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根本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商品经济的根本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历史上任何一种商品经济，都是所有制性质一般和商品生产、交换方式一般的统一。反之，客观存在的每种商品经济，又都是一种具体的商品经济，即是一定的所有制性质和商品生产、交换方式的统一。所以，作为对特定社会阶段商品经济的研究，都必须侧重于本阶段中商品经济具体特性的分析。认识中国现实中的商品经济，也一定要如实地反映它的现状属性。中国现实中的商品经济，在总体上应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这个范畴区别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更不能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混为一谈。因为，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除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些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外，还有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存在。仅以这一点说，就既有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又有非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把现实中的商品经济，统称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显然是不恰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商品经济形式的统一概括，又意味了这多种商品经济形式间的对立和斗争。以现实来说，这种斗争是很复杂而激烈的。种种非公有制商品经济形式，虽然程度不同地都具有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一面，但另一面却都不断地形成着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侵蚀和瓦解。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本身，多种经济形式间的竞争也是很厉害的。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总是处在这种不断的斗争和竞争中，又是在同各种商品经济形式彼此结合、相互渗透中实现的。表现在经济管理上，就是要兼顾公有制商品经济形式和非公有制商品经济形式这两个方面，并且通过这两方面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转化，实现对二者比重关系的把握和全社会经济发展趋向的调节。所以，作为商品经济理论研究，就必须如实地反映这种现状，并且提出相应的对策。然而过去的研究则不是这样看问题的。人们通常的看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里暂且不谈第二个等式能否成立，只就第一个等式说，它分明是对上述商品经济社会结构作了抹煞。其结果，不仅造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概念本身的不准确，而且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各种商品经济相互渗透、相互斗争的研究，在实践中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简言之，过去商品经济理论研究上的一大缺陷，是它脱离开现实中商品经济的复杂结构状态，孤立地研究所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因此，作为对这一缺陷的补正，就是要回到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中商品经济总体状态的研究上来。在范畴上说，就要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这个大概念，明确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及其各自形式的区别。从而，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多种商品经济形式间的相互作用、渗透关系，并坚持在这种作用和渗透中，认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促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换句话说，我们就是要从只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纯粹形式，转变到对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商品经济形式结构中的社会它义商品经济和它的发展的如实研究。

(二)

过去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研究的第二个缺陷，是它忽视了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作为发展过程的研究。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样是一个发展过程。它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属性有两种:第一是公有制经济;第二是采取商品生产和交换方式进行运行的经济。叮是，公有制有低级形式和高级形式的不同，可理解为由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的过程;商品生产、交换方式也有不发达状态(小商品阶段)和发达状态之别，又可看作是由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的转变过程。所以，不能认为只要是公有制的商品经济，就是一样货色或一种状态;而必须懂得: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除了都具有作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一般性外，还分别具有着它作为本阶段发展状态的特殊性。因此，以经济理论研究说，不’司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都必须具有其相应的具体范畴和研究重点。既然如此，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出发，笔者以为有必要对以一「几二个研究对象作范畴上的区分:

(1)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它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切阶段、状态的总括;

(2)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即是现实中尚处在不发达状态的公有制商品经济;

(3)真正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就是通过长期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实现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成熟状态。

如果说，第一个研究对象，即称之表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商品经济一般特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许不会有多少异议的话，那末，如何看待后两个对象的区分和其范畴的确定，则尚且是有待探讨的课题。这里首先涉及到对所谓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历史位置的理解问题。如前所述，在现在通行的认识中，社会主义有汁划的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划等号的。然而仔细推敲，这个等式同样是不成立的。其一，从逻辑形式看，“有计划商品经济”是侧重于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属性特征进行概括的范畴，而不是对其实体概括的范畴。这就是说，它实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某一阶段的特征或某一方面的特征，不能当作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般意义的表达。其二，从既定(尤其是十共大报告的规定)的意义看，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它的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听要达到的日标，自然不能以社一会主义商品经济一般意义去理解的，更不能当成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其三，从范畴内涵规定看，有计划商品经济要求形成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运行机制，而这种“内在统一”机制，只有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和计划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之后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它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高级形态的特征所以。所谓社会仁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应是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达阶段或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形态的范畴。那么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范畴又应是如何呢?笔者认为可称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划分，是与我国的特定国情直接相关的。我国是未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因而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仍无法越过“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阶段。反过来，以商品经济本身看，它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能不具有这个“特定阶段”的性质。这也就是说，我国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只是一种很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尚处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再以实际看，被划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商品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商品经济两种形式。就公有制本身讲，它们都还处在比较低级的状态，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其次，以商品生产和交换方式看，其更具有着草创性。同时，从全社会说，一方面计划方式，尚没有从传统的直接控制中解脱出来，以间接调控为主的计划机制仅处在发育之中;另一方面，市场体系还很不健全，市场调节很不得力，市场机制的公正性和有效性还无法得到表现。所以，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经济运行机制还远远不能形成，整个经济的运行依然不得不靠计划和市场两种形式、手段的同时作用(“板块结合，’)，以至时而强调这个多一点，时而强调那个多一点，借以达到二者的互相补充。加之商品经济发展所需其他条件和素质上的缺陷，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事实上只处在它自身发展的初期。事实是，过去由于未能把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它的运行机制，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及其运行机制作范畴上的区分，因而造成了许多原则性的差错。比如，我们一方面把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它的体制确定为改革的目标，另一方面又往往认为我国现实的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同一东西，既作为改革的终点站，又当成起点站，不仅在逻辑关系上讲不通，而且造成在设置改革方案时，以理想代替现实，把改革后方能出现的东西(“内在统一”的运行机制)，当成现实中存在的东西。很难设想，这种连起点站和终点站都说不清楚的旅行，会不是一次十分混乱的旅行。因此，作为对过去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又一补正，我们即要克服原先忽视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研究之缺陷，准确地划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正确地说明阶段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范畴界限，从而真正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看作一个发展过程。不错，过去也没有谁否认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发展着的，然而作为理论研究，说商品经济发展，就一定要通过能够表现发展过程不同阶段范畴的含义区别，和对这些范畴之间关系的分析，具体地体现出这种发展关系，说明商品经济的历史运动。

(三)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研究，核心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及其发展过程问题。从总体上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发展中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包括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和发展、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间计划与市场的融合或相互作用等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发展问题。而从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发展的研究说，笔煮以为急需树立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所谓计划与市场“板终结合”和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以及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其他一些模式①，虽然它们在作为改革目标的选择上是相矛盾的，而在商品经济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却是密切相关的。“板块结合”和“内在统一”，都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机制发展中的特定模式，后者是改革所要实现的目标模式，亦即未来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成熟形态的运行机制，前者则是向改革目标模式过渡中的模式，或现实中尚处在不发达状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所以，如果说中国改革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上，将会经历这样一个全过程:“产品经济”弓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那末它所对应的运行机制的转变过程必将是:计划与市场对立分计划与市场独立存在而配合使用(“板块结合，’)今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从理论研究本身讲，这里的关键是要对以下两点进行重新确认或新的说明。第一，作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主张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无疑是正确的。党的十三大报告在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是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时，着重明确了三个基本观念:

(l)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不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

(2)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应逐步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

(3)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这三点，是对所谓“内在统一”的具体解释。无庸置疑，中国改革所要实现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中的“商品经济”，即是指同现代社会化生产相联系的发达的商品经济。而发达商品经济是以企业作为商品生产或经营者的独立性和市场调节机制功能的完整性为基本特征的。因为离开这两条，企业就会失去在商品生产中的竞争活力，整个经济就不能成为真正发达的商品经济。所以，要建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必须放手促使市场机制的发育和成熟，并把它看作是能够覆盖全社会的调节机制，必须使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钡律的基础上，从而最终地实现向以间接管理经济为主的轨道上转变。虽然作为全社会经济计划目标的统一，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没有，虽然保留某些行政的直接控制手段干预经济，到什么时候或许都是必要的，但以全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整体性能来说，它无论如何都必须完成向间接管理为主的转变。这正象生产管理者对他的生产流水线，可以规定生产多少产品、生产什么样规格的产品，也可以对其组合形式作必要的调整，却决不能破坏流水线内在的规律性，改变其正常运行机制一样。否则，流水线的功能就不能很好地发挥，或者它不是原来意义的流水线了。发达的商品经济也就不成其为发达商品经济本身了。国内、国外，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还表明，把计划和市场作为两种各自独立而“板块结合”在一起的手段调节经济，脚踏两只船，置企业于异向目的(来自计划的目的性和产生于市场的目的性)的冲击之中，常常是:一方面宏观上的计划与市场间的配合无法形成恰到好处，另一方面，微观中的企业又不得不处于左右为难、无所适从的情况中，这样是不能造成一种系统完整的经济运行机制，以确保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的。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把“内在统一”作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结合目标模式的合理性。十三大报告在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机制模式后，紧接着讲到:“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这就告诉我们，所谓“国家分市场分企业”的模式，实质是说，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应主要地放在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上，然后放手企业在宏观计划指导下，进行独立自主的经营，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开展平等竟争，从而实现国家计划、市场功能和企业行为三者间的良性联动。第二，必须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实际发展过程，同理论上开展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目标的认识区别开来，更不能用后者否认或取代前者。作为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的认识，其确切的答案只能有一个。所以，仅就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目标的研究说，肯定了“内在统一论”，就是对“板块论”等其他模式的否定。而且，在理论上由认为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发展目标是“板块结合”，到“内在统一”，实现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作为改革发展目标经济形态，同其目标运行机制的一致性认识，确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是，以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实际发展过程说，它自然地包括了向目标模式转化中的各种模式的存在。这些模式虽然都与目标模式有一定联系，却又都不能同目标模式完全一致，因而说“内在统一”是目标模式，并不等于说它是存在于实际发展过程始终的模式或唯一模式，也无法否认“板块结合”等模式在向目标模式实际过渡中的合理性。事实是，随着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一方面将使市场体系得到建立和完善，发达商品经济的市场机制趋向成熟，逐步承担起了对全社会经济活动的有效调节;另一方面，计划的水平相应地得到提高，变为主要地在遵循商品经济法则的前提下，实现对经济发展的间接控制和宏观方面的指导，基本上脱离开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涉。这样，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才会由两种各自独立的调节手段“板块”式结合，转变为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内在统一”式的结合。这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发展过程。离开这个发展过程而空谈所谓“内在统一”，甚至把它说成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的特征，显然是错误的。可见，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全过程看，采取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板块结合”，不仅具有它一定的合理性，而且是达到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目标运行机制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我们不但不应该把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的目标模式，同向这个目标模式过渡中的模式混为一谈，或简单地对立起来，而且还必须是通过对这两者间联系的恰当认识，说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实际发展。综上所述，作为对过去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研究的又一补正，就在于要明确: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生成发展相一致，在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上，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这里的关键是应把理论上对经济运行机制目标模式的认识，同经济机制的实际发展区别开来，既肯定“内在统一”目标模式是正确的，又承认“板块结合”在现实发展中是不可避免的，从而变过去对经济运行机制目标模式合理性的空洞论证，为实事求是地开展向这个合理模式实践过程的具体研究。

篇2

一、经济犯罪及其特征。1、经济犯罪并不是一个法律术语，而是经济和犯罪这两个概念的相加与组合。经济犯罪指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并与经济活动直接有关或者具有财产内容的，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让利法规定为犯罪，并且应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2、特征：(1)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并与经济活动直接有关或者具有财产内容。(2)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3)被刑法规定为犯罪或者违反了刑法规定的行为。(4)应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二、市场经济及其法制特征。特征：(1)是权利经济。(2)市场经济是自主经济。(3)是契约经济。(4)是竞争经济。(5)是法制经济。三、经济犯罪对市场经济的危害。1、侵犯经济活动主体的合法权益。2、扰乱市场竞争的有序、正常运行。3、妨碍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措施的落实。4、破坏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外部环境。四、抑制经济犯罪对市场经济危害的途径。1、严格执法是抑制经济犯罪对市场经济危害的根本保证。2、完善刑事立法是抑制经济犯罪对市场经济危害的基本前提。3、增强公民法律意识，养活经济犯罪，是抑制经济犯罪对市场经济危害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经济犯罪、市场经济、法制、刑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健全，使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空前活跃。但与此同时，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各种原因，也由于商品经济本身的各种负面效应，经济领域的犯罪现象也不断出现，这极大的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并直接或间接的引发了很多经济犯罪，严重的妨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何有效的预防和控制经济犯罪也因此成为当前的突出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这种经济体制尚未完全确立或不完善的情况下，经济犯罪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思考探索经济犯罪，市场经济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一名法学本科生，对于正确地理解和把握刑法的有关规定，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经济犯罪及其特征和特点

绝大多数的犯罪行为，归根到底都与经济有关，但是人们通常并不把这些犯罪都称之为经济犯罪。一般情况下，人们只是把某些与经济活动有关联和具有财产内容的犯罪行为称之为经济犯罪。从严格意义上讲，经济犯罪并不是一个法律术语，而是经济和犯罪这两个概念的相加与组合，是在犯罪这一整体范畴中从经济这一角度或者层面对犯罪中部分范围的界定。而犯罪一般被认为是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违反刑法规定，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经济犯罪中的“经济”一词本身是一个多义词，在这里应该理解为，经济活动或者财产。因此经济犯罪就应该定义为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并与经济活动直接有关或者具有财产内容的、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被刑法规定为犯罪、并且应该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可见看出经济犯罪的这一定义，3、具有以下四个层面的涵义：一是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并与经济活动直接有关或者具有财产内容的行为。只有这样的行为才可能是经济犯罪，没有这一特征的犯罪，只能是其它犯罪；二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经济犯罪直接危害着社会经济秩序和其它秩序，并且这种危害性达到了一定程度，否则不是经济犯罪；三是被刑法规定为犯罪或者违反了刑法规定的行为。这是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所决定了的，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的不为犯罪，只有被规定为犯罪的才可能是经济犯罪；四是应该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任何违法行为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犯罪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当然要受到刑罚的处罚。这四层涵义密切相联，共成一体，构成经济犯罪的一般特征。经济犯罪与其它犯罪的最大的区别是经济犯罪的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并与经济活动直接有关或者具有财产内容，这一区别也是经济犯罪的独有特征。另外，我们从经济犯罪的这一特征入手，可以将经济犯罪分为两个类别，一是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并与经济活动有关的经济犯罪，它直接破坏着经济秩序，可称之为经济活动犯罪；另一类是具有财产内容的犯罪，它破坏着经济秩序，同时也破坏着其它秩序，比如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侵犯财产罪、贪污贿赂罪，可称之为财产犯罪。

经济犯罪严重的扰乱了市场经济的秩序，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经济犯罪浮动呈现上升趋势，有其以下特点：1、经济犯罪发案率居高不下，犯罪金额越来越大。近年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大案要案不断出现，犯罪金额在几十万元以上，甚至数百、上千万元的大案时有发生。2、职务经济犯罪以及非职务人员与经济领域工作人员相勾结的共同犯罪呈上升趋势。犯罪分子利用从事政府的公务或在经济领域工作的职务之便实施经济犯罪，其犯罪手段具有相当隐藏性，社会危害也较其他犯罪更为严重。3、单位犯罪已成为当前经济犯罪的显著特征。这类犯罪后果严重，查处十分困难，经济犯法案范围的加大，犯罪主体身份的复杂化，犯罪手段的智能化、隐藏性等特点，导致了司法机关对经济犯罪的查处阻碍重重，十分艰难。

二、市场经济及其法制特征

党的十四大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始，应该是党的的召开。市场经济起源于商品经济，但又不同于商品经济。一般地讲，商品经济相对于自然经济而言，而市场经济则是相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的。商品经济是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式，有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之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经济具有普遍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体制。它是商品经济市场化、社会化和制度化，或者说它是商品经济的高级形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优胜劣汰规律得到充分的反映和体现；主体平等，交换自由成为经济活动的重要原则。利益驱动市场的运行，竞争①决定着资源的配置，市场价格连接着生产者和消费者，这些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则。市场经济经历了近代市场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两个阶段。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无论是市场机制或是国家的宏观调控，都达到更高的层次。因而要有良好的公共权力体系予以间接干预，就是说要由过去“看不见的手”过渡到现在“看得见的手”。而间接干预的最佳形式和最基本、最主要形式，就是具有普遍性、规范性和强制性的法律。从西方法制史上可以看出，法律产生于商品交换，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市场经济的发达而兴旺。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新发展，它吸收现代市场经济的精华，并把它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它同其它现代市场经济一样，实质上法制经济，这是因为：1、市场经济是权利经济。既要求法律确认权利，保障权利，以要求法律规定权利主体的资格和范围；更要求法律规定人们行使权力的方法、原则和保障权利的程序。2、市场经济是自主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无论是公有制企业或是私有制企业，无论是合资企业还是独资企业，有享有独立的产权，独立的经济利益和独立的经济意志，并享有按照自身利益，根据市场供求作出生产和经营的决策权，同时，对经营结果承担风险和责任。那么，怎样来维护市场经济下的经济主体的独立产权，独立的经济利益和独立的经济意志呢？只有法律才能担当起这种职责。3、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一切交换活动乃至分配活动，几乎都是通过契约来实现的。契约本身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也需法律确认和保障。4、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有市场经济就有竞争，有竞争就要有维护自由、公平竞争的规则，并由它来规范各种交换和竞争行为。这些规则就是法律。5、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市场经济作为发达商品经济的实现形式，必然要求开放方式，而且开放的范围和规模将会越来越大。市场经济反对地区分割和部门封锁，一方面要求产品和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通，另一方面要求基本政令统一。因此要求加强涉外经济立法。6、市场经济是主体地位平等意志自由的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入市场的主体无论规模大小，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同时都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商品在等价基础上进行交换，即不能原价收购，也不能联手抬价，更不能垄断价格。此外，市场主体可以自愿选择交易对象和交易方式，不能强买强卖，更不允许欺行霸市。为确保这种地位平等和意志自由，就必须有法律。从以上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市场经济的法制特征。但是，既便确立了完备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宜的法律，仍会出现不遵守法律即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严重的违反这些法律的行为就是经济犯罪行为。

三、经济犯罪对市场经济的危害

按照我们对经济犯罪所概括的定义，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了经济犯罪，主要是第三章规定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其中包括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走私罪、妨害对公司、企业和管理秩序罪、破坏金融秩序罪、金融诈骗罪、危害税收征管罪、侵犯知识产权罪、扰乱市场秩序罪，第五章规定的侵犯财产罪和第八章规定的贪污贿赂罪。所有构成这些犯罪的行为，说到底，对市场经济都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只不过，有的犯罪行为直接危害市场经济秩序，有的间接危害市场经济秩序。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经济犯罪对其危害，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侵犯经济活动主体的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不仅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侵害，而且侵害了生产、销售合格商品和生产者、销售者的合法权益；金融诈骗罪同时侵害着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金融机构和提供资金的公众的合法权益；侵犯知识产权罪规定了侵犯他人依法持有的商标权②、专利权③、著作权④和其它相关权利的犯罪；侵犯财产罪，则是规定了侵犯公司财产的犯罪构成。所有的这几类犯罪都使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的合法权益，在不同环节受到了这些经济犯罪行为的不同方式的侵害。2、扰乱市场竞争的有序、正常运行。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八节规定了扰乱市场秩序罪，这些犯罪是直接地扰乱市场秩序的犯罪。构成这些犯罪的行为严重扰乱着市场竞争的有序、正常运行。

另外，走私罪作为一类犯罪，其所走私货物进入市场后，势必会扰乱市场的正常运作，甚至还会给市场经济带来较长时期的负面影响。3、妨碍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措施的落实。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规定了一系列妨害国家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的犯罪，这些犯罪都直接地妨害了国家对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管理。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一节，规定了一系列破坏金融秩序的犯罪。金融管理，从根本上来说，是国家从人民币总量、利息角度调控市场经济的有效措施。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当然妨碍着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税收征管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保障，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措施。实施危害税收征管罪的行为同样地妨害了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4、破坏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外部环境。我国刑法专章规定了贪污贿赂罪，其中规定了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单位、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单位行贿罪、巨额财产、隐瞒境外存款罪、私分国有资产罪、私分罚没财物罪等十二种犯罪。这些犯罪不一定直接危害市场经济秩序，但是它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外部环境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以上概括的经济犯罪对市场经济的危害，是从一个角度或者一个层面来讲的，事实上一个或者一类经济犯罪行为对市场经济危害往往是多方面的。我们看到了对市场经济的危害，就必须运用刑罚对经济犯罪给予惩治。

篇3

【关键词】中国古代民法 封建自然经济 文化 宗法制度

一、几千年的封建自然经济严重阻碍了民法的发展

繁荣的商品经济是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产生的土壤和前提，商品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则是民法发展起来的动力，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民法能否发展成熟。由于我国地大物博，有着发展农业的良好条件，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以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自然经济一直占统治地位。社会长期停滞在自给自足的状态，社会生产以家庭形式为主，产品也仅用于自我消费。封建统治者则从维护自身统治的角度出发，也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我国历代统治者都以农业为立国根本，强烈地排斥商品经济，普遍采用“重农抑商”的政策，把发展商品生产认为是本末倒置，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进行限制打压。农产品、手工业品的交换和流通只是偶然出现，而且大多以物物交换的方式实现，货币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封建自然经济的这种封闭性和自足性特点，造成了生产者之间的隔离，完全不依赖于市场，因此以交换为纽带的商品经济也就无从发展。在这种长期的封建自然经济体制下，必然会阻碍社会中民事关系的产生，导致商业法律关系的简单化，与此相关的民事立法也就不可能有发达的土壤条件。

二、封建专制集权制度对古代民法发展的阻碍

民法在本质上是权利法，民法的重要内容就是规定和保障民事主体的合法民事权利。民法的一切制度都是以权利为轴心建立并运转起来的，它规定了权利主体，行使权利的方式，民事权利的种类，权利保护的方式等内容，是一个以权利为中心的体系。而我国古代封建政权是君主专制主义政体。从建立皇帝制度开始，两千年来专制皇权不断膨胀，为了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封建统治者极力维护其统治基础，严厉打击一切危及国家统治和皇帝权力的行为。同时在封建土地所有制经济基础之上，封建地主依靠对土地的占有权，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根本没有平等、等价可言。古代社会还强调“家国一体”，到处充斥着君权、父权、夫权，强调家族主义，忽视“个人”的存在。家族组织是社会中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有着极大的社会职能，个人完全被束缚在家族身份之中，在家这样一个伦理实体中，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中国古代法以刑为本，只是些禁止、命令的强制性规范，根本与权利无关。而且，在封建专制之下，封建君主不受法律约束，这种法律只是帝王权力的延伸，是执行统治意志的手段。古代中国是一个国家权力和观念高度发达的社会，君主专制主义集权不断加强，家国一体，因此形成了一切以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为最高价值，包括“个人”在内的一切领域。为此，以维护最高价值为目的的国家法律只可能是忽略个人存在的法律。在古代社会，客观上存在着财产、商品交换、婚姻和家庭等关系，古代法律对上述私法关系的调整却采取了公法的制裁手段―刑罚。可以说，中国从形成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与之相适应的是政治权力对私人权利、对人的欲望、对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限制，以此为前提，民法的已经没有可能，对权利的法律保护也无从谈起。

三、文化上的重义轻利的思想对民法观念发展的阻碍

古代民法的发展还受到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重义轻利”思想的制约。“重义轻利”的价值观肯定了“义”是处理人与人之间所有关系的首要准则，不仅把义利对立起来，肯定了义高于利，而且认为义可以取代利。从汉代开始，儒家思想即成为我国古代社会的封建正统思想。具有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如此对待“利”，成为古代中国知识分子鄙视从商谋利的思想根源，在古代社会“义”就成为普遍的道德要求。“重义轻利”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法律自然就排拒个人对私人利益和个人权利的追求，进而不断压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这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正好契合。

四、礼俗社会的特点决定了民法存在的非必要性

在社会学里有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乡土社会（即礼俗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法理社会。在乡土社会中被土地束缚的农民，他们平常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一种礼俗，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古代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他们的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这是一个“熟人”的社会。古代中国人眼中，诉讼被认为是不光彩的。在司法方面，官府对参与解决民事纠纷态度冷漠，这样广泛的漠视民事法律关系的态度，极大的影响到民法这一权利法、人法的弘扬光大。

五、宗法社会抹杀了作为民事主体之个人的合理存在

中国古代社会建立了一套完整而严密的宗法制度。宗法制是古代社会中存在的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组织与国家制度相结合，以保证贵族世袭统治的政治形式。在宗法制的影响下，形成“家国同构”的政治格局，这也形成了古代社会等级森严的宗法社会，宗法社会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影响是深刻的。首先，宗法社会是一种等级社会，强调身份之间的差异和待遇上的差别，这种等级与秩序的存在，在法律的实施上必然会体现出不平等性。在古代中国平等权利是不存在的，也必将不会产生保障权利的民法。其次，宗法社会影响了古代法律制度的普遍适用，在宗法社会下，宗族家规、道德伦理在相当程度上承担了法律的作用，而且也形成了中国古代“无讼”的思想。在宗法社会下，官府对于发生在民间的土地、婚姻、金钱等纠纷，可以通过邻里乡亲的干预达到平息。在长期的统治中，统治者也发现这样处理不仅有效，而且有助于减轻政府及人民的诉讼，于是进一步强化宗法族规的地位。所以，在宗法统治下的中国，个人权利很难成为法律关怀的对象。而且，宗法制度的根深蒂固，也从地域和人际网络上束缚了民法的发展，失去了它独立发展的机会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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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法物权体系中的自物权即所有权依旧，而他物权则在发生不断的变化，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至资本主义时期，便产生了一种新型的、为现代商品经济不可或缺的他物权，即经营权。经营权不同于传统民法他物权的显著特征体现在：其一，经营权的主体不再是自然人，而是经济组织，尤以企业法人为主；其二，经营权的客体不再局限于土地及其之上的附着物，而是包括几乎全部的有形物质财产和无形财产，统称之为资产；其三，经营权的行使不仅仅是直接作用于物质资源，如耕种土地、居住房屋、穿行邻地，而是现代广义的资产经营行为；其四，经营权的效益实现不仅仅来源于客体本身，还来源于客体以外；其五，所有权人的利益更为密切地与经营权人联系在一起。

但是，经营权的法律性质依旧是限制物权。就此而言，经营权与传统民法他物权并无二致。

对经营权形成背景的历史分析能给我们诸多有关经营权本质与特征的启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私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与日俱增，交换途径日益宽广，经营方式愈发多样，尤其是股份公司的产生和大量创设，以社会化的联合生产方式取代了资本主义早期的独资和合伙经营生产方式，无数的社会资金得以集结，庞大的生产要素得以组合，使得资本的所有者日益从具体的生产经营过程中脱离出来，经营者的权利则日趋加强，最终发展为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包含占用、使用、收益、处分诸权能的经营权。

我国民法中的经营权，本来也应该是一般意义上的经营权，即因所有者的出资行为而创设、由企业享有的资产占用、使用、收益、处分权，换言之，只要有设立企业的行为，就会产生企业经营权形成的后果，无论出资人是国家、法人还是自然人，无论设立的企业是全民企业还是集体、私人企业或混合型的股份公司，也无法由谁来具体行使经营权。但由于特殊的原因，现在的经营权似乎已是专就全民企业而言，专为全民企事业而设，专指全民企业的财产权利。这一观念应该改变才好，否则对于我国民法完整物权体系的建立是不利的。

当然，全民企业的经营权的确是最重要、最急需从理论上和实践中给予确定的。

经营权到底能否正确、科学地揭示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财产关系和法律关系？持怀疑态度的恐不在少。从较早出现过的法人所有权、相对所有权、公司所有权等观点即可看出，不少人是主张所有权才是解决国有企业产权关系的唯一出路和最终答案的；经济学界也有学者认为国有企业改革之所以陷入困境，根本的问题就在于不承认国有企业的财产所有权，而不赋予企业所有权，国家与企业的产权关系就是模糊的，就不可能触及企业改革以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性问题。造成这种理解有诸多因素，源于对传统民法他物权的特征表现的认识恐怕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因为传统民法他物权是受到来自于所有者的严格的约束，其对于所有权的从属性色彩殊为浓厚，而独立性特性却不充分，而且往往只限于所有权的一、二项权能，加之传统民法中的所有权却是至高无上、备受尊崇，土地的所有者又往往具有特殊的社会身份，用益物权人在所有权人面前都会自觉卑微三分，所以，如果国有企业的财产权利被定性为经营权这样一种用益物权，人们担心企业的权利不足以抗衡来自于传统体制下政府对于企业的种种干预与束缚，企业仍旧成为不了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所以，唯有所有权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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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法律、法律体系、商法地位、经济法律体系。

一、关于经济法律和经济关系

虽然“经济法律”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学术语,但如果以“对象说”对之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多数学者都会赞同:经济法律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在这个定义当中,“经济关系”是关键词,只要弄清了“经济关系”的内涵、外延,并对之做出科学的分类,就能基本掌握经济法律的形式范围和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1所谓“经济关系”,是指各经济主体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从“经济关系”的定义可以看出,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关系是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离开了经济主体就无所谓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数量决定于经济主体的数量;二是经济关系形成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之中,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形成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多少决定经济关系的多少。而无论经济主体还是经济活动,都取决于社会分工的程度,社会分工越细,经济主体越多,经济活动也越频繁。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第一次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中分化出来,第二次是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第三次是商人的出现,其中每一次社会分工都是在前一次的基础上进行的,亦即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分工不是跳跃式发展的,它有一个量变的过程,在每一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前,都发生和存在着大量的较小的社会分工,而且中间会有许多“分”与“合”的反复;社会分工也不是有终点限制的,在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后,社会分工仍然在向前发展,而且速度更快、频率更高。由此可见,社会分工的发展有三大趋势:一是越来越细的趋势,二是不断调整变化的趋势,三是越来越快的趋势,自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至今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快,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大量、迅速增加;社会分工的不断调整变化,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不断更新发展。总之,经济关系的数量将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而日益增加。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的经济关系不外横向、纵向两大类,但两类经济关

系的数量不等,且差距悬殊。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产品经济(自

然经济)、商品经济两大阶段,产品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在产品经济阶段,由于没有交换活动,因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关系。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以后,由于交换的出现,经济关系产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两大阶段:自由商品经济和垄断商品经济。在自由商品经济阶段,多为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从属性的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很少,只是到了垄断商品经济阶段,纵向经济关系才开始大量出现,但相对于横向经济关系,其数量仍然较少。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大量增加的经济关系也多为横向经济关系,因为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是有限度的,社会经济主要由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而非主要由看得见的手——政府来调节。由此看来,只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纵向两大类有失平衡,还必须对横向经济关系再分类。横向经济关系的再分类,也要考虑平衡的问题,以是否具有营利性为标准将之一分为二。这样,就形成了三类经济关系:

1、横向的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2、横向的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3、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与之相适应,需要三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法律部门来调整这些经济关系。于是,民法、商法、经济法就相应出现了。

二、关于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的划分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为了便于分析和研究,适应法律调整的需要,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非营利性财产关系、横向营利性财产关系和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但针对这三类经济关系是否就能划分出三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分析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入手。

(一)关于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或部门法)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2从法律体系的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法律体系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法律体系涵盖一国全部法律规范,这一点易于理解;二是法律体系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对此法学界有争议。争议的焦点有二个:

1、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

对这个问题,有三种比较典型的观点:

(1)有些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尤其是纠缠于法律部门划分的具体细节,纯粹是费力不讨好,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一方面,法学家为法律规范的分类而忙碌着,大量时间耗费在理清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上面,为法律规范的“法律部门”归属而大费周折;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滋生。法学所关注的问题,在立法实践中并不重要,而立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法学并没有给予充分地关注。因此提出取消法律部门的划分。

(2)有些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存在严重缺陷,其出发点和理论结构已经过时,建立在并非独立的法律部门之上,没有当代各国的立法根据,也没能正确总结现实法律体系的矛盾,因此提出放弃法律部门划分理论,而建立“法体制”理论。所谓“法体制”,是指同类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的体系,可分为国家法体制、经济法体制、 行政法体制、民事法体制、刑事法体制。

(3)多数学者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对于立法来说,有助于从立法上完善法律体系、协调法律体系内部关系;对于司法来说,有助于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明确各自的工作特点、职责任务,并准确适用法律;对于法学研究来说,使研究范围有相对独立的领域,使法学学科分工专业化。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理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十分庞大,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日益如此,如果不进行科学的组合分类,将有碍于法律的制定、实施和研究,而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已经被实践、历史和世界所认可,并且有些学者提出的所谓“法体制”理论只不过是法律部门划分理论的一种变形,没有细化反而更加粗放,好似在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之间又增加了一个层次,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2、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这涉及到一个标准掌握的问题,即法律部门划分的越细越好,还是越粗越好?

对此也有三种观点:

(1)越粗越好,像上面提到的“法体制”理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不宜太细,粗放一点更好,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法律法规不断涌现,任何法律法规之间无论在调整对象上还是在调整方法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如果法律部门划分过细,会导致法律部门过多、过烂,更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

(2)越细越好,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立法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亲属法、经济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与资源法等众多部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只要正确把握划分法律部门的原则和标准,法律部门划分得越细越好,其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法规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现在看来比较小的法律部门将因其所属法律法规的增多而很快变大,与其让它变得庞大时再独立不如现在就让其独立,这样更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法律的发展。

(3)折中观点,是介于粗放和细化之间的一种观点,一般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劳动法、诉讼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得不宜过粗,也不宜过细,要适中,既要严格掌握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又要结合实际需要,只有当其各方面条件成熟时才将其从原有的法律部门中独立出来,超前了会使之力量过于单薄,拖后了会使之受到发展阻碍。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实际需要是法律部门独立的首要条件,法律部门划分过粗、过细都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都不利于法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关于法律部门划分

法律部门的划分,又称部门法的划分,是指根据一定原则和标准对法律规范进行分门别类的活动,划分的结果——同类法律规范——法律部门(或部门法),既具有符合一定原则和标准的共性,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关于法律部门的划分,其学术争议的焦点在于划分原则和标准。现在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有两个:其一为法律调整的对象,即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进行分类,例如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而行政法虽然也涉及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但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民法和行政法划分开来;其二为法律调整的方法,即根据法律规范调整具体社会关系所使用的方式、手段的不同进行分类,比如民法与刑法都调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民法以自行性调节为主要方式,刑法以强制性干预为主要调整方式,这样就把民法和刑法划分开了。除了划分标准以外,还有划分原则。多数学者达成共识的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有这样三个:一是目的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本国现行法律;二是平衡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时应当注意各法律部门不宜太宽,也不宜太细,在它们之间要保持相对平衡;三是发展原则,即法律部门划分固然要以现行法律、法规为条件,但法律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还要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度的法律法规。共识之外就是分歧。关于法律部门划分原则和标准,主要分歧在于两点:

1、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两者是统一关系,还是互补关系;

2、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谁是基本标准,谁是补充标准。笔者认为,一般来说,原则和标准是统一关系,即原则是标准的抽象要求,标准是原则的具体体现,但有一个前提,即原则和标准的内涵必须一致,不能你言这,我言那,否则就成互补关系。由此可见,分析原则和标准的关系,必须从二者的内涵入手,内涵一致即为统一关系,内涵不一就是互补关系。现在来看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上述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在内涵上没有丝毫一致性,因而可以肯定地说:二者是互补关系,而非统一关系,即上述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非划分标准的原则,划分标准也不是划分原则的标准。基于此,在划分法律部门时,既要遵循划分原则,又要依据划分标准。另外,鉴于二者的用词和内涵,划分原则应首先得到遵循,然后再依据划分标准。关于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是主次关系,即调整对象是基本标准,调整方法是补充标准,笔者以为不然。3现有的已经达成共识的主要法律部门,像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它们相互之间的主要区别:调整对象或调整方法,从出现的几率上来看,调整方法比调整对象更多,仅从这一点上来说应将调整方法列为基本标准。考虑历史因素和未来发展,笔者认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是两个同等重要的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没有主次之分。但这并不等于说是这两个标准可以孤立使用,而正因为二者同等重要才更需要将他们有机结合。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应遵循这样的程序:

1、充分考虑现有的法律部门划分的实际情况,不可打乱现有的大的格局;

2、按照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 、发展原则,提出新的法律部门组建的初步意见;

3、根据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对新的法律部门组建意见进行学术论证;

4、权威机构认定,以便于立法、司法和学术研究,避免无端、无休止、无意义的争论。

三、关于商法的地位

通过上面两部分的论述可见,分别以横向非营利性经济关系、横向营利性经济关系和纵向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作为调整对象而划分出民法、商法、经济法三个法律部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但是,目前我国法学界只对民法、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达成了一致共视,而对商法应否独立存在较大分歧,而且我国现行立法体例实行民商合一,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重点分析。

(一)商法产生的原因分析

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即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习惯法,形成于中世纪的欧洲。11世纪后,欧洲的农本经济进入了发展时期,的胜利使得欧洲通向东方的商路相继开通,地中海海上贸易逐步繁荣,沿岸城市不断成长,出现了定期集市,产生了商会,商人也成为社会中的独立阶层。但中世纪的欧洲仍处于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许多商事活动在一些国家受到明令禁止,各种商事原则和规则在当时的封建法制中均缺少观念基础,甚至许多国家的法律对商人加以种种歧视。为了适应商业发展和商事交易自由的需要,保护商人利益,于是商会运用其在自身发展中形成的自治权、裁判权及其商事生活习惯,订立了大量的实施于本商会内部的自治规约,经过11世纪至14世纪数百年的实行,最终形成了中世纪商法——商人习惯法。商人习惯法有三个主要特点:其一,通常采用属人主义立场,只在商人之间、商会内部实行;其二,内容已涉及现代商法中最主要的商事要素和商事活动,许多规则已明显反映了商事活动的根本要求;其三,非成文性和地域性。近代商法产生于16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萌芽,欧洲的一些封建割据势力逐渐衰落,统一的民族国家纷纷形成。相应地,基于自治城邦的商人团体消亡了,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寺院法也被废弃了,各民族国家迫切需要制定统一的商事法律,以确认商事活动的合法地位,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欧洲大陆各国早期的商事成文法,虽然仅是对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的确认,具有浓厚的商人法或属人法特色,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大的社会进步意义,并对现代商法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过渡和促进作用。在近代商法中,最具代表性并影响深远的是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法》,它不仅确认了商人习惯的基本规则,而且大量引录商法原理,其内容非常丰富,1861年《普通德意志商法典》即德国旧商法,就是以之为基础而制定的。

现代商法产生于19世纪以后。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保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推动商事活动、促进统一的商品市场的形成成为许多新兴国家的基本国策,“商法开始在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同时以判例法为特征的英美法系国家在商事立法上也不甘落后,颇有建树。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1897年的《德意志帝国商法典》(德国新商法)、1952年的美国《统一商法典》、1894年的《日本商法典》(日本新商法)是现代商法的代表作。

由上可见,商法的产生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

1、商法的产生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人阶层逐渐形成并日益壮大,他们强烈要求摆脱封建法制和宗教势力的束缚,能够合法、自由、体面地从事商事贸易活动,而且社会经济越往前发展,这种要求越加强烈和具体化。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这种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就转变为将原来作为自治规范的商人法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商事立法活动。

2、商法的产生是国家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结果。16、17世纪,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世界市场突然扩大,各国政府为了本国的富强,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其具体措施就是以法律形式确立商人地位的特殊性和推行商事活动的特殊化,于是商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出现了,并迅速法典化。这一政策措施的实行,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起飞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极其迅猛的发展。4

(二)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分析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由众多的涵盖全部法律制度的法律部门组成,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必然对原有格局造成冲击,为此需要慎重分析其是否具备、已经具备哪些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后面将做详细论述,在此只对商法是否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进行分析。我们已经知道,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必须首先并同时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在划分法律部门必须至少具备其一。商法的情况如何呢?

1、目的原则的符合情况。无论是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商法包括形式意义商法和实质意义商法的存在,并大都承认商法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只对商法是否独立于民法有分歧。笔者以为,存在即是道理,细分更有助于理解和掌握,为何不将已经存在的实质上已与民法分立的商法确立为独立法律部门呢?这样不更能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民事、商事法律吗?

2、平衡原则的符合情况。在我国,多数学者主张,商法包括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商号、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海商法等,其数量之庞大,在我国现行的民商法体系中已经占据超过50%的比重,而且还有进一步大幅度迅速增加的趋势,如若不将之独立出来,势必造成现行民商法体系结构的失衡,既不利于保持民法的基本法地位,又不利于商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3、发展原则的符合情况。刚才已经提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确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入WTO、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推进,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等将在范围、形式等许多方面发生较大的变化,商法的数量规模也将随之不断扩大,因而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定的法律法规,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4、调整对象情况。商法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调整对象——因商主体实施了商行为而形成的商事法律关系,这也正是民商分立论者坚持商法是独立法律部门而民商合一论者批驳不倒的根本所在。商法调整对象的相对独立性在于,商事法律关系是一种经营性关系,即由经营主体所从事的经营而形成的特殊社会关系,是实施了经营行为的经营主体及其之间的对内对外法律关系。

5、调整方法情况。一般来说,法律调整方法有三种类型:一是自行性调节方法,二是强制性干预方法,三是政策性平衡方法。商法在调整方法上同民法相同,都是运用自行调节方法,但凭此并不能说明民商合一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因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只有两点都相同时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有一点不同就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

从以上对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的分析来看,商法已经充分具备了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如若不及时划出,将同时不利于民法、商法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繁荣、稳定。

(三)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分析

前面已经提到,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也已经知道,商法完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它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第二层含义是指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第三层含义是指我国经济发展现状,那么,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应从这三方面来论述。

第一,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决定因素,5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商品经济将在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发展的推动下日趋繁荣发达,而商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必将促进商法的完善与发展, 其数量会越来越多,体系会越来越庞大,独立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独立的条件也越来越成熟。如果不正视社会经济和商法发展的现实、本着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将商法及时从民法中独立出来,还固执坚持“民商合一”的观点,不但会使现行的民法体系结构日趋失衡,而且会对民法、商法的实施与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二,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现代商法具有动态化、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相互渗透、国际化与统一的三大发展趋势,其中:现代商法的动态化趋势,将使商法的制定、修改、废止等工作日趋繁重,加之商法区别于民法的特点,立法机构需要为之成立专门部门来承担,立法上的独立将加快商法的独立;现代商法的两大法系相互融合和国际化趋势,将使商法先于民法等其他部门法而在全世界首先实现统一,一部适用于全世界的统一的商法,是不可能同一部只适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法融合在一起的。另外,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商法独立的现实也告诉我们,一部独立的商法是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造就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

第三,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我国经济虽然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但由于基础薄弱、体制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我国在世界上仍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落后不可怕,只要我们不懈追赶。基础薄弱可以夯实,体制落后可以改革,商品经济不发达可以促进。关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总结世界上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的经验,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政府重视和推动,即国家政府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而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离不开商法的作用,需要重视发挥商法在保障交易便捷、维护交易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而重视发挥商法的作用,必须给予商法一个较高的法律地位,其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独立性。

四、关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

(一)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分析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商法独立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将由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三个部门法构成,各部门法的具体法律法规组成情况如下:

1、民法部门:(1)民法通则;(2)合同法;(3)知识产权法,包括着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4)婚姻家庭法,包括婚姻法、收养法等;(5)继承法。

2、商法部门:(1)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2)破产法;(3)证券法;(4)票据法;(5)保险法;(6)海商法。

3、经济法部门:(1)市场规制法,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2)宏观调控法,包括计划法、经济政策法;(3)国家投资经营法,包括国家投资法、国有企业法。

(二)商法独立后各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分析

1、民法与商法。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产生了两种观点:一是民商合一论,二是民商分立论。民商合一论者认为,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是一国民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不但现在分离不了,而且随着民法的商法化和私法的公法化,将来就更难舍难离。其理由是:商法和民法有着共同的原理,二者所调整的商事关系与民事关系的界限也很难划清。6首先,商主体是从事营利的个人和组织,而民事主体将之包含其中;其次,商法与民法的调整对象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第三,民事活动的范围包括营利性、持续性的商事活动。笔者认为,民商合一论者的理由均是基于大民法思想,事先已将民法定义为调整所有平等主体之间所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其本身已涵盖商法定义,当然得出商法是民法的一部分的结论。商法和民法的调整对象不同,这一点无论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那为什么不将民法的定义修改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如若仅仅因为中国现行的《民法通则》而不做这样的修改,那么就应该考虑修订已颁行16年之久的《民法通则》了;如若做出这样的修改,那么民商合一论者就将哑口无言了。

2、商法与经济法。关于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学者也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都以企业为核心对象,两者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的理念、机能是不同的,商法与经济法应为两个不同的法。笔者认为,商法与经济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部门。首先,二者的调整对象不同,商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商人之间因实施营利性的商行为而发生的商事法律关系之法,经济法是调整国家或国家部门与市场主体之间因进行经济调节而发生的经济法律关系之法。其次,二者的调整方法不同,商法主要运用自行调节的方法,经济法则综合运用自行调节和强制干预的方法。其三,二者的性质不同,商示属于私法,其理念是维护主体的私权,以个体利益为基础;经济法原则上属于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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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唐传奇 《窦》 唐代商品经济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商品经济相当发达的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对传奇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较之六朝小说，唐代刻画商人形象、心理，表现商人经营手段或以商业活动作为背景的小说明显增多，与商品经济的联系明显增强。温庭筠的《乾馔子・窦》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之一。

《窦》收集在宋初李等编纂的《太平广记》卷二四三中，注出温庭筠的小说集《乾馔子》。小说由相对独立又互为连贯的六个故事组成：种植榆树、制作“法烛”、购买小海池造店、购小宅得美玉加工出售、献闲地讨欢心以荐官、以木材造陆博局出售。它选材独特典型，故事生动有趣，人物性格鲜明，详尽地叙述了窦发家致富的传奇经历，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有商业眼光、头脑灵活的商人形象。

从窦发财致富的六件事中可以看出，窦采取的是多种经营、灵活经营的方式，他先后从事过种植业、燃具加工业、旅馆租赁业、玉器加工业、木材加工业等。窦有着商家特有的敏锐的商业眼光，注重市场需求，经营手段灵活多样。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不长的时间里就积攒了万贯家财。在唐传奇所描写的商人形象中，窦无疑是刻画得最为细致，塑造得最为成功的商人之一。

《窦》之所以成功，与唐代商品经济的繁荣是密不可分的。通过对这类作品的剖析，我们可以看出，商品经济的繁荣，对传奇创作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促使传奇创作者观念进一步转变

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的道德观念和“尚本抑末”的经济思想，使商贾阶层一直处于被轻贱、被压抑的地位。传统观念上，“士、农、工、商”，商居其末，唐初仍把“抑工商”作为国策。但中唐以后，商风大盛，世代耕耘的农民纷纷弃农经商。受商业大潮的冲击，一些政治上有远见的士大夫、儒家名士勇敢地抛弃了抑商观念。于是，重商观念一度得以盛行。随着商人阶层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商业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提高，在现实社会中，也冲破了“工商之子不当仕”的规定。

社会的变革，必然影响到敏感的文人学士。他们逐渐改变不屑与商贾为伍的清高态度，开始从相对封闭的圈子中走出来，留恋繁华的城市，出入市井，与商人、名工巧匠、出色艺人等交游，不再以谈钱为耻，越来越具有一种世俗平民化的特征。特别是在唐代中后期，未入仕的平民文人人数众多，其中不少本来就出身商人家庭。在金钱面前，一切都黯然失色。文章已不仅仅是读书人的案头之物，不仅仅是经世安邦之大业，同时也具备了商业化的色彩，有些文士甚至公开为自己的文章标价，文章成为文士谋取功利的工具，成为可以用来交换的商品。《太平广记》中的《大唐新语・李秀才》篇里就有这样的描述：李生在“京辇书肆中，以五百钱赎得”李播郎中昔日用以行卷的诗作。唐中后期后，文人与商人等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他们相互熟悉，相互影响，逐步产生了一批受到市民思想、感情和艺术趣味的熏陶，并愿意为市民阶层服务的文人士子。千百年来的传统观念产生了裂变。

促使商贾类传奇大量出现

唐代商贾类传奇小说，是指唐传奇中描述商贾、商人妇等在社会、家庭和个人三方面生活的作品。汉代历史书籍中也出现过商贾类小说，如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但其数量和质量都不及唐代。

大量以商贾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的出现，在唐以前是很少见的。据《太平广记》并参照学术界有关研究成果作初步统计，唐人涉商类作品有五十多篇，主要代表作有《李珏》、《江淮贾人》、《窦》、《卢延贵》、《贩海客》等。这些传奇小说，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色彩斑斓。

从表现手法来看，有志怪式的描写，如《河东记板桥三娘子》；有写实式的描写，如《乾馔子・窦》；有背景式的描写，如《霍小玉传》和《李娃传》；有片段式的描写，如《纪闻》中的《裴先》和《吴保安》；也有身份式的描写，如《酉阳杂俎》中的《王布》。

从反映的社会背景来看，以大都市作为创作背景的小说越来越多。其中，以长安作为故事发生地的小说最多，如《古镜记》、《任氏传》、《柳氏传》、《霍小玉传》、《李娃传》等；以洛阳为故事发生地的有《湘中怨解》、《甘泽谣・园观》、《传奇・孙恪》等；以扬州为故事发生地的有《南柯太守传》、《玄怪录・元无有》、《玄怪录・张老》等；以金陵为故事发生地的有《柳毅传》、《谢小娥传》等；以广州为故事发生地的有《传奇・崔炜》等。《乾馔子・窦》便是以长安为创作背景的。

从刻画的人物形象来看，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商人形象。有的腰缠万贯、富可敌国，如《中朝故事卷》里的王酒胡、郭七郎等。有的唯利是图、行为不端，柳宗元的《鞭商》，就塑造了哄抬物价，靠诈骗手段牟取暴利的奸商形象。有的是经营头脑灵活的商人，如《任氏传》中的任氏。还有的是重义轻利的正派商人，《太平广记》中《吕乡筠》篇中的洞庭商人吕乡筠、《李义琛》篇中的陇西李义琛兄弟便是代表。而《窦》中的窦最为典型。他是个富有同情心的正派商人，曾接济米亮七年，不过问任何原委，米亮知恩图报使窦获钱无数，窦便把整座屋宅并房契，无偿送给米亮作为酬谢。窦年老之后，“分其见在财等与诸熟识亲友。至其余千产业，街西诸大市各千余贯，与常住法安上人经营。不拣日时供拟，其钱亦不计利”。这些商人或极尽奢侈，或克勤克俭，或历尽艰险，或经营有道。作者不时地流露出对他们的同情、理解、鞭挞和赞美，不断接近经商活动的本质，准确地反映唐代商人势力迅速崛起的时代特征，并透露出对世俗物质利益关注的价值取向。

促使传奇创作风格趋于通俗化

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读者群的出现，促使唐传奇创作风格的通俗化。这种通俗化的基本特征是题材中多为日常琐事，表现多率真自然，语言尚俚俗明白，效果求怡心娱目。

唐传奇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兴起期、繁荣期、衰退期。尽管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和内容，显示着传奇小说不同的发展轨迹。但就整个唐传奇而言，却有着共同的特征和长处。首先是题材上的写实性增强。从志怪为主到写实为主，是唐传奇的一大进步。传奇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体裁，在开始时并不为人所看重。文体卑下，本为游戏之笔，因而题材没有限制，没有严肃的内容要求，也没有程式的束缚，从而可以吸纳当时比较正规的文体，如诗、文、史等所不能容纳的内容。琐屑的日常生活小事，流传朝野的笑话和佳话，民间流传的精怪传说，有悖礼教、动人肺腑的爱情故事等，都可以成为传奇的题材；同时，一些不能在诗、文、史中占一席之地的普通人物如妓、仆婢、商贾、侍妾等，形成了唐传奇中最为出色的形象系列，具有巨大的文学价值和认识价值。其次是体裁上从笔记体发展到故事体。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事务的日益复杂，以前短小的笔记体小说已无法满足世人通过文学了解社会生活的需要。从传奇开始，小说发展为传记式的故事性作品。这种传记形式，不仅表现在以人物为标题，还表现在写一个人的故事，委曲完备，首尾呼应，结构完整。《霍小玉传》、《刘无双传》、《步飞姻传》等无不都是如此。再次是创作手法上的虚构性。传奇虚构的方法大致有两种：一是真伪互陈、借彼形此，如《莺莺传》、《东城父老传》、《霍小玉传》等，它们大都是历史故事、社会传闻或前代小说素材，但传奇并不受文字记载和社会传闻的束缚，而是自觉地进行虚构；一是凭空捏造、任意而行，如《元无有》、《陶尹二君》等，本系子虚乌有，是作者凭空虚构的。最后是情节完善，语言平易细腻。情节结构上，从六朝“粗陈梗概”，发展到有头有尾、结构完整、内容丰富的长篇故事，从一般的风致有趣发展到叙述委婉曲折的优美故事，篇幅普遍成倍地增长，情节变得波澜起伏；语言上，唐传奇的语言日益生活化、口语化和俚俗化，情节也臻于完善，如《窦》全篇，以窦的经商致富史为线索，通过六个小故事，以平实细腻的语言，向读者呈现了一幅完整的人生画卷。

总之，商品经济的发展，都市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重商思想的抬头，使我国小说发展到唐传奇，内容题材、体裁样式、创作方法、情节语言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和进步，形成了我国小说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对后世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宋・李：《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3．南开大学中文系：《中国小说史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4．薛洪：《传奇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5．王恒展：《中国小说发展史概略》，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篇7

关键词:奢侈品商品经济概念定义

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和奢侈品消费快速增长的时代,尤其是在经济得到长期快速发展的中国,行将作为奢侈品消费大国而立名于世。奢侈品经济在中国已日渐显露头角,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虽然奢侈品的经济体量相对于其它重要的基础产业经济,占整个社会经济总量的比重较小,但奢侈品消费中存在的许多独特现象和特征,对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具有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和作用。

奢侈品消费作为一种古老的社会经济现象,早已存在于现实社会生活之中。而奢侈品经济作为一种新起的产业部门,还处在产业发展的初始阶段。目前,对于奢侈品概念、定义、范畴、类型、属性等基础性的学术理论研究,业界、学界尚缺少统一或系统的研究阐述,已成为研究现代奢侈品经济的理论壁垒。

奢侈品的概念与定义

“奢侈”的概念,中外各类表意不一。“奢侈”一词,最早源于拉丁文“Luxus”,原意指非凡超强的繁殖力或创造力,后移植于法文“luxe”,被蕴以充裕、富足、精细、精致之意。在西方表述中,“奢侈”大都具有优越、优雅、精致、精细的内涵;沃尔冈•拉茨勒在《奢侈带来富足》中认为“奢侈是一种整体或部分地被各自的社会认为是奢华的生活方式,大多由产品或服务决定”;维尔纳•桑巴特在其《奢侈与资本主义》中提出“奢侈是任何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而在中文中,“奢侈”的表述含义是“花费大量的钱财追求过分的享受”,其定义表达和哲学意境明显要高于西方的含义释解,从字面表意上看,它较为直观地揭示出了这一概念内涵中,蕴含着财富和消费、物质和精神的两种对立与统一关系,即通过对大量占有财富的物质化消耗,换取物质消费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某种超越的精神享受。

通常在对“奢侈”概念的理解中,许多人都将其与“奢华”、“奢靡”等同或混同起来,实则不然。虽然三者均含有“通过大量的财富消耗换取某种过分的享受诉求”之意,但究其本质,它们三者之间还是存在着内涵上的区别:“奢侈”主要是以追求物品或服务内在品质为重心的一种消费行为,其表现对象主要为某种特定的行为或物品;“奢华”却主要是以追求装饰或环境外在华丽来装裱门面为重心的一种炫耀行为,其表现对象主要为外在的装饰或环境;而“奢靡”主要是以通过过分地铺张浪费来达到外界注目的享乐行为,其表现对象主要为某种特定的生活状况或状态(沃尔冈•拉茨勒称之为生活方式)。三者相比,“奢侈”的境界和层次,明显要比“奢华”和“奢靡”要高,奢侈的享受不仅需要大量的财富消耗,往往还需要更高的文化素养。或者说,只要财富充裕、富足,奢华、奢靡的生活享受,人人皆可为之;而“奢侈”未必然之,它除了应当具备相应富裕的财富外,消费者还需要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或精神品质。“奢侈”是人们自然追求物质与精神享受合一的一种富足、高品质的生活方式,这也应是“奢侈”真正的经济学意义。

“奢侈品”(Luxury)的概念,是一个域外舶来名词,同样来源于拉丁文中的“Luxus”。关于“奢侈品”概念的定义,国内外学者作过各种不同的解释,其中较为常见的定义如下:一是认为奢侈品是“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超出必要程度的生产成本或使用费用的商品”。二是英文辞典中的词义解释,“可拥有而非必需”的商品,其涵义中具有精神上获取愉悦、使用中得到舒逸、价格上异常昂贵的特点。三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克里斯托弗•贝里在《奢侈的概念:概念及历史的探究》中认为,“奢侈品是那些可以轻易并毫无痛苦地替代的物品”,其实质指可廉价替代或轻易放弃的非生活必需品。四是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在其《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以“精制品”的概念将“奢侈品”从“量”与“质”的角度进行阐释,认为奢侈品就是在产品的基本用途之外,通过对产品原材料的添加或外观工艺的改良而进行再加工的产品。五是国际定义,认为奢侈品是“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这也是目前人们通常采用的一种定义。

以上各种奢侈品定义,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奢侈品概念的内涵,但其内涵都只是局限于奢侈品商品属性的某个方面,这无形中扩大了奢侈品概念的外延。无论是“超出必要成本的商品”、“可拥有而非必需的商品”、“原料添加或外观改良的商品”,还是“非生活必需品”,其内涵均只是从生产和使用角度涉及了奢侈品的部分商品属性。同时,根据概念定义中内涵与外延的反比关系,由于对奢侈品概念内涵的局限性,使得其外延得到了不必要的扩大。例如,“超出必要成本的商品”的定义中,很难让人区分一般低、中、高档商品与奢侈品的界限,因为“生产成本”与“使用费用”原本就是商品价格的构成,这不仅仅是奢侈品的特性,而是所有商品的共性;再如,“原料添加或外观改良的商品”的定义中,其实质内涵也同样只是体现在商品价格的成本构成中;至于“可拥有而非必需的商品”、“非生活必需品”等定义,其内涵概括明显过于笼统与抽象。

对此,本文在借鉴和吸纳有关奢侈品概念内涵的基础上,从奢侈品多属性内涵的角度进行概括,以更为科学地明确奢侈品概念的定义;并从奢侈品的消费主体、消费客体和价值构成的角度,对奢侈品概念的内涵进行研究分析,从而明确奢侈品概念内涵的内容,即:为特定社会富有消费阶层拥有和享受,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所获取的精神附加价值要远高于实用价值的珍贵稀缺商品或服务。

由此可知奢侈品固有的内涵:一是奢侈品的消费主体只能是社会中极少数的特定富有群体;二是奢侈品的消费客体只能是具有珍贵性、稀缺性的商品或服务;三是奢侈产品的价值构成主要由物品的实物价值(或可称原始价值)和精神附加价值(或可称引申价值)构成,并且消费主体在消费中获取的精神附加价值,要远远高于奢侈物品本身的实物价值。

奢侈品的范畴与属性

(一)奢侈品的本质属性

哲学上的范畴是人的主观思维对客观事物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正如商品、成本、利润等属于经济学的范畴一样,研究奢侈品范畴的根本目的也就是在于客观地概括或反映奢侈品概念内涵的普遍本质与属性表现。从所有商品的实物生产和价值构成的对比研究中,清晰而明确地找到奢侈品区别于其它任何商品的普遍不同之处,那就是作为奢侈品的商品具有的本质属性。

一是奢侈品有形实物价值的稀有珍贵性。有形实物的消耗是所有商品得以客观存在的物质载体,这是所有商品在实物生产过程中的共性,但奢侈品在其实物生产中所消耗的基础材料、加工流程、生产技术、人工成本等有形实物,必然具有明显的稀有珍贵性。这可以从维尔纳•桑巴特的“量”与“质”的概括中得以说明,即相对于其它商品,奢侈品在其实物产品形成中使用和消耗了更多或更好的有形实物,通常表现为奢侈品形成中所使用原材料的珍贵和制作工艺的精良。实物性奢侈品一般是指产品可以通过有形实物的外在表现形态而存在的奢侈品,简而言之,就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奢侈品,如豪宅、名车、游艇、珠宝、服装等,一般传统的奢侈品都属于实物性奢侈品。服务性奢侈品一般是指产品通过无形服务的外在表现形态而存在的奢侈品,这类奢侈品没有特定的实物形态,其价值往往通过消费者接受服务消费时所获得的无形体验和感受而实现,例如健身、社交、休闲、美容、旅游、美食、体验等,相对于传统的实物性奢侈品,服务性奢侈品应当是现代生活中一类新兴的奢侈品。

(四)奢侈品本身所依附的实物价值载体

根据奢侈品本身所依附的实物价值载体的不同,可将奢侈品分为资本性奢侈品与资源性奢侈品。

资本性奢侈品一般是指通过对物品的拥有可以实现保值或带来增值的奢侈产品,消费者拥有这类奢侈品的目的并非直接消费,而在于占有和收藏,如珠宝首饰、金银玉器、古董字画等;资本性奢侈品可以通过占有、收藏方式拥有,并可进行估值抵押融资。资源性奢侈品一般是指在生产中过分地占有人力、材料、土地等自然或社会资源并最终用于消费的奢侈品,这类奢侈品的最终效用明确在于消费而非增值,如豪宅、游艇、名车、时装、腕表、箱包等。资源性奢侈品以使用、消费的方式拥有,一般很难实现保值性融资,同时它们相对于普通商品,在生产制作中会占用和消耗更多、更好的资源。

(五)使用和消费过程中的实物消耗方式

根据奢侈品在使用和消费过程中的实物消耗方式的不同,可将奢侈品分为一次性奢侈品与重复性奢侈品。

一次性奢侈品一般是指产品实物在使用和消费过程中一次性消耗并完成全部消费过程的奢侈品,如雪茄、名酒、美食、化妆品等,这类奢侈品只能经历一次性消费,其产品实物形态随消费而消耗及消亡。重复性奢侈品一般是指产品实物可以在使用和消费过程中多次循环使用的奢侈品,如服装、皮具、钟表、眼镜等,这类奢侈品虽然多次重复地使用直至其实物形态的毁损灭失,但它一般也有特定的使用周期或期限。应该明确的是,这种分类方式从逻辑划分角度而言,一次性奢侈品和重复性奢侈品只是属于消耗性奢侈品的一级子概念,而与消耗性奢侈品相对的保值性奢侈品,可以将其理解为可无限次循环使用的重复性奢侈品。

在上述有关奢侈品的分类中,新兴的服务性奢侈品是否已脱离了对奢侈品内在实物价值珍稀性的本质范畴或属性范围,应当值得关注。事实上,现代生活中出现和兴起的康体、美容、健身、休闲以及太空旅游、极地观光等服务性奢侈产品,消费者在体验和享受中同样会含有实物价值的体现,如专业器械、专业护理、精心服务、技术指导、优美环境等等,无不体现出服务性奢侈品中所含实物、资源价值的珍贵性与稀缺性。因此,服务性奢侈品同样具有奢侈品在实物价值上的稀有珍贵性和在无形价值上的外在彰显性两大本质属性。

奢侈品经济与现代商品经济

奢侈品是在一定经济与社会发展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商品类型,它是阶级社会等级制度环境条件下的一种客观必然而普遍存在的商品形态和社会现象。在现代市场商品经济体系中,奢侈品与其他类别的商品或产业一样,是现代商品经济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现代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由于行业尖端资本的聚合、私人物质财富的集中,以及人们对身份、地位、形象等外在彰显的心理需求或对某种个性化生活品质的追求,这些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客观存在,为现代奢侈品经济的发展建立了稳固的市场供需关系,并且已成为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现代商品经济是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以参与各方互惠为条件、以劳动产品交换为目的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称,而奢侈品经济之所以可以相对独立地作为现代商品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由市场主导条件下的商品经济产业或行业内部的专业化精细分工所决定的,同时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定商品营销市场定位的必然要求。首先,奢侈品经济是一种具有完全商品特征的特殊的消费商品或服务产业体系。由于市场需求的导向和产业分级的细化,以及客观存在的商品与服务的不同档次和消费层次的个性需要,使得奢侈品从普通商品序列中分化出来,以其“质优价高,满足尖端消费群体的个性需求”的鲜明特色,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商品产业体系。其次,奢侈品经济的运行体系具有区别于普通商品的独特运行机制。奢侈品的生产制作、营销宣传、包装运输、售后服务、消费体验等商品运动过程与生产流通环节,均较之普通商品具有更多、更高的质量要求,产品质量标准往往明显优于行业或国家的相关质量标准,尤其在原料、工艺、技术和个等资源整合中,一般具有行业的珍稀性、独创性、领先性等特点。再者,奢侈品经济具有相对独立的产业经济系统属性。奢侈品的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等经济关系的调整与运行,可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产业部门体系,并具有不同于其它普通商品调整与运行的经济规律和产业要求。

奢侈品经济是集奢侈产品的生产制作、加工流转、营销宣传、消费文化等于一体的系统产业运行集成,作为现代商品经济系统中相对独立的产业经济部门,其特有的生产与消费的周期性形成了独立的产业循环运行机制。同时它所带来的促进产业发展水平、创新商品制造工艺、创造社会财富和提供就业岗位、满足个需求、提升人们生活品质等方面的效用,也是引导和推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理论上而言,任何一个行业或品类的商品与服务,都有可能产生各自领域的奢侈商品。

在奢侈产品(含奢侈性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中,无论是从原料选择还是制作工艺上,以及在同类产品生产所需各类资源的优化整合上,往往都代表着相应行业内的最高水平,同时在产品研发与创新投入上也要远高于同行业水平,奢侈品生产中产品品质与工艺技术的更新更迭,使得一些适用的高新技术会梯度转移推广至其它同类产品的生产制造中,这必然有助于推动同类产品行业发展水平的改良升级。在奢侈产品的流通过程中,其在包装、存储、运输、营销等各流通环节上,较其它同类产品具有更高的品质和工艺要求,这些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的品质要求,无疑有助于促进奢侈品产业在社会经济协作关系基础上的专业化、精细化的分工发展,并形成系统的经济运行机制。

在奢侈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奢侈产品的拥有和消费不同于其它普通的商品或服务,它能够更多地带动其它相关专业性强的社会服务和产品消费的需求,如奢侈服饰消费带来的服装保养、专业洗涤、品质维护等方面的服务需求;奢侈豪宅消费带来家政和生活服务方面的服务需求……,这些产生于奢侈品消费过程的衍生性社会服务需求,将会延伸奢侈品经济的产业链条和范围。

参考文献:

1.[德]维尔纳•桑巴特,王燕平,侯小河译.奢侈与资本主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德]沃尔冈•拉茨勒,刘风译.奢侈带来富足[M].中信出版社,2003

篇8

关键词：马克思 商品二因素理论 现实意义

引言

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深刻地论述了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以及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物。马克思商品的两个因素理论，撇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分析我国现实商品使用价值生产，不断提高我国商品使用价值的质量、满足人们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以及重视商品价值分析，降低商品生产成本、缩短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增加企业利润、降低生产商品的社会价值，促进我国商品走向世界，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马克思商品二因素理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论述商品的两个因素时，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首先阐明了商品的使用价值。马克思指出：“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每一种有用物都有许多属性，可以在不同的方面，用不同的方法满足人们的需要。有的物如衣服，作为生活资料直接满足人们的需要。有的物如织布机，则作为生产资料，用它生产的东西来间接满足人们的需要（陈征，1985）。这种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构成商品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作为有用物，在任何社会里都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因为不论各个社会的性质如何不同，构成社会财富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总是各种各样的有用的使用价值，正是这些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才使人类社会能够存在和不断向前发展。在存在商品生产的社会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王珏等，1984），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使用价值是社会的使用价值，没有使用价值就不能进行交换，就没有交换价值，也就不能实现价值。

马克思在论述了商品使用价值之后，接着论述了商品的另一个因素价值。马克思首先分析价值的质，他从交换价值入手，深刻地揭示了两种不同的商品之所以能够按一定的比例进行交换，说明这两种不同的商品中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在这些产品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种凝结在商品体内的抽象人类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马克思在阐明了商品价值的质之后，又分析了商品价值的量：“那么，它的价值量是怎样计量的呢？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量”。但是，商品的价值量不是以个别劳动时间为标准，而是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标准来计量的。即“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商品交换依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进行。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又进一步阐述了商品的价值量同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力的变化相联系。决定商品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从而使商品的价值量也发生变化。因此，商品的价值量同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力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

马克思在分析了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基础上，对这两方面进行了综合，指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物。阐明了作为商品必须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二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否则就不称其为商品。同时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又是对立的、互相排斥的。对于商品生产者而言，他不能在占有价值的同时，还占有使用价值，他对商品要占有价值就必须让渡使用价值。对于商品购买者而言，它对商品要取得使用价值，就必须付出价值。总之，商品的买卖双方各自都不能既得到使用价值，又占有价值。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这种内在矛盾，只有通过商品交换才能得到解决。商品生产才能顺利地进行。

马克思商品二因素理论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的商品二因素理论，撇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分析当前我国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以及商品交换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重视商品使用价值生产，是满足人们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前提。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人们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依然存在。因此，这种满足人们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在相当长的时期，主要是通过商品的使用价值来实现的。商品使用价值质量好、数量多，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就会得到满足，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就能得到实现。如果商品使用价值质量差、数量少，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就不能得到满足，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也就不能很好地得到实现。由此可见，商品使用价值的好坏、数量多少，对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否能够实现有着直接的影响。从我国来看，国家及有关部门非常重视商品使用价值的生产，并制定和实施了有关确保商品使用价值质量的法律和规章，使我国商品生产使用价值的质量总体明显提高。但是从目前来看，我国一些商品生产的使用价值仍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一些企业对于生产商品使用价值的质量重视不够，商品使用价值的质量达不到国家规定的标准。如蔬菜产品农药残留量超标，畜产品瘦肉精和违禁药物的使用问题，食品和奶制品添加剂超标等问题时有发生。还有一些企业和商品生产者，不顾商品使用价值的质量，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所生产的商品使用价值低劣。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企业和个人，完全不顾商品使用价值的质量，弄虚作假、粗制滥造，商品不仅没有使用价值，反而给社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及生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全国质检系统2011年共查处质量违法案件11.14万件，其中食品安全事件3万件。但质量违法日趋规模化、网络化、技术化、不法分子制假售假手段更加隐蔽”。“特别是在重点监管的乳制品行业，对1176家乳制品企业进行审核，有701家企业通过审核，通过率59.6%，乳制品质量安全总体上有所好转”。但仍有40.4%的乳制品企业不合格。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对商品使用价值的本质认识的不深刻、重视的程度不够。因此，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引导广大企业和商品生产者，要十分重视商品使用价值的生产，不断提高商品使用价值的质量，为人们生产安全放心、质量优良的商品，以保证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

重视商品使用价值生产，是我国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企业要想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断提高商品使用价值的质量。企业生产的商品使用价值质量好，深受消费者欢迎，商品就会畅销，企业资金周转就会加快，利润也会相应地增多，企业就能生存并很快地向前发展。反之，如果企业生产的商品使用价值质量差，商品不受消费者欢迎，商品的销售就会发生困难、甚至造成大量积压，企业资金周转就会变慢或受阻，从而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从目前我国一些企业生产和经营看，也确实如此，同是奶制品生产，有的企业的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产品畅销，企业不断向前发展；而有的企业的产品则销售困难，企业难以生存下去，不得不退出奶制品市场，甚至倒闭破产。之所以出现这样两种不同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商品使用价值的优劣不同所造成的。因此，作为生产企业必须把生产商品使用价值的质量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要不断加强产品质量管理，从原料进厂、加工生产、到商品出厂、市场销售，每一个环节都要严把质量关，不断提高商品使用价值的质量，要以高质量的商品赢得消费者的信赖。以质量求生存、求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重视商品使用价值生产，是我国商品走向国际市场的关键。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国际间的商品交换在不断增多。要想使我国的商品更好地走向国际市场，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作为商品使用价值质量的优劣则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商品使用价值质量好，在国际市场上就会畅销，商品就会不断地进入国际市场，在竞争中就能站稳脚跟。如果商品使用价值质量差，就很难进入国际市场，即便进入了国际市场，也不可能畅销，在竞争中很可能失败，从而堵塞商品通向国际市场的通道。

当今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企业都非常重视商品使用价值的质量，有些商品的出口，如汽车、船舶、家用电器、精密机械等，以优良的质量在国际市场上畅销不衰，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从我国来看，随着生产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出口商品的质量在整体上也有明显提高。但是我国有些商品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国有些出口商品因质量达不到进口国的要求而被进口国拒收的事件时有发生。尤其是我国出口的一些农产品，如蔬菜、茶叶、蜂蜜、畜产品、水产品等，因为农药残留量过高或产品被污染，商品的使用价值被破坏，使出口商品受阻的情况更为严重。因此，要想使我国的商品顺利地进入国际市场，并能在销售中取胜，就必须十分注重商品的使用价值生产，不断提高商品使用价值的质量，在商品质量上增强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能力。

重视商品价值分析，降低生产成本，是促进我国商品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的价值撇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是由三部分构成，即w=c+v+m。c是在生产过程中耗费的生产资料转移到商品中的旧价值；v是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为自己创造的工资的新价值；m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为全民或集体创造的新价值，通常也称为劳动剩余。在商品价值中，c、v二者之和构成商品的生产成本，即在生产商品过程中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在商品价值中的m，如果把m看作是由c和v带来的，m就转化为利润，一般用p来表示。因此，把商品的价值表述为成本+利润，用字母表示为：w=k+p。商品成本的高低，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生产成本消耗高，同等数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只能生产出较少数量的商品，这样就会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成本消耗低，同等数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就能生产出较多数量的商品，这样就能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当今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非常重视商品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消耗和劳动力消耗的节约，尽一切可能降低商品生产成本，采取各种先进的技术措施，用同等数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消耗，生产出数量较多的商品，促进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从目前我国的一些企业来看，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消耗过高，浪费也比较严重，同等数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消耗，只能生产出较少数量的商品，严重地阻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据有关资料统计分析，我国万元产值的能耗比工业发达国家高4倍至10倍，33种主要产品单位资源消耗量高46%（宗寒，2006）。我国的资源利用效率过于低下：创造一美元产值消耗的煤、电等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水资源的消耗，我国万元GDP用水量是美国的近10倍、日本的24倍（查振祥，2006）。物质消耗过高，资源利用效率低，不仅导致我国商品生产成本上升，经济收益降低，而且还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如果把我国能耗和水资源消耗逐步降低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不仅可以生产出更多数量的商品，还有利于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从而促进我国商品经济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重视商品价值分析，缩短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是增加我国企业利润的手段。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商品的价值量也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不同企业，由于生产条件不同，生产同种商品所消耗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不可能完全相等，商品的个别价值也就不等。但是，不论生产单位商品耗费了多少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商品的个别价值是多少，不同企业在出售商品时，都要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进行交换。这样，如果企业所生产的单位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出售商品时，企业就可以获得较多的利润。反之，如果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在出售商品时也要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进行交换。这样，企业只能获得较少的利润，有的企业还可能亏本。因此，作为一个企业，必须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不断降低商品生产过程中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消耗，降低商品的个别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在商品交换中获得较多的利润，长此下去才能不断增加企业利润，使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重视商品价值分析，降低生产商品的社会价值，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措施。随着世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国际间商品交换的数量和范围还将会不断扩大，商品之间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我国的商品要想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站住脚，除了保证商品使用价值的质量，还必须尽可能降低商品销售价格，以低于国际市场价值的价格出售商品。这样，既可以加快商品的销售速度，使商品尽快地转化为货币资金，又可以增加商品的销售量，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在竞争中就能站稳脚跟。如果商品社会价值高于国际市场价值，在出售商品后就不能获得较多的利润，在竞争中就会处于不利地位。例如，日本生产的汽车之所以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比较畅销，除了汽车的使用价值质量优良，还有就是日本汽车比欧美汽车价格较低。因此我国的商品要想在国际市场上站住脚，就必须切实加强我国出口商品企业的成本管理，在保证出口商品使用价值质量的前提下，不断采用新技术和新工艺，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努力降低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消耗，不断降低出口商品的社会价值，从而在价格上增强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重视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对立统一分析，是促进企业发展的保证。企业在生产商品过程中，必须把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放在首位，不断提高商品使用价值的质量，这是满足人们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保证，也是发展我国商品经济的坚实基础。在注重商品使用价值的同时，还必须十分重视对商品价值的研究，降低商品生产成本，缩短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发展我国商品经济的关键。只有生产的商品质优价低，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讲的物美价廉，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促进社会主义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如果忽视或不注重商品使用价值生产和价值的研究，生产出的商品很可能质次价高，这样将会阻碍商品生产的发展，阻碍社会主义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目前，我国有些企业的商品之所以出现销售困难，有些企业商品大量积压，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对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重视和分析不够。一方面可能是商品使用价值的质量差，使购买者望而生畏，使商品交换发生困难，商品的使用价值无法让渡出去。另一方面可能是商品价值太大，即凝结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太多，使商品价格太高，使消费者无力购买，同样使商品交换发生困难，商品的价值无法实现。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在矛盾得不到解决，必然导致企业生产和发展的停滞，严重的将会使企业停工停产，最终使企业破产倒闭。

因此，要想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顺利向前发展，就必须既要重视商品使用价值的研究，又要重视商品价值的研究，二者不能偏废。我们一定要改变那种一讲重视商品使用价值，满足人们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就不重视商品价值核算的倾向。同时又要防止那种一讲重视商品价值，获取更多利润，就忽视商品使用价值质量的行为，二者必须兼顾，缺一不可。要在保证商品使用价值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降低商品的成本价值。只有这样，商品交换才能顺利地进行，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在矛盾才能顺利地得到解决，才能使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步入正确的轨道。从而促进企业商品生产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结论

马克思商品二因素理论，撇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其一般原理，对于研究当前我国商品生产和交换，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必须始终把商品的使用价值放在首位，要十分重视商品使用价值的质量，使用价值的质量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满足人们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保证，是社会主义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也是提高我国商品竞争力、促进商品走向国际市场的关键。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各种措施，加强社会主义企业商品生产质量管理，不断提高商品使用价值的质量。同时要十分重视商品价值的研究，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尽可能减少商品生产过程中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降低商品生产成本，增加企业利润，是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是提高我国商品出口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法。从长远看，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过程中，既要注重商品使用价值质量的提高，又要注重商品价值量的降低，即降低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只有这样，才能生产出物美价廉的商品，才能促进我国商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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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征.《资本论》解说（第1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3.王珏，刘炳瑛，鲁从明.《节选本》学习提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4.“3·15”专题.用质量安全提振消费信心 质检总局严打质量违法案件.经济日报，2012-3-15

篇9

企业虽然在扩权后对投资有了一定的自和财力，但是，由于传统体制的影响，政府具有很强的控制企业的惯性。所以，尽管改革后投资资金来源已是多渠道，但投资决策权实际上大部分仍然掌握在各级行政机关手中。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大中型项目由中央计划部门决策，中央管理的中小型项目由各专业投资公司决策；地方中、小型项目实际上是各级地方政府部门决策，甚至连某些集体所有制企业投资，也往往由地、市、县、区政府决策。从现实情况看，许多建设项目，不论投资规模、资金来源还是征地、施工安排、建材供应等，基本上都属于各级行政领导决策范围，离开各级政府部门是不可能办成的。就筹资方式而言，从表面上看，大部分可以说还是依法规办事的，但实质上仍有不少硬性摊派和行政干预。因此，现行的管理体制中地方政府仍具有相当的权威性，能够对企业的投资活动实施很强的支配作用。这种多元化投资主体的格局，并不符合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改革总目标。总之，现行投资体制运行中的摩擦和矛盾是与现行的以行政性分权为特征的多元化投资主体的格局密切相关的。最突出的表现是：

（一）投资规模的几次膨胀与行政性分权有密切关系

我国的投资规模过大是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但是，最近几年的投资规模膨胀与改革前有明显的不同特点。改革前是急于求成，追求高速度，扩大基本建设预算内投资规模引起的，而改革后推动投资规模膨胀的主要因素则是地方、部门、企业自筹投资和银行贷款急剧增加造成的，这与多元化投资主体直接相关。如果说改革前，国务院采取压缩规模急刹车的办法，能够控制投资规模的话，那么现在要压缩规模则实在太困难了。由于投资决策分权之后，缺乏硬的约束，因此，投资冲动十分强烈，难以控制就不足为奇了。约束的软弱无力主要因为：一是投资的决策者不承担风险，投资使用者不承担经济责任，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另外，近年地方政府和企业领导逐步实行的任期责任制或任期目标制，使经济发展速度成为衡量干部成绩的标志，因此出现了在新的动机下的普遍扩张；二是我国目前银行的投资信贷制度，难以对地方、企业的投资行为进行强有力的约束，尤其是“税前还贷”，使企业还贷中约有68.3%的资金是由国家负担的，银行很难控制企业的投资冲动；三是现行的投资审批体制也无法遏止投资浪潮。

（二）投资结构不合理与行政性分权有密切关系

近几年投资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一是投资的投向不合理。基础工业少，加工工业多，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比例不协调，投资中重复建设问题严重；向新兴工业投资少，向传统工业投资多。据有关资料介绍，近几年投资中新兴工业的投资只占2%；二是投资的资金运用量不合理。投资轻型化、小型化严重；三是投资的建设方式不够合理，还是重基建、轻技改。以上问题的存在原因固然很多，而投资的行政性分权则是重要原因之一。地方政府在财政、税收改革有了一定财政和财力之后，为进一步扩大财源，在价格体系不合理的情况下，必然要向价高利大、投资回收快的加工工业投资，而基础产业的投资却留给了国家。中央管基础产业投资、地方管加工产业投资的结果，必然促使地方、企业的投资涌向价高利大的家用电器和轻纺等“短、平、快”项目，而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等“瓶颈”部门只能由中央政府负担；三是投资的宏观失控与行政性分权有密切关系。近几年我国投资活动宏观失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行政性分权使地方政府的本位观念、地方观念急剧膨胀，对中央的离心力大大增加。最近几年投资规模不断膨胀主要是预算外投资不断猛增造成的。中央虽然已经三令五申必须大力压缩规模，调整投资结构，但收效不大。

二、对多元化投资主体的理论分析

从理论上讲，投资分权可划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性质：一种是行政管理性质的分权，另一种是政企分开，政、经分开，政府与企业的分权。这两种分权，前者是行政权利再分配，是从行政到行政的，这只能说是传统体制的改良、弊端仍不少。后者是行政与企业分权，是发展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是新体制建立的必由之路。当前的问题是，行政性分权仍是主流，而改革后的政企分权只是支流，两类分权在实际工作中经常发生摩擦。必须指出，多元化投资主体的形式，体现在改革的成效是好的，问题是构成现今格局的分权是属于行政性分权，这是不可取的。很清楚，以行政分权形成的多元化投资主体，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经济从属行政的某些弊端。也就是说，以行政性分权为特征的多元投资主体格局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投资主体风险与收益对称的问题，这样会造成市场运行的基础不“均质”，很难建立起商品经济运行合理的新秩序。首先，作为投资主体的各级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负有制定投资计划和筹集投资资金的双重职能，为了实现投资冲动所出现的资金缺口，必然要运用行政权力强行筹集建改资金，而这种筹资手段具有难以抵制的强制力，导致银行投资贷款剧增和地方行政性集资泛滥，结果，必然造成投资规模的膨胀。其次，行政性投资主体从事投资活动，虽然其内容属于经济范畴，但就其性质讲仍属于行政范畴—履行行政职能，完成行政任务。因此，在工作中往往考虑行政手段多，忽视了商品经济的特点和规律，难以保证投资效果。再次，以行政分权形成的投资主体，往往是争项目、扩大投资规模热情高，忽视价格、信贷、税收等经济杠杆的作用，使经济调节手段失灵。

三、科学进行投资项目决策的相关对策

（一）投资主体是参与市场竞争的以直接投资为主的各类企业

这类投资主体的特点是参与市场竞争，投资资金主要是通过企业的自我积累和从金融市场（包括银行信贷和资金市场）获得，能够自主地进行投资决策，自负投资的盈亏。因此，他们必须是真正自主经营的商品生产者，投资活动主要受市场机制的引导，在市场上这类投资主体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平等地开展投资竞争。因此，现代商品经济要求有一批以进行间接投资为主的金融类企业投资主体充当社会生产要素价值量流动的不可缺少的媒介，通过他们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更重要的是这类企业在社会上可以集中分散的资金，然后按照规模经济的要求，以证券投资和贷款的形式实现投资资金的最佳分配。适应现代商品经济发展需要而出现的金融企业与生产企业的融合，是第二类企业中一种新型的投资主体，近几年在我国已经出现，应采取措施促进其发展。

（二）充分利用第三类投资主体

政府投资主体从市场竞争投资活动中坚决地退出来，只从事非市场竞争性的投资活动，其内容主要包括三种：一是政府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所需要的设施，如办公及服务设施等；二是国防、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社会福利、环境治理、保险与保障等部门；三是公共生产部门，如邮电、铁路、电力、供水、供热、煤气等以及一些高技术生产部门。在这些部门中如果放手进行市场性的竞争，竞相抬价谋利，就必然危害社会，损害公众利益。因此，要由政府来进行投资，或者由政府实行一定的补贴吸引民间企业投资，并由政府或者指定某一企业、集团来经营，采取官营、专利管制私营或公私合营的经营体制，使公共事业既能有效地为公众服务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按照经济规律经营。政府从市场竞争性投资中退出来，专心于非市场竞争性投资，避免了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对市场运行的干扰，有利于为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这三类投资主体的塑造，应根据各自的本质和特点，采取不同的方式。关于第一类投资主体的塑造，最根本的是要把社会主义的国有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对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形式进行大胆改革，使国有企业成为真实的投资主体。

（三）构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方式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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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商业革命产业革命商业资本产业资本重商主义市场经济

一、商业革命的兴起与市场经济的形成

1500年～1750年是英国社会发展的前工业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英国的商业贸易以空前的规模发展起来。城市经济冲破封建束缚，不断壮大和繁荣，城市作为商业中心的作用日益显著，以城市为节点的国内商业网初步形成；伴随着海上探险和掠夺，海外贸易蓬勃发展，英国的贸易触角深入到世界各地，为其带来巨大的商业资本；在国内外市场的诱导下，农村的原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以此为契机，商业深入农村；最后，农业被席卷进了商业化的潮流，农业开始为市场而生产。随着商业贸易活动的日渐活跃，商业化的行为原则开始快速渗透和扩散到英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意识观念和生活方式深受商业化影响。

商业化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而商业贸易是当时英国社会经济变革的催化剂。正如希克斯所说“新世界的起点是商业的专业化”，繁荣的商业是开启英国新时代大门的钥匙。这一历史时期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逻辑起点。正像用“工业革命”来描述随后100年那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时代一样，用“商业革命”来描述这一历史时期的特征及揭示其划时代意义是恰如其分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商人资本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关系时说：“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

市场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发展基础上的。在商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商品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为市场经济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然而，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应归功于商业革命，因为这一时期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到处都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所以，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商业革命与市场经济的形成有着必然的联系。另外，经济自由的实现、政府对产权和契约的保护、有效资本市场的形成和交通网络的完善也都是商业和商业资本发展和扩张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商业革命引起了市场经济的形成。

二、重商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

正如上述，前工业革命时期是一个商业革命发生，商业极度繁荣，商业资本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时期。而正是在商业资本绝对统治的背景环境中，英国的市场经济诞生了。这一独特的社会经济背景决定了，刚刚由商业革命孵化成型的英国早期的市场经济，不是后来发展成的那种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更不是凯恩斯革命后出现的现代市场经济，而是重商主义的市场经济。

重商主义市场经济是这样的一种市场经济：它以重商主义学说作为其理论基石，商业活动是其经济生活的主题，强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为其运转的引擎，到处充斥的垄断和寻租行为是其明显的特征。

“重商主义”是指一种学说，它以商业资本的运作作为其考察对象，从流通领域研究货币――商品――货币的运动；他认为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式，对外贸易是财富的源泉，商业是经济的灵魂，商人是社会最有用的人；它反映了在封建社会内部逐渐成长起来的商业资产阶级的观点。重商主义又是指一种经济政策，它以强力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看作是保证经济繁荣和国家富强的根本政策选择，在这里，重商主义与保护主义、传统管制和国家控制的进口替代等政策相联系。作为特定历史产物的重商主义，其政策核心无非是为了确保两大块利益：国家权力和新兴商人阶级的财富。对于新兴商人阶级而言，扩大其商业利益，最大程度的攫取财富是目的，强大的国家权力是保护财富的手段；就王权政府来说，获得慑服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强权是目的，财富则是实现强权的手段。重商主义政策由此便成为连接商人经济利益和国家政治利益的一条纽带。那么这条“纽带”发挥功效的机理又是怎样的呢？那就是强权政府出卖“垄断”，从而使政府与获得垄断权的商人或商人集团分享“垄断租金”。所以重商主义又与垄断和寻租活动联系在了一起。

商业资本居统治地位，社会经济生活的主题是商业活动。而在当时历史背景中，商业资本要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必须对内扫清封建主义残余势力对市场经济的阻挠，对外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开辟海外市场，于是强力政府的出现是商业资本的需要。而同时强力政府为什么又愿意干预市场而为商业资本效劳呢？因为，一则政府已获得商业资本的资助，二则商业资本的势力已逐渐控制了政府。当时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全方位的，不仅体现在国内政策，而且更多是体现在海外政策上，干预手段不仅有经济上的和法律的而且经常是行政的。谷物法是英国政府用来干预谷物生产和经营的主要手段。政府就以谷物法来限制谷物买卖，控制谷物价格，稳定市场。随着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在王国内关于谷物贸易的法规不断增加。英国的谷物法令是复杂多变的，然而这正说明了英国政府对其农业生产发展采取了相机抉择的干预主义政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更明显的体现在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上。托马斯・孟的一段话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各界的一个共识，孟说，“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时时谨守这一原则：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币，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政府需要凭借关税、补助金、禁令以及殖民制度和航海制度等管制措施来施加影响，即需要实行一种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

重商主义的市场经济不仅是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而且还是充满垄断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垄断性体现在商业组织的垄断上。主要经营国内贸易的商人组织是商人公会。在通常的情况下，商人公会的地位高于手工业行会，商人公会经常在与手工行会的斗争中为商人集团争得经济上的垄断利益。为争夺经营垄断权， 排除外来竞争者，同业商业公会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经营海外贸易的组织是各种形式的公司，但所有公司都是由国王授予贸易特许权而进行垄断经营的商业组织或商业企业。例如，1600年东印度公司成立，它不仅垄断了同印度的贸易，并且垄断了整个亚洲的贸易，并且每次航行带去的货物免纳出口税； 1606年弗吉尼亚公司成立，在弗吉尼亚开始生产烟草后，詹姆士将进口弗吉尼亚烟草的垄断权授予了弗吉尼亚公司。依据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Hill）的意见，在伊丽莎白的统治下，垄断已扩展到如此地步，以至每个缝隙都隐藏着一个垄断者的要求。

这里出现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现代市场经济同重商主义市场经济一样也强调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然而，不同的结果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干预的动机之一是消除垄断，而重商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干预却助长甚至培育了垄断。在这里问题被颠倒过来了，不是政府为了消除垄断而去干预经济，而是政府为了干预经济而需要垄断，也就是说，垄断是实现国家经济政策的一种手段。首先，垄断是对外扩张的手段。英国海外市场的开拓、殖民地的开发不是由政府直接来完成的，而是由商人冒险家公司或股份公司等商业组织来进行的。能否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投资于海外贸易和殖民地开拓才是王国对外扩张成败的关键，要想调动民众的投资积极性，必须使他们能够从国家那里寻求扩张活动所必需的保护或秩序，必须得到国家给予其商业冒险活动的垄断性津贴。可以说政府不能提供垄断就没有英国的海外冒险事业。其次，垄断有利于政府对经济进行控制和管理。当政府把某项垄断权力授予某个集团或者组织之后，这个垄断组织就对政府产生了依赖，政府手中的特许状就像令箭牌对士兵一样行之有效，让这些垄断组织惟命是从。同时每一垄断组织已经控制了某一领域的经济活动，所以当政府控制了一个垄断组织之后，也就意味着大量的经济活动已经纳入它的掌控了。最后，通过出售垄断，政府可以分享垄断租金。海外贸易的垄断收益以及对掠夺财富的“分成”，不但可以重建本国经济，而且增加了君主本人的私人财产。毫无疑问市场经济的效率来自于自由竞争，垄断必将降低经济的效率，由垄断引起的国内市场效率的损失是垄断的成本。而海外市场的开拓，政府垄断租金的获得又是由垄断带来的收益。在当时这个商业扩张的年代，开拓海外市场、巩固政府的财政收入对王国来说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由垄断带来的收益是巨大的。所以以垄断为特征的重商主义市场经济形态在当时历史环境中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

哪里有垄断，哪里就有寻租活动。既然重商主义市场经济是与政府干预下的垄断相结合的，那么重商主义市场经济充斥着大量的寻租活动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政府通过出售“垄断”从而达到扩张经济、管理经济、控制财政收入的目的，而商人们则通过购买“垄断”获得垄断租金（即垄断利润）。共同的寻租活动使政府和商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毫不夸张地说，“由商人、君主与最后的议会所代表的群众的毫无掩饰的寻租解释了大部分的经济干预，及整个时期的大量的政治――法律变化。” 商人们的寻租活动五花八门，除了亲自参加议会实现自己的愿望以外，还通过非正常途径对议员施加影响，其主要手段是行贿。每个公司和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游说团”，依照要议员们支持还是反对某一提案而决定贿赂他们的钱数。

三、重商主义市场经济：产业革命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