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普查调研报告范文
时间:2024-01-05 17:36:12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口普查调研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此次调研历时两周,分为四个阶段:一是1月22日邀请重点镇(街道、园区)在市统计局以座谈会的形式,对普查中可能遇到的重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二是1月26日-27日市人普办分组到重点镇(街道、园区)进行实地调研,对部分重点单位进行了试点入户;三是1月29日在市统计局召开此次调研总结座谈会,对前段时间调研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归纳总结;四是撰写调研报告。
根据本市的实际情况,此次调研专题共涉及以下十个方面:
1、如何有效开展普查宣传?
2、如何解决入户难问题?特殊地区和特殊人如何登记?
3、普查员及指导员如何选聘和选调?
4、如何了解掌握外出人口基本情况?
5、外来人口基本状况及如何做好普查登记?
6、人户分离现状及如何进行普查登记?如何进行户籍整顿?
7、外籍及港澳台人员状况及如何进行普查登记?
8、如何防止死亡人口漏登?农村和流动人口的超生情况如何据实登记?
9、怎样开展普查摸底?
10、影响本地区普查工作的其他因素。
通过对以上十个方面的认真调研,我们及时了解正式普查登记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摸清情况及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有效开展普查宣传,是做好第六次人口普查工作的重要因素。要做好宣传工作,不仅要从多方位,多角度的开展宣传,更要长久性、持续性的开展宣传。平度市统计局10月份至XX年7月份,分批次组织本市各镇(街道、园区)进行人普宣传,主要以悬挂横幅、宣传栏张贴海报、分发普查宣传手册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XX年7月至XX年11月,通过宣传车队入村、宣传资料入户进行持续性宣传,并通过电视台、报纸、短信平台等多方位媒体宣传。
二、入户登记是普查工作的关键环节,入户登记质量好坏,直接关系到普查数据的准确与否。因此,如何解决入户难问题,特别是特殊地区和特殊人如何登记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根据前期两周的调研,发现只要前期宣传工作到位,大众居民在了解到人口普查这项工作后,对入户登记这项工作的配合度还是很高的。对于宾馆、医院、学校等特殊地区,要做到入户前与单位负责人联系,入户时由该单位所属镇(街道、园区)工作人员陪同,并携带各级人普办下发正式文件,对于特殊人群要提前告知并预约时间进行入户登记。
三、选聘和选调普查员和指导员工作,要把握以下原则:一是镇(街道、园区)选调普查指导员以一、三产统计员为主,因为一、三产统计员部分业务在农村,作为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平度市来说,人口普查的工作重点在农村;二是选聘普查员以各村(居)委会三职干部为主,参加人口抽样调查、农业普查等普查工作的人员优先选择;三选聘报酬参照往年农业普查、经济普查等标准,然后根据实际工作具体调整。
四、如何掌握外出人口基本情况是人口普查工作的难点之一。做好此项工作,要具体情况具体处理:非全家外出户,可在入户登记时询问其他家庭人员;全家外出户,要通过询问邻居、亲友、村(居)委会等形式了解情况。
五、如何做好外来人口基本情况普查是人口普查的又一难点。做好此项工作,可通过其所在单位、村(居)委会联系,或在其居住所门前张贴人普通告,邮寄信函等方式联系。
六、人户分离现状及户籍整顿问题的处理,要与其他部门加强联系,密切合作,特别是加强与镇(街道、园区)、村(居)和公安、派出所、民政部门等单位间的协作。
七、外籍及港澳台人员状况和普查登记问题的处理,处理办法同上。
八、防止死亡人口漏登、农村和流动人口超生情况据实登记问题的处理,要与当地民政部门、卫生部门、公安部门加强协作,对以上几类人群登记做到不重不漏。
九、普查摸底工作的开展,要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以镇(街道、园区)为核心,村(居)委会为主力,调配人员,全面开展普查摸底工作。
十、通过此次调研和对历年普查工作的总结,影响本地区普查工作的突出因素有以下几点:
一是XX年10月份平度市农村村委会换届,村委会成员将会有变动,这将为调查员的选聘、培训和入户登记工作带来困难,影响普查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是历年大型普查,对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的培训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效果差强人意;
三是入户登记中往往出现意外问题、特殊情况等,导致登记工作中断或不准确;
四是人口普查填表数量巨大,审核工作量大,往往因为某一两个指标的不明确,而导致出现大量相似错误出现;
篇2
13.26%!国家统计局4月28日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准,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经达到13.26%。按照联合国传统标准,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为“老龄化社会”,超过14%为“老龄社会”。也就是说,在未来一到两年,我国将正式迈入“老龄社会”。
人口专家认为,对于我国来说,从“老龄化社会”到“老龄社会”,既有如何尽快建立健全养老服务体系的严峻挑战,又有发展银发产业即老龄产业的难得机遇。
社会跑步进入老龄化,与老年人相关的消费需求也将呈现跳跃式增长。业内一致预期,目前我国仅7000亿元产值的银发产业,有望在“十二五”加速驶入快车道,迈向万亿规模。
首个老龄化冲击波将至
统计局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据此测算,我国老年人口已近1.78亿。对此,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近日在会上表示,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正在加快。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翟振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国老龄化程度还会继续加快,未来二十年我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并将于“十二五”期间迎来第一个人口老龄化冲击波。
“在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人口增长率特别高,这意味着接下去几年将有一大批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步入老年。总体来看,这个人口老龄化冲击波将持续7至8年的时间。”翟振武说。
据人口计生委估计,60岁以上老年人将从“十一五”期间每年净增480万提高到“十二五”期间的每年增长800万,到2015年老年人口总数将突破2亿。
而老龄化进程提速将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很大的挑战:一方面,未来劳动力人口的负担将大幅上升;另一方面,养老服务体系不完善,将对整个社会产生直接考验。
产业需求前景广阔
在翟振武看来,由于“十二五”是我国第一次遇到大批人口进入老年的情况,养老机构、老年医院、老年住宅、老年服务体系,都面临考验。
眼下,养老机构床位紧缺就已经体现了老龄化带来的冲击。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全国各类养老机构有38060个,床位只有266.2万张。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养老机构的床位缺口至少达到300万张。
同时,我国养老产业还存在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国务院参事、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魏津生认为,我国老龄产业目前仍然主要局限在以生活照料为主,功能泛化的老龄服务业,十分缺乏以护理看护和社会化服务为重心的老年服务业。
从老龄产业的细分行业来看,硬性老龄产业包括老年健康医疗用品产业、老年食品保健产业、老年生活用品产业、老年居住建筑产业、老年复健及辅助用品产业、老年休闲及娱乐等行业的开发仍然十分不足。
“总量小、品种少、企业少、规模小,传统产品多,科技含量少。”魏津生如此总结硬性老龄行业的现状。
不仅硬性老龄行业跟不上,软性老龄行业更是明显发展滞后。魏津生认为,在老年旅游、老年教育、老年保险、老年财务规划和后事规划等等软性老龄产业中,目前有的只是低水平的开发,有的甚至是一片空白。
银发产业驶入快车道
硬币的另一面,是老龄化加速将大幅拉升老年人的消费需求,目前仍较弱小的银发产业有望在“十二五”时期驶入快车道。
截至目前,我国老龄产业产值仅7000亿元人民币。
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预计,到2015年,我国老年人总数将突破2亿人,到2025年将超过3亿人,2045年,将达到4亿人。
尽管目前还没有关于老年人消费能力的精确预测,但一些粗略的测算已经可以看出老年人的消费潜力。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城市的老年人中有42.8%的人拥有存款,每年老年人的离退休金、再就业收入、亲朋好友的资助可达3000亿至4000亿元。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而又无法统计的是子女对老年人的扶助与赡养的支出,在中国“孝道”的民族精神中,子女为父母的支出将极大提高老年人的购买能力。
中国民主建国会去年年底公布《立足国情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专题调研报告指出,目前中国老龄产业产值仅7000亿元人民币,到2030年有望形成老龄、少儿、成人产业三分天下的格局。
从亚洲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可以看出银发产业的增长空间。据估计,1998年,日本老人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总值达到2200亿美元,而且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老年人在医疗方面930亿美元的花费。有预测认为,到2025年,日本的“银色产业”将拥有6270亿到7460亿美元的市场。
篇3
一、总体目标
基层统计是统计工作的源头和基础,是整个统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证源头统计数据质量,充分发挥统计整体功能,更好地为领导决策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2012年全县统计达标创建工作实施意见》的实施,切实加强统计基础建设,全面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深入解决目前基层统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夯实基层统计工作。
二、实施范围
全县各乡镇、园区及相关部门。
三、考核内容
考核内容分为组织领导、统计基础工作、统计报表、统计服务四个方面。
1、组织领导。领导重视、关心、支持统计工作,严格遵守《统计法》规定。主要领导对统计工作和主要统计数据负总责,日常统计工作实行分管领导负责制;日常统计工作经费列入乡镇、园区年度财政预算管理并予以保障。对于普查、抽样调查等阶段性工作所需经费,根据工作需要及时安排落实,确保统计工作和各项调查的顺利开展;把统计工作作为单位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
2、统计基础工作。各园区、乡镇、相关部门要设置统计岗位,配备专职统计人员,并保持人员相对稳定,统计人员变动必须征求县统计局意见,并办理移交手续;建立本单位所属企事业单位基本名录资料,及时维护更新本区域内基本单位名录资料,并将调整结果上报县统计局;按时开展“三上企业”申报工作;建立健全和完善部门、园区、乡镇、村及“三上”企业统计纸介质台帐和电子台帐;按照档案建设标准化要求,对有关统计公文、业务书刊、统计报表、原始记录等各类统计资料收集齐全、保存完整;加强对政府工作人员、统计单位负责人和统计人员的普法宣传教育,根据上级组织开展的统计法制宣传周活动要求,采取多种形式,深入开展统计法制宣传;积极配合上级统计机构组织的统计执法检查和统计稽查,切实组织好自查、互查和重点抽查;加强对所辖范围内统计单位执行统计方法制度、开展依法统计工作的检查指导,促进统计单位依法统计;加强统计信息化建设,保持网络安全、畅通,开通统计内网,并正常运行。
3、统计调查和报表任务。做好农业普查、人口普查、经济普查等各项大型国情国力调查工作,同时认真完成各类专项调查和一次性调查任务。负责规范好所辖单位联网直报统计调查行为,坚守“四条红线”,并保证企业“一套表”的直报率和直验率。各相关主管部门在向市级主管部门报送各项统计资料时,要确保数字质量,为开展国民经济核算和各项统计监测提供必要的统计数据。
4、统计服务。密切关注本地区经济运行情况,开展对本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跟踪监测,加强经济发展情况的分析,并针对本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开展统计调研分析,认真撰写和提供具有一定份量的专题调研报告及分析文章;及时向县统计局报送有关统计工作开展落实、措施、效果等方面以及问题性、经验性的工作动态信息资料;采用多种形式定期印发本地区经济社会主要统计资料,为各级领导及有关部门提供经济社会发展信息。
四、考核方法
(一)组织领导
县政府成立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县分管领导任组长,县政府办公室分管主任、县统计局局长、发改委主任任副组长,县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县统计局,具体负责考核的组织实施工作。
(二)考核程序
1、各乡镇、园区及有关单位对照本考核主要内容逐项进行对照评价,并形成书面自评材料,在本年度12月中旬前报县统计局,逾期视作自动放弃评先资格。
2、部门联评。县统计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织有关部门,根据各单位日常统计报表质量、工作配合程度,按年度分单位提供考核评价情况。
3、领导小组讨论。县考核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对各单位自评和部门联评情况进行审核和讨论,并作出考核评价。
(三)结果使用
考核结果列入县目标办对各乡镇、园区、相关单位统计工作考核分值,并作为评比统计系统基层统计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个人的重要依据。
五、考核奖惩
1、年底从高分到低分排前6名的单位作为一、二、三等奖,予以通报表彰。
2、年终评选优秀统计员10名,予以通报表彰。
篇4
[关键词]青海藏区;社区矫正;手段;探析
[中图分类号]D9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2)5-0125-03
青海省不仅是一个农牧区还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区,青海藏区主要是指青海的海北、黄南、海南、果洛、玉树藏族自治州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注:青海藏区指果洛藏族自治区、玉树藏族自治区、黄南藏族自治区、海南藏族自治区、海北藏族自治区、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区,简称青海藏区。]由于藏区牧民居住分散,流动性大,社区矫正难度增大。以玉树州杂多县为例:杂多县目前有22个矫正对象,有的乡,社与社之间相距近100千米,[注:青海省司法厅.关于在西宁市、格尔木市等地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调研报告.2009年9月.]
为此,省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省司法厅厅长毋法祥两次深入玉树、果洛等农牧区基层调研、指导社区矫正工作,力求使罪犯的社区矫正工作在我省藏区获得更高的质量,努力探索和运用具有青海藏区特色的社区矫正手段。
1 青海藏区社区矫正对象的心理特点分析
(1)自尊心理。由于千百年来,各民族独特的经济、文化等情况,形成了民族的习俗和社会意识以及造成的民族不平等、民族歧视等现象,使藏族的不少人抱有极大的自尊心理。这种心理,一方面表现在长期艰苦的生产实践中,藏族不畏和勇敢剽悍;另一方面表现在藏族同其他民族间的隔离状态还没有达到完全的融合。上述情况反映在藏族社区矫正对象的身上则表现为宗教观念深,民族自尊心强的特点。
(2)排斥心理。由于少数民族生活的自然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等因素,宗教摄入其内心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他们较强的民族自尊心、认同感,导致少数民族社区矫正对象对非本民族的监管民警难以认同。藏族社区矫正对象愿意接近本民族的矫正人员,排斥其他民族的矫正人员,对其他民族的矫正人员“敬而远之”,甚至不服从其他民族矫正人员的管理和教育,从而给社区矫正活动增加难度。
(3)浓厚的宗教心理。从调查情况来看,60.2%的社区矫正对象集中在黄南、海南、果洛、玉树等地区,这些地区的特征是:经济相对落后,文化知识贫乏,宗教影响根深蒂固。[注:雷扬兰.关于我省藏族服刑人员问题研究.西海法学论丛[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藏族在所属民族宗教氛围的影响下,已经形成了对本民族宗教牢固的信仰。犯罪后会更加深对本民族的寄托和感情上的依恋,而这些对于藏族社区矫正对象缓解犯罪后的所产生的焦虑、紧张心理是有益处的,同时宗教中所提倡的“博爱” 、“弃恶从善”等美德和善行对矫正也极为有利。藏族社区矫正对象中有80%的人有念经的习惯,他们认为民族信仰至高无上,一旦遇到有辱本民族宗教的言行,他们所选择的解决办法是置法律而不顾,实施强烈的反抗[注:雷扬兰.关于我省藏族服刑人员问题研究.西海法学论丛[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
2 青海藏区社区矫正对象的心理形成原因
(1)和民族风俗习惯的影响。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等独特的地理环境为藏传佛教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优厚的条件。伴随着地质板块运动,印度板块与亚洲板块挤压,青藏高原边缘的地势仍在不断上升,地质运动引发了一些影响人们生产生活的自然现象。另外,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青藏高原的特殊气候,大部分地区春秋相连,气候变化无常。青藏高原上冰雹、雪灾、泥石流、地震、山洪等各种极端气候变化和地质演化非常频繁和剧烈,使得当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更体现出自然的威力和人的渺小。这样饱受生活煎熬的藏族投身宗教慰藉的愿望就更加迫切,宗教摄入人心的深度和广度就更加容易。受宗教教义和传统风俗的强烈影响,经过长期积淀已渗透到信教群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他们较强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认同感。“在民族领域宗教已不再是单纯的信仰,而是一种文化或一种生活方式,成为影响和决定人们心理与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注:薛炳尧,李刚.对维护少数民族人权与法治和谐的思考[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宗教对他们的性格、心理活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以及生活观念等影响重大。
(2)文化程度偏低。由于受自然环境、经济条件的制约,多数藏族社区矫正对象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更谈不上受法律教育。从调查看,在社区矫正对象中,初中占48.1%,小学文化占31.2%,而且41%社区矫正对象只会讲藏语,略通汉语,不会讲汉语的约占26%,[注:青海省司法厅.关于我省社区矫正开展情况的调研报告.2011年9月.]可见藏族社区矫正对象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
3 青海藏区的社区矫正手段探索
我国的“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在青海藏族地区,由于地理区位、民族身份和民族文化等方面与汉族社区的较大差异,致使上述各项社区要素都有很明显的“民族化”、“本土化”特征,在青海藏区农牧民以地缘、亲缘、血缘为纽带连接在一起,世代相衍相依,具有共同的语言、生活习俗,人际交流感情相通,认同感、归属感极强,对办理共同的事务能够达成高度的一致性。在藏区自然村内人们的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均相对集中,人们往往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域范围、以同样的方式从事同样内容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这种集中有利于人们互相交流与服务。藏民族社区秩序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本土性的社区资源,这些本土性的社区资源自然也会为犯罪的社区性矫正提供动力和成功的可能。作为社区矫正的物质载体,社区矫正要充分利用这些独有的资源,合理配置这些社区资源便是提高社区矫正效率的一大关键。笔者建议,青海藏区社区矫正应当适应省情与民情,应针对青海藏区藏民族文化资源的特殊要求,“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采用各自不同的、具备当地藏民族文化特点的社区性矫正手段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在藏区社区矫正应适用民族文化特殊性的“地方性知识”的精神性矫正方式,并注重发挥藏民族工作人员和藏族志愿者的作用。
(1)精神性矫正方式。在青海省,藏族的生活区域相对集中,这就有利于造就同一区域的相同民族在等心理素质方面的相同规则性要求。藏族是青海藏区世居的主体民族,藏族是青海世居少数民族中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一个民族,其比重占全省人口的21.96%,占少数民族总人口比重49%[注:《青海年鉴―2009》2000年是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2005年是1%人口抽样调查数,2002年以后是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推算数。]。青海藏族地区社会经济欠发达,群众普遍信教,宗教观念比较浓厚,藏传佛教在我省有着悠久的历史、广泛的影响和深厚的基础。大多数藏民族以藏传佛教为其生活的至高精神支撑,对宗教的信仰几乎构成其生活的全部,截至2009年8月底,全省共有宗教活动场所2142座,其中藏传佛教寺院694座,专职宗教教职人员29614人。信教公民约有222.32万人,占我省总人口的40.3%。如果针对藏族社区矫正时,能够合理利用这种民族资源,将会有助于少数民族罪犯顺利回归社会。正如马克思•韦伯关于法律社会性的论述:“是习俗的实际规律性创造了法律,法律却不能反过来创造习俗的规律性。”[注: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68-369.]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必然对社区矫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多数宗教都是鼓励人们积德行善的,例如佛教中的五戒具体指不杀生、不偷盗、不邪、不妄语、不饮酒。我们将以上列举的宗教戒律同我国的法律比较,即可发现这些戒律的规范内容同现行法律中的一些禁止性规范的具体内容相一致,且调整范围超过刑事法律的调整范围。宗教对于少数民族群体而言有着全面的规范作用,这种规范作用不仅涉及衣食住行等生活细节,还规范了人们的精神层面,包括善恶观的建立、规范意识的形成、因果报应的理念等。宗教来源于藏民族生活的这片土壤,它比国家制定法更能有效的体验到当地、当时的地方性需要,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伯尔曼在其《法律与宗教》一书中讲到:“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为僵死的教条。”[注:[美]伯尔曼著,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53.]宗教禁忌往往对一种社会秩序的形成、存在和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在藏区进行社区矫正就不得不考虑宗教资源作为 “传统”的力量,法律的外部强制性与宗教的内心自律性相结合,才能够保证人们更好地遵守法律。一个信仰宗教的人如果触犯了法律,做了恶事,即使不受到法律的制裁,也要受到内心的责备,还会担心受到不良的报应而感到恐惧。所以,基于我省藏民族与宗教间的特殊关系,利用藏传佛教对于藏族的影响作用,势必有利于防止藏族地区犯罪行为的发生,也有利于对罪犯的矫正。对藏族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社区矫正时,应充分利用宗教当中的宗教人士对广大藏民族群众进行教育,也应注重发挥、民族习惯的作用。
(2)大力发展藏区社区矫正的志愿者队伍。社区矫正工作要求有一支稳定的合格的志愿者队伍。社区矫正是在开放的环境中执行刑罚,对志愿者的需求量很大,我省虽招募社会志愿者309人,[注:青海省司法厅.关于我省社区矫正开展情况的调研报告.2011年9月.]但社会力量的参与程度还远远不够。按照省司法厅、省民政厅联合下发的《关于组织社会志愿者协助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意见》规定,各地要大力发展社区工作志愿者,特别是要引导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人士作为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笔者建议,在藏区应发展有责任心、公益心的支书、村长、有名望的长老、佛教人士为社区矫正志愿者,高度重视志愿者队伍的建设。
(3)注重发挥藏族工作人员的作用。在青海藏族聚居区开展社区矫正时,应注重发挥藏族工作人员的作用。由于藏族习俗和独特的民族心理,他们不愿意向其他民族矫正人员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抵触心理较强烈。此外,语言方面的障碍也加剧了这种状况的发生。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使藏族社区矫正对象大多数对本民族工作人员有着天然的亲切感,信任本民族矫正人员,愿意接近本民族的矫正人员,服从他们的管理与教育。因此,在青海藏区建设社区矫正队伍时,应当根据这种特殊情况,培养、发展藏族专业司法助理人员,以准确掌握藏族社区矫正对象的心理特征,有效地改正其犯罪心理和恶习,为促使藏族社区矫正对象顺利回归社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兰花.青海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社会基础分析与对策研究――以西宁市东关社区建设为分析点[J].青海社会科学,2009(4).
[2] 刘希,周明明.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犯罪矫正[J].贵州警官学院学报,2008(5).
[3]刘希.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犯罪的社会控制[J].犯罪研究,2006(3).
[4]杨方泉.社区矫正本土化若干问题的思考[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5] 刘希.论宗教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犯罪的社会控制[J].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08(2).
篇5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想了解一下关于农村的养老情况吗?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农村养老调研报告,欢迎查阅。
农村养老的调研报告范文(一)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始终处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农牧民游离于社会的保障网外,他们的生、老、病、死基本上由个人或家庭来承担。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非农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牧民也同样面临市场风险和程度同等的生活风险,对社会保障的需求也大大提高,而目前以城乡属性分层社会保障的做法既不合理,也不公平。建立和完善农村牧区社会保障制度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本文仅就内蒙古农村牧区养老保障现状、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一、内蒙古农村牧区养老保障现状及存在问题
目前全区参加“农村牧区社会养老保险”计划的农牧民人数约有85万人,还不到全区农牧业人口的7%,而90%以上农村牧区人口的老年保障,几乎全部依靠家庭保障。而随着城镇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牧区富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农村牧区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压力与日俱增,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挑战,现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能更好的适应当前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家庭养老功能日渐弱化,农村老年人赖以养老的主要模式受到挑战
一是农村牧区人口的老龄化日趋严重。据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xx年底,农村牧区人口中60岁以上老人的比重为6.2%,预计到20xx年前后,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将比现在高出2—6个百分点。
二是农村牧区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农村牧区家庭结构出现了小型化的趋势。据抽样调查统计20xx年农村牧区家庭户均人口下降为3.72人。家庭小型化使农村牧区老年人“养儿防老”的压力增大。这种压力一方面表现为经济供养,另一方面是与父母分开居住,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独自生活。
三是土地养老功能弱化。后,农牧民拥有了土地使用权,但没有所有权。这不利于农村老年人利用土地所有权的置换为养老提供一定的保障。由于土地比较收益不断降低,土地在农牧民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进一步降低了土地的保障功能,农牧民难于完全依赖土地实现养老保障。
四是农村牧区劳动力流动的增强,迅速变化的外部环境,弱化了家庭的内聚力,也淡化了孝敬老人、赡养父母的传统观念。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滞后,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一是农村牧区社会养老保险筹资模式单一。1992年民政部制定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方案中确定的缴费原则是:“坚持资金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支持。”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基础薄弱,根本无法兑现集体补助和国家给予的政策支持,绝大多数普通农牧民得不到任何补贴,在这种资金筹集方式下的农村牧区社会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储蓄和鼓励性储蓄。既未体现“社会保险”,也未体现“社会共济”,名不符实的“养老保险”使农牧民难以接受和认同。
二是保障水平低。民政部门实施的《基本方案》考虑到农村牧区发展条件的差异,规定了农民交纳保险费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分2元、4元、6元、8元……20元10个档次缴费。但是由于农村牧区经济发展普遍水平低,家庭生活困难,再加上农牧民对农村牧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缺乏信心等原因,大多数地区农民投保时都选择了保费最低的档次。这样低标准、短周期的资金周转难以达到养老保障作用。
三是体制不顺,管理混乱。从目前已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地区的情况看,农村社会保险机构只在县级以上才设立,乡镇还没有健全机构,行政村也没有设立代办员,专业人员更是寥寥无几。由于技术落后,管理混乱,还出现了个别违规操作的挪用和挤占行为。
四是经费短缺,工作开展困难。根据《基本方案》规定允许从基金中提取3%的管理费来弥补业务经费的不足,很多经办部门就是依靠这笔费用来维持日常的业务工作。而在实施过程中,很多地区的同级财政从未划拨过农保工作的专项经费,致使工作开展的难度加大。
另外,随着我区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牧区大量集体土地被征用,大批农民工进城务工,失地农牧民和进城务工农牧民的养老保障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失地农牧民,由于征地的安置补偿机制不健全、社会保障缺位,其中相当多的人成为“无地、无业、无社会保障”的“三无”人员,直接影响了被征地农民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失地农牧民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比下岗工人问题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应给于更多地关注。
二、建立和完善我区农村牧区养老保障的政策建议
1.提高对农村牧区养老问题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重要性的认识。这主要指各级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应当对农村养老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决不能将养老仍然看成是一家一户自己的事情。老龄化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家庭养老势单力薄,难以为继。我们必须对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保持足够清醒的认识。多年来将老年社会保障视为城镇居民的专利,这不符合社会保障的公平价值原则,这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和农民的发展思路相背离。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建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重大意义、存在问题、潜在危机,万万不可持无关紧要的态度。
2.巩固和完善家庭养老机制。家庭养老是我国传统的养老方式,是与传统大家庭和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相联系的一种方式,也是老年人最感舒服的一种方式。虽然现代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家庭养老受到严峻挑战,社会养老成为现代必不可少的养老方式。但是家庭养老并不是就要消亡,相反,它还是一种很重要和最主要的养老方式。这是由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我国目前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国家不可能拿出足够的资金用于养老方面,而且,中国人传统的亲情养老,不管社会如何发展,也无法取代。因此,家庭养老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会被社会养老完全代替。在目前我们应积极培养、发展和完善它。要积极建设和宣传新的养老观,鼓励和支持签定养老协议书,充分发挥老年协会组织对强化家庭养老的重大作用,加大执法力度,对不赡养老人的子女严格执法等等。
3.坚持因地制宜与自愿的原则,避免农村牧区养老保险制度的“一刀切”。我区地区差异大,受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承受能力、保险意识等方面的制约,短期内让农牧民普遍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条件不成熟。要避免强迫农牧民参加的做法,杜绝“好心办坏事”。因为这不仅增加了农牧民的负担,而且也不可能持久。只有坚持自愿原则,并通过政府补贴、集体补助与政策引导,才能使这项工作健康持续地运行。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先搞,以点带面,在总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再逐步推进。
4.继续探索多种形式的农村牧区养老保障制度。从目前的农村牧区情况看,单凭任何一种保障都不能承担如此重任,必须多种保障手段综合运用,这才是解决农村牧区社会养老的有效途径。应当允许各地区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社会化养老保障制度。20xx年我区将全面启动农村牧区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一制度是为收入难以维持农村牧区最基本生活标准的人群而建立的社会救济制度,克服了传统的社会救济制度存在的救济范围窄、标准低、随意性大的弱点,使社会救济有了普遍的适应性。农村牧区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无疑是对农村牧区养老的有力补充,对此各地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落实资金,尽快把农村牧区低保工作全面推进。20xx年国家将我区列为全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奖励扶助试点省区,参加试点的11个盟市、98个旗县,共有9342人领取了奖励扶助资金。对此各地区要予以高度重视,通过农村牧区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来提高农村牧区养老的保障能力,由于我区各地区财政收支状况各不相同,对此各地要认真落实资金,本着实事求是、合理负担的原则,划分地方各级财政资金分担比例,建立奖励扶助资金发放的安全快捷通道,坚持资金封闭运行、社会化发放的原则,确保资金到户到人。
5.切实做好失地农牧民养老保障工作。地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的必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将被征地农牧民养老保险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被征地农牧民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确保被征地农牧民的合法权益。对城市规划区内的被征地农民,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被征地农民不同年龄段,制定保持基本生活水平不下降的办法和养老保障办法。对符合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应按规定纳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有条件的地区可将被征地农民纳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范围,通过现行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其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对城市规划区外的被征地农民,凡已经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地区,要按有关规定将其纳入相应的保障范围。没有建立上述制度的地区,可由当地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形式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提供必要的养老,并将符合条件的人员纳入当地的社会救助范围。
农村养老的调研报告范文(二)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老龄人口的过快增长已经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大陆总人口数已达13.39亿,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近年来,为了解决各种复杂的老年问题,国家颁布了许多社会福利政策,目的是不断地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和体系,使老年人群体老有所依、老有所靠。根据这一问题,本公司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抽样调查,以北京和上海两大城市为例,共有706份问卷,其中北京市有403份,上海市有303份。通过对调查问卷的整理和分析,我们了解到了一些有关养老问题的真实状况:
1、是否担心自己今后的养老问题
担心和不太担心可以说是各占一半,有将近43%的人对自己今后的养老问题有所担心,57%的人不太担心或尚未考虑养老问题。从所获得的数据可以看出,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大城市,人们对自己今后的养老问题并不是很担忧。一是北京上海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完善,医疗卫生设施更发达;二是北京上海的养老机构非常多,并且有完善的养老保障制度做后盾;三是在北京和上海工作生活的人要面对的其他方面的问题(譬如说房价问题)比较多,因而养老问题属于次要;四是北京上海适合年轻人打拼,许多年轻人选择年老后退居二线城市。
2、选择的养老方式
在这一问题上,选择有子女抚养的居家养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以及公立养老机构占多数,也有少部分人选择其他的养老方式。总体而言,养老方式的选择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各种各样的养老方式给了人们更多的选择。可见,人们对未来的养老有了更新的认识,不再死守着家庭养老和养老院等单一的养老概念了。同时,随着北京上海等地社区服务中心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使得老年人的生活更加丰富精彩。
3、赡养老人的意识
当今的社会,人们的压力越来越大,不但要考虑自身职业的发展,还要顾及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生养小孩赡养老人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根据数据显示,将近一半的人不愿意把老人送进条件较好的养老院,尊重父母意愿的接近30%。被问及自己未来赡养老人的压力时,有36%的人认为压力大,25%的人认为压力较小,37%的人选择没什么压力或没考虑过。可见人们赡养老人的意识日渐淡薄,许多人不愿意负起赡养老人的责任,认为赡养老人会加重经济等各方面的负担。由于计划生育导致独生子女的增多,“4+2+1”模式的家庭越来越多,所以人们将面临经济上、时间上等诸多的养老问题。同时,人们对赡养老人的概念也比较模糊,赡养老人不是只把老人养活,二是要悉心照顾老人,周到的考虑老人物质精神上的各种需求和需要。近年来,空巢老人越来越多,他们在精神上的孤独寂寞是不可想象的。许多空巢老人并不缺少物质上的东西,而需要在精神上给与帮助和照顾。而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不但没有赡养老人的意识,甚至还出现了啃老的行为。
养老问题是每个人都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民生问题,而养老问题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日趋严重。虽然国家一直在加强社会保障方面的工作,但效果并不是很明显。针对以上调查结果,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适当延长事业、企业单位人员的退休年限,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时间。 2、完善医疗卫生保障体制,使老年人的身心更加健康,鼓励老年人继续为社会服务。(如:国外的空姐都是年龄大的人,香港的出租车司机老年人居多。)
篇6
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概念;数量;行为特征;对策研究
全国妇联于2013年5月份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中指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超过了六千一百万,且其规模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留守儿童主要是指在我国农村中由于父母中一方或者双方外出务工等原因所导致的与父母分离时间超过四个月、在家中与其他亲属共同生活或者自己单独生活的未成年儿童。他们的特殊之处就在于缺乏来自父母的关爱照顾和引导规范,极有可能产生心理、行为、思想等方面的问题,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一、留守儿童概念研究
多数文献是从父母(外出数量、时间、离家远近、回家频率、外出事项)、留守儿童(年龄、性别、监护人类型、见父母的频率)、居住地等方面进行界定。其中在父母外出时间、留守儿童年龄方面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在留守儿童是弱势群体、父母外出数量以及监护人类型也就是儿童的留守类型方面达成了共识。留守儿童问题产生的背景、概念、规模、监护人类型、留守的原因、留守的影响、解决的对策等是众多学者都会研究的方面。但具体内容之中又存在差别。研究的方法也各不相同,有的通过对比研究的方式,比较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以及同伴接受性之间的差异.[1]比较国内与国外的留守儿童的不同情况,进而为我国的留守儿童问题提出相对应的解决路径。有的采用量化研究的方式,对留守儿童的现实情况进行了真实的调查,通过具体的数据进行分析,尽可能的展现了留守儿童的客观情况.[2]也有人采用叙事方法进行了留守儿童心理状况的研究.[3]
很多文章都赞同留守儿童这一概念最早是由一张在1994年的望上提出的,他将留守儿童界定为父母在国外工作或学习,被留在国内的孩子.[4]他也界定了留守儿童的居住问题,但并未对留守儿童的年龄、与父母分离时间的期限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长久以来学术界对留守儿童的定义也各不相同,例如,范先佐就认为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进城或到经济发达地区务工,而被留在老家的那些孩子.[5]这个概念的界定与一张的界定十分相似。不同点在于对留守儿童居住地的界定,即国内与贫穷落后地区的区别。诚然留守儿童中,农村地区的儿童占了绝大多数,根据学者已有的相关研究证实全国的留守儿童超过80%居住在农村地区.[6]即我国的留守儿童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转型带来的农村人外出务工而造成的。丁杰、吴霓就进一步指出了留守儿童是指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而被留在农村,而且需要其他亲人或委托人照顾的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6-16岁).[7]吴霓从留守儿童的受教育阶段进行了年龄的界定,这有利于调查对象的选定,方便了问题的研究,同时也容易造成对非在读留守儿童及学前留守儿童状况的忽略。赵景欣等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是:所谓农村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在外打工而被留在户籍所在地农村,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的17周岁及以下的未成年人.[8]在此对父母的外出数量做出了规定,但并未对父母的外出时间作出规定,并提到了户籍的问题,同时对留守儿童的年龄也做出了限制,指的是未成年人,这就为涉及到留守儿童的一些合法权益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方便。而江荣华则认为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而留守在家乡,并需要其他亲人照顾的16岁以下的孩子,江荣华在此对留守儿童的年龄提出了限制.[9]最早对留守儿童父母的在外时间进行限制的是吕绍清和叶敬忠,他们分别将这一时间限定在半年以上和四个月以上.[10,11,12]这有利于实现调查研究的可操作化,同时也会使对留守儿童父母在外时间的不同对留守儿童产生的不同影响的研究进一步深化。林培淼等认为概念的界定可以从儿童所在地域差异、是否在校学习、儿童年龄差异、儿童所在家庭结构情况、儿童留守时间的长短、是否完全留守(父母双方均外出称为完全留守儿童)以及留守期间主要监护人等7个维度来考察研究对象.[13]
综上所述,本人将留守儿童界定为在我国农村中由于父母中一方或者双方外出务工等原因所导致的与父母分离时间超过四个月、在家中与其他亲属共同生活或者自己单独生活的未成年儿童。
二、留守儿童数量研究
段成荣等人的研究利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估算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的规模、结构、地域分布等基本情况。此文分析农村留守儿童占留守儿童比例为87.52%,农村留守儿童占农村儿童28.52%,占全国儿童21.88%。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全国共有27891万0-17岁的儿童,由此推算,全国留守儿童规模为6972.75万,全国农村留守儿童为6102.55万.[14]全国妇联于2013年5月份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中指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超过了六千一百万,且其规模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罗国芬在研究留守儿童的规模中指出当前对农村留守儿童规模的估算,公开发表的有1000万、6755万、7000多万、1.3亿等几种看法。他分别分析了每个数字背后的计算方法及其优缺点.[15]虽然对留守儿童的具体规模没有一个公认的确切数字,但大家对留守儿童的数量之多、增长之快达成了共识,及大家一致认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是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应该引起相关部门和人员的重视。
三、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研究
(一)留守儿童行为特征研究
2011年制定颁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强调了留守儿童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工作规划,提出“健全农村留守儿童服务机制,加强对留守儿童心理、情感和行为的指导……”对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表现及其严重性和行为问题研究的必要性的文献主要有:
张文新指出儿童行为问题是指个体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符合或违准则与行为规范,或者是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生活,从而给社会、他人或自身造成不良影响甚至危害的各种行为.[16]张文新对行为问题的界定主要是指违背社会准则,程度分为危害社会与非危害社会之别。留守儿童所表现出的这些行为问题很难说就是因为留守即缺少父母的关爱而导致的特殊问题,但确实是留守加重了这些问题的发生。杜勇也对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特征进行了相应的阐述,如不遵守学校规章制度,撒谎、抽烟、拉伙结派、欺负同学、骂人打架、花钱大手大脚,在家里顶撞临时监护人,养成了以我为中心,专横跋扈的恶习。一部分还表现为行为两面性,在学校是乖学生,回到家就为所欲为.[17]胡昆等人的研究中指出留守儿童与父母分离带来的不安全感,容易使他们产生的行为问题是:对周围的人产生戒备和敌对心理,不服管教,违反校规,小偷小摸,看不良录像,同学之间拉帮结派,甚至抽烟、酗酒、赌博、抢劫等.[18]赵红等人也指出留守儿童容易出现适应不良行为,如退缩或冲动、内向孤僻、敏感多疑、性情古怪、人际关系紧张、学习与发展的能力降低等.[19]王坤等人在调查中发现,相比城市儿童,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更多,如抽烟、打架、旷课等,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明显增加的趋势.且家庭亲子关系越差,儿童的问题行为就越多.[20]以往还有研究发现与父母分离带来的不安全感,容易使留守儿童对周围他人产生戒备和敌对心理,这种敌对心理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攻击行为.[21]目前的研究中较多针对留守儿童外显问题行为进行研究,情绪问题和内隐问题行为倾向研究较少.[22]刘霞,范兴华,申继亮对初中阶段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与问题行为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将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分为危害健康的行为、欺骗行为、违纪行为、违法行为.[23]胡宇芬的研究中得出结论为说谎、逃课、沉迷于游戏等行为问题,留守儿童组的检出率高达44%,而对照组的检出率仅为17%.[24]
国外研究表明,相对于其他儿童,被抚养儿童具有较高水平的情感创伤症状和其他行为问题.[25]亲属抚养是一个痛苦的经历,可以导致诸如抑郁、行为障碍或创伤后应激障碍等行为问题和心理创伤以及社会人际关系问题.[26]
由这些研究可以得知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确存在并且有的还很严重,很有可能发展成违法犯罪行为。对此问题值得引起关注,我们应该帮助留守儿童解决这些问题行为,做到防患于未然。但这些研究对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分类并不明晰,只是指出了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一些具体表现,并没有按行为问题的性质、地点等进行分类,也就难以做到‘对症下药’。
(二)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对策研究
周全德、齐建英指出,逐步弱化乃至取消与户籍相联系的城乡隔离的各种制度,彻底打破维系多年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才是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所在.[27]专家们认为应以政府为主体,进一步制定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妇女儿童发展纲要等法规条例的实施细则,尽快出台留守儿童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农村父母在农村留守儿童监护和教育方面的职责,从而形成全社会尊重、关心、保护儿童的法制环境.[28]曹建平在研究中提出的策略主要是通过借助同伴教育、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密切家校关系、开设心理课程、改变家长外出务工方式、优化社会环境等六个方面为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29]聂鹏、姚云等很多研究人员都认为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需要社会、政府、学校齐抓共管.[30,31]王坤等在对留守儿童的问题解决策略的研究中提到有效的社会支持可以减少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发生,社会支持越多,留守儿童的违法、违纪行为越少.[32]陈曦等人的研究结果对流动儿童问题的政策建议是尽力去减少弱势群体的经济压力,改善他们的学校及师资,对其家庭及居住社区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并从宏观角度尽力消除现存教育系统的种种户籍限制.[33]社会支持理论认为留守儿童的心理和行为问题主要是缺乏社会支持所致.[34,35]研究发现,良好的社会支持不仅可以缓解儿童的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反应[6,7],还可以减少一些外向性问题行为的出现,如打架、逃学等违纪行为以及吸烟、酗酒等危害健康的行为.[36,37]
四、结论:
(一)存在的问题:
1.对留守儿童的调查研究成果丰硕,但缺乏概念的统一性和规范性,对留守儿童数量的计算方法不一,结果各异,这就难以形成对留守儿童群体的客观认识。
2.大多研究缺乏深刻地理论积淀,未能将留守儿童问题与哲学、社会学等理论充分的结合起来。很少有文章能将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思考留守儿童问题。
(二)进一步研究意见:
1.厘清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概念,对留守儿童的行为特征的形成机制和行为模型进行深入分析,进而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策略。
2.力求通过社会学、心理学中的越轨理论、文化资本理论、人格发展阶段理论等对留守儿童的行为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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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这座中国人口最多的地级市,最近因为河北省的一项规划再次闻名:《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说,希望保定“承接首都部分行政事业功能疏解”,包括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医疗养老。
北京周围的地市,吸纳北京的一部分职能,无疑可以缓解北京日益严重的“特大城市病”,但同时,大量人口涌入一个地市,必然是对其资源承载力的一个考验。
作为京南华北平原的典型城市,保定与北京一样是缺水的。
河北农业大学城乡建设学院教授杨路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保定缺水,包括整个河北缺水,都属于“资源性缺水”。它是指某地因水资源总量减少,从而造成供水紧张的现象。
人与资源的矛盾,不仅存在于保定,也是对中国所有雄心勃勃的城市的警告。
水没了
“整个河北省都比较缺水,保定市也不例外。”杨路华告诉本刊记者,“与秦皇岛、唐山等地相比,保定属于渤海靠里的区域,受热带气旋的影响较小,降雨量也偏少。”
据史料记载,古城保定曾因水而成,“水之占城十之四,渊锦舒徐,青绿弥望”。到 20 世纪60 年代,市内的“一亩泉”还是喷流不止,市民经常乘船顺府河而下,直达白洋淀。
60年代以后,情况似乎急转直下,保定的府河、漕河渐渐变成排污河,界河常年干涸,唐河下游在白洋淀入口处则储存了大量污水。
究其原因,很重要的是由于上游截流严重,境外流入水量逐年递减。
保定市位于大清河流域中下游,入境水量由南北两支、四部分组成,大清河北支来自于北京及张家口,南支来源于山西和石家庄。
上述水源在上世纪50年代入境水量最大,每年约15.95亿立方米,70年代开始锐减,到90年代仅为4.04亿立方米,衰减幅度达75%。
保定缺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及经济快速发展。
保定市总面积2.21万平方公里,下辖22个区县,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的数据显示,保定市常住人口为1119.44万人,为中国人口最多的地级市。
“你想想,这么点水,要管1000多万人口、22个辖区的工农业发展用水,均摊到每个人头上的,能有多少呢?”杨路华说。
根据保定市水文水资源勘测局的资料显示,保定市全市多年平均水资源量33亿立方米,人均282立方米,亩均263立方米,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2.5%和14.3%。
按照国际标准,人均水资源量低于1000立方米即属缺水,低于500立方米则被归为“极度缺水”。
区域工农业高速发展导致了用水需求成倍增加,大清河水系水资源利用率目前已达90%,远远高于世界公认的40%河流开发利用率上限。
2006年,保定市水利局的《保定市第二次水资源评价报告》就认为,保定市未来25年缺水总量近120亿立方米,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用水形势依旧紧张。
“生活条件好了,起码洗澡频繁程度高了。随着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所占比重越来越高,用水量也是大数。再从经济发展指标上来讲,水是最基本的工业原料,工业用水量也少不了。” 河北农业大学水利工程系副教授刘宏权对本刊说,“总之,缺水的形势,我认为短期内不会有太大改善。”
上述两个原因并非互相孤立。由于用水需求巨大,“保定地区乃至整个河北地区,地下水超采都太过严重。”刘宏权说,“我们现在地下漏斗的深度、面积,在全国、乃至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开采到这种程度,不仅把子孙后代的水都用了,还造成了诸如地面沉降等隐患。”
“穷朋友借穷朋友”
上世纪60年代前,保定以“群泉竞涌”而闻名华北。仅保定市区西部就有27个泉,泉水汇聚成河,成为大清河水系地表水的重要来源。70年代后泉群开始萎缩,目前全市仅余涞源拒马源一泉在喷涌,自产地表水几乎消失殆尽。
地方党报说,“长期以来,水资源的匮乏造成了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相互争水的局面,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得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地下水严重超采,导致水位持续下降,漏斗面积不断扩大,形成井越打越深、泵越配越大、出水越来越少的局面。一些建设项目因缺水不能上马,水资源的严重短缺已经成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由于缺水,保定下辖的顺平县等地因旱致贫的情况并不鲜见。
其实,保定只是整个河北缺水的一个缩影。事实上,任何希望承接首都部分功能的北京周边城市,都需要考虑水的问题。
2012年,河北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提交审议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该省平均超采地下水45亿立方米,超采面积近4万平方公里,形成了20个漏斗区和大面积采空区。全省除秦皇岛和唐山两市供需基本平衡外,其他各市均属缺水区。
有一种说法是,河北的缺水问题是由北京导致的。
“诸如北京、保定、天津、宁夏,都位于我国最高缺水区域中。北京比保定的情况还要严重。”杨路华说。
按照前述数据,保定的人均水资源量是282立方米。放眼整个河北省,不同学者依据不同标准统计出来的人均水资源量也保持在270至350立方米之间,而北京现在人均水资源量为100立方米左右。
“北京的水都是优先保障生活用水,居民也觉得一开水龙头水就哗哗地出来了,所以大家都感觉不到有多严重。”刘宏权说,城市里的人对缺水的感受不深,也是因为城市用水紧张时,便停止或者减少了农业、工业用水。“但这是不得已的下策,不是长久之计。”
刘宏权认为,造成保定乃至河北省缺水的还有一个原因,是河北一直把向北京供水作为一项政治任务。
对此,河北工程技术高等专科学校校长、中国农业工程学会水土工程专业委员会委员韩会玲有不同看法,她觉得“这个与河北缺水的关系倒不大,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么多年河北确实给北京、天津作了不少贡献。”
比如1983的引滦入津工程,把滦河上游、河北省境内的潘家口和大黑汀两个水库的水引进天津。当时决定给天津5亿立方米,后来天津认为不够,要求再增加5亿立方米。
这10亿立方米供水不仅缓解了天津市的供水困难、改善了水质,而且减轻了地下水开采强度,使天津市区地面下沉趋于稳定。
河北水库向北京应急供水则经常出现。“这相当于在水上的穷朋友借穷朋友的。”韩会玲对本刊说,“当然,这个水是要补偿的,大概按每方多少钱。不过,肯定不能随时供水,而且由于每个水库供水期不一样,不同时段给北京供水的水库也不一样,一般只在北京特别缺水的时段供。”
而官厅和密云水库自1982年北京市发生严重缺水情况后,经国务院批准,不再向河北省、天津市供水,只向北京供水。
官厅水库的坝址和库区都在河北,而且官厅、密云的水源也大都来自河北区域,所以最开始水库的水量是北京、河北对半分。
未来难解的希望
现阶段,河北希望引黄河水填补自身的缺口,尤其是救济素有 “华北明珠”美誉的华北地区最大生态湿地白洋淀。
“白洋淀一直都被人们称为华北之肾。举个例子,你站在河边,如果河水丰沛,你就会有凉爽的感觉。白洋淀每年蒸发一亿立方米水量,对改善华北地区的干燥气候有极大的作用。”杨路华说。
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保定市被迫多次开闸放水,但由于总体水资源的欠缺,白洋淀总是在暂时摆脱了“干淀”危机的几个月内,水位再次下降。虽然目前启动了“引黄济淀”工程,但由于缺乏长效而完善的补水机制和顺畅的补水通道,白洋淀至今仍面临着随时“干淀”的危险。
“未来的南水北调中线,将是保定水源的重要来源。原来保定的饮用水都是地下水,现在主要饮用来自于西大洋水库的地表水,南水北调中线贯通以后,将全部切换成长江水,水少的时候再从西大洋补充。”韩会玲说。
按照南水北调中线规划,保定可分配到5. 51 亿立方米。“不过,从长江那里进行南水北调,也不是说这个水有很多,它只能缓解地下水的超采量。要解决保定市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除了开源,还必须节流, 并对水资源进行科学调配。”韩会玲认为。
综合各类报道,南水北调中线贯通之日,其调水规模恐怕很难满足沿途用水需求。
为了应对缺水问题,保定市早在2004年就成为河北省试点阶梯水价的三个城市之一。
“在景观及生态用水方面,现在保定正在建设城市水系,已经将城区7 条河道全部进行综合整治,拆除河道所有违章建筑,清除所有垃圾,迁移所有坟冢,并对河道进行了清淤疏浚及防渗处理,今后还将建立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严格控制入河排污总量。政府也在加大污水处理的力度,起码污水处理后,用于景观用水和环卫用水,是一点问题没有的。”刘宏权说。正在实行的雨污分流工程,也大大提高了雨水的利用效率。
篇8
关键词:西部;农村经济;发展;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骄人的经济成就。然而,并非所有人都从经济发展的成就中获益,尤其生活在我国西部农村贫困山区的人民。贫困面广、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是西部农村贫困的主要特点。按照新阶段(2004)贫困(人均收入低于650元)和低收入(651~950元)标准,截至2004年初,仅西部11个省市区(不含)共有国家级贫困县375个(比1994年增加14个),低收入人口4,269.09万人,占全国低收入人口的70%以上,其中绝对贫困人口1,867.98万人,占全国绝对低收入人口的70%以上。
一、西部农村经济发展现状
西部农村经济通过结构调整、体制改革和中央扶持,农业快速综合发展,农业结构得到初步调整,产业结构变化显著。截至1999年,种植业虽占第一位但比重明显下降,由80%降到57.5%;林业变化不大;牧业、渔业比重上升,分别由15.5%上升到28.6%,1.6%上升到10.3%。(表1)
农村社会保障有序推进,初步形成“国家扶持―地方补贴―农民补缺”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榆林市神木县已实行全民全额医保),新农村建设卓有成效。西北地区利用其后地理优势,找准市场大力发展马铃薯产业,延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使昔日的“洋芋蛋”成了农民增收的“金豆豆”;西南地区发展水产优势,农民稳步增收。
二、制约西部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一)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西部地区存在很多生态环境问题,最主要的是水资源短缺。目前,中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60多万平方公里,其中80%的水土流失面积分布在西部地区。尽管如此,部分地方政府迫于财政窘境,以牺牲环境主动引进沿海高污染企业。总体说来,西部地区生态问题主要表现在水土流失、荒漠化、水资源短缺三个方面。
1、水土流失严重。据调查显示,中国每年流失土壤50多亿吨,入海泥沙约20亿吨,占世界入海泥沙量的1/12。西部地区的水土流失主要表现为西北的风蚀和西南的水蚀,以及青藏高原的冰蚀。同时,中国有7个省区水力侵蚀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西部地区占了6个,水土流失使地表失去有机土壤导致土壤肥力下降无法正常进行农业生产,由此可见问题的严重性。
2、土地荒漠化继续蔓延。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西部地区40年来气温波动性上升,暖冬连年出现加剧了西北干旱化趋势;长期草场过牧、毁林、开荒等人类不合理的开发也是荒漠化的重要因素。西部地区沙化土地面积16,255.6万公顷,占中国沙化土地面积的90%以上,西北地区有近60万平方公里的戈壁,内蒙古沙漠化土地80,560平方公里,陕北沙化面积21,686平方公里,甘肃沙化面积10,736平方公里,宁夏沙化面积10,215平方公里,青海沙化面积4,400平方公里。而沙漠化的严重后果是:使草场退化,破坏植被、湿地,减少河流,缩小湖泊,从而进一步加剧沙漠化进程。
3、水资源短缺再创新高。西北地区是中国最干燥的地区,也是世界上最干燥的地区之一,年降水量仅235毫米,蒸发量达1,000~2,600毫米,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尖锐。西部地区近几十年来干旱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不少湖泊水位降低、水面缩小、甚至干涸,河流断流,最大的内陆河塔里木河已缩短300公里,有“千湖之县”美称的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过去有湖泊4,077个,而今锐减到300多个,地下水位不断下降造成绿洲植被枯死、生态功能下降、土地退化。然而,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植被生长、工农业用水消耗量极大,依靠地下水维持是根本行不通的,一旦地下水位下降到危机植被生长境地的时候,西部地区将迎来灭顶之灾。
(二)西部城乡发展失衡严重
1、产业结构不合理,农村有力无处使。在西部大开发政策扶植下,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速度明显改善。西部开发投资的重点在基础实施和生态环境建设,而对特色产业和加工制造业投入太少。说明工业制造业进一步集中在东部。在产业组织结构方面,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低,产业配套条件不完善,政府服务不健全,乡镇企业发展滞后,区域经济增长缓慢。西部工业以资源能源产业为主导,对劳动力素质要求高,无法大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为求生计只能外出务工。
2、西部农村工业体系落后,难以带动农村积极发展。西部农村工业依附于农村经济并以农民为主体,有其天然的劣势:布局分散,资源共享低,效益不高;家族式管理,规模小,缺乏竞争力;资金不足,无法及时更新技术、品种,效率低,质量差,资源浪费严重。因此,这样的农村工业化并不具备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能力。农民不能获得比农业劳动轻松的非农劳动工作,也不能享受像城镇那样完善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产品供应以及人的素质的提高,介于农村劳动力素质,他们进入工厂打工也无非做一些体力活而已。这样,农村工业化带动农村经济快速增长是有困难的。
3、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二元结构突出是西部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的表现之一。西部12省区在西部大开发和新型工业化战略的规划下,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而西部地区城镇化增长率远低于工业增长率,相差16.2个百分点,这会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全国二元指数为0.43,西部8个省区二元结构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云南、为0.85,贵州为0.75,内蒙古为0.59,新疆为0.55,宁夏为0.52,青海为0.44。这样不平衡的发展将进一步加剧城乡差距,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劳动就业差距扩大,城乡产业发展公共产品差距扩大,城乡规划建设差距扩大,农村经济发展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三)西部农村教育贫乏,导致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环境差。虽然各级政府都把发展教育提上日程,但西部农村教育问题依旧亟待解决。西部农村地区教育基础薄弱,农民科学文化水平低,思想观念落后,甚至迷信思想盛行。据2004年调查统计显示,全国文盲率为8.25%,西南片区普遍较高,其中贵州为16.2%,重庆为8.25%,四川为8.96%,云南为13.05%,广西为4.2%。由于经济落后,人民的思想观念也落后,学龄儿童入学率还算可以,但从小学毕业到高中毕业的人数很少。部分农民因贫困使孩子从小就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没有教育就没有科技,没有科技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没有进步西部农村将永远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当中。
农民职业教育更是“囊中羞涩”。大部分农民文化基础较差,无法接受培训;农民对技术的有用性理解少;还有部分农民缺乏上进心,不愿意投入到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由于农村文化基础设施不健全,导致农村精神文化生活极度匮乏。
三、改善西部农村经济的对策建议
(一)尽管西部生态环境形势严峻,但扭转的契机依然存在
1、进一步加强社会和政府对西部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视程度。为保护改善西部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发展,国务院于2000年1月成立西部地区开发小组,指出:西部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要在保护的同时探索一条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充分显示出中央对西部生态环境的重视;近十年,政府加大西部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对保护工程投入数千亿元;“十一五”期间西部地区在加强生态保护的同时以资源开发为基础新建资源优势特色产业;中央政府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给予西部政策优惠和人为政策阶梯,为西部地区资源深度开发创造机会,引进外资低污染的产业。虽然社会和中央对西部环境有所投入,但西部环境仍在恶化并有扩大的态势,所以在加强西部生态环境自身保护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大中央和社会的投入。
2、进一步健全西部生态环境保护法制体系。1979年中国颁布第一部《环境保护法》是环境立法的里程碑。1990年以来,云南、宁夏、贵州、等一系列地方性保护条例相继出台。同时,规定西部规划也必须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所有项目都必须严格参照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等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强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监测评估,完善地面监测和卫星遥感监测相结合,加强气候系统的动态监测,逐步完善生态监测体系,定期对工程建设考核评估。西部地区坚持生物技术和工程技术相结合的措施,注重推广治理技术,从源头上治理生态环境。
3、保护恢复植被,有效防治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缓解用水紧张。由于不合理的开发和人口因素,使得西部地区植被覆盖率快速下降,代之而来的是土地荒漠化、降水减少、蒸发量大、地下水位下降,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加大荒山绿化、石山穿衣工程建设;控制垦荒面积,因地制宜开展农业生产;发展绿色农业,缓解地下水矿化等,这些措施能够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保护和恢复植被,这样才能增加空气湿度,从而增加降水,缓解西部生态环境。
(二)改善城乡关系新对策
1、进一步减小工业和农业产品“剪刀差”。就全世界而言,大部分以不平等的交换体制为基础,通过“剪刀差”占取农业剩余,以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就全国而言,1990年以来,每年国家以“剪刀差”形式向农民索取1,000亿元,总体上是农村支持城市,如果这种结构不改善,其结果必然是城乡差距更大,社会矛盾更加突出。
2、改善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城乡分割体制和就业机会权利的不平等已严重影响西部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农业户口人员占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为46.5%,第二产业中农业户口从业者占57.6%,建筑业占到80%。所以,应放宽农民工就业限制条件,切实实施好1994年劳动部颁布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暂行规定》中的就业管理办法;进一步搞好证卡服务体系,严格监督证卡乱收费现象。破除教育体制城乡分割,提高流动儿童入学率,加强农民工保障制度建设。
3、发展特色产业,吸引外出农民工回家,夯实西部农村劳动力基础。西部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很重要的原因是农村劳动力外出严重,普遍出现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现象,农村中的土地、养殖、乡镇企业发展后劲不足。在农产品价格一片大好的形势下,通过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新农村建设,积极发展科技兴农和现代农业,提高在乡农民收入水平,吸引外出农民工流回本地,是西部农村经济发展的劳动力保障。
(三)改善教育过度和知识失业。教育过度和知识失业是由于不合理的教育结构引起的,我国是发展中国家,难免有赶超战略的实行,这是很正常的,但国民发展部门提供就业的机会和区域是不同的,就如同北京的北大清华分数线是何其的低,而西部农村高中毕业率更低一样。解决西部农村教育需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1、增加对西部农村教育投入,改善农村教育落后状况。对西部教育的财政援助远比那些捐赠的课本、文具实在。改造教学设施,建成宽敞明亮的校舍,才能为提高西部农村教育提供硬件依托,对农民的教育也是重要的,应同时加强师资,开展培训,提高技能。
2、切实普及农村九年义务教育。不仅要提高适龄儿童的入学率,更重要的是巩固入学率,提高毕业率,大力改善西部农村义务教育普及水平。
3、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对于确实不能实施继续教育的西部农村学生,吸纳为职业教育学生,教他们一技之长,尽早地投入到西部农村经济建设当中。
4、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学生贫困补助和教师培训补助体系。各级政府要承认西部农村经济薄弱的事实,学校只能照顾小部分贫困学生,大部分学生只能依靠国家和社会的救助;同时,在加强师资培训方面也是一样。只有这样,才能改善西部农村教育的极度匮乏,从而让科技转化成现实生产力,反哺农村经济发展,早日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和共同富裕。
(作者单位:陕西理工学院经济与法学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聂华林.中国西部三农问题调研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7.
篇9
在本调研报告中,针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这一社会问题,遵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以社会调查、文献调查所取得的实证材料为依据,根据党和政府的现行政策与治国理念,进行剖析、论证与诠释,以探索解决我国、我省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政策对策与社会对策。
第一部分,分析留守儿童问题的成因;第二部分,报告调研观察到的留守儿童问题的若干表现;第三部分,论证留守儿童问题的特点;第四部分,提出课题组对缓解留守儿童问题的一组建议。
本课题组在团省委的组织下进行了这一项调研工作,实地调查可以代表湖南省的情况,文献调查佐证了这一社会调查。由于留守儿童问题的全局性,在提出建议时,则采取了全国性的视野。
第一部分 留守儿童问题的成因
“留守儿童” 是指农村流动人口(其中80%左右是农民工)在户籍地以外谋生时把其未成年的子女留置在户籍地而产生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具体是指与父母双方或一方分离并“留守”在农村的少年儿童。
据国家统计局估计,目前全国15岁以下的留守儿童人数约有1000万人左右,而且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数字也大有逐年增加之势。(《经济参考报》,1月8日)另外网上多个材料中的数据估计万之多。如果以农民工的规模概算,恐怕这两个数字均属于较保守的数字。
留守儿童的生存与教育状况,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这一社会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部门、学者、舆论界与社会的高度关注。如何解决或缓解这一问题,首先应该了解产生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源。
留守儿童是农民工的未成年子女。留守儿童问题是农民工问题的一部分,或者说,留守儿童问题是农民工问题派生出来的一个问题。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个环节存在缺陷所导致的。
一、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产生的根源: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是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他们为什么让子女留守?为什么当留守儿童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时别无良策?根本原因是他们本身面临种种生存的压力。
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必先关注农民工问题。
(一)农民工的概念
李培林是这样界定“农民工”的:“农民工指拥有农业户口、被人雇去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村人口。”(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生活文献出版社北京版,第307-308页)李培林以这个定义,概算出中国共有2亿农民工,其中占第二产业工人57.5%,占第三产业从业人员37%,是中国产业工人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第309页)这个概念较宽,它包括了离农不离土,即在本地乡镇企业打工的农民。
我国政府是这样定义的:“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的户籍仍在农村,主要从事非农产业,有的在农闲时外出务工、亦工亦农,流动性强,有的长期在城市就业,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
(二)农民工的出现
1949年以后,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以户籍制为核心的人口政策在50年代中期成型,政府强制性地控制着人口流动。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发展,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方面产生的所有制多元性、区域发展的差异性、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性、农村人口特别是农村原有劳动力的过剩性、城市化的加速性等一系列发展态势,引起了20世纪80年代人口流动规模迅速扩大,1989年第一次出现了“民工潮”。
农村人口特别是农村原有劳动力的过剩性是一个前提性的因素。目前,我国耕地面积仅存18亿多亩,按农村现有劳动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规模进行推算,仅需1.5亿劳动力,而现在农村约有劳动力4.98亿,剩余农村劳动力近3.5亿。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统计,离开户籍所在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1.2亿,其中进入城镇在二、三产业企业打工的农民工约为8000万人。据农业部、劳动社会保障部等有关部门估计,离土离乡的农民工约为9460万。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用城乡统筹的眼光来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这就意味着在近期内还会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要进入城市。
湖南是一个农业大省,截止底,农村人口为4320.02万,占总人口的64.5%。湖南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始于70年代后期。据省劳动社会保障部门调查统计,,全省农民工为525万人,其中,省内城市务工的为18% ,省外务工的为82%;为736万人,到达到829.1万人,三年内增长63.3% ,年均增长21.1% ,我省成为全国劳务输出大省之一。全省农民外出务工人数829.1万人,创年收入497.46亿元,占农民总收入的40.7%。因此, 农民工对于农村经济、农民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农民外出务工经商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质量,有效地促进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
(三)农民工的生存困境
分析农民工的经济、社会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可以认为:农民工是不得不与其子女分离,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1、农民工经济现状
在东南部经济发达地区,农民工对流入地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外国资本是朝着“廉价劳动力”而来投资的,外资追求利润,尽可能地压低工资水平,加之中国劳动力过剩量大,就业竞争起到了压低工资水平的作用。而私营的中资企业、乡镇企业,则采用“低工资”模式操作。这样,各类企业农民工工资普遍较低。改革开放之初的“打工妹”的工资水平,20余年后其女儿到同地同类企业打工,工资还是差不多。
在省内流动,甚至在本地区内流动,农民工收入同样受到过剩劳动力背景的挤压,工资水平不高。一般年收入水平在4000元~10000元之间。上海市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为600元。(郑桂珍:《流入城市儿童状况初探》,《南方人口》第1期)北京市有子女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的农民工月收入为800元左右。(北京市教委政策法制处:《为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制定规范》,《北京教育》第6期)上海、北京是收入较高的城市,其他城市一般要低于这个水平。
陆学艺等说:农民工状况虽说比农业劳动者好,但一直只能获得低工资,在最近的10多年里,有很大部分农民工和雇工的工资一直处于400~500元的水平,没有任何增加。(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版,第181页)
据山西省总工会调查,农民工的收入更低,“农民工主要从事矿山采掘、建筑建材等比较危险、艰苦的工种,但工资水平却较低,约有8.6%的人月平均工资在300元以下,约24.3%的人月平均工资在300元至500元之间,均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冬成为新闻热点的“欠薪”问题,也是农民工经济状况雪上加霜的原因之一。经国务院有关部门调查,全国欠薪总额高达1000亿元人民币,即平均每个农民工被欠薪1000元以上。
据网上文章,农民工仅获得其创造的新价值的1/3。1亿农民工的总收入有估计为5000亿元,占农村人口总收入的1/3左右。
农民工的低收入状况,决定了一部分农民工无经济能力把未成年子女带到身边,而是留置在家乡,以降低养育子女的成本。因为带到城镇,必定会增加租房费用、生活费用与教育费用,至少这三项费用是超过半数的农民工经济上难以负担的。
2、农民工社会现状
农民工的社会现状的最大特点是其流动性。以流动的空间性分析:其流向主流是从农村向城镇;其区域以省内流动为主,跨省流动向东南倾斜,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京津连流动人口圈、沪宁杭流动人口圈、广深厦流动人口圈。这种空间远距离的流动,且就业在城市、行业、单位间的不稳定性即流动性,使部分农民工难以把小孩带在身边共同生活。
农民工的职业行为的基本特点是非农化,但主流职业行为多与城镇主流职业相分离,基本上是城镇原有劳动力所从事的职业的一种补充,甚至是流入地当地劳动力所不愿意干的粗活、重活、脏活。具体职业类型主要是从事劳动强度较大的工业、建筑业,以及层次较低的服务业、家庭雇佣等。农民工的职业具有低层性的特点,决定了其社会地位处于城市社会下层,或谓“边缘化”状态。这类职业有的是雇佣方提供的临时的、简陋的住处,如农民工较大的一个群体是建筑工,一般在工棚或在建建筑物内息宿,带小孩就不能不自己租房他住。
农民工流入城市的数量不断扩大,全国人口流动的趋势日益明显。但是,城乡二元结构壁垒的存在阻碍了农民工将自己的子女带在身边。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二元的城乡户籍制度,形成了一种“现实中的农民进了城,制度中的农民没有进城”的尴尬局面。作为国家的行政管理重要手段的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时期逐渐发展成为隔绝城乡,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最重要制度。这种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户籍制度与就业、社会保障、教育、住房等制度的不公平的结合。虽然现在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但农业户口的人在城市就业、社会保障、教育、住房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例如,有的地方限制农民工子女上学,有些地方虽然允许农民工子女上学,但额外要加收一定费用,且费用很高。即使入了学,也必须回原籍地参加中考或高考,而各地教材的选用又大不相同,这就使得农民工子女面临转学后两地教育内容不能衔接的困境。另外,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原因,农民工不得不将子女留守在原籍地农村。由此,农村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群体作为农民工的一个副产品凸现出来。
这种城市二元的户籍制度在一定时期内体现了它的合理性,一是缓解了农民工流入地城市的市政建设的压力;二是避免了曾经在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出现过的“贫民窟”这一社会问题;三是有效地降低了民政救助规模与社会保障压力。但是,这是以牺牲农民工的权益,牺牲社会公平而实现的。
两害相权取其轻,政府对农民工的政策,以及农民工把子女留置农村,均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3、农民工的生存问题
农民工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 居住、工作条件恶劣,闲暇时间少,精神生活匮乏
他们平时劳动时间长。并且很少享受法定休息时间。山西省总工会的一个调查,说明约有84%的农民工不能享受法定休息时间,约45%的人没有休息日,连续超负荷劳动。
劳动作业环境设施简陋,存在安全隐患。在一些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工地、宿舍昏暗拥挤,卫生条件差,生产生活设施普遍比较简陋,且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部分个体老板和不法矿主只顾赚钱,不进行安全投入,不配备劳动安全防护用品。
(2) 处于城市边缘状态,没有融入城市居民之中
来自于生存和生活的压力以及离乡背井的孤独,给许多农民工的心理蒙上了阴影。昌邑市检察院曾会同当地医疗卫生部门对名年龄在岁至岁的农民工进行过调查,结果显示他们中“感到寂寞孤独”的占%,“提心吊胆,担心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占%,“为感情问题整天感到困惑”的占%。面对巨大的精神压力,相当一部分农民工采取消极的生活方式,有的将自己封闭起来,有的则借酒消愁甚至寻衅滋事。
(3) 处于非福利状态
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基本上把他们排除在外。
参加社会保险难度大。如山西省有40%的农民工未参加任何社会保险。用工单位普遍认为参保会增加用工成本,农民工则因为不能立即受益也不愿投保,他们宁愿省下钱带回家。
广东商学院社会学系谢泽宪主持的“珠江三角洲工伤研究项目小组”在佛山、中山、东莞、惠州、广州、深圳个城市,对家医院、家职业病防治医院的位工伤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在遭遇工伤这种特殊困难关头,%的工伤者表示得到过一些关心,%表示很少有人关心或者没有人关心。对于“如果您得到了关心,他们是谁?”的提问,工伤者的回答是:朋友、老乡78.4%,家人、亲戚73.7%, 同事58.1%;老板23.9%,好心人20.6%,医生护士16.2%;社保局2.1%,劳动局2.4%,社区0.5%。
(4) 处于收入高风险状态
合同签订率低且不规范。山西省总工会调查的农民工中,有26%的农民工没有与用工单位订立劳动合同。在签订的劳动合同中,不规范的超过三分之一。
按月领工资难。山西省目前仍有部分用人单位没有按《劳动法》规定的“按月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约27%的农民工不能按月领取工资。此外,15.69%的农民工每3个月领一次工资,9.82%的农民工半年或半年以上领一次工资。
农民工自身在上述生存条件下,从经济开销、人身安全、生活稳定度等角度考虑,比较留在家乡与带在身边两者的差异,选择把子女留置在家乡,托孩子的祖父母、伯叔父母或其他亲友代养代管,是在理性的考虑下做出的合理的决定。
可以预测,在一定的时期,农民工收入不可能大幅度提高,城乡二元制户籍壁垒 (实质是社会保障资格如住房、低保、失业保险等的藩篱)只能逐步拆除,一部分农民工带子女进城需要居住、生活、管带、上学等条件难以一一满足;因此,留守儿童的存在是一个带有必然性的社会现实。
二、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成因:三大因素
家庭、学校和社会是少年儿童社会化的三大机制。而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出现正是这三大机制的缺失所致。
(一) 家庭教育的缺陷
农村留守儿童主要是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经商而留守在农村原籍地,由单亲或祖父母或其他亲友代为抚养以及自我监护的小学生和初中生。严格说来主要是留守的未成年人(包括学龄阶段的失学、辍学少年儿童)。他们都处于义务教育阶段,其身心发展处于一个需要倍加呵护和关爱的关键时期。
社会化理论认为,家庭是个体出生后接受社会化的第一个社会环境,家庭是一个最重要的初级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家庭成员进行面对面直接的互动,自我在其中得到充分的发展。父母是这个群体中最重要的个体,孩子通过模仿和认同父母而试图成为父母所期望的人。家庭功能理论认为,家庭教育具有先主性的特点,也就是说家庭教育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起着某种先入为主的作用。家庭教育的实施者主要是父母,影响教育效果的关键因素是亲子关系状况。心理学研究表明,良好的亲子关系为儿童的顺利社会化和良好的行为习惯的养成提供了心理上的安全感和抚慰感;正向的亲子沟通使孩子易于接受父母的意见,内化父母的规则与期望,避免孩子产生不良行为。但是,在父母双方都外出或其中一人外出的情况下,农村留守少年儿童从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事实上的“孤儿”或“单亲”孩子。父母外出导致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化机能单一化,致使留守少年儿童的社会化资源严重不足。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岳阳华容县万庾镇月形村有一位老人曾在一段时间内带过7个留守儿童,大的读高中,小的三、四岁,如此情况,监护从何谈起,监护怎能到位。由于留守儿童正处于身心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远离父母的他们既无法享受到父母在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和帮助,又无法感受父母在情感上的关爱和呵护,更难找到称职的可以替代父母的监护人,这使得他们对一些似是而非的社会现象很容易产生认识和价值上的偏离。在这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一些农村留守儿童精神空虚、行为失范。
(二)学校教育管理方式的缺陷
留守儿童是处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父母和教师是他们社会化过程中的两个重要“社会化他人”,依恋性情感还是他们基本的需要之一。如上所述,由于留守儿童缺乏来自于家庭的关爱和亲情,因此,他们尤需从学校生活中得到弥补。学校教师的关注是儿童形成学习动机的重要外部动因。由于家庭生活的不完整,留守儿童在心理发展上存在更多的困惑与问题,他们需要学校给予更多的帮助与疏导,需要通过教师和学校集体生活的温暖来弥补亲子关系的缺失对其人格健全发展形成的消极影响。但是由于种种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导致学校对留守儿童的教育管理存在着诸多的缺陷。
1、教育管理方式的简单化
一是只看到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差,而忽略了他们心理健康存在的问题;二是缺乏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有些学校在寄宿制学生公寓前面安上铁门铁窗,学生抱怨感觉是在蹲监狱。所以有些学生冒着极大的危险,跳窗跳楼去上网,反而导致了安全隐患。
2、农村社区和学校互相推诿教育责任
我们在几次座谈会上听到了对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一些相对立的意见。学校认为,学校教育主要侧重学生在校时段的教学管理,至于学生放学以后在社会上犯的错事,学校难以管理到位;农村基层村镇则认为,学生就应该归学校管。这种教育责任互相推诿,正好助长了部分留守儿童的道德滑坡,放纵了他们行为的越轨。
3、只重视升学率,忽视了对留守学生情感和心理健康的关注
由于缺乏有效的家庭教育这个重要环节,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整体水平要比非留守儿童差。在这种情况下,于是形成了越是成绩好的学生,受到老师的关爱越多,越是成绩差的学生,受到老师的关爱越少的“马太效应”。有部分留守中小学生向我们调查人员倾诉,“老师就连排座位时都把我们排在最后面的边上,似乎我们这些人可有可无”,说起这些,他们满脸的惆怅和无奈。
4、把留守儿童看成包袱,视为一块“心病”
从与各个学校的老师座谈中我们发现,几乎每个学校都有老师说起留守儿童时,能够罗列他(她)们的毛病、缺点和错误数十种,并且,显得十分的慷慨激昂,甚至有些还显得义愤填膺。不难理解,由于留守儿童缺乏严格到位的家庭管教,他们中的一部分孩子确实相对调皮和难以管理,但如果把留守儿童视为“异类”和“心病”,只会加速将留守儿童推向歧路和深渊。
学校在对留守儿童教育管理方式上存在的缺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完全责怪这些长年工作在农村艰苦环境中的中小学老师。
1、农村中小学教师教学任务普遍偏重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些小学老师上复式班,每周20多节课,有的是上大班课,一班学生60~90人,这也确实使这些教学繁忙的老师,无暇顾及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及成长问题。
2、农村大部分学校缺乏必要的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设施和条件
在我们调查所到的农村学校中,我们还没有看到一所学校配备了心理辅导老师,甚至有几所乡中学的教师,60%以上是非正规学历教育毕业的老师,要在这样的学校开展心理辅导教育显然比较难。
3、家长对学校教育的不配合
家长作为联系学校和学生的特殊纽带,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学校教育只有在社会和家庭的密切配合下才能产生应有的效果。教师要做到对学生全面了解,还需要通过家长和社会了解其在校外的表现。但是,留守儿童因为家长不在家,家庭监管缺位,老师没法向家长了解他们的情况。有些调皮的孩子抓住这个空挡,在学校欺骗老师,在家里又蒙骗父母或监护人。于是使学校对留守儿童的管理出现空档。不少留守儿童的父母视学校教育为子女教育的唯一途径。一旦孩子在学校上学,似乎所有的问题都应该由学校老师负责解决,而对自己如何配合学校培养和教育子女则持消极态度,有些家长甚至叫学生本人去开家长座谈会,这样,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反倒变成了“剃头挑子一头热”。而监护人一般只负责孩子的吃穿住和安全,至于对孩子的学习以及与学校经常性的沟通就很难做到了。
4、留守儿童问题自身的特殊性
在尚未解决温饱和刚刚摆脱温饱的农村,人们的目光还主要停留在经济的层面上,恰巧留守儿童在经济方面相对于非留守儿童,手头要显得宽裕一点。调查显示,69.9%的留守儿童有“足够”和“基本够”的零花钱,只有30.1%的认为零花钱“不够”。对以下两个答案的相关分析也说明了这个问题。问卷中有“目前你面临的最大问题”和“目前你最大的愿望”两个问题,其选项“生活费用不够”和“改善生活条件”的相关性为0.50,只有25.4%的留守儿童选了“生活费用不够”。这就容易让人们产生了一种认识上的误区,认为他们不应该是被关爱的对象。他们经济上的相对富裕,掩盖了其精神上的绝对贫困。
必须提出的是,我们在这次调查中,也了解到不少农村教师对留守儿童关怀备至的感人事迹,诸如:“妈妈老师”、班主任的“保姆式管理”,这些极具人性化的管理措施和方法,极大地感化教育了部分“边缘”留守儿童,使其走上了正路。
(三) 农村基层组织功能的弱化
留守儿童问题产生在他们生活的农村社区。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农村基层的各种组织作用发挥不够。探究其原因,首先是目前大多农村的基层组织的现状令人堪忧。
1、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不够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组织的干部队伍建设总的来说有所发展,但这种发展远远不能胜任当前农村社区管理日益复杂的重任。个别地区干部队伍的建设,甚至有逐渐弱化的趋势。由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落后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既影响乡村干部自身的发展,也造成了这些地区的干部队伍极不稳定。
2、农村基层组织中的干部队伍素质偏低
农村基层干部素质偏低限制了他们在地区经济发展中所能起的作用。贫困地区的村干部的工作经历也相对比较简单,除少数曾有过到部队服役的经历外,绝大多数都只有担任村组干部和务农的经历。其经历简单,视野狭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干部水平的发挥,也使之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农村社区管理的局面。
3、部分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发挥有限
农民工大多产生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在改革的过程中,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组织的权力和功能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由于农户家庭的相对独立,农村基层组织的功能也由原来的直接组织和领导农村经济社会活动,转变为指导、监督和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基层组织和干部的数量被减到了尽可能少的程度。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村级组织的作用越有限。据有关统计,有些经济贫穷地区农村基层组织的涣散面达30%到50%(陈吉元)。我们这次调查所到的一些村,每个月由一名村干部在家值班,其他的都外出打工。这名值班的村干部基本上只能接听电话,很难抽身去做其它的事情。由于机构的萎缩,农村基层组织往往只能应付上级的会议、检查和一些易于完成的工作。在几次座谈会上,当我们问及一些乡(镇)村干部对留守儿童问题有何对策和想法时,他们的回答是“我们只考虑为农民抓票子,没去考虑为农民带孩子”。因此对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无论是从职能上还是从实际功能的发挥上,相当大一部分农村基层组织发挥的作用不够,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在大多数农村地区只能是听之任之。
留守儿童处于社会化未完成的人生初期,他们最易受环境的影响。当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缺陷,单独或二者、三者同时对他们的成长产生消极作用时,他们的德、智、体、美、劳的健康发展就遇到了严重障碍,因而产生了留守儿童的一系列统称为“留守儿童问题”的问题。
第二部分 留守儿童问题的表现
留守儿童问题,是指留守儿童相对于非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较多地表现出的非良性的情感、道德、行为、心理、安全等方面的问题。这一系列问题目前因为涉及到数以1000万~万人口,因而成为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本课题组对我省留守儿童基本情况的调查与分析
(一) 本课题组调查的组织情况
本次调查从8月份开始。为了使课题的研究更具有代表性,课题组的调查选点分别定在湘北、湘中、湘南、湘西的8个外出务工人员较多县(市)的16个乡镇。它们分别是:岳阳市华容县的治河渡镇和万庾镇、岳阳市平江县的安定镇和瓮江镇、娄底市新化县的曹家镇和吉庆镇、娄底市涟源市的荷塘镇和白马镇、郴州市宜章县的迎春镇和南水镇、郴州市永兴县的悦来镇和大不江乡、湘西自治州保靖县的昂洞镇和拔茅镇、湘西自治州永顺县的王村镇和塔卧镇。
在调查中,我们分别召开了乡(镇)村干部、学校老师、留守儿童监护人、留守儿童等四部分人的座谈会和个案访谈。从4个不同的方面调查了我省留守儿童的行为及心理的基本情况,了解他们需求及其存在的问题,同时了解了乡(镇)村干部、学校老师、留守儿童监护人对留守儿童问题的看法和建议,及其各地对留守儿童问题采取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对策和具体措施。
在4个市州的8个县(市)中,我们运用分层抽样的形式,在每个县(市)中抽取两个乡(镇),在每个乡(镇)中抽出一个村和一所中心学校,对留守儿童进行了问卷调查。为了真实有效地了解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行为情况,本次问卷调查采取由调查员逐题讲解,现场匿名填写、当场回收问卷。调查内容涉及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行为发展、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区环境、同辈群体等问题。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份,回收有效问卷1996份,有效回收率为99.5%,对有效问卷采用spss 10.0进行统计处理,得到如下有关我省留守儿童的一些基本数据:
表2-1 我省留守儿童的基本数据
性
别男(人数及百分比)女(人数及百分比)
1059人 53%937人 46.9%
家庭
类型单亲(人数及百分比)双亲(人数及百分比)
160人 8%1836人 92%
监护
类型母 亲父 亲祖(外)父母亲戚朋友自 我
409人
20.5%288人
14.4%936人
46.9%265人
13.3%98人
4.9%
留守
时间一年以内一到两年两年至三年三年以上
329人
16.5%429人
21.5%719人
36.0%519 人
26.0%
去父母
工作地去 过(人数及百分比)没 去 过(人数及百分比)
693人 34.7%1303人 65.3%
亲子
联系经常(人数及百分比)偶尔(人数及百分比)很少(人数及百分比)
844人 42.3%687人 34.4%465人 23.3%
父母在电话中最关心的问题学习(人数及百分比)生活(人数及百分比)思想(人数及百分比)
812人 40.7%431人 21.6%86人 4.3%
人际交往人身安全其 它
30人 1.5%531人 26.6%106人 5.3%
为了了解我省留守儿童的行为及心理的基本情况,了解他们需求及其存在的问题,我们分别采用了座谈会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总的说来,座谈会和问卷调查得出的结论与现实可能有一定的差距,这可能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在座谈会上乡(镇)村干部、学校老师、留守儿童监护人都希望把问题说得严重一点,以期引起上面的重视;二是留守儿童本人在填答问卷时,一般都不愿意把自己说得很差,因此往往对一些优秀的、好的项目进行选答,这也是与一般少年儿童的道德水平吻合的。
(二) 本课题组对我省留守儿童基本情况的描述与问题分析
1、情感方面的问题
留守儿童最大的问题是情感孤寂问题。对于尚处在中小学生阶段的留守儿童,依恋性情感还是他们基本的需要之一。但由于其家庭的不完整性和缺乏父母的亲情感染以及农村现有社会体系对他们的关照不多,他们的这种依恋性情感很难得到满足,以下统计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表2-2 父母亲外出打工的年限
调查项目人数百分比(%)
一年以内32916.5
一到两年42921.5
两年至三年71936.0
三年以上51926.0
合 计1996100.0
表2-3 是否去过父母亲工作的地方
调查项目人数百分比(%)
去过69334.7
没去过130365.3
合 计1996100.0
表2-4 亲子电话联系频度
调查项目人数百分比(%)
经常84442.3
偶尔68734.4
很少46523.3
合计1996100.0
表2-5 是否想念父母
调查项目人数百分比(%)
很想127964.1
一般53126.6
不想1869.3
合 计1996100.0
表2-6 生活中受到的委屈向谁倾诉
调查项目人数百分比(%)
监护人48524.3
老师43121.6
同学41720.9
好朋友57929.0
不知道844.2
合 计1996100.0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造成留守儿童情感孤寂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因其父母长年外出,长时间缺乏亲子之间的直接互动,我们这次调查发现有的外出时间长达8—13年之久,且在其中很少回家。因为他们在外挣钱本来就不多,为了节约探亲的往返路费,加之节假日又有双倍以上的工资,所以有些父母甚至放弃了逢年过节回家团聚的机会。加上平时工作忙,也就是匆匆的几句电话的询问和问候(还有23.3%的“很少”电话联系)。
殊不知,对于少年儿童来说,情感的饥渴首先源自于皮肤的饥渴(心理学认为,这是哺乳类幼小动物的基本需求之一)。电话的问候缺乏亲子之间的直接互动,根本无法满足其皮肤的饥渴,长此以往他们就难免不产生情感饥渴的问题。情感的饥渴具有隐蔽性,又不易被人察觉,所以其危害性显得极大。它将直接影响到儿童性格、个性的形成和发展,使其人格发展上出现扭曲和变形,对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产生极大的不良影响。
在调查问卷中有两道多项选择题:1、你目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选“生活无人照顾”、“受委屈无人倾诉”“与照顾者不和”的分别为77.9% 81.9% 和86.1%。 2、你目前最大的愿望是什么?选“有更多知心朋友”、“父母工作顺利”、“父母早点回来” 的分别为84.0% 、61.7% 、和69.2%。这都是居前三位的选项。对问卷的统计处理结果也显示,“亲子联系频度”与“委屈向谁倾诉”两道题目之间呈负相关;“交友目的”的三分之一是“倾诉心事”。这些都充分反映出留守儿童对情感关怀的渴望。我们还应看到,有9.3%的孩子“不想”父母亲。这是因为他们出生后就一直是祖辈抚养,长时间的与父母亲没有直接的面对面的生活互动,且不说父母亲的语言、情感给他们留下了多少印象,就连父母亲长得啥模样他们有些都不是很熟悉了,对这部分留守儿童来说,父母亲完全成了一个失去血肉和情感的文字符号。留守儿童的情感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活中受到的委屈无处倾诉,或者是缺乏良好的倾诉对象以及对他们的及时正确的辅导,久而久之其人格表现要么是攻击性较强,要么是偏向于抑郁性;二是由于得不到父母的亲情感染和关照,缺乏情感的慰藉,不少留守儿童就必需寻求情感生活的替代,于是上网聊天,交笔友的比较多,耽误了大好的学习时光。
我们在调查中就发现了不少这类事例。例如:涟源市某镇中学一留守儿童一天可以收到三、四封信,其精力主要用于给笔友的回信,而对学习几乎放弃。
2、道德行为方面的问题
儿童的道德行为关乎到支撑儿童成长的精神支柱和精神脊梁问题,切不可小视。著名的心理学家皮亚杰(piajet)通过对儿童认识形成过程的研究表明,低龄段的儿童从行为到思维或从感知运动格局到概念的过渡还没有完成,其间经历着“一个缓慢的分化过程”,“这个过程依赖于同化性转换作用”,而在这种同化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便是对成人行为的模仿。这一模仿过程是通过成人行为的耳濡目染,其中不仅有语言表达方式与语言内容,更有为人处世的道德行为。而家庭正是这种接受耳濡目染最直接、最多、最深的环境,特别是温暖的家庭气氛、和谐的亲子关系、关怀与爱护的父母态度,有助于亲子之间的认同倾向,是发展道德良知的最佳环境。无论道德知识、道德情绪及自我控制的意志力的培养,都是从家庭开始的,父母平时对儿童的教诲、奖励与惩罚的控制方式、管教方法与态度、行为示范等对于儿童的抗拒诱惑、罪疚感的态度以及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均能产生积极的决定性的影响。
在测量留守儿童道德行为时,我们分别用了 “课堂违纪”、“不良嗜好”、“参与集体活动”、 “考试舞弊”、“撒谎”等指标。调查结果如下:
表2-7 是否有课堂违纪行为
调查项目人数百分比(%)
经常27413.7
偶尔39719.9
很少132566.4
合计1996100.0
表2-8 是否有抽烟、喝酒、夜不归宿、打架斗殴等不良行为
调查项目人数百分比(%)
抽烟55327.7
喝酒25712.9
夜不归宿29514.8
打架斗殴1005.0
合计1205(人次)
此题为一道多项选择题。
表2-9 是否经常参与集体活动
调查项目人数百分比(%)
经常68334.2
偶尔73736.9
很少57628.9
合计1996100.0
表2-10 对考试舞弊的态度
调查项目人数百分比(%)
诚实不作弊129164.7
有机会也作弊43121.6
不作弊会吃亏27413.7
合计1996100.0
表2-11 是否经常撒谎欺骗师长
调查项目人数百分比(%)
经常30815.4
偶尔54727.4
很少114157.2
合计1996100.0
以上调查统计数据说明,我省留守儿童的道德行为水准还是基本吻合一般少年儿童道德行为水平的。但我们必须看到,对于留守儿童来说,亲子关系的相对疏离,家庭功能的缺失,使得他们更难得到来自父母的道德教化及其有效控制和帮助,这就加大了他们产生不良道德品行的可能性。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现代传媒对留守儿童幼小心灵的不良渗透。当前互联网等新兴现代媒体已经渗透到大部分农村,外出务工的父母又大都给孩子足够的零花钱以弥补其对孩子的关爱不够,这就为留守孩子自由出入网吧和各种娱乐场所提供了经济条件;同时,农村孩子缺少公共活动的场所及设施,而电游室、网吧的大门则向他们随时敞开,加之他们缺乏成人的管教或管教不严,因此,沉迷于上网和游戏就成了部分留守儿童课余的主要生活方式。现代传媒除给农村少年儿童带来新的学习、沟通方式之外,其中一些腐朽、庸俗和低级趣味的文化和有害信息也会给留守儿童的心灵带来伤害。
留守儿童远离父母,无法得到父母在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上的引导与帮助,在情感上也得不到关心,这就很容易使他们偏离主流的道德价值观,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从座谈会的调查中我们确实了解到了这方面的一些问题。一部分留守儿童缺乏基本的礼貌常识,自制力较弱,自立、自理能力较差。逃学上网玩游戏的现象十分普遍。
永顺县某学校的留守学生在学校寄宿学生下晚自习后,用绳子从三楼寝室脱逃,翻越围墙外出上网打游戏。
一部分留守儿童染有不良行为习惯,抽烟成为留守儿童中较为普遍的现象。新化县某村小学一年级的留守女生就学会抽烟,该镇留守儿童中甚至还有染上吸毒的。看起来抽烟的比例在留守儿童中仅占27.7%,但就他们的年龄与身份而言,这个比例是太高了。
更令人感到担忧的是,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有这么一道题目,“父母在电话中最关心你的哪些方面”,得分排在次末位的项就是“思想道德”,仅占4.3% 。由此看来,留守儿童的思想道德问题远没有引起家长的足够重视,这势必导致部分留守儿童的道德进一步“滑坡”。对此,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3、学习行为方面的问题
学习行为是衡量儿童整体行为的一个重要指标。按照艾利克森(erikson)的人格理论,少年儿童时期健康人格的塑造和培养,有赖于在成年人(主要是家长)的激励、支持和鼓励之下获得对学习知识渴望的满足。由此可见,学习行为对于留守儿童全面健康成长的意义是多么重要,因此,我们这次调查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
在测量留守儿童学习行为时,我们分别用了“学习成绩”、“学习信心”、“困难向谁请教”、“是否主动地向老师提问”等指标。调查结果如下:
表2-12 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
调查项目人数百分比(%)
优秀60130.1
良好42921.5
中等46123.1
较差39119.6
很差1145.7
合计1996100.0
表2-13 留守儿童的学习信心
调查项目人数百分比(%)
充满信心70135.1
较有信心60330.2
信心不足40920.5
没有信心28314.2
合计1996100.0
表2-14 学习上的困难向谁请教
调查项目人数百分比(%)
老师 69134.6
同学89044.6
监护人1145.7
自己解决30115.1
合计1996100.0
表2-15 学习中是否会主动向老师提问
调查项目人数百分比(%)
会53126.6
有时会116058.1
不会30515.3
合计1996100.0
以上调查数据表明:
大部分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都在中等以上的水平,二分之一强的留守儿童学习成绩为良好。
学习信心是孩子学习行为的心理表现,只有对学习有信心,孩子才能自觉、愉快地学习。本次调查的留守儿童中有35.1%对学习充满信心,但“信心不足”与“没有信心”的留守儿童也占1/3的比例。
在学习不良行为方面,大多数留守儿童表现不明显,有三分之二的孩子表示没有学习不良行为。需要指出的是,从与学校老师和监护人的访谈的来看,却与以上结果有一定距离。学校老师和监护人认为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普遍较差,但最差的不一定是留守儿童。
我们在保靖县的一个乡中心学校六年级调查时,就一般而言填答一份问卷只需要10到15分钟,但有一位女生足足花了30多分钟,她对问卷题目文字的理解大概只相当于3—4年级的水平。这虽然是一个特例,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校老师和监护人意见的真实性。
当前留守儿童学习行为方面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留守儿童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积极性不高,纪律涣散,陷入了新的“读书无用论”。这主要是这些孩子从他们的没上学也能挣钱的父母那里得到的直接感受。在“你目前最大的愿望是什么”的问题选项中,只有33.6%的学生选了“提高学习成绩”这项,在“你初中毕业以后有什么打算” 的问题选项中,只有48.3%的学生选了还要“继续学习”,而其他的学生则选择了“外出打工”和“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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