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农问题的调查报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关于三农问题的调查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科技调查报告是针对科技领域的某一事物、某些现象或某些问题，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研究，得出规律性认识之后所写的一种报告性文书。科技调查报告要陈述事实、列出数据、分析特征、把握规律，是一种将叙述、说明、议论多种方式融为一体的实用文体。

科技调查报告的作用是为科技领域的决策、管理、研究等提供参考资料。

（二）科技调查报告的特点

1.针对性

科技调查报告是一种针对性很强的文体，它或者针对科技领域中的某一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力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或者针对科技领域里的某些情况或现象进行调查研究，力求对其有清楚的认识和把握。科技调查报告所提供的材料、数据、意见、建议，往往会对科技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数据性

科技调查报告对情况、现象和问题的揭示并不是主观印象式的陈述，而是要在调查、统计的基础上提供大量确凿的数据，把认识建立在大量事实材料和科学分析归纳的基础之上。大量来源可靠的数据使调查报告显得内容充实、真实可信。

3.及时性

科技调查报告是针对当前科技领域里的新情况、新现象、新问题而进行调查、写作的，它在时效性上有较高的要求。当前的社会是瞬息万变的，科技领域也日新月异。如果调查和反映内容已属时过境迁，其意义和价值必然大打折扣。

（三）科技调查报告的写作

1.标题

科技调查报告的标题有三种写法。

一是直接由调查课题和文体名称组成标题，如《光电技术产业动态调查报告》。

二是用提问的方法拟制标题，如《cad能够帮助我们干什么？》

三是正副标题写法，正标题用来陈述事实或提出疑问，副标题写明调查课题和文体名称，如《无证造缆车，六成不合格——对×市七家游乐场游览车质量的调查》。

2.导言

导言是科技调查报告的开头部分，用来简明扼要地介绍调查展开的背景，交代调查的对象、时间、地点、范围、方法等，阐明调查的目的和意义。

3.主体

主体是调查报告中是篇幅最长、内容最重要的部分。对基本事实的叙述，对各种现象的统计和分析，对特点和规律的概括和总结，都是在这一部分中进行的。

科技调查报告的主体要分出不同层次进行撰写，每一层次可以有一个小标题，也可以用标序码、层间空行、段首关键句提示等方式显示层次。

4.结语

科技调查报告的结语，也就是全文的结尾部分，它可以用来概括全文的中心观点，可以用来预测未来、提出希望，可以用来作些补充说明。

【 例 文 】

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创新与实践

——关于南平市“科技特派员制度”的调研报告

科技部赴福建南平调研组

20__年5月25日

【摘 要】 “科技特派员制度”，是福建南平市地方党委和政府为探索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在干部交流制度上的一项创新与实践。南平市通过大批机关和事业单位有特长的科技人员直接下派到农村一线工作，按照市场需求和农民实际需求为农民提供服务，把科技直接导入农村基层，繁荣了农村经济，促进了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科技特派员制度”不同于“科技下乡”和“科技进村”活动，把短期行为转为长期行为；不同于科技副职，把对基层的行政领导转为直接的参与农村生产实践；不同于传统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把生产咨询行为转为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和面向市场需求的经济行为；不同于“定点扶贫”，把农村的脱困解难转为示范带动；不同于机关的“分流下派”，把干部的“被动”锻炼转为主动发展，使广大科技干部的人生价值得到最直接的具体体现；也不同于简单的技术服务，把个别项目的个别行为转为依托农村科技大户和农村行业协会，注重农产品品质、品牌、专利和标准，兴办农村龙头企业，实现了产供销的集成运作和系统运转。通过综合调研我们认为，在闽北贫困山区实行“科技特派员制度”，通过制度创新和人才资源的重新配置，带动了当地特色资源的开发和市场资源的进一步作大，实现了科技与农村经济的紧密结合。“科技特派员”，使当地农民尝到了用科技增收快、增效快、致富快的甜头，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巩固了党的基层政权，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农村的具体实践，是在地方农村经济建设中涌现出来的鲜活的新生事物，是一种适合于相对落后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成功经验。

一、破解“三农问题”的一项创举

1.积极探寻破解“三农问题”的突破口

南平地处闽北山区。建国以来，南平一直是福建的经济重地。南平山地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越，素有福建粮仓、南方林海、中国竹乡之称。近年来，随着体制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变化，长期统购统销环境下形成的闽北传统农业面临着重大挑战。原有的单一以粮林为主的经济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农村经济发展减缓，农民收入增幅下滑，局部地区甚至出现负增长，农村各种矛盾进一步加剧。农业成本提高，卖难问题加剧。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农业和非农业的收入落差增大，一部分农民抛荒土地，外流发达地区，农村出现了严重的“人才”空缺。

南平“三农”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概括起来有五个方面：一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中农民科学

文化素质低与先进生产力要求的矛盾；二是农业发展亟需加大投入与农民收入低、乡村财力弱、扩大再生产资金不足的矛盾；三是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与分散的农民小生产的矛盾；四是基层各级党政领导方式上下自成体系与农民自发性生产经营“两个循环体”相互游离的矛盾；五是群众需要干部转变作风、贴近服务与干部作风不深入、脱离群众实际需要的矛盾。解决“三农”问题是闽北最突出最迫切的要求，也是全国农村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南平市领导班子通过调研认识到，在众多矛盾中，农村基层科技力量不足与科技服务“缺位”，成为制约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最突出的矛盾。一方面，农民十分缺乏有效的科技指导；另一方面，现有农业科技推广网络由于体制和机制的原因已是“线断、网破、人散”，大量的科技人员养在机关，农业科研成果远离农民，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因此，解决南平农业问题最终要靠科技，只有科技才能救“三农”。

2.积极探索把科技直接导入农村的新途径

南平市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就是把大批科技人才派到农村，在科技与农民之间建立起一个直接联系的机制与平台。1999年2月，首批225名科技特派员进驻215个行政村。这些科技特派员主要来自市县两级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有涉农部门干部、农业科研院所和乡镇农技站，一般任职时间为1～3年。这其中不少人员，在机关和事业单位只是普通干部，他们比农民科技、文化、政治素质高，派到农村后就好像进入一个广阔的新天地，找到了干事业的舞台，发挥了超乎预料的作用。三年多来，已先后分四批选派2238名科技人员，进驻1364个村，覆盖了闽北85%以上的行政村，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农业科技推广和创新浪潮。

南平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逐步推进的过程。其主要做法：

一是实行双向选择，寻找科农的结合点。（略）

二是创建利益共同体，科技进大户，形成龙头企业示范。（略）

三是高位嫁接，重心下移，成果转化一步到位。（略）

四是建立保障机制，解除科技特派员的后顾之忧。（略）

五是小农经济与集约化联动，实现产供销一体化。（略）

二、“科技特派员制度”“特”在哪里

经过调研和实地考察我们认为，南平市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特”就特在制度、机制和途径等方面的创新。主要表现为：

1.特殊的抓法（略）

2.特殊的政策（略）

3.特殊的使命（略）

4.特殊的地位（略）

5.特殊的工作方式（略）

6.特殊的效果（略）

三、启示与思考

科技特派员制度，是南平市在经济发展遭遇诸多困难、经济增长陷于低谷、经济结构面临艰难调整之际，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南平市在困难面前没有低头，也没有一味向上伸手“等、靠、要”，而是自寻发展路径，在发展中创造条件，带动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致富，使当地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呈现出良好的开端。这一制度的创新与实践，也给我们科技管理工作者带来许多重要的启示和深层的思考。

1.在落后地区把资源做大，在农村基层“筑巢引凤”，使科农携手，实现了“双赢”。（略）

2.突破“三部曲”，三个资源一起抓，以人力资源重组带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略）

3.重心下移，高位嫁接，营造农村科技创新平台和网络，为农村经济的跨越发展奠定基础。（略）

4.机制重于技术，防止市场失灵，激活农村经济细胞，做到系统有效。（略）

5.在农村播撒科技种子，把点的技术固化转为面的技术辐射，是新时期农村工作面临的艰巨任务和使命。（略）

6.通过农村基层社会组织资源的重新整合，巩固和稳定党的基层政权，是我国结构性稳定的前提，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略）

四、西北地区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刻不容缓

西部大开发战略是我国的一项重大战略。西部的经济发展与西部稳定问题密切相关。同志最近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必须要有创新的思维、创新的方法、创新的机制，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走出一条西部大开发的新路子。”

西北五省区是我国最大的贫困、半贫困地区，也是我国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区，那里的农村经济能否通过引入科技实现较大发展，闲置的科技人力资源能否通过科技特派员制度得到盘活，特色资源的开发与生态环境系统建设能否同步进行，是新时期的重大政治问题。根据调研,我们认为南平科技特派员制度是在革命老区、闽北贫困山区进行的一场制度和机制创新，是我国由“短缺经济”进入“过剩经济”时期在地方农村建设中涌现出来的鲜活的新生事物，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实践，具有一定的典型示范意义,可以在西部进行“移植”和试点。下一步，我们建议主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积极宣传福建省南平市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经验。

2.科技部将选择西北地区条件适宜的地区进行试点。并在进一步总结有关经验的基础上示范推广。

3.认真贯彻《20__～20__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关于西部地区人才政策、人才激励机制、引导人才合理流动等精神，在促进西部人才资源合理开发和利用的同时，积极鼓励东部地区科技人才以科技特派员的形式向西部选派和流动。

4.目前，西北地区正在积极制定有关实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试点方案。拟于下半年在西南地区试点，进而辐射到整个西部地区。科技部应对试点进行政策上的指导。与此同时，对西部科技特派员制度试点地区和城市给以一定的经费支持。

篇2

关键词：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

随着工业化进展的不断加快，农民工群体的扩增是一个势必会出现的现象，在党的十报告中有关于农村劳动力问题的明确指示，即应当积极探索多渠道的农民增收办法，使农民得到更多就业机会，解决他们的生存和生活问题。参考我国《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的数据可知，2014年，中国农民工群体的总数是2.74亿人，在我国人口中，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数量仍在不断扩增的群体。尽管农民工数量巨大，但是大多都是低端劳动力，能够有一定职业技能基础的很少，而要提高农民工职业能力水准，就必须搞好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使农民工的自立能力得以提升，这才是彻底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

1 我国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中的不足

（1）政府对农民工培训工作缺乏重视，投入较少

当前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并不是一项常规性工作，政府给予的关注和投入很少，根据《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的数据可知，我国曾经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仅为总人数的34.8%。出于成本考虑，政府很少就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给予资金支持，因此大多数时候不得不由农民工个人支付培训费用。而且由于针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活动很少，比较分散，有时农民工必须到较远的地方学习，成本更高，远远超出农民工的承担能力。最好的办法是以县为单位组织农民工进行培训，但是目前县财政对这一部分所列支的资金很少，而国家补助数额有限，不仅是培训时间很短，而且培训内容也并不具有针对性。

（2）企业很少对农民工培训提供经费

关于职工培训问题，我国的相关规定非常详细，尤其是职工培训费用的提取标准，而实际上大部分企业都没有按照规定执行，很少对此投入资金，或是所提取的经费并没有按照规定要求使用，往往是用作领导者的学习考察经费，农民工并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培训。也有许多企业，认为农民工只需要做一些简单劳动，而且不会长期留在企业，对他们培训等于是浪费，因此对农民工培训经费控制非常严格，不仅提取的经费额度很少，所提取的经费也并没有用于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

（3）培训机构专业性较低

当前我国针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并不少，但是这些机构运作并不规范，所开设的各类培训活动都过于简单，方式落后，所设置的培训课程也并不符合农民工实际就业要求。

2 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作用和意义分析

（1）缓解中国人口压力

我国人口数量众多，在十四亿人口中，农民要占一大半，农村的广大劳动力为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人力资源，但如果这些人力资源得不到有效管理和使用，对于经济也会有阻碍作用。农民工技能培训工作的作用在于，为农民工个人技能提升奠定基础，使其有能力满足个人和家庭生活所需，逐步改变单一的体力劳动形式，使其适应城市就业要求，逐步脱离对土地的依赖。通过开展各种技能培训活动，使农民工对城市工作要求和竞争形势有更明确的了解，能够通过个人的努力来学到更多知识，并将这些知识转化为就业优势。

（2）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助力

如果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能够不断完善，则意味着有更多的农民工可以在城市中找到合适的工作，不必再一定依赖土地谋生，农村劳动力可以适度转移到城市中，不仅丰富了城市劳动力资源，也解决了农民劳动力剩余的问题，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通过参加各类高质量的职业技能培训活动，农民工的视野更开拓，思想更开放，这也有助于他们反哺农村。

（3）实现国民经济的不断进步

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建设最大的人力资源保障，因而农民工的培训关系到社会经济进步和和谐发展，以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为推手，提升农民工的就业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工的职业技能素质与城市进步和我国产业机构三者是保持同向变化的，前者对后两者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3 如何完善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

（1）明确政府在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中的重要职能，给予更多支持

第一，我国各级地方政府作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应当充分明确自身职责，从资金和人力、物力方面给予积极支持，同时也要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进入，不能因为接受培训而让农民承受过多经济压力，既要确保农民有条件接受培训，也要确保这些培训活动是规范的、高质量的。第二，政府应当要求劳动和社会保障机构针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制定专项方案，加强指导；第三，政府应当从优化农民工就业环境入手，为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就业和生活提供更多保障，确保农民工权益的完整性。

（2）企业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提供更多帮助

对于企业的农民工职业培训活动，政府是最重要的监管者，不仅仅是要让企业领导者明确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之于职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也必须严格要求企业拨出专项经费用于此项工作，同时应当对农民工培训成效实施考核，确保资金使用取得实效。

4 结语

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不仅关系到农民工个人，更关系到城乡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政府、企业和培训机构在这项工作中都负有一定责任，应当共同努力，才能确保这项工作取得实际成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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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业推广学》 教学效果 教学方法

农业推广学是农业推广实践经验、推广研究成果及相关学科有关理论渗透而形成的一门边缘性、交叉性、应用性的综合性学科，是研究科学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过程中人的行为规律的一门现代管理学科。它与教育学、心理学、行政学、管理学和系统科学等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吸收农学、植物保护、农业经济等各专业学科的营养成分，是研究农业创新扩散规律，农民行为改变及其方法论的一门科学。通过实施该课程的教学，使学生系统掌握农业推广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方法，提高在解决农业推广活动中所存在问题的整体和综合分析能力。该课程在我校是农科类、生物类专业学生的一门专业选修课。近几年的教学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教法死板、内容选择不当、讲解不够透彻和学生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导致教学效果差，不能达到教学目的的要求。我一直从事《农业推广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通过十多年来的教学实践，摸索出了增强教学效果的一些方法，提高了教学效率。

一、精选课堂教学内容，力求切合学生学习实际

目前，《农业推广学》课程授课对象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包括农学、园艺、畜牧等专业的农科学生；一类是其他非农科专业的学生。授课学时均为36学时。在很多学校这几个专业的授课内容基本相同，没有过多考虑专业间的差别。因为和专业结合得不够紧密，导致部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够高，教学效果相对较差。2009年以来，我们针对这种情况进行了多次专题讨论，提出了针对不同专业要进行教学内容的选择。对于农科学生而言，今后很可能就要从事具体农业方面的推广工作，我们讲授的内容相对较深，要求系统而丰富。不但要求学生掌握农业推广的一般原理和理论，而且要求学生理解并掌握如农业推广试验与示范、农业推广经营服务、农业推广项目及其管理等较难懂的内容。教学中所举实例要充分体现农科专业特点，侧重培养、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强调的是培养并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最好选用近期的影响较大的成功案例。比如为了说明农业合作社这种新形势下的产物，我们举了武汉强鑫蔬菜产销专业合作社的例子。通过讲述“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工作运行机制和取得的良好经济社会效益，使学生真正理解了课本内容，学习效果良好。而对于非农科专业学生，讲授内容浅而易懂。主要讲解本课程必须掌握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我们着重讲授了也能够适用于一般人群的农民行为及行为改变，农业推广沟通、农民心理、农业推广信息服务、农业推广的基本方法和技能等知识点，还特别强调这些内容适用于其他营销活动，也可以指导学生思维和将来的就业面试，等等。而对于后几章如农业推广项目及管理、农业推广组织及管理等均简单讲解或让学生自学。案例选择也侧重于具有普遍指导或借鉴意义，旨在开拓学生视野，丰富学生阅历。

二、讲好绪论和各章节引言，注重课程内容的导入环节

绪论和每一章节的引言部分非常重要，在这里会给学生交代清楚，我们要学什么内容，为什么要学，应该如何学，这样会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学生就会有针对性地学习后面正文的内容。如在讲授《农业推广学》绪论时，除了讲授我国农业技术推广的历史、国外农业技术推广的概况、农业技术推广的新体制、农业推广的基本概念、农业推广学科的性质、研究对象、内容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学习与研究农业推广的目的意义和方法外，还要详细介绍我国农业推广的一些骄人的业绩，让学生意识到农业推广工作的重要性，激发出学生的自豪感。也让学生认识到了目前我国农业推广存在的问题和当代大学生的使命。这样学生对本课程的求知欲必然得到较大增强，学习起来会更加投入。又如在讲授第七章《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时，首先列举在国内外农业方面取得有重大影响力的科技成果，比如我国的杂交水稻，抗虫棉，国外的先进农业设施，等等，如有可能多收集学生熟知和感兴趣的有关图片或视频片段，进而把话题引入到优秀的农业科技成果未应用于生产之前，仅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只有将其进行推广，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巨大的生产力。通过这种简单的陈述不仅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能把本章所要讲授和讨论的问题交代清楚。

三、采用参与式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比如讲授第四章《农民行为及其改变原理》章节的重点部分――“农民行为改变规律”时，就可以采用头脑风暴法授课。第一步先介绍农民个人行为改变的动力和阻力，第二步要求让学生尽量提出改变农民个人行为的策略，同时要求他们不要对别人的想法做评论和批评，以便大家尽情地提出自己的想法，激发每个学生的创造力。这时候教师的角色就是记录员，把大家提出的想法写在活页挂纸或黑板上，不加任何评论和批评。第三步是教师和学生一起分析学生提出的策略，并进行分类，放弃不合适的或无关的想法。第四步是对分析结果进行选择。这种授课方法有高度的参与性，会使课堂气氛生动活泼，并能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但是，这种方法花费时间较多，教师要注意保持创造性思维的方向性。再比如讲授第九章《农业推广的基本方法与技能》第三节农业推广方法时，就可以采用角色扮演法进行授课。第一步教师要编写剧本，描述农业推广人员和农民的情况。第二步要介绍角色扮演的目的。选出愿意参加演出的学生，其他学生充当观众，给自愿参加角色扮演的人员时间，并帮助他们排练。第三步是参加角色扮演的学生在规定时间内表演。第四步是教师指导学生写下结果，将扮演结果和课程目的结合起来。最后，由角色扮演者结合课程内容自己说出什么地方表演得好，什么地方还有待提高。这样能使学员快速领会课程内容，获得应对农业推广问题时的信心。

四、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当前，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和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教学课时少与教学内容多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要想在36个课时内完成农业推广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基本技能和管理四大部分共十七章内容，用传统的教学方法难度很大。将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方法应用于《农业推广学》课程，发挥其信息量大，集图像、声音、图片、文本、动画，影视等多种媒体为一体的优势，节省教师板书时间，不但能完成教学内容的讲解，而且能使学生获得传统教学条件由于时间等条件限制无法获得，但是对理解和掌握课程内容又有帮助的信息或课外知识及反映本学科最新发展动态的内容、技术，等等。多媒体辅助教学还会使课堂教学变得生动活泼，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有利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共同提高。例如，在讲授农业推广组织类型及国外有代表性的农业推广组织情况时，要介绍的内容多，还要讲解最新发展动态，以及对我国农业推广组织的启示。用传统的授课方法“满堂灌”，学生接受起来很被动，缺乏主动性，而且远不如多媒体授课营造的气氛宽松。在有限时间内，教师可以利用精心设计的多个页面展示内容，还可以加些这些国家的农业推广方面的图片，通过反复播放、回放，以使学生看得更加清楚，大大增强对抽象事物与过程的理解与感受，将课堂教学引入全新的境界。

五、结合暑期社会实践，提高学生的实际能力

暑期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深入农村，了解三农问题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尤其对于学习农业推广学课程的学生来说，意义更加重大。比如教师可以结合课程内容安排学生分成小组，以小组为单位自行设计问卷，分组调查农业生产情况，实地了解农户创新采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农户创新采用的动力和阻力，熟悉农业推广方式与方法的具体应用。调查结束后，每组写出1份调查报告，内容要反映出农户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提出促使农户创新的策略和方法。还可以根据被调查村的生产经营现状，进行案例分析，并且通过查阅相关的农业信息，为该村的农业生产发展选择推广项目，这样既服务了农民，又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再比如，教师可以安排学生到农资市场或农业科技市场做调查和咨询活动，了解农资经营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了解农民对农资服务的需求现状和发展趋势，并且写出调查报告。这样学生就能深刻了解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推广工作，不再是单纯的产中技术指导，而是以市场为导向，为农民提前、产中、产后系列化全程服务，农业推广经营和营销技能也是推广人员必备的能力之一。

六、请农业推广专家进课堂，提高学生对课程的理解程度

农业推广专家不但有丰富的理论知识，而且参与过很多实际推广工作。他们的现身说法更容易激起学生的共鸣，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在讲授第十章《农业推广试验与示范技能》时，我们邀请了安阳市小麦研究中心郭瑞林研究员做了关于小麦新品种推广试验与示范的专题讲座，通过讲座，学生对试验方案的拟订方法与实施步骤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讲授第十四章《农业推广项目及其管理》时，我们充分利用我校正在承担的国家阳光工程农民创业培训项目的有利条件，请有关负责领导详细介绍国家这项专门针对农民的民心工程，讲解培训班如何从创业设计、市场考察、实践学习、创业发展等环节入手，培养农民创业意识，激发农民创业热情，并举了很多优秀学员创业成功的实例。学生既受到了鼓舞，又对农业推广项目实施步骤、管理原则、方法等有了更加透彻的了解。

参考文献：

［1］王贵彦，陶佩君，王慧军等.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农林教育版），2001，3(3)：22-23.

［2］朱翠林.提高农业推广学课程课堂教学效果之我见［J］.甘肃科技纵横，2006，35(1)：189-190.

［3］高启杰.农业推广的发展趋势与推广学的理论体系［J］.古今农业，2007，4：17-23.

［4］高启杰.对如何认识和学习农业推广学的思考［J］.高等农业教育，2008，7：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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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金融；金融体系；行政抽取机制；金融政策

中图分类号：F3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8―0022―09

以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79]56号文，恢复中国农业银行为标志，中国已经进行了30年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与建设。在这30年中，中国的农村金融体系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国金融改革相伴随，尤其是与中国资金的供求形势变化相伴随，经历了两个明显的发展阶段。本文将在以政府主导金融发展为基本体制背景，以资金余缺状况为划分依据，将农村金融体系的形成和变革，置身于整体经济和金融改革的总体背景下，来阐述其形成和发展逻辑。

一、资金短缺条件下的储蓄动员机器

在1996年之前，中国的资金供求形势，一直是非常紧张的。按照钱纳里的理论，中国是典型的国外和国内资金“双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农村金融机构在整个国民经济和金融发展过程中，主要扮演储蓄动员机器的角色。

实际上，自计划经济时期，包括农村金融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都是按照二元经济和二元金融的逻辑，围绕城市工业化建立和发展的，是一种城市偏向性(city―bias)的金融安排。当时的中国金融体系，实质上是如林毅夫等所言的因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策略”而内生出来的一种融资制度安排。这一融资制度的中心，是为发展重工业筹措、配置资金。这样的制度安排，由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延续到1978年之后。

1978年后，市场的逐步放开和各个地方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使得资金短缺，更加成为发展的瓶颈。作为金融中介的各类金融组织，延续并强化了储蓄动员功能。笔者曾经发表了多项研究，说明了在资本短缺的基本背景下，大量资金在中央政府主导的金融纵向分割和地方政府主导的金融横向分割下，流向了国有工业部门。在政府的金融控制下，长期金融发展让位给短期经济增长，使得金融功能财政化，金融机构扮演起“第二财政”角色：在动员储蓄过程中，替代税收收入功能；在资金贷放上，替代财政支出功能。因此，金融机构在农村的活动主要是为了城市部门工商业发展动员储蓄。正式金融安排的动员储蓄目的，必然与农村非正式安排可能产生的储蓄分流发生冲突。于是，在政策设计者眼中，正式金融安排和非正式金融安排是水平竞争，而非垂直合作关系。压抑民间非正式金融组织的发展，以确保农村正式金融组织储蓄动员功能的发挥，就是这段时期金融政策演变的重点。

图1从“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描述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特殊逻辑：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来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动员储蓄，为工业化、城市化动员储蓄和方便政府控制的需要，而非基于解决农村融资困境的基本问题。由此，使得农村金融安排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动员储蓄的机器，资金外流、农村“失血”是这种制度安排的必然。

由图1可见，在20世纪50年代确定以重化工业化作为国家目标之后，为了获得工业化最稀缺的要素――资金，国家对金融业采用了完全垄断的方式，控制由乡村到城市的所有金融机构网点，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当然包括资金)，进行国家工业化的努力。周立、胡鞍钢的研究显示，19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使得金融控制的方式发生了转变，由于改革本身就是将经济自利还给民间的过程，这一过程也自然伴随着国民财富的转移――由“集财于国”到“散资于民”。原来由政府集中控制的资金，在改革后散布在民间的各个企业和居民手中。这使得中央财政能力大大下降，逐渐变为“弱财政”。经济改革和转轨的需要，要求中央政府必须要有强大的动员和支配资源能力。为了收集民间资金，中央政府以组建国有独资专业银行和拆分中国人民银行为主要标志，建立了一个以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为主体，以行政区划为网点分布原则的强大的金融部门，自上而下地将触角延伸到各个民间部门，去替代利税上缴的计划制度安排，重新集聚财富，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这启动了中国金融业的大发展，带来了金融资产的迅速膨胀(“高增长”)。但是，由于资金配置不是依据市场原则，而是依据中央政府的财政投资安排，出现了发展经济学中所言的“没有发展的增长”(“低效率”)。例如，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期的专业银行体制下，每一家专业银行都对准相应的行业和地域，互不混淆，形成了金融纵向分割的局面。直到地方政府介入金融发展时，这一局面才有所打破。

1984年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前，地方政府并没有控制金融机构的冲动，因为在集权经济体制背景下，财政远远比银行更重要。当时国有金融体系的纵向分割基本上是中央政府的一手安排，各地庞大而均齐的银行科层组织结构，明显地带有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着意安排的痕迹。但伴随中央财政能力的下降，中央计划内安排的资金越来越不足以继续支付地方投资建设所需的资金，地方政府在财政包干制下，也开始有意识地减少其税收努力，使得基本建设投资体制不得不由财政拨款转为银行贷款(“拨改贷”)。投融资体制的改变，使得地方政府将关注对象，由财政转向了银行。于是，地方政府开始加强对当地金融机构的控制。一方面，它们竭力控制国有银行在当地的营业网点(国有银行和新兴的专业银行也有在各地铺设网点的冲动)，另一方面，自行组建各类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等，并争取在本地设立融资中心、证券交易中心等，力图最大程度地动员本地储蓄，让本地储蓄用于本地投资，尽力争取吸引并利用外地资金。其后果是，各类国有金融机构在各地网点迅速膨胀的同时，由地方控制的各类金融机构甚至非法融资机构遍地开花，出现了各地方激烈的“金融竞赛”局面，将金融机构又横向分割为块块。地方政府介入金融发展过程后，各地区经济发展普遍出现了这样一副景象：地方官员的升迁竞争主要表现为地方政绩竞争；地方政绩竞争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竞争；经济增长竞争主要表现为投资竞争；投资竞争

主要表现为金融资源竞争；金融资源竞争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竞争。由此，以“银行多过米铺”为标志，进一步推动了中国金融规模的“高增长”，但也加剧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政府对金融业的控制，使得金融机构发挥的主要是动员储蓄，而非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的功能。设在农村的金融机构尤其如此，农村正式金融部门在吸收储蓄上，必然与非正式部门发生竞争，而非正式部门吸收的储蓄，并不会像正式部门那样，可以通过行政命令和资金划拨，朝向政府意愿的投资方向放贷。因此，政府和正式金融部门都有打压农村非正式部门发展的冲动，而正式金融部门动员的储蓄，又大部分流出了农村社区。所以，资金短缺形势下，农村金融体系出现了“双重失灵”――“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时并存。“三农”领域，则出现农业缺投入、农村缺资金、农民难融资的农村金融困境。

二、储蓄动员角色的体制背景

农村金融体制之所以呈现上述逻辑，与计划经济以来政治经济体制安排的宏观背景密不可分。这要从中国 传统体制形成逻辑的分析中，进一步探寻其发展(见图2林毅夫等做出的分析框架)。

在20世纪50年代以“一化三改”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的大规模的工业化才开始真正起步。而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意识形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道路，有着重大的区别。这种区别最主要体现在资本原始积累方式上。

早期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一是靠类似“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把农民赶出土地，强制发展资本主义大农业，同时给现代化工业的建立提供劳动力和原材料的准备；二是靠海外殖民掠夺，扩大原材料来源和商品销售市场。这两种资本积累手段在后来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采用。那么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由何而来?首先提出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问题的理论家是苏联的“托洛斯基派”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认为社会主义原始资本积累是在“国内外市场相对隔离”的条件下，通过“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不等价交换”所得到的“来源于国营经济综合体之外的物质资源的积累”，“这种积累在落后的农业国中应当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当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理论遭到斯大林的严厉批判，但通过国内不等价交换积累原始资本的方式，在苏联的工业化过程中实际上被采用了，并且成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积累原始资本的通行方式。

按照林毅夫等的分析框架，1949年以后，中国在极低的工业化起点(人均国民收入仅为50美元)上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同样面临着资本原始积累问题。为了服从这种重化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中国建立了一套类似于苏联，又有很强中国特色的一整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低农产品与原材料价格”等价格扭曲政策，实现了“高积累”，设置了一套维持“不等价交换”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来推进中国工业化的进程。由于当时中国的国情状况就是所言的“一穷二白”，而国家经济最主要的支撑是农业部门。于是，一系列不等价交换的体制剥夺的对象最终自然转向农业部门。

在工业化起步和推进过程中，中国为何要扭曲价格，以推进工业化进程呢?原因在于，重化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需要动员大量社会资源，而中国当时经济剩余主要来自农业，数量少、分布分散、政府在农村的税收能力低。为此，需要有一套不同于市场调节机制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使资源的配置有利于重工业发展。具体地说，就是要人为地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同时提高资源动员能力，包括为重工业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资金、原材料，以及进口设备和技术。为此，就要全面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人为扭曲利率、汇率、原材料、劳动力等各种生产要素与产品的价格。最终建立起一个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在微观经营体制上，城市部门表现为国有工业企业，农村部门表现为。由此带来的产业结构失衡、效率低下、农村部门的凋敝，是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农村金融体制，自然也服从这样的发展逻辑，成为为工业化、城市化积累低成本资金的必然安排。

即使在1978年以后，多次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也都是在支援“三农”的名义下，壮大了为城市工商业发展动员储蓄的基础。以“一国两策，城乡分离”为基本特征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不仅使得金融供给远远不敷农村金融需求，反而使农村地区出人意料地成为金融资源的净供给者。农村金融供求表现出了总量和结构的明显失衡。农村建设和发展没有完成“非农化”，农村资金却一直在“非农化”，农村金融机构似乎成为农村资金的大漏斗，它们在农村吸收储蓄存款而对农户和涉农企业的贷款相当少，甚至不少地方的商业银行根本就不对农户和涉农企业发放贷款。从短缺经济角度看，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使得中国农村金融的供不应求成为常态，农村发展也长期处于“负投资”的状态。面对总量越来越大，结构越来越丰富的农村金融需求，制度安排的农村金融供给却一直是刚性，甚至是相对萎缩的。

三、资金形势的方向性转变

资金短缺和政府的金融控制同时并存的条件下，金融机构下乡的主要目的，是动员农村储蓄，然后配置到投入产出比高的非农领域。所以，一家家设在农村的金融机构，成为把农村资金抽取到城市的一根根管子。农业银行、邮政储蓄如此，连所谓的“支农主力军”――农村信用社，自1970年代以来，实际上也一直是向农村“抽血”的主力军。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1992的数据和《中国农村住户调查》1996年的数据显示，自1970年代开始，农村信用社对农村的贷款余额就持续小于农村的存款余额(即贷／存比小于1)。1980年代贷／存比大体在1／2左右，1990年代大体在2／3左右。其中，1995年农户储蓄仅有22％用于农户贷款。即农民似乎在“自愿”地把资金让渡出去，以至于农村存贷差成为各家金融机构争夺的对象。1990年代中后期的银行商业化改革，使得各家金融机构出于成本收益考虑纷纷撤出农村市场，此时就留下来在城市里没有大本营的农村信用社，它被多次强调恢复合作制，并冠以“支农主力军”的名号。但实际上，农户从农信社获得的贷款仍不足其向农信社存款的1／3，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

事实上，在资金短缺时代，农村金融改革几乎没有成功的条件，作为置身于整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弱势金融组织，农村金融机构只能扮演储蓄动员机器的角色。这导致了农村“缺血”现象日益突出，农村资金不断“净流出”，使得中国农民事实上在集体“扶富”，成了资金的净供给者。

但是，资本短缺的状况，在1990年代中期，发生了方向截然不同的变化。自1996年起，中国金融体系的资金，由短缺走向连年过剩，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由贷差到存差的转换上。

由图3可见，1978-1995年间，人民币存贷款一直处于贷差状态，在1987年，贷／存比达到最高(140.7％)，当年贷差为2144亿元。1991和1994年，贷差都超过了3000亿元。但1996年开始，贷差转为存差，而且连年大幅度上升。贷／存比

低于1，连年大幅度下降。比如，人民币存差增长率由2004年底的28.84％提高到2005年6月底的38.81％，人民币贷／存比由2004年底的73.65％下降至2005年6月底的69.18％。超过30％，即8.5万亿元资金处于闲置状态。2006年一季度，贷／存比进一步下降到68.3％，9.2万亿元资金处于闲置状态。到2009年5月，金融机构的贷／存比进一步下降到66.3％的历史低点，存贷差已达18.4万亿元，相当于2008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的85％，或者农村居民储蓄的4.5倍。即使考虑存款准备金、备付金、银行投资结构转变等因素，流动性严重过剩，巨额资金滞留在金融体系内部，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资金供求形势的逆转，为农村摆脱以往单纯向农村“抽血”的不合理政策安排，留下了腾挪的空间。至少，农村的资金回流，不再影响城市工商业的资金总量了，所以，也就没有一直以来必须响应“有余粮卖给国家，多储蓄支援建设”政策口号的必要了。在此背景下，各项鼓励解决农村融资难题的政策，也开始出台了。

四、资金宽裕条件下的政策调整

1996年以来的资金宽裕，使得中国金融体系内部的流动性不断堆积。进入2000年后，流动性过剩的特征已经十分明显，资金空转，引发了许多争议。虽然中国还没像日本那样，步入了凯恩斯所言的流动性陷阱，但政府、央行以及监管部门多次调控的乏力，凸现了中国正罹患着流动性综合症。就资金供求结构失衡的状况而言，我们不妨把它叫做流动性悖论：在国民经济体系内，金融部门流动性过剩与企业部门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在企业部门内部，大企业流动资金供给充裕与中小企业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在金融部门内部，大银行流动性过剩与中小金融机构流动性不足甚至流动性危机同时并存；就农村和城市部门而言，城市流动性过剩与农村流动性严重不足同时并存；就区域而言，东部发达地区流动性过剩与中西部地区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

周立曾经分析过，流动性过剩与农村流动性危机并存的基本原因，是长期以来城乡不等价交换带来城乡经济失衡的结果，是片面扶持正式金融体系压抑民间金融的结果。更深层的原因，则与资本雇佣劳动的产业体系在全球的扩张，以及在中国更加走向极端化有关。

但无论怎样，资金过剩和流动性悖论的出现，都为解决农村融资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宽松金融环境。于是，中国政府的各种意图解决流动性悖论的政策，在不断地出台。自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金融体制的历次政策变化有三大特点：一是以正式金融机构为主，极少为非正式金融出台相应政策，即使出台，也是打压性的，如《民法通则》对于民间借贷，尤其是高利贷的规定，以及1998年7月《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出台。二是以农信社为主，尤其是1996年行社分家之后。三是自上而下安排，由关注动员农村资金，到关注农村资金回流，但最终还是落得“一农难支三农”的结果。进入21世纪起，诸多政策，都是朝向解决农村融资困境的方向的。比如，2004-2009年，已经连续6个中央1号文件，强调农村融资问题的重要性，以及改革农村金融体系的决心。

五、农村资金短缺依旧

金融系统内部的存差十年来不断累积，以至于如何处理流动性过剩，成为一个世纪难题的时候，农村融资难题，却似乎愈趋严重。由“三农问题”成为共识，再到将其提到“重中之重”的高度，最终推出“新农村建设”的这十年间，政府、央行及金融监管部门，已经针对农村融资难题，出台了一批又一批的政策，推出了一个又一个以“支农”名义成立的金融组织，也给出了前所未有的各项优惠政策，但农村资金短缺却依然照旧。普通农户想得到最基本的“存、放、汇”金融服务，也近乎无路。这体现在：

首先，农户贷款覆盖面小。依据多个调查报告，农户贷款占农户有效需求的覆盖面，基本上不超过一半。若计入全部农户，得到贷款的比率，可能仅仅三成。还有大量的农户，连存款和汇兑等对金融部门而言毫无风险的金融服务，都不能得到。

其次，农村短缺总量巨大。农村金融缺口庞大，也是一个基本事实。据估计，到2020年，中国的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增资金15-20万亿元，以2006年用于新农村建设的3397亿元，2007年的4317亿元衡量，资金缺口之巨大，可以用杯水车薪形容。必须要金融部门弥补这一巨大缺口。可是，直至2009年5月，短期贷款中的农业贷款余额仅2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仅5.66％，如何才能填补这一巨大缺口?

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是共生、共存关系，而三农又是需要服务和支持的机体，那么，在新农村建设中，强调金融支持，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机体本身并不能带来足够的产业利润，以支持金融利润。金融支持要么就是赴汤蹈火，要么就是空喊口号。实际上，金融机构更愿意空喊口号，而不愿意赴汤蹈火。数据表明，1998年以来，所有的涉农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一直在10％上下，这和11％－12％的农业产值占比，基本匹配，却和60％以上的农村人口和50％的农业劳动力比重，极不匹配。这一配比显示，贷款资源的配置，基本上是按照效率，而非公平的维度配置的。从金融角度看，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金融业就是配置资源的，如果农村经济不景气，农业产业没有利润，那么，就没有足够的产业利润去支撑金融投资，只有农村经济有活力了，才有可能容纳更多的金融资本。所以，在中央三令五申，一个个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在多元化竞争性市场的旗号下成立的过程中，对农村的贷款规模却相对稳定，而非增加。这也表明，现行制度安排下，市场金融在农村金融中的力量，基本上用尽了。指望一个多元化竞争性金融体系在农村的建立，去解决农村融资难题，实在是开错了药方。这不仅对农村融资的解决有害，也带来了对农村金融机构有害的水平竞争格局，是一个“双输”机制。

十多年来，中国的流动性过剩和农村流动性不足，以及农信社流动性危机同时并存的现实，已经清楚表明了，市场金融不能单独解决农村金融问题。一个庞大的、内生于农村社区的合作性金融体系，以及界定清楚的政策金融体系，必须建立起来，并与市场金融体系相伴随，去适应农村资金的多样化需要。在没有弄清楚农村经济基本性质的情况下，一厢情愿地将其定位为市场经济，并推出市场金融与其相适应，是政策误判的关键因素。

六、如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

本文通过对中国农村金融体系30年改革与发展的回顾，试图说明农村金融体系形成的体制原因和农村金融安排的复杂性。

实际上，如果中国不能建立一个有利可图的农村经济，不能将农村金融根植在健康的农村经济机体上，资金离农仍是必然。我们的努力，充其量只能是体制内的零敲碎打。我们只是得到了一些短期的、局部的、技术含量比较强的改良方案，并不能解决农村融资的根本难题。原因在于，我们一直没能认清中国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基本特点，天真地认为市场能彻底解决农村融资问题，就像相信市场化能解决农业经济问题，产业化能解决中国农业组织化问题一样。市场金融，充其量只能满足农村有较大利润空间，

并有还贷保证的那一部分融资需求。这些融资需求，多来自富裕的农村和富裕的农户。因此，它只是“草尖金融”，绝不可能成为“草根金融”。市场金融“嫌贫爱富”是必然的。我们不能因此而指责市场金融机构，因为市场金融本身就是做“优胜劣汰”工作的。要质疑的，是相信市场万能论的制度设计者和他们做出的制度安排，是不顾农村基本社会环境和融资规律，空降一些制度让农村部门和金融部门执行的机构和人士。

当前的农村金融改革方案，多还停留在市场逻辑之内，寄希望于不同的市场化主体，能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加大农村金融竞争，以竞争来换取更好的金融服务。依笔者的判断，恰好与这种思路截然相反。当对农村的金融排斥一直存在、农业的产业利润率一直低于二三产业、小农经济依然延续、小农依然分散经营的时候，靠农村部门或金融部门自身去解决融资问题，都是无解的。铺设到农村的市场金融组织，要么继续争夺优质客户的“草尖金融”活动，漠视大多数小农的金融需求，要么累积亏损，最终变为央行下一步要救助的对象。

若从更本质的角度讲，一个个铺设到农村的市场金融组织，对农村发展的长期损害，可能大大超过农村融资量扩大的短期得利。当我们已经知道，农村的储蓄通过一根根金融管道，被抽出农村的时候，我们说农村患了资金集体扶富的“失血症”。但当一个个外生于农村社区的市场金融发放一笔又一笔小额贷款的时候，他们又把农村本已经微薄的产业利润进一步吸出农村，使农村进一步患上“败血症”。如若我们又在没有考虑农村社区内生的金融安排时，就将农村利率放开，那么，追求短期流动性获利的金融资本，会将农村利润最大限度地刮走，使得农村经济难再有复苏的那一天。当前农村所需要的，是将农村储蓄留在农村，并且将产业利润与金融利润都留在农村的内生于农村社区的金融安排，外来的金融组织，如果要达到名曰“支农”的目的，只需将资金批发给农村社区合作金融组织即可。只有这样的垂直合作型金融安排，而不是目前的水平竞争型金融安排，才能对缓解农村融资饥渴症，有一定帮助。

当然，上述的建议，还仅仅在现有体制内，做出一些修修补补的改良性的努力。如果不能改变农村发展的市场条件，就不能改变农村资金利用上的高风险、低利润格局，也无法使农村获得比城市更为优越的信贷条件，也就无法彻底改变资金流向，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融资难题。在资本雇佣劳动的整体框架内，在自由贸易的丛林法则下，农村经济仍会陷入在弱肉强食的状态，农村金融自然还处于无解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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