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播学的认识理解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传播学的认识理解，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传播学 教学改革 案例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1 独立学院传播学课程的现状与问题

为了了解独立学院传播学课程的现状与问题，对我校新闻学专业的三十位同学进行了访谈，学生普遍反映“传播学很难、听不懂、没有用”，在对传播学课程的建议上，学生们大多希望“增加互动、多举新事例、多利用新媒体、渴望参与实践”。根据访谈，总结独立学院传播学课程的现状与问题如下：

1.1 传播学课程偏理论化，知识抽象，学生难以理解

传播学是一门边缘学科，与新闻学、社会学、信息论、人类学等学科都有联系，正因为如此，传播学的知识面较宽并且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同时，“传播学教学基本是介绍欧美传播学研究的成果，但经典的传播现象和实验则无法还原给学生”，①这也造成了传播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的脱节。另外，独立学院的学生基础相对薄弱，对抽象知识的理解有一定难度，如果仅是介绍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反而会造成“传播学无用论”的现象。实际上，开设传播学课程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利用相关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传播学中的人际传播、传播技巧等理论对学生有着极强且直接的现实指导意义。因此，如果不解决传播学课程偏理论化的问题，学生听不懂，不仅无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丧失了开设传播学课程的意义。

1.2 “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与学生渴望互动的矛盾

目前，本科的传播学课程主要采取讲授式教学，课堂上，以老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地吸收知识。由于传播学课程主要讲授传播学研究的理论和成果，学生要在课堂上接触大量的概念、模式、研究方法、理论、意义等，在较短的时间内，学生要接受并且区分这些不同的概念、模式、理论，很难将理论知识跟现实操作联系到一起，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模式造成学生对传播学的反感，认为传播学枯燥无用，甚至很多学生在一学期的课程结束后，不知道传播学学了什么。实际上，在访谈中，受访的学生普遍表现出自己对这门新兴学科的兴趣，但是由于课程枯燥无趣而望而生畏。传统的“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与学生渴望互动的矛盾已经阻碍了学科的发展和社会对传播学人才的要求，多被学界所诟病。在传播学课程教学改革中，探索新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兴趣，重视学生的参与性，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2 独立学院传播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2.1 传播学课程体系及其特点

以国家级重点教材、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为例，教材共有十五章，如果按部就班地从第一章讲到第十五章，学生普遍反映知识繁多、无头绪。结合新闻学专业的特点，并对教材进行充分的研究后，把教材的十五章进行整合，利用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简单易懂的特性，把教材的诸多章节合并到此模式中，即：控制研究、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研究。这样，就把原本十五章的内容整合为三大部分，经过整合后，全书的逻辑框架变得简单，学生易于理解。见表1。

2.2 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是一种开放式、互动式的教学方式，始于1870年左右的哈佛法学院。案例教学的方法就是教师以教学案例为基础，在课堂中帮助学习者达到特定学习目的的一整套教学方法及技巧。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法既不能在教科书中找到，也不可能获得人人都赞同的“正确答案”。案例方法为学习者设想了这样的一个世界，即通常在时间很短、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需要靠批判性思维技巧和能力来提出有说服力的论点。传播学课程理论性强、知识抽象，采用案例教学法，用具体、形象的案例来阐释抽象的理论，能够增加教学的趣味性，可以解决传播学课程理论性强的问题，这种教学方式，能将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成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同时，案例教学法的开放性与互动性，强调学生的主导性，鼓励学生充分思考，重视学生参与，满足了学生渴望互动的需要，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潜在能力，从而有助于培养应用型人才。

2.3 以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不断推动课程改革

传播学虽然是一门基础理论课程，但同时也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课程，因此，教师的授课不能脱离社会现实空讲理论，要保持传播学的应用性的特点。传播学的教学要保持与实践的同步发展，关注当下的信息传播现象。同时，教师应当注意运用教育理念来指导教学。

首先，探索建构式教学模式。建构性学习模式强调为了理解而学习，通过问题式学习和协作式学习来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批判意识，让学生自主构建知识体系与意义结构。这种理论认为，认识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刺激加接受的过程，而是认识者主动地建构自己的知识经验的过程。知识的接受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相反地，学习的主体要主动地建构信息的意义。于是，学习成了一个主动的过程。在这种理论下，新的教学模式从“教师中心”转变到“学生中心”，传统的课堂变成开放的课堂，教师的角色更像是一个组织者、引导者甚至是伙伴，而不是主导者。学生们根据教师布置的任务或者议题，分成小组，每组4～6人，主动收集资料，课下小组内部思考讨论，然后将小组讨论的成果在课堂上充分展示。例如，2012年当韩国舞曲《江南Style》风靡全球时，可以借此为议题，用建构式教学模式，引导学生用传播学原理对《江南Style》的走红进行思考分析。

第二，重视案例研究。为了保持传播学应用性的特点，教师应当重视案例研究，建立传播学教学的案例库。选择案例时，注意案例的典型性与时新性，一方面，典型的案例具有代表性，例如，“魔弹论”的经典案例：1938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根据科幻小说改编的广播剧《火星人入侵地球》，结果使成千上万的听众误以为真实的事件正在发生，造成极度的恐慌。另一方面，新近的案例更能激发学生的兴趣与参与性。教师有必要对每年的新闻传播热点话题进行梳理分析。

3 结语

虽然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具有偏理论性的特点，但传播学却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只有将理论抽象的知识转化成学生的传播实践能力，传播学课程的价值才真正得以体现。基于此，传播学课程教学改革显得尤为迫切。为此，教师应熟悉教材，以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不断推动课程改革，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积极探索建构式教学模式，重视案例研究，鼓励学生真正走进课堂，利用课程教学改革，解决目前独立学院传播学课程存在的问题，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篇2

关键词　知识社会学　传播学本土化　经典理论反思　研究新进路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2008年的传播学理论研究焦点大都与这个年份的特别之处有关。首先，2008年时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因此，传播学界在本年度对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30年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集中的总结反思，并提出多种因应之策；其次，2008年出现了如冰雪灾害、3・1、四川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毒奶粉等具有重大影响力社会事件，结合这些事件对传播理论与实践进行概括与总结，或针对这些特殊鲜活现象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发展之路，是本年传播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一、中国传播学研究30年：实绩、困境与反思

有多位学者撰文提到，经过30年的发展，传播学在教育建制上已经成为国家认可的一个“学科”；如果从相应教研机构、论文著作和研究社群等“硬”指标衡量，俨然已是一门“显学”。有学者用极其概略的方式总结了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实绩：传播学界出版了诸多较为完整、系统的本土教材；西方经典的引进和译介亦颇具规模；理论方面的着论已从西方学术介绍转入本土化应用阶段；在部分领域已经产生了一些较为出色的学术成果；实证研究逐步普及，对资料及研究逻辑较为重视。

不过，和许多学者总结大小媒体30年历程时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呈现出的明显激动与兴奋相比，很多学者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现状并不持“自豪”和“乐观”的态度――更有学者把自己回顾传播学研究30年的感受形容为“一半是惊喜，一半是惊恐”――这些说法启人深思。下面将他们的反思进路大致地分为两类，分别加以概述。

一是通过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批判性考察，着眼于中国大陆传播学知识的历史建构过程及其得失。

回顾传播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个10年，批判学派的“夭折”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夭折”固然和施拉姆的亲身传播、学者们原有的知识局限等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知识生态的压力。这种知识生态直接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压力，“这种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的传播研究主体被迫采用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对外批判主义，对内行政主义。”时至今日，这种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远未绝迹。有些学者的观察可谓犀利：“有机会的时候，中国学者能够将批判理论运用得相当娴熟，简直可以说是如说家珍。”

“传播学本土化”问题自传播学引入时就开始困扰中国传播研究者。有学者以反思传播学研究为契机，转换提问的方式，对“传播学本土化”话语本身进行问题化。作者以受众研究为例，从经验的、历史的角度对“传播学本土化”的现实结果进行考察，研究结论大大挑战了人们的成见：“中国的传播研究不是没有本土化，而是过于本土化，以至于我们要对这种以实用为主的本土化策略进行批判性反思。”在如此严重的本土化现实被忽视的本土化讨论背后，更严重的是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对学术场域的渗透，导致中国传播研究出现了明显的轻理论、重应用，轻批判、重管理的工具理性特征。造成本土化理论研究的生存空间局促的不是被整体化的“西方”或“西方传播学理论”，恰恰是成为主导传播研究的现实需要和政治潮流。

有学者认为，在诸多制约传播学研究发展的原因中，最需要解决的，是在思维框架上如何突破功能主义传统的束缚。功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社会需要和传媒业发展”当成一个固定不变的叙述分析框架。由此衍生出传播领域的“社会需要论”，即把一些传媒现象的出现和变化都视为“社会需要”，使得传播学研究陷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也没有生产任何新知识产生的循环论证之中。具体到研究中，就是将本该被仔细辨析的对象类型化、对象化和角色化，似乎研究就是用材料证明某些类型的存在，而不是从类型中发现新的变异。功能主义思维还导致研究中出现了抽象的性质决定论，把研究变成贴标签和时髦的词汇竞赛。该学者建议，要扭转这种日渐庸俗化的研究取向需要从“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的转化；从社会决定论向社会互动论转化；从抽象的因果推论向具体的事实描述转化；从事例归纳向意义解释转化”，在传播学研究中时时“面向事实本身”。

有学者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表达了对概念及其阐释在传播学研究中处于“失落”境地的担心，提出传播学概念和概念阐释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学习、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须从事的一种“投入”(input)行为；同时，在欧美的传播学研究受社会稳定、制度完善、固有学科范式的影响，研究议题日趋微观、琐碎的背景下，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学者理应提出很多有意思、有意义的传播学概念、问题和假设，积极参与到理论概念的建构过程中。无论是倡言“厘清”，还是字里行间包蕴的“发明”冲动，都满含着作者对于中国大陆处于全球传播学知识生产的终端位置的焦虑和不满，以及建立一个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的热切期盼。

有学者在整理和研究大量相关著述的基础上，对1978-2008年间人际传播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初步描述和分析：大陆人际传播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以介绍西方人际传播基本概念、理论、普遍原则和原理为主要目标的引进性研究；套用西方人际传播学术和概念，尝试对中国社会人际传播现象、观念与问题进行的探索性研究；伴随中国社会转型与变革现实需要，逐渐形成和扩大人际传播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有学者从时间、理论和问题三个层面，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些基本公认的研究成果和他本人认可的观点，做了一个素描式、纲要式的总结。这些学者的主要观点是：作为传播学分支之一的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在20世纪80、90年代确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学者们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一致认同，但对其理论实质没有统一的认识；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体现出一股较浓厚的理论角度而非实践角度的问题意识；明晰语境、理论落地、理论建设和理论升级是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几个现实紧迫要求。

二是对传播学教育和研究体制进行剖析，注目点在传播学研究基本学术规范、学术评价标准和学术自主性建设等相关问题上。

有学者认为当前的传播学研究存在如下缺陷：研究缺乏规范，低水平高度重复性研究，其中对政策进行诠释的注脚式研究、实用性行政研究和论文评论化现象尤为严重；研究生力军聪明有余，基本训练不足；理论问题意识不强，缺乏突破性研究典范；缺乏跨学科和全球的视野。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首先改革传播教育，这包括研究生院课程、招生办法和研究体制方面的改革。对此，该学者提出的操作性建议有11条之多，涉及传播教育与研究体制等诸多方

面。

在有的学者看来，对现行学术体制进行批判固然必要，但如果从学术共同体的角度看，首先要如布尔迪厄所提倡的那样，将自己的思维路径和研究活动作为分析和批判的对象。由此反思下去的一个十分触目的问题就是“我们还太缺乏作为学者社区的‘主体性’，因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其后果是将理论或“被某些以政治或文化资本之拥有而界定的权威所简约或扭曲的理论”当做教条，将“某些来自他乡或彼时的概念或现存体制权力的话语支撑当作了事实性的预设，将它们排除出了批判分析的视野，不仅自己无法对之反思，而且不容他人置疑。他们将自己当作权力的侍从和代言人而不自知，甚至以笼罩在权力的光环下而沾沾自喜。”这意味着，学术的评判标准不应来自于“行政管理的指标”和“国家权力行使的工具”，而应当是：“是否提出了新问题，是否系统地考察了经验的现实，是否验证、发展或提出了理论解释，是否展开了结合经验观察和理论分析的系统论述，是否以此论述彰显了普适的人文精神，是否有助于我们所在的社会共同体集体的批判思考能力。”最后，该学者从期刊改革等方面提出了4点建议，借此吁请学者们形成“对现存学术体制的有效的、建设性的抵抗”。

中国的传播学隶属于新闻学院的学科建制也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有学者认为，传播学“没有被引进到社会学领域或信息科学领域，而是投进了早已失去想象力的中国新闻学的怀抱”，使得传播学“笼染上旧有的痼疾”。以至于让人生出“传播学在中国投错了胎”0的感喟。有学者认为，在传播学的安身立命之处，跨学科与多种理论来源，以及基于维系民主制度的目标回答社会实践问题，从来都占据一席之地。隶属于新闻学院学科建制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和传播学在美国的发生发展相比，存在这些先天不足：理论层面缺乏社会理论支持；本属于新闻学科核心的人文关怀及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和批判精神严重缺失；传播学术研究在尚未建构出自身价值评判标准时，就已经快速地与权力和利益结盟，研究的行政取向格外突出，理论反思严重不足。尽管从今天看传播学在名分上已经获得和新闻学平分秋色的合法性，但由于它与新闻学和中国新闻事业过于密切的关系，加上对经验研究和文化研究两大理论路径本身的思想源流演变、社会政治基础、文化价值起点的认知和理解上的局限，使得中国传播学研究在30年的发展中，描述多过阐释，论断多过概念，在应用性方面的成就高过理论性。

有学者注意到，在目前传播学研究的队伍中，真正接受过系统、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训练、掌握了科学研究的基本手段的学者数量不多。传播学研究大量应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而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却很少使用目前我们的传播学的研究成果；研究滞后于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媒介的更新。该学者提出，传播学研究要同中国的社会发展密切联系，同时要在一般性的研究内容上超越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局限，并在研究方法上摆脱对政治的依赖，探索出本学科必需的、独特的学术规范。传播学虽然在1996年以后被官方以各种形式予以认可和接纳，但从此以后“传播学的学者们不得不在诠释官方意识形态、服务当前政策等方面寻找课题、寻找经济支持，传播学被体制化。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向大众传播媒介偏向，最终将学生的就业去向都集中在大众传播媒介，新闻传播类的学生脱离了专业媒介就无法施展才能，从而造成目前就业难的现实。

有学者借助与相对成熟的西方传播学教育比较，提出中国传播学的未来发展可以归结为三个焦点：明确传播学教育“局外人”的视角，倡言传播学应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媒介对受众与社会的影响，将批判性思维作为传播学课程的一部分，从更为本质的学术立场、观察视角、教育目标和教育职能等层面区别和超越于新闻学；改变过去把传播学教育狭义化为“美国大众传播学”的局面，增加跨学科课程比例，强化理论基础，将传播学的若干子领域列入专业基础课程中；对传播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建构有更多的自觉和承担，强调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

有学者提出不应仅仅将传播学者视为对媒介机构、组织、受众和效果了如指掌的专业人士，而应首先将自身视为知识分子之一种。只有这样，才能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浪潮中，“保持研究者自身的学术人格”。有学者结合自身研究经验，对传播学实现真正跨学科对话与合作的可能途径进行了分析。尽管传播学应是以问题为取向，不应存在跨学科对话的障碍，但目前的跨学科合作还主要依赖于研究者的兴趣与同好间的合作。虽然合作可以提高研究效率，也有不错的学术市场，但缺乏相适应的学术评价体系支持。

二、外国传播学思想研究与再阐释

自从德国哲学家和政治传播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引进汉语学界以来，就其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是否具有适用性和解释力等问题展开过多次较大的争议，其中最为激烈当数上世纪90年代被称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遗憾的是，中国传媒学者不仅整体缺席于这场论争，也未对涉及的传媒议题给予必要的关注。有学者认为传媒学者这次失语的和他们缺乏一种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视野有关。该学者通过展现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在中国公共领域研究中的浮现过程，认为对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的考察是讨论公共领域和中国传媒问题的前提和关键。同时，在此视角下展开的传媒分析路径是提升公共领域与传媒问题研究学术品质的有效路径，也是促进国内传媒问题研究范式转换的一种可能思路。作者指出，这一传媒研究路径的建立应摈弃功能主义的认识定势，把握真实的国家一社会关系，理解国家、社会、市场、传媒的复杂动态关系，以及借鉴实践社会学的研究路径。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催生出了论坛、博客、播客等网络新媒体，重新点燃了人们对“公共空间”这一理想社会模型的热情。这是否将构建出新的公共空间?又将如何影响政治传播和民主政治?有学者根据哈贝马斯关于“公共空间”的原始：述，析出9个带有指标意义的、理想状态下的“公共空间”所应具有的特征。运用这一标准，作者比较衡量了近现代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三个媒介形态(分别为“印刷媒体公共空间”，“广播电视公共空间”和“网络公共空间”)，发现支持哈贝马斯提出“公共空间”的欧洲17和18世纪的资产阶级公共空间事实上并没有达到可以称为一个真正“公共空间”的标准，倒是当下得到迅猛发展的“网络公共空间”为民主政治传播前景涂上了一层乐观的亮色：“实际上，如果从历史发展的纵向顺序来比较，‘网络公共空间’的出现，与其说是传统的公共空间的一次复生，不如更准确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诞生。”还有学者提出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介的开放性、平等参与性、独立性更强，获取的资讯更完整，意见表达总体更趋理性和批判性，这些都为“网络公共空间的再转型”提供了可能。在做出比较理想化的分析之后，学者们也对“网络公共空间”可能存在的问题作出了谨慎的提醒：“网络公共空间”如何面对政府和利益集团越

来越严密的管控措施?如何平衡网络论坛上的低级非理性化倾向?如何让娱乐强化理性、批判性的效果而不是相反?等等，这些都留待学界进一步观察和研讨。

有学者组织了关于传播“传递观”和“仪式观”的辨析讨论。传播的传递观强调讯息在空间内的传布，以社会心理学和行为主义为基础，目的在于实现对空间距离和人的控制；传播的仪式观不是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强调文化的共享，目的在于维系一个社会。仪式观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从参入者而非传者受者角度进入问题；通过符号学理论分析传播的文化意义；将对传播作用的分析上升为文化层面，注重传播对秩序的建构、对信仰的扩散，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提高。尽管两种传播观有诸如此类的差别，但二者并不是对立的，在实际研究中应根据具体情境发挥它们各自的优长。不过，从传递观曾大行其道的学术史背景和大众传播对现代社会整合作用日渐强大的现实需要看，仪式观对当下的传播学研究具有更多理论上的启发性和开拓性，学界应投以较多的关注。

拉斯韦尔5W模式是影响经验传播学派的重要学说之一，但对它的形成过程进行专门研究的尚不多见。加拿大传播学者巴克斯顿曾提出一种最新见解――这一模式的真正作者应该是约翰・马歇尔。对此，我国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对拉斯韦尔来说，5W模式与他早期的宣传研究和政治思想框架中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这些都可以在他相关著述中找到佐证。明确这一起源除了有助于澄清史实，更大的价值在于可以通过还原5W模式出现的语境来更准确地认知该模式的历史对应性：这一模式和拉斯韦尔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初衷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曾经包含的意识形态对立观念曾在拉斯韦尔论及冷战时期的传播战时闪现。

通过文献分析对传播学史成见提出商榷的还有关于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有学者针对批判学派对拉氏的实证效果研究“狭窄”和意识形态的保守倾向等展开辨析。细读拉氏及其哥伦比亚学派的论述会发现，他们不但看到了媒介导致的受众态度和行为的即时或短期的改变，而且关注大众媒介可能具有的长期、甚至制度性的影响。遗憾之处在于，由于现实关怀的需要和方法论的影响，拉氏等人在绘制了一幅“宽地图”之后践行的却是“窄操作”。同时，拉扎斯菲尔德所代表的效果研究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媒介体制问题，但因此将其指责成为现存体制服务有些失之简单。事实上，拉氏及其合作者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了大众媒介的产生所带来的社会控制方式的变化，并对媒介终究是维护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保守特征与霸权倾向进行了批判性描述。

有学者对杜威传播思想在传播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进行了深入考察。杜威的传播思想是他为新时期的进步主义确定基调的集中表现。在“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基础上，杜威提出：“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传播而得以持续存在，而且还应该说是在传递、传播之中存在着。在公共(common)、共同体(community)和传播(communication)这些词之间的联系不只是字面上的。人们由于共有的事物而生活在一个社会中，传播就是人们达到共同占有事物的手段。”“传播”的社会实践意义在于共同参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它也是民主政治得以可能的重要途径。这些极富人文色彩的论述，为库利、米德等其他早期传播思想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理解现代西方传播思想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议程设置理论早在20年前就已经介绍到中国，可真正系统运用这一理论研究中国媒体和受众关系的尚属风毛麟角。有学者基于该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时间序列分析中的ARIMA模型及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了媒体议程、媒体接触对公众议程的影响，证实或部分证实了“接触媒体程度高的公众，对各议题的关注程度也高，两者正相关”等三项假设。媒介组织是新闻生产的主要场所，但传播学界很少涉及媒介组织的内部传播及其影响。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上海和新加坡两地6家报纸组织的内部传播情况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并对获取的有关媒介组织传播基本状况及其与新闻生产关系的经验资料进行初步分析，为日后深入理解媒介组织新闻生产过程提供了参照。

三、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新进路

有学者从传播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成果三个方面，分析了传播学研究两大流派――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在对一些关键问题认识上的“二元对立”，提出要对“客观性”进行重新界定。该学者从本体论的角度分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无论是传统学派还是批判学派，他们用来检验科学理论或假说的事实只能是“经验事实”，也只能在认识活动从“经验事实”出发去建构传播学理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经验社会事实中，还包容着一种构成社会事实并反映到经验社会事实之中的“客体意识”。经验学派反复强调的研究“客观性”，实际上就是经验社会事实中的“客体意识”。至此，传播学两大学派争论的实质点之一――“研究对象是否是客观的”和“研究者能否做到客观”的问题，已经在“客观事实”与“经验事实”的概念的建立中得到了解答，而所谓“客观性”原则成了在获得“经验事实”中如何体现“客观意识”的问题。该学者主张，传播学研究与其纠缠于用“说明”的方法还是“理解”的方法，不如将问题具体化为“在传播学研究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可以忽略不计，而着重运用说明方法研究问题”、“在什么条件下主观因素对认识过程的影响必须要加以考虑。因而着重运用理解的方法更恰当”。至于传播学理论，尽管它未必见得就是“真理”。但“对事物做出解释或分类的有用的方法或深刻的见解就是一种真理”。如此辨析的最重要启发是，要坚持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不应用某种单一不变的方法统驭；同时，在传播研究实践中，以“以问题为中心”来选用具体的方法，而不是“以学科(派)为中心”画地为牢。

在个体对传播信息的微观加工机制和研究方面，神经科学具有截止目前为止其他任何方法都难以企及的优势和特殊适用性。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传播心理实验工作室自2007年9月起，经过6个月的精心筹划、素材准备和实验设计，于2008年3月8-30日进行了一项关于传播效果的ERP实验。这是中国人首次运用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按照严格的科学规范，运用脑电测量仪对有关传播效果问题所进行的科学测定。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研究后的研究空间很大，几乎在传统传播学研究所有方面都能应用，包括传播渠道研究、传播内容研究、传播对象研究、传播者研究等。在二者研究结合的初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媒介中的群体与个体形象建构；暴力和性等特定传播内容的影响；媒介体验中的情感；广告与营销效果；不同语境下传播效果的比较研究等。同任一种科学手段一样，神经科学手段本身也有难以回避的局限，尽管如此，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学后的研究仍然非常值得学界期待。研究者提出，“一旦神经科学与传播学经过长期深度融合并形成了特定

的研究方法与话语体系时，我们有可能将这一研究领域发展为‘神经传播学’。”

与传统认识中人们知觉习惯对图像生产的主导作用相逆，有学者通过对媒体再现与空间知觉的关系分析指出，当代视觉传媒正在反向训练(mveRed discipline)着人们的场所知觉。通过分析渗透着各类影像媒体的当代城市空间的显形方式，作者进一步论述了光学透视所固定的结构性空间如何被公共空间中各类视频窗口解体，从而生成不均匀压缩的、多层叠覆的，无法稳定对焦的影像空间。最终，与几何连续体相对应的总体场所感被与影像碎片相对应的即时场所感更新。

有学者对大众传播心理学领域影响颇大的“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商榷，认为尽管人内传播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还是能够抽象、简化出一种类似鸡蛋结构的“蛋内传播模式”。人体的相关组织和器官分别担负着类似蛋壳、蛋清、蛋黄等功能，它们分工协同，对信息进行把关、整合、再生产，最终的决策信息指导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产生的结果作为信息反馈给个体，由个体重新调整内向传播和决策过程。对此，“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者也作出了友好的解释和回应。

四、传播学理论的应用：现实解读

在汶川地震中，政府信息公开以及新闻的开放管理政策产生了壮观的传播效用，不仅保障了公民知情权，更可以成为推进公共管理和强化政府公关的重要手段。有学者综合SARS危机、阜阳手足口病到汶川地震等事件中信息公开与否的社会后果，以社会的稳定(stability)为分析框架，从社会传播学的角度做出如下推论：在危机事件中，社会的和谐稳定固然与其政府或部门的治理水平(Governance)相关，但是信息的公开性(Openness)也必然与之利害攸关；因此，政府在言行的公信力(Credibility)方面的水准也应当是主要的历史考量维度；与以上因素相反的则是危机(crisis)的程度。此假设用数学模式表达，则为：S＝GxOxCCri。以汶川地震中的报道“开放”所达至高度社会动员为正面范本可以发现，这一事件中最可宝贵的传播学宣言。是一个关于新闻媒体的开放政策。从“政府信息公开”到“新闻公开”，中国新闻公开性的转向亦成为可能。还有学者从危机传播的角度分析了汶川地震中政府危机管理的进步和缺憾，提出在借鉴危机传播“西方范式”的基础上，将危机传播纳入学术研究视野之内，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概念、理论和范式体系，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当前和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还有学者从汶川地震新闻报道中的经验和启示出发，对危机传播本身特别是信息的开放与控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概括。“开放”不仅是汶川地震的救灾方针，而且是危机传播的基本准则。从汶川地震的救灾过程来看，“开放”应该体现在信息开放、媒体开放和救灾开放等三个层面。不过。“开放”不等于放任，危机的责任主体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对有关信息管理也将围绕这三个层面展开，这即构成了危机传播的控制性原则。它与开放性原则的关系是：前者必须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开放是前提，是首要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危机传播实践中尤其需要加以强调，控制只能是建立在开放的基础上必要而适度的控制。至于如何在“开放”和“控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内在的统一，作者认为要在危机传播的动态过程中和具体信息内容的报道程度或力度的把握中达成二者的有机结合。

汶川地震报道中多位电视台主持人在播报地震新闻时难忍泪水的画面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这种传播主体的情感介入，与人们长期以来关于传播主体在实施大众传播行为时应该规避个人倾向介入的惯常认识是有冲突的。有学者通过分析提出在特定的报道情境下。传播中的情感因素体现人类本质和人类普世价值，而传播中个人体验和共同体验的结合，则强化了传播效果，起到社会团结、塑造国家形象的功能。事实证明，在一定条件限定下，传播中的情感介入不仅无害，而且有益。

篇3

【关键词】新闻教育;新闻学;传播学;反思

【中图分类号】G213【文献标识码】A

一、不同语境中的相同话题

“传播学”无疑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广义的新闻教育领域最重要的话语。三十年来,传播学在中国从无到有,逐渐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与传统的“新闻学”平起平坐,甚至对新闻学有了“僭越”之嫌,于是,围绕传播学和新闻学的学科之争近三十年来一直不绝于耳。曾经作为“文学”附庸的“新闻学”成为“一级学科”时的名目已经不再是“新闻学”,而是“新闻学与传播学”。从学科设置情况来看,由于传播学的存在,全国有数百所高校的原新闻系更名为“新闻传播学院”或“新闻与传播学院”。仅此已足以表明传播学对新闻教育领域产生的影响之大。

从传播学引进中国之初,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之争、地位之辨就已经开始。这一语境中的“新闻学”是指狭义的新闻学。而这一语境中的传播学则是中国学界彼时从西方拿来的传播学。

彼时的争论是站在建设传播学的立场来厘清学科边界。对于一门新兴学科来说,正本清源、明确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等等,无疑都是十分必要的。198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写的《传播学》(简介)一书中就在题为《西方传播学的产生及其与新闻学的关系》的介绍性文章中开始讨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并提出:“传播学与新闻学之间既有着血缘的关系,又有不同的地方。”[1]作为传播学引进中国的早期话题,这一讨论并未形成共识,而是形成了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新闻学与传播学是各自独立的学科。早在1988年,在国人编著的第一本国内传播学教材中,作者认为:“传播学既不是实践意义上的新闻学,也不是理论意义上的新闻学。”[2] “就像美学无法替代其他具体艺术部类的研究一样,传播学也不能代替新闻学的研究”。[3]在我国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中,“传播学与新闻学各自独立,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彼此取代,新闻学的继承与发展和传播学引入与探讨是可以并行不悖的。”[4]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新闻学与传播学存在着血缘关系,传播学是对新闻学的发展,是新闻学第三个发展阶段(前两个阶段是报学、新闻学)[5]。张国良教授在《传播学原理》一书中认为新闻学与传播学“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前者充其量只是后者的学科背景之一”,但由于大众传播学由新闻学演变而成,因此,又认为 “新闻学可视作传播学的前身”[6]。

在这些早期论争的焦点,即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之外,争论双方的共同之处在于,双方在探讨的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应该”具有怎样的关系。问题涉及到学科层面的传播学会否取代新闻学,但并没有进入到价值和内涵的层次,即传播学究竟对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内涵层次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无论是新闻学还是传播学在中国都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却似乎成了新闻教育领域中绕不过去、至今也尚未跨越过去的话题。学界对新闻教育的反思,仍然倾向于“接着说”。近三十年来,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讨论可谓林林总总[7],当我们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新闻教育时,也依然倾向于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说起。进入21世纪以来,以反思我国新闻教育的名义,“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关系仍一再成为引人注目的话题。

2001李希光教授题为《是新闻记者的摇篮还是传播学者的温室?》的文章站在新闻教育的立场,提出我国的新闻教育“正在掉进传播学的理论陷阱中”,新闻学正在被传播学一统天下,而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组合是“抽烟与肺病的重组”。[8]200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詹姆斯•凯里的《新闻教育错在哪里?》同样将美国新闻教育存在的问题委过于传播学的介入,就传播学对于新闻教育的意义提出质疑。[9]该文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客观上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之争推波助澜,甚至使该话题的焦点演变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术权力之争。

实际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同一话题下,无论是提出问题的出发点还是问题讨论的深层目的、各种话语的言外之意,其实大相径庭。如果说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讨论中,曾经的焦点是传播学的引进将会对新闻学产生怎样的影响,那么,经过二十多年的教育实践之后,同一话语讨论的其实已经不是曾经的话题。在论争的出发点方面,曾经的论题出自对传播学定位的迷茫,晚近的论争则是站在新闻教育的立场,面对的是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困境;如果说早期的论争既有助学科“跑马圈地”之嫌,也是面对学科未来的展望,晚近的论争则是面对现实、回顾历史的反思;如果说早期的论争是为了证明“拿来”“西学”的名正言顺,那么,晚近的论争则是对“拿来”后效的一次评估;在论争的价值取向方面,早期的论争中对传播学的价值判断主要是正向的,但在晚近的论争语境中,传播学却成为伤害新闻学优良传统的罪魁。

如果认同这些实质上的差异,那么,当我们在狭义的新闻教育语境中论及“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时,就不应按照二十多年前的论争思路“接着说”,甚至对于曾经的言说方式也应作出重新审视。在反思中国新闻教育的成败得失时,首先需要追问的是站在中国新闻教育的立场,新闻教育面临的困境究竟是什么?造成困境的主因是什么?是传播学的“入侵”吗?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传播学具有怎样的面貌?它又是如何“侵蚀”传统的新闻教育的?

二、传播学话语与误读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新闻教育在取得了规模、数量的繁荣的同时,面临的主要问题究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学界的认识是多元的。

就新闻教育所面临的问题,李希光教授的观点是新闻教育的人才培养方向的偏离:“新闻学教育是培养埃德加•斯诺还是培养施拉姆?是培养一个健全的民主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家和舆论监督者还是培养象牙塔里的传播理论家?”[10]詹姆斯•凯里认为,新闻教育面临的困境是传播学对新闻教育的控制所导致的新闻学的民主、自由等基本原则的丧失:“新兴的传播学科至少看起来具有象征意义也充满希望地融入新闻教育中去,但是结果并不妙。科学统治和新闻自由很难结合到一起。”“传播来源于新闻并且控制了新闻,建造了新闻和社会控制艺术间的矛盾并生存其中。”[11]显然,中外学者对于新闻教育困境的关注焦点并不相同。前者担忧的是新闻人才培养过程中对实践能力的忽视,后者担忧的是新闻的人文关怀的缺失。应该说,这些的确都是中外新闻教育面临的困境。如果能够深入到内涵的层面,或许对新闻教育的种种担忧都有其内在的逻辑,都值得警惕。

李希光教授认为,“中国新闻学教育不仅正渐渐与现实脱节,更为糟糕的是,它正渐渐脱离新闻学的核心价值。尽管公众仍然通过阅读记者的新闻报道了解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医学和教育的最新发展,但是新闻或传播学院远远没有使学生准备好理解世界的能力。在新闻或传播学院,学生被教授各种吸引眼球和注意力的技巧,而没有学会全面、真实、公正的报道、并保持其科学可信度。”[12]詹姆斯•凯里相信,“新闻学的学术来源应该根植于人文科学和人文类的社会科学中。新闻应该与政治联系,这样才能理解民主生活和民主机构;和文学联系,这样才能提高语言和表达能力,并深刻理解叙述的方式;和哲学联系,由此确立自己的道德基准;和艺术联系,这样才能捕捉到完整的视觉世界;和历史联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意识和直觉。”[13]无论是李希光教授对新闻教育脱离现实的挞伐,还是詹姆斯•凯里对新闻教育理想的憧憬,都体现出某种深刻的片面性,其语言表层结构之下的深刻的所指均“与我心有戚戚焉”。

但他们的叙事话语却是值得深思的。两者均将矛头对准了传播学,至少是在字面上都使用了同样的叙述策略。值得反思的问题正在于,为什么种种讨论最后都指向了传播学?造成中国新闻教育困境的主因是“传播学”吗?在不同的语境中,“传播学”话语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透过种种对传播学的诘难,不难发现,指说的对象并不一致。前者批判的是作为抽象理论的传播学,后者则将传播学视为伤害新闻自由的控制的科学。前者批判的是传播学作为抽象理论对新闻教育实践性的伤害,后者批判的是作为控制的科学对新闻学的民主等基本原则的伤害。作为靶子的传播学是脱离现实的、抽象的、只关注技巧而忽略价值内涵的、非人文的、服务于利益集团的、以操控为目标的理论。正是这样的一种传播学统治了新闻学并给新闻教育种下恶果。对于传播学是否统治了新闻学,黄旦教授指出,新闻学被传播学吃掉是一个伪命题。[14]再向上回溯,对传播学的种种诘难是真的命题吗?

在学术论争中,为了彰显己方观点而树立一尊理论的稻草人作为对立面是常见的做法。在对新闻教育进行反思的过程中,传播学似乎正在成为这样一个象征化的理论稻草人。作为一个理论稻草人而存在的传播学的面目必然要么是模糊的,要么是变形的,甚至可能会是被抽空了内涵的空壳而已。试问,在反思新闻教育的特定语境下,种种有关传播学的话语讲述的是那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已成显学的“传播学”吗?只要对中外学术思想史稍作研究便会对此作出否定的回答。一种既脱离社会现实又脱离新闻实践的抽象的理论、一门服务于利益集团、以控制为使命、与民主理想相背离的控制科学都不是“那一个”传播学。对传播学的武断显然未能体现学术的严谨。准确地说,“传播学”在反思新闻教育的语境中只是一个符号。作为新闻教育的批判话语而存在的“传播学”已经远离了传播学本身,而被异化为二元思维模式下的“新闻学”的对立面。

潘忠党教授认为詹姆斯•凯里“提出的问题,正是我们迫切需要讨论的。而在中国的场景下讨论这些问题,有必要了解他批评与反思美国新闻实践和新闻教育背后的思考脉络,否则难免取桔成枳”。[15]他认为,不能随意地给凯里扣上反对传播学的帽子,在凯里的视野中,存在着多个传播学。在《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一文中,凯里所特指的是“控制论及与其共享着某些概念的理论,如信息论”,凯里并没有采用在“在中文语境中所理解的‘传播学’”。他认为,通过对凯里思想脉络的解读可以发现,“如果我们从中得出凯里提倡新闻学,反对传播学的结论,恐怕至少似是而非。首先,凯里反对的是以控制论为代表、以社会控制为根本目的、以信号传递为基本观念、以实证主义自然科学为基本模式的传播学。他推崇的是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以人文价值取向为动因、以理解人及由人的活动所建构的社会关系并使之升华为目标的传播研究。也就是说,在凯里那里,有多个不同的传播学,他对不同的模式有偏好、有选择。”[16]由此看来,在凯里的观点中,此传播非彼传播。

但在中国的接受语境中,新闻教育反思中的传播学话语还是导致了误读,不仅对传播学造成了误读,也对新闻教育面临的困境本身造成了误读。遗憾的是,这一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关于新闻教育的反思反而止步于此,奇妙地转向了技术性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关系之争。这才是关于新闻教育的种种反思过程中真正值得反思的“真”问题。

“传播学”成为新闻学的对立面是对传播学的误读。历史地看,传播学最初是以拓展学术领域的姿态而不是以攻击或取而代之的姿态进入到现实的高等学院新闻教育领域的。拓展并不必然意味着取代。从学科自身的特点来说,新闻学与传播学是两种不同的学科,但彼此间并没有非此即彼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传播学本身是多元的、开放的、发展的,实际上,也许还没有一个边界清晰的传播学。即使勉强地称其为传播学,那么,也存在着多个不同的传播学。有理论传播学,也有应用传播学。公关、广告、组织传播等不能等同于传播学。芝加哥学派、哥伦比亚学派、伯明翰学派、政治经济学派,等等,都是传播学。这些传播理论有不同的渊源、目标、方向、路径。凯里所反对的美国主流传播学派是不能代表传播学的全部内涵的。按照潘忠党教授对凯里的解读,凯里并没有误读传播学,而是我们误读了凯里。因为,凯里批评“传播学”是有特定的美式语境的。凯里的“传播学”并不是中国语境中的“传播学”。以中国视角看传播学,为什么看到的只是美国主流学派的“传播学”?什么才是中国语境中的“传播学”的真实全貌?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就是指新闻学与公共关系学、广告学等应用传播学的关系吗?

实际上,对“传播学”的误读也必然导致对新闻学本身的误读。用被窄化和扭曲了的传播学去与新闻学的理想原则相对,新闻学能够获得的除了再次证明新闻学理想本来就拥有的崇高与伟大,还能有什么新的收获吗?“新闻学科的内涵扩容,是保障与推动新闻学科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17]对传播学的误读,显然使得新闻学似乎变成了一个固定成型的、自我丰足的体系,即使对狭义的传统的新闻学来说,理论发展也是必由之路。

“传播学”成为新闻学的对立面,也造成了对我国新闻教育面临的现实困境以及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的的误读。詹姆斯•凯里在《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一文中提出的担忧之所以引起国人的强烈反响,无疑是由于美国新闻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在中国新闻教育中也存在着。但是,国人更为关注的似乎是凯里话语中的新闻学与公共关系、广告等应用传播学科以及与媒体的关系,而不是新闻教育中轻视新闻理想、伦理准则的现实困境。当我们热衷于争论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关系的问题时,实际上选择性地忽略了问题提出者对新闻教育缺失内涵和价值教育的担忧,也就远离了新闻教育的真正困境。问题的提出方式也能反映出对问题核心的偏离。也许,在中国语境中,当务之急要问的不是新闻教育是要培养埃德加•斯诺还是施拉姆。埃德加•斯诺或是施拉姆都是各自所属领域的一座高峰,在广义的新闻教育语境中,他们都应该成为人才培养的目标。而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的新闻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埃德加•斯诺?是由于人才培养目标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指向了威尔伯•施拉姆吗?这样的看法显然是脱离中国新闻教育的实际的。将新闻教育的问题委过于传播学,其结果只是使得对新闻教育的反思停留在外延的领域,阻碍了对更深层次的内因的追寻。

中国语境中的“传播学”话语还可能会遮蔽新闻教育中的另一些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例如长期困扰新闻教育的“新闻无学”问题。传播学确曾提升新闻学的合法性,暂时缓解了学院派对“新闻无学”的指责。然而,中外新闻教育实践似乎已经从不同角度证明传播学,尤其是主流传播学并不是解决新闻学“无学”问题的灵丹妙药。那么,新闻学究竟需要怎样的“学”?新闻学未能从更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中汲取营养是传播学的错吗?其内在原因是什么?传播学不仅不与新闻学相互对立,也不与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相对立。作为与新闻学有密切联系又区别于新闻学的另一门学科,传播学显然并不能解决新闻教育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三、需要反思的传播学

超越话语,作为一门已成显学的传播学自身也需要反思。反思和批判是学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站在传播学的立场,无论是误读还是切中肯綮的批评,遭遇批判对于传播学自身也许正是在反思中发展的机遇。

反思中国的新闻教育,传播学的确是影响了新闻教育理念和实践的重要因素。目前站在新闻教育的立场对传播学提出的批评有些方面看似矛盾,例如有的将传播学看作是抽象的理论,有的又将传播学看作是执着于信息处理的技巧,不过,这些观点却都清晰地表明他们所指向的是最早引进中国的美国主流传播学。这一点,中国学者与詹姆斯•凯里是相同的。这一点正是中国传播学发展中最值得反思之处。为什么中国语境中的“传播学”话语只意味着美国的主流传播学?

传播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一直在拓展着研究的疆界,充实着自身的内涵。近几十年来,不同学派的观点在“传播学”的名下不断地碰撞和激荡着,使得传播学的学术园地日渐丰饶。以市场导向和行政导向为特征的美国主流传播学与以实现人类的自由、平等、解放为终极关怀的欧洲批判学派共存于传播学的学术园地,相互竞争,相互合作,甚至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了多姿多彩的传播学景观。然而中国语境中的传播学在理论上是多元的,但在传播学的研究实践中,其形象仍然是单薄的,属于美国主流学派的。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主流传播学派被引进中国,其后并逐渐在中国成为传播学的主流。对于这一点,当然有历史的背景:美国主流传播学派“不但有很强的科学主义色彩,而且往往在分析传播现象与过程中忽视权力问题和淡化社会历史背景。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正好符合‘’后的中国学者希望纠正学术研究过于政治化的趋势,迎合了他们希望建立学术独立性的要求。”[18]因此,尽管在1983年出版的《传播学》(简介)中就已经介绍了欧洲批判学派,但在其后传播学的引进实践中,久未得到响应。这种情况直到2000年以后才有所改变。作为发展的表征,“传播学译著的出版持续数年高涨;经验――功能主义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中普及;证实传播学假设的研究形成规模;媒介形态研究开始受到关注;开辟了较为广阔的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空间”。[19]由此可见,中国的传播学仍然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并且,主流传播学的介绍和影响仍是主流。

中国传播学发展的这一特征在我们面对詹姆斯•凯里时显出了其后果的严重性。当凯里批判以科学主义为信条、技术统计为手段、服务体制为导向的主流传播学时,我们骤然发现,中国学界二十多年来所学习的甚至亦步亦趋的不正是凯里所批判的东西吗?尽管,我们早已知道,传播学还有更为广阔的天地,遗憾的是,将传播学仅仅视为一门控制科学的美国主流传播学却是中国语境中对传播学的主导性解读。因此,当我们指出凯里理论视野上的偏颇时,也只能低声嘀咕一句:“除了主流传播学,还有批判学派呢!”因为,在中国的传播学体系中,批判学派或者其他学派也都只不过是一个理论上的存在。本应对西方传播学采取的“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方针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贯彻。面对西学东渐,我们主动放弃了批判的立场,今天自然也就失去了批判的力量,人云亦云,结果就变成了邯郸学步。而批判精神的丧失使得我们面对凯里的当头棒喝时,也不愿直面问题的关键,进入到新闻教育的内涵领域,而是回避了问题的锋芒并将其化为一个无关痛痒的的学科关系问题。批判精神的缺失是新闻学和传播学共同的问题,因此,在新闻教育借“传播学”话语反思自身的同时,传播学自身也亟待反思。

注释:

[1]周致:《西方传播学的产生及其与新闻学的关系》,《传播学》(简介),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第131页。

[2]戴元光、邵培仁、龚炜:《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7页。

[3]芮必峰:《传播学•新闻学•新闻传播学》,《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 1期。

[41]吴文虎:《传播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页。

[5]沙莲香:《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9页。

[6]张国良:《传播学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8页。

[7]董天策:《理性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2期。

[8]李希光:《是新闻记者的摇篮还是传播学者的温室?》,《新闻记者》,2001年第 期,第24页。

[9]詹姆斯•凯里:《新闻教育错在哪里》,《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

[10]李希光:《是新闻记者的摇篮还是传播学者的温室?》,《新闻记者》,2001年第 期,第24页。

[11]詹姆斯•凯里:《新闻教育错在哪里》,《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第10页。

[12]李希光:《新闻教育改革的希望在哪里》,《新闻与写作》,2008年第5期,第31页。

[13]詹姆斯•凯里:《新闻教育错在哪里》,《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第11页。

[14]李晓静、黄旦《有真意 去粉饰 勿卖弄》,新浪传媒:http ://cul.省略/ s/2004202222/49648. html。

[15]潘忠党:《解读凯里•跨文化嫁接•新闻与传播之别》,《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第4期。转引自《紫金网》。

[16]同上。

[17]丁淦林:《新闻教育应该适应社会需要――回顾新闻教育从危机到繁荣的历程》,《新闻与写作》,2009年第1期,第67页。

篇4

 

“谈到科学的研究方式，我们就遇到两个相反的方式，每一个方式好像都要排除另一个方式，都不能让我们得到圆满的结果。”黑格尔在《美学》(第一卷)中如是说。他所指的两个相反的方式是：经验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理念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即善本身，美本身和真本身);以及两者的辩证观“经验观点和理念观点的统一”。[1]黑格尔对美的研究方式的分类也适合于对哲学研究方式的分类，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同样具有指导意义。而现代科学哲学和学科哲学的发展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尤为明显，例如卡尔波普尔的《客观知识一一个进化论的研究》[2]、《科学发现的逻辑》[3]、《猜想与反驳》[4]对归纳问题的解决和对知识进化、证伪主义的提出都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此外，现代学科之间界限的模糊与学科的交叉也衍生出一些适用于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的研究方法。比如人种志作为一种研究方式产生于人类学的研究，而随着这种研究方法的成熟，也被广泛运用到营销学、社会学、文学研究诸领域。然而从现有的广告学学术研究成果来看，虽然有部分知名学者开始从自身的学科背景出发，以美学、哲学、文艺学、史学的理论切入到广告学的研究中，[5]但是尚无学者站在理论的高度对广告学理论体系进行深入细致的梳理，更没有人系统地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归纳广告学学术研究。从哲学的向度到具体研究的过渡就涉及到科学范式(Paradigm)的问题。因此，在广告学学科范围内研究范式，对广告学学术研究从混乱的、不自觉的经验性探索阶段过渡到自觉的理论研究阶段具有重要的意义。

 

库恩认为，科学进步是常规时期和革命时期交替出现的过程，其中的核心概念就是科学范式。[7]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书中，库恩所说的“范式”主要指向自然科学领域的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达尔文进化论、牛顿力学、相对论等科学理论。他指出了“范式”的固守作用以及“范式”的演变和与之而来的研究方向与视野的变化。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理论渗透，人们对范式理论的应用远远超出了自然科学的范畴，开始将“范式”概念引入到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中。但由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性，社会科学中的所谓“范式更替”的模式与库恩所说的自然科学并不完全相同。因为自然科学追求的是必然性结论，所以自然科学家相信一个范式取代另一个范式代表了从错误观念到正确观念的转变;而社会科学的发展体现更多的却是理论的选择性与可能性，因此社会科学的理论范式只有是否受欢迎的变化，很少会被完全抛弃，这样就决定了社会科学理论中的范式的更替和转换主要体现在科学理论发展的深度、广度和维度的拓展上，而并非完全是自然科学中所谓的“科学革命”[8]。既然在社会科学中，不同研究范式的更替所展现的是科学理论的广度、深度的拓展以及研究视角的转换，这就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从而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多样性奠定了基础。

 

在库恩看来，“范式”集科学理论、方法和研究主体的心理特质三个层面于一体，是一个具有层次结构的、多方面功能的范畴。[9]在广告学研究中，库恩所指出的这三个层面都有自身的学科特殊性。因此，广告学研究的范式体系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第一，“范式”指“科学共同体”。库恩所说的“科学共同体”，就是指在科学发展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某一特定研究领域中持有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科学家集团。而在社会科学中，范式的选择受到研究者的政治立场、研究视角以及研究目的等等的影响，而形成不同的学派和思潮。广告学的研究者亦同样，他们基于共同理论和共同方法，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一定的共同观点。他们或者以广告学自身的理论、或者以其他学科的理论关照广告学的研究，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研究取向甚至是不同的学术流派。[10]

 

第二，“范式”指置于科学技术发展历史背景中的某一时代的科学理论系统，即一定时期的学科发展现状以及方法论和技术上的时代特征。同样，广告学比其他社会学科具有更强的时代性。虽然广告学的历史并不

 

久远，但是各种哲学流派、社会思潮的沉淀给广告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域。因此，与其他学科相比，广告学在理论上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同时，随着业界的进步，广告学理论也不断更新，深入到业界的各个环节。

 

第三，“范式”还包含了世界观。在自然科学的范畴里，用范式作指导进行科学研究，包含一些或明或暗的前提：什么是构成宇宙的基本实体?它们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等等。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具有约定俗成性，而没有自然科学所谓的基本的世界观问题。在社会科学中，范式的应用涉及到研究者的立场问题。而这种立场上的区别具有不可通约性，主要是由于不同的范式(立场)采用的研究语言、研究材料、所关注的问题等方面的差异。在广告学的研究中，不同的广告学研究者们从自身的学术背景、自己的立场、自己所掌握的感性材料、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等方面都具有不可通约的差异。

 

从以上三个层面可以看出，“范式理论”在广告学研究中不仅适用，而且必须受到足够的重视。纵观国内现阶段广告学的研究，“范式理论”的应用一方面可以为理论研究者们带来新的视角，另一方面可以供广告学的研究者甚至是广告学的学生梳理出广告学研究的不同视角、不同理论维度、不同方法。

 

成熟研究范式的意义：来自传播学的启示

 

著名的法国左翼学者阿芒马特拉在《传播学简史》中不无遗憾的说：“没有任何一个学术领域像传播学那样被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片处女地，一切都有待开创。”[11]一方面缘于传播学研究对象的广延性，另一方面源于传播学基础理论的交叉性，传播学作为一个自足的学科仍旧充满了多义性、不明确性甚至是混乱性。但值得欣喜的是，近年来传播学的研究开始走实用主义和“超科学”(学科泛化和边界模糊)的误区，开始形成自己的研究取向和基础理论。然而，当我们用同样的标准审视广告学的时候，这种荒凉感却更加强烈：研究者犹如置身于理论的荒原，无远弗届而无处措足。虽然与其他成熟的社会学学科相比，传播学在学科范式的建构上仍不够成熟，但同时也不能否定这种研究范式的分野在具体研究中的表现越来越明显。

 

鉴于范式具有难以辨认的特点(事实上，一个研究可能跨越不同的范式)。对范式的认识有助于认清各种观点、流派的渊源与演变，更有助于研究者认识到自己视野的局限从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传播学研究中，已有学者开始从范式的角度切入到对传播学理论、流派等的研究。胡翼青在《传播学：学科范式与范式革命》中称：“传播学的范式就是研究传播的不同方法和思路。”[12]李舒在《传播学方法论》中虽然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厘正，但仍语焉不样，对它们的具体区别与联系存而不论，在行文中仍将范式与方法论相互指代，[13]更没有从范式的角度去进行传播学理论研究。刘海龙的《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一书富有远见地将大众传播的研究分为三个范式：客观经验主义范式、诠释经验主义范式、批判理论范式，并对每种范式进行了理论上的界定。据作者所言，全书的知识结构就是围绕着这三个研究范式展开。其中经验学派对应客观经验主义范式、批判学派对应批判理论范式、多伦多学派对应诠释经验主义学派。[14]笔者认为这种粗浅的分类和稍欠斟酌地将学派与范式进行比附仍是值得商榷的事情，但是从作者试着构建一个成熟的研究范式体系的角度看，《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一书仍然是一次极具重要意义的尝试。

 

传播学的范式研究在学科研究的趋向性、理论发展的可能性、研究主体的价值性等方面均取得一定的成果，它让我们看到：成熟的学科范式建构对学科未来的学术研究走向具有深远意义。但同时，范式理论在理论界也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

 

1.学科研究的趋向性

 

对传播学范式的研究表明，由于不同研究范式的分野和研究主体在经验上的差距，学科内部表现出不同的研究取向。对象、目标的差距过大，使得传播学研究范畴不断扩张，有学科泛化的趋向。但是，范式理论在指导研究者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方面的价值仍然不可忽视。

 

2.理论发展的可能性

 

各种哲学流派，社会思潮的沉淀给不同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域。在相对静态的时间内，范式研究为研究者带来了审视理论发展可能性的广阔视角。

 

3.研究主体的价值性

 

范式的应用涉及到研究者的立场问题，而这种研究立场的区别具有不可通约性。在传播学的研究中，这种主体的价值判断尤其明显。对传播学不同研究范式的理解有助于澄清不同研究者的价值立场。

 

4.范式理论暴露的自身弊端

 

对范式理论科学性的质疑始终存在：这一方面指向范式理论解释社会科学问题的模糊性;另一方面指向范

 

式理论带来的相对主义的问题。在传播学研究中，第一方面的问题导致学者们在对传播学范式研究中的含糊与分歧;另一方面的问题导致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学科边界虚无化和学术的无中心化。

篇5

关键词：微课；传播学理论；特点；策略

伴随现代信息技术发展，教育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创新不断涌现，以微课、慕课、翻转课堂为代表，基于视屏媒介的创新教学形式获得教育界的普遍认可，并得到逐步推广运用。微课制作简便，符合学生碎片化学习与移动学习的需求，深受广大学生的欢迎。从教育传播活动来看，微课是传播知识和技能的媒介。从传播学的相关理论研究微课，有利于全面和深刻地认识微课的特点，进一步探索微课设计和制作策略。

1微课的起源和定义

在信息社会，由于人们的生活和工作节奏快，抓住教学重点和要点，节省时间，成为时代的潮流，微课应运而生。微课是在信息技术支持下教学方法变革的产物。微课又叫微课程(Microlecture)，是美国新墨西哥州圣胡安学院的高级教学设计师、社区学院在线服务经理戴维•彭罗斯(DavidPenrose)于2008年提出的一个概念。美国可汗学院利用录屏技术开发了3000多门在线图书馆微型教学视频课程，为世界各地网络学生提供服务。从2010年以来，我国微课的发展很快，推广和普及迅速。目前还没有微课的统一定义。广东省佛山市教育局教育网络信息中心胡铁生认为：微课是根据新课程标准和课堂教学实践，把教学视频作为主要的呈现方式，反映教师在针对某个知识点的教学活动中，运用和生成的各种教学资源的有机结合体。

张一春教授认为：微课是指为了使学习者获得自主学习的最佳效果，通过信息化教学设计，以流媒体形式展示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的简短而完整的教学活动。焦建利教授认为：微课是以阐释某一知识点为目标，以短小精悍的在线视频为表现形式，以学习或教学应用为目的的在线教学视频。人们对微课定义表述各异的原因是由于人们对微课的特点和本质属性认识不同。有的人认为微课就是一堂教学课，如张一春教授强调微课是完整的教学活动；有的人认为微课是对传统单一教学资源继承和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教学资源，如焦建利教授认为微课就是在线教学视频。本文从传播学的视角分析认为微课就是一种传播方式，其中传播介质是视频，传播的客体是教学内容。微课的教学主题明确，内容精炼，是一个能实现教学目标的完整教学过程，并以流媒体形式传播视频。微课既不是一堂完整的教学课，也不是一堂教学课的视频片段。从微课的内容来审视，微课是教学课；从微课呈现形式来审视，微课是视频媒介；从微课可储存、可反复使用的特点来审视，微课是教学资源。因此，微课是以一定组织关系、方式打造成的一个主题式教学资源单元。

2微课的主要特点和教学优势

2.1微课的主题单一、教学容量小，有利于学生把握重点和发挥积极性

一个微课只是传授一个知识点的课程，或阐明一个道理，或说明一种技能，或表述一种方法，微课主题突出，内容单一，教学容量小。微课主题单一是议程设置教学传播理论的体现。议程是指依据问题或事件重要性加以排列的顺序[5]。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传播媒介不是“镜子”式地反映传播内容，而是选择重要的内容进行加工整理，并赋予一定的结构秩序传播给受众。把事物的主导属性传达给受众，从而影响受众对事物性质的认识、判断和态度，达到影响受众认知效果的目的。微课是从知识群中筛选出的主题，抓住了事物的主导属性，然后把每个主题制作成独立的微课，并按一定秩序传递给学生。这遵循了认知规律，有利于学生循序渐进地学习，并能把握学习的重点和难点，保持学习兴趣。微课的教学容量小，一般微课的教学时间都不超过10分钟。根据人的认知心理特征，这是学生持续保持注意力和兴奋度的最佳时间。因此，微课能很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生能够获得最好的学习效果。

2.2微课视频媒体元素多样化和音像同步合成，学生能获得的知识真实感强、信度

高微课视频画面主要由文字、图表、实物组成，即使是实验类微课，也只讲解操作过程，教师不出现在视频中。这样学生不受教师情绪的影响，有利于学生集中学习注意力。运用同步录音合成技术制作微课，提高了教学内容的信度。据传播学者研究，在信息传播中，来源于不同传播者（信源）的同一信息对受众的影响并不一样。一般来说，信源的可信度越高，传播内容的可信性越强。微课由教师自己制作，声源来自于教师，不必另外配音，教学的真实感强。学生对信源的信任度与对传播内容的信任度两者之间高度正相关。教师熟悉教学内容，设计的微课教学内容合理，并以自己最熟悉的教学方法展示给学生。教师权威性高，教师信源的可信度高，他们制作的微课对学生吸引力强，并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而提高学习效果。

2.3微课技术成熟和流媒体传播；方便教师设计制作和学习者自主学习

由于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以及摄像技术广泛运用，设计和制作微课的技术都非常成熟，教师都可以设计制作微课。微课通过网络媒介传播，形成媒体流。媒体流可以克服单一媒介传播的有限效果缺陷，并对受众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由于微课容量小，学生可以通过电脑、手机、MP4，或其他移动终端设备学习，学生自主学习方便。

3设计制作微课的策略

3.1主题导入，教学环节完整

新闻媒体往往追求先入为主的传播效果，这遵循了框架传播理论。框架（frame）是指人们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框架传播理论认为，框架是人们已有的知识体系或认知定势，人们根据既有的框架来建构（framing）对新事物的认识。学生通过学习掌握知识是一个认知过程，传播微课的目的是让学生建构新的知识或技能。因而，微课设计制作者应遵循框架传播原理。一堂微课教学时间短，教师要开门见山或直截了当地导入微课教学主题或教学目标，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固化学生的认知定势。微课不是截取传统教学课的一个片段，是一个完整的教学过程，应该包含教学导入、课程讲授、课程小结和布置作业等教学环节。教学总结应紧扣主题，语言简要。

3.2满足学生的需求，多种媒体元素融合

使用与满足传播理论把能否满足受众的需求作为衡量传播效果的重要标准。一些学者认为，人们有选择地接触特定的媒介或内容，接触行为是为了满足需求。无论满足与否，目前的接触行为将影响其选择媒介使用的行为。因此，学生是否喜欢微课的关键在于学习微课能否满足学生的需求。因此，确定微课的主题，选取教学内容，优化媒体组合，这一切都依据学生的学习需求。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是教师设计制作微课的出发点和归宿。根据学生掌握知识的特点，选取教学主题和教学内容；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确定微课的教学时间。一般来说，中学的微课教学时间控制在10分钟以内，大学微课的教学时间可控制在15-20分钟。应根据学生的偏好，选择媒体元素，把字幕、音乐、图像、图片、动画、操作录屏等元素有效融合起来，使用丰富多彩的展现方式。

3.3把握学生的知识结构，合理运用镜头语言艺术教学

过程是一个传播过程。依据传播学的符号互动理论，教育传播的实质是师生之间不断进行编码和译码的过程[7]。这要求教师把教学信息转化为符号（语言、文字、图、表等），学生通过符号间接地认识教学内容，然后再把符号译码转化为知识和技能。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实现教师的传播意图。要实现交换，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人们对传播中使用的语言、文字等符号的含义有共同的理解；二是人们有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按照符号互动理论，要通过微课有效地传播教学信息，除了师生都具有听、说、看、读的编码和译码能力外，还必须使符号转换保持在共同的经验范围内。因此，微课设计者要研究和发现学生的生活经验和知识结构，正确运用画面情境，以及屏幕推、拉、切换的镜头语言艺术，了解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学习能力。

4结语

微课满足了现代人碎片化学习的需要。从教育传播活动来看，微课是传播知识和技能的媒介，是一种教学资源。从传播学理论来看，微课遵循了认知规律和传播规律，具有传播优势。微课设计和制作者应运用传播学的框架、使用与满足、符号互动等理论，突出教学主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才能更好地提高教学效果和实现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1]孟祥增,刘瑞梅，王广新.微课设计与制作的理论与实践[J].远程教育杂志，2014（6）：24.

[2]胡铁生.“微课”:区域教育信息资源发展的新趋势[J].现代教育技术.2011(10):61-65.

[3]张一春.微课是什么？[EB/OL].

[4]焦建利.微课及其应用与影响[J].中小学信息技术，2013(4):13-14.

[5]李苓.传播学理论与实务[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312.

[6]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09.

篇6

本文试图结合“传播势能”理论探析新的传播模式，梳理“泛传播”概念，以期对传播学教学和新闻工作者传播素养的提高有所帮助。

传播是一种信息共享活动。在对外传播或国际文化传播活动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文化发达国家的文化元素可以轻而易举地传播到他国，在产生巨大的文化影响力的同时，往往还能带来不菲的经济收益，如美国的好莱坞大片、日本的漫画、韩国的电视剧等。而近年来，中国的对外宣传工作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一些外宣模式在推行过程中遇到重重困难，不但花费巨额资金，而且很难产生普遍而长久的影响力。这种鲜明的对比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和讨论。

对此，有的学者用形象的比喻加以解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如果比喻成两个水库的话，显然在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水位高，中国文化的水位低。如果两者连通，必然是水往低处流。如果想把低势能的水输送到高处，就需要耗费电能或柴油，通过提灌设备灌过去。”①这种比喻启发我们对“传播势能”进行思考。

所谓传播势能，就是传播主体进行传播活动时，由所传递信息性质和传受双方相对位置决定的传播能量。本文结合“弹性势能”和“重力势能”这两种物理学中最常见的势能，对传播势能加以阐释，从泛传播角度对传播学教学和传播素养进行反思。

传播的“弹性势能”

在传播学现有的各主要传播模式中，传播的要素主要包括信源、信息和信宿。根据三者的相互关系，从“弹性势能”的角度可以将传播分为如下三种模式。

1.信源外推型传播

图1：信源外推型传播示意图

“信源外推型”信息传播活动以广告、宣传为代表，信息由信源强力推出，信宿对信息通常表现消极。在日常生活中，商业广告是最典型的信源外推型传播模式。如上图所示，信源强力把信息推出，而信宿一般对这类信息兴趣不大，一般会对信息有一个逆向的推力。人们对广告的厌烦、一定范围内人们对新闻传播的抵制，都是传播的“弹性势能”在起作用。

2.传受平衡型传播

图2：传受平衡型传播示意图

在信息传播活动中，较常见的传受平衡型传播有新闻报道、人际信息传播活动等。图2中的A、B二力在信源、信息和信宿的共同作用下处于不断的动态调整状态，最终达到平衡。这种传播模式最为复杂多变，其包含的领域也最多，包括新闻报道、文学传播、影视传播、音乐传播、人际传播等领域，是当前传播学者研究较多的领域。

3.受者主动型传播

图3：受者主动型传播示意图

受者主动型信息传播模式以谍报和保密工作为代表，负面事件发生时一些“捂信息”的行为也属于这种模式。谍报是国际信息传播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秘密信息传播的典型代表。如上图所示，信源会竭力保密，而信宿则会通过各种手段（包括非法手段）来接近、获取信息。信源一直通过A力保护信息，信宿一直通过B力试图获取信息，二者博弈决定传播达成与否。在日常生活中，商业机密、个人信息的保护等，都属于受者主动型传播活动。

4.黑色宣传

在这里，“黑色宣传”（Black Propaganda）的概念值得介绍。所谓黑色宣传，是宣传主体为使对方错乱而开展的信息操作的一种。黑色宣传的主要做法有：通过隐蔽的方式散布对方负面消息、传播可以迷惑对方的虚假消息、假冒对方名义进行信息传播等。其相对的概念为“白色宣传”（White Propaganda），是指基于事实的公开宣传活动。

在战时，黑色宣传的手法极为常见。日本侵略中国时，曾在中国发行《大陆新报》，为日本军国主义摇旗呐喊。笔者曾在日本资料馆发现一份很特别的《大陆新报》（1940年3月31日，见下页图4），这份报纸版面设置与真正的《大陆新报》毫无区别，报道内容却多为对日本不利、对中国有利的抗日内容。后找到当日真正的《大陆新报》比对，确定这份抗日的《大陆新报》是由中国抗日力量发行的报纸，试图对日本在华民众进行心理瓦解。②

在当前和平时期，也有黑色宣传的例子，如2012年12月，朝鲜要发射卫星的消息引起全球关注，在发射卫星前，朝鲜对外放出消息称遇到技术问题发射将会推迟，正当日本、韩国等放松警惕时，朝鲜突然发射卫星，并取得成功。“推迟发射”的信息，无疑是朝方故意扰乱对方的黑色宣传。

图4：通过《大陆新报》开展的黑色宣传

传播的“重力势能”

在物理学中，“弹性势能”之外的另一种重要势能种类是“重力势能”：一个物体的高度越高、重量越大，其“重力势能”也越大。同样，在传播活动中，信源和信宿的相对位置也足以影响信息传播的畅通程度。按照信源和信宿的相对位置，传播的“重力势能”可以分为如下两类。

1.信宿优势型传播

图5：信宿优势型传播示意图

如图5所示，所谓信宿优势型传播，就是在某个信息传播过程中，信宿处于优势地位，信源把信息传播到信宿处极为费力，传播效果也往往会打折扣。这种传播模式在对外传播中尤为常见。当前，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全球占有重要地位，但文化软实力还较为薄弱，与硬实力不相匹配。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虽摘金夺银展现强劲实力，却遭到质疑。此外，由于发展阶段和特有国情等原因，中国在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产品质量、道德滑坡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铬渣污染”、“三聚氰胺”、“楼歪歪”、“小悦悦”等事件发生时，苦心塑造的正面国家形象、苦心积累的软实力，往往在顷刻之间受到严重伤害。这一切，都使中国在对外传播时处于劣势地位，信宿优势型对外传播的效果往往受到极大限制。

2.信源优势型传播

图6：信源优势型传播示意图

图6所示的信源优势型传播模式中，信源处于优势地位，信息很容易从信源流向信宿。如在美国好莱坞大片的传播过程中，美国处于优势地位，其通过好莱坞大片开展的对外传播是典型的“信源优势型传播”。同理，在动漫的国际传播中，日本也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传播过程通常顺畅、省力。中国在某些方面有丰富的资源，完全可以开展信源优势型对外传播。首先，是悠久的历史文化所具有的吸引力。其次，我国在多方面的成功已经证明了其在道路、理论、制度方面的优势，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再次， 诚信且负责任的外交政策所展示的公信力，展现了强大的国际亲和力。③

泛传播、传播学教育和传播素养

通过传播势能视角的传播模式分析可见，传播活动囊括的范围极广，包括了广告、新闻、谍报、外宣等方方面面。本文所提出的“泛传播”概念，其实就是包括了广告、新闻、谍报、外宣等传播活动的广义上的传播。在通信手段日新月异的今天，“泛传播”更应受到全社会的重视，应从更广义的视角看待传播、学习传播、研究传播。

泛传播：传播无处不在。本文通过传播势能勾勒了全新的传播模式，囊括了广告、新闻、谍报等典型的信息传播活动。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吵架、说媒、化妆、魔术、幽默、撒谎、庆典等都可以用传播学的视角进行思考和分析。所以，传播学所研究的，远远不只是宣传、媒体和舆论，其边界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可谓传播无处不在。

传播学教学：超越新闻传播学的藩篱。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传播学教学和研究大都是依附于新闻学发展起来的，很多传播学者都有新闻学的背景。而实际上，新闻学只是传播学极小的一个部分。正是这个原因，国内的传播学者往往关注新闻传播，而国外的很多传播学者视野更加开阔，广泛关注公共关系、谍报、实证人际传播研究等。中国的传播学教学和研究应勇于超越新闻传播的藩篱，更多地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领域。

传播素养：全社会的必修课。随着全球化和通信手段的日新月异，传播一词越来越多地渗透到我们的政治、社会、文化以及个人的工作、生活中。最近受到各方关注的“公共外交”的概念，其实就受外交和传播的相关理论启发。而各级政府、各类企业和团体也越来越重视传播活动，但一些官员的传播素养让人失望。在这种背景下，不只是新闻从业人员和研究人员，全社会都应对传播的过程和传播模式有基本的认识，具备基本的传播素养。

注释：

①赵可金等：《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四个问题》，《公共外交季刊》，2012年夏季号，第76页

②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B05014004000

篇7

这时捧读美国作家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历时15年撰写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似乎是在发思古之幽情。然而，正是这部砖头股厚重的书，给予了我们深刻理解现实网络社会的钥匙。她对15世纪中叶兴起于欧洲的印刷文化做了翔实的论证，让人们思考欧式印刷术作为当时新传播技术，如何影响了欧洲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过渡，对欧洲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现在全球正由印刷文化和电子文化向网络文化过渡，这部书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该书集中研究了印刷出版物催生的传播革命。我们都熟悉雅各布・布尔克哈特关于文艺复兴的专著，材料丰富，但是他的论述中几乎没有提及印刷术的影响。而该书与布尔克哈特忽略印刷术相反，对其批评颇为尖锐。这部书出版以来，欧洲通史、文化史、技术史、科学史、印刷史、宗教改革史、文艺复兴史的专家争相研究并批评这一巨著，传播学的研究也在争夺这一丰硕的资源。书中严谨、细密的考据，足以使不同领域的学者得到启发。

作者指出：“文艺复兴字体之所以留下永恒的印记，并不是因为它吸收了一种风格而不是另一种风格，而是因为它是用字钉印出的，不是用手写的”。这部书将以往研究欧洲中世纪变革中被边缘化的重要因素――印刷出版物引入了人们的视野，促使传播学者以及对传播学感兴趣的读者重新审视这段传播史，确立欧式印刷术从15世纪中叶至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地位。

篇8

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对传播媒介的再审视

2010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界颇为关注新传播技术的发展，学者们试图从科学技术的宏观角度，重新打量陪伴人类的传播媒介。传播媒介不是中性的、透明的和无价值标准的渠道，它的功能不仅是把信息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传播科技是有偏向的，某一种媒介形态往往与特定的文化联系在一起。理解媒介形态所代表的科学技术，不能局限于科技本身。在新媒体发展、媒介形态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学获得了超越单一媒介形态的研究视野。

因而，2010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界讨论了一个新话题，即“媒介即控制”。媒介的控制表现为一种理性的控制，形成无所不在的意识操纵。讨论中所要揭示的问题是：理性的控制是如何嵌入媒介的偏向和媒介环境之中的？体现为怎样的历史过程？如何成就了尼尔・波兹曼所说的“技术垄断”？人对媒介的控制与技术垄断的内在关联表现了怎样的权力运作方式？我们在何种层面上可以消解这种理性的控制，进而消解媒介的控制，形成平衡的、自由的媒介环境？无论如何，媒介即控制蕴涵的是技术理性的统治，这是一种反人性的统治。对此，真实的人文问题应当是：媒介在多大程度上能放给人类自由精神一条生路，能展现人与人的沟通与理解，能铺开通向道德自由的道路。

就具体的对于新媒体的使用而言，这年复旦大学《新闻大学》发表上海市民使用传播新技术的六项调查报告，显示了四方面的发现。第一，网络和手机的使用虽然相当普及,但采纳和利用的程度在市民当中分布不均,呈现出社会经济地位、性别、年龄组之间的“数字鸿沟”。第二，把新媒体作为一种交往中介或理财、娱乐的形态，显现与之相应的社会关联、社会活动的较多。第三，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使用，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认同和对社会整合机制的看法，以及对社会阶层归属的感知；第四，上海市民的意见表达并不踊跃，但关注公共议题、具有表达意向的人，表达意见相对频繁，网民比非网民意见表达频繁，网络的使用强化了人们已有意见表达的倾向。

这些结果给学界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理论思路。它们包括：第一，媒体作为资源或“资本”具有与社会分层相对应的结构分布；第二，媒体在这个结构场景中，通过人们对其的使用，成为感知人的社会向心和离心力、感知自己所属社会阶层归属的重要手段；第三，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其共同构成的传播生态中，通过使用者的行为，相互补充但也相互抵触，渗入人们使用―满足的心理和社会需求的活动中。中介化成为新媒体技术环境下社会形塑过程的核心特征。因此，对于媒体公共性的衡量，最终得落实在媒体资源分布和媒体使用的结构上，是否实际体现公正、开放，以及个人和群体利益得到清晰认知和充分表达。

我国新闻传播学界面临的挑战

不仅过去的“新闻实务”得转变为“新闻与传播实务”（包含各种非新闻类信息的传播实务），而且以往以报纸实务为背景的采、写、编、评等，必须得适应新媒体的环境，整合为能够适用于各种媒介形态的新闻与非新闻类信息传播的实务。

在传播科技五光十色的变化面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把握住了“向前看”的视野。互联网和web2.0兴盛之际，已经把眼光投向未来的“物联网”和web3.0甚至N.0了。物联网即通过射频识别、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Web3.0的技术特征是：万物感知―智慧控制；物质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全方位信息交互；人与物质世界的联接。一位研究者就此提问：

当客观世界自身具有了自我表达能力，而公众能够更为直接地感知客观世界的情态展现的时候，以新闻记者个人观察及新闻机构观察构成的公共传播的信息单元，是否将显露出巨大局限？当信息获取功能和信息分析功能更为强大的个人信息终端更加普及的时候，人们对于大众媒体的依赖会发生什么变化？公众还会像今天这样局限于对孤立事件有限形态的了解和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所处的被动位置吗？”

曾经让新闻学拥有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的传播学理论体系在今天也面临着信息通讯技术应用带来的震荡。经典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各个学派已经从各个方面对它的理论体系进行着日益精美的建造。但是，面对信息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经典传播学研究本身已经直接面对突破自身局限的挑战：首先，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仅仅是与人类相关的浩瀚的信息传播活动的组成部分之一，人与物质世界之间的信息交流无疑是深刻影响人类命运的更为丰富的信息传播活动。其次，即使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在其形态、结构、渠道、手段、目标各个方面也都受到物质世界、客观环境的深刻影响与制约。

我国一些关于新闻学的研究话题，正在被“整合”为传播学的话题，最为典型的是传播真实问题。在新媒体及数字化的条件下，原来的真实与虚拟的理解与界说，已经缺乏解释力了。这种情形要求新闻传播学者思考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关系：现在的人总是生活在现实与虚拟两种世界之中。然而网络等新媒体颠覆了这种认识，虚拟≠0，网上的聊天和信息传递，虽然不是物理符号的在场，但就信息与情感的交流而言，并不比现实生活缺少实在与真实。虚拟与现实越来越交织在一起，已经构成了互为因果的真实关系。它改变着传统的真实理念，而且改变着对真实的理解。

于是，“虚拟真实”的概念得以挑战传统的现实真实。在虚拟真实中人们可以与储存数据和消息的环境互动，所有的信息都被“真实”地呈现。在虚拟技术的帮助下，可以创造全新的信息环境，并在其中获得新的体验与能力。在这种情形下，网络传播时代的信息、信息环境真实问题，需要得到理论上的重新阐发。

也正是新媒体的环境，带来了新的问题，促使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得以跳出传统的研究范式，综合传播学经验―功能主义学派、结构主义―权力学派的观点，以人文的思路来质疑这个新环境。2010年11月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庆55周年的研讨会上，有学者借用尼尔・波兹曼的思路提出了如下的四个问题：

“一种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理性思维的应用和发展? 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民主进程的发展? 新媒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使人获得更多有意义的信息？新媒体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或减弱了人类的道义感，提高或减弱了我们向善的能力？其中波兹曼对于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是，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人类执着地追求快速提供信息的机器，结果，我们被淹没在信息的大海里，新媒体让我们的国家成为信息垃圾堆放场。”①

一些新闻传播学界人士已经认识到，在讨论新媒体的众声喧哗中，需要批判的视野。对于媒体融合等媒介科技的变革，学术研究关注点不宜仅仅集中于媒介内部以及技术本身，而要将这种变化放在一个宽阔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中去考察、阐发。“技术垄断文化，文化向技术投降”，这种可能的结果需要学界向社会发出警告。技术与人类的关系具有两面性，亦敌亦友，如果仅仅从技术，从传媒业的角度去理解媒介科技的变革，新闻传播学的学术视野以及研究水平将会有极大的局限性。正是在新闻传播学从分化到整合过程中，我国学者获得了这种较为清醒的认识。

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论的思考

当前中国媒介技术的迅猛变革，以及由此激发出的民众、社会的巨大能量，是世界其他国家罕见的；关于媒介技术、媒体融合，我国从来不缺乏中国经验，在新媒体实践和研究方面，我国的学界与世界同行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丰富的中国经验可能催生出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的创新能力。

2010年内，一些传统的新闻学研究话题与传播学研究的方法相结合，得出了较新的论点，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新闻界》的特稿文章《媒介接触时间考察的新范式：研究框架的建构逻辑》，便是典型。该文深化了“媒介接触时间”这个新闻学的话题，作者们同时着眼于量和质两个层面，立足于以人为本的分析路线，并在全媒体生态的大背景下，以时钟时间和社会时间相结合的方式来描摹受众的媒介接触图景，通过日记法来同步展现人在时间序列上的行为空间、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并通过问卷调查法在社会阶层、生活方式、媒介素养、媒介印象四个维度上对受众特征进行深度把握。

传媒学研究在中国已经发展到了进行微观的认知神经传播的研究（使用眼动仪来观察测量人在接受信息瞬间的变化）。201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传播与认知科学实验室完成的论文《媒介即信息：一项基于MMN的实证研究》，采用的便是这种方法。该文通过眼动仪，证实纸质报纸和电纸书报纸在脑认知机制上的差异及不同特点。这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采用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一次尝试。这项实验表明，纸质报纸需要调动更多的人脑机制参与；而电纸书报纸调动人脑的程度相对小些。实验同时证实，人们利用纸质报纸和利用电纸书报纸阅读内容时存在认知方式上的明显差异，电纸书报纸的认知发生更加全面均衡。

这在方法论上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对人文―历史―哲学思维的技术挑战。换一种角度看，人的精神活动能这样被机械地研究吗？唯一会思想的高级动物，在自己创造的技术设备下变成了可以被精确测量的物，但人不是无机的物。

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对于科学方法论兴趣盎然，这是一种学术发展的好现象。时刻需要提醒的是：防止单纯使用源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而忽略了人文―历史―哲学的理性思维。我国的新闻学研究由于历史的原因，缺乏人文―哲学―历史思维的传统，在经历了长期政治化浸润之后，很快转入传播学“科学方法论”的窠臼，相对原来的政治化思维来说，是一种进步。但是，目前工科思维对人文―社科（包括新闻传播学）形成了压倒性的强大影响，已经显露出学术研究的机械和无深度。因而要具备这样的基本认识：无论“科学方法论”名下的各种方法如何新颖并在实证方面显得有效，人文―历史―哲学的逻辑分析比单纯的量化分析更显示人的思维特性。

在这方面，新闻传播学科内已有一些论文指出了这类问题。一位作者写道：“多数研究者考虑得更多地是用最容易操作的实证研究方法这一支付手段来获得更多的课题经费、社会地位、学术地位而不是自己的学术责任―理论创新。……不管有没有必要，几乎所有的课题论证都要写上那么一点实证研究方法的设计；也正是因为如此，研究者们拿出来的大量课题成果大都可以看作是社会调查加对策报告，这些在方法论上有严重缺陷的报告不但对于理论没有贡献，而且对于实践也没有指导作用。”“随着科学理性压倒性的胜利，在与传播学术有关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数据成了社会稀缺资源，似乎谁都需要数据，似乎只有数据才能代表科学……我们的学术期刊也需要实证研究，因为它不仅能够看上去符合学科发展的主流，也意味着期刊的影响因子会得到保障等等。这些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实证研究的交换功能日渐显著，在中国迅速完成了货币化的历史进程。”②

鉴于此，新闻传播学在研究方法上的整合方向，除了证实研究的量化分析与质化分析的结合外，更为长远的整合，应该是人文―历史―哲学的思维方式与“科学方法论”的思维方式的结合。我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在方法论上需要适当回归人文―历史―哲学的思维方式。（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注释

篇9

【关键词】传播学基础理论；主体哲学；主客体协调；社会学理论；文化理论

传播理论集中体现了现代知识的综合，这种综合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和开放性上。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既可以指狭义的创新和发展(指传播理论自身)，也可以指广义的创新和发展(指影响到传播理论体系的建立)，由于学术界对后一个问题论述不多，本文主要论述影响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本文谈到的基础理论主要分为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文化问题等3个方面，这3个方面不同程度涉及到传播理论。理论界选择什么样的基础理论，传播理论相应地就会带什么样的印记。就目前有影响的传播理论来看，主体哲学(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偏于主观的理解)及相应的社会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的影响更大。今天，审视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根基之上，继而创新和发展传播理论，是传播学界面临的一项基本任务。

一、影响传播理论的几种主体哲学

在当代，哲学思想对传播理论的影响通常是通过社会学为中介的，我们在评判一种社会理论时，总是在评判一种哲学思想。为了叙述的便利，我们首先分析影响到社会理论的哲学思想，然后分析其相应的社会理论和文化观。众所周知，主体哲学在西方哲学中更为典型和明确，在西方思想史上有其长久的历史背景。自文艺复兴以后，绝大多数哲学流派都是以主体意识的第一性作为理论的起点。在20世纪，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到解释理论，从精神分析到现象学，从存在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主体第一性的观念以各种体系表现出来：心灵、心理、直觉、精神、体验、理性观念、人道主义等等，它们都指代一个实体——主体，是主体赋予了人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信念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哲学和“法兰克福”学派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它们在社会——文化理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它们也通过社会——文化这个中介间接地影响到传播理论。至今，我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争论仍是这些方面的延伸。

我们首先来看现象学，胡塞尔提出现象学的观念并发展了现象学的方法，现象学哲学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认识论，以现象学为框架的社会学也多以此为根据发展了意向理论及价值理论。现象学的基本任务是以直觉达到人类理性的深刻基础，这一任务的前提是直觉是一切知识的合理根源，一切在初始状态的直觉中呈现的事物将会完全地如其所呈现自身的那样被接受。这个假设中，主体的理性被赋予了不可动摇的地位，直觉是我们接受事物的外在方式，最后还会有一先验的自我来保证直觉的可靠。为了达到本质的直观，他提出了“现象学的还源”，简单地讲，这一命题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的加括弧：即把我们的各种信念(不论是经验的概括还是各种现实的信念)全部悬置起来，并不对它们作是非的判断。2.存在的加括弧：放弃一切有关存在的判断，因为哲学的认识是对本质的认识，而对现实存在的判断则非本质，所以，对存在的判断也应中止。3.先验的还原：这种还原使我们从此验的自我走向先验的纯粹自我，这是世界上一切意义被建立起来的基础。胡塞尔晚期则将自我纯粹意识视为最终的绝对领域，即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实在为前提。纯粹意识的地位确立后，即可以解释经验世界，如果人们在经验的世界找到共同之处，那么，这是因为他们在意向性上是一致的。

正是这种主体哲学的框架和意向性理论，影响到后来的现象学社会学的发展，舍勒提出的价值哲学、舒茨的意义理论都与现象学有着密切联系。现象学对现代微观社会学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只要我们看一下戏剧理论(戈夫曼)，本土方法理论(加芬克尔)，交换理论(雷克斯)及冲突理论(霍克斯)，无不带有意向性理论的影子，无论是日常的自我还是掩盖了意图的自我，都可以在现象学纯粹那里找到最后根源。

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将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扩大到社会领域，认为对社会活动的理解取决于主体间的一致，意义在于主体赋予对象的过程上，社会互动之所以可能，也是由于主体间的一致性。和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相似，现象社会学也是以个体为基本的考察单位，尽管这些理论以互动来解释社会系统，但它们几乎都忽视了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制约。从理论上讲，社会结构的形成总是离不开个体及集体的参与，但社会制度形成稳定状态后，它总是从语言到思想、从法律到伦理、从制度到信念各个方面来制约个体。主体既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同时，又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个体的动机和行为往往是制度化的结果。离开了社会结构和制度，很难解释一些行为和动机的原因，这也是微观社会学理论普遍的局限所在。

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如符号互动论等也都是以个体为根基来解释社会，个体往往成为不受社会制度制约的个体，微观理论的共性表现在它们几乎都在表述主体哲学的一些基本主张。

解释学也存在着类似的理论。解释的根基建立在个体的体验和理解之上，为了说明解释是普遍有效的，就要说明解释在主体间是一致的，为了说明主体间的一致还要找到更基础的东西。当代的伽达默尔是用语言来解释主体间的一致，语言既是解释学的根基，也是对世界的体验，其核心观念是人类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用委婉的体验解释世界无疑要比现象学更少地依赖于主体，但体验的背后又隐含着原来的主体。

解释学赋予了个体极大的心理自由，个人的体验成为分享共同意义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对解读精神性文本来讲，由于时间的差别，也由于解读者所处社会历史背景的条件，解读者不可能得到文本的原始意义，解读总是充满了个体的理解，因而文本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所难免，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也是合理的。显然，在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上，解释学以牺牲文本来迎合读者，其相对主义的结局不可避免。

“法兰克福”学派发展了一套批判理论，批判理论旨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从认识论上看，批判理论主要对实证主义提出了批判。批判理论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对立，精神与物质的对立。批判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可以从近代的启蒙找到根源，启蒙精神在改变自然时从认识理性中发展了极度的工具理性，科学技术也是工具理论的集中体现，当世界都变成可度量的对象时，人也变成了被奴役的对象。在当代，启蒙精神变成一种操纵意识，这又是通过大众文化来实现的，大众文化造就了文化产品的单一化和标准化，文化工业代表了这种单一化和标准化。简而言之，“文化工业”已成为当代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

纵观以上几种哲学思想，无论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多么不同，确定主体意识优于并高于所有一切，是他们哲学推论的前提。正因为存在着主体意识与外在世界的对立，他们的结论几乎都包含了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世界与心灵的对立，以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立，在更极端的态度上往往以牺牲认识的理性法则来换取意识的自由。我们在伽达默尔及“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胡塞尔那里，可以看到精神世界的无限膨胀，科学涉及到的物理世界往往被看成对意识自由是一个极大的妨碍，甚至对意识自由是有害的。主体哲学很少考虑这样的问题：即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框架中，主体的推论是否包含了局限和偏见的问题。绝大多数的主体哲学将理性看成是自明的，客体就是呈现为主体推论的结果，这个假定预设了主体不会出现任何偏差。而事实上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这种假设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近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主体意识不可避免地会包含着局限。思想史的发展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在未能把握其本质前，总是以主体的图式看待世界的，以人的特性解释世界注定会产生拟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不可避免地暗含了人类中心论的思想，主体哲学就是按这种推论极端发展的结果。主体哲学是在人类中心论和拟人论的框架下来看待人与世界的，这样，对世界的认识总是折射出主体的意图和限度，世界的存在往往被看作人类中心的象征。换言之，它没有实体性的地位，它的性质全靠主体意识的解释。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不仅存在于西方古典哲学中，也存在于其他民族的哲学中。当人类不能分离出单独的客体时，除了用人这个尺度解释外别无其他方式，这也不难理解为何主体哲学一直是哲学史中最有影响的理论。

认识到人类中心论及主体意识的局限是近代科学理论的成果，这个开端就是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在他的日心说中，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自转并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公转。与地心说相比，这是一幅全新的世界图像。这里，不论是地球还是人类，都不具有特殊目的和意义，相反，他们(它们)只是宇宙系统的一部分，这种理论最早喻示了人类从中心到系统的变化。

在以后达尔文的理论中，也提供了反对人类中心论的又一种理论。按照其理论，人是生物连续进化的一个环节，人也像其他生物一样组成了一个系列。这里，人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及目的，这种理论也排除了神学理论的创世说。达尔文理论与哥白尼理论在反对人类中心论上是一致的。这两种理论都说明了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此外，当代量子力学也提供了背离人类中心论的理论。这里，主体哲学与人类中心论有着天然的联系，正因为它假定了人是世界的终极目的，因而，它无法解释真正的客观世界，也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而科学理论总是呈现出反拟人化的结果。

现代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越来越趋向将人视为无数系统中的一部分，人类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如果这样看待人类，人类中心论的思想是值得怀疑的，主体哲学的观念也是值得怀疑的。

二、建立主、客体相协调的理论

就认识论来看，主体哲学代表了解释世界的一个方向。除主体哲学以外，一些哲学家力图使主客体协调起来，这种努力在近代开始显示出积极的成果，超越主体哲学的有效途径在于恰当地说明主客体的关系。对马克思来讲，解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首先是实践的问题，因为实践包含了将两者统一起来的可能，思维的观念只能在实践中加以验证：“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与其他哲学的根本区别，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到了实践对人与世界的双重作用：在实践中，自然成了人化的自然，人通过实践也在改变自身的特性，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实践的观点说明，主、客体本性的确定是从对方的作用中获得的。

在20世纪，思考主、客体的关系仍是思想界面临的主要议题，皮亚杰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提出了认识的发生问题，再次涉及到主、客体的关系。传统认识论大多在两种态度上摇摆：一种是经验主义，往往将认识看成信息来源于客体，主体只能受教于客体；另一方面，先验论和天赋论则认为主体一开始就有内部生成的结构，然后这些结构加诸于客体。这两种理论涉及的都是在高度成熟阶段上的认识，而没有涉及认识的起源，认识的起源要比这两种理论设想复杂得多。皮亚杰根据心理研究的成果，证明了认识既不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一个业已形成的客体，而是起因于主、客体的中途，它同时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这样，充分考虑到联系主、客体的中介就十分必要。皮亚杰作了这样的设想：“如果从一开始就既不存在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也不存在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客体，又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中介物，那么关于认识的头一个问题就将是关于这些中介物的建构问题：这些中介物从作为身体本身和外界事物之间的接触点开始，循着由外部和内部所给予的两个相互补充的方向发展，对主客体的任何妥当的详细说明正是依赖与中介物的这种双重的逐步建构。”

认识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一个建构过程，它从感知运动阶段经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到形式运算阶段，才能达到通常意义上的认识。认识图式的发展是主客体之间的同化和顺应，相互协调的结果，经同化、顺应的平衡作用，使主体的认识图式逐步接近客体的结构。

在建构的过程中，我们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客体，也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主体，顺应说明了主体会在对环境的适应中造成认识图式的改变；同化说明了主体对环境的过滤和改变，使之符合主体的认识图式。建构就体现了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过程，认识的过程就是从简单低级的结构向复杂高级的结构不断过渡，这也是一个永无终结的过程，客体意味着主体所能达到的极限。

皮亚杰的理论建立在大量心理学及生物学的实验基础上，因而，它代表了解释认识形成及发展的科学解释方向。它的要点仍是沟通主客体的中介，在中介的关系中说明主客体。如果将这个中介与马克思的实践联系起来，它们的近似就在于从联系主客体的结构模式上解释主客体。

除了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以外，语言哲学关于语言对世界的组织成形作用也作了出色的论述，这一理论涉及到的指称问题、真理问题、意义问题及言语行为对我们理解语言与认识、语言与主体及语言与社会有积极的启发作用。

此外，值得提到的还有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建立在严格的理论法则之上，它以语言模式为出发点，突出强调了结构和系统的观念。结构的观念表明了它对表层对象背后共时的关心；系统的观念表明了它试图通过关系的模式来解释对象，和语言哲学一样，它也是通过观众形态来说明主体的。就此来看，以上几种有影响的哲学与主体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传播体系建立在主体哲学之上时，我们很难察觉主体哲学的局限，这种局限势必通过其社会学理论内化于传播理论之中。毋宁说，主体哲学的蓝本和传播理论的摹本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主体哲学对心灵的能动作用的强调会贯穿于传播理论中。同样，它的局限(没有看到认识总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内涵在传播理论之中。因而，借鉴科学的认识论建构主、客体的关系，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哲学的社会学根基之上，是传播学界需要思考的问题。

以上我们曾对主体哲学与微观社会学的关系作过分析，确实，微观社会学对主体的动机、行为、意义是主体间的互动曾作过详细分析。然而，微观传播学理论几乎都没有考虑到既定的社会结构对主体动机和行为的作用和影响，没有考虑到社会结构与动机的辩证关系，因而无法说明动机和行为的真正动因，最终使陈述的理论趋于表层化。显然，问题的真正源头在于如何看待行动和结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个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主、客体的问题。

目前，大家经常谈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该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结构与主体的关系问题，与微观社会学理论不同的是结构化理论力图在更客观的立场使结构与主体协调起来。

传统宏观社会学偏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塑造上，而大多数微观社会学理论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体和行动的意义的理解上，吉登斯提出了将两者协调的结构化理论。结构化的核心旨在说明社会结构既是通过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也是行动得以建构的条件和中介，即结构与主体存在着一种二重化的过程，结构并不是外在于主体的活动，而是通过主体的特定活动而构成；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结构不应简单看作对主体的外在制约，它既有制约性同时又赋予行动者以主动性。这样，结构和主体存在着一种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对结构和主体的妥当说明，需依靠对它们二重化关系的说明。

鉴于目前传播理论更多地依靠微观社会学来维系，清醒地看到微观社会学的不足，并从社会学层面考虑结构与主体的协调关系也是传播学界不容忽视的问题。

主客体的关系也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化研究一直是全球性关切的问题。通常大家谈到有影响的几种理论大多集中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领域。

社会学中占主流地位的理论是价值论，其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韦伯及狄尔泰，用价值解释文化的各种理论几乎都将文化视为对象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活动。现象学、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及大多数实用主义理论都代表了这个方向。它们的共性是：都给予了主体以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生命、体验、理解、自由或人与社会、精神与物质的对立，都要根据主体意识来评判，文化几乎没有自己的实体地位，文化的存在完全要看主体间的解释。本来，用价值解释文化并不是没有说服力，问题在于对主体的极端信赖除了走向自我中心论以外别无选择，此外，价值论的解释还面临着文化相对主义的危险，事实上，这两个方面的危险也是价值论所无法克服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人文科学的研究区别于自然科学除了对象不同外，还在于研究者适度的介入是可行的。但研究者介入到什么程度则是价值论和解释学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以此为框架，总是面临着解释过度的问题，而解释学通常也把解释的多元化视为合理的。这样，在价值论和解释学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仍是主体哲学的主张。

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主体与世界的对立变成为精神与“物化”的严重对立，工具理性的扩张必然在制度上、精神上对人进行新的操纵，文化的单一性及庸俗性不可避免。所以，由于工具理性的极度扩张，人类未来的文明也是暗淡的。

该学派的许多主张都建立在主、客体的对立上，为了维护主体的至上性，不得不排斥非主体的存在。“法兰克福”由于把个体与社会看作完全都是对抗性关系，现代工业文明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被看作是一种倒退，与之相关的是工业社会及科技进步造就的大众文化根本不具有以往精英文化的单纯和高贵。“法兰克福”学派从主、客体的对立进而过渡到人与社会的对立，再过渡到文化的对立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这样，我们除了看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外，我们根本看不到它们是如何协调在一起的。

纵观以上几种有影响的文化理论，几乎都是从主体来解释文化，其结果要么是价值涵盖了一切，要么是文化存在着对立。因而，超越主体哲学的局限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大家知道，近几十年来，结构主义提出了一套与主体哲学截然不同的理论，包括其文化理论(主要集中在文化人类学)，其核心是以语言模式来看待社会系统，进而解释主体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从结构主义的影响来看，它提供的超越主体哲学的途径和方式是可行的。

结构主义主要关心文化的共时性问题，莱维——斯特劳斯集中表述了结构主义的文化观，即文化不仅是共时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加以说明。文化人类学家经常可以看到大量重复出现的文化形态，是什么决定了它会重复出现?如果人类没有普遍共同的心智，这一问题也就不可能产生，是各个文化外观形态的差异重要还是内在的共同模式重要，两种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答案。

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文化，各种文化现象就不难解释了。无论文化人类学提供多么不同的文化差异，但共时态的文化是存在的，因为像亲族系统、婚姻系统、神话系统、图腾系统反复出现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这恰好证明了各民族具有构造文化的共同能力。它通过转换系统，成为我们可以看到的各种具体文化形式，而共时模式为这些形式找到了答案。考察各种具体文化的差异不是人类学的任务，人类学要探讨决定文化现象的深层内容——人类共同的心智。

共同的心智，在他那里也就是无意识问题，它不是与意识相对立的下意识或潜意识的概念，毋宁说它是人类先天的一种构造功能。它普遍地存在于各民族中，因而是普遍的理智功能，正是它的存在，可以解释各种文化的普遍共时。

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福柯在思想史领域提供了一种非主体解释思想的方式，福柯对思想史的分析集中在权力对知识的形成上，换言之，社会的知识型总是体现了权力的支配，主体正是在各种制度性场址的权力关系中生成的。

如果主体总由其他因素所决定，那么，确定的主体是不存在的。毋宁说主体总是由特定的知识型所决定，《词与物》表明了知识型如何决定着主体。按着结构主义的解释，它会引出许多被忽视的结论：如果文化不存在着高低之分，发达和落后之分，那么，各种文化之间的比较只能得到现象的差异，追问这种差异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很想知道热衷于中西方文化比较的研究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文化现象的差异只是表层问题，那么中西方文化在心智的创造上具有的共同性不更重要吗?难道它们不都是共同心智的结果吗?如果表层的背后确实存在着普遍的东西，揭示这些普遍性正是文化研究要回答的。知识型理论也使我们看到了思想的另一个方面：我们认为许多不可动摇的观念其实是用某种占主导地位的信念所支配的，主体不仅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反而在强化这种信念。事实上，能超越既定知识型的人少之又少，我们通常表述的知识大多数情况下是某一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知识而已。

综上所述，建立主、客体协调的认识论是社会人文科学的可靠前提，它影响到在什么样的方式上看待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客观的社会理论直接关系到传播理论的根基问题：个体既是社会制度的结果，又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这样，两者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同样，非主体解释的文化理论旨在说明文化共时模式的存在，表层文化现象的对立和无序并不反映内在层次的共同模式，如果我们做深层分析，各种文化可以找到普遍的共性。

三、结语

近50年来，人类的知识积累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以往许多被认为是经典的理论和命题，现在被看作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知识的不断综合和更新要求我们的思维与时代保持同步，特别是像传播学这种新型的综合性学科，如何使其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近代科学反复证明了这样的事实：一门学科的成熟与否，在于其基础理论的成熟与否，而不在于其表象形态的丰富，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传播理论，相对于传播理论的应用理论来讲，其基础理论的研究就更为重要。

目前，传播学界对狭义的传播理论讨论较多，而对广义的传播理论讨论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传播理论的深化理解。如果我们仅仅讨论狭义的传播理论，我们只能得到一个相对封闭的解释体系。问题在于对传播理论基本观念的讨论常常会将问题引向更基本的问题，例如，信息问题、语言符号问题、意义问题、传播的存在及目的等等。对任何一个问题完整的回答都会涉及到人的问题，涉及到人对世界的理解，涉及到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属基础理论的范畴。这样，借鉴基础理论的成果，无疑会强化传播理论的解释力，使狭义的传播理论更为健全。

本文谈到的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论述的。以上谈到的三个方面直接关系到我们建立什么样的传播理论。主体哲学曾在哲学史上产生过长期影响，而现代科学的发展愈发证明了其内在的局限性，我们只有从主、客体相协调的途径上来看待主体意识时，我们才能更好理解主体意识，我们只有恰当地说明了主体，我们才能恰当地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恰当地说明文化的本质特征。这既是我们探讨广义传播理论的目的所在，也是我们探讨传播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核心所在。

注释：

篇10

传播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70年代末才传到中国。传播心理学在我国的研究时间并不长，对于广大传媒从业人员还是一个不太熟悉的概念。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传播心理学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如何？

林:谢谢。传播是新闻的属概念，新闻、教育、宣传等等乃是传播的种概念。所以在传播心理学出世之前，它的诸如新闻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宣传心理学等分支学科早已产生。传播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在国内外都有一个共同的通病:那就是依照心理学的理论框架来建构自己的理论框架，运用心理学原理来解释新闻领域中的心理现象。结果，都走入了一个死胡同:使新闻学与心理学、传播学与心理学的结合“喝干海水般的艰难”。有鉴于此，我才另辟蹊径 ：沿着两学科的研究对象――传播与心理的实际联系脉络去建构传播心理学的理论框架。

赵:由于传播学的引进，我们的新闻媒介、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更加注重对受众的研究。在传播史的不同历史时期，受传者对信息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反应。这些不同的态度，不同的反应都有相应的理论表现。在传者为本位的历史时期，产生了“魔弹论”或“靶子论”、“注射论”；从传者本位论向受传者本论过渡期，产生了“个体差异论”、 “社会分类论”、 “社会关系论”；到了受传者本位论时期，产生了“顽固受传者论”和“使用与满足理论”。可以说，这几个理论的相继出现，标志着受传者由被动地位一天天上升到主动地位的历程。在我国，关于传播者的心理状况，各种新闻学与传播学著作特别是新闻心理学、传播心理学方面的著作很多。您的新著《传播心理学新探》则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对受众心理的研究上，可以说，是契合了当今传播心理学研究趋势，也给新闻业界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

林:传播心理，理应包括传播者心理和受传者心理，但我却着重考察、交待受传者心理，这是因为，在我看来，传播效果应当是传播心理学研究为之直接或间接运转的轴心。所谓传播效果，是指受传者在传播的信息作用前后，其心理及以心理为中介的行为在传播者愿望的方向上所发生的变化。可见，首先传播效果不是在传播者的心理系统中产生，而是在受传者的心理系统中冶炼而成的。那么，要提炼出能提高传播效果的理论，考察的重点理所当然应放在受传者的心理系统上。第二，在传媒市场激烈竞争的条件下，在传者本位已让位给受传者本位的今天，受传者的心理系统是传播者心理系统为之运转的隐形轴心。你传播者的心理系统如果只按你的而不按我受传者的心理系统的喜好、志趣、需要来选择、收集、编辑、播发信息给我，我就一定会用“日益下降甚至迅速下降的发行量或收视率”这一上方宝剑威逼你，直到你醒悟而改弦更张，按我受传者的心理系统的喜好、志趣、需要来选择、收集、编辑、播发信息给我，我就让你活下去，甚至让你在传媒市场竞争中出奇制胜。既然传播者的心理系统终究要服从受传者的心理系统，要以受传者的心理系统马首是瞻，那么，我们去考察传播者的心理系统后说“传播者的心理系统怎么样、怎么样”是不算数的，还是要按受传者的心理系统说“传播者的心理系统应当怎么样”才算数。从提高传播效果的目的考虑，我们应重点考察受传者的心理系统。

赵:传统的效果分析，往往只注意从现象上考察，许多学者对效果的形成过程，只关心其外在阶段性，如美国学者罗杰斯将该过程划分为知晓阶段、兴趣阶段、评价阶段、试用阶段和采用阶段。这一分析，恰好给了人们“只看到联系、不知道为什么”的印象――因为，在人们浏览媒介、依赖媒介和参与媒介，再到以后产生传播效果的全过程中，受众的主观能动性始终在发挥作用，但是，这种能动性为什么能发挥作用，它又如何发挥作用却不得而知。您的新理论“传播的两级效果论”就解决了这个难题，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林:通过详尽的推论式分析，我得出一个结论 ：受众的“心理选择”乃是众多传播媒体为之运转的隐形轴心。由此确立了传播的两级效果论，该理论以文字表述如下:心理系统的使命就是把传播系统送来的信息转化为心理能，即产生看不见的一级传播效果；有时，根据需要还会把心理能或其中的一部分心理能外化为行为作功，产生看得见的社会传播效果，即二级传播效果。在两次传播效果的转换中，心理能始终发挥着决定性的意义:它是第一级传播效果的结果，又是第二级传播效果的源泉。

赵:“心理能”是什么概念？

这个“心理系统”就像一个“魔箱”，不能作功的传播信息流通过心理系统变成了可以作功的另外的事物，这些事物就是动机、决心、信心、毅力、意志力、能力、态度等心理构成，可统称为心理能。心理能既然具有作功的能力，那么，按上面的“能”的定义，心理也是一种能，我们称之为心理能。

心理能可分为心理动能和心理势能两种。心理动能（如:动机、意图、能力等）可以立即发动行为作功，而心理势能（如 ：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才能等）却不一定立即发动行为作功，它要在一定的情势下转化为心理动能才发动行为作功。但心理势能不仅比心理动能稳定，而且，它作为心理动能的后劲、战略储备和更高层次的心理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心理动能作功的方向、大小、质量、价值和持续性。提出心理能概念的意义在于，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类从接受信息、到采取行动的整个心理活动过程的内在驱动力要素，也使传播效果的解读有了一种崭新的范式。

赵:传播学理论的集大成者施拉姆曾经说，信息的“内部处理过程是在黑匣子里进行的，因此我们只能猜测到这一过程。” 我感觉您的“传播效果两极论”和“心理能”概念的提出，就是试图打开这个黑匣子，给这种隐形的心理过程一个可视的具像的分析，这在传播学心理理论上可以说是一个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有学者认为，这一研究成果为“受众本体论”的观点提供了理论支持。 您能不能结合对“传播效果两极论”的具体分析，来谈一谈它对媒体实践的指导意义？

林:我在《传播心理学新探》这本书别着力于向新闻工作者证明: 受传者的心理需要乃是一切传媒为之运转的隐形轴心。传媒的兴衰成败皆取决于是否围绕这个隐形轴心转，是否转得令受传者满意。为了说明这一原理，我专门引进了一个“参与权”概念，提请新闻工作者注意:不要凭主观采编，而要按受众的心理需要采编，否则，受众会用急剧下降的收视率、收听率、发行量来惩罚您，迫使您按受众的心理需要运转为止。

正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心理系统及产生于其中的一级传播效果的一大特点就是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它就成了许多传播者特别是许多新闻宣传工作者认识论上的一个盲点。在实际传播活动中不但常常被传播者忽略了，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它，造成了形式主义的传播方式。我之所以要把 “参与权”这个概念引进到传播心理学中来，就是想给社会现实中泛滥成灾的形式主义传播敲一声警钟。在社会现实中的形式主义传播不但普遍而且很严重:下级宣传部门向上级宣传部门汇报宣传工作成绩时，总是说，我们写了多少篇宣传文章、印发了多少宣传手册，播放了多少个宣传电视节目和多少篇宣传广播稿、作了多少场宣传报告以及听众有多少万人次，等等。但是，这些宣传文章、宣传手册、电视节目有没有人看？有多少人看？还有多少人不愿意看？在看的人当中有多少人理解了宣传内容？在理解了的人当中又有多少人赞同寓于其中的宣传观点？如果听了、看了宣传内容的受众没有理解其中的道理，或者理解了道理的受众却不赞同寓于其中的宣传观点，那么，宣传效果就等于零，全部宣传工作就是无效劳动，就谈不上什么“成绩”而是白干了。这种只讲宣传不讲效果的形式主义传播不仅在政治传播中，还在广告传播、科普传播、公益传播、法制传播、环保传播、道德传播、税制传播中，以及在推广先进的传播、塑造典型的传播、批判的传播、批判伪科学的传播、宏扬正气的传播和关于公民权利与义务教育的传播、关于树立新观念改变旧观念的传播、关于大造西部大开发声势的传播中，都存在着只讲传播不问效果的问题。

对于只讲传播不讲效果的形式主义传播历来受到批评甚至严厉的批评，特别是我们新闻宣传战线的同志也反对形式主义传播，但至今仍不知不觉重复着形式主义传播。其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认识论根源，就是没有认识到一级传播效果及其特点，不知道作为传播信息与传播效果中介的特点，不了解在这个中介的第一关口就是授予、颁发参与生产传播效果的 “参与权”证书的权力“机关”。

赵:随着传媒市场的建立以及传媒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许多传媒的经营管理者、记者、编辑也逐渐“猜测”到有一个授予“参与权”的什么东西在背后有力地操纵着。他们不是直接看出来，而是通过发行量、收视率、收听率的变化间接感觉到的。您能不能结合实践，谈一谈媒体怎样才能在受众的心理系统中得到“参与权”证书，得到读者的注意力？

林:我可以以《华西都市报》的成功来作为一个例子。从传播心理学的视角看，《华西都市报》的成功，是它认准了受众心理系统需要什么信息的成功，是它传播的信息在受众心理系统第一道关口上领到了“参与权”证书的成功，是它传播的信息在“心理反应”炉内冶炼出它所期望的传播效果的成功。它的成功是它不是围绕别的什么而是围绕受众心理需要运转的结果，是它围绕受众心理系统第一道关口选择信息的标准运转的结果。

席文举总编关于新型晚报的三种新思维可见其一斑:

第一，“突出实用性，变以指导性为主为以实用性为主”。要把市民的自下而上需要放在第一位，大量报道同市民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有很强实用价值的信息。急市民之所急，想市民之所想，解市民之所难。市民最需要什么信息，就提供什么信息。

第二，“经济报道，变从生产者的角度出发为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变计划经济报道为市民经济报道”。

第三，“变‘党报的补充’、‘茶余饭后’等传统晚报观念，为满足市民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信息的需要”。尽力做到一报在手，家事国事天下事全知道。

《华西都市报》按照以上的思索、判断向读者提供信息，很受读者欢迎，因而读者心理系统的第一道关口欣然授予了“参与权”证书。所以这些信息在致效过程中畅通无阻，很快产生了令世人瞩目的传播效果:创刊第一年即1995年就发行10万份；1996年底达26万份；1997年突破40万份。现在发行50多万份。在经济效益方面，创刊当年就偿还了开办费300万元，还赢利60多万元。1996年广告收入3000万，利润1000万。1999年广告收入2亿，利润4000万元。《华西都市报》的发展是超常规、跨越式的。

赵:施拉姆有一个传播获选的或然率公式，就是选择的或然率等于报偿的保证和费力程度的比。这个公式表明，受传者对传播媒介、对传播内容（信息）的选择与这些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信息）给受传播者提供的报偿成正比，与受传播者获得这些报偿的费力程度成反比。或者说，与满足受传者需要的程度成正比，与受传者满足这些需要所付出的代价成反比。您认为，受众的心理系统对传播媒体的选择的一般规律是什么？

林:施拉姆的“选择的或然率”公式有一个缺点:它忽略了受传者在选择传播，获取信息的价值取向的作用。当受传者选择某种媒体能获取到他所需要的特别有价值的信息时，这种选择即使让他很费力，他也在所不辞。

综合我的调查研究结果，受传者的心理系统对传播媒体的选择情况我总结了15条规律，现列举其中的最基本的三条，大致如下 :

一，当一种传播媒体告诉受传者发生了什么事，至于这件事是什么样子，只能尽力提供尽可能详尽、具体、生动的描述，让受传者根据描述去想像这件事是什么样子；而另一传播媒体在告诉受传者发生了什么事的同时把这件事的样子原原本本地展现在受传者面前，不作描述，不需要受传者去想像这件事是什么样子。那么，受传者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一传播媒体。

二，当一种传播媒体告诉受传者发生了什么事，但难于向受传者证明这件事是否是真实的；另一种传播媒体不但告诉受传者发生了什么事，还能向受传者证明这件事是真实的。那么，受传者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一传播媒体。

三，当一种传播媒体向受传者传播信息时要求受传者严肃认真，另一种传播媒体在向受传者传播信息时却没有这样的要求，受传者无拘无束，可随心所欲，自由自在。那么，普通受传者会乐意选择后一传播媒体。

我总结的这15条规律，是就传播媒体间只就某一特点在程度、数量、品种、性质上的不同甚至相反的情况下一般受众的一般选择。之所以加两个“一般”，是因为受传者在选择时还受受传者选择的“动机”等因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