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的本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危机的本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小蚁微单相机M1的设计依然沿用了根简风格，暴风黑和冰河银两种颜色外观都能很好地突出设计上的美学元素。而且机身按键也被合理地精简到了仅有一个开关、两个拨盘以及两个物理按键，再加上机身（含电池）仅重280g，小蚁微单相机M1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操作简易和小巧便携。

另外，小蚁微单相机M1的UI界面非常亮眼。M1的显示屏支持手指触控，左右滑动有三分屏，分别对应各类设置、画面预览和拍摄风格选择。而且最左面的设置界面是上下翻页方式，这对于用惯了智能手机的用户来说，上手很轻松，甚至有点被惯坏了的感觉。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句俗语，套用在M1这款产品身上就非常合适。小蚁微单相机M1除了具备常见的几种拍摄模式，还支持“全景拍摄模式”以及很有意思的“大师随行模式”。全景模式顾名思义自然不需多言，不过“大师随行”听起来就有点高大上了：“大师随行”是针对人像摄影新手玩家的一种模板模式。用户可以在“小蚁微单”APP上面下载自己喜欢的模板，实际拍摄中根据屏幕提示的姿势框线进行构图拍摄就能得到非常nice的靓照。

M1在专业技术层面也有不错的成绩。M1支持81点触摸点选反差式对焦，对焦范围覆盖绝大部分Live View区域，并其支持最多32张人脸的脸部识别。另外，MI采用日本COPAL机械快门，从1/4000s到60s'陕门速度跨度非常大，最高曝光时间长达30分钟，而且支持5张/秒的连拍。再加上ISO感光最高25600，可以说小蚁微单相机M1的功能之强大覆盖了目前所有专业相机的摄影范围。

其实小蚁从2013年底就已经开始筹备微单项目，而且一来走的就是实用主义路线：采用了技术成熟开放的M4/3卡口，而没有盲目追求全画幅或者APS画幅，M4/3系统在保证画质水平、对焦速度的同时，有效缩短了法兰距以及减小了镜头卡口外径，从而能实现相机的轻盈便携。虽然大家普遍认为与APS画幅相比，M4/3画幅进一步牺牲了画质，然而小蚁微单相机M1此次使用了索尼IMX269传感器，有效像素高达2016万，我们用定焦镜头拍摄照片和视频时，虚化效果远远超出预期水准。

篇2

在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在全球深度蔓延之际，时寒冰先生《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一书的出版，带来的反响甚至远超他本人的意料。时寒冰提出的保护资源、进行资源储备和人民币国际化等建议，已经被我国政府采纳并正在逐步实施。本文向读者介绍他的另一个主要观点，该观点可能将对普通百姓的理财生活带来深远影响。

次贷危机对世界的最大的影响是，美国依靠过度信贷支撑起来的消费体系走向崩溃，世界经济因为缺少了一个重要的引擎而陷入迷茫之中。此时又恰逢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内需严重不足的问题进一步凸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应对?

日本的发展经验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广场协议之后，日本房地产和股市的泡沫快速累积并骤然破灭，长达近20年的经济衰退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崩溃了，但是日本仍然位居世界3大经济体之列，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我们要学习日本的有益经验，增强应对危机的能力，使中国经济早日走向复苏。

日本奇迹民富造

二战后，从废墟上爬起来的日本，国力增长速度之快，令世界震惊。笔者研究发现，日本之所以成功，最重要的一点，是走民富路线。

两次经济景气均由内需推动

日本的经济发展始于1955～1957年的“神武景气”，在此期间，日本GDP年均增长12％。1958～1961年间，日本经济又经历了一场长达42个月的景气，超过了神武景气，称为“岩户景气”，在此期间，日本GDP年均增长10％以上，出现了所谓的大众消费社会。

从神武景气到岩户景气，日本经济的发展，都是以内需的启动为基础的。为了扶持本国产业的发展，日本甚至实行了严格的进口限制政策，而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为内需的成长注入了勃勃生机。

国民收入增长带动经济总量增长

日本经济的起步，内需的贡献功不可没。受此启发，日本经济学家充分认识到，提高国民收入可以为经济发展带来强大生机。于是日本推出了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1960年12月27日，池田内阁通过了历史上著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主导思想，是用国民收入的增长来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不是像传统的那样，用经济总量的增长来带动国民收入的增长。它的实施结果无疑令人欢欣鼓舞，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均增长率达到11.6％和11.5％，远远超过了预订的目标。到1970年该计划完成之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2位。

结论：国强以民富为基

通过另一组数据，我们能够更清楚地了解日本国力迅速提升的秘密。日本经济从20世纪50年代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之后，日本国民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高工资提高了国民的消费能力和敬业精神，为其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而持久的活力，使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由此说明，国强民富是相伴而生，国强必须有民富作为基础。

要坚定不移走民富路线

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的直接影响是海外投资的惨烈损失，出口额下降，而最大的影响，是进一步暴露了中国内需不振的严重弊端。怎么办?走民富路线。

危机凸显内需不振弊端

对照一下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所有的国家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时候，其国民收入分配机制都是向个人和企业倾向的。只有中国在2003年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以后，财富分配机制依然是大幅度地向政府倾斜，由此导致民穷，民穷导致内需起不来。而我们的产品是严重生产过剩的，只能借助外部的需求才能维持。像美国和欧洲、日本这些地方的需求和中国过剩的产品供应形成了一种平衡，延缓了中国发生经济危机的时间，但中国发生经济危机的隐患始终是存在的。所以，次贷危机一发生，美欧的消费稍微下降，中国制造业集中的地区就发生了危机。

国强，唯有民富

中国应该走民富路线，尽快让人民富裕起来，培养起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这是消除经济危机隐患的唯一有效途径。

要从思想上充分认识民富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有效富民措施。一方面，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向居民个人倾斜，加大对民生的投入，让民众富裕起来，采取包括减税、加薪、降低房价和建立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有效措施。另一方面，要解决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投入过分向官员倾斜的现状，最大限度地使资源分配做到均衡。政府应该裁员，严格限制乃至禁止公款吃喝和出国考察、旅游，严格限制公车消费，从而节省出更多的资金用到民生当中去。

篇3

尤努斯：我一直坚信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比如农村的妇女需要手机，可以通过在村里成立一个手机生产商，让她们自己去生产，而不是借钱给她们买手机。这个社会企业就能帮助妇女产生更大的生产积极性。

21CBR：与慈善的方式相比，社会企业的形式有什么特点？

尤努斯：如果用慈善的方式，钱花出去了就不会再回来。但如果采用社会企业的方式，钱是可以回流的，可以重复利用，并且能造成更大的社会影响。这样的方式能让钱花得更有效。社会企业会不断长大，当你离世后一百年，还是继续在做好事。这个企业有你的名字，人们也记得你改变了世界。

21CBR：在发展中国家推广社会企业是否很难？

尤努斯：在发达国家确实更容易筹集到充裕的资金，也有更先进的技术来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社会企业的影响力更显著，也有更激动人心的前景。

21CBR：各国存在着各种差异，那你创办的“格莱珉模式”能在全球复制推广吗？

尤努斯：格莱珉模式有一些不能更改的关键，首先贷款必须是无抵押的；必须周期性还款；贷款要用于盈利的目的；面对最贫穷的妇女；要吸收存款等。这些都是格莱珉模式无论复制到世界哪里，都不能够改变的要素，这样才能保证效果。

21CBR：现实中很多农村小额贷款组织都贷款给富裕的人，而不是最需帮助的人。你怎么看呢？

尤努斯：这当然是个问题。微型金融机构必须坚持我前面提到的核心要素。贷款给相对富裕的人当然更容易，但这些组织并不属于我所讲的微型金融和微型信贷的范畴。

21CBR：还贷能力弱是否穷人难以获得贷款的主要原因？

尤努斯：1976年我和银行沟通的时候，他们都说穷人没有信用机制，借钱给他们不放心。但格莱珉模式全球推广之后，再没有一个银行家跟我说穷人没有信用机制了。我们应该有一种能惠及穷人的金融体系，这一开始听起来有点虚幻，但实际就是用制度让穷人获得信用而已。

21CBR：人类自私、逐利的本性是否是“格莱珉模式”推广的障碍？

尤努斯：现在的经济学家把人自私的一面过分扩大。人既有自私的一面，也有无私的一面，真正以人为本的经济不是金钱至上的。

21CBR：你与希拉里等很多政治名人是好朋友，那你会不会受他们影响而投身政治？

尤努斯：政治人物的目标是要得到别人的支持，因此他们要和很多不同意见的人讨论。但我是按照自己的信念去做事的人，所以政治的事情我应该是做不来的。

21CBR：在你的信念里，你的动力来自于哪里？

尤努斯：我并不害怕死亡。帮助世界上有需要的人，让我觉得自己有用，这是支撑我克服各种困难一路走来的动力。只要我还在一天，我就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别人。

让其它人快乐才是超级快乐。当你超级快乐的时候，你会忘记自己。我们都只有短短的这一生，我想要留下印记，我希望人们记得我曾经在这世上，这就是快乐。

篇4

关键词：事业单位；内部审计；成本效率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1-0-01

引言

事业单位对参与国家管理，促进社会进步以及群众生活提高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应完善事业单位职能，加强其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的能力。在实践中，落实事业单位成本管理和控制，降低成本，确保国家各项经济建设指标的高效实现是重要工作，在这过程中，我们应积极制定成本管理制度，完善内部审计，全面促进国家事业单位的快速发展。

一、加强事业单位成本管理和控制的必要性

事业单位主要是从事非盈利工作，并为社会和居民提供基础物质保障与基础服务，但事业单位也需要大量的物质消费，所有的管理开支都来自国家拨款，所以，这是一种特殊生产消费的模式，在事业单位日常管理中，只要加强成本管理，完善内部审计，就能实现以少量消耗获得最大社会经济效益的目的。因此，事业单位的成本控制管理变得尤为重要，在日常管理中，相关部门必须根据规章制度，完成成本控制各工作。加上事业单位在履行社会职能时并不是以营利为目的，只是按照自己的权益范围和义务标准提供共同服务，维持社会的安定，那我们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不管是盈利性的还是非盈利性的经济活动，都有资金收入与支出的环节，盈利性经济活动的比较结果是损益，而非盈利性经济活动则是通过费用与所得的比较，体现工作成本的高低，要对事业单位进行经济管理，首先要明确成本的使用，加强对成本的管理和控制。从事业单位的特性来说，考察其业绩并不是从经济收益方面去分析的，而是以所得到的社会效益为基础，以此衡量。除了有国家的拨款可以持续单位日常管理运行外，事业单位本身还应根据自身的优势，做到收支平衡，控制成本，节能开支，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要做到以上这些，都必须通过成本控制才能实现。总而言之，完善和落实事业单位内部审计的成本管理，有利于提高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同时满足社会需求，为事业单位取得更好的经济、社会效益奠定基础。

二、内部审计成本控制的措施

1.建立健全内部成本核算制度

内部审计工作本身的专业性强，同时需要依靠强有力的规则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事业单位人员要从根本上预防浪费的问题，就要将成本控制工作贯穿与管理项目的全过程中。第一步，事业单位应实行固定资产折旧制度，一些单位根据现有的财务制度，将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当年购置的固定资产全部计入当年的经费支出，这样不仅不能准确的体现出当年的资金使用情况，也不符合成本核算的要求，所以固定资产折旧制度必须加强落实。改革会计核算项目，事业单位要根据自己的项目活动特点，科学的制定会计核算项目，这样既能正确计算事业单位成本，也能有效控制成本。

2.强化内部审计人员的成本控制意识

内部审计工作的完成除了要有制度作为保障外，人的意识也很重要，工作人员有了审计意识才能做到成本控制工作。人是参与审计工作的主体，单位内部应建立完善审计文化，努力提高内部审计人员的成本控制意识，引导每个人都能正确认识到加强审计工作的重要性，进而达到降低事业单位整体成本的最终目的。

3.实行办公自动化管理

计算机信息时代的到来要求我们的管理工作也应加强信息化建设，信息化能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同时确保工作的准确性。在内部审计工作中，利用计算机技术将审计工作纳入现代化的轨道，积极实现办公自动化。利用计算机技术开展内部审计，可以建立一个高效、完善的审计信息，传统的手工操作难以完成时都能利用计算机技术完成，以自动化的模式加强审计监督和管理，追踪资金的使用情况，逐步实现审计过程的三个转变，即从单一的事后审计转变为事后审计与事中审计、事前审计相结合。而办公自动化对审计过程的监督，也能有效减少因会计工作薄弱环节出了问题而引起的会计失真，并帮助会计人员找到降低审计成本的方法，提高审计工作的效率。

4.加强事业单位成本核算工作

所有的成本管理和控制都要从成本核算入手，这是基础，也是根本。我们进行成本核算的目的也是为了提高成本管理的效率和准确度。成本核算的各种数据和信息为我们进行成本管理提供了依据，所以只有完善成本核算管理，才能正确的使用信息，并对成本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比较，并及时发现单位在资金使用和项目管理中哪些耗费大、效率低，从而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这样做才能不断加强成本管理，降低事业成本，合理配置经济资源，提高社会效率和经济效益，并从根本上促进事业单位的社会服务职能，成为为民所用的事业单位。

5.推进责任成本管理，细化管理

责任成本管理中包括了各种经济指标，例如产值、工程质量、安全技术措施、费用、劳动定额、外购材料优良率、单车单机费用等，通过这些指标，将相关的指标责任划分到相关的部门去，实现责任分层，让不同的部门同时加强成本管理，履行成本责任。其次，正确评价绩效。对定期考核好的绩效信息传递到各部门去，同时结合任务量验收情况，对责任预算执行情况、人员的收入情况，进行分析和评价，总结经验，查找问题。最后要积极兑现利益，所有责任中心人员的工资、节约费用提取的奖金、安全奖等都应落实，这样才能保证责任成本管理的持续进行。

三、总结

事业单位的内部审计成本管理从根本上说是落实社会责任和职能的一部分，事业单位应积极建立成本管理制度，完善内部审计，在事业单位管理的全过程中应该落实成本管理，引导员工认识成本管理的重要性，以便及时发现问题，研究对策，创新发展，才能不断把内部成本核算管理推向新的层次。

参考文献：

[1]田军.谈事业单位成本控制[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7（1）.

[2]韩可.事业单位成本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分析[J].中国商界，2010（10）.

篇5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安徽淮南232052）

摘要：当前，职业教育中“技能本位”、“技能至上”论为许多人所推崇。固然，职业教育需要突出和强化技能训练，但是，职业教育不只需要技能训练，更不能片面宣扬“技能本位”和“技能至上”。职业教育需要的是科学发展观引领下的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要警惕“技能本位”、“技能至上”论对职业教育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 ：技能本位；技能至上；职业教育；负面影响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4)02-0033-04

当前，受工具价值取向的影响，我国职业教育中“技能本位”、“技能至上”论为许多人所推崇。这种理论把职业教育片面地等同于技能训练或企图以技能训练代替职业教育，只见工具、材料，不见心灵、人格，只考虑学生当前就业，不考虑学生未来发展，只服务于少数合作企业的用工需求，不能服务于学生全面发展。这样的职业教育背离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教育之宗旨，使得职业教育越来越功利，越来越失去吸引力，这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危害极大。我们应践行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职业教育价值观，不仅仅关注入的生产功能，还应关注入的可持续发展，对其品行素养、学习能力、适应能力、人际交往能力、进一步提高发展的能力等进行全面培养。

突出和强化技能并不等于“技能本位”、“技能至上”

职业教育当然要突出和强化技能，关于这一点没有人有异议。基础性是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普通高等教育的特点，而职业教育则是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或技能型劳动者，其最大特点就是侧重于应用。因此，同其他教育相比，职业教育要以各种技能训练为抓手，依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产业、行业、企业当前和未来一定时期发展需要，学生、学校实际情况，整体设计、实施好各专业教学计划中的技能训练。

职业教育一定要有技能训练，而且在教育教学中一定要把技能训练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突出抓好、抓实。这样的职业教育才是特色鲜明、名副其实的职业教育。坚决反对把高职教育办成普通高等教育、把中职教育办成普通高中教育的做法。

然而，突出和强化技能并不等于“技能本位”、“技能至上”。技能训练仅是职业教育多元化内容中比较特殊的层次和方面，教给学生谋生的技能也只是个基本起点。技能只应作为人生存和发展的手段，而不应成为我们追求的全部目的。人只能为了自身的发展而发展技能，而不能让技能发展阻碍人的发展。职业教育的精神基石是为了从业者更好地生活，除了有为经济服务的社会功能外，仍然具有教育活动的核心职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专门化中寻找全面发展应成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宗旨。

（一）“技能本位”是错位的

职业教育是以学生综合能力的全面发展为本还是以片面训练学生的技能为本，答案十分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一章第四条规定：“实施职业教育必须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全面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全面”二字体现了我们应有的职业教育观。但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的职业教育非但没有按照这种规定去做，反而与此渐行渐远，成为一种异化了的职业教育。这样的职业教育使得人的能动性丧失，使得人们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使得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地发展，甚至畸形地发展。

一般而言，职业教育是指使受教育者获得某种职业或生产劳动所需要的职业知识、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三位一体的教育。与其他类型教育相比，它更侧重于实践技能的培养．但必须强调的是，职业教育首先是“教育”，既如此，就不能急功近利，就要为受教育者的长远、全面、可持续发展着想。职业教育的首要目标是培养正常的、身心健康的、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合格公民，然后才是从事某一具体工作的职业人。这些年我们的职业教育忽视“教书育人”的功能，突出了“职业训练”的特点，把职业学校办成了职业训练所、职业介绍所。

杜威曾说过：“任何教育如果只是为了传授技能，这种教育就是不自由的、不道德的；而且，以实利为目的的教学，牺牲想象的发展、审美能力的改进和理智见识的加深……不但有损于自由的教育，也同样程度上限制了所学知识的运用”。职业教育的真正内涵，外在是帮助个人获得技能，本质则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教育功能中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目标，最终都要以人为本，都要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不能只看到人的生产功能而把人作为工具去训练。

（二）“技能至上”是错误的

如果说“技能本位”论是错位的，那“技能至上”论则是错误的。

近年来，受多种因素影响，职业教育领域出现了“技能至上”的论调．与此相关的一些信息被媒体放大后，在社会上造成一种错觉，仿佛只要一技在手，一切便可高枕无忧。于是，在一些职业院校德育不再强调，综合素质培养成了虚无缥缈的口号，技能训练日益成为全部内容。这使得职业教育越来越背离育人的宗旨。

此外，职业院校生源综合素质整体不高，“教育不能”论（一种认为职业院校学生文化基础差、思维类型不适合、品行素养低，对他们进行教育很难，只能进行技能训练的放弃教育论观点）很有市场。特别是提出“普教有考试，职教有大赛，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之后，类似“以赛代考”、“以赛代评”的声音开始喧嚣。很多职业院校从新生进校后的第一学期便组织专门人员，拨出专门费用，安排专门时间，对选拔出的学生进行相关技能训练，一旦获奖，除荣誉外，学校、辅导人员、学生、相关部门都会得到丰厚的物质奖励。目前，这种应赛训练大有超过应试教育的势头。

其实，技能只是人谋生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不能把它当成职业教育的全部。“技能至上”的教育行为教会学生的只是操作，而做人则需要更丰富的教育实践才能达成。教育包含训练，单纯的训练不能称之为教育。职业教育应以人的自我完善为目的，职业教育价值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职业院校发展中出现困难，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办学理念和发展方式需要转变。

“技能本位”、“技能至上”论对职业教育的负面影响

任何事物都有多面，当人们过分渲染或者只强调某一方面的时候问题就会出现。在职业教育中，过分强调或者只强调技能，必然会导致不良的后果。

（一）对学校的影响

在资源配置上使本就有限的职业教育资源过度配置到专业技能训练方面，从而削弱其他方面的资源占有。比如，购买设备、训练耗材、培训人员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而调配专职教学人员和挤占教育经费中其他部分成为最可能也是最容易的选择。

在教育教学上本来从我国经济社会和个人发展的实际出发，职业教育在国家层面已经有较科学合理的指导性教学大纲，在培养目标上有知识、能力、态度及价值观等方面的要求。但实际上，很多学校借口职业教育的特点、生源素质、区域差异、层次差异和自己的实际，在教学和考核中只把技能视为主要目标，其他目标基本上是直接忽略，致使培养目标单一且标准大大降低，学生综合素质难以形成和提高。

在课程设置和内容选择上 由于主张全部学科围绕专业训练来进行，把大部分甚至全部精力都放到学生技能培养上，于是出现了课程设置随意，文化基础课大幅压缩甚至停开现象，从以往的重理论又走向另一个极端。

在学生评价上 自提出“普通教育有考试，职业教育有技能大赛”后，很多职业院校把国赛、省赛的成绩作为考评学生、教师、部门和学校的重要指标，甚至出现了只要一次大赛获奖，学生其他所有科目都可以给合格的做法。这种单一评价方法，对所有学生的成长都是不利的。

在学校管理上职业教育是个大系统，绝不是抓住技能训练，其他方面就都迎刃而解。相反，只抓技能，原有的教学管理、教务管理、学生管理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难形成，可能会混乱一片。

上述几个方面交织在一起，对学校的招生、教学、管理、毕业生就业、校企合作影响非常大，直接影响学校的声誉和吸引力。

（二）对教师的影响

德育教师教育之本在于育人。较之于普通院校，职业院校的学生综合素质整体偏低，育人是职业院校首要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可是，由于“技能本位”、“技能至上”论的影响，德育变得不再重要，但迫于德育课的政治性和舆论影响，一些学校还象征性地开着。对此，德育教师无所适从。

文化基础课教师受“技能本位”、“技能至上”、“教育不能”等论调的影响，职业院校文化课压缩到几乎没有的地步，特别是中职学校。大量的文化课教师被转岗从事一些非专业的技术或普通岗位，留下来的人由于资源、时间、设备、培训、利益、地位等因素的影响，对教学、教改十分茫然。

专业课教师由于对所谓“双师型”、“一体化”教师的需要，职业院校几乎所有专业课教师都以极高的热情在职进行各种各样的专业技能培训。他们成了最忙碌的一群，教学、进修、培训一个接一个，一批接一批，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本职工作。同时，由于对技能的超常重视，专业课教师在心理上会不自觉地忽视知识而偏重技能。这也会影响他们原有的教育理念，导致实践中只重技能而放弃知识教育，时间一长就会变成只会某种特定技能的专职实习指导人员，离“双师型”恐怕越来越远。

实训教师 由于职业教育需要大量的技能训练，再加上片面过度地强调“技能本位”、“技能至上”，于是近些年实训教师成了“香饽饽”，尽管其中有些人的技能水平不敢恭维，知识水平和育人能力欠缺，但还是令一些人自我陶醉。

上述情形，势必影响到对教师的评价，各种利益的合理分配，教师之间的和谐，队伍整体建设，从而最终影响德育课、文化课、专业理论课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

（三）对学生的影响

在“技能本位”、“技能至上”的大环境中，学生可能会认为品行无所谓，知识不重要，只有技能才是改变自己命运的“金钥匙”。他们会受教育者错误观念的潜移默化，他们会在技能大赛获奖后的名利中固化，使他们形成这样的误区：只要一次技能大赛获奖，无论我身上有多少毛病缺点，无论我有多少科目没有学好，老师、同学、家长、学校、企业都对我另眼相看。于是，他们会忽视品行修养和知识学习，从而成为一个片面发展的畸形人。

事实上，近年来的一些调查显示，很多技能大赛获奖选手进入企业后的职业生涯发展并不顺利。由于综合素养不高，在人际交往、岗位提升上并不如那些虽没获过什么奖但综合素质较高的学生。也就是说，无论学生技能多么娴熟，如果在工作态度、为人处世、知识储备上欠缺，企业将来是不会委以重任的。

（四）对家庭的影响

“技能本位”、“技能至上”导向的职业教育或许可以实现学生眼前的低水平就业，为学生暂时找到生活出路，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但这种低水平的技能训练，培养出来的是没有发展潜力的学生。对学生家庭来说，本来花那么长时间、用那么多金钱是要学校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综合素质，解决好学生今后的生计问题，但学校却因种种理由而放弃教育只进行简单的技能训练，这对学生及其家庭的影响是巨大的。

（五）对企业的影响

把技能训练视为法宝的职业院校，限于自身师资、设备、耗材、场地、产品等因素，不得不把大量学生实训放到合作企业进行。这给企业正常生产、管理带来压力，企业虽不情愿，但为了解决将来的用工问题，还是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大量的学生实训任务。

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与职业院校合作的企业虽然从学校得到了大量的用工，但这些人员的综合素养较低，即便是最引以为豪的技能操作，也不一定比直接从农民工招聘培训后的好。企业会为频繁的人事调整、不断增加的培训成本、不断调整生产秩序而付出代价。

（六）对社会的影响

如果任由“技能本位”、“技能至上”论在社会上泛滥，就会造成一种只要有技能，就能拿高薪的错误认识。我们并不否认工业社会技能的重要性，不否认高技能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人的生存质量，但绝不能过于片面，过于绝对。一些媒体刻意渲染高薪招不到高级技术工人、缺多少多少高技能人才、大学生回炉上职校等。这种信息的表层传递，忽视甚至忘了告诉人们怎样才能成为高素质技能型人才、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应具备怎样的素质。再加之社会分配上的不合理现象，造成先富起来的一些人并不是德、识、能较高者，一部分大学生也确实存在着就业难的情况，这些又都强化了“技能至上”的错误观点，最终影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长远健康发展。

可以说，“技能本位”、“技能至上”论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全方位的，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它对以人为本、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冲击，对职业教育认可度、吸引力的影响，对职业院校的声誉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对教师成长和学生后续发展的影响，最终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等，都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

崇尚科学的职业教育观，让职业教育回归本性

造成今天职业院校过度强调“技能本位”、“技能至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职业教育确实需要强化和突出技能训练这一抓手。其次，现在职业院校多数学生的文化基础、综合素养欠缺，德育和理论教学难度大，而技能训练相对要容易些，又容易立竿见影显政绩。再次，与技能训练相关的设备、厂房、耗材和大量的教师培训等资源非常可观，尤其是国家近年来持续加大投资力度，谁都想争取更多投资。第四，职业教育确有解决学生就业等功利性的方面。第五，在一个商业化的社会，坚持非功利的职业教育，实际操作上难度很大。而这一切根源于人们的功利心和对职业教育的错误认识。只有改变错误认识，遵循科学发展观指引，按照教育规律办事，职业教育才有出路、才有前途。

（一）回归公益

职业教育有其功利的一面。但是，陶冶学生情操、提升精神境界、确立理想信念、打好学习基础、丰富文化生活等非功利性人文素质养成却是职业教育之本。

（二）改变认识

在认识上人们很容易把教育与训练混为一谈，把技能与能力混为一谈。但是，正如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一书中所说：训练是一种心灵隔离的活动，教育则是人与人精神相契合，文化得以传递的活动。职业教育首先是教育，其次才是职业教育，技能训练又仅仅是职业教育中的一部分而已。因此，我们应该明白技能训练不是职业教育的全部，更不能完全等同于职业教育。

（三）遵循科学发展观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以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为主题，强调育人为本，树立全面可持续发展观、人人成才观、多样化人才观、终身学习观、科学质量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职教人应遵循和倡导的职业教育观。

曾经说过：“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但作为教育之属概念，职业教育还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我们的职业教育，应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坚持培育德育之根、夯实知识之基、熟练技能之用，三位一体，协调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广大职教人应静下心来，对职业教育政策理论基础、价值取向、制约要素、评价标准等进行全面反思、梳理、矫正与调适，对各种课程理论进行批判、整合、优化。还应认真思考：技能能给学生带来什么？除了技能学生还需要什么？到底怎样才能满足学生发展之需？我们应该明确：职业教育一定不是培训“机器人”，而是把人培养成有尊严、有知识、有技能、有道德、有作为的全面发展的职业人、社会人。

篇6

关键词： 知识经济时代 图书馆 以人为本 服务模式

以人为本的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是图书馆文化的既定组成部分。图书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将以人为本作为前提，它是融合图书馆事业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是科学发展观在图书馆建设中的广泛运用。[1]88—89以人为本的思想是将读者放在核心位置，让其享受温馨和谐的服务，这既是图书馆工作的方针，又是图书馆改变低效模式的根本途径。从内容上而言，以人为本的思想一方面强调人的价值及对生命的尊重，高举人权大旗，凸显人的精神，人是服务的根本目的。另一方面强调对读者认知结构的研究，深入地了解读者、关心读者，在图书馆内构筑以人为本的情境，倾注人文关怀，弘扬以人为本的理念。

1.构建以人为本服务模式的重要性

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性理论，它进一步明确了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为核心，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从而实现人们素质的全面提升。图书馆以人为本的理念正是以上述理论为根基，主要体现在为读者的人性化服务。它的主要作用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去满足广大读者多样化的需求，以读者为中心，充分体现图书馆“读者至上、以人为本”的根本宗旨，从而不断强化服务功能，为图书馆的大力发展赢得先机，同时这也是图书馆服务职能转变的主要方向。

2.以读者为中心，建设高效图书馆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的需求日益提高，尤其是精神上的需求不断提升。这就需要图书馆在建设过程中树立以读者为中心的以人为本的理念。首先，要将读者视为图书馆发展的生存命脉，图书馆是因为广大读者而存在的，失去了读者，图书馆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简言之，图书馆的发展是与读者的需求一脉相承的，读者的需求决定了图书馆发展的方向，而不同的读者由于所处的环境、教育的程度及知识面的差异，造成读者需求上的差异，图书馆则必须以敏锐的视角抓住读者的心理，始终以读者的精神需求为发展目标，才能将图书馆的服务功能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从而推动其大力发展。其次，满足读者的需求不是单方面的心理需求，而是全方位的精神需求，其中既包括读者当前的精神需求，又包括读者未来的精神发展需求。这就需要图书馆从微观处根据时展的趋势对读者的心理需求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从而精准把握。最后，以读者为核心的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是图书馆实现现代化管理的根本理论，也是彰显图书馆人文理念的具体表现。图书馆的一切工作应以读者为中心，想读者之所想，乐读者之所乐，忧读者之所忧，做读者的贴心人，为不同层次读者提供和谐的立体式服务。

3.用以人为本的模式加强为读者服务的功能

3.1将以人为本的理念确定为图书馆服务的准则

从客观角度而言，图书馆所有的工作皆是为广大读者开展的，因此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应体现读者的主体地位，让读者享受到“贵宾式”的待遇，用亲切和蔼的态度去对待每个读者，微笑地面对每次借阅、耐心回答每个问题，并综合图书馆的各类资源及服务性的职能，构建一个以读者精神需求为导向、以人性化服务为目标的服务系统，让以人为本的理念成为图书馆工作人员自行遵守的服务准则，让以人为本的服务思想渗透至每一个细节、每一次常规服务，让广大读者真挚地感受到图书馆的温馨和谐，真切体会到图书馆所带来的欢愉之感，让读者们在查阅资料、阅读书籍的过程中有轻松愉悦的心情，产生宾至如归之感。

3.2构筑民主平等的氛围，充分保障读者权限

“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是以人为中心的服务思想，这其中还包括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每个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都应享受平等的待遇和均等的教育机会，这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应给予充分保障。[2]101—102对此图书馆就应树立民主、平等的思想，构筑一个公平、公正的借阅环境，让每个读者在自由和谐的氛围中阅读书籍、学习知识，自由自在地查阅资料、获取信息，尽情享受图书馆带来的各种人性化服务。读者之间不能有等级上的差别，不管是知识渊博的学者，还是涉世不深的学生，乃至于街头商贩都应享受同等待遇，因为每个人的阅读权利都是平等的，图书馆应充分保障读者的这一权限，从而让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彻底落实，以此强化图书馆的服务功能。

3.3在互相交流中构建融洽的关系

与读者的互相交流是图书馆获得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通常情况下，图书馆与读者的交流是通过人性化的服务及对广大读者的意见进行细致入微地分析，从而满足广大读者的精神需求来实现的，它是构建图书馆与读者融洽关系的一根纽带。要提高文献资源的利用率就要充分征求不同类型读者的意见。读者可通过馆内设置的“建议箱”或图书馆网站上的“读者意见”栏目把自己对文献书籍的需求反馈出来，以此帮助图书馆优化馆藏资源，从而提高文献资源的利用率。图书馆也可定期召开读者交流会及各种类型的座谈会，了解读者在文献书籍上的精神需求，掌握各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让购买文献资料的有限经费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同时以上措施还能促进购书人员与读者之间的互相交流，激发广大读者参与图书馆建设的热情。总之，在互相交流的环境中图书馆与读者将会形成融洽和谐的关系，从而促进各项工作的人性化进程，最终强化服务功能，令图书馆获得可持续发展。

3.4构建以人为本的公益讲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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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分制 以人为本 教材建设 存在问题 管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7）01（b）-0158-02

学分制是一种教育模式，主要是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学校授课的课程进行选择。现在不少高校已经实施了这样的教育模式，虽然没有彻底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但是部分高校设置了选修课，选修课就是学分制的一种体现。在进行学校考核时，是通过学分的方式对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评定，这样的评定方式有利于衡量学生的综合素质，同时也可以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以人为本主要是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学生依据自己的个性、爱好、追求进行选择性的学习，学校的以人为本其实就是以学生为本，有些东西在没有接触的时候，觉得高尚无比，但是在接触之后才发现根本不是想象当中的样子，以人为本的教学可以让学生在选择中成长，为自己选择的后果负责任，也可以避免在学生毕业之后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的现象屡屡发生。在学分制语境中的以人为本的教材建设可以让学生学会选择，学会认识自己，可以让学生充分爱上自己，这样的教育就是成功的教育。

1 学分制语境中以人为本的教材建设存在的问题

1.1 实施过程艰难

哲学中的发展观强调，过程是艰难的，前途是光明的[1]。在学分制语境中以人为本的教材建设就符合这样的特点。教材的改变必然会影响学校的管理制度，在一所学校，为了积极响应新课改，学校取消了利用考试的形式进行考核的方法，实施了学分制的考核方法，但是学校的领导决定利用学分制语境中以人为本的教材，学校的教师已经习惯了以往的教育方式，突然的改变一时无法适应，利用新教材给学生们进行授课，必然会给学生的学习效果带来不利的影响。学校要对全校教师进行培训，有点不现实，因为教师的目的是教育学生，但是现在由于学校转换教学教材和教学方法，集中培训教师，这样的现学现卖的本领可以在竞争激烈的环境当中取得优异的成绩么？笔者认为答案是待定的。利用学分制语境中以人为本的教材还要改变教师的教学观念，教师在几十年的教育中一直占据着课堂的主体地位，但是在现在突然因为新教材的改变，这样的地位要发生变化，大部分的教师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这个教学过程，因此，在学分制语境中以人为本的教材建设的过程是困难的。

1.2 学校规模扩大不可能实现

在一些规模较小的学校，实施学分制语境中以人为本的教材建设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因为在一些规模较小的学校教师资源有限，教师往往一人身兼数职，在没有进行改革之前，教师因为学校的杂事就忙得晕头转向，当学校决定利用学分制考核学生的学习能力时，教师在原本的工作中又多加了几份工作，既要了解学生的个性，又要学习学分制的实施程序，教师也是人，也需要时间来处理自己的事情，有时候也会有一些不得不处理的事情，教师这个职业虽然是一个奉献自身的职业，但是他们的生活不能仅仅给了学校，给了学生。这样的学校明显需要扩大招聘，但是在一些规模较小的学校当中，会因为资金等原因无法进行这样的招聘活动，学校规模的扩大如果没有办法实现，那么学校想要进行学分制语境中的以人为本的教育是不切实际的。学校实施以人为本的教育，就是要对学生进行因材施教，教材的编写也存在一些困难，每一位同学就是最好的教材课本，但是在教学中不可能给学生每人一本教科书，这样对教师的要求又一次提高。同时也忽视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只有学生想要学习，教师在教的时候才有效率，所以学校规模无法扩大也是阻碍学校无法实施学分制语境中以人为本的教材的一大现实原因。

1.3 班级中学生人数多，教师人数少

我们国家现在的学校基本上是一个班级中45位同学，但实际上班级的学生人数会超过这个基本数据，学生人数在不断地上涨，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教师增长的情况。一个班级安排教师的依据就是考试考什么科目就安排什么老师进行授课，这种教育模式只适用于填鸭式教育。现在每一所学校都想改变这种教育模式，于是就从教材方面入手，因为教材就是学生学习的依据，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依然存在很多问题，教师在综合评分的时候也不一定可以做到合理、公平。一个班级中的学生人数太多，但是教师对一些性格内向的学生不了解，在进行评分时，就会给一些经常找教师聊天的学生高分，而那些脚踏实地的学生在辛苦的学习之后，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评分。这样不公平的评分也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愿意找教师进行聊天的学生就是真正热爱学习的学生么？这样的情况不管是利用新教材还是旧教材，其结果是一样的，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教学效果。因此一个班级中学生人数多、教师人数少，会影响到学分制语境中以人为本的教材的使用[2]。

2 学分制语境中以人为本的管理对策

2.1 进行试点教育

改革的后果谁都没有办法预料，如果是一场优秀的改革，那么结果皆大欢喜，但是如果是一场失败的改革，结果可能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能力承担的，所以要进行改革首先要在改革试点进行。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的，在安徽凤阳小岗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外开放的基本策略。在如今的教育当中同样也适用，在一些高校，分为选修课和必修课，其中选修课就是按照学分制进行的，而必修课依然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考核，经过教育的实践，比较两者哪一种考核方式更加适应时代的发展，这样的学分制已经挥鞭出发，在不久的将来会分辨出适合时展的考核方式。除了利用上述的方式进行试点教育，还可以从整所学校进行试点教育，例如在试点学校利用学分制语境中的教材，学生们通过自己的选课的方式，进入所选课程的教室进行学习，教材已经在教室为学生准备好，学生对于自己所选的课程最起码在前20 min的学习中是集中注意力的，每天20 min，就会引起质变。

2.2 将规模较小的学校合并

由于现在社会对教育越来越重视，于是就兴起了大大小小的学校，有的学校是专门让学生学习职业技术的，有的学校是为了学生学习更多理论知识的，后者在社会中的存在形式是最多的。笔者认为学校的用途大致相同的学校就可以进行合并，这样就可以壮大学校的规模，可以让更多的学生接受到以人为本的教育。有两所普通高校，其中一所注重理工科，而另外一所注重文艺类，办校这么久以来，一直沿用同样的教材，这两所学校想要改变学校的教育方式，都有向一些实施学分制的名校学习的想法。经过两所学校的调查研究发现，名校之所以可以利用以人为本的教材，不仅是因为名校招收的学生天分高，而且是因为学校的规模宏大，因为利用了优质的教材，学生才会在教育中领先于其他普通高校的学生。弄清楚原因之后，两所学校均以规模小而止步，但是经过双方领导的沟通，两所学校选择了合并，这样学校的规模一下子就扩大了两倍，文艺类的学生也可以选择理工科的课程进行学习，理工科的学生也有学习文艺类知识的机会，两所学校既可以实现利用以人为本的教材，又可以实现资源共享[3]。

2.3 学校实施小班制

学校实施小班制是实现以人为本教育的不二法门，只有教师对学生充分了解，才可以实现教育的以人为本，学校在为学生选购教材时，才可以选择适合学生的教材。但是现在的学校由于班级中人数太多，教师没有办法真正地了解每一个学生，所以以人为本的教育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很难实现。如果一所学校实施了小班制，一个教师只需教育几个学生，这样教师就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全方位地教育学生，充分走进学生的内心，让内向的学生走出自己的世界，多多看看外面的世界；让外向的学生，学会倾听；让成绩不理想的学生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让成绩优异的学生学会欣赏别人身上的闪光点，这样在以后遇到困难后可以独立地解决[4]。原本规模较大的学校，现在改变为小班制，必然会出现教师不够用的现状，这样一些师范院校毕业的学生就多了一种选择，也减轻了社会的就业压力。这样既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又可以缓解就业压力的教育措施，应该在试点学校进行示范。

3 结语

综上所述，教育中实施学分制语境中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在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在一些规模较小的学校实施起来比较困难，因为规模较小的学校没有充足的教师资源，在进行以人为本的教材建设时，往往会因为学生数量多，教师数量少，而造成教材的建设只是换汤不换药的现象。以人为本的教育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就是对学生实施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这样很明显地对教师提高了要求，教师不仅要传道授业解惑，而且还要充分了解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如果教师要对班上的学生进行一一了解，就会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教师也需要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面对这样的矛盾，学校可以实施小班制，确保W生所受的教育是因材施教的教育。学分制语境中以人为本的教材建设可以实现教育最理想的状态，为了我们国家的繁荣昌盛，教育工作者一定要将这样的教育理念认真地执行在教育生活当中。

参考文献

[1] 夏春明，范圣法.国内高校学分制绩点度量模式的比较与研究[J].江苏高教，2014，25（2）：84-86，89.

[2] 唐万珍，李文君，李良兰，等.弹性学分制对继续护理教育管理的实施及评价[J].护士进修杂志，2015，11（8）：698-701.

篇8

中国哲学史上的“言意之辨”肇端于中国哲学原创建构的先秦时期，既是中国哲学或哲学史的中心论题，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原创建构的理论和方法。魏晋“言意之辨”以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和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为旨归，既是对两汉经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两大基石——“言尽意”论和“象尽意”论——及其经典诠释方法的解构和颠覆，同时也是对先秦时期“言意之辨”的理论和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它既不是玄学家发现的“新眼光”，也不是玄学家用于本体论哲学体系建构的“新方法”。“言意之辨”在魏晋时期的重新兴起，以“言(象)外之意”的发现和“言(象)不尽意论”的重新提出为滥觞，不是“言意之辨盖起于识鉴”，而是人物“识鉴”有赖于“言意之辨”，而这恰恰也正是魏晋“言意之辨”的实质、意义和价值所在。

【关键词】 魏晋玄学/言意之辨/经典文本/终极价值

魏晋时期是中国哲学史上的“言意之辨”的鼎盛时期，而魏晋“言意之辨”的概念，则是由汤用彤先生于1942年首先提出来的[1] (P. 240)。按照汤用彤先生的观点，魏晋“言意之辨实亦起于汉魏间之名学”，而“名理之学源于评论人物”，“故言意之辨盖起于识鉴”[2] (P. 24)。然而，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中国哲学史上的“言意之辨”肇端于中国哲学原创建构的先秦时期，既是中国哲学或哲学史的中心论题，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原创建构的理论和方法。它既不是玄学家发现的“新眼光”，也不是玄学家用于本体论哲学体系建构的“新方法”。魏晋“言意之辨”以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和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为旨归，既是对两汉经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两大基石——“言尽意”论和“象尽意”论——及其经典诠释方法的解构和颠覆，同时也是对先秦时期“言意之辨”的理论和方法的继承和发展。“言意之辨”在魏晋时期的重新兴起，以“言(象)外之意”的发现和“言(象)不尽意论”的重新提出为滥觞，不是“言意之辨盖起于识鉴”，而是人物“识鉴”有赖于“言意之辨”。

一

从现代哲学的视域看，中国哲学史上的“言意之辨”肇端于中国哲学原创性建构的先秦时期或中国“哲学的突破”期，以“天人合一”的“文化生态模式”为背景，以社会治乱和终极关切为旨归，既缘起于“所行之道”或“生生之道”，向着为形上本体之“道”的理性升华及其语言的表达，又缘起于《易传》作者对《周易》文本的哲学解释，并集中体现在两个问题上：其一是人类语言能否完全表达体认主体对本体存在之“道”的体认以及究竟应当如何表达主体对本体之“道”的理解和认识的问题；其二是《周易》文本中的“言”、“象”、“数”符号系统是否完全表达了圣人之意，通过《周易》“言”、“象”、“数”符号系统能否可以完全理解和把握圣人之意的问题。可以说，这两个问题既是中国哲学的初始问题，也是中国哲学的中心论题和先秦诸子的“言意之辨”经过“两汉诸儒的宗经正纬”在魏晋时期重新兴起的思想基础、理论来源和深层原因。

“道”是老子哲学乃至中国哲学的最高本体范畴。而如果说中国“哲学的突破”以“道”作为哲学本体论范畴的提出为标志的话，那么老子则不仅是“道”本体论哲学的创立者或中国哲学的开创者，而且同时也是从“道”的形而上的层面上“非言”的第一人。而当老子作为本体存在之“道”的体认主体和言说主体同时出现时，即在他不得不提出和表达自己对“道”的体认时，首当其冲的问题便是，能否言说和究竟应当如何言说的问题。而当他试图对“道”进行言说时，便发现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本体存在之“道”与人类语言之间，实际上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这就是著名的“言道悖论”。

《老子》开宗明义便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又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二十五章)在老子看来，“道”虽“可道”，但言说出来的“道”已不是心中的那个“道”或本来意义上的“道”；“道”虽可名之为“道”，但可名的“道”也已不是心中的那个“道”或本来意义上的“道”。而“道”之所以不可言说，不可以名之，首先是因为“道”是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本质和本体。其次是因为，“名”是相对于“实”而言的，“道”既非“有”，又非“实”，当然，不可以“名”举之。而依照“物固有形，形固有名”的命名标准，故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说法和“寻寻呵，不可名也”的感叹。

当然，这并不是要放弃一切形式的言说。事实上，当老子在说“道可道，非常道”时，本身就是在言说那本不可言说的“道”。不过，在老子看来，言说出来的“道”，已经不是心目中的“道”，或本然“存在”的“道”了。“道出言，淡无味，视不可见，听不足闻，用不可既。”(《老子》三十五章)可见，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要不要言说和能不能言说，而在于究竟应当以何种方式言说才能使其得以本然的呈现的问题。

综观《老子》文本，其所推崇的言道方式主要有二：其一是“行”的方式。其作为最高境界的言说方式，就在于它凝聚了体认主体对“道”的全部体悟和理解。“是故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二章)“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老子》四十章)其二是“反”的方式。老子说：“正言若反。”(《老子》七十八章)“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二十五章)所谓“反”，就是“复命”、“归根”、“复归于朴”(《老子》二十八章)。只有“反”才能超越外物的遮蔽和语言的界限，回归本然、本真之“道”，以实现对本然、本真、本体之“道”的整体性把握。而如果要归结到一点，那就是“不言”。而“不言”的实质，就是要以“行”为“言”，以“反”代“知”，超越外物和语言对“道”的遮蔽，以达到对本然、本真、本体之“道”的整体性的表达、理解和把握的思维境界。

正是从“言道悖论”这一中国哲学的初始问题和理论难题出发，而有庄子“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的宏论和“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的“言不尽意”论的提出，以及“得意忘言”的方法论对“言道悖论”的超越和对以儒、墨、名、法诸家为代表的知识论和逻辑学理论和方法——“言尽意论”的解构和颠覆。

就此而论，庄子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二：一是从本体论的理论视角对“道”与“物”关系作了明确地区分，并设定了人类知识的界限。他说：“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非言非默，议有所极。”(《庄子·则阳》)而“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也。”(《庄子·应帝王》)而“物物者，非物。”“物物者与物无际，而物有际者，所谓物际者也。”(《庄子·知北游》)所以，在庄子看来，“道”，不仅不是一个言说的对象，而且正是它构成了人类知识的界限。二是从经典诠释学的理论视角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得意忘言”的理论和方法。“得意忘言”以“言不尽意”为基础，既是对“言道悖论”的理性超越，更是对以名实关系的概念论为基础的“言尽意论”的解构和颠覆。

正是以老子、庄子及其道家的“道论”和“言不尽意论”立论，《易传》作者则不仅明确提出了“言不尽意”和“圣人立象以尽意”的思想和命题，而且造就了中国哲学特有的注重类比和义理性的“意象”思维的哲学传统。《易传·系辞上》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是故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也就是说，圣人之所以要“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就是因为“言不尽意”，而“言”之所以不能“尽意”，就是因为，这里所谓的“意”，既是圣人之“意”，也是天地之意，是天地之理，是“天人合一”之“意”，是人合于天之“意”，人文创造之“意”，是意义生成之“意”，是理想境界之“意”，是文化创造的原动力，是元文化之源。如此无限延伸、生生不已的天人之理，非语言文字所能容纳和承载。而圣人之所以要“立象以尽意”，在《易传》作者看来，除“言不尽意”的原因外，最根本的就是因为，“象”具有无限大的容量，可以容纳和承载那说不完道不尽的“道”和“意”；就是因为它源于“自然”、模拟“自然”，是那生气勃勃的“自然”之“象”[3]。

《系辞上》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下》又云：“易者，象也。”“象也者，像此者也。”所以，“象”是万物之“象”，是人文之“象”，是整体之“象”，是系统之“象”，是运动变化之“象”，是万物和谐存在之“象”，是圣人之“意”的表达，也是“天地之道”的诗意表达。但需要指出的是，“立象以尽意”与“象尽意”有别。“象尽意”强调的是“象”与“意”之间的完全对应关系，而“立象以尽意”以“言不尽意”为基础，其作为《易传》作者对《易经》“言”、“象”、“意”之关系的一种解释，则主要强调的是圣人“立象”的目的是为了“尽意”，至于“象”能否尽“意”，《易传》的作者并没有说。没有说，当然并不等于没有问题。

问题就在于，它不仅蕴含了“言”、“象”与“意”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以“言不尽意”为基础，同时蕴含了三种可能的理解和方向。其一是“象(言)尽意”论；其二是“象(言)不尽意”论；其三是“得意忘言(象)”论。如果说，以“象(言)尽意”论为基础，而有两汉经学及其方法论的产生和发展，那么，“象(言)不尽意”在汉魏之际的重新发现、提出和讨论，则正是魏晋“言意之辨”之所以发生的深层原因。

二

魏晋“言意之辨”肇端于汉魏之际，以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和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为旨归，而以“言(象)不尽意”在汉魏之际的重新发现、提出和讨论为滥觞，既是对先期“言意之辨”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是对两汉经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言(象)尽意”论的理论和方法的解构和颠覆。

先秦以后，经学繁盛，故有汉代经学中的“章句之学”和“象数之学”的兴起。“章句之学”源于荀学，亦可追溯自墨家经学，以名实关系的概念论或“形名之学”的“言尽意论”为基础，所以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4] (P. 136)以后逐渐演化为一种繁琐哲学。不仅繁琐、荒诞，而且遮蔽了儒家关于“性与天道”问题的形上学思考。正如此，王弼所说：“夫立言垂教，将以通性，而弊至于湮。寄旨传辞，将以正邪，而势至于繁。既求道中，不可胜御，是以修本废言，则天而行化。”不仅深刻揭示了圣人“立言垂教，将以通性”的根本目的，而且针对经学舍本逐末“而势至于繁”的弊端，从而明确提出了“修本废言，则天下行化”的主张，不仅振聋发聩，而且直接引发了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

而晋人张韩则作《不用舌论》，并引“天何言哉”为论据，亦述重“意”轻“言”和“不言”之说而趋向于整体把握和直觉体认。他说：“余以留意于言，不如留意于不言。徒知无舌之通心，未尽有舌之必(疑本“不”字)通心也。仲尼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可以说，“性与天道”问题的重新提出和在这个问题上的“言意之辨”，既是对儒家经典的神圣性的颠覆和经学方法的解构，也是魏晋“言意之辨”重新兴起的重要原因。

而两汉“象数之学”以《易传》之“立象尽意”论立论，主要以孟喜、京房，及《易纬》为代表。关于解释《周易》的原则与方法，孟、京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主张以奇偶之数和八卦所象征的物象来解释《周易》经传；二是主张以“卦气说”解释《周易》原理。前者反映出汉代易学的根本特点是采用了“象数学”的研究方法。后者诠释原则的提出则与汉代流行的“阴阳五行说”及“今文经学”有关。“阴阳五行说”强调阴阳二气的运行及五行生克对社会人事的影响；“今文经学”则在天人之间作牵强附会的沟通，而当时易学中的“卦气说”恰恰是在八卦、八十四卦的原理与阴阳二气的运行及五行生克之道之间划了等号，这使西汉易学同样打上了时代烙印而与《周易》本义有很大距离。至东汉时，这种“象数学”与“卦气说”相结合的诠释方法演变为一种数字游戏并最终引出了玄学家的否定[5] 和汉魏之际以《周易》为核心的“言”、“象”、“意”关系问题的提出和讨论。

需要指出的是，两汉经学以“言尽意论”和“立象尽意论”立论，固然具有其思想的合理性和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然而，其“究心”于“系表之言”和“象”内之“意”，只在语言文字上讨意度，而忽视对“性与天道”或“道”一类抽象本体的形上追思，实际上是对先秦“言意之辨”的思想主题和内在精神的严重背离。而这种背离的严重性正在于它从根本上导致了终极价值的缺失和社会秩序的失范，而这也正是玄学家倚重“道”、“玄”而“究心抽象原理”的深层原因。而当玄学家以价值重建为己任而“究心”于终极价值——“性与天道”或“道”——一类的抽象本体的哲学建构之时，故有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和价值重建以及先秦“言意之辨”的重新继起。而魏晋“言意之辨”的兴起，则既是对先秦“言意之辨”的承继和发展，又是对两汉经学赖以立论的“言(象)尽意”论的理论和方法的解构和颠覆。而两汉经学及其方法的极端化发展，则不仅为“言意之辨”在魏晋时期的重新讨论和再度展开提供了直接而深刻的学术背景，而且为“言意之辨”在魏晋时期的重新讨论和再度展开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动力机制。可以说，魏晋“言意之辨”的发生、发展，正是两汉经学及其方法的极端化发展的必然产物。

魏晋“言意之辨”肇端于汉魏之际，既以两汉经学及其方法的极端化发展为基础，又以“言(象)不尽意”论的重新提出为滥觞。而魏晋时期“言不尽意”论的首倡者，正是“独好言道”的魏人荀粲。可以说，“以儒术论议”的荀氏家族，因对经典文本的理解不同而有“言意之辨”，其作为魏晋“言意之辨”发生的一个缩影，无疑为我们进一步深刻揭示魏晋“言意之辨”缘起之谜提供了具体的分析路径和重要的思想史信息。

据《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裴松之注引《晋阳秋》载何劭《荀粲传》云：“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粲兄俣难曰：‘《易》亦云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言，则微言胡为不可得而闻见哉？’粲答曰：‘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象)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及当时能言者不能屈也。”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荀氏家族的“言意之辨”是先秦以后和魏晋以前有关“言意之辨”的最早和最集中的记录。而从这段记述性文字的思想内容来看，其所讨论的问题依然是主体、语言(包括“象”)和存在即“性与天道”和“圣人之意”的关系问题，并具体体现在对前述儒家两个经典性元命题的理解上。其一是对“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的理解问题；其二是对《易传》“言不尽意”和“立象以尽意”两个命题及其关系的理解问题。以粲兄俣为代表的传统观点认为，《易传·系辞上》所言“立象以尽意”，即“立象”能够“尽意”。

正如王夫之所说：“天下无象外之道，何也？有外则相与为两，即甚亲而亦如父之于子也。无外则相与为一，虽有异名，而亦若耳目之于聪明也。”(《周易外传》卷六)强调的是“言”、“象”与“意”之间的对应关系，而这也正是“言尽意”论者的思想特点和理论根据。然而，在荀粲看来，既然“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所以“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易》之“意”是即“圣人之意”，是圣人对“天地之道”的感悟和体验；而《易》之“象”，则为“物象”，而“物象”是所无法容纳和承载“圣人之意”的。所以通过《易》之“言”、“象”符号系统也是无法完全理解和把握“圣人之意”的。因此，“立象以尽意”只能尽“象”内之“意”，而不能尽“象外之意”。

正如管辂所说：“夫物(按：即物象)，不精不为神，数不妙不为术，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遇。合之几微，可以性通，难以言论……孔子曰：‘书不尽言’，言之细也；‘言不尽意’，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谓也。”(《魏志·方技传》注引《辂别传》)而这也正是荀粲以“六籍”为“圣人之糠秕”，而主张“言(象)不尽意”的理论根据。所以，综观荀氏家族的辩论，以“言(象)不尽意论”的重新提出为滥觞，以经典文本的意义，即“圣人之意”的形上追寻为旨归，既是对先秦“言意之辨”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两汉经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言尽意”的理论和方法的颠覆和解构。因而这里主要涉及两个问题：其一，“六籍”是否完全表达了圣人关于“性与天道”的思想，通过“六籍”能否完全把握圣人关于“言性与天道”的思想；其二，“立象”能否“尽意”，通过“观象”能否完全把握“圣人之意”。而依据各自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故有最初的“尽意”与“不尽意”之说和“言意之辨”。然而，这两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又必然涉及两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其一是基于“尽意”和“不尽意”的内在矛盾，而有如何对待圣人之“言”和《周易》之“象”的问题；其二是“道”与“有”、“无”的关系问题。如果说前者涉及两汉经学及其方法论的合法性问题，那么后者则是荀氏兄弟留给后世哲学的根本性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显然有赖于老庄道家言意思想的引入，而这也正是道家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玄学家用于解构经学和创建玄学本体论哲学体系的理论和方法的深层原因。而站在儒家的立场对这两个问题作出全面系统论述的正是“正始玄风”的开创者何晏和王弼。

何晏广集两汉“论语学”诸家之大成，以“无”释“道”，继往开来，不仅凸显了《论语》的形上学意义，而且创立了一种自然、生命的本体论，而这个本体就是“无”。而如果说何晏以道家思想诠释儒家思想，开创了玄学化的新经学的话，那么作为“正始玄学最强音”的王弼，则更主张“以无为本”，“执一统众”，从而不仅实现了儒道思想的会通，而且将儒学真正推向了玄学本体论哲学建构的新阶段。正是从“无”的本体论出发，他不仅在《老子指略》中对“言不尽意”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论证，而且在《周易略例》中对庄子“得意忘言”的理论和方法作了全面而系统的阐发。何晏、王弼主张“以无为本”，而郭象“崇有”，则主张“独化”于“玄冥之境”。而所谓玄冥之境，正是由魏晋“言意之辨”所开出的生命境界和思维境界。

三

应当承认，魏晋“言意之辨”的兴起，以荀粲“言(象)不尽意”论的重新提出为滥觞，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汉魏之际“人物多拟伪”也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品评人物”和“名理之学”的兴起就是魏晋“言意之辨”发生的直接诱因。事实上，无论是先秦时期的“言意之辨”还是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的兴起都是以“言不尽意”论的提出为标志，而后有“言尽意论”对“言不尽意论”的诘难和主体、语言和存在关系问题上的“言意之辨”。不是“言意之辨盖起于识鉴”，而是人物“识鉴”有赖于“言意之辨”，而这恰恰也正是魏晋“言意之辨”的实质、意义和价值所在。

魏晋“言意之辨”的兴起，以荀粲“言不尽意”论的提出为滥觞，首先是被视为异端而存在的。而异端相对于传统、正统而言，其主要是“言尽意”的观点。所以“言尽意”论者又有“违众先生”之称。而荀氏兄弟之间的“言意之辨”作为魏晋“言意之辩”的最早记录，从时间上看当在汉魏之际的太和年间。而这一时期也正是两汉经学转向魏晋玄学的重要时期。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因谈论“才性”和“品评人物”而有“名理之学”的兴起。因为“识鉴”和“品评”人物要有一定的名目和准则，而这些名目和准则，在当时就叫做“名理”。魏晋“名理”，分“才性之名理”和“志识之名理”。就其思想理论渊源而言，多与儒家的“正名”理论和“心性之学”乃至法家的“形(刑)名之学”的概念论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然而，从思想内容上看，“名理之学”“源于评论人物”，多以“形名之学”的概念论为基础，不仅主要体现在“察举”取士和人物“才性”方面，而且多与“言尽意论”相联系，虽然最终要涉及“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即理想人格和终极价值问题，但从“言意之辨”的起源来看，则多以名实关系的概念论为基础，而与“言不尽意论”的提出并无直接的关联。而“名理之学”以先秦以来的“形名之学”的概念论为基础，多与“言尽意论”相联系，不仅不是“言不尽意论”的理论根据，相反正是“言尽意论”反对“言不尽意论”的强大思想武器。所以，说魏晋“言意之辨”缘起于“人物识鉴”，显然是缺乏根据的。

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荀粲等人谈论的内容和语境中得到进一步证明。据《世说新语·文学》载：“傅嘏善言虚盛，荀粲谈尚玄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裴冀州(徽)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情，常使两情相得，彼此俱畅。”“是时何晏以才辩显于贵戚之间。邓飙好变通，和徒党，名于闾阎。而夏侯玄以责臣子，少有重名，为之宗主。求交于嘏，而不纳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识远心，然犹怪之。谓嘏曰：夏侯泰初一世之杰，虚心交子，合则好成，不合则怨至。二贤不能，非国之利。”另据《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注引何劭《荀粲传》云，荀粲在家与诸兄论辩之后，于太和初年(227年)到京邑与傅嘏谈。而《三国志·魏书·傅嘏传》谓：“嘏常论才性同异，钟会集而论之。”《艺文类聚》十九载晋欧阳建《言尽意论》说：“世之论者以为‘言不尽意’，由来尚矣。至乎通才达识咸以为然。若夫蒋公之论眸子，钟、傅之言才性，莫不引为谈证。”以至于主张“言尽意”的欧阳建，在论证“言尽意”的过程中，同样也透露出了“言不尽意”的思想。其文曰：“夫天不言而四时行焉，圣人不言鉴识存焉。形不待名而方圆已著，色不俟称而黑白已彰。然则名之于物无施者也，言之于理无为者也。”可见，钟、傅所引“言不尽意”的观点，当来自荀粲的影响。《钟会传》载：“中护军蒋济著论，谓‘观其子，足以知人’。”据《蒋济传》载，济任中护军，约在太和二年(228年)冬以后，著论当更在其后。其引“言不尽意”也在荀粲之后。《荀粲传》载：荀粲“所交皆一时俊杰。至葬夕，赴者裁十余人，皆同时知名士也。”可见，其在当时的影响[6] (P. 112)。

因此，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角来看，先有“言不尽意”论的重新提出，而后有“人物鉴识”问题的提出和“名理之学”的产生。“名理之学”缘起于“人物识鉴”，以“人物伪似者多”为背景，而无论是儒家的“正名”还是法家的“刑名”或“形名”理论，不仅失去了原有的价值，而且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而这种危机既是方法的危机、标准的危机，更是价值和信仰的危机。这表明儒家传统“名教”思想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因此，如何确定“名理”，即给某个人物以一定的名目时，是根据外在的仪表举止，还是根据内在的精神气质？便成为人们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7]。而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固然，既有赖于圣人之意即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又有赖于终极价值的形上追思和哲学建构，但并不是“言不尽意论”提出的直接原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言意之辨盖起于人物鉴识”，而是“人物鉴识”有赖于“言意之辨”。而这恰恰也正是魏晋“言意之辨”的实质、意义和价值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言尽意论”以“形名之学”的概念论、名实之间的对应关系为基础(如欧阳建)，而主张“辨名析理”(如郭向等)，其所“析”之“理”，不过是形下之“理”，而并非形上本体之“理”。其作为传统的思想和方法，既是“言不尽意论”解构的对象，又多发生在“言不尽意论”提出并成为主流思潮之后，所以，以“言尽意论”的提出“引起言不尽意之说，而归宗于无名无形”为魏晋“言意之辨”的起源，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也就是说，魏晋“言意之辨”的兴起，以“言不尽意论”的重新提出为滥觞，而有“言尽意论”的提出和诘难，不是“言意之辨盖起于识鉴”，而是人物“识鉴”有赖于“言意之辨”。从这个意义上说，魏晋“言意之辨”发生、发展的过程，既是先秦“言意之辨”的主题思想、内在精神和基本方法的价值回归过程，也是两汉经学及其诠释方法的解构过程；既是天地之理和圣人之意——经典文本的意义(言外之意、象外之意)——的追寻过程，也是玄学本体论哲学体系——终极价值的建构过程。可以说，这既是玄学本体论哲学的显著特征，也是玄学之为玄学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

参考文献

[1]汤用彤. 汤用彤全集(第5卷)[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2]汤用彤. 魏晋玄学论稿[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刘明武. “立象尽意”之“意”：元文化之源[J]. 人文杂志，2002，(6).

[4]皮锡瑞. 经学历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5]李霞. 易学诠释原则与方法的演变[J]. 孔子研究，1999，(4).

篇9

关键词：资本积累；有效需求；生产过剩；阶级化；经济危机

一、马克思以前并对其产生影响的经济危机理论

经济危机是指正常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中断，而且经济危机总是表现为周期性的形式。许多古典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同时也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魁奈（1758）在经济表中研究了货币在社会中的流通规律，构造了一个简单再生产的宏观经济模型。但是如果货币流通中断，进入储蓄而不是消费，那整个社会就不能正常运转。因而他的简单再生产模型已经暗含了经济危机的萌芽。

李嘉图（1817）认为资本主义从长期来说会陷于停滞但不会出现经济危机。但马尔萨斯（1820）对此并不认同，认为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而解决之道在于维持地主的消费。西斯蒙第（1825）进一步发展了马尔萨斯的观点，认为资本家的本性就是追逐利润，必然无限的扩大生产，生产超过消费，产品难以实现，必然出现生产过剩危机。他建议回复到资本主义的小生产的状态，如此就可以消除经济危机。

虽然以上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危机理论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他们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的本质，只从资本主义的流通领域（分配、交换、消费）解释经济危机，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制度结构，这使得他们的经济危机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尽管各有缺点，但是他们的思想是马克思进一步研究经济危机的基础，因而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二、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

马克思批判性地吸收了前人的成果从而发展了自己的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解剖。

（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在简单的物物交换经济中，社会不会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危机，因为生产产品的同时就创造了对产品的需求，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是一致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出现在生产与流通之间，货币作为贮藏手段可以退出流通领域；作为支付手段可以延迟对商品使用的交付，因而货币取得了独立的存在形式。因此马克思所说："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而这些关系就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追逐剩余价值的规律。

（二）信用机制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作用

信用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主要杠杆和催化剂，它使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增加并且加重了经济危机对社会的破坏作用。但马克思认为信用不是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它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作用机制。因此马克思说："信用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

（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以周期的形式不断发生的，并且每一次都比前一次更加严重，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基础是固定资本更新。马克思在论述固定资本周转的时候涉及到了这一问题。他总结到"无论如何下面一点是很清楚的：这种由若干相互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

三、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系统地论述经济危机理论，而是散见于各处零星的论述之中，因此后人从各个方向发展了经济危机理论。虽然他们各执一端，但总体来说有四个主要原因：消费不足、部门比例失调、一般利润率下降、资本主义的动力机制。

（一）有效需求不足理论

米哈尔・卡莱斯基（1933）认为社会存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但当资本家花费较少时，将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利润率下降，这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两极分化和垄断因素造成了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产生了矛盾，因而资本主义有可能发生经济危机。卡莱斯基发展了并对有效需求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卡尔・考茨基（1891）、罗莎・卢森堡（1919）、保罗・斯威齐（1942）、埃内斯特・曼德尔（1962）都认为消费不足是资本主义爆发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与卡莱茨基有异曲同工之处。但他们都是从资本主义的交换领域来解释危机，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制度结构。

（二）比例失调论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1894）认为经济危机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失调，而比例失调是由于无知。他说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的经济，因而社会生产在各行各业缺乏协调统一，同时它追求资本增值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造成了社会的生产过剩，这时就出现了经济危机。而鲁道夫・希法亭（1910）也认为经济危机是由社会各部门比例失调引起的。他认为固定资本的存在、卡特尔的扩大与发展、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的融合导致了利润率平均化不能实现，因此由利润率平均化导致的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协调被打乱，这时经济危机就产生了。他是从市场结构的角度阐述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更没有探究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篇10

经济繁荣时是消费升级，不断地向高端大品牌集中；经济危机时是消费退流，原来相对集中的消费不断地向中档品牌回退分流。经济危机是大品牌的危机，中小品牌、新品牌的机会。

老子曰：“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福与祸是一对相伴相生的兄弟。因此，知福方能知祸，知祸方能知福。经济繁荣与经济危机也正是如此，要深刻地理解经济危机对企业的影响机理，不妨先站到经济危机的反面――经济繁荣上去看一看。

经济繁荣时是消费升级

在经济繁荣的时候我们总是在谈消费升级，所谓消费升级就是消费者由于收入的增加和文化涵养的提升，不断地一步步升级其所消费的产品档次和品牌档次，通过放弃之前消费过的中小品牌，转而消费高品质、高价格、高品位的大品牌甚至奢侈品牌产品，来改善生活的品质，来彰显自身的身份、地位和品位。经济繁荣之时，消费特点是向大品牌集中。

因此，在经济繁荣的时候，企业不光要做产品品质，而且还要做品牌品位。通过广告和明星代言来拉升品牌档次，以满足消费者的内心对身份、地位、品位的情感需求。其本质都是在不断地通过品牌升级来迎合消费者消费升级的需求。

经济危机时是消费退流

当危机到来的时候，从宏观来讲，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减缓，经济增长的减速。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工作不稳定了，工资缩减了，手中的钱少了，消费起来便有后顾之忧，存钱储蓄以备不测的中国传统生活观念又将重新回归。

经济状况的现实迫使消费者，特别是城市中产消费者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重新选择实惠主义的生活方式，暂时将大品牌、奢侈品牌抛到一边。回归到中小品牌的消费上来，这种现象叫消费退流。

危机中的顾客关系管理

大品牌如何保有消费群

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大品牌的问题是如何保有现有消费群体，使其不向下流失。思考点应该站在问题源头处，从源头顺流而下，抓住本质。消费者退流的本质是购买力的下降，再也不能长时间维持高消费。

1.强化会员与俱乐部营销制。通过会员折扣、贵宾内部价等形式，稳固住一批忠诚客户，作为品牌的群众基础。

2.加强服务。在不加收服务费基础上，加强服务。将服务做到产品价值中去，从而做大产品价值。产品价值大了，而价格不变，也是一种降价形式。

3.情感营销。中国人向来重视情感，好面子，讲究的是礼尚往来。危机时刻考验的是企业深度营销的能力，如何将顾客关系深化是企业应该着重思考的一个方面。努力将买卖关系，上升为亲朋关系，将客户做成朋友。

中小品牌如何承接回流消费群

退流下来的中高端消费群，不得不重新面对原来不屑一顾的中小品牌。从而面临一个在众多的中小品牌中，重新选择、重新体验，进而建立信任、建立忠诚的过程。

面对消费者的重新选择，企业等客上门，不如主动拉客。要想方设法让退流消费者与自我产品建立第一次成功沟通。

如果是食品，则要思考的是如何让消费者吃上第一口，在终端建立消费者试尝试吃台就尤为重要了，特别是一些新品类商品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