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保险条例范文
时间:2024-01-05 17: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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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第一条、本条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第二条、本条例所指的财产保险,包括财产保险、农业保险、责任保险、保证保险、信用保险等以财产或利益为保险标的的各种保险。
本条例中的保险事故,是指发生保险合同责任范围内的事故。
第三条、财产保险的投保方(在保险单或保险凭证中称被保险人),应当是被保险财产的所有人或者经营管理人或者是对保险标的有保险利益的人。投保方向保险方申请订立保险合同,负有交纳保险费的义务。
第四条、保险合同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向合同管理机关申请调解或仲裁,应从其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第二章、保险合同的订立、变更和转让
第五条、投保方提出投保要求,填具投保单,经与保险方商定交付保险费办法,并经保险方签章承保后,保险合同即告成立,保险方并应根据保险合同及时向投保方出具保险单或者保险凭证。
第六条、投保方可以与保险方订立预约保险合同。保险方应当根据保险合同向投保方出具预约保险单,以资证明。
预约保险合同应当订明预约的保险责任范围、保险财产范围、每一保险或一地点的最高保险金额、保险费结算办法等。
在预约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投保方应当将预约保险合同范围内的每一笔保险,按规定及时向保险方书面申报;保险方对投保方每一笔书面申报,均应当视作预约保险合同的一部分,按保险合同承担保险责任。保险方有权查对申报内容,如有遗漏,投保方必须补报。
投保方有权要求保险方对申报的每一笔保险,出具单独的保险单。
第七条、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方应当将办理保险的有关事项告知投保方;投保方应当按照保险方的要求,将保险方在决定其是否接受承保或者据以确定保险费率所需了解的有关主要危险情况告知保险方。
保险合同成立后,如果发现投保方对本条上款所述的主要危险情况不申报或者有隐瞒或者作错误的申报,保险方有权解除保险合同或者不负赔偿责任。
第八条、由于投保方的故意而发生保险事故,造成保险财产损失的,保险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九条、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投保方和保险方可以协议变更保险合同的内容。对于变更保险合同的任何协议,保险方均应当在原保险单、保险凭证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以资证明。
第十条、保险合同一经成立,保险方不得在保险有效期内终止合同。如果按法律或者保险合同的协议,保险方提前终止保险合同时,则应将按日计算的未到期的保险费,退还投保方。
投保方要求终止合同时,保险方有权按照国家保险管理机关规定的短期费率表的规定,收取自保险生效日起至终止合同日为止的保险费,退还投保方原已交付的保险费。但货物运输和运输工具的航程保险,保险责任一经开始,除非保险合同另有规定,投保方不能要求终止合同,也不能要求退还保险费。
第十一条、除货物运输保险的保险单或者保险凭证可由投保方背书转让,毋须征得保险方同意外,其他保险标的的过户、转让或者出售,事先应当书面通知保险方,经保险方同意并将保险单或者保险凭证批改后方为有效,否则从保险标的的过户、转让或者出售时起,保险责任即行终止。
第三章、投保方的义务
第十二条、投保方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交付保险费,如不按期交付保险费,保险方可以分别情况要求其交付保险费及利息或者终止保险合同。保险方如果终止合同,对终止合同前投保方欠交的保险费及利息,仍有权要求投保方如数交足。
第十三条、投保方应当遵守国家有关部门制订的关于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和劳动保护等有关规定,维护劳动者和保险财产的安全。
保险方可以对被保险财产的安全情况进行检查,如发现不安全因素,应及时向投保方提出消除不安全因素的合理建议,投保方应及时采取措施消除。否则,由此引起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由投保方自己负责,保险方不负赔偿责任。
第十四条、保险标的如果变更用途或者增加危险程度,投保方应当及时通知保险方,在需要增加保险费时,应当按规定补交保险费。投保方如不履行此项义务,由此引起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保险方不负赔偿责任。
第十五条、在发生保险事故后,投保方有责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避免扩大损失,并将事故发生的情况及时通知保险方。如果投保方没有采取措施,保险方对由此而扩大的损失,有权拒绝赔偿。
第四章、保险方的赔偿责任
第十六条、保险方对发生保险事故所造成的保险标的的损失或者引起的责任,应当按照保险合同规定履行赔偿责任。
除另有协议者外,保险方的赔偿责任是对投保方在发生事故当时实际遭受的损失负责赔偿,但最高以保险标的的保险金额为限。如有分项保险金额的,最高以各该分项保险标的的保险金额为限。
保险方在赔偿保险财产损失时,应当将损余物资的价值和投保方从第三者取得的赔偿,在保险赔偿金额中扣除。
第十七条、投保方为了避免或者减少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而进行施救、保护、整理以及诉讼所支出的必要的合理费用,以及为了确定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所支付的对受损标的检验、估价、出售的合理费用,按照保险合同的规定,由保险方负责偿还,但最高以保险金额为限。
第十八条、投保方要求保险方赔偿时,应当提供损失清单和施救等费用清单以及必要的帐册、单据和证明。保险方收到投保方要求赔偿的单证后,根据保险合同的规定,核定应否赔偿;在与投保方达成有关赔偿金额的协议后,应在十天内偿付。保险方如果不及时偿付,则应承担违约责任,自确定赔偿金额之日起十日后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当时对企业短期贷款利率支付违约金。
第十九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应当由第三者负责赔偿的,投保方应当向第三者要求赔偿。如果投保方向保险方提出赔偿要求时,保险方可以按照保险合向规定,先予赔偿,但投保方必须将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转让给保险方,并协助保险方向第三者追偿。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条、公民个人同保险方签订的保险合同,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二十一条、涉外财产保险合同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二十二条、海上保险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外,适用本条例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本条例自之日起施行。
篇2
从5月1日开始,北京最大的财产保险公司———中国人保北京分公司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费率调高了10%.而且,除了平安财险外,在京的各财产保险公司都对第三者责任险的费率进行了上调,比例几乎也都是10%.这意味着,以投保10万元第三者责任险为例,原来各家公司的保险费大都在1000元左右,上调10%后,投保人基本上要多花100元左右。
人们不禁要问:汽车价格不断在降,“第三者责任险”上涨为哪般?
促使这次京城各财产保险公司对车险中的第三者险价格进行调整的“导火线”,是中国保监会在4月底发出的一纸通知。这个通知要求,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强制保险条例出台之前,仍然按照商业保险公司的第三者险条款办理,但保险公司可以在10%的范围内对费率进行调整。
保监会发出这一通知的初衷,则是从5月1日开始执行的新《道路交通安全法》。因为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与之相配套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同时生效。
根据新的司法解释,交通事故的伤亡赔付无论是费用还是期限都更加有利于受害者。其中对于交通事故造成的人身死亡赔偿比过去提高了一倍,这就意味着商业机动车第三者险对于死亡赔偿也相应地提高了一倍。如果不进行费率的调整,保险公司很难面对未来的风险。又如死亡赔偿期限由原先赔偿10年改为20年;在医疗费用中,以往的药费赔偿只限于“公费医疗的药品范围”,现在取消了这个范围;并在原有的基础上,新增了康复费和整容费等赔偿费用。保险公司只得通过提高车险价格以应付压力。
目前所施行的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额有5万元、10万元、20万元、50万元等六档,而车主图便宜买5万元的比较多。有传闻说,强制保险条例规定必须买20万元的,所以第三者责任险费率肯定会有所上调,而车损险费率的上调可能会与此同时进行,毕竟车险赔付率上涨的压力还需要进一步释放。
其实,车险要涨价的消息早就有所耳闻。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前不久公布首份年报时就表示有意提高车险费率。据了解,继2003年下半年上调保费之后,人保集团计划进一步调高车险保费。那么,人保集团计划调高车险保费的原因是什么呢?两个数字也许能说明问题:一是人保集团车险业务2003年的赔付率(理赔额与保费收入的比率)已从2002年的78.2%升至80.3%.2003年赔付率如此之高的主要原因在于上半年损失率高达82.2%.二是人保集团在下半年上调保费后,赔付率降至78.6%.但是,为了进一步提高盈利能力,人保集团还将继续上调保费。
人保集团今年第一季度在中国车险市场的占有率为67%,是车险业的龙头老大,而中国财险业的现状依然是“大公司决定市场”,再加上去年上半年车险价格战之后车险价格有回调压力,所以分析人士认为,人保集团上调保费基本上意味着其他财险公司也会跟进。结果,果然不幸言中,各财产保险公司都对于第三者责任险的费率进行了上调。然而,如果站在保险公司立场来看,调整第三者责任险费率,可以理解为商业保险公司对于市场变化的一种正当应变。
根据中国保监会提供的数字,目前全国机动车投保第三者责任险的整体比例不足30%,而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全国强制投保后,事故受害人无处索赔的比例将大大减少。因此,强制保险可以充分发挥保险的经济补偿和社会管理功能。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实行强制保险除了对大众利益有好处外,对保险公司来说也是一件好事。(财险)市场主体将由注重规模扩张向速度、质量和效益并重的增长方式转变,费率恶性竞争的形式将有所缓和,市场竞争趋于理性。市场竞争趋于理性的外在表现就是车险费率的上调;车险费率上调轨迹的背后是财险公司经营目标和增长方式的转变。
篇3
自国务院法制办日前公布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草案)》并面对社会征求意见以来,社会各界对该条例草案的意见反馈非常活跃。这个备受争议的草案再次成为国内法律界、保险界众多知名专家学者同席探讨的一个话题。期望通过讨论,经过修改后能给公众一个严谨而合理的强制三者险。
正式条例年内有望出台
2004年5月1日,确立了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开始正式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以下简称《高法司法解释》)也于同日开始实施;《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正在加紧起草过程之中,很快会进入实施阶段。
四部与汽车责任保险制度有关的法规近乎同时实施,无疑为中国汽车责任保险制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必将极大地推动中国汽车责任保险制度的创新和发展,并进而推动中国汽车保险产品结构从现在的以车损险为主的结构向以责任险为主的结构转换。
目前国外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强制三者险制度,建立强制三者险制度,可以发挥三个方面的社会管理职能:一是避免因事故肇事方经济赔偿能力的不足导致受害人利益无法得到保障;二是避免单位和个人因交通事故造成财务风险;三是保障肇事逃逸事件中的受害人能够获得经济补偿。数字显示,去年我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多达10万人,占意外事故死亡人数的80%以上。目前机动车三者险的投保率为30%左右,农用运输车等投保率仅为6%,大量机动车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上道路行驶,造成对自身和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极大威胁。
业内人士预计,各界翘首期盼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尽管有待于继续修改,但总的原则不会改变,将有望于今年年内出台。(个股全面跟踪黑马将从这里起飞…)
质疑“无过错责任”
草案引发争议的焦点是强制三者险责任限额内如何实行无过错责任、赔偿范围的宽窄以及社会救助基金如何落实等问题。针对正在征求意见的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中规定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保险业界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条例》草案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是根据《道交法》第76条规定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制定的。但目前,社会各界对《道交法》第76条的含义有着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车主应承担“无过错责任”,肇事车辆投保了强制保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他人人身伤害或者是财产损失,保险公司就应当首先予以赔偿,不论交通事故当事人各方是否有过错以及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如何。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公司日前表示:“如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将导致强制保险所承担的责任范围急剧扩大,造成保险费率水平的大幅提升。而且,最近出台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又使对交通事故中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较以前有大幅的提高。两者相加,将会导致索赔率和损失率的大幅攀升。据初步测算,实行无过错制将使投保人在现行交费水平基础上,增加150%至200%.也就是说原来平均一辆汽车的三者险保费是1000元,而将来是2500元到3000元。”
三者强制险草案最让各保险公司感觉“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当属第20条和21条的“无过错责任”条款。认为三者强制险草案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不符合中国国情。如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将导致强制保险所承担的责任范围急剧扩大,造成保险费率的大幅提升,增加投保人的缴费负担。根据人保的初步测算,实行无过错责任制度,将使得投保人在现行缴费基础上,增加150%至200%.这种费率水平很可能超出社会的承担能力,严重打击机动车所有人的投保积极性,不利于强制保险制度的推行。另一个后果是,三者险整体赔付成本将明显提高,并可能造成赔付成本攀升——保险业亏损——费率上升的恶性循环。为力阻机动车三者险保费出现这种飙升态势,2月底,保险业各界在北京达成共识,提交一份报告报送国务院法制办,同时由保险业的政协委员在两会期间提交一份关于修改《道交法》第76条规定和相关配套法规规定的提案。
角色不清引发争议
机动车三者保险的强制实施不仅能发挥社会保障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而且能保护机动车驾驶人、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利益。但是现在的《条例》草案中机动车三者险面临很多角色不清的尴尬。
比如,这一强制保险是社会保险还是商业保险,如果作为社会强制保险,商业保险公司是代办还是经营模式?如果是商业保险,那么《条列》草案规定的“不盈利不亏损”原则如何经营,保险公司盈利是不可能的,那么什么样的费率能达到不亏损的界点?会不会导致新一轮恶性的费率竞争?
再如,《条例》草案中提到实行强制三者险,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人求助基金,基金的来源、经营权及提供基金的来源方能否得到国家的税收支持?
此外,《条例》草案第二十条规定了强制保险保险费的支付方式,即由保险公司的先行垫付抢救费用。但对投保人恶意欠费、保险公司如何有效追偿却没有明确规定。这些可能导致保险公司产生巨额的应收保费,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到一定程度上,进而影响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进而影响广大投保人的利益。
现在公众对强制三者险抱着很大乐观情绪,但结合实际情况并按着精算基础来做,最终强制三者险面临的是一个较高的费率水平,而费率的提高导致三者险费用的成倍上升,最终的承受者可能恰恰是机动车消费群体。
对于去年5月1日起实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集中体现的矛盾和问题,条例草案并没有解决,而是采取了诸多模棱两可的表述。业界广泛认为,目前的条例草案可操作性不大,很多制度都不够完善,比如关于先行赔付,在草稿的条例中,不管保险公司有没有责任都要先行进行赔付,因而造成了保险公司的不满。
不动“大手术”不行
业内专家指出,目前的条例草案之所以会引起争议,主要是由于框架还比较粗,条例太少,内容太简单,不够具体,即使是有些很宏观的内容都很含糊。有待大动“手术”。如何进行“大手术”,专家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条例中关于赔付的环节应只涉及人身伤亡的赔付而不进行财产赔付,关于财产赔付应放在商业保险中解决。这是一种以人为本,尊重生命的做法,因为保费是固定的,如果既赔付人身伤亡又赔付财产的话,分配到救治人的生命的资金就会比较少了,可能会影响到对投保人的救助。而人的生命是惟一的不可复原的,财产却可以复原,所以应该把对人的救治作为惟一目标。
其次,《条例》应该由保监会或其他权威部门统一制定,而不应由公司上报,造成多重标准。如果由公司上报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公司在业务管理费上面做文章,造成表面亏损。作为一项不可选的强制性保险,如果存在多重标准,对消费者不利。
第三,费率构成应由四部分组成,即:预期损失、业务费用、特别准备金和道路救济基金提存比例。
第四,草案的架构也不够合理、比较乱,总则之后就是投保,后面还有赔偿、罚则和附则。合理的架构应该顺序如下:总则、保险合同、道路救济基金管理办法、监管条例、罚则和附则。
第五,对于《道交法》第75条关于人伤急救入院由保险公司先垫付订金,以及第76条关于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规定都不够合理,这都会造成赔付率的上升,而保险公司必然会把多赔付的资金转嫁到投保人身上,进而既不利于保险公司也不利于投保人。
此外,草案很多规定应更加清晰明确,不应模凌两可。《条例》的正式出台可以辅以《实施细则》,而最终要全面考虑到保险人、被保险、受益人和保险公司投资人的权益,更要考虑到保险的基本原理,“它应是通过一种经济补偿恢复正常的秩序或者是通过分散风险来减少风险的损失。”
国外经验值得借鉴
保监会人士认为,合理的法律制度既要充分保障所有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又要体现对多方当事人的平等和公正。在制定机动车相关保险政策方面,汽车产业刚刚起步的中国无疑是个“新兵”。
目前国外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强制三者险制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我国应在立法过程中积极借鉴国外经验,可以少走弯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保监会还用国外的实例间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在美国的50个州中,仅有13个州采用无过错责任制,而在英国,则全面实行“过错责任”。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等国家,均采用“以责论处”方式。
日本的“政府介入强制三者险”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兴趣。据日本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式会社人士介绍,在日本,每张强制三者险保单的60%保费是由政府承担的。为了防止承保第三者责任险的各家公司之间产生收支不平衡,成立了公共基金。将第三者责任险的保费全部纳入基金,通过法律对分配保费、保险赔偿金等的业务进行分摊,谋求风险的均摊和收支的平衡。不少业内人士对日本这种做法的评价值得借鉴。
篇4
关键词 交强险第三人 法律解释 国外法 无过失保险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简称“交强险”,是指以救助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为目的,通过法律强制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以法定的责任限额进行投保,并由保险公司以不盈不亏原则进行经营的一种法定责任保险豍。交强险第三人,是指除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外的因被保险人的侵权行为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而对保险人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豎。第三人制度的设立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原理,直接为第三人设定了利益,其设立的目的就是保护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通过保险公司的代偿义务使其尽快得到救济。因此,明确第三人的范围直接关系着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根据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3条及第42条第2款豏规定,我国交强险中的第三人是指除投保人、投保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及本车人员之外的受害人。对本车人员、驾驶人员的具体含义却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因此,关于交强险第三人范围问题一直存在很多争议,相似案件在各地法院出现不同判决,对此问题有必要做深入探讨。我国交强险主要存在以下四个问题:
一、投保人是否应一概被排除在第三人范围之外
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将投保人一概排除在第三人范围之外将造成法律规范之间出现两矛盾:一是条例与法律之间的矛盾,二是条例与司法解释之间的矛盾。
所谓体系解释,指根据法律条文在法律体系上的位置及该法律条文前后的关联,以确定它的意义、内容、适用范围、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的解释方法。体系解释不仅要求同一部法律条文之间规定相一致,同时要求不同法律之间规定保持一致,不能出现矛盾或相抵触的情形。根据《保险法》第10条第2款及第48条豐的规定,投保人只负有订立保险合同、缴纳保费的义务,而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42条第(二)项豑的规定,投保人除此之外还必须是投保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可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与《保险法》对投保人的规定并不完全一致。保险法仅规定投保人是保险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是保费的缴纳人,并未对投保人作其他限制,但交强险条例却将投保人限定为被投保财产的所有人或管理人,这是条例与法律之间的矛盾之处。该条例将保险法中投保义务人范围缩小也构成了对上位法的抵触。如果投保人仅是保费缴纳者,并非事故发生时车辆的所有人或管理人,投保人与该车辆就没有任何利益关系,将投保人一概排除在第三人范围之外显然是不合理的,此时,投保人应当被纳入第三人范围。
如果投保人既是投保机动车的保费缴纳者,同时是该机动车的所有人或管理人,但投保人是在自己投保车辆之外遭受了本车伤害,此种情形下,投保人是否应当被排除在第三人范围之外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规定,投保人允许的驾驶人驾驶机动车致使投保人遭受损害,当事人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投保人为本车上人员的除外。也就是说,该解释规定了投保人不在本车上的情形下可以被纳入第三人范围。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3条将投保人一概排除在第三人范围之外的规定相矛盾。这构成了条例与司法解释之间的矛盾。很显然该司法解释更符合现行交强险的立法宗旨,在对第三人的认定上更具有灵活性,没有将投保人一概排除在第三人范围之外,而是规定了例外情形。
因此,条例与法律、司法解释之间的规定不一致不仅造成法律体系出现漏洞,同时使法律适用陷入困境。
二、如何理解交强险中的驾驶人员
采用限缩解释的方法理解交强险中的驾驶人员更符合立法目的。限缩解释又称缩小解释,是指通过缩小法律条文的文义范围使其更符合立法本意。运用该解释,保险合同中所称的驾驶人员范围应被缩小,理解为正在驾驶车辆具备驾驶资格的人员,而非所有在车上具备驾驶资格的人员。正在驾驶车辆应为驾驶人员实际在操作、控制着车辆的行驶,或者正在进行与车辆行驶有关的操作豒。比如,在多个驾驶人员轮流驾驶的情况下,正在驾驶的人员造成其他非正在驾驶人员伤亡且事故发生时非驾驶人员不在车上的,后者应当被纳入第三人的范围并有权请求赔偿,因为其虽为驾驶人员,但在事故发生当时对车辆并不具有控制操作行为,因此不属于交强险中的驾驶人员。在自损事故中,车辆驾驶人即便不车上,但若是由其自身没有操作、控制好车辆的原因造成其自身伤亡的就不应当属于第三人,无权请求赔偿。该法律解释方法将驾驶人员限定为机动车的实际操作者和控制者,如此,也更符合交强险立法目的。
三、本车人员是否属于第三人应否区分具体情形
从目的解释的角度来看,将本车人员排除在第三人范围之外不符合交强险立法宗旨。目的解释,是指以立法目的作为根据以解释法律的一种解释方法。从交强险立法宗旨来看,保护交通事故受害人应当成为交强险条例首要的立法目的,本车人员如果属于事故受害人就应当被考虑得到交强险赔偿。从限缩解释的角度看,认定事故受害人究竟属于本车人员还是第三人要看事故发生当时这一特定时间受害人是在车上还是车下,因此应当将车上人员限定为事故发生当时的车上人员。第三人和车上人员应当均为特定时空下的临时身份,这种身份不是永久不变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豓。对第三人的认定要从动态的角度和缩小解释的方式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作出符合公平正义的判决。 从比较法解释的角度看,英、美、日,包括我国台湾地区都没有将本车人员排除在第三人范围之外(下文对此将有更明确的阐述)。我国交强险条例之所以将车上人员排除在第三人范围之外,主要是由于立法者考虑到乘客一般可以通过合同法得到承运人的违约赔偿金。但从车上人员的范围来说,乘客只是车上人员的一部分,并非所有车辆都是运营车辆,还包括私人车辆、货运车辆等,也并非所有车上人员都可以通过向承运人索赔得到救济,如搭乘便车者、私家车上的其他乘车人员等。从交强险立法宗旨来看,只要受有损害,本车人员就可以要求保险公司的赔偿。从车辆控制论来说,车上人员并非车辆的实际控制者,因此应当属于独立于驾驶人及被保险人的第三人;从利益相关理论来说,驾驶人之外的车上人员与车辆的运行一般没有利害关系,并未从车辆的运行中获取额外利益,因此不应当被排除在第三人范围之外。
如果将本车人员纳入第三人范围,在多车事故中,当事故车辆都投保了交强险,受害人该向本车的保险公司索赔还是向对方的保险公司索赔?本文认为,从交强险作为责任险的本质来看,如果一方全责就应当向负全责一方保险公司索赔,如果均负一定责任,则应当按比例向对方的保险公司索赔。如果应负责任一方没有投保交强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9条规定豔,即便事故车辆没有投保交强险,受害人仍有权要求责任人投保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给付赔偿金。
四、如何认定被保险人和驾驶人的家庭成员
对于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我国《保险法》只在第62条规定了保险人不得对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组成人员行使代为请求赔偿权。交强险条例也没有将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排除在第三人范围之外,但在各大保险公司的责任保险条款里却将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排除在第三人之外,如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6条规定:“保险车辆造成下列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不论法律上是否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一)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的人身伤亡、所有或代管的财产的损失;(二)本车驾驶人员的人身及其家庭成员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三)本车上其他人员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平安保险公司也有类似规定。保险公司任意缩小第三人范围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应当被认为无效。另外,保险条款对家庭成员的范围也未作解释,而我国刑法、民法对家庭成员也没有作统一的解释。因此,家庭成员包括哪些亲属关系成了适用该保险条款时不得不面对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尽管从情理上来说,家庭成员一般不会向亲人索赔,但随着法治社会的逐渐形成、人作为个体的独立性及法律的应然性角度考虑,立法上还是应当做出相应的规定,赋予家庭成员相应的索赔权,至于是否索赔还在于个人,公民可以放弃权利,但不能没有权利。
五、各国立法情况
1927年美国开始实施汽车强制保险法(交强险),1970年以后逐渐实行无过失保险制度,对每一汽车保险受害人无论有无过错均予以基本保护。无过失保险并不是表示责任人在汽车事故中没有过失,而是指在发生事故后的索赔过程中没有必要证明谁有过失豖。遭遇车祸的所有当事人,只要身体受到伤害就可以从自己的保险人那里得到赔偿,该模式是责任险与伤害险的结合体,强调对受害人的保护而非责任。
英国交强险中的第三人是指被保险人、机动车驾驶人以外的第三人,包括机动车上的乘客。驾驶员不能成为第三人的理论依据是:“被保险汽车的驾驶人员,在法律上被认为和保险人形成法定合同关系,机动车驾驶人员的姓名不必要写入保险单,驾驶人员视同被保险人豗。”此处的驾驶人员应当是事故发生当时车辆的实际驾驶人,否则也可以作为第三人要求赔偿。
日本交强险以是否具有他人性来判定受害人是否属于第三人的范围,只有具有他人性的事故受害人才可以依交强险请求赔偿。《日本汽车损害赔偿保障法》第3条规定:“为自己运行汽车者,因其运行侵害他人生命或身体时,就因此而产生的损害负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及驾驶人对汽车的运行并未怠于注意、受害人或驾驶人以外的第三者有故意或过失且汽车无构造缺陷或机能障碍时,不在此限豘。一般而言,“他人”是指行人、车上乘客及其他具有他人性的交通事故受害者。事故发生时的机动车驾驶人、辅助驾驶人如售票员、助手等不具有他人性,不属于第三人。由于该法并未明确他人的具体含义,对他人的理解在日本实务中长期存在争议。
根据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2005年修订)第10、11条豙的规定,受害人是指除被保险汽车的被保险人、实际驾驶人之外的交通事故第三人。在自损事故中,《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实施细则》第3条第2款明确规定,“汽车交通事故仅涉及一辆汽车者,受害人不包括该汽车之驾驶人。”在多车事故中的驾驶人员,对于驾驶本车而言是加害人,对于肇事的他车而言又是受害人,他车的保险人应当对本车驾驶人员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相比国外法,我国法律对交强险第三人范围规定比较传统,并且局限于责任险的框架内,缺乏突破性和创新性,且第三人范围过窄,将投保人、本车人员等一概排除在外,不能更好的保护受害人的权利并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
综上,本文认为,对交强险第三人范围应当采取动态的认定方式,不能拘泥于文字的表面含义,要结合交强险的立法宗旨、社会的现实需要,对投保人、驾驶人员、本车人员及其家庭成员采取限缩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等多种法律解释方法及比较法等方式进行认定。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2011级法律硕士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保险法)
注释:
豍丁凤楚著.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页.
豎郑克宝诉徐伟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兴支公司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8年第8期.
豏《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3条:“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第42条第2款规定:“被保险人是指投保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
豏 《保险法》第48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保险法》第10条第2款:“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
豑《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42条第(二)项规定:“投保人是指与保险公司订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
豒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法官学院编.法律教学案例精选/商事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3页/
豓 郑克宝诉徐伟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兴支公司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8年第8期.
⑧ 第19条:“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⑨齐瑞宗、肖志立编著.美国保险法律与实务.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页.
豗Raoul Colinvaux ,The Law of Insurance,5thed,Sweet and Maxwell ,1984,428-429.转引自邹海林著.责任保险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
篇5
1、判决书字号
一审判决书: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1999)乐经初宇第4号判决书。
二审判决书: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1999)海南经终字第84号判决书。
2、案由:车辆保险合同赔偿案
3、诉讼双方
原告(上诉人):吴凯敏,男,1989年6月24日生,汉族,广东省阳江市人,学生。
原告(上诉人):吴缓缓,女,1992年生, 汉族,广东省阳江市人,学生。
法定人(一、二审):吴贵源,男,1964年5月生,汉族,广东省阳江市人,乐东黎族自治县国营山荣农场职工,系原告之叔父。
诉讼人(一审):吴海丘,男,乐东黎族自治县公安局干部。 诉讼人(一、二审):王晓辉,海南乾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诉讼人(二审):邹志诚, 海南乾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被上诉人):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乐东黎族自治县支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样兴,该公司副经理(负责全面工作)。
诉讼人(一审):王浩,男, 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干部。
诉讼人(一审):谭雄,男, 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乐东黎族自治县支公司干部。
4、审级:二审。
5、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一审法院: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邢廷灼;审判员:刘宏武;审判员:陈大桃。
二审法院: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员:彭健生;审判员:陈海燕;审判员:林珩。
6、审结时间
一审审结时间:1999年6月1日。
二审审结时间:1999年10月20日。
(——)一审情况
1、一审诉辩主张
原告及其法定人、委托人诉称:吴贵华于1995年6月20日将自用的公爵牌小轿车(车号琼D70020)向被告投保,保险期1995年6月23日至1996年6月22日。并按规定缴纳了保费,领取了保单。1995年12月12日,吴贵华驾驶投保车从陵水县到海口办事,在东线高速公路定安县境内与他车相撞,造成车毁人亡的重大交通事故。原告按保险合同规定向被告提出索赔,请求赔偿“12.12”交通事故的损失204872.70元人民币。被告人及其委托人答辩称:在“12.12”交通事故发生前八天即12月4日,原告之父吴贵华驾驶投保车在儋州市八一总厂英岛农场验收工程时,因与该场女职工刘英雄发生争吵,便启车将刘撞伤致残。在公安机关已扣留该车钥匙的情况下,吴贵华用摇控器将车启动驾车逃跑,说明吴贵华在触犯国家法律后为逃避公安部门的处理而畏罪潜逃。投保车辆成为协助吴逃跑的工具。该车发生交通事故属保险除外责任。被告不予赔偿是合法的。
2、一审事实和证据
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1995年6月20日, 原告之父吴贵华将自用的公爵牌小轿车一辆(车号琼D70020)向被告投保。保险金额20万元人民币,保险期限1995年6月23日至1996年6月22日。原告之父吴贵华依约缴纳了保险费, 并领取了保单。1995年12月4日, 吴贵华驾驶投保车在儋州市八一总场英岛农场四O二队将该场女职工刘英雄撞成重伤。吴贵华驾车和该队的保安员到八一总场公安分局报案。接到报案后,八一总场公安分局派交安科科长吴坤武等人前去处理。吴坤武驾驶琼D70020(即事故车)小轿车赶赴现场。车行至距事故现场20多米处停下采,吴坤武带领人员准备进入现场勘查时,吴贵华怕受伤家属围攻,要求留在车上。吴坤武同意并将车钥匙扣下。公安人员正在勘查时,留在车上的吴贵华将车开走。公安人员责令吴贵华停车,但吴未作反应,继续开车逃离现场。1995年12月12日,吴贵华驾驶琼D70020号小轿车(即事故车)从陵水去海口,在东线高速公路定安县境内,与对面开来的桂p86158号大客车相撞,造成琼970020号小轿车基本报废,吴贵华当场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经定安县交警支队认定,吴贵华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因此,原告作为吴贵华的法定继承人请求被告承担保险责任,赔偿“12.12”交通事故的损失。
3、一审判案理由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鉴于上述事实认为:原告之父吴贵华与被告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乐东县支公司之间存在汽车保险法律关系,本院予以确认。“12.4”交通事故发生后,肇事者驾驶事故车辆逃离现场,主观上有逃避承担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的故意。公安机关虽未对吴贵华的人身采取任何强制措施,但已对事故车辆采取了强制措施,扣留了该车的钥匙。据此,应视为公安机关暂时扣留了事故车辆。未经批准,任何人不得擅自开动。但吴贵华无视法律尊严,乘公安人员勘查事故现场之机,驾车逃离现场。当公安人员发现加以制止时,吴不听制止,继续驾车逃跑。 “12.12”交通事故是在公安机关追查肇事者及事故车辆、肇事者驾驶事故车辆潜选的过程中发生的。 “12.12”交通事故中被保险车辆受损, 是由于被保险人在“12.4”事故中驾驶被保险车辆故意逃离现场的行为所致。被告主张“12.12”交通事故属保险除外责任而拒赔,理由正当,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4、一审定案结论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机动车辆保险条例》第三条第(五)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吴凯敏、吴缓缓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583元由原告负担。
一审判决书送达后,原告吴凯敏,吴缓缓不服,向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三)二审诉辩主张
上诉人(原审原告)及其委托人称:我父亲吴贵华与被上诉人之间订立了合法有效的车辆保险合同。投保车辆在保险期内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12.4”事故发生后,我父因惧怕受伤家属围攻殴打才驾车逃走的,并非危罪潜选。 “12.12”交通事故与“12.4”事故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二者不存在因果关系。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改判。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乐东支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维持原判。
(四)二审事实和证据
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1995年6月20日,吴贵华(上诉人之父与被上诉人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乐东支公司签订保险合同, 将其车号为琼D70020的一辆公爵牌小轿车投保,保险金额为20万元人民币,保险期限为1年(即从1995年6月23日起至1996年6月22日止)。之后,吴贵华按规定向该公司缴纳了车辆损失险、附加险及第三人责任险等多项保险费共i+6600元人民币,并领取了保单。1995年12月4日,吴贵华驾驶投保车辆到儋州市八一总场英岛农场402队验收工程时, 将该场女职工刘英雄撞成重伤。之后吴贵华开车将伤者送到医院救治,并到八一总场公安分局报案。接到报案后,农场公安分局指派交安科科长吴坤武带领该科人员驾驶肇事车到现场进行勘查,当车开到现场,吴坤武等公安人员准备进入现场勘查时,同坐在车上的吴贵华怕下车后遭伤者家属及群众的殴打,要求留在车上。吴坤武同意其留在车上并将车钥匙扣下。当吴坤武等人正在现场勘查时,吴贵华将车启动并开走。吴坤武发现后要求停车,但吴贵华未作反应,把车开走。吴坤武立即将情况向分局领导报告。后采分局决定由吴坤武负责追查吴贵华及事故车辆下落,把事故处理好。1995年12月12日,吴贵华驾驶事故车在东线高速公路定安县境内, 与桂P86158大客车相撞,造成吴贵华当场死亡、琼D70020号小轿车基本报废的重大交通事故。经定安县交警队认定,该事故的全部责任由吴贵华承担。后来,上诉人已按照吴贵华的“12.2”交通事故中所应负的责任向桂86158号车支付了车辆修理费8620元、处理事故车船费815元、住宿费300元;向有关部门赔偿损坏防撞栅1745元及吊车费3000元,以上几项合计为14480元人民币。另外,在“12.4”事故发生后,1996年5月23日吴贵华的人吴贵源(吴贵华之胞弟)跟刘英雄的人刘平南(刘英雄之夫)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由吴贵华方向刘英雄赔偿医疗费、伤残补助金、生活费等共计106153.90元,由八一总场从吴贵华承建该场的工程款中扣付,并且该场已经从该工程款中实际扣除108722.90元(其中2509元是另增加的医疗费)给了刘英雄。由于以上原因,上诉人作为吴贵华的法定继承人请求被上诉人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乐东支公司赔偿因“12.12”交通事故而承担的保险责任但遭到拒绝。故引起诉讼。另查,吴贵华于1991年5月31日与妻子离婚,子女吴凯敏、吴缓缓由吴贵华抚养。1995年12月12日发生交通事故吴贵华死亡后,其子女由胞弟吴贵源抚养至今。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1、有琼D70020号车的投保单;2、有,“12.12”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损害赔偿调解书、证明书、车船发票等;3、有“12.4”事故的协议书及赔偿证明;4、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
(五)二审判案理由
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鉴于上述事实认为:吴贵华于1995年6月20日将自用小轿车向被上诉人投保,并按规定缴纳了保险费,领取了保单。因此,双方之间的保险与被保险关系成立,应受法律保护。该车虽然曾先后发生“12.4”事故及“12.12”重大交通事故。但“12.4”事故的发生并不能作为被上诉人在“12.12”事故中免除赔偿责任的理由。因为在“12.4”事故中,吴贵华虽有驾驶事故车辆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但从该事故发生后吴贵华把伤者送去医院治疗并驾驶肇事车辆到公安机关报案的行为看,态度是积极、主动的。同时,“12.4”事故后,上诉人也与对方就该事故的赔偿问题达成书面协议,并且也按协议内容全部履行。“12.4”事故发生时及事后,公安机关对吴贵华的人身并未采取任何强制措施。故吴贵华在“12.4”事故中所承担的是民事责任而不是刑事责任。“12.12”交通事故的发生与“12.4”事故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12.12”交通事故纯属意外。被上诉人拒赔是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上诉人作为吴贵华的法定继承人在保险期限内投保车辆发生“12.12”车毁人亡的重大交通事故后,已按该事故所应负的责任向对方(即P86158号车)赔偿了有关费用。据此,上诉人索赔理由正当合法,应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
(六)二审定案结论
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1、撤销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1999)乐经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2、由被上诉人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乐东县支公司赔偿上诉人吴凯敏、吴缓缓车辆保险金及有关费用189480元(其中车辆损失赔偿金即20万元×85%=17万元;吴贵华死亡赔偿金5000元;车辆修理费8620元;处理事故车船费815元;住宿费300元;损坏防撞棚1745元及吊车费3000元)。限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逾期按该款总额的日万分之四计算罚息。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11166元人民币由被上诉人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乐东县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七)解说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投保人吴贵华发生在“12.12”保险事故之前的“12.4”事件是否构成保险公司免除保险责任的法定事由。对此问题有两种分歧意见:一种意见认为,“12.4”事件与“12.12”保险事故之间有必然的联系。依据《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关于“被保险人不得利用保险车辆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之规定。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偿。因为“12.4”事故中,公安机关已对事故车辆采取了强制措施(即扣下车钥匙),此时事故车辆正处在被控制状态,而吴贵华乘公安人员现场勘验之时,驾车逃离现场。当被公安人员发现加以制止时,吴贵华不听制止,继续驾车逃离。“12.12”交通事故是在公安机关追查肇车者及事故车辆、肇事者驾驶事故车辆潜逃的过程中发生的,“12.12”交通事故中被保险车辆受损,是由于被保险人在“12.4”事故中驾驶保险车辆故意逃离现场的行为所致,因而构成保险公司免除保险责任的法定事由。另一种意见认为“12.4”事件与“12.12”保险事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12.12”保险事故的发生,既非投保人吴贵华的故意行为,也不存在投保人吴贵华利用投保车辆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情况。“12.12”交通事故纯属偶然。保险公司拒赔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事实依据的。
一审坚持第一种意见,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坚持第二种意见,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性质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
笔者认为二审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二审正确认定了两个事件的关系和性质,表现在以下几点。
1、“12.12”交通事故与“12.4”事件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12.4”事件发生后的第八天,投保人驾驶投保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因违章超车与迎面而来的一辆大客车相撞。发生车毁人亡的重大交通事故。而“12.4”事件是另一独立的事件,二者不能混淆。
篇6
【关键词】贫困地区 农业保险 现状 调研
一、农业保险实施现状
禄劝县地处昆明市北部边远地区,山区面积达98%,经济发展仍以农业经济为主。我县历来高度重视农业经济发展,《农业保险条例》颁布实施后,在中央、省、市各级政府的安排部署下,本着广覆盖、多险种为全县农业快速可持续发展助力的原则,积极开展全县范围内的农业保险推广落实工作。基于农业大县的现实情况,禄劝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农业保险发展,相关部门积极制定主要以财政补贴为支撑的农业保险扶持政策,并定期追踪各涉及的保险公司实际承保及赔付情况。各保险公司也认真贯彻落实当地政府的各项政策。目前在全县大力推广的农业保险种类有:烤烟保险、秋季作物种植险(包括油菜、水稻、玉米)及能繁母猪养殖险。
(一)烤烟险
该险种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采取全省统一招标,由平安、太平洋和中国人寿三家保险公司共同组建共保本的经营模式。此险种覆盖全县所有96315亩烤烟,每亩保费40元,由县政府、农户和烟草公司共同承担,其中县级财政补贴5元/亩,农户自行承担10元/亩,烟草公司承担25元/亩。截至今年2季度,保险合同大多已签订完毕,但是大量保费还未收齐,应收保费近390万元,目前只到位财政补贴的48万元左右。但是,受自然灾害的影响,理赔支出已达1000多万元。这使得保险公司的收支严重失衡,造成较大赔付风险。针对这样的情况,保险公司主要以通过再保险公司进行再保险的方式来分散风险。
(二)种植险
该险种由人保财险公司承保,采取全省统一招标,由包括保险中介公司在内的7家保险公司组建共保本的经营模式。此险种覆盖全县油菜、水稻和玉米作物。保费由中央财政补贴40%,省级财政补贴10%,市级财政补贴40%,县级财政补贴10%,农户不需要自行承担保费。截至今年2季度,预收保费311.6万元,但大部分处于合同已签订,财政补贴拨款却不到位,保费未实际收入并承保的状态,这样就导致今年发生的理赔案在经过查勘定损后却迟迟未支付赔付金的情况。而此类险种,未采取其他的风险分散措施,所以发生的理赔案均须各公司自行承担。
(三)能繁母猪保险
该险种由人保财险公司承保,也是采取全省统一招标,由多家保险公司组建共保本的经营模式。此险种覆盖全县范围内的所有能繁母猪。保费由财政补贴80%,农户自行承担20%。由于此险种保险期间为1年,一年保险期满后再缴费续保,每年8~9月投保一次,所以今年至2季度,还没有此险种的保费收入,赔款支出84万余元,由于保费收入等的原因,已定损的很多理赔案还没有进行赔付。而此类险种,未采取其他的风险分散措施,所以发生的理赔案也须各公司自行承担。
二、存在问题
(一)财政补贴配套不及时
根据从保险公司及县政府相关部门了解到的情况显示,虽然关于农业保险各险种出台了很多由各级政府财政补贴保费的好政策,这些政策下,农户只需支付少部分或根本不需要支付保费便可以得到灾害发生时的赔付款。但是,各级财政拨款大部分配套不到位,不及时。例如,对于秋季作物种植险,相关部门透露由于县级财政连年吃紧,导致近年来由县级财政承担的10%的保费迟迟不能交足,影响保险公司的承保及理赔时效。能繁母猪险也由于财政拨款不到位,而导致大量理赔案在查勘定损后,难以进行及时赔付。对此,保险公司表示,不是公司不愿意赔,而是保费收不到,实在是赔不了。
(二)赔付风险大,保险公司普遍亏损经营
由于农业保险属于国家政府扶持性的险种,各保险公司都积极参与投标,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特别是在《农业保险条例》颁布实施后,我县各相关政府部门以及保险公司均积极落实农业保险各项政策。但是,由于此类保险旨在扶持农业,给保险公司的收益空间本来就压缩得较小。再加上天灾难控,近年来气候变化异常,突发暴雨、冰雹等情况时有发生,导致出险几率高,赔付比率大。例如,今年烤烟保险一项,应收保费只有380多万,且大部分保费还未到位,没有实收承保,但赔付金额却已达到1000多万,保险公司已经亏损近600多万。针对这种情况,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公司表示只能通过再保险公司再保的方式分担风险。但是,其他保险公司均未进行再保险或是其他方式分散风险,政府也没有对赔付风险进行补偿,导致只能由共同联保的几家保险公司自行承担风险,这无疑给关联的保险公司带来了较大的赔付压力,各公司均表示农业保险连年出现亏损。
(三)查勘定损难
首先,由于我县大部分地区为山区的地形原因,理赔查勘人员很难及时到达灾害发生地,到达后也很难快速进行理赔定损。其次,经了解,由于投保农户与保险公司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所以在农户申请理赔后,保险公司到达现场后对实际情况的了解不如农户多,容易发生道德风险,影响定损。再次,由于植物相互之间因品种、种植地区、各农户种植过程、气候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导致同一种类作物之间可能还会存在不同的价值差异,导致保险公司定损难度大。
三、建议
(一)政府扩大扶持力度,加强监督落实
各级政府应健全完善相关的制度政策,扩大农业保险对象的种类范围,使更多的种植户和养殖户受益。加强对财政补贴扶持政策的监督管理,对整个财政补贴的政策执行全过程进行监督,保证财政资金划拨的及时性、透明性,专款专用,不拖欠、挪用财政专项拨款,保证保险公司根据合同约定按时收到财政拨款,及时承保,才能确保后期出险时及时进行理赔。
(二)建立健全风险分散机制
现行的模式中,大多数险种均由保险公司承担赔付风险,对于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一旦发生大面积的干旱、冰雹等大型灾害理赔案件,那么无疑会使保险公司面对巨大的偿付压力。针对这样的现实情况,政府应针对整个农业保险体系,进一步探索研究,根据各险种特点,建立健全风险分散机制。可以鼓励各保险公司推广再保险的方式,同时加强财政对赔付金的资金支持,让政府成为保险公司的后盾力量。另外也可以通过保险产品创新,用其他的保险险种再对农业险的赔付款进行补充保险。
(三)建立统一规范的理赔制度
加强农户与保险公司的信息传递,减少道德风险,必要时可以通过村委会设点,让村委会工作人员,特别是大学处村官担任保险公司的保险联络专员,通过日常的信息交流,在发生灾害时,先由村委会的保险联络专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了解情况,为保险公司的理赔专员获取第一手准确真实的信息。同时,应让农户熟悉保险合同条款,根据保险合同,由保险主体的各方进行商讨,确定一个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最佳的理赔制度,包括处理流程、赔付依据、各种情况下的理赔金额等,这有利于在灾害发生时保险公司可以快速定损、减少理赔过程中的协调环节,避免因理赔金额问题产生过多纠纷,提高理赔效率,农户也能尽快获得合理的赔偿。
(四)组建政策性保险公司
组建类似政策性银行的保险公司,即由政府创立、参股或保证的,不以营利为目的,专门为贯彻、配合政府社会经济政策,在特定的业务领域内,直接或间接地从事政策性保险活动,充当政府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工具的机构。政策性保险公司集中承担政策性扶持的保险行业和种类,这有利益减少各级财政保险补贴资金的流通环节,让商业性保险公司轻装上阵,减少负载,降低风险。也有利益保险政策扶持对象及时获得理赔,有效解决扶持对象的后顾之忧。
篇7
一、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中受害人直接请求权的来源及内容
1.受害人直接请求权的来源。关于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中受害人直接请求权的来源问题,众说纷纭,早期曾有观点认为是被保险人将其对保险人的债权转让受害人,是一种对被保险人权利的继受。但是随着各国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的不断修订,受害人权益的保护程度不断提高,人们认为受害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是受害人对于保险人请求补偿给付之直接且系原始的请求权,非因继受而取得,而是根据强制保险法的规定独立取得,交通事故发生后,绝对地归属第三人,不因被保险人之违背保单条款而受影响,也不受机动车责任保险合同的效力、效力变动以及合同或者主张保险合同无效或者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的,对第三人的保险给付请求权不产生任何影响。由此可见,受害人直接请求权来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属于法定权利,不能通过保险合同当事人间的协议而排除。
2.受害人直接请求权的内容。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中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实质上就是债权。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受害人人身或财产上受到损失,且系由被保险人造成,则受害人可以直接向被保险人投保的保险公司(保险人)请求赔偿。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点:(1)给付请求权。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受害人有权就其人身或财产损失直接向保险人行使请求权,要求保险人以支付保险赔偿金方式赔偿其损失。(2)给付受领权。保险人向受害人支付保险赔偿金,受害人作为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依据责任强制保险合同规定,其享有接受保险赔偿金的权利,同时对取得保险赔偿金具有保有权。(3)债权保护请求权。这是受害人最后的保护权利,也是最重要的一项权利。一旦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受害人向保险人提出行使直接请求权,而保险人不履行给付赔偿金义务或者是拒不履行给付义务时,受害人有权以向法院起诉等方式寻求公力救济的权利。
二、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中受害人享有直接请求权的立法理由
1.法律价值的需求。从法律价值上看,授予受害人直接请求权是为了保障受害人利益。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首要目的是保障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的利益,使其能够迅速及时获取赔偿,次要才是填补被保险人损害。从该立法目的出发,最佳的制度设计就是赋予受害人保险金给付请求权,若不赋予受害人直接请求权,而仍然遵循传统保险理论,由被保险人行使请求权,则无以体现首要维护受害人利益之宗旨,反倒将被保险人的利益置于受害人之上,强制责任保险的立法目的便无法得到贯彻。特别是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方面制度还不健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一些人在思想上也存在侥幸心理。不愿或延迟向保险人行使赔偿请求权,则会影响被害人医治,甚至造成更大的损失,更有甚者以此为由和被害人讨价还价,以达到自己少付损害赔偿金的目的。所以,从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目的出发,必须赋予受害人能直接向保险人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从根本上维护法律的价值。
2.法律功能的需求。从立法的功能上看,受害人直接向保险人请求损害赔偿,是为了确保机动车强制责任险制度能够发挥作用。受害人能否顺利得到赔偿,是检测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成功与否的标准。若不赋予其直接请求权,而由被保险人行使,难免存在被保险人怠于行使或者将保险金据为己有之可能。2009年某市A区法院受理一起案件中,张某驾驶一辆机动车,在一丁字路口将骑自行车的李某撞到,经交警现场勘察在此起交通事故中张某应承担80%的责任,李某向张某请求支付其住院花费5000元未果,遂向法院递交诉状起诉张某及保险人,法院以被害人无权直接起诉保险人为理由,驳回了李某对保险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处张某赔偿李某各项费用4500元,张某以无力赔偿为由拒绝执行。后不久张某根据法院判决要求保险人根据强制保险的规定给付其保险金。待执行法官找到张某要求其履行法院判决时,张某己将此款消费,受害人因此得不到相应的赔偿,而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实施中也将背离其立法初衷,导致该制度无法发挥应有之功能。
3.法律体系上的需求。从在法律体系上看,赋予受害人请求权可以与其他法学理论相协调。在分离原则指导下,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强制保险中,应当将交通事故侵权责任和强制责任保险合同责任区分开来,因为两者分别属于侵权和合同法律关系,不能混淆。该观点认为受害人在保险合同中处于第三人地位,因此无权依据保险合同向保险人主张保险金给付请求权,否则违背了合同相对性原理。笔者认为,包括责任保险在内的财产保险,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一致情况下,本身即为利益第三人合同,被保险人并非保险合同的缔约主体,即并非该合同当事人,但却可基于保险合同主张权利承担义务,故保险制度之存在,本身即已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理。同理,在强制责任保险中,为保障受害人利益,实现强制责任保险之功能,再度突破合同相对性而赋予受害人直接请求权并无不妥。以必须遵循合同相对性而反对赋予受害人直接请求权的理由是以牺牲该制度所欲实现的价值和功能为代价,实不足取。由于合同相对性乃合同法之基本原理,突破该原理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故通过法律规定赋予受害人请求权,在体系上只是对合同相对性原理的一种必要限制和突破,同时体现了强制保险的强制色彩,两者在体系上可以共存。
三、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中受害人直接请求权行使的法律适用
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理想状态是赋予受害人直接向保险人要求支付保险金的请求权。但由于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仅规定被保险人的请求权和保险人可选择向受害人直接支付保险金,并无明确规定受害人请求保险人给付赔偿金的请求权,因此如果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受害人享有直接请求权,必须寻找其他法律根据。我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由此可知,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中的受害人可以适用《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行使其直接请求权,理由如下:
1.从条款文义来看,《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的表述是关于责任保险的一般性表述。该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的方式,第二款规定被保险人怠于请求情况下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第三款规定被保险人请求权,第四款是规定责任保险含义。该条款内容既未体现商业责任保险的任意性特征,也未体现强制责任保险的强制性,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并不冲突。因此单纯从该条款来看,可理解为责任保险的一般条款。
2.从体系上理解《保险法》第二条规定了本法所称保险,是商业保险行为,由于商业保险主要强调的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故该条款的规范意旨是指在法无特别规定情况下,本法所称的保险应当遵循商业交往的基本原则,坚持意思自治原则而不能强制,从而体现了保险法应归属于私法的本质属性。因此该法所指保险原则上系指商业性保险,但在法有特别规定情况下,也可理解为其他非商业保险,如该法第十一条第二款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外,保险合同自愿订立和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二款强制保险,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中的必须保险和强制保险均非自愿性的商业保险。并且,从保险法规定整体上来看,该法关于保险需遵循的保险利益原则、最大诚信原则、填补损失、近因原则等规定,属于所有保险的共性特征,对强制保险也可适用。因此不能拘泥于保险法第二条商业保险行为表述而忽略该条文规范意旨和保险法其他可适用于所有保险的一般性规定,而将第六十五条责任保险的一般规定作狭义解释,将其界定为商业责任保险。
3.从立法史来看,在2006年国务院未出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之前,强制责任保险于法无据。故保险在法无特别规定情况下必须遵循自愿保险原则,责任保险实际上只有任意责任保险一种,保险法关于责任保险规定在当时实务中仅能适用于任意责任保险(即商业责任保险)。但2006年之后我国建立了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此时我国机动车责任保险分为了传统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和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保险法的责任保险的外延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此时就不能仅将责任保险狭义地理解为只能适用于商业的第三者责任险。
4.从立法目的来春责任保险的基本政策目标,正日益倾向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国家为了贯彻责任保险领域的政策目标,推行强制责任保险。机动车责任保险为保障受害人获得及时、有效的赔偿救济,须解决受害人和保险人之间存在的某种非合同的法律关系的立法选择,而此种立法选择的基础只能是强制。可见,受害人请求权的依据在于国家为实现保障受害人而实施得强制规定《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了受害人的请求权,其法理基础即是为实现保障受害人的政策目标而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原理进行强制规定,与强制责任保险立法目的完全相符。因此,从立法目的可知,《保险法》第六十五条内容涵盖了强制责任保险。
5.从域外法的比较来看,通常规定保险法可适用于强制责任保险,以体现其作为保险业根本大法之地位。如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二条规定: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依本法之规定;本法未规定者,适用保险法及其他有关法令之规定。
因此,笔者认为,由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未规定受害人直接请求权,在该法无规定情况下,应适用《保险法》中责任保险的一般规定《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为司法实践中认定受害人享有直接请求权的法律适用依据。
篇8
事故回放
去年6月16日凌晨5时许,义乌江东街道的吴荣寿、王宝香夫妇骑三轮车上街清扫路面,在37省道青口青溪路岔口地段时被聂克申驾驶的大货车撞倒,车辆部分损坏,吴荣寿、王宝香夫妇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义乌市交警大队认定,大货车司机聂克申与受害人王宝香负同等责任,吴荣寿不负事故责任。
经查,肇事的大货车登记车主为浙江傻球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货车几经转让归台州人王建军所有后,仍挂靠在该公司,聂克申只是王建军的雇员。大货车的第三者责任险是在中保杭州西湖支公司投保的,保险金额为20万元。包括其他经济损失,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共计264201.62元。
几方各执一词
由于几方没能处理好该事故中的人身损害赔偿问题,吴荣寿夫妇的子女把浙江傻球汽车租赁公司、车主王建军以及中保杭州西湖支公司一起告上了法庭,要求判令保险公司在大货车的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范围内赔偿他们20万元,判令浙江傻球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和王建军赔偿91800.8元,并互负连带赔偿责任。
浙江傻球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认为:该大货车已转让给王建军,他们公司对该车不具有控制权,也不享有利益,故不应承担事故责任。
王建军认为:事故主要责任应由王宝香承担,聂克申和三轮车乘坐人吴荣寿应承担次要责任,对吴荣寿夫妇家人提出的医药费、死亡赔偿金、安葬费等可由保险公司直接赔偿。而他们提出的误工费、精神损失费等,并没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希望法院驳回。
中保杭州西湖支公司认为:保险公司与死者之间既没有合同关系也不存在侵权事实,保险公司只与浙江傻球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有保险合同关系;第三者责任险应属于商业险,只能严格按照双方的保险合同内容来理赔,道路交通安全法虽然规定保险公司应在限额内予以赔偿,但并未规定保险人应不区分过错责任就第三者的全部损失直接向第三者赔付,他们要求法院驳回死者家人要保险公司赔偿的请求。
保险公司赔付
义乌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时强调:投保人自愿购买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与投保人被依法强制购买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都属于商业保险,保险人有直接向受害的第三者赔偿保险金的义务。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至今,相关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虽尚未制定实施,但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稳定,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立法精神。
此外,该事故是发生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之间,超出保险责任限额的赔偿责任,依法应由机动车的实际所有人即王建军承担,但由于王宝香也有过错,依法可减轻被告王建军的责任。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王建军应对损失超出保险责任限额的部分(64201.62元)承担80%的赔偿责任,计51361.30元。
篇9
关键词农业保险;普及状况信息;调查报告
自2013年《农业保险条例》颁布实施至今,我国保险业贯彻落实中央各项要求,不断完善农业保险体制机制建设,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目前我国农业保险规模已居全球第二位[1]。为进一步深入了解我国目前农业保险制度的普及状况信息,笔者以参加2016年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农业保险制度调研”项目为契机,通过调查问卷、实地走访、入户调查、现场座谈等方式,到山东省菏泽市黄堽镇徐庄村农户和黄罡镇有关部门进行现场调查,取得了详细可靠的第一手信息,并运用科学的信息分析方法进行理性分析、思考,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建议,现将调查报告如下。
1基本情况
1.1调查地概况
此次调查时间为2016年7月暑假期间,调查所在地徐庄行政村位于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黄²镇西南3km处。菏泽市位于山东省西南部,地处黄河流域下游,为黄河冲击平原,属华北平原地区,暖温带季风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光热资源丰富,降水多在夏季,水热同季,适合大多数作物的生长。徐庄村共计158户716人,耕地51.47hm2,以种植小麦、玉米及牡丹为主,少量种植西瓜、大蒜、蔬菜等经济作物。调查以本地多数种植,且中央财政给予保费补贴的种类为主,如小麦、玉米、苗木等。以调查问卷为主要依据,主要调查每村户家庭基本情况、农业生产基本情况、农业保险认知、购买及赔偿现状、建议和今后打算。本次调查选取该村庄20户村民,约占该村庄总村户数12.7%。受访者除2名女性外,其余18人均为40~60岁男性,且为户主,多为小学或初中文化。在调查期间,为保证在村民下田务农时间之外能够充分调查,每日调查5户,从2016年7月4日开始至7日,共计4d时间完成徐庄村20户调查工作。8日到黄堽镇政府进行走访调查、座谈,了解全镇近3a农业保险开展情况。
1.2菏泽市政策性农业保险介绍
据了解,目前承担菏泽市农业保险业务的有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保险公司。目前,开展的农业保险险种多为小麦、玉米、棉花等。其中,小麦保险费15元/667m2,玉米保险费15元/667m2,棉花保险费30元/667m2;保费按照80%的比例由政府财政予以补贴,其余20%由农户承担。政策性农业保险投保工作由乡镇办事处组织实施,以村为单位组织投保,不接受农户个人的投保。保费由村委统一收取缴乡镇办事处农业保险办公室,再由其统一上缴承保公司。
2调查情况及信息分析
2.1农业保险购买及赔偿情况
2.1.1徐庄村农业保险相关情况本次调查具体了解了徐庄村村民2013年至今的相关情况。徐庄村所在地区农户承包地或经营全为旱地。多数为种植业,少数从事林业、牡丹种植。同时,由于地理位置及气候状况较为特殊,徐庄村所在地区除2015年受到风灾以外,近几年没有灾害情况。自2013年开始,徐庄村在政府的宣传下动员组织村民开始参加农业保险。在158户中,每年购买农业保险的户数信息如图1所示。图1历年山东省菏泽市黄堽镇徐庄村农业保险购买情况由图1可知,由于该地区近几年鲜少灾害,徐庄村村民购买农业保险的户数基本稳定。2.1.2黄堽镇农业保险相关情况7月8日,笔者到达徐庄村所在的黄²镇政府,了解全镇近3a种植小麦、玉米及购买农业保险的情况。该镇属菏泽市牡丹区,位于山东省西南部,辖47个行政村,以种植小麦、玉米为主。在调查座谈中获取了黄²镇近3a全镇村户及其购买农业保险信息如表1、2所示.由表1、2中数据信息可知,由于黄堽镇所在地特定环境与市场,所种植作物种类及面积趋于稳定,而购买农业保险的村数、户数及面积基本稳定且有增加趋势,这有赖于当地政府的宣传,尤其是镇村干部深入农户的解释推动,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农业保险相对及时和令人满意的赔偿情况。2.1.3黄堽镇农业保险赔偿相关情况调查过程中收集到该镇受灾赔偿情况相关数据及信息如下:全镇小麦受灾赔偿部分,2013年赔偿共计25.33hm2,达29640元;2014年赔偿共计31.00hm2,达36720元;2015年赔偿共计43.67hm2,达51024元。全镇玉米受灾赔偿部分,2013年赔偿共计54.67hm2,达63960元;2014年赔偿共计124.00hm2,达145080元;2015年赔偿共计127.80hm2,达181443元。从以上数据及信息可知,黄堽镇所购买农业保险并予以赔偿的面积总体趋势是逐年增加的。相对照黄堽镇所在地区鲜少灾害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村民对购买农业保险的积极性有所提升。
2.2农业保险有关信息分析
2.2.1关于徐庄村当地村民对农业保险的了解和接受情况在徐庄村所调查的20户村民中,有12户曾在过去3a中购买过农业保险,且均是通过乡村干部动员,并且由于政府补贴,从而购买保险。但由于当地村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其对于农业保险具体规章制度、实行办法和索赔程序等信息能全面了解的人数较少,对于产量保险、价格保险、收入保险等具体农业保险种类的认识不够清晰。2.2.2关于徐庄村当地政府对农业保险的宣传情况受访农户购买农险的主要渠道是村里统一购买,购买农险的主要原因是乡村干部动员。由当地未在保的村户仍对农业保险有一定了解的情况可知,当地政府对农业保险的宣传情况覆盖面较大,宣传力度比较大。但由于宣传方式较为单一,同时当地村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乡村干部对于农业保险无法透彻讲解,因此对农业保险的宣传还有待加强,尤其是有关保险公司专业人员的入村入户、专业宣传亟待加强。2.2.3关于徐庄村当地灾害风险及赔偿状况由于徐庄村所处地区情况较为特殊,仅在2015年7月遭受过风灾,当时已经加入玉米保险的受灾户徐传云等7户村民均获赔偿,667m2获赔60元,共计0.90hm2,合计810元,据和村民座谈,大约挽回50%的成本。获赔过程比较顺利,但大部分获赔村民表示保险赔偿与其期望有一定的差距,希望能够得到更高比例的赔偿,以期基本挽回所有成本。2.2.4关于黄堽镇农业保险相关工作人员对于农业保险的反馈在黄²镇政府与农业保险相关工作人员了解情况时,得知农业保险的宣传推广、费用收缴、定损理赔等程序仍有一定的难度。一部分是由于工作人员下乡宣传时不能提高村民的关注度,从而积极性较低;另一方面是由于相关保险法律条例不完善,造成定损理赔相对困难。
3存在问题与解决建议
3.1宣传方式较为单一,应增加政府宣传农业保险方式的多样性
通过近几年逐渐增加的参保村户数来看,黄²镇的农业保险宣传工作已经做得比较到位。但仅通过乡村干部动员并不能进一步提高村民购买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使其真正了解农业保险的相关制度。可以通过制作宣传手册、动画视频等富有趣味性、科普性的简单易懂的宣传方式,以及活动宣传、乡村新媒体宣传等方式使村民主动了解农业保险的好处[2]。尤其是有关保险公司专业人员的入村入户、专业宣传亟待加强。
3.2农险产品种类较少,应对农险产品进行创新
一是徐庄村当地从事林业的村户在走访座谈中提出没有了解到相对应的农业保险种类,因此没有办法购买;二是菏泽市所在地区除种植小麦、玉米外,大多种植西瓜、蔬菜、大蒜等农业经济作物,没有相应的农业保险种类。因此,农险产品种类可以进行创新,保险范围适当扩大,以期让更多的农户参与到农业保险中,提高农户的积极性。
3.3定损理赔相对困难,应健全相关保险法规定
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农作物损失的鉴定仍需更为明确详细的相关保险法规定,以便于后期定损理赔。健全相关条例,也便于信息公开化,给村户以更为确切的赔偿依据,从而减少纠纷;同时,以其完善的反馈在村民中树立良好的信誉,以在下一年获得更多的参保户数。
3.4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简化保费收取方式
为使农业保险理赔更为及时,增加村民的满意度,农业保险相关部门之间应加强协调,宣传推广、费用收缴、定损理赔等环节也应互相配合。同时,截至目前,保费收取以逐级上缴方式为主,相对迟缓,不利于下一步工作的及时开展,应简化保费收取方式,提高工作效率。
3.5完善赔偿机制
篇10
“和许多其他保险公司一样,我们公司的第三者责任险费率也上调了10%,这主要是根据保监会之前发出的文件做出的调整。”大地保险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毕欣说。
业内人士称,费率上调的依据是,“五一”之后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障范围与保障金额较以往有了大幅度提高。在保监会正式出台强制险费率标准后,这种涨价趋势是否会延续下去?
强制险出台延后根据5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全国所有上路行驶的机动车必须投保机动车强制险。客运出租汽车和从事营业性公路客运也必须投保机动车乘客责任强制保险。
保监会此前已经数度与保险公司会商,准备出台相应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在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前提下,实行全国统一条款和统一责任限额的机动车强制险。但由于此条例目前还在国务院法制办审议,且费率标准尚未厘定,“五一”之前未能正式出台。
事实上,尽管全国统一条款未能及时出台,保监会认为并不会存在法律衔接上的冲突。保监会财产保险监管部主任刘京生此前称,“尽管条例出台滞后,但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24个省市的地方立法一直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5月1日后各地仍按照地方立法配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不存在法律衔接上的冲突。等到条件许可时,全国将强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华泰保险高级核保经理刘清估计,全国统一条款的强制险可能要等到八九月份才能出台。“在此之前的过渡时期,保监会已经发文,同意各家公司进行相应的费率调整。”
涨价10% 4月29日,保监会下发第44号文件,明确要求各保险公司在强制第三者责任险费率出台前的过渡期内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暂时替代强制第三者责任保险,同时允许各保险公司在过渡期内对商业第三者的费率进行调整。
“44号文件要求各家公司自己准备材料,依据新的法规对第三者责任险进行调整,并向保监局报备。之所以各家公司都先上涨10%,主要是因为10%以内的涨幅,保险公司可以在总公司批准后,向保监局进行事后报备。这是对市场作出反应的最快办法。”刘清说。
除已经开始第三者强制险试点的上海外,各大城市的第三者责任险普遍上调了10%.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在北京,人保、华泰、大地等保险公司都对第三者险上涨了10%,太平洋北京分公司对私家车以20万元为界,20万元以下的车辆第三者险涨了5%,20万元以上的涨了10%;对行政用车分别涨了2%-5%不等。
在广州,华泰保险除了第三者责任险价格上调10%外,其附加车上人员责任险和附加车载货物掉落责任险均一并上调10%.除华泰外,人保、中华联合、天安等均采取统一上调10%方式涨价。对于去年不出险的客户,人保取消其第三者险费率可下浮10%的优惠,并不加保不计免赔险。永安、人保等公司还要求5月1日仍未生效的保单的投保人在5月31日前补交保费价差。
在杭州,人保对5月1日还没有生效的保单要求投保人在5月31日前补交保费,太平洋产险的做法也类似。其他各家公司也都大抵调高了第三者责任险价格8%-10%.平安按兵不动与其他保险公司不同的是,平安保险此次未上调第三者责任险费率。平安产险北京分公司车险部经理陈家伟解释道:“此次未调整费率,主要是因为公司之前推出的2004年新款车险费率中已经反映了这个因素。”
对于未来数月内是否会调整第三者责任险的费率,他认为,“现在也不好说,目前为止整个平安仍是维持现状。”
但根据地方媒体报道,在广州与杭州两地,平安产险的第三者责任险的赔付责任只限10万、50万元(私家车)两档,对20万元的要求加保车上人员座位险、无过错责任补偿险这两种附加险。
而部分未涨价的保险公司则是以取消优惠折扣的形式实现变现调价。在广州和杭州两地,太平、华安等公司以取消原有优惠折扣的形式来上调10%左右的费率。
涨价依据对于此次涨价的依据,各家公司的普遍理由是:由于新的《道路交通法》正式实施后,第三者责任险的承保责任、范围明显扩大;同时,自5月1日起,最高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开始实施,更扩大了人身损害赔偿的责任,提高了赔偿金额。
“在这两个法规出台之前,我们的理赔依据是《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现在新法规大大扩大了保险公司的赔偿项目和赔偿金额。”刘清说。
据他介绍,最高法院的《解释》主要是针对人身损害,而人身损害赔款占了第三者责任险赔付总额的50%.目前,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变化可能使赔偿金额增加一倍。“以上海为例,以前出现交通事故致死的赔偿金额一般在7-8万元,现在起步就是20万元。”
“以后出现交通事故的赔偿项目中还有人的精神损伤,这一项的金额你就说不清楚了。原先不赔的营养费,现在也要赔了。对于涉及人身死亡或伤残,可以要求赔偿误工费,以前是依据事故发生当地的人均收入,现在是根据当地的人均消费水平,而且如果可以提供证明,就可以根据个人收入水平。如果发生事故伤残的人是个大款,那这简直就是个无底洞。”
还将继续涨?
与此同时,业界人士对强制险实施的保障额度预期也比以往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在“五一”以前,有保险公司人士预计强制险的保额可能仅为5万元,但刘清认为,“从现在的情况看,强制险实施的保额应该放在10-20万元这个档次。”
在部分地区,投保者在意识到出现事故后赔偿责任加大后,也提高了第三者责任险的投保金额。“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五一’以后投保人的投保金额是越来越高了,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北方还不明显。”
业界人士称,在南方沿海地区,已有越来越多人购买20万元以上保额的第三者责任险,而在深圳,投保金额基本都是在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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