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资助工作总结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高校资助工作总结，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根据《关于开展教育扶贫学生资助工作“大排查、大攻坚”的通知》（教助〔2020〕7号）的文件要求和工作部署，我校经过精心组织，周密部署，认真扎实开展了教育扶贫学生资助工作自查自纠活动。现对全面排查工作总结回顾：

一、自查自纠工作部署情况

1、成立了工作小组，强化责任意识，形成工作合力。

为全面排查

2016年至2020年教育扶贫学生资助政策的落实情况，确保此次工作落实落细，学校成立了工作小组，研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明确主体责任和校长责任制，提高政治站位，形成了统一领导、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工作合力，全力推进工作进程。

组长：校长

副组长：分管副校长

组员：

xxx、xxx、xxx、各班主任。

2、统一谋划，各部门联动，有步骤开展。

校长作为教育扶贫资助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亲自谋划工作思路，明确工作举措，确定进度安排，统筹调配工作力量，协调推进各项工作稳步落实。

（1）宣传教育扶贫政策。

我校采用扶贫资助工作小组会议、主题班会，宣传栏，

电子屏幕、家长微信群、致家长一封信等形式，大力宣传教育扶贫政策，提高师生和家长对扶贫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的认知度，激发教师的仁爱之心，推动落实立德树人的责任担当，激发学生励志图强的理想信念。

（2）开展走访慰问工作。

教育资助工作小组成员利用“五一”假期，深入建档立卡户和送教上门学生家庭进行实地走访，了解学生学习生活的实际困难，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关爱，激励学生自强自立，并宣传扶贫扶志思想，引导家长担负起孩子的教育责任。同时告知家长2020年春季扶贫资助工作的落实情况，将扶贫资助政策深入人心。

（3）自查自纠政策的落实情况。

5月10前，教育扶贫资助主体责任人完成对2016年春季以来9个学期的教育扶贫资助工作资料的整理，系统排查扶贫资助政策的宣传、申请评审认定过程的规范性、资助的人数金额以及发放的形式、受助困难学生的类型、建档立卡学生资助全覆盖的落实，通过大排查，建立每个学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信息台账，完成自查自纠记录表的填写，发现问题及时整改。5月20日前，在自查自纠总结反馈基础上，完成报告的撰写。

二、2020年建档立卡学生资助情况

2020年春季教育扶贫资助工作的开展，我校按照上级布置，

及时在省建档立卡系统录入学生学籍信息，比对系统确定建档立卡学生数，并与当地扶贫部门核实建档立卡学生信息，确定建档立卡学生xx人。经公示，于4月28日通过农商行打卡完成足额发放，发放金额为xxx元。并于5月1日收讫《致建档立卡学生家长一封信》的回执。

三、2016—2019年学生资助开展情况

1、政策宣传开展情况

每一学期学校都采用了多种形式和途径，向学生和家长认真宣传了教育扶贫资助政策的变动，并发放致家长一封信，将资助政策的落实情况告知家长。

2、资助政策执行情况

学校根据上级主管部门要求，按照文件的规定，在相应的时间节点内落实了资助政策，及时足额合规发放了资助资金。

3、评审程序、公示等工作排查情况

我校以扎实的工作作风，按照摸排、申报、评审、公示、上报的流程，逐步推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评审认定工作，确保流程规范。

4、建档立卡学生资助落实情况

我校依托省建档立卡资助系统的摸排，和与当地扶贫部门的对接，核定建档立卡学生数，做到了建档立卡学生统计无遗漏，确保了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学生资助全覆盖。

5、资助资金管理情况

经教体局和财政局审批的学生资助资金，学校财务严格按政策执行，管理规范，发放及时。

篇2

一、实施范围：经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并备案，实施中等学历教育的各类中等职业学校，包括公办和民办的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职业技术学院附属的中专部和中等职业学校。

二、资助对象：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资助对象是具有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的在校一、二年级所有农村户籍的学生和城市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享受退役士兵免费职业技能培训的学生和享受智力扶贫资助的学生，不再享受国家助学金。

三、资助标准：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1500元，主要资助受助学生的生活费开支，资助期为两年。

四、申领办法：

（一）中等职业学校将《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表》及《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指南》随入学通知书和转学通知书一并寄发给学生，学生填写《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表》并准备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农村户籍证明、城市困难家庭低保证）。

（二）新生和二年级转学学生在新学年开学一周内向就读学校提交申请表，并递交相关证明材料（含原件和复印件）。

（三）学校受理学生申请，并进行资格审查。

（四）学校组织初审，将初审结果在学校内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

（五）学校填写《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汇总表》、《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统计表》，并通过“广东职业与成人教育网”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信息收集系统”填写《广东省中等职业学校一、二年级学生基本信息表》（表1）和《广东省中等职业学校基本信息表》（表2），打印《广东省××市××中等职业学校××年度一、二年级学生信息统计表》（表3）。学校将《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汇总表》、《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统计表》、《广东省××市××中等职业学校××年度一、二年级学生信息统计表》（表3）各一式2份连同《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表》（每份《申请表》后附该学生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并按《汇总表》顺序排列），市直学校直接报市教育局职成科审核，县（市、区）属学校报所在县（市、区）教育局教育股审核后报县（市、区）财政局、教育局备案，同时报市教育局职成科汇总报市财政局、市教育局备案。市、县两级教育部门在对纸质报表进行审核的同时，应对照纸质报表审核各校网报报表，确认无误后将网报报表上报省教育厅资助中心。

各校在上报二年级转入学生增加数的同时，要同时上报转出和流失学生的减少数。

（六）学校为每位受助学生分别办理银行储蓄卡或校内食堂用餐IC卡，不得以现金方式发放，不得向学生收取卡费或押金，也不得从学生享受的国家助学金中抵扣。

五、经费分担：按省政府规定，国家助学金所需经费由中央、省以及市、县级财政共同分担。市、县（市、区）两级财政分担比例由市财政局、市教育局根据省政府确定的各级分担比例制定方案报市政府批准后执行。

六、资金管理：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按学年申请和评定，按月发放。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主要资助受助学生的生活费开支，不得改作其他用途。各级财政、教育部门要加强国家助学金管理，保证专款专用、专帐核算，并接受市审计、监察部门和社会的监督。对弄虚作假、骗取、挤占、挪用、滞留国家助学金的行为，将追究直接责任人和相关领导的责任。

七、档案管理：中等职业学校要建立助学金专门档案，将学生申请表、佐证材料复印件、公示资料、受理结果、汇总表、统计表、签领表、工作计划、工作总结等分年度建档备查。

八、体系建设：中等职业教育实行以国家助学金为主，以校内奖学金、学生工学结合、顶岗实习、学校减免学费为辅的资助政策体系。实行助学金制度以后，学校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学费，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5%的经费，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费减免、校内奖学金、助学金和特殊困难补助等方面的开支。

九、政策宣传：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积极宣传国家助学政策，让国家助学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充分发挥助学政策的导向作用，吸引更多的初中毕业生报读中职学校。

篇3

一、我国流浪儿童救助保护的参与主体

我国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内容研究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流浪儿童救助参与主体的问题；流浪儿童救助内容及成效问题；对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当前存在问题。

当前，我国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主要是由政府包办、社会参与程度低，但社会组织参与流浪儿童救助保护的成功案例仍然值得学习参考。另外，各地官办救助机构在救助实践中也发展出了特点各异的多元合作救助形式。由此，流浪儿童救助保护的参与主体应该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多方合作的复合式主体，但三个主题在救助保护领域中的参与程度、实施情况上存在差异。

（一）官办救助机构在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参与的主导角色

我国官办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起步较晚。1995年公布的《关于转发〈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提出了“可在流浪儿童较多的城市试办流浪儿童保护教育中心”的内容，随后民政部在全国收容遣送站内首批设立福州、金华、岳阳、宝鸡、贵阳、郑州、吉林、南宁、合肥、牡丹江10个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由此开启来了我国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事业。2003年，通过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废除了先前的收容遣送制度，自愿救助制度由此确立，这也是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的重要转折。2006年，民政部印发的《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基本规范》和《关于加强流浪未成年人工作的意见》，为我国官办救助保护机构工作提供了细则化的规定，并对各级政府部门提出了明确的职责分工，推动了我国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事业的规范化、人性化。由此，形成了以政府主导为主，由民政部门负责，以及当地公安、市容等部门的配合，在官办救助管理站或者救助保护中心等专门的救助机构内完成对流浪儿童的救助保护，是一种应急性临时救助为核心的集体养护模式。

官办救助机构在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担当主要责任，并在国家力量支持下得以迅速发展。2011年，当时的民政部窦玉沛副部长指出，“十一五”期间，国家建立了310所流浪儿童救助中心，而在“十二五”期间，民政部将在一些人口大县和一些流浪儿童比较集中的地方，再建设一批流浪儿童救助中心，同时对现有的救助机构要完善其行为矫正、文化培训、心理疏导和技能教育等方面的功能。

（二）社会组织在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参与中的补充角色

笔者对近10年来国家出台的有关流浪儿童救助保护的各项政策意见进行整理中发现，在当前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对社会参与的“引导培育”是国家的重要任务，同时实现官办救助机构与社会参与的“优势互补”则是重要目标。在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指出了“坚持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基本要求。随后，在2012年《民政部关于促进社会力量参与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服务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社会力量参与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服务是创新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体制的重要举措，是加强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重要措施，是帮助流浪乞讨人员摆脱困境的重要力量”，明确了社会力量在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的重要地位。

但是，在目前的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实践中，社会组织的参与度低、服务开展困难的现状仍不容忽视。虽然国家政策意见提出了引导培育民间力量和社会组织，使其参与流浪儿童救助工作的基本原则，但却没有明确民间力量、社会组织的参与方式、内容和机制，也未提出政府与民间力量、社会组织建立的具体合作关系和政策框架。正是由于民间力量、社会组织的参与缺乏政策制度的足够支撑，社会组织的“黑户”身份、资金来源不足、服务水平低、工作人员素质差等困境成为当前发展的障碍。

尽管存在诸多困难，但是也不乏成功的范例。例如，云南昆明家馨社区儿童救助服务中心的发展经验。该机构于2004年由云南省民政厅与世界宣明会合作支持下成立，是当地民间社会救助机构，主要为6至18岁流浪儿童提供“回归家庭——就业——重返校园”的综合服务。2009全年共资助42名流浪儿童到正规学校上课，资助153人次儿童到医院就诊，协助13名流浪儿童返回家庭，转介工作及职前培训13名儿童（数据来源于家馨社区儿童救助服务中心2009年度工作总结报告）。

（三）多方合作的复合式主体在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的创新角色

2013年刚刚的《民政部关于开展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提出了“明确相关部门、基层组织、社会组织、专业机构、各类志愿者的工作职责和协作程序，建立完善监测、预防、报告、转介、处置等保护体系，形成政府负责、民政牵头、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工作机制”的工作要求，这标志着我国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多元合作方式在国家相关政策上得以确定和鼓励。

在流浪儿童救助保护的实践中，部分地方救助机构总结发展出了各具特点的多方合作方式。以重庆为例的官办机构与高校合作的形式，重庆救助站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与重庆师范大学合作启动的“救助社会工作”项目，在中心设立社会工作工作岗，引进高校教师参与督导、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参与服务的基本形式，笔者也作为服务提供者通过参与式观察、工作记录、问卷、服务对象感受表达、访谈服务对象及机构工作人员等方式对了解中心的救助现状。

二、我国流浪儿童救助保护的主要模式

根据《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基本规范》要求，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内容包含：以生活保障为主要内容的基本服务、对残障身心障碍等流浪儿童的特殊服务、教育、培训、就业服务、心理辅导和行为矫治服务、其他服务五项内容。但受资金匮乏、专业人才不足、对救助机构的激励不足等多方面条件制约，多数地方流浪儿童救助机构的工作内容仅限于生活保障和安全保障，在对儿童的教育上则无章可循。

笔者基于文献回顾发现，在对流浪儿 童救助保护模式探讨中，基于当前官办流浪儿童救助机构的文献占其中的大部分。同时，依据学者们总结归纳出了不同的流浪儿童救助保护模式，笔者在此重点介绍以重庆、郑州、秦皇岛、广东四地救助机构为例的救助保护模式。

（一）以重庆为例

自2011年重庆救助站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与重庆师范大学合作启动的“救助社会工作”项目启动以来，直至2013年以官办机构与高校合作为形式的“重庆模式”，在流浪儿童教育上日趋完善，同时社会工作新理论新视角的运用，也使受助儿童得到更好的服务。“重庆模式”立足于集体养护的机构背景，探索以优势视角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传统流浪儿童的教育视角转换——由“问题为本”转向“优势为本”，将生命教育作为介入手段，以挖掘流浪儿童的抗逆力为目标，以引进专业高校教师做服务督导、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以实习身份担任机构社工的基本形式。

（二）以郑州为例

“郑州模式”是以家庭、社区为基础、综合性和连续为特征的流浪儿童保护体系。2006年以来，“郑州模式”不仅在儿童保护服务体系建设上日趋完善成熟，更上一层楼，而且郑州模式已成为中国儿童福利理论创新与儿童服务政策框架设计的典范。郑州市救助管理站，以救助保护流浪少年儿童中心为依托，以“全天候街头救助点”为纽带、以“类家庭”和“家庭寄养”为途径，以“技能培训”为手段，以“跟踪回访”为巩固的，注重调研为基础，与高校社工师生合作为专业支持，参与社区预防为辅助。并针对流浪儿童群体救助保护、教育、行为矫正的独特工作方法，明确提出“有教无类”教育原则，有的放矢、共性、个性化、共性与个性结合教育方案。

（三）以秦皇岛为例

通过多种途径打造流浪儿童救助保护新模式，并主要通过：（1）建立全天候开放式的“流浪儿童之家”，以志愿者为主，为流浪儿童进入救助站打造过渡平台；（2）通过基线调查，对本市儿童从源头上控制其外出流浪；（3）营造保护儿童社会氛围，扩大社会参与，联合其他政府部门、地方高校、及其他社会力量的参与。

（四）以广东为例

“类学校”式救助。以开展“类学校”式职业教育为救助重心的广东省流浪儿童保护中心，在开展流浪儿童“类学校”教育的基础上，推行培训安置，与东莞市樟木头劳动保障分局签订培训、就业、安置协议书，为流浪儿童搭建有效的就业培训平台。

三、我国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流浪儿童救助保护近的发展中，可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探索出了以上各具特色救助保护模式。但是，在对部分文献进行二次分析中，笔者发现当前官办救助保护机构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并将其问题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集体养护下，“机构病”强化流浪儿童“被排斥”地位

当前官办救助机构采取的是以应急性、临时性为核心的“集体养护”救助模式，其着眼点主要是流浪儿童当时面临的具体困境，而较少关注产生这些困境的深层次个人、家庭及社会原因。集体养护下的儿童由于生活在非正常的环境中，往往出现身心健康和社会生活适应问题，即所谓的“机构病”。另外，集体养护使流浪儿童处于与社会隔绝的相对封闭空间中，而当前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内容单一，教育方式落后等问题，加剧了儿童在集体养护的非正常环境中的“异化”。

（二）问题视角下，救助保护工作忽视儿童能动性

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中，流浪儿童常常被标签为“问题儿童”、“不良少年”等等，这样的“标签化”无疑是对流浪儿童个体的怀疑和排斥。然后，对流浪儿童面临的文化排斥，正是当前救助中的常常忽略的。在救助机构内，服务过程往往是评估、诊断——分析其不利境遇——得出“偏差行为”、“不良心理”等的诊断——治疗和康复，在整个服务过程中流浪儿童的个体都遭到了忽略。反思我们的救助实践，不难发现这事实上并非对他们实施了有效救助，反而强化了他们的挫折感和自卑感。

（三）临时性的救质下，救助保护工作缺乏持续性

当前我国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只是一种临时性救助，并非积极的长效机制，因此流浪儿童权益保护效果难以起到长效作用。同时，这样的救质也造成，“回归社会”的救助保护目标面临被简化为“回归家庭”的矛盾。最终，由于缺乏持续性的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即从预防到救助到回归的体系化救助保护，面临常常儿童被遣返回家后，留不住，再次流浪的困境。

参考文献

[1] 刘继同，王素英，张其安，谢小卫.“郑州模式”的制度创新、基本经验与未来发展方向[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7（02）.

[2] 刘永旭.秦皇岛市——多种途径打造儿童救助保护新模式[J].社会福利，2007（03）.

[3] 丹，凤阳阳.抗逆力视角下的流浪儿童救助模式探析——以重庆市为例[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3（02）.

[4] 薛在兴.社会排斥理论与城市流浪儿童问题研究[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10）.

[5] 王舒捷.社会排斥理论视角下的流浪儿童社会救助问题[J].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2）.

[6] 李晓凤.优势视角社会工作辅导在流浪儿童工读学校的介入空间——以中国某流浪儿童工读学校为个案研究[J].中国校外教育，2009（12）.

篇4

摘要：法律援助的现代社会的一种法律保障制度。我国的法律援助虽起步晚，但成效显著。成都市法律援助事业也正呈现出蓬勃兴起与发展的态势，本文从介绍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概况入手，阐述了成都市法律援助取得的成效，分析了成都市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探讨和研究了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

关键词：法律援助现状人权保障

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指导和统一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完善国家司法公正机制，健全人权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一项法律制度。①

法律援助有以下特征：

1、法律援助是国家行为或者是政府行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实施。它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对公民应尽的义务；

2、法律援助是法律化，制度化的行为，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受援对象为经济困难者、残疾者、弱者，或者经人民法院指定的特殊对象；

4、法律援助机构对受援对象免法律服务费，法院对受援对象减、免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5、法律援助的形式，既包括诉讼法律服务，也包括非诉讼法律服务。

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法律援助法规《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这标志着我国保障贫、弱、残等弱势群体平等实现其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机制度的确立。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为贫困群众提供法律援助的同时，突出了为见义勇为行为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重点，率先制定了《成都市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暂行办法》，特别是三月份经终审的张德军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案件，引起了中央电视台、东方卫视、《南方周末》和社会的高度关注，通过我们卓有成效的法律援助工作，进一步弘扬了社会正气，倡导了社会公平与正义。

一、成都市法律援助的基本概况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1996年。其下设有20个区县法律援助机构，设立100个法律援助机构乡镇社区站点。成立法律援助中心是国家从司法制度上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对经济特别困难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编制10人，隶属于成都市司法局，现有工作人员8名，其中多人工电话咨询等法律服务；指导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援助工作。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还在市妇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成立了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市妇人具有律师资格，下设综合科、业务科。其主要职责是：免费受理公民的法律咨询，并经常向社会公众宣传法律知识；为各种法律援助对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开设法律咨询热线，免费为公众提供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工作站。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经费由成都市政府预算拨款，并设立法律援助基金，接受社会捐赠。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已接受了15万余人次的法律咨询，了3000余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了4200余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

二、成都市法律援助取得的成效

㈠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在成都市司法局的直接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的精神和市委十届四次全委会健身，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落实和树立科学发展观，围绕服务“产业年”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坚持在实践中创新工作和解决问题，切实加强法律援助组织机构建设，积极为农民工、贫困残疾人、下岗职工、妇女儿童等社会贫苦群体提供及时、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成都市援助案件办案数量每年增长近20%，办案质量也不断提高，为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成都作出了积极贡献。

㈡设立社会法律援助组织。都市司法局与成都市工会、妇联、残联组织相互加强沟通和协调下，法律援助中心市总工会、妇联、残联、成都大学四个工作站建立，这些社会团体逐步承担起一定受理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职能。

㈢“12348”法律服务专线电话的开通，它是以法律咨询作为法律援助的重要形式之一，由成都市执业律师每天义务轮流值班解答咨询，方便了市民咨询法律问题，及时为咨询者提供法律方面的帮助，极大的满足了全市广大群众对法律的需求，受到了市民的良好评价。

㈣发展全市法律援助援助律师队伍，每个区、县法律援助中心不少于3名法律援助律师，使之成为直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主要力量，还不同程度地吸收红市了一批专业突出、素质较高的人员，增强了法律援助力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效率明显上升。

㈤提供法律援助的农民工援助率达到100%，积极开辟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成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应急服务队和区（市）县法律援助中心工会工作站，对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实行24小时内受理制等，并对农民工经济困难状况一律免于审查，以实现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和“一站式”法律援助便捷措施。

㈥分解法律援助案件总量

成都市近年各类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数，如下表所示

成都市各类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数（件）

法律援助机构工作承办社会律师承办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办社会组织人员承办

2004年785706380

2005年394161736117

2006年上半年25981425235

（七）扩大宣传，发动全社会力量倾注对法律援助的奉献与爱心，通过开展法律援助爱心活动、成立农民工应急服务队、组织送法下乡律师宣讲团、农民工维权法律援助大型咨询活动等，广泛宣传，扩大影响。

三、成都市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㈠宣传力度不足

随着成都市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且有大批“外来工”他们的文化素质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使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缺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意识，也不知道如何求助于法律援助部门或者法律服务者，于是采取其他非法手段，从而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且，需要援助的弱势群体大多集中在基层，所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基层。然而一些县、区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不够，怕宣传多了，老百姓找上门来，应接不暇，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越不宣传，老百姓就越不了解法律援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也就越困难。

㈡相关部门协作配合机制还未真正建立起来。

目前，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相关部门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协调配合机制，直接影响了法律援助制度作用的发挥。在法律援助案件所涉费用中，由于诉讼费用以及相关部门收取的调查取证、坚定等所收取的费用相对困难群众的收入来说较高，而法律援助机构又无力承担这些费用，虽免除了法律服务费用，受援人最终因交不起相关费用，或者无法进入司法和仲裁程序，或者得不到相关的证据材料，法律援助的效果大受影响。

㈢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及其需求的矛盾突出

据了解，成都市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在4000件以上，而按成都市现有的1300多名律师每人每年免费办理2件计算，每年最多也只能办2600件，而这当中缺口很大。面对如此庞大的需求量，却不能予以满足。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人力、物力上的投入。

四、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

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其不可避免的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故有必要在实践中逐步加以规范和完善。针对是法律援助的现状，联系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实际，笔者拟对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作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法律援助既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更是一项群众工作。它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台、网络等新闻媒体和通过法律下乡（如可以尝试制发法律援助服务卡，便于群众掌握法律援助知识）、法律咨询（尤其要加强“12348”专线律师值班，拓展法律援助咨询电话服务的领域）等途径，进一步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使法律援助家喻户晓，让需要法律援助的人知道怎么寻求法律保护，让社会弱势群体及时得到法律帮助，以使他们“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难题得到解决，进而使他们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要让关心社会进步，有能力支持法律援助的社会力量来关心和支持法律援助事业；更要使成都市各级领导干部深刻意识到法律援助工作不是可搞不可搞的事情，而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从而真正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党委、人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使为困难群众谋利益具体落到实处。

㈡提高弱势群体的法制观念

法律援助的重要对象是在农村生活比较贫困的群众和一些特殊社会群体。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弱者原本不是弱者，但由于他们经济上的贫困、知识和信息的匮乏、权利和义务意识的淡薄、缺少社会人际关系、心理中的劣势、生理发育上的某种残疾以及区域间法律服务资源存在不平衡等主客观因素，才使他们成为弱势群体。特别是由于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他们不知什么可为什么可不为，不知国家鼓励什么限制什么，一切都是凭感情用事，无法用理性的眼光来判断，于是出现了大批“文盲”、“法盲”和“流氓”，更谈不上如何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只有提高弱势群体自身的法制观念，才能使弱者成为强者，这是治本之策。

㈢积极开辟法律援助的人力资源，使众多的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参与进来，为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完善的法援体系，包括一个高效的人力资源体系，法援案件的不断增多和复杂对从业者提出考验同时也增加了援助成本，自身制度设定的壁垒也限制部分热忱于法律援助的团体和个人。《条例》颁布以明显的规定吸引有能力从事法律援助团体和个人从事法援工作，面对于制度设计不完善的中国法制教育，过于注重理论，缺乏法律实务经验及社会经验成为被评击的重点，法学教育可否与法援工作相融合，答案是肯定的。“福特基金”在资助中国高校的法律诊所课程中将法学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展具体的法律援助案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在其具体实践中获得极大的成功，以导师为业务指导，学生共同解决，并在《美国律师协会关于法学院的批准标准》302条e款中明确规定，法学院就鼓励学生参加提供减免收费的公益性法律服务活动，并为学生提供这样的机会，以制度的形势保证了学学院的实践融入法援体系，其主要的目的（一）向学生教授有效的辩护的技法，职业道德及法律对于穷人的作用（二）在为那些无法得到公正人辩护的同时，批判性的检验的应用法学理论。（三）改革法学教育弊端，并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学生的融入无非是教学与法援的两赢之选，除学生外，有能力的社团组织和个人也是扩宽法援人力资源选择的范围，部分省市下发的法援指导性文件中均提出引入法学院学生和社团意见，却鲜见实施的具体细则。此制度何参照美国英国等成熟的制度，推行导师制和公益性团体有限参加，即法学院的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援助活动，对于社会团体设定团体设定准入机制，依其水平，章程和法援的需要有限的介入援助工作。

㈣充分发挥个人法律援助的作用

1.凡是有能力以自己的工作为他人提供法律服务者（如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具有较高法律理论素养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志愿者），都可以参与到法律援助工作中来，为法律援助事业贡献力量。

2.允许政法机关离退休人员到法律援助机构发挥余热，从事义务性质的法律援助工作。

3.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法律援助工作，多向他们汇报工作，请他们提出意见、建议。

4.有效发挥基层摄取法律援助联络员、信息员的作用。

㈤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多渠道筹集资金，扩大“节流”的实体程序的设定和利用网络快捷的工作渠道。

人民不断增强的法律援助服务的需要同目前稀缺的法援资源产生矛盾政府的投入不足，大部分法援资金没有列入政府的预算，软、硬件建设相对于滞后。将法律援助纳入财政预算，建立起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是低经费保障机制，充分的保障法援工作的正常开展，相对于增长快但经济基数较小政府收入有限，财政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的压力较重，通过利用常规的筹款方式满足不了法援需要，必须充分开展社会化运作，积极拓展法律援助经费的社会捐渠道，建立公益性的基金会。90年3月北京就已经成立了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内设办公室，财务部，集资部、外交部、开展大型法援公益活动筹集资金。

在开源的同时，采取一定保障节流的措施，降低法援的成本1、引导律师鼓励确已构犯罪的被告在法庭上做有罪答辩。法援的目的性决定了追求程序和实体公正的目的性，保障援助对象的合法权益，对业以犯罪的对象鼓励做有罪答辩，减少诉讼环节和调查费用。2、普及网上办公，加强援助网络的营造和以网络为基础的网上法援救助，利用网络的覆盖面和快捷方便援助人员和受援助者的交流和公开法援案件的援助流程。通过程序上的公正高效有序的措施保障弱势群体权利的伸张，实体上的改革同样保证了法援工作的效益及提高资金的利用，盘活法律资源，保证社会运行的稳定及司法公正。

㈥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水平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群众利益，法律援助的服务水平关系到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笔者认为，提高成都市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培养律师良好的素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成都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在律师管理工作中，应把重点放在律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教育和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教育上，使法律队伍真正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力量。

2.规范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及其其他民间组织的法律援助行为。这些部门提供法律援助必须经过司法行政部门审批，不使用政府资金，不利用法律援助从事有偿服务，同时接受司法行政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保证法律援助的水平和质量。

3.拓宽法律援助的受援面。笔者建议成都市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在受理法律援助案件时，适当拓宽援助范围，如给予老年人或高龄老人强制刑事辩护的援助，将法院诉讼费的缓、减、免真正纳入统一的法律援助中来，从而使法律规定与法律援助的宗旨真正一致起来。

4.推行法律援助寻访制度。成都市地广人杂，这就需要政府支持和鼓励法律援助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到指定的服务区寻访，主动调查，主动发掘案件，从而保证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获得最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5.建立法律援助质量监控体系。虽然我国目前尚未建立法律援助质量监控体系，作为西南地区的发达城市，应当发挥西南核心地区的先导作用，尽早建立符合成都市实际的法律援助人员综合质量监控体系，其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持续教育、业绩考察、顾客反馈、质量评估。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神圣而伟大的“民心工程”，作为法律界的“希望工程”，作为泽惠人民的“光彩事业”，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成都市法律援助在市党委、市委的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必将日臻完善，其工作也将跨上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1、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2004年—2006上半年法律援助统计表、工作总结报告

2、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法援简报》第一、二、三期

3、房保国编著《遇事找法—法律援助》中国法制出版社

4、法律援助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