

十以后，中国的改革征程再度出发。可以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再次吹响了改革的号角。《决定》勾勒的改革蓝图宏大而全面，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仅经济领域就满是亮点。经济领域的改革又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特色。

全面深化改革的“封喉之剑”

Q：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为什么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

A：根据《决定》精神，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今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打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今后无论是全面建成惠及全国14亿人口的小康社会、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还是到建国100周年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基本上实现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都要求我们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因此，需要着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破除各种各样体制障碍，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各种社会活力和企业活力，使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能够更好地持续下去。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经济虽然经过35年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增长，但至今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而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GDP仍然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银行统计，2011年，全世界人均GDP为10040美元，中国为5445美元，只相当于美国的1/9）。按照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扶贫标准计算，2013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仍有8249万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任务还很重。我们要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首要目标，就是实现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等。这就要求我们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对此不应有任何动摇。经济是基础，物质财富的增加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首先要使经济再上一个台阶，物质财富有大幅度的增长，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转型。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逐渐显露出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长期粗放扩张带来的资源和环境瓶颈制约越来越突出，面临转型，即从追求数量扩张规模到追求质量、讲求效率转变的迫切任务，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方式，核心是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管理创新的转变。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是一项困难重重的过程，靠理论宣传、完善政策法律法规等效果不大，主要要靠深化改革，形成激励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这里包括：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主要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资源和生产要素价格要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和生态损害成本，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各个市场主体竞相通过创新驱动增强活力竞争力，发展成果由人民公平共享等。一句话，必须积极稳妥地从广度上和深度上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力争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还体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改革的牵引作用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要求市场经济的法治化，从而带动民主法治等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方兴未艾。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直接带动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健康等领域改革的深化，并要求进一步推进科技、教育改革与之相适应，要求建立健全的生态文明体制。

篇5

当下中国，供给侧改革富有自我革新的深刻意蕴。全面深改首重顶层设计，做好顶层设计需要足够的高质量知识供给，否则设计就成为无源之水。当改革面临深水区、硬骨头、厚藩篱，既需要坚定的理想信念，不忘改革初心，更要有理有据的科学研判，形成合理可行的路线图。

知识是在实践中获得的认识和经验，是经过验证并被人们相信的信息。知识的供给不同于观念传承，通过灌输教化阐释就能实现；也不同于理论普及，通过宣传教育培训就能完成。知识必须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有效的分享，通过实践加以验证与发展。

笔者曾经与几位在决策部门工作的朋友聊到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困难，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谈到，在多个改革领域中，原则性要求还没有转变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有的方案是对改革原则的同义反复，有的即使制订了实施方案，也有“前度刘郎今又来”的感觉，不过是将若干年前的旧方案重新包装一下，并没有汲取之前的经验和教训；有的方案虽然有“总把新桃换旧符”的崭新效果，但忽视了政策的连续性，产生了诸多副作用。

问题的产生是系统性的，改革知识供给不足是其重要原因。就全面深化改革来说，知识供给就是为各领域具体改革决策和执行提供所需的系统知识、实践经验以及专业化信息保障等。其中三个方面的知识尤其重要。

首先是各领域的政策发展史。通过梳理、总结、分析这些政策的发展演变过程，增强政策制订和实施者的历史意识，了解政策制订中的具体考量、执行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障碍、解决问题关键点，从中汲取经验教训，避免代际更替、人员流动造成的认识断裂和政策断层。

其次是各国相关的政策实践经验。在越来越多的领域，面临发达国家曾经遇到的类似问题，了解问题成因、学习解决措施，有助于避免犯同样的错误，实现更高质量的现代化。

第三是各政策领域相关的基础数据信息。当代政策的复杂性在于政策对象的变动和政策之间的相关性。收集、整理和共享基础数据信息，有利于提高政策制订的针对性、适应性，特别是打破部门隔阂，增强政策协调性。

客观地说，中国的政策领域并不缺乏这三个方面的知识，各级政策制定者也在努力动用相关知识，改进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但是还存在着知识碎片化、不系统，不受重视，应用不当等问题，限制了相关领域、不同层级改革政策的质量和效果。知识供给侧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着力。就当下而言，有三个着力点值得重视。

首要应从战略高度认识知识供给的意义。因为诸多领域的深化改革已经超出了对价值的争论、对原则的选择，进入对改革方案的具体筹划和执行层次，亟需政策机制、手段、方法等方面的专业性知识供给，以提高政策的精细化和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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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历经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改革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前进的步伐日渐缓慢，显示出改革动力不足。阻力来自何方？动力为何不足？其根本原因我认为在于利益关系失衡。所以，推进改革，必须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关系。

中国改革30多年的历程就是不断协调利益关系中激发和保持人们改革的热情，从而推动改革步步深入。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勤劳致富；农村农业改革的成功经验引用到城市工业、商业改革，发展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让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无论是农村农业改革，还是城市工业、商业改革，都是打破过去的“大锅饭”，让劳动者多劳多得，这就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改革热情和劳动积极性，被左的错误思想束缚了几十年的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从而实现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打破了“大锅饭”，多劳者不能多得的矛盾解决了，但新的矛盾又出现了。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社会上流传“拿手术刀不如拿剃须刀”、“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傻的像博士”、“穷的如教授”等顺口溜，还出现行政机关干部纷纷下海经商的现象，反映了当时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远远低于体力劳动者。利益分配严重“脑体倒挂”，导致“知识无用论”、“读书无用论”流行。后来，政府对教育、卫生、科研等部门进行职称评定，政府机关实行公务员制度，大幅度提高了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的工资待遇，如今，教师、医生、科研人员、公务员是人民羡慕的职业，重视科研，尊重知识已成为风尚。以往的这些改革政策、措施的推出的推出，很少阻力，是因为大家受益。即使有的改革政策、措施，使部分人可能没有直接受益，但也没有损害到他原有的利益，或许还间接受益。所以，“摸着石头过河”遇到不少困难，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一路走来还是顺畅。

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同时发展中积累的种种问题，阻碍着改革的深化。现在有些领域的改革方案难出台，即使出台了，也很难推行，久推不决，决而不做，做而不力。比如：国务院分别在2005年和2010年先后出台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但是缺乏相关的配套政策，民营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一些领域对民间资本设置了“玻璃门”、“弹簧门”。说白了，是因为这些领域（行业）在改革中得益多，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愿打破行业已形成的利益格局。这些领域（行业）之所以得益多，并非在于他们比其他人付出更多的努力，也不是凭智慧与胆识，而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比其他人靠近公共权力，掌握大量社会资源。据有关资料数据显示：中国行业收入差距达15倍之多；占全国职工总数8%的垄断部门职工的工资福利，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的55%。深化改革，必然触及到这些部门的既得利益，会产生抵触情绪，所以会利用自己垄断的权力或资源设置障碍，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从2004年起草至今被修改5次，迟迟出不了台，就是特殊利益集团阻挠的缘故。可见，利益关系失衡是影响改革深化的主要因素，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调整现有利益格局、打破利益集团的垄断是推进改革的重要举措。

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需要处理好劳资关系；中央和地方及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关系。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中央与地方及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理顺城市与农村的关系；理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理顺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关系是今后一段时期改革的重点和关键。理顺和处理好上述各种关系，使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种人群的利益关系处于相对均衡合理的状况，才能保持社会和谐稳定。这既是深化改革不可缺少的环境，也是激发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动力源泉。

篇7

关键词: 稳增长;调结构;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

中图分类号:F123

一、当前经济形势分析

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一直处于下行状态,2011年GDP各季度的增长速度分别为9.7%、 9.5%、 9.2%和 8.9%,2012年1季度GDP增长率降到了8.1%。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风险在不断加大。为此,稳增长成为了经济发展中的关键词,尤其是把增长稳定在2012年初要求的7%的底线以上。

对于如何实现稳增长,目前有两种思路。一种是救市,通过救市的方式把增长速度稳定在7%以上,而目标则是7.5%。随着增长速度下行的风险加大,这种呼声越来越强烈。另外一种思路是强调对中国经济进行深度调整,以此实现稳增长的目标。

笔者反对救市这一思路。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这次实际上没有救市的能力,提出救市也不可能救市。如果救市,必定需要动用两个政策:一个是货币政策,另一个是财政政策。而这两个政策基本上没有动用的空间。

首先,从货币政策看,我国GDP为47.3万亿元,货币供应量85.5万亿元,比例达到了190%。远远高于2007、2008年的指标,超过了国际标准100%。在发达国家,若达到100%就应该下降了,如美国的比例为50%左右。国际上的做法至多是调整存款准备金率。

其次,从财政政策看,救市意味着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借债刺激经济。经济学界对于使用经济财政政策有一个上限,即借债的余额最高限度不能超过当年GDP的60%。以这个指标来衡量,我国经济财政政策的使用空间也不大。

根据国家审计署的数据,目前我国地方债务有10万亿元,中央政府债务5万亿元,加起来共15万亿~16万亿元,占GDP的30%左右。而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的研究显示,我国各种债务加起来已经达到28万亿元,相当于GDP的70%,并且其中还不包括BT项目以及社保基金的差额。

2012年财政政策主要用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稳定中小企业,即对中小型企业进行结构性减税。其二是向民生倾斜,即加大对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的支出。但是无论如何,像2009年那样大规模地启动基础设施建设是不可能的。

反对救市的第二个原因是,当前经济下行实际上反映出中国经济出现了深层次问题。这是救市不能解决的。如果救市,将延缓现在的问题,而且使问题更加严重,未来可能更难以解决。

二、解决对策:对中国经济进行深度调整

对于当前的问题,解决的对策就是对中国经济进行深度调整。这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

(一)深化改革

深化改革包括对现有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进行调整,解决民营经济的调整与发展问题以及城乡二元经济问题。

1. 调整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

当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必须进行调整,真正把这一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调整的重点是重新界定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因为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的核心是政府,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是企业,只有重新界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才能保证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这种调整包括八个方面的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政府与企业都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两大平等的社会组织,而不是谁引导谁的关系。现代人类社会由三大社会组织构成:企业、政府与NGO(非政府组织)。这三大组织是以法律为基础的平等的社会组织。中国没有NGO法,民间组织在某种意义上还没有法律的平台。因此,现在最主要的还是政府和企业这两大社会组织。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各司其职,企业依法经营,政府依法管理。未来经济建设的中心是企业不是政府,政府将成为一个社会公共管理主体。因此,未来对政府的考核不应以GDP作为目标,因为GDP是财富增长的概念。

第二个要点是,市场(而不是政府)是资源配置的主体。所谓市场就是企业之间平等竞争;资源在企业的平等竞争中得以配置,就是所谓市场配置。政府不再是资源配置主体,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体。政府即使要参与资源配置,也不能采取行政的方式,而应采取市场化的方式。中国有三项资源的配置离不开政府:土地、公共建设、政府消费。政府对这些资源的配置应采取市场化的方式。土地不能批而必须拍卖,公共建设项目不能审批而必须招标,政府消费不能政府买东西而必须走向政府采购。

第三个要点是,政府必须从审批制转向备案制。备案制就是政府公布准入条件。在发达国家,备案的依据是第三方的证据,即邮局的邮戳。企业把文件送到政府之前交给邮局,邮局给一个邮戳,邮局送给政府的时候也给一个邮戳。发达国家试验的第三方依据可能比较准确,因此应坚持所谓的第三方依据,以邮局的邮戳为主。

第四个要点是,政府的公共权利必须受到一定约束。按照政治学对人类社会的划分,人类社会由三大权利体系构成:人权体系、财产权体系和公权体系。公共权利包括行政权利和司法权利,都属于公共权利体系。人权、财产权、公权(行政、司法权),之间不能相互掺合。行政部门没有司法权,不能参与财产权分配。事实上,司法机关也不能随便参与,要以立案为依据。

第五个要点是,企业对政府有完整的法律诉讼权。企业可以告政府,企业应该考虑维护自己的利益。近期调研表明,企业在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

篇8

某省一位厅长下基层，问了群众“家里几口人”“收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等几个简单问题后，就不知如何继续交流下去。对诸如此类不会说话的干部，群众的批评入木三分：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不会说话，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一些干部存在“能力不足”的危险。

新一轮改革已经起势。要开好局、破好题，形成千帆竞发的好态势，就得解决一些突出问题，扫除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干部能力不足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必须看到，治理能力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制度优势充分发挥、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相比，各级干部在提高治理能力上需要下更大气力。全面深化改革，提高治理能力既是一大目标，又是推进改革必须着力的问题。当前，尤其需要解决推进改革能力不足的问题。

公众对信息透明期待日益强烈，有的领导仍觉得群众“给点阳光就灿烂”。面对传言流布，有的地方部门手忙脚乱、应对失当，先忙辟谣后忙证实。面对矛盾问题，有的干部首先想的是如何摆平，仍然信奉“用人民币解决”。在治理过程中习惯于老思路老套路，结果，不是不对路子，就是事与愿违，甚至南辕北辙。“这就叫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去年3月，坦言，“我看这种状态，在党内相当一个范围、相当一个时期都是存在的。”以这种状态推进改革如何能攻坚克难？又怎能解决深化改革进程中所遇到的新问题、新矛盾？

这种状态的背后，是一些人丧失了能力不足的警惕性，失去了本领不够的危机感。以为所学的知识、所积累的经验一辈子够用，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在信息时代，一年不学习，所拥有的全部知识就会折旧80%，各级干部尤需砥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为政态度，强化“入山问樵，入水问渔”的求知精神。不及时吃透中央精神，怎么能向群众讲明白？不坚持调研不断变化的实际，怎么能拿出对症下药的改革决策？每月每年把时间泡在琐屑事务里，掷在觥筹交错中，如何担得起推进改革的重任？现在，从“铁八条”到反“”，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把一些干部从酒桌拉回到书桌、从“酒精考验”状态切换到思考问题状态。各级干部都应当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以前的时间都去哪了？现在富余下来的时间可以干些什么？

我们说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需要啃硬骨头、涉险滩，因而在各级干部的能力储备上，就不仅要有智慧还要有勇气，充分蓄积那么一股子敢闯敢试、敢作敢当的劲头。有些群众常常疑惑：“为什么中央的好政策，到了我们这里就变样了？”造成中央的“好经”念歪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懒和尚”“歪嘴和尚”的存在。有的人奉行“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的观念，对于己有利的改革措施加快推开，对动自己奶酪的决策就阳奉阴违，对捞不着油水而费时费力的政策就犯“拖延症”。一说淘汰落后产能，他用工人失业作挡箭牌；一说简政放权、壮士断腕，他就强调“也不能都不管吧”。说到底，是私心私利消解了一些干部的勇气和担当，使他们失去了与时俱进的治理能力，反而成为推进改革的一大阻力。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各级领导干部做到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方能为深化改革增动力、去阻力。

篇9

《政府的本分》由秋风先生所著，收录他部分的政经时评文章，对于他在书内表达的观点，有些笔者很赞同，但有些观点觉得他在论证的逻辑上具有跳跃性，在案例的选择上也有偏向性，有商榷的余地。但用政府的本分作为书名，笔者觉得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厘清政府责任，划定权力边界，使政府、企业、第三部门（涵盖NGO、NPO等在内的新社会组织）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互相协作，窃以为这应该是我们当下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化改革的切入点和努力的方向。

我们当前的政府是一个全能型的政府，在基层工作的同志都深有体会，政府包办万事，最终就表现为财政供养人员激增，政府不堪重负；政府干预微观和中观经济活动过多，权力寻租，企业活力不足；政府深入介入各种纠纷，上访依然成为群众表达诉求的主渠道，干群矛盾凸显，法治难以真正确立；新社会组织发育迟缓等等。但究其原因，这是我们一系列制度和政策设计所导致的，简单的说就是政府越界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化改革作了全面部署，旗帜鲜明的提出了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挥资源在市场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应该说找到了解决当前政府治理困境的关键所在，对于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及时为地方政府先行先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什么是政府的本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是要着力解决好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就是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萨缪尔森于1954年在其经典论文《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首次提出了公共产品的定义：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并进而在不断的理论发展中提炼出了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与纯粹公共产品相对的是私人产品，介于纯粹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社会产品为准公共产品。在日常生活中，国防、法律秩序等是典型的纯粹公共产品，毫无疑问应是政府的本分；而教育、卫生、高速公路等则带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应该由政府和企业、社会组织来共同实施，促进多元投资；大量的由企业提供的带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产品则是私人产品。笔者认为公共产品的理论为政府界定自身的工作职责提供了经济学的工具，当然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制度环境，避免简单化。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笔者的理解所谓基本公共服务就涵盖了完全提供纯粹公共产品和以政府为主导，多元提供准公共产品。笔者坚信，只要我们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勇于改革，坚守政府本分，充分发挥企业和新社会组织的活力，现有矛盾将得到有效解决，改革的红利必将极大释放，中国梦也必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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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把握新时期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紧紧围绕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目标，加快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机遇，自觉打破行政辖区思维定势，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努力打造现代化新型首都经济圈。

突出落实城市战略定位，注重统筹兼顾，把握好“舍”与“得”的关系。坚持和强化首都核心功能，克服“舍不得”思想，下大力气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对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产业要坚决地“舍”，切实在“瘦身健体”上下功夫，全面优化和提升首都城市功能。

突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规划理念，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着力在规划的性质、功能、内容、形式和实施等方面探索创新。着眼于引导市场主体行为、优化资源配置和发展环境，更加注重用市场经济手段实现规划目标。凡是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竞争性领域少编制或不编制规划。

突出破解城市发展难题，坚持问题导向，把握好发展与治理“城市病”的关系。紧扣制约首都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矛盾和瓶颈问题、社会民生热点难点问题，找准产生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和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思路和对策措施，并做出制度安排。坚持以发展的办法解决难题，科学设定规划目标和指标，做到发展与治理“城市病”两手抓、两促进。

突出与城市总体规划修改相结合，推进“三规合一”或“多规合一”，把握好服从发展与调控发展的关系。加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的有机衔接和协调统一，在成果共享、目标一致、政策匹配、数据统一等方面做好衔接，为“一张蓝图干到底”打好基础。转变增量式的规划思路，强化发展规划的空间管控，推动规划由“服从”发展需求的扩张性规划向“规范”发展的调控性规划转变，增强规划的约束力。

突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积极主动作为，把握好城市自身发展与区域协同发展的关系。更加自觉地把首都发展置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中去谋划和推进，进一步明确协同发展思路，创新协同发展体制机制，着力推进符合目标导向、现实急需、具备条件的领域率先突破，促进非首都核心功能在京津冀区域合理布局，实现首都发展新提升和区域发展新跨越。

安徽：积极融入长三角

五大导向。“十三五”要聚焦事关全省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领域，着力增强改革创新开放“三大发展动力”，着力拓展产业、城乡区域、信息“三大发展空间”，着力强化基础设施、社会建设、生态建设、文化建设“四大发展支撑”，努力实现更具科学、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发展。规划编制过程中，应把握五个方面的导向：突出体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征程中迈出更大步伐的新要求；突出体现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突出体现经济提质增效的要求；突出体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要求；突出体现以项目为支撑的要求。

五项原则。规划的基本原则是改革引领、创新驱动、开放带动、绿色发展、包容和谐。要尊重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紧紧抓住长江经济带建设和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的历史机遇，以改革创新开放为动力，着力推动要素质量提高和有效配置，着力推动结构优化和效益提升，着力推动民生改善和社会进步，着力推动生态文明和文化繁荣，走包容、均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加快把后发优势和发展潜力转化为发展优势，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转变，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努力保持经济持续健康较快发展势头，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为打造“三个强省”、建设美好安徽奠定坚实基础。

上海：瞄准国际化大都市

致力国际化大都市，对接江苏、浙江。规划充分体现国家发展战略，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目标放在全球大背景中谋划，把握全球发展趋势立足自身的发展优势，着力提升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争取建成全球经济、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具有较强文化软实力的国际大都市。此外，上海在起草《“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的过程中，将开展与国家、周边省市以及本市区县规划的衔接，向周边的江浙“兄弟”省份伸出了橄榄枝。

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上海应当做得更好、走在最前面，特别要通过自贸试验区的改革探索，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通过有质量、有效益、结构优的经济增长，为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做出上海的更大贡献。围绕市民群众最关心的医疗服务、社会保障、教育公平、城市交通等问题深入研究，制订既符合实际、又面向未来的工作规划。

湖南：抢抓国家战略机遇

发挥“一带一部”新优势，遵循“五个发展”新原则，落实“三量齐升”新要求，加快实施“五化两型”新战略，实现“两个全面”新目标。

发挥“一带一部”新优势。“一带一部”新优势是指新时期湖南承东启西、承南继北区位中所面临的新机遇。主要是湖南优越的区位和发达的交通有机结合，使以湖南为中心的商圈吸引力不断增强，成为国内外大型企业、跨国公司布局中国的重要节点的特征日趋凸显；国家大力推进“长江黄金水道”开发和长江经济带的建设，为湖南发展开放型经济开辟新途径；国家的“一带一路两廊”重大战略，将助推更为统一、开放、活跃的内外需市场形成，极大推动湖南与长江流域各省市以及丝绸之路上各国、各省市之间的互动合作，提升地区经济的综合竞争力。

遵循“五个发展”新原则。“十三五”时期，转型发展、创新发展、统筹发展、可持续发展、和谐安全发展，是助推湖南科学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解决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的具体要求。要紧紧依靠转型发展，抓住关键创新发展，用统筹发展的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根本要求，以和谐安全发展为保障。

落实“三量齐升”新要求。“十三五”时期是湖南经济社会保持中高速发展，在地区经济中大有作为的重要时期，要落实“三量齐升”新要求，不断做大总量、做强均量、做优质量，促进湖南经济规模、质量和效益同步协调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均衡发展。

实施“五化两型”新战略。“五化两型”是“四化两型”战略的升级版，是湖南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的具体体现。“五化”即指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国际化。“两型”是指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