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资源调查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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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水资源的状况，或者说水资源对环境的承载力可以用两个方面的指标来反映。一是水量状况，二是水质状况。通过调查了解，我区的水资源状况是这样的：水资源总量、水质状况总体均呈下降趋势。

1.水资源总量年均趋少

2.饮用水源地单一，缺乏饮水安全保障

城区饮用水源主要靠索溪水库保障，这种单一的供水水源模式为饮水安全埋下隐患，一旦发生不可预见的水源安全事故，城区供水将完全中断，带来严重后果。因此，有必要考虑筹建后备水源建设问题。

3.水质状况总体呈下降趋势

根据已进行过的水质检测情况表明，我区水质状况总体呈下降趋势。水污染的来源主要是生活污染，不仅地表水如此，局部地区浅层地下水也是一样，如军地坪城区，通过水样分析，其大肠菌群数量至少要超过国家饮用水标准100倍以上。水体受到污染，直接影响到河道生命健康，破坏水生态环境。具体反应到索溪河，造成的是河床中的石头变黑，藻类等水生生物滋长，严重影响河道的容貌。

二、形成原因

(一)水资源总量减少缘由

1.降雨量减少

2.城镇用水多元化，用水量急剧上升

3.水环境的维护未完全到位，水资源无序开发，水资源浪费现象严重

由于我区建区较晚，城市供水基础设施未跟上，早期所建宾馆酒店基本上都是自辟水源，其中大部分是凿井取水。抽取地下水不仅取水方便(一般都在宾馆酒店院内)，而且取水成本低廉，因而各大小宾馆竟相凿井取水，至2000年仅办过证的就达52家。肆意取水不仅造成供用水秩序混乱、用水安全得不到保障，也造成了水资源的大量浪费，直接导致了水资源的短缺。经调查，到2000年，部分水井因地下水超采已无法取到水。索溪河也因军地坪城区过量抽取地下水而径流量锐减。张家界森林公园的地下水超采，可以说也是造成金鞭溪上游生态用水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2000年，地下取水引起了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并于同年出台了《禁止擅自取用地表地下水的通知》，区水务局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陆续封停了近40家取水单位。但受利益驱动，私采地下水屡禁不止，特别是2003年干旱以来，地下取水呈愈演愈烈之势。仅森林公园就有16家单位无证取水，其中地下水9家，地表水7家，总取水量近30万m3/年。可以想见，如再不采取有效措施，有效保护水资源，核心景区特别是金鞭溪，一遇干旱性天气则无充足水源，则何以成景，以何赏景。

篇2

[关键词]农村；调查；综述；底层；陕西

[作者简介]田富强（1972―），男，陕西宝鸡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安外事学院教师；(陕西西安710077)池芳春（1973―），女，陕西宝鸡人，宁夏大学农学院草业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宁夏银川750021）田富利（1984―），男，陕西扶风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生。 （陕西杨陵712100)

农村代表生态平衡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与家庭组织及社会结构紧密联系，是可持续发展的载体。中国数千年以农立国，文化积淀多源于此。[1]

一、农村基层民主研究

邓武红博士指出在平民社会日益强大、个人权利不断彰显的语境下，农村基层民主成为现代乡村文明治理的必然选择。选举主要问题：(一) 贿选普遍存在。黑金扭曲选举结果，使恶人通过合法形式获取农村基层公共权力。运行制度不完善，候选人当选后很难监督制约，，贪污腐化。村民抓住眼前利益，贿选者与受贿者达成合谋。（二）防止基层民主演变成农村宗族势力实现家族利益的工具。对策有：（一）村级财务公开；（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三）提高农民素质，增强参政意识；尊重个人权利，培育基层民主文化。农村基层民主处在中国场域特有的文化、制度和利益纠葛中，是现阶段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矛盾的深层次反映；缺乏整个社会的根本性变革，基层民主只能是“孤岛政治”。[2]

郝晓雁博士指出村民自治存在问题：（一）经营方式转变与管理功能转型不匹配，自治组织运作机制不协调，管理方式滞后；（二）集体经济瓦解与传统资金运作方式破坏，导致村级债务增加，影响自治组织行政效率；（三）经济利益表面化和干部身份多样性，导致自治组织班子涣散，责任心下降；（四）农民参政意识淡漠，村民议事组织松散。对策有：（一）建立健全村民自治组织运作体系；（二）依照高效、透明原则，完善村民议事和监督规范及办事听证制度。[3]

陈昌洪博士剖析了村民自治存在问题：（一）腐败严重，难以选出为民办事的村官；（二）县乡政府对村民自治指导不力，村两委班子协调困难；（三）村级经济弱小，难以提供村民满意的公共产品。对策是：（一）加强制度创新，建立健全以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为基础的民主决策制度，以村规民约和村民自治章程为主体的民主管理制度和以村务公开、民主评议为核心的民主监督制度，加大惩治村官腐败力度；（二）县乡党委和政府应加强对村委会的指导，为村民自治创造良好环境；（三）政党主导，政权支持，自治主题，渐进发展：遏制、打击农村社会黑恶势力和财团势力；有效激励村干部；发展农村经济，为村民提供必要公共产品。[4]

二、退耕还林还草研究

程默博士认为退耕还林要充分考虑农户利益，进行管理制度创新：（一）尽快构建退耕还林区生态效益补偿制度；（二）通过鼓励产权合并实现林权相对集中，提高资产价值特征与产权制度匹配程度；（三）通过政府公共支出政策促进退耕还林地区经济结构改善，拓宽退耕农户就业增收空间。公共支出应主要用于：基本农田建设和农用能源建设；扶持龙头企业，发展支柱产业；救济补贴政策到期后生活贫困的退耕还林户，对其进行免费技能培训。[5]

葛文光博士指出退耕还林存在的问题：农民对政策了解不够；缺乏总体规划，实际退耕面积超过国家任务，补助资金难以满足完善工程需要；验收不及时、不严格；造林技术应用不到位，种苗采用缺乏科学性，不重视林木后期管护；林权证发放不到位；后续产业发展存在盲目性；农民对八年后生活不乐观。建议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政绩观；出台《国家退耕还林总体规划》；保证农民拥有基本农田；进行生态环境教育；建立林木管护体系；制定科学合理的后续产业发展规划；引导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尽快发放“林权证”。[6]

三、农村专业组织研究

李双元博士关于陕西关中地区农民专业协会调查的案例为支部推动型、能人带动型和政府推动型：（一）专业协会是农户抵御市场和自然风险、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的现实选择；（二）作为现行经济环境下农村诱致性制度安排，专业协会与村支部、村委会等强制性制度安排的协调，需要良好的制度实施机制，以促进基层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的良性互动；（三）专业协会应先发展后规范。存在问题：（一）协会功能未完全发挥，与农户预期差距较大；（二）设立门槛，有悖国际合作联盟合作原则。[7]

岳佐华博士与李小玉女士指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降低了交易成本，增加了信用资本，蓄积了人力资本，盘活了市场，促进了特色经济发展。汉中市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类型有：龙头企业依托型、能人大户依托型、部门依托型、农民自发型。问题有：（一）1／2的合作组织没有明确的组织章程，4／5的合作组织未注册；（二）部门依托型合作组织体制和产权不明晰；（三）管理欠规范，信息手段落后；（四）人员素质低，资金不足。[8]

四、农民增收培训研究

张聪群博士指出汉中市农民增收的障碍：（一）乡镇企业、村办企业收入下滑；（二）农民缺乏市场信息和经营指导，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差；（三）农用物资价格上涨；（四）外出务工人员组织化程度和培训率低；农民增收思路不广，收入差距拉大。并提出对策：（一）优化农业内部结构，挖掘农业自身潜力；（二）扶持以农产品加工营销为主的龙头企业，带动农业产业化发展；（三）消除体制，统筹城乡居民就业；（四）改革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五）多渠道融资，加大农业扶持力度；（六）加快农业信息建设，增强农民规避风险、应对市场竞争的能力。[9]

黄雯博士指出，西安市蓝田县农村劳动力流动呈现年轻化、知识化、技能化、区域不断扩大、数量质量快速增长趋势：（一）以青壮年和男性为主；（二）素质、技能与收入正相关；（三）自发性为主；（四）长期务工人员比重大；（五）行业分布不均，以餐饮业为主。建议因地制宜进行实用技术和职业技能培训，增强进城务工人员竞争力；出台就业准入法，严格就业准入；推行劳动预备制度和资格认定制度，延缓劳动力供给，缓解就业压力。[10]

张藕香博士认为年轻力壮、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力资本型劳动力转移，造成农村人力资本流失，阻碍科技知识普及、良种推广、土壤改良、新技术应用和产业结构调整。应进行农业深度开发，消化剩余劳动力，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11]

五、陕西苹果产业研究

李继翠博士指出陕西苹果产业化发展的制约因素：（一）产后商品化处理环节薄弱，标准化程度低；（二）行业协会不成熟，果农组织化程度低，龙头企业缺乏长远规划；（三）技术推广、管理及金融服务体系不完善，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尚未建立；（四）资金和人才遭遇瓶颈制约。建议：（一）推行标准化管理，发展绿色果业和生态有机果业；（二）提高行业组织化程度；（三）加强苹果服务体系建设；（四）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建立苹果生产保障体系；（五）创新体制，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六）实施名牌战略。[12]

宋东风、王恩胡、锋博士指出，陕西白水县苹果发展要推广“四大”关键技术，规范化生产，提高果品质量；鼓励科研院所参与，加大人力物力投入，科技兴果；提高果农种植积极性，促进苹果生产社会化、现代化、市场化。[13]

六、农村医疗教育研究

睢党臣博士指出陕西省洛川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宣传力度小，农民参保意识弱；筹资难度大，水平低；报销范围窄，受益面小；组织机构不完善，报销制度不科学。建议强化政府职能，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筹资机制；健全监督机制，规范基金管理，提高使用效率；强化行业管理，普及卫生知识。[14]

肖湘雄博士指出，运行机制制约了陕北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一）医疗市场混乱，农民就医困难；（二） 费用居高不下，农民因病返贫；（三）投入不足，缺医少药，乡镇卫生院步履维艰。他建议：（一）推进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二）纠正专项经费使用和预算外资金财政统筹存在问题；（三）因地因时制宜，探索以农村合作医疗为导向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将其作为非营利组织给予扶贫资金支助；（四）有效补助乡村医生。[15]

王朝辉博士指出陕西农村学校经费困难：老校危房增多，新建校债台高筑；拖欠工资和“普九”债务偿还无望；负担转嫁给农民和村集体；县级财政教育包袱沉重。建议制订义务教育投入法，建立以国家、省、市为主，各级财政按比例负担机制，完善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保障机制和校舍维护改造建设机制。 [16]

七、水资源与农村金融

王文军博士指出当前陕西安康水资源存在的问题：（一）洪旱灾害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生态退化与水污染严重；（二）产业结构布局与水资源条件不适应；水资源管理制度创新不足，分配不均衡现象严重，供水短缺与用水浪费并存；（三）水电站与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严重；旅游业发展与水源地保护存在矛盾。建议：（一）适水发展，提倡节水型产业；（二）加大执法力度，保证水质和水环境安全；（三）开发非常规水资源，满足用水需求；（四）加强环境质量评价，有效、合理、科学建设水电站；（五）建立有助于水资源合理利用的水权水价制度；（六）协调完善水事决策机制。[17]

高波博士分析了西安郊区农村金融发展缓慢的原因：（一）农村金融机构数量锐减，功能萎缩，实力不足；（二）农村经济基础薄弱，信用环境不佳。对支持“三农”的影响是：（一）金融机构从农村市场退出，县域资金流失，影响信贷资金投放力度；（二）管理体制不活，制约金融服务水平；（三）农村住房产权缺失，影响农民获贷能力和商业银行信贷支持范围。建议多方联动，优化农村金融投资环境；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健全农村金融市场体系；构建农村金融风险管理和补偿机制，调动金融机构支农积极性。[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