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进口贸易的干预措施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进口贸易的干预措施，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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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纺织品贸易；限制措施；贸易协定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纺织品设限品种最多、受灾范围最广、贸易摩擦和贸易纠纷最频繁的国家之一，贸易保护和设限措施已经对我国纺织品的进出口贸易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开展贸易保护对中国纺织品进出口的影响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旨在结合我国纺织品贸易实际，深入分析贸易保护对我国纺织品贸易流向和贸易秩序的深层次影响。

一、 贸易保护措施的作用机制

尽管贸易保护措施的种类繁多，但概括起来看，贸易方主要通过征收额外的费用、限制商品的贸易数量或控制商品的贸易增速以及通过抬高市场进入门槛等方式达到少进口或不进口的目的。为此，本文将贸易保护的作用机制分为三类：价格传导机制、数量控制机制和市场准入机制。

贸易保护措施的价格传导机制是指，贸易保护措施通过影响商品的价格进而对进出口贸易产生影响的作用原理。商品价格的变动可分为商品价格的直接变动和商品成本的间接变动两种，商品成本的间接变动又可根据与其产量的关系分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两种。例如，2007年美国终裁决定对部分中国企业聚酯短纤类产品额外征收反倾销税，税率达44.3%。贸易保护措施的数量控制机制是指，贸易保护措施通过控制进口商品的数量进而对进出口贸易产生影响的作用原理。数量控制又可分为绝对数量的控制和相对数量的控制，前者是指贸易保护措施规定数量范围之内的商品允许进口，超过这一限额的商品则一律不能进口，后者是指贸易保护措施不对进口商品的总量进行控制，而是限制进口商品的数量增长速度或增长幅度。如，2005年11月中美签署的纺织品备忘录中规定，协议产品的增长率2006年为10%～15%，2007年为12.5%～16%，2008年为15%～17%。贸易保护措施的市场准入机制是指，进口国通过颁布一些政府法规或法令对进口商品的规格、标准做出建议性的要求或明确规定，但还有的法规仅仅是针对进口产品而不适用于国产商品，从而达到干预进出口贸易和保护国内产业的目的。例如，埃及工业和外贸部从2012年6月15日起就强制要求对于进口到埃及的每一批次纺织品和皮制品都将需要随附一张检验证书。

二、 贸易保护措施对贸易流向的影响

在贸易保护措施实施以后，按照原有的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的国际分工不再有效，而是在贸易保护条款的安排下从事国际贸易，致使贸易国原本从我国进口的产品转而从其他国家进口，或者我国原本向对方出口的纺织品服装不得不转向对第三方市场出口。

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而贸易流向的改变意味着原有的国际分工发生了变化，因此，分析贸易流向的改变应该从分析国际分工变化的原因入手。而贸易保护措施主要是通过干预产品的价格、数量以及进入市场的机会等来影响各国的国际分工基础，因此，贸易保护措施对我国贸易流向的作用过程可以用图1表示。

影响我国纺织品服装贸易流向改变的贸易保护措施主要有两种，其一，贸易国直接对我国出口纺织品服装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如规定我国纺织品的出口数量、增长速度以及出口产品应当符合的其他标准等；其二，贸易国与第三方国家签订的贸易协定也能够起到间接干预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目的，如给予第三方贸易国的关税减让、无配额束缚、优先进口、特别入关通道等优惠待遇，相反，对我国则采取附加关税、配额限制，并附有复杂繁琐的海关手续和严格的审核、监管制度等，如此差别的待遇必然会影响我国纺织品出口。例如：美国与加勒比盆地国家的贸易协定中规定，凡符合法案所规定优惠条款的成衣、织物享受零关税和无配额限制的特别待遇（该协定2000年10月1日生效）；美国与中美洲五国自由贸易协定规定，符合原产地规则的纺织品服装，从2004年1月1日起取消进口关税和配额限制。这些协议一方面，大大地促进了这些发展中成员国在美、欧市场的纺织品服装占有率；另一方面，美、欧在协议中也附加了享受优惠待遇的条件和审核标准，如对纺织品服装生产加工过程的原材料、中间产品以及加工整理等工序的来源地或产地进行强制性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美欧纺织产业的发展，并通过对原产地规则的管理严格控制了优惠地区的适用范围。综上分析可见，这些双边或多边协议实际起到了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贸易变相转移的效果，损害了我国纺织产业的利益，是美、欧国家对我国采取歧视性贸易政策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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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由贸易;贸易保护;利弊;政策选择

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之争似乎是国际经济学中一个永恒的政策主题,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于蔓延,各国均不同程度的采取相应的贸易保护政策。其实,不管是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它们代表的是不同国家统治阶级或统一国家统治阶级内部集团的利益。因而,两种观点争论的背后,隐藏着不同集团利益之间的斗争。下面,让我们分别对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利弊进行分析。

一、自由贸易主义

自由贸易主义是指建立在地域分工、比较利益的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遵循着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教训,主张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反对干涉贸易自由的政府措施。

(一)自由贸易主义理论观点

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学说认为,国际商品交换的根本原因在于相同商品在不同国家的成本差异,而引起这种成本差异的因素是不同国家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绝对差异。各国应从事自己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的生产,继而进行交换,从而使双方在交换中获得绝对利益。亚当・斯密主张自由贸易,主张利用“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国际贸易,而反对政府干预。

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比较利益”学说,进一步完善和修正了斯密的“绝对利益”假说,提出了商品的成本差异来源于不同国家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差异。李嘉图高度推崇自由贸易,建立起了古典经济学的完整大厦,其提出的比较优势原理,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

作为新古典贸易理论的代表,H-O模型,即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各国应该充分发挥自身要素方面的优势,生产和出口自己要素禀赋较为丰富的那部分产品,而进口那些要素缺乏的产品。

(二)自由贸易主义的利弊

1.自由贸易的利处

(1)实行自由贸易在理论上可使得贸易双方从贸易中获得利益,从而促进各国乃至整个世界福利水平的提高。自由贸易能够使各国以相对较低的价格获得自身所稀缺的商品或服务,使得本国可以从贸易创造中获得利益。而一旦采取贸易保护措施,贸易创造所引起的利益增加须抵消因贸易转移所引起的利益减少,从而使福利的增加量减少。

(2)能够使得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有效配置,促进本国经济发展。自由贸易政策的实行,使得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在国际间实现了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对于贸易各国吸引外资,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运行效率有着重要作用。

2.自由贸易的弊端

(1)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由于贸易条件恶化,并不能从自由贸易中获得应有的利益,即自由贸易所产生的利益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分配是不均衡的。以墨西哥为例,在加入NAFTA后,墨农牧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而且随着农产品关税的进一步解除,这一状况还将继续恶化。自1994年以来,墨西哥农牧业所占GDP的比重已由6.34%降至5.5%。享受高额补贴的美国农产品也大量涌入墨西哥市场。

(2)本国民族工业可能受到冲击,国家经济安全难以保证,幼稚产业和中小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陷入困境,就业水平受到冲击,国内就业压力加大。

二、贸易保护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是指在对外贸易中实行限制进口以保护本国商品在国内市场免受外国商品竞争,并向本国商品提供各种优惠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的主张和政策。在限制进口方面,主要是采取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两种措施。

(一)贸易保护主义理论观点

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重商主义;二是现代观点。

1.基于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主义

重商主义分为早期和晚期,基本思想是把货币看成财富的唯一形式,财富的源泉来自流通领域,主要是贱买贵卖;只有在对外贸易中保持顺差,才能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国家应实行干预经济的政策,以保证资金的流入。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时期,代表欧洲商业资本利益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体系。它追求的目的就是在国内积累货币财富,把贵重金属留在国内,在对外贸易上采取国家干预的强制的保护贸易政策。

2.现代主流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

在60年和70年代,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以进口替代为主要内容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把联合国贸发会议而不是把关贸总协定看作其改善国际贸易利益的主要机构。一直到80年代,当国内经济善恶化时,发展中国家政府往往采用价格调整、本币贬值、外汇管制及出口限制措施,在贸易政策上是以进口替代为名的贸易保护主义,开始积极地实施单边的贸易自由化改革,重点是实现由非关税措施向关税措施的转变,关税项目进一步合理化,平均关税降低到一般水平,使国内产业与国际竞争联系起来。内外经济政策的改革使发展中国家实现了由进口替代战略向出口导向战略的转变,成为贸易自由化的主要推动力量。这就是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贸易保护主义。

(二)贸易保护主义的利弊

1.贸易保护的利处

(1)能够有效地保护国家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贸易保护措施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特定的国际经济环境下能对一国的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产生有效保护。

(2)根据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贸易保护主义能够有效的保护一国的幼稚产业,进一步缓解该国的就业压力,改善就业状况。

2.贸易保护的弊端

(1)与自由贸易相反,贸易保护主义不利于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不利于一国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会降低世界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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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战略性贸易政策 出口补贴 关税

一、引言

20世纪 80 年代，以克鲁格曼、 赫尔普曼 、 兰开斯特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发表了关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与国际贸易的论文，认为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是当代国际贸易的基础，由此产生了新贸易理论。在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布兰德、斯潘塞等人提出了著名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它动摇了传统贸易理论认为的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证明了政策干预的合理性。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借助生产补贴、出口补贴、进口关税、研发补贴、保护国内市场等措施，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增长，增强其国际竞争能力，带动本国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从而转移国外垄断厂商的垄断利润，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国际比较

在引起理论界重视以前，战略性贸易政策已被许多国家广泛应用于许多产业，作为国家产业政策已显示出其比采取单一手段更大的优越性。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欧洲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对飞机生产的支持政策和日本70年代开始的以半导体为目标产业的政策显示出了一定的正面效果。

1.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1985年里根政府宣布“贸易政策行动计划”,开始了外贸政策的全面调整,其核心内容是变“无条件自由贸易”(Unconditional Free Trade)为“互惠自由贸易”(Reciprocal Free Trade),目标在于保证外国市场对美国开放,保障美国获得更多的出口机会。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案”,授权总统对贸易对手不合理或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可单方面采取制裁措施,这就是所谓的“超级301条款”。1989年布什政府制定了“国家贸易政策纲要”,并加强对来自国外的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抨击,单方面宣布有关国家为“重点观察国家”,迫使对方向美国开放市场。克林顿执政后,战略性贸易政策主要内容是运用出口补贴、优惠税收、进口壁垒等措施,扶持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谋取规模经济收益,并借机分割他人的市场份额和利益。

2.欧洲在飞机制造方面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在飞机制造方面美国一直占有主导地位，是美国科技实力的显著标志。欧洲各国长期以来希望发展本国的飞机制造业，以期与美国企业竞争。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欧洲各国政府为合作开发飞机生产进行了两次重要的努力。其一是英法共同开发协和型超音速飞机，两国政府为开发这种飞机提供了强大的财政支持。该项目在商业上虽收效不大，但却对欧洲共同生产飞机（即生产空中客车）产生了技术外溢；其二是欧洲各国组建空中客车公司，生产大型客机，直接与美国飞机竞争。公司的资本费用和其他成本由成员国政府补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例子。空中客车公司成功地生产出商业上可行的飞机，尤其在小型客机中，在性能和运行成本方面，能与美国波音公司一决高低。迄今为止，空中客车公司是商用飞机市场上能与美国波音公司抗衡的惟一大型飞机制造商。

3.日本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日本从20 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产业政策转向以高技术产业为重点。最著名的政府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政府对半导体工业的支持。日本的战略性贸易政策集产业政策、贸易政策为一体,在实施过程中注意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相协调。具体措施包括：利用关税实行差别进口待遇的手段,对原材料、燃料和生产资料执行低税率,而对消费品执行高税率；通过限制外国资本投资日本国内市场（尤其是钢铁、化学等重化工业）, 实施幼稚产业保护政策，隔绝本国企业与国外企业竞争的渠道；通过外汇配给制，鼓励和支持技术引进；利用政策性融资、特别租税措施，以及关税等扶持主要产业的发展；对优势产业实行出口激励。

通过以上分析，至少可以得出上述国家在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时的共同点：一是即使存在贸易摩擦，战略性贸易政策也是在多边国际贸易框架内实行对外贸易政策；二是多种政策措施密切配合，尤其是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配合；三是战略性贸易政策优先考虑高新技术产业；四是对政府补贴的运用；五是有差别地使用关税政策。

三、对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启示

1.应充分利用WTO所允许的对相关产业保护的规定，实行适当的贸易保护。第一，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保护。鉴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还不具备全面参加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也可在一定过渡期内保留对某些高技术企业的非关税保护措施，诸如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或其他进口数量限制措施，以及修改或撤销关税减让义务。上述保护措施在WTO主要的货物贸易多边协议中明确说明对“特定工业”是允许的。第二,在WTO的相关协议中,存在着大量的例外条款,以便在特定的情况下保障成员国其他重要的利益。第三,WTO管辖的是成员国的对外贸易,而对于其国内政策,WTO往往无法进行干预。

2.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尽快扭转我国R&D经费占GDP比例过低的局面。这里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活动提供补贴，以弥补技术外溢给其造成不能获得全部收益的损失,增强其技术创新的动力,同时,也为高新技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应有的支持。二是政府直接投资科研项目。许多前沿及基础科研项目对于企业而言由于受跨学科、投资回报期限及人力、财力等限制而显得勉为其难,而这些科研活动对国家长远发展十分重要,这就要求政府出面协调、组织,并给予财力上的支持。

3.政府在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时应特别注意扩大其规模,使其获得规模经济效益。战略性贸易政策能提高本国福利是建立在规模经济的基础上的。但是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规模普遍较小,市场集中度低,企业生产成本较高,不具备应有的规模经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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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关税壁垒为核心的贸易保护体系将逐步瓦解

一直以来，中国主要通过建立高额关税来保护本国的对外贸易，从改革开放初期以来中国一直依靠高关税税率为本国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但在中国“入世”后，关税壁垒在中国贸易保护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已迅速动摇。

从WTO内部看，由于关税税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出口产品的价格和市场竞争能力，各国都把关税作为贸易保护的主要手段，因此，GATT及WTO一直都把关税减让视为其工作的核心任务。在经过总共八轮的多边贸易谈判后，WTO各成员国的关税税率已得到大幅度降低。目前发达国家的加权平均税率降到了4%，发展中国家也降到了15%，从而使得关税壁垒在WTO各成员国中的贸易保护作用受到了很大限制。

随着中国各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及中国经过“复关”和“入世”的艰苦谈判，中国的关税经过了几次大幅度的调整，算术平均关税税率从1992年的43.2%下降到1994年的35.9%、1996年的23%、1997年10月的17.05%和1999年1月的16.78%。而中国在“入世”谈判中所确定的关税减让表也使得中国的加权平均税率要从“入世”前的15%降到12%，并将在五年后降到10%以下。尽管从总体看，关税壁垒对中国各产业仍然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尤其一些战略性产业还保持着相当高的税率，这对其发展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从长期发展的观点看，关税壁垒已不能适应贸易自由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因而越来越无法承担起保护本国产业的核心作用。这是由关税壁垒自身的某些缺陷决定的。首先，关税壁垒对价格影响重大而为各国所关注，又由于透明度高而易为各国所比较，从互动的角度看，这使其难以兼顾有效性原则和非报复性原则。如中国继续采用高关税政策，固然可以保护某种产业，但其他成员国会相应地采取报复措施，使用高关税；如中国不希望其他成员国采用高关税，自身也不得不降低关税，这往往又不能有效保护本国产业。其次，目前中国“入世”后的关税减让表已经确定，每种产品税率都受到严格的限制，这意味着关税壁垒对中国产业的保护作用已非常有限，而且从动态的眼光看，WTO机制内的关税壁垒还要继续削弱，其对贸易保护的作用会越来越有限。

二、发达国家贸易壁垒发展的新趋势

在关税壁垒的作用日渐下降的情况下，出于贸易保护的必要性，非关税壁垒在各国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已取代关税壁垒成为贸易保护的主要手段。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受非关税壁垒影响的发达国家进口品的份额在20年内增加了将近一倍，即从1966年的大约25%增加到1986年的48%。也正因如此，非关税壁垒成为第七、八回合谈判的削减对象，一些非关税壁垒，如进口配额、许可证制度、海关估价制度等都为WTO明令禁止或透明化，无法再发挥作用。而从发达国家的现实可行性及发展趋势看，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因其具有有效性、合法性、持续性和不可模仿性而将在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体系中占据主要地位。

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具体可通过三个方面实现其贸易保护的目的。其一是制订一个高于其他国家的技术法规、产品标准或环保标准，将其产品阻挡于本国市场之外；其二是建立极其复杂的检验方法和检验程序，使国外产品为应付这种复杂的方法和程序而付出高昂的代价；其三是对国内外产品采取双重标准，实质是对国外产品实行歧视性待遇。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可表现为法律形式，但更多的是表现为行政法规或行业标准和惯例，具有灵活多变的特征，针对性强而透明度不高，而且往往可以以维护消费者利益和保护环境的名义行贸易保护之实。正因如此，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则成为发达国家目前和将来进行贸易保护的主要非关税手段。

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目前尚难以承担起贸易保护的重任。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要满足有效性原则，顺利削弱国外产品的竞争力，其前提是本身要具有先进性和复杂性。然而目前中国的各个产业，尤其是急需保护的主导产业、高新产业，无论是技术标准、环境标准还是检验方法和检验程序的复杂程度都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因此尽管中国可以通过如《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来阻止美国农产品的进入，但就总体而言，中国尚难以通过大规模的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有效地将国外产品拒之门外或大幅增加其成本。同时由于国民待遇原则的规定，双重技术环境标准也难以得到广泛的应用。总之，通过制定全面而先进的技术标准体系和环保标准体系，有利于促进本国产业竞争力的加强，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少数产业起一定的保护作用，但其保护作用尤其是对中国重点保护产业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尽管从长期而言，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仍是中国贸易保护政策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但在短期内，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还无法成为中国制定贸易保护政策的重点内容。

三、直接管理壁垒应成为中国贸易保护体系的核心

在以关税壁垒为核心的贸易保护体系逐步瓦解，而其他非关税壁垒对中国的贸易保护又不适用的情况下，要确保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尤其在中国目前处于劣势的战略产业发展阶段，中国必须在WTO规则下重新寻求新的贸易壁垒作为贸易保护体系的核心，而这个贸易保护体系的核心必须要符合以下四个原则。

第一是有效性原则，即这种贸易保护政策能够有效地将国外企业阻挡于本国市场之外或大幅增加其成本，降低其在本国的竞争力，避免本国产业受到过度竞争。

第二是适度性原则，即贸易保护政策在保护本国产业过程中要避免使产业受到过度保护而停滞不前，相反要给予企业一定的外部压力，使其存在不断发展的紧迫感。

第三是合法性原则，即采用的贸易保护政策应尽量不违反WTO框架内的规定。WTO为促进贸易自由化，防止各种变相的贸易保护手段，规定了许多禁止采用的贸易保护手段，因此采用的贸易保护政策应绕过这些禁止性的规定。只有符合WTO规则，贸易保护政策才具有持续性。

第四是非报复性原则，即这种贸易保护政策的实施不会受到WTO其他成员国的过度报复，或者即使遭到可能的报复，其付出的代价也要小于实施贸易保护的利得。

无论从中国的现状还是国际背景看，直接管理壁垒理应成为中国贸易保护体系的核心。直接管理壁垒是指政府主动采取行动直接帮助本国企业甚至直接出面与国外企业竞争，以达到贸易保护的目的。其最大的特点是竞争双方不再是本国企业与国外企业，而变成本国政府和国外企业，而且是本国政府积极主动地参与和国外企业的竞争。

从国际背景看，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明显加快，与之相适应的是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政府干预也明显增强。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西方国家干预经济的程度远比人们想象的高。从发展的动态角度分析，可以看到两个现象，首先政府干预力度加大，发达国家的国家支出率（政府支出占一国GDP的比重）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的状态，例如英国的国家支出率从1985年的36.6%上升到1997年40.6%；其次是干预方式的转变，往往由间接干预转变为经常性的直接干预，由制订法规政策转变为经常对本国经济进行直接操纵。在这种背景下，直接管理壁垒作为贸易政策应用于国际竞争，其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

直接管理壁垒目前的主要方式包括政府补贴、反倾销、保障措施、汇率政策和区域一体化政策。与目前中国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相比，直接管理壁垒的优点体现在其能够充分满足作为贸易保护政策的原则。

满足有效性原则。由于是政府主动采取行动，不似关税或法律法规要求的具有某种稳定性，政府可以视具体情况随时做出决策，当国外产业严重威胁本国产业时，这种决策因其很强的针对性而具有良好的效果。同时发展中国家由于存在大量的弱势产业，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的保护作用效果又并不明显，也只能依赖于政府直接的保护。在多种情况下，政府更是直接出面与国外企业竞争，由于政府与国外企业在经济地位上存在着极大的不平等，政府拥有的权力远大于国外企业，其可支配的资源也远多于国外企业，因此政府在这种竞争中往往占据上风，从而有效保护本国产业。

满足适用性原则和非报复原则。非关税壁垒在市场准入方面对国外产品进行限制，直接管理壁垒往往是在国外产业对国内产业拥有巨大优势，已经或可能对国内产业造成巨大损害的情况下才采取行动，因而不会对国内产业形成过度保护。同时直接管理壁垒的大多数措施为WTO所允许或难以制止，而且在本国产业受到损害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也更为其他成员国所谅解，使其他成员国难以有充分的理由进行报复。

适合发展中国家运用原则。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往往过于弱小而更容易受到整体损害，采用直接管理壁垒，既可令其他成员国无法规避，又不需要先进的技术和环境标准，可为发展中国家轻易采用，在运用过程中付出的成本往往又不大。尤其对中国而言，政府在对企业的支持方面建立了庞大的体系，拥有许多经验，随着经济转轨，政府虽然逐步退出了对企业的干预，但在对某些产业的扶持上仍有着特有的优势。

综上所述，直接管理壁垒有其独有的优点，相比其他壁垒更适合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但其也相应地存在重大缺陷，即对贸易保护的滞后性。直接管理壁垒不似其他壁垒起到预先防御的作用，而是往往在国外企业已威胁或损害本国产业，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等情况下才会实施，使得其保护本国贸易时常慢一拍，无法做到预先保护。为弥补这个缺陷，实施直接管理壁垒时必须采取一些辅助政策。首先应在海关建立进口实时预警制度，对一定时期内各种产品的进口进行实时监控，一旦在某段时期某种产品进口激增，就应调查其原因，并迅速作出反映。其次是要将直接管理壁垒和其他贸易保护措施配合使用，即在以直接管理壁垒为核心的基础上，由外到内建立包括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和直接管理壁垒三个层次的综合贸易保护体系，实现对本国产业有秩序、多层次的全面保护。

【参考文献】

[1]任烈.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M].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

[2]刘文华.WTO与中国税收法律制度的冲突与规避[M].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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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澳大利亚；产业政策；贸易政策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6）07-45 -02

一、产业政策背景

由于澳大利亚联邦建立之前的殖民地经济发达，具有丰裕的自然禀赋，所以其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就是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其中主要包括羊毛生产，金矿挖掘和农副产品。1890到1909年间，澳大利亚出口贸易所创造的 GDP 占总GDP的20%，贸易额中有 97%的出口产品为初级产品。制造业与资源产业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相比，制造业的发展受到市场因素的制约，发展比较迟缓。在人口规模上， 人口数量较少且居住地点比较分散；在区位优势上，澳大利亚所处地理位置距离世界工业大国的消费市场地理距离远，产品的运输成本高。地理因素和人口因素都不利于企业实现规模经济，都无法在国际市场占据优势。但是，澳大利亚的地理因素和人口因素制约其制造业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因为当地人民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不断的提高，完全依赖出口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澳大利亚制造业的国内市场也有所发展，按当年价格水平计算，1891 年制造业产值在总 GDP 中占16.6%。

从十九世纪末经济出现滑坡之后，澳政府当局开始意识到，只依靠初级商品生产和进口的经济，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急需发展当地的制造业。其结果是二十世纪初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之后，确立了持续了 70 年“保护国内工业的模式”，体现了保护性的产业政策。

二次大战前，澳大利亚对外贸易方向主要出口产品以初级产品为主，主要出口国是英国以及英联邦国家。二战后澳大利亚意识到不能单纯的依靠英国，应该开始奉行更独立的对外贸易政策。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改变，澳大利亚的贸易方向发生以下变化。第一，对美贸易发展迅速。第二，对英贸易日益下降。第三，日本成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第四，中澳贸易前景广阔。第五，面向亚太地区是澳贸易发展的必经之路。

二、产业政策定义的界定

产业政策通常是对以产业组织理论、产业结构理论等为基本内容的产业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应用，也是产业经济学理论价值的最终体现。对于产业政策，目前国际上尚无统一的定义。目前国际较为流行的观点有：小宫隆太郎认为产业政策是“对以制造业为中心的产业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实行干预的各种政策，以及个别产业内部的产业组织对私人企业的活动水平施加影响的政策的总和”。

国内主流学者认为产业政策就是规划产业结构高度化，确定带动整个经济起飞的战略产业，并通过政府的经济计划，诱导经济按规定目标发展的措施。概括地讲，产业政策是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对产业活动进行干预而制定的各种政策的总和。产业政策的实质，是针对产业活动中出现的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情况而实行的政策性干预。是带有宏观性和中长期性的经济政策。

就理论层面上的产业政策而言，多数人认为可以追溯到德国古典经济学家李斯特的“扶持幼小产业说”。1841年，李斯特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提出了国家应该利用产业政策扶持幼小产业改变落后面貌的必要性。这种理论不仅在当时对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振兴提供了有力的依据，而且对以后几乎所有的后起国家的产业政策制定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学者何斌，严进认为产业政策是政府一组政策的总称，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工具和手段，往往意味着政府对某些产业的保护和扶持。产业政策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产业政策力图干预产业部门之间，产业内部的资源分配过程，以及干预某些产业的组织形式来弥补市场失灵的不足。第二、与经济发展战略紧密结合。第三、强调诱导并尽可能的避免国家直接参与。

三、产业政策内容

（一）二战前的产业政策

二十世纪初期，澳大利亚当局颁布了第一个保护本地生产制造业的关税法案。二十世纪20年代，澳方政府又颁布了一项新的税法方案，这就是史上称的的“格林关税”。这部税法方案将一般关税水平提高了 14%～26%。该法案规定，对汽车整车进口与零部件进口实施差别税率，来保护促进了本地以汽车为首的重工业的发展。同一时期，澳方政府成立了用以制造产业政策方案的关税委员会， 用来支持、保护和诱导技术优势行业的发展。澳大利亚发展制造业，本质上是为了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其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一系列贸易政策工具.通过提高关税水平与执行差异化的关税税率和限制直接的进口数量，来保护国内进口替代品制造业部门的发展，从而促进进口替代品部门制造业的发展。

（二）二战后的产业政策

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关税税率一直浮动很小，30多年前实行的保护本国制造业的关税政策，政策绩效依然良好。但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关税委员会开始试图说服政府进行一次关税的总评估。但关税委员会想说服政府进行关税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显然是一项漫长而艰巨的任务。到20世纪60年代，澳方政府同意重新进行关税评估。20世纪80年代，澳方政府开始改变产业政策。直接废除了直接进口限制，关税成了保护和扶持本国制造业的主力军。在此期间，政府越过关税委员会，直接于1973年7月宣布实行四分之一的关税裁减，这也是二战后最有力度的一次关税变动。

1973年以后，产业政策通过以下三个手段来调控经济。第一，减少贸易壁垒。政府撤减进口数量限制，通过削减关税以及取消外汇管制来减少贸易壁垒。联邦政府在1987年通过了1987年海关关税法。放弃了长期实行的高关税壁垒，推动竞争，实现澳经济国际化的长远战略构想。第二，强化出口措施。联邦政府通过加强出口援助，给予出口厂商经济上的援助；通过重视贸易法规的制定，有效保障国际公平贸易；通过加强出口宣传和市场调查为国内出口厂商提供海外市场信息。第三修订贸易方向。联邦政府首先把外贸重点地区逐渐从欧洲转向亚太。并且支持世界多边贸易体系；从而促使同亚太地区的一体化；加强双边经贸合作。

四、产业政策评价

（一）二战前的关税政策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

事实表明，1968～1969年在关税政策的支持和保护之下，机械与装备在全部制造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为四分之一。这首先说明了制造业得到了发展；其次，制造业的内部产业结构得到了相应的调整并且明显改善。

（二）二战后60年代产业政策的成效

20世纪50年代，定值过高的汇率制度下的外汇短缺使得直接数量限制通过进口许可制得以实行。政府废除了进口限制并且试图禁止把进口限制当作保护壁垒来利用。20世纪60 年代初，商品进口许可证制度被取消，关税再度成为保护国内制造业最主要的工具。但是总体上政策效果并不明显。

（三）至今澳大利亚产业政策的绩效

澳大利亚为了保证了国家经济金融和社会发展，通过一系列有效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和农业成为澳大利亚的四大主导产业。澳大利亚的一系列产业政策背景下，从之前以煤炭、黄金等初级品为主要出口品的国家转换为以制成品和服务业为主导的出口导向型国家。并且制造业和服务业已经在出口产业中占了主要地位，其外汇收入是初级产品的三倍，初级产品在出口中的份额越来越小，高级加工品已占了澳大利亚出口商品值的四分之一。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畜牧业国家，羊毛和牛肉的出口量均为世界第一，但是此类收入只占GNP的4%。

（四）中澳国际贸易的现状

虽然澳大利亚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数量占有优势，但由于我国商品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低，在总价值量上我国的产品并不占优。目前，美国、日本、英国等国仍是澳大利亚最主要的商品进口国。现在，澳大利亚经济处于上升期，经济增长率为5%。澳大利亚可望实现持续高增长、低通涨、就业迅速增长的目标。经济多样化的背景下澳大利亚的大规模资源开发的投资正方兴未艾，传统农业和资源性工业仍在继续不断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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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自去年爆发历史上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以来，贸易保护主义的幽灵卷土重来，使世界贸易的下跌更为剧烈。据预计2009年世界贸易总额将下降15％，这是1982年以来首次如此大幅度的下降。而且，随着危机在实体经济的继续蔓延，回归国内市场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对世界贸易增长的威胁更为严重。这使人们不禁想起了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那时，正是由于贸易保护主义造成的各国市场分割，世界贸易总量在此期间下降了三分之二，使当时的世界经济衰退雪上加霜，发展为更严重的经济萧条。

今年4月份在伦敦举行的20国首脑峰会上，大家吸取上世纪世界经济危机的教训，公开承诺在应对经济危机时继续开放市场，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但据世界银行的评估，在去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已经出台的89项限制世界自由贸易的措施中，23项出自刚在伦敦做过承诺20国之中。

一、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时的贸易保护主义

(一)提高关税

1930年美国政府制定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根据这个法案，美国政府将20000多种产品的进口关税大幅度提高，使其平均关税水平从25％上升至50％，以此达到保护国内生产者面对外国竞争者的优势，减缓危机对国内企业的冲击。其他国家相继仿效。到了1931年，法国也把平均关税提高到38％，德国则提高到了41％。

(二)实行严格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世界贸易战的结果使曾经紧密联系、已经陷入衰退的各国出口的下跌更加严重。因此这些国家更依赖于寻求国内需求。而国家出于当时预算平衡的政策要求实行了严格的财政政策，只有很小的操作空间来刺激国内需求。

货币政策也如是。因为当时把股票市场的投机作为危机发生的根源进行限制，实行了紧缩的货币政策，这就使实体经济领域陷入丫贷款瓶颈。如1931年德国央行显著提高了贷款利率，使银行的流动性短缺更加尖锐。

严格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使国内和国外需求都急剧下降。

(三)货币贬值

为了防止出口下降，许多国家开始了货币贬值竞赛，希望通过货币贬值来提高本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例如，1931年，英国将英镑对黄金贬值了30％；随后，美国于1933年，法国于1936年都对本国货币进行了贬值，进一步扭曲了贸易竞争。

二、当前贸易保护主义的形式

(一)提高关税

在金融和经济危机以前的1990-2006年间，欧盟、美国、日本和新兴国家按照联合国贸发组织的要求连续降低了关税。但自去年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后，一些国家开始谋划或者已经再次提高了关税。如：俄罗斯于2008年¨月宣布在9个月内暂时提高钢铁产品15-20％、汽车30％、卡车和客车25％的进口关税。土耳其2008年底将各类铁制品的进口关税从5％提高到15％。印度2009年初将一系列钢铁产品的进口关税从过去的5％提高到20％。阿根廷和巴西也试图提高葡萄酒、皮革乳制品、木材家具和纺织品进入南美市场的关税。

这些国家提高关税的措施从“约束力负担”的法律层面上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新兴国家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将按照世贸组织乌拉圭回合谈判所规定的水平降低了关税。比如非农业产品的关税，巴西于2007年降低了12.5％，印度降低了11.5％。现在这些国家则将提高关税作为对工业国家保护主义行为的报复性措施。

由于占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一再提高关税，世界贸易的大部分就再次被束缚了。这不仅不能挽救经济危机，反而会使继续降低关税的国家延缓和推迟战胜危机的时间。

然而，现在提高关税与1929-1933年危机时提高关税有所不同。有关专家认为，当时模式的贸易战在今天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现在世界贸易的75％或者是在关税同盟内部如欧盟这样的自由贸易区，或者是在北美自由贸易区或经合组织内部。前者是完全取消关税限制，后者则是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定确定关税。

2008年10月以来，在已经实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中提高关税的占三分之一。因此，尽快结束多哈回合的谈判将会降低提高关税的风险。但在当前的全球经济衰退期间，这个目标的实现极为困难。

(二)关税贸易壁垒

由于进一步提高关税的空间有限，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更多的采取了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形式。

当前非关税贸易壁垒来自两个方面。直接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如更严格的进口手续：印尼已经决定进口500种商品以上的港口和机场进行进口商品限制，包括电子、玩具、食品、鞋和服装。而这些限制又是以有利于健康和维护安全的名义进行的。

非关税贸易壁垒有几种形式：

1、提出反倾销调查或诉讼

提出反倾销调查和诉讼的案例，2008年比2007年明显提高了31％；与2008年下半年经济危机发展同步，提出反倾销调查和诉讼的也比上半年提高了24％。这个方面的提高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提高76％，而在工业国家则下降了53％。印度在2008年下半年提出诉讼的案例总数上升了40％，其次是巴西上升15％。

危机发生以来，实际执行的反倾销措施的案例提高了55％，主要是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前者提高了70％，后者提高了44％。自2009年4月伦敦峰会以后产生的23项贸易限制措施中有19项与利用反倾销措施有关。

危机以来反倾销调查案件以及采取反倾销措施的数量迅速上升，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一方面是根据WTO的反倾销协定、反倾销调查以及措施。如果A国企业因得到了国家的出口补贴而在出口市场上以比他在自己国内或其他出口市场上更低的价格出售某商品时，B国可以根据WTO的有关条款请求对A国进行反倾销调查。而另一方面，有的国家也可能在实际没有发生外国企业倾销的时候滥用这个条款。以保护本国工业。这就产生了利用反倾销条款的直接的非关税贸易壁垒。

执行反行销调查和措施行为的增加说明，在市场需求不振的时候，有些国家会采取如增加企业出口补贴或滥用反倾销条款的措施。以确保本国企业

在对外国企业的竞争中保持优势。这些措施的实施和发展严重扭曲了世界贸易。

2、补贴竞赛

另一个直接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是以国家的名义对本国企业进行补贴。在需求不振的时候，许多国家都会重新采取这个办法，以提升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对国内企业进行补贴与提高进口关税相比，是更严重的贸易壁垒。

现实中存在着工业国和新兴国家竟相增加出口补贴的危险，而在这种竞赛中，一些新兴国家可能会因其紧张的财政情况而落败。例如，目前在工业国家，对汽车工业的支持措施已达430亿美元，其中有174亿美元是美国政府支付给其汽车“三巨头”中的两个。其他国家也出于本国经济的利益准备效仿：加拿大已经对汽车工业给予40亿美元的贷款；瑞典给汽车工业的贷款和贷款担保达3亿美元；日本、法国、巴西对本国汽车制造商的贷款数额分别为51亿美元、6亿美元和17亿美元；英国则以“绿色技术”的名义支持汽车工业33亿美元。

各个国家支持和帮助的程度可能会有很大不同，有些国家因为财力的原因只有少量或者可能根本没有能力提供支持帮助。那些能提供帮助的也通常偏好帮助那些想象中“系统重要性”的领域和面对外国竞争的供应商，这一定会产生竞争扭曲。而且这种支持帮助，很可能保护过剩的产能，阻碍或延迟对市场出口进行调整的过程。

在这方面减少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比较好的方式是以刺激私人消费来取代对生产方的直接支持。比如：德国以“环保奖励”的方式刺激消费者对汽车的需求，刺激规模由开始的15亿欧元增加到50亿欧元。中国、韩国和巴西实行了暂时降低汽车销售税的办法。这些办法对国内和国外的企业都有利。企业为了对消费顾客提供最好的产品，也会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以保持长期的竞争力。

除对汽车工业补贴外，另一个领域就是农业补贴。据世界银行的资料。美国2009年的农产品补贴由18亿美元上升到99亿美元。欧盟2009年1月也再次对黄油、奶酪和脱脂奶粉的出口予以补贴。巴西、阿根廷等国也试图将其对农业补贴的总额达到5亿美元。农业补贴是一个特殊问题，也是多哈回合谈判的重点。

3、“绿色保护主义”

“绿色保护主义”是利用加强全球保护的名义而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新形式。例如：欧盟在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法律法规中确定了发展生物燃料的目标――即到2020年将生物燃料占酒精燃料消耗的比重提高10％，这个规定引起了巴西等国对欧盟内部生产偏好的担心及抱怨。此外，欧盟一再以环境关税作为对环保水平比较低的国家进口的制裁手段。一些国家为应对危机而制定某些环保措施中也带有浓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味道，例如：美国的景气计划中对发展环保电池和类似元件的贷款总额为20亿美元，但规定只适用于美国的生产商。

这种短视的和单方面的带有贸易保护主义趋势内核的“气候保护措施”可能会造成长期的严重后果。工业国家通过滥用气候保护政策来保护国内生产的做法，不利于减轻新兴国家经济发展的压力，也就有可能使2009年年底将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建立全球环境保护的协调努力失败。

国家补贴对贸易发展的危害最大。补贴竞赛将会进一步加剧世界贸易的衰退。

(三)货币贬值

2008年年中以来，一些原料出口国的货币对美元大大贬值。这种贬值不仅是有针对性的贬值结果，也有投资者规避风险的市场原因。

伴随一些出口国货币贬值的是原料价格的大幅下跌。这样一来，外汇流人减少，汇率即使在外汇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也守不住了，于是有了货币贬值冲动和压力。有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则在早期进行干预之后不再准备继续利用外汇贮备维持汇率稳定，而是使其货币在短时间内贬值20-40％，宁可通过保护主义的货币贬值来使外汇储备支持和促进出口。

英镑自2008年中以来对欧元和美元大幅度贬值；欧元在这段时间也对美元贬值；日元则是对美元和欧元升值。很难说这些变化中有政府在进行货币操纵的背景。只是瑞士银行在2008年3月中旬通过积极主动的外汇交易来避免法郎进一步升值。其背景原因是。由于危机发生后瑞士法郎对欧元的明显升值，给瑞士经济发展加重了负担。瑞士不仅对法郎相对于欧元升值进行干涉，也对美元贬值。而按照瑞士国家银行的观点，这种干预有利于汇率稳定和应对危机。

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时，重要的经济大国如英国、美国、法国竟相进行的货币贬值竞赛曾导致了世界贸易的崩溃。今天与过去不同的是没有固定的汇率制度，不同的经济体各自确定与美元、欧元的关系。欧元一美元汇率可以自由浮动。这个灵活的汇率体系显示，央行基本上不干涉外汇市场。汇率是通过市场需求来确定的。只有在央行放弃观望并干预外汇市场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货币贬值竞赛。

而这样的干预在全球化的今天很难遇见。世界贸易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在产业内循环的，出口商首先要进口原材料或服务。因此，本国货币的贬值归根到底也会对自己产生不利影响，因为进口也会变贵，而运输成本的提高也会使交易成本增加。因此，出口商不会要求自己的政府贬值货币。欧元区的一些重要经济体也已经联合起来排除贬值竞赛的发生。因此，货币贬值竞赛的危险性比过去要小的多。

(四)与国家景气计划捆绑在一起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由于国民经济的开放和经济全球化，国家对需求刺激的投入会通过进口的渠道转移到他国，使他国的企业从支持经济发展的景气计划获益。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有的国家试图从别国的景气计划中获利，而不想通过自己的资金来刺激自己的需求，这就是“免费搭车”或“搭便车”。这样的想法可能进一步加剧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条款来缩小自己国家景气措施规模的趋势。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在一体化的内部市场中如欧盟发生，而且这个问题越来越政治化。因此，对各国的景气措施进行综合协调，才能使国际市场的开放不受损害。

在经济危机的大气候下，这样政策的出台可能会不由自主。比如：根据美国景气计划中“购买美国货”条款，美国要求在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中只能使用美国生产的钢铁。法国也把对汽车行业的帮助和义务联系起来。巴拉圭也提出了“购买巴拉圭货”的计划，要求70％的公共采购要优先本国生产的产品。

这些包含在景气计划中的条款集中照顾了国内市场的要求，影响和引导企业和消费者的决定，导致了竞争的扭曲和低效率。这种政策造成的国家关系之间的怨恨，其严重性超过经济后果。

为了应对与国家景气计划捆绑在一起的贸易保护主义危险，应该在国际层面上加强各国景气计划的协调，提高各国措施的实施效果。在伦敦峰会上，20国首脑已经呼吁加强主要经济国家

在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的合作与协调，防止对各国应对危机措施的消极影响。

景气刺激措施的产生源于1929-1933年危机的教训。当时由于国家采取了严格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剧了需求低迷。所以今天大多数国家则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防止需求的低迷。但是如果对各国采取的措施不加以协调的话，同样会限制正常竞争和限制正常贸易。隐含在景气刺激计划中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将加剧世界贸易下跌。

(五)限制胃际资本流动

据有关资料：新兴国家私人资本的净流人下降到1650亿美元，而最高水平时则是9290亿美元，2008年比2007年下降了4000亿美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净流出，支付的债务规模远远超过了他们新借的债务规模。另外，对国外的直接投资，2008年下降了21％，跨国界的企业并购下降27.7％。

国际资本流动下降的主要原因，除了流动性短缺、融资瓶颈和规避风险外，还有不断增加的政治动机。如印度政府去年12月作为应对危机的一项措施规定允许外国企业在不同经济领域的投资比例；今年2月份又再次修订并限制外国企业在国防、通讯、航空等战略领域参与的程度。

无论是被投资国还是投资国，都面临对外直接投资障碍扩大的问题。一些国家新出台的法律法规提高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使投资者遇到阻碍，大大损害了投资的吸引力。而且，有些国家把银行救助计划与义务联系在一起，优先将信贷给予国内市场，也会产生新的融资瓶颈。

对国际资本流动严格限制的政治动机会导致投资者投资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这一不利影响比单纯因危机产生的资本流动下降更长远更严重，可能会长期阻碍市场的复苏。

(六)严格的移民政策

对外国移民的严格限制政策比比皆是：美国规定有资格接受景气计划中国家帮助的人只限于持有H-1B护照的美国居民；英国于2009年3月中宣布提高移民税；西班牙规定来自菲律宾的工人必须在卫生部门登记并获得许可；2009年1月，马来西亚政府禁止工厂、商店和餐馆雇佣外国人，并取消了5万来自孟加拉国工人的签证。以支持本国就业。

许多专家认为，对移民进行限制可能会增加摆脱危机的难度，并由于回国潮的此起彼伏而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衰退更严重。移民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有两方面意义，一是移民中有很多是训练有素的工人，这是经济复苏和稳定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能在企业危机时缓解危机打击，在经济复苏时保证企业的技术力量。二是移民给家庭的汇款可以支持自己国家的发展。据世界银行有关资料显示，移民的汇款在2008年达到了3050亿美元，相当于给发展中国家援助的总和。由于经济危机收缩移民政策。2009年这类汇款将下降5％，悲观的预测则是下降8.2％，非常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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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进口反倾销 滞后 贸易救济

一、中国进口反倾销的现状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实现了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腾飞，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伴随着国际贸易的逐年增长，贸易摩擦也在所难免。我国在进口贸易反倾销的实践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与发展，具体如下：

（一）法律层面

1994年5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公布，该法案30条对反倾销做出规定：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进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立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国务院于97年3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填补了我国反倾销专门立法的空白，结束了我国多年以来没有一部比较完整的反倾销法的历史。2004年3月31日，国务院为适应时展的需要对《反倾销条例》进行修改，条款的用语更加准确、逻辑更加严密，其明确规定主要由商务部负责反倾销立案调查。

（二）制度层面

中国反倾销条例规定，自企业申请反倾销调查至立案的期限为6天，立案至终裁调查期限为12个月，特殊情况下可延长至18个月，但没有明确规定初裁期限。由于初裁可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遏制倾销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其时间的长短与中国企业遭受国外倾销的损害程度密切相关，因此，中国对此期限应及早做出明确规定以减少企业不必要损失。条例明确界定商务部负责反倾销争议，商务部作为反倾销案的调查者，一直遵循“不理不告”原则。即接到当事人申请并进行充分调查后才可以进行反倾销措施。然而大多数中国企业在思想上对于外国产品倾销与本企业利害关系认识不够。无法尽早对外国企业的实质倾销行为做出及时反应，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去提出反倾销申请。缺少有效的预警机制导致外国企业的倾销行为瞒天过海也是制度层面的另一大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行业层面

行业协会是企业自律组织，在维护市场秩序，机会公平方面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从国内外的实践来看，行业协会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在协调和组织反倾销工作中能团结更多力量，能借助一些关系获得有关进口产品在国内市场价格水平等相关信息，有助于国内企业及时准确地做好反倾销工作，增强应变能力。进口反倾销第一案“新闻纸案”中，行业协会就发挥了关键作用。行业协会应当以追求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为考虑，有效发挥自身作用。

二、对中国进口反倾销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中国加入WTO后进口反倾销的变化与特点

自1997年第一起我国对外反倾销案――新闻纸案以来，我国遭受反倾销调查数量占比越来越大。中国在加入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遭受的反倾销调查数量占全世界比重基本保持在30%左右，在世界各国中排名第一，我国对外反倾销立案数逐步增加的同时，每年立案的数量不均衡性日益明显。与此同时，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进口反倾销调查立案数有明显增长。一方面说明了伴随进口贸易的大幅增长，贸易摩擦问题凸显;另一方面说明我国对待进口反倾销问题的重视程度正不断加强。

（二）反倾销重点在于救济而非地方保护主义

反倾销是一种贸易修正手段。一个作用是保护国内幼稚工业，当国外竞争者企图凭借自身优势滥用市场竞争地位企图以低价驱逐本国民族工业时，这个时候就需要一国进行法律层面的干预，更需要政府、企业、行业协会进行协作互助，保证市场处于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要善于利用反倾销的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反倾销措施不能等同于地方贸易保护。是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一种把控。合理的竞争行为更有利于促进本民族工业的发展，有利于企业进行技术革新提高生产率以适应本国市场的需要。我国在对反倾销行为的调查一定要把握好尺度，不宜矫枉过正。反倾销手段不是保护落后的庇护伞毕竟，提升整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才是重中之重。

（三）反倾销措施是对市场的调整行为，不应于政治挂钩

“合则生，分则死”。全球化潮流势不可挡，大打贸易战，地方贸易保护主义都是有违世界潮流。反倾销措施更不是贸易战的有力武器，“以战止战”更不可取。反倾销作为一种修正措施，其发明的目的在于维护市场的相对公平，保护本国企业免受外国公司倾销之害。其本身并不是地方保护主义的手段。发生争议争端可以在WTO规则下自有其解决的办法，如果两国都以反倾销措施作为贸易保护的武器，那么造成的损害将是不可估量的。波及到两国消费者，企业乃至整个产业链。一些政客以反倾销为手段实现自身的政治利益，如美国汽车工业协会诉日本汽车公司倾销案，美国钢铁协会诉中国钢铁倾销案中无不存在着政治利益的交换。进口反倾销应对社会造成长期正面的效应，而非个人或部分群体获利。

三、如何更好地发挥反倾销的作用

（一）实现顶层设计到运用实践的协调统一

在反倾销体系的顶层设计上，应当强调有法可依。同时还要兼顾实践运用原则。应当结合各行业的实际情况，把握法律的可操作性与实践性。除了体现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原则，还应当与本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实现顶层设计到实践运用的协调统一，首先要做到法律体例的完善。针对我国进口反倾销的专门立法层次较低的不足，可以构建以反倾销法为核心的反倾销法律体系。其次是法律条款的完善。针对我国进口反倾销的专门立法比较粗疏的不足，采取“宜细不宜粗”的立法原则。最后是法律人才的培养，一是我国的反倾销调查力量过于单薄，相对于庞大的申请数量以及旷日持久的调查时间。容易造成案件积压。教育行业应当培养更多的应用型人才满足社会的需求。

（二）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及实际情况制定差异化标准，灵活制定反倾销措施

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的工业体系初步建立起来，相较于发达国家存在着起步晚，时间短的劣势。同时发展的过程中又有相应的侧重导致部分产业发展不平衡。对于不同行业应当采取不同的标准，那些具有竞争优势的本民族企业应当营造相对宽松的竞争环境，适当提升反倾销措施的门槛，市场说了算，使民族工业与世界先进企业充分竞争进而提升本国产业的竞争力。与此同时，那些起步晚，发展缓慢同时也是外国企业倾销重灾区的行业，应当降低反倾销门槛，征收高额反倾销税以此给予遭受倾销的企业补贴进而提高民族企业的生产竞争力。

篇8

【关键词】重商主义；中国经济；负面影响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7-074-01

一、畸形财富观与高外汇储备风险

三十年来，中国在“出口创汇”口号指引下，积极发展“出口导向型”战略，外汇储备数量迅速增加。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中国2012年末外汇储备33115.89亿美元，是1999年末外汇储备额的21.4倍，2013年3月末更是增加到3.44万亿美元之巨。然而外汇储备即美元是一国财富的表现形态呢？这种以实物换美元的行为，是否是一国积累财富的有效途径呢？首先，外汇储备绝不是衡量一国国力甚至对外贸易得失的最重要因素，过多的外汇储备还会使持有国付出高昂的“机会成本”代价，加大通胀风险。更令人忧虑的是，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进入金融时代，凭借美元、欧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发达国家可以轻易利用货币贬值使中国外汇储备大幅缩水。例如：2006年4月，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7.9元左右，2009年3月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则为6.8元。截至2009年3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约为1.95万亿美元，美元资产占72%，约1.4万亿美元。三年间美元贬值就可以使中国蒙受21450亿元的巨额损失。说到底，一国积累财富还是为了藏富于民，提升国民生活水平。这种外汇财富观或者说货币财富观，不仅让庞大的国民财富独立于国民之手，更增添了诸多风险与危害，实在无法起到一国财富应尽的作用与责任。

二、“舍内求外”――民族企业惨淡、东西发展差距与内需乏力的窘境

为适应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发展要求，中国长久以来采取了引进外资的策略，赋予外资企业财税政策一系列“超国民”待遇，吸引外资直接在华投资。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外资涌入中国，“三资”企业在华迅速成长。然而这种重商主义色彩下重出口、重外资的政策模式也给中国经济埋下诸多隐患，主要可以概括为民族企业惨淡、东西发展差距扩大和内需乏力三个方面。首先，以跨国公司为首的外资企业，本身就在技术、规模、资本、生产管理经验方面优于民族企业，再加上中国优越的“超国民”待遇，民族企业在与外资企业的抗衡中全面溃败，大量延续几十年的民族品牌不是被外资兼并，就是在市场夹缝中求生。例如：中国原有的“天府可乐”等民族饮料品牌，已有七家被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兼并。其次，以外资作发展推力的方式，不可避免的加剧东西发展不平衡。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拥有较为优越的区位、资源环境，尽管1999年后国家采取西部大开发战略，协调东西部发展，但这一差距仍未明显缩小。最后，过度重视外国市场的结果，就是对国内市场的相对忽视。近年来受金融危机影响，国外市场需求逐渐下降以及竞争激“三驾马车”中的出口渐显乏力。在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及其政策的作用下，中国“舍内求外”的贸易政策的不可持续性逐渐显露。

三、贸易摩擦风险不断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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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石油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经济安全国民福利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政府通过实施合适的干预手段改变或维持不完全竞争企业的某种战略行为，使国际贸易朝着有利于本国获取最大限度利益的方向改进。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在当代国际贸易形势从自由贸易走向战略博弈的背景下，伴随市场结构的变化而产生的，是新贸易理论演进的自然结果。一般而言，战略性贸易政策包括三个主要内容：战略进口政策、战略出口政策以及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政策。战略进口政策是指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一国政府通过对特定产业采取选择性的保护政策，达到从外国企业那里抽取垄断租金，保护本国企业市场或将外国企业逐出本国市场等目的，使本国获取最大限度的利益。战略出口政策是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一国政府通过研究、使用研究开发补贴和出口补贴等手段对本国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进行干预，帮助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获取更多的利益。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政策模型的前提假设与传统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不同，更为贴近全球经济运行现实。其前提条件为寡头垄断、市场分割以及规模经济。

一、我国石油产业迫切需要

政府的战略性干预

石油产业具有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客观条件，其市场结构属不完全竞争的寡头垄断市场，垄断形式以自然资源垄断和规模优势垄断为主，其核心业务领域进入门槛高，只有大型垄断性企业才能生存发展。石油产业是当今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战略性产业，从其市场影响力、产业规模及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看，很少有其他产业能够与其相提并论，石油产业有众多纵向和旁侧关联产业群，其发展关乎国家整体安全。

我国石油产业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中国石油供应缺口严重，未来需求增长迅速，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逐年增加，在全球获取增量石油资源的难度正不断加大，其供应的稳定性关系到经济增长。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资源短缺将是突出矛盾，也将产生诸多负面影响。

在全球范围内，油气进口、石油服务和产品出口国际竞争激烈，中国企业的对手多是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跨国企业。在石油上游领域，围绕油气资源的获取和石油版图的影响力，我国企业无论走到何处，跨国企业接踵而至，就地开展面对面的竞争，而这些外国企业的背后无一例外地有本国政府的力量在支持，这些支持或是补贴政策方面的，或是外交、政府间交流形式的，或是跨产业的利益交换，这些支持手段的背后都指向一个目标，各国政府通过战略性质的扶植和引导，增强本国企业对油气资源控制和获取能力，扩展本国油气来源，提高本国总体福利。

当前全球已进入高油价阶段，石油产业竞争将更加激烈。与国际石油产业巨头相比，中国石油产业在布局、规模、成本、技术、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差距仍然存在。在石油产业的某些链条中，需改变结构相对单一、产品档次较低的局面，增产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功能化、精细化和系列化产品。在石油工程技术服务和装备制造等领域，一些著名的跨国公司凭借技术、装备、人才、资金、品牌等优势，牢固地控制着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先发优势明显，中国企业想进入国际市场，必将与之发生竞争。

不可否认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壮大和进步，但鉴于中国石油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许多领域大多处于“跟跑者”或“斯塔克尔伯格追随者”角色的现状，需要政府战略性地引导本国石油企业通过参与国际竞争，在国际化运作中积累经验，实现“干中学”效应。

二、在国家经济安全视角下

审视石油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

从一般均衡角度考察，中国石油产业的发展与国内许多产业是正、负相关的，直接影响整体国民经济的发展。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模型、扩展模型和通常研究方式看，学者们常把目标产业作为唯一研究对象，产业内企业利润水平的提高，被认为国民整体福利的提高。而现实经济中，与石油产业密切相关的产业很多，石油产业的需求或产品，对其他产业来说，往往意味着影响其发展的要素资源和战略变量。一项应用于石油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工具，可能对其他产业的发展产生不易察觉的影响。石油产业巨无霸性质的产业规模及其无孔不入的影响力，决定了在现实中必须从一般均衡角度研究石油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石油供给波动对经济发展有非对称的影响。由于石油是许多产业生产和运行的要素资源，从供给角度看，石油产业对其他产业的运行安全的影响是非常不对称的，石油供给的短期过剩不会对这些产业的发展造成过多的扰动，而石油供给的短缺则会对这些产业乃至整个宏观经济产生多方面的冲击，往往通过引起价格扭曲和经济大幅波动而产生破坏性影响。

中国石油产业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中需要实现如下主要目标：获得来源稳定、价格合理、渠道多样、运输安全的石油资源，维护整个经济安全；提高国家对世界石油版图的影响力，增强在全球石油产业中的话语权；提高本国石油产业内服务、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在世界石油市场中的份额，通过产业的外延式发展提高国民福利；发挥产业带动和“外溢”作用，在走出去的同时带动其他产业共同走向国际市场。石油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定应服从于国家“走出去”整体战略。要树立“泛石油产业贸易发展”的整体观念。尽量采取“泛战略性贸易政策工具”干预石油产业。

第一，在现实中放宽政策工具的定义和范围。补贴来源不一定抽取自公共基金，赋予补贴的形式也不一定局限于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税收返还等。补贴可以通过国家的政策调节，直接从本国其他产业输送，如：为在国外获取石油资源，政府可以把本国其他产业的局部福利视为补贴和筹码进行输送。补贴的形式可以更隐蔽，只要其抽取形式等同于公共基金，作用于石油产业，实施的效果等同于（进出口、研发、生产）补贴即可。如：政府主导的针对性文化交流、跨产业援建、策略性投标等补贴形式，并没有直接作用于石油目标产业，但其提升国民福利效果的路径却是指向石油产业的“利润转移”，并且容易避免对手国的非合作博弈。补贴可以是风险基金、低息贷款、特别捐助等各种形式。关税工具手段并不一定直接来自进出口关税环节，只要是由政府主导实施，目的在于促进本国石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实现利润转移，提升国民整体福利，而实施效果又等同于关税的贸易政策手段，都可作为关税政策工具。如：对企业征收环境特别费，颁布技术标准、政策性条例法规、行业门槛等。

第二，选择政策工具并评判实用性时，充分考虑“外部经济”下的整体正向效果。一项作用于石油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其产业内的福利效果可能产生外溢，会通过其他产业利润的提升而提高国民总体福利。如：政府可通过适当政策引导本国企业参与国外风险区块开发、油气管道建设、石油工程技术项目中部分低收益项目的策略性投标。通过这些项目，石油产业本身可能所获收益不高，但如果政府确信或有把握通过项目的实施为其他产业带来稀缺资源，带动其他相关产业走出去，增加国内港口、运输等各种相关行业的利润，并使国民福利提高，则可以将之作为有效的政策工具使用。与此相反，如果实施一项有利于石油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会对其他产业或其他方面国民福利造成损害，则需要慎重实施。当前，为从一些主要产油国获取稳定的石油和中间化工原料，政府事实中在鼓励国内特大型石油、石化企业与产油国的垄断企业合资建设大型石油化工基地，如果仅从石油产业内考察，这是一项成功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出让股权之后让度给合作伙伴的这部分利润，可以看作政府为进口石油资源所施加的补贴，换来的是成本适中、来源稳定的石油和原料资源，提升了本国福利水平。而从总体国民福利看，合资建厂隐含这样一个事实，大型石油化工基地向中国转移可能的负面潜在影响是，加剧土地、水等要素资源的短缺，造成经济扭曲，产生对植被、空气等环境的破坏，而这些影响可能是长期、持久、超乎原先评估和可控范围的。这种出于战略进口目的而引入外资进入其他目标产业，从而造成对整体福利负面影响的案例很多。因此，从石油产业战略进口角度看，出台战略贸易政策性质的举措要慎重，对不同情况要充分论证、慎重对待。第三，加强石油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归类、甄别和整体福利效果评判。在制定中国石油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时，政府不仅要考虑石油产业，而且需要跨行业跨部门地研究、选择、归类、甄别各种政策工具和手段，尤其应当认真考虑整体福利效果评判。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研究前沿来看，国外研究比较超前全面，国内研究方兴未艾；从研究侧重看，理论、实证、行业内研究多、一般均衡条件下的研究少；从政府主导研究的力度和实践看，美国等发达国家领先、中国系统性研究少。围绕石油产业，中国政府需要协调跨行业、跨部门研究机构，建立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共同参加的联合机构和统计体系，尤其应加强改善整体福利、避免短视行为，纠正经济要素扭曲等方面的战略贸易政策的研究。

三、确保经济安全和整体福利的石油

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引导

石油产业贸易政策的最终目标服务于国家能源供应安全下的整体福利提高。中国近年在其他战略性产业的经验教训很多，如在铁矿石等基础原材料领域失去定价话语权后，为经济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应该看到，石油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不同于其他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关系到国家关键利益，要通盘考虑。政府在制定实施石油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与其他关键产业的联动和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要与政治、外交、文化、其他相关产业的政策配套使用；要增强话语权和定价权。针对在中东市场亚洲国家获取原油成本比西方国家高出1～2美元/桶的歧视性价格——“亚洲溢价”，应在油气资源、石油中间品、产业技术、石油储运等方面与亚洲国家广泛开展合作，通过政府主导能源合作提高议价能力。

目前，决定世界石油定价的有两大集团，一个是通过金融市场形成定价机制的美欧集团，一个是通过调节石油供给来影响国际石油价格的欧佩克石油组织。中国的目标不仅是要增强话语权，还要成为定价中心。应逐步建立和上市自己的石油等品种的期货市场，形成我国自己的能源价格定价中心来影响国际价格，增强在国际市场中的话语权。要加强渠道控制，降低渠道可靠性变动造成的成本提升。通过战略进口政策对国内企业的引导，实现供应更加多元化。调整目前主要依赖中亚、中东等地的石油进口格局，缓解地缘政治危机引发的能源进口风险。要调整石油天然气消费结构。加强天然气供应和利用，缓解石油供应压力，强化需求管理，减少向外界的利润转移。面对居高不下的石油价格，应制定针对性的战略进口政策，降低石油进口依存度。如：加快国内石油勘探开采力度，选择性地增加国内开采量，开发具备开采价值的边际小油田，通过进口替代减少向外部的利润转移。

与石油产业正相关的产业主要为汽车、钢铁、航空、港口、陆上运输物流、信息、环保等产业。石油产业发展对上述产业的正向的促进作用表现为：本国石油产业贸易的改善、竞争力的提高和发展，直接增加了对这些产业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进一步促进其规模和收益水平的提升；直接增加了这些产业发展瓶颈资源的供给，降低了要素价格，避免了市场扭曲的冲击。

与石油产业负相关的产业主要为其他能源、以水资源、土地、草场等各种自然资源为要素的产业以及生产石化产品替代品的产业。石油产业发展对上述产业的负面作用表现在：与其中部分产业生产竞争性的替代品，争夺市场份额；与其中部分产业争夺水资源、土地等各种稀缺资源，扭曲这些产业的要素配比；破坏这些产业的发展环境，主要是自然环境等，另外，环保管理不善等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其实质是隐性损失了国民福利。

基于以上分析，为提高国民整体福利、促进相关产业协调发展，避免石油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业局限性，应在如下方面加强石油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选择：

一是尽量避免与其他产业争夺稀缺要素。发展规模经济，避免在能源、原材料、自然资源等方面与其他产业发生不必要的争夺；关闭不规模、不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发展核心业务，避免在其他非核心业务层面与其他产业开展低水平竞争。

二是在“走出去”过程中发挥本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鼓励石油产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发挥产业间的龙头带动做用，如“工程带产品、产品带服务”等；以大型石油装备制造基地、石化基地为依托，瞄准高附加值出口产品，建立产业带、精细化工业园，延伸产业链。建立对石油产业企业的奖励机制，鼓励其在“走出去”过程中，在外部市场加强与其他产业在信息、资源等方面的共享，共同拓展市场。

三是建立石油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预警机制。及时发现某些国际竞争对国内石油产业和国民福利的潜在危害，研究各种战略对策，并动态跟踪解决；加强石油产业进口保护，精选受保护的子产业，精心设置贸易政策工具，积极研究反倾销、报复性补贴等各种有效的贸易博弈工具；预防过度出口，及时发现国内石油企业间在国内外市场上无序价格竞争对福利的损害，及时制止与石油产业自身发展和其他产业发展有关的要素资源的流出，如成品油和急需石化原料的出口；避免过度补贴和补贴不足，避免石油企业依赖过度补贴在国际市场上与外国竞争对手开展低水平价格竞争；避免由于补贴不足，而放大本国石油企业在外部市场上的风险；避免服务和产品出口的巨额资金沉淀风险；避免并限制幼稚弱小石油企业在国际市场与强劲寡头竞争后的退出成本沉没，避免非核心业务在国际市场上的低效拓展；发挥政府、研究机构的作用，建立完善评价、分析体系，及时研究、分析、发现国内石油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其他产业的负面影响。

四、其他约束条件下

我国石油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在对石油产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各种政策工具进行比较分析时，政府要考虑解决石油产业规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提高政策工具效果的策略。当前环境下政府需要消除的不利行为主要有石油产业内的低水平重复建设、行政引起的价格和市场失灵等。包括：对价格管制水平的重新研究、确定；鼓励核心业务整合；设立国内石油企业进入的行业门槛，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按国际标准加强企业管理，避免规模不经济的发生；加强产业结构研究，避免产业能力过剩和不足，降低GDP单位能耗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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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公共利益原则的由来及其在立法实践中的现状探究公共利益原则的本质,进而探悉公共利益原则在实施反倾销措施中的作用,利于改进和完善反倾销法律制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和国家利益。

关键词:反倾销;公共利益原则;实施作用

公共利益是与私人利益相对应的范畴,是人们的一种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从法理的角度讲,公共利益是指“涉及政治组织社会生活并以政治组织社会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公共利益是指“社会或国家占绝对地位的集体利益,不是某个狭隘或专门行业的利益”。[1]也就是说,公共利益是一种共同受益的群体利益,是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不是特定的、部分人的利益。公共利益作为实施反倾销措施的一个重要要素,在国际反倾销实践中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反倾销的公共利益直接涉及一个国家的产品产业利益、贸易中间商利益、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等。从更深层次来讲,反倾销的公共利益还影响到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及整体经济的安全、贸易结构和水平,海外投资、贸易赢余与外汇储备,甚至还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战略。可见,公共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是指国家的长远利益,研究反倾销的公共利益问题,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反倾销争端问题,对一个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公共利益原则概述

公共利益原则不是与反倾销制度一起出现的,从1904年加拿大颁布第一部反倾销法到1967

年GATT肯尼迪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守则》,国际上都没有对公共利益的立法规定。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和增加就业,保持世界经济的复苏势头,促进各成员国经济繁荣发展和持续增长,GATT与OECD(经济合作组织)各自组成专家委员会,经过对大量的资料进行研究后认为,经济增长依赖于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以及合理的政策制定程序,对已经采取或将要采取的一切政策性措施,都应该用成本效益法做出评估,从而对整个国民经济或民众福利的利弊进行权衡,切忌受制于本国某个产业部门和局部利益的驱使。两个专家委员会在研究结论中第一次涉及到了公共利益问题,从而也推动了国际社会对公共利益的评价和立法工作。

究竟何谓公共利益原则,由于各国贸易实践的差别以及对反倾销看法的不同,目前没有形成一个得到普遍认同的明确定义。公共利益理论认为,反倾销是对倾销的一种反制措施,是对市场失灵的一种干预,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再分配,其目的致力于维护贸易公平和社会整体利益及国家利益;[2]然而,反倾销措施本身是否能够达到其目的,一直受到法学界和经济界的质疑。

首先,认为反倾销是一种保护进口国国内产业、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以征收反倾销税等措施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倾销的问题,相反,由于反倾销可能导致对方国家的贸易报复行为,会减少本国的贸易出口,起不到实现本国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甚至会加剧国际市场间的隔断,造成国际贸易秩序的扭曲,这与反倾销的目的和初衷以及WTO的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的根本宗旨是相悖的;因此认为,应以公共利益原则来指导反倾销行为,反倾销措施的实施需要考虑整个社会的利益,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不能仅从本国的角度来考虑公共利益问题。21写作秘书网

其次,认为反倾销考虑的是倾销给进口国产业带来的损害,保护的是进口国国内厂商的利益,而没有考虑倾销给进口国消费者带来的好处,忽视了在实施反倾销过程中受到负面影响的利益方(如消费者)的权益。因此说,反倾销中引入公共利益原则,对于遏制反倾销措施的滥用以及平衡多方利益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反倾销中强调公共利益原则,是对反倾销自身局限性的矫正,也是现代反倾销立法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向。

二、国外公共利益原则的立法实践

最早进行公共利益立法的是加拿大,1985年制定的《特别进口措施法》第45节规定,在作出最终损害裁定后,如果有充分理由表明反倾销调查机构按确定的倾销幅度征收反倾销税不符合公共利益,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可以自行或依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发起对公共利益调查,纠正反倾销措施的不合理现象。

日本在《关税定率法》第9条第1款规定,在具备倾销、损害、因果关系三个条件之后,还必须有维护其产业必要性的确认才可征收反倾销税。这里的“必要性”,实际上就是对公共利益的要求。

韩国《反倾销法》规定,当局从受理申诉到最终征收反倾销税期间,都要重点考虑其行动和保护国内产业的必要性之间的关系。即使存在倾销,也因此造成损害,但如果没有保护国内产业的充分性和必要性,则可以不征收反倾销税。

欧盟第3283/94号《反倾销条例》首次对“欧共体利益”下了定义,指出欧共体利益包括国内工业、消费者和使用者三方的利益,规定各方的代表机构在欧共体反倾销调查中均享有提供情报、要求听证、发表意见的权利。该定义说明,欧盟是否实施反倾销措施,是以欧盟整体利益考虑为前提的。

WTO《反倾销协议》中没有明确规定“公共利益标准”,但鼓励成员国在反倾销调查时,给予工业用户和消费者组织提供相关信息的权利,采取“较少征税规则”,尽量减少对公共利益的损害,这为一国主管机关在实施反倾销措施时,充分考虑公共利益问题提供了依据。例如,WTO《反倾销协议》第6条第12款规定:主管机关应向被调查产品的工业用户,或在该产品通常为零售的情况下,向具有代表性的消费者组织提供机会,使其能够提供与关于倾销、损害和因果关系的有关信息;第9条第1款规定了“较少征税规则”,即在所有征收反倾销税的要求均已满足的情况下,是否征税以及征税金额是否应等于或小于倾销幅度,均由进口成员的主管机关决定,如反倾销税小于倾销幅度即可消除对国内产业的损害,则征税额最好小于倾销幅度。[3]

通过对上述国家反倾销立法的对比可以看出,现行的反倾销法规虽然考虑了多方的利益,但仍然是把进口国生产者的利益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主要还是为了保护进口国产业和增加进口国的就业。现行反倾销法规对进口国的进口商、工业用户和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意义不大,公共利益条款只在极少的情况下才对这些利益相关者具有显著意义。

三、我国反倾销问题的“公共利益原则”取向

第一,强化反倾销中的公共利益意识。我国法律条款上并没有明确公共利益问题,但2004年新修订的《反倾销条例》第2节第33条规定:商务部认为出口经营者做出的价格承诺能够接受并符合公共利益的,可以决定中止或终止反倾销调查,不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或者征收反倾销税;第2节第37条规定:终裁决定确认倾销成立,并由此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可以征收反倾销税,征收反倾销税应当符合公共利益原则。尽管条例规定只简单将公共利益原则限定在征税环节,对公共利益问题也未做出明确规定,但我国的反倾销立法在立足本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等方面有了一大进步。

第二,增强反倾销应诉中对公共利益的抗辩力度。在反倾销应诉中,除了法律程序和会计证据的支持外,还应充分利用公共利益原则,加强与进口商、消费者的合作和支持。对于大多数国家不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我们应该鼓励进口商和消费者加入和协助我国企业的反倾销诉讼活动,这将大大降低我国反倾销诉讼胜诉的难度,使反倾销的最终裁决更加合理公平,有利于保护全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

第三,做到保护国内民族产业与维护国家公共利益两者的统一。在对外产品的反倾销问题上,既要消除来自国外的不公平竞争行为,为我国相关产业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也不能忽视我国工业用户和消费者的利益。很显然,允许外国产品在我国倾销可使国内消费者获得廉价的商品,但会使我国相关产业受到损害;相反,阻止外国倾销产品的进入虽可使我国产业得到保护,却需要我国消费者为此付出代价。所以,必须在保障民族产业发展和保护消费者利益之间做出选择,把两者辨证地结合起来处理问题。

四、公共利益原则在反倾销中的作用

法律是“刚”,公共利益是“柔”,在反倾销行为过程中,如果把反倾销法与公共利益原则有机结合起来,做到“刚中有柔、柔中有刚、以柔克刚、刚柔相济”,那么公共利益原则必将在国际反倾销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公共利益原则的政治作用

公共利益的基本观念是立法应当反映“公意”,代表全社会和全体人民,反倾销立法的根本宗旨是维护贸易公平和正义以及社会公众利益。但反倾销法立法也可能“从维护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神圣权利,变为侵犯人民权益的手段,从表达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价值标准,变为立法者专横统治的工具”。[5]在这种立法“异化”的情况下,公共利益的价值观念及政治作用就显得更加突出了,它以政治领域(追求公益)和经济市场(追求私利)的严格区分为前提,通过民意调查、舆论监督和司法审查等民主形式的干预来纠正这种不道德的异化。

在反倾销调查中,进口商和最终消费者是影响调查机关作出相应裁决的重要力量。由于公共利益原则的压力,调查机关在实施反倾销措施时普遍存在一种矛盾心理,尤其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和发生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应积极协同进口商和最终用户,在国内的物价水平、就业机会、社会福利和民生等政治因素方面向调查当局施加足够的影响和压力,这样,可能使调查当局得出倾销没有造成损害的结论,甚至在立案调查前就将其分化瓦解。

(二)平衡不同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

首先,对各利益集团经济利益的影响。实施反倾销措施的背景是很复杂的,各利益集团不仅相互关联,同时利益也是存在差异的。例如,在一次倾销行为过程中,产品倾销商和产品进口商采取低价措施来占领更多的市场,以获取最大利润;同类产品或相似产品的国内生产商则将抵制这种倾销行为,目的是保障自己的市场份额和产品利润;对于工业用户和消费者来说,能在倾销行为中获得廉价的工业用料和廉价的商品消费。如何协调这些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就必须依靠公共利益原则来协调,从而使各利益集团在反倾销过程中都能进行全面衡量和换位考虑,权衡各方利弊,放弃眼前利益,着眼长远利益,舍小利求大利。

其次,对产业链条各环节利益的影响。在经济活动中,每一个产业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各个产业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使整个经济由一个庞大复杂的“产业网”构成,一个产业需要其他产业为自己提供各种产出,以满足自己的生产要素需求,同时也把自己的产出作为一种市场供求提供给其他产业;而实施反倾销措施对这种以供给和需求关系形成的“产业链条”产生的影响是链条中各环节利益的再分配,如钢铁产品,其上游产业有焦碳、能源、电力等产业,下游产业有建筑、机电设备、运输工业和家用电器产业等,一旦上游产业的价格上涨会给下游产业带来严重影响。如果忽视了公共利益原则,不可避免损害中下游产业、进口商、零售商以及消费者的利益。

(三)增加我国应对反倾销调查的灵活性

据统计,从1979年到2006年底,国外对华反倾销案件819起,涉及商品4600多种,导致我国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500亿人民币。由于我国处于发展中时期,工业生产能耗较高,污染较严重,产品环境成本缺位,同类产品价格和发达国家相比相对偏低,导致我国出口产品屡遭国际反倾销调查。[6]针对这种情况,我国在反倾销应诉时应充分利用公共利益原则,正视我国经济发展中带来负面影响的事实,强调任何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都必须经历相同的阶段和过程,不要为了保护某一产业而损害国家利益和国家关系以及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这样,有利于提高我国在对外贸易谈判中的回旋余地,增加应对反倾销调查的灵活性。

(四)遏制反倾销措施的滥用

作为纠正不公正贸易、维护自由竞争市场秩序的一种有效手段,反倾销法在保护国内工业免遭国外倾销产品冲击方面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对贸易利益的狭隘认识以及经济中政治因素作用的存在,往往使一些国家出于不合理的贸易保护主义动机,在合法的幌子下任意实施反倾销措施。近年来,国际贸易冲突日益加剧,反倾销形势愈演愈烈,其道德观和合理性正在遭到人们的质疑。很明显,实施公共利益原则将有利于遏制反倾销措施的滥用,对于改良现行反倾销规则,使之回归到反倾销的本质和初衷,真正做到有序竞争、公平贸易、正义往来、合作双赢,的确是很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廖加龙.关于公共利益的范围[J].人大研究,2006(7).

[2]刘重.论国际反倾销中的公共利益权衡[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5(4).

[3]吴华明.反倾销法公共利益条款析评[J].亚太经济,2005(6).

[4]盛建明.反倾销调查要引入公共利益考量[N].深圳商报,2003-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