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转型趋势和前景分析范文
时间：2024-01-05 17: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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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煤制天然气煤制气工艺天然气
中图分类号：C35文献标识码： A
煤制天然气是指煤经过气化产生合成气，再经过净化脱除、甲烷化转化处理，生产富含甲烷的代用天然气（SNG）。煤制天然气的能源转化效率较高，技术已基本成熟，是生产石油替代产品的有效途径。随着经济社会的继续发展以及环保政策的逐渐强化，造成国内天然气消费市场将持续扩张。作为一种优质高效的燃料，它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多渠道、多方式地扩大天然气资源供给，完善气源结构已成为优化我国能源结构的重要战略之一。煤制天然气作为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的替代和补充，既实现了利用相对丰富的煤炭资源生产清洁能源的新途径，优化了煤炭产业结构，又能提升我国能源利用率，符合国内外煤炭加工利用的发展方向，对于缓解国内天然气短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从长远来看，我国天然气价格逐步上涨的趋势是确定的，因此，煤制天然气的成本优势将逐渐显现，经济效益十分可观，中国煤制天然气行业发展前景广阔。
1概述
我国煤制天然气产业刚刚处于起步阶段，但通过借鉴美国大平原气化厂20多年的运行经验和国内煤制气公司不断研究发展，煤制天然气生产技术已趋成熟。关键技术中空分、气化、变化、净化等国内具有成功的设计和运行经验。大型关键设备也具备国产化条件，只有甲烷化技术及极少关键设备需要进口。［2］
煤制天然气技术不难，工艺流程短，相对其他新兴煤化工产业相比过程产生的废水废物相对较少产生的废物也更易于处理，同时煤制天然气还具有一氧化碳和氢气合成甲烷率高以及废热能够循环利用等优点，因此，立足于国内能源结构特点，以煤为原料，生产天然气，作为LPG和天然气的代替和补充，对于缓解石油、天然气短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2 煤制天然气主要工艺：
在天然气需求猛增的情况下，必须多途径供给天然气。大力发展煤制天然气产业，力图实现天然气的自给自足，才能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目前国外主要煤制天然气工厂有美国大平原工厂，年产16亿Nm3天然气，采用褐煤为原料的鲁奇炉气化技术。我国正大规模发展煤制气产业，煤制气技术不断趋于成熟，产业发展蓄势待发［3］。
下面是煤制天然气装置的基本特点：（以内蒙古某大型装置为例）
主要工艺技术采用：
碎煤加压气化
粗煤气耐油耐硫变换、冷却
低温甲醇洗净化
Claus―Scot硫回收工艺
甲烷化
废水综合利用、残液焚烧工艺
空分工艺
（1）采用世界上城市的煤气化技术――碎煤加压气化技术。主要是根据该项目采用锡林浩特高水分褐煤、收到基水分34.1%，低位热值14.4Mj/kg煤（ar）,灰熔点1200-1250℃。煤气化的主要产品及用途为制造富含CH4粗煤气，能够有大规模工业化成熟业绩，降低后续净化、甲烷化处理量，减少消耗、投资等。
碎煤加压气化炉体采用双层夹套式外壳，夹套采用锅炉水冷却，产生中压蒸汽。煤在气化炉过程，可分为五个区：灰区、燃烧区、气化区、干馏区、干燥和预热区。产出的粗煤气中以CO、H2、CH4、H20和C2O为主要组分。还包括CnHm(碳氢化合物)、N2、硫化物(H2S)、焦油、油、石脑油、酚和氨等众多气体杂质。
（2）采用钴钼耐硫变换催化剂，通过变换装置在催化剂作用下，粗煤气中的水蒸汽与CO反应生成氢和二氧化碳：CO+H2O=H2+CO2+Q；调节甲烷化入口的氢碳比，通过部分变化，为后工序提供合格的气体，如项目要求为甲烷化入口提供H/C=3±0.05的气体。同时回收变换反应热，最后将煤气冷却至40℃送入低温甲醇洗装置。
（3）净化过程采用低温甲醇洗脱硫脱碳，技术水平先进，具有吸收率高，能耗较低，净化度高、溶剂热稳定性和化学稳定性好、溶液粘度小等的特点。有效去除有害杂质（如H2S、COS）和不需要的物质（如CO2）。另外碎煤加压气化压力较高，气体中CO2、H2S分压相对较高，所以本身就有利于发挥低温甲醇洗物理吸收的特性。采用离心压缩机为氨循环提供动力，利用氨的相变（液氨―气氨）吸热效应，为低温甲醇洗提供冷量。
（4）采用英国戴维甲烷化工艺，转化率高，副产过热蒸汽，能力利用率高，冷却水消耗低。催化剂寿命长，在250℃~700℃内都具有很高且稳定的活性，并经过了工业化验证，在美国大平原等公司得到良好应用。
（5）空分装置由杭氧制造，单套空分装置制氧能量48000Nm3/h,制氮能力80000Nm3/h。由于处理量大，采用离心式压缩机压缩空气，蒸汽透平驱动，汽轮机选用全凝式。
（6）全装置各部分的余热都得到充分回收。脱盐水、锅炉给水和产生蒸汽，副产蒸汽分级得到利益，整个系统能量利用率高。［4］
3总结
近年来，在国内煤炭库存积压、价格下跌和天然气供求扩大、价格上涨的市场环境下，在重点区域雾霾治理和煤炭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导向下，各地“煤改气”快速推进。但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在煤制天然气的过程中带来的一系列新的环境风险及对煤炭的依赖程度的加重。煤炭行业和煤制气企业如何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只有在煤制天然气发展的道路上不断探索，才能真正做到“洁净煤”战略实施的可行性［5］。
参考文献：
（1）2009-2012年煤制天然气行业项目投资及竞争态势发展分析报告
（2）李安学，煤制天然气发展现状与前景分析
（3）王京，浅析煤化工废水处理工艺，广西轻工业，2009年11期
篇2
国家和上海都高度重视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工作，部署推进新能源产业发展，促进产业能级提升及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同时，上海积极关注国内外光伏产业态势，与兄弟省市共同推进我国光伏产业发展，成效显著。以下是本刊记者采访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李耀新的访谈录。
财经界：光伏产业是一个新兴的产业，请李耀新主任简单介绍一下世界光伏产业发展的历史变化及其发展特点和前景。
李耀新：太阳能光伏发电是新能源产业的重要领域，上世纪以来，美日欧等国家和地区加大光伏产业推进力度，2000-2008年全球光伏市场年均增长50%，2008年后特别是2012年来，全球光伏产业进入调整期。国内外光伏产业发展的主要特点有：
1、发达国家加强光伏产业规划和政策支持。美国自1974年起陆续颁布推动能源可持续发展的法令，1997年起实施“百万太阳能屋顶”计划；2010年奥巴马政府对绿色能源制造业提供23亿美元税收优惠，发放给132家企业183个绿色能源制造项目。日本1993年制定“新阳光计划”，2003年出台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法；2006年颁布“新国家能源战略”，提出到2030年的能源结构规划。德国1990年、1998年分别提出“千屋顶计划”、“十万屋顶计划”，2004年《新可再生能源法》规定了光伏发电上网电价，推动光伏产业快速发展。瑞士、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芬兰等国也纷纷制定光伏产业发展计划，并投入巨资开展技术开发，加速产业化进程。
2、全球光伏市场波动和竞争加剧。由于各国光伏产能迅速扩张导致供过于求，以及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等影响，2008年后光伏市场产品价格逐步下滑，太阳能组件制造企业普遍亏损。在此背景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2011年美国对中国光伏企业发动“双反调查”，2012年美国商务部终裁对中国光伏企业征收反倾销税、反补贴税；2013年6月，欧盟基于“双反调查”，对中国光伏企业执行11.8%的临时税率，近期中欧就中国输欧光伏产品贸易争端达成价格、出口数量等承诺安排；印度也对来自中国、美国等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发起反倾销调查。
3、国内光伏产业发展面临困境。我国光伏产业2004年后快速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粗放发展到技术提升、结构优化发展，2007年至今光伏电池产量居世界首位，产能占全球60%，成为全球最大光伏产品输出地。我国光伏产业最大挑战在于“两头在外”，多晶硅材料约50%从国外进口，光伏电池生产设备主要依靠进口；光伏电池产品90%出口国外，其中60%出口欧盟。受美国“双反”影响，我国对美光伏产品出口下降八成，欧盟市场对国内光伏企业影响更大。在国外市场低迷及国内市场未启动背景下，我国光伏产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2011年四季度以来半数以上电池组件企业停产，2012年以来制造环节全线亏损，企业普遍融资困难，当务之急是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开发国内市场。
4、光伏产业发展前景分析。据欧洲光伏工业协会EPIA预测，太阳能光伏发电21世纪将成为能源供应主体，预计2030年、2040年占世界总电力供应比重分别达到10%、20%以上，21世纪末占比达到60%以上。根据各国光伏发电技术路线和装机容量规划，美日欧2020年装机量将是2010年的4倍左右，2030年装机量是2020年的6倍左右。同时，随着节能要求及环境约束收紧，火力发电成本将呈上升趋势；而光伏组件出货量每翻一番平均售价下降约20%，能源转换率可望提升至30%以上，光伏发电设备成本尚有30%下降空间。预计全球光伏市场过剩产能经整合重组将重拾升势，可再生能源将逐渐发挥对传统能源的替代作用。
财经界：上海也是我国光伏产业发展比较快的地区，目前发展情况及其发展趋势如何？ 上海在光伏产业方面的引领企业有哪些？
李耀新： 1、上海发展光伏产业具有技术研发、服务集成、金融资源组件、EPC总承包、电站运营到装备研发等垂直一体化的光伏产业链；建成上海、内蒙、江苏三大产业基地，具备4500吨多晶硅、500MW电池片、500MW组件的产能。承担了上海世博会太阳能应用总体规划研究及永久性场馆太阳能应用设计，建设了世博中心兆瓦级光伏电站、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风光互补照明系统、国家级“光明过程”等项目，参与上海虹桥枢纽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同时实施全球化发展战略，与美、德、意、韩等国光伏运营商成立合资公司，提高光伏产品市场份额，持续提升海外业务竞争力。
2、加强技术研发应用做精做强企业。积极打造产业链核心技术研发平台，依托上海太阳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累计投入1亿多元，加强硅材料、BIPV组件、聚光电池、薄膜电池、硅电池、PECVD等产品的技术研发，拥有相关专利超过30项。正在加快双面胶带电池组件、标准成本组件、抗PID组件等新产品的研发；探索应用3D打印技术提高电池组件转换效率，应用离子注入技术提高装备生产水平；将在连云港电池组件制造厂应用自动化焊接机器人，预期生产线可扩大40%产能，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质量。
3、以集成服务为主的盈利模式。当前光伏制造环节普遍亏损，产业链利润向电站建设运营环节转移，其中电站项目授权开发、EPC建设、电站项目开发商环节毛利率分别为3.5%、7%和10.15%。航天机电正从光伏制造商向电站运营商转型，以电站项目建设为突破口，拓展综合集成业务，已累计建设国内外600多座光伏电站。2011年、2012年，航天机电在光伏系统集成市场排名全球第15位、国内第6位，预计2013年将进入全球光伏系统集成市场前十位。
4、具备多样化融资支持路径。随着国内外光伏行业陷入困境，银行收紧对光伏企业贷款，电站项目融资困难，光伏企业IPO受阻，VC/PE投资案例大幅下降。航天机电具有强大的金融支撑服务能力，由航天集团提供财务支持，搭建海内外融资平台；已申请使用国家开发银行44亿元授信额度，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累计约40亿元；与上实集团加强战略合作，组建合资公司收购运作国内外电站项目；探索组建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等。
财经界：上海光伏产业如何面对国际国内严峻形势，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因地制宜，再创佳绩，引领我国光伏产业健康稳定发展。
李耀新：根据国内外光伏产业发展格局及上海产业链整体情况，上海必须在把握技术升级规律、成本结构、产业链细分和价值分析的基础上，确立融入世界、服务全国、发展自身的定位。坚持核心高端引领，发挥核心技术研发、高端装备制造、集成配套服务等优势，形成在全国的产业龙头地位和引领作用；坚持引进开发并举，把握发展空间、载体和资源，一手抓结构调整优胜劣汰，一手谋市场可持续发展；坚持创新发展模式，推动建立行业联盟，加强国内外合作，提升产业链优势，努力打造上海光伏产业核心竞争力。发展目标是到2015年，形成3-5家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光伏产业链核心装备技术水平和产业规模保持国内领先，进一步提升光伏总集成总承包等现代服务业发展优势，推动能源结构转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1、研究制定城市能源发展路线图。2010年5月国际能源署（IEA）太阳能光伏路线图报告，描述了光伏技术发展现状及到2050年的发展前景。国内相关机构和省市也开展了光伏产业发展路线图的研究和制定工作，分阶段明确光伏技术发展路线、产业格局及政策措施等。上海在资源能源缺乏、环境约束趋紧的背景下，更需从长远发展的角度，规划制定包括太阳能光伏在内的能源发展路线图，明确新能源替代的总体部署、领域空间、阶段步骤、载体主体和资金支持政策等，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
2、加强核心技术和高端装备研发。根据未来技术升级发展路线，加强超前谋划和技术装备研发。如在卷对卷薄膜太阳能电池领域，空间电源所已建成柔性薄膜电池卷对卷中试生产线；多层非晶硅、微晶硅领域，理想能源开发的PECVD和LPCVD设备性能达到国外一流进口设备水平，售价仅为进口设备一半。下一步，上海将依托承担的国家重大专项及本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专项，支持N型晶硅电池、异质结、离子注入等新一代光伏技术发展，加强产业链配套，扩大首台套应用；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促进从生产技术到产业技术的跨越，推动技术产业化、生产规模化发展。
3、鼓励推进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应用。据测算，微网分布式新能源储能系统可使楼宇每年节电30%-40%以上。下一步，上海将围绕建设低碳、节能城市，推动大型电站、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分布式发电等项目建设，依托基地园区挂牌建设分布式发电示范区；在世博最佳实践区、新兴产业馆、工博馆等，组织推进一批太阳能光伏示范应用项目；探索建设新能源充电站，实现能耗自我平衡和余电并网，发展城市BIPV产业。
篇3
【关键词】光伏材料；专利分析
前言
光伏产业因其资源丰富、无污染等优势，有较大的发展潜力，随着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加剧，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加强对光伏的开发利用。光伏的应用领域非常广泛，最终可归结为光伏热利用和电利用两方面。当前，美国、日本等国都将光伏列为未来的主要重点开发能源，其研发重点在于太阳能电池，在这一领域发达国家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与国际上蓬勃发展的光伏发电相比，我国光伏技术相对落后，多数跨国公司通过申请大量的高质量专利，抢占我国该领域的制高点，对光伏技术领域关键技术进行层层部署，意图垄断未来的光伏产业市场，针对现状我国光伏企业应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量身定做个人的专利布局，迎接国际市场的挑战。
1、光伏领域技术国内外现状
1.1国外现状
在全球太阳能专利技术领域中，日本、美国、德国等为太阳能技术及应用大国，非常重视太阳能光电利用技术的研发与保护，以日本为例，日本经济产业省运用各种措施，发展本国的光伏产业，相关资料显示，日本经济产业省在1993年开始实施“新阳光工程”，布局建立日本本土的太阳能光伏产业和太阳能市场。通过一系列的政府资助和相关研究、开发、示范，在太阳能电池制造技术和降低成本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1.2国内现状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在中国申请的太阳能核心技术专利统计中，外国公司排名明显靠前，特别是日本公司。一个国家、一个产业知识产权的强弱，主要看它的发明专利，我国光伏发明专利市场主要为国外人占领，而光伏实用新型专利则为我国企业所占据，从而出现技术水平普遍较低、专利保护较弱，处于产业链下游的现状。国内企业技术的投入的周期循环总是慢人一步，使得我们的企业技术常常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
1.3光伏产业的前景
预计到2030年，全世界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结构中将占到30%以上，而太阳能光伏发电在世界总电力供应中的占比也将达到10%以上；到2040年，可再生能源将占总能耗的50%以上，太阳能光伏发电将占总电力的20%以上；到21世纪末，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将占到80%以上，太阳能发电将占到60%以上。这些数字足以显示出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发展前景及其在能源领域重要的战略地位。到2020年，我国力争使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8GW（百万千瓦），到2050年将达到600GW（百万千瓦），光伏发电装机将占到5%。未来十几年，我国太阳能装机容量的复合增长率将高达25%以上。
2、国内专利分析
2.1总体趋势分析
通过整体趋势可以看出，1987年-2005年属于技术起步阶段，国内光伏材料专利申请量较低，每年申请量都在20件以下。从2006年起，专利数量逐年递增，增长幅度不断加大。从分布来看专利主要分布在广东、江苏、上海、北京等省市。这些地区集中了较多的与光伏材料相关的大型企业及科研院所，起步基础高于其他省市，排名前五位的城市除北京外都为南方地区，说明南方地区在接受新的技术上要强于北方地区。整体趋势表明，随着国家对环保、节能和可持续性发展能源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以及外来技术的引进，该技术领域的专利的增长趋势还将进一步持续，光伏材料相关技术在日后将进入高速发展期。
同时，日本、韩国等国家也在中国申请了光伏材料方面的专利，一方面可能是与中国企业的技术合作；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为了占领中国广大的市场所做的技术铺垫，这部分专利尤其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2.2申请人分析
通过前10位申请人的综合比较发现，申请人的专利申请量差距明显，除李毅外相对活动年期较短，专利平均专利年龄较低，不少申请人为近几年申请的；其中李毅申报专利较早，活动年期为10年，说明该创益科技公司（李毅）对该领域较为重视投入的精力相对较多、较早，但是专利平均年龄偏低，经检索后得知该公司虽然申报较早但是专利数量偏低，大部分的专利都是2007年申请的，所以造成平均年龄偏低；多数申请人也是在近3年专注专利申报的，相对平均年龄较低，说明企业都逐渐重视专利保护。
2.3技术领域分析
根据各个IPC号对应的专利数量的多少，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发明创造活动最为活跃的技术领域，发现技术分布，通过分析发现，国内在光伏材料技术领域的发展重点方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H01L31将光能转化为电能的半导体器件，占总数的63%；二是C01B33光伏产片的材料，占总数的13%；三是C30B29光伏产片的材料占总数的8%。
从IPC申请人构成可以发现，大部分申请人在H01L31领域内都有专利申请，李毅在该领域内申请较为突出，说明东南大学在频率选择方面的研究处于领先地位；通过整体来看除李毅外，其他的公司申请专利的技术领域主要为C30B领域即光伏材料的加工与生产，而李毅主要的技术点分布于生产光伏材料的设备上。
透过技术趋势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光伏技术的热点：
1、太阳能电池表面工艺与材质的构成为近几年专利申请的热点，专利数量较为集中；2、光伏材料中的硅片、晶硅的深层次的开发利用正在形成下一个发展趋势，专利的数量在不断的集中；3、新兴技术晶硅薄膜正在受到大家的重视，但是专利分布的较为分散，还没有形成领域，这部分技术可能为下步发展的重点。
3、国外专利分析
3.1趋势分析
从趋势来看，国外在光伏材料领域的专利申请量虽然存在一定的波动，但整体上处于上升的趋势，说明光伏材料相关技术在国外还处于发展期，该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在一定时期内还将处于上升的趋势，总体来说国外在专利申请增长上较为稳定。
3.2申请人分析
由趋势可以发现前十位专利申请人都为日本和美国的企业，其研发具有延续性与可持续性，专利申请步步为营，每年都会形成一批专利，其中2003年日本企业KYOCERA CORP申请量突增至55件，2004年日本企业SHARP CORP在申请突然增至73件，经检索两家企业申请的主要专利都集中在：将太阳能转为电能的转换器件的电压、电流发生器；说明日本的企业2003-2004年已经感觉到太阳能利用为以后新能源发展的主要方向，都在努力争取该市场的份额，尤其是针对如何将太阳能转换为电能的电子材料与设备，而国内还是将生产太阳能板的材料作为发展的重点。
通过对排名前10位的申请人分下可以看出，日本的申请人占据绝大多数，SHARP CORP和KYOCERA CORP从事研发的人员数量较多，研发实力强；日本企业申请的专利平均年限都为5年左右，活动年期为9年左右，说明日本企业早在10年前就关注该领域的发展，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正在在该领域内不断延伸，而且近期申请量正在不断增加，以上公司都是该领域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需要对其密切跟踪、分析。
3.3技术趋势
国外在光伏材料技术领域的发展重点方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H01L31（对红外辐射、光、较短波长的电磁辐射，或微粒辐射敏感的，并且专门适用于把这样的辐射能转换为电能的，或者专门适用于通过这样的辐射进行电能控制的半导体器件；专门适用于制造或处理这些半导体器件或其部件的方法或设备；其零部件）占总领域的67%。二是H01M14（电化学电流或者电压发生器）。三是H01Q1/28（专门适用于制造或处理半导体或固体器件或其部件的方法或设备）。由此可见国外的重点在光伏材料生产设备与光电转换材料和设备上面。
4、光伏材料专利的现状
通过分析得知，当前竞争日益加剧，进入规模、成本、质量、技术竞争时期。总体来说光伏专利分布为：上游由国外厂商居多，国内企业处于中下游位置。只在最简单的环节发展迅速，其它方面都受制于发达国家，整个产业的竞争能力还有待大力提高。
1、在国外太阳能专利技术领域中，日本、美国、德国等太阳能技术大国，非常重视太阳能光电利用技术的研发、专利申请与保护
2009年在全球前十名光伏专利持有公司中，日本公司占据了9位，目前日本已不满足早期的传统光伏技术，而是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新一代光伏技术（如聚光发电技术等）方面，保持技术领先。通过分析发现这些国家的太阳能专利均有一半以上集中在制备太阳能光伏材料的设备中，这表明太阳能光伏应用技术与市场紧密结合，为其赢得了先发优势，不失为我市企业学习借鉴的对象。
2、2003年之后薄膜电池的各类专利申请均呈现增长趋势
国内对于薄膜电池的专利申请虽然活跃，情况不容乐观，以硅基薄膜太阳电池为例，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对其展开研究，80年代末，小面积电池效率达到11.2%，大面积电池效率超过8%，均达到国际同期先进水平，但在产业化进程中却远远落后国外，那时国内没有一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硅基薄膜电池生产线。
3、薄膜电池产业核心技术专利仍然掌握在国外企业手里
最明显的表现特征是：以美国、日本、德国和韩国为代表的国家对于薄膜电池专利的申请量开始逐年增加，这些国家的太阳能专利一半以上集中在太阳能薄膜电池领域中，而我国专利在相关技术领域只占到三分之一，其中在华专利申请量中，日本又占据优势，中国薄膜企业则相对落后。一个产业的诸多产业链环节出现技术与市场寡断的局面，这很让人感到尴尬，同时也制约着国内薄膜电池的发展。
4、相比薄膜电池，晶硅电池的局面显然要好些，但对于相关核心技术专利不多，国内呈现专利数量多但质量不高的现状
根据报告，目前晶硅领域的专利申请分三类：一类为太阳电池及其组件制作工艺等技术的专利，其申请数量占一定比例；第二类为光伏系统、并网发电、光伏屋顶等太阳电池主要产业应用领域，占一定量的专利申请；第三类是一系列技术门槛较低、实用性强的太阳能应用产品，如太阳能庭院灯、草坪灯、交通标志、广告牌灯，此类专利有大量的申请数量。
5、国内本土实用新型专利占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总量的95%以上，国外实用新型专利仅有几件
在中国申请的太阳能核心技术专利统计中，外国公司排名靠前，特别是日本的公司，如佳能株式会社、夏普株式会社、三洋电机株式会社等。当前的情况是，我国光伏发明专利市场主要为国外人占领，而光伏实用新型专利则为我国企业所占据，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普遍较低、专利保护较弱，处于产业链下游。
5、针对光伏材料现状的两点建议
技术不是一蹴而就，但需要一个积极的氛围，比如国家重视，提供必要的研发条件与资金，比如国内大企业间进行技术攀比，甚至先模仿后超越等，这些主动的、进攻的方式在处于落后状态的情况下都可以倡导。以下提出几点建议以供参考：
1、根据企业不同需求，采用不同专利策略
第一、国内光伏产业的主力军上市企业，其具有自主品牌、一定规模、长期发展计划，这类企业都应重视专利技术与知识产权的获得和保护，根据自己的核心技术建立起技术专利池，同时加大产学研合作交流，做好技术转型机遇的准备。
第二，国有企业，具有资金雄厚、产品性能与质量欠佳、各项建设处于起步阶段的现状；国有企业有条件且有必要申请专利，目前此类企业多拥有自己的实验室与技术中心，同时与国外之间存在合作的专利技术项目。
第三，国内的私营企业，可以通过申请专利来获得专利技术，进而获得丰厚的垄断利润。部分中小型企业在缺乏研发条件时，根据需求可寻找适合的专利技术发明人，进行专利转让、许可、购买等方式。
2、国内太阳能企业应逐步建立专利联盟
与跨国公司主导的各种国际专利联盟相比，我国太阳能企业的专利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大力倡导与发展。我国太阳能企业实施专利战略应考虑企业的实力，不同企业由于其技术领域的实力差距在实施专利时也不尽相同。具有较强实力、在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可以采用进攻型专利战略，其方法主要是采取专利技术垄断，通过专利技术许可、专利申请等方式，以获取最佳的收益；经济实力较弱、技术落后的企业，通常采用防御型专利联盟战略，即利用对专利技术的二次开发、技术引进等方式开拓自己的市场。
参考文献
[1]2010-2015年光伏太阳能行业发展前景分析及投资风险预测报告
篇4
关键词：LED技术；照明工程；前景分析
中图分类号：TB494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LED照明对环境没有污染，是一种难得的绿色光源。由固态的半导体器件组成，它可以实现将电能转化在光。与普通的白炽灯、荧光灯等相比，具有体积小，耗电量低，使用寿命长，色彩丰富，环保且具有良好的抗震性等优良性能。这些无疑都决定了LED在现代照明市场上处于领先优势地位，成为了理想的光源。
一、LED绿色照明的性能特点
1、LED（LightEmittingDiode），发光二极管，简称LED，是一种能够将电能转化为可见光的固态的半导体器件，它可以直接把电转化为光。因其具有长寿命、利环保、高光效、低能耗、体积小、坚固耐用、安全性高等特点，所以被公认为21世纪的“绿色照明”，是当前全球最具发展前景的照明技术之一。
2、绿色照明是指通过科学的照明设计，采用光效高、寿命长、安全和性能稳定的照明电器产品，改善提高人们工作、学习、生活的条件和质量，从而创造一个高效、舒适、安全、经济、有益的环境并充分体现现代文明的照明。
3、LED绿色照明工程的基本性能特点是：节能、高效、舒适、安全、环保、寿命长久。而实现绿色照明工程就是要发展和推广高效、节能照明器具，节约照明用电，减少环境及光污染，建立一个优质高效、经济舒适、安全可靠、有益环境的照明系统。照明灯具中，白炽灯使用近一百年，但它的寿命短、能耗大，荧光灯虽然光效高，但它含汞而有害金属，污染环境。照明灯具正逐步走向节能、高效、环保、长寿命的LED照明灯具。
二、LED光源与传统常用建筑照明光源优势分析
1、光效高：LED光效目前即可达到100～120流明/瓦，超过大部分传统的光源的光效。对于高光效的荧光灯及高压钠灯，因LED定向性强，且可以通过二次配光控制，整灯光效高于于传统灯具，这是LED目前相对于传统照明光源最大的优势之一。
2、节能：LED耗电量低，比同等亮度及照明亮化效果的普通节能灯耗电减少约50%～80%。据不完全统计全国718个城市中已经存在着的13723万盏照明灯具，如将这些照明灯具都规划改造成LED灯具，可想而知节能空间有多么巨大。
3、环保：无有害金属汞，是绿色环保光源。有效减少SO2、CO2等污染气体排放，根据国家发改委给出的相关数据统计得出：
每节约1度电，就相应节约了0.4千克标准煤，减少污染排放0.272千克碳粉尘、0.997千克二氧化碳(CO2)、0.03千克二氧化硫(SO2)、0.015千克氮氧化物(NOX)，节约1度电=减排0.997千克二氧化碳=减排0.272千克“碳”。
4、寿命长：LED是固态半导体光源，依靠半导体P-N结发光，不存在灯丝发光易烧、热沉积等缺点，使用寿命可达10万小时，是普通灯泡的5～10倍，LED灯具具备更长的质保期。
5、安全可靠：低电压直流驱动，驱动单颗LED的电压仅为2.5～3V,不易造成触电事故，即使损坏也不会产生电弧，防止火灾隐患。同时在相同截面积导线情况下所需电流更少，更有效减少因导线电流过大导致火灾事故发生。
三、LED照明应用现状
纵观我国当前规模庞大的照明市场，由于国民经济水平以及科技水平等因素，和一些欧美国家以及日本相比，虽然规模庞大，但从整体水平来看，主要以经营传统灯具如白炽灯以及荧光灯为主，且在技术上还需进行加强。结合2013年有关我国照明市场灯具的调查，比例最大的当属用来代替白炽灯和节能灯的球泡灯，其比重高达41%，紧邻其后的是射灯以及筒灯。LED主要涉及的照明灯具比如LED射灯、筒灯、球泡灯、直管灯、平面灯、路灯、隧道灯等都有应用。整体来看，2013年LED照明灯具的市场份额为0.4%；再结合整个照明市场的供求现状来分析，处于下游状态的主力市场进入大尺寸背光源拉动作用快速放缓，而且通用照明市场又尚未大规模启动，所以中间出现了一个空档期，基于这种情况，LED中上游环节产能快速开出，LED市场出现结构性的供大于求现状，平均价格大幅下滑，由此LED销售额的增长大幅回落。
四、LED产业发展的整体展望
(1)作为国家“十二五”重点发展的战略新兴产业，LED在节能减排、带动相关产业转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的作用将逐步加强。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莫顿日趋尖锐，根据我国《“十二五”能源和碳排放预测与展望》，“十二五”期间我国单位GDP碳排放量将累计下降20.7%。推进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和包括半导体照明在内的绿色节能产业，不断扩大绿色消费已成为我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随着LED节能减排作用的进一步显现，我国有望陆续出台更为有利的LED产业发展促进措施，其政策空间和市场空间都有很大的提升潜力。
(2)半导体照明市场需求将持续增加，技术继续提升，产业也将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在未来10年内产业增长将得到有效的市场需求支撑。
与其他单一技术带动的产业发展不同，半导体照明技术的每一次提升都会带来不同的市场应用发展空间，这使得LED的发展周期长。就目前可以预计的市场需求来看，LED产业至少在未来10年内仍将保持快速发展。到2020年，预计LED产品光效将超过240lm/W，其在通信、农业、保健、生物等方面的应用领域也将逐步形成，见表3。
(3)半导体照明技术将带来产业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我国传统照明产业格局将面临巨大的产业发展机遇和挑战。
作为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半导体照明产业的发展模式与半导体产业具有较大的相似性，而与目前的传统照明形成了巨大的差别，随着LED在照明领域的推广和普及，必将带来我国照明产业发展模式的革命性变革。LED作为新一代光源会为我国带来产业升级转型的巨大机遇，有望改变大而不强、品牌缺失的现状，打造真正的照明产业强国。
(4)LED产业格局将进行调整，产业集中度的提升、产业布局的进一步完善，产业发展的主动权将向少数龙头企业集中。
按照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发展规律，大规模、集中化生产的格局将必然在半导体照明产业实现，我国整体产业格局必将发生巨大变化，企业的整合、产业的集中将是产业格局整合的主线。预计我国产业整合将最先从外延芯片环节开始。预计我国外延芯片的产能将逐步集中，形成少数龙头企业带动行业发展的趋势;LED封装行业的整合需求也非常强烈，大规模集中生产的模式是必然趋势，但行业的整合需要首先实现产品的标准化和模块化;应用产业格局较为复杂，产业整合将主要出现在成熟的应用领域，而在应用领域形成和探索方面，中小企业仍将活跃。
结束语
LED对环境无污染，且耗能少，色彩丰富。作为一种绿色光源，LED照明灯具具有远大的市场前景。目前由于其价格等方面的原因，未真正得到普及，更多的可能是应用在道路及隧洞中。因此要想其逐步向民用、住宅、室内发展扩张，必须不断进行技术的创新以及材料的试验探究，在成本上下功夫。
参考文献
篇5
关键词：“一带一路”；贸易现状；战略空间；全球化趋势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8.05.016
1引言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全新的经济发展态势下所推行的重要举措，是我国充分发挥地缘政治优势，整合多个国际合作组织，推进沿线国家的多边贸易合作的重要国家政策，对于国内外的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我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可以扮演着至关重要的领导者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从国际经济贸易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沿线诸多国家都处于经济腾飞的崛起阶段，所以这一倡议的提出，能加速中国与亚洲邻国的互惠互通，促进邻国的经济转型和发展，同时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洲际开发合作框架。所以，基于这一倡议的特征和特质，对“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经济与贸易行业的发展前景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地缘贸易现状和贸易关联
对“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经济与贸易行业的发展前景进行研究，首先需要对国家间的贸易关联关系进行分析。我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各个省份部分与所接壤的国家及其贸易关系不尽相同，首先从地缘角度进行分析。
2.1东部及北部沿海
我国东部及北部沿海是我国贸易整体中最重要的部分，广大沿海地区集中了全国一半以上的优质港口和自贸区，主要针对俄罗斯、日本、韩国等等发达国家进行贸易动作。其中，东北地区由于与蒙古和俄罗斯直接接壤，在国际贸易部分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东部及北部沿海作为我国传统的贸易开放点，在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依旧会扮演着重要角色，是我国与世界强国之间经济交流的一个主要着力点，具有较高的贸易关联度。
2.2中亚地区
中亚地区以中亚五国为代表，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中想要打开的最主要贸易部分。中亚五国，即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五个深内陆国家。这五个国家与我国的新疆自治区较近，并且在文化习俗、饮食习惯等等一系列特征上具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所以，开拓这一贸易市场，无论是从实现意义和实现难度上都不算困难，且特殊的地缘特征带来的地缘亲近感，更是“一带一路”历史背景的合理映照，具有最大的可预测市场空间。
2.3东南亚及南亚部分
东南亚及南亚部分，从近主要包括缅甸，越南，泰国，印度等与我国有深厚贸易基础的国家，从远可以拓展到马六甲海峡等等传统航线。这一部分的主要贸易中心以我国的广东、深圳、香港为主，贸易关联度和经济体量具有较为相似的特征，为我国的整体贸易空间做出了重要贡献。
2.4西亚部分
西亚部分，主要指中东地区诸国，主要有沙特阿拉伯，巴林等国，从传统上来说，这些国家是丝绸之路的终点，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属于战略发展的最远端。但西亚诸国由于石油的大量出口，有着较好的国家购买力，且内部商品化结构与我国现有的模式较为相似，虽然贸易整体的水平相较于其他地区较低，仍然具有较好的空间。
3发展前景分析
3.1贸易战略空间拓展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首先可以充分促进亚太地区各国贸易战略空间的进一步拓展。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一举措将会带来亚太地域基础设施全面发展，可以增进现有国家的互联程度，从渠道上增加参与经济体的国内融资需求，从而从金融角度反向推动国际贸易的提升，加强了综合经济水平的发展。但由于这种融资具有回报周期长、收益不明确等局限，就需要有更加丰富、理念更加先进的新型金融机构参与其中，如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并在上海合作组织银联体框架下扩大融资规模和范围，以此来支撑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利用好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实现多渠道融资，从而对国家见的贸易过程提供合理的指导和基础。
近年来，亚太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显著。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发生后，经济一体化显得尤为重要。2014年11月，在APEC峰会上决定启动亚太自由贸易进程，这是亚太经济一体化开始的标志。亚太地区人口、经济、贸易总量占全球的比重近半，但其发展水平却十分不均衡，成阶梯分布，这也为我国的能源和基础设施产能过剩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法，在跨国金融合作下，推进经济结构升级，深化区域贸易合作，实现双赢。
3.2引领崭新全球化趋势
目前，世界经济虽然存在着显著的一体化趋向，但是这种全球化趋势仅仅是以少数发达国家为中心，具有发展失衡和少数国家意图性明显的特征。当世界诸多发展中国家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民粹主义和逆向全球化主义思想开始出现，并成了世界发展格局中的不良因素。“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过程中，能够扮演一个革新者的角色，其倡议了全球化必须进行多元化改造，初具成果，引领了崭新的全球化趋势。其主要体现在倡议本身在贸易上的包容性，有别于传统全球化高端经济圈的排外特征，由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没有传统的封闭机制和条件门槛，对任意的第三方不设置准入限制，具有鲜明的追求合作特征。
4政策建议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国际经济贸易行业情况进行进一步促进，必须从国家间综合发展的角度出发，针对这一分析过程，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其一，全面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通过观察亚洲经济的整体情况，不难发现，各个独立经济体虽然在工业化具有高速的发展取向，但从整个经济体的健康程度来看还是略有不足的。这一点，说明了全面推进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能够稳步推进的重中之重，只有大战略得到了完整推进，处于细部的国家间贸易和经济发展才能站在平稳的发展轨道上。甚至可以说，这既是一种举措，也是一个完整的目标。达成这一目标，需要通过提升国家间商品的流动性和聚集程度来完善这一种较大的跨国贸易体系，集多个国家的共同力量去推进整个亚太地区的国际经济贸易合作与创新。从此出发，中国作为一带一路体系的核心国家，必须积极促进各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流通和创新合作，从而带来均衡发展的局面。
其二，加强国家间沟通握手机制。在国家间贸易这一复杂过程中，信息流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商品信息，汇率信息等等综合性较强和经济信息可以对贸易环节的资金流动和商品配合产生直接影响。为了解决这一可能隐患，建设一个完整的沟通协调机制具有重要意义，而这一建设过程的核心，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通信直连和政策配合，需要各国家综合决策，进行研究和推进。主要的举措可以通过国家间税务情况前来正确引导。
其三，构建完整的国际监管体系。“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经济贸易安全发展的首要前提，需要各国进行完整磋商，建立一个较为完整完善的贸易监管体系。这一体系的主要要求，是对跨国商品贸易和资金流通过程进行合理化指导，并对可能的特殊負面情况进行协调分析。这一举措的主要要求在于，各个国家间必须通过完整的商议过程，对相关贸易行为进行完整而合理的界定，各级国家政府必须以身作则，协助监管体系的推广和落实，并加大实际执行的力度，对贸易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负面情况加以规避。
参考文献
[1]陈敏，陈淑梅. 多元化区域贸易协定背景下中国跨国产业转移——基于东亚经济一体化视角[J]. 国际经济合作，2013，（04）：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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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志中.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变革[J/OL]. 东北亚论坛，2017-10-20.
篇6
关键词：“互联网+”；“制造2025”；湖南；路径
本文系湖南省委党校系统社科课题：“‘互联网+’助推‘湖南制造2025’的路径研究――基于长株潭城市群的实证分析”（课题编号：2016DX057）部分成果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4月25日
“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不可分割，中国制造必须向智能化的方向转型发展，“互联网+”是实施“中国制造2025”的重要支撑。促进“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两大国家战略对接和深度融合，必将形成叠加效应、聚合效应和倍增效应，催生一场新工业革命。
湖南制造业（特别是工业）发展正处于加快转型升级，应积极主动对接“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以“互联网+”全面推动“湖南制造2025”，促进湖南制造业智能化、集群化、高端化发展。2015年，《湖南省贯彻〈中国制造2025〉建设制造强省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年）》，四大标志性工程建设规划、七大专项行动方案、十二大重点产业，启动了12个重点领域技术创新路线图，全面打响制造业转型升级攻坚战。
一、相关研究文献述评
（一）“互联网+制造业”理论探索。李毅中（2015）认为，“中国制造2025”的主线是“两化”深度融合，主攻方向是智能制造，“互联网+”是重要行动路径。金友华（2015）认为，“制造业+互联网”是未来新型制造业的发展方向，中国制造企业要向高端发展、向提升效率、向智能自动化去发展。罗百辉（2015）认为，“互联网+”的“+”，不仅是技术上的“+”，也是思维、理念、模式上的“+”，“互联网+”从以上三个方向改造传统制造业。黄阳华、林智、李萌（2015）分析了“互联网+”给制造业带来的机遇与我国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互网+”与制造业融合的政策建议。关（2015）认为，“互联网+制造业”的核心内涵是信息化和企业融合，推进生产设备的智能化，加快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新技术在全产业链的综合集成应用，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李欢欢、付程程（2015）认为，在《中国制造2025》发展规划出台的背景下，湖南制造业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基于反梯度推移理论研究湖南制造业的优化升级，为湖南省从农业大省转变为制造强省提供一种可行性思路，利用优势制造业带动其他制造业发展、发展绿色制造和智能制造、推广工业机器人的应用等。
（二）“互联网+制造业”实践行动。2015年3月，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指出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2015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推进我国“互联网+”行动的总体思路，明确了11项重点行动（其中包括“互联网+”协同制造），提出了推进“互联网+”的七个方面保障措施。2015年，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利用互联网优势，加快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并通过融合发展培育新业态和新增长点。工信部2015年的主要任务是推动“互联网+”制造业发展，在传统制造业领域推动互联网工具的应用。2015年11月，湖南省人民政府正式印发了《湖南省贯彻〈中国制造2025〉建设制造强省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全面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确立了加快建设制造强省的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2015年以来，湖南快速对接《中国制造2025》，全面推进“湖南制造”向“湖南智造”转变，大力建设智能工厂，40个项目入选“湖南制造2025”首批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达117亿元。
综上所述，大部分学者重点研究了“互联网+制造业”的内涵、战略机遇、主攻方向和政策保障，但很少有学者研究“互联网+”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方式、路经和战略重心，这恰是本课题的研究重点。
二、湖南制造业发展现状
（一）湖南制造业的辉煌成就
1、总体实力骤增
（1）总量上新台阶。2010～2015年湖南省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规模工业总量迈上新台阶，工业发展对经济社会贡献稳步提高。2013年，全省全部工业增加值首破万亿元大关。2015年，全省规模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5万亿元。2015年，全省全部工业增加值为11，090.8亿元，是2010年的1.76倍，占GDP比重的38.2%；2015年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为10，679亿元，是2010年规模工业增加值的1.83倍，年均增速达12.7%；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6.9%，拉动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3.2个百分点。
（2）产业结构上新水平。“十二五”期间，湖南省全力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大力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呈现出传统产业高新化、新兴产业规模化、优势产业集群化的良好态势，多点支撑的产业格局初步形成。2015年，全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稳步推进，三次产业结构由2010年的14.7∶46.0∶39.3转变为11.5∶44.6∶43.9，呈现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二、三、一”产业格局。
（3）运行质量上新层次。工业经济运行质量2012～2014年连续3年居中部第一名，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占规模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30.3%，比2010年下降了4.6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为3，335.3亿元，增长9.5%；生产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9.7%。
（二）湖南制造业现存问题
1、整体实力还不强大
（1）产业总量偏小。目前，湖南制造业仍处于扩大规模、提升产能、完善产品种类、提升企业产业竞争力的阶段。产业整体所占全国比例较小，产业集群的规模和集聚效应也亟待提升。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显示，湖南装备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为9，108.97亿元，仅占全国装备制造业的3.1%。
（2）区域竞争力不强。我们选取中部六省及江苏、山东、广东进行省际比较，从综合竞争力看，湖南落后江苏、山东、广东、河南、安徽和湖北，位列第7名。分各项指标来看，湖南装备制造业在规模实力、经济效益、国际化程度、创新能力四个指标方面分别位于第7位、第8位、第6位和第6位，均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与中部省份特别是与江苏、山东和广东等装备制造业发达地区相比，仍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表1）
（3）产业结构仍不合理。目前，湖南省装备产业内部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地市之间产能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突出；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领域不多，除轨道交通装备和工程机械装备外，其他装备具有的竞争优势不突出。
（4）企业规模普遍偏小。以装备制造业为例，截至2014年末，全省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企业一共3，049家，其中大型企业66家，中型企业449家，小型企业2，514家，微型企业20家，其中小微型企业数占到了全省装备制造业的83.1%。从生产规模来看，工业总产值在亿元以下的企业数为1，326家，占全省装备制造业的43.5%，接近一半；总产值在5亿元以上的企业数为321家，仅占全省装备制造业的10.5%；资产总额在亿元以下的企业数占到了全省装备制造业的76.8%。
2、发展基础还不坚实
（1）自主创新能力仍需增强。除轨道交通装备和特高压输变电装备产业外，湖南省装备产业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偏高，技术创新仍依赖于“引进型技术发展模式”；“原始创新”、“集成创新”的自主创新意识薄弱，产业创新投入强度不高；实验验证技术开发、关键共性技术研究等产业基础技术研究滞后。
（2）产业基础配套能力仍需提升。区域协作配套体系建设滞后，专业铸造、热处理、表面处理等直接影响装备产品质量的工艺协作服务基地建设进程缓慢；企业“大而全”、“小而全”传统制造理念和经营模式难以改变；装备产品本地配套率不高，目前50%以上密封件和轴承、30%以上高端液压件、高档数控系统、超高强钢板等仍主要依赖进口。
3、发展后势并不轻松
（1）经济效益水平亟待提升。通过装备制造业区域竞争力指标评价体系可以看出，湖南装备制造业经济效益指标与江苏、山东、广东以及中部省份相比，仅好于山西，经济效益水平亟待提高。从各项经济指标来看，2014年末，反映降本增效能力的成本费用利润率，反映资本利用水平的总资产贡献率，反映工业产品已实现销售程度的产品销售率，反映营运能力的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则分别低于全省平均水平0.01个百分点，6.75个百分点、0.41个百分点和1.51个百分点。2014年数据显示，湖南装备制造业实现利润45.31亿元，同比下降6%，低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速2.2个百分点。
（2）企业发展压力大。由于我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阶段，湖南经济发展下行压力持续较大，工业发展整体环境景气度下降，市场需求比较疲软，湖南装备制造业企业生产和销售增幅下滑，经济效益明显下降，形势堪忧。2014年末，全省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3.09亿元，增速较2013年下降4.9个百分点。
三、“互联网+”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机理和方式
（一）“互联网+”引发制造业资源配置方式变革
1、以“互联网+”促进能源生产智慧化。一是通过互联网促进能源系统扁平化，推进能源生产模式变革，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二是加强分布式能源网络建设，提高可再生能源占比，促进能源利用结构优化；三是加快发电设施、用电设施和电网智能化改造，提高电力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可靠性。
2、以“互联网+”促进能源消费智慧化。一是推进以智能电网为配送平台，以电子商务为交易平台，融合储能设施、物联网、智能用电设施等硬件以及碳交易、互联网金融等衍生服务于一体的绿色能源网络发展；二是基于分布式能源网络，发展用户端智能化用能、能源共享经济和能源自由交易，实现绿色电力的点到点交易及实时配送和补贴结算，完善能源消费智能体系。
（二）“互联网+”驱动制造业生产经营模式变革。在传统生产模式下，生产与消费之间隔着批发、分销、配送环节，生产者通过批量优惠、满额返点、减免运费等政策鼓励商、零售商一次性大批量订货，真实的产品销售信息传递缓慢而零散。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云计算的广泛应用，实现了供给端与需求端之间数据搜集、统计、整理和分析的实时化，上下游企业纵向互联、区域内企业横向互联、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直接互联成为常态。企业可以根据用户意见进行订单式生产，并通过客户反馈信息不断改进设计，实现生产的个性化、柔性化与智能化，从而最大化地利用原材料、资金和产能，提高利润率，摆脱产能过剩的困局。
（三）“互联网+”促M制造业绿经营范式变革。传统制造业的经营模式下，产品收费天经地义。然而，在互联网经济中，社交工具、杀毒软件、电子邮箱、打车软件、新闻资讯等产品不仅不收费，甚至还花费大量补贴来吸引用户使用。一些互联网企业生产的硬件，如手机、电视，以零利润与传统企业竞争，通过近乎免费的方式获取巨大的用户群，迅速占领市场，形成知名品牌和粉丝经济，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广告、增值服务等其他方式来打造高附加值的价值链。
与此同时，“互联网+”也改变了劳动者的思维模式，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导向下，以创客为代表的受过良好专业教育的创业者不再满足于安逸的工作，而是以互联网思维进行大量的个性化创新，孵化出一批估值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新创互联网企业，促进了中关村创业大街、创新工场等创新服务平台的兴起，集聚了资金、人才、科研、网络、数据等知识要素和创新要素，营造出良好的创业生态，并反过来推动着体制机制的创新，促进多渠道、多方式就业，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四、“互联网+”助推“湖南制造2025”的路径
（一）宏观上，创新发展理念，促进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湖南制造2025”的发展路线是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促进制造业创新发展为主题，以提质增效为中心，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为主线，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既充分凸显湖南省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产业的比较优势，也注重挖掘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的发展潜力。这就要求，我们从宏观上，创新发展理念，致力于推进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两化融合”，通过信息化的融合与渗透，实现生产方式由资源驱动变为信息驱动，强化工业基础能力，提高综合集成水平，对传统制造业加强信息化和智能化改造，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湖南制造由“大”变“强”的历史性跨越。
（二）中观上，明确战略取向，加强制造业和信息产业无缝对接
1、加强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随着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到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未来制造业中的作用愈发重要。湖南应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推进生产设备的智能化，促进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新技术在全产业链的综合集成应用。
2、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在重点领域试点建设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加快人机智能交互、工业机器人、智能物流管理、增材制造等技术和装备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促进制造工艺的仿真优化、数字化控制、状态信息实时监测和自适应控制。加快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客户关系管理、供应链管理系统的推广应用，促进集团管控、设计与制造、产供销一体、业务和财务衔接等关键环节集成，实现智能管控。
（三）微观上，探索实现途径，利用制造技术和ICT技术相互渗透。ICT技术和制造技术的相互渗透既是“制造2025”的客观要求，也是智能制造的制高点。一是机械制造设备的智能化、网络化以及对神经元网络、云计算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使机械制造工厂智能化技术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二是智能化制造数控设备的关键技术。智能化制造数控设备的关键技术，除了机械主体以外，主要是由智能数控系统技术、智能感知技术、智能自适应技术、智能神经元网络技术、智能云计算技术和智能专家系统等主要技术构成；三是智能工业机器人。在智能化数控设备中，除了各种数控设备和相关数控配套设备以外，智能工业机器人在智能制造单元、智能制造系统和智能制造工厂中具有重要作用。
五、“互联网+”意蕴下“湖南制造2025”的战略重心
（一）完善“互联网+制造2025”的协同创新生态体系
1、“互联网+制造2025”在协同创新生态体系中的叠加效应。“互联网+”与“中国制造2025”两大国家战略叠加，会在战略导向、创新文化、人才、政策、教育、资金等方面产生叠加效应，共同作用于协同创新生态体系，如图1所示。（图1）
2、“互联网+制造2025”下协同创新生态体系的系统结构。“互联网+制造2025”协同创新生态体系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系统，分生态环境和生态群落两大部分，生态环境包括：文化、资本、政策、制度、信息、网络等，生态群落包括：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政府等，如图2所示。（图2）
（二）大力发展信息产业
1、搭建a业发展平台。一是构建服务平台，围绕构建“智能终端+内容分发渠道+应用软件与数字内容服务”的产业生态系统，加快智能终端及其操作系统软件的发展；二是开放信息资源。加快发展整合社会公共信息资源和文化娱乐资源，推动政府和公共资源的开发，充分发展和利用各类信息资源；三是加强产业链合作。推动业务重点领域互补、拥有客户资源和分销渠道的企业加强合作，促进产业链协同发展。
2、突破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一是要推进包括智能终端操作系统、应用开发环境等平台级软件和移动浏览器、应用服务、核心芯片等的研发与产业化，加快发展智能电视、智能车载设备等智能终端产品；二是要鼓励创新技术与移动内容的结合，探索地理位置服务、第三方移动支付等新业务的发展；三是以云计算服务和大数据服务为牵引，带动产业向高端化迁移。将发展云计算服务、大数据服务作为我国信息产业实施赶超战略的主要着力点。
3、完善良性产业体系。一是强化产业信息安全，建立安全检测体系，实施对智能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应用软件的安全检测，加强对移动互联网环境下软件和信息服务的管理；二是加快信息基础网络建设，进一步强化网络基础和技术基础支撑，进一步提高网络速度、提升网络质量、降低网络使用价格；三是兼顾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和创新型中小微企业培育发展的需求，打造支持信息技术持续创新的生态体系；四是促进产学研相结合，未雨绸缪、提前布局，抢占未来信息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促进关键性技术在各领域交叉融合、变革突破。
（三）进一步夯实湖南制造业发展优势
1、充分发挥既有优势。首先，要依托业已形成的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工程机械、新材料等特色优势产业和技术，以特色优势产业链、工业产品为重点，筑牢湖南作为制造大省制造强省的坚实基础。同时，要加快既有优势重化工业与新型工业有机融合，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无缝对接，鼓励制造业企业增加服务环节投入，发展个性化定制服务、全生命周期管理、网络精准营销和在线支持服务，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2、紧紧跟随全球制造发展趋势。要密切注意、跟踪全球制造前沿最新发展趋势，积极引进最新技术成果和尖端人才，并以适宜方式助推前沿技术在湖南留得住、长得大、叫得响。智能制造是当前工业制造前沿技术，也是工业组织发展趋势，谁在这个领域落后，就会在整个制造业发展中落后。湖南虽有泰富重工、长泰机器人等智能制造优秀企业，但较世界最先进水平仍有很大差距。建议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加强联合，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区位优势、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之间的合力优势，集结国防科技大学、湖南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长沙超算中心等共同组建“国家智能制造信息协同创新网络中心”，快速抢攻智能制造的制高点。
3、推动“湖南制造”加强国际竞争。要大力促进湖南制造业与全球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的有机对接，切实提高其国际化水平和国际市场竞争能力，形成新的发展优势。鼓励企业抓住“一带一路”发展机遇，积极走出去，依托各种国际合作平台，拓展开放合作空间；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和科研机构在境外建立生产研发基地和技术中心、承包国际工程、成立销售公司、跨境建立独资或合资企业、实施跨境并购等，将湖南制造的产品、技术、品牌和标准不断推向全球，提高湖南制造的国际市场影响力和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
（四）引进和培育高端科技人才。以“互联网+”推进“湖南制造2025”的关键在于人才，最主要是高端信息技术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因而，必须树立人才意识，制定高端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育规划，完善高端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政策，为高端科技人才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一是加快高端科技人才培养，优先保证紧缺专业人才的培养，通过出国培训学习、科研课题研究和岗位集中培训等形式，构建人才发展高地。每年选拔出10名有突出贡献的高端科技人才，政府资助其参加继续教育、出国研修等；二是坚持引进与培养并重，加大培养投入力度。鼓励高端人才引进创新创业团队，形成人才聚集效应。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协同创新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研发机构，来株单独或与湖南企业联合设立分支机构、建立省级相应机构，除为其提供必要的实验室、实验设备等条件外，再给予50万～100万元的启动资金支持；研发人员超过50人，且高端科技人才占比达到60%以上的，可滚动支持，每年100万元；三是健全完善人才服务体系，配套完善相关服务措施，在人才的工作环境、科研经费、工资福利、继续教育、学术交流、住房、配偶就业、子女入学等方面政策落实到位。建立人才服务平台的单位，设立专项资金用于高端科技人才引进培养的，给予一次性20万元资助；对设立孵化器、加速器的单位，给予一次性30万元资助；对围绕制造业主导产业建立省级以上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核心单位，一次性补助50万元；四是对做出重大贡献的，将授予湖南省“领军人才”和“优秀专家”荣誉称号，并给予50万元奖励。对培养引进高端科技人才成绩突出的单位，按照人才的质量和数量，给予最高50万元奖励。
（五）进一步完善产业扶持政策
1、供地优惠政策。加大对工业用地政策支持力度，建立工业用地成本平衡机制，对于引进来的好的、大的工业项目，土地指标要优先解决。对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土地成本，下同）2，000万元以上、投资强度在100万元/亩以上的新办工业企业用地实行“差别地价”，并一律免收应由市县两级收取的（含财政全额拨款或差额拨款的事业机构收取的服务性收费）相关费用。固定投资额2，000万元、5，000万元、1亿元、2亿元以上的，企业依法受让土地的土地纯收入通过奖励的方式分别按20%、50%、80%、100%返给企业。企业受让土地未动工开发满两年的，或未按土地出让合同规定的期限和条件开发利用的，其受让的土地使用权由政府依法收回。
2、财政税收优惠政策。一是通过税收等政策，鼓励工业企业推进自主创新。企业在一定期限内新产品所征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经市财政、税务部门审核，以财政奖励的办法予以部分返还；二是市财政预算安排1亿元，设立“湖南制造‘2025’专项资金”，以后按照财政收入新增部分的5%逐年增加，用于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技术创新、信用担保体系建设、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以及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等方面，支持方式采取无偿资助或贷款贴息形式；三是加大奖励力度。对销售收入前20强企业、年缴税达1亿元以上新组建的企业集团、利税过5，000万元企业、新入规的工业企业、新认定的国家和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新认定的中国驰名商标、新上市企业等企业法人和经营管理团队给予重奖，鼓励企业做大做强、鼓励企业技术创新、鼓励企业上市等。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湖南制造业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基于互联网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成为驱动湖南制造业产业变革的核心力量。我们应尽快落实《湖南省贯彻〈中国制造2025〉建设制造强省五年行动计划》和《湖南省实施“互联网+”三年行动计划》，更好地推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技术在制造业领域的广泛应用，促进工业经济的转型与升级。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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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胜刚，侯俊军，唐珍名等.“中国制造2025”与湖南产业发展[N].湖南日报，2016.4.6.
篇7
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主要特征是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我们必须对经济增速转换及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有清醒的认识，对未来发展有一个准确的预测，才能正确处理好各类矛盾，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机制
国内学者使用不同的模型、方法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中各要素的贡献，试图探究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李京文、张守一（1991），沈坤荣（1994），李坤望（1996），蔡?、王德文（1999），武剑（1999）指出，实现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可以分解为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较高的资本积累和未能解释部分的综合要素增长率（TFP）。
张军（2011）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机制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和财政再集权的结果，其核心是地方政府对增值税和财政收入最大化的追逐，由此导致了地方政府之间的蒂波特竞争。由于地方之间的竞争，地方政府开始更多地扮演招商者的角色，不再去创办国有企业，而是致力于推进当地公共资本的形成和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部的私有投资者落户。政府的公共资本支出对私人部门生产性投资的挤入效应是保证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重要经验。但是，随着税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财税体制也面临改革。
崔宇（2010）认为，改革开放至今的30多年增长，是奇迹也不是奇迹，因为并没有逃出经济学家所总结出的分析框架，中国依靠渐进式的制度变迁，在计划经济中融入了市场经济，通过价格改革和产权改革，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和城镇的生产率。最近10年，国际贸易因素再助推中国经济增长，某种程度上，收入不平等也加快了物质资本积累的速度（因为富人的储蓄倾向更高，从而保证了高投资率）。在未来10年内，中国似乎仍然可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但也将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比如，通过区域平衡发展战略和城市化进一步加大物质资本积累，但在政府财政投资减弱的情况下，银行体系可能要面临过度贷款后坏账增加的风险；外需也还可以依赖，但中国的出口已经占世界出口总份额的10%，达到了中国经济30多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我们都知道，GDP无法永远保持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速从2012年以来出现下降趋势，有必要正确认识和判断增速放缓的性质和原因。
二、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现实条件发生改变
今后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着多年积累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如产能过剩、环境污染严重等，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重要的改变。
1.要素供给条件变化
一是劳动和资本要素供给结构转变。中国目前已经走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的转折点，人口红利逐步消失。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随着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开始下降，过去依靠劳动力规模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分工效应都会减弱。即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已经大幅度减缓，因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基础正在消失。经济的快速增长已经使取之不竭的劳动力供给正在接近于发展的末端。
二是资源约束增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淡水、土地、森林、矿产、动植物等各类资源的消耗量也急速上升，能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国。2012年，我国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11.5左右，而消耗的煤炭总量已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钢材的消耗量占到全世界的40%。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十面霾伏”严重影响人民生活，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增强。
三是要素贡献的转换。人们解释经济增长经历了从注重资本增加――技术因素――人力资本因素――经济结构因素――制度的发展过程。在当前的结构转型期，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替代过去资本和劳动这样的要素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2.需求支撑条件减弱
一是潜在经济增长率处于下降趋势。据了解，20世纪以来，除美国、英国等处于全球技术和增长前沿的国家外，其他成功跨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特别是以德国、日本、韩国等为代表的追赶型经济体，大多经历了20年或更长的高速增长期，并在结束之后增长率明显下降。中国已经非常接近转折点。
二是出口需求下降。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需求低迷，全球经济增长仍处于低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14年世界主要经济体仍面临许多问题，例如结构性缺陷、投资的政策限制和生产率增长率低等。2009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除2010年外，其他三年均为负值。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通过TPP、TTIP谈判试图建立国际贸易新规则，应对来自新兴经济体的挑战，因此，出口大幅回升的可能性不大。
三是国内消费需求短期难以大幅提升。研究表明，中国居民消费存在短视行为，其既不是按照凯恩斯的即期也不是按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来寻求效用最大化，而是依据现期收入和流动性资产水平以“最近的将来”收入来安排支出。总的来看，尽管影响中国消费者需求的因素比较复杂，但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些深层次的经济体制等原因有关。消费热点的缺失会使消费增长的动力减弱，一波接一波“排浪式”消费带动国民经济“排浪式”增长的情况不大可能再出现了。
四是投资需求刺激空间缩小。长期以来，我国经济高增长过分依赖政府高强度投资负面效果明显。投资效率明显下降。2002年每增加1元GDP所需要的投资是1.78元，到2010年每增加1元的GDP所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高达5.99元。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产能过剩严重，长期下去不可能持续。
三、经济增速转换的阶段分析
我国已经进入经济发展新阶段。这个阶段更加强调质量和效益，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关注经济结构优化。为此，经济发展速度会有放缓趋势，以便为整体经济优化提供空间和时间。
1.从收入水平发看发展阶段变化，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1978―2012年，GDP年均增长98%，2010年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2011年超过5000美元，2012年超过6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2010年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进入转型发展的新阶段。该阶段经济会面临比之前更为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挑战，如果不能正确应对，就可能在中等收入阶段长期徘徊，无法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过渡。
2.从产业结构变化看发展阶段，我国正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关键转换期
按照克拉克―配第定理和库兹涅茨关于三次产业的作用和演变规律的分析，大都强调了工业化有一个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过程。在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产业内部的微笑曲线变化，即由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的两端延伸和扩展，由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向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延伸和转移。我国正处于这个转换的关键时期。产业链提升需要一个过程，当前我国产业发展在低端受到来自东南亚一些国家成本较低的竞争，高端受到发达国家技术壁垒的挤压，加之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产业发展处于深刻变革期。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产业链不升级，受到国际上发达国家的压榨就越大，付出的环境成本就越高，所以，这个模式必须改变。
3.从经济增长驱动力看发展阶段，我国正处于向创新驱动转换的时期
根据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理论，一国经济增长可以分为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条件、起飞、向技术成熟过渡、高额大众消费和后工业社会六个阶段。在起飞和成熟阶段，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强，而在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消费需求的不断提高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目前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罗斯托的第四、第五阶段密切相关。也就是说，要更多地通过技术普及和提升来支撑经济增长，逐步实现消费主导和社会福利改善。
同样，钱纳里依据人均GDP水平把经济发展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依靠财富驱动四个阶段。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6100美元，已进入创新驱动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只有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才能提高质量和效益，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在此期间，企业发展路径会有所改变，鉴于路径依赖性，有些企业会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和要求，只有外部条件逼迫其必须改变时才会做出改革，这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市场。
四、中国经济增速的前景分析
1.中国经济能够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速度也不能太低。长期看，速度太低不利于实现全面小康，也不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短期看，经济增速趋缓，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会很突出。事实上，我国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工业化、城镇化尚未完成，仍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我国工业化正处在中后期，服务业比重明显偏低。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432%，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如美国78.8%、日本715%的水平，也低于新兴经济，如印度55.1%、俄罗斯59.3%的水平，加快服务业发展将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引擎。我国城镇化率52%，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仅有36%，低于发达国家80%、发展中国家60%的水平，城镇化将成为支持我国长期发展的最大引擎。从需求看，加快城镇化发展，能够创造出大量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城镇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有1300万人口从农村转入城镇，向非农转移劳动力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是农村的3倍，不仅有利于扩大消费，而且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从供给看，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城镇化通过聚集效应有助于技术创新，提升产业的发展水平，且通过创新效应驱动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二是区域发展不平衡，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东部发达地区可以利用现有产业基础，加大创新力度，直接与发达国家竞争，引领中国经济升级。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可依托自身优势，低成本、高效率地承接国内产业转移，加快经济发展。我国经济发展在不同时期由不同增长极来推动，既可以发挥已有增长极的转型升级潜力，又可以在中西部地区培育若干新增长极，形成接续，不断推动经济发展。
三是新改革红利有待释放，将为经济增长提供不竭动力。国际上看，那些曾经经历过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其陷入低速增长或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全要素生产率停滞不前。当前，我国正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打破资源垄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也强调更多地依靠市场力量，大力推进结构调整，实践效果良好。我国也计划进一步推动利率、汇率市场化，深化土地等要素改革和财税、金融体制等改革，这些制度安排不仅会进一步释放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潜力，还可以通过要素向更高效率的部门转移，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贡献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增速中长期放缓有利于结构调整和全面深化改革
一是投资拉动增长的局面会有所改善，环境问题得到缓解。改革开放以来，总体看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为47.8%。但投资效益不断下降。2010年我国1元投资仅能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205元，比1981年下降28%。这种粗放型增长模式以及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不到位，导致能源资源产出效率较低。以标准吨煤产出效率为例，我国只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具有较快的效果，但是，注重消费增长以及鼓励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会给经济带来持续长远潜力。比如，利用绿色产业带来的新机会，把治理污染、保护环境作为经济的新增长点，破解制约经济发展的环境瓶颈。通过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使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明显下降。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
服务业发展还有很大潜力。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地区或城市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一般与服务业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是基本相等的，例如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及其发展完善的城市中，二者的比例基本一致。但是我国历年数据表明服务业就业占比都小于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例如2010年我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43.1%，但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34.6%，两者相差近10%。未来一段时期，通过鼓励大众消费、为服务业发展提供空间可以大幅度缓解环境问题。
二是结构调整会有较大的余地，经济发展进一步平衡。经济快速发展期，也存在许多结构不平衡问题。诸如内需外需、三次产业、融资结构等问题。需求结构看，主要是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失衡。产业结构看，主要是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城乡和区域结构看，主要是城镇化发展滞后、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城乡和区域之间生活条件和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较大。金融结构中，过度依赖银行间接融资，直接融资渠道狭窄。
当前，世界经济增速普遍放缓，外需乏力，正是大力启动内需的好时机。利用国际产业重组机会，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对外投资力度，及时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新兴产业和绿色产业。研究表明，随着国家整体竞争力提高和更加富有，经济发展对银行发展指数变化的敏感性逐渐降低，而对证券市场发展指数变化的敏感性在提升。随着经济发展，最优金融结构将向市场主导型的方向演进。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平衡融资结构显然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有利于形成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
篇8
新出炉的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直面我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对“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强化了宏观经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和应对。
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近些年，我国经济持续处于转型升级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在周期性、结构性问题相叠加的压力下，经济增速总体稳中趋缓。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外部风险骤然上升，给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预期带来不利影响。回顾过去一年的工作，《政府工作报告》毫不讳言：“我国发展面临多年少有的国内外复杂严峻形势，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2018年全年GDP增长6.6%，分季度看，2018年1-4季度同比增速分别为6.8%、6.7%、6.5%、6.4%，呈逐季放缓之势。虽然2018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顺利实现，但“成绩来之不易”。对于2019年国内外形势，《政府工作报告》客观清醒地指出“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复杂更严峻，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更多更大，要做好打硬仗的充分准备。”与2018年GDP预期目标为“增长6.5%左右”相比，2019年GDP预期目标调整为“增长6%-6.5%”。从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表现看，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1.消费增速减慢
2018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呈放缓势头，降至个位数水平。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同比增长9.0%，实际同比增长7%，分别比上年低1.2个和2个百分点。汽车和住房两大耐用品消费降温，汽车消费同比增速由过去的两位数变为负增长。受购置税减半政策取消、保有量不断提高、用车成本增加等多因素叠加影响，2018年规模以上单位的汽车类商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4%。随着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持续趋严，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大幅回落。2018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1.3%，增速比上年回落6.4个百分点。与购房相关的居民消费支出增势减弱，2018年规模以上单位的家具和建筑装潢材料类零售额分别增长10.1%和8.1%，增速较上年同期分别回落2.7个和2.2个百分点。伴随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居民收入增长也在放缓，加之家庭高杠杆和高房价对消费的挤出效应，2019年消费增长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剔除价格后实际增长6.5%，增速比上年回落0.8个百分点。2019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同比增长8.2%，与去年12月基本持平，比去年同期低1.5个百分点。剔除价格因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同比增长7.1%，比去年12月高0.5个百分点，但比去年同期低0.9个百分点。
2.有效投资增长乏力
“十二五”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呈高位持续减缓态势。2014年至2016年上半年，投资增速下滑势头加剧，短短两年半时间内由20%以上的高水平降至10%以下的低水平。严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和清理不合规的PPP项目导致基建投资增速出现断崖式下降，拖累2018年投资增速再次加快下滑。剔除价格因素后，2017年投资实际增速有统计数据以来首次跌至GDP增速以下，2018年投资实际增速更是仅为0.5%。除基建投资增速出现断崖式下滑外，其他主要投资构成增长均稳中有升。2018年制造业投资增长9.5%，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9.5%，民间投资增长8.7%，分别比上年提高4.7个、2.5个和2.7个百分点。2019年前两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1%，增速比去全年提高0.2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低1.8个百分点。
未来有效投资增长仍面临较大困难。一是基建投资难提振。尽管基建投资增速自2018年10月迎来筑底反弹，但累计同比增速仅从9月的3.3%反弹到2019年前两月的4.3%，反弹幅度相当微弱。在坚决遏制地方隐性债务增量的前提下，在地方债违法违规问责风暴持续的压力下,基建投资增速的进一步回升将受制于财政资金的配套融资难以补足，受制于地方政府因问责而意愿消极。二是制造业投资难保持。2018年制造业投资回升至2015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2019年前两个月回落至5.9%，比去年全年低3.6个百分点。2018年下半年以来，制造业PMI、PPI同比涨幅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均持续放缓，制造业景气度下降和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冲击企业生产经营信心都不利于制造业投资增长。三是房地产投资难稳定。今年前两个月投资增速稳中有升主要受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加快拉动。但房地产领域销售、拿地、到位资金、新开工均出现不同程度走弱，预示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回升不可持续。当前房地产“开发投资主要受土地购置费拉动、资金来源主要靠销售回款支撑”的增长模式高度依赖市场销售情况和预期，脆弱性较高。2018年土地购置费用对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贡献率为126%，剔除土地购置费后，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3.2%；定金及预收款对房地产投资资金来源增长贡献率为67.9%，剔除该项后，房地产投资资金来源仅同比增长3%。全国商品房销售已“量缩价稳”，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的可持续性堪忧。
3.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出口增长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过去的一年，“我们面对的是深刻变化的外部环境。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国际金融市场震荡，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给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预期带来不利影响。”美国分别于2018年7月6日、8月23日和9月24日对从中国进口的总额2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进口关税。由于初期500亿美元规模有限，且9月2000亿美元落地时点在9月末，7月至10月出口增长并未受到实质性影响，因企业“抢跑”，出口增速反而略有加快。但11月、12月出口增速出现大幅放缓，显示中美贸易摩擦对出口的影响开始显现。9月、10月、11月、12月出口（以人民币计价，下同）同比增速分别为16.4%、18.7%、8.7%和0.2%。其中，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速分别为16.6%、17.6%、14.9%、1.1%。今年前两个月，出口仅累计同比增长0.1%。
随着中美贸易磋商推进，中美贸易摩擦出现阶段性缓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近日宣布，对2018年9月起加征关税的自华进口商品，不提高加征关税税率，继续保持10%，直至另行通知。虽然美国政府未进一步提高关税税率，但已加征的关税也没有调低，2500亿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的负面影响将在2019年逐步显现。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企业信心和预期产生一定冲击。民营企业出口在我国出口份额中占据首位，2018年占比达48%。201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制造业PMI总体呈下滑之势，12月以来更是连续3个月在50%荣枯线以下运行。
除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风险外，全球经济增长下行风险也在日益凸显。世界银行2019年1月8日《全球经济展望》，将2019年和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值均下调0.1个百分点，并警告下行风险上升。IMF1月21日《世界经济展望》，将2019年和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值再次下调0.2和0.1个百分点。联合国在同日的《2019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计2019年和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3%，略低于2018年3.1%的增速。
二、宏观经济政策强化逆周期调节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稳定总需求。《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正确把握宏观政策取向，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加强政策协调配合，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1.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减税降费力度进一步加大
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安排，2019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2019年赤字率拟按2.8%安排，比去年预算高0.2个百分点；财政赤字2.76万亿元，比去年高38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1.83万亿元，地方财政赤字9300亿元，分别比去年高2800亿元和1000亿元。2019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2.1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8000亿元。2019年将进行更大规模的减税与降低社保缴费负担，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对于减税，重点是深化增值税改革，尤其是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深化增值税改革，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的税率降至9%，确保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保持6%一档的税率不变，但通过采取对生产、生活业增加税收抵扣等配套措施，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继续向推进税率三档并两档、税制简化方向迈进。抓好年初出台的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落实。明显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降至16%。稳定现行征缴方式，各地在征收体制改革过程中不得采取增加小微企业实际缴费负担的做法，不得自行对历史欠费进行集中清缴。继续执行阶段性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政策。今年务必使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有实质性下降。
2.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有效缓解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安排，2019年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以更好满足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的需要。在实际执行中，既要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不搞“大水漫灌”，又要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有效缓解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改革完善货币信贷投放机制，适时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数量和价格手段，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降低贷款成本，精准有效支持实体经济，不能让资金空转或脱实向虚。加大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力度，释放的资金全部用于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支持大型商业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增强信贷投放能力，鼓励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款。2019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清理规范银行及中介服务收费。完善金融机构内部考核机制，激励加强普惠金融服务，切实使中小微企业融资紧张状况有明显改善，综合融资成本必须有明显降低。 （执笔：李若愚）
2018年全国投资发展趋势监测及2019年展望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拟建项目（指已经办理审批、核准或备案手续的项目）数量增势较好，同比增长15.5%，为2019年投资平稳运行提供坚实的项目储备基础。初步预计2019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运行将呈现企稳态势，中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投资成为主要拉动力，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情况略有好转，中西部投资增速继续领先。
一、全国投资拟建项目运行主要特征与趋势展望
基于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以下简称在线平台）汇集的拟建项目数据，对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情况及其结构进行预判分析，从时间趋势看，投资增速可能呈现出前高后低运行特征；分主要领域看，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将保持较快增长，继续发挥“稳投资”的主导性作用，基础设施投资有望中速增长，是“稳投资”的重点发力方向。
（一）基础设施领域拟建项目数量保持中速增长
2018年基础设施拟建项目数量较上年增长5.3%。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较上年增长4.4%，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4.4%，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增长8.4%。随着国家加大对本领域的支持力度，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有望逐步回暖。但在2018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落较大、地方政府融资渠道收缩的形势下，预计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仍有压力。以基建项目落地周期1年左右判断，2019年基建投资有望保持中速增长态势。
（二）制造业拟建项目数量增势较好
2018年制造业拟建项目数量较上年增长24.0%。分季度看，逐季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呈现回落态势。尤其是下半年以来PMI处于荣枯线以下、制造业企业利润增长放缓、国内外市场需求不足、工业产成品价格低迷，企业投资信心有所回落。以制造业项目落地周期6个月左右判断，2019年上半年制造业投资或将面临一定下行压力。
（三）房地产拟建项目数量高速增长
2018年房地产拟建项目数量较上年增长32.8%。根据房地产行业投资额入统经验，施工项目是支撑房地产投资增长的主导因素。据此判断，受益于2018年拟建项目部分已经进入施工期，房地产投资有条件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以房地产项目落地周期3个月左右判断，2019年一季度房地产投资仍将保持较快增长，但新开工项目数量可能回落。
（四）中西部地区拟建项目数量增速领先全国
2018年，中部、西部地区拟建项目数量分别较上年增长30.1%、26.3%，东部地区增长3.1%，东北地区下降14.5%。中西部地区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投资形势相对较好。东部地区是我国对外贸易集中区域，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拟建项目数量增速相对较低。东北地区仍处在产业转型关口，叠加经济增速较慢、人口外流、政府债务高企等问题，投资增长压力较大。
（五）转型升级成为产业投资热点方向
2018年，先进制造业拟建项目数量较上年增长34.4%，高出整体制造业增速10.4个百分点。在创新驱动和转型升级的带动下，中高端制造业加快布局，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现代服务业拟建项目数量同比增长23.1%，服务业扩大开放政策效果显现，新兴服务模式蓬勃发展，现代服务业快速扩容。
总体而言，根据拟建项目数量增长情况，预计2019年，采矿业、中高端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有望成为投资热点行业，支持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中西部地区的陕西、甘肃、河南、湖南、山西，以及东部地区的福建、浙江将成为投资增速较快省份，引领区域投资增长。
二、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及潜力空间
（一）问题研判
基建领域新增意向项目投资预期偏弱，社会领域补短板投资动能有待激发、个别省份拟建项目大幅下降等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可能影响2019年投资平稳运行，值得高度重视。
一是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动能仍需加强、拟建项目数量增长较为有限。当前基建项目融资模式有待进一步创新，过度依赖政府信用及财政资金的局面尚待转变，融资不畅可能影响投资进展；基础设施前期项目储备规模偏小，项目落地进度出现延缓，影响未来投资发展后劲。
二是社会领域拟建项目数量增长情况不乐观。卫生和社会工作业、文体娱乐业拟建项目数量仅分别同比增长4.2%和8.3%，明显低于全部项目增速。重点社会领域市场化程度有待提高，民营企业和社会组织投资渠道仍需畅通。
三是个别省份拟建项目数量大幅下降。部分省份出现两位数降幅。基础设施业拟建项目数量同比大幅减少成为以上省份增速下降的共同原因。此外，也有一些省份制造业、房地产拟建项目出现大幅减少。
（二）潜力空间
综合考虑储蓄率水平较高、高质量发展引导、政策支持力度加大等因素，我国发展现阶段投资需求潜力仍然巨大。对照对标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积极落实“稳投资”政策，深入挖掘未来投资增长空间，可以集中发力的有效领域包括：
一是高端制造业领域。按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快推进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大关键技术、高端装备、以及核心零部件和元器件领域投资，尤其重视集成电路、发动机、人工智能减速器等高技术产业项目投资。
二是新型基础设施领域。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5G商用步伐，研究规划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应用投资发展方案；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领域基础设施投资，积极储备、推介优质投资项目，创新新领域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
三是生产要素领域。加强对资源、环境、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领域投资力度，提高各类要素生产效率。加快推进能源、交通、水利等重大项目建设，适当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重点补齐清洁能源短板；加快推进环境保护、生态修复、环保工艺、防灾减灾等领域建设，增强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和容纳能力；加快推进人力资源、科学技术领域的投资建设，支持教育培训、科研创新等软投资项目。
四是社会补短板领域。促进社保、教育、医疗、健康养老、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根据不同地区发展情况，因地制宜，通过落实重大公共服务投资项目，提高区域发展协调性。 （来源：国家发改委网站）
前两月房地产投资销售数据点评2019年1-2月，房地产投资销售数据出现明显的背离。投资增长远超预期，房屋销售出现负增长，房地产企业资金来源、商品房新开工面积增速明显放缓，房价绝对涨幅放缓，但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涨幅稳定。房地产不同数据间的背离，说明了当前市场不同主体间博弈加剧，正处于选择方向的关键阶段。预计未来房地产投资增速平稳放缓概率较大，销售增速会有反复，价格整体趋稳。
一、投资增长超预期，施工加速、土地购置延续增长或是主因
2018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保持较快增长。从构成上看，商品住宅和其他商品房增长较快，非住宅房屋投资（商业+办公）出现负增长，土地购置费力挽狂澜，是拉动投资增长的绝对主力，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出现负增长。
2019年1-2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2090亿元，同比增长11.6%，增速比2018年全年提高2.1个百分点，超出此前市场预期。分析其原因，由于房地产投资按建设性质分的构成数据尚未，因此我们只能从常理来进行推断，背后主要可能是两方面原因：
一是施工进度加快或者是施工项目投资强度提升推高了房地产的投资，这个可以从施工面积增速或者是房屋工程造价等指标来进行观测。从施工面积看，1-2月商品房施工面积增长6.8%，增速比2018年全年提高1.6个百分点。如果单位投资强度不变，施工面积增速加快将带动建安工程投资保持相同幅度的增长。
如果考虑到建筑安装成本的价格变动，施工面积增速加快带动的投资加快会更加明显。以最近8年的商品房竣工房屋造价数据来看，除2016年出现小幅下跌外，其余年份均保持上涨，体现出较强的价格刚性。如果以2018年的房屋造价涨幅2.9%来推算，2019年1-2月施工面积加速将带动建安工程投资增长9.9%。
二是土地购置费依然保持较快增长。随着房地产项目的陆续开工，前期土地购置的有关成本（包含但不限于土地成交价款）将结转到当期，变为房地产投资的一部分。2018年全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中土地购置费达到36387亿元，增长57%，占比由2017年时的21.1%提高到2018年30.3%，上升9.2个百分点。
2019年1-2月的土地购置费数据尚未，但据前期相关数据推算，预计仍将保持30%左右的增速。
特别说明的是，土地购置费和土地成交价款是两个不同的指标，统计口径有明显差异。按照统计制度，土地购置费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而支付的费用，土地购置费包括：（1）通过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土地补偿费、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及土地征收管理费等；（2）通过“招、拍、挂”等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资金。土地购置费按实际发生额填报，分期付款的应分期计入。项目分期开发的，只计入与本期项目有关的土地购置费。前期支付的土地购置费，项目纳入统计后计入。而土地成交价款是指进行土地使用权交易活动的最终金额。在土地一级市场，是指土地最后的划拨款、“招拍挂”价格和出让价；在土地二级市场是指土地转让、出租、抵押等最后确定的合同价格。土地成交价款与土地购置面积同口径，可以计算土地的平均购置价格。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因素，预计2019年1-2月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增长9.9%，土地购置费增长30%，分别拉动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7.2和6.0个百分点。
二、销售延续前期态势，整体出现负增长
1-2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实现14102万平方米，同比下降3.6%，2018年全年为增长1.3%。其中，住宅销售面积同比下降3.2%，2018年全年同比增速为2.2%；办公楼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5.7%，降幅比2018年全年扩大7.4个百分点；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3.6%，降幅比2018年全年收窄6.8个百分点。销售额方面，商品房销售额增长2.8%，增速回落9.4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额增长4.5%，办公楼销售额下降6.2%，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额下降9.4%。
销售出现负增长基本符合此前的预期，这也是贯彻房地产调控精神取得的效果，销售降温对于稳定房价以及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土地购置面积跌幅较大，新开工面积增速放缓
从先行指标看，土地购置面积出现负增长，商品房新开工面积增速放缓，但这背后有着多方面的因素，且1-2月数据受春节及其他因素影响较大，无需过度解读。1-2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1545万平方米，同比下降34.1%，2018年全年为增长14.2%；土地成交价款690亿元，下降13.1%，2018年全年为增长18.0%。房屋新开工面积18814万平方米，增长6.0%，增速回落11.2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13597万平方米，增长4.3%。
四、房价绝对水平涨幅放缓，环比价格指数小幅回落,部分城市上涨压力尤存
从绝对价格看，2019年1-2月全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为9079元/平方米，同比上涨6.7%，涨幅与2018年同期和全年相比均回落4个百分点。其中商品住宅销售均价为8952元/平方米，同比上涨8.0%，涨幅比2018年同期回落5.1个百分点，比2018年全年回落4.2个百分点。
分区域看，东部地区价格绝对水平和涨幅均为最高（圴价12588元/平方米，上涨9.4%），中部地区均价最低，涨幅居中（圴价6819元/平方米，上涨7.2%），西部地区均价较低，涨幅居中（圴价6852元/平方米，上涨7.8%），东北地区均价居中，涨幅最低（圴价7753元/平方米，上涨2.5%）。
从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看，2月份，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指数比上月小幅回落0.05个百分点，上涨城市个数减少1个。其中，涨幅居前的城市有西宁、大连、大理、贵阳、济宁、徐州、遵义、石家庄、武汉、广州、西安、平顶山等12个城市，环比涨幅均超过1%，从城市分布上看，中西部居多，但分布较为分散，既有省会城市，也有非省会城市，表明当前房地产市场已由区域分化向城市分化转变。
五、前景分析：投资增速平稳放缓概率较大，销售增速会有反复，价格整体趋稳
展望后期，预计房地产投资增速逐步放缓可能性较大，主要依据是众多先行指标的下行压力明显，以及上年同期土地购置费基数较高。
而销售增速可能会有反复，随着“两会”的闭幕，房地产相关政策趋于明朗化，“因地施策、分类指导”将在不同类型城市间进一步加以影响。随着房屋销售政策边际的调整以及宏观调控政策的深化，房地产市场的博弈将会加剧，商品房销售形势会随之出现一定反复，但总体而言，“稳”是2019年房地产市场的主基调，销售不会出现大幅下滑，但也难以出现大的增长。
从价格上看，预计整体价格趋稳，但个别城市房价上涨压力尤存，对于房价涨幅冒头城市，预计还会采取类似2018年的快速响应机制，快速升级调控政策，确保房价不偏离合理波动范围。
（作者：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与房地产分析组）
前两月汽车市场产销调幅加大中汽协日前的的数据显示，今年2月，受春节长假因素影响，汽车产销环比呈较快下降，乘用车降幅更为明显，与上年同期相比，商用车产销呈小幅增长，乘用车有所下降。1-2月，汽车产销延续了下降趋势，乘用车降幅高于行业，商用车产销略有增长。
2月，受市场低迷和春节假期的影响，汽车产销量总体水平较低。一方面行业企业谨慎应对经济运行压力，另一方面降低生产节奏减轻终端压力。当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1万辆和148.2万辆，比上月分别下降40.4%和37.4%，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17.4%和13.8%。1-2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377.6万辆和385.2万辆，产销量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14.1%和14.9%。
2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114万辆和121.9万辆，比上月分别下降42.9%和39.7%，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20.8%和17.4%，降幅大于汽车总体。1-2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313.7万辆和324.3万辆，产销量同比分别下降16.8%和17.5%。乘用车四类车型产销情况看，四类车型销量降幅均超10%。其中：轿车产销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15.1%和14.7%；SUV产销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18.4%和18.6%；MPV产销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21.6%和27.4%；交叉型乘用车产量比上年同期增长5.5%，销量比上年同期下降22.1%。
新能源汽车同比高速增长。2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5.9万辆和5.3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50.9%和53.6%。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4.4万辆和4.0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51.3%和69.4%；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万辆和1.3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48.2%和18.6%。1-2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万辆和14.8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83.5%和98.9%。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1.1万辆和11.4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95.7%和127.9%；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3.9万辆和3.4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55.2%和38.5%。
中国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下降。2月，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52.3万辆，同比下降25%，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42.9%，比上年同期下降4.4个百分点；其中：中国品牌轿车销售11.7万辆，同比下降23.2%，占轿车销售总量的20.1%，比上年同期下降2.3个百分点；中国品牌SUV销售31.1万辆，同比下降25.6%，占SUV销售总量的58.6%，比上年同期下降5.5个百分点；中国品牌MPV销售7.4万辆，同比下降27.2%，占MPV销售总量的83.7%，比上年同期提高0.1个百分点。1-2月，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135.6万辆，同比下降23.0%，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41.8%，比上年同期下降3.0个百分点；其中：中国品牌轿车销售30.8万辆，同比下降13.9%，占轿车销售总量的19.7%，比上年同期提高0.2个百分点；中国品牌SUV销售82.3万辆，同比下降25.2%，占SUV销售总量的58.3%，比上年同期下降5.1个百分点；中国品牌MPV销售17.8万辆，同比下降26.7%，占MPV销售总量的81.6%，比上年同期提高0.8个百分点。
1-2月，汽车销量排名前十位的企业集团销量合计为345.3万辆，比上年同期下降14.9%，与行业降幅基本持平。占汽车销售总量的89.6%，略高于上年同期。
汽车出口继续呈现增长，2月，汽车企业出口为5.7万辆，比上月下降30.9%，比上年同期增长2.3%。分车型看，乘用车本月出口3.6万辆，比上月下降32.8%，比上年同期下降10.8%；商用车出口2.1万辆，比上月下降27.6%，比上年同期增长36.9%。1-2月，汽车企业出口14.1万辆，比同期增长4%，分车型看，乘用车出口9.1万辆，比同期下降9.6%；商用车出口5万辆，比同期增长42.9%。 （来源： 《国际商报》）
中国杠杆率进程2018年度报告当前，要在稳杠杆与稳增长之间取得平衡,坚持“稳中求进”。“稳”着眼于短期，突出需求侧管理。稳住总杠杆，才能稳住总需求。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加杠杆，以及地方隐性债务的显性化，比如适当提高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与专项债务限额。“进”要着眼于中长期，突出金融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旨在消除传统体制的弊端，包括推进无效特别是僵尸企业的破产重组，让市场清理机制发挥作用；硬化国企与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破除政府兜底幻觉；突出竞争中性，纠正金融体系的体制偏好等。
一、总判断：宏观杠杆率首次下降
总体来看，2018年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出现了自2011年以来的首次下降。2018年,包括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实体经济杠杆率由2017年的244.0%下降到243.7%，下降了0.3个百分点。2008-2016年是我国快速加杠杆的时期，这8年间杠杆率共上升99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超过12个百分点。2017年是去杠杆富有成效的开端，杠杆率增速有所放缓，全年微升了3.8个百分点。2018年杠杆率得到进一步控制，相比2017年年末已经有所下降。
从结构上看，除了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较快外，非金融企业去杠杆的力度较强，政府部门显性杠杆率略升但隐性债务增速趋缓，金融部门杠杆率进一步下降，结构性去杠杆的特征非常明显。
具体看：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从2017年的158.2%下降至153.6%，全年共下降了4.6个百分点；政府部门杠杆率由2017年的36.4%微升至37.0%，全年共上升0.5个百分点；居民部门杠杆率由2017年的49.4%升至53.2%，全年上升了3.8个百分点。2018年总杠杆率下降主要得益于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的大幅下降。
金融部门杠杆率继续回落。从资产和负债两端分别统计金融部门的杠杆率仍在继续下降，资产方杠杆率由2017年的70.3%下降到60.6%，负债方杠杆率由63.4%下降到60.9%，降幅分别达到9.6和2.5个百分点。相比于实体经济部门，金融部门去杠杆的力度更强。
二、各部门杠杆率的风险分析
1.居民杠杆率增速较快
居民杠杆率的上升趋势并未有所缓解，全年共上升了3.8个百分点，2008-2018年这10年间共上升35.3个百分点，年均增幅3.5个百分点。全球比较来看，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并非中国独有现象。二战以来，发达经济体普遍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美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在20世纪50年代仅为20%，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最高点已接近100%。其中上升最快的一段时间是2000-2007年。2000年美国居民杠杆率为69.9%，仅7年时间便上升了28个百分点。而我国目前也正处于杠杆率增速较快的时期，从2008年的17.9%上升至2018年的53.2%，10年间上涨了35个百分点，增速与美国2000-2007年间相当。需要引起警惕。
截至2018年末，我国居民贷款规模达到47.9万亿，其中中长期消费贷29.0万亿，占比61%，短期消费贷8.8万亿，占比18%。住房按揭贷款是中长期消费贷款中的最主要部分，2018年末达到25.8万亿，占全部居民贷款的54%。住房按揭是居民部门加杠杆的主要途径，同比为17.8%左右。而短期消费贷款虽然占比不高，但近几年来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全年增长了29.3%。由此可见，短期消费贷款是拉动贷款余额上升的主要动力。2017年房地产市场的火爆后出台的限贷政策曾将一部分住房贷款需求挤压到短期消费贷款，当时短期消费贷增速曾达到40%以上。随着监管机构的重视及相应监管手段加强，居民借消费贷来支付房地产首付的现象已经得到抑制，短期消费贷的增速也出现大幅回落。这一增速尽管回落，但仍远高于居民全部贷款增速。在新一代消费群体借贷意愿增强、互联网金融持续发展、银行零售业务加快转型的背景下，预计短期消费贷款仍会保持一定的增速。下一阶段要关注包括信用卡、基于互联网的信用类产品、消费金融类贷款、现金贷等在内的信用类消费贷款的共债与杠杆风险。
2.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大幅回落
非金融企业部门延续了2017年去杠杆的势头，杠杆率由2017年的158.2%回落至153.6%，下降了4.6个百分点。企业杠杆率自2017年1季度达到161.4%的峰值后持续下降，当前水平相比峰值时期已下降7.8个百分点，除2018年1季度稍有反弹外，下降趋势已保持了7个季度。
非金融企业去杠杆取得成效，但其贡献主要在民营企业。2018年，国有企业总负债上升了16.0%，而民营企业为主的工业企业总负债仅上升了2.9%。结果就造成国企债务占整个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的比重在不断攀升。根据我们的估算，2018年国企债务在非金融企业债务中的比例为66.9%，比2017年上升了5.5个百分点。比起2015年第二季度的较低水平，更是上升了10个百分点。尽管我国企业杠杆率水平就全球而言都是数一数二的，但仔细分析，其中国企债务占比超过六成；而这些国有企业杠杆率中，又有一半左右是所谓融资平台债务，这部分是和地方政府有直接关联。如果扣除掉融资平台债务，企业部门杠杆率风险也就不那么凸显了。
企业债余额基本保持稳定，从2017年末的18.4万亿微升至20.1万亿，占GDP比例维持在22.4%。2018年出现了企业信用债券违约的，债券违约的主要是金融去杠杆环境下信用收缩、融资渠道特别是非标融资渠道收紧导致的，其中民营企业受到的影响尤其显著，违约风险更为集中。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资金来源受到地方隐性债务治理的影响，较为依赖于地方政府支出的一些企业出现了兑付困难，这主要体现在与PPP相关的基建类行业。我们预计2019年随着对民营企业信贷支持力度的加强、资本市场回暖及其对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改善，企业债违约规模将大幅下降。
3.政府部门杠杆率略有上升，隐性债务增速下降
中央政府杠杆率从2017年的16.4%上升至16.5%；地方政府杠杆率由2017年的20.1%上升至20.4%；政府总杠杆率从36.4%上升至37.0%。
地方政府债券规模依然增长较快，从2017年末的14.7万亿上升至18.1万亿，增长了23%，同期国债和城投债规模各自增长了11%和8%。地方债券规模自2017年超过国债规模后，与国债规模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已经成为债券市场中最主要的品种。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长得到有效控制。从融资平台来看，融资平台债券规模增速明显放缓。2018年末，Wind所统计的城投债余额为7.7万亿，增长了5600亿元，同比增长8%。而2004-2016年全年的增长幅度都在1万亿以上，同比增速均在20%以上。城投债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增速放缓反映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速的下降。2019年，稳增长的压力难以消除，对于基建投资和地方融资平台的倾斜和依赖都是不可避免的，从而预示着城投债市场在短期内可能仍会维持偏于宽松的政策环境。
从融资工具来看，信托贷款、PPP等工具的融资规模有所下降。信托业协会所公布的信托资金中投向于基础产业的部分主要是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其2018年3季度末的规模为2.9万亿，相比2017年末下降了3200亿，与信托贷款下降的趋势基本一致。从PPP规模来看，2018年末PPP投资总额19.7万亿，相比2017年末增长1.5万亿；其中处于执行阶段的项目有所上升，从4.6万亿上升至7.5万亿；但处于执行之前阶段的PPP项目都有所下降。前一阶段各地都在落实PPP项目集中清理工作，对不合格的项目进行清理退库或整改。由于处于执行前期的项目减少，地方政府在PPP项目上的隐性杠杆率也将继续下降。
从政府资金支出来看，2018年基建投资增速出现了断崖式下跌，本质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去杠杆。根据我们的估算，基建投资中，大约有15%左右的资金来自预算内，约5%左右来自政府性基金（主要是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其余部分则来自于社会资本。而这部分社会资本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到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或者是PPP形式下的优先受益权，或者来自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投资，甚至部分直接来自于地方政府提供了隐性担保的资金。2018年随着对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严控，以及对地方官员的终身追责，基建投资的社会资金来源受到较大影响。2018年全年基建投资增速仅为3.8%，相比于2017年全年的19%增速，出现明显下降。
综合来看，虽然政府显性杠杆率有所上升，地方债上升规模较大，但并没有完全填补由隐性债务增速下降所造成的缺口。未来，仍需继续推进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显性化的过程，即适当提高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与专项债务限额，保持地方政府投资支出的稳健性；同时适度提高中央政府杠杆率。
4.金融部门大幅缩表，去杠杆目标基本实现
资产方统计口径杠杆率由2017年末的70.3%下降到60.6%。负债方统计口径杠杆率由2017年末的63.4%下降到60.9%。金融杠杆率依然在快速下降，且资产方口径杠杆率与负债方口径的杠杆率基本回归一致，银行表外业务明显收缩，金融去杠杆目标已基本实现。
从银行的角度来看，2018年商业银行总资产同比增速为6.8%，处于历史较低的水平。银行同业资产下降是总资产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银行持有其他银行的债权从2017年年末的29.6万亿下降到28.7万亿，银行持有其他金融机构的债权从2017年年末的28.1万亿下降到25.9万亿，二者加总占银行总资产的比例从23.1%下降到20.5%，已回落至2013年水平。
从非银行金融机构来看，大部分金融资产规模都在下降。基金公司及子公司专户业务规模从2017年末的13.74万亿下降到11.30万亿，共下跌了2.44万亿；证券公司资管规模从16.88万亿下跌至13.40万亿，共下跌了3.5万亿；信托资产余额由2017年末的26.25万亿下降至2018年3季度末的23.14万亿，共下跌了3.1万亿；其中与银信合作关系最紧密的单一资金信托由12.00万亿下降至10.25万亿，半年下降了1.8万亿，信托资金下跌主要是去通道化带来的结果。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总资产基本都在萎缩，主要原因是直接从商业银行流入到这类金融机构的资产变小。
三、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稳中求进”去杠杆
1.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
2019年，政府首次将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放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理解金融供给侧改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放松金融服务领域的市场准入，积极发展专门服务于民营经济的中小金融机构和非国有金融部门。特别是，对影子银行不能单纯采取“堵”的方式，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营企业的资金可得性问题，应通过疏堵结合，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使其在相对自由的市场环境中为民营经济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二是进一步发展更具包容性的资本市场，有效支持民营企业进行直接融资。应以科创板和试点注册制为契机，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改善民营经济的融资便利性。在发展股权融资的同时，也应进一步拓宽中小微企业的债券融资渠道，包括支持中小企业集合债的发行，发展中小企业高收益债券、私募债，探索小微企业金融债等，并通过鼓励小微企业贷款资产证券化等举措，推动债务融资工具创新。
三是推动利率体系“两轨合一轨”，改善对金融机构服务民营经济的定价激励。当前在利率形成机制上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是仍存在比较严重的双轨制问题。一方面，货币市场定价机制的改革推进的相对深入一些，利率市场化程度已经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而另一方面，在存贷款利率方面仍由央行公布基准利率作为指导，实际定价是以此为基础加减点形成。这种两轨并存的情况表明，货币市场利率向信贷利率的传导并不畅通；而且会刺激套利行为，加剧资金体内循环，弱化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为此，应尽快实现存贷款基准利率与货币市场利率的并轨，把定价权真正交给金融机构，显著提高存贷款利率与货币市场利率之间的相关度，逐步形成统一的“内部资金转移定价（FTP）”曲线，改变目前定价分割的现状，增强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意愿。
2.金融供给侧改革对结构性去杠杆的影响
金融供给侧改革与结构性去杠杆密切相关，前者从金融供给侧强调金融业的结构性调整，优化金融结构，后者从实体经济角度强调宏观金融系统性风险，优化经济结构。金融供给侧改革对杠杆率及宏观金融风险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促进结构性去杠杆进程。金融供给侧改革强调金融机构对中小微企业的服务，适当增加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服务力度。在国企和地方政府结构性去杠杆的同时，对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适度加杠杆，有利于实现结构性去杠杆的目标。
二是改善企业融资结构，降低债务融资占比。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大力发展多层级的资本市场结构，提高直接融资占比。目前直接融资整体规模有限且结构较为简单，发展直接融资有利于缓解清理影子银行所造成的金融供给缺口，提高股权融资比例，加强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稳定宏观杠杆率。
三是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金融行业自身的结构优化，降低由于各类套利所产生的无效产能。产能出清有利于降低金融业增加值占比，使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降，缓解整个经济体的还本付利负担。
四是增强宏观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杠杆率的最大风险在于其面临违约时所产生的冲击及传染效应，因此采用更新的信息处理技术和金融科技将有利于更有效的控制违约风险，降低违约风险和金融传染。在相同的宏观杠杆率水平下，宏观金融稳定性更强。
3.坚持稳中求进的去杠杆思路
当前面临着内外部冲击以及下行压力加大挑战，需要在稳杠杆与稳增长之间取得平衡。因此，要坚持“稳中求进”，不可操之过急。
第一要“稳”，着眼于短期，突出需求侧管理。稳住总杠杆，才能稳住总需求，这是面临内外部冲击以及增长前景不确定的情况下非常必要的做法。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加杠杆（比如多发债），以及地方隐性债务的显性化（比如适当提高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与专项债务限额），以改变过去主要靠居民部门加杠杆来稳住总杠杆的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