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的局限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小农经济的局限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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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巨灾　风险管理　农业保险　巨灾证券化

我国是农业巨灾频繁而又严重的国家之一，洪涝、台风、旱灾、风雹、地震、雪灾、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屡有发生，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据统计，近些年来，这些自然灾害每年给我国造成的经济损失都在1000亿元以上，特别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给我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8451亿元，而农业又是首当其冲，受灾害影响最大，常年受灾人口达2亿多人次。面对这些特大自然灾害，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农业巨灾风险管理体系，对风险的管理主要还是依靠政府救济、社会捐助以及农户自我防范等传统的、相对落后的方法。而在发达国家。为应对农业巨灾风险，通常采取的是保险、再保险等较先进的、市场化的管理方式，而且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保险技术的日益成熟，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化已成为新的发展趋势。

从发展的角度讲，我国传统的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方式存在自身的不足，已不能较好地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迫切需要开发出更加先进、有效的现代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方式。

一、我国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方式的现状

我国目前应对农业巨灾风险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农户自主的风险管理方式，另一种是政府主导的风险管理方式。

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真正的农业巨灾保险体系。建国以后，我国曾将农业巨灾(主要指地震、洪水、暴雨等自然灾害)以基本条款的形式列入农业保险承保责任。但是，由于我国是自然灾害多发地、再保险市场不发达、分保方式单一以及保险业实际承保能力与技术限制等原因，国家对农业巨灾保险进行了一些政策上的调整，把农业巨灾从保险基本条款中逐步删除，只是作为一种附加险种。因此，到目前为止，尽管我国已开发了不少农业保险产品，但这些农业保险产品对农业巨灾风险大多采取了规避或严格限制的办法，这一点从我国目前涉农保险公司经营的险种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见下表)

二、对我国目前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方式有效性的评价

农户自主管理、政府救助、社会捐助等是目前我国农业巨灾风险管理的主要方式，这些方法对我国农业巨灾风险的防范、救助、农业生产的恢复、社会的稳定等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如果从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有效性的评价标准来看，这些方式还有许多不足的地方，还有待于改进。

(一)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方式有效性的评价标准

随着社会及经济的发展，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方式也在不断演进，新方法不断涌现，并逐渐取代旧方法占据主导地位，由此推动着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方式的不断演进发展，而在其演进的过程中，始终是朝着更能体现激励性、公平性和效率性的方向发展的。

激励性就是一种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方法要能有效调动各受灾单位、风险管理主体预防风险、控制损失的积极性，尽可能降低灾害的发生率，将灾害损失程度与范围控制在一个最低水平。

公平性就是灾害损失应在整个巨灾影响范围内的合理分摊，相同条件受灾单位的经济损失应该采取相同的补偿标准。农业巨灾风险的影响范围不只针对农业本身，农业巨灾造成的损失将波及整个国民经济，因此农业巨灾损失也理应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合理分摊。

先进的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方法应该满足效率原则，即能够合理引导生产、投资和消费行为，促进再生产可持续发展，将再生产风险控制在一个合理的空间；能够在巨灾发生后迅速动员和筹集起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资源；各种灾害风险管理机构在巨灾发生后，要显示出较强的管理效能。

(二)对农户自主管理方式有效性的评价

以农户为主的对农业巨灾风险的管理是农户自身积极主动地防灾和救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形成有效的灾害风险管理激励。但是，从巨灾风险管理有效性的角度来评价：

1　它不利于实现灾害补偿的公平目标

由于农业巨灾风险管理工具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准公共产品，对农业巨灾风险进行管理，可以使全社会受益。因此，农业巨灾风险理应在全社会受益的范围内进行风险分散。而如果单纯由农户自主管理并承担损失，就容易造成农业自主的巨灾风险管理不足，导致减灾、救灾措施不够或巨灾损失不能得到及时、足够的补偿。

2　它降低农业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

农户出于规避风险的目的，而不是根据市场需要来选择生产风险较低的农产品，这将带来农业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农民由于自身经济实力的限制，即使从事多种生产经营，但每种生产规模有限，无法实现专业化生产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而且还会产生许多额外的成本支出；农户储备一定的风险准备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风险发生后的损失，但由于数量有限，相对于农业巨灾造成的损失是杯水车薪，而且也牺牲了储备资金的流动性，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对政府主导的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方式的评价

1　有利于实现灾害管理的公平目标

这种管理方式能够较好地满足灾害管理的公平目标，有利于优先扶持和保证农业这一社会的弱质产业，此外，国家由于在社会中处于“超然”的地位，利于减灾工程的建立，财政救济也可以实现救灾资源迅速和集中的统一调动，并通过对基本生活用品与医疗物资的管制与配给，集中全社会资源来度过困难时期，维持社会稳定。

2　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

一方面，由于政府行为难以控制管理费用和交易成本的上升，甚至还会出现管理部门寻租、腐败，恶意挤占和挪用防灾救灾物资与款项，容易造成救灾资金使用的低效。另一方面，灾后救助及捐款具有紧急性和很大的随意性，更多是为了缓和灾后比较大的政治压力，这样，为了筹措赈灾款，政府会减少原定要实施的、比较有发展潜力的项目上的投资，从长远看，这样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3　不利于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减灾救灾激励机制

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补偿自然灾害甚至人为灾祸等巨灾造成的损失应该是政府的事情，因为巨灾风险对于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而言是一种公共风险，巨灾损失补偿就应该属于国家公共项目支出。因此，政府主导的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方式容易导致各风险单位在心理上过分依赖灾后政府救济和社会捐助，不愿意自己购买巨灾保险，造成风险单位平时对防灾措施重视不够，对减灾政策贯彻不力，最终将大大增加巨灾损失概率和损失后果。

(四)对保险、再保险巨灾管理方式的评价

1　较好地实现了公平目标

以保险、再保险等为主的市场化风险管理工具，是以私人为主体，以市场为依托，以风险利益为纽带，以保险作为主要手段建立风险损失基金，利用集合分散风险的机制，从整体上对农业风险进行控制的有效工具，是各国普遍采用的农业风险管理控制方式，对农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发挥

重要的作用。

2　较好地实现了农业巨灾风险管理的效率目标

参加了农业巨灾保险的各经济主体，在灾害发生后，保险人会在第一时间筹集起一定规模的资金，及时地对被保险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赔偿，以使他们能够维持基本生活并尽快恢复生产。而且，农民在参加了农业巨灾保险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免去了后顾之忧，可以大胆地从事那些既能满足市场需要又能给其带来较好经济效益的项目的生产，能够促进农民生产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3　不利于激励目标的实现

由于农业巨灾风险管理工具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准公共产品，再加上管理中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现象，如果仅仅依靠私人保险市场提供风险管理，并不能达到有效的供给。而且，近年来，随着巨灾发生的频率加快、数额增大，再保险市场对于巨灾风险的承保能力不足的现象日益显现，巨灾事故的频频发生使再保险资本相形见绌，严重影响了再保险基本功能的发挥。

此外，农业保险在面对具有系统性特征的巨灾风险时，也存在不可保的问题。因此，农业巨灾保险在供给方面面临有效激励不足的情况。

通过上述评价，我们发现以农户为主的管理方式和政府主导的管理方式均存在有效性不足的问题，农业巨灾保险、再保险等市场化的管理方式相对于前两种管理方式来说，在公平性与效率性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对于农业巨灾风险的防范与转移、损失的分摊与赔偿都将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在供给方面却存在有效激励不足的情况。这也是我国到目前为止一直还没有建立真正的农业巨灾体系的主要原因，也是近些年来国际农业巨灾保险、再保险市场不断的萎缩原因之一。因此，我们需要开发出更加科学有效的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方式。

三、世界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方式的最新发展趋势及其有效性评价

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保险技术的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国际保险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方式――巨灾风险证券化。巨灾风险证券化通过特设机构(spy)发行基于巨灾风险的证券，用资本市场上投资者代替再保险公司，将巨灾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化已日益成为世界范围内农业巨灾风险管理发展的新趋势。

与保险、再保险方式相比，从有效性的角度我们来评价这种管理方式会发现：

(一)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对风险进行分摊和转移，大大提高了农业巨灾风险管理的公平性

与传统的保险模式相比，巨灾风险证券化将再保险容量从原来保险业内部扩大到外部的资本市场，将风险在保险合同当事人以及资本市场上对此类风险有偏好的投资者者这一更广阔的群体范围内进行进一步的转移和分摊。由于农业巨灾风险证券现金流的运动取决于诸如飓风、地震等巨灾的发生，因此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巨灾风险证券化所反映的风险分布状态是现存的传统证券无法反映的，这就使得巨灾风险证券与传统证券的相关度较低，它的推出，对于投资者来说增加了投资品种，有助于投资者进行多样性投资和风险的控制，所以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化一方面对投资者有较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巨灾风险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转移，大大提高农业巨灾风险管理的公平性。

(二)激励保险与再保险公司扩大保险供给

传统的巨灾承保能力的高低是由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来决定，但是，巨灾风险证券化将保险市场与强大的资本市场紧密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有助于激励保险公司与再保险公司扩大农业巨灾保险供给，拓宽承保范围。

(三)提高了风险管理效率

首先，大大提高了风险承受能力。相对于保险和再保险在灾害风险融资能力上的不足，目前世界证券市场市值高达数十万亿美元广次上千亿元的巨灾事件的损失金额有时还不及全球证券市场的单日波幅，可见，资本市场有着强大的风险承受能力，更加有助于巨灾风险的分摊与转移。

其次，巨灾风险证券化不存在违约风险。农业巨灾发生后，传统的保险及再保险模式下，再保险人由于资金及融资能力有限可能无法及时对原保险人进行足额的损失补偿，可能会发生违约风险，但在巨灾风险证券化模式下，由于资金已经预先到达证券发行者的手中，一旦发生风险，再保险人和保险人可以及时地运用这笔资金对受灾群体进行及时、足额的经济赔偿，大大提高了风险管理效率。

从有效性的角度来看，巨灾风险证券化较巨灾保险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使得巨灾风险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分摊，大大提高了农业巨灾风险的承保能力及管理效率。虽然，它也有其不足的地方，但是从农业风险管理创新、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加强对农业的巨灾保障、农业保险走出困境以及资本市场发展来看，这种新的管理方式还是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四、基于有效性的我国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方式演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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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晋商、徽商、西商、闽商、粤商、鲁商、甬商、江西商帮、洞庭商帮和龙游商帮十大商帮初现于明朝，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在清朝达到鼎盛，最后在中国社会变迁和外来资本的双重冲击下灭亡。明清十大商帮所处的历史时代给其打上了深刻的文化烙印，而这些文化特性决定了他们最终的命运。

1.文化共性

（1）农商文化和官商文化并存的封建经济文化。明清时期，中国处在封建专制社会的鼎盛时期，农耕经济发达，儒家思想处于统治地位。十大商帮所处的地区都是农耕自给不足、农业生产条件基础薄弱的地区，农业收入无法维持正常生计。虽然商人的社会地位很低，但当地农民出于生存本能被迫脱离农耕经济而从事商业活动。由于商业活动长期受到主体农耕经济的排挤，社会生活需求遭到压抑，中国社会处于短缺经济的状态中，商业活动比较顺利地取得成功。在初步积累了原始商业资本之后，十大商帮将商业活动与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相结合，掌握生产资料的支配能力。从整体上看，十大商帮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管理体系关系密切，尤其以晋商、徽商最为典型。他们通过与政治管理阶层勾结，获得专营程度相当高的盐业垄断经营权，从中获取巨额利润，从而成为十大商帮中富裕程度最高的两个商帮。

（2）“诚信真善、义利并举”的儒家文化。十大商帮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将“仁、德、礼、义”等带到商业活动中，形成了“诚信真善、义利并举”的文化特质，并以传统文化的诚信为宗旨，经商成功后以传统文化的做人标准要求自己。这对于当时极度缺乏法治支持的封建商业经营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商人之间相互实现各自经济利益的基础保障。

（3）以地缘为纽带的商帮网络文化。会馆是商业网络的具体物化表现。会馆既为所在地坐商服务，也为途经行商服务，还为途经本地的他人服务（如赶考举人），有力地促进了整个商帮开展商务活动和对外扩张[1]。因此，会馆越多的商帮，一般凝聚力、活力也更强。

2.湮灭原因

（1）小农经济文化的局限性。小农经济思想对十大商帮的限制根深蒂固。一是大多商帮都抱着“小富即安”的想法。除龙游商帮涉猎造纸业、采矿业等实业范畴，其他商帮都停留在流通业，采用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形式，没有站在产业资本的高度去看待商业。这是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也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历史局限性。二是封建商人赚钱的目的是为了积累财富和满足需求。十大商帮的商人富裕之后主要将财富用于购买土地、盖房子、吃喝玩乐、窖藏，很少有人用于扩大再生产，产业难以做大。三是大多数封建商人虽然从商，但其内心却看不起商人，认同“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经商致富后就回归儒家思想中的正途——走仕途。他们有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的商业精神，但却没有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2）区域文化的封闭性。清朝时期，资本主义的侵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商业机会。但区域文化的封闭性导致狭隘的商帮视野，大多数商帮无法主动出击，在时代转变的过程中把握和创造机遇积极转型。如清政府灭亡之前，曾向山西票号发出邀请试办户部银行，但被山西票号总号拒绝。晋商没有抓住这次转型机会，没有进行积极创新，因而最终湮灭于历史长河中。而宁波商帮积极主动承揽此事情，一步步铸就了中国金融业霸主的地位。

（3）缺乏制度化的企业管理文化。儒家传统文化中对于家庭的重视深深渗透于商帮的经营活动之中，十大商帮基本上都是以家庭作为经商的基本单位，家庭或家族是商帮企业的最初形式。家庭或家族经营企业能够保证企业做大所需要的资金和人力，提高整个家族的抗风险能力，减少家族企业用人监督和管理的难题。但随着家族的分化，一个有实力的大企业可能被分散成几个弱小的企业，使得企业很难有更大的发展，甚至会衰落。家族企业实行人情化管理，这适用于小企业，但人情化管理所欠缺的公平性、合理性及制度性都将成为企业发展的阻碍。缺乏制度化管理是明清十大商帮的硬伤，决定了其最终无法产生现代化企业。

二、温州商帮的文化创新对策

明清十大商帮的湮灭告诉我们，保持当代温州商帮的活力，必须积极进行文化创新。温州政府有责任引导社会舆论，进行温州经济文化大讨论，为温州商帮思想意识转型塑造社会氛围；温州企业家也要多学习多思考，拓宽视野和平台，突破自我局限。

1.转变思想意识

（1）尊重商业和实业。当前温州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依靠资金、劳动力投入进行简单扩大再生产的经济增长方式已不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然而，温州商帮并没有完成意识形态的转变，仍然停留于家庭作坊的发展方式，注重经济效应的短平快而不注重经济内涵。相比大规模的制造业，温州商帮更偏向商业流通环节，如销售、房地产、煤矿等这些短期内有高回报的行业。即便在本地从事制造业生产，温州商帮也往往立足实际，努力在小产业上做强做精[2]。这种偏好导致温州企业缺乏危机意识，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不能及时应变，创造利润的能力下降。温州企业的成长问题实际上是温州商帮的意识形态和对实体经济的认识问题。温州商帮思想意识转型的第一任务，就是要树立“实业即事业，事业即实业”的态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

（2）树立企业家精神。晋商、徽商经商成功后经常将利润用于购买土地，发展典当业。温州商帮也有类似做法，将利润投在房产和高利贷上，追求资本性收益，满足于物质享受。这些做法是小农意识的现代版本。温州商帮应树立企业家精神，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将企业做大做强，吸纳更多社会就业，提高工人福利，依照法律纳税，取之于民又回馈于民。

（3）重视事业的传承。现代社会已摒弃了“士农工商”的门户之见，但第一代温州商帮在取得成功之后，都削尖脑袋将子女送入公务员队伍，以求一个“铁饭碗”，这与徽商成功后送子弟入仕途的做法类似。由于创业的艰辛和劳苦，第二代温州帮商也并不情愿接班，宁愿守着第一代温州商帮积累的财富过安稳的日子。这对于家族企业占统治地位的温州商帮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据统计，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二十四年，常见的现象是，当家族企业的创始人突然离去或退休的时候，往往就是企业终结的时候[3]。许多温州家族企业刚好进入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的阶段，如果不能及时转变思想意识将事业传承下去，那么温州商帮的衰落将不可避免。#p#分页标题#e#

2.改变交易方式，完善企业管理制度

（1）改变交易方式。温州商帮擅长人格化交易方式，这种交易方式在过去三十年中稳定存在，并且取得了较高的经济绩效。传统的家族伦理文化是支撑人格化交易方式的基础。只有某种超越家族伦理的文化传统才能孕育资本主义精神，血缘（家族）基础上形成的关系与追求高效率的市场精神是不能相容的[4]。温州商帮的人格化交易方式给温州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制造业结构的演变缓慢与“代际锁定”，外向型经济步伐缓慢与“不可触摸的网”，温州人的大规模移民与“海外生意网”等[5]。对人格化交易方式的过度依赖，使得温州商人倚重内部网络，缺乏接收外部资源的潜质，造成内外“营养不良”，这对于面临新一轮产业升级压力的温州经济是致命伤害，而温州经济近几年表现出的相对停滞状况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因此，温州经济应变迁交易方式，使其有获取更多资源的机会和途径。

（2）完善企业管理制度。对家族伦理文化的高度认同造成了温州商帮过多依赖现有制度安排。许多家族企业仍采用经验管理模式，其所有制为家族成员共有，职业经理人难以参与。由于缺乏对外来管理人员的信任，温州家族企业中的核心部门如财务、销售都由内部人掌握，外来人员始终处于无法真正融入的状态。温州商帮要在管理制度上进行创新，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将现代企业制度融入企业内核，从内心尊重、遵守制度，提高制度执行者的胜任力；改变企业管理理念，改变家族企业的股权结构，建立合理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更新经营管理理念，改革用人制度，超越家族企业文化，树立现代企业人力资源观，建立适合现代企业的用人机制。

3.建立区域特色文化

（1）突破网络边界。温州历史上是一个移民社会，因而温州人具有强烈的抱团意识，往往抱团行事以争取团体更大的利益。在过去三十年中，温州商人在全世界和全国各地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温州城”、“浙江村”，这是明清浙北、皖南、苏南地区“温州厂”、“平阳棚”的现代版。温州商人的综合素质并没有比中国其他许多地方的人具有更多的特殊性或优势，但有一张巨大的社会网络支配着其自由流动和移民行为，能够在全世界做生意、办企业[6]。这种社会网络的利用、更新和扩充，就是抱团的雪球效应和群体的不断重组。抱团和重组是以严格的地域作为界限，非温州籍人士根本无法融入其中，明确的群体边界形成了强烈的排他性。同时，温州商帮在全世界各地经商时往往圈定地理界线自成一体，不愿意融入当地人的文化和社交圈，处处讲人情又到处破坏规则，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发展。在中国加入WTO 之后，这种模式使得温州在全世界各地产生冲突，如“俄罗斯灰色清关”、“西班牙火烧温州鞋”、“罗马尼亚温商市场强制关闭”等，影响了温州商帮的形象，也对温州经济发展带来影响。因此，突破现有的网络边界，建立开放文化体系，已成为温州商帮自我提升的重要环节。温州商帮应积极接纳外地人和外来先进文化，接受外来产品和技术，打破温州商帮与温州经济的“路径依赖”，倡导合作文化，融汇自身文化和他域文化，使温州商帮文化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不断更新和发展。

（2）建立学习机制。温州商帮的初始创业是生存型创业，现已由被动创业转向主动创业。被动创业时可以借助大无畏的勇气，主动创业时则更需要审时度势的精明和商业经营的能力。目前，温州商人热衷于参加各大高校举办的 MBA、EMBA 班，他们学习的直接目的不是获取知识和提升自我，而是进一步扩大社会网络，通过同学关系建立新的社会网络。这又反证了温州商帮意识形态的短视和局限。温州商帮应认清形势，主动学习。建议由行业协会出面，创办内部学习组织，组织定期的信息交流，进行“头脑风暴”；并组织温州商人与全国各地的商人进行互动。温州商帮在不断的对外交流中，逐步树立新的创业文化氛围和创业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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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金融；边缘化；金融再造；金融安排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07-0064-04

为了实现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改善和提高我国近八亿农民的生活水平，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是至关重要的。新形势下解决好“三农”问题，离不开金融的支持。然而，目前就金融发展的地域结构看，城乡金融发展很不协调且呈加剧之势，农村金融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村金融被严重边缘化，农村金融对“三农”的支持乏力，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掣肘因素。建设新农村必须振兴农村金融，改变农村金融边缘化的现状，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一、农村金融边缘化的现状及负面影响

(一)金融边缘化的现状

农村金融边缘化是指在农村经济发展中，伴随农村金融服务网点减少、农村资金严重流失，农村金融相对于国家金融的发展主流被严重削弱，其发展的空间受到严重的挤压，农村金融的地位、作用与被关注的程度被置于次要的位置，难以发挥好支撑农村经济的主力作用，金融服务农村经济功能严重弱化，它严重制约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从当前来看，我国农村金融资源供求正沿着两个极不对称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是农村经济的快速成长对金融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体制内正规金融的资金供给渠道却面临着不断减少甚至资金“抽血”的威胁。

1.县级金融机构大幅撤并并导致了农村金融体系严重萎缩。从1998年至2002年，以农行为代表的四大商业银行撤并了3.1万个县级机构及网点，撤并仍在继续过程中；银行县域及农村银行营业网点急剧减少，造成农村的银行网点可谓是寥若晨星。这种“脱农”现象使农村资金流向城市，农村金融失血严重，惟有农村信用社这“一农”扛着“三农”任务。

2.国有商业银行县支行和县域邮政储蓄机构成为两大“资金漏斗”。幸存下来的县及以下营业网点普遍被剥夺了贷款决定权，变成单纯的吸存窗口，存款大多通过上存流向城市。农村资金的“非农化”，使饱受资金短缺困扰的三农资金供给雪上加霜，进一步加剧了农村资金供求关系的失衡。农村信用社虽然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但因其资本充足比率低，不良资产比率高，直到2004年才首次实现盈利。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6月末，全国农村信用社资本充足率为5.89%，2005年6月末的不良贷款率为17.54%，自身的经营不善造成其在对三农的支持也显得力不从心 。

3.农村金融创新边缘化。随着机构缩减，农村金融的服务功能逐渐弱化。面向农村的信用社只有最基本的存贷款业务，以不变应万变。由于国有银行的纷纷撤点，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由农村信用社在唱“独角戏”，形成了农村信用社“一家独大”的局面。这样他就拥有对资金使用的定价权。为什么贷款手续繁杂，贷款利率一浮到顶，也就不难理解。在农业现代化发展中资金的需求趋向大额化时，农村信用社依然钟情期限固定的小额农贷，也不能根据种植和养殖产业化的周期规律来合理确定贷款额度和期限。农村金融服务功能的弱化，使金融对农民的服务水平很低，农民几乎分享不到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的成果。

4.农村保险业严重落后于“三农”对风险控制的需求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周期长，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实现农业产业化，确保农业稳定和发展，迫切需要保险业保驾护航。但我国的农业保险经过20世纪90年代初期短暂的快速发展后，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目前全国仅有几家成立不久的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尚不足全国财险保费收入的1%，且呈下降趋势(见图1)。在保费收入比重下降的同时，农业保险的险种不断减少，已经由最多时的60多个险种下降到目前的不足30个，难以应对三农的风险承担需求。

5.服务农业的政策性银行作用萎缩。我国成立农业发展银行的初衷是国家用专项贷款对粮、棉、油等农业战略性物资实施垄断性收购以保护农民利益，但在棉花、油料及部分粮食作物已经市场化收购后农业发展银行的原有职能并没有做出相应调整。农业发展银行支持农业、帮助农民、振兴农村的政策性金融作用不但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反而逐步萎缩了。原以支持农业发展为主的国有专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其贷款余额中支农份额也急剧下降。

(二)农村金融的边缘化的负面影响

1.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当前农村和农业经济发展面临着资源和市场的双重约束，出现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问题。金融对经济的支撑力度的不断减弱，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2.影响农村金融的稳定。农村金融机构缺位、服务缺失、支农功能缺位等严重的边缘化现象，使金融机构很难独自面对农业风险，不利于农村金融的稳定。

3.影响正规金融的兴盛。由于没有相关法规的约束，不受法律的保护，民间金融的发展难免泥沙俱下、鱼目混珠，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农村经济的有序发展。此外，民间借贷的存在，致使大量资金“体外循环”，降低了金融宏观调控的效应。

4.影响农村金融环境的改善。由于金融机构的裁减，对农村进行信用评级的只有信用社一家，面对广大的农村和农户，信用社力量微薄，不利于建立良好的农村金融经济循环。

二、我国农村金融边缘化趋势的原因分析

造成我国农村金融边缘化的原因很多，学术界也有存在争论。笔者着重从小农经济形态和政策欠缺、失误的角度，分析农村金融边缘化的根本原因。

(一)小农经济形态

当今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农民人口仍然占中国总人口的绝对比重，小农经济仍然是目前中国农村经济的主要形式。不光是中国，在全世界都存在着这样一种客观规律，只要是小农经济，只要农民处于高度分散这样一种状况之下，就必然商业银行无法对接，可以说国有商业银行撤离农村市场是有其必然性的。

1.商业银行撤离农村市场外部因素。银行是经营货币和金融资产的企业，追求资金的盈利性是其主要的目标。农村经济的“弱质性”、农村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城乡“二元”分割等条件的存在，使得农村地区的盈利性投资变得十分稀缺。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重要投入品的资金，就会按照价值规律投入到更具盈利性的工业和城市经济活动中，使得农村地区原本稀缺的资金变得更加稀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正式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抽水机”功能。随着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步伐的加快，追求资金盈利性的动机变得越来越强烈，这种“抽水机”效应只会更加显著。

2.商业银行撤离农村市场内部因素。银行是把资金的供求双方连接起来的金融中介组织，它之所以能够把资金从剩余者手中转化到稀缺者手中，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关键在于金融中介组织对于资金供求双方的信息有充分的把握，然后利用规模经济优势从金融服务中获得收益。[1]但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国有商业银行本身在信息的完备性、搜寻、监督和执行的成本方面存在的问题导致其规模经济无法发挥。首先，中国农村的经济主体存在着抵押品不足、农业收入不稳定、投资支出与消费支出难以区分以及居住的分散性等特点，作为贷款资金的需求者的农民，他们缺乏显示自己信用程度的衡量标准和衡量手段。其次，与城镇相比，农村居民居住的分散性十分显著。一家商业银行的农村客户的居住空间要大大高于相同数量城镇客户的居住空间，对农村客户相关信息的了解所花费的成本，必然高于城镇客户的费用。因此，金融中介规模经济的优势被农户居住的地理分散性所耗费。[2]

(二)政策和制度安排的欠缺

近些年来财政和金融改革的重点侧重于大中城市，轻视或忽视了农村农民利益，造成农村金融改革滞后。农村金融改革进展缓慢，政府在政策上缺乏必要的引导与支持，以至缺乏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则是导致农村金融边缘化的另一个根本原因。

1.政府职能缺位与不当行政干预并存。长期以来，由于有些地方政府或多或少存在的不当行政干预(如干部人事安排、强制贷款或担保等)，支农金融部门的内控制度不严、经营管理不善(人情贷款、决策失误、贪污受贿等)，国家及地方支农政策难以落实或体制改革不够配套(扶贫贷款被挪作他用，违规非法占用耕地，化肥、种子、农机具等价格的大起大落)等人为和客观因素造成农村信用环境薄弱，“三农”贷款中不良贷款比例过高，农村金融机构亏损面大，有的甚至严重亏损、入不敷出。贷款难收回，造成金融机构惜贷，进而加剧了农民贷款难。如此恶性循环，积重难返。而不当行政干预存在的同时，在需要行政、司法、财政、保险支持的时候，却发现望而无门。实际上正是政府在农村中诸多的职能缺失或不当才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的“弱质性”。

2.金融制度安排的失灵和不合理。如果从国有商业银行退出农村金融市场折射出的是正式金融安排的偏差，那么民间金融制度安排的滞后和僵化也是导致我国农村金融落后的原因之一。我国民间金融组织主要有农村合作基金会、经济服务部、金融服务部、各种台会、私人钱庄等，这些民间金融组织是随着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而产生的，它们在组织农村生产经营资金、活跃农村金融市场、提高金融效率，尤其是促进农村私营经济发展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然而，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却一直受到打击和排挤。1998年7月国务院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把部分小额信贷、不计息的亲友借款排除之外，其他民间金融组织的活动均属于非法，从而结束了民间金融的有组织状态。可见，对民间金融缺乏有效的规范和引导措施最终导致和加剧了农村金融被边缘化。

三、金融再造：解决农村金融边缘化的有效途径

以上分析已经表明解决农村金融边缘化的有效途径非金融再造不可。所谓金融再造就是要寻求正式金融安排与非正式金融安排之间的恰当结合来实现农村金融体系的重建。这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金融组织保证和金融制度保证，更宏观的意义或许还在于，这种“重构”有助于改善和优化我国金融结构，提高我国金融的整体发展水平。

(一)从政策入手

加大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农业是弱质产业，自身高投入、低产出的特征决定了其具有高风险性。我国绝大多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经济、金融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好多农户和乡办、村办企业不具备获得商业性贷款所必需的抵押品和担保条件。这些情况说明，解决农业和农村经济主体的融资难问题，不能把城市的金融发展模式简单移植到农村，不能主要依靠“嫌贫爱富”的商业银行，而是必须把金融的市场调节和政府的政策扶持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要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更要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应拓宽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支持其在农村的金融供给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应采取有效措施将开发性金融推进到“县域经济”、“三农”和中小企业领域，使开发性金融更多地参与农村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产业化、农业资源开发项目的投资。

(二)从正式金融安排方面着手

着力打造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合作性金融机构和民营金融机构等多种形式金融机构并存、合理分工、功能互补、有序竞争的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必须的金融组织保证和金融制度保证。首先要明确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界限。既不能让政策性金融从事商业性金融业务，也不能强令商业性金融发挥政策性作用。特别是在承认一些经济金融学基本原理的同时，也要正视商业性金融的局限性，比如对贫困和“老少边穷”地区的发展问题，就不能对商业性金融提出太高的要求，而应该只要依靠政策性金融或者财政发挥作用。

1.继续深化商业银行改革。商业性银行的改革本身就是要重新塑造成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上文已经分析了在现有的情况下，资本的逐利性会迫使商业银行离开薄利的农村地区。如果要使其回来，就必然要让他重新看到利益。如果一边要求其深化改革，另一边又强迫其从事无利可为的农村金融，那么将会扭曲商业银行改革。

2.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步伐，积极发展农村合作金融。德国，美国，日本走过的合作金融道路很值得我们借鉴，并从中吸取经验，结合中国实际发展和中国特色的合作金融模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确提出对农村信用社产权关系和内部治理的要求，真正解决“一人说了算”的“内部人控制”问题。破除县域以下金融行业进入壁垒，培育农村小型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引“狼”入室，增强合作社的竞争意识。2007年伊始创建的村镇银行必将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带来“鲶鱼效应”激活农村金融市场。

3.坚持政策性的办行方向提供多方位服务的综合性农业政策性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应该借鉴日本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的经验，扩大自己的业务范围，更好地支持“三农”的发展。[3]

4.在充分发挥正式金融安排作用的同时，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以补充我国农村金融的不足，鼓励和发展符合国家法律规范的民间金融。这样一方面可以填补正式金融安排留下的市场隙缝，充分发挥非正式金融安排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得国家的金融监管有具体的目标，提高监管效率。只要给民间金融机构一个生存的空间，就有壮大的可能。农村是民间借贷发育的最肥沃的土壤。无论是农民还是农村中的企业，都离不开民间借贷。民间借贷虽属非正规金融，但实际上具有正规金融所不具备的四个优势：制度优势、信息优势、成本优势、速度优势。民间借贷的这些独特优势，使其与正规金融形成了强烈的互补效应，有力地促进了民营经济与中小企业的发展，成为我国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米什金.货币金融学(第六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张余文.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的退出与农村金融体系的重建[J].财贸经济，2003，(6).

[3]胡金焱，李永平.农村金融的边缘化与制度创新[J].广东社会科学，2005，(3).

Study on the Problem of the Rural Finance Weakening in China

LI Jing，WangWeiguo

(Finance Department，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engdu ，Sichuan Province611130 )

篇4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农村社会保障村社制度土地股份合作制

城乡一体化是在生产力、城市化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从而促进城乡居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变化过程。是城乡人口、技术、资本、资源等要素，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逐步达到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上协调发展的过程；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深化农村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途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是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举措。然而任何地区在城乡一体化实践过程中，都面临农村社会保障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两个瓶颈因素的制约，只有这两个制约因素得以解决，其他诸如，城乡规划布局一体化、产业分工一体化、城乡服务功能一体化、城乡社会事业一体化、城乡社会进步一体化等才能实现。

一、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土地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是农业生产必需的物质条件和自然基础，随着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土地资源越来越紧张。在我国农村，大部分农民没有退休金，其养老保障由其所承包的土地承担，所以就农民来说，土地具有承载功能、养育功能和资源功能，是农民就业保障、生活保障和伤病养老保障。如果土地被征用不仅意味着农民丧失了农业生产的基本资料，也丧失了能提供社会保障的基本财产。失地农民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对于大量的失地农民来说，在土地被征用后，现行补偿办法主要是货币补偿、招工补偿、社会保障补偿等。每种补偿方式都各有特点，但也有各自的局限性。货币补偿，只是一种生活指向性的安排而非就业指向性安排，而且现行的补偿标准较低，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之间的分配不尽合理，农民的利益往往会遭受损失；招工安排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安置方式，不适应用工单位市场化改革的趋势；只有社会保障方式才是保障失地农民利益的最好方式。

目前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45%，还有55%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即以中国现有13亿人口计，尚有7.15亿农村人口。近年来由于大批耕地流失，现在还剩下18亿亩多一点的耕地。这样算下来，农村人口的人均耕地面积大约为2.5亩。以平均每亩耕地一年带来800元收入，2亩半耕地不过带来人均年收入2000元左右，抵不上城市居民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收入。在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条件下，耕种土地的收入可以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但是，由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的经营模式成本高、数量小从而导致其作为一个生产单位的竞争能力降低，难以实现高效农业和标准化农业，致使农产品的价格低廉且不稳定。虽然在农村每个人都可以分到一块土地，但是农民种地之后的收入并不能满足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需要。尤其是，当农民由于年老或者疾病丧失劳动能力之后，其所承包的土地不能满足他们的最低生活保障，导致了城乡之间生活上的巨大差距。所以只有启动社会保障程序才能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这是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前提条件。

近年来，全国各地根据中央要求和国务院安排全面启动了社会保障工作。学术界对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争议颇多。关于如何剥离土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是一个老问题，已经有许多理论和政策建议。有些学者认为通过城市化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这个思路合乎逻辑，但是国家现行建立的对城市人口提供社会保障的账户，有的地方能持平，有的地方连现收现付都做不到。这样连继续维持都有一定的困难，又怎么能够为7亿多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客观上指望让政府来给7亿多农民提供保障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农业产值只有大约15%，农业人口却是55%。以百分之十几的产值作为财税基础，提供55%人口的公共品需求，那是绝对做不到的。

建立村社制度是建立最低成本的保障制度的基础。在实行大包干的时候，国家行使“退出权”的具体方式，是将土地所有权交与村社，同时放弃对农业的支持和对农村公共品的开支，村社是所有权主体和公共品的提供者。村社是财产主体，直接对政府负责，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具体的改革办法可采纳国土资源部现行的试点经验。一是允许村社土地以作股的方式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把各种基础设施项目产生的有长期保证的收益，以股息方式返回村社作为专门的社保资金。二是允许村社土地以租赁方式参与工商业开发，把回收的租金用于建立农民的社保。如果国家需要征地就不应该是对农民征，而是对村社征。村社把所征土地得到的资金用于专门建立村内合作型社保基金。如果在征地制度改革中仍然维持国家垄断一级市场的特征，那就应该把征收和买价之间的差价，交由国家建立“无地农民社保基金”。基金上市或投资产生的收益，专门用于无地农民的社保开支，如果有盈余可以再建立医疗设施。否则农村社保问题无法解决，土地的保障功能问题也只能长期延续。

二、农村现行土地制度

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为解放生产力，推动农村乃至全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这项制度延续至今，其进步意义逐渐弱化，阻碍作用却日益凸显。传统的小农观念、小农机制、小农模式，已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一是小农观念阻碍了农业技术的应用。二是农业生产时常面临自然灾害和市场竞争的双重风险，抵御如此巨大的风险，对一家一户来说是很不现实的。三是在农业产业化大生产进程中，以土地小块分割占有为特征的小农机制制约着土地潜力的进一步发挥。

从长期来看，我国要实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建设的新突破，必须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现代土地制度。建立中国现代农村土地制度，探索和寻找土地集体所有制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实现形式，必须尽快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从经营体制层面的改革推进到产权层面的改革。土地股份合作制就是将股份合作制引入农村土地经营体制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的产权结构和运行机制。

农村土地实行股份合作是近年来农民在实践中创造的一个新事物，尽管各地的做法不同，但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将村社集体土地与村社集体经营性资产一起折股量化，明确每个农民的股份，经营收益按股分红。它的主要特点是，在村社集体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的基础上，将农户承包的土地也折股量化，设置土地承包经营权股。有的按当地确定的不同类型土地的标准参考价格作为依据，有的是经评估确定土地价值，然后折价作股。土地承包经营权股按农业人口无偿配给，土地股份不能抵押、买卖，经董事会同意可以在本村社范围内转让。股东按其所占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股和资产股的总股数参与收益分配，实行一人一票制。二是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股权化。它的主要特点是，将原村社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给农户的承包地经营权作股，组建新的股份合作组织，对入股土地实行统一规划、开发和经营。股份合作组织直接经营或者代表股东与企业签定合同或进行租赁。三是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参股。它的主要特点是农户以承包地折价参股。

农村土地股份制是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把土地产权分解为土地股权、经营权和使用权，让农民拥有土地资产的股权，集体经济组织掌握土地经营权，土地租赁者享有土地使用权。这种权力制衡关系可实现土地股份制与土地经营租赁制的结合。土地量化为股权，均等分给农民，这样，农民成了土地的所有者；集体经济组织变成了经营者。所有权主体和经营权主体互相换位。过去集体所有、农户经营的双层体制被改良更新为农户所有、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的新双层体制。农民凭集体成员身份分享股权这一制度安排，使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与其生产要素功能分离开来。集体组织把土地作为资产来经营，适应了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也是农村土地市场得以发育、成熟的起点和基础。这一新型的土地制度，具有产权清晰、利益直接、风险共担、效益明显、操作简便等特点。因此，以股份制改造后的“集体”，不是对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否定，而是“集体”的新生，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实现形式。股份制改造后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显著不同于目前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因为农民的集体成员权益或者农民作为土地集体所有者的身份以股权的形式得到了明确表达和实现，集体的每一个成员都在价值形态上对集体土地享有可以辩认和流转的份额。股份制改造后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了集体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与生产要素功能的分离。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以以效率为原则，创设物权性质的农村土地使用权，这有利于土地流动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

三、现代土地制度的建立

如何推动农村土地产权股份制改革，在我国农村建立现代土地制度，必须坚持因地制宜、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建立现代土地制度要有一个历史过程，我们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尊重民心民意，尊重群众的创造，不断深化配套完善农村的制度。

1、明晰土地产权关系，明确土地产权主体。以法律为依据，将“集体”界定为乡（镇）、村和村民小组三级，保证集体享有土地的所有权，明确集体的法律地位，保障和实现完善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同时赋予农民永久的土地使用权，并在集体与农民之间建立新的契约关系——土地承包关系，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进一步明确集体委托与农民的权利与义务。突破传统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下的经营形式，将传统的集体与农民之间对土地的租赁关系转变为委托关系，并通过合同的形式明确权责，得到法律的保护。通过合同关系，将农村集体与农民的关系定格为市场的关系，以便更好适应以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环境。

2、应当慎重决定土地股权的界定和再分配问题。土地股权问题是股份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这直接决定了农民股份的多少以及公平与否。建议按照集体土地和户籍关系的管辖范围，在村社集体组织内部按人口来界定和分配土地股份权，以体现农民在同一地域内对土地的收益享有平等合法的权益。按照这种方法可以解决农村土地承包“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问题，新增的人口如果没有承包到土地的情况下，可以参加集体组织的再分配以保障基本生活。在并不解除农户的土地承包合同的基础上，去世的农村人口不再参加土地股权的分配，从而保证农村土地制度稳定性和收益分配的公平性。

3、促使土地产权的价格化，建立现有农业土地产权的价格市场，引入土地价格的评估机制，通过市场竞争科学地确定农村股改土地的市场价格。股份制改革实际上以资本合作为基础，无论是在决策过程中还是在分配形式上均强调资本本位，符合土地市场发展的趋势。因此，实现土地产权的价格化实质上是土地产权资本化。通过价格评估确定土地产权股份的划分和流转，决定在决策过程中土地资源的流向和收益分配环节中收益分配的问题。

4、在农村中通过股权主体投资成立农业股份制公司，确定土地资源增值的经营主体。明晰土地产权股份、确定产权价格后，通过公共选择将土地划分为适合个体经营以及规模经营两种类型。这样在不宜规模经营的地区可以维持小农经济满足落后地区的需要，逐渐推进改革，以免激进的改革带来负面影响；又可以在适宜规模经营的地方通过土地产权的合理转让建立农业股份制公司，吸引工商业资金投入农业，促进农业与现代化市场经济接轨。允许承包权长期不变并自由转让后，外来资本就会进入农村土地市场，从农民手中购买或租赁承包经营权，集中土地进行规模化生产，实现农业集约化经营，进行高效化、标准化运作。

5、保护农村耕地，限制农业用地的用途，保证农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股权化以后的农村农业用地原则上应以农业生产、开发为主。农地转为非农用地的，必须由国务院统一规划、批准，以确保农村土地合理、合法地使用。国家应不断完善土地政策，通过修改《土地法》和《土地承包法》等，对非法征地、低价征地、无偿圈地、以公共利益征地后又改变土地用途或卖给开发商、肆意违反法律等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禁止城市房地产开发商进入农村圈地，建立对地方各级政府的监督体制，确保地方政府严格、有效执行国家的措施。将农业股份制公司的组织形式引入我国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中，为我国的土地制度改革提供了新的设想，不仅可以建立新型的农村生产模式，发展农村第三产业，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还可以实现农业规模化建设，引入农业高新技术，提高农村土地的利用效率。

【参考文献】

篇5

一、隋代商业的经营管理政策及特征

隋朝以前的封建王朝大多采用对民间商业遏制的方式，汉朝统治者借鉴及发展了管仲的“官山海”思想，实行了严格的盐铁官营政策，对历代王朝产生了重要影响。到了隋朝，国家对商业管理政策发生了重要变化，改变了传统控制、禁忌的政策，对商业采取了全面开放的政策，使得社会资源得到了合理的配置，最终经济得到了复苏，社会呈现出繁荣景象。隋文帝时期，政府对商业管理重新定位，其主导思想是与民休息。在这种宽松的社会环境下，出现了开山泽之禁、除入市之税的良好政策氛围，为民间商业发展与繁荣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隋代商业管理根据资源分布情况可分为中央及地方经营两大类，其内容也不尽相同。中央的手工业经营及管理主要由尚书省工部、少府监、光禄寺良运、太子家令司、尚宫局等组成，其中的尚书省工部是总政令机关，掌管国家整个的手工业生产。隋朝政府对地方商业的管理主要是依靠地方政府本身或中央直接派员管理，且经济管理还自成体系。太府寺作为国家的储藏及物价的调节机关，与地方政府职能的相关性降低。兴盛一时的隋代商业到了隋炀帝时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在商业管理政策方面，前期许多较好保护商业的政策没有很好地沿袭下来，同时，统治者无视经济规律，对商业直接干预成为了导致经济衰微的直接原因。商业的稳定及发展一定要以社会的稳定为基础，但是隋炀帝时期过度征收劳役，极大地破坏了商业发展的劳动力来源，特别是造成了农业的大萧条，进而使得商业失去了重要的原材料及销售市场。隋代商业在短短时间内走向了发展与繁荣，同时也在较短时间内转向了衰落，这在任何朝代都很少出现这类现象。这除了隋炀帝个人的因素外，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制度及管理政策原因。

重本而不抑末是隋朝前期发展商业的主要管理措施，实现了资源与政府的共享，不但允许多方经营，而且还免受关市之税，这些前所未有的商业政策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隋文帝的这一政策是对当时国家财政的根本性调整，主要是根据隋朝小农经济的飞速发展及“输籍制”使得政府的农业税费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这是隋王朝明显不同其他的朝代的显著特征。这些商业管理政策的实施使得隋朝社会经济重新获得了活力，新生政权得到了稳固。同时，这些政策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以前，中国的商业完全是一种自然状态，隋朝开始放开铁、盐、酒等商品经营的禁忌，是社会利益的重新整合与再分配。隋朝实行这些政策有着一定的必然性，一方面，连年的战争对当时的社会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如何恢复生产成为了主要问题。另一方面，隋朝政权是通过不正当途径获取的，统治者为了获取民心及打击其他政权，在政治上有着安抚民心的作用。对商业管理方面，隋文帝及隋炀帝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隋炀帝在社会经济取得巨大成果基础上，对当时的社会生产不加重视，并企图将国家及社会成本转嫁到工商业身上，对它们进行了残酷的剥削与压榨，严重损害了当时的社会基础，进而加速了政权的衰微。

二、隋代商品贸易的管理政策

隋朝时期，统治者对商品流通及贸易的政策较为宽松，没有设置较多的障碍，这样商品的流通及交换的发展刺激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再加上政治上的稳定、大运河的开凿等，直接促使了隋代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及繁荣。隋代以前各朝为了扩大税收，对商品贸易设置了众多的税收项目，这样就限制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及商业的繁荣。但是，隋代对商品贸易实行了较为宽松的政策。杨坚统一中国后，为了稳定当时的政治形势，故而废除了入市税收，并在社会经济稳定后向全国推广这一政策。这样就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及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提高了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积极性。随着大运河的开凿及南北经济的交融，逐步建立了统一的全国市场。在管理机构上，隋文帝时期是由司农寺掌管，到了隋炀帝时就改为太府寺掌管。它们的最高行政官员的品级都较高，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统治者对商业发展的重视。在具体管理形式上，中央与地方有着明显的分工，在中央有两京市令，在地方上有不同级别的市令，这样就组成了一个掌管商业流动的较为完整的体系。为了有效保障商品交易的顺利完成，隋代政府对商品市场进行了具体的管理规定。隋代不允许随便的商品交易，虽然没有规定具体的时间，但是它对交易时间还是有所限制的，如“二十门分路入市”。可见，隋代的商品交易是在政府的统一安排下进行开市与闭市。在交易地点的选择上也是由政府决定的，并将其纳入统一的城市规划当中。在城市内，政府专门设立了严格的坊市制度，将商业区与居民区分开。例如，隋代根据需要专门设立了两京五市。在商品交易时，政府可以根据需要调整交易的地点。

由于商品流通没有加以限制，同时政府为了加强中央的控制力，政府特地将一些地方性的大商户迁至京城。同时，隋代政府也将度量衡标准的统一作为商品交流的前提。当时隋朝政府统一制定了度量衡器，《隋书•律例志》中记载“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这对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隋朝政府还对商品交易进行了管理与维护，严格打击市场上的不法行为，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商品贸易的发展。隋代对民族及海外贸易也非常重视，特别是隋炀帝更加重视海外及民族贸易。这种贸易主要是政治意义，其目的是扩大政权的影响力及对周边地区的控制力。隋代对货币及物价的管理也有所创新，在货币政策上，铸造新五铢钱，并重新确定了价值尺度，建立了新的货币信用制度。这对商业及社会经济的繁荣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在物价调控上，隋朝政府采取了广泛设仓的政策，这就大大提高了储备能力，为物价的平稳创造了丰厚的物质保证。隋代相对宽松的商业管理政策使得商业经济充满了生机，规范并保障商业的发展与繁荣。尽管隋朝后期出现了商业管理政策上的变异与扭曲，但是与其他朝代相比，隋代有着显著的重农而不轻工商的特色。隋代商业作为其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属于当时的政治需要，其发展依赖于政治制度的保障及政权的稳定。隋朝前期由于实行较为开明的抚民以静经济政策，社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特别是商业逐步走向了繁荣。隋代的商业数量较少，同时还对下层民众开放了盐、铁等利润较大的行业。可见，隋代的商业管理政策是官不与民争利，这点可从公廨钱的经营管理方式上看出。公廨钱是隋代财政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隋朝政权曾拨给京中及诸州官府部分经费，并作为他们经营商业的资本，以补贴其官俸的不足。苏晓慈认为这是与民争利，建议废除公廨钱，改用给地以营农的方式来解决官府的财政问题。其具体做法就是不再给官府公廨本钱进行投资、生息等，而是根据行政级别直接拨发土地，以地租收入等形式充当行政经费。这样就避免了公廨钱制度出现的诸多问题。隋炀帝时期王朝逐渐走向衰落，商业成为了政权重要的压榨对象，可见，政策在商业的发展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并直接决定着商业的发展道路与趋势。

篇6

论文摘要:民法的主体制度确认和规范市场主体的资格和法律地位,财产权制度确认和保护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利,法律行为制度规范和约束市场主体的行为,基本原则规范和指导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民法对市场主体的规范显示出独特的特征,同时也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对其局限性可以通过经济法加以补充:经济法确认市场主体的特殊资格;强调限制意思自治;规范市场主体的具体人格;限制市场主体的绝对所有权。

市场经济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交换经济,“但商品自己不能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寻找他的监护人,商品所有者。”[1]由此可见市场主体的确定是进行商品交换的首要条件。同时,市场经济又是法制经济。“没有合适的法律制度,市场就不会产生任何体现价值最大化意义上的效率”。[2]规范市场经济的一系列法律制度中,起着最直接、最主要作用的当属民法。探究民法的发展历史,它最初来源于罗马法,而恩格斯曾将罗马法誉为“私有制商品经济关系最完备的法律”。因此,民法是市场经济的的基本法。作为市场经济首要要素的市场主体当然要适用民法的调整,并呈现出独特的特征。

一、民法对市场主体的规范

在经济学上,人们对市场主体内涵的认识是随着改革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加深的。就其概念而言,有不同的表述,如“市场主体是指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经济法人及居民个人。作为经济主体,它是社会再生产活动中各类生产要素的所有者、经营者或支配使用者。”[3]市场主体是“市场上从事交易活动的组织和个人,即商品进入市场的监护人、所有者。它具有自主性、追利性和能动性等基本特性。”[4]等等。据此,可以认为:市场主体是在市场上从事交易活动的具有独立经济地位,享有自主产权,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组织和个人。这一定义一方面揭示了市场主体的基本特征:市场主体具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具有自主产权、职能具有经济性。另一方面,显示出市场主体的范围,包括自然人、企业、政府、中介组织和非赢利机构。

(一)民法的主体制度确认和规范市场主体的资格和法律地位

首先,民法的主体制度确认和规范市场主体资格。市场主体资格是指一切经济实体进入市场,从事市场活动所必备的法定前提条件,其内容包括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民法规定: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分为三类:完全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且范围一致。并且据此确立了自然人和法人的责任能力。民法正是从市场经济的一般属性出发,对市场主体资格作一般性和普遍性的规范。具有法律规定的行为能力,能够从事法律允许的各种经济活动而获取利益,并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相应责任,即具有一般市场主体资格。

其次,民法的主体制度确认和规范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市场经济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是承认市场主体作为商品生产者和交换者独立、平等的地位。民法不考虑经济实力、信息条件、所有制、地区、行业、国别等因素的差别,将各种市场主体都视为平等主体,充分尊重市场主体的意思自治,给不同市场主体设置同等程度的自由和约束,给予同等力度的保护,任由市场主体在市场上自由竞争,优胜劣汰。

(二)民法的财产权制度确认和保护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利

市场经济是不同的市场主体基于各自的利益,以交换为目的进行的经济。交换实质上是权利的让渡。这就要求一方面主体对于在市场中供以交换的产品拥有法律上的支配权,另一方面交换产品的法律上的权利能够顺利让渡。民法的物权制度和债权制度对此作了详细规定。物权制度中的所有权制度对产权归属及行使作了明确规定;用益物权制度规定着商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使用收益关系及权益归属;担保物权制度规范着商品流通中发生的风险及权益;占有制度赋予了市场交易主体现实的对交换产品的支配力。债权制度对市场主体的规范主要体现在合同法律制度中。市场主体通过合法的合同行为,实现产品的顺利让渡,使得受让主体拥有对让渡产品的法律上的支配权利。物权反映着“静”的商品的支配与所有关系;债权反映着“动”的商品的交换关系,物权是债权的基础,而债权又是物权实现的手段,他们共同确认和保护着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利。

(三)民法的法律行为制度规范和约束市场主体的行为

市场主体通过市场交易开展经济活动,实现经济利益。这些市场交易主要是通过市场主体间的合同来进行的。民法的合同制度,对合同的订立、成立、内容、生效、履行、无效及撤销,违约责任等主要内容都作了详尽的规定,使得合同成为商品交换的法律形式,为市场交换的高速运行提供了法律保障。此外,合同制度的确立,不仅实现了让渡商品,实现了商品价值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使商品交换超出了地域的和个人能力的限制,有力地推动了商品交换的进行,而且使人们的财产观念从小农经济固守静态财产的观念转向使财产在运动中不断增值的观念,推动了市场的培养和发展,从而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最有效的利用。[5]民法的制度,使得商品的所有者和现实交易者发生现实分离。商品的交易者根据制度进行市场交易时,拥有独立的意思,可以发挥更专业的知识,使得商品在交易时实现交换价值的最大化。一方面实现了人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实现了商品所有者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从而推动了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转。

(四)民法的基本原则规范和指导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

民法通过一系列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为其提供经济活动的基本准则。平等原则使市场主体意识到各自在市场活动中法律地位平等,进入市场的资格平等,在市场活动中平等的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权益平等的受法律保护。但平等并不等于平均主义。赋予市场主体平等的法律地位,只是给市场主体提供相同的法律基础和机遇。自愿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由,保证市场主体有对其行为及行为对象进行选择的权利,禁止他人对市场主体的意思进行非法干涉。正是赋予市场主体广泛的自由,极大的激发了市场主体潜在的能量,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这种自由不是绝对的个人自由主义下的无条件的自由,它必须遵守国家法律,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不损害他人利益,即必须遵守权利不得滥用原则。

它将市场主体的行为及权利限定在法律和社会公序良俗许可的范围之内。公平原则要求市场主体间展开公平竞争,承担民事责任平衡,利益与风险平衡。诚实信用原则约束市场主体不得弄虚作假、欺骗他人、损人利己。尤其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让渡商品与实现商品价值在时间和空间上大大分离,更要求市场主体要诚实守信。

二、民法规范市场主体的局限性

民法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与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相比,对市场主体的规范呈现出独特的特征。同时,由于民法对市场经济关系作用的局限性,也导致民法对市场主体的规范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一)民法确认的市场主体资格具有一般性

民法基于市场机制的基本要求,赋予一切经济实体平等的法律地位,不考虑经济实力、组织形式等,使每一主体都能最大限度地充分参与市场交易。在自由竞争时代,由于市场机制的弊端尚未充分暴露出来,所以民法对市场主体资格的确认具有积极的意义,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市场的广度、深度、复杂性都在增加,民法确认的一般市场主体资格表现出的形式意义上的的平等显现出局限性,导致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市场主体间实质上的不平等,影响了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

(二)民法强调市场主体的意思自治

民法作为私法,强调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依据个人的意思决定行为的内容,排除任何形式的强制。在许多情况下,当事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意思排除法律的适用,[6]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市场主体的潜能,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市场主体常常会依据个人的意思行为而侵犯到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阻碍市场经济的有效发展。

(三)民法规范市场主体的抽象人格

民法从市场主体的一般属性出发,将形态各异的市场主体抽象为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区别仅在于以个人名义或以组织名义从事经济活动,是承担无限责任还是有限责任,其最大限度地规范市场主体的共性。[7]但不同质的市场主体间权利义务的相同,可能会导致不同类型的市场主体间的不公平,进而影响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

(四)民法确认市场主体的绝对所有权

市场经济是商品交换经济,商品交换要求双方对自己的商品拥有明确的所有权,于是财产所有权成为全部财产制度的基础。为保护经济主体的利益,民法在其产生之日起就明确规定了所有权绝对原则。所有权绝对原则在市场经济早期保护了私人的利益,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达,所有权绝对原则显示出其内在的不足,产生了不良的后果,制约了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

三、民法规范市场主体局限性的经济法补充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都覆盖全社会,与市场调节对应的民法和与国家干预对应的经济法,成为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两大法律部门。如果把市场经济比作一部奔驰着的汽车,民法的作用就如起作用的机油,经济法就如起推动作用的汽油。因此,民法规范市场主体的局限性从法律方面可以通过经济法来补充。

(一)经济法确认市场主体的特殊资格

民法确认的一般市场主体资格是从事市场经济活动必须具备的资格,具备这一资格即可以进入市场。但市场经济关系是复杂的,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市场主体面临着千变万化的市场限制,如地域、经济领域、主体职能、经济实力强弱等,任何市场主体的微小变化都会对整个市场经济体制造成巨大影响。因此,经济法确认市场主体的特殊资格,根据市场经济的需要和国家对其干预的力度,对市场主体资格实行差别待遇,赋予不同市场主体能够在特定地域、特殊经济领域从事特定职能的活动,由此将民法规范一般市场主体资格体现出的形式平等进步到经济法规范特殊市场主体资格体现出来的实质平等。可以说,特殊市场主体资格即是法律在一般市场主体资格的基础上的扩张或限缩。

(二)经济法强调限制意思自治

民法是市场经济常态性法律,它多是任意性规范,充分尊重市场主体的意思自治。经济法是市场经济非常态性法律,它多是强行性规范。[7]从经济法的产生发展可知,经济法以追求社会整体效益最大化为其价值目标,常常从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出发限制市场主体的个人自由,从而实现以民法的个人权利本位到经济法的社会权利本位,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经济法规范市场主体的具体人格

民法强调对所有市场主体都平等保护,几乎不考虑市场主体间的差异。而经济法充分考虑经济实力、信息条件、地区、行业、所有制等因素造成的差别,按不同标准对市场主体的具体人格进行划分。例如,以市场主体的职能为标准,分为投资者、经营者、消费者和劳动者;以所有制为标准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等等。对不同市场主体的权利义务配置作出有差别的安排,给不同市场主体以不同力度的保护,对其中的弱势主体给予偏重保护。但这并不表明民法与经济法的市场主体的人格冲突,只是表示经济法的市场主体人格是民法的市场主体人格基础上的具体化。促进社会经济客观公正健康的发展。

(四)经济法限制市场主体的绝对所有权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使各生产单位成为一个生产环节,各部门的联系加强,需要各部门之间协调配合才能共同发展。而所有权绝对使得所有人可以任意支配和处置所有物,势必影响社会化大生产。经济法以追求社会整体效益最大化为目标价值,限制个人的绝对所有权仅限于非生产资料领域,使生产资料在生产和流转过程中顺利运转,满足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实现物尽其用,达到市场经济本质属性要求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和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主体通过民法的调整和规范,上升为民法意义的主体,即民事主体。只是民法对市场主体的规范与一般民事主体相比显示出了不同的内涵和特征,具有独立的意义。民法由于其产生和存在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的有限性,对市场主体的规范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应通过一系列其它法律尤其是经济法来加以补充,正确处理民法与经济法的分工与配合,推动市场经济的快速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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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曹继明.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作用的再认识[J].现代法学, 1998 (3): 46.

篇7

一、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作用

1.发展农村经济

农村合作组织对于发展现代化农业、维持农村改革开放成果与保障农民的经济利益有着直接作用，主要围绕着流通、经营与金融领域，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可以为各家各户提前、产中、产后以及资金调动、产品流通、原材料生产、采购、加工、经营销售等各方面的需求服务，有利于稳定农村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成果。农村合作者可以通过进行社会呼吁，提升农产品的保护意识，防止出现价格波动引起直接的经济损失。

2.增强农民的综合素质

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属于农民的联合体，需要不断增强社员的综合素质。农业结构体系的规划调整、科学技术的成果转化、先进技术的大力普及、生产经营和管理水平的提升，这些方面都是与社员综合素质息息相关的。目前对于农村劳动力的分布状况，只有小学学历的人员占据了总劳动力的比例十分高，这种发展状况无法很好地适应未来阶段农业的设备化、机械操作化与信息化的各项具体要求。

3.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各种的优化模式

合作制的具体内容十分广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形式也是呈现多样化的，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充分结合起来，有可能开创出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多种优化模式，有利于更好地带动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

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存在问题

1.政府政策和我国农村发展脱节

在发达的国家之中，有超过80%的农民都会加入一个以上各种不同类型的农村经济合作社，在农民中超过1/3比例的生产资料主要是通过农村经济合作社进行采购的，超过1/3比例的农产品主要是通过农村经济合作社达到加工与销售目标。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数量规模以及农民加入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所占总农户的比例相对比较低。对于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具体过程，我国各级政府都需要积极主动地设置各种政策措施确保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快速稳步发展。

2.管理水平和文化素质在农村合作经济发展中处于弱势

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结果分析，在我国现阶段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中，接近一半左右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缺乏相应的财务管理机制，58%缺乏财务审计机制，59%缺乏执行章程，82%缺乏民主议事机制。大部分研究说明，伴随着合作经济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展，因为制度缺失或者混乱导致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无法维持良好的发展趋势。

3.农民传统意识对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影响

农业社会饱含了千百年以来我国丰富形式的传统文化，在社会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农民的文化意识形态不断出现一些变化情况，然而保留大部分传统形式的意识形态，这就直接决定了我国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需要处于一种特殊形式的农业社会文化中不断发展。我国农民的整体法律意识相对比较薄弱，这和传统文化对农村的实际性影响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在一部分农村当中，农民解决村里各项事务与纠纷主要依赖于在农村中的威望，其相应行为在较大程度上会直接受到道德、舆论与周围环境社会网络的限制作用。在一部分企业加农户形式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中，经常会产生农户违反合约规定的现象，而企业又因为监督成本过高而无法很好地控制农村具体的投机行为，这也是一部分企业加农户形式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不能正常运行的主要原因。目前阶段我国大部分农民规避风险的意愿应当大于其获得更多经济收益的意愿。农民属于弱势人群，抵御风险与承担风险的能力相对比较弱，特别是一些依赖于农业得到经济收入的农民。因为农民在长期阶段都处在小农经济的传统农业环境中，其本身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思想与认识局限性问题，从而忽视对经济财产的权利意识与参与管理的实际义务，缺乏以人为本的理念。

三、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对策

1.增强有关的制度建设

设置相关的新型农村经济组织的执行法律，逐步确立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由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存在着立法滞后的相关问题，合作社相应的法人地位没有具体明确，导致正常形式的经营活动与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在一方面，大多数地区的工商部门对合作社没有进行具体的登记，然而只可以在相应的民政部门进行社团登记处理，使其无法以合作社法人形式的独立经济实体组织落实各方面的经营活动。在另一方面农产品的贸易国际化发展很快，其竞争非常激烈，合作社具体的法人地位无法得到很好的确立，在反倾销环节中占据着不利地位。

2.加大宣传培训与试点示范力度

我国农民的人均受教育程度相对比较低，这直接限制着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实质发展。在引导农民建设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过程中，即使政府部门无法一手包办，然后这并不意味着和政府部门无关的，反而应该是政府部门的重点工作事项。各层政府部门需要大力宣传建设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发展农村经济与市场经济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合作经济组织可以更有效地抵抗风险，借鉴国内外操作成熟的相关经验，组织举办各种基本形式的知识讲座，有利于解决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认识性问题。

四、总结

篇8

【关键词】汉代/农业商品生产/群体结构/发展水平

【正文】

商品生产就其本来意义而言，是指"物品生产出来不仅是为了供生产者使用，而且也是为了交换的目的；就是说，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使用价值来生产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卷第381页。）。商品生产有不同的历史形态，有不同的门类分工和数量特征。秦汉时期，虽然自然经济在总体上占有强大的地位，但商品经济也有明显的发展。这方面，学界研究较多，且取得了丰硕成果（注：如，林甘泉《秦汉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李根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封建地主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但在农业领域中的商品生产，目前仍缺乏系统的专文论述。本文拟就汉代农业商品生产的群体结构、经营特点及其发展水平问题做些初步探讨。

一、专业户的兴起与商品化生产

专业户是指在农村中以较多资金和人力经营某项专业生产的农户。通常情况下，专业户的项目收入应超过全部收入的60%。专业户一般都有较高的技术，并且有较强的经营能力，能够为市场提供较多的商品。

战国时期专业农户已展现端倪。到了汉代，随着社会分工的拓展、生产力的提高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专门化生产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其时，专业农户所涉及的门类较多，《史记》（注：中华书局1959年本第3272页，本文引用的皆是这个版本。）卷129《货殖列传》载：

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qiū＠①；陈、夏千树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zhī＠②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司马迁这段话，学术界多有引证，使用率极高。从中说明，秦汉时期，已出现了专业化的畜牧业、渔业、林业和园圃业等，且都是以赢利为目的大规模的农场式经营。这些大型专业户所经营的生产项目规模很大，各具特色。下面让我们根据文献记载，就其典型事例做些具体的陈列。

畜牧专业户商品生产。汉代西北地区，除大量官营畜牧业外，还有民间的私营畜牧业。随着畜牧业基地的扩大，畜牧业普遍发展，当时有些地方涌现了以畜牧业经营为主的个体专业大户。例如：

乌氏倮畜牧，乃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60页。）。

班壹避坠于楼烦，致马牛羊数群……故北方多以’壹’为字者（注：《汉书》卷100《叙传》中华书局1962年本第4198页，本文引用的皆是这个版本。）。

（桥姚乘官府斥开边塞之机，恣其畜牧）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80页。）。

卜式者，河南人也……式入山牧十余岁，羊致千余头，买田宅（注：《汉书》卷58《公孙弘卜式ní＠(20)传》第2624页。）。

（马援）因地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注：《后汉书》卷24《马援传》中华书局1962年本，本文引用的皆是这个版本。）。

专业渔户的商品生产。秦汉时期，在我国的东南沿海、江南、巴蜀和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其它地域，渔业资源亦较丰富。随着渔业生产的发展，当时除官营之外，民间养殖、捕捞及贩卖鱼类的专业户渐为常见。例如：

"水居千石鱼陂"。注引《正义》曰："言波泽养鱼，一岁收得千石鱼卖也"（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72页。）。

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67页。）。

（建武三年）寇恩"为候粟君载鱼之得卖"，一次即"载鱼五千头"（注：《"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释文》见《文物》1978年第1期。）。

林业专业户的商品生产。秦汉之时，在西北、关中、巴蜀及江南等广大地区，有许多自然林、竹木密茂，汉时，人工造林较为盛行。随着林木采伐与种植的日益增多，其中商品性经营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在汉代，有些人专门从事竹木的商品性生产与经销活动。如据记载：

江南之楠梓、竹箭……待商而通（注：《盐铁论·本议》，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页。）。

今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梓豫章之木。边远下土，亦竞相放效。夫梓豫章，所出殊远，伐之高山，引之穷谷，处海乘淮，逆河沂洛，工匠diāo＠③刻，连累日月，会众而后动，多牛而后致，重且千斤，功将万夫，而东至乐浪，西至敦煌，费力伤农于万里之地（注：王符《潜夫论·浮侈篇》，见《后汉书》卷49《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1636页。）。

园圃专业商品生产。春秋战国时期，树果、种蔬等园圃生产已渐趋普遍。迄至秦汉，随着农业生产力提高，园圃业的生产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涌现出了不少的专业户。例如：

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注：《史记》卷53《萧相国世家》第2017页。）。

《襄阳记》载：李衡遣客十人在武陵龙阳汜洲上作宅，种甘橘千株，吴未，"衡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注：《三国志》卷48《吴书·三嗣主》注引，中华书局1959年本第1156页。）。

汉代专业农户的商品生产有一些明显的特点。（一）是规模大，数量多。上文司马迁论及的专业户都以"千"计，有"千足"、"千石"、"千章"、"千树"、"千亩""千畦"。"千足彘"是养250头猪，"牧马二百蹄"是养50匹马，"牛蹄角千"是约养167头牛。其实，司马迁所谓"千"仅是一个约数，言其数目之大，在实际生活中的大专业经营者则往往大大甚于"千"。这些专业户的经济效益也很好。假若马一匹的价格为’7000钱，牛一头为3000钱，羊一头为250钱（注：《史记》《汉书》《后汉书》《九章算术》和《居延汉简》等文献和考古材料皆有关马牛羊价格的记载，但很不一致，这里采用中等的价格计算。）。则有"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的桥姚，共计收入可达1550多万钱。汉代专业户的经营规模之大已达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

（二）是有较高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从生态学角度讲，农业生态系统远比自然生态系统结构简单，生物种类少，食物链短，自我调节能力较弱，易受各种灾害的影响（注：孙儒泳等《普通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02页。）。而专业户的生产，生态系统结构要比一般的生产经营要简单得多，物质能量循环成一直线，十分容易造成大面积的灾害，其技术要求甚高。如，卜式就是一个高水平的放羊能手，他始取羊百余入山放牧，"十余年，羊致千余头"。他的经验是，"以时起居，恶者辄去，毋令败群"（注：《汉书》卷58《公孙弘卜式ní＠(20)宽传》第2624、2626页。）。据分析，即是按时放牧，发现病羊，及时汰除（注：参见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中国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226页。）。再如，马援在洛阳宫中创制了"高三尺五寸，围四尺五寸"的铜质良马，作为标准马式（注：《后汉书》卷24《马援列传》第480-481页。），他是一位出色的相马专家。在经营管理水平方面，他们一般不进行粮食生产，而是选取农业中市场需求量大的生产门类，用现代人的话讲是能在调整农业结构上下功夫，但又不能一概而论，如秦杨经营被称为"掘业"的"田农"却能富甲一州（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182页。）。总之，他们善于"用奇致富"。

（三）是生产目的明确，主要是为了交换，获取利润。专业户的专业收入占自已生产收入的大部分，生产的目的皆是为了交换，属于商品生产专业户的商品生产成了汉代农业经济的显著特征之一。获利通常达20%。《史记》卷69《苏秦列传》说："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注：第2241页。）说明，战国时人从事农业商品生产已追求十二之利，汉人承袭了战国时期的风俗。《汉书》卷72《王贡两龚鲍传》载贡禹曰："富人积钱满室，犹无厌足。民心动摇，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注：第3075页。）这里讲的"十二之利"大概是大贩运商人的年商业利润。司马迁在谈到"通邑大都"大商人追求商业利润时也说"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而他在具体谈到大专业户农业商品生产的利滑时说："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其中。"通过这些事实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大专业户和大商人的年利润大约皆为20%，而中小型的专业生产者和中小商人的利润可能达不到这个水平。

总之，随着汉代农业生产专业性的加强，出现了不少专业收入占自己总收入大部分、生产目的为了交换的农业专业户，专业户的经营者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经验。这些专业户遍及农业生产的许多部门，其大者，规模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但它毕竟又是被包围在自然经济的大海之中，在国民经济中并没有占据主要地位。有些学者把农业领域大专业户的商品生产视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依据，显然是不尽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田庄主的多种经营与商品生产

专业户以专门生产某种产品为主，其生产的目的是把它投放市场。田庄主则不同，他占有较大面积或是大面积的地产，其经营的目的和经营方式比较复杂。

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汉代在关中、关东内腹地区的土地逐渐走向集中，不少地主拥有大地产。如，宣帝时阴子方"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封君。"（注：《后汉书》卷32《樊宏阴识传》第1133页。）（成帝时）"（张）禹为人谨厚，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注：《汉书》卷81《匡张孔马传》第3349页。）"郑太字公业，河南开封人，司农众之曾孙也。少有才略。灵帝末，知天下将乱，阴交结豪桀。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而食常足，名闻山东"（注：《后汉书》卷70《郑孔荀列传》第2257页。）。

这些大地主对地产的经营方式有两种：一是把土地出租，收取"见税十五"的地租；二是自营田庄。土地出租经营的情况比较复杂，地主收取地租，应该说一般是与商品生产无涉。但地主的自营田庄则不同，田庄主的剩余产品有相当部分将用于交换，进入流通领域转化为商品，它是自给生产与商品生产相结合的经济单位，对当时社会有深远的影响。

地主自营田庄自西汉中叶至东汉一代多见。如：

灌夫"诸所交通，无非豪桀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颖川。"（注：《史记》卷107《魏其武安侯列传》第2847页。）

恽既失爵位，家居治产业，起室宅，以财自娱。（他自称）：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注：《汉书》卷66《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第2894页。）

（樊重）世善农稼，好货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成求假焉。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里。（注：《后汉书》卷32《樊宏阴识列传》第1119页。）另据《水经注》（注：岳麓书社1995年第444页。）卷29《比水注》载樊氏田庄内：广起庐舍，高楼连阁，池陂灌溉，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蠃利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

（梁冀）广开园囿，采土筑山，十里九陂，以像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闻……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又起菟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乃成（注：《后汉书》卷34《梁统列传》第1182页。）。

这些田庄的规模一般颇大，田庄的生产活动以种植业为主，多种经营。上述樊氏田庄除经营广达三百顷的耕地外，还广泛从事林、牧、渔、副、商业。正因如此，地主田庄内生产的产品多样，极为丰富。据崔＠(23)的《四民月令》（注：参见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中华书局1956年本。），地主田庄内的产品有：

粮产品：小麦、大麦、椹麦、春麦、粟、黍、jì＠④、＠⑤、稹禾、粳稻、大豆、小豆、稗豆。

油料产品：葵花子、胡麻（芝麻）。

蔬菜产品：瓜、瓠、韭、蓼、大葱、小葱、蒜、姜、芥、芋。

果产品：杏、桃、枣。

畜产品：马、牛、羊、猪。

林产品：松、柏、桐、漆、梓、榆、桑、竹、柳。

渔产品：鱼。

药用产品：术艾、乌头（附子）、冬葵、葶、苈。

加工品：酱、酒、醋、糖、衣、鞋。

其他出产：蚕桑、苴麻、牡麻、兰、苜蓿。

自营田庄的田庄主生产的一部分产品供给自己消费，具有自给性生产的特征，剩余部分投放到市场，又有商品性生产性质。

地主田庄经营范围如此广泛，其经济收入亦相当可观。如樊氏的田庄，仅粮食收入一项就十分惊人。他有田土三百顷（即30000亩），以亩产3石计，共产粮食为30000×3=90000石。汉代每人每月口粮若为3石，则一人一年的口粮为36石，90000石粮可供2500(90000/36)人一年的食用。当时粮价若百钱一石，90000石稂，折钱9000000万。若加上"池鱼"收入、"畜牧"收入、"梓漆""竹木""檀棘"收入、"利果"收入、"桑麻"收入等等，其资财肯定超过了1000万。这些收入除用于家庭、家族自身消费、交纳租赋、扩大再生产、支付雇佣劳动的工钱外，当有大量剩余产品投放市场，参与商业活动。生产越发展，商品交换活动越多，田庄主介入商业活动越频繁甚至演化为一种以货殖逐利求富的行为。正因为如此，所以大地主、大田庄主往往都以经营商业著称，如樊重"好货殖"，李通"世以货殖著姓"（注：《后汉书》卷15《李王邓来列传》第573页。），这种现象东汉中后期更加普遍，他们或"囤积居奇"谋取暴利，或"船车贾贩周于四方"。故仲长统《昌言·理乱篇》言：

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宝；倡讴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注：《后汉书》卷49《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1648页。）。

这些田庄主"膏田满野"，广泛经营诸业，其收获之多"满于都城"，所养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但多是为了满足其本人及家族的奢侈消费，"妖童美妾，填乎绮宝；倡讴伎乐，列乎深堂"，"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然而，这些田庄主欲"得其所欲"，达到自己的目的，又免不了要进行商品生产，把一部分产品投放到市场。看来，自营田庄内的生产活动还是具有较强的商品属性，史料上说其"闭门成市"，主要是言其产品之多，而非说其自给自足。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田庄主的经济实力雄厚，有能力推广先进的技术和兴办各种水利工程，如，二牛三人的"耦耕"法首先就是在大地主庄田内推行的，又如，樊氏田庄内兴建大型水利工程樊氏陂，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综上所述，在地主制下的田庄经济，并未摆脱自然经济的特征，田庄的生产安排及收获的农副产品，其首要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地主家庭和家族的生活需要。但它又存在着商品生产。在以往的研究中，只强调田庄主的自给自足，忽略其商品生产，这是不完全的。不过，我们说田庄的商品生产，又不宜把它估计过高。

三、小农的"男耕女织"与部分商品性生产

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在地主制经济下，小农经济虽然是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没有摆脱自然经济的范畴，但它又与市场有广泛的联系，并包括了部分商品性生产。

在汉代社会中，由于自然条件和小农自身生产条件的差异，小农有不同的层次结构，他们中，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从事自给性生产，但也不排斥有的小农出于种种原因从事商品性生产。汉代小农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程度各不相同，在整个小农经济中形成一个多层级的商品生产结构（注：参阅方行《论清代前期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具体构成如下。

其一，自给型农户的商品性生产。

自给型农户把总产品的绝大部分供自己消费，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农民自给性生产的外在形式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即"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这在文献中有许多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曰："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注：第1130页。）《汉书·食货志》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注：第1128页。）《淮南子·主术训》曰："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万民之所公见也。"（注：第103页。）《盐铁论·园地》（注：第96页。）谓："夫男耕女织，天下之大业也。""男耕女织"的这种分工，主要是由男女之间的体力和体能决定的。"男耕"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女织"是为了解决穿衣问题，男女合力，"温饱"问题也就解决了。自给型农户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交换，但他们仍会把一小部分产品投入市场成为商品。其情况有二种：

一是，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产品除自用外会有所节余。汉代，统治者为了地主政权基业的牢固，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往往力争让小农过上"小康"生活以确保剥削之源。"小康"社会对农业生产的要求主要有三项：(1)是种桑养蚕以达到"五十者可以衣帛"，(2)是饲养家禽家畜以达到"七十者可以食肉"，(3)是种植粮食以达到"数口之家可以无饥"（注：《孟子·梁惠王上》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666页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农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在汉代的现实中确是有不少地方官是按这一要求治民的。如，

黄霸为颖川太守："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其谷马。"（注：《汉书》卷89《循吏传·黄霸》第3629页。）

龚遂为渤海太守："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注：《汉书》卷89《循吏传·龚遂》第3640页。）

王景为庐江太守："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皆著于乡亭。"（注：《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王景》第2466页。）

从上述情况可知，"男耕女织"下的自给性农户并非仅仅种植粮食和种桑养蚕，还力所能及地尽可能扩大自己的生业，比较广泛地从事家禽家畜的饲养、种植蔬果、栽植林木。也不意味着"男耕女织"下的自给性农户的产品没有任何剩余。我们曾粗略地测算出，汉代一户中等水平自耕农，拥有60亩土地，全家的收支状况（注：参见黄今言《汉代自耕农经济的初步探析》载《秦汉经济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6-37页。）：

附图

该表所反映的情况，是一户中等自耕农，男耕女织，全年收入为11200钱，支出10386钱，收支相抵基本持平，略有积余。当然，因涉及到物价的估算等因素，弹性较大，难于精确，这只能说明一个大概。但总的来说，中等自耕农户，拥有60亩耕地和家庭副业的收入，在没有天灾人祸，年景正常，社会相对安定，赋役征课较轻的情况下，其产品会有所剩余。而拥有100亩以上的"小康"型农家，可能会有较多的剩余。如果他们把这些产品投放到市场便成了商品。

二是，换取货币，交纳赋敛。汉制，编户齐民的赋役负担有租税、赋敛和徭役三项。其中，赋敛又包括算赋（对成年征课的人头税）、口钱（对儿童征课的人头税）和更赋（"戍边三日"的代役钱），这三项负担都得交钱，每人每年通常的标准分别是120钱、23钱和300钱（注：参见黄今言《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211-225页。）。假若一个五口之家农户，二大三小或三大二小，又一人需交更赋。那么，一岁需交的赋敛的款项为：

3×120+2×23+300=706钱或2×120+3×23+300=609钱

这一款项折合为粮食则为11石左右，也就是说一个农户需出卖11石粮才能交纳赋敛所需货币。

这二种情况，只是农户把自己的产品投入到市场才成为商品，生产的本来目的不是为了交换。这些商品的生产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商品生产。

其二，半自给型农户的商品性生产。

这种农民的总产品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租赋，同时又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用于交换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这些农民生产的产品很多是适宜当地自然条件的土特产品和奢侈品，包括农副业生产。他们换回的产品则多是农家自身不能生产或难于生产的耕具和日常生活必需品。例如：

"姚俊常种瓜菜灌园以供衣食"（注：《艺文类聚》卷8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02页。）。

"步骘避难江南，单身穷困，种瓜自给。"（注：《艺文类聚》卷8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02页。）

此外各地农户还广泛从事方物、特产的生产。山西盛产材、竹、谷、lú＠⑥、旄；山东多鱼、盐、漆、丝；江南出＠(22)、梓、姜、桂、犀、玳瑁、珠玑、齿革；西北则多马、牛、羊（注：参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52-3253页。）。无论是山西、山东、江南，还是西北的农户都是因地制宜的生产，但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又是奇缺的"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山西、山东、江南、西北各地农民把产品出售后换回的亦是当地奇缺之物，这在文献中多有记载。例如，高后时曾禁止南粤缺乏的铁器、雌性马牛羊，结果遭到南粤人强烈的不满。所以，各农户生产和交换的最终目的皆是为了实现余缺调剂。

这种农民出售的产品都是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这是他们与上一种农民的区别所在。他们"为买而卖"，从整体来看，仍然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但已有了部分的商品生产。

其三，交换型的农户。

交换型生产的农户亦可分二种情况。一种是有些农民，其总产品的少部分用于缴纳封建租赋和供自己消费，大部分投放市场，以换取生产生活用品。这种农民的家境多不好，因土地和耕具的缺乏，为了维持生计，从事效率较高一项生业进行经营。如，

公孙弘……家贫，牧豕海上（注：《汉书》卷58《公孙弘卜式ní＠(20)宽传》第2613页。）。

孙期……家贫，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泽中以奉养焉。远人从其学者，皆执经垄畔以追之（注：《后汉书》卷79上《儒林列传·孙期》第2554页。）。

孙钟，富春人，与母居，至孝，笃信，种瓜为业（注：《艺文类聚》卷8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03页。）。

他们从事商品生产，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以维持一家的温饱，他们的商品流通形式仍是"为买而卖"。但他们似乎皆有一定的经营头脑，有的甚称小专业户。他们的商品生产占主要地位，自给性生产已退居次要地位，这类农民已基本上成为小商品生产者。

另一种农户，商品生产的比重更大，并且主要是为了发财致富，追求利润，追求交换价值的增值。汉代，社会上追求富贵的要求强烈。（注：如，陈涉少时，血气方刚，尚为人佣耕便立下"苟富贯，毋相忘"的大志。又如，刘邦父亲总是赞扬能"治产业"的刘邦哥哥。所以，刘邦当皇帝后对其父言："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史记》卷8《高祖纪》第387页。而刘邦则有更大的志向，看到秦始皇便喟然长叹："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卷8《高祖纪》第344页。在出土的铜镜中亦多有"富贯"、"大乐富贵"之铭文。所谓"富"是指财产多，所谓"贵"是指地位高，既"富"又"贵"是汉人人生的最高追求。）小农想要求取"富"，通过什么办法呢？司马迁说：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74页。）。

太史公的意思是，涉足商业领域是贫者求取富裕的捷径，在农业生产领域是进行农业商品生产，也就是所谓的"以末补农"。汉代社会上出现的众多小专业户就是小农追求富裕进行农业商品生产的突出表现。如：

余就医偃师，道经陈留，此境人皆以种蓝，染绀为业。蓝田弥望，黍稷不植（注：东汉赵歧《蓝赋序》中云，见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62中华书局1958年第814页。）。

三国时魏人赵歧《三辅决录》载"马氏兄弟五人，共居此地，作客宅，养猪，卖豚。故民谓之曰：苑中三公，钜下二卿，五门huō＠⑦huō＠⑦但闻豚声。"（注：《太平御览》卷903引，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第4006页。）

《列仙传》载洛人祝鸡翁，"养鸡百馀年，有鸡千余头。……卖鸡及子，得千馀万，辄置钱去，之吴，作养鱼池"。（注：《中华野史》泰山出版社2000年本。）

从这些记载来看，小农的专业经营所涉的范围主要是园圃业，此外，还比较广泛地经营采伐业、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如"艾薪者"、"宰革者"、"屠狗者"、"渔猎山伐"者等。这些农户的商品流通是"为卖而买"，他们的生产完全是商品生产。

上述小农三个类型的商品性生产，构成了农民商品生产的多层次结构。小农经济大海，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也使农民成为社会商品的主要提供者。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对于扩大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发挥各地自然条件的优势，开发农业资源，调整农业结构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自给型和半自给型的农户占多数，交换型的农户不会大多，由于他们生产的目的不完全是为了交换，所以对市场来说只是一个不稳定的商品来源。农民农业商品生产所生产的产品多属日常生活的一般必需品，规模亦不可能很大，还不可能从事生产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较高、生产垫支量较大的农业商品生产。按晁错的说法：五口之家，只有二个劳动力，且不说经济上是否有能力购置耕牛和农具，仅劳力上就明显地不能胜任需要三个劳力同时操作的"耦耕"，更遑论象樊氏陂那样的大型水利工程。在经营管理上，小农没有象田庄主那样把人力合理地配置到复杂的田庄生产中去的能力，只能小范围的沿袭"男耕女织"的传统或男子力耕女子送饭。价值规律对农民农业商品生产虽然也起一定作用，但对大多数农民生产的品种和耕地面积的影响不大。

四、农业商品生产发展水平的总体评估

上面就汉代从事农业商品生产的群体结构和经营特点做了些概括性的叙说，下面就当时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水平作些总体评估。

首先应该看到，在汉代市场上农产品是比较多的，是商品构成的主要成份之一。据《尔雅》《方言》《说文》《急就篇》等书的记载，当时人们认识利用的物品种类已很多。如，《尔雅》《释草》载草名100多种，《释木》载木名几十种，《释鱼》载鱼名70多种，《释鸟》载鸟名90多种，《释兽》载兽名60多种。汉人认识、利用的动植物有如此之多，肯定会有不少以商品生产的形式生产出来投放到市场。仅《史记·货殖列传》所说在市场上营业额很大的商品就有不少：

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浆千，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gǎo＠⑧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辆，木器髹者千杖，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zhī＠⑨茜千石，马蹄qiào＠⑩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砂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彩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niè＠(11)曲盐豉千dā＠(12)，鲐＠(13)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孤鼯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钟，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者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74页。）。

依上述司马迁的记载，并结合其它文献和考古资料，汉代市场上农产品的种类有多种多样。例如：

粮食类：有粟、麦、菽、梁、谷、糜、＠⑤麦、秫、＠⑤、＠(14)＠(15)等。

家禽家畜类：有马、牛、豕、羊、犬、鸡及肉、脂、头、肝、肺、舌、胃（肚子）、肠、颈、脾、心、肾、牛革等。

蔬果类：有姜、瓠、毋青、大荠种、枣、栗、橘、韭、果、大薯、戎介种、茭、成介、瓜等。

竹木类：有竹、漆、、梓、桂、樵、qiū＠①、豫章、榆木等。

水产类：有鲋、鲐、鲛、鲤、鳗、鳝、鲰、鲍等。

在西北边陲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虽然远离经济中心地区的中原，农产品市场亦颇为繁荣。如据《居延汉简》的记载，在当时，市场上出售的粮食类：粟、梁、谷、糜、黍米、大麦、＠⑤麦、秫、bèi＠(16)、＠(14)＠(15)等。副食类：肉、脂、头、肝、肺、舌、胃（肚子）、肠、颈、脾、心、肾、牛肉、鸡、鱼、姜、曲、豉、大薯、成介等。牲畜类：牛、马、羊、狗、豚等。其他：还有箸、檠绳、折橐、牛革、汲桐、檠弩绳、扬弩绳、桐绳、dùn＠(17)革、上火革、席、榆木、漆、胶、芯、椠、＠(18)皮、茭、大荠种、戎介种、付子、木、麻、目宿等（注：参见徐乐尧《居延汉简所见的市》载《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高维刚《从汉简管窥河西四郡市场》载《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这些农产品投放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市场兴旺，商品经济发展。但是，也应该看到，汉代农业领域的商品生产发展不平衡，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分散性。

当时，农业商品生产，大多分散于各处田庄和各个体农户，集中的大规模的专业农户所占比例不是很多；生产和销售的时间亦颇为分散。据《四民月令》的记载，关于农产品的贸易，除一月、九月、十二月外，其余各月都有买进和卖出，卖出的农产品有黍、粟、大小麦、麻子、种麦、胡麻、缣、帛、弊絮等。其次，汉代农业商品生产的地区虽广，从中原沿至边陲，但边远地区还有处于"不待贾而足"状态（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70页。），商品生产主要还是集中在中原一带。司马迁所言的专业农户所在地区，除畜牧业外，主要分布在安邑、燕、秦、蜀、汉、江陵、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陈、夏、齐、鲁、渭川，都在中原或在其附近。就中原内郡地区，因受自然地理、社会文化条件的限制，农业商品生产也还是比较分散。再以司马迁指出的那些专业农户所经营的生产项目为例，也远未达到那些动植物生物生长范围所能达到的所有区域，具体说，"桑"在南北皆可种植，但文中只提到齐鲁，"漆"南北皆可种植，而文中只提到陈夏，关中、江南是"竹、木"的主要生产地区，文中仅提出渭川，其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汉代农业商品生产中规模巨大的大专业生产者毕竟不是多数，比较广泛的还是分散狭小的小生产者，生产量和销售量往往也很小，如朱买臣只不过是"担束薪""卖以给食"罢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的农业商品率约为30%，农业商品化水平不算很高。

汉代，虽然是我国商业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有诸多不正常的成份，它没有建立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往往是虚假的畸形繁荣。在上述专业户、田庄主和小农农业商品生产的群体当中，只有专业户的生产经营才是完全建立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之上，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商品生产并不是很广。以男耕女织、以自给性为特征的自然经济，仍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为了说明问题，我们试对当时的农业商品率作一个十分粗略的测度。

所谓的农业商品率就是农产品的商品值占农业总产值的百分比。根据情况的不同，我们可以估算整个国家的农业商品率、单项产品（如粮食）的商品率和以一个农家为计算单位的农业商品率。吴慧先生曾匡算出我国古代粮食商品率为百分之二十几，并指出计算的关键是估算城乡人口的比例，计算的方法大致为：城市人口比例减去吃地租或吃租粮的地主、官吏和军士的比例，再加上农村中靠商品粮为生的人口比例（注：《关于中国商业史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载《平准学刊》第四辑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24页。）。关于汉代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学术界已有多种说法：一种认为约为40%-45%，一种认为西汉约为27.7%、东汉约为27.5%，一种认为西汉未年约为17.7%（注：参见何兹全《战国秦汉时代的交换经济和自然，自由民小农和依附性佃农》《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3页。）。我们若采用折中的估算，城市人口占人口总数的27%左右，又假设吃地租或吃租粮的地主、宫吏、军士的比例和农村中靠商品粮为生的人口比例，两者相抵消，那么，汉代的粮食商品率当应为百分二十几。

农业商品率与单项粮食商品率的情况大致相同，但又有所区别。城市人口基本上是非农业人口应当是没问题的，但城市中吃地租或吃租粮的官吏、军士所消费的其它农产品仍要购买。所以，汉代的农业商品率肯定会超过单项粮食的商品率，也就是说肯定会超过27%。

汉代，以一个农家为计算单位的农业商品率又有多少呢？根据上述对汉代一户中等水平农户全家收支状况的测算，其一年的收入为11200钱，支出中的食盐、农具、赋敛、祭祀、人际关系、医药都得通过交换，卖出的农产品折合货币共为2386钱，另外自用有余布为5匹，合钱2000钱，若其中2.5匹布出售得钱1000用于当年消费，加上上面的2386钱，那么，卖出的农产品折合货币增至3386钱。这样一个中等水平农家商品率为3386/11200，约为30%。有人曾估算中世纪西欧一般农家的商品率为44%，而传统中国农家的商品率为14%（注：参见马克yáo＠(21)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16-123页。）。看来他们的估算并不一定能反映中国传统社会的实际情况，但不管怎么说，汉代的农业商品率并不算太大，农业商品化水平仍不是很高乃可确认。

汉代农业商品化水平不高，主要是受到诸因素限制，限制因子有三：（一）是小农经济结构的制约。汉代，"五口之家"的小家庭在社会上占据着主导地位，公元2年和140年的家庭人口规模分别为4.87%和5.07%，其中又以"自给型生产"的农户占多数。"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注：《马克思思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93页。）。这一时期社会上占相当比重的农副业生产，都融入小农家庭生产的大海之中，大大地制约农业领域商品生产的发展规模和专业化程度。（二）是工农业产品差价悬殊。"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汉代工农业产品的差价悬殊，形成一个"剪刀差"。也就是说，付出同样的劳动，从事农业生产收获的少，而从事手工业收获的多。试略作估算，《淮南子》卷9《主术训》载："夫民之为生也，一人zhí＠(19)耒而耕，不过十亩。中田之获，卒岁之收，不过亩四石。"（注：岳麓书社1989年第100页。）即一个农夫一年劳动所获粮40石，若一石粮食的价格为60钱，共折合钱为2400。又按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若一个农夫一年投入这项生产的时间为200天，即每日劳动的工钱为24。但一个妇女从事家庭纺织业200天，可获钱4000（注：参见黄今言《汉代自钟农经济的初步探析》载《秦汉经济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3页。），即每日劳动的工钱为40钱，是从事粮食生产的1.7倍。家庭手工业与粮产业相差已如此悬殊，铁、铜、盐、漆、酒、陶等业就更不用说了。这种情况导致大批农人去农从事其它手工业生产或"去农经商"，阻碍了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三）是国家干预，搞单一农业。西汉中期，汉武帝出于统治需要，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在农业领域，搞单一的小农经济，垄断"山林川泽"资源。在经济作物区设桔宫、羞官、漆官进行控制，还增收渔产税加强渔业生产管理。这些政策显然是挫伤了大专业生产的积极性，阻碍了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艹下加秋

＠②原字卮的繁体

＠③原字周加彡

＠④原字禾加祭

＠⑤原字禾加（广里加黄）

＠⑥原字纟的繁体加（虍下加田下加皿）

＠⑦原字口加（艹下加隹下加又）

＠⑧原字高下加禾

＠⑨原字木加（后去口加巴）

＠⑩原字（踩去采）加敫

＠(11)原字蘖去木加米

＠(12)原字艹下加合

＠(13)原字此下加（鱼的繁体）

＠(14)原字禾加旁

＠(15)原字禾加皇

＠(16)原字米加（鞴去革）

＠(17)原字木加盾

＠(18)原字木加禹

＠(19)原字（踩去采）加庶

＠(20)原字臼下加儿

＠(21)原字土下加两土

篇9

【关键词】物联网；农业应用；问题；对策

很多人对物联网这一新兴事物可能并不了解，但物联网技术已经逐渐发展起来，我带着憧憬的心情对物联网技术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并对我国农业物联网的发展现状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并以此文进行简要的探讨。

1 什么是物联网

简单地说物联网就是物物相连的互联网，狭义的物联网是物与物之间的连接和信息交换，广义的物联网不仅包含物与物的信息交换，还包括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广泛的连接和信息交换。当前物联网被称为世界信息产业的第三次浪潮，物联网已成为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科技制高点。2011年中国物联网产业市场规模达到2600多亿元，2012年我国物联网产业市场规模达到3650亿元，增长38.6%。

2 物联网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

近年来，农业生产领域物联网应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环节：

1）种植、养殖方面：主要是农业生产环境信息监测与调控，就是在温室大棚、养殖池及养殖场内布置温度、湿度、PH值、CO2浓度等传感器和智能控制系统，使农业人员可随时通过手机、电脑掌握各项指标，并随时调控灌溉、保温等基础设施，从而使动植物更好生长提供便利条件，真正实现“在家也能种田和养殖”。

2）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方面： 通过集成应用电子标签、条码技术、传感器网络、移动通信网络和计算机网络等实现农产品质量跟踪和溯源，从而实现农产品在“产地-道口-批发市场-零售卖场”等整个供应链的全过程质量追溯，提高顾客的满意度。

3）农产品储运环节：而物联网技术可通过各个分散的传感器实时监测环境中的温度、湿度等参数，实现仓库或保鲜库环境以及储运过程中的动态实时监测，保证农产品品质，减少经济损失。

3 目前物联网在我国农业发展应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物联网在我国农业领域的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多数应用还处于试验示范阶段，农业物联网建设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1）农业物联网应用技术及行业标准化方面问题。农业物联网技术还不够成熟稳定，目前尚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大量技术问题急需解决。比如设备性能远远低于应用预期，传感器精确度、灵敏性不够高，网络节点在能量、计算、存储及通信能力方面存在局限性等。另外在技术标准安全性协议、IP地址、终端等方面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制约物联网产业发展的最大瓶颈是行业标准化方面问题。

2）国家及各农业主体对农业物联网认识不到位，资金投入不足。我国农业物联网产业起步较晚，设备购置成本高，一次性投入资金较大，加之农业附加值较低、生产周期较长、投入产出比值低等限制因素，致使政府社会及农业主体对农业物联网建设认识不到位，资金投入不足。

3）我国农民科技文化素质较低，驾驭农业物联网发展的能力不强。农业物联网是一种复杂的、跨行业的高科技产业，需要新型的知识农民作为基础，现阶段我国农业基本上还处于传统的农户零散作业状态，规模化程度低，大多不适于机械化作业，种植成本较高，劳动条件差，导致农村文化程度较高的年轻劳动力宁愿进城打工挣钱也不愿留在农村务农。目前从事农业的大多是年龄较大、科技文化素质较低的低学历农民，对于农业物联网的概念一些人认识还不深， 甚至一些农业干部，政府部门还处于观望之中，还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这对于农业物联网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制约因素。

4）我国农业物联网设备概念性产品多，产品产业化程度不高。目前，我国农业物联网设备主要产自高校院所的实验室，概念性产品多，实际产业化率不高，且实验室理论研究与农业实际应用差异较大，物联网设备还不够接“地气”，在满足农民使用需求方面还需继续探索。

4 关于做好我国农业物联网发展的对策

4.1 加快完善农业物联网关键技术和农业物联网标准规范体系

我国在物联网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存在缺失，只有极少数企业拥有物联网核心技术。物联网技术专利申请数量少且多以实用新型专利为主，发明专利数量较少。国家要大力鼓励企业和科研院所加强农业物联网技术的研发和创新，解决农业物联网自组织网络和农业物联网感知节点合理部署等共性问题，建立符合我国农业应用需求的农业物联网基础软件平台和应用服务系统，为农业物联网技术产品系统集成、批量生产、大规模应用提供技术支撑。标准化部门要牵头制定物联网农业行业应用标准，制定农业物联网相关技术规范体系，指导全国农业物联网技术协调发展。

4.2 加大农业物联网投入力度，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但农业具有基础薄弱、投资周期长、投资回报率低、风险大等缺点，造成农民无力或不愿投资建设农业物联网设施。建议政府将农业物联网建设纳入财政统一补贴项目范围，鼓励金融部门为农业物联网建设提供资金支持，积极引导科研院所和农业企业参与农业物联网项目建设，创建政府主导、政企联动、市场运作、合作共赢的农业物联网应用发展模式，完善农业物联网应用产业技术链，为我国农业物联网全面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4.3 大力提高农民科学技术文化素质

现阶段小农经济的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村劳动者科技意识差、文化素质低、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不强，因此提高农民科技素质已成为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为此要开展好农村科技远程教育，农业技校教育，新型农民学校教育以及科技下乡活动，只有各方面密切配合，形成教育合力，才能切实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才能让他们尽快转变观念，接受农业物联网这个新兴事物，为农业物联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

4.4 加速提高农业物联网产品产业化水平

篇10

关键词：农机合作社；制约因素；规模经营

1.黑龙江省农机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制约因素

1.1资金来源对政府的依赖度较高农机专业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东北地区农业生产自然条件与生产力不相协调的问题，促进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但这种组织也有其局限性，表现为过度依赖政府投资，给黑龙江省财政造成巨大压力。

2011年黑龙江省政府颁布的《黑龙江省2012年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建设方案》中进一步明确，黑龙江省规模以上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装备投资最低1000万元，中央和省级财政负担60%，其余40%由农民自筹。国家和省级政府在黑龙江省农机合作社发展方面一直是出资主体，投资金额占到总投资额的40%以上，最多时曾一度超过60%。这虽然保证了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投资稳定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户对于农机合作社的投资热情，造成他们过度地依赖政府，从而制约了农机专业合作社的长期稳定发展。农民自身缺少积极性和造性，再多的扶持与帮助作用也是有限的，也违背了农机专业合作社建设的初衷。农机作业合作社建设是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需要，也是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的必然选择。农民作为参与主体，既是重要的参与者，也是直接受益者。国家现在大力倡导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中央政府也确实加大了对农村地区的各项扶持，但国家的扶持不能取代农民自身的创造。以往黑龙江省农机合作社的建设采取的主要方式是，中央或省级政府投入大型农机然后由合作社自主运营。合作社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则主要依靠领导者的能力和水平。由于多种原因，可能造成某些合作社经营不善，这就迫使合作社管理者将农机设备进行私自处理，从而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1.2土地不能连片经营

现阶段我国的仍然是农村的主要土地政策，因此农户一家一户的经营模式仍会长时间存在。在大力推广大型机械化设备的同时，大中小型机械共同使用依旧是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化的基本格局。然而，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良性发展则要求与之相配套的土地政策，也就是打破传统小农经济的束缚，开启连片经营的大规模农业时代，为大型农机的推广创造条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本质是促进大农业机械化耕作，其优势在于土地规模经营和连片作业，从土地的集约化和规模化中取得效益。然而这却与黑龙江省农村目前的现实情况相背离：由于20世纪80年代推广的把土地分散给一家一户农民自主经营，这虽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却也无形地分割了土地的使用权。而且农户拥有的土地质量和等级差别较大，在客观上为大型农业机械的推广和使用造成了认为抑制。

2.黑龙江省农机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对策建议

2.1多渠道筹集资金

想要农机合作社在未来得到一个良好的运行发展前途，首先要进行保证的是资金上的投入，资金上的保障是农机合作社能够得到平稳运行的基础。此时可以采取多种方法对资金进行筹集，合作社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多元化的筹资模式，与此同时，当地政府也应该加强政策上的扶持，让更多的农民与集体展开自筹活动，让资金的运行获得更多的活力，这些方法上的实现可以对社会资金进行合理的引导与运用。

2.1.1制定有利于农机购置的财政政策

面对农机合作社运行发展上的问题，政府应该积极采取财政补贴的方式对其进行引导。当地的政府有宏观调控上的职能与权利，可以使用多种措施让农业生产上的资料分配与价格调控得到科学与合理的规划，与此同时，还要对农用燃油上的制度进行调节，并实行减免税收上的政策，对农业的发展进行大力度的扶持，保障农业发展可以获得一个良好的管理措施。在农业生产活动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农业机械支持，为了促进农事活动可以更加顺利的开展，此时的政府可以出台更多的购买农业机械上的优惠政策，保证农耕上的活动可以不受影响。

2.1.2积极构建多元化的农机投入机制

为了调动农机大户参与农业生产上的积极性，可以采取多种惠民政策来进行吸引与调动，与此同时，还要利用农机大户上的高科技设备组建新的合作组织，利用高科技设备对农机合作发展起到带动性的作用。农机大户在资金与设备上都具有很强的实力，所以为了将这些潜在的资源进行最大限度的开发，应积极的使用政府号召与宣传上的职能，对这些资源进行开发与整合，并让这些资源得到合理与科学的运用，为农业事业的发展注入活力。

2.2加强土地依法流转和规模经营

想要农机合作社获得更良好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土地规划上的工作是否能得到良好的经营，农业机械上在规模化作业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农民在进行农耕工作的过程中让土地可以得到连片化的生产，就可以对农民的收入创造更多的增长点。主要的原因是土地连片化生产可以让土地得到良好的规划，现在生产过程中运用高科技的机械化作业，使得土地上的产量可以获得良好的保证，与此同时，农村合作社也会在其中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土地连片化生产模式的开展主要的制约因素就是家庭度的存在。这种制度在我国已经运行良久，制度实行的基础较为稳固，很难进行模式上的转变，面对这种情况时，应创新土地上的流转制度，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政府来对农户进行鼓励，让农户转变土地耕作上的方式，并对土地进行集中式的规划让问题得到解决。

参考文献：

[1]杨建国.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机化发展思考[J].四川农机.20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