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意愿调查报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育意愿调查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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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务人员；手卫生； 依从率； 干扰措施

【中图分类号】R197.32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2-3763（2014）09-0362-02医疗机构中医务人员手上携带的细菌成为医院感染的主要致病源，而手卫生是医院感染控制中最主要的措施之一。[1]为此，医务人员手卫生与医院发生有着直接关系，但是医务人员洗手的依从性普遍较低，加之要致病源，洗手设施不完善，造成医务人员的手二次污染，严重影响了医疗质量。而手卫生是医院感染控制中最主要的措施，所以医务人员必须提高依从率，2012年第二，三季调查了医院手卫生的依从率，第三季度的依从率明显高于二季度，院感率有明显下降。

1 原因分析

1.1 洗手意识在淡漠：由于医务人员对手卫生重要性认识不足，对手卫生观念存在错误认识，有的医护人员错误的认为戴手套可以代替洗手。有关资料报道：戴同一副手套检查多例患者，可增加耐青霉素金黄色葡萄球菌的传播机会，医务人员在进行医疗护理技术操作后，手部细菌污染相当严重，并且大多数为致病菌，特别是患者多，工作繁忙时，医务人员普遍存在洗手依从性低，未进行规范洗手，是造成医务人员与患者，患者与患者之间交叉感染的主要因素。

1.2 管理不到位：由于重视程度不够，管理不规范，监管措施不力，手卫生设施落后，触模式水龙头，使用固体肥皂，未配备一次性干手巾、造成洗手后二次污染。冬季不供应温水，医务人员怕水凉大大减少洗手次数，是手部卫生不合格重要原因。

2 干预措施

2.1 强化培训转变观念医务人员手卫生知识缺乏是造成洗手依从性低的原因之一，为医务人员提供相关手卫生知识的培训，是改善医务人员洗手依从性重要措施，因此，本院采取形式多样的手卫生知识培训，如定期组织手卫生知识讲座、各科在洗手池上方张贴醒目的六步洗手法图片，用大量事实、数据、图谱、传授手卫生的重要性、标准预防的相关知识。对新上岗职工、把手卫生知识列入岗前培训重要之课，考核合格方可上岗，医院各科室以科为单位进行强化培训，六步洗手法达到人人会操作，人人掌握洗手指征、手消毒指征、从而提高手卫生依从率。

2.2 领导重视，完善设施：为提高洗手依从性，院领导从人力物力给予大力支持，在原来基础上，改造洗手池，改水拧水龙头为非触模式水龙头，配备抗菌洗液，一次性干手巾、冬季管道化供应温水、医务人员洗手依从性普遍提高，另外，规范了一次性手套的使用范围，脱手套后应立即手清洁、护理操作车、各种操作台等均配备了快速手消毒剂，从而保证了医务人员手的清洁。提高手卫生的依从率。

2.3 行政干预加强监管本院根据《手卫生规范》制定了手卫生管理制度及考核办法，把手卫生纳入医疗、护理质量考核范围、感染科每月检查各科室手消毒剂的消耗量感染监职人员每月协同检验科人员一同深入科室对医务人员的手、物体表面、空气、无菌物品、使用中的消毒液、压力灭蒸汽灭菌效果，进行采样监测，发现问题，及时反馈，科室及时整改，追要致病源，而手卫生是医院感染控制中最主要的措施之一。

3 结果

对控制医院感染、耐药菌的感染和流行以及防控医院感染暴发至关重要，在医院感染病例中，95%以上患者发生的感染是经接触传播，而在接触传播中，加强手卫生可有效切断传播途径，降低医院感染的发生。提高医务人员手卫生的质量对控制和预防医院感染具有积极的意义，是降低医院感染最基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因此，希望我院每位医护人员充分认识到手卫生的重要性，养成良好的洗手习惯，严格按照洗手程序正确地洗手，使手上微生物达到标准要求，从而避免因医护人员的手被污染而造成的医院感染，保证医疗护理安全，提高医疗护理质量。

4 结论

手卫生依从率、正确率逐步上升，主要是今年以来进一步加强了对手卫生知识的宣传、培训与考核，并进行了反复多次培训与考核，培训覆盖率达到全覆盖，医务人员手卫生意识极大的提高；进一步改善了手卫生设施、设备和用品，在病区走廊配备了速干手消毒剂，各科室配备了擦手纸巾擦手，方便使用；院感科进一步加强了对手卫生执行情况的监督、指导，将手卫生工作纳入常态管理；引进了清爽、好用、方便的速干手消毒剂。通过多种干预措施，医院手卫生依从率有着明显的提高，大大的降低了医院感染的发生，因此提高手卫生的依从率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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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数； 出生性别比； 中等收入家庭

人的基本需要是人自身的种族繁衍，而生育是人类繁衍的唯一源泉，也是婚姻和家庭的重要功能之一；生育行为不仅仅是个人或者家庭的事，更是关乎社会结构的稳定和民族乃至人类种族的绵续与生存。所谓生育意愿 是指人们对生育的综合看法，它主要包括数量、质量、性别等方面的期望和偏好；其中生育意愿数是指家庭的理想生育子女数，出生性别比是指某个人终生生育的孩子中，每100个女孩所对应男孩子数。

家庭作为生育的载体，也是生育传承的基本单位；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父母与子所构成的稳定的三角关系。中等收入家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阶层，当今世界各国的政策都在鼓励扩大中等收入阶层，这样能更好的缩小贫富差距，缓解贫富矛盾。学者张宛丽对中等收入家庭 做出定义，主要是指具有中等以上国民教育学历水平，具有专业技术资格；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拥有较高学历，掌握并提供市场稀缺的职业专业技能。这个定义从收入、社会地位、个人能力、生活方式等对中等收入阶层做出了比较全面的诠释，可以看出中等收入家庭的很多构成要素都与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相似，而学者贾志科发现我国居民的生育意愿的变化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城乡差别，而不同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职业背景等的生育意愿也明显不同。

一、中等收入家庭生育意愿数

随着改革开放30年，计划生育政策也实行了20多年，人口生育迎来一个新时代，当初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的孩子，如今现在都已经或者即将迈入婚姻生育大军，他们的生育观本身就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宏观上讲，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导致人们的生育意愿的改变；而对特定的人群和阶层，工作条件、收入水平、文化教育程度等是影响生育变化的主要因素。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中提到当人口增长超过供养能力（尤其是经济能力）时，正面的抑制因素会发挥作用。西方人口经济学家莱宾斯坦也指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庭收入的增加，人们越来越重视提高家庭的社会地位，父母想生孩子的数目会逐渐减少。

相对经济发达地区的低收入家庭由于生育子女成本过高，社会责任过重，一般选择生育数为一个；而落后地区则由于传统生育观和经济改善主要靠劳动力的增加，所以生育意愿数较高。一般而言，家庭经济条件较好、文化程度较高、工作环境良好的，对子女数量要求一般是一孩。如果没有现在计划生育政策，一些数据显示，中等收入家庭倾向于生两个，并且绝大多数希望一儿一女。

据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资料 估算，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意愿子女数分别是1.94、1.86、1.69、1.59、1.58个。其实已有的研究表明受到较好教育的父母生育意愿数较少（张晓辉、戴维W・休斯等，1995）；随着科学知识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生育意愿数的追求降低（刘俊荣，2000）。

二、中等收入家庭的出生性别比

2002年，调查 表明从生育意愿性别比来看，文化程度越高，选择男孩的趋向减少，而选择女孩的趋向增多。低收入人群多是从事体力劳动，由于人口数量意味着劳动力的多少，男女性别则被认为是劳动力的质量标准。所以，在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下，低收入家庭为了更好地开展生产或取得更多的收入，往往倾向于生男，所以性别比比较偏高。而中高等收入家庭，主要是脑力劳动者，对子女的整体素质要求较高，而对于子女的性别要求也不如低收入家庭那么强烈。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各城市平均人口性别比是100.32，其中家庭户是99.42，集体户是116.61；各镇的平均人口性别比是101.43，其中家庭户是100.71，集体户是128.83；乡村则是103.07，其中家庭户是103.07，集体户是159.93。

根据上面材料，我们可以看出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城市的出生性别比较之镇的出生性别比一直要偏低一些，而镇相对于农村的性别比也要偏低一些。越是小户家庭，对孩子的性别要求越低；高收入的人对男孩的偏好较弱。

三、中等收入家庭的生育意愿数与出生性别比的关系

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人口普查和生育的调查数据显示，从1981-2005年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条件下，第一胎孩子性别比比较正常，但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一般情况下只有一次顶多两次生育的机会（少数民族除外），所以从第二个孩子起，父母便对孩子的性别有了要求，出生性别比陡然增高，并且数量越多出生性别比就越不正常。家庭成员职业层次越高和经济收入越多，抚养子女多花费的经济成本、精神成本以及相应产生的边际成本也越大，因此多养孩子本身就是很不经济的行为，也不利于整个家庭的和谐发展。所以大多数中等收入家庭的生育意愿数在两个，而且倾向于儿女双全，这是中等收入家庭在比较生育子女的成本与收益之后所作出的理性选择。（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法学院）

注解：

① 李英,贾志科,李晓娥.决策与信息(财经观察).［J］.武汉:湖北决策信息研究开发中心.2008(5)

② 省略/Article/TypeArticle.asp?ModeID=1&ID=498&Page=1

③ 贾志科.20世纪50年代后我国居民生育意愿的变化［J］.人口与经济,2009(4):24-28

④ 陈胜利,张世琨.当代择偶与生育意愿研究［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3

参考文献：

［1］ 李英,贾志科,李晓娥.决策与信息(财经观察).［J］.武汉:湖北决策信息研究开发中心.2008(5)

［2］ 贾志科.20世纪50年代后我国居民生育意愿的变化［J］.人口与经济,2009(4):24-28

［3］ 陈胜利,张世琨.当代择偶与生育意愿研究［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3

［4］ 张子毅,等.中国青年的生育意愿――北京、四川两地城乡调查报告［Z］.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38

［5］ 顾宝昌,徐毅.中国婴儿出生性别比综论［J］.中国人口科学.,19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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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了研究和分析中学生的消费情况，我们从零用钱的分配和利用状况，购物心态，父母对子女消费的态度展开调查。做出公布，使学生认知自己的行为的对错，提高意识且提出适应的政策。

另外我们也对中学生消费的状况以及心理因素作了相应的调查，并针对消费经济来源做了分析，并从社会原因分析了中学生消费的外在因素。最后，由于中学生属于心理，生理，社会经验的转型期，正确引导他们的消费也是非常重要的。通过本文的调查分析，我们希望能给广大的中学生消费者提供有意义的帮助和指导。

[课题正文]

消费，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花钱买东西。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已使消费成了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社会现象，随着人们的收入越来越高时，我们中学生的消费也越来越大。高消费意识在学生中广泛流传。然而，学校及社会尚未对“消费”这一活动进行研究，也未对中学生的广泛流传的猎奇心理加以改正。学生在消费中还有许多有待规范。

为此，我们通过调查了50位同学，来探讨中学生消费观念。中学生每个月都会有零用钱，每天都会用钱，

中国自实行计划生育以来，我们现在的每个中学生几乎都市独生子女。父母的溺爱是避不了的。因此，父母都顺着子女的意愿，以至于造成中学生心中的满足感和强烈的欲望。中学生避不了的挥霍如土，把钱用在不该用的地方，为了出风头，就会不惜千金买名牌，为了更了解中学生消费的内容，这儿我们列举了一个表格，即中学生消费的内容。

我们也还调查了中学生的零用钱是否足够。按理说，中学生的零用钱应是绰绰有余，但调查的结果却大相径庭。

父母给子女零用钱。理所当然，也应过问子女的消费情况，但事实正好相反。请看下面的数据。

由图表可知，父母关心子女的消费情况只占20%，而父母很少问子女的消费情况要占70%，不过问子女消费情况的也要占10%。这就表明：导致学生的猎奇心理有一半是父母的缘故，父母对子女消费情况的不闻不问，导致了中学生的高消费理念的蔓延，使中学生拥有强烈的满足感，觉得钱是很容易得来的，以至中学生的学习目标不明确，活在暂时的满足感中，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应该纠正它，不能让它蔓延。

我们调查学生是否管理每年的压岁钱，结果有100%的人都是自己管理的。我觉得这是造成学生的满足感的因素之一，促使他们追求高消费。

通过分析以上的情况，我们向广大学生，家长及校方，提出以下几点：

加强宣传的力度，利用学校和班级的墙报大力宣传要合理利用零用钱，使中学生认识到，钱来之不易，让他们懂得要勤俭。

学校开展思想教育工作，使他们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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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盲流”到“民工荒”

20世纪80年代末，“民工潮”和“盲流”第一次进入国人视野时，也许没有想到，仅十多年后两个词语就会被“民工荒”所代替。

以前，数以千万计的内地民工浩浩荡荡南下淘金，无异于一次人口大迁徙。如今，中国虽然每年仍然可以提供1.5亿廉价劳动力，市场却用残酷的规律昭示着传统经济模式的没落，内地民工无需背井离乡就能领到与珠三角相差无几的工资，物价和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的珠三角的产业优势逐步丧失，产业升级和转型走到了十字路口。

眼看着全国民工下广东造就的“人口红利”日渐耗尽，如何支撑经济总量全国“一哥”_的高增长速度，成为横在广东面前的一个大问号。

同病相怜的还有上海等诸多发达城市。为缓解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劳动力短缺，近年来上海逐步放宽他们对独生子女政策的立场，2004年通过了生二胎的条件，包括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等情况。2009年7月，上海成为中国第一个发动“鼓励”生育运动的城市。几乎是一夜之间，要求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海报被换下了，取而代之的是详细列举可以合法生育第二胎条件并如何申请的海报。政府还保证为选择生二胎的夫妇提供心理和经济上的帮助。但反应并不热烈，上海35％的父母认为“养育孩子对父母来说是一个沉重负担”。即使政策允许，仍有45.3％的家庭会因为育儿压力太大而放弃生育二胎的机会，这是今年9月最新公布的《上海年轻夫妇家庭育儿现状、需求及儿童社会福利政策》调查报告中透露的数据。

东亚：全球人口老化最快的地方

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推行了30多年，带来了近两代独生子女。生育率低下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口老龄化。现在，人口老化危机已经快速逼近中国。

国际上通用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不论按60岁还是按65岁标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己在1999年10月进入老龄化社会。以1.3的牛育率对未来进行推算，到2040年假设中国人均寿命达到目前日本人的水平，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35％，65岁以上人口超过2896。

联合国人口委员会的数据显示，随着中国生育率下降，60岁及以上的居民比例预计将会从2020年的16，796增长至2050年的31，1％。这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0％左右。在上海等教育水平高的沿海城市，这种不平衡现象更为严重。2008年上海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居民差不多是总人口的22％，而生育率则低于每对夫妇一个孩子。

不单是中国，整个东亚地区都面临严重的人口老化问题。事实上，全球人口老化最快的地方就是东亚，中国原来地处全球最“老”区域。

亚洲开发银行出版的《亚洲开发展望》以数字呈现人口老化对经济成长与储蓄的影响。举例来说，中国从1980年到2010年因劳动力的增长，让每年的国民生产毛额增加1.3％；但预估往后的20年，数字会下降至0.31％。而南韩的国内生产毛额到2030年会降为0.7％，超过65岁的高龄人口占据总人口的36％。

非婚生子在东亚接受度低

尽管日本、韩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政府祭出许多对策，例如将退休年龄延后，但根本原因之一却是生育率低。政府鼓励生儿育女，但是成效不彰。强调家庭观念和血脉延续的社会面临着挑战，民众对婚姻反感是造成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西方国家和相对发达的东亚国家中，针对低生育率作出的反应有何不同，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非婚生子的统计鲜少受到关注i根据2008年《美国全国生命统计报告》指出，在西方国家中平均每位女性生育2.1个小孩，其中有4成是非婚生子。最高比例的北欧国家和法国为50％，美国为40.6％。而位处于西欧的希腊和南欧的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相较之下，其非婚生子的生育率是较低的。

低生育率的国家大多位在东亚，包括南韩、台湾、香港、新加坡和日本。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非婚生子女比率并不高。泰国和中国的几个大都市的生育率特别低，即使中国取消一胎化政策的规定，生育率仍将处于低迷状态。

非婚生子在亚洲往往被认为是道德薄弱的象征，人们认为他们会由于缺乏适当教养而导致社会崩毁。教育程度与就业率高的女性是否因为接受信息较多，因而非婚生子时较少面临社会的压力?

美国和香港的数据显示，少女未婚怀孕和贫穷有相应关系。但有些人认为，这更是因为社会不接受非婚生子所导致的问题。在未婚生子的小妈妈比率较低的东亚国家、地区，非婚生予的经济状况也至少会介于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之间，意味着在工作和经济情况允许下，社会可以接受女性不结婚也可以生小孩。

在家庭观念强大的东亚，结婚普遍被认为是为了繁衍后代的行为，而实际上，新婚、不婚或晚婚的配偶最后也只会生一个小孩。在发达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中，39岁的女性当中仍未婚或有小孩的比率介于15％到20％之间。

婚姻在中国社会仍然是构成家庭的主流价值，由于重男轻女的观念，女性数量少于男性，许多男人可能永远不能结婚。女性需求增加所带来的好处也可能会变多，像是职业妇女提升机会多了，因此中国大都市的生育率是每况愈下。

国家育儿福利是投资而非耗损

欧洲的数据显示，女性多数希望在经济状况允许的条件下养育孩子，社会地位支持女性可以自主决定怀孕时间与生育对象的时候，才有意愿生小孩。

这两个因素在东亚环境下则不如预期发展，首先，养育小孩的机会成本非常高，因为坏孕女性没有工作保障，也要承受高房价、稀少的公立托儿机构、极低或没有育儿基金的环境，然而这些福利措施在欧洲则相对健全，即使是新加坡和香港的中产阶级聘雇得起外籍帮佣，伴随着高额贷款和消费喜好，养小孩的花费仍然所费不赀。

第二，养育小孩的工作已经如此不简单，受过教育和就业的女性往往会问：为什么要结婚，结婚可能要忍受保守观念的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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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然保护区;凉山彝族;社区管理

中图分类号:C9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9X(2010)04-0045-04

1 保护区概况及其社区情况

美姑大风顶自然保护区于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以大熊猫及其栖息环境为主要保护对象,面积50655hm2。保护区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东北部的美姑县境内,属凉山山系大熊猫种群的集中分布区和腹心区,区内有高等植物144科,423属,926种,其中国家一、二级保护植物12种,有脊椎野生动物296种,其中有大熊猫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38种,被赞誉为很有科研价值的生物基因库。同时保护区与马边大风顶、越西申果庄、甘洛马鞍山、峨边黑竹沟自然保护区毗邻,构成了凉山山系大熊猫保护网络,在凉山山系的大熊猫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具有重要地位。

保护区周边有龙窝、树窝、依果觉、苏洛、炳途、尼哈6个乡,42个村,2.6万余人,全为彝族。6个乡均为美姑县的边远山区,森林资源丰富,但自然条件较差,有近三分之一的村不通公路,近四分之一的村至今没有电。6个乡共有常耕地30171亩,人均1.17亩,社区居民主要种植玉米、马铃薯、荞麦等农作物,经济收入来源以饲养牛、羊、猪及进入林区采集野生中药材等为主,2008年人均有粮420kg,人均纯收入1800元以下,属国家重点扶贫对象。

2 保护区与社区之间存在的主要问题

美姑大风顶自然保护区建立以来一直按照国家有关自然保护区管理政策,采取传统的强制性的保护措施,从而忽视了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居民的利益和需求,一方面,保护区管理部门为达到目标,对社区采取种种限制,另一方面,社区居民为改善生活条件、满足自身利益需求,要想方设法对资源加以利用,对保护区资源构成了较大压力,二者之间相互争夺土地、资源的使用权力而产生了种种矛盾和冲突,目前主要集中在资源利用方面。具体表现在保护区内放牧、采药、盗伐、砍柴、偷猎等。

2.1 保护区内放牧

畜牧业是保护区周边彝族居民主要养殖牛、羊、马、猪及鸡等,据调查,有些养殖大户一户养有近百头牛,几百只羊,是当地居民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和肉食来源。当地居民牲畜养殖一直沿用传统的敞放模式,对牛、马、羊、猪全部实行敞放,且放牧数量越来越大,有些地方因过渡放牧已造成了地表植被的严重破坏,特别是在大风顶、滥龙、维核洛和挖皆哈罗等地,放牧人员长期驻扎在此,吃、住均在山上,只有到了冬季才撤走,不但牲畜本身对资源造成了破坏,同时放牧人员在山上搭棚、砍柴、烧火(取暖、做饭)、甚至盗伐林木、猎捕野生动物,对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虽然根据《自然保护区条例》,保护区内禁止放牧,但由于放牧是当地居民的重要经济收入,地方政府也一直致力于发展畜牧业,将畜牧业发展作为地方经济发展和社区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保护区管理部门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加以控制。

2.2 野生药材采集

保护区内野生药材资源十分丰富,主要有天麻、重楼、升麻、虫草、细辛、贝母、三七等,社区居民为了经济利益,经常进入保护区进行野生药材采集,一年四季各个地方均有人员进入,特别是在五六月份,男女老少均在林区进行采集,有时一家人有四五人同时上山。在采集药材时,往往是不论大小,只要可采均进行采集,对资源破坏较大,保护区管理部门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管理。据调查,有些社区居民一年采集药材收入上万元,其药材的平均收入占当地居民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仅次于畜牧收入,同时也是当地居民最直接的现金收入来源。

2.3 盗伐林木

保护区内有大片的原始冷、云杉林,是很好的房屋建筑的用材树种,在周边的居民为修建房屋经常进入林区砍伐瓦板、方料等;还有部分居民为了谋取经济利益,还进入原始林区进行盗伐林木,然后运至附近的马边等地以牟取暴利,虽然经过了打击,但盗伐现象仍时有发生。

2.4 砍伐薪柴

保护区周边居民日常生活能源几乎全部为薪柴,据调查,户均年消耗薪柴近2万斤,在距保护区较近的龙窝、树窝乡,户均消耗薪柴达4-5万斤。他们的薪柴来源除一部分来自自留山外,还有较大部分来自保护区,据不完全统计,社区居民每年需从保护区获取薪柴6000余吨、约合木材6000余m3,虽然以林下灌木为主,但仍对保护区的森林资源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2.5 偷猎

彝族村民历来有狩猎的习惯,建立保护区后,由于加大了宣传力度,对保护区周边社区采取了清理猎枪、猎具,处理猎狗等强制措施,收到了一定效果。但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物质益的追求和动物市场的需求,又有部分村民开始饲养猎狗,并进入林区偷猎雉类及小型兽类,以获取暴利。

另外野生动物破坏社区居民农作物及牲畜,造成社区经济利益受损而得不到有效的赔偿,也使是社区与保护区之间的矛盾冲突之一,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3 保护区与社区之间问题产生的原因

保护区与社区之间在资源利用方面产生矛盾冲突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既有社区方面的原因,也有管理方面的原因。

3.1 社区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 必然导致对资源的依赖性强

保护区周边彝族群众长期以来一直沿用传统的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农作物耕种方式,生产效力低下,单位土地上的收益较低,不能满足日常需要;同时牲畜养殖全部采用敞放模式,管理粗放,对资源威胁大;另外当地彝族群众取暖做饭几乎采用传统的“三锅庄”,热量损失大,对薪柴的需求量大,从而对森林资源的依赖性强。

3.2 社区经济收入低,来源单一,导致对资源的依赖性强

保护区周边社区地处偏远山区,自然条件差,适合种植的作物种类相对较少,一般种植马铃薯、玉米和荞麦、大豆等农作物,很少有其它经济作物,且产量较低,只能基本满足日常生活所需食物,很少有多余的粮食出售来增加经济收入,他们的收入来源主要靠畜牧业,因此收入来源单一。在实施天然林保护之前,社区居民还可通过森林采伐中获取部分收入,每年每户靠卖劳力砍木头,装、卸车等所获得的经济收入为0.5-1万元。天然林禁伐后,社区居民不再能从伐木中获取收入,放牧、挖药和采笋等活动则成为居民的另一重要经济来源,每户每年采笋和挖药所获得的经济收入为0.1-1万元,目前是家庭的主要现金来源之一。

3.3 社区人口增长过快对资源造成的威胁逐步增大

我国现行的人口生育政策规定,农村少数民族妇女可生育3个孩子。因此当地彝族群众每户人家至少生育3个以上的孩子,有些居民因受传统的生育观念影响,为生育儿子,不惜违反国家生育政策,超计划生育,至使当地人口增长过快。据初步调查,保护区周边各乡人口在近10年间由2.1万人左右增加到现在的近2.6万人,年均增长超过2%。由于人口在不断增长而土地有限,导致社区居民对资源的威胁增加。

3.4 受教育程度低对保护区资源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由于交通、通讯的落后,造成了社区信息闭塞;自然条件的艰苦与环境的恶劣,使社区居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低,对外劳务输出受阻,致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剩余,农闲时节,随意流动,对保护区的潜在威胁增加。同时,一些落后的陈规陋习使社区居民缺少与外面世界交流,使他们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困境的能力减弱,从而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增加。

3.5 保护区管理忽视社区利益导致发生冲突

多年来,保护区管理者对社区管理认识不足,不愿与社区平等协商涉及到双方利益的问题,而仅靠上级的行政命令办事,没有征求社区的意见,与社区交流少,导致周边社区不理解保护区的一些行动,有抵触或破坏事件发生;另外当社区因保护工作而受到利益损失或问题时,如野生动物危害农作物等,保护区没有很好地予以处理和解决。

3.6 社区管理机构不完善

保护区管理局未建立专门的社区管理科室,虽然保护宣教科和多经办也分别有一些社区管理方面的职能,但也因具体职责不明确,对社区管理工作相对较少;另外保护区在2003年建立组建管理局时,虽然在县林业局建立了保护区共管委员会,也吸收了各乡领导参加,但共管委员会对自身职责不明确,也基本没召开任何协调会议,基本上处于名存实亡的境地,没起任何作用。

4 保护区在社区管理方面的探索与尝试

自然保护区管理,关键是管人。近年来,保护区在社区管理方面,通过充分开展社区调查,把社区人员管理作为基础,收到了一家效果。

4.1 大力开展保护区宣传教育

自然保护区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社会公益性事业,这项工作的开展需要社区各界的大力支持,而获取公众支持的有效途径就是宣传教育。由于我国的自然保护事业起步较晚,加之美姑地处少数民族聚居的偏远山区,人们对自然保护的意义知之甚少,对自然保护难于理解和认识,特别是在自身的某些利益受到影响时,就容易产生抵触情绪,激化保护与利用的矛盾,这就必然影响到保护区的保护和管理。为此,保护区通过会议、图片、幻灯、传单、办宣传栏、保护区知识讲座等形式向广大干部群众宣传保护区建设的重要意义、保护区资源、保护区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等,从而逐步引起社会对自然保护的关注,增强公众的自然保护意识,使周边社区群众逐渐认识到自然保护工作的重大意义,进而投身到保护事业中来。同时保护区还积极向地方各级政府宣传保护区建设的意义、保护区建设方针政策、保护区工作内容等知识,使地方各级政府对保护区工作有了新的认识,从而得到理解并主动支持保护区工作,有效地促进了保护区各项工作的开展。

4.2 加强保护区法制建设

2007年通过县人民政府出台了《四川美姑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使保护区建设进入法制轨道,同时通过县政府专门组织召开保护区工作会议,学习宣传贯彻保护区建设有关方针政策,与社区各乡村层层签订保护区资源保护管理责任书,鼓励社区各乡村结合自己的特点,充分结合彝族的传统毕摩文化(如“克毒瓦毒”活动)订立保护区管理的乡、村规民约,收到了较好效果。

4.3 开展社区能源建设,减少社区对薪柴的消耗

针对社区群众使用传统的“三锅庄”式火炉,对能源利用率低的特点,保护区积极争取资金在保护区选择了距离保护区较近,薪柴消耗量大的3个村庄进行节柴灶试点建设,先后共建设137口双眼节柴灶,既解决了社区居民砍柴越来越远,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实际困难,又节约了能源,保护了森林资源,同时也进一步改进了社区卫生条件,村民也十分满意。同时保护区结合节柴灶建设验收,组织社区居民开展了节柴灶建设宣传活动,通过组织现场检验节柴效果来宣传发动更多社区群众推广使用节柴灶,宣传保护区管理知识,收到了较好效果。

4.4 帮助社区发展替代生计

为解决保护区生计,保护区先后从WWF争取项目和资金,在社区充分开展社会经济基线调查、中药材市场营销调查和生计项目调查的基础上,组织村民代表到社区发展项目开展较好的地方进行项目建设考察及中药材种植培训,帮助社区提高项目管理能力和药材种植技能,为社区替代生计项目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向社区争取了部分小额基金贷款项目,在社区发展卵叶韭种植试点,开展蜜蜂养殖和生态猪养殖技术培训、组织建立保护区生态养殖协会,为社区提供饲料加工设备,帮助社区维修道路,解决社区居民的实际困难,帮助社区发展生产。通过一系列社区发展项目的开展,社区居民对保护区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理解,也进一步缓解了社区与保护区的关系。

4.5 开展社区捐资助学活动

保护区在社区建设中,根据实际情况,积极帮助社区学校建设,帮助社区维修学校设施,为社区学生购置必要的书包、作业本、铅笔、书籍等学习用具,同时在作业本、书包上印制有关保护区建设的相关知识,既减轻了学生家长购买文具的经济负担,又向广大学生宣传了保护区知识;另外还通过保护区与有关大学开展科研合作的机会,组织中央民族大学在保护区开展教学实习的师生,向保护区周边学生开展保护环境,保护大自然、爱护卫生等知识讲座,帮助社区学生从小树立环境意识和保护意识,并通过活动的开展来进一步开阔视野,了解外面更多信息。

4.6 吸收部分村民参加保护区工作

2009年初,保护区管理局从社区聘请有一定文化基础,愿意从事保护事业的人员6人,经过一定培训后充实到基层保护站,主要从事保护区宣传、资源保护、保护区巡护等工作。由于他们来自当地社区,了解当地文化和生活习惯,熟悉民族语言,通过他们的工作,可让社区居民对保护区工作更加容易理解和支持。

5 解决保护区与社区矛盾的建议

目前,保护区在社区管理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与社区关系得到了一定缓解,但由于刚刚起步,还需在今后的工作中结合当地实际,在充分考虑社区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管理,不断探索和研究,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5.1 建立和完善社区共管机制

(1)在保护区管理局设立专门的社区管理科室,专门负责社区工作,协调处理社区关系,帮助社区发展;

(2)完善社区环境宣传、资源保护、药材采集等方面的共管委员会,成员可根据实际,吸收当地村组干部、学校教师、彝族家支头人等分别参加。对各共管委员会要建立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明确各共管委员会及成员的职责任务,并定期组织召开会议,平等协商相关事宜,把社区与保护区紧密结合,共同实现自然保护的目的。

5.2 制定和完善保护区管理的相关制度

保护区周边全为彝族群众,为加强对保护区的资源保护和管理以及药材采集等,采用与彝族传统习俗和毕摩文化相结合,以村或乡为单位,组织订立保护区资源保护管理的村规民约及药材持续采集管理制度,以共同遵守,促进资源保护。

5.3 扶持和引导社区经济发展

归根结底,社区的经济水平是对保护的根本压力,要想提高社区居民的保护意识,必须首先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在充分调查和了解社区意愿的前提下,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多种渠道扶持和引导社区的经济发展。调整产业结构,改变对资源依赖型的传统生产方式,引导社区群众充分利用高山地区无污染等特点发展生态农业,生产具有较高价值的绿色食品,以提高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价值;提倡对农林产品的深加工,在同样资源采收的基础上扩大产品的收益;强化管理,提高劳动效率,使社区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利润率;引进技术、人才、资金,协助社区提高生产力水平。同时要加强同县扶贫办的联系,争取将更多的扶贫资金和项目向保护区周边社区倾斜。

5.4 引导社区居民开展牲畜圈养

改变牲畜敞放习惯,实行生态养殖和圈养,一方面可以防止牲畜啃咬树木和践踏草皮植被,另一方面可以减少人为活动,解决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美姑县委政府提倡大力发展畜牧业,已把种草养畜作为政府的一件大事。保护区可选择一定的养殖户,先行开展牲畜圈养试点,在取得明显效益的前提下进行全面推广,逐步改变牲畜敞放的传统养殖习惯,减少牲畜对植被的破坏。

5.5 加强社区能源建设,减少社区薪柴消耗

保护区周边有5000余户村民,若全部使用节柴灶,每年至少可减少薪柴12500t,相当于节约木材1.25万m3。要积极争取资金,帮助社区大力推广节柴灶,在有条件的地方试点建设沼气池,或推广新的能源;同时在至今没有通电的地方帮助发展小水电,解决社区居民照明和收看电视所需能源,并通过电视了解更多信息,开阔视野。

5.6 开展社区居民技能培训,引导剩余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

保护区周边剩余劳动力较多,但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打工技能,因而每年外出务工人员较少,即使已走出去人员,也因缺乏工作技能,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打工收入低。因此可根据实际情况,与相关部门配合,组织开展社区剩余劳动力打工技能培训,帮助社区剩余劳动力在闲暇时间外出务工,一方面可增加经济收入,改善生活状况,同时可减小他们进入林区的机会,减少对保护区资源的破坏,进而起到保护资源的目的。

本文参考引用了一些内部资料,分别是:①《美姑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四川大学生命科学院,2003;

②《美姑县2008年统计年鉴》,美姑县统计局,2009;

③《美姑大风顶自然保护区周边瓦候地区社会经济调查报告》,美姑大风顶保护区,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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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调查报告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升至2.2亿，已占总人口的16.1%，已步入老年型国家。人口老龄化是当前与今后很长一个时期我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能否有效加以应对已经成为关系我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牙克石市的人口规模锐减、老龄化严重的问题，已给我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带来深刻影响。面对日益凸显的老龄化问题，牙克石市人大常委会把对我市老年人权益保障和养老产业发展情况作为重要工作，成立了专题调研组，制定调研方案，并通过实地察看和座谈交流，全面了解了我市应对人口老龄化积极发展养老事业的现状。

一、基本情况

截止20XX年底，牙克石市有60岁以上老年人63261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14.7%，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其中70岁以上23970人，80岁以上8020人，90岁以上648人，100岁以上10人，空巢老人6973人。

近年来，牙克石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始终坚持党政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老龄工作方针，紧紧围绕六个老有(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乐)目标，不断加大政策保障力度，逐渐形成了全市敬老、爱老、助老的社会风尚，使老年人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老年人的物质文化生活质量明显提升。

1.老龄工作体制不断完善。市政府于2002年成立牙克石市老龄工作委员会，设立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各镇(便民服务中心)、各街道办事处老龄办设在各地民政办。60岁以上老年人由自治区、盟市、旗市区按照每人每年2:4:6的比例安排老龄事业经费，于2008年纳入财政预算。基本做到了老龄工作组织网络健全，活动经费到位。

2.老年法规政策体系不断健全。我市于2008年在呼伦贝尔市率先制订《牙克石市老年人优惠政策的若干规定》并予以施行，同年发放《牙克石市老年人优待证》2万册。2009年，呼伦贝尔市出台《呼伦贝尔市老年人优待办法》，市政府按此优待办法，要求有条件的医院开设了老年病门诊，在窗口设置老年人优先标志，免收挂号费;在火车站、汽车站设置老年人优先购票标志，候车室设置老人席，老年人乘坐上述公共交通工具时可优先进站、检票、上下车。按照《80岁以上低收入老年人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办法》，从2011年起为我市80周岁及以上低收入老年人每人每月发放高龄津贴提高到100元，100周岁及以上每人每月发放津贴提高到300元。

3.老年人社会保障水平逐步提高。我市全面建立了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和医疗救助等相结合的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养老保障水平不断提高;推进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并实现全覆盖。同时，对城镇三无老人实行分散和集中供养，其中分散供养费为每人每月560元，集中供养费为每人每月780元。

4.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稳步推进。我市初步形成了老年服务事业投资主体多元化、服务对象公众化、服务方式多样化、服务队伍专业化的良好局面。目前，我市有社会福利机构11个，敬老院1个，床位数达到1170张。争取上级民政部门投入的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项目5个，1个已初步建成。

5.敬老爱老活动深入开展。一是加强敬老爱老宣传工作。市政府积极对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进行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在电视台、广播电台的重要时段播出《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发放《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读本千余册，有效地提高了社会对涉老工作的关注。二是广泛开展敬老月活动。活动期间走访慰问特困、高龄、空巢老年人和社会福利机构。在每年老人节期间，各镇(便民服务中心)、各街道办事处都广泛开展了老年人文艺演出、运动会、乒乓球赛、门球赛及老年人书法、绘画竞赛等文体活动。我市老年大学开设了绘画、书法、声乐、乐器、微机五个专业,极大丰富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三是认真组织开展爱老助老主题教育活动。市政府把开展敬老爱老助老主题教育活动作为重要抓手，通过开展敬老孝星评选表彰活动，评选出了一批孝亲敬老楷模，以点带面，扩大社会影响，促进社会敬老爱老风气的进一步形成。

6.老年人合法权益得到较好维护。市政府依法打击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活动，保障老年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两年来，市法院共受理各类涉老案件39件，其中刑事案件18件，涉及赡养民事案件21件，判决2件，调解9件，撤诉10件。老龄工作机构和涉老部门及时受理和协调解决老年人的投诉，有效地维护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7.老年人参与社会渠道不断拓宽。市政府坚持从政治上和生活上关心老年人，为他们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条件。历届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均有一定数量的老年人参政议政，许多退休老党员积极投身到助老志愿者和关心下一代教育服务中，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余热，营造了全社会支持老有所为的浓厚氛围。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人口老龄化是未来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性重大问题。我国受计划生育政策、生育意愿下降等多种因素影响，人口老龄化速度大为加快。据国家老龄委的预测，到2025年前后，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20%，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14%左右，进入到深度老龄化社会。近年来，我市的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如何应对好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

1.传统的养老模式不适应时展。日益庞大的群体特别是随着家庭小型化，空巢老人逐年增多，对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家庭养老的模式不适应时展了，子女即使在主观上有十分孝敬老人的愿望，客观上却无照料老人的条件和能力。

2.养老服务体系不完善。一是各部门在推进养老服务工作上没有形成合力;二是养老服务队伍缺乏，护理人员专业水平、业务能力、服务质量非常有限，根本无法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总体不高、投入有限、社会参与不足、缺乏有效的激励扶持政策，导致老年护理人员严重不足;三是社区养老亟待发展。有的社区即使有老年人活动场所，但仅停留在为老年人提供活动场地，离主动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医疗服务、精神慰藉、文化教育等全方位的养老服务还有较大的差距;四是公办养老机构床位有限，供需矛盾仍比较突出。同时，民办养老机构规模小、起点低、投入不足，处于微利经营状态，提升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难度较大。

3.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有待加强。社会各方面重视程度不够，伤老、弃老、虐老等情况还存在;同时，市场化也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提出了挑战，加之基础设施不完善，诸如老年人就医、保健、康复、娱乐、文体等方面还有许多不足，缺少老年人活动场所，文化体育设施建设也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使老龄工作面临巨大的压力。

4.养老服务业相关政策还需加快落实。近两年来，国务院、自治区和呼伦贝尔市政府分别出台了《关于扶持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和《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有诸如土地出让金和税费减免、一次性建设补贴、床位补贴、信贷支持等多项优惠政策。自政策出台以后，多家企业和个人有意向建设大规模、上档次的养老机构。但是由于这些政策的具体措施正在制定中，存在有关鼓励、扶持、优惠政策滞后等问题，还有大量的民间资本不能有效引导到养老服务机构建设上。

三、对策及建议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十三五规划纲要强调，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加强顶层设计，构建以人口战略、生育政策、就业制度、养老服务、社保体系、健康保障、人才培养、环境支持、社会参与等为支撑的人口老龄化应对体系。

1.进一步加大《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宣传贯彻力度。各级政府要重视并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宣传工作，将其列入年度普法教育，开辟宣传专栏，积极营造敬老、养老、助老的良好社会氛围;因地制宜地组织开展敬老孝星敬老模范等形式多样的评比宣传活动，大力弘扬尊老敬老民族传统，积极倡导孝道文化;同时，加大为老年人提供志愿服务的组织和个人的宣传力度，在全市形成尊重、关心、帮助老年人的社会新风尚。

2.加快建立完善老年医疗保障体系。要充分利用现有卫生资源，开设老年专科或病房。要大力整合和发展社区老年卫生服务体系。切实加强老年人健康教育和预防保健知识传授。落实老年人就医优先、优惠的政策，建立起为老年人提供预防、保健、医疗、护理、康复、上门医疗、家庭病床、保健咨询和医疗救助等便捷的一体化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医养结合，积极探索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新模式，促进医疗卫生资源进入养老机构、社区和家庭，加快推进面向养老机构的远程医疗服务试点。还要进一步完善贫困老人医疗救助制度。

3.要大力发展老年照料服务产业。应按照中央提出的建设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的目标要求，加大对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的场所以及适老化设施的建设和改造投入，建立并完善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的服务支持系统，提高居家养老服务水平。要适应劳动力流动加剧、孤寡老人、独居老人、空巢老人不断增多的新形势，把对老年人集中照料、分散照料、家政服务和精神慰籍等照料服务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大投入，加快发展。在强化家庭养老的基础上，加大以公办养老为示范、社会力量建院为骨干、社区服务为依托的养老服务体系。积极开展托老、上门照料等为老服务业务，拓展社会化养老服务功能。要大力发展社区养老服务组织和志愿者队伍建设，在每个社区建立起一支专兼职和志愿者相结合的经常侍奉老人的工作队伍。逐渐形成以设施服务、定点服务和上门服务为手段的老年照料志愿服务体系。

4.加快老年群众性组织建设。要把建立老龄协会等老年群众性组织作为党和政府联系老年人的桥梁和纽带，作为活跃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载体给予高度重视。大力发展老年人行业协会(如老年教育工作者协会、老年医务工作者协会、老年文艺工作者协会、老年科技工作者协会等等)和市、镇(街道)、社区老龄协会。疏通老年人向党委、政府反映诉求、谏言献策的渠道，加强老年群众活动阵地建设，加大对老年群体组织的资金扶持。

5.进一步加大对老龄事业的投入。要从我市实际出发，把老龄工作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按自治区政府规定落实老龄工作经费，及时补充养老、医疗保险、城乡居民低保救助资金以及老年福利服务设施建设、老年教育资金等，支持老龄事业发展，特别是加大对基层老龄工作经费投入。同时，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建立多元化的老龄事业投入机制，多利用信息技术整合资源，加快智能化养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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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河南乡村失独家庭；生存现状；救助机制；计划生育政策

[DOI]10.13939/ki.zgsc.2015.46.127

1 调查目标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到如今已经有30多个年头，在此期间我国的人口累积少生4亿多人，使中国“13亿人口日”和世界“70亿人口日”的到来时间分别推迟了4年和5年。为国家经济发展与降低资源消耗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由于疾病、意外事故等种种原因，全国各地出现了一群特殊家庭，即“失独”家庭。就全国老龄办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显示，2012年，中国至少有100万个“失独”家庭，200万位“失独”父母。而在这些家庭中，因缺乏完善的理疗卫生条件和养老保障，农村“失独”家庭的晚年更加令人担忧，但目前关于乡村“失独”家庭的生存状况既无相关的学术研究，又无准确具体的数据，无法准确把握乡村“失独”家庭的生存现状，因此本次针对河南地区四县十村“失独”家庭的生存现状进行调查，了解河南乡村“失独”家庭目前的生存现状，以及“失独”家庭生活中面临的问题，进一步分析计划生育及开放二胎政策对乡村“失独”家庭的影响，从而提出一些供政府参考的可行性建议。

2 调查样本的选择以及调查方案的确定

2.1 地域样本及选择原因

2.1.1 所选的样本地区具有一定覆盖面

本次的调查样本选择了河南省汝阳县、宜阳县、林州市、新郑市共4县10村作为地域样本进行调查。从地区分布情况而言，所选择的四个县，位于河南省不同的地理方位，洛阳市汝阳县、宜阳县位于河南省西部，林州市位于河南省北部，新郑市位于河南省中部，样本地区地域分布较广。从地域地形来而言，汝阳县地形复杂，主要地形为山地和丘陵，宜阳县地形为浅丘陵，林州市地形为山地，新郑市地形为平原，样本地区基本涵盖河南省基本地形。从人口数量而言，从选择的四个样本县中选择了人口数量较多的十个村庄展开调查，保证所选择的样本区域在当地有一定的覆盖面。

2.1.2 样本地区具有一定代表性

从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所选择的四个样本县，经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洛阳市汝阳县为国家级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洛阳市宜阳县作为洛阳市“一中心五组团”的重要链条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林州市作为河南省经济实力较强的县市之一，金融机构各项存款连续三十几年一直位居河南省各县（市）之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新郑市位于郑州半小时经济圈内，经济发展水平高。所选择的十个样本村，与其县级辖区内其他村经济发展程度持平，能够反映出当地其他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经济结构而言，洛阳市汝阳县和宜阳县第二产业发展迅速，经济来源主要来自第一、二产业，经济结构比较单一；林州市第一、二产业发展更为迅猛，农田水利设施较其他县市更为完善，工业产品科技含量较高，旅游业也正在积极发展，经济结构较为完善；新郑市第一、二、三产业均衡发展，尤其是其农业机械化程度高，农产品多外销，经济结构完善。选择的样本地区包括了河南省各地区经济结构的主要状况，因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2 对象样本及选择原因

本次调查对河南4县10村全部的“失独”家庭以及当地部分普通村民、村镇干部进行了实地访问，通过实地和网络两种途径向不同年龄段和不同职业的社会群体发放调查问卷。

本次调查对象的主要人群为样本地区内的全部“失独”家庭，因此明确“失独”家庭的定义是很有必要的。“失独”家庭是近年来出现在新闻报刊的词汇，普遍的定义为：“失独”家庭是指其独生子女因疾病、灾害、意外、自杀等原因死亡，从而永远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失独”家庭中的父母年龄大多在40岁、50岁以上，且一般情况下，由于年龄或其他原因他们不能或不愿再生育、收养子女。通过对选择的4县10村全部“失独”家庭进行走访，可以充分了解乡村“失独”家庭具体的生存现状，掌握其在生活中面临的问题；对当地村民、村镇干部进行访问，能从侧面了解当地人对乡村“失独”家庭的看法，全面获取乡村“失独”家庭的相关信息。此外，还可以获得政府对乡村“失独”家庭的补助政策及其落实的情况；对包括农民、学生、教师、城镇职工、离退休人员在内的社会群体进行问卷调查，可以了解不同年龄阶段、不同职业的社会群体目前对乡村“失独”家庭的关注情况。

2.3 调查方案的确定

第一，对所选择的样本地区（河南省四县十村）进行走访，通过对“失独”家庭、当地村民、村镇干部的访问，掌握样本地区中“失独”家庭的生存现状，并向不同年龄阶段、不同职业类型的社会群体进行问卷调查。

第二，整理访谈笔录，回收并分析问卷。

第三，撰写调查报告。

3 乡村失独家庭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经济状况困难

大部分失独家庭的收入较低，农村部分无养老金可领的老人，情况则更为严重。目前，农村失独家庭的收入主要依靠土地收入，将土地外包或租赁。健康的老人，有的则到镇上做临时工挣取一些生活费。身患疾病的失独家庭不仅要增加生活开支，收入来源也比较单一。同时，经济条件及物质基础的落后，也让他们不能及时获得失独扶助政策的相关信息，获得及时的帮助。无法到相关部门争取自己的权益，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3.2 精神压力较大

独生子女的父母失去孩子之后，仿佛是生命中最强大的支柱轰然倒塌，生活一下失去了重心。平时疼都疼不完的孩子突然不在了，对失独父母的打击是巨大的。部分父母心情沮丧，郁郁寡欢，再也难以展现笑颜，甚至自我封闭，抑郁成疾。然而，又不愿到心理咨询机构治疗，不愿提起孩子的事情，落寞伤感。再者农村的生活方式比较单一，没有城市众多的娱乐活动排解心中的难过之情。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大部分村民基本都闭门在家，有的村民选择用来安慰自己，孩子在另一个世界一切都好。

在随机调查中还发现，相当多的民众不知道什么叫作失独家庭，而习惯用“绝户”等概念。特别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失独妈妈”甚至会被戴上“克子”、“克夫”的迷信帽子。失独家庭其实就是风险家庭，不能用迷信等有色眼镜去看待，他们更需要社会的关怀与了解。失独父母普遍介意别人的眼光，有的甚至怕周围人觉得丧失独子（或独女）是他们命中的报应，怕别人嘲笑自己香火已断，进而隔绝了与周围人的交往。

3.3 养老制度及社会保障薄弱

对失独家庭的政策支持还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政府出台的其他的扶持政策并未特别照顾到失独家庭。二是计生部门单独出台的政策覆盖面小，受益人数少。为弱势群体提供支持是政府的责任，政府部门要切实加强政策支持的力度。虽然现有政策也提出对于失独家庭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然而这一经济补助在通货膨胀率不断攀升的时代，对许多年老多病的暮年失独者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失独家庭的养老困境仍然无从解决。另外，特别扶助金的申领程序很复杂，独生子女死亡证明是必不可少的证明之一，父母觉得很难接受用儿子的死亡证明去换补助。

特殊的身份让失独者边缘化，处境尴尬，陷入老无所依、老无所养的困境。农村地区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也尤为严峻，虽然2014年2月两部委印发了《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实现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但是农村地区所面临的养老境况依旧严峻。现在城镇失独者的情况是关注重点，农村失独者的情况受到的关注还不足，而他们的情况更为窘迫，养老院数量和质量都和城镇地区完全无法相比，收入来源不稳定等，这些都是在解决失独群体保障问题时依照情况的差异需要具体对待的。

3.4 社会支持不完善

失独家庭的社会支持体系尚未成熟，自组织行为和志愿者服务的农村失独家庭较少。失独父母的心理防线较高，如果没有村支部的介绍，志愿者难以获得失独家庭的信任。并且，农村年龄大的失独父母不熟悉网络，不能利用网络向社会求助。农村的失独家庭分布较为分散，乡村交通的不便利也为志愿者服务带来一定的困难。

农村的福利机构不完善。农村的养老院较少，失独父母不宜居住在普通的养老院，以免见到他人子女探望，而回忆起自己的丧子之痛。有些想要领养孩子的家庭，当地都可能没有孤儿院，不了解孤儿院的信息。即使想要领养孩子，也存在一定的困难。

失独家庭的亲朋好友对失独父母的关心缺少恰当的方式，一方面怕提起失去孩子这件事情令失独父母难过，另一方面又不知道该如何去关心失独父母。在失独父母自我封闭与消沉时，多处于观望和被动的态度。

3.5 法律法规不明确

从国家层面的法律看2001年年底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第27条明确规定“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但是“必要”的标准如何掌握，由哪些职能部门负责，具体如何实施，均缺乏详尽的规定和操作细则，如此太过笼统语焉不详的规定，既不具可操作性，也因弹性过大而缺少强制性，是否帮助以及怎样帮助失独者，全凭地方政府自觉。而现实是，很多地方政府有意或无意在此问题上选择了忽视，其最集中的体现是各省及各地政府在执行《全国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试点方案》及各省具体的实施方案时的应付了事或者漠然视之。再如，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迎来首次修订，中国的养老问题再次提上国家议程。通观整部立法，其第五条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见其依然主张我国老年人应以家庭养老为主。然而对于家庭养老已经不可能的，且数目日渐庞

大的失独家庭，整部立法丝毫没有涉及，在失独家庭养老问题日渐凸显的当下，这样的立法回避或者忽视让人难免失望。

3.6 家庭结构失衡

中国人传统的观念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计划生育时代，独生子女死亡就是无后，独生子女死亡意味着断子绝孙，血脉继嗣的中断，导致该家族中延续数代、几百年的传统系统被迫中断。

失独父母还存在离婚的现象。这表明失独家庭的平衡系统被打破之后，家庭结构极度脆弱，家庭稳定性极差。子女是父母夫妻关系的纽带，一旦子女不幸离去，家庭结构的稳定性受到影响，失独人员因子女死亡而引起心情不畅，情绪失控，悲观绝望，容易造成性格的改变，进而影响夫妻和家庭关系的和谐，甚至导致离婚或其他意外情况出现而引发家庭解体。

4 改善乡村失独家庭状况的建议

4.1 提高经济补偿标准，完善补助政策

提高失独家庭救助的救助标准，首先，各地财政部门应该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对失独家庭的救助补偿标准，保障其能达到当地绝大多数人群的生活水准，不能让他们因失去子女而陷入精神困境的同时也陷入物质生活的困境。其次，各地政府还应拨付相应的保障基金及从社会抚养费中提取专门资金，用以建立失独家庭关怀基金。这部分基金直接由当地的计生组织管理，保证在失独的第一时间，把关怀基金送至失独父母手里，并给予他们必需的帮助。在进行调查时，被调查的对象提出了发放扶助金年龄限制能否放宽的意见。建议实行全国统一特别扶助政策、统一发放扶助证件，不受地域限制。方便特别扶助人员异地领取特别扶助金，以利于“失独”家庭脱离旧日的生活空间到异地生活，减少精神上的刺激。

国家应建立独生子女人寿保险制度和意外风险公基金制度。用计划生育部门征收上来的超生罚款，作为失独基金和失独保险，来优先用于失独家庭。这不仅能帮助因尽计划生育义务而陷入生活困境的夫妇，而且也能体现出“取之于超生，用之于失独”社会扶养费使用的本质属性。

4.2 加强心理辅导，完善心理危机干预机制

失独家庭的精神创伤与需求具有其特殊性，正所谓哀莫大于心死，失子之痛给他们带来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因而全方位的精神慰藉和关怀是救助失独群体的重要内容。

4.2.1 加大对村计生干部关于心理援助的培训

村计生干部是直接面对失独家庭的基层干部，也是失独家庭的基层干部，也是失独家庭主要的倾诉对象。针对当前计生部门普遍缺乏科学的心理援助知识的现状，政府部门应联合心理咨询机构，利用多种形式组织开展心理知识专业培训。

4.2.2 为心理咨询机构提供一定的资金和扶助政策

政府可以为专业的服务机构提供所需资金，建立一种契约关系，不由自己运作，专门针对失独者而设立，这样更容易让失独者缓解心理压力。目前社会上，大多数的心理辅导机构以赢利为目的，收费太高，大多数的失独家庭负担不起，且这些机构一般对失独家庭的情形了解不足，而且出发点不纯粹，失独家庭不愿相信私立的心理辅导机构。

4.3 完善养老及社会保障制度

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推进城乡一体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快推进“失独”、“空巢”家庭社会支持体系的城乡一体化。

4.3.1 建立专门的失独养老机构

设立专门的失独养老机构可以摒弃普通养老机构复杂的申请手续，避免了在普通养老院见到他人子女探望父母引起伤感。同时，居住在一起的都是有过相同丧子经历的人，感情上更容易产生共鸣。与城市不同，农村失独家庭的生活方式较为单一，村民们没有丰富多彩的娱乐方式，不了解网络的使用方法。在养老机构可以组织一些集体活动，如外出旅游、文艺晚会等，丰富晚年生活，分散丧子之痛的注意力。

4.3.2 社会组织救助

社会组织作为政府、市场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在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社会组织有着本身独特的优势，专业化更强，服务内容和方式更加灵活。建立失独家庭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将针对失独家庭开展服务的社会组织整合成一个服务网络，以枢纽型社会组织作为中枢，协调不同社会组织的资源，为失独家庭提供及时的全方位的社会服务。同时，为了避免社会组织出现效率低下、滥用善款的问题，应该建立完善的责任机制和监督机制。

4.3.3 在家养老

一般来说，农村安土重迁的观念较为普遍。如果坚持在家养老，国家和政府应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给予基本生活保障费用和医疗保障费用，并由居住的村集体协助解决养老照顾问题，如可以由所在的村集体为他们提供生活、就医等基本生活服务照顾；村集体出面，建立“时间银行”，即组织志愿者或“义工”与他们“结对子”，为失独父母提供基本的养老服务，以争取到自己以后支取免费养老服务的资格。农村的村落与村落之间居住较为分散，为了利于照顾选择居家的失独者也可以打破一些界限，可以就近整合行政村或者自然村资源，实行便于管理的一些具体实行方式。

4.4 完善失独的相关制度及法律法规

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失独家庭的养老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法律法规的缺失是制约当前我国失独家庭社会保障发展的关键因素。因而我们要进一步加快有关法制体系的建设，制定一系列专门针对失独家庭养老的法律条款，将相关的政策问题制度化、法制化。建议各级政府部门设立专门负责失独群体的组织，失独者遇到各种困惑都能及时给予帮助，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求助无门。

4.5 规范政府部门管理制度，使失独家庭合理表达利益诉求

管理的混乱造成失独群体无法明确自己应该向某个部门表达自己的需求与意愿，出了问题也找不到责任部门，这样很不利于失独群体生活与权利保障政策与措施的实行。建立合理的表达机制与畅通的表达渠道也必不可少，近些年愈来愈严重的“越级上访”就是明显的例子，如果意见在基层就可以得到重视与解决，那么上访者绝不会越级去表达自己的诉求，以致对政府部门的正常工作秩序造成干扰。

4.6 完善领养政策，有助家庭结构重构

家庭新成员的到来会让失独家庭看到生命延续的希望，通过社会领养的方式，让失独家庭继续感受到天伦之乐的幸福。一方面可以转移失独家庭对丧子之痛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也可以丰富失独家庭的日常生活。根据失独家庭的经济状况、年龄、身体健康状况建立一定的评估体系，放宽失独家庭领养政策的限制。可以完善家庭结构的失衡压力，同时减轻政府养老的压力。

4.7 非政府支持

通过网络、媒体等渠道，呼吁全社会建立亲情关怀机制，为失独家庭营造一个充满关爱的社会环境。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尊重失独家庭，不谣传伤害失独家庭的言论，给予失独家庭力所能及的帮助。通过社会募捐等形式，为失独家庭筹集民间资金，提高失独家庭的生活质量，完善失独家庭的基础公共设施建设。

4.8 失独家庭的自我支持

首先要从亲情伦理上进行倡导，使失独者的亲人朋友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和义务为失独者提供帮助和服务，并在全社会中宣传这种责任意识，扩大失独家庭的亲情支持网络。失独家庭也应尝试从丧子的阴影中走出来，找到生命中能够使自己有动力的事情。培养兴趣爱好，多和朋友交流，不要自我封闭。

5 结 论

失独家庭是指在独生子女家庭中，仅有的子女死亡后父母双方未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家庭。在2012年的全国两会上，赵超提出“失独”家庭父母应由政府养老；在2013年全国两会上，李绍霞建议尽快完善“失独”家庭登记工作；在2014年全国“两会”上，卢鑫提出各级部门在制度建设方面应有所突破，专门针对“失独”群体设计扶助渠道。虽然，“失独”家庭在全国“两会”中屡次被提及，国家也颁布了两项政策保障“失独”家庭权益，但是乡村“失独”家庭的生存状况依旧堪忧。

乡村失独家庭困境的解决，不仅需要适当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加强有关农村失独家庭的法律和制度建设，完善农村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和健全社会福利机构等条件下，也需要呼吁更多的人关注这一弱势群体，用行动和语言来温暖他们，帮助他们走出“失独”的阴影，重燃生活的信心。

参考文献：

[1]陈筠.失独家庭的养老困境与社会支持研究[D].南京：南京理工大学，2014.

[2]阿峻.失独家庭的困境[J].浙江人大，2012（10）.

[3]马一.当代中国失独家庭救济机制的系统建构[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

[4]刘青，李延龄.和谐社会视域下失独家庭利益诉求初探[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

[5]管雨蒙.中国失独家庭社会保障问题研究[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14（21）.

[6]王丽丽.大庆市“失独”家庭问题的现状分析及对策[J].大庆社会科学，2014（5）.

[7]吴佩芬.中国“失独”家庭面临的困境与路径选择[J].南方论丛，2013（4）.

[8]龚敏健，牛艳军.南通市失独家庭的社会支持研究――以启东为例[J].江海纵横，2014（3）.

[9]郭宏斌，张璐生.失独家庭生活现状与社会支持系统的构建研究――基于屯溪区57户失独家庭的调查[J].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4（12）.

[10]蔡方华.“失独家庭”应得到社会双重关怀[N].中国社会报，2012-05-21（3）.

篇8

关键词：半城镇化；负面效应；解决途径；广西 

项目来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资本参与中小城镇建设的盈利模式构建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CJY024） 

中图分类号：F29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半城镇化”现象负面效应与解决途径研究——以广西为例 

收录日期：2015年6月2日 

一、问题的提出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增长到2013年的53.7%，年均增长1.02个百分点。2011年我国城镇化水平首次超过50%大关，表明我国仅仅用了3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100年才能完成的城镇化进程。然而，我国城镇化增长是一种“伪”增长。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13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6%，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远低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60%的水平。许多农村流动人口转移到城市工作生活，但并没有真正扎根城市和落户城市。农民工就业在城市但户籍在农村，农民工生活在城市但根基在农村，农民工无法真正融入城市，从而形成了“半城镇化”现象。 

“半城镇化”是相对完全城镇化而言的，是一种不完全的城镇化状态，是一种没有彻底融入城市的状态。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工作生活，但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并没有享受到与城市市民相同的待遇，没有实现与城市市民“同工同酬、同工同时、同工同权”，不能彻底融入城市，一直游离在城市边缘，处于 “半城镇化”状态。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型城镇化规划全文》（2014-2020）显示，2012年广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相差了21.6个百分点，1，011万人居住在城镇但没有扎根城镇，广西面临着较为严重的“半城镇化”现象。 

二、广西半城镇化水平测度 

（一）半城镇化测度方法。城镇人口是指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全部常住人口，乡村人口是指除上述人口外的全部人口。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是城镇常住人口占全部人口的百分比，其计算公式为：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100% 

本地城镇户籍人口是指经公安部门登记的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是指本地城镇户籍人口占全部人口的百分比，其计算公式是：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100% 

本文定义半城镇人口为城镇常住人口与本地城镇户籍人口的差值。半城镇化率是指半城镇人口占全部人口的百分比，其计算公式为： 

半城镇化率=■×100% 

=■×100% 

（二）广西半城镇化水平。为了分析广西的半城镇化程度，本文综合收集了《广西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化率调查报告》相关数据，按照对半城镇化的测度方法，对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本地城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半城镇化率进行统计估算，结果如图1所示。（图1）可以看出，广西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增长态势明显，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还处于较低的水平，2013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22.3%，远远低于2013年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36%；半城镇化率处于较高的水平，从2008年开始半城镇化率开始逐渐接近于户籍城镇化率，2013年半城镇化率22.5%已经超过户籍城镇化率22.3%。从全国范围来看，2002～2003年广西半城镇化率与全国基本持平，但自2004年开始，广西半城镇化率已经超过全国半城镇化率，广西面临着较为严重的半城镇化现象。 

三、广西半城镇化现象负面效应分析 

（一）城市社会保障参与率低。从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情况来看，农民工缺乏相关的金融保险知识，金融机构对农民工的政策导向偏离，导致农民工购买各种保险的比例较低，同时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导致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后很难享受到参保带来的好处，形成“只参保但不享保”局面。2013年广西农民工参加职工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的人数分别为21.3万人、26.58万人、9.45万人、56.83万人和10.17万人，而全区参加这五类保险的人数分别为365.75万人、466.6万人、253.36万人、325.65万人和270.24万人，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依然严重。 

（二）城市就业缺乏保障。从就业机会来说，农民工在城镇就业处于弱势地位，大多集中在脏、累、苦、危等行业，工作辛苦且工资薄弱，并且大多数企业不愿意与农民工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农民工随时面临失业风险。2013年全区规模以上企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为89.81%，低于全体职工签订率，而大量农民工主要集中在个体企业、民营小微企业，面临的不签订劳动合同现象更为严重。此外，农民工需要经常忍受“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的不公平待遇，并且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屡见不鲜。2013年全区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涉及农民工权益的有6，832件，其中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有5，284件，占比77.34%。 

（三）农村土地大量闲置、且流转困难。一是农村土地闲置现象严重。2012年致公党玉林市委调研组对广西北流市的10个行政村、30个村民小组进行抽样调查推算，发现北流市农村建设用地闲置量超过2万亩，推算全区因农村废弃老宅造成的土地浪费可能接近200万亩；二是农村土地流转困难。本文借鉴覃顺梅的调研数据，43.48%的农民不愿意转让土地，23.91%的农民愿意转让全部土地，10.86%的农民愿意转让部分土地，21.75%的农民没想过转让土地，农民对土地流转意愿不强。

（四）农村留守群体日益庞大。随着近年来广西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导致广西农村三留守人员（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逐渐增多。据《中国日报》统计资料显示，2013年末广西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农村留守儿童145.97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23.5%，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广西农村老年人人数已达392.132万人，而留守老人已经达到261万人。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受长期分居生活和隔代教育影响，留守妇女需要忍受繁重体力劳动、忍受孤独感、赡养老人、子女教育等负担，留守老人也面临着高强度农业生产、隔代教育、孤独感较强的问题。 

（五）城市病难题日益加剧。半城镇化造成我国城市病愈发严重，尤其对于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地区，农村人口大量集聚并频繁流  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第一论 文 网专业教育教学论文和以及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动，大量占用城市公共资源、环境资源和交通资源，超出城市综合承载力，造成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愈发严重。2013年全区汽车拥有量279.81万辆，摩托车700.64万辆，与2012年相比，汽车拥有量增加了48.78万辆，摩托车增加了7.47万辆，造成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愈发严重。此外，2013年全区14个设区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为95.8%，比2012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空气环境质量变差。 

四、广西半城镇化负面效应解决途径 

（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同等待遇。从客观上说，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形成我国半城镇化现象的最根本原因。与农民工切身利益相关的就业、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福利政策与城镇户籍挂钩，社会资源和公共服务也按照城镇户籍进行配置，进城务工农民工难以享受到与城市市民相同的待遇。解决半城镇化的关键在于剥离附加在城镇户籍上的各种福利政策，取消与户籍挂钩的社会资源配置功能，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进城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同等的社会资源、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二）完善就业保障机制，鼓励农民工回乡就业。地方政府必须破除城乡二元就业体制，逐步取消针对农民工就业的歧视性政策，建立公开透明、公平竞争的就业机制。实施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和保险福利保障制度，企业用人单位必须向政府劳动部门办理用工登记和备案，与农民工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切实保护好农民工就业的基本权益。第三产业是吸纳农村人口就业最有效的选择，地方政府应该大力扶持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积极制定针对农民工的福利政策，各项农业补贴政策和信贷政策也应该积极向农民工倾斜，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条件，引导农民工回乡就业，缓解城市人口膨胀压力。 

（三）完善土地流转和退出机制，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地方政府必须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的有效流转和退出，解决农民工离开农村的后顾之忧。对于迁入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允许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充分尊重农民工意愿的基础上鼓励其依法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流转，促使土地向农村种田高手集中，实现土地的集约化使用，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对于愿意退出农村土地的农民工，地方政府必须积极通过土地换社保、换住房补贴、换养老生活补助等方式妥善解决好农户退出闲置土地的经济补偿问题。 

（四）加大留守群体关爱力度，增强留守人员幸福感。加大对留守儿童的资助力度，落实留守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基本权益，加强留守儿童的各种教育活动，改善留守儿童寄宿条件，实现留守儿童“学业有教、监护有人、生活有助、健康有保、安全有护、活动有地”。对留守老人要着力从生活保障和精神关爱方面为留守老人提供帮助，积极为留守老人提供农业科学技术指导和资金支持，落实留守老人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开展针对留守老人的文化娱乐活动。积极开展针对留守妇女的技能培训，提高留守妇女的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立足地方实际发挥出留守妇女的技能特长，实现留守妇女的就地择业。

（五）提高城市综合承载力，缓解城市病难题。首先，必须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配套服务水平，不断完善交通、水电、通讯、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高城市硬实力，增强城市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其次，不断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加大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的资金投入力度，提升城市绿化覆盖率，提高生态环境污染治理力度，推行节能减排的新型能源体系，增强城市生态承载能力；最后，加强城市管理水平，提高城市建设和运行效率。 

主要参考文献： 

[1]朱孔来，李俊杰.“半城镇化”现象及解决对策[J].宏观经济管理，2012.9. 

篇9

性暴力入法难在哪儿？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性暴力该如何入法？ 只有将性暴力入法，才能真正做到家庭中的性别平等

王行娟（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名誉理事长，红枫创办人）

我们的一位来访者，在结婚后一年多时间中，与丈夫的性生活基本上是和谐的，只是在丈夫忽视伴侣的愿望和要求，强行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做后，才导致夫妻的失和。性暴力越演越烈，夫妻感情破裂，妻子由爱生恨，以致连杀夫的念头都有了。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性暴力受害女性，会成为杀夫或重伤害丈夫导致犯罪的原因。

施暴者在性生活上表现出的霸道和随心所欲，反映了传统的性文化观念，在现代生活中仍然有很大市场。中国在长期的封建宗法社会中奉行男尊女卑的等级观念，在性文化方面也深深刻上了男主女从的烙印。女人在性生活上没有发言权。

而女权主义者认为，性暴力的存在，是父权制中男女两性关系不平等的结果。传统女性的性心理和模式是男权社会训练出来的，女性在性道德方面处于被歧视的地位。把女性看做是的对象，从根本上否定女性的性权利，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现。

前述来访者对自己的性权利是有一定认识的。她反抗过，敢于对自己不能接受的说不，在遭到丈夫的殴打后，多次报警，寻求社会的帮助。但是她没有得到应有的帮助。

怎样才能帮助受性暴力侵害的女性摆脱困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立法。要将性暴力纳入到家庭暴力的范围，使女性的性权利得到保障，性暴力的行为受到法律的惩治。只有在立法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改变当前男人至上的性文化观念，真正做到家庭中性别的平等。

在西方一些国家，以及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已经将婚内列入了家庭暴力的范围。1977年美国的奥瑞岗州首先废止了丈夫性暴力的婚姻免责权，到1989年有36个州都在法律上明确了性暴力的罪行，我们是可以借鉴的。 性暴力入法，判定“婚内”更有法可依

李芙蕊（公益组织“妇女传媒监测网络”成员）

“性是身体的一部分，身体侵害已经可以涵盖性方面的要素”。这种观点认为，家庭暴力中不需要单列性暴力。然而这种解释比较勉强，因为性暴力伤害的是一种独立的权利――性自，并非所有的性暴力都会造成身体伤害后果，只从身体暴力的角度看，性暴力必然会导致部分性暴力无法被追究。

所以关键有二：第一，家庭成员之间是否存在性暴力；第二，家庭成员之间的性暴力是否应该受到法律追究。

家庭成员之间当然存在性暴力，联合国人口基金与中国学者合作的《中国性别暴力与男性气质研究定量调查报告》对中部某县的调查发现，14%的男性受访者自述在其一生中曾实施过伴侣间的，有将近四分之一的男性受访者曾强迫女做与性有关的事情。

性暴力可以与其他形式的家庭暴力并存，这在高危家庭暴力中很普遍，其中可能包括婚内、待，以及各种其他形式的性方面的侮辱和强制行为。于是所谓“以暴制暴”案件也常存在因性暴力引发的仇恨，例如2006年至2008年在河北石家庄女子监区对女性服刑人员作的一项调查显示，河北女监中亲密伴侣关系中，遭受性暴力的比例为20.9%。

家庭中的性暴力远远没有受到足够的追究，权利关系与羞耻感使很多受害者被迫沉默，刑法不明确罪是否覆盖婚内，极少数个别案例只给所谓“婚姻关系特殊存续期间”即离婚诉讼期间的婚内以低于一般罪的刑事处罚。

认为婚内不算的立场强调夫妻有同居的义务，这在婚姻法中有规定。但是，结婚是否就意味着要满足对方的任何性要求，以及一方有权利伤害另一方的性自？婚内不算的现实令人悲哀地连结着社会古老的男权传统。

所以，将性暴力明确纳入家庭暴力的概念，是认可“婚内”事实的重要法律依据。 避免秋菊式的失败，法律才不会陷入被动

唐绪回（法学研究者）

反家庭暴力法开始施行。出于对施暴者的痛恨，有人希望将一切的家庭施暴者绳之于法，因此认为法律显得“保守”，没有将性暴力纳入管理。

在我看来，反家庭暴力法草案之所以没有明确写入性暴力，其中一个可能性就在于避免遭遇秋菊式的失败。

性是一个多重而又复杂的领域，既关乎个人的身体健康、意志自由，同时也关乎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性暴力会让夫妻关系僵化，受害人此时可能会寻求法律帮助，但生育可能会带来家庭关系的缓和，此时受害人也许并不希望通过法律来解决问题，这时就会带来法律适用的尴尬，就像秋菊的遭遇一样。当然这样的变化不是绝对的。

无论如何，我认为立法者在对待运用法律去制约性暴力时持谨慎态度是有其合理性的，理由不仅在于避免上面所说的失败，还在于“清官难断家务事”的古老智慧。不是不承认存在性暴力，而是承认家务事本身难以条分缕析，反过来的意思就是――分出是非曲直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而性的问题因其特殊性，关于性的各种信息又更难以为裁判者所掌握和认定。

因此，我认为不将其明确写入，同时保留扩大解释身体侵害从而包括性暴力的可能性，使法律既保持了弹性同时又不会陷入僵化被动。

当然，这不意味着反家庭暴力法永远不纳入性暴力。事实上，湖南省人大常委会2000年通过的《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中定义的家庭暴力就包括性暴力。反家庭暴力法将来如何取舍，应当看中国实践中的需求，而不应该因为家庭暴力包括性暴力属于所谓“国际共识”，就一定要将其纳入。 取证难是性暴力入罪的主要障碍

张丽珍（律师）

反家暴法施行后，有声音指出性暴力可归纳到身体暴力和精神暴力的范围内。我认为这么简单的界定并不能真正解释性暴力。

精神暴力是任何暴力形式都有的附带后果，性暴力也不能等同于身体暴力。身体暴力侵害的是他人的身体健康权，而性暴力侵害的是他人的性自，即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如何进行的权利。

伤害后果不同。在存在性暴力的关系中，身体暴力只是施暴人为实施性暴力而采取的制服受害人的“先遣”手段。不仅包括伤害身体、伤害性器官，还包括精神上的摧毁，因此会严重摧毁受害人的自我价值感、安全感和对他人的信任感。性暴力给受害人造成的身体、性和精神方面的伤害后果，远远大于单纯的身体暴力。

家庭性暴力犯罪判刑的最大难题就是取证难。第一，在家庭生活中发生的性暴力问题，因为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特殊性，场所的特殊性以及发生时间的特殊性，都会导致没有证人，或者即便有证人也没有人愿意作证。第二，无法形成视频资料或者录音证据，书证就更是困难。因此，很难认定。

篇10

世界上有没有人可以无视自然规律创造出诸如“空盆变蛇”、“意念搬运”之类的神功？答案是没有，所以被无数政商名流和演艺明星捧上神坛的王林终究还是栽了。

那么，世界上有没有人可以无视经济运行规律创造出令人费解的“经济奇迹”呢？答案就很难说了。对于相信安倍晋三可以带领日本经济走出持续20多年通缩泥潭的日本人而言，这样的“经济奇迹”的确存在并正在上演。但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依靠超发货币和财政刺激带来的经济增长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不可持续。而安倍的“第三支箭”是否真能突破各种障碍命中靶心，眼下看来还存在太多的不确定因素。

IMF忧心忡忡 连发警告

今年上半年，日元大幅贬值，日股飙升，出口、信贷、消费等均有所提升，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连创新低，一季度日本GDP更是同比增加4.25%（按季节调整折年计算），远超外界预期。从数据上看，“安倍经济学”发力半年来的成果十分显著，在7月刚刚结束的国会选举中，安倍领导的自民党政府也大获全胜，可见日本国民对其经济改革成果的肯定。然而，8月2日IMF的年度全球风险评估报告却称，日本大胆经济改革失败的可能性，是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

IMF认为，如果安倍政府未能克服量化宽松计划所遭遇的政治阻碍，就会催生出一系列严重的危险，日本的经济增长或将受挫。IMF还预测，一旦该计划政治上最令人担忧的部分没能贯彻到底，将产生重大风险。投资者可能对政府继续支付其巨额债务利息的能力失去信心。换句话说，只有安倍“三箭”经济政策都发力，才能保证日本经济可持续增长。

8月5日，IMF再次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措施控制赤字，并称如果投资者认为日本央行正在将增长中的海量政府债务“货币化”，后者的货币宽松措施可能会有反作用，因为这种做法通常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动荡。

当天IMF一位官员还敦促日本按计划提高销售税，因为庞大的债务规模已导致日本政府几乎没有扩大财政刺激的空间，任何推迟销售税上调的决定都可能会对政府控制公共债务努力的可信度造成负面影响。他警告日本若不能在解决债务问题的意愿上开诚布公，可能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飙升，进而阻碍经济增长，并给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IMF在其报告中设想了一种情境：投资者一旦要求日本国债多支付2%的利息以补偿更大的风险，就将迫使日本政府大幅削减支出，大幅提高税收，让日本经济陷入衰退的深渊。IMF预测，若日本发生这种情况，全球经济增速将下降2%。

债务“堰塞湖”成最大风险

IMF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安倍内阁最近在是否按计划提高销售税的问题上出现分裂局面，使得外界对日本政府能否控制债务“堰塞湖”表现出了更大的质疑。

华东师大终身教授、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黄泽民告诉记者，按照上一届国会就已通过的既定计划，日本政府将从明年4月起将销售税（消费税）税率由当前的5%上调到8%，2015年10月进一步上调至10%。日本官方曾预计，销售税每上调1%将给政府带来约2.7万亿日元的额外收入。“上调销售税是日本避免发生财政危机的关键。日本是全球债务负担最沉重的发达国家，公共债务规模已逼近GDP的250%，要不是日本国债绝大部分的持有人是日本国内的自然人和法人，从而把风险控制在国内的话，这么高的债务水平早就引发债务危机了。这么高的负债率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必须要想办法降下来。”黄泽民表示，“但现在安倍内阁的一些成员包括安倍的顾问担心突然上调销售税可能会打击日本经济复苏，所以在考虑是不是需要延迟上调销售税或者采取渐进方式逐步上调消费税。因为安倍过去半年实施的刺激政策说白了就是把日本国内消费提前用掉了，所以体现在经济数据上就显得很亮丽，但这是以透支明年的消费为代价的。比如原本准备明年换车的家庭可能今年就提前买车了，假如明年消费税真的大幅提高，势必会打击日本经济的持续复苏。”

另外，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近期透露将考虑逐步减小购债规模，将来美国QE逐渐退出后，日本继续实行量化宽松的空间也将越来越小，并可能引发国债泡沫破裂。这就使安倍政府面临两难局面：一方面，随着“第一支箭”运用空间的日渐狭小和副作用（金融市场动荡）的越发明显，日本政府在经济刺激方面将不得不更加依赖“第二支箭”；另一方面，为了应对大肆扩张财政刺激而产生的巨额赤字，不是靠增税就是靠发债，后者显然已没有空间，而增税又会对经济复苏产生负面作用，因此实际上财政政策的运用空间也已不大。

另据日本开发银行近日的调查报告显示，日本大型企业计划在今年大幅增加国内资本开支。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这是由于安倍经济刺激政策起效，导致日本内需提升，企业扩大投资。但黄泽民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日本企业增加设备投资，扩大产能，其实是为今后的产能过剩埋下了隐患。“毕竟到目前为止，安倍的经济刺激都是短期政策，假如今后经济刺激减弱，复苏不稳定，消费的增速赶不上产能的提高，到时候可能会引发更大的经济危机。”黄泽民表示。

疲软根源：深陷老龄化泥潭

黄泽民认为，日本经济长期衰退并不是由于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使用不当，日本宽松货币政策已经实行了20多年，始终不见明显成效，而财政刺激计划也实施过多次，在给日本留下了一大堆完善却利用率极低的基础设施建设后，也没能给日本经济带来可持续的增长。如今安倍只是在这两条老路上走得更远更激进而已，并不能解决日本经济的根本性问题。黄泽民说：“日本从根本上说必须要解决人口问题，少子化、老龄化的趋势不改变，一个人口总量在减少、劳动力也在减少的经济体，怎么可能展示出更强的经济活力呢？”

如何解决这一根本性难题，并没有在安倍的“第三支箭”中提及。对此，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信息所所长、日本问题专家陈鸿斌认为，虽然安倍晋三在拯救日本经济上展示出了较大的决心，但真正想要启动结构改革并非易事。作为一项长期工程，不可能在几个月内就制定出全面详尽的实施方案，所以他6月推出的经济刺激第三轮计划的主要着眼点依然是7月的参议院选举。从这个角度看，安倍的结构改革究竟能走多远，还很难说。“比如通过放松移民政策，缓解老龄化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就很难真正实施，因为日本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国家，加上日本本身国土狭小，人口繁多，日本社会对引进外国移民一直持排斥态度。”陈鸿斌说道。

根本之道：体制改革 技术创新

除了老龄化问题，日本经济长期不振的另一个关键原因在于日企创新能力不及以往，在国际竞争中逐渐丧失先机。陈鸿斌表示，日企劳动生产率低下，以人力成本为代表的生产成本又居高不下，从而在与韩国、中国等周边新兴国家制造业上的竞争中落败。此外，日本国内不平等的薪酬体系难以激发新员工的积极性，经济起飞时期曾引以为傲的日本特色的终身雇员制和年功序列薪酬体系的弊端也越发明显。

许多体制僵化、效率低下、本应破产倒闭的企业却依靠日本政府的补助而苟延残喘，进一步加大了日本经济改革的难度。如果不对这些问题作伤筋动骨的结构性改革，不管安倍内阁撒多少钱，恐怕日本经济都难现长期增长。

黄泽民举例称：“当年夏普为了液晶显示屏投了多少钱？但结果收回了多少投资呢？投资根本就投错了方向，错过了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商机。这使得索尼、松下这些日本电器巨头在与三星、苹果等公司的竞争中完全败下阵来。如果日本的大企业无法改变这种僵化的经营格局，保守的管理体系，企业内部的官僚作风又无法得到有效遏制，必然会阻碍创新，并最终导致公司业绩的大幅下滑甚至破产。这种观念和制度上的改革，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绝不是短期的经济刺激能够根治的。”

从某种角度看，安倍第三轮经济增长策略之所以回避了类似许多棘手问题，正是因为安倍晋三意识到了全面改革的艰难性。所以才提出了建立所谓““经济战略特区”的构想。其实日本经济自由化程度并不低，相关的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也较为完备，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经济特区。因此安倍这一举动，很可能是为了避免直接作出涉及全国层面的结构改革，另辟蹊径，以避免触动既得利益。

由此看来，“安倍经济学”是否真能化腐朽为神奇，今后“第三支箭”究竟能射得多远才是关键所在。

名词解释：安倍晋三的“三支箭”

安倍晋三2012年底上台后承诺将射出“三支箭”，推动激进改革，为长期低迷的经济注入新的活水。

第一支箭——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一经上台便开始实施，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日本出口有所回升，安倍还迫使日本央行创造更多流动性以达到年内达到2%的通胀目标。其理论依据是，当消费者预期物价将要上涨时，会提前买入原本计划将来购买的商品，从而带动消费及投资。目前看来，第一支箭射出后已取得了一定效果。

第二支箭——高达10万亿日元的财政刺激措施。通过大幅提升公共支出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需求，从而带动经济复苏和民间投资的进一步增长。然而财政支出的大幅增长势必需要更多的税收来支撑，而安倍政府在提高销售税计划上的犹豫使第二支箭并没有完全射出。

第三支箭——6月5日，安倍晋三公布了经济增长战略的第三轮计划概要：深化结构性经济改革，以实现日本经济在量化宽松和财政刺激之后，更长远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其核心在于激发民间活力，包括建立提供税收优惠并放宽限制的“经济战略特区”，结构性减税，放宽各种行政管制，吸引民资加速进入医疗、健康、信息技术、农业、公共基础设施等目前管制较多的领域，而应对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的改革措施还有允许除部分副作用风险较高的药品外，超过99%的药品可在网上销售，允许养老金基金购买更多股票，提高女性就业等。

其施政目标是今后3年内民间投资增长一成左右，恢复至70万亿日元水平，到2020年基建输出增至30万亿日元。未来十年将以人均国民收入（GNI）每年增长3%、实质GDP增长2%为目标，增长速度比过去十年快逾一倍，以使日本成为“世界增长引擎”。

安倍经济学的第一、二支箭的目的在于营造阶段性增长空间，第三支箭侧重于深层次的结构改革。在射出前两支箭后，日本经济已有了一定起色，可惜备受期待的第三支箭却让市场感到失望，认为其看似花样繁多，面面俱到，实则过于温和，既缺乏具体的解决措施，也未见整体规划及大刀阔斧的改革思维，导致投资者对安倍经济学前景信心不足，6月5日当天日经指数暴跌3.83%。

动真格的改革才能命中靶心

这些年来走马灯似的日本首相大多未给国人留下太深的印象。要说印象较深的，除了在任的安倍晋三，就要数2006年卸任的小泉纯一郎了。话说这两位首相的经历也非常相似：小泉上任前，日本十年换九相，经济持续低迷；安倍上任前，日本七年六换相，经济遭全球金融危机重创。小泉上任后，不顾党内反对，强力推动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力挽经济狂澜，成为日本30多年来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并拥有很高的民意支持率；安倍上任后，大力推行激进的“安倍经济学”，对刺激日本经济增长效果显著，至少从目前看，安倍同样获得了较高的民意支持率。凑巧的是，两位首相对华政策均采取强硬路线，无论是参拜靖国神社事件还是事件，都引发了中国国内强烈的反日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