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概念范文
时间:2024-01-05 17:4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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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改革的内容进行了回顾,对三十年改革的成就进行了总结;认为改革的核心是重塑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责―权―利”关系,途径是产权界定;但产权改革并不意味着私有化,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与市场经济并不矛盾,一些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自然垄断行业由国家控制可以更好的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责―权―利”关系产权改革私有化
2009年已经过去,经历了次贷危机的泥潭、四万亿投资的强心针、以及9.5万亿新增贷款的大输血,中国经济成功走在了世界的最前沿,市场预测09年我国经济可能以8.5%的GDP增速傲视全球(见图表1)。2010年,中国将毫无意外的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这一切,只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辉煌成就的一个缩影。
一、经济学最基本的模型
经济学的最基本假设,一个是理性人,一个是资源稀缺。而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就是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一个最基本的微观经济模型可表述如下:maxUU[f(x)]
x
s,t,g(x)0这里,U指个体从其经济行为中获得的收益(如果我们假定生产者同样从其利润中获得效用,则使用效用来描述个体的目标函数也是合理的),它是产出f(x)的增函数,产出越多,个体从中获得的效用才越多;同时,产出f(x)又是投入x的增函数,意味着投入越多,产出才能越大;约束条件g(x)同样是x的增函数,投入越多,成本越高。概括的说,我们对这些函数的性质有一些基本的要求,以使得我们的模型具有现实意义并且有全局最优解:U【sup】*【/sup】[f(x)]>0, U【sup】**【/sup】[f(x)]<0
f【sup】*【/sup】(x)>0, F【sup】**【/sup】(x)<0
g【sup】*【/sup】(x)>0, g【sup】**【/sup】(x)>0在这些条件下,理性人会根据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决定最优解x【sup】*【/sup】。
这个模型要发挥作用,必须要求决策者同时具备三个条件:
(1)g(x):决策者必须能够对其所拥有的资源负责,既其对资源的使用不应该受到限制,即我们所说的“责”。
(2)U[f(x)]:产出函数f(x)通常是由技术水平决定的。但是决策者必须能从更高的产出中获益,即U’>0。,即我们所说的“利”。
(3)x:决策者必须能够自主决定决策变量x。即我们所说的“权”。
一个决策者必须同时拥有相互一致的“责―权―利”,上述模型才能发挥作用。才能进而有微观经济分析由个体理性到社会最优的整个大厦。这三个环节有一个出了问题,就会造成低效率与资源配置的扭曲。只要对身边发生的事情稍作观察,读者就可以发现即便是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责―权―利”不对等的状况比比皆是,而真正实现三者一致的情况才属例外。但是我们依然有足够的理由保持乐观,因为回顾三十年改革所付出的艰辛努力,正是以理顺“责―权―利”的关系为核心的。
二、改革的内容与核心
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由四条并行不悖又高度综合的主线构成的,即(1)农村改革、(2)企业改革、(3)价格改革和(4)对外开放。然而纵观这四条主线,其共同的核心,也即是30年改革的核心或者说本质,却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重塑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责―权―利”关系。
(1)农村改革以为代表。是指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其基本特点是在保留集体经济必要的统一经营的同时、集体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承包给农户,承包户根据承包合同规定的权限,独立做出经营决策,并在完成国家和集体任务的前提下分享经营成果。以“包干到户”为例,各承包户向国家交纳农业税,交售合同定购产品以及向集体上交公积金、公益金等公共提留;其余产品全部归农民自己所有。
将农民的付出和收入直接联系起来,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开创了我国农业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1978―1984年中国农产品产值以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42.23%,其中46.89%归功于取代集体耕作制度的体制改革。
(2)中国的企业改革经历了更为艰辛的历程。从“计划生产、统购统销”到“利润留成,奖金激励、厂长负责制”到最后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我们看到中国的企业制度一步步走向完善。企业改革“责―权―利”关系的调整进程,经历了一条产权改革的路径。
(3)价格改革。价格是市场经济的信号系统。1978年以来的价格改革经历了一个逐步放开的过程。从1988年和1992年两度“价格闯关”,到现在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已经实现了市场化,而垄断性资源价格、金融市场利率价格的决定机制也正在逐步改革。价格改革,同样理顺了产出到获利这一环节。
(4)对外开放。开放也是一种改革。中国对外开放的目的也即作用,可以概括为以四个:一是引入竞争;二是学习国外先进生产技术;三是学习管理技术;四是参与国际分工,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引入竞争和参与国际分工的机会,给国内企业带来进步的压力和动力;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则提供了进步的途径:学习生产技术,改善f(x),学习管理技术,理顺“责―权―利”关系。
三、“责―权―利”、产权改革与私有化
1、“责―权―利”与产权界定
30年改革的历程,其核心是理顺“责―权―利”的关系,其途径,则是坚持逐步推进产权改革。
在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里,包含着具有很高普适性的真理,这就是广泛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科斯在1937年从价格机制配置一切资源的“完备市场”出发,创立了公司理论。科斯发现,价格机制并非免费,而是常常包含昂贵的交易费用。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内部不需要价格机制、靠企业家的权威和计划来协调的“公司”就应运而生了。中国改革的出发点则是另外一极:即囊括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
产权界定通过理顺“责―权―利”关系来帮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但产权界定不是理顺“责―权―利”关系的唯一途径。即使所有在企业层面的产权都得到界定,企业内部却可以在没有清晰产权的条件下实现激励。
2、产权改革与私有化
我国的企业改革“责―权―利”关系的调整进程,经历了一条产权改革的路径。伴随着这一进程的是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和私有化进程。私有化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却是一部分有关系有路子的人打劫式的MBO。到现在的结果,是中小企业全贱卖了,大型企业上市了,只有最后的一些垄断行业的央企,成了最后难啃的硬骨头。这些垄断型央企又偏偏不争气,总是和暴利、低效联系在一起,成为众矢之的。
通过私有化,将“权”“责”“利”集于某私企老板一身,固然是理顺“责―权―利”关系的一条捷径。但是问题是:私有化是产权界定的唯一途径么?所有权的国有性质本身和对等的“责―权―利”关系有本质的冲突么?如果一些自然垄断的部门交由私人寡头垄断的话,老百姓的福利就会得到提高么?会不会出现如俄罗斯那样国名经济命脉被少数寡头控制的情景呢?
一个伟大的创新可以给我们些许启示,那就是。在这套制度下,集体的土地分给农民,以农民承担一定的责任为前提。这是一个“增加的产量归农民”的合约,对生产积极性的激励作用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承包到户的土地,并没有改变“集体所有”的性质――它依然是公有的,只不过按照约定的条件交给农户使用而已。
这套制度实现了所有权和产权的分离。首先,它没有改变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但是关键是,通过规定“农户按约定的条件使用”和“增加的产量归农民”赋予了农户自主经营权和产出的收益权。这不正是清晰的产权所需要的所有要素么?唯一的区别在于:因为没有所有权,因而经营权与收益权可能是不稳定的。
这样的安排是否适用于企业呢?我想也是可以的。比如接受计件工资的工人通常会有很大的动力。服装厂的缝纫工并不拥有服装的所有权,但当她知道她可以从每一件服装中得到5角钱,她就会更加努力的工作。医药公司的销售代表也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或者商品,但当他知道每完成20万元的销售额自己就可以从中抽取1万元的提成,他也不会偷懒。职业经理人受雇于股东,但通过恰当的股权激励,也会兢兢业业地为股东价值最大化而努力工作。在这里,无论公司的股东是个人、公众还是国家,都不重要。
因而,私有化是产权界定的捷径,但不是唯一途径。产权界定的本质是界定出经营权和收益权,从而理顺“责―权―利”的关系,使决策者可以自由支配手中的资源,自主决定投入产出,并可以从产出中获益。这并不一定要求所有权。
四、对土地产权界定及垄断性央企改革的思考
1、农民土地只能转租,不能转卖!
前文把产权分为经营权和收益权,这里我们可以把经营权再分为使用权和转让权。事实上,前文提到的例子,也好,现在企业管理制度也好,经营者得到的都只是使用权和部分收益权,没有涉及转让权。现在学界有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就是要给农民转让权,让土地流转。我们不妨来讨论一下,土地能不能卖,卖了效果会怎样?
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志武认为,土地转让可以增加农民收入,进而刺激消费。因为任何一件东西,一旦可以交易,它就成了有价格的资产,就构成了人们财富的一部分。财富增加了,人们感觉富有了,自然会增加消费。
想必陈志武先生现在不住在上海,否则,他可能就会有机会搞清楚,我们的住房商品化以后,人们是感觉比以前更富有了,还是更贫穷了。住房商品化以后非但没有增加,反而是严重减少了普通老百姓的财富。原本单位分了房子的人固然账面资产有了那么一点点增加;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为了给自己的儿子女儿买上一套房子,穷尽两代甚至是三代人的全部资产。
农民手中的土地一旦商品化了,农民的财富就能增加么?首先,农民不会懂什么现金流贴现,加上农民普遍贫困,在别人眼中很低的价格在农民眼里可能就已经是很高的价格了。其次,农民天然的离散生产决定了其天然的无组织,不会懂什么集体议价,单个的农民手中土地有限,纵使有相关的知识,也没有议价的实力,注定了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再次,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种地是大部分农民唯一的收入来源。因此,农民的土地转让行不得,即使要流转,也是只能转租,不能转卖!
2、国企改革的核心是国资管理体制改革,不是私有化
产权界定不一定要和私有制联系起来,私有产权同样可能不清晰;公有制也不是本质上就和产权相对立,公有制也可以做到产权明晰。
一些天然垄断的行业,与其交由少数私人寡头控制,还不如由国家控制。不论如何,政府都比私人更关心公众福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一些本应充分竞争的行业人为设置管制,禁止民营经济进入。)
那么,国企改革究竟路在何方呢?笔者认为,依然是理顺“责―权―利”的关系。国企和私企为什么会存在效率上的差别?国企和民企的根本区别,就是所有者不同。那么国企效率低下的原因,就只能在于其所有者――国资委――没有行使好股东的权利和责任。因此,国企改革的核心,应该是国资管理体制改革:让国资委真正能够代表国家行使股东权利。如果有数千万公众股东的公司能够高效运行,那么我们也应该有理由相信,由整个国家所有的国企也能够经久不衰。
参考文献:
[1]郭熙保,张平.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论争的回顾与思考[J].江海学刊,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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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权改革 经济学 经济体制改革
一、产权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概念
我们通常情况下把产权理解为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人们对资源的使用权利,也可以说是人们在利用资源时必须遵守的适当规则。从直观上分析,产权主要用于表现人与物之间的某种特定的归属关系。其实呢,这种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可知,如果只有一个人或者无限制供给资源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出现我们所谓的产权问题。
清晰化以及流动性是产权的两项重要的基本特征。产权清晰化包含了两种基本含义:一是产权中所涉及的主体的“人”格化。这主要是指产权的所有者必须是被我国法律认可和承认的人格主体。这些主体通常是指法人或者公民自然人。这一特征是不适合抽象的对象的;二是产权归属必须具有独一性。“一物一主准则”在市场经济中是维持我国产权市场的正常运行的重要标准。产权制度的第二项基本特征是流动性,产权的流动性有助于提高企业运营效率,有助于实现资源优化合理配置,从而聚集大量社会资本,最终达到与现代的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目的。
二、产权经济学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分析
1.产权经济学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
通过总结我国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产权经济学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产权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研究中最基础的经济理论之一。无论是在理论认识上,还是在实际工作中都充分表现了产权的复杂性,因此产权经济学是我国在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重要挑战。产权不是单一的某项权利,而是一组围绕人们财产所结成的权利。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建立起有效的产权激励机制是重中之重,是整个改革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产权激励是经济改革的价值取向。
2.产权经济学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旋律
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主体内容,其核心是产权制度改革。产权的明晰以及界定问题是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微观基础。产权制度在法律的保护下和政府部门的适当激励下,才能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产权是发育市场经济主体的第一要义。
3.市场经济中股份制改革的精髓是产权多样化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要求以多样化的产权主体作为经济的微观基础,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通过相互竞争,推动我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而在股份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有效载体即产权多样化。同时,这也是是产权经济学的一项重大突破。因此,股份制被称为20世纪资本主义的一项重大发明。
三、如何应用产权经济学促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1.以产权经济学为第一要义优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通过总结我国早些年间实行计划经济所得到的经验和教训的,同时针对我国目前国情,不断的进行探索和改革,我国的经济体制慢慢的以市场经济代替了计划经济。实践证明,这确实是一项正确的举措,在现在的经济改革浪潮中,我们要锐意进取,不断开拓新的天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注意以下问题:由于全民所有制在产权制度中是模糊飘渺的,更加无从谈起所谓的激励,这就导致了生产效率低下。因此,要将产权所有制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要勇于解放思想,冲破束缚,大胆深化企业经济改革,促使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从而建立起多元化的、全方位的产权激励机制,最终达到优化所有制结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有效推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2.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重视产权多样化
只有竞争才能促进发展,然而改革开放前所实施的计划经济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完全是抄袭前苏联的经济模式,并不适用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其中全民所有制是一个宽泛而且抽象的概念,它不具备明晰的产权关系,无法形成利益驱动。因此如何在全民所有制中建立起优良的动力机制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历史课题。因此在现代经济体制改革中很多企业采用了股份制,通过参股、集股、控股多种方式,形成多元化的经营主体,从而满足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
3.将产权制度改革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场攻坚战
产权制度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所遇到的最深层次困扰和较难突破的体制瓶颈。经济制度是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体现, 它通常是以政府、企业等单位组织作为支撑点和连接点的, 而产权则是经济活动的对象以及重要纽带。运用适当的制度来界定经济主体的具体责任和相关权益叫做产权的界定。产权的界定主要是为了维护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从而优化配置经济资源,实现我国经济有序而且高效的运行。目前有的产权归属关系还是很模糊,这一现状导致部分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疏忽了自己的资产情况,缺少具体人员对国有资产负责。想要尽快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重视产权制度改革。
4.将产权保护作为民法的核心内容
每个公民都希望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产权并使其不断增值,因此我们必须将产权的保护作为民法的核心内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私企和个体商户应运而生,我们必须通过法律来保护这部分人的私有财产, 这也是产权经济学制度改革的基本内涵。
结语:通过不断地研究和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从而进一步完善和丰富我国的产权经济学理论。在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灵活运用产权经济学,促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创造出更多的经济价值。
参考文献:
[1]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魏杰,赵超俊.构建新的财产制度[J].国有资产管理,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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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80年代,包括前苏联、东欧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的经济体制转型。以前苏联和东欧为代表的激进式变革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变革,取得不同的经济绩效,形成巨大反差。转型经济学(或称转轨经济学、过渡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
一、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理解,比较经典与普遍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括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括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理解基础上还包括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理解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理解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适合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理解,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办法的历史事实。
三、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理解,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识: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大幅度缩减货币供应量,实行高利率;保留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消除预算赤字,减少价格的国家补贴;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全面改革财税体制等措施。
2、演进主义的渐进式转型理论
随着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核心思想可概括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控制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的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吸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这种理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内、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4、凯恩斯主义转型理论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激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合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马克。奈尔(Mark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能、战略功能等,在满足这些功能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就越难以实现;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应。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重要的。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一泰勒一勒纳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被接受下来,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巨大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6、比较主义
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九十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本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理解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7、特殊改革方式理论
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转型经济研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道路选择上。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资源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张军指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提供操纵市场的机会,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计划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应更迅速。
四、中国增长的“奇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经历了20年迅速的增长,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式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改革结果。以下两组数据清楚的表明了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成果的巨大反差:
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发展,引起全球的瞩目,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专家指出中国能在这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间中国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会和组织资本上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而在很多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资本比转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对而言中国特别重视创造和改组,特别是新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了渐进型的方式。这对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体制外增量改革对解释转型经济的中国提供了有创建性的解释,但随着转型的完成,对存量的改革也许会成为重点;国企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冲突;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五、简评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转型经济学正在同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相融合,然而以上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够完全取代转型经济学,它们只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了转型经济学所正在经历的分化。而对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来说,过渡问题的出现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种挑战,不同理论所具有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将受到严峻考验。在实践中形成一种比较科学的价值和逻辑相一致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我国经济理论发展特别是经济理论发展中面临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应当为此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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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商事主体充权 商事法
一般情况下,就学科而言,商事主体是一个法律概念,充权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商事主体即商事法上的权利义务的归属者。依社会学理论看,充权与弱势族群的争权运动有密切关系,对应empowerment,以所罗门对充权的定义,充权并非从无到有,而是协助弱势排除障碍,感受本身的能力,藉由正面经验的建立而引发内在权力,从而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并能藉集体的参与来造成改变,并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充权简单来说就是对各行各类的弱势族群被支配的抵抗。以笔者理解,商事主体充权是指商事主体作为一个弱势族群的争权,是群概念意义上的商事主体对被支配的抵抗,是对其应然权利的践取。故而商事主体充权的概念涉及如下几个问题:其一,商事主体弱势族群的确定,即在何种意义上商事主体是弱势群体。一般情况下,商事主体的主要形式是公司,公司与其雇员相对而言,不被社会认为是弱势群体。但是,在我国特有的社会背景下,公司相对于政府而言却是弱势的,是与时代赋予公司的社会地位有差距的。其二,商事主体应然权利(力)的内容,即商事主体要充何种权利(力)。显然,商事主体的权利或权力是多方面的,有时候商事主体实然上拥有一定的非应然权利或权力,例如公司与公司雇员相对而言,往往是拥权者,社会学相应研析的是农民工充权问题、消费者充权问题、中小股东充权问题等等。由此看,在一定程度上,确定商事主体应然权利(力)内容之问题可以转化为寻找拥权者之问题,并进一步分析拥权者之权。就商事主体弱势群体之相对方而言,主要是政府,政府是商事主体充权过程中的最主要的拥权者。其三,商事主体的族群抵抗行动。商事主体的族群抵抗行动是商事主体充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描述,是商事主体充权的实践,是社会学研析商事主体充权的实证基础。
商事主体充权何以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概念,何以得到社会学的诠释,以及法学的关注,这与我国商事主体所处的社会背景有关,笔者以下从社会基础、思想基础、法律基础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商事主体充权的社会基础
商事主体充权的社会基础是我国特有的转型社会。社会转型是我国当代的核心词汇,有关社会转型的论述已经很多,以来自网络的典型总结如此: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
我国特有的社会转型表现为同一空间的多时间任务,即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又是几千年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封闭性社会向开放型社会的变迁等等。因此商事主体充权的社会基础是一个变化中的社会,他有传统属性,亦有现代属性,而商事主体在如此社会变迁中,其充权就更具复杂性和必要性,所谓复杂性是因为转型中的多元理念使得商事主体具有更多的社会角色,所谓必要性是因为商事主体在转型过程中必然寻找自己的位置、确定自己的权力和权利。
认识我国商事主体充权的社会基础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我国的商文化。我国相对漫长的农业社会使得我国的商文化不发达,首要表现在政府政策上是重农抑商的社会政策,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低贱,虽然商人拥有财富,却是政治上的弱者、法律制度上的弱者,商人发达的路径有向仕途靠拢的倾向。应当说,我国的传统商文化是贱商主义,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与其经济实力不相称,此即,我国的传统社会中,商人是弱势族群。
二、商事主体充权的思想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讲,充权是一种运动,而运动的背景往往与一种思潮或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例如妇女充权的思想基础之一是女权主义。商事主体充权的思想基础或者其思潮是资本思想,即以资为本位、为出发点的思想。有资产,即有权力和权利;资产多,则其权力和权利就大。而这种思想在所有制安排下,将自由和竞争发展到了极致。这是交易思想的基础,也是交易的基础。
我国商事主体充权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资本的崛起。我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松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并逐步完善,这正是资本思想的实践载体,以此为基础,商事主体的自由和竞争倾向日益强烈,其充权则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开始寻找其思想基础。就商事主体与政府的博弈来看,监管与放松监管、规制与反规制正是这场资本思想下的充权与反充权的博弈。
三、商事主体充权的法律基础
商事主体充权会有众多表现,就充权之表现来看,最传统的形式是“运动”。而商事主体之重要形式是公司,公司本系法律拟制的产物,其充权形式多不同于传统形式,从斗争的角度看,商事主体向政府的贿赂就是一种充权形式,但是现代社会是文明社会、法治社会,故而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国家,商事主体对议会的操纵、控制或参与等等的充权路径。
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诸多的商事法律制度还在进一步的磨合和完善过程中,而在这个过程中,商事主体充权表现为商事主体对自己法律权利的争取。这是我国商事主体充权的现实基础,也是重要的法律基础。以笔者看,我国商事主体充权的法律基础是介于计划性法律制度和市场性法律制度之间的法律,高管制度法律和中管制度法律之间的法律。所谓高管制是针对政府过于拥权而商事主体过于失权而言的,所谓中管制是就商事主体而言适权的一种状态。
参考文献:
[1]万国赵新华:《论商事主体》载《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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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汇率研究范围内有不少可供选择,本文以汇率均衡为研究对象,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汇率均衡研究在西方汇率理论中仍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也就是一个很有“挖掘”潜力的理论课题。如果我们能用的,取得不同于西方理论但又高于西方理论的汇率均衡研究成果,将是有理论意义的。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迄今为止,在我国为数不多的汇率研究中,尚没有发现对汇率均衡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可以说这还是一个“空白”领域。而现实是,经济中总存在着“均衡”运行的问题,西方国家如此,我国也是如此。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就强调经济总体和各部门之间的平衡,现在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更需要重视经济的均衡运行。而经济的均衡运行是由许多方面的均衡及其相互配合组成的,汇率便是其中之一。汇率均衡是保征我国对外收支平衡的重要条件,对国内经济的其他方面也将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理论为前提,以现实经济发展为出发点,建立我们自己的汇率均衡理论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我希望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本文是在浏览了国内外关于汇率研究的大量和搜集了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有关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论述采取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分为汇率均衡一般分析(上篇)和汇率均衡特殊分析(下篇)两大部分。
主要如下(按各章顺序):
首先,对全文的中心议题、指导思想、基本思路及有关概念作概括说明,并对西方汇率理论中关于“均衡汇率”的研究作了一般性介绍,这些构成绪论的内容。
在上篇中,我们首先将汇率均衡纳人整个宏观经济体系中,建立了汇率这一经济变量与经济其他主要方面之间的均衡关系。这些均衡关系包括;汇率与价格水平的均衡、汇率与贸易收支的均衡、汇率与货币供求的均衡、汇率与利率的均衡、汇率与国民收人及收入分配的均衡、汇率与财政收支的均衡、汇率与资本流动的均衡。这些内容是我们论证汇率均衡的理论基础。
在阐述了汇率与各种经济因素之间的均衡关系之后。我们又将汇率均衡置于汇率政策目标下,对汇率政策进行了概括分析,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汇率均衡既是一种理想的汇率运行状态,又是一种目标体系。它应成为汇率政策的主要目标,辅助宏观经济发展总目标的实现。作为汇率政策的目标,汇率均衡具有多方面的含义。对此,我们进行了3个层次的分析,包括:内部均衡与对外均衡、局部均衡与总体均衡、短期均衡与中长期均衡。
汇率均衡不是一个静态概念,而是一个动态概念,其内容既会因汇率及各种经济变量的变化而不同,也会因汇率政策的调整而不同。汇率政策调整对汇率均衡起着决定性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于汇率政策取向上。汇率政策取向是一个带有一定主观色彩的概念,它引致汇率均衡向着某一个由政策确定的方向变化,这个方向有时是根据客观经济变化而定的,更多的时候是政府为了实现某个特定的目标而作出的决策。无论如何,取向性的汇率调整可能会导致汇率均衡在现象上出现一定“偏差”。但是,如果政策取向本身是正确的,是符合经济发展目标的,这种“偏差”就是汇率均衡过程中的必要形式。
在进行了宏观经济环境下和汇率政策条件下的汇率均衡分析之后,我们对有关的汇率指标作了系统性的分析。这些指标包括:购买力乎价、实际汇率、有效汇率(多边有效汇率和双边有效汇率)、实际有效汇率等,还有可以估价汇率均衡程度的基本国际收支法。它们能够从不同方面分别测量汇率的真实水平或客观水平。作为量化的汇率指标,它们可以为汇率均衡程度检测、汇率政策调整提供明确的、可行的依据。
在上篇的一般理论分析基础上,我们展开了人民币汇率的特殊均衡分析。这构成下篇的内容。
首先,对于人民币汇率均衡的特殊前提作了简要说明。人民币汇率的特殊性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体制的特殊性,体制的特殊性决定了汇率目标的特殊性和政策取向的特殊性,相应地,人民币汇率均衡也具有特殊的含义。
对人民币汇率的均衡分析,是从其历史回顾开始的。在第7章中,我们系统地介绍了人民币汇率的演变过程,同时对伴随人民币汇率历史变化的原因进行了评价和分析。
人民币汇率政策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经济体制的许多方面都密切相关。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80年代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汇率政策与我国贸易体制、价格体制、货币供求关系、财政税收等方面表现出日益密切的相关趋势。一方面,汇率政策对于这些方面具有了更加重要的或制约作用;另一方面,这些方面的步步深化改革对汇率政策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促使其在目标内容上、政策手段上都进行相应的变革。
在论文的第9章中,我们对人民币汇率的各种指标进行了系统分析,其中包括:人民币购买力平价之评价、人民币实际汇率分析、人民币有效汇率分析、出口换汇成本分析、以及对作为“平行汇率”的贸易内部结算价、黑市汇率、外汇调剂市场汇价进行的分析。人民币汇率的相关指标分析可以为我们提供官方名义汇率所不能表现出来的许多东西,可以从不同角度展示出人民币汇率变化的真实轨迹及其存在的问题。这些分析是重要的,因为它们能为汇率政策的历史评价、汇率政策的改革调整和人民币汇率的均衡检测提供现实的依据。
根据上篇理论分析的思路,我们在第10章进行了人民币汇率均衡目标分析。人民币汇率均衡是我国汇率政策的目标,它与一般理论分析下的汇率均衡具有不同的内容,就其本身而言,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也会有不同的内容。我们根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步骤划分出近期的和中长期的人民币汇率均衡目标模式。近期的均衡目标适应干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阶段,是汇率政策改革的现实选择。它取决于3个大前提: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外向型贸易发展战略,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中长期的均衡目标是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汇率政策目标选择,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较远期的目标方向。可以设想的是,中长期汇率均衡目标将是一个包含更多变量的、较宽的汇率目标区间,是由许多个近期目标区域构成的连续运行轨迹。
在论文的最后一章,即第11章,我们就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有关作了探索性的。这些问题包括: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对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探讨;统一汇率形式、建立健全外汇市场;对人民币可兑换性的探讨。这是我国外汇体制与政策改革中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就这些方面提出的观点或建议是在本文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了一定的基础上阐述的个人观点,也是作者希望将汇率研究运用于现实分析的具体体现。
论文在就上述各方面进行了论证之后得出的基本结论是:
(l)汇率是宏观体系中重要因素之一,而不仅仅是一个“价格形式”,汇率均衡也就应体现出各个经济因素之间内在的、有机的“因果链”关系,而不只是一个汇率水平问题。由此决定了汇率均衡研究必须从汇率与各个经济因素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入手,将其纳人宏观经济体系的“大环境”中进行。
(2)汇率均衡是一种理想的汇率运行状态,从汇率政策角度来研究,它就是一种目标体系。汇率政策必须以汇率均衡为目标来确定其具体、手段和调整方向。而作为目标体系的汇率均衡应是全面的、动态的、多层次的均衡,它既由宏观经济目标所决定,又因各种经济因素和政策取向的变化而不断地得到调整。
(3)汇率均衡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均衡汇率,均衡汇率是量化的汇率均衡水平。由于汇率均衡是一个全面的、动态的概念,均衡汇率作为具体化了的目标模式也就不可能是一个“水平点”,而只能是一个由不同时间长度等因素决定的、宽域不同的、动态的、最佳汇率区间,这个目标区间就是汇率政策的“目标靶”,而且是一个可移动的“目标靶”。
(4)对于人民币汇率来说,同样存在着汇率均衡问题,只是传统经济体制的限制使得人民币汇率均衡研究在内容上、上都受到一些局限,对其评价也没有一致的标准。特殊的经济体制造就了汇率均衡以特殊的内容和含义。对人民币汇率均衡进行的特殊分析应着眼于目前和近期的发展,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汇率均衡已成为经济均衡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重要条件之一。汇率政策应该树立汇率均衡的目标体系,并根据宏观经济发展目标来确立其内容。为了实现人民币汇率均衡这一政策目标,改革汇率调节机制、发挥汇率的市场调节功能是十分必要的。同时、汇率均衡仍需要政策取向的引导,但政策取向不应以主观决策为主,而应顺应经济发展,作出有利于市场经济改革的选择。
在整个论文的构思写作过程中,作者力求对汇率均衡这一题目进行有创见性的研究。指导思想有两条:一是不走西方的路子,虽借鉴它们的一些基本理论,但重在用的、辩证的方法形成独立的研究体系;二是将理论研究服务于现实经济生活,唯其能为我国的汇率政策和经济改革提供一些有用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
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本文在一些方面试图作突破性的研究,这些方面是:
(l)将汇率纳人宏观经济体系中,确立汇率与多种经济因素之间的均衡关系;由此得出了更为全面的汇率均衡概念。
(2)指出汇率均衡与均衡汇率之间存在的辩证统一关系;并提出汇率均衡作为目标体系,是一个动态可调整的特定汇率区域的论点。
(3)提出汇率均衡中的政策取向这一概念,对政策取向的特征、含义及其客观必要性进行了分析。
(4)对于西方汇率理论中出现的一些汇率指标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深人的分析,澄清了人们观念中对这些指标模糊的或错误的认识。
(5)对人民币汇率的相关指标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其中有些是应用国际上已有的指标模式进行的现实分析,有些则是对我国外汇体制下的特殊汇率指标进行的分析。它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揭示人民币汇率存在的偏差和汇率体制存在的问题。
(6)对当前人民币汇率改革面临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同时,不可避免的是,在全文论述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有不少属于因个人理论水平所限或功夫不到而导致的不足或缺陷,也有一些是客观条件限制所致。这就使得文中有些地方没有得到更理想的发挥或更深人的论证。这些地方主要包括:
对于汇率均衡的目标模式,本文只是着重了涵义和基本思路和刻划,而没能建立起一个全面的、理想的模型;
汇率均衡理论还缺乏数量分析方法的进一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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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研究公共财政问题是近年来的事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在我国是否适用,也成为广大财政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共同关心的问题。笔者拟就公共财政的一些理论问题谈些自己粗浅的认识。
一、对公共财政概念的重新认识
讨论公共财政问题,首先必须弄清公共财政的概念。笔者认为:
(一)公共财政是与私人财务对应的概念,是对政府财政的客观要求
公共财政是与私人财务(财政)对应的概念,它是代表社会公共利益,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收支活动。这里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是指广大民众的利益和需要。公共财政行为目的的社会公共性,是公共财政与私人财务的区别所在。从行为特征上看,公共财政是一种收入和支出活动,这构成公共财政与其他公共行为的本质区别。
显然,我们这里对公共财政概念的定义与传统说法有一定差异。按照传统观点,公共财政就是公共经济,就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由于政府的职能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因此,公共财政几乎成了政府的同义词,这显然是不准确的。在这里,我们将公共财政表述为一种代表社会公共利益,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收支活动,是强调公共财政作为一种收支活动的行为寓意,也是突出公共财政作为政府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的一种工具和手段与政府本身在概念上的区别。
公共财政存在的基本前提是社会公共利益和这种利益的载体棗公共需要的存在,这是公共财政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公共财政作为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需要的实现手段存在的必要性。公共财政作为一种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其实施主体是一定时期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在国家和政府存在的条件下,主体的责任自然应该由国家和政府来承担。因此,国家财政必然是公共财政。
国家财政的社会公共性首先是由国家和政府的社会职责和功能决定的。国家及代表国家的政府是社会管理者,当然也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体现公共利益并使之得到实现,是国家和政府的一项最为重要的职责,因此,国家财政必须是公共财政。不体现和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政府财政是不正常的和有缺陷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公共财政是对政府财政的一种客观要求。
(二)公共性是政府财政的一般性质
按照传统观点,公共财政是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它的产生和存在是市场机制天然存在的缺陷使然,也就是说,由于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有一些自身无法弥补的缺陷,因而需要政府出面通过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来对市场缺陷加以弥补。显然,这里是将市场经济当作公共财政存在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表现形式。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公共财政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特殊性质,而是政府财政的一般性质,因为体现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是政府财政的共同出发点和归属,不论任何社会形态的政府财政都是如此,在这里所不同的只是由生产力水平差异决定的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层次,以及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范围。
这里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即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政府财政涉足了大量私人财务的事务,它是否具有公共财政的性质,如有例外,如何解释公共性作为政府财政一般性质的论点。笔者认为,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政府财政仍然是公共财政。在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私人的个别需要被控制到了最狭小的范围内,相当部分个别需要被异化为公共需要,或者被采取了公共实现的形式,正是这种私人需要的个别性与其实现形式公共性的不协调,才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在提供私人产品,满足个别需要方面的低效率,这种低效率正好从另一角度说明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公共属性。我们不能因为某种机制在操作上的不正常而否认机制本身的存在,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能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代行了许多私人财务的职能而否认政府财政的公共财政性质。
(三)公共财政的意义在于对政府财政职能作了合理定位
之所以要强调政府财政的公共财政性质,是因为公共财政对政府财政作了合理定位,它明确了政府财政的职责范围和主要功能,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则将政府与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及其分工作了合理的划分。公共财政强调纳入政府财政范围的应该是具有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事务,对那些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政府只能为其正常实现提供外部条件,而不必直接参与其实现过程。因为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有其自身的实现机制,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使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的实现具备了充足的微观动力,因而政府不必直接介入其实现过程;同时,个别需要所体现出的千差万别的个体偏好,使政府不能直接参与其实现过程;此外,个别需要的实现完全可以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在个人之间进行,这种等价交换的过程一方面满足了购买者对商品物质形态的个别需要,另一方面则满足了售卖者对商品价值实现的追求。与此不同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社会公共需要的满足很难按照等价交换原则来实现,其实现的责任只能主要由政府承担。可见,社会成员的个别需要的满足和实现不必也不能由政府财政来实现,而社会公共需要则应该主要通过政府渠道得到满足,政府财政实质上是为满足公共需要而存在的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界定了政府配置资源的范围,即政府财政直接配置资源的范围应该在公共需要的领域内,其意义在于对政府财政职能作了合理定位,它强调政府财政的社会公共性,并在概念上将政府财政与私人财务区别开来。
二、公共财政论与国家分配论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公共财政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公共财政论与在我国有广泛影响的国家分配论之间的分歧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有些坚持国家分配论的人认为,公共财政否定了财政分配的国家主体性,是对政府财政职能范围的缩小和肢解。坚持公共财政论的人则将国家分配论当作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种落后的、过时的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是公共财政,国家分配论已经不再适应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对以上两种观点,笔者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任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它特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背景,社会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更要受特定时期、特定社会条件的制约,因此,我们很难说什么理论是先进的,什么是落后的,只要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一定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就值得去学习和研究,况且,国家分配论曾经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有着最为广泛的影响,它对指导我国特定时期的财政实践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尽管它的一些用于指导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实践的管理原则和理论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但它的核心内涵棗摬普墓抑魈逍詳却仍然反映了财政活动的一般特性,因而并没有过时。这里必须澄清对国家分配论的两种误解:一是将传统理论当作国家分配论的全部;二是将国家分配论误解为由国家统揽一切分配的理论。其实,在传统体制时期产生的国家分配论的理论观点只是其在特定时期,根据特定的实践背景提出的理论,而不是国家分配论的全部,它也可以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国家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继续研究和提出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分配理论;国家分配论也不是由国家统揽一切分配的理论,它只是强调财政分配中的国家主体性和主导性,在这种主体性和主导性的基础上,国家分配的范围是由一定时期国家职能范围决定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国家分配论也没有过时。
在我们看来,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两者的主要观点并没有本质的分歧,不同的只是其强调的侧重点,比如国家分配论强调财政行为主体,公共财政论强调财政行为的目的和范围;国家分配论突出财政产生与国家产生的本质联系,公共财政则突出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与私人财务在活动范围和原则上的区别。在这种外在形式差异的背后,两者的基本立足点却是相近甚至是相同的。表现为,摬普之所以成为公共财政是因为它是一种代表公共利益、实现公共需要的财政活动,在国家存在的条件下,这种财政活动的主体当然只能是国家和政府,因为国家和政府是公共利益的当然代表,公共财政实质上是对政府财政职能的定位,是从另外的角度对国家财政的定义。可见,公共财政论也是以国家主体为基本立足点的,这一立足点构成公共财政论和国家分配论最本质、最关键的共同点。在这一共同的基本点上,公共财政并不会缩小国家财政的范围,也没有肢解政府财政的职能,因为政府财政职能范围的变化是围绕国家职能范围的变化而变化的,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一定时期的经济体制及由之决定的国家职能的大小,而不是公共财政本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承担的私人需要的实现归位于市场,使社会公共需要和个别需要都有其稳定的、更有效率的实现机制,并建立以弥补市场缺陷,为市场机制正常运作提供外部条件的公共财政运行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对政府职能转化的要求,也是对政府财政职能所作的合理定位,这并没有否定财政的国家主体性,也没有肢解政府财政,而是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范围及由之决定的公共需要的范围调整了传统体制下政府财政职能越位和缺位的状况,将政府财政的职责和功能规范在公共服务领域,使其更加合理和完整。
三、我国建立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尊重不同社会条件下公共财政的特性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我国财政应该是一种公共财政的结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更应该重视政府财政的这种公共特性。对这种公共特性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取得了很多科学反映公共财政运行一般规律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因而也是我们在研究公共财政理论时应该尽量去学习和借鉴的。但是,笔者不赞同目前学术界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即过分强调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公共财政理论的共性而忽视其特殊性的倾向。我们认为,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基础不同,公共财政理论所参照的实践基础也不相同,因而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公共财政理论也会有一些差异。我国是一个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较低,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尚不完善,市场机制也正在发育过程中,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互补关系和相应的机制也远未理顺和形成,由此决定了我国的公共财政理论研究应该体现自己的特点。那种过分强调公共财政理论的共性,忽视和否定其不同的实践基础,在理论研究上局限于对西方财政经济理论的简单传播,甚至在表达方式上也模仿西方公共财政学是不可取的,也是十分有害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科学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同时,本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精神,以我国的基本国情为实践基础,探讨和创立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理论,并以此为我国的公共财政实践提供指导,这才是目前我国财政理论工作者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
(二)重视对转轨时期公共财政制度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财政理论界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实践起点选择上的误区,即往往将目标体制作为理论研究的实践起点,按照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一般原理,设计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管理模式,并试图照搬这种模式去解决特殊体制时期的特殊问题,其结果当然收不到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对目标体制下公共财政管理模式的理论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它远不是当前公共财政理论研究任务的全部。目前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这种转轨的实践是中国所特有的,转轨过程中的社会经济矛盾及其表现形式既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也不同于目标体制时期,具有很多特殊规律。因此,在旧的运行系统及其管理规则正逐渐失效,新的体系及其规则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特殊历史时期,政府财政应该实行怎样的管理模式,面对经济运行机制的某些特殊矛盾,政府财政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政府如何应用财政手段来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在建立目标体制的过程中政府财政如何发挥积极作用等等,这些实践问题是西方现成的公共财政理论所无法解决的,需要我们在理论上进行开创性的探索和研究,并形成有针对性的、系统的理论,为解决实践问题提供正确的指导。这就要求我们正确选择财政理论研究的实践起点,重视对转轨时期社会经济规律和公共财政规律的研究,使政府财政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三)重视对我国公共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
我国传统财政学研究重点更多地局限在对财政的产生和发展、财政的本质、职能和体系等基础理论问题上,过去形成的一些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流派也主要侧重于在以上基础理论问题上独树一帜,并没有形成与其基本理论相配套的应用理论体系,使财政学这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总带有一些抽象、空洞的色彩,削弱了其为解决实际问题所应有的作用。近年来这种现象有所改观,但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目前我们在财政应用理论研究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一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仍然是零星分散,不成体系;二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在时间上往往滞后于实践,缺乏必要的超前性,仅仅成为国家政策出台后一种撚皵性诠释;三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对现行制度和体制的剖析,弱化了理论的创造性和客观性;四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往往脱离中国的客观实际,在理论体系和政策措施上侧重于套用西方模式,使财政应用理论的成果缺乏针对性。以上财政应用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直接影响了我国财政理论的正常发展,也成为我国财政改革往往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的重要原因。因此,在今后对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中必须加强对社会经济实践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应用理论的研究,使我国财政理论体系更加完善,也使我国财政理论研究能真正发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应有作用。
(四)实现我国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由于我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化,因此,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管理理论和经验成为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我们在对西方财政经济理论的学习和借鉴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盲目和盲从的非理性现象,将正常的学习和借鉴引入歧途。这里有两种倾向尤其应该摈弃:一是重传播,轻研究,在自己的理论著述中往往肆无忌惮地抄袭西方理论,这不但对理论研究没有意义,而且败坏了理论研究的风气;二是重形式,轻内容,仅仅将西方财政经济理论作为一种时尚,作为一种标榜自己学识的工具,不论是否有针对性,是否适用,盲目套用西方经济学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使一些理论著述文字晦涩难懂,甚至文理不通,让人不知所云。要使公共财政理论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必须强调其本土化问题,这是由公共财政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理论的特点决定的。我们要广泛学习和吸收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公共财政理论,但对这些理论的学习不是盲目的照搬照套,也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简单传播,更不是将西方理论当作一种装饰外表的花环。在这里,学习的目的是消化、吸收并为我所用;是与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公共财政理论。我们强调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并不是对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公共财政理论的简单排斥,而是强调以我国的具体情况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以解决我国的财政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为研究的目的,形成能体现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规律的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和观点。
公共财政理论本土化首先是其实践基础的本土化,这一点在前面已多次强调,也就是说我们进行公共财政理论研究的实践基础不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经济实践,而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实现过程。我们的研究必须考虑中国现实的生产力水平及其对公共财政的承受能力;考虑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趋势可能对公共财政制度带来的影响;考虑中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及由之决定的公共需求范围与西方国家的差异;考虑我国的政体及其决定的政府机构规模和结构;考虑中国特有的复杂的政企关系及其对公共财政体制形成和完善的影响等等。毫无疑问,实践基础的本土化,是公共财政理论本土化最重要的含义,是我们在公共财政理论研究中最应该重视的问题。
公共财政理论本土化的另一重要含义是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的本土化,这是一个容易被人忽视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前面我们曾经谈到,目前我国经济理论研究中有部分研究者盲目模仿西方经济理论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使其著述晦涩难懂,甚至文理不通,这不仅影响学习和研究的质量,而且也是一种不健康的文风。我们提倡在理论研究中保持本土化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也就是要按照汉语言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来传导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写出中国人能看得懂的文章,对西方理论的翻译介绍也应该尽可能地符合汉语言的表达方式。这实际上是对我们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真正弄懂了西方财政经济理论,并对中国国情有充分了解的人,才有可能真正做到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来准确地表达异国的理论,也才可能在此基础上将西方理论消化吸收为自己的东西,并发展为自己的研究成果。可见,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不但是一个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的技术问题,也是提高研究人员素质、端正研究作风、提高研究质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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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经济;工商管理;作用
在市场经济发展如火如荼的今天,我们更要明确工商管理在其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我们要居安思危,探寻出更好的工商管理措施,来净化市场经济环境,稳固市场经济体制。在对市场经济其调控作用的因素中,工商管理是一种现代化比较成熟的方式。自由经济体系是市场经济的一大特色,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商品,其产品和销售是由价格所决定的。所以,工商管理作为影响价格和商品质量的重要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本文中,我们将着重介绍工商管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其深远意义。
1市场经济体制下工商管理简述
何谓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商管理,其含义是管理学中一个重要的分支,具有应用性强的特点。其主要内容即是运用管理学的手段以及经济学专业知识和现代化管理手段来对市场经济如何进行有效管理以及发展来进行研究。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与以往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是不同的。管理现有的市场经济,不仅需要工商管理者拥有较高的专业知识,还需要有开放的思想把市场经济的特性同国内目前的形式结合起来。以往在对于工商管理人员的培养中,往往过分注重对其专业知识的传授,这种培养方案培养出来的人才并不能很好的对当前的市场经济进行管理。工商管理作为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主要体现出以下的几种职能:首先是工商管理可以规范我国的经济发展,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起步较晚,需要科学有效的管理手段进行完善,而工商管理就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它为市场经济的规范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其次,工商管理起到了桥梁作用,积极沟通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等国家基础性建设。我国的工商管理属于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一部分,关系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最后,工商管理可以为企业发展提供正确的方向,工商管理的职能发挥对象主要是企业,其发挥的主要职能也是体现在企业管理中。在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各个企业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工商管理则给这些企业正确的发展方向,防止企业被激烈的市场竞争淘汰。
2市场经济体制下工商管理现状
对于我国而言,工商管理的作用是很明确的,就是要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市场经济不受国家的宏观调控,这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所不同的地方。价格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企业的制造成本直接决定了商品的价格,同时消费的对象也由产品的价格所决定。在这样自由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每个企业间的竞争会变得异常激烈。所以不同的企业会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增大自己在竞争中的优势。但在这个过程中,工商管理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工商管理负责监督商品的价格,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是目前的工商管理制度还不够完善,很多时候地方保护主义仍然对商品的价格起着决定性因素。还有工商管理部门的内部审计结构也需要被改进,目前工商管理的经济监督功能并不能充分的发挥。这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工商管理的艰难之处。
3工商管理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发挥的作用
3.1工商管理可以净化市场环境
我国之前是计划经济,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科学有效的管理手段对其加以监督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商管理,它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来规范市场经济的发展。监管每个行业每个领域的发展,对准备进入市场的企业进行严格的审查和监督。企业是工商管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发挥监管指导作用的主要对象,所以在企业管理中主要体现了工商管理的作用。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经济领域,每个企业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工商管理在其中一方面监督企业间的竞争行为,防止违反乱纪的行为发生;另一方面,保护每个企业的合法权益,为他们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绿色的市场环境。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由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使得我国经济遭受的伤害降到了最低,工商管理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也对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平稳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3.2工商管理可以促进经济体制改革
我国的经济体制在不断的变革,与之相对应的工商管理体制也需要相应的改变。我国的经济类型从主要由国家控制逐渐发展为多种经济类型并存的形式,这使得我国经济类型得到多样化,也导致了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变革。工商管理的作用是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经济类型的改变逐步作出调整的,不断的推动我国经济分配制度和流通制度的改革。我国的经济主体仍然是社会主义,所以工商管理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还要发挥监管与净化作用。但有一点需要明白,无论如何改革目前的经济体制,我国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类型共同发展。但毕竟是市场经济,要尽量减少工商管理对其的干预,保证其自由经营,提高企业对于风险的抵抗能力,提高他们的自主性。
3.3工商管理可以引导经济发展方向
我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经济制度也有很大的不同。在我国,国家宏观调控对于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工商管理正是我国宏观调控常用的一种重要手段。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是国家与市场进行双重调控,自从我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市场对于经济的调控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虽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调节的作用越来越大,但宏观调控作为控制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不可能被抛弃的。因此,新时期下国家会加强对于经济的宏观调控。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可以保证总的经济性质不变,以及保证经济的发展方向始终朝向正确的方向,工商管理正是我国用于宏观调控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细看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以及政府逐渐放权给企业,造成我国很多企业都将发展经济效益作为企业发展的第一位,而没有考虑到人民的真正需要。国家作为经济的宏观调控者,势必要将偏离正确轨道的经济发展引导回来,发挥宏观调控应有的作用。我国通过工商管理的手段加强对企业的管理力度,努力使经济发展走上正确的方向。而当经济危机来临时,国家更应当加强宏观调控,运用工商管理的措施,将拉动内需作为奴隶的方向,努力减少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以及各个企业的危害。虽然工商管理的作用很重要,但也要注意其仅限于起到监管作用。一个企业的发展不能只靠工商管理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监管部门也并不能对企业的经济实际发展起到控制作用。在引导企业进行发展时,要注意使用恰当的方法,不可盲目采取强制的方式进行管控,而是要结合企业自身的发展特点,鼓励企业设计出适合自身的发展计划,使其将国家与需要放在企业发展的第一位。
4结语
在当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工商管理作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职能部门。社会逐渐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也发生巨大的变化。工商管理部门也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而变革。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工商管理,需要其提供相关的规章制度来约束企业的行为,也为每个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工商管理部门需要不断作出调整,来适应日益变化的市场主义经济,为我国的经济保驾护航,助其早日腾飞。
参考文献
[1]白兴儒.市场经济体制下工商管理发挥的作用[J].商场现代化,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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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 事业单位 改革
1.事业单位现状
事业单位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概念,相当于其他国家的公共服务机构。其定义为: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设立的社会服务组织,是由国家机关举办或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组织(1998年国务院252号令)。事业单位有着服务性、公益性、公有性、实体性、文化性的特征。
事业单位的规模在我国很庞大,有130万个事业单位,从业人员有3000万人,相当于国企职工人数的2/3,占公共部门就业人数的34%,国家用于事业单位的财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30%以上。事业单位的分布广泛,主要分布在教育、卫生、科技、文化、农技服务等领域,种类极其繁杂,属于第二大社会法人。事业单位在GDP中的比重约占5%~10%。规模最大的教育、卫生、科研和文化四个行业,约占GDP的5.1%。国家对事业单位进行了大量的资源投入,如60%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每年经常性财政开支的约1/3、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大部分、大量国有土地等。
2.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由于事业单位不具有实行政治统治与组织管理经济的职能,不具有生产功能,没有生产收人,不实行经济核算,当然也就不是一种经济组织,发展事业便成为政府的一项职能。国家包办一切事业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种非经济化的定位,必然会导致将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活动排斥在经济活动之外,并将事业发展与经济发展割裂开来。
这种公共事业活动与经济之间的严重脱离,主要表现为:政事不分,职责不清;管理模式单一,管理机制僵化;管理自不到位;机构性质行政化;价值取向偏离;管理不规范;人员无法进行合理流动;分配激励机制不健全;等等。而造成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各方面:事业活动的非经济化;事业主体的国办化;事业机构的行政化;事业经费的供给化;事业资源配置的非社会化;事业目标的计划化;事业运行机制的非效率化;事业管理体制的非法制化;事业职能范围的扩大化。
3.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运用
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代表国家来直接管理国家企事业单位,必然造成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组织的一体化,从而必然会混淆各种不同性质的职能界限。现在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转换政府职能,实行政事分开、政企分开、企事分开,建立独立的市场主体,实现权力主体、责任主体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而要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的转换,就必须改革传统的事业单位体制,实行精兵简政,精政简事,在重新界定国家事业职能范围的基础上,合理收缩、适当强化和有效转换政府的事业管理职能。同时,必须转变观念,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逐步将现有部分事业单位推向市场,实现企业化管理。另外,还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事业单位的运行效率,改变现有部分事业单位福利化的发展趋势,从而进一步净化和收缩国家事业职能的范围。要对事业单位进行改革,主要的办法就是改制。目前事业单位的改制从根本上是由国家承担无限责任向承担有限责任转变,也是从计划、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与国企的改革很相似。事业单位的转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改制将促进事业单位主体角色的转变,体现了经济学原理中“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关系”,“市场是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主体”。而这种主体地位的建立是我们改革的最终目标。实行政事分开、政企分开、企事分开,建立独立的市场主体,实现权力主体、责任主体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这种改制,最终使得事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同步,使主体在市场中能够清晰的体现价值,使得行业在市场中能够被客观的评价,同时也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
其次,改制将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体现了经济学原理中的“激励成本”、“机会成本”的概念。事业单位改革涉及产权制度、劳动人事制度、社会保险制度、监管制度和政府职能等诸多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标志。事实上,由于人们通过比较成本与利益做出决策,所以,当成本或利益变动时,也就是在事业单位改革时,所触及的利益变化时,人们的行为也会因此改变。这就是说,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即经济学中常说的“激励成本”。 然而,在分析任何一种政策时,我们不仅应该考虑直接影响,而且还应该考虑通过激励发生的间接影响。如果政策改变了激励,那就会使人们改变自己的行为,通过市场这个“无情的手”来判断伴随着每一种可能的选择而来的“机会成本”。
第三,改制有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体现了经济学原理中“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当前,我国的社会领域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对事业单位改革将推动社会事业的发展,使得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协调,体现了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作用。
4.浅议事业单位改革趋势
事业单位的改革趋势,主要指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和管办分离的要求,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按照社会功能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从事公益服务三个类别。对承担行政职能的,逐步将其行政职能划为行政机构或转为行政机构;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逐步将其转为企业;对从事公益服务的,继续将其保留在事业单位序列,强化其公益属性。
事业单位改制过程的突出问题是生存、发展与稳定,有四个方面的问题要解决:一是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和衔接,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二是要妥善安置分流人员,“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确保稳定;三是妥善处理国有资产,确保不流失;四是要根据战略定位,构建符合自身特点的赢利模式,求发展,尽快把体制内的资源转化为在市场流通的资源。
参考文献:
1.经济学原理,何玉付等著,吉林大学出版社
2.比较,吴敬琏主编,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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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下,我国市场经济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多种产业经营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经济一体化是企业经营发展的主流趋势,其对外适应经济全球化变革趋势,对内符合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总体上推动着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经营。本次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对企业经营造成的影响,以实际营运状况提出了科学的对策。
关键词 区域经济 企业经营 影响 对策
经济全球化时期,中国社会经济营运方式也接受了新的调整,地方与地方之间经济的关联性越来越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的概念。经济一体化是跟随我国市场经济实况拟定的方案,与本国基本国情及经济体制要求相互一致。企业应立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重新调整现有的经营方案。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涵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区域内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之间,通过建立共同的协调机构,制定统一的经济贸易政策,消除相互之间的贸易壁垒,逐步实现区域内共同的协调发展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至今,中国与周边国家进出口贸易额有了明显的提升,呈现出来的经济发展价值显著。例如,2012年1-6月份,中国进出口总额18398.4亿美元,累计同比增长7.97%,其中出口额9543.76亿美元,累计同比增长9.19%,进口额8854.64亿美元,累计同比增长6.68%[1]。
二、区域经济发展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国内企业经营的影响,应当坚持统筹性原则展开对比,既要考虑国际经济体制对本国经济的冲击,也要顾及国内市场变动的营运要求。笔者从国内外市场、优缺点等方面综合探讨。
1.国内市场的影响
(1)优势。经济一体化趋势对本国经济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使国内也开始将一体化模式缩小,转移到国内地区的经济合作中,成功的复制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战略模式。例如,国内创建经济一体化模式,不同省、市、区等地方企业可以共同合作发展,开辟出更多的投资项目,提高了日常经营的收益水平。
(2)弊端。区域经济最早出现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将其应用于本国市场调控,对经营者是一种很大的挑战,尤其是管理经验的缺乏,往往会导致经济模式的失败[2]。例如,国内地区市场建立经济合作圈时,往往因市场利益分配制度不均衡而产生矛盾,阻碍了经济一体化模式的持续推广。
2.国外市场的影响
(1)优势。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是必然的决策,从区域经济发展开始走向经济全球化,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经济一体化使国内经营者熟悉了国外市场的营运状况,以灵活地调整经营模式而维持预期的收益。此外,吸引了大批外国商家参与本国投资,逐渐扩大了我国现有的市场范围。
(2)弊端。表面上,经济一体化加强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关联,为各国经济贸易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但实际经营期间产生的影响比较复杂,当本国企业与国外企业发生利益冲突时,国际上对于经济违规行为的制裁力度不足,严重侵犯了国内企业的正当利益。例如,“倾销事件”等。
三、企业应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策略
自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逐渐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合作,亚太地区经济体制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这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应用表现。针对区域经济发展对企业参与国内外市场经营造成的影响,企业必须要从宏观上掌握经济趋势,拟定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
1.战略方面。企业所面对的经营环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环境,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企业欲求长期稳定的生存与发展,就必须高瞻远瞩,审时度势,随机应变。首先要深入了解区域经济发展趋势的深刻内涵,在此基础上灵活地调整经营方式,以创造经营收益为标准,开辟新的经营方案,发挥出市场战略应有的价值。
2.决策方面。企业日常经营的中心内容是决策,企业经营的优劣与成败,完全取决于决策职能。决策正确,企业的优势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扬长避短,在风险经营环境中以独特的经营方式取得压倒的优势[3]。因此,经营者要多方收集市场信息,及时地调整现有经营模式,通过提高市场决策的科学性,带动产业经营水平的提高。
3.开发方面。注重新型项目的开发,开发不仅仅限于人、财、物,经营管理的开发职能的重点在于产品的开发、市场的开发、技术的开发,以及能力的开发。财务部门要做好成本资金的调控管理,发挥出财务部门应于的调控职能,集中表现为资金筹措职能、资金运用职能、增殖价值分配职能以及经营分析职能。
4.市场方面。市场是企业参与经济活动的主要平台,维持市场稳定性对企业营运模式具有保障作用。鉴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经营者要懂得科学地调配市场方案,降低国内外市场局势变动造成的风险。企业同它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系统的诸环节保持协调,这种同外部环境保持协调的职能,被称为社会关系职能或公共关系职能。
结论:总之,基于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呈现了良好的发展趋势,各个行业在政府宏观调控中实现了收益的增长。为了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企业要深入分析新经济体制对国内外市场的影响,提出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
参考文献:
[1]赵平.区域经济一体化概念的基本内涵.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11.33(12):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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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变,是20世纪末中国社会经历的重大变革。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武术走出了计划经济的藩篱,吹响了市场化改革与发展的号角。
武术市场化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市场机制(价格、供求和竞争机制)为基础,使武术的各种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武术市场化的实质是市场机制作用增强的过程。市场机制的作用越强,市场化程度越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武术必须进行改革,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进行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对于武术市场化,一些学者却持不同看法,认为武术不能市场化,由市场主宰其生存;即肯定、接受市场与市场机制的存在和作用的现实,却排斥市场化的可行性。
武术本来就存在市场,何来武术市场化的争议?原因在于,一些人士认为,以经营为目的的市场交易,会导致一切以经济利益为中心,从而损害武术的健康发展。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和现代体育自身发展的规律,都要求将市场机制引进体育事业的发展,按市场取向进行深化改革。然而,体育提供的商品,是一种介于“公共品”和“私人用品”之间特殊的“商品”,它在体育运动规律的制约之下,并不完全服从于一般的经济规律,不能单纯地追求经济效益。所以,体育只能有条件、部分地实行市场化。
在强调国家宏观调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武术市场化不是将武术全部纳入市场经济的轨道,而是将能够进入市场,实行商业化经营的部分,即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效用的领域,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使武术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而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武术领域,还得依靠国家管理部门的宏观调控。
反对武术市场化者,除对市场化的理解存在歧义之外,认为计划经济时代产生的“举国体制”优越的观点,亦十分普遍。“举国体制”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即使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它仍有集中力量办体育的优势。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举国体制”所依存的社会环境已发生变化,它也面临着适应市场经济的问题,也要引进市场机制进行改革。所以,以“举国体制”的优越,而反对武术市场化者,从根本上难以立足。
在肯定武术市场化的同时,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将武术市场化扩大化,简单地将武术市场化等同于经济转型期武术的改革与发展;二是将武术市场化缩小化,将武术市场化理解为市场开发。市场开发是武术市场化改革与发展的核心与重要方面,但并不等于市场化改革与发展。武术市场化改革,带来了一场从宏观的政府管理到微观的市场运作的观念革命,其实质是将市场运行机制引入武术的发展领域。
武术市场化与武术产业化都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出现的新名词,二者都有向市场经济方向转化的含意,以致经常出现相互替代的现象,但这两个名词的内涵不尽相同。武术产业化是用产业运作的方式来发展武术事业。调节产业运营的基本方式有计划、市场以及计划和市场相结合三种方式,市场调节并非唯一途径。武术市场化是指在武术经济运行过程中逐步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而武术产业化是在组建武术产业部门的基础上,用产业运作的方式来经营武术。武术产业化是武术市场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二者有密切联系,但不是同类概念,不能等同、替代。由此可见,武术市场化不等于武术产业化。
产生于农耕文明背景的中国武术,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间存在着割舍不断的天然情结。然而,20世纪末以来,武术的市场化改革与发展却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重要缘由在于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
从建国到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经历了四十余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此种体制下,整个社会的人、财、物资源是按照行政指令,通过指标分解、调拨,由政府预先编制的计划来配置的。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在建国初期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它越来越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桎梏。
从社会经济形态来说,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一直是一种“短缺经济”,企业的生产按计划指标执行,无需考虑产品的销售问题。武术事业亦是如此,文化生活的贫乏,使人们对武术运动投入极高的热情。然而,今非昔比,“短缺经济”早已被“过剩经济”所取代,面对高科技的娱乐产品和西方现代体育项目的冲击,武术市场的萎缩,已是不争的事实。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武术要寻求发展的空间,就必须考虑消费者的需求,主动地适应市场。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门的再度打开,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浓郁的体育商业气息,使生活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观众耳目一新。奥运会、世界杯、NBA,职业拳击等各种赛事在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炒作之下,走进人们的娱乐生活。西方体育市场化运作所带来的繁荣景象,引导着武术的发展路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武术融入国际体育大环境创造了机遇。在武术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的进程中,中国加入WTO,为武术参与国际体育市场竞争,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在开放的环境下,武术不可能脱离世界体育而单独前进,它注定要融入市场经济的大潮,在体育市场化的舞台上绽放出东方体育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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