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新实体经济的成功应受到肯定

在今年1月初，总理就已经明确表示：“网店是新经济，但直接带动了实体工厂的销售；快递业作为新经济的代表，同样既拉动了消费也促进了生产。这些典型的新经济行业，实际上都是生产业，都是在为实体经济服务，也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他指出，要着力把“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紧密结合起来，形成新动能培育与传统动能改造提升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两会前夕，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勇也曾对媒体指出，虚拟经济产生于实体经济，要服务于实体经济，“这个原则是不能变的”。

“两会”刚刚落幕，3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文章《浙江实体经济正质变》，点赞阿里巴巴，称“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新实体经济正在迅速崛起”。文章指出，通过转型升级“组合拳”，浙江实体经济正实现“凤凰涅”：由“低小散”变为“高精尖”，以高质量的GDP取代高增速的GDP。

有关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互联网经济所贡献的各类数据已经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应该说，《人民日报》的文章是实体经济与互联网关系长期以来的争论的终结。从我国提出“互联网+”和《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来，中国制造业在努力实现从“制造”到“智造”和“质造”的转型升级。

目前，要加快培育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和实体经济升级，用新经济、新业态、新动能的力量推动传统产业更好适应经济转型，已经成为国家战略。毋庸置疑，互联网所代表的新技术已经成为未来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部分，掌握了云计算、物联网、AR、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会给传统产业和新产业都带来更大的经济收益。阿里巴巴去年线上交易额达到3.7万亿人民币，这是实体经济的销售额，可以说，充分刺激了实体的生产和制造。这也是互联网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效应的显现。

IT生产率悖论&互联网技术

其实，董明珠和宗庆后们与互联网经济并不对立。他们所担忧的是互联网这把双刃剑用得不好，会伤人伤己。一些类似的争论，其实也是近年来对于“IT生产率悖论”的重新提及。这类观点认为互联网挤压而非推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提出了“IT生产率悖论”，意指企业的IT投资和投资回报率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IT产业无处不在，而它ι产率的推动作用却微乎其微”。如今，正是新技术兴起，而并未由此推动着实体经济进入新一轮的高歌猛进，反而有互联网企业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确实令不少人又重新开始思考“IT生产力悖论”的问题。事实上，问题本质并非如此简单。

《社会科学报》近日刊发了东北师范大学刘力臻教授《如何看待“IT生产力悖论”？ 》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电商去中介化及信息对称的低成本运营，给商业实体店带来了巨大冲击，但这并不会打压实体经济，因为互联网几乎可以覆盖所有的实体产业，并使其在互联网化中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大量数据证实IT――互联网给实体经济带来巨大收益，却没有数据能证明IT――互联网会降低劳动生产率。”文章认为，真正伤害实体经济的是恶性竞争和过度垄断。对于这一观点，笔者深以为然。

当前，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期，非公平的竞争和垄断产生负面效应。为了抢占市场而进行的各种“红包”“烧钱”搞促销、产品质量不过关、服务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频发，导致企业无利可图，真正的创新被挤压，追求眼前效益而忽视企业的长远发展，这些都成为打击实体经济的“帮凶”。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如缺乏创新，尤其是技术的创新和理念的创新。这主要表现在，企业缺乏创新动力，缺少核心技术，管理观念陈旧，没有适应互联网快速发展的趋势，缺乏开拓的勇气和魄力。再如，相关监督引导机制还不够完善和成熟。尤其是对互联网运营的规范、监督，还存在不少问题，等等。

篇2

关键词：新兴经济体；经济秩序；发展中国家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4-00-02

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4044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经济体。印度，巴西等金砖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也稳居世界前十名行列。对于新兴经济体的组成成员界定，经济社会中具有以下几个观点，首先是美国首席经济学家提出的金砖五国概念，并与2005年将其发展为金砖11国，包括中国，韩国，菲律宾，伊朗等。其次还有灵猫六国，迷雾四国等集团化概念。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对新兴经济体的衡量标准进行了界定，从二战后经济增长，经济规模，人均收入水平，国际经济地位等七个方面对新兴经济体的概念进行限定，并将条件符合的11个国家列为新兴经济体，简称为“E11”。

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占据日益重要的影响，随着新兴经济体的不断发展，西方国家对于其的态度也随之转变。美国经济衰退时期，总统奥巴马曾在联合国大会上明确表示美国将于未来与新兴经济体共同合作，恢复并稳定全球经济的发展。2013年，美国经济出现了明显好转，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与法国商界会谈时表示，新兴经济体将会对美国及欧盟的合作带来巨大的挑战。由西方国家对于新兴经济体既爱又恨的态度可以看出，新兴经济体在21世纪的国际经济格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将影响国际经济秩序的变迁。

一、新兴经济体影响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21世纪以来，新型经济体利用其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事务，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改变了二战前夕以美国和前苏联为首的经济格局。

（一）建立新型世界经济增长格局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成为现阶段世界经济格局的最新特点。世界范围内的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经济出现了同步增长的现象，特别是中国、印度等经济人口大国，在国内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在09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前，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黄金力量。2009年，由美国华尔街开始，全球经济急剧下滑，新兴经济体的强劲发展势头也由此被打断。2011年，世界经济转入稳步恢复阶段，世界经济增长数据显示，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后，新兴经济体的恢复与增长速度始终高于发达国家与世界平均增长率，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

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与19世纪50年代的经济复苏具有不同的特点，新兴经济体能够及时获取经济前沿情报、分享经济发展的最新成果。据MF数据显示，最近十年中，新兴经济体的人均GDP发展达到百分之六左右，高于发达国家人均GDP增长的三倍。在09—10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发达国家的人均GDP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而新兴经济体的人均GDP则继续保持正增长局面，达到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左右。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拉动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推动力经济全球化的进步，国际金融机构预测在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依然将保持迅猛的发展趋势，逐步建立一个由新兴经济体主导的经济增长格局。

（二）新兴经济体引领全球经济的复苏

工业革命后，世界经济经历了多次经济金融危机，一般来说，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处于萧条状态，如1929年出现的经济大萧条，造成世界经济负增长七年，直到1954年，美国经济才得以恢复到原来水平。19世纪70年代爆发的石油危机也将西方国家纷纷拉入十年滞胀局面，拉美地区经济增长20年未得到有效恢复。而09年的经济大衰退后，世界经济复苏迅速，其中很大部分应该归功于新兴经济体的强力发展。

根据近五年MF调查数据显示，新兴经济体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全球经济增长的百分之七十来自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贡献。2010年，新兴经济体的全球产出增量达3万亿美元，占世界的经济增长的百分之七十二，由此可见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推动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主导力量。

（三）新兴经济体带动全球经济重返扩张

经济危机爆发后，国际经济机构对于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仍然持有乐观的心态，经济学家认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仍然处于扩张阶段。除此之外，世界银行的未来发展趋势中预测，新兴经济体将占据全球内需的一半左右，亚洲经济体将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的主导力量，将以年均百分之八的经济贡献量位于世界经济增长首位。

二、新兴经济体改变国际经济秩序

新兴经济体对于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分为两个主要方向：一是改变国际经济力量格局，全球经济集团的碰撞对抗加剧。二是推动新型的经济结构出现。资金能源分配由发达国家主导转变为向新兴经济体倾斜，全球需求增长依赖于新兴经济体的拉动。

（一）全球经济重心倾斜，经济力量格局转变

1.经济重心转向新兴经济体。根据MF预测，到2016年，中国、印度、韩国等新兴国家的GDP规模将达到21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的百分之二十三，同时，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GDP比重将下降到百分之五十一。世界银行在2011年的全球经济报告中预测，至2025年，中国、巴西、印度、韩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世界的半数以上。

2.行结构调整。现阶段，全球经济分为三大发展板块：北美板块、欧洲板块和亚洲板块。据国家经济机构预测，21世纪将以亚洲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力。从MF提供的经济数据来看，亚洲经济在未来十年内将持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亚洲也将力压美国、欧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迅速的区域。

3.大国排列次序发生变化。09年经济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出现了明显倒退，据国际经济机构预测，未来10年间，世界十大经济体的排名的入榜情况将发生较大的变化，新兴经济体将占据十大经济体的半数以上，整体发展力量增强，对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经济造成剧烈冲击。

虽然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趋势迅猛，但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仍然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时期。只要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保持持续上升的状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正确指导思想，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中，新兴经济体仍然具有发达国家所不具有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等优势，国际经济局势依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

（二）国际经济格局出现结构性调整

1.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需求上升的引擎。就现阶段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趋势来看，个人累积财富数量迅速增加、中产阶层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力阶级、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物质精神商品消费所占比重逐年增加。国家内需增长成为拉动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的主体力量。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未来二十年中，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消费将超过发达国家，保持百分之九的年增长率。

2.财富分配格局变化，新兴经济体占据有利地位。新兴经济体的迅猛发展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使全球的财富分配格局出现了变化。东半球成为财富集中的区域。根据对全球外汇储备的数据监测可知，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量在2013年达到8000亿美元。国际资本开始出现逆向流动，即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除此之外，新兴经济体的政府财政收支逐年趋于平衡，政府欠债情况得到大幅缓解，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后劲十足。

3.金融货币格局变迁。随着经济格局的变化，部分新兴经济体通过货币金融、大宗贸易等不断壮大自身金融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化。外汇储备数据显示，美元的外汇储备比例在过去十年间下降了百分之十左右，此种趋势将会持续进行。多极化世界的发展将会推动货币多元化的格局出现，世界银行组织预测，在2030年之前，将会达到美元、欧元、人民币三种货币鼎力局势。

三、新兴经济体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但是，由于自身力量的不成熟、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仍然面临问题与挑战。

（一）通货膨胀压力增加

2009年经济危机后，美国采取了量化宽松的处理政策，美元不断贬值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压力增长。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经济基础较为薄弱，需要面对通货膨胀、物价提升的多重压力。2009年以来，我国国内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一直处于上涨状态，2013年的CPI涨幅达到2.9%。为了缓解物价上涨危机，新兴发展中国家采取了增加银行存款利息等货币金融政策控制通货膨胀危机，在阶段时间内取得了部分效果。但新兴经济体仍将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本币升值压力，如何快速的化解膨胀危机成为新兴经济体发展的重要问题。

（二）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现象严重

后危机时代，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恢复缓慢，失业率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而欧盟成员国家大部分身陷债务危机。在这种复苏缓慢的经济形势下，发达国家降低了对于新兴经济体的产品需求，同时，为了保护国家经济的发展，政府也采取了对于本国商业的贸易保护措施，排斥新兴经济体的产品输出，这就造成了新兴经济体对外贸易受阻情况。例如在中美贸易交往中，美国在09年到12年间对中国输出产品进行了十余次的反倾销调查，中美两国的经济争端不断凸显。由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可以预见，未来新兴经济体仍将面临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对外出口市场将会严重萎缩。

（三）新兴经济体在社会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

由于发达国家主导国际社会分工，新兴经济体在对全球经济贡献与所得的财富比例不符。虽然近几年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是经济基础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一定的差距。除此之外，新兴经济体在先进科学技术方面仍然有所欠缺，大部分重要的电子产品零件仍然依赖进口。由于此类条件的限制，一段时间内，新兴经济体仍然将处于国际社会分工的底层。

（四）新兴经济体之间合作欠缺

各新兴经济体之间为了争夺有限的国际资金、商业投资互相进行惨烈的竞争，例如中印之间在非洲争夺石油、矿产等自然资源不仅削弱了本国的竞争力，还为其他观望国家提供了可乘之机。这种重竞争轻合作的做法不利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联合发展，限制了经济体总影响力的增强。

四、结语

综上所述，新兴经济体是当今经济社会中一个有力的发展力量，其在未来几十年时间内也将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是就目前经济社会来说，仍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局面。由于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国际经济社会内部矛盾将不断激化，新兴经济体在面临机遇的同时也需要合理处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挑战，为更加合理、公平的新型经济秩序的建立做好准备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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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金融创新；新兴经济体；稳定性影响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10月20日

一、金融创新与新兴经济体的内涵及其关系

（一）金融创新的内涵。什么是金融创新？许多知名学者就其概念进行商榷，但最终没有得出一致的答案，但总归来说，就是在经济利润的驱动下，促使人们不断探求新的金融工具、新的金融结构、新的金融服务等等一系列的相关因素，进而变更现在所运行的金融体系，实现利润效益的最大化。当然，金融创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金融概念的理清也是一个过程。总而言之，对金融创新概念的理解可以试图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来解释。

从宏观层面来说，金融创新就像人类发展一样是一部不断更新的历史，它的发展往往与金融界的重大事项紧密相连，金融界每一次登上一个新的台阶，都是金融创新推动的结果。在此层面上的金融创新呈现以下特征：时间跨度特别长，波及范围特别广，且形式多种多样。之所以呈现时间长，是因为每一次创新从开始到结束都是一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来完成；之所以范围广，是因为创新不仅仅在技术领域还包括服务领域、市场机制、结构体系以及与银行相关的一系列业务。

从中观层面来说，金融创新的内涵要比宏观层面的内涵更加清晰，中观层面的金融创新局限在金融领域的技术以及产品上，通过对这些金融项目进行更新，进而在制度上进行创新，从而提高金融所创造的经济效益。

就技术创新而言，是指运用新的技术或者重新组合各个要素，从而制造出新功能的产品。就产品创新而言，是指新生产出来的产品具有传统产品所不具有的新性能，也提高了原有产品的质量，整体上性价比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就制度创新而言，则是指变更原有的管理、形式、规则等，从而使整个系统的效率都在原有程度上有所提高。就此层面的意义来说，这是政府和金融机构为了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转嫁金融风险，把风险限制在最低限度，积极地适应不确定性的经济环境变化而做的努力调整。

从微观层面来说，金融创新单单指金融工具的创新。从创新实践上来看，微观层面的金融创新分为四种类型：信用创新型、风险转移创新型、增加流动创新型以及股权创造创新型。

（二）新兴经济体的特征。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新兴经济体”这一新的名词开始进入人们的世界，那么如何对新兴经济体进行一个明确的定义？如何正确的审视新兴经济体在当今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新兴经济体在全世界经济发展中又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怎样处理同发达国家与加强自身合作的关系？这些问题是自20世纪末期以来都讨论的话题，至今也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是都认同的是新兴经济体是指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经济持续不断的蓬勃发展，进而成为新的经济实体，主要是指一些发展中国家。再者，从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逐步提高对外开放程度，经济迅速增长，呈现赶超态势，城市化、工业化步伐不断加快。另外，在金融危机的浪潮中，虽然新兴经济体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主要的冲击在发达国家，且新兴经济体在危机过后恢复崛起的势头很是强劲。

（三）金融创新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关系。那么新兴经济体与金融创新有何联系呢？新兴经济体能够快速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创新的推动，金融创新是新兴经济体持续发展、后劲充足的动力，崛起中的新兴经济体日益改变着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掀开了人类迈向新世纪的新篇章，但是这一过程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创新的支持。金融创新给新兴经济体带来机遇，促使其发展，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助力，这也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充分认可。根据数据统计，这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而金融的创新又给新兴的经济实体注入新的活力。

除此之外，金融业属于第三产业，在21世纪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否抓住第三产业的机遇发展自己，关系着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随着新型经济体的增多和发展，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日益有声，建立新的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也有了希望。旧的国际经济格局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他们才是最大获益者，促使着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新兴经济体登上历史舞台，将有利于构建平衡、稳定、互利互惠的格局。

二、金融创新对新兴经济体稳定性的影响

新时期，经济领域的环境十分复杂，尽管金融创新促进新兴经济体经济不断增长，但是经济的过热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国际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也制约着经济的增长速度，影响着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总而言之，金融创新对新兴经济体来说有利也有弊，金融创新的积极影响体现在：第一，相对于投资者而言，投资者可以审时度势选择比较安全的金融方，增多了选择项，提高了投资者实际的效益收入；第二，对于筹资者来说，为筹资者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筹资渠道，使其能够聚集社会上闲散资金，为其提供了资金保障；第三，对金融机构而言，减少了程序处理的流程，节约了时间，大大提高了资金运转的效率；第四，对经济发展本身而言，打破了资金流通堵塞的障碍，促进经济迅速的发展。但是，金融创新也不可避免的伴随着一系列的消极影响，给世界各国，尤其是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带来了严峻的挑战。金融创新产生了新的金融工具，这些新的金融工具货币性较强，给货币政策如何制定、如何实施带来了困惑。与此同时，金融创新给金融界带来了新的机遇和竞争，因此金融体系本身的稳定性就大大减弱，这些矛盾的存在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新时期，世界各国普遍呈现出经济增长放缓的态势，出现放缓态势一是由于需求不足；二是由于国家政策的影响。由于金融危机给各国带来了牵连性的影响，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实施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以缓解金融创新带来的压力。金融危机产生的市场疲软不仅仅在发达国家，也表现在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因此需求乏力将是各国面对的一种经济常态。

（二）新兴经济体面临巨大的环境压力。自从爆发了金融危机，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地寻找支撑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产业，其中，低碳经济被人们提上了讨论的日程，要发展低碳经济就要试图改变传统的能源结构，开发清洁能源，研发高新技术支持能源的循环利用。然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没能在低碳经济原则上达成一致意见，但可以肯定的是，倡导低碳经济的生活方式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可想而知，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进程，而新兴经济体工业化进程还是正在进行时，以重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还是支撑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经济的实施无疑会限制新兴经济体的发展。

（三）商品价格持续上升。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10年间，世界各国的大宗商品，其价格都有所上升，有的还出现了大幅度的上升。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商品价格有的呈现回调之势，但总体上仍然会持续增长。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全球商品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流通，更重要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都逐步迈向工业化的发展进程。金融创新对新兴经济体而言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但更多的是一项挑战，因为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相比掌握着更多的资源。

三、金融创新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健康稳定发展的路径

在金融创新背景下，新兴经济体的出路在于能够适时调整经济增长模式，以便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性的发展。而今，新兴经济体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就，这些成就给新兴经济体带来了掌声，这就在客观实际上掩盖了新兴经济实体追求经济发展与快速积累的矛盾。在新的发展阶段，新兴经济体迫切需要探寻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跳出大多数国家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一）培育中产阶级，扩大内部需求。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金融业的创新带来的机遇是共享的，带来的危机也是波及各国的。在这样的环境中，新兴经济体不应该被外部的需求减少打垮，因为新兴经济体内部还有未开发出来的潜在消费者，即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形成的中产阶级群体。像中国、巴西等这些新兴经济体要设法把潜在的消费者变成实际的消费者，培育正在发展中的中产阶级群体，激发其消费需求，给予其消费能力，创造各种条件发挥自身存在的优势资源。

（二）调整产业布局，推动产业升级。20世纪末期，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发达国家把自己成熟或者增加值低的产业向外转移，转移到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以降低生产成本，获取最大的效益。从客观角度来讲，发达国家产业的转移推动了新兴经济体走上工业化的进程，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发达国家以金融服务业为主，发展中国家以产品制造业为主的局面。在未来的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应该调节自身的产业结构和布局，推动自身的产业实现升级，适应发达国家的需要，另外还要抓住改革创新中的机遇，为提升国际竞争力争取更多的主动权。

（三）完善市场机制，创造制度环境。在金融创新的背景下，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新情况，发现越来越多的新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有一个制度来规范实施。再者，金融创新要想顺利进行，也需要健康的市场机制来保障，没有好的市场秩序，金融创新就是一纸空谈，金融业也会加大经济的不稳定，从而使经济陷入困境。总之，新兴经济体能否在完善的市场体制下实现调整，既关乎自身命运，也关乎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共同努力。

主要参考文献：

[1]张宇燕，田丰.新兴经济体的界定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J].国际经济评论，2010.4.

[2]应寅锋.金融结构对金融稳定的作用机理：功能观的分析视角[J].经济理沦与经济管理，2009.8.

篇4

关键词：中国崛起　世界体系　霸权　体系变革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5－4812(2011)02－0037－44

世界历史曾多次上演大国崛起的悲喜剧。最近的一次是发生在19世纪末，当时正值英国霸权衰落之际，德国、美国和日本几乎同时崛起。20世纪末，即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随着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世界历史再次进入一个大国崛起的时代。“21世纪将检验一个大国的崛起是否是和平的或相对低成本的，这将是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来说都是这样。”国际关系理论迫切地需要对这样一个理论问题进行解释，即“中国崛起是否导致国际秩序不稳以及现存强国是否和平地接受中国的融入。”

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如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都参与了关于中国崛起的世纪大论战，以致有学者宣称，“在21世纪的文献中，中国崛起已成为一个公理性观点(AxiomPoint)，正是‘中国崛起’而不是其他任何话题，引领着关于未来国际体系的种种猜想。”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家中心主义理论相反，世界体系论从整体主义视角对中国崛起做出了解释。可以说，作为主要研究大国兴衰和世界体系变革的理论，世界体系论为分析中国崛起与世界体系变革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解释框架。

一、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历史地位

世界体系论最早由沃勒斯坦创立。20世纪80年代初，这个理论内部出现分化，发生了分别以沃勒斯坦和弗兰克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之间的论战，形成了两大世界体系论流派，即“诸世界体系”和“单一世界体系”的对立。沃勒斯坦从整体主义视角出发，认为尽管人类经历了多个世界体系，但只有16世纪西欧兴起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体系，这就是500年历史的现代世界体系；弗兰克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认为世界体系已经存在了5000年，从古至今人类有且仅有一个世界体系。“诸世界体系”强调体系在历史中的演变，因而历史和体系都是动态的。“单一世界体系”强调历史在体系内演变，因此历史是动态的，而体系是静态的。

世界体系论的两派都很重视对中国的研究。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于16世纪，本质上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欧洲无疑是世界体系中的霸权中心，但他对东方各国是否曾在历史上领先于西方语焉不详。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一书中对沃勒斯坦的500年世界体系论提出了质疑，指出在欧洲霸权之前，存在一个“13世纪世界体系”，这对于“理解欧洲霸权的起源是很必要的。”卢格霍德论证了“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的重要观点，认为沃勒斯坦只关注1450年之后“西方的兴起”，而忽视了一个事实，即“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正是以东方为中心的现存体系的衰落为欧洲的征服提供了便利。弗兰克对卢格霍德的观点大加赞赏，并在《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和《白银资本》两本书中加以发挥，对沃勒斯坦付之阙如的古代世界体系进行了详尽论证。

首先，在近代早期(1400－1800年)，即沃勒斯坦论述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初期阶段，亚洲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着支配地位。相对来说，中国在世界经济等级体系中居于“中心”位置，欧洲只是处在这个世界经济体的边缘，是次要角色。“无论从经济分量看，还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看，或者从人均消费看，或者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机制的发展看，欧洲在结构上和在功能上都谈不上称霸。”中国明清帝国、印度莫卧尔帝国的政治权力，比欧洲整体都要大。

弗兰克认为，在近代早期亚洲集中进行的商品生产和输出，不仅具有更高的生产力，而且始终保持着全球贸易顺差地位。其中，印度和中国是世界经济中的两个核心区。其核心地位主要依赖于它们在制造业方面所拥有的无与伦比的生产力，如印度生产棉纺织品和丝织品，中国生产丝绸、瓷器和茶叶。此外，两国在农业、(水路)运输和商业方面同样拥有强大的生产力。在世界经济的结构中，中国的生产力、竞争力和中心地位从它一直保持着最大贸易顺差中得以反映出来。而美洲、日本、非洲和欧洲四个地区长期保持着商品贸易逆差。美洲和日本依靠向中国出口白银来弥补逆差，而非洲主要出口黄金和奴隶。欧洲本身几乎不能生产任何可以出口来弥补其长期贸易赤字的商品，它主要依靠“经营”其他三个贸易逆差地区的出口业务，即把奴隶贩运到美洲，把美洲的白银出口到亚洲，把亚洲的商品出口到非洲和美洲，从而弥补其贸易逆差。

其次，白银资本推动着近代早期世界经济体系的演变。在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白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时亚洲的主要国家，如中国、印度和奥斯曼帝国都实行银本位制，需要大量白银来支持其货币体系。而金银主要产自西属美洲和日本，欧洲和日本是白银的主要出口地。白银资本从美洲、日本输入中国，不仅维系着全球贸易流动，而且推动着工业、农业和商业机制的运转。欧洲崛起的真正原因是其利用美洲金银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中获得了好处。

第三，欧洲的崛起绝非因为它具有特殊性(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和种族)和自身优势的经济力量。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之所以得以形成，不是因为欧洲创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因为“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简言之，“欧洲从亚洲的背上往上爬，然后暂时站到了亚洲的肩膀上。”

基于以上理由，弗兰克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未来走向做出了判断：世界体系的领导权将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19世纪从亚洲转移到欧洲，20世纪从欧洲转移到美国，21世纪将从美国再次转移到亚洲。亚洲在古代世界体系中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直到两个世纪前亚洲才失去了世界经济的支配地位，西方获得世界经济的霸权地位只是暂时性的，“中国和亚洲其他部分目前和未来可能上升到世界支配地位这一趋势，不过是近一千年前宋代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优势的复兴。”

二、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现实地位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在扩张中形成的，扩张本身就包含不平衡的发展。世界性劳动分工创造了世界性商品链，商品链在空间分布上呈向心结构和等级化特征，正是向心性和等级化塑造了现代世界体系的“极性”，即三极化的核心――边缘――半边缘结构。

核心地区是指那些集中生产核心产品的地区，边缘地区是指那些主要生产边缘产品的地区。核心产品是指使用高工资的熟练工人生产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边缘产品是劳动密集型的、使用通常带有额外经济强制的低工资劳工生产的产品。……半边缘地区是指那些既生产核心产品又生产边缘产品的国家。三个结构形成了一个以不平等的劳动分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等级体系。那么，中国崛起是否导致各主体在这个等级化体系中的位置发生了移动，如何理性地判断中国所处的地位?

首先，在世界体系中，中国在等级化劳动分工中实际上处于从半边缘向中心位移的状态。世界体系自形成以来，尽管经历了几次大国崛起和霸权战争的洗礼，但世界体系结构中等级化的劳动分工仍保持不变。“中心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最高水平的机械化和最密集的资本，从而生产出最先进的商品。边缘的情况与中心基本相反，其经济活动的技术水平相对落后，趋向于劳动密集型，出口主要集中于原料和农产品。半边缘介于中心与边缘之间，其经济活动既有中心式特征，又有典型的边缘式特征，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程度都处于中心和边缘之间。”就分工而言，中国在世界体系三个结构地带中的地位并不高。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生产结构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并且主要通过国际贸易而不是对外投资参与世界市场的分配。现在中国正从劳动密集型向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生产兼备的阶段迈进，参与世界市场分配的方式也日益多元化，初显从贸易走向投资的趋势。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仍然是“被全球化”的国家之一，在国际劳动分工中也处于“被分工”的地位，这就从根本上暴露了中国处于一个“半边缘国家”的境地。当然，在西方衰落的大背景下，中国以及其他金砖国家从半边缘向中心位移的巨大潜力已日益突显出来。

其次，崛起的中国不仅继续处于依附性积累阶段，而且仍然受资本主义不平等交换体系的剥削。在中心、边缘和半边缘三个地带，资本积累以不同速率进行，中心地带实行自主性积累，资本积累率高，边缘地带是依附性积累，资本积累率很低。产生这种结果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心地区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边缘地区；二是中心地区以工业生产为主，在商品生产链上居于高端地位，边缘和半边缘以原料和农产品为主，大部分生产活动不过是为满足中心地区的需求。这是世界体系的一个最基本特点，“从最主要方面来看，它是社会劳动组合的一种作用，这种组合使这个体系中的某些集团剥削其他一些集团的劳动，即获取较大份额的剩余的能力得到扩大并合法化。”三是不平等交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之所以能持续运转，正是依赖于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不平等交换。由于边缘地区工人的工资低于中心地区工人的工资，边缘地区以低工资产品交换中心地区的高工资产品，就构成了一种不等价的交换关系。不平等交换使经济剩余从边缘持续地向中心转移，它增强了中心地区的竞争优势，并确保了体系结构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中国虽然积累了巨大的贸易顺差，但顺差本身掩盖不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受到不平等交换剥削的事实。以中美贸易为例，2009年美国对华出口696亿美元，中国对美出口2964亿美元，中国贸易顺差高达2268亿美元之巨。事实上，中国是以低工资产品交换美国的高工资产品，美国对华出口额低，但利润率却很高，中国对美出口总值大，但利润率却很低。况且，从理论上说，美国工业制成品和高端产品(如波音飞机)具有较高的需求弹性，而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如牛仔裤)和原料等缺乏需求弹性，贸易利益的分配也是有利于美国而不利于中国的。正如沃勒斯坦所说，“资本主义这个历史体系的绝妙之处在于它掩盖了不平等交换的方式”。

在目前流行的关于中国崛起和“金砖四国”的语境里，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忽视或刻意回避了这个问题，中国虽然经历了长达3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但是中国迄今为止仍然没有摆脱依附性积累的基本模式。中国对西方中心国家的知识依附、技术依附、文化依附和积累依附依然没有彻底改观。据此而言，不但在现在而且至少在将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都不能称之为“中心国家”。同样，按照这个标准，金砖四国的其他成员(印度、巴西和俄罗斯)都处于对当达西方国家的依附地位。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看来，中国崛起的基础在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从世界体系结构的积累模式来看，相比政治和文化而言，中国的经济反而是比较脆弱的。崛起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人均GDP却只有4283美元，位列世界第95位，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发达国家之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难度越来越大。根据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家卡霍(Timothy Kehoe)和纽约大学经济学家鲁尔(Kim Ruhl)的研究，迄今为止只有韩国和新加坡成功地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其他追赶国家大都困在所谓的“墨西哥式第二阶段”。卡霍和鲁尔警告，“若不继续改革，中国的增长可能会大幅减速，从而可能困在一个比墨西哥还不如的位置。”

第三，从长期历史运动来看，随着“金砖四国”的崛起，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国家数量将持续增加。老牌中心国家暂时不会有沦为半边缘国家之虞，但新兴经济体持续加入中心国家俱乐部，打破了西方国家垄断世界体系全部大国座席的历史格局。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的结构是动态演进的，其不同部分遵循发展不平衡这一规律，在发展进程中趋向于扩大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差异，这就意味着某些特定地区有机会使自己在世界体系结构中的地位朝着有利方向发展。“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整个历史中，中心国家的各种优势一直在扩大，但特定国家试图留在中心部分内的能力并不是没有受到挑战的。……事实上，在这种体系内，在长远的历史时期中，从结构上看，优秀分子的循环出现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这意味着在一定时期中某个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往往迟早要被另外一个国家取而代之。”

具体来说，三个结构地带的变化可能存在三种主要趋势：第一、中心国家可能变成半边缘国家，半边缘国家变成边缘国家。第二、边缘地区的某些发展了竞争优势的国家迅速崛起，上升为半边缘国家，继而成为中心国家。美国在南北战争后成为半边缘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中心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霸权。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新兴大国的兴起，不仅预示着中心国家数量的增加，而且正在改变中心地区国家实力的排序。这就是说，“核心和边缘并非固定的，它们的形成和发展是彼此相连的，这种关系在世界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被不断重新调整，如以前的核心地区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可能成为边缘地区，而以前的边缘地区经过竞争而成为核心地区，这主要视其资本积累的速度和程度。”第三、半边缘地区处于一种中间状态，“对邻近的核心地区而言，它呈现一种边缘化过程，但相对于邻近的边缘地区而言，它又呈现一种核心过程。”因此，半边缘国家存在着向上或向下运动的两种趋势，如果它们发展出更有效率的制度与产权，那么就上升为中心国家，如果竞争失败或经济长期衰退，就下降为边缘国家。

三、中国崛起与世界体系的变化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是不同于国家体系的分析单位，理解世界体系的关键在于理解它是一种自我形成的劳动分工。这就是说，世界体系本质上是一个世界经济体，世界经济体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的生产方式和纵向劳动分工的基础之上。之所以称其世界经济体，“因为这个体系各部分之间的基本联系是经济的，尽管这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文化联系而加强的，并且最终由政治安排甚至联盟结构加强的。”沃勒斯坦进一步指出，世界历史上只有一个世界经济体已经存在了500年而仍没有转变成为一个世界帝国，这个世界经济体就是近代西欧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这个体系非常强大，“足以摧毁与其同时代的其他所有体系。”一方面，现代世界体系的独特性在于这个世界经济体范围之内存在着多个政治体系，这正是其力量的秘密所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模式建立在这样一种事实之上，即经济因素可以超越任何政治实体控制的范围而在更大领域内发挥作用。这就给资本家提供了一种制度本身所具有的自由，它已使得世界体系不断的进行经济扩张成为可能。

综上所述可以概括世界体系概念的三个特征：第一，世界体系是一种以单一劳动分工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系。第二，世界体系的发展动力是永无休止的资本积累。沃勒斯坦认为，这种资本积累只是世界历史近500年才出现的现象，即它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产生的。第三，现代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正是资本主义使全世界都被纳入到这个单一的劳动分工之中，而世界体系的上层建筑，即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的多元政治结构则保证了这个单一劳动分工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同时也保证了资本积累不被任何非资本主义力量所打破或终止。据此可以看出，现代世界体系的稳定是由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的积累规律所决定的。

如果说世界体系是一种包括多种文化和政治制度在内的单一劳动分工(形式?)，那么除非大国崛起实质性地改变了这种分工方式，否则就不可轻言任何大国崛起都将导致世界体系性质的改变。沃勒斯坦把世界体系划分为世界政治体系、世界经济体系和世界文化体系，所有这三大体系都是由资本主义性质来定义的。世界历史上的三大霸权――荷兰、英国和美国，其兴衰仅仅导致世界政治体系的变化，即大国力量对比和强权座次的变化。然而，霸权兴起非但不能撼动世界体系的分工模式，反而还会扩展和深化这种模式，正如蔡斯－邓恩所说，在霸权的竞争周期中可以看到这个过程，霸权核心国家的兴衰，总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大和深化。

这充分说明，大国崛起并不必然导致世界体系性质的改变，即便一个新兴国家的力量足够强大，如果它必须依赖于现有劳动分工模式，并且根本不可能运行一种新的非资本主义性质的劳动分工体系，那么这种力量充其量改变了其自身在世界经济体系上层建筑(即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它不会也不可能改变世界体系的性质。况且，由于中心国家是维持现状的，新兴大国对世界体系上层建筑的任何冲击都会引起激烈的抵制甚至镇压。因为这是一个有利于中心国家而不利于边缘国家的不平等体系。总体上，国际体系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上层政治建筑，其政治功能就在于确保由资本主义分工和资本积累所形成的不平等交换机制的正常运作。一方面，“资本在核心地区的积聚提供了建立相对强大的国家机器的财政基础和政治动机，其能力之一就是确保边缘地区的国家机器相对弱化或维持相对软弱的状态。”另一方面，针对新兴大国或挑战者进行集体镇压。20世纪90年代以来此起彼伏的中国正是为了这种集体镇压而制造舆论和道义借口。中国外交“韬光养晦”20余年，如今稍有“自信”，即被西方扣上“进攻性”(Aggressiveness)和“威胁”(Threat)等帽子。最近，英国《经济学家》(Economist)更是直接以“中国崛起的危险”为题，发表长篇研究报告。

从经验分析来看，在现阶段，无论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单一性力量崛起还是以“金砖国家”为主体的群体性力量崛起，实际上都是在被纳入到现存世界体系之内并且被现存世界体系社会化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是说这些国家都接受了现存劳动分工模式、资本积累模式和资本主义市场模式。这些新兴大国的崛起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现存的国际劳动分工模式。正如瑞士银行高级经济顾问乔治・马格努斯在《崛起：新兴市场会影响还是震动世界经济》一书中提到，新兴经济体将影响“世界经济”，但没有一个国家能“撼动”世界经济，哪怕是中国也不行。

蔡斯，邓恩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逻辑，包括国家间体系的逻辑，仍然是塑造当代世界体系发展趋势的主导性力量。关于资本主义的转变，蔡斯－邓恩认为，“只要国家体系不受一个世界政府的统治，资本主义就不会因为国家控制的加强而转变。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构成独立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间体系，它们是更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者的国家的制度试验对资本主义转变没有任何意义，但是这些制度本身并不构成资本主义的转变。”换言之，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不会导致世界经济体系的性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

实际上，任何单个国家实力的增强都无法改变现代世界体系的性质，除非这个国家代表着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且不仅该国是以这种生产方式创新而崛起的，而且这种生产方式已经显示出它即将自发地渗透和扩散到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前景，正如当初西欧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散一样。西欧资本主义几乎摧毁了其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塑造了整个世界。新的生产方式必需具有这种摧枯拉朽的能力。

四、结论

现阶段大国崛起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它将重塑世界体系的上层建筑，但不会改变世界体系的经济基础及其运行规律。当前，世界体系呈现出异常复杂微妙的局面：一方面，大国崛起势必要求改革现行国际政治秩序，这不仅不是危险所在，反而是走向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必由之路，国际政治的演变趋势必然是走向政治多极化，而中国将崛起成为多极化秩序的重要支柱之一。在这个多极化秩序中，中国将联合其他同样具有多极化思维的行为体，如俄罗斯、印度和欧盟，在某种程度上平衡美国的单极霸权。另一方面，美国霸权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有走向世界帝国的企图，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要极力建立一个世界帝国，因此国际社会的主要任务实际上是抵制美国企图使世界体系帝国化的危险。这种努力在伊拉克战争期间达到，国际社会几乎在反对单边主义和反对霸权上达成了一致，但很快就被美国势力所分化和瓦解。美国通过从伊拉克撤军以及公布从阿富汗撤军的时间表，成功地转移了国际目光，使之聚焦于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上。这两个方面合起来，实际上就是以中国为主的新兴国家和以美国为首的维持现状国家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这种矛盾的发展和深化，一方面是中美之间相互制衡，斗而不破，另一方面是力量会逐渐发生有利于新兴国家集团的变化，但不会发生国际关系理论所说的权力转移。

这样就有四个不可能：一是美国对世界体系帝国化的企图不可能成功。美国霸权不可能

持久，因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不会允许真正最高统治权的存在。查理五世不能成功地实现帝国梦，英国强权下的和平促使其掘墓人的产生。美国亦是如此。在每种情况下，政治上最高统治权的代价在经济上都是非常高昂的。”二是纵然美国衰落，中国也不可能取代美国成为新的霸权。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的，21世纪不会有任何单一霸权兴起。三是中美两国不可能形成类似于冷战时期美苏的两极体系。尽管最近中美两国分歧加剧，许多媒体极力渲染东亚爆发所谓“新冷战”，实际上现在单极不可能，两极更不可能。因为一方面现在是大国群起时代，中美两国都受到国际制衡，欧盟、俄罗斯、日本、印度和巴西等大国不会坐视两极权力的形成；另一方面“冷战”的时代条件不复存在，从历史经验来看，“冷战”意味着双方在经济上隔绝、政治上对立、军事上对抗、文化上相互排斥。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冷战模式”已无法复制，中美之间各自的利益诉求决定着双方都不可能走向“冷战”。即使在最可能达到“冷战”效果的军事层面，中美也难以承受对抗之重。四是中美两国之间不可能爆发争霸战争，而且正如历史经验所证明的，在这场战争中争霸双方都遭受极大削弱，从而使力量仅次于霸权挑战者的第三国(现阶段如印度)意外地登上霸权宝座，实际上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任何大国都不要期待中美会因两虎相争而彼此削弱，从而为其留下权力真空的这种寓言。

实际上，目前世界政治多极化仅仅初具雏形，国际体系仍然是美国的霸权体系。沃勒斯坦认为，霸权国家都是先在农业――工业领域取得优势，然后在商业领域取得优势，最后在金融领域取得优势，当一个国家在所有三个领域都占据优势时就成为霸权。同样，一个衰落的霸权首先失去农业――工业优势，继而失去商业优势，最后失去金融优势。沃勒斯坦进而指出，现在国际体系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第三个后勤供给的后霸权阶段，美国已经失去生产优势，但仍保持着商业和金融优势。从软实力来看，霸权偏好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化和政治制度，当前西方文化仍是全球文化的核心范式，虽然西方实力有所衰落，但西方技术和文化力量在全球仍然举足轻重。诚然，历史没有终结，但历史也未必会因西方意识形态的失败而终结。客观地说，现在全球还没有出现能够对抗或颠覆西方意识形态的软力量。

篇5

南非被吸纳为金砖国家，不是因为南非出色的经济表现，而是因为南非在非洲的重要性。南非作为非洲大陆在全球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可以更好地代表非洲国家利益，为非洲经济发展谋取更大的国际合作空间。

金砖四国的扩容说明继续增加成员是一种集团化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想跻身其中，证明它是有吸引力、向心力的，表明新兴经济体有意愿联合起来，协调立场，提出诉求，谋求共同的利益。

当今世界，新兴经济体正在崛起，成为与发达国家抗衡的新生的经济力量。

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让世界经济蒙受巨大损失，代表发达国家的七国集团（G7），其经济遭受重创，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呈现出“英雄气短”的新动向，频频要求新兴国家特别是金砖四国为其分忧，为其解难，甚至为其火中取栗。

这一方面显示出发达国家极端自私的一面，同时也说明发达国家对新兴国家刮目相看，不得不矮下身子救助于新兴国家。

金融危机后，金砖四国正在取代G7，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并酝酿取代美元地位的新货币。而之前四国协商的在贸易中更多地使用本国货币结算，已于2010年11月24日在中俄之间上演了“开台锣鼓”，迈出了抛开美元第一步。

而当初命名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为“金砖四国”的高盛首席经常学家奥涅尔认为，这四个国家代表着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方向，并有可能在2050年前后超过G7，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

新兴经济体国家特别是金砖四国的发展速度快于欧美，是缘于后发优势，金砖四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在过去9年内从8.3%升至16.4%。但是眼下真要它们引领世界经济潮流，还缺少底气，毕竟其工业化进程尚未走完，经济实力大而不强，中国需要“补钙”（经济泡沫），印度需要“灭赤”（财政贸易双赤字），俄罗斯需要“戒酒”（酗酒浮躁），巴西则需要“消胀”（通货膨胀），因此很难独自支撑大局，“金砖体制”在未来要想挑起领导世界经济的大梁，还须壮大队伍，积蓄力量，特别是要抱成一团。

而从“金砖四国”（BRIC）到“金砖国家”（BRICS），就像打开了一扇门，为“金砖”扩容留下了更多想象的空间，增添万丈豪情和无比信心。

从这个意义说，金砖四国吸纳号称“彩虹之国”的南非加盟，既是向新兴经济体兄弟们发出联合起来的信号，也是为了孕育强大的集团力量，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拼抢更多的话语权。无论是要打破美元在世界金融中的霸主地位，还是争夺在IMF会议中的话筒，都需要集团冲锋，单凭哪一个国家或者几个国家势单力薄，孤掌难鸣。

不过，由世界新兴经济体组成的金砖四国机制，完全有转移世界经济重心的潜力，金砖四国也有扩容的余地，其后备力量十分可观。

篇6

根据全球领先咨询公司麦肯锡公司旗下研究机构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的最新研究报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正在成为成百上千家新生企业的摇篮，从而改写全球企业竞争格局。

研究发现，目前全世界约有8000家年营收达到10亿美元或以上的大型企业。从现在到2025年，可能新增7000家企业，加入“大型企业”这一行列。这批新入围企业可能有七成将来自新兴地区――其中，近40%将来自中国。仅仅12年之后，中国地区大型企业所占比例就将与美国、加拿大两国大型企业总和占比持平。

世界商业版图的变化滞后于GDP向新兴市场的迅速流动。新兴区域创造了世界GDP的1/3，却仅有世界1/4的大企业。但这一切即将改变。2025年入驻新兴区域的大企业可能是目前的3倍以上――从目前的2200家上升到7000多家，在全球企业的占比将从目前的27%增至45%以上。同时，他们所创造的营收在全球的份额也将从现在的24%攀升至46%。

目前有近四分之三的大型企业总部设在发达地区

尽管新兴市场在全球商业版图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但目前还处在萌芽阶段。今天的8000家大型企业中，有将近四分之三源于发达地区，占2010年全球所有大型企业合并营收的76%。美国、加拿大及西欧占全球人口的11%，却拥有50%以上的大型企业，约占全球大型企业营收的60%。反观南亚地区占全球人口的23%，但大型企业及其合并营收的占比仅为2%。

城市之间积极争取大型企业总部入驻，但目前仅有少数胜出

尽管区域之间存在差异，大型企业的总部仍明显集中于少数城市─实际上，MGI CityScope数据库的2，600座城市，仅850个城市有大型企业。全球前20大城市（根据大型企业总部数量计算）聚集了将近三分之一的大型企业，且占其合并营收近五成，而这些城市在全球GDP的占比仅为17%。全球仅有10座城市达到或超过100家大型企业总部入驻。

外国子公司同样集聚，只是位于不同的枢纽

目前大型外国子公司的母公司绝大部分仍来自发达经济体，且高度集中在各地区的少数重要城市。例如，不包括中国的亚洲新兴经济体中，超过一半的外国子公司选择了新加坡。拉丁美洲23%的外国子公司在圣保罗。

新兴地区正在全球企业版图中异军突起

根据GDP预测和企业营收的GDP历史占比分析，我们预计至2025年将新增7000家营收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这些后起之秀绝大多数来自新兴地区。到2025年，新兴地区的大型企业总部将翻三番，在全球企业的占比将从目前的27%增至45%以上。我们预计全球合并营收也将出现类似趋势，新兴地区的大型企业所创造的营收份额，将从24%攀升至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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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金融时代 国际经济秩序 延续 变革

针对美国的次贷危机，一直延续三年之久，其波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其中的危害性严重的影响着传统的国际经济思维和金融理念，更是对国际经济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使得国际现行的经济秩序受到冲击。针对这样的形式，在新时代国际金融环境发展的今天，对国际的金融形式产生了严重的变迁和影响。通过金融环境当中的影响因素的分析，并以此为基础研究分析，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秩序的延续与变革。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一、国际经济权利结构的延续与变革

（一）新兴经济群体的崛起

随着时间的发展和推动，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使得其在国际的经济结构当中的重要作用不断的涌现。并且在实际的大舞台上得到相应的扩散，使得发展中国家努力的发展自身的经济，并且积极的配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在相应的市场经济和投资体制当中得到相应的发展空间，促进自身经济的发展。但是发达国家由于起步相对较早，使得其经济体制在发展同时，逐渐的失去了技术优势，将产业外移，生产产品的竞争能力逐渐低下。导致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当中的发展能力变得低下，经济实力下降。在金融环境爆发之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相应的经济增长的速度明显的在一定时期内快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同时世界经济的格局逐渐的向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方面转移，成为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引领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形势。

（二）金融危机加速经济格局转变

经融危机的影响，使得经济格局发生相应的转变。发达国家经济的不断下降，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经济不断的上升，使得两者之间逐渐的、进入到均衡发展的状态。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发达国家的经济进一步受到影响。根据相应的调查报告显示，在经济危机的影响时期，世界经济的增长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其中占据的比重就占据80%左右，发达国家的相应的经济比例明显下降，这说明发展中国家在整个世界经济舞台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并且世界各国的经济排名也出现了一定的程度的改变，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强国，超越发达国家。随着经济危机的影响逐渐的减弱，使得世界发达国家经济逐渐的复苏。虽然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济结构逐渐的均衡，但是欧美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的主体格局没有受到根本影响。

二、国际经济观念结构的延续与变革

经济观念是根据社会实践当中各种知识的结合体，通过人脑的主观意识进行判定，是生产力水平和人脑的抽象反应，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因此，经济观念是能够控制世界经济的发展的重要的因素，并且具有实践性、历史性以及发展性的相应特点。经济观念的产生与社会生产力的有效实施能顾推动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如果经济观念的发展不能够适应现代的生产力水平，就会对经济的发展起到阻碍的作用。在国际经济观念逐渐与社会的生产力相脱节时，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发达国家对于这样的影响，开始放弃凯恩斯主义，以期待这样的方式能够解决经济危机的问题，实行新的自由主义政策。加大世界贸易的交流程度，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使得发展中国家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在实际的扩张当中也出现了经济秩序的弊端，使得金融体系逐渐的混乱，造成相应的经济风险。

世界经济在发展的进行当中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风险。这是经济观念的问题，只有合理的运用科学管理的手段，确立正确的金融观念，才能促进社会各个国家经济秩序的有效发展。

三、国际经济秩序的构建与完善

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的核心在于国际经济制度的调整，国际经济制度的调整和完善发展都反映了社会经济秩序的延续和变革。国际经济制度的建立必须依附于国际经济权利，并在其基础上进行建立。并在世界经济秩序逐渐交融的今天形成一个东西方共同治理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局面。

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的减弱，使得经济环境当中的治理机制新旧更替，在进行经济体制构建的过程中应该重视各个国家公平公正的发展，促进全球经济治理方案的有效开展。在新世纪的发展当中，想要发达国家控制现代的国际经济环境已经具有相应的难度。其中的环境问题、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国际能源问题，这都是经济发展当中面临的难题。国际经济环境逐渐的向着全球共同治理的方向发展，并具有一定的多样性特点。金融危机过后的国际经济体制的制定和调整都是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之下建立的，是对现有的经济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同时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也得到了发展和完善，使得其运行体制更加全面和稳定，减小了世界经济环境危险的产生，使得经济体制能够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在国际经济秩序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今天，国际经济环境受到严重的影响。因此，建立国际经济制度是完善秩序的关键。确保制度的正确实施能够有效的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发展。随着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的逐渐提升，更是为了预防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世界各个国家应该金融国际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使得世界经济能够发展到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张晓.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构建之评析[J].法制与社会，2011，（03）.

[2]于学伟.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货币秩序变革研究――人民币国际竞争力的提升[J].经济学家，2011，（10）.

篇8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济体系；转型；影响

作者简介：陈旭城（1974—），男，大同大学商学院讲师，硕士　，研究方向：产业经济。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6.30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6-76-02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沃勒斯坦认为世界经济体系呈“中心——边缘”结构，即存在着以欧美为中心、以亚非拉为边缘或半边缘的3个组成部分。但是，伴随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强劲趋势，世界经济体系发生了显著改变，开始向板块与网络并存结构转型。这种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进一步促进了这一过程的发展，欧美的中心地位继续削弱，处于半边缘或边缘的部分新兴国家的地位明显得到提升。

一、世界经济体系在结构上转型的特点及其发生转型的因素

（一）特点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经济体系在结构转型上呈现的特点主要有：第一，区域的一体化和经济合作继续加强，促使世界经济体系从“中心——边缘”结构开始向板块结构转型。第二，跨国公司已在全球形成网状布局。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迅速发展，使其国际直接投资占世界的90％以上，年均增长更是达30％。其在全球形成的网状布局已是当今世界经济体系最显著的特点之一。第三，传统贸易体系被打破。当今世界的贸易体系不再是过去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那种极不平等的贸易体系，而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型体系。中心区域国家的优势地位受到削弱，边缘地区虽然还处在提供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但已不同于过去，在贸易中扮演的角色已发生巨大变化。

（二）主要因素

首先，区域一体化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推进。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或者在竞争上处于优势地位，一个区域内的多个国家在经济上相互联合抱团，建立各种多边机制或者区域性的经济组织，共同发展，使区域经济逐渐一体化、合作化。区域经济合作属于世界范畴，但带有明显的地域性与局限性，仅为区域内国家利益，形成对其他区域的竞争优势。如欧洲国家在欧盟领导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全世界堪称典范，相比其他区域竞争力更强，优势显著。东亚的区域主义合作也发展迅速。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了世界经济体系结构的板块化。其次，部分边缘国家步入了中心区域。一直以来，欧美国家一直居于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地位，但是二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积极探索，走上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逐渐融入了中心区域。尤其是近年来，处于边缘或半边缘地区的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为代表的金砖四国等新兴经济体力量的迅速崛起和蓬勃发展，其经济地位也正在经历发生重大变化，使传统中心区域的欧美国家面临严重挑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5年，新兴国家的经济产值已达到世界的一半以上，其经济增长均速也远远快于发达国家。再次，新科技革命的促进作用。目前，科技已与经济、社会等紧密相连，技术的更新与科研成果无不服务于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跨国公司可以实现全球范围内最佳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的组合，无不依赖于科技的大发展，经济全球化也无不受到科技的巨大推动，这些无疑促进了世界经济体系的网状化。最后，经济全球化的强劲趋势。经济全球化使得中心区域发达国家实现了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网络局，经济竞争力进一步加强，面对如此挑战，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加强区域经济体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合作。如此促进了世界经济体系结构向板块化和网络化转型。

二、世界经济体系转型所带来的巨大影响

（一）发展中国家地位提升，发言权增加

世界经济体系向板块与网状并存结构的转型，一定程度上使当下的经济体系比过去要平等一些。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以后机，发达国家经济受到重创，而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在这次的金融海啸中经受住了冲击，得以较快和较好地恢复。与其经济发展相适应，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体制中的发言权明显增加。主要表现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以欧美国家为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中，发展中国家所占份额有所提升，投票权增加；非盟国家依靠区域合作组织向中心区域的发达国家提出种种建议，旨在尽量减少彼此间的贸易不平衡；以往风光无限的八国集团作用发挥有限，早已适应不了现在的世界经济形势，因此在八国集团基础上诞生了包括主要新兴经济体的二十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

（二）世界经济发展重心加速倾向亚洲

19世纪中期，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初步形成，至此以后，世界经济的重心就一直固定在大西洋沿岸地区。但是近年来，亚洲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继“亚洲四小龙”之后，中国、印度、印尼、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经济异常活跃，使亚洲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显著提升。金砖四国中，亚洲就有两个；钻石十一国，9个国家都是亚洲国家，足见当今世界亚洲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所占有的份量，经济重心向亚洲倾斜已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已由亚洲领跑，尤其是中印两国，这无疑将加速世界经济中心向亚洲的转移。但这肯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时间内不可能完全转移，欧美发达国家仍占有创新和服务的优势，其中心区域的地位再继续削弱的同时还会继续维持。在这一过渡时期，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区域将出现欧美亚三足鼎立的现象。

（三）贸易保护与反保护并存

世界经济体系的板块化趋势正在使长期处于中心区域的欧美发达国家逐渐失去优势，因此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有所抬头。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以欧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动不动就挥舞反倾销、反补贴的“大棒”，在商品的进出口上屡次发难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动不动就指责别国的经济货币政策，而不深刻反思究竟谁导致了这场全球性的金融灾难，又是谁该对这场灾难负责。相反，世界经济体系的网络化又促使出口贸易发达的国家反对贸易保护，如中国和德国就坚决反对不利于世界经济发展的狭隘的贸易保护。各跨国公司也成为了贸易保护的受害者，因此也坚决反对，同时也促使拥有跨国公司的各国政府谨慎考虑贸易保护政策。保护主义的“双刃剑”作用更为明显。各国在考虑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时将更为谨慎。

（四）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金融危机使西方国家经济普遍衰落，而中国通过政府调整，扩大内需，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严峻考验，经济率先恢复，并且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其他国家，且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还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份量和发言权显著增大。例如，中国在IMF的份额从2.34％提高到3.997％，并且有望不久将上升到继美日之后的第三位；中国在二十国集团中充当重要角色；当今世界的经济事务若没有中国参与，将很难得到解决。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的新定位无疑对中心区域国家构成挑战，并将大大有利维护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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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晶.沃勒斯坦“世界体系”概念的解析[J].长春大学学报，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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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末以来，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缺陷逐渐显现。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地位显著下降，随之，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谈判失败，全球气候谈判进展缓慢，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更是面临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不平衡的重新调整，尤其是暴露了现行体系缺少国际收支纠正机制这一根本缺陷。这些缺陷也是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的缺陷。事实上，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发达国家已经不再能完全主导全球经济治理。发达国家也已经通过“8+5”、G20等安排来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当前，G20已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主要平台。G20是一个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组合。其中发达经济体的利益和立场可以在G7的框架下进行协调，但是，谁来协调发展中经济体的利益和立场呢？这个时候，金砖国家的出现，对于协调发展中经济体的利益和立场，乃至对于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均有重大意义。

金砖国家之所以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作用，首先是因为其较大的增长潜力，带来了世界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当前，发达经济体在世界GDP中占53.8%，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占46.2%。2010年，发达经济体的GDP增长率约为2.5%，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约为6.5%。按照这一速度，到2015年之前，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GDP总量就会超过发达经济体。金砖国家自身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力量对比也在发生重要变化。中国的GDP已经世界第二，超过了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发达国家。世界银行预测，到2030年，中国GDP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按照购买力平价，除南非以外，其他四个金砖国家均已成为全球前十大经济体。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也将超过七国集团的经济总量。这就说明，在经济实力方面，由发达经济体、尤其是七国集团占绝对优势的世界经济格局将会被打破。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全球财富生产和收入来源将主要来自于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国家自身。

金砖国家之所以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作用，还体现在其对国际市场日益增大的影响力上。金砖国家已经逐渐摆脱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小国”地位。经济学上的“小国”，是指其供给和需求对国际市场价格没有影响、被动接受国际市场价格的国家。金砖国家对国际市场价格已经具有重大影响力。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中国对石油、金属矿产以及大豆需求，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巴西的铁矿石和咖啡供应，均是国际市场的主要供需力量，均能显著影响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金砖国家持有大量的国外资产，中国还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持有量最多的国家，金砖国家国外资产配置的变化和跨国资本流动的变化，能对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和利率造成重大影响。

金砖国家均处于迅速发展过程，均具有潜在的大国影响力。但是，也应该看到，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能力主导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同时，他们的发展还受到发达国家的联合打压，均难以独自面对发达国家的压力，因而均有抱团取暖的需求。

从这个意义上讲，金砖国家是在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不断发展的全球格局中，五个新兴大国协调立场、凝聚力量、共担压力、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机制。这一机制对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有两大重大影响：一是有利于打破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建立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共同主导的、更为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二是有利于协调发展中国家利益，统一发展中国家立场，避免对抗和过多的利益诉求阻碍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重构，并最终有利于新规则形成。

当然，金砖国家还是一个新生的机制，要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真正发挥上述影响力，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尤其是必须理顺以下关系和回答以下问题：

金砖国家是经济合作平台还是政治与经济合作平台？五国对于金砖国家的定位各有想法。总的来说，争论点在于它到底是一个经济合作平台还是一个政治与经济合作平台。俄罗斯更看重其政治与战略作用，欲以五国合作为依托，削弱美国全球控制力，助推世界多极化，提振俄罗斯大国雄威。巴西、印度和南非三国均认为这是一个经济与政治并重的平台，希望其有助于提高大国地位，并期望利用这一平台加速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进程。中国则更看重其在经济、金融与发展领域的合作。当前，由发达经济体主导世界经济秩序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重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任务迫在眉睫，而欧美主要国家主导国际政治的力量还非常强大。同时，“金砖国家”在国际经济合作领域的共同利益较多，而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共识相对较少、互信程度相对较低。因此，“金砖国家”在近期内应该以经济合作为主，以政治合作为辅，在长期内则可以定位为一个政治与经济全面合作的平台。

金砖国家是过渡性的机制、还是长期性的机制？一种观点认为，“金砖国家”是一个过渡性平台。未来十到十五年，中国将迅速缩小与美国的实力差距，承受的崛起压力将陡然加大，故“金砖国家”可以为我用来规避和缓解外在压力。待中国崛起成功之后，这一平台将失去利用价值。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仍将在较长时期内面临发展问题，保持发展中国家的身份，金砖国家有长期利用价值。其实，金砖国家的概念和成员有可能发生变化，但是其承担的联合新兴发展中国家力量来参与国际治理的功能具有长期性。首先，G20将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全球经济治理最重要的平台。在G20中，发达经济体的利益可以在G7的框架下进行协调，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同样需要一个类似的框架来进行立场协调。其次，即使中国未来成为全球舞台的主导力量，仍然需要一个平台来协调新兴国家立场。

金砖国家是应该机制化还是保持论坛形式？“金砖国家”已经形成了以首脑峰会为核心，以高级事务代表、部长和驻多边机构代表会晤为辅助，以智库、工商界、银行界等务实合作为支撑的合作框架。一种观点认为，现有的合作框架可以实现“金砖国家”在各个层级上的对话与协商，目前的重点是找到可以务实合作的领域，尽快展开合作，强行机制化并无意义。另一种观点认为，建立固定机构、稳定“金砖国家”机制，有利于“金砖国家”的发展壮大，也有利于防止西方国家的分化。事实上，“金砖国家”重在协调立场，而不仅仅是自身的合作发展；“金砖国家”是为了建立一个能够充分反映新兴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而不是为了与发达国家对抗。因此，就目前情况而言，“金砖国家”建立固定机构的条件尚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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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实际上就是一套规则。国家之间的“游戏”都是在特定的国际规则下“玩”的。比赛的胜负取决于选手的实力，这话对，但不够完整。从某种意义上讲，比赛胜负也取决于规则。举个例子：100米赛跑，世界上恐怕没人跑得比牙买加人博尔特快；但如果修改一下规则，比如跑到50米时必须停下来解两道数学题，答对后再接着跑，那比赛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尽管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它表明了这样一种情形：在很多情况下是规则决定比赛的胜负，或者说，实力如果没有规则作后盾，其效果至少是要大打折扣的。

规则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绝大多数都具有“非中性”，也就是说，同样的规则对不同国家意味着不同的事情。这预示着未来全球秩序来自于各国、尤其是各大国或国家集团之间围绕规则制订而进行的博弈。谁都想让最终建立起来的国际规则对自己更有利，因为只要大家都接受对我更为有利的规则，比赛我就赢了，至少我能占据优势了。由此引出的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决定一国在国际规则制订过程中影响力大小的关键因素是什么？我给出的答案是：一国的物质力量，特别是经济产出总量和贸易总量，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军事实力。

引发全球秩序变迁的基本变量或事实，在于大国之间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美国和欧盟是当今世界两个产出最大的经济体，这为它们主导国际规则制订提供了物质基础。在过去30年间，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和国家规模上的差异，主要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在经济规模方面迅速赶超。尽管经济实力和规则制订影响力之间存在时滞，但未来世界秩序因新兴经济体迅速壮大而有所调整甚至深刻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我们接受力量对比变化导致国际秩序变迁这一逻辑，那么讨论未来国际秩序问题也就转换成了大国经济长期增长问题。

决定大国经济长期增长绩效的因素大致有六个，分别为技术进步、人口数量和质量、资源禀赋、制度、市场规模、地缘货币。技术进步除了通常理解的创新外，还包括引进模仿、消化吸收。人口数量多是成为大国的必要条件之一。人口质量主要指人力资本状况，特别是国民受教育程度和工作态度。丰富的资源能源对经济长期增长是福音，但在现实世界中也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好坏，则主要取决于制度基础设施状况，后者主要指对财产权的保护强度和对契约的尊重程度，以及所处的国际制度环境。市场规模的意义在于影响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并进而作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地缘货币指的是一国货币在全球流通地域的宽广度。美元空前规模的国际化使美国成为前一轮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中国在过去1/3世纪的快速增长，总体上可以通过上述六因素得到解释，同时也被认为是现行国际秩序变迁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虽然有各种悲观和负面的评判，但综合考虑上述六个因素之后，中国赶超势头还将继续十几年仍旧是大概率事件。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未来十年中国潜在增长率大致在6.5%左右，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2%～2.5%，欧盟和日本则更低一些。考虑到前面提到的两个未变的基本事实，当今全球秩序的主导力量，也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既得利益集团，在面对力量对比持续改变的现实与未来趋势面前，可选择的应对策略恐怕只有一种：创立于己有利的国际规则从而对新兴大国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以TPP和TTIP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这种努力，构成再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兴大国试图改变非中性国际制度的进程已经开始。围绕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与份额改革便是一个典型事例。金砖银行的建立也带有与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竞争的色彩。既得利益的改变从来都是艰难的。更高水平的、同时非中性色彩更为浓烈的新国际规则，也迫使新兴大国深入思考如何与现行的和未来的全球秩序共存。对新兴大国而言，构建一个与西方发达国家平行且竞争的体系绝非恰当的选项，因为一个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是大家都需要的，或许处于目前发展阶段的中国更需要它。

处于全球秩序转型期、同时自身又是引起全球秩序转型的主要变量之一的中国，在这一进程中的外交策略，大体可以归纳为“包容发展”、“分散压力”、“渐进调整”和“适当责任”四个方面。

“包容”一词原来用在“包容性增长”上，其意义主要是指在一个国家内，要使所有人都享受到经济增长的益处。用在国际关系上，“包容增长”指一国的发展惠及世界，具体说就是其他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能够从中国的发展中分享到福利进步的机会。比如说，我们可以单方面地对周边一些国家实行贸易零关税，可先从老挝、尼泊尔、蒙古国开始。

中国经济政治体量巨大且发展极快，已经对既定国际格局产生冲击并“威胁”到以美国为首的既得利益国家集团的利益，从而成为后者重点防范的对象，尤其是来自国际规则的现实或潜在约束。为此，我们特别要创建新的国际合作平台来应对和分散这些压力。这就意味着要坚定地走国际合作的道路，要更多地强调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