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产业研究范文
时间:2024-01-04 17: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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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科技金融 高技术产业 湖北省
一、引言
当前,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推进经济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也是实行创新驱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选择。科技创新离不开要素的投入,特别是与金融发展密不可分,因此衍生出科技金融这一概念。在本文的定义中,科技金融是涵盖科学技术研发、孵化、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的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配套金融资源以及政策支持服务,其本质上还是一种金融资源投入。推动科技创新与金融服务的紧密结合,形成完善的科技金融体系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内容。科技金融目前发挥的效果如何,以及各个变量作用方式的分析在学术界还存在不同的侧重点。当前研究主要关注于以下几方面:对科技金融这一概念进行理论定义(赵昌文,2009;房汉廷,2011;洪银兴,2011等),一般存在着广义和狭义的内容范畴;科技金融指标变量的选取,包括产出指标(王海、叶元熙,2003),金融投入指标(吕江林,2012)等;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作用研究(林毅夫、李永军,2001;余泳泽,2011;R.Levine,1993等)。此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存在的问题,例如科技企业融资困难、对科技金融某一指标(例如政府投入)作用机制的研究、全国层面科技投入产出分析、科技金融指标体系的建立以及实证分析、高科技园区科技金融政策体系的构建等。
上述文献对于了解科技金融含义以及对其作用效果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但较少根据实际情况对省际层面进行研究分析,同时对于作用机制、指标的选取上缺乏经济理论的解释。目前我国完整的科技金融系统尚未建立起来,其作用机制也需要进一步研究。本文的贡献之一在于,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未来发展趋势,定义科技金融系统,不仅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作用机制分析,同时对于系统中各个具体变量对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作用效果进行了分析梳理,从而对整个作用机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贡献之二,在于通过具有代表性的省际数据进行分析,了解当前科技金融实际运行情况,通过实证来验证在经济理论下对科技金融作用情况的预期,并且对实证结果做出了具体分析,而不拘泥于先前的研究成果。
二、科技金融对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作用机理分析
从总体来看,科技金融作为一种要素投入资源,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的作用可分为直接、间接两种:
第一,从直接作用来看,科技金融是作为一种资金来源,属于资本要素投入。鉴于高技术产业自身资本、技术密集型的特点,二者存在高度契合,因此,科技金融在资金供给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资金投入到具体企业中,不管是购买装备、建设厂房、研发试验等等都是推进产业发展,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由于高技术企业风险较大的特点,许多高技术企业同时还面临一定的融资困境。
第二,从间接作用来看,科技金融这个体系发挥的功能不局限于提供资金支持,本文将其归纳为“延伸效果”。例如,风险投资机构还可以进入决策层,通过市场化管理对经理人进行激励约束,或者经验丰富的风投机构能够直接参与企业运营管理,利用自身专业化优势监督指导投资决策,辅助企业创新成功;通过成立高技术产业引导基金带动民间资本对增加对初创型高技术企业的投资;专营的科技银行除了降低高技术企业融资成本和门槛之外,还开发出知识产权抵押贷款、应收账款抵押贷款等金融创新产品,在融资的同时加强了对高技术企业发展、管理质量的监督,间接促进企业成长。总之,间接作用的表现就在于,除拓宽基本的融资渠道之外,在提升服务企业的经营水平等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针对上述归纳的直接、间接作用方式并结合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目的在于探究针对湖北省科技金融结合效果如何。鉴于科技金融系统中既有企业自由资金、政府配套专项投资,也融合了金融市场的资助,作用方式各有差异,同时交叉重叠的政策也会使最终作用效果复杂。因此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科技金融系统中各变量进行具体分析。
本文认为企业自有资金代表着研发最原始的投入,是科技金融系统中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通过分析高技术产业发展阶段特征以及配套的融资方式可以总结出,企业自由资金投入明显的特征是高效,即不仅能够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而且效果显著,这通常与资金的稀缺性以及资金的使用方式、重视程度等有关,因此在本文的体系构建中,特意搜集了R&D项目内部支出经费(代表着企业内部自有资金的投入)这一指标,来进一步证实企业自由资金的作用效果。
对于政府财政经费对R&D投入而言,目前的研究结论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多数研究表明政府科研资助对企业研发有激励作用,但李左峰等(2012)学者通过细化政府补贴类型后总结出,政府R&D补贴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都存在,既取决于企业技术商业化能力,也取决于企业自身技术能力和水平,还可能受到企业所有制、研发管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最终结果要根据样本的情况实际分析。本文正是沿着这一思路进行下去,根据具体样本数据的可获得性进行分析再看实际效果。
对于金融机构对企业的支持效果(包括银行贷款、风险机构投资等),目前的研究结果相对一致。理论和实证层面都证实金融机构的支持对于企业融资进而研发、产业化等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后续的实证中,本文会根据实际情况,去验证其对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的效果。
三、实证研究――以湖北省高技术产业为例
湖北省地处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地区过渡地带,是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支点、中心和全国交通枢纽,科教文化资源位于全国前列,同时承东启西肩负着产业转移和升级的战略地位。因此,在发展模式上湖北省要力争从物质要素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使经济增长更多依靠自主创新、管理创新和劳动者质量的提升,并且要强化创新驱动的政策环境。湖北省在科技创新驱动方面一大亮点是东湖自主创新示范区,这是继北京中关村后全国第二个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根据科技部公布的最新全国高新区排名,东湖高新区综合排名列第三位,其中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能力在全国高新区排名第二,显示出较强的自主创新研发能力。在2009年国务院的批示文件中明确指出,东湖高新区可以参照中关村科技高新区的有关政策,开展科技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探索科技金融高效合理的作用机制不仅是东湖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中的重要内容,更是促进湖北省“十二五”科学发展的重要举措,对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和湖北省在中部崛起中的重要战略支点作用的发挥都具有重大意义。鉴于此,本文选取湖北省作为研究对象,探索科技金融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作用,试图揭示其中的作用关系并找出当前科技金融所取得的成效,并湖北省为科技金融体系的健全完善提出相关的建议。
1、数据与变量说明
本文着重考虑科技金融对湖北省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最终选取的样本周期为2003――2011年,以有效发明专利数、高技术产品出货值、R&D项目内部支出经费、政府财政投入、金融机构贷款数、创业风险投资数量构成研究变量,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年鉴》、《中国创业投资发展报告》,其中的创业风险投资数量通过《中国创业投资发展报告》整理补充得到。
所选变量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科技金融变量和高技术产业发展创新变量。变量的选取参考了近年来国内外关于金融与科技创新活动的相关研究,其中,高技术产业发展变量包括有效发明专利数、高技术产品出货值,从衡量角度来看,高技术产品出货值可作为“量”指标,有效发明专利数作为“质”的指标。考虑到实用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都只是一种小的改进(叶子荣,2011),所以选用有效发明专利数作为衡量企业年度创新能力的一个指标,代表技术的突破性;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高技术产品出货值可以反映出高技术产品技术的可信度、成熟度以及技术附加值,是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直接的体现;因此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指标的经济含义,选取这两项来衡量高技术产业发展情况。
科技金融的四大变量是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R&D项目内部支出经费代表着企业自有资金的投入,对于我国相当部分尤其是处于初创期和成长期的企业来说,企业自有资金是其初始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代表着科技金融体系中底层的投入,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财政投入代表国家层面资金对科技领域的支持,是科技金融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技术创新基础保障,一般是通过对科技创新活动提供配套的税收优惠、贷款担保、引导基金等方式来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活动;金融机构贷款数主要是指政策性、商业银行、保险、担保机构等对高技术产业资金支持力度,在信用体系健全的情况下能够有效缓解科技创新的资金压力,从而起到促进作用;创业风险投资数量对于初创期、成长期的高技术企业融资非常重要,并且如前文所述,经验丰富的创投资金还代表着对高技术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创新管理,既通过融资直接支持创新活动,也通过管理间接带动高技术企业的发展。
为了下文分析方便,下表对文章中所涉及的变量及其缩写做了整理,便于分析。
2、计量模型
鉴于文章分析目的和数据特征,以及前人所研究成果,本文选用最普遍采用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形式。科技金融促进湖北省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的函数表示如下:
Techi=ARDF■■GC■■FC■■VC■■e■ (1)
其中Tech代表高技术产业发展创新指标,代表着有效发明专利数、高技术产品出货值。RDF、GC、FC、VC分别代表研发项目内部支出经费、政府财政经费投入、金融机构贷款数、创业风险投资数量。?坠,?注,?酌,?准,?浊分别代表企业内部资金投入、政府资金投入、金融机构投入、风险投资投入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弹性。e代表随机误差项。
考虑到本文分析中所用样本数据较少,为解决内生性和自相关等问题,先对(1)式两边同时取对数,得到下列(2)式:
lnTechi=lnA+?琢lnRDFi+?茁lnGCi+?酌lnFCi+?准lnVCi+x (2)
进一步使用GMM(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检验。GMM方法不仅在动态面板数据中有着重要的应用,在时间序列数据和横截面数据中也有理论意义。对于有限样本来说,其估计结果也会更有效。因此,最终使用GMM方法验证模型为上述(2)式。
3、实证结果与分析
从实证结果来看,总体来说科技金融指标变量对湖北省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有着较好的解释能力,下面对科技金融具体变量的解释能力做详细分析。
(1)从高技术产品出货值这一指标变量来看,研发资金投入和创业风险资金投入作用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且都为正向关系。政府财政支出和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贷款对于高技术产品出货值解释力明显不足,鉴于这两项投入资金的作用机制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可能存在偏误,直接拨款和贷款的目的性和影响可能会打折扣。目前,湖北省科技金融尤其是针对东湖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金融创新体系还有待于提升,特别是科技银行在对高技术产业提供专业化服务的水平和能力上需要加强,需要对高技术产业金融服务进行创新,落实好金融投入特别是科技银行对高技术产业发展促进的作用(殷兴山,2010);相比较而言,企业自有资金支出(R&D项目内部支出经费)和创业风险投资数量对高技术产品出货值促进作用则较为明显,尤其是企业内部R&D项目支出经费每增长1%,能促进高技术产品出货值增加约1%个单位;创业风险投资数量每增加1%,相应能提0.1%的出货值,符合分析预期,反映出这两项资金在使用效率方面比较高,成为缓解高技术产业融资压力、分散风险和促进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2)从有效发明专利数来看,企业内部R&D项目支出经费数和创业风险投资数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贷款数在5%显著性水平下作用显著为正,符合预期的分析。企业内部R&D项目支出经费弹性最大,每增加1%的企业R&D投入会带来0.32%单位的有效发明专利产出。作为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最直接的指标,有效发明专利数直接体现出企业的研发能力,企业R&D经费和市场创业风险投资数量是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强有力的,代表着高效率的资金投入。实证一方面说明企业目前是而且应该是创新活动的主体,创新活动的资金配置效率要高于政府投入和金融机构的投入,另一方面说明,高质量的创业风险资金投入到高新技术产业中,对其科技创新活动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这有区别于对高技术产业出货值的影响。对比可以看出,科技金融对高技术产业发展影响更主要还是表现在其创新研究领域,金融市场的效率大于以政府为主导的投入,这也为今后科技金融政策体系的制定和改善提供了一定方向。
(3)无论是对高技术产业出货值还是有效发明专利数而言,政府资金投入都不显著,缺乏解释力。对于政府资金投入效果目前已有专门的细致研究。由于政府科技管理职能的转变与科技体制发展的不同步,会导致政府资金投入的滞后性;对于湖北省而言,政府资金投入的滞后效应为3-4年,高于发达省份的平均水平;现有政府直接投入还包括直接拨款、低息贷款、政府采购等内容,各类政策的投入效应交叠或者抵消,较难分析出实际的作用效果。本文分析认为,现阶段政府资金投入作用不显著可能是多部门管理政府配套资金导致资金定位不准确,最终影响配套资金的使用效率;由于政府资金投入主要是构建健全的科技金融投入体系,弥补市场力量的不足,因此政府投入主要是针对初创期和成长期面临突出融资问题的高新技术企业,而在中后期应该让位于主要的市场金融资源来配置科技金融服务。受数据获取的限制,本文没有对不同阶段企业政府资金投入的效应区别分析,也可能是造成政府资金投入不显著的原因。总之基于本文的实证研究,政府资金投入的效果问题值得重视,在资金的投入方式、数量、落实情况以及各部门之间的协调管理也许会有值得完善之处,以最大程度发挥政府对高技术产业配套资金的使用效率。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1、结论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分析了科技金融对高技术产业发展创新的影响。实证部分以湖北省高技术产业和配套的科技金融系统为研究对象,在考虑数据的经济意义、可得性以及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最终选取2003-2011年度数据,有效发明专利数、高技术产品出货值等七个变量,分析了科技金融对湖北省高技术产业发展创新的绩效问题,得到的结论如下:第一,在本文所讨论的科技金融体系中,企业内部R&D经费支出和创业风险投资资金对于湖北省高技术产业发展创新作用最为明显,表现出较高的资金使用效率,代表着目前高效、专业化的资金来源,另一个较为显著的影响因素是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对高技术产业贷款,也是科技金融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二,政府资金投入对湖北省高技术产业发展创新作用不显著,可能与政府资金使用效率不高有关。
2、政策建议
(1)政府应该探究对高技术产业财政投入方式,重点是初创期和成长期阶段,同时提高资金投入的管理方式并建立绩效评估机制,提高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政府还可以在引导基金、税收优惠等方面与财政直接投入相配合,协调配合提高政府资金投入的效率。
(2)鼓励现有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宽科技融资渠道,创新并开发推广符合高技术企业特点的金融服务,例如知识产权抵押、健全信用体系、设立专营科技银行、降低信贷门槛以及调整绩效评估考察方式等,使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能够在科技金融体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3)重视创业风险投资资金在高技术产业发展创新过程中的作用,加快发展创业风险投资规模和质量,特别是在初创期和成长期助高技术企业一臂之力,同时创业风险投资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经营管理的专业性,积极参与到科技企业前期的经营管理中,进一步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和企业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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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知识产权;金融证券化;科技服务机构;广东省科技型企业
中图分类号:F27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30-0075-06
一、广东省科技型企业知识产权金融证券化的研究背景
(一)广东省科技型企业的总体发展状况
近年来,广东省科技型企业数量呈现快速增长趋势。由图1可知,2013年,广东省的科技型企业数量已达7 432家,总产值25 750亿元,这一数值较十年前均增长了2倍。而民营科技企业的数量则更多,亿万元规模以上的有2 166家,千万元规模以上的有6 233家,百万元以上的8 233家。
(二)广东省科技型企业融资状况和政府支持力度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对广东省上市的84家科技型企业的融资比例分析,内源融资的比例达30%,外源融资中的权益融资为60%左右、长期贷款和应付债券各5%(见下页表1)。尽管广东省政府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力度逐年上升,但上升幅度较小,所占的财政支出的比例也较小,不及同年上海的5.69%和北京的5.62%。2000―2008年,广东省科技活动经费总额逐年上升,但这一数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仍然不高,九年间均在3% 以下(见下页图2)。尤其是随着科技企业数量的增长,政府在科技活动方面的专项支出越来越难以满足企业的需求,特别在创新基金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资助方面,资金规模较小,多数在300万元以内。
(三)广东省科技型企业知识产权专利情况
广东的综合科技进步水平评价指数居于各省排名前列。自2005年伊始(见下页图3),广东省的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量稳步上升,2014年的专利申请量达到238 751件,授权量179 953件,较2005年分别增加280%和380%,且两者的数量多年来均占全国总量的11%~15%。科技型企业是广东省的创新主体,在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上,均占50%以上,拥有足够的知识产权构建基础资产池。同时,知识产权证券化也有助于企业进行新的技术研究,获得更多专利,再一步进行知识产权证券化的良性循环,有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科技发展。
二、知识产权金融证券化与科技服务机构发展的中外借鉴
(一)知识产权金融证券化的交易流程及特点
正如同志指出的:“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应运而生为中小型科技企业的融资难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式,必将在未来成为知识产权商业化的重要应用。
知识产权证券化的标的通常是未来能产生预期现金收益的各种基础资产(产权和权益)。知识产权所有者(发起人)通过将这些资产转移给特设机构的融资方式,通过特设机构在市场上发行可流通的权利凭证,据以融资。具体而言,其交易流程及操作过程(见图4)。
知识产权证券化以知识产权的信用为担保,将知识资本与金融资本有效结合,具有基础资产多元性、结构性融资、资产隔离和信用支撑来源于知识产权等优势特征。
(二)科技服务机构发展的国外经验借鉴
相较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政府对科技服务业的重视程度要高出许多,尤其在资金投入上更具优势。他们通过政府引导、市场引入、立法保障、人才培养、风投担保等机制和措施,建立了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科技服务体系。其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对于正处于发展时期的中国科技服务业来说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1.完善法律保障制度。发达国家的政府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创立科学的制度体系,为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构建优良的制度环境,以推动科技服务业的整体发展。如美国政府先后出台了《专利和商标法修正案》《联邦技术移转法》和《贝尔―多尔法案》等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涉及科技服务业全部运行环节。日本自1995年颁布《科学技术基本法》伊始,开始逐步建立完善的政策、投入和法规保障体系,明确强调政府和各机构、组织等要在科技中介机构建设方面加大资金投入,旨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在为科技服务业发展提供政策鼓励,形成制度保障。
2.建立专业化和网络化的科技服务机构。发达国家在政府引导和支持下形成了一批分工明确、专业化程度高、运行规范的服务机构,成为科技服务业体系(见图5)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美国的小企业发展中心,主要为小企业提供融资、技术与管理援助和政策扶持,已成为美国科技服务业发展体系的核心主体机构,该中心服务网络遍及全国,共有1 000多个分支服务机构。德国的技术转移中心不仅向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信息查询服务,还会帮助中小企业申请经费补助和税收减免,并借助平台资源、寻找欧盟范围内的可合作伙伴。
3.建立健全风险投资担保机制。在风险投资担保机制方面,发达国家率先采取多动联动措施,建立风险投资机构、设立风险投资基金、发起贷款担保、实施信用及风险担保等,完善风险投资担保机制,为初创和小微型科技企业融资探寻解决渠道。如美国政府设立的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以2/3的出资比例为限从债券市场募集资金,另外的1/3资金比例来自私人,再以项目形式成立小企业投资公司(SBIC),为其提供风险投资。如项目成功,SBIC向SBA支付利润,如项目失败,SBA和SBIC共同承担损失,当SBIC获得收益时,SBA虽然支付了2/3的资金,但仅得利润的10%,而SBIC仅出1/3的资本就可获得90%的利润。这种运作方式能够积极鼓励私人资本参与风险投资,从而提高社会资本的总体运行效率。
4.注重科技服务人才的引培和激励。各国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和激励制度、完善聘用和派遣机制、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等方式,为科技服务业发展网络优秀人才。如日本政府根据《人才派遣法》,设立了许多人才派遣公司,汇集了众多领域的优秀人才,可根据中小企业的需要,及时派出相应的专业人才为企业服务。为弥补企业研发力量不足问题,日本政府还专门出台了《大学等技术转让促进法》,鼓励科研机构实施技术创新并向初创和中小企业转让。此外,日本还采用“临时租借”“中途录用”“企业间交流”和“产学官合作”等不同措施,提供企业发展的各类人才需求。
三、广东科技型企业知识产权证券化与科技服务机构的互动机制
截至2015年末,广东省424家上市公司通过证券市场共筹集资金3 192.02亿元,这一数值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88.9%;证券公司25家,合计全年营业收入1 697.75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40.7%;证券营业部1 106家,股票交易额78.18万亿元,增长250.9%;基金公司28家,共管理1 008只公募基金,累计净值28 793.07亿元,增长103.5%。期货公司21家,全年交易额228.29万亿元,营业收入40.53亿元,分别增长127.2%和41.5%。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在广东科技型企业知识产权金融证券化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银行、信贷、保险、担保、服务等业务领域起到联系、支撑和保障服务的功能。科技中介机构充分利用“风险池”的资金汇集优势,完善“风险池”资金运作模式,为创业期、成长型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支持,拓展资金来源,逐步加大民间资本占比,加快广东省技术成果转化。
广东省拥有较好的经济环境,除拥有我国两个证券交易所之一的深圳交易所,广东深圳市还诞生了我国第一家无形资产评估事务所。随着投资银行、评级机构、评估机构和法律、会计服务机构等中介机构的数量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广东省较好的经济发展形势及机遇也吸引了国外有经验的投资银行和评估、评级机构的入驻,这些资质优良的公司、企业将与国内的金融机构展开合作,在知识产权证券化业务领域进一步深耕细作。总体而言,中外金融中介机构在我国的繁荣发展,以及逐步形成的顺应市场需求的知识产权评价体系,将进一步助高新技术企业在广东省知识产权证券化业务的平稳开展。
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2012年番禺区成立中国银行番禺天安科技支行,成为全省首家科技支行,旗下开发“科技通宝”等融资产品,进一步拓宽科技型企业融资难问题的解决渠道。同时,通过银行系统,科技型企业申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和联合科技贷款风险准备金抵押贷款,相关贷款额度已超过2亿元。
广州市番禺区还积极参与到政府引导基金为基础的创新投资基金建设中,先后成立了广州红土科信、广东中科白云、番禺创投等创业投资基金,基金管理规模达到125.8亿元。番禺区以科技金融为主线,引导投资资本倾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文化传媒、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和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重点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基金投资,投向初创和成长期的中小型科技型企业,推动科技创新企业在本省的优先发展。
为更好地辅助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科学发展,由广东省科学技术厅主导组建广东华南资本研究院,利用技术平台优势,集成各类中介机构,为广东省省内中小型科技企业提供行研、策划、咨询和人才培训等服务,辅助企业在资本市场科学发展。
位于番禺区天安科技园的广东现代服务交易中心,立足广州,辐射全国,构建起一个“中心+平台”“线上+线下”“总部+分部”的“精品服务超市”,为企业发展提供一站式服务,业务涉及金融、管理、科技、物流等十大领域。2011年12月,科技金融促进会在广州市番禺区正式成立,重点打造政府支持、企业参与、行业自律、机构自觉的科技金融服务产业链条。众多科技中介机构服务平台的组建和运作,推动了广东省科技型企业知识产权证券化的深入实践。
四、发展科技服务机构、完善科技创新金融支持体系的政策建议
(一)搭建科技服务融资平台,推动积聚发展
2012年4月,广东省首家科技支行――中国银行番禹天安科技支行在广州市番禺区正式成立,旗下联合开发的“科技通宝”等授信产品,为广东省内科技创新型企业提供“减低贷款门槛、提高授信额度、简化贷款流程”的专业融资服务,着力解决科技企业融资难问题。广州市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持链条,设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金、科技贷款风险准备金、科技保险保费补贴等专项基金,扶持市内符合产业政策导向、技术含量高、成长性好的科技型中小型企业,为其提供资金保障和支持。
此外,广东省省、市、区各级联合推动科技服务平台和机构建设,推动广东现代服务业交易中心在省内落户,设立华南科技资本研究院,重点针对科技企业,实现金融、管理、服务等环节的协同联动发展,形成科技研发、创业孵化、企业发展、高新技术成果转发等多层次、全方位的科技金融体系,提升科技创新资源的综合效益。
(二)培育科技服务中介机构,完善科技中介服务能力
在科技与金融融合的过程中,融资渠道的狭窄、低效,缺乏有效的投资退出渠道等,导致科技企业的融资难题长期存在。科技成果转化难,科技创新项目悬停和后续资金难以支持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使得科技与金融的联动机制难以实现。所以,针对广东科技型企业知识产权金融证券化,创立并培育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完善科技中介服务能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初创或小型科技企业缺乏可以抵押的信用资产,作为企业无形资产的知识产权以质押方式融资对科技企业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广州市于2010年试行《广州市专利权质押贷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确定了政府帮助科技型企业分担风险,促进融资支持力度,引导机构融资的政策导向。但是,目前由于知识产权质押并不完善,缺乏健全的知识产权评估以及转化机制,金融机构、担保机构也就无法准确地对企业的知识产权做出价值判断。以上原因导致知识产权金融证券化贷款方式的推进进程缓慢,因此在这种状况下,应引进优秀的具有权威性的知识产权评评估机构。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建议政策性担保机构加强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担保业务,还可以考虑组建信用再担保机构,对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给予再担保;建立风险补偿金,保证信用担保出现损失的后备补偿。
政府财政金融部门应联合科技企业,共同出资设立科技企业担保基金,并提供相关税收优惠、奖励政策和资金贴补,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长期信贷、进出口信贷和短缺信贷担保等,着力对有技术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型企业提供担保支持和奖励政策。同时,应鼓励企业联合设立担保机构,发挥联保作用,鼓励运作规范、资金充足的担保机构开展风险投资业务,充分实现担保体系的完善。
中介机构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作用举足轻重,不仅能够为中小企业提技术、信息、管理咨询等方面的全方位服务,为中小企业寻找技术合作伙伴、担任产品研发顾问、提供企业经营管理指导,还可以在职工的教育方面提供帮助,对员工进行知识的更新培训。政府部门可以建立带有政策性质的中介服务组织,为企业创新提供间接的支持,成立产权交易中心、高新技术孵化平台,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的项目开发、贷中、贷后进行管理,有条不紊地推进票据融资,及时总结推行经验,探索更为有效的方式。此外,应积极利用资本市场,推进中小企业板创新,改善高新技术企业的上市环境,引导中小企业板上市向高新技术企业倾斜;同时推进启动创业板,满足企业多样化的融资需求。
(三)培育知识产权中介市场,服务科技型企业知识产权金融证券化
中介机构发展的总体水平和服务质量直接影响了知识产权成果参与科技型企业的创新发展程度,是企业创新能力与发展动力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广东省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如中介机构与产权多产区域存在空间错配、服务机构没有形成统一的商业化运作流程、缺少具有专业经验和国际视野的行业引领标杆等,这些问题极大地限制了知识产权产业化和商业化的顺利实施。总体而言,广东省中介机构的数量、人员从业量和服务水平与知识产权专利数量、市场需求总量及省内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相符,制约了知识产权事业的健康发展。
综上,培育健康的知识产权中介服务市场环境,建立层次分明、结构合理的服务管理体系,稳步推进中介服务机构的产业化和商业化流程,对知识产权的成果转化以及中小型科技企业的稳步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广东省应以政府为引导,完善知识产权的专利申请与保护体系,鼓励中介服务机构的兴办,重点培植和扶植有经验和规模、综合实力强、有国际战略视野的中介服务机构,形成行业标杆效应,以点带面,鼓励行业发展。广东省的科技园区、创业产业园和服务创新中心成立至今,已取得系列性成果,在总结相关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广和构建企业、行业平台,推动构建覆盖全省的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平台,将有助于发挥中介机构在经济发展中的联动作用。
(四)加强区域与国际交流,引导多方合作推动科技服务机构发展
推动科技服务机构和平台的发展离不开行业内成功经验和模式的借鉴。广东省靠海临江、毗邻港澳、坐拥便利的地域优势,加之经济发展繁荣,政府政策有多方优惠支持,可吸引到省外和国外资本的流入和先进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入驻。广东省应引导政府、社会、企业和各级机构、平台的多方合作,促进区域与国际层面对推动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和交流,深入参与到知识产权成果的创造、保护和商业化运作的各级环节中。
在中介服务机构提权和诉讼服务领域,重点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学习成熟的商业运作模式,通过完善多层次、宽领域的制度和法律法规、加大优秀人才的交流和培育力度、积极建设风险、信用担保机制等保护措施,形成科学合理的科技服务业体系。
同时,发挥粤港澳联动创新机制,以政府牵头,市场引入的方式投资建立综合性科技服务园区或科技服务中心,帮助科技型企业提高创新能力,提供发展动力,鼓励科技服务业形成“产学研”结合、多平台互动、多机制联动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趋势。
五、总结
知识经济时代到来,为以知识产权直接创造财富的发展方式提供了广阔空间。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知识产权金融证券化的融资方式有助于缓解社会经济的融资困境,降低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满足资金供需双方的需求。为自有资本存在着先天不足,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经营特征的科技型企业提供了高效率、低成本的融资渠道,从而扩展了科技型企业的融资能力。
篇3
关键词:高新科技产业;聚集优势;影响因素
一、 引言
产业聚集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新技术革命浪潮推动下,世界各地区和国家之间的产业竞争日益激烈。知识、信息和技术等要素在新的科技革命中所占的比重也日益加大。高科技企业之间通过高科技产业聚集所产生的外部经济性、范围经济、关联效应及制度效应实现聚集空间的竞争优势。
我国的高科技产业聚集趋势正在从国家延伸至省、市、县等区域。从最早20世纪90年代初第一个国家级高新区创办至今,国家高新区作为我国高科技产业化的重要基地和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在促进自主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发挥了引领和示范作用。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在这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很多地区的高新区在发展速度和效率方面并不理想,聚集优势不明显。因此,本文通过30个省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全国主要地区的高科技产业聚集的影响因素,对于促进我国高科技产业聚集、利用高科技产业聚集优势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 实证分析
1. 研究设计与方法。影响我国高科技产业聚集的因素虽然复杂,但是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一地区的经济对外开发程度、当地GDP经济发展状况和支撑高科技产发展的基础条件。考虑到需要更为精确的测度高科技产业在区域中的聚集影响因素,笔者在进行相关实证研究时引入上述指标作为检验模型的自变量,为此我们将高科技产业聚集的影响因素与其聚集度之间的相互关系用式子(1)来表示:
AGGLOit=?茁0+?茁1NEit+?茁2NIit+?茁3RDPit+?茁4IERDit+?茁5IINRDit+?茁6IEXRDit+?茁7PAit+?茁8NPUCit+?茁9OPENit+?茁10GDPit+?茁11INFit+?着it(1)
其中,AGGLOit、NEit、NIit、RDPit、IERDit、IINRDit、IEXRDit、PAit、NPUCit、OPENit、GDPit、INFit分别表示各省份各年度的该省高科技产业园区聚集度(以赫芬达尔指数(HHI)作为各地区高科技产业聚集指标)、园区内企业数、学校数量、R&D人员合计、R&D经费内部支出、R&D经费外部支出、研究机构数(个)、专利申请数、高科技产业投资额和当地经济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条件。其他字母分别表示常数项、变量的系数和残差。上式(1)中的t(t=1,2,…,30)为我国的省级地理单元,i(i=2009,2010,…,2014)为年度。在这里我们选择了2008年~2014年间中国主要的30个省份(其中包括直辖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作为本研究的样本数据。
我们采用广义矩估计(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即GMM)估计式子(1),同时还将GMM估计及其与随机效应(RE)估计或固定效应(FE)估计进行比较,最后选取最优估计方法的估计结果。
2. 变量选取和指标说明。
(1)地高科技产业园区的产业聚集度测算。鉴于高科技产业的特性,并综合考虑到研究样本的地区数量和当地高科技产业规模,笔者根据上式(1)将赫芬达尔指数测算出的高科技产业聚集度作为因变量。赫芬达尔指数(HHI)方法计算简单易懂,也能更好地反映高科技产业在某一区域的聚集程度。
某一地区高科技产业的赫芬达尔指数 (HHI)其计算公式为:
HHIi=?撞Ni,n=1(Ain/A)2(2)
式子(2)中的A代表我国30个省市的高科技产业总规模,下标i、n分别表示研究样本中i省市中的第n个高新区,Ain则表示为i地区中的第n个高新区的高科技总产值;N是研究样本的地区数量,HHIi表示i地区的高科技产业聚集度。赫芬达尔指数(HHI)的计算方法是每一个研究区域均赋予一个由市场份额代替的权重,HHI取值越大则表示该地区的高科技产业的地理聚集程度越高。
根据赫芬达尔指数(HHI)测算各省份高新产业园聚集度结果如下:2008年高科技产业聚集度最高的省份依次为北京(0.470 2),江苏(0.435 7),广东(0.400 4),上海(0.304 4)等经济发达地区,而靠后的均为经济较为落后的省份,如贵州、海南、青海,宁夏等。经济较为落后的青海、甘肃、宁夏等地区的高科技产业聚集度在整个产业中始终与发达地区虽然存在较大差距。随着各地掀起了发展高科技产业的热潮,各地政府及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很多支持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全国各地区高科技产业聚集度差距逐渐缩小。从研究期间各地区高科技产业聚集度整个走势来看,2014年排名靠前的北京、江苏、上海和广东等省区较于前几年总体聚集度有所回落,但仍领先其他地区,如北京2008年~2009年聚集度在研究期间中达到最高值0.470 2后降低到2014年的0.3146;江苏也由2009年的最高值0.409 3回落到2014年的0.187 1;上海的高科技产业聚集度的波动呈现“U”形变化趋势,在2013年达到低谷后,2014年的聚集度提到较大幅度提升;广东省则在2010年开始从最高峰的0.417 5降至2014年最低点0.233 7。总体而言,高科技产业聚集度在东、中西部地区体现出的规律为:东部省份聚集度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聚集度高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落后于东中部地区。
(2)其他变量的设定和说明。根据高科技产业聚集度影响因素分析,本文选取其中关键的影响因素变量作为下文实证分析的自变量,具体如下:
各地的专利申请数量。专利申请能够较好的反映当地的创新能力和水平。这里的指标专利申请数量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
假设1:各地的专利申请数量与当地的高科技产业聚集度呈正向相关关系。
各地的科技机构和人员投入。当地学校数量、R&D机构数和R&D人员数投入对产业创新有直接的影响。一般来说,学校数量及相关科研机构、投入的科技人员数量越多,能力越强,产业水平和创新能力越高。
假设2:各地的科技机构和人员投入与当地的高科技产业聚集度呈正向相关关系。
各地的科技经费投入。政府在创新过程中可以通过引导、直接给予资金政策支持企业进行创新,来自政府的各种资源投入有着社会资本难以替代的杠杆作用。因此政府在科技方面经费投入和财力支持也是影响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假设3:各地的科技经费投入与当地的高科技产业聚集度呈正向相关关系。
各地的高科技产业累计投资额。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已不单纯是个技术问题,高新技术产业成长初期,政府的资金支持通常超出投资本身的意义。各国经验均表明,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中如果得到政府在资金、政策上的支持将更具备更大的发展动力,特别在中国,政府对产业的投资力度与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有直接拉动作用。
假设4:各地的高科技产业累计投资额与当地的高科技产业聚集度呈正向相关关系。
各地的高科技产业园区内的企业数量。企业的聚集是在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一种组织形式。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高新区企业的地理聚集可以获得传统产业聚集所具有的节约交易成本好处,特别是园区内部强调企业之间的信赖和信任关系是高科技企业聚集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因素。
假设5:各地的高科技产业园区内的企业数量与当地的高科技产业聚集度呈正向相关关系。
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为该地区的教育发展和劳动效率的提高提供了物质保障,教育水平和劳动生产效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经济发展程度。
假设6: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与当地的高科技产业聚集度呈正向相关关系。
经济开放程度。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高新区的企业可更好与外部环境建立互动,在知识、技术、人才的传播和共享中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本文根据国内高科技产业的实际发展水平,采用当地进出口额与当地GDP之比作为衡量经济开放度指标。
假设7:经济开放程度与当地的高科技产业聚集度呈正向相关关系。
各地的基础设施条件。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往往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其基础设施越健全和完善。本文采用该区域的道路面积总公里数作为衡量当地基础设施完善程度的指标。
假设8:各地的基础设施条件与当地的高科技产业聚集度呈正向相关关系。
以上相关指标数据均来源于2008年~2014年历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Wind金融数据库。
3. 计量结果及分析。对比表1中GMM估计及其与随机效应(RE)估计或固定效应(FE)估计结果后发现,GMM的估计结果更优良,拟合度更好。因此以下分析以GMM估计结果作为分析的基础:
(1)当地的高科技企业聚集数量对当地的高科技产业聚集度的影响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假说4得到了证实。当高科技企业数量提高1%时,当地的高科技产业聚集度将提升0.667,这表明当地的高科技产业聚集可以借助高科技企业在数量上的聚集提高自身的产业聚集度,实现跨产业再升级。通过聚集众多的高科技企业打造优势产业聚集群,推动企业专业化分工协作、有效配置生产要素、降低创新创业成本、节约社会资源、加快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2)当地高等院校数量对当地的高科技产业聚集度的影响为负,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假说2未得到了证实。当地高等院校数量提高1%时,当地的高科技产业聚集度将降低0.231。此外,当地的研究机构数量也对当地高科技产业聚集度造成不显著的负向关系。当地的高科技产业聚集与其院校数量之间存在负向效应的可能原因在于高校的产学研成效未能有效发挥应有的作用。
(3)科技人力和资金资源投入。R&D人员数量投入对高科技产业聚集有直接的正向影响,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假说3得到了证实。而R&D经费内、外部支出对中国各省份的高科技产业园区产业聚集的影响均为正面影响,但前者没有通过显性检验,只有R&D经费外部支出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当R&D经费外部支出提高1%时,各省份的高科技产业聚集将显著提高0.061,假说3得到了证实,与之前我们预期科技经费投入对产业创新有正的影响假设相符。
(4)专利申请数(PAit)对中国各省份的高科技产业园区产业聚集的影响为负,但无显著效应,假说1未得到证实。当专利申数提高1%时,各省份的高科技产业园区产业聚集将下降0.059,这表明当地的专利申请数提高并没有对当地的高科技产业聚集和技术创新能力有促进作用。笔者认为可能原因在于中国的专利申请量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但科研成果转化效率低,专利质量仍有差距。
(5)假设4中的各地的高科技产业累计投资额与当地的高科技产业聚集度呈正向相关关系未在最终实证结果中得到证实,这也表明中国目前单纯依靠投资的方式来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成效不明显。近年来各地掀起了高新区的建设热潮,而不顾实际条件和经济效益创建高新区容易出现资源浪费、重复建设、规划不合理、同质性严重等问题,因此对高科技产业的累计投资额的增加未必都能对该地区的高科技产业聚集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6)当地经济开放程度对区域高科技产业聚集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假说7得到证实。当地经济开放程度提高1%时,各省份的高科技产业园区产业聚集均显著提高0.161。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的地区,能够通过外资的带动和示范性扩散作用,学习和吸收外资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当地的中资企业也可在良好的竞争环境中积极转变其生产方式、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从而对当地的高科技产业聚集有直接的拉动效应。
(7)当地GDP对区域高科技产业聚集显现出正面的影响,假说6得到证实。表明只有具备坚实的经济基础,高科技产业才有持续发展的可能。但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对区域高科技产业聚集没有显现出正面的影响,假说8未得到证实。笔者认为可能原因在于近年来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总体来看,仍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无法满足当前高科技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物流、机场、港口和道路基础设施载w,从而导致了当地基础设施没有对高科技产业聚集产生积极影响。
三、 研究结论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聚集了众多的资金、人才和技术,是推动高科技产业化、产品结构优化升级的“急先锋”,也是引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火车头”。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高新区已经成为中国地方经济增长最快、投资回报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产业发展基地,在带动经济发展、推动经济、科技体制改革方面起到了生力军的作用。但根据上文实证结果显示,我国的区域高科技产业聚集度与所在区域的高等院校数量、R&D机构数、专利申请数、高科技产业投资额和基础设施建设呈现负向相关关系,其中高等院校数量、高科技产业投资额和基础设施建设还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说明我国高科技产业投入与产出效率低下、产学研机制体制发展滞后、科技成果转换和基础设施规划不完善是无法体现区域高科技产业聚集优势的主要因素。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影响聚集度的因素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无形之手”,其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因此,笔者建议未来有必要将高科技产业聚集度的影响因素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进行聚集经济、高科技产业园与中国高科技产业创新统筹规划,这对于探究中国产业创新的驱动力,充分发挥聚集优势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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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号:16BJY156)。
篇4
关键词:科技金融;创新;新思路
一、引言
近年来,科技产业与金融产业的融合日益紧密。在金融的助推下,科技产业呈现出新的面貌,计算机的应用,无线技术的发展都是在金融的支持下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自2010 年开始,安徽省就把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作为深化创新型城市建设的重要突破口,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工作。
二、安徽省科技与金融结合现状分析
(一)安徽省高技术产业发展状况
1.产业规模不断扩大。2009年以来,全省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从3906.9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12053.1亿元,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以2009年的10.9%上升到2013年的15.7%(见下表)。
表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总规模数据单位:亿元
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增加值增加值占GDP 比重
2009 3906.91093.910.9%
2010 5968162313.2%
2011 8330.32142.714.2%
2012 9311.52608.615.2%
201312053.13013.215.7%
资料来源:安徽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2.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近年来,随着全省高新技术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产业自身结构也不段优化,生物医药、新能源与高效节能等新兴领域增加值比例逐渐上升。
3.产业创新能力明显提升。2013年安徽省高新技术企业当年申请专利23500项,占全省专利申请总数的25.2%,当年授权专利14830项,占全省专利授权总数的30.4%。2013年安徽省高新技术企业数达1992家,近年来在高性能金属材料、光伏技术及新型显示器生产技术方面有重大突破,形成了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秀企业。
(二)安徽省地方金融业发展现状
1.地方金融体系不断完善。合肥市已经形成以银行业为主体,证券、保险、信托、期货、财务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竞相发展的地方金融体系。随着“引银入皖”工程实施、农村信用社改制和村镇银行创设,我省金融业发展速度不断加快。
2.证券期货业稳健发展,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得到有效发挥。2013年末,全省上市公司共有78家;其中有17家上市公司完成再融资,共筹资244.62亿元,再融资家数与融资额均创历史新高,其中,再融资金额排名全国第六、中部第一;13家企业跻身“新三板”首批挂牌行列,家数居全国第七、中西部第一;
(三)安徽科技金融工作的成效
1.稳步推进“新三板”市场试点工作。截至目前,具备申报条件企业160余家,其中,未上市股份制企业45家;与券商签订了“新三板”协议企业10家;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预备案企业两家;已完成股改、正在开展券商尽职调查和内核程序企业6家。
2.加强信用担保投融资体系建设。为扶持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合肥组建了合肥高新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并参股设立安徽国元科技担保公司。其中,高新信用担保公司注册资金1亿元,重点支持园区内动漫、软件开发等科技中小企业发展,着力扶持一批新能源、医药等新兴产业企业,实现了担保机构和科技型企业的共同成长。
3.做大做强科技保险工作。合肥市率先在全国突破惯例,加大补贴范围;积极创新补贴模式,将出口信用险作为培育科技小巨人企业的一种扶持手段;积极兑现补贴政策,提高企业参保积极性。2013年度,参保企业36家,同比增长100%,兑现补贴资金85万元,同比增长215%。
三、科技与金融结合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一)金融业总量偏小
金融资产总量偏小、银行分支机构较少、人均存贷款指标不高,是我省金融业竞争力不强的主要表现。2013年末,金融业实现增加值1100亿元,占全省GDP5.78%,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拥有银行业资产、人均贷款余额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6%和63%。这一方面是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收入水平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受安徽金融发展环境的制约。
(二) 金融结构不合理,比例明显失调
银行业是我省金融业的主导产业,而证券、保险、创业投资等产业相对滞后,直接融资比重大多数年份都在10%以下,特别是债券融资规模小,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高。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直接融资占全部融资的比重达30%~50%,我省目前企业直接融资明显不足,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不足,保险险种结构发展不均衡。在安徽8400多亿元的金融资产中,保险资产占比不足3%。
(三)金融创新滞后于科技创新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长史是一个漫长且充满风险的过程,要求金融在不同阶段提供不同的支持和服务。然而,目前金融业经营的绝大部分仍是传统业务,新金融工具的创新明显滞后,在运用股票、债券、信托、资产证券化、基金、衍生产品等创新型金融工具方面的能力还有待提高,制约了市场空间的进一步拓展。
四、安徽省发展科技金融的新思路
(一)培育壮大本土银行中小金融机构
为保障安徽经济可持续发展,要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加快发展村镇银行;继续大力发展财务公司、典当、金融租赁等各类融资机构。同时鼓励外资通过各种形式参股地方金融机构,壮大机构实力。积极鼓励外资金融机构来安徽省设立代表处、分支机构,不断壮大金融主体。
(二)强化银、证、保合作力度
银行和证券公司可以交互营销,共享营销网络和客户资源。银行有广泛的客户基础和分支网络,可以利用现有的网点来促进证券业务、基金业务和保险业务的发展。同时,银行和保险公司之间可通过拆借、债券回购、国债买卖等方式融通资金,提高双方资金的流通性和收益。而证券、保险公司与银行合作,可以利用商业银行庞大的网点资源和客户资源,提高证券业、保险业开拓科技新兴产业的市场能力。
(三)创新信贷产品,创新科技金融结合机制
金融部门要围绕科技企业发展的融资需求,建立专业的组织架构,引进专业的管理制度,提供专业的产品服务,综合运用考核激励、风险补偿、保险补贴等方式,支持和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可以将设立为科技型中小企业量身定做、机制创新、专业化、商业化的科技银行,作为加快科技和金融结合的突破点,培育科技金融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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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又力、陈逸君: 《科技型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问题初探》,《江南论坛》2010 年第20期。
篇5
关键词:高科技产业 风险投资
一、风险投资的内涵及特点
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是指把资金投向蕴藏着较大失败风险的高新技术开发领域,以期成功后取得高资本收益的一种商业投资行为。它主要选择未公开上市的有高增长潜力的中小型企业,尤其是创新性或高科技导向的企业,以可转换债券。优先股认股权的方式参与企业的投资,同时参与企业的管理,使企业获得专业化的管理及充足的财务资源,促进企业快速成长和实现目标。在企业发展成熟后,风险资本通过资本市场转让企业的股权获得较高的回报。
风险投资的特点主要有:高风险性。高收益性:风险投资大都投向高技术领域;风险资本的低流动性:风险投资有其明显的周期性。
二、高科技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和对风险投资的需求
“高技术”一词源自美国,意指使用或包含尖端方法或仪器用途的技术,特别是那些将基本原理建立在最新科学成就基础上,并能形成较高经济效益,具有较高增值作用,能向经济、社会各领域广泛渗透的新技术,特指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科技等科学技术。而高科技产业是指研究、开发、应用、扩散高技术渗透于企业发展各阶段而不断形成的新的科技含量较高的产业,它是现代经济快速增长的核心力量,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加速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是新一轮经济快速发展的龙头产业。
高科技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风险体现在:首先,高技术产业的投资风险来源于产品的创新。新产品引致的商业风险比一般产品的商业风险大得多,当开发出来的新产品不为消费者所接受,或者投入市场后又被其他同类产品所取代,其原有投资就会“血本无归”,而不仅仅是商业利润的减少。其次,高技术产业的开发成功率往往比较低,而且其产品开发的技术生命周期很短,由此就会产生很大的技术风险。再次,高技术产业的投资风险还来源于其管理的复杂性所带来的经营管理风险。由于高技术企业中知识密集度很高,而经营又是建立在高新技术基础之上的,这就决定了对高技术企业的管理要比一般企业更为复杂若不能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经营管理特点对其加以有效的经营管理则企业夭折的可能性较大。有资料表明’高技术企业在许多西方国家的失败率高达80%。
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风险资本的投资。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投融资机制是以符合高技术产业发展创业的技术经济动态过程的经济学特性为目标的,高科技产业的特殊性决定融资特殊性,其投融资特性表现为金融价值的多元性、投融资的结构耦合性和投融资金融工具的多样性阶段。由于高科技及其创新产品的高投资风险,对其进行投资的成功率平均为20%左右,这种高风险性与银行贷款的低风险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因而高科技企业很难通过正常金融渠道筹集资金,这也决定了高科技产业化本身的资金必须采取一种特殊的风险投资方式。即必须获得风险投资基金的大量注入。高科技产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对资金有不同的需求,尤其是在研究开发、试制阶段。由于此阶段技术开发所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加上技术效果的不确定性,所需资金不容易按照传统的融资方式直接从银行贷款获得,因此需要有风险分散机制和特殊的融资机制。风险投资的出现恰好满足了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资金需求。通过下表可以看出风险投资对风险投资的需求。
三、风险投资对高科技产业的促进作用
高新技术产业为风险投资创造了巨大的市场,两者之间形成一种新型的互动关系。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离不开风险投资,风险资本的投资也离不开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风险投资是高技术产业化发展必备的经济条件之一。风险投资就是在高技术产业发展技术经济动态过程中,位于产业化早期和研究开发后环节上的投融资。风险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对社会、政治、经济结构都产生重大影响,
(一)风险投资是高科技产业的发动机
我国高科技产业资金来源不通畅,现行政府拨款、企业自筹、银行贷款三大筹资渠道对于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支撑力度显然不够。高科技企业在我国从诞生历经艰辛成长为工业规模企业,每个成长阶段不同程度地存在资金缺乏问题,风险投资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通过加速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推动了高科技企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进而带动了整个产业的成长,没有风险资本市场,就不可能有硅谷这样的影响世界科技经济进程的高科技产业集群的迅速崛起。据美国“第一风险”投资信息公司1999年12月发表的报告,美国共有248家新公司在风险资本支持下上市,并创造了筹资194亿美元的新纪录。近50年来,风险资本对美国高科技产业的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公司上市前的启动投资主要来自风险资本。正如英国特许管理咨询公司总裁汤姆・坎农认为,真正的风险资本应该以那些要求有长期耐心的资金供应的高技术行业为投资目标。
(二)风险投资的制度创新催化功能
辜胜阻和李正友将风险投资对制度创新的催化功能概括为九个方面:市场筛选功能、产业培育功能、风险分散功能、政府导向功能、资金放大器功能、要素集成功能、激励创新功能、促进合作降低成本功能、更新人们创新观念功能。其中最主要的是激励创新和降低交易成本功能。风险投资敢于承担高科技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高风险,这从制度上来讲有一种鼓励冒险、允许失败的制度效应,所以能有效的激励创新。风险投资通过投资高新技术,参与风险企业的管理,能更有效地促进科学家、企业科研人员、企业家、资本家的有效合作。
四、培养我国风险投资,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
(一)制定相关科技政策,扶持促进风险投资发展
我国目前仍处在风险投资业发展初期,政府需要通过直接拨款方式来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即政府为鼓励风险投资的发展,向风险投资者和风险企业提供无偿的补助,这就需要政府制定相关的促进风险投资的科技政策。我国在此方面做的还不足,而英国和新加坡政府做得比较好。如:英国贸易和工业部门将政府支付款项中的33%作为发展高技术的专款,其中,20%作为支持高技术产业的开发费用;新加坡政府规定。凡投资于高技术的企业,如果连续亏损3年,则可获得50%的投资补贴。但是。政府最终应远离市场,通过法律来规范和促进风险投资业的发展,通过改变风险投资的外部环境来为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投资氛围。
(二)税收优惠政策
税收政策是影响风险投资者的预期收益和风险的因素之一,因此,许多国家和地区为了鼓励风险投资的发展,制定了税收上的优惠政策。如美国政府为了鼓励私人风险投资的发展,将风险企业的所得税率由1970年的49%降至1980年的20%。具体做法是:风险投资所得额的60%免除征税。其余的40%减半征收所得税;法国1985年规定,风险投资公司从特有的非上市股票中获得的收益或资本净收益可免交所得税,免税额最高可达收益的三分之一;1994年英国政府颁布了《创业投资信托法》对符合该法要求的所谓“创业投资信托”实行全面税负豁免与优惠,如个人投资者收入税的豁免、资本利得税豁免、基金公司在资本利得上的豁免,以及其他税负上的特别优惠等。
(三)提供法律制度保障
为了促进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政府需制订技术开发方面的法律、法规,并成立有关部门促进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以风险投资为调节对象的法律,而与风险投资有关的《公司法》、《证券法》也存在一些不利于建立风险投资体系的条款。日本和韩国的做法值得借鉴。日本在1980年风险投资还屈指可数,但由于政府颁布了《高级技术工业密集区开发促进法》、《新工业技术大纲》等相关法律,于1986年得到快速发展,突破了90亿日元大关。这主要归功于政府的帮助和指导:韩国政府也于1986年颁布了《中小企业创立支持法》、《新技术财政资助条例》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目前韩国已有58家风险资本公司。掌握资本713亿美元。
(四)加强风险投资业人才的培养
一位高素质的风险企业家不仅要有技术上的持续创新精神。更要懂得企业的经营之道。中国现有的教育是一种“应试”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生创新的积极性。学科设置不合理,知识面单一,理论脱离实际。教育出来的学生多数不能适应企业所需求的具有综合素质的人才。这就要求深化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培养企业所需的高素质人才,并积极创造条件,吸引海外人员归国创业。
篇6
到2007年第一、二季度,积累已久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凸现,特别是对中国国内股市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对中国汇率的失重预期以及外贸顺差等双重因素,导致了“流动性过剩”。其初始的“泄洪”渠道从投资房地产业转向主板A股市场。在这场被热炒的“流动性过剩”盛宴中,代表创新与可持续性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巨头企业们开始纷纷回归A股上市。
两年前于境外获得IPO的交通银行(601328)于5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全天报收于13.54元,涨幅71.39%,成交高达128.27亿元。同样首选境外IPO的中国移动等三大电信巨头企业也逐渐加快了回归A股的动作。
月内,中国移动等红筹公司的直接老板──国资委李荣融主任明确表示对“回归”意愿的政策支持,国资委相关准备工作已万事俱备,随时迎候上市“东风”。大幕已经拉开。
然而,即便在巨大流动性驱使下,即便在国家有关机构的政策扶持下,显得相对“过剩”的资本真能如愿进入最具有创新活力的高科技产业,并为之平添新的驱动力吗?笔者对此并不乐观。
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我国科技金融服务市场现状很不理想。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对科技投资的方式始终以科技贷款为主,股票市场融资、风险投资等其他投融资方式虽有所发展,但规模极为有限。目前主要存在着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单一,以及缺乏健全有效的政策性金融扶持机制等问题。因此,还亟需在“市场引导投资方向,政府改善政策环境,企业投资为主体,金融服务为手段”原则下,积极打造多层次的科技投资金融服务体系。
综观以美国NASDAQ为核心的多层次股票市场,可见我国“多层次”缺失之一斑。以美国多层次股票市场为例,其重心并不在交易所等拍卖型市场,而在以做市商制度为基本运行模式的OTC市场(即做市商市场)。OTC股票市场的全面发展和层次化,是一国股票市场发育成熟的标志。前一阶段NASDAQ在中国远程敲响开市钟时,就有为数不少的美国OTCBB做市商和粉单(Pink Sheets)企业在场。而中国的现状是严重匮乏区域型OTC市场。因此,要实现建设多层次股票市场的既定目标,关键在于对国内OTC股票市场的培育和扶植。
而有官家身份的目前的“二板”、“三板”还都起不到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作用,“多层次”更不可能依靠深沪二市来建立。故此,三大电信巨头急吼吼地回国上市分享“流动性过剩”饕餮盛宴虽无可厚非,但对整个高科技产业而言,不啻于又一次的“高挂羊头卖着鲜美狗肉”的差使罢。
实践证明,我国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多层次资本市场虽已初立了名义上的框架,但如若遭遇其他市场的竞争几乎是一触即溃的。
由于缺乏有效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或完善的高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当境外资本市场将触角伸进中国,尤其是2007年年初,以NASDAQ为代表的美股积极东进以来,在经营上达到一定规模并具有长足成长性的企业纷纷琵琶别抱,转向他投。以中关村科技园区的高科技企业为例,远赴海外上市已成为其同时实现资本化与国际化目标双重梦想的“一站式跳板”。4月底,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戴卫透露,中关村已有38家企业选择海外证券市场上市。 这38家企业中有19家到香港上市,融资近100亿元港币;更有17家企业选择了纽约证交所、美国证交所和NASDAQ等3大美国证券市场,融资额达到15亿美元。在这些选择“外嫁”的高科技企业中,既包括联想这样的超大型企业,也不乏依靠自主创新技术赢得资本市场青睐的成长型公司。
不言而喻,“靓女外嫁”,对促进中关村技术、制度创新,实现规模化快速扩张能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但仍折射出有效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或完善的高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的建立已迫在眉睫。
篇7
关键词:科技金融;风险救助;高新技术产业;技术研发
基金项目:2016年广东省科技厅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专题项目:“科技金融政策推动产业发展绩效评价及创新研究”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6ZC0240)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2月21日
一、科技金融的概念及特征
现有研究认为,科技金融有广义和狭义两层含义。广义上的含义揭示了科技发展与金融活动的相互促进关系,它从宏观上阐述了科技金融的本质。它认为,科技金融作为一种“技术――经济范式”,是一个“科学技术资本化的过程”,即金融资本助长了现代科技转化为创造财富的工具;与此同时,金融资本“通过科学技术异质化的配置,获取高附加回报”。
狭义上的科技金融含义,强调了金融活动保障和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这层含义把科技金融视为知识经济背景下金融创新的结果。有研究认为,科技金融是“金融与科技融合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现代金融系统里的一部分,它“借助财政、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实现科技创新,实现科技资产财富化”。作为一个独立的金融子系统,它以系列化的金融工具、金融制度与金融服务,促进高新科技的研发以及成果转化。为了研究需要,大多数研究成果都是从狭义层面上来研究科技金融的,本文也不例外。
科技金融为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提供融资服务,是现代金融与高科技产业相结合的产物,是对传统金融的创新,它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它实现了科技与金融的紧密结合。科技金融实现了技术创新与金融服务的融合。高新科技产业往往伴随着高风险,其研发与孵化都需要一大笔资金,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尤其需要金融产业的大力支持。所以,科技产业与金融产业的融合主要表现为金融部门解决研发资金的需求问题。
(二)它以高新技术产业的需求为导向。目前,科技金融被视为是一种金融创新活动,是对传统金融活动的继承和发展,它的服务对象是当今的高新技术产业,而不是其他的实体经济部门,它以高新产业的融资需求为导向,提供金融服务。
(三)科技金融提供综合。与传统金融机构相比,科技金融的服务除了直接、间接融资方式外,作为产业金融的一种形式,它能根据高新科技研发的特征、技术生命周期和产业集群来提供综合化的金融服务,从而推动技术的不断革新。
二、科技金融风险法律分类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认为商业银行的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三种。由于科技金融产业是高科技产业与金融产业相融合的结果,它既有传统金融活动的信用风险,也有高科技创新的不确定性风险。此外,它还有管理系统中的L险以及法律环节的风险。
(一)信用风险。也称为违约风险,是合约的一方未能履约而给另一方造成的损失。在传统金融业务中,信用风险是银行最主要的风险。债务人遇到经济不景气或者价格波动等原因不能按期偿还本息,不能履行债务而产生的风险。科技型中小企业对研发的资金需求量大,抗市场风险的力量弱,这些都增加了银行发放贷款中的风险。
(二)科技风险。科技风险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技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研发创新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它受到实验条件、研发人员素质、资金支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研发能否取得成果,不能排除各种意外情况,成果能否转化成规模效益等,也是不确定的。
(三)操作管理风险。从企业管理的角度看,高新技术产业具有专业性强、国际竞争力大、发展速度快等特点,而这些企业中小规模企业较多,它们管理机制不完善,组织结构单一,产品市场波动性大,这些特点带来了管理上的困难,容易造成管理过程中的人为因素风险。
(四)法律风险。法律风险是指金融机构与高新技术企业的合作协议如果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或部分条款在法律上不具备实施条件,或者在现有的法律体系内与此相关的纠纷解决机制还不完善,因而造成经济损失的可能性。
三、国外科技金融运行法律模式
(一)市场主导型模式。这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美国的金融体系以资本市场为主,其科技金融产业在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市场的双重主导下,整合了科技产业、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等多个机制。
1、在立法上,美国有完善的法律制度。为了给中小企业的发展营造健全的法律环境,美国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如《中小企业法》、《中小企业投资法》、《小企业创新发展法》等。此外,美国政府还成立了中小企业管理局,在相关法律框架下,履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职能。
2、在财政税收上,美国采取优惠措施,激励企业开展尖端研发。美国根据《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经济复兴税法》给予创业投资以低税率优惠,对设备折旧给予减税优惠政策;根据《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中小企业的科研开发还可以获得政府财政补贴等。
(二)银行主导型模式。与美国相比较,日本、德国等国家的资本市场不够完善,风险投资行业也不够发达,它们属于银行主导型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银行在科技金融产业中起到关键作用,银行是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间接融资是主要的融资方式。例如,日本采取一系列政策,推动科技园区内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建立研发孵化基地,同时利用其发达的商业银行体系,构建以银行为主导的科技金融发展模式。德国依照《反对限制竞争法》,鼓励科技创新企业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德国政府设立专项基金,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财政支持。
(三)政府主导型模式。这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模式,它尤其适用于科技金融产业发展的起步阶段。像中国、印度等这些国家,高新技术市场的早期具有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研发阶段的前期投入很大。这种模式要求政府在科技金融产业的资源配置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政府直接参与高新技术企业研发的全过程,通过设立种子基金或者风险投资基金,向科技型企业注入大量资金,为创业期的科技企业提供及时的融资服务。
四、国外金融风险救助的法律实践
金融救助要求相关机构在危机可能发生或正在发生时,及时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防范或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秩序并降低损失,恢复市场信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认为金融服务也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的性质。
(一)救助主体。金融风险与防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众多的救助主体,既包括金融机构的自救,也包括它救。在大多数情况下,金融救助是由政府、保险机构、监管机构等部门来完成的。
1、金融机构自救。金融机构加强风险防范,表现为对风险的管理与控制。在国际上,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颁布的《银行内部控制系统的框架》,规定了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风险识别与评估、控制措施、监管活动等方面,在2004年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提出了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这些都构成了金融机构加强风险方案的指导原则。
2、行业协会救助。在金融市场较为发达的国家,各类商业银行都有它的行业协会,行业协会作为自律性组织,可以发挥监管与协调作用,很多协会内部还具有存款保险机构,对风险预警与防范起到了重要作用。
3、政府实施救助。当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利用它的政治资源对金融危机中的银行加以援助。由于政府是以国家信用作为前提条件的,所以政府救助能迅速稳定金融市场秩序,安定人心。在金融救助的早期,国际上奉行的“大则不倒”原则,从某些方面就反映出政府对关键金融机构的保护,而不是任凭它在危机中倒下去。
4、保险理赔救助。保险是一种风险预防和分散措施。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业务过程中承担了风险,根据存款保险制度,它可以按照再保险的形式,向存款保险机构投保,以分散风险、减少损失。因此,存款保险机构在危机发生后可以进行保险救助。
(二)救助措施
1、央行救助制度。在金融体系中,中央银行行使国家赋予其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金融监管职能,对金融市场和经济运行加强宏观调控,我国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在金融救助过程中,央行以最后贷款人的身份,利用存款准备率可以调节货币流量,进而影响金融市场。在某些国家,例如英国,它的中央银行在特定环境下甚至可以接管问题严重的商业银行。另外,在救助过程中,中央银行还可以提供信息、人员、技术上的支持。
2、存款保险机构救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金融保障制度,它以存款机构作为投保人,当发生保险范围内的事项时,存款保险机构就可以向存款人提供直接赔付,从而保护存款人利益。例如,日本在《小企业贷款保险法》的指导精神,制定了小企业信用保险制度。
3、政府财政救助制度。政府财政援助是最直接的救助形式。财政政策是政府调节经济运行的宏观手段,它有方式直接、见效快的特点。政府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高新技术产业运行的需要,在金融风险发生后,直接提供公共资金援助。
五、国际经验对我国科技金融风险防范的借鉴
为了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我国于1993年颁布了《科学技术进步法》。根据中国产业调研网2015年市场调研的报告,目前我国区域科技金融发展势头良好,杭州、苏州、深圳、武汉等主要城市已建立起区域性的科技金融服务平台,也出现了具有区域经济特色的发展模式。例如,苏州市借鉴以色列的科技金融发展模式,开创了独特的“苏州模式”,就具有代表性。它以银行为中心,以政府的产业政策为基础,整合了投机构、保险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科技金融中介机构的服务,为科技企业提供综合化、专业化的金融服务。但是,我国金融产业发展相对较迟,且还仅仅局限于少数几个大城市,辐射能力有限,范围相对较窄,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金融产业比较,国内科技金融在融资规模、对科技的促进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为了促进我国科技金融产业的发展,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一)政府加强引导政策。政府可以通过宏观政策支持、引导科技创新活动。各级政府可以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引导作用,通过设立专项研发资金,对高新技术产业加以扶持;成立银行贷款风险补偿基金,补偿银行的借贷损失,降低银行的风险。政府还可以采用税收政策,降低投资所得税率、税收减免等,减少科技投入的成本,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从事研发投入。美国根据《经济增长和税款减免的和解法案》、《创造就业机会和帮助工人法案》,降低高技术企业的税赋成本,这值得借鉴。
(二)规范相关法律制度。为了促进我国科技金融产业的发展,要从立法上健全法律制度,完善科技金融的规章制度,行业协会要有效监督,优化政府、科技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源配置,为科技金融产业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我国可以在《担保法》、《公司法》等法律中,增加关于高科技企业创新金融的内容。
(三)提升银行金融创新水平。目前,我国科技部出台了《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规定》,银监会也了《支持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政策性金融政策实施细则》等,以促进我国的金融创新,但是它们只是行政部门的规章制度,而不是立法体系。目前,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水平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商业银行除了传统的存、贷款业务,要加大金融创新的力度,大力拓展中间业务,加强金融产品创新,研发出更多的金融衍生产品,为产业经济服务。
(四)完善监管,防范风险。美国在2012年制定了对金融科技加强监管的《创业企业融资法案》,而我国尚未制定相关法律。技术创新、金融创新都是高风险性的活动,需要面对研发环节、金融市场上的诸多风险,科技型中小企业要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管理效率,在事前能及时识别风险,把损失减到最低程度,促进资金快速周转,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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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 高科技产业集群 持续创新能力 对策
在中国高新区产业的发展中,福建省作为沿海开放较早的省份,确立了发展高科技产业为目标的外向型经济,厦门和福州拥有两个国家级的高新区产业集群都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高新区热”的时期建立起来的,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就持续创新而言也面临巨大的挑战。
1 福建省高科技产业集群在持续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1 福建省高科技产业集群持续创新发展能力尚可,但持续创新投入与产出规模偏低,发展瓶颈依然存在
福州与厦门高新区产业集群近五年的持续创新发展能力分别位于二、三位仅次于青岛高新区产业集群,说明福建省两个高新区产业集群在持续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增长能力是比较强的,这与福建省近年来加大了对高新区产业集群R&D资金及R&D人员的投入不无关系。但我们也看到福建省高新区发展尚存在不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和办法》规定高科技企业R&D应占本企业销售收入的5%以上,但从现有的数据来看,厦门与福州两个高新区产业集群近五年中没有一年达到这一标准。由此可见,尽管福建省高新区产业集群持续创新投入和产出能力的增长很快,但规模偏小,著名企业不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和制约了福建省高新区产业集群持续创新能力。
1.2 制度与文化创新的“缺失”是制约福建省高科技产业集群持续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
从总体上看,福建省高新区产业集群制度创新相对滞后,政府制度和政策导向供给能力乏力,主要表现为在引导企业(产业)、中介机构、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实现持续创新上力度没有到位;集群相对一部分企业(产业)长期处于“长不大,死不了”的困境中,企业之间的创新与交易成本太高,风险投资尚未成熟,对集群内高科技产业的扶持能力有限;中小企业发展环境有待于进一步改善,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不足,不利于中小企业的成长;中介机构尚不能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粘结功能,高校和科研机构在总体上尚未真正成为高新区产业集群的主要创新源,科技与经济相脱节的现象依然严重存在。
文化创新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企业家创新精神方面,在企业风险投资难以获得,贷款无门的情况下如何组织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在引进人才需要大量资金而内部人才又在不断流失的两难境地中,企业家应如何合理利用并激发人才的创新潜能。
1.3 福建省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创新加速度”有待提高
创新加速度是持续创新能力随时间的增量,持续创新发展能力与持续创新投入能力、持续创新产出能力、集聚效应支持持续创新能力、科技环境支持持续创新能力等五种能力一起构成了高新区产业集群持续创新能力,因此,创新发展能力与创新加速度的关系是个别与整体的关系。福建省两个高新区产业集群虽然表现出较高的持续创新发展能力,但因整体规模和制度与文化等因素致使持续创新能力并不强,因而创新加速度不高。
2 提高福建省高科技产业集群持续创新能力的对策研究
2.1 构筑核心人才聚集的高地,完善高层次的支撑体系
智力群体积聚机制的重要功能就是促进高科技人才在空间上形成相对的集聚,从而起到示范作用和巨大的向心力进而吸引更多的优秀高科技人才。但从目前福建省高科技产业集群智力群体积聚机制运行的效果来看欠佳,建立行之有效的人才流动机制留住人才,发挥人才的巨大潜力对福建省高科技产业集群的持续创新至关重要。首先要构筑“技术桥梁人物”的人才高地。福建高科技产业集群要增强持续创新能力,就必须构筑创新的人才高地,大力推进创新人才的梯队建设,为集群的创新奠定智力基础。其次要完善高层次人才支撑体系。福建高科技产业集群从自身实际和优势出发制订相应的人才支撑体系是非常重要的,而仅仅靠企业单一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政府通过为高科技产业集群指定优惠的人才政策;建立相关认识纠纷仲裁制度的规范,通过法律途径合理解决人才与各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纠纷,保护人才的合法权益;制订人才的奖励、补贴及其项目的相关政策,提供相应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完善人才的记录机制等方式为集群高层次人才支撑体系的建立提供指导。
2.2 通过项目带动战略激发原始性创新团簇,形成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创新源头
从目前福建省高科技产业集群创新团簇的产生机制来看,渐进性创新团簇占有绝对的比例,如在马尾高新区产业集群相当多的台资企业将台湾先进的技术或生产线带到福建来投资建厂,以此为核心开展渐进、后续的创新,形成渐进性的创新团簇。今后要加强原始性创新团簇的产生机制是高科技产业集群持续创新的重中之重。福建省政府与时俱进地提出了项目带动战略的方针,从而带动项目的生成,带动人才的聚集,带动创新活动的开展,带动投资环节的改善。首先,从项目的生成入手,为创新提供内动力。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必须具体化到项目的生成上,全面开放持续不断的项目源,是集群持续创新的重要保障。在项目的生成上,同样必须注重创新,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通过不断创新推动工作、拓展空间。其次,通过项目的合理组合,使得项目产生创新团簇。原始性创新团簇的产生不是单个项目的结果,而是众多相关项目的合理组合与协调。
2.3 建立融资与风险投资综合体系,为产业集群的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风险投资机制的主要作用是促进科研成果商品化,培育和催化创新型高科技企业成长,解决高科技产业化中资金瓶颈问题。但由于福建高科技产业集群内目前还没有有效的风险资金退出的“二板市场”,因而有效的风险投资机制尚未建立,集群中并没有风险投资机构进入,难以扶持缺乏资金的优秀项目和创业者,对大型高科技创新项目更是无能为力。为建立和完善福建省高科技产业集群的风险投资机制,必须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完善风险投资的形式。以集群内风险投资公司为主体,鼓励银行、保险公司、企业集团向风险投资公司参股,允许一些基础较好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风险投资公司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充分调动各方面可以利用的资源,使风险投资的资本市场活跃起来。目前,福建省已成为在金融上对外开放的城市,尤其是福建高科技产业集群毗邻台湾,可以鼓励台资等境外投融资基金的方式参与风险投资,带动多元化资金筹集,建立以国家银行、企业及台湾民间基金为支持的风险投资基金,为科研机构或企业在研制、投产和形成支柱产业的各个时期提供不同形式的资金扶持。
二是建立规范的退出机制。风险投资过程使一个风险资本的筹措到风险资本的回收过程,因而有必要建立一个全省集中管理统一监管规范运作的第二板块市场,为风险资本提供多层次的上市与退出投资渠道。但由于目前国内金融条件的限制,要想在福建建立一个独立的第二板块市场,各个方面的时机还尚未成熟,那么,目前所要做的就是为第二板块市场的建立创造条件,完善证券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解决法人股市场的流通问题,在此基础上建立第二板块市场。
三是完善风险投资相关环节的建设。其一建立激励创造及创新精神成长和弘扬的制度环境,规范风险投资市场体系中的中介服务机构,提高服务质量和信誉,减少投资的风险;其二政府要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引导社会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并且尽快建立健全有关风险投资的法律法规体系;其三要积极培养一批高素质的职业风险投资家队伍,使风险投资家既具有一定的科学生产背景,又有一定金融管理知识,从而保证风险投资成功率的提高。
2.4 完善创新生态系统的运行环境,实现创新生态系统的功能
高科技产业集群创新生态系统是指由不同功能、不同边界的经济实体组成,包括创新生产者――高校、研究所和技术开发型企业;创新消费者――技术引进型企业、技术吸收型产业、技术市场;创新分解者――服务型产业、产品市场。完善的高新区产业集群创新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是解决高持续创新发展能力与低创新加速度矛盾性的关键。
首先要整合高校研究所与技术开发型企业的资源,加强创新生产者与创新消费者之间的对话。任何个体的创新资源与能力都是有限的,要通过创新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将高校研究所与企业连接起来,实现双方的联动,整合各自的优势资源形成创新的生态“群落”。
其次要完善信息服务体系,加强创新消费者与创新分解之间的信息沟通。科技信息中介服务机构是为了使信息能够快速、直接地到达目的地而为双方提供的信息服务,目的是减少创新元素回流的环节。一是要由政府牵头建立科技信息服务中心,其实行企业在市场经济中运行机制,为需求双方提供信息咨询服务;二是建立信息咨询的收费标准,杜绝一切乱收咨费的不合理现象;三是要培养和培训一批从事信息咨询服务的高素质专业人才,并逐步尝试在高校开设此专业。
最后是建立生态系统的补偿机制,明确各个创新主体的权力、责任和义务。通过组建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提高网络组织化程度,避免本地网络内企业间低价倾销的无序行为和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在福建省高科技产业集群内部建立质量测试中心、统一质量标准、统一价格机制以维护集群共同的利益;建立生态建设专项基金,要把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纳入到政府管理的范畴而一改过去的自发建设,并且还要增开生态补偿税,以便有效地合理利用集群内的各种资源,杜绝一些不合理的企业行为;按照谁破坏谁赔偿,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明确补偿的主体、客体,颁布相关政策及法规明确补偿的标准、办法,同时落实补偿的资金并且通过法律手段强制执行。
2.5 形成良好的产业集聚效应,吸引更多配套产业的加盟
福建省大多高科技产业集群是通过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以及劳动力价格优势来吸引产业形成空间的聚集,有的产业是地方政府直接投资创办的,产业既不同类型,更无关联度,所以产业的离散性大,集聚效应也低,没有形成以龙头企业为主的产业群,集群内小产业没有起到协作配套作用,整体规模、水平、档次还不高,持续创新能力不强。要做大、做强福建高科技产业集群,应该建立相互依存的产业体系,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要确定产业集群的发展目标。福建省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发展目标是以高科技产业的持续创新来推动区域科技、经济、社会文化的协同发展。确定各自产业集群发展目标有利于形成产业集群的优势与特色,从而为持续创新奠定产业的机构基础。例如厦门在电子信息、生物技术、海洋科技、石化工业等方面有自己的特色那么就应该重点发展以上产业,从而形成集群;福州在机械工业、电子通讯等方面也有自身的优势,因而应该重点发展,形成产业集群的发展目标。
二要凸显优势的产业布局。对新建区内的产业布局要坚持以分工协作、本地结网形成产业集群来安排项目,对新建区的企业明确以产业集群为导向,对于高新区已有的产业发展要重视相关产业的网络体系的建立,努力形成大中小企业密切配合、专业分工与协作完善的网络体系;另一方面,针对现在高新区内产业配套弱的现状,以大中型高新技术且也或企业集团为龙头,通过产业环节的分解或鼓励其母体公司内的科技人员和企业家分离出来自办公司,从而衍生出一批具有紧密分工与协作关系的关联企业,通过新公司衍生促进产业内部分工和建立相互依存的产业联系。尤其要积极为进入高新区的跨国企业提品配套与相关服务,以提高这些企业的当地根植性。
三要形成完整且配套的产业链。福建高科技产业集群由于开放较早形成了相对的外资优势,如在电子信息、机械、石化等产业上具有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因此,利用局部产业配套的优势和区域创新环境的优势对外招商,可以采取下游引上游,上游引中、下游,以配套优势促进产业链整体转移或链接的方式,营造完整而配套的产业链。
2.6 强化政策的引导作用,促进“两区合一”,做大、做强福建省高科技产业集群
福建省政府为发展高科技产业集群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福建省高新技术产业开放区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文件,为福建省高技术产业开放区的发展做出了相当的贡献,但具体落实到持续创新能力的提高上,政府还要花力气,下功夫来研究政策,使之更好地为高科技产业集群持续创新服务,并且核心放在“两区合一”上,使之产生两区协同发展的效应,做大、做强福建省高科技产业集群。两区协同发展是指福建省内高新区与经济技术开放区运营的要素之间形成一种对接,相互补充,使两区产生合作共荣的关系,通过进行“合署办公”,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管理体制;实行“一次通关、一次审单、一次检查放行”的通关模式;按照“资源公用,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思路统筹开发建设;以“股份制”将两区的管理机构进行改组等方式合建两区,整合两区发展创新要素,实现两区持续创新能力的有效提高。
参考文献
[1] 马歇尔. 朱志泰译. 经济学原理[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 冯德连.王蕾.国外企业群落理论的演变与启示[J].财贸研究.2000(5).
篇9
[关键词] 创新 创新型城市 经济决策创新
如果说科技创新、经济创新、环境创新、制度创新是创新型城市的有机构成,相应的创新人才、创新主体、创新环境、创新制度是创新城市的基本要素的话,那么创新型城市又有哪些类型?其发展模式又如何选择?其城市经济决策又如何创新呢?本文就此作如下探讨。
一、 现代创新型城市建设的主要类型
根据现代城市建设中创新侧重的内容不同,创新型城市建设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文化与知识创新型城市建设
1. 文化创新型城市建设。如法国巴黎,这类城市的创新活动偏重于文化艺术的创新建设和品牌打造,通过文化艺术创新建设一个全新的城市。这类城市通常是一个时代的前沿城市,可能是首都或者是重要城市,其经济已高度繁荣发达,是国家的经济中心,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去进行文化创新。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是中国也是全世界最为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首都文化广场即天安门广场,它的最迷人之处就在于她深厚的文化底蕴。她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是现代化的开放型国际大都市。她是充满中华民族传统魅力和京城品位特色的文化历史名城。北京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高等学府,科技人才的数量之多、门类之全、密集度之高,不仅是中国之最,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北京是全国最大的科学技术研究基地,独立科研机构数量居全国第一。北京拥有异彩纷呈的文化艺术生活、门类众多的博物馆、亚洲最大的图书馆,一流的艺术表演团体,活跃的国际间文化交流,京剧、芭蕾舞、音乐会、杂技和传统民间表演艺术令人目不暇接,成功申办第29届奥运会又极大地为古都争光添彩,“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科技奥运”展现了北京的全新文化品牌魅力。
2.知识创新型城市建设。如美国波士顿是典型的知识主导的创新型城市。它通过创新培育出世界标准的理念和产品。该城市拥有74个高等教育机构,35座大学中包括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丰富的创新实践经验和深入人心的创新文化使波士顿的专业性胜过商业性。科研色彩重于生产色彩。波士顿结合自身特点和城市创新战略,制定了如下“波士顿析体系”:一是吸引知识型人才;二是把创新理念付诸实施,促使创业者把创业商业化;三是建立创新产业的网络;四是提高生活质量,使知识性产业乐于驻守本地;五是思考创新之路,通过相应的教育科研机构吸引智力资源为创业者提供完善的服务体系,促使其提出更新理念。
3.知识与科技“双核驱动”创新型城市建设。如美国纽约是依托世界金融中心支撑知识创新与科技创新“双核驱动”的创新型城市建设。作为最具金融创新能力的国际都市纽约,在伦敦金融城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中属于“领导型国际金融中心”,拥有完备的金融创新市场体系,其外汇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均在全球金融市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这就使得纽约一方面依托金融优势,大力发展金融、管理咨询等对人力资本及知识资本要求较高的服务业,通过知识创新不断提高产业附加值;另一方面,利用联邦资金开辟“高科技产业研究园”联合众多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的研究力最,大力发展高端科技产业。以此“双核驱动”纽约创新型城市建设发展。
(二)高科技产业文化与工业创新型城市建设
1.工业现代化创新型城市建设。如美国的堪萨斯、英国的哈德斯菲尔德,中国的东莞,它们不是中心城市,但也不是很偏僻,一般都位于大都市周边地区。这些城市可以充分利用大都市的人才、技术等优势,增加城市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城市某些工业领域在国内或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如我国的东莞已成为冉冉升起的国际制造名城,形成了以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食品饮料加工制造业、电力蒸汽热水生产和供应为支柱的现代化制造业体系。东莞有优良的配套齐全的产业结构,以IT业为例,世界上95%的IT产品都可以在这里配齐。所以,“东莞塞车,世界缺货”已成为誉满全球的“东莞制造”的最好注解。
2.高科技产业化创新型城市建设。如美国的硅谷是全世界最典型的高科技产业新城市。硅谷位于旧金山的圣克拉县,20世纪50年代初这里还是美国的农业加工中心之一,但是随着世界高科技园区一斯坦福科学院的诞生,高科技产业便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对硅谷创新型城市建设之成功经验的归纳很多,其中最为关键的有两条:一是具有始终致力于独特的“鼓励冒险、善待失败、紧密合作”的硅谷文化建设;二是具有强大的风险资本支撑着硅谷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形成、发展与壮大。硅谷是美国风险投资活动的中心,尤其是在硅谷的沙丘大道旁,汇集了风险投资的巨擘,可以说没有风险投资家、天使投资人、战略投资家和投资银行家的参考,就没有硅谷的成功。
3.科学城创新型城市建设。如韩国大田创建亚洲新硅谷的科学城创新型城市建设。韩国大田是一个土地贫脊、资源匮乏、面积不大的小城市。20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为了摆脱经济过分依赖加工型行业的状况,从根本上提高国家竞争力,在大田市开发建设大德科学城。在起步的头十几年,大德科学城一直处于低状态,直到韩国高等科学技术学院由首尔迁入大德科学城,才使之获得了强劲的发展动力。因该学院按市场需求和市场规划办学,迅速聚集人才和各种资金,科研成果直接面向创业企业,形成教育科研、产业自然紧密连接互动共生的运行机制。使得大德科学城在短短的10年时间里迅速崛起,成为大田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创造了大田科学城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如下传奇:“一所成功的大学形成了一座科学城,一座成功的科学城又推动了相关产业和相关区域的经济发展。这就是大德科学城与大田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成功所在。
(三)创意产业与现代化服务业的“双轮驱动”创新型城市建设
1.现代服务业创新型城市建设是指通过不断创新性的服务来满足众多的各种高端的个性化、差异化服务的需求,特别是政府致力于满足市民日常的交通、购物、娱乐、休闲、安全、教育等需求,保障市民知与言的权利。这类城市第三产业十分发达,社会综合服务能力较强,尤其是政府服务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较高,比如德国的柏林和日本的东京。又如中国的“一日之城”博鳌,是专为“博鳌亚洲论坛”提供专项国际会议服务。
2.创意产业与金融服务业“双轮驱动”式创新型城市发展。例如英国伦敦,伦敦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世界城市体系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具备建设创新型城市的若干有利条件:一是伦敦具有强大的研究创新实力,它既是全球学术中心,也是世界重要的技术中心。伦敦拥有40所大学,近55所教育机构和9个科技研究组织,同时还有大量的思想库和科研院所,英国近三分之一的高等院所和科研机构集中在伦敦;二是伦敦城区拥有世界最悠久、最成功的金融和商业企业群;三是伦敦还拥有世界上享有盛誉的生命科学、生物医药等方面的研究机构、艺术与设计、媒体、软件等创意产业。近年来,伦敦的创意产业飞速发展,其创意产业每年为伦敦带来近210亿英镑的产值以及40万个就业岗位,仅排在金融服务业之后,成为带动伦敦市城市竞争力的第二大支柱产业,并借助其实现了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作为历史悠久的世界金融中心,金融服务业历来是伦敦的支柱产业,在伦敦金融城全球金融中心排位中位居第一。
3.以创意产业提升传统制造业城市创新力的创新型城市建设。新加坡就是典型范例。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传统的制造业中心,但随着全球产业的梯度转移,其不再具备作为制造业基地的竞争力。为此,新加坡适时提出以知识经济为基础,大力发展创意产业。通过《创意产业发展策略》,以三个重心“文艺复兴城市2.0”、“设计新加坡”、“媒体2.1”来发展新加坡的创意产业,通过创意产业建设创新型城市。目前,新加坡已经成为亚洲创意枢纽,城市创新能力大提升,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的《2008年世界竞争力报告》,新加坡在竞争力排名中站稳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四)科技创新型城市建设
这如韩国的科技城市大田,美国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芬兰的赫尔辛基、加拿大的渥太华等,是世界城市发展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脱颖而出的新城市形态,其在适应知识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提升当代先进科技生产的基础上,推动与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协调发展。该类城市一般拥有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具有雄厚的科技实力,拥有较强的创新能力与明显的产业优势。如中国新诞生的科技创富之城深圳,20年新创造的经济奇迹,吸引人才,科技为先,开创出了“中国气派”。再如生态之城的珠海,筑巢才能引凤凰,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突显科技创新新海岸。这典型的具体类型有二:
一是施政力举的科技创新型城市建设:赫尔辛基是典型的科技创新型城市,它通过在工业、制造业方面的创新投入,促使产业不断创新、发展,带动经济增长。为此,赫尔辛基实施了四大举政策略:其一,提高研究和专业知识的国际化水平,要求通过高校和地方的共同努力,把赫尔辛基建设成教育和研究的国际性区域,其二,增强专门知识技术的聚集,创造共同发展平台,使赫尔辛基的公司、研究所和投资者们可以共享关于新技术和服务的信息。其三,改革和创新公共服务,发展筹资和运作模式,以促进创新活动,培育良好的创新性组织文化氛围,努力形成一种使用者、生产者与研究计划紧密结合的模式。其四,支持创新活动。通过政府和合作企业的支持,使获得准备资金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携手合作,确保高水平的创新。
二是政策导向的高科技创新型城市建设。这以日本东京市为典型代表。东京从2000年起,根据《促进基础技术开发税制》,以高新技术企业采取减免税收政策,免征计算机物产税、固定资产税,购置电子设备减缴7%的所得税,并允许当年计提30%的特别折旧;对信息产业增加25%科研税务贷款,设立软件研发免税储备金、意外损失储备金制度,免征技术开发资产税7%;建立了振兴地方技术的特别贷款制度,高新技术企业可使用低息长期贷款,贷款年限可长达25年,利息优惠10%;东京还专门成立了小企业金融公库,对高技术小企业发放年息仅2.7%的特别贷款。此外,政府在选择支持项目时,有严格的选审标准,并倾向于日本原来薄弱的基础性原创领域;国家资助高校研究者“共同”开发的成果,个人可得专利收入的50%~80%;政府还鼓励产业界与高校建立“共同研究中心”,由科技厅专款补贴。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使得东京供高科技小企业的OIC股票交易市场发展势头较好,交易量和影响力不断扩大,为众多高科技小企业迅速扩张提供了资金支持。
二、不同创新型城市经济决策创新
上述各有不同侧重内容类别创新型城市发展模式选择及其经济发展特色和运行规律既有他们的普遍统一性,又有他们各自特有的差异性,是其共同性和特殊性的高度有机统一的运行发展过程,进而有效推进其创新型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决策创新也是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统一。所谓决策是指人们为了达到或实现某一目标,有占有一定资金、信息和科学及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客观条件,借助一定方法,从提供的若干个备选进行方案中,选择一个合理满意切实可行的方案而进行的分析、判断和抉择的过程,包括发现问题、选择目标、收集信息、制定方案、评估选择方案、做出决断、组织实施、掌握信息及反馈等活动。它具有智能性、目标性、预测性、选择性、时变性、社会性、实践性等特征。所谓经济决策是指经济活动主体为达到一定目标而对若干种可供采用的方案进行选择和决策的过程。经济决策的目的是制定的执行计划,用行政的、法律的和经济的手段,引导经济活动,调控经济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促使企业效益提高和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健康发展。经济决策的正确与否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一个城市和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与所有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体戚相关。因此,上述不同类别的创新型城市建设相应地给我们提出了其城市经济决策创新,下面我们主要从不同类别创新型城市发展模式、有效途径和方法对策经济决策创新做如下近探讨。
(一)经济决策创新视角下创新型城市发展模式选择
根据已有文献的研究,创新型城市不同发展模式的选择是历史、政治、经济、制度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此消彼涨或彼消此涨或多种整合力促推或制约选择的结果。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现代城市经济决策创新的视角》不同类型的创新型城市建设及其城市经济发展都无不主要受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的制约和影响。从政府和市场的不同组合来看,创新型城市的建设可根据自身类型的特点和发展要求做出如下三种模式的不同综合性选择。
1.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选择。政府制定明确的创新型城市发展战略,制定和颁布促进相关类型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政策措施,不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推动国际、国内的创新资源要素向该类城市集中,支持和鼓励其创新主体之间形成互动和网络关系,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文化氛围,引导全社会参与与该类型创新型城市建设。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主要依赖自上而下的力量,发展中国家一般采用此类模式。
2.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所谓市场主导型的创新型城市发展模式,是在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的条件下,围绕营造城市发展的创新环境,间接引导创新要素和产业要素向城市集中,创新主体在各自的利益需求和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为寻求技术上的突破和科技创新,自发地在城市地区形成产业创新集群和有利于区域创新的环境,该模式主要依靠自下而上的产业集群、企业集聚及市场竞争优势的力量,先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一般采取此种发展模式。
3.混合聚优型发展模式选择。该模式是介于上述两种发展模式之间的又集其二者之优的综合发展模式,即指在创新型城市建设中同时整合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事实上,创新型城市建设与发展不仅需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推动创新要素向城市集聚与流动,还需要利用政府的推动力促进其设施的完善,特别是增强对城市科技和知识竞争力的基础投入。城市作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统一体,其创新发展需要市场与政府、自发性和目标性等综合力量的推进。
世界历史实践表明,先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越来越重视有目的的城市规划的制定,以引导城市的发展方向,说明政府导向的城市发展因素在不断增加:同时,政府导向比较强的发展中国家则越来越重视城市发展中的导向的因素,以克服政府主导的弊端。因此,长远目标意义的创新型城市的建设及其经济发展将逐步趋向混合聚优型发展模式,采取自上下而和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聚优运行规律。
(二)立足于不同类别创新型城市经济决策创新的五个着力点
国外创新型城市建设实践表明,实施创新型城市战略是全社会参与、全方位覆盖、全过程联动的城市整体经济创新,反映了创新型城市经济创新力从萌发、活跃到逐渐成熟的一个循环渐进的发展过程,而培育和激发城市创新型经济则需要一系列多层次、多类别的经济决策方法和创新的关键着力点和有效措施。
1.其经济决策创新要着力于其科学定位,立足区域资源特点,制定创新发展战略规划。创新型发展战略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制定全面的战略规划,其前提条件是必须对城市资源进行必要的考察分析,并对城市创新的阶段性特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准确的判断。如新加坡国土面积狭小,资源缺乏。而新加坡政府将城市定位为“新亚洲创意中心”,并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城市现阶段情况的战略、政策和长远规划,大力发展低资源消耗的创意产业,使城市从制造业的衰退中重新焕发了生机。
2.其经济决策创新要着力于营造有利于企业创新的城市文化体系。国际经验表明,创新型城市要想实现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待续性创新活动,就应该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特别是关注中小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和扶持。这就需要营造整个社会的创新环境,特别是应该发挥创新文化的积极作用。如美国硅谷、韩国大田之所以能形成区位优势,是与其崇尚竞争、容忍失败、敢闯敢试的社会文化密不可分。
3.其经济决策创新要着力于提升城市原始创新力的产业集群整合力。国外建设创新型城市的一个重要经验表明,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城市应该实现从以模仿创新为主到以原始创新为主的战略性转变。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种以创新特征为产业集群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对提升城市竞争力产生了重要影响。如韩国的IT产业集群、英国伦敦的新媒体产业集群、美国纽约的金融产业集群都对整个城市原始创新能力、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篇10
金融创新推进产业城市转型升级
记 者:目前全国各地都在追求有质量的经济增长,请您谈谈佛山的做法。
郭家新:我们先看几组数据―2015年前3季度,佛山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771亿元,同比增长8.3%,增速排在珠三角第4位,比全省平均水平高0.4个百分点。其中,先进制造业总产值4846亿元,同比增长13.2%;高技术制造业总产值937亿元,同比增长10.6%,体现出了佛山经济总体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势头。佛山的发展之根是实体经济,要有质量的经济增长就要有科技创新,而金融是支持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的“血液”。之所以佛山能在逆境中率先实现突围,经济和金融均保持稳定与发展,是因为佛山借助金融创新的优势推进产业转型、城市升级和环境再造,助力城市转型升级。
记 者:这真是一份来之不易的成绩单,真实的数据让我们看到了金融改革创新创造的新动能。
郭家新:是的。作为早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已经位居国内前列的佛山,在国际、国内经济面临诸多不利因素的情况下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这与全市金融系统的鼎力支持密不可分。在佛山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方面,市金融局配合人民银行佛山市中心支行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用心做好上层设计,加强信贷投向的引导;二是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营造良好的转型升级金融环境;三是鼓励金融创新,提升金融服务转型升级的效率。再看几组数据:2015年1―10月,经过5次降准,释放了佛山法人金融机构资金102亿元;10月末,人行佛山中支向金融机构发放支小再贷款的余额为10亿元;截至9月末,佛山市银行业各项贷款余额8024亿元,比年初增加了415亿元,存贷比由2013年末的62.5%提升到68.9%。
敢饮头啖汤,敢为天下先
记 者:中国社科院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显示,近年来,佛山在全国大中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中始终稳居在第10名左右。为什么权威机构、社会各界会对佛山青睐有加?
郭家新:其实,佛山既不是经济特区,又不是省会城市或计划单列市,也不是自贸区、国家新区,在指标争取、政策支持等方面都明显处于不利位置。但我们有一样,这就是“敢饮头啖汤,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以及“脚踏实地、不畏艰辛”的实干精神,而在金融领域尤其如此。
记 者:在您看来,佛山推动金融改革创新跟别的地方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郭家新:政策引领方面,佛山市政府在全省率先出台了《关于促进金融科技产业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佛山市债券融资扶持暂行办法》等政策措施;金融平台方面,我们于2007年设立的广东金融高新区高居广东金融强省战略七大基础性平台之首,并设立了佛山民间金融街、广东股权交易中心等新型平台;金融产品方面,欧浦“网上贷”成为全省首个可以在全国开展小额贷款业务的金融产品;金融业务方面,我们的区域集优债、“政银保”更是在全国首开先河。佛山市南海区是广东省金融科技产业创新融合试验区,也是首个国家级知识产权投融资试验区,2015年9月末,佛山市知识产权融资额为3.02亿元,同比增长48.43%,有力支持了佛山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
实干闯未来,直面问题和挑战
记 者:强调:要把“三严三实”要求贯彻改革全过程,理解改革要实,谋划改革要实,落实改革也要实,既当改革的促进派,又当改革的实干家。佛山在利用金融手段助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是如何以“实干闯未来”的精神和姿态,直面问题和挑战的?
郭家新:在广东省政府的支持下,佛山市与省金融办、一行三局(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广东银监局、广东证监局、广东保监局)正在共同建设广东“互联网+”众创金融示范区,着力打造“互联网+”众创、众扶、众包、众筹综合金融服务体系,启动广东众创金融街、互联网+应收账款交易平台、全省非公开股权融资试点等平台,引进深圳创新投资集团合作设立100亿元规模的创新创业产业引导基金、与广东-诺丁汉高级金融研究院共建互联网金融培训中心、与中国银联等单位共建互联网征信研究院等重点项目。知识产权融资、科技支行、融资租赁、股权投资基金等,也都是我们下阶段工作的重点。除此以外,我们还需要在征信体系、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等方面下足工夫,围绕金融科技产业融合的工作思路,围绕科技型企业的不同生命周期,进一步拓宽企业的投融资渠道,健全金融风险分担机制,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
【记者手记】
产业聚人 环境悦人 城市留人
结束采访时,记者再次向郭家新局长问了同一个问题:“佛山推动金融改革创新跟其他地方相比还有什么不一样?”简短的回答意味长远:“我们这里没有‘鬼城’和‘空城’。”
的确,在广佛经济圈核心区南海千灯湖畔,有一颗金融新星正冉冉升起,它就是广东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短短几年,这块规划面积18平方公里的土地成功引进了200多家国内外金融机构及知名企业落户,吸引了近2万名中高端人才前来创业就业,总人口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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