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室气体造成气候变暖的原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温室气体造成气候变暖的原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21世纪是人类科学发达的一个世纪，就是因为人类的生活越来越进步了，所以导致人类对地球的环保越来越不重视。虽然现在人类知道了严重性，在大力推广要保护环境，但还是防不胜防啊！

比如一些黑心厂家为了省钱，没经过处理就把废水、黑烟、垃圾，排到了大自然里，比如现在生活好了，汽车也普遍了，但尾气的污染可少不了等等。这不，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认为，人类活动是造成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而气候变暖又是由于大气中聚集了大量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按照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浓度指标PPM计算，1万年以来，其指数始终保持在约270左右，40万年来其指数徘徊在200—280之间，可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这个指数猛增，达到了现在的360，而且这个指数还会增加，所以还会更热。

二．植物释放出大量的甲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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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气候变化；应对政策；公众认知；中美比较

0、引言

近年来极端恶劣天气频发，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破坏，造成数以亿计的经济损失。科学研究认为，气候变化的趋势主要是气候变暖。近100多年来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升高了0.3℃～O.6℃，海平面平均升高了10～25厘米。而导致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化石燃料的燃烧、大规模的工业污染、森林砍伐以及土地用途改变等种种人类活动造成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积聚。这些气候变化现象及其引发的后果越来越引起人类社会的关注和各国政府的普遍重视，关于气候变化的研究也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科学家们在科学层面上的探讨，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气候变化带来的有关政治、经济以及伦理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富国是否对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负有特殊的义务，发达国家是否对很大比例的历史排放负有责任，排放所产生的成本是否已经不成比例地降临在穷国?世界各国应如何公平地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和义务正成为热议的话题和争论的焦点。

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气体排放量最多的两个国家，根据目前的国际谈判情况，两国都面临着巨大的碳减排压力。中国进行碳减排的重点在于转变高耗能的生产方式，美国进行碳减排的重点则在于转变高消耗的生活方式。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中国和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如何，采取的政策与措施是否积极有力，对于国际社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时，两国政府的态度与应对措施对国内民众关于气候变化的认知也有着极大地影响，民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应对行动选择，直接影响到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落实与实施效果。因此，比较中美两个碳减排大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分析两国公众对于气候变暖的认知情况，发现存在的问题，有利于为两国制定合理的减排政策提供依据，有利于促使两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1、中美两国应对气候变化国策的比较分析

尽管气候变化问题存在诸多争议，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各国应该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各个国家根据自身利益以及气候变暖的现状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了若干国策。美国与中国是世界上两个碳排放大国，这两个国家碳排放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影响着整个世界碳排放的趋势，而两国推行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也有所不同。

1.1　摇摆、消极的美国气候变化国策

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法律与政策实体。政策制定的主体有联邦政府与州政府。联邦政府在制定气候国策时表现出了摇摆不定，在减排与经济发展两方面的比较中选择经济发展优先于应对气候变暖的战略。具体表现为：①早年美国在推进全球气候问题的对策研究上相当积极，1992年美国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成员国，并且成为第四个批准该框架公约的国家。②1997年7月25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伯瑞德一海格尔决议，标志着美国进入气候变化政策的消极时期。该协议的中心思想是美国将拒绝签署任何与《公约》有关的协议。2001年3月28日，小布什政府宣布退出《京都协议书》。自1997－年2005年，美国联邦政府鲜有法律或政策的行动，美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总体上处于最消极时期。③2005年，俄罗斯加入《京都议定书》，美国感受到了来自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国际压力。同年的卡特丽娜飓风等严重自然灾害也使得美国开始重新审视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严重影响。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推出《气候安全法》，其目标是2005年的排放量作为2012年的总量的控制目标并逐年减少。④奥巴马政府就职后，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奥巴马政府内外政策中仅次于推动美国经济尽快复苏的优先议程。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表明美国的气候政策迈出了积极一步。

1.2　持续、积极的中国气候变化国策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碳排放总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碳排放总量第一的国家。中国碳排放国策是世界瞩目的焦点。中国在气候变化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国际上普遍认为中国的减排对于全球控制气候变化的进程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国在减排国策的制定上一直持积极的态度。①1993年1月5日中国批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公约》推动了中国各职能部门间政策协调的发展。自《公约》于1994年生效后，中国政府以认真负责的态度，积极履行在《公约》下做出的承诺。2002年8月，中国核准了《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议定书》生效后，中国又建立了清洁发展机制(CDM)领导和管理体制。中国专家积极参加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工作，为相关报告的编写作出了贡献。②中国认真履行本国在《气候公约》和《议定书》下的义务，于2004年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并于2007年6月《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在《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中国提出了到2010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目标，即：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政策措施取得明显成效，到2010年比2005年降低20％的能源密集度。③2008年6月9日，中国央行公布的国内排放贸易计划，包括从温室气体排放到水污染的每一项，加快国家对“绿色”推动增长的初步轮廓。“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显示，中国“十二五”时期将着力发挥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在节能减排中的作用。中国政府面对气候变化，在国际上积极参与支持国际合作，在国内组织筹建应对气候变化的组织机构，并主动采取政治、经济手段等一系列的措施和行动应对气候变暖。2中美两国公众应对气候变化认知差异性比较分析

2007年，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美国促进委员会(AAAS)以及非营利组织组成的工作组撰写的报告《气候素养：气候科学的必要原则》中正式提出“气候素养”这一概念，即指个人或者社会团体对气候的理解，该理解包括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和气候对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一个具有气候素养的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理解地球气候系统的主要规律原则；知道如何科学的评估哪些关于气候的信息是正确的；有目的的了解并与其他人交流有关气候和气候变化的问题；对于有可能影响气候的问题，能够做出有效和

负责的决定。国民气候素养的形成一方面依赖于教育的实施，另一方面决定于政府推行的政策、态度及大众媒体的导向。

如上节所述，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国策方面有较大的差距，那么这种差距在两国民众的气候素养上是否有所体现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们通过一些调查数据来进行分析和判断。美国的调查数据来自于乔治梅森大学与耶鲁大学的联合小组(以下简称“联合小组”)和皮尤研究中心的问卷调查，中国的数据来自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问卷调查。“联合小组”于2011年4月23日至2011年5月12日在美国做了关于气候素养状况调查。调查涉及1010人，样本的总有效率为95％。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于2009年9月30日至2009年10月4日开展相关的问卷调查，调查涉及1500人，样本的总有效率为95％。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于2011年3月18日至2011年4月20日对网民、大学生以及县域居民开展了调查。对于网民与大学生采取网上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于县域居民采取实地问卷调查的方式。参与调查的网民为3599人，问卷总有效率为96.97％；参与调查的大学生为6750人，问卷调查的总有效率为98.15％；参与调查的县域居民为1513人，收回有效问卷763份。

2.1　中美两国公众对于气候变暖的认同度极其相似

有关气候变暖的问题最早出现在文献中是19世纪末。对于气候变暖的问题，科学界争论不断，两国公众是如何认识这个问题的呢?调查结果见表1。中美两国公众对气候变暖持肯定态度的人数比例惊人的相似。中国公众赞同气候变暖的比例为65％，美国公众赞同气候变暖的比例为64％。持否定观点的民众比例差距较大，中国公众认为气候没有变暖的比例为8％，而美国公众持否定观点的比例为18％。

2.2　科学结论对美国公众关于气候变暖的认知影响更大

2.2.1　科学家的结论对美国公众认知的影响程度高于对中国公众认知的影响程度

应对环境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由于全球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使得决策者在应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得不向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寻求建议。调查结果见表2。美国公众非常相信科学家确认全球变暖的比例为21％，中国公众非常相信的比例为10％，美国公众相信程度要远远高于中国公众。由此可知，美国公众关于气候变暖的确切认知主要来自于科学家的结论。原因是：一方面美国政府较早以前就非常重视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也得到了很多权威性的结论。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为了推行其保守的气候政策，采取有目的系统性行动操纵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及结果，而不是采取行政手段，使得美国公众得到了更多的来自科学研究的信息。

2.2.2　欧美严寒对美国公众关于气候变暖的认知有所影响

自2009年末到2010年初，欧美各国先后出现暴雪、暴雨等极端天气，这是继2009年11月中下旬出现严寒天气之后，西欧部分地区和美国东部又出现降温天气。这种极端天气现象的出现对于气候变暖的观念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调查结果见表3。美国公众对气候变暖持非常怀疑态度的要高于中国公众10个百分点。可见切身感受会影响人们对于气候变暖的认知。但我们还要看到，尽管经历了严寒，仍有23％的美国公众对气候变暖一点都不怀疑，这个比例高于中国公众13个百分点。说明美国公众对于科学结论的信任程度非常高。

2.3　中国公众对于碳减排政策的支持比例远高于美国公众

有关对碳排放政策的支持情况调查，结果见表4。美国公众支持实施碳减排政策的比例为50％，反对的比例为38％，不知道或者中立的占12％。而中国公众支持碳减排政策的比例为76％，远高于美国公众。选择反对的比例为3％，远低于美国公众。调查的结果表明中国碳减排政策得到了更多的公众的支持，政策制定的空间比较大，而美国政策制定受到的阻力则会比较大。因此可以看出，美国碳减排政策的出台将会是个漫长且困难重重的过程。同时也可以看出奥巴马政府虽然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但是要想通过参议院达到2020年削减以1990年为基础的碳排放量4％的目标是非常困难的。

2.4　中美两国公众对于气候变暖的原因认知存在较大分歧

在问及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时，中美两国公众认知存在较大差异，见表5和表6。我国公众中有27％的受访者认为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因素造成的，73％的人认为是由于人为活动带来的，其中36％的受访者选择了温室气体排放，有24％的人选择大气污染物增多，13％的人选择了城市化。美国公众中47％的受访者认为是人为因素造成的，这个比例远远小于我国。而有35％的人认为是由于自然因素造成的。

2.5　中国公众对于重要的气候政策更为了解

为了考察公众对国家气候政策了解程度，我们设计了“您知道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内涵吗?”这一题目对我国公众进行测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我国在国际社会进行气候谈判时中国维护本国利益的一个基准点，是我国国际谈判的基础。相对应的，美国在碳减排方面最重要的原则是“总量控制与交易”。我们用“您知道什么是‘总量控制与交易’吗?”这一题目测试美国公众的政策了解程度，结果见表7。美国公众对于非常重要的气候政策“总量控制与交易”表示不知道的比例达到55％，而中国公众中对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表示不太了解或根本不了解的人仅为17％。有46％的中国公众对于这个原则表示知道很多。由此可见，中国公众在对国家气候国策的了解程度要远高于美国公众。

3、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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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环境法背后的驱动力通常是科学，其发展的科技推动来自于科学家、大学等学者和研究机构。科学对于国际环境法的驱动性使其与依靠政治、经济和商业规则来推动法律发展的国际公法其他领域区别开来。全球气候变化作为近年来国际环境法上的热点问题，首先是作为自然科学问题而渐渐进入政治家和立法者的视野的。气候变化作为国际问题的发展过程，可以以其与社会科学联系的紧密程度作为标准而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气候变化仍处于独立的科学问题阶段; 第二阶段，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法领域的重要议题，与其相关的国际法律文件也逐步发展起来。在其科学话语建构已经基本完成的基础上，气候变化从单纯的科学问题进入了国际政治公共空间。

( 一) 气候变化作为科学问题的提出与发展

1896 年，瑞典科学家Svante Arrhenius 第一次提出人类焚烧煤炭等化石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进入大气，会引起地球平均气温的升高，但当时大部分科学家都认为人类活动不会引起气候变化。20 世纪中期，科学家逐渐认识到地球正处于变暖过程中，但认为这仅仅是气候自然变化周期中的一个阶段性现象。20 世纪70 年代斯德哥尔摩会议之后，环境保护主义的逐日兴起使得科学家开始担忧人类活动对地球气候的影响，某些科学家在学术会议上已经发出了人类应采取积极措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警告。但由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不确定性，以及地球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国际上对于政府是否应采取行动，以及该采取哪些行动存在着巨大的争议。与此相关的企业和利益团体开始花费大量资金进行游说，并资助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科研机构进行选择性的科学研究，力图遏制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性问题的趋势，打消政治家和立法者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疑虑和未来可能采取的措施和行动。气候变化从科学问题转向政治家和立法者所关心的国际议题的发展趋势并没有因此而停滞下来。

1979 年，世界气象组织( WMO) 在其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上号召世界各国政府重视和防止人为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这标志着气候变化第一次在国际上被承认为一个严重的问题。1988 年11 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 和世界气象组织( WMO) 联合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该组织一直致力于在全面、客观、公开和透明的基础上，对世界上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信息进行专业性和科学独立性的评估，为政府提供尽可能可靠的建议，并于1990 年、1995年、2001 年和2007 年四次了IPCC 评估报告。IPCC 在气候变化领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的四次评估报告影响了科学界和社科界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并最终使得科学界对于气候变化问题达成了基本一致性的意见，这也直接反映在IPCC的第四次报告中: 据观测， 20 世纪中期以来全球平均温度升高的大部分很有可能是由于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所导致的。

自此， IPCC 成功地履行了其使命( 尤其是其报告中的Summary forPolicymakers) : 为政治家和立法者制定法律政策和领导社会采取气候变化减缓行动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同时， IPCC 的报告也引导了气候变化科学认知的过程，使气候变化问题从科学问题真正进入并深入到国际政策和立法的进程中。人们意识到，气候变化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科学问题，更是社会科学问题。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气候变化问题是社会问题，是增长的极限的问题。解决气候变化也不能仅靠自然科学，更重要的是社会层面上的政策制定与行动努力。

二、国际环境法视角下的挑战与应对

( 一)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一般认为是在1992 年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中确立的。该宣言的第7 条指出: 各国应本着全球伙伴关系的精神进行合作，以维持、保护和恢复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鉴于造成全球环境退化的原因不同，各国负有共同但是有差别的责任。发达国家承认，鉴于其社会对全球环境造成的压力和它们掌握的技术和资金，它们在国际寻求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承担着责任。1992 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 条第1 款，再次重申了这项原则，各缔约方应当在公平的基础上，并根据它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为人类当代和后代的利益保护气候系统。因此，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当率先对付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国家履行国际环境法上的国际义务的基础，它包含两个相互关联而不可分割的内容，即共同责任和区别责任。具体到气候变化领域，共同责任，是指气候变化作为全人类共同关注事项，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必须行动起来，保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不应以技术落后、资金不足等理由来逃避对全球环境的共同责任。发展中国家虽然不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但也要通过编制温室气体国家清单、制定国家方案、加强科学研究和信息交流，鼓励公众参与来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区别责任是指: 首先，造成气候变化的大部分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是由欧盟和美国的历史排放所造成的，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负历史责任。其次，发展中国家有其合法的优先发展事项，例如消除贫困等，而发达国家已通过历史上对气候资源的消耗使用实现了当前发展中国家的优先发展事项。再次，除了历史责任之外，基于国际环境法上的污染者负担原则和风险预防原则，发达国家也必须承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4 条也体现了区别责任的内涵: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额外资金; 帮助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发展中国家支付其适应气候变化的费用; 促进、方便和资助发展中国家环境无害技术的发展等。《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从2008 年到2012附件一国家必须完成的削减目标也体现了区别责任的要求。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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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极端天气；科普；环保；活动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呈现出增多增强的趋势。高温不断刷新历史纪录，地震、洪灾无情而至，干旱致农民饮水困难、颗粒无收，而今这些常见的气候灾害，却侵扰我国大部分地区，并趋于频密。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以极端天气的影响为契机，以大队部为载体，为队员开展一系列环保教育的活动，使队员们“从小做起，从小事做起”，内化环保意识，养成良好的环保习惯。

一、了解极端天气的影响，初步树立环保意识

首先通过让学生自己动手上网查询近几年中国的极端天气的具体情况，了解极端天气给全国带来的影响，从客观的数据上感受极端天气带来的后果，初步树立环保意识。

通过亲自动手查询，体验极端天气带来的影响，队员们开始有了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认识到他们的生活不仅有阳光雨露，幸福快乐，而严峻的环境问题正威胁着他们未来的生存，队员们开始萌发了保护环境的意识。

二、查询极端天气的原因，逐步提高环保意识

主要研究极端天气――高温形成的原因，进一步分析影响高温的次生环境因素产生原因，总结孩子们身边能接触到的影响因素，提高孩子们的环保意识。

1.高温形成的原因

高温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大气环流异常与热能累积、温室气体增加有关。热能累积，全球变暖的两大因素：自然因素和次生环境因素。

2.次生环境因素产生的原因

（1）人口剧增因素：人口的剧增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因素之一。

（2）大气环境污染：城市建设是影响大气质量的重要原因，其主要来源可概括为三大方面：燃料燃烧、工业生产过程、交通运输等。

（3）酸雨：由于天气干燥而自燃等自然因素；工业污染、纸张需求量猛增等因素造成森林面积锐减，破坏了生态，增强了温室效应。

通过对极端高温天气形成原因的深入分析和探究，孩子们的环保意识逐步提高了。

三、通过开展各种活动，初步形成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感

活动育人是每个教育工作者都深知的教育方法，所以我校大队部把开展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作为强化学生环保意识与主体自觉参与环保活动教育的最佳途径。

1.走进大自然中，感受环保的重要

我利用学校组织的春、秋游活动，带领学生游览周边的绿色公园，观察花草树木生长、四季的变化、动物与昆虫，充分感受大自然的美丽，激发学生对大自然的热爱。认识到保护动、植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只有保护自然、保护动植物，才能实现地球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2.走进家庭社区，做环境的小主人

环保教育的主体是孩子，只有充分发挥孩子们在环保活动中的主体作用，才能调动他们环保的主动性、积极性，最终使其成为具有环保主体精神的人。鼓励他们将学到的环保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带动家人、邻居共同进行环保，充分调动家长与学生的积极性，组成以学校为中心的家庭、社区循环网。

四、回到学校，逐渐形成科技环保技能

一个个丰富多彩的环保教育活动，一次次深刻的环保教育过程。震撼着队员们的思想，强化了他们的环保意识，使他们从内心发出了强烈的主体参与环保活动的积极性和社会责任感。回到校园，营造人人争当“环保小卫士”的氛围。

1.营造环保氛围，争当环保小卫士

“戴红花、夺红旗、争当环保小卫士”是我们学校的系列环保活动，采用积分方法进行评比。如，收集一节废电池可以得一分，并获得一朵粉花；收集十张废纸得一分；收集一个塑料瓶得一分。累计5分，即5朵粉花可以换取1朵红花，由此类推，5朵红花可换取1面粉旗，5面粉旗可以换取1面红旗，根据红旗数评选“环保小卫士”。学生在环保活动中实现着一个一个的小目标，同时又为自己树立了新的目标，在体味成功喜悦的同时，迈出自我教育的一步。

2.开展形式多样的环保教育活动

每逢3.12植树节、3.22世界水日、4.22地球日、6.5环境日等环保日和资源日，我们都给学生组织有关的活动。例如，植树种草、环保画、环保手抄报比赛、节水方案设计、保护动物百人签名、青少年保护动物观点调查等。让学生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进行自我教育，逐渐形成环保技能。

3.撰写环保小论文

通过组织学生实地调查，亲身体验环保的重要性。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确定主题，他们撰写了质量不等的环保小论文，或许很多还算不上小论文，但是一份份记录翔实的报告、一张张触目惊心的照片、一条条合理化的建议，无不显示出孩子们参加环保、热爱环保的自觉性。

五、内化环保意识，最终在全校形成气候

经过了一系列的环保活动，目的是为了使环保成为队员的一种意识、一种习惯。通过此次活动，我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孩子们变干净了、教室变干净了、整个校园变干净了。在每个教室都可以看见一则《环保小守则》，相信这些守则已经扎根在学生的头脑中，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

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地做这项事业，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使学生从小做起，从小事做起，定能保护好自己“暂且”还很美好的家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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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向未来的困惑:低碳经济命题的复杂内涵与多重视角

1.气候命题

考察源起的背景,低碳经济首先应该是一个气候命题。1988年,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国环境署(UNEP)共同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PC),作为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评估和咨询机构,IPCC自成立以来,分别于1990、1995、2001和2007年四次发表评估报告,这些报告是国际社会认识和了解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科学依据,对国际气候保护尤其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和生效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后京都时代一些国际气候保护协议的形成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由这些报告解读出来的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的命题渐渐为全世界所知。如今,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不断增长,能源使用持续加剧,由此带来的环境问题及其诱因日益凸显,除了烟尘、光化学污染和酸雨等危害,由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不断升高带来的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业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然而,如果我们对这个气候命题进行哲学思考,我们将看到这一命题主要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为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二为全球气候变暖的后果。对于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我们至少可以做两种反思:其一,茫茫宇宙中是否只有地球在气候变暖?其他星球有无气候变暖的问题?这样就有了第一个困惑,那就是气候变暖是否只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有没有可能是气候自身周期性变化的表征?其二,不但地球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物质体,其本身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因素我们尚且不知,而且如果进一步放眼到茫茫宇宙,气候变化的影响因素更是错综复杂,更不为我们所知,我们又如何能立即断定气候变暖就是因为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过量排放所引起的?这也是困惑之一。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后果,大致是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地球生态系统严重破坏、气候严重失常、生物物种灭亡乃至人类灭亡等。应该说这些都是人类在现有科学技术条件下、在一定时段内观察到的现象,现象背后的本质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证实,未来谁也无法预料。况且,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影响都有正反两方面,由此,气候变暖对人类的影响是否会有好的一方面呢?

2.经济命题

低碳经济既然是经济,它自然是一个经济命题。我们说低碳经济,当然是认为另外存在一个高碳经济,也就是说,自19世纪40年代工业革命以来,至少到低碳经济模式真正形成,我们所依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高碳经济的。正是出于对高碳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深刻的哲学反思和批判,我们才有了对低碳经济和以环保为核心的所谓“后工业时代”的无限憧憬。然而,如果我们对低碳经济再进行反思,我们会发现,所谓的气候保护不应仅仅停留在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上,如果不对现代工业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仍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换句话说,造成气候变暖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深层原因应该是现存的成本外化的高碳工业化模式,要发展低碳经济,不能不彻底改变这种模式,而不是隔靴搔痒似的寄希望于外部减排。那么,我们将面临另一个困惑那就是,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要彻底转变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将面临巨大的挑战。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要跨越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阶段对大多数国家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难题。生产模式还将继续依赖高碳能源不说,现在全球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普遍向往和追求高碳的消费模式。同时,国际贸易关系的基础也是依托于高碳经济模式的,至少目前看来也不可能会有根本转变。

3.技术命题

低碳经济的形成依赖于低碳技术,因此,低碳经济又是一个技术命题。低碳经济的核心在于能源和减排方面的技术创新。我们可以把低碳经济分解成互为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现有能源的节能、降耗、减排,另一方面是可再生能源和其他清洁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无论哪一方面,都建立在低碳技术的研发与应用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技术创新是低碳经济的本质所在。这里的困惑在于,能源的降耗或者说高效利用目前还存在明显的技术瓶颈,比如新的工业生产方法、运输方法和存储方法等。同时,目前一些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指欧美国家)出于保护自身利益出发,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一些新技术的研发应用设置阻碍。更何况要使全球广大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绕开高碳模式直接像一些发达国家一样花更多代价致力于低碳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这本身就是一件难以实现的事情。至于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清洁能源的研发应用,至少目前看来离市场化、实用化目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太阳能光伏发电成本很高,大约是煤电水电的5至10倍;风能发电的价格也高于煤电水电;生物质能如以玉米、甘蔗、甜菜为原料的乙醇燃料和以油菜籽、大豆为原料的“生物柴油”等,需要占用大量耕地资源,增大对粮油作物的消耗;至于氢能,毕竟是二次能源,它的提取仍然要消耗其他能源;而所谓的“甲醇经济”,看似非常清洁,但甲醇燃烧后还是会产生二氧化碳,等等。况且,目前国际上对于低碳技术的转让问题也莫衷一是、困难重重。总之,低碳技术的困惑在于成本问题、技术瓶颈以及国际支持等。

4.政治命题

正是由于追求经济发展中对二氧化碳排放的控制以及由此引发的低碳技术创新,国际社会围绕“碳排放权”和低碳技术知识产权展开了政治博弈,低碳经济又成为一个政治命题,从而形成了所谓的“碳政治”。这场政治博弈的焦点在于三个方面,一为减排的责任或者说碳排放权的国际分割;二为碳排放量测算的标准和方法;三为碳排放权的国际贸易。围绕这三个方面展开的国际政治博弈愈演愈烈,进而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较量,低碳经济意识形态化。美国作为全球霸主,不能容忍依“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确立的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减排义务,而其自身要强制减排而退出《京都议定书》,其出发点是它的国家利益。欧盟则明显态度缓和,强调协商对话,个中原因是因为它们掌握了全球42-45项低碳核心技术的90%而处于低碳经济的领先地位,同时有其开拓低碳经济国际市场和欧元“碳金融”的巨大经济利益考虑。发展中国家面临紧迫的发展问题,当然希望通过协商对话争取发达国家关于低碳经济广泛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在世界范围内,碳减排行动的帷幕已经拉开,或者开启低碳经济的钥匙已经拿在那些主宰世界发展方向的国家手里。这把锁究竟什么时候开启,低碳经济的大门什么时候打开,还是未知数……低碳经济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发展的必然,还是一个圈套,或者说只是大国游戏世界的节目,大家都在拭目以待。”[2]就目前来说,碳分配、碳测算、“卖碳翁”等等,都是困扰我们的低碳意识形态问题。

二、超越困惑的可能: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哲学

认为,历史是人类活动的结果,“现实的个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3]人们既是依托赖以生存的大自然在既定的生产力基础之上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下进行活动,又有自由自觉、能动创造的本性,能够改造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自身,以求得自身与自然、社会统一的生存、发展和完善。

然而,传统的工业化发展哲学,是“发展绝对论”和“增长无限论”。发展绝对论认为,发展肯定比不发展好;发展快肯定比发展慢好;发展是肯定的,无所谓好坏之分。这种发展哲学片面扩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片面追求物质财富,其关注点只在发展够不够快而忽视发展够不够好。增长无限论认为,经济的增长是永恒的,人对自然界的改造是无限的,片面扩大人类对自然的索取,片面激励人类对自然的改造。正是这种发展哲学,形成了三百多年来的高碳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人们竭泽而渔,久而久之,造成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物种减少、气候反常等等一系列问题。这一切给未来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难题,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困惑:人类社会还能持续发展下去吗?我们究竟为了什么发展?到底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这种对旧的发展哲学的反思和重新审视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逻辑起点,由此引申出的可持续发展哲学形成低碳经济的哲学基础。正是在由人类自己亲手造成的各种困境和危机面前,人类面对的主要任务已经不再是如何发展更快的问题,而是如何保证当前发展同时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在地球上永续发展下打造基础的问题。

1.“能够做”和“应当做”

可持续发展的哲学认为,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好好认真思考一下康德说过的“能够做”和“应当做”的关系问题。

传统的高碳经济发展至今,我们人类已经积累了极大丰富的物质财富和前所未有的科技力量,当下,诸多事情都是我们“能够做”的,可是,这些事情是不是都是我们“应当做”的?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我们将会重新思考以下两种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当下与未来的关系。其一,自然只是我们人类的附属物吗?只是我们利用和改造的对象吗?的实践观告诉我们,社会是实践的产物,人类由具体的不同个体和个体群组成。那么问题在于,每一个个体或个体群都有生存与发展的权利,而作为整个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地球只有一个,我们人类应该怎样正确对待它呢?其二,如果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那么我们当下的发展应不应该为未来承担历史的责任?以确保当下发展的同时应不应该考虑其对未来人类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这两个关系是建立可持续发展哲学的价值基础。可持续发展的哲学,一方面要求人类不再把自然界看作是可以任意索取和改造的对象,而应当把它看作是赖以生存的物质家园。我们在利用自然的同时应该学会尊重她,保护她,与之和谐共生;另一方面,这种哲学暗含在满足当下人类发展需求的同时不损害未来人类权益的价值标准,当下人类所享有的发展权利,未来人类也同样享有,我们没有任何借口剥夺未来人类理应享有的发展与消费的机会。

2.自然资源有限论

可持续发展的哲学认为,我们的经济增长特别是人类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如果不改变增长方式和增长目标,人类将不得不面临生存和发展的巨大困境。

在这里,所谓增长的有限,只是说增长必然受到诸多条件(内部的和外部的)的限制,如果不考虑这些条件,人类的发展就不是可持续的。19世纪60年代末美国鲍尔丁提出的“宇宙飞船经济理论”认为,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地球,犹如太空中一艘小小的宇宙飞船,随着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小船内的有限资源将被开发殆尽,消费后的废物将把船舱完全污染,那时人类社会就会崩溃。无独有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以米都斯为首的研究计划小组在1972年完成发表的《增长的极限》报告,也用大量的数据和简单的逻辑论述了地球有限论:加速发展的工业化、人口剧增、粮食短缺和营养不良、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等社会经济增长的五种趋势呈指数增长,而地球的容积是有限的,因此人类向自然的扩张必然有其限度[4]。既然如此,如果我们人类希望可持续发展,那么我们的经济增长必然要考虑与自然界生态的平衡,同时也要考虑人类自身能力的限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1987年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并把这一理论简单概括为: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同时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992年5月,全世界各国首脑“环境与发展”会议上确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蕴含了这一哲学思想。联系低碳经济的理念,我们不难看出,不论是着手目前还是着眼长远,低碳经济都是与可持续发展的哲学相一致的,可持续发展的哲学,正是低碳经济的哲学基础。低碳经济就是要尽力摆脱经济发展对高碳能源的依赖,着力降低经济发展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实现以更少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三、超越困惑的智慧:中国低碳经济战略的民族哲学思维

既然我们认识到了低碳经济的困惑,也认识到了超越其困惑的可能,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如何超越这些困惑了。告诉我们,矛盾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运动本身就是矛盾。”[5]围绕低碳经济展开的气候政治也好,低碳技术知识产权也好,碳政治也好,低碳意识形态也好,都是国际矛盾。矛盾并不可怕,重要的是要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让矛盾朝着有利用于自己的一面转化。在当今低碳经济的国际背景下,我们最应该做的不是消极逃避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关于“碳”的国际博弈,而是如何积极应对,要有“以我为主”的制定自己宏观国家战略的民族智慧和哲学思维。

1.接受并大力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不管“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真命题还是一个伪命题,不管全球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是否能在短时期内实现,不管低碳技术创新能否取得突破,也不管碳分配、碳测算、“卖碳翁”将走向怎样的现实,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低碳经济与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的哲学是统一的,与我们的科学发展观的目标也是相一致的。因此,我们应该面向未来,接受并大力发展低碳经济,这也是我们制定低碳经济国家战略和国际话语策略的基础或者前提。

2.大力推动新能源技术创新

很明显,低碳经济一旦取得突破,那将会是人类社会又一次非常大的新技术革命浪潮。纵观人类历史,每一次技术革命无一例外地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经济财富,同时还给利用得当者带来明显的政治和军事优势,甚至影响国际政治格局的改变。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应该制定相关的新能源技术发展战略,要调整现有能源结构,提高现有能源利用效率,大力开发和推广新型清洁能源。

3.彻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光有技术创新仍然是不够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要有战略眼光和果断决策力,要彻底调整产业结构,根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方面是从高碳增长模式转向低碳,另一方面是增长观念上尊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二者统一起来就是可持续发展。

4.积极融入国际经济技术合作

低碳经济问题的全球性、长期性决定了国际社会需要长期合作和努力,低碳经济与可持续发展是统一的,其突破的关键应该在于低碳技术的创新、转让和推广,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地参与和融入灵活务实的国际合作中,并努力在这种合作中赢得主动。

5.培育国内“碳金融”市场

目前,“碳金融”在国际上已经初现端倪,尤其在欧洲正逐步走向成熟。我们既要在国际合作中诚恳向欧洲发达国家学习,同时也要有意识地培育国内“碳金融”市场。“一方面通过编制减排计划,在国内各省或各企业进行碳排放权交易,培养大批熟悉‘碳交易’的金融专业人才和企业家,从而为未来中国加入全球‘碳金融’储备人才,积累经验,熟悉规则并由此创造新的规则;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国内‘碳交易’的市场机制促使东南沿海的资金向偏僻的西北地区转移,从而为西北省份的能源环保提供相应的资金和技术支持。”[6]

6.倡导和推进低碳生活方式

高碳消费模式的盛行明显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社会消费模式的不合理,不仅会导致享乐主义蔓延滋生、奢侈之风弥漫社会,更重要的是不合理的消费模式制约着社会可持续发展。”[7]同此可见,低碳生活方式不仅仅是一种生活观念的改变,更是一种关乎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要务。在实施上述低碳国家战略的基础上,我们要想在残酷的国际低碳博弈中赢得主动,还应依靠自己的民族智慧,运用中国哲学和整体哲学思维,制定一套能服务自身的国际话语策略。

首先,重塑的实践观,重新解读人与自然的关系,用理论诠释低碳经济。恩格斯早就告诫过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8]他在《反杜林论》一书中说:“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9]因此,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离不开自然界,要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10]

马克思也在《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与自然关系总和的统一,“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本质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11]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及人与人的和谐,其实是马克思所追求的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想目标。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是人类社会进程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社会三者关系的最高价值目标。所谓低碳经济的最高价值追求应该也在于此。其次,读取中国传统哲学和当代中国的“低碳”语境,挖掘其全球低碳背景下的普世意义。

“天人合一”思想。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统一性与和谐性,其实有着丰富的生态意蕴,“天人合一”本质上是人与自然的统一,天指自然,人指人类,天人相处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孔子作《易传》在《说卦传》中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阳;立地之道,曰柔刚;立人之道,曰仁义。天地人合称“三才”,三者共生形成秩序合理的世界。因此,在此意义上,“天人合一”可以扩展为“天地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统一。

“天道生生”思想。“天道生生”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可与“天人合一”相媲美的重要思想。“天道”是自然界的变化过程和规律;“生生”指产生、出生,一切事物都生生不已。《周易大传》曰“生生之谓易”,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意思是说,世界万物生而又生,生生不息,这就是“易”,即“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自然界本身有其生生不已的规律,我们人类应该尊重它顺应它,而不是一味地去征服它和改变它。

“道法自然”思想。老子哲学的主要观点是“道法自然”,说的是人类应从道的高度观照万物,处理人与天、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尊重天地自然,尊重一切生命,与万物为友,与环境和谐,与人相互关照。因此,珍视众物,尊重生命,保护人类周围的环境,与自然平等和谐相处,应成为人类行为必须遵守的准则。

“天地万物一体”思想。程颐认为,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体的,因而人对天地万物要施以仁爱之德。他在《河南程氏遗书》中说,自然万物是人的四肢百体,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怎么能不爱呢?王阳明也提出“天地万物一体”,提倡仁民、爱物。他在《大学问》中指出: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

篇6

Heterogeneous Product Competition within Two-Level Supply Chain Based on Consumers´ Green Preference

王芹鹏 WANG Qin-peng；赵道致 ZHAO Dao-zhi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天津 300072）

（College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Tianjin University，Tianjin 300072，China）

摘要： 在消费者对绿色产品存在偏好的背景下，研究了由一个绿色制造商、一个普通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构成的供应链的在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中的运营机制问题，并分析了绿色减排投资系数、消费者偏好以及价格竞争程度对供应链成员利润造成的影响，并得到供应链成员的利润、零售价格、批发价格、绿色水平和绿色投资系数负相关，与消费者偏好系数呈正相关。绿色产品和普通产品的价格竞争对零售商有利，却对制造商产生负面影响。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onsumers´ preference for green product,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problem in cases of centralized decision and decentralized decision within supply chain consisting of a green manufacturer, a common manufacturer and a retailer is investigated. We also examine the impacts of the green investment efficient and the consumer preference as well as the level of competition on supply chain performance. We find that the profit of supply chain members, the retail price, the wholesale price and the green level show negative relation with the green investment efficient, and positive relation with the consumer preference.

关键词 ： 供应链管理；消费者偏好；绿色产品；价格竞争

Key words: supply chain management；consumers´ preference；green product；price competition

中图分类号：F2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5）20-0066-04

0引言

科学家一般认为人类活动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企业燃烧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大量地排放温室气体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温室气体的排放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造成水资源短缺、海平面上升、居住环境的恶化、传染性疾病传播范围扩大等不良影响，对人类可持续性的生存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由于全球变暖造成的毁灭性的气候灾难，如台风海燕飓风桑迪，出现得如此频繁以至于所谓的“百年一遇”的洪水每几年都出现一次。这些反常气候带来的灾难造成的巨大生命和财产损失往往使人极为震惊。如2012年飓风桑迪迫使美国纽约37万人转移，逼停了纽约、波士顿等地的城市公共交通，造成的经济损失就高达五百亿美元之多[1]。每一次灾难的发生都深深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也深深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尤其是那些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们。消费者认识到了绿色产品对环境的意义，实证研究也证实了以上推断，盖洛普[2]对欧洲居民的调查发现，80%的受访者认为产品对环境的影响是决定购买与否的关键因素，只有4%的受访者认为环境因素不重要。Vanclay等[3]发现在日用品店中，绿色产品与普通产品相比具有更高的销售额。国美销售的电器中，绿色产品占一半以上，而且销售额逐年递增[4]。

由于对绿色产品的偏好，也将就意味着绿色产品能够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效用。同时也就意味着生产绿色产品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多的需求，更高的市场份额以及更加良好的品牌美誉度。而在绿色产品市场中，绿色产品和一般产品往往同时存在，并且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如绿色猪肉和普通猪肉。

对于零售商而言，如何制定两种不同的产品价格以最大化其收益？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偏好对普通产品和绿色产品制造商有哪些影响？如果零售商为使绿色产品制造商提高其产品绿色度以吸引消费者，承担其部分投资费用，对供应链的绩效有何影响？本文将探讨以上问题。

1文献综述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涉及绿色供应链以及供应链竞争。在绿色供应链文献中，Cachon[5]探讨了零售商最优 规划问题，研究发现只关注降低运营成本将造成碳排放。碳价格并不是有效降低碳排放的机制。最有效的选择是提高消费者轿车的燃油效率，轿车燃油效率提高一倍将使长期碳排放降低三分之一。唐金环等6构建了关于选址、路径、库存运作成本的非线性整数规划，并对关于碳配额差值和运作成本两个目标进行了优化，其通过数值仿真得到了最优化运作成本，能够以较小经济代价实现较大的碳减排绩效。杜少甫等[7]、张靖江[8]研究了生产商通过三种渠道获得排放权许可证的情况下，企业的生产优化问题；Konar和Cohen[9]在控制传统影响企业财务的因素后，发现企业资产的无形价值和企业的负面的环境表现负相关，研究指出排放有毒化学气体对上市公司的无形价值有显著的影响，减少10%的有毒气体的排放会增加3400万美元的市场价值，影响程度在行业之间略有差异。Golombek等[10]说明了即使总的碳排放权量一定，不同的碳排放权分配机制对电力市场也会产生非常不同的影响，当基于产出决定碳排放权时，这种差异尤其明显，还发现如果按照溯及以往的分配方式发电量会大幅增加。本文贡献之处在于我们分析了消费者绿色偏好、减排成本对供应链的影响，并分析了不同的决策机制对供应链决策所产生的作用，并给出了其中存在的经济管理意义。

在与供应链竞争相关的文献中，肖迪等[11]研究了由两个供应商与一个制造商的组成的供应链中，在质量竞争与价格竞争的同时作用下，供应链成员的协调策略。廖涛和艾兴政[12]分析了两个零售商、两个制造商构成的供应链在服务竞争、价格竞争下的纵向协调问题。王虹和周晶[13]针对具有风险规避特征的制造商与零售商组成的双渠道供应链中的竞争定价策略。鲁其辉和朱道立[14]探讨了供应链竞争模型，分析了三种情境中的供应链竞争均衡解：无协调情境、混合情境和协调情境。Cachon[15]研究了两级供应链中多零售商有关库存的竞争与合作策略问题。曹宗宏和赵菊等[16]研究了双渠道供应链的竞争问题，发现双方的竞争可以降低因双边独立决策造成的“双边际效应”的负面影响。

之前的文献更多地考虑了同质产品之间的竞争，而本文考虑了异质产品之间的竞争。我们分析了绿色产品与普通产品之间的竞争对对供应链产生的影响，发现在集中决策中产品之间的竞争对供应链的利润有负面影响，而在分散决策中，竞争的增加对零售商利润正面影响。

2模型描述

本文研究两个制造商（M1M2）与一个零售商R构成的供应链。其中，绿色产品制造商M1关注消费者对低碳产品的需求，生产绿色产品，以批发价格w1向零售商R供货。普通产品制造商M2生产普通产品，以批发价格为w2向零售商R供货。为简化分析过程，假设绿色产品和普通产品生产商的边际生产成本为c，零售商的边际成本忽略不计。

考虑到消费者的绿色偏好，假设绿色产品的需求函数为

其中，p1为绿色产品的价格，p2为普通产品的价格，α表示产品的潜在需求，β表示市场需求斜率，γ表示消费者绿色偏好程度，e为绿色水平，θ表示两种产品之间的竞争程度，普通产品的价格对绿色产品需求的影响，随着普通产品价格的增加，市场对绿色产品的需求随之增加，随着普通产品价格的降低，对绿色产品的需求也随之降低。考虑到需求的实际情形，假设θ＜β。

普通产品的需求为D2=?α-βp2+θ（p1-p2）（2）

设绿色产品制造商M1生产绿色产品的投资随着绿色度的增加而增加，存在边际收益递减的效应，可以用二次函数来表示，即为C（e）=ke2/2。其中，k为减排投资系数，表示绿色制造商生产绿色产品的技术水平。

绿色产品制造商的利润函数、普通产品制造商的利润函数、零售商的利润函数以及供应链利润函数分别为

3集中决策

本文首先分析在合作情境下供应链的决策。在集中决策中，供应链成员以总体利润为目标，而不再以各自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供应链决策绿色产品价格、普通产品价格以及绿色水平。

供应链利润函数关于绿色产品价格、普通产品价格以及绿色水平的三阶海赛矩阵为

矩阵（7）式的一阶主子式-2β＜0，二阶主子式4（β2-θ2）＞0，三阶主子式2βγ2+4kθ2-4kβ2。于是，当2βγ2+4kθ2-4kβ2＜0时，矩阵H为负定矩阵，存在关于p1，p2和e的最大值。

供应链利润关于绿色产品价格，普通产品的价格和绿色水平的一阶条件分别为

推论1：绿色产品价格、普通产品价格以及绿色水平都随着绿色投资系数的增加而降低。

易知，绿色产品价格、普通产品价格和绿色水平关于k的一阶导数均为负，故可以得到结论1。绿色产品的价格和绿色水平收绿色投资系数的负面影响，符合一般常识。这是由于投资系数直接影响生产绿色产品的成本，也就直接影响产品的价格和绿色水平。高投资系数就会导致低绿色水平，较低的零售价格以吸引需求。同样，普通产品的价格与率产品投资系数成负相关关系。

推论2：供应链利润与绿色投资系数负相关，与消费者绿色偏好系数正相关。

同样，绿色投资系数直接影响供应链成本，投资系数增加将会增加供应链成本，投资系数降低将会缩小其在生产绿色产品中的投资，故而绿色投资系数与制造商应该努力提高生产绿色产品的技术，降低相关成本，以增加供应链利润。消费者偏好影响消费者的需求，企业应该通过宣传，增加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认知，增加其购买绿色产品的意愿，以推动企业利润的增加。

推论3：供应链利润、绿色产品价格以及绿色水平与竞争程度负相关，而普通产品价格与之正相关；绿色产品的价格高于普通产品的价格。

易得以上结论。由此结论3可知：在合作情形中，为扩大企业利润，应该避免扩大绿色产品与普通产品之间的竞争，避免是消费者受到产品价格竞争的刺激。并且降低两种产品的竞争程度也有利于提高绿色产品的绿色水平，对环境和企业而言都是一种帕累托改进。由于生产绿色产品需要投资，绿色产品的定价高于普通产品，这符合一般的常识。

借助数值表示竞争程度对集中供应链零售价格与利润的影响。令?琢=1000、β=2、c=200、k=100、γ=3，当θ在[0，1.5]时，可以得到竞争程度分别对绿色产品制造商、普通产品制造商以及零售商利润的影响。

4分散决策

在分散决策中，供应链成员以各自利润最大化作为目标。决策顺序为绿色制造商与普通产品制造商同时做出决策。绿色产品制造商决策绿色产品批发价格以及产品绿色水平以最大化自身利润。普通产品制造商决策其产品的批发价格。零售商在获悉制造商制定的批发价格和绿色水平后，制定绿色产品和普通产品的零售价格p1，p2。根据逆向推倒法，首先分析零售商制定绿色产品和普通产品价格的决策。

因为β＞θ，零售商利润函数关于p1和p2的海赛矩阵负定，所以存在关于p1和p2最大值。零售商利润（5）式关于绿色产品价格p1和普通产品价格p2一阶条件为

将（16）式、（17）式分别代入绿色产品制造商与普通产品制造商的利润函数。

当4kβ-γ2＞0时，绿色产品制造商的利润函数存在关于w1和e的最大值。分别关于w1和e一阶条件为

将e、w1、w2代入（16）和（17）可得零售商确定的批发价格，可得零售商确定的绿色产品和普通产品的零售价格。

推论 比较可得

在分散决策的供应链中，绿色产品和普通产品的价格都要比合作情形高。这主要是由供应链的双重边际化造成的。在经过绿色制造商与普通产品制造商优化决策后，在经过零售商再次决策，造成产品较高，产品的绿色水平较低。在分散决策中供应链中，产品制造商与零售商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却制定了一个相比集中决策时较高的产品价格，较低的绿色水平，进而一个较低的需求，这表现出了一定的分散决策的困境。

通过比较易得以上结论。绿色产品的零售价格、批发价格都高于普通产品相应的零售价格、批发价格。供应链三个成员中，零售商的利润最高，这是零售商在供应链中处于主导地位造成的；值得注意的是绿色产品制造商的利润高于普通产品制造商的利润。虽然绿色产品需要进行绿色投资，生产成本较高，导致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较高，还要面对来自普通产品的价格竞争，但是绿色产品制造商仍然获得了较高的利润。这说明绿色产品制造商通过绿色投资，对改善环境做出了贡献，同时也获得较高的利益回报。

推论 供应链成员利润都和绿色投资系数负相关，与消费者偏好系数正相关；价格竞争程度θ与绿色产品和普通产品制造商利润都负相关，与零售商利润负相关。

通过求导可得以上结论。供应链成员利润与k负相关与γ正相关的解释与第4部分合作情形相同，此处不再赘述。绿色产品与普通产品制造商都随着竞争程度的增加而利润受损，因为竞争降低了彼此的收益。但是两种不同产品的价格竞争的受益者并不仅仅是消费者，零售商同样受益与制造商之间的竞争。因为两种产品的价格竞争意味着制造商愿意接受较低批发价格，从而相应地降低了零售商的消费者，扩大了其利润。

推论给我们的启示是绿色产品与普通产品制造商之间应该避免直接的价格竞争，比如合理地进行市场定位，并根据市场定位的不同选择不同的零售商。而对于零售商而言，应该避免专营某一家制造商生产的产品，而应该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以扩大产品之间的竞争，增加收益。

借助数值表示竞争程度对供应链成员利润的而影响。令α=1000、β=2、c=200、k=100、γ=3，当θ在[0，1.5]时，可以得到竞争程度分别对绿色产品制造商、普通产品制造商以及零售商利润的影响。

5结论与展望

在消费者对绿色产品存在偏好的背景下，我们研究了由一个绿色产品制造商、一个普通产品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构成的供应链的在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中的运营机制问题，并分析了绿色减排投资系数、消费者偏好以及价格竞争程度对供应链成员利润造成的影响。为响应消费者对低碳产品的偏好，绿色产品制造商通过节约能源、改善工艺、优化生产流、提高技术等手段降低产品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而普通产品制造商生产一般的产品，并不对消费者绿色偏好做出反应。绿色产品制造商与普通产品制造商都通过零售商销售其产品，通过销售不同的产品零售商也满足市场中各种消费者的需求。

通过比较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两种情景，本文发现供应链成员的利润、零售价格、批发价格、绿色水平和绿色投资系数负相关，与消费者偏好系数呈正相关。有这里可以得到应该通过宣传、教育增加消费者对产品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促进消费者在购买产品的过程中更多的选择绿色产品，以促进供应链企业利润的增加。同时，企业也应该努力降低投资绿色产品的成本。另外我们还得到绿色产品和普通产品的价格竞争对零售商有利，却对制造商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制造商之间应该扩大合作，以避免“鹤蚌相争，渔翁得利”现象。而对于零售商而言，应该与更多的制造商进行合作，以增加消费者在购买产品使得选择范围。同时我们也发现虽然绿色产品的零售价格和批发价格高于普通产品，但是绿色产品制造商的利润高于普通产品制造商。在以后的研究中，还可以将本文拓展到在不同供应链之间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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