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文化的民族性范文
时间:2024-01-04 17:4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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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学生在学习语文时应该明白其中所包含的真实内容,而不只是单纯地学习书本。“语文教育”中“教育”的含义是明确的“,语文”的含义尚不一致,概括起来大约有四种理解:(1)指“语言文字”;(2)指“语言文学”;(3)指“语言文章”;(4)指“语言文化”。以上这些理解的共同点,是把“语文”中的“语”看作“语言”,分歧在于“语文”中的“文”指的是什么。由于对“文”的理解不同,也牵涉对“语”的理解的差异;理解(1)中的“语言”不包括“文字”,其他三种理解中的“语言”显然包括“文字”内容。
民族教育在通常意义上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民族教育是指对作为有着共同文化的民族或共同文化群体的民族集团进行的文化传承和培养民族或民族集团的成员,一方面适应现代主流社会,以求得个人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另一方面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或本民族集团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社会活动。狭义的民族教育又称少数民族教育,指的是对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人口居于少数的民族成员实施的复合民族教育,即多元文化教育。因此,语文教育不仅仅只是书面上的一种教育,还包括许许多多的社会原因。而在语文教育现代化方面出现了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张志公。20世纪60年代初,张志公提出语文教育科学化问题;70年代末,阐述语文教育科学化;80年代初,张志公举起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大旗,参与并指导语文教育现代化的教学实验和理论建设。他潜心第二次研究传统语文教育,吸取外国语言学和教学论的成果。他领导并指导英语、俄语、汉语文的教材编写工作和研究工作,指导小学“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教学实验,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主编《现代汉语》教材并亲自讲课,应邀在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辞章学。他赴美、日等国和香港地区讲学,考察中小学教育工作和语言学的研究工作。这种中外古今的研究领域,这种语文教育的全方位调查和实验,这种政治和学术的特殊经历,这种坚实、广博的专业技能,为张志公建设语文教育的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结合的理论提供了条件。
中国传统的文化中有许多精髓和糟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我国普遍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客观研究。现在不是明清时代,不用熟读八股文以参加考试,许多学生就普遍认为传统的语文文言学习已不那么重要。就是因为有这种心理才使大多数学生不能理解语文的真实含义。只单纯了解文字意思,不能从中了解作者本身的写作目的,等于没了解文章。如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从明月联想到家乡仅用短短的四言绝句来表现。可能现在很多学生都能理解其中的含义,但是想要写出这样的文章就十分困难。这就是传统语文教育跟现代语文教育脱节的地方。文字的使用在不断发展,但对于文章的写作却处于脱节的地方,虽然我们可以大声地说:我们不是李白,没必要写出那样的诗文。但是,是真的不想写,还是写不出呢?我们的老师一边在课堂上拼命地讲解着那些晦涩难懂的文言文,一边又叫我们抵制传统,活出现代人的样子。可什么是传统,什么是现代,他们又真的分得清楚吗?现代教育要取得发展就必须依靠传统教育,传统语文教育也离不开现代语文。所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提出了“素质教育”。要求教师上课不是简单地传授课本知识,也不是完全脱离课本,只介绍社会,而是二者结合,共同发展。传统的语文教学是一种强制性教育,过分考虑对学生灌输知识,其目标就是死啃书本,课堂成了一个封闭的地方,成了阻碍学生发展的一道屏障,毁掉了学生的独创性和智力兴趣。语文教学的现代化要求对传统的教学进行改革,要知道“教育只有一个课程,那就是生活及其所有表现”。民族的根是民族文化素质,民族文化素质的根是语文素质,所以语文素质理应是“民族的根之根”。
篇2
关键词:跨国公司;文化冲突;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2-0108-03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全球各著名跨国公司纷纷涉足中国市场,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3年起,中国连续数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引进国,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随着跨国公司在中国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展,与当地文化上的矛盾和冲突日渐明显,跨文化管理的问题也日益增多,在华跨国企业的管理也逐渐被提升到一个令人关注的地位。对跨国公司来说,充分了解这种文化冲突产生的原因和表现,并采取相应的对策,是其在华经营取得良好效果的关键。
一、跨国公司在华所面临的文化冲突产生的原因
荷兰比较管理学家霍夫斯坦特将文化定义为,在一个环境中的人的“共同心理程序”。他认为,文化不是一种个体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的教育和生活经验的许多人所共有的心理程序。不同的群体、地域或国家的人们心理程序有差异,这是因为他们的“心理程序”在多年的生活、工作、教育下形成了不同的思维。从跨国公司角度看,文化意味着指导一个群体日常生活的普遍共享的信念、准则和价值观。文化的多元要素和多层次的差别,使跨文化冲突在所难免。具体来说,在华跨国公司的跨文化冲突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沟通方式不同。沟通是人与人之间或群体之间信息传递的过程,人们通常最重要的沟通方式为语言,因此沟通方式的不同最主要体现在语言上的不同。语言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一个社会的文化,也蕴涵了一种文化的思维模式。因而语言的不同也意味着思维模式的不同,而汉语和西方语系差别巨大,语言的不通不仅给日常交流带来障碍,在思维方式上也会产生差异。其次,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身体语言、表情、举止等方面所含意义不同也会带来理解上的障碍。企业在跨文化沟通中,采用同样的指令,会对中方员工和外方员工产生不同的效果,给企业带来管理上的麻烦。
2.价值观不同。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信念,不同国家和社会的价值观有不同的对待自然、人性、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态度,会使人们对同一事物产生不同的看法,使企业管理、决策、执行方法复杂化。因此也容易产生内部冲突。中国文化一般采取直觉型思维,追求完美,稳妥为先,喜欢随大流,崇尚中庸之道,集体意识强,但时间观念差。而西方文化一般偏好理性思维,追求最优化原则,自我意识、时间观念强,怕束缚,喜标新立异。倘若语言可以在较短时间内速成,价值观的了解却不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时间深入接触才能逐渐理解。
3.管理方法的不同。西方文化明确主张将工作与个人情感分清界限,除工作外,下属与上级不需要有过多私交。西方文化重视人的权利,西方企业文化积极发动、倡导普通员工参与管理的分权式决策,能够更广泛地考虑员工的权益。此外,西方企业强调正规化、标准化的管理,注重准时性、紧迫感和利益关系,讲究原则。而中国文化却认同在工作中能获得友情,认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尤其是下属与上级的关系能够为将来个人的发展带来好处。中国文化在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和匹配中往往更强调义务,更多倾向于上层领导的集体式决策,员工利益也更多掌握在领导手中。中国企业重人治,缺乏紧迫感,人情在工作中占有特殊而不可替代的地位。
4.民族性格及风俗的不同。东西方民族由于各自传统文化的不同,也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性格。传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深层积淀,深深融入民族性格之中,使各个民族表现出不同的个性。而这种个性的不同往往构成跨文化沟通中最直接的冲突。此外,不同国家、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风俗习惯.因而会有不同的消费习惯、偏好及禁忌。跨国公司在国外开辟新市场时,如果对当地人的风俗习惯没有充分的了解,水土不服则在所难免。
二、在华跨国公司跨文化冲突的表现及负面影响
1.跨文化冲突的表现
研究表明,海外经理失败的比例一直较高,曼登霍尔与奥登认为这一比例为25%~40%;科利则指出,1/3的海外经理未能完成任务便提前回国。另有研究指出,海外经理的失败率与文化差异大小呈正相关关系。由此,文化差异导致的负面影响可见一斑。在中国,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明显,在华跨国公司跨文化冲突方面的问题亦不容忽视,这方面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行为方式上,中方企业家一般缺乏风险意识和冒险精神,做决策时更为慎重,西方企业家则勇于冒险、敢于探索,尤其在应用新技术、开拓新市场、建立新研发项目上更为积极。外方人员做事直率而中方人员含蓄,表达不同意见时,西方喜欢直截了当说明情况;而中方则更倾向于选择委婉的方式表达。外方人员的行为计划性强,而中方人员的行为缺乏计划性。
第二,管理方法上,西方企业习惯于在法律比较完善的环境下进行经营管理,会用法律条文作为行动依据。外方管理体制很大程度上是遵循“法、理、情”的事理顺序来开展工作,强调数字化、程序化、制度化,这往往让中方职员感到跨国公司的管理过于程序化、没有灵活性、不讲情面、重预算超过重控制等;中国管理讲究人伦,习惯以领导的意思和上级的指示为指导开展工作,忽略制度效应和条例管理,缺乏完善的制度和程序,管理过程中也不太重视数字的作用,主要依赖经验的判断。
第三,劳动人事方面,首先,在企业人员的工资待遇上,跨国公司多根据员工工作的性质和能力来确定,将工资调整与物价指数相结合;中方则更看重企业人员的资历、学历和职称。其次,在工资政策上,会把工资增长基数与企业经济效益直接挂钩。最后,在人才选拔上,中方在看重能力的同时,还注重政治素养、人际关系等方面,而西方管理者则更多地把能力放在第一位,量才而定。
第四,评价及激励体系上,最集中地体现在外方对员工的评价,“只重结果不重过程”;而中方人员不但注重一个人的工作业绩和结果,而且还关心其思想、道德等方面的表现以及工作的过程。此外,中方的评估体系中论资排辈现象严重,而外方人员不认为“年长”就有特权,完全根据个人的业绩确定评价结果。在人员激励方面,外方比较注重物质奖励而忽视精神奖励,中方更注意把握两种奖励之间的平衡。
2.跨文化冲突的负面影响
上述这些文化冲突若长期存在,势必对跨国公司在中国
的经营与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据统计,在我国建立的中外合资企业中,有15%的企业比预定寿命短,其中由于外方缺乏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学习而造成企业不稳定是主要原因。这些负面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表现:
首先,增加沟通困难,降低管理效率。跨国公司的高层管理者与下属来自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如果他们彼此间不能达到有效的沟通和理解,会影响其彼此间的合作成效和关系上的稳定和谐,从而直接导致信息不能在组织结构层次上直接传递,致使管理者无法真实了解下情,对员工情绪思想了解不够充分,在采取决策时,势必会增加造成失误的可能性。同时,员工也不愿意或不能恰当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建议,久而久之,与上司关系疏远,工作积极性不高,双方矛盾冲突加剧。最终结果是企业收益不高,效率低下。
其次,对企业经营有消极影响。由于文化上的差异,跨国公司难以统一行动和决策,企业管理中混乱和冲突时有发生,这使企业需要花大量的财力与精力来解决内部沟通协调的问题,导致管理成本增加,精力有所分散,无法全力关注外部市场变化和积极应对行业竞争。因此,有可能在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错失市场机会。
最后,产生信任危机,破坏目标统一性。管理者与下属职员之间缺乏沟通会使管理者认为下属懒散、缺乏工作积极性和责任心。员工则认为上司呆板、自以为是、狂妄自大。彼此的不信赖,会使误会越积越多,冲突愈演愈烈。本来价值观、工作方式态度就不同的管理者与员工,再加上彼此之间由于沟通障碍造成的信任危机,必然难以形成统一的企业目标和激发企业凝聚力,最终导致经营管理效率低下。
三、在华跨国公司可采取的应对策略
一个企业跨出国界经营,要实现商业目标必须融合三种文化――自己国家的文化、目标市场国家的文化、企业的文化:基于这个原则,针对所面临的中西跨文化管理问题,在华跨国公司可采取以下几点应对策略:
1.注重文化分析。置身于不熟悉的新文化环境中时,在华跨国公司可以对中西方文化分别进行分析,找到文化特质,整理发掘各种文化的优势与不足。识别并理解文化差异,不仅要理解中国文化如何影响当地员工的行为,也要理解母国文化如何影响母公司派去的管理人员的行为,强化自我意识。美国一位管理学家曾告诫说,跨国经营的成败,取决于跨国企业管理人员对文化差异的认识和理解,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把美国文化观念当作超重行李一样留在美国。要将不同类型的文化差异区分开来,以便在管理中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来减少文化冲突和矛盾,发展文化认同,推进文化融合。
2.增强跨文化意识。对于在华跨国公司,若想解决好中西方文化差异问题,搞好跨文化管理,就需要一批高素质的跨文化管理人员。要具备这样的素质,应该加强跨文化培训。文化敏感性训练、文化适应性训练,比如把不同文化背景的中西方员工集中在一起进行专门的文化培训、外语学习、冲突处理、实地考察,组织各种社交活动,使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中西方员工打破自己心中的文化障碍和角色束缚,减轻可能的文化冲突,培养文化移情能力和应变能力。此外,思想灵活,不守成规,倡导理解精神,学会尊重、理解异国文化亦很重要。全球500强在华投资跨国公司的一些总裁就对中国的《孙子兵法》烂熟于心,并且还能运用到商业运作中去。
3.文化融合、创新。对于在华跨国公司而言,仅仅承认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存在或只达到一定程度上的认同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如何去适应另一种文化并促进二者融合。文化融合是化解文化差异的必然途径。文化的融合是不同文化间在承认、尊重彼此间差异的基础上,相互补充、相互协调,进而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新文化。这样统一的文化,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并且具有“杂交优势”。在华跨国公司应该在中西方文化融合的基础上,结合企业战略需要和客观环境的要求,建立属于企业自己的独特文化,并以此产生文化协同效应,使中西方的不同文化群体产生相同文化意识、相同文化归属感和共同的价值取向,形成彼此都能接受的新企业文化。
4.建立共同价值观和公司文化。在华跨国公司应该建设具有协作精神的企业文化,超越多样性文化的差异性,消除文化偏见,吸收各种文化中相契合的优秀部分,在对文化共性认识的基础上,将其整合,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和与公司总体跨国战略相一致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把企业的员工与经营战略和宗旨紧密结合起来,加强了在华子公司与母公司的联系.增强了企业在不同国家文化环境中的适应能力。比如,上海大众汽车公司致力于寻找文化的共同点和互补性,增加相互沟通和缩短彼此之间的距离。他们的共同价值观是:每一辆大众汽车。都体现大众汽车品牌的卓越标准。在这一共同价值观指导下,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在中国的经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四、结语
篇3
和谐文化作为文化建设的理想和目标, 其根本出发点在于它是对人类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的反映。在人类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漫漫征程中,一方面使外部世界发生着新的变化;另一方面,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了不断的提升。在实践创造中获得自由,在自由中完成新的创造, 这是对和谐文化的基本定位。尽管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却体现着人的实践创造目标所在。以为指导,把握人类实践活动的本质,进一步贯通与整合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 在不同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中构建当代文化,这是当代和谐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一、和谐文化的实践定位
文化是人们实践创造的产物, 对文化的本质内涵的理解也将随着人们的实践进步而不断发展。和谐文化的提出,既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再认识,更是在一个新的历史实践起点上, 对文化的深层次内涵和功能的解读。
文化体现着人类在长期实践中所形成的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人们在实践劳动中,将自己的目的、意图、理想、激情,通过劳动工具转化为改造客体的物质力量,在被改造的客体对象中,人在观照着自己的精神创造,这种精神创造在不断实践和观照中,代代相传,得以延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就是人化, 文化哲学就是人的哲学。德国文化哲学家卡西尔认为, 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也只有在文化活动中, 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动物不可能产生文化, 因为动物不存在一个有目的的主体创造客体的过程, 更不存在一个自我观照和总结的过程。人通过劳动,创造了文化,获取了自由。“人的突出的特征,人的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因此,一种‘人的哲学’一定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能使我们洞见这些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马克思指出:“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 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当然,这种解读有可能将对文化的理解泛化,因为并非所有的劳动产品都可以被称之为文化, 历史上人们为谋生或其他目的所生产的东西比比皆是, 如是都冠以文化, 当然有些牵强。从人学思想来理解文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人在自由的关系和环境中,将自己的本质力量铸造在客体中,才能使客体闪烁着创造的光芒。相反, 在一种扭曲和不自由的关系和环境中, 人是不可能有创造的前提的。卡西尔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语言、艺术、宗教、科学, 是这一历程中的不同阶段。在所有这些阶段中,人都发现并且证实了一种新的力量――建设一个人自己的世界,一个“理想”世界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引渡出和谐文化的概念, 其哲学内蕴值得我们去深究。
在人类实践创造中所形成的和谐文化, 其定位有三:
(一)在多种文化样态的交汇中铸造进步的文化理想
现实中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和价值尺度, 但这绝不意味着和谐文化就是接受各种文化样式,不讲是非,不分善恶。事实上,和谐文化的根本目标就是通过贯通各种文化,使其相互吸收营养,构建面向全人类的进步的价值目标。如何去判定和谐文化的先进文化方向呢? 这当然就需要我们从唯物史观里去寻找答案。对先进文化的认定, 有两个基本标准:
其一,看这种文化是否是对先进生产方式的反映。文化作为一种精神价值系统,其先进与否,可能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 也可能在就文化讲文化的话语语境中也说不清。这就要求放到时展的平台上, 放到生产方式的参照系上。如果能在根本上代表着先进的生产方式要求, 代表先进的制度伦理, 同时能动员和激活人民的精神意志向现代化目标迈进,这当然就是先进文化;反之,就是游离于时代与历史进步之外的文化样态。
其二,是否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人的素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人是文化创造的主体, 也是文化成果的受惠者。和谐文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丰富人的知识结构、提升人的文化自觉意识、高扬人的文化品格方面有所作为。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中, 和谐文化可能会得到不同的解释。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构建和谐文化、实现先进文化的过程。先进文化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 它总是通过一定的载体实现着自身的目的与需求。在当代中国, 先进文化是以和谐文化的实践品格而出现的, 因为只有将先进文化价值渗透到我们当下的和谐文化建设中, 在中西文化的对话和交流中, 积极探寻符合时代进步和广大人民群众需要的文化因子,才能使之弘扬光大,成为当代中国人的基本文化精神。这一历史选择, 就需要我们将先进文化有效融入到和谐文化的建构中。
(二)在和而不同、尊重多样的祥和氛围中构建
和谐文化历史的教训值得汲取。在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上,曾有一段对文化理解出现严重偏差的时候, 把充满创造性的文化精神理解为一种准军事的纪律刚性规范。任何一种有个性的文化样态都被看成是离经叛道而大加讨伐, 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的文化指向,也从根本上违背了中西文化的智慧路径。认为,文化多样性是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个基本规律, 是各种文明形态得以发展的前提, 也是人类在社会文化交往中必须遵守的一个基本法则。孔子早就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孟子也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2005 年9 月,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 周年首脑会议上指出:“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在人类历史上, 各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强求一律,只会导致人类文明失去动力、僵化衰落。各种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别。”“天下大同”是中国文化的理想,如何达到“天下大同”? 这就必须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过程中来逐步实现。当代中国著名社会学家先生就指出:“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三)在相互汲取中不断丰富人类文化精神
文化体现着人类精神创造。这种精神品格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学习的基础上。从人类文化的历史发展来看,任何一种文化都对世界文化的进步产生过积极的作用,但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一统天下,不可能天然地成为普世价值让其他民族文化去效仿。学习是一种取长补短的双向互动过程。善于学习,善于吸收不同文化的积极价值并为我所用,这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重要基础。中华文化把“和合”作为内在精神,在儒、道、佛的相互交流过程中, 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能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正体现着中国文化善于学习、讲究和谐的优秀品格。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既是中国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的过程, 也是中西文化在一个新的平台相互交流学习的过程。中国人应对自身的文化认真研究,弘扬光大,同时也要避免文化浮躁和过度张扬,警惕以一种“愤青”的心态看待世界文化大势,要以平和的心态学别人所长,补自己所短。在当代世界文化交流中,有一种不平衡的状况,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世界文化交流中有价值过度倾销之嫌。有材料显示,在当今全球信息流动中,90%以上的新闻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控制的;美国的电影、电视作品生产量仅占世界总量的6.7%,但电影流通量却占了世界市场的50%以上,电视作品的比重更是超过了70%。这种文化话语权的不平衡,可能会带来某种文化价值的过度放大,而使得文化的相互学习格局出现失衡。为此,我们需要在指导下,倡导中国“和合”文化,由和达礼,高高弘扬世界文化之“礼”。这种“礼”就是一种有序的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的合作规范。
二、在贯通整合中推进和谐文化建设
和谐文化是将不同的文化样态进行整合的过程。这种整合不是简单的文化相加,也不是一种文化样态吃掉另一种文化样态, 而是需要以为指导, 在明确文化的民族特殊性和世界一般性的基础上,以先进的生产方式为参照系,以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根本标尺,守正创新,融会贯通,创造出与时代同步的先进文化价值体系。
(一)深刻把握中华文化的历史功能
文化的民族性是文化多样性的基本表现形态。中华文化是对中华民族的实践历史的反映, 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语言、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的综合反映。
其一,凝聚力是中华文化根之所在。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但愈挫愈坚,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华文化具有一种打不烂、摧不垮的凝聚力。中华文化的凝聚力,既是本民族的人从理性上感受到本民族文化的科学合理性,更从情感上认同这一文化,愿意为本民族的文化理想而奋斗。在长期共同生活实践的背景基础上,中华民族在共同的实践交往中,形成了共同文化的价值理念, 这种价值理念已经渗透到民族群体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 一旦触发了人们文化心理的这根神经, 就必然会唤起人们对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感,就会唤起人们的民族忧患感,强化人们的民族自豪感。
其二,历史传承为中华文化厚重之所在。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是一座取之不竭的精神富矿。历史事件总是在特定时空中发生的, 任何历史事件都是具体的, 但人们对这些历史事件进行思想提炼和文化概括,形成的一个民族文化走向,却是在历史中得以保存和延续的。文化体现着人的激情、理想和智慧的表达,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中华文化的大气磅礴,正是中国一代代人的精神追求的历史描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华民族在长期的民族实践和奋斗中形成的民族精神,在历经曲折磨难中得以保存,形成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财富。面对任何风险和困难,只要我们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以科学的态度去面对现实,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其三,善于转换为中华文化智慧之所在。中华文化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能成为中华民族应对各种考验的精神航标, 就是因为中华文化能够善于吸取其他文化的长处, 并将这些文化成果转换到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中, 不断充实完善本民族的母文化。中国有56 个民族,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正是中华文化在中华民族的大平台上, 不断实现内部语言、价值、表达方式相转换的结果,这种转换使得中华文化更加充实,更有活力。同样对待世界其他民族文化,中华民族也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在吸取其长处的过程中,通过文化转换,构建民族文化的襟、大手笔。
(二)进一步厘清世界文化的基本定位
世界文化是丰富多彩的,一花盛开不是春,世界文化的春天是各个民族的文化之花的竞相开放。相对世界文化而言,文化的世界性具有以下的特点:
其一,普适性是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的基础。相对于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而言, 世界文化是由各民族文化所组成的。世界文化在各种文化交往过程中,必然形成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念。这些共同的价值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类精神文化的共同财富。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的进程中,人类共同面临着环境问题、共同发展的问题、反恐问题等等。当然,世界文化的普适性绝不是指它已经包含着人类文化的绝对标准, 这种普适性也并不能简单照搬某个概念到不同的民族文化价值中,并强行要求所有民族都按照这种文化价值去实践。世界文化的普适性离不开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两者相辅相成,是一个整体。
其二,共生性是不同文化相互联系的缘由。世界文化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有机体。在这个文化系统中,每种文化形态都有鲜活的生命,而且各种文化形态都是根根相连,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文化生态。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用一种文化去占领甚至消灭另一种文化,只能带来世界文化的大灾难。文化作为人类实践的存在方式,必然与人类的进步紧密相连,必然会与整个世界的文化进步紧密相连。
其三,对话性是不同文化相互吸收的条件。世界文化包含着不同文化的对话性。应当承认,不同的文化形态有不同的价值追求, 尽管世界文化的普适性可以为不同文化的交流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 但文化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 各种文化之所以能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得到延续,就是世界文化有一种自我调节功能,它能为各种文化提供对话的渠道, 能够促使不同文化通过对话形成和谐文化的状态。
(三)坚持指导,构建具有活力的和谐文化
如何整合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从和谐文化走向和谐世界,走向和谐的世界文化,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对以下几个文化问题的认识:
其一,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形成一种文化的自觉。要清醒地认识中华文化的历史内容和当代价值, 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文化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所要面临的挑战。文化自觉是一种对世界文化格局的总体性认识,是一种对自身文化定位的总体性把握。面对全球化过程中世界文化的交往, 我们需要以什么为指导思想,弘扬什么,反对什么,如何维护中国的文化安全等等,对这些问题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才能处理好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和谐文化的提出,也正是我们文化自觉的一个最显著的表现。
其二,面对不同的文化形态,树立正确的文化。文化是人类的精神创造。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必然是开放的,可以为人类所共享的,也是应当得到全世界所尊重的。要构建和谐文化,我们首先要有宽广的视野,有包容的胸怀,善于发现并吸取不同文化的长处。文化一旦封闭,其创造性精神魅力就会失去。因此,在文化问题上,既要反对文化霸权主义,人为地分出文化的优劣,以某种文化形态独尊,也要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拒绝学习和借鉴其他文化的长处。
篇4
1、媒体的文化情结媒体的文化情结与其所处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新闻是具有倾向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倾向性”很大一部分就来源于传播者的文化情结。媒体所具有的文化情结都会有意无意地表现在新闻报道当中。比如,中国的媒体在报道有关日本的新闻时,很少有溢美之辞,因为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曾给我们的民族带来过深重的灾难,而且至今未曾正式道歉。这就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个反日情结,而在春节这一传统节日到来之际,全国上下的媒体几乎都会以“回家“”团圆”作为报道的主题,因为中华民族有着浓重的乡土情结,这种情结在春节这一特定的时间被激发出来。西方的媒体对中国总是怀有偏见,这是由于近代中国的贫穷与落后给他们留下的一种鄙视中国的情结,这种情结在他们的新闻报道中至今还有所体现,比如CNN的“卡弗蒂事件”。对于媒体而言,这些文化情结的好坏是没有定论的。在我看来,媒体的文化情结与受众的文化情结的关系才是影响传播效果的关键。
2、记者的文化情结记者的文化情结主要体现在其个人文风。所谓文风即文章所体现的思想作风,或文章写作中某种倾向性的社会风气及作者语言运用的综合反映。它具有时代性、民族性的特征,是社会上带有普遍性和倾向性的文章现象。文化情结对记者的文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记者本身的角度看,其所具有的文化情结会对本人的语言习惯,写作习惯,传播习惯等诸多方面产生影响。这在新闻报道当中,主要表现为报道的风格以及节目的风格。文风的产生,往往出于文章作者的潜意识,有些人并不是刻意追求某种文风,而是在其长期所处的文化环境以及自身独特的社会经验共同影响下逐渐固定下来的。所谓:文如其人。在媒体当中,如何运用不同文风来达到不同的传播目的,应该是研究文化情结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3、受众的文化情结对于大众传播而言,受众的文化情结对于传播的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媒体对于受众的文化情结掌握了解得越多,越容易在传播当中占据主动,其传播的内容也更容易为受众接受。如果只是想当然,不去对受众文化情结进行深入分析,不仅达不到预期的传播目的,而且很可能会得到与传播目的相反的结果。比如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紧急叫停了一则耐克的“恐惧斗室”的电视广告。这则广告的三个镜头:身穿长袍中国人模样的老者,和身穿中国服装的形似飞天的妇女以及两条龙纷纷被国外球星詹姆斯打败。耐克公司在广告中运用这些中国元素,也许本意是为了贴近中国受众心理,但是却因为盲目运用,不了解中国人的文化情结,所以适得其反,变成涉嫌辱华。中国人有祖先崇拜情结,身着长袍的老人在中国一般是值得尊重不容亵渎的;“飞天”也是中国文化的艺术形象,龙更是中国的图腾,中国人向来以“龙的传人”自居,龙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一种民族情结,然而这些却在“恐惧斗室”广告里被丑化,更是被一个外国人纷纷打败,而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多为“洋人”所造成,所以,中国人有这种“被洋人欺负”的历史情结,这些画面自然会让看广告的中国观众感觉不痛快,产生抗拒厌恶心理。因此,把握受众的文化情结是传播活动之前极其重要的准备工作。广告与新闻在传播的角度看来是一样的。从上面的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到,受众是带着“有色眼镜”来解读接收到的信息的,而这“有色眼镜”就是其本身的文化情结。耐克公司本身的出发点是好的,并没有任何辱华之意。可是经中国观众的文化情结解读以后,就变成了一则“辱华广告”。新闻的传播也是同样的道理,可以说,即便新闻报道能够做到百分之百的客观真实,可在受众眼中也是都带着个人主观色彩的。正所谓:一千个人的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在新闻报道当中就应该尽量避免受众这种主观的文化情结所造成的理解误差。而受众的理解是不为传播者所控制的,那么,就要通过了解文化情结对传播效果的影响来尽量减少这种误差。
4、文化情结对传播效果的影响相对于国际性的传媒集团,区域性的传媒机构在传播的精准度上似乎更具优势,这是因为区域性的传播者往往能更好地了解当地受众的文化心理与文化情结。而且,区域性的媒体往往与当地的受众有着共同的文化情结,这就使得媒体成了受众的“代言人”,他们的报道多能引起受众更好地共鸣。比如在我国的报业领域,“都市报”这一类地域特色较强的报纸往往比全国性的大报更受欢迎;电视的“都市频道”在当地往往比“卫视”和中央电视台收视更高。这也说明,传播效果取决于媒体与受众文化情结的交集,交集越大,传播效果越好,反之越差。
二、新闻报道如何利用文化情结有效传播
1、利用文化情结体现报道倾向新闻报道讲求的是“藏舌头”,即新闻工作者不能在报道中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要在行文过程中来体现自己的立场。除了借他人之口等方法外,巧妙利用文化情结因素或许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更加鲜明地体现出报道的立场与倾向。比如要报道一个孩子如何懂事,就可以充分突出各种文化情结因素,如突出报道他孝顺父母,这迎合了中国人传统的“重孝”情结,突出报道他乐于助人,这迎合了中国人的“雷锋”情结,而对于其他方面则可相对弱化,只要将文化情结因素突出体现,就可以充分表明传播者的褒贬态度。
篇5
关键词:外国文学教育;民族文化;价值;对策
一、阐释民族文化的内涵和特点
文化分为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广义文化是指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所创造出来的精神和物质财富的总和。狭义文化仅是指精神层面的创造及成果。民族文化可以定义为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它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和劳动基础上形成的,是民族心理、民族文化观念和民族思想感情的整合概念,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相对的独立性和丰富的多样性。民族文化是该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带有鲜明的民族特征,是一个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民族凝聚力、号召力和意识形态产生的源泉。民族文化是该民族社会实践的产物,伴随着民族的产生、发展、消亡的全过程,有民族必定有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反作用于本民族的存在和发展。
民族文化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民族性。它是本民族在其领域范围内,集合了本民族自身的思想、道德、风俗习惯、信仰、艺术、宗教、科技等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只适用本民族,并获得本民族的认可,具有超越时空的相对稳定性;其次,具有多样性。一个民族文化既是不同地域文化的集合体,又是吸取了外来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拿来为其所用;再次,相对稳定性。民族文化是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伴而随的,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但是有时候民族文化先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有时候又落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影响作用。
二、剖析在外国文学教育实践活动中加强本民族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在外国文学教育实践活动中加强本民族文化教育基于时代的诉求和破解当前外国文学教育实践活动畸形发展的呼唤,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剖析。
1.文化全球化给本民族文化带来的挑战呼吁要加强本民族文化教育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歌猛进,打破了地域和认知方面界限使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全球化趋势进一步拓展。在这一进程中,世界各国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内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必将导致在文化领域内呈现出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的趋势,使各国文化的同质性逐渐增多,其后果必然使本民族的文化面临着冲突和挑战。同时,西方国家紧紧抓住文化全球化这一发展态势,不断向弱小国家推行自己的文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利用文化对外文化交流进行渗透,利用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进行文化扩展,利用文化产业占领文化市场,企图在文化领域内以自己民族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取代其他民族。这种裸的文化侵略使本民族失去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基础和纽带,使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文化认同出现偏颇,人们的精神文化贫乏,必将将本民族逼入到一个生死存亡的绝境中。面对文化全球化的这一时代现状,迫切地需要加强本民族文化教育,巩固本民族文化地位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和时代诉求。
2.外国文学教育实践活动中传统教学目的和宗旨要求加强民族文化教育
语言与文化是辩证统一的,密不可分的。语言具有选择、传递、传承文化的作用,而文化为语言的形式和内容增添了多样性和活力。同时,语言本身兼具工具性价值和人文性价值,它担负着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使命,优秀的传统文化能为学生的人文精神培养提供广阔的深厚基础,通过人文精神的塑造可以让学生体会到本民族的文化精髓,并对本民族文化存在认同感和自豪感,从而树立起爱国主义情怀为国家和谐发展努力奋斗。在外国文学教育实践活动中注重对本民族文化因素的教学,不但可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而且积极而充分的民族文化因素的教学对语言教育本身十分有利,能起到促进和深化的作用。然而,对我国的外国文学教育实践活动进行深刻的剖析不难发现,我国的教育教学目的和宗旨还停留在语言的工具性价值,而忽视了语言本身所具有的民族人文性价值。把教学目的和宗旨定位在对成绩、对升学和对考级的追求上,不能够意识到通过外国文学教学吸取积极的合理因素拿来为我所用,也不能够认识到学习外国文化其实是为本民族文化服务的。在外国文学教育实践活动中过于强调外国文学教学而忽视本民族文化的教育这种偏颇认识必将迷失教育方向,也必将失去本民族文化的前言阵地,最终不利于我国为之奋斗的有中国特色文化强国的建设。这种畸形的教育目的和宗旨强烈要求发展本民族文化为外国文学教学指引前进的方向。
三、探讨在外国文学教育实践活动中加强本民族文化教育的举措
在外国文学教育实践活动中如何加强本民族文化教育,以教师和学生两个主体为出发点可以进行探讨:
1.审视和巩固本民族文化在跨文化传播交流中的地位
外国文学教学与本民族文化教学是辨证统一的,不可割裂两者关系。只有把两者融和在一起,才能够起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效应。首先,我们在进行外国文化教育活动时,要分析外国文学作品中所采用的哪些文学修辞和表达形式,它们如何结合巧妙地运用的。同时,回顾我国的本民族文化用语和文学表达方式,思索它们之间存在的共性和差异,吸取外国文学教学中的积极、合理的因素加入到中国本民族的文学作品中来,以达到外国文化为中国本民族文化服务;其次,认真剖析外国文学作品中所凝结的其民族精神和人文情怀,从中国人的同质化思维角度对这些精神要素进行分析,从中了解到外国人的行为习惯和方式,以便于对外国文学进行深层次的解读基础上把握其中的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为对外文化的交流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并开辟新的道路,也使中国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深入到外国民族文化中去。
2.提升教师自身的本民族文化素养
在外国文学教育活动中融入文化教学已经获得教育工作者一致认同,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使学生了解外国一系列社会文化现况、掌握一门外语只能说是实现了外国文学教育的初级目的,能够使学生用外语表达本民族文化、实现跨文化交际才是达到了外语教育的终极目的。教师应该经常将外语文化与本民族文化比较,在对比中凸显二者的差异,通过引导学习者思考跨文化交际中的差异问题,培养学习者的文化差异敏感性,这样既有助于学习者避免交际失误,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又帮助学习者了解文化的多样性,形成对世界各族文化的正确态度。但是,在现实的教学实践中,我们的教师缺少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和了解,更缺失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只是单线条化地去理解外语文化中所体现的外国本民族文化,在对学生的教育活动中没有从本民族文化角度去解读,僵化地灌输外国人文文化和精神,长期以来使学生潜移默化地认同外国的民族文化而缺乏对本民族文化的思索和结合,最终导致本民族文化让位于外国民族文化,不利于本民族凝聚力的培养乃至国家的安全。
3.培养学生传承和推广本民族文化的意识
语言的主要功能就是交际与交流。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是兼收并蓄、平等相处的,因此进行文化学习必须同时兼顾外国语言文化和本民族文化。由于我们现在实施的以成绩和分数定终身教育考察机制,使得许多学生对外语的学习过于追求价值性工具,而忽视了外语学习过程中所包含的人文性价值,使得许多学生对学习外语产生错误认识,认为学习外语是为了考试而考试,升学而升学,忽略了学习语言的真正意义,割裂了语言和文化交互关系,忽视了跨文化交流这一学习外语的根本目的。作为广大外语教育工作者必须有意识的在讲解外国文学作品时与中国的优秀传统民族文化和精神相结合,从而培养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觉性,使他们清晰地认识到本民族文化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学习外语不应该只单一地了解外国社会文化,还应该担负起中华文化传播的和平使者使命,更好地理解本民族文化精华并能够将优秀的民族文化传播给世界各国,使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并认同中国。
总之,在外国文化教育实践活动中,不能够单纯地为学外国文化而学,忽视本国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要树立把外国文化和本国民族文化相结合的意识,在外国文化教育中体味本民族文化,在本民族文化中增添外国文化的合理因素,在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合作中找到契合点,相互尊重,,从而构建和谐世界。
篇6
【关键词】文化/比较教育
导言——比较教育学史中的文化研究
比较教育研究对文化的重视可以追溯到100年以前。1900年,萨勒德(M.E.Sadler)在题为《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从外国教育制度研究中学到有实际价值的东西?》
("HowfarcanweLearnanythingofpracticalvaluefromthestudyofforeingsystemofeducation")的著名演讲中,第一次指明了文化研究对比较教育的重要意义。他的一句名言是“在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不应忘记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更重要,并且制约和说明校内的事情。”他说的校外的事情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他说:“当我们倡导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注意的焦点一定不能只集中在有形有色的建筑物上或仅仅落在教师与学生身上,但是我们一定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并努力去发现在任何成功的教育制度背后,维系着实际上的学校制度并对其取得的实际成效予以说明的那种无形的、难以理解的精神力量。”民族精神是文化的核心。也就是说,只有理解了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才能理解这个国家的教育制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康德尔(I.L.Kandel)等人秉承了这一思想,他们开创了因素分析时代,为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奠定了重要地位。康德尔提倡描述历史事实,分析社会历史背景。他还把民族主义和民族性作为决定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提出。汉斯(N.Hans)则对影响教育的诸种外部因素加以系统化,并主张应当对形成教育的因素给以历史的说明。他把影响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分为三类:自然的因素(种族、语言、地理和经济因素)、宗教的因素(罗马大主教、英国国教和清教徒)、世俗的因素(人文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三类因素中文化因素占了主要地位。
埃德蒙·金(Edmund.King)也十分重视教育的历史背景。他的相对主义方法论重视客文化中的主体对教育现象的观点。要了解他们的观点,就必须对他们的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因此文化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近几十年来,文化研究在比较教育界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综观以往的研究,在文化研究上还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所依赖的参照系只是西方文化,用它作为一个普遍的准则来影响包括非西方世界在内的全世界的比较教育研究,这一做法有失公正,也与当今世界色彩纷呈的各民族文化极不协调。二是对文化的理解过于狭窄,把文化只理解为“民族特性”。实际上文化的概念更广泛。三是对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研究得不够。往往只讲到民族文化对教育制度的影响,很少谈到文化对教育主体(教育决策者、教师、家长)的观念的影响。关于教育对于文化的反作用的研究更不多见。因此,对于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还有深入一步的必要。
一、文化的概念及其特点
文化是什么,如何理解文化?文化是一个有广泛内涵的概念,据说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已有二百多种。有的说,文化是一种生活样态;有的说,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都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中所采用的方式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里面包括了人类的活动方式(动态的)和活动所取得的成果(静态的)两个方面。一般分为三个层面,即物质层面(包括建筑、服饰、器皿等等)、制度层面(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一切制度)、思想层面(包括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等)。物质层面最容易交流和吸收,制度层面也常常因为政治变革而改变,惟独思想层面具有较强的保守性和凝固性,不容易吸收异质文化和互相交融。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各民族间的交往,也总是在变化的。概括起来,文化具有以下一些特性:
第一,具有民族性。文化总是由人类的某个民族创造的,而一个民族的特性也较多地集中表现在文化中。因此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传统可以是同义词。由于世界各民族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环境不同,对自然界和社会各种现象的认识和理解不同,他们创造出各自不同的文化。例如,对待自然,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对待社会和他人,中国人主张中庸、谦让,西方人则主张竞争、斗争。这是从观念形态上讲的。表现在物质形态上也有极大的不同。例如中国的民间艺术图案讲究对称、统一、和谐;西方民族则讲究差异、多样。可见民族性表现在各个方面。
第二,具有稳定性。民族文化传统常常表现出相对的凝固性和稳定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时间上就是惯性。也就是说,文化传统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较慢,总是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具有滞后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空间上,就是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也就是维持着自己民族文化的发展轨迹,往往拒绝外来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定的保守性。所以,在世界文化交流已经如此频繁和深入的今天,各民族文化仍然保持着各自的特点,从而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民族文化传统的稳定性是民族文化传统得以保存的主要原因,但在某种程度上却表现出凝固性和保守性。它不仅在发展进程上落后于时代,有的甚至于拒绝时代变革的要求,拒绝外来文化的渗透。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此文化传统的稳固性具有两面意义:积极方面的意义是它保持了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即民族性;消极方面的意义是它影响到文化传统的交流和变革,阻碍着对先进文化的吸收、创造和传播。
第三,具有变异性。每种民族文化都是不断发展的,也就是不断变革的。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民族也在不断发展,民族文化也在不断发展。要发展就要有变革。也就是说,文化传统不能完全保持原来的样式,总要增加新的符合时代的内容,要去掉一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例如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有男尊女卑的思想传统,但是现在是男女平权的时代,这种男尊女卑的陋习就应该除掉。
每种民族的文化传统中都有优秀的内容,也不免有落后的内容。在文化发展和变革中就要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的东西,摒弃落后的,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东西。对待外来文化,也是这种态度,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的东西,排斥落后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基本的文化观。
二、文化研究与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
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就要承认世界文化的多元性。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开始,人类就有五大古代文明,即古希腊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代东方中国文明。虽然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变迁,由于战争和其他原因,有些文明衰落了,希腊文明成了西方文明的源头,而东方的中国文明却一直延续到今天。但不论是哪种文明,都给世界文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文明有了较快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物质生产的迅速增长,为西方国家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实际上,西方文明是在掠夺其他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的发达,并不能排除其他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只要这个民族还存在,它的文化总是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的。
20世纪60年代西方出现一种现代化理论,认为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是一致的,前者现在所处的阶段是后者经历过的一个阶段,非西方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惟一的途径就是西方化和照搬西方的模式,只有靠西方文明的传播,靠输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因素才有可能。这种理论代表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事实上世界文明并非以西方文明为中心,西方文明只是人类文明中的一个类型。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东方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创造了各自现代化的模式,打破了“现代化理论”的神话。“现代化理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有一定的影响。70年代以后它受到许多学者的批判,现在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但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很难在西方学者中克服,原因不在于他们自己不想克服,而是他们太不了解别的文化了。尤其是比较教育,它产生于西方,长期活动在西方,更容易受到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近几年来,世界比较教育学会理事会在非西方国家举行年会,对于西方学者了解非西方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亚洲比较教育学会的成立,更有利于东西方比较教育学者的交流。
应该特别指出,以儒教为核心的东亚文化,覆盖东亚、东南亚以及世界其他东亚移民居住地区,但是在包括比较教育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它未能发挥重要作用。在新的世纪,东亚各国应自觉地挖掘本民族文化中优秀传统,使之成为东亚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理论源泉。
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观念,东方学者也有责任。东方学者要放弃迷信西方的观念,要跳出表面看西方教育制度的框框,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深层去认识西方的教育;要在学习西方文化的优秀经验时注意理解它的实质,并尽力使之本土化。这种要开展文化研究。
三、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
教育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教育离不开文化传统,教育除了受一定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的影响外,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方法无不留下文化传统的痕迹。例如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科学制度是在封建制度中形成的,这种科举制度把学校教育与人才的选择制度结合在一起,这就影响到中国一千多年的教育传统。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动摇了封建主义统治的基础,科举制度终于随着政治经济的剧烈变革而彻底破灭。但是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制度虽然在中国已消灭了一百年,而与科举制度相伴随的教育思想却作为一种传统的教育思想至今仍然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残存下来,追求学历,重视考试就是这种教育思想的反映。日本的所谓“考试地狱”恐怕也与中国的传统有关。
教育一方面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是发展文化,创造文化的最重要的手段。也就是说,教育无时无刻不在传播文化,创造文化。文化靠什么继承和发展?靠教育。当然这种教育不仅指学校教育,也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但是学校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教育又总是根据时代的要求,社会的需要对文化传统加以选择和改造。特别是学校教育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它要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来选择文化、传播文化、改造文化、创造文化,使它符合时代的要求、社会的需要。
比较教育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教育,就需要研究影响这个国家教育制度的各种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前面说到,文化的内涵很广。但对教育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例如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而东方文化则重视集体主义;发达国家多少具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不发达国家总是抱有民族主义倾向。即使同是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也很不相同。笔者最近访问法国,适值WTO在西雅图开会,法国教授批评WTO过分重视商业,不重视文化。他们总是为自己的文化传统而自豪。但你如果到美国,就很难听到这种声音。一个国家的这种传统必然会反映到教育上,特别是反映到教育思想观念上,从而影响到教育的各个方面。这就是为什么要强调在比较教育中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只有从文化研究中才能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教育的本质。
四、文化研究的困难与课题
进行文化研究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最好是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到当地去生活一段较长的时间。正像萨德勒曾经说过的,不能只注意一个国家的有形有色的建筑物和教师与学生,还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去发现无形的精神力量。这是难以做到的。即使在一个国家做到了,对其他国家还是不了解,仍然难以比较。
还有另一个困难是,研究者本身是另一种文化的主体,他自身已经具有本民族文化的传统,也就是具有本民族的思维定式,即使他能够深入到客文化中,如果不克服自身的思维定式,也不能得出客观的科学的结论。因此从事文化研究的比较教育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需要克服自身的文化偏见,树立多元文化的观念,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文化,尊重他们的价值观。
进行文化研究还需要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因为文化传统总是历史延续下来的。不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可能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也就不能了解它的文化实质。因此,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不仅是跨文化的研究,而且也是跨学科的研究。
虽然有以上的困难,在比较教育中开展文化研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总有它的表现形式。它们常常表现在他们的哲学历史著作中、文学艺术中,也常常表现在他们的教育政策、教育体制、教育管理等方面。研究他们的文献资料,特别是该国的著名学者的著作,是可以把握他们的文化实质的。尤其是近几十年来教育的国际化促进了人员的交往,许多留学生到异国他乡去学习,对当地的文化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有利于开展文化研究;各国学者的交往与合作也有利于对别国文化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几个国家的学者如果能合作开展文化研究,则将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正在从事题为“文化传统和教育现代化”的研究,目的是想通过研究了解各国文化传统在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起了什么作用、传统教育如何向现代教育转变,从而认识今天如何进行教育改革。我们的方法是;选择有在某个国家留学经验或对该国有较深了解的学者,研究该国的历史、哲学乃至于文学;研究该国教育政策文献;实地考察该国的教育,包括参观访问、和教师学生以及学者座谈;然后与其他国家加以比较。此项研究已进行了九年,第一阶段的成果反映在《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这部专著中。该书研究了美、英、德、俄、日、中六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并对中西人文主义传统、中日人才观、中美师生观以及西方现代知识观进行了比较分析。此项研究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还在继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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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薛理银.当代比较教育方法论研究——作为国际教育交流论坛的比较教育[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篇7
文化预设 大学英语教学 差异
1 文化预设及其相关概念
自19世纪末预设的概念提出以来,通过一步步演化,文化预设的概念得以形成。为了方便读者对文化预设的理解,本文将从预设以及语用预设等概念出发,逐层深入。
1.1预设
预设(presupposition)一词最早是1892年由德国哲学家弗雷提出的。之后,英国语言学家斯特劳森继承了他的思想,并将之发展概括为自然语言中的一种特殊的推理关系。斯特劳森认为,自然语句中任何有意义的语句都能推导出一个背景假设,即预设,且该预设可表现为另外一个语句。简言之,预设就是一种潜在的,对于交际双方来说是预先存在因此不必言明的已知信息。
1.2语用预设
20世纪60、70年代,许多研究者开始从语用学角度考察和研究预设。其中Fillmore认为语用预设是指“通过一句话来有效地实施某一个言外行为所必须满足的条件”。Keenan则将之视为话语的合适性所要求满足的条件,声称“……有许多句子要在受文化制约的条件或语境得到满足后方能使这些句子的话语为人所理解”。对语用预设的理解是多样的,但各家的理解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语用预设是交际双方的共有背景知识,我们将之理解为预设的互知性和共同性,惟有这种情况下,双方才能识别彼此话语的真正意图。
1.3文化预设
E. C.斯图尔特和密尔顿. J.贝内特认为文化预设是指“渗透在个人的世界观和行为中的那些抽象的、具有普遍意义和系统性的观点和看法。”(E.C.斯图而特,2000:23)。
奈达(Nida,1981:14)也曾指出:“文化预设指一定社会中被人们所共识但以潜在假设形式存在的信条和理念。这种潜在形式为生活在同一社会的群体所接受与共享。”即在日常交际中说话者在说话之前和过程中对听话人的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知识结构以及对将要谈论的或正在谈论的话题相关信息的掌握程度所作的假设。
生活在同一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成员都具有关于同一社会的共同文化认同,正是因为他们对于自己所处的社会与文化有着独特的敏感性,在实际的语言交际过程中,根据语用的经济原则,说话者和作者都不会把文化预设的含义的具体内容说出来,说出来会累赘不堪,令人烦闷。所以,在语言交际中,为了减轻说话者的表达负担,也使得听话者免去理解话语时的费力,在言语交际中人们往往把已知的、熟悉的信息加以预设(Brown,2000:33)。本文把在言语交际中那些已知的,互明的,有特定文化身分的信息进行预设界定为文化预设。
2 大学英语教学
教材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知识的传递―接受活动中的主要信息媒介。作为英语教学的媒介,它必定包涵和承载着大量英语国家的文化知识和文化预设。从教学目标来看,英语教学的目标就是实现受教育者对目标语相关语法及文化及其相关背景知识的掌握与运用。但就受教育者来说,是长期生长在中国,这一与英语国家有着巨大文化差异的英语学习者来说,两种语言之间所蕴含的不同文化预设,以及自身的学习与语言转换能力都成了熟练掌握和运用目标语的阻碍。
在英国,本世纪20年代Malinowsky就相信不把语言和应用它的文化联系起来便不可能对这个语言有所了解。他写道:“对任何一种生活条件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并拥有不同文化的民族所操的语言的研究必须要通过它的文化和环境来进行”。
所以根据英语教学的目的以及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母语与目标语之间存在的不同文化预设,在大学英语教学实施中,作为知识的传递者―教师如何帮助学生克服不同文化预设所带来的学习障碍并促进学生对英语知识及文化的掌握运用就显得至关重要。下面将就与文化预设相关的三方面来分析如何帮助学生认识英语相关的文化预设。
3 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预设
与小学和初中生相比,大学生已处于生理和心理上的青年期,经过长期的学校,家庭和社会学习,已经形成成熟的思维和观察能力,因此在课堂上向他们讲解社会文化等抽象概念和现象时,较易于被理解。且大学生可以更加主动积极的调动自身经验,对教师所教知识进行合理联想。
在英语学习中,虽然大学生在价值观和道德信仰等意识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对于中文和英文之间社会文化差异和跨文化交际现象的敏感度,但终因中英文化之间文化差异之大,加之缺少足够的文化体验,这就要求必须在教师的指导和讲解下,来加深对中英文化预设差异的理解以最终达到熟练转换的目的。
3.1民族心理文化与英语教学
民族心理又可称为“民族性格”或“民族心理状态”,是每一个民族在其特有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一种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即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共同心理状态在文化上的表现。这种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通过其语言、文化、习俗、信仰等表现该民族的爱好、兴趣、气质、性格和情操。
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不以民族地理位置的改变而改变,不以民族经济的发展而变化,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维系整个民族的纽带。因此在学习目的语国家的文化首先应该对该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有所掌握。英语教师在授课时,应注意对英语国家民族心理文化的介绍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3.2社会生活文化与英语教学
基督教在欧美国家的盛行,以及上帝在民众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就解释了为什么会有“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和“God Bless Me”了。每一社会都有和自己社会形态相适应的社会文化,广义的社会文化渗透社会中一切物质的、精神的文化,包括一个国家的制度、法律、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和等。
英语教学离不开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介绍,因为它对于话语含义的理解是必不可少的,读者必须把该句子放到它的文化语境中才能领悟到真正的话语含义。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应该向大学生讲述英美国家相关文化背景并且指导大学生将语言文字语境化,也就是在每节新课的开始导入与课题相关的文化知识,以方便学生把难以理解的语篇放到他们熟悉的情景中去,这样有助于学生克服阅读或翻译中碰到的障碍。
3.3民俗文化与英语教学
所谓民俗文化,是指各民族在服饰、饮食、居住、生产、婚姻、丧葬、节庆、娱乐、礼仪等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广泛流行的喜好、风气、习尚和禁忌等。民俗习惯是各个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一种反映,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着民族的生活方式,历史传统和心理感情,是民族特点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人见面一般会习惯性打招呼说“你吃了吗”,“你去哪里”,在和陌生人刚接触时也会询问对方年龄及家庭情况。在英美人眼里这些都是个人隐私,会引起他们的不快。原来,英美人都很重视隐私、秘密,以上这些问话违反了英语文化的交际规则。在与英美人士的日常生活交往中,对于个人隐私问题应回避,否则,会引起对方的反感、误解。询问这些是对他们的不尊重、不礼貌的语言行为。
在英语教学时,教师应注意向学生灌输英美国家风俗习惯等知识,一方面可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另一方面又可以将之与中国有关方面的文化预设相比较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积极性,最终实现学生的双语文化预设转换的自觉性与能力的提高。
4 文化预设学习的课堂作用
“一定的语言形式负载的内容都是各种各样的文化,离开了文化,语言只剩下抽象的形式外壳。” (张晓光 2002:163)
我国素质教育所要求的外语教学包括对学生听、说、读、写、译能力和文化素养等各方面能力的培养。因此英语学习也是一种文化学习行为,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的培养离不开文化因素。忽视文化预设差异可能是造成误用和误译。反之,了解和熟练掌握英语国家文化预设则是提高外语使用的准确性和得体性的有效途径。
另外,外语学习不仅是知识的构建过程,而且是一个心理过程。过程中体现着不同文化的沟通融合,体现着不同价值观念体系、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语言方式的碰撞、理解、吸收和融合。只有让外语学习者熟悉目的语的文化预设,才能消除他们与目的语社团之间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即消除由于缺乏社会文化背景知识而造成的心理障碍,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和学习兴趣。
5 文化预设的共性
虽然地域或历史等方面因素会产生各话语社团个性化的文化预设,但是各话语社团面对同一个客观世界,感受同一自然规律,且拥有构造相同的人体感觉器官,就决定了他们在观察同一事物时,会产生相同或相似的体验,而这种体验也必然会产生对等的概念表达。也就是说只要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去评价讨论,所以除了差异性之外,中国和英、美国家也存在着文化预设的共性。如英语里“life is a play”这样的表述和中文里的“人生如戏”都是拥有同样的文化预设,即人生的变化无常。
因此,英语课堂上,老师在介绍人类文化的差异时,也应联系本国文化预设,使学生了解人类文化的同一性,并在遇到文化预设相关问题时,能够运用联想法解决问题,以提高学习效率,从语用的经济学角度来看也同样可以减轻学生的记忆负担。
6 结语
在大学英语学习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中英文化预设的差异,因此教师在授课时,应该根据大学生的心理和思维发展状态,通过讲解文化预设差异及其相关民族心理、社会文化和民族文化来引起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外语使用的准确性和得体性。在教学过程中,英语教师也需要积极联系本国文化预设,利用中英文化预设的统一性来帮助学生掌握英语知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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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摘要:论述了语用失误的概念、分类和成因,并由此针对造成语用失误的原因谈谈如何在以后避免语用失误的发生。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语用学(Pragamties),研究语言的应用和语言的交际,是语言学的一个新领域。语用学作为语言学的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是在上世纪70年代才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研究在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特别是研究在不同的语言交际环境下如何理解和运用语言的过程。语用学现已成为语言研究的主流,是语言学中富有生气的研究领域。
语用失误(Pragmatic failure)是指跨文化交际中说话人“说话不合适宜的失误,或者说话方式不妥、表达不合习惯等导致交际不能取得预期效果的失误”(何自然,1997:226)。也就是“当说话人在言语交际中使用了符号关系正确的句子,但说话不合适宜,或者说话方式不妥,表达不合习惯等,具体说来说话人不自觉地违反了人际规范,社会规约,或者不合时间空间,不看对象,不顾交际双方的身份、地位、场合等,违背目的语特有的文化价值观念,使交际行为中断或失败,使语言交际遇到障碍,导致交际不能取得预期效果或达到完美的交际效果,这样的错误叫语用失误。”语用失误严重妨碍交际,甚至造成误会,使场面无法收拾。语用失误多发生在外语学习者身上,造成他们语言使用不当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托马斯认为,在言语交际中,说话人出现发音、用词或结构错误都是表层的错误,最多被认为是“说得不好”;但如果没有按照英语的语用原则来处理话语,他就会被认为是“表现不好”,被误认为是“不真诚,存心欺骗的或居心不良的人”(1983)。不同的语言代表着不同的文化,由于我们的学生对西方文化了解很少,在与英美人的实际交往中,会很自然地将我们的语用规则、交际模式和文化习俗套用到英语中去,于是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语用失误。
Thomas(1983)将语用失误分成两类,一类是语用语言失误;另一类是社交语用失误。前者是指由于人们对话语言外之意的误解造成的失误,而后者是指交际中因不了解谈话双方文化背景差异,导致语言形式选择上的失误。
一语用失误
1语用语言失误(Pragma-linguistic failure)
根据托马斯(Thomas,1983)的观点,语用语言失误(pragmatic failure)就是说话人所说的英语不符合操英语的本族人的语言习惯,误用了英语的其他表达方法;或者不懂得英语的正确表达方式,按母语的语言习惯套人英语中去。即说话人将本族语对某一词或结构的语用意义套在外语上造成的语用失误。如果说话人用词不当或使用歧义,听话人会误解说话人的意图(the speaker’s intention)或所指的范围,造成语用失误。这只是一种语用语言失误;另一种语用语言失误上指听话人误解了说话人的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force)或说话人未能清楚地表达他的言外之力。
例如:在步行街上,一位美国人向对面走来的一位中学生说,“Excuse me.Where Call I wash my hands?'’中学生非常热情地将他带到一处水龙头边,请他洗手。这使得美国人很尴尬,因为他不是想要洗他的手,而是想去方便一下。但是中学生对这句英语的意思只理解为字面翻译“请问,我能在哪儿洗一下手?”很明显,这位中学生在与英语国家人士进行交际过程中,对英语语言国家的生活习惯用语了解太少而造成误解。
再如:外籍教师在请一学生帮忙后说:“Thank you.”学生说:“It’smy duty to do so”中外双方说话人共同理解“Thank you.”是表示感谢。但是学生错误地理解了“duty”一词的含义。“duty”在英语中指某些“不得不尽的职责”,如服兵役、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职责(duty)。“It’s my duty lodo so.”是用于汉语环境下恰当的言语行为,在汉语中这是谦逊的答礼。外籍教师可能认为学“duty"一语违背了交际准则,即关联准则,而另有他意。既然说这样做是你的本分,那你也可能并不乐意。其含义可能是:不用谢,我是没有办法才这样做,因为我是学生,你是老师。
当然,“这种语用失误源于对目的语的不熟悉,没能掌握目的语。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语用失误往往不会产生太坏影响。即使冒犯了对方,对方也能理解,因为对方知道,这种失误不是有意的(何自然,1995)。”
2社交语用失误(soclopragmatlc failure)
如果说语用语言失误是语言障碍所导致,那么社交语用失误则更多属于文化障碍所造成的。社交语用失误是指交际中因不了解或忽视谈话双方的社会、文化背景差异而出现的语言表达失误。它与说话人双方的身份、会话、语域、话题的熟悉程度等因素有关。社交语用失误主要发生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多出现在谈话的一方不是使用母语的情况下,谈话双方对“礼貌”、“含义”的观念价值不同,从而影响说话的分寸。“社交语用失误表现在说话分寸上,是由于说话双方的文化背景而引起的(何自然,1995)。”比如我们所熟悉的一些例子,像询问英美人的年龄、工资、婚姻状况等一些私事。这些语用失误虽属社交语用失误,但都表现在语言上,以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中国文化中,礼貌总和谦卑紧密相联,说话人把自己放在较低的位置上向对方以示礼貌(屈延平,1991)比如:恭请、愚见等。而说英语的本族人更多地使用语气词来表达礼貌。
例如:一位美国人对一位中国女士说:“Your skirt is verynice.”这位女士答到:“Oh,just SO-SO.”这里的语用失误在于:听者会认为这种答话暗示着答话人在嘲笑说话人不懂衣服样式的好坏,缺乏审美观和鉴赏力(邓炎昌,1981),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对说英语的本族人的祝贺或赞赏,我们应以“Thank you”来回答。在中国文化中,当受到别人祝贺或赞扬时,人们常遵守谦逊准则,用“过奖(You flaRer me)”、“惭愧(I feel ashamed)”类的“自我贬低的词语”来答应,甚至用否定词来回答。但在英语中这样做就很不得体了。在英语里面别人对你赞美,你就应该接受。
再如:每次开始上英语课时,学生们会齐声说“Goodmorning,teachen”大多数学生(甚至个别老师)都会把汉语的“老师”译成teacher来称呼老师,并没有意识到“teacher”是表示一种职业,不能用作称呼语,也不表示尊称。用“teach-er”(或teacher+姓)称呼对方就象用汉语中表示职业的“张农民”、“王清洁工”来称呼对方一样别扭。这就是汉语文化和英语文化规约上的差异。
语用失误也有许多情况是由于不了解英语中某些委婉
语和禁忌语所造成的。有些词语因传统习惯或社会风俗不同,会引起对方强烈反感,应避免使用。例如:用pass away表示死亡代替die,用senior表示老人代替elderly people,用plain表示人长得丑代替ugly,这样可以避免某些词语引起的不快。另外,讲英语的人很重视privacy,不愿别人过问个人私事。对大多数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打听陌生人或不大熟悉的人的年龄是不得体的。此外,对他人的年龄大小。收入多少,是否已婚以至体重、政治倾向等情况也不宜过问,否则便是失礼。同讲英语的外国人说话时应避免提下列问题:“How old are you?/How much d0 you cam each month?/Areyou married?"。例如某外籍教师每次去英语角的时候,都有学生问“How old are you?”,在她回答了:“I'myoung.”之后,仍有人追问她的具体年龄,她感到既困惑又窘迫,常常不知所措。当她得知这些学生只是想为了避免冷场而打开话题,并不是刻意去打听别人的隐私时,这位外教才消除了心中的疑虑和不解。
需要指出的是,语用语言失误和社交语用失误两类语用失误的区分不是绝对的,由于语言的使用离不开具体的语境,在语言的实际运用时要严格地区分二者是很难的,也是不切合实际的(Thomas,1983:109)。我们要辩证地来看待两类语用失误的区分,由于说话的环境不同,双方说话的话语意图以及对对方话语的理解程度和情况都有可能不一样。因而从一个角度看可能是语用语言的失误,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能是社交语用的失误。
二
语用失误产生的原因
引起语用失误的原因一般可分为两种:一种通常是由于外语学习者使用的目的语不符合本族语人的语言习惯或套用母语的表达方式而引起的;另一种是由于不了解或忽视会话双方的社会、文化背景差异而引起的(洪岗,1995a)。
语用语言失误基本上是语言问题,是说话人使用了不合目的语语言习惯的表达方式或者不懂目的语的正确表达方式,按母语的语义和结构套用目的语;这是一种“语用迁移”现象。语用迁移指的是外语使用者在使用目的语时受母语和母语文化的影响而套用母语的语用规则的现象。例如在英语初学者中常见这样的错误,比如中文意思是:“杰克,我明天去你家好吗?”大多数学生会说:“Can I go to your housetomorrow,Jack?”而操英语的本族人却说:“Can I come t0 yourhouse tomorrow,Jack?'’因此不能简单地理解背诵“来是come,去是go;点头yes,摇头no。”的英语儿歌。
而社交语用失误则是指交际中因不了解文化背景差异不自觉地运用本民族的社交准则、价值尺度去理解、评判西方文化,因而影响语言使用的失误,它涉及到双方的身份、地位、话题、熟悉程度等。例如一位中国教师很热情地和一位久别的外籍教师打招呼:“HeUo.Haven’t seen you for ages.You haven’t changed at all”没想到这句话令这位外国朋友很不高兴。因为美国人崇尚变化,他们会把“一点没变”理解成“没有进步,没有发展变化”,而绝对领会不到会有“还是那么年轻,那么精神。”的言外之意。
一般来说,中国的外语使用者大多是在学校的教学中获得的外语知识。过去,中国学生在学习外语时常常重视语言知识及技巧的掌握而忽视了语言形式在各种非语言环境下的不同运用功能。由于教和学的原因,中国学生倾向于忽视语境,把一定的语言结构等同于一定的语言功能,比如把陈述句等同于事实的陈述或状况的描述、把问句等同于提问等等。而外语教师忽略了文化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重要性。他们主要强调语言本身的学习。因此,许多学生说出来的外语句子在语法上是正确的,但是不合时宜。学习外语的学生甚至连教师都不知道在某些场合下怎样与外国朋友进行交谈,因为对外国的文化、习俗、社会价值观念等了解太少。
三
结论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没有语言,文化也不能存在。离开了文化背景,语言就不能完全明白。没有文化,语言也不能独立存在。文化的发展也能促进语言的发展。学习语言,事实上是不能与学习该语言的文化分开的。在跨文化语用方面,应系统介绍不同文化背景下语言交际者的语言习惯和特点,对不同语言之间的语用差异作系统的对比分析。日常语言交际中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语用失误,一般都是由语用知识的匮乏导致的,当然也与语言教学在方式、方法、指导思想和原则上不当有很大的关系。
如何减少英语学习者的语用失误,应是我们英语教学中加以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外语教学中,传授语言知识固然是根本,但尤为重要的是要使外语真正成为学生手中运用自如的工具。我们在外语教学过程中过分地强调语言形式的学习,而忽略了语言形式的社会意义,忽略了语言在实际场合的运用,因此很容易出现“中文的思想+英文的形式”的表达方式,即“Chingllsh”,被戏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必须把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结合起来,逐步使学生掌握文化知识。我们教师可以开设专题讲座,讲解西方国家的文化、习俗、社会价值观念等,还可以多给学生放一些外国电影、录像,给他们推荐一些外国文学作品,让他们从中了解一些自己所学的外语的文化背景。当然,我们学英语的学生应尽量多与以英语为母语的外国朋友交谈,这是了解他们文化的最好、最有效的方法。
教学中高度重视文化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重要性,不仅帮助学生学习语言,还能帮助学生在语用语言方面、社会语用方面、跨文化语用等方面出现语用失误的概率大为减少,从而也可以把语言的教与学过程从被动、消极的吸收转变为积极、能动的运用过程。只有当学生掌握了文化知识,他们才真正懂得英语单词的含义。例如到车站或机场去接外国朋友,见面时如果说“I’ve been waiting for you for a longtime.”就会使别人感到很不高兴,尽管这个句子没有任何语法错误,但听话人会认为你是在埋怨等的时间太长,是在表现不耐烦,此处正确的表达法应该是:“I’m 80 pleased to 8eeyOU"或:“How was your trip?”因此要培养学生逐步获得“对什么人在什么场合和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讲什么和不讲什么”的交际能力,在教学中把语言结构和实际交际有机地结合起来。
当然,交际的主体有着各自的民族性格、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等,在交际过程中产生不同文化间的碰撞、冲突也是自然的。文化价值观念及其行为给不同民族间的交际设置了种种障碍和陷阱。为了达到交际目的,说话人除了具备必要的语言知识还取决于对非语言环境和背景知识的掌握,取决于了解和应用一系列语用原则。要使跨文化言语交际畅通无阻,要使交际双方相互理解和沟通,就必须了解文化间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这样才有助于交际双方的跨文化言语交际,才能使他们在跨文化言语交际中理解并尊重其他民族的传统习俗和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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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目前,除了美国奉行文化产业发展自由主义理念之外,绝大多数的国家都会对国外文化产品进入本国市场设置程度不同的障碍。动漫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程度远远不能和货物贸易相比。由于文化产品的特殊性,文化贸易壁垒的形成机制既有类似于货物贸易的一面,又有其特殊性。动漫产品首先会遭遇文化产品出口必须面对的“文化折扣”,这也是文化产品区别于其他一般商品的主要特征之一。
一、“文化折扣”所形成的天然贸易壁垒
与货物贸易不同,任何文化产品的内容都源自于某种文化,因此,它对于那些生活在此种文化之中以及对此种文化较熟悉的受众有着很大的吸引力,而对那些不熟悉此种文化的受众的吸引力则大大降低。在国际贸易领域,由于文化差异和文化认知程度的不同,国外受众在接受不熟悉的文化产品时,其兴趣、理解能力等方面都会大打折扣,这就是“文化折扣”现象。观众对于进口作品的风格、价值观、历史、宗教、文化起源等缺乏了解,都会致使“文化折扣”的产生,甚至字幕及口音等也会形成“文化折扣”。
“蝙蝠侠在中国打不过孙悟空,孙悟空在西方打不过蝙蝠侠。”即是一种对文化折扣的诠释。深受中国观众喜爱的系列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目前已由迪斯尼频道在亚太地区的52个市场发行,然而,如何使这部原创动画片融入国外市场,却成为一个难题。到目前为止,《喜羊羊和灰太狼》在世界市场上高调推出,但在播出国还是默默无闻,据相关调查,在国外一些动漫论坛上,几乎没人讨论过这只羊。在动漫受众群体庞大的日本,这只外来的羊也未受到多少关注,也几乎无人知晓。
“喜羊羊”碰到的障碍并不是中国影视动画特有的问题,由于“文化折扣”的存在,外国影视作品在国际市场上都会遇到障碍。一些法国影片在欧洲有一定口碑,但在美国也不是很成功。在英国无人不晓的木偶剧《Spitting Image》销往荷兰后,由于文化背景的原因,荷兰人不得不再加一个荷兰木偶来介绍该剧,并在屏幕上加入介绍性语言,这使得观众对该剧的欣赏兴趣大大降低。日本动画以其精良的品质,高超的创意早就征服了世界市场,但在美国,其带有配音的动画片市场却只能局限于儿童观众,原因只是因为美国人不爱看字幕。
当“文化折扣”非常显著时,它会减少在国外市场的潜在总收入。Davis 和 Nadler认为,国际传媒产品更容易遭受文化折扣,当文化产品跨越文化界限时,其价值会减少。“文化折扣”对动漫影视剧、漫画书等传媒类产品的影响会直接关系到动漫产业的出口收益。
越是富含民族性的文化产品对理解力的要求会越高,可能形成的文化折扣就会越大。我国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资源大国,如果对文化资源的利用和开发不当,反而会成为文化产品走出去的包袱。寻求民族性和国际化之间的平衡,是我们开发动漫产品的关键。作为动漫的创作者,如果能善于运用动漫的特殊艺术手段,是可以将文化折扣降到最低的。同时,中国人应降低对本国电影在海外受欢迎程度的期望值,首先应当致力于拍好给本国人看的影视作品,经过本国观众的检验,可逐步把注意力放在与中国文化比较接近的亚洲市场,逐步走向世界。
二、源于”文化例外”的贸易壁垒
动漫产品出口,除了要面对中西方文化差异所形成的天然壁垒之外,同时必须面对进口国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需要而人为设置的壁垒,这种壁垒大多源于“文化例外”。“文化例外”一词由法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首先提出,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中,法国反对把文化列入一般贸易,认为在文化领域不能使用WTO自由贸易的原则,随后其他欧洲国家和加拿大纷纷响应,支持这一主张。近年来,“文化多样性”的说法逐渐取代了“文化例外”,但是这两个词其实都等同于文化保护主义。“文化例外”条款的确立已经成为限制外国文化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一种有效手段。
“文化例外”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针对诸如电影、电视以及书刊等媒介产品,因为这些产品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影响最大。从这个角度看,动漫产品中的动漫影视、网络动漫、漫画书系列都容易遭受到“文化例外”的影响,而衍生品出口则主要受货物贸易规则的约束。“文化例外”作为对本国文化产业进行保护的一种基本依据,其主要表现形式有服务壁垒、数量限制、审查制度及视听税等。
由表1可知,在根据“文化例外”对国内市场保护时,采用关税作为限制手段的国家非常少,仅有墨西哥、泰国、巴西等,发达国家不采用这一手段。一般而言,文化产业比较发达的国家,采取的限制措施也会比较少,如美国、日本等,但欧洲诸国、加拿大等却是对本国文化产业保护较多的国家,即这些国家认为文化产业作为一种例外,必须采取诸多措施进行保护,其主要体现为如下几种形式。
(一)服务壁垒
服务壁垒在除美国以外的美洲地区普遍存在,对于欧洲国家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限制形式。服务壁垒对进口作品的翻印、配音等做出当地化规定,要求影片的翻印、配音等必须在当地实验室进行。比如巴西规定进口影片的翻印只能在其国内的两个指定实验室进行,而这两个实验室的运营成本非常高。
服务壁垒的实施,不仅较大程度上提升了成本,同时,还会降低影片制作方对影片翻印品质的控制等。比如当地发行方可以不必按照影片制作方的要求添加防伪水印,使得制作方难以对盗版和非法翻印进行追索等。服务壁垒非常类似于货物贸易非关税壁垒中的国内法规一项,不仅非常隐蔽 ,针对性强,而且可以有效延迟影视作品在当地的发行时间,从事文化产品出口服务的机构应根据目标国是否有此项规定做出相应安排。
(二)数量限制
数量限制主要体现在动漫影视产品配额方面。根据GATT第4条,任何缔约方都可以通过影视配额(Screen Quota)的形式设立或维持对进口影视的数量限制。由于配额属于WTO允许范围内的限制手段,目前被许多国家广泛采用。荷兰、挪威、瑞典、英国、日本等目前没有数量方面的限制。不仅如此,澳大利亚等国对于网络视频的数量限制也在考虑中。
这类数量限制一般表现为规定本国影视片在放映总时间内必须占到一定的比例,或规定外国影视片在放映总时间内不得超过一定的比例,各国实施数量限制的形式也是多样化的。加拿大规定私人电视台全天播放的节目中60%必须是加拿大的节目,国家电视台在黄金时间内须播放60%的加拿大节目。欧盟规定成员国必须确保50%的时间播放欧洲本地制作的节目,法国直接要求60%的播出时间,而且其中至少有40%属于法国人制作的节目。韩国政府从1996年起,强制规定韩国电影院每年每个厅都必须上满146天的本土电影,全国电视台也必须播放一定时数比例的国产电影。虽然,目前韩国影视配额目前从146天降为73天,但韩国在影视文化上采取了非常严厉的自我保护政策是事实。
(三)歧视性税收
这是规定境外的文化产品必须承担较高的税费,或规定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产品承担不同税费。视听税就是在欧洲国家十分流行的一种歧视性税收。目前,视听税已经成为法国国营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主要收入来源,而且该国在2013年再次提高了视听税。除了保护程度最高的法国,通过税收对国内进行保护的还包括阿根廷、巴西、加拿大、印度尼西亚、意大利、墨西哥、西班牙、瑞士和韩国等国家。
由于征收国内税可能会与WTO对影视产品保护的规定不符,容易遭到他国的申诉,所以不少国家更倾向于对本国相关企业减免税收,或通过补贴,形成税费的落差,增加本国的竞争力。比如法国规定免费、付费电视台必须将营业额的18%-20%投资法语影视节目制作,同样,将对违反播出配额规定的电视台的罚款用于资助民族文化等,都有助于增强法国本土节目的竞争力。
(四)审查制度
审查制度通常指相关政府机构对有害的、敏感的或是不适合公开的传媒类产品进行控制的一种手段,可以直接起到限制某项产品进口的作用。目前,这一制度为印度、韩国、法国等国家所采用。审查制度一般表现为颁发影视进口许可证制,即进口国家规定必须事先领取许可证,才可以进口,否则一律不准进口。这种措施可严格控制进口的品种和数量,达到保护国内生产的目的。一般情况下故事片、纪录片、科教片、美术片、专题片等电影片的进口、发行和放映等活动都在审批之列。
当然,除了以上比较常用的手段之外,以影视作品为主的动漫产品出口还会面临一些更为隐蔽的障碍。比如,韩国虽然没有明确颁布“华剧禁播令”,但其KBS、MBS、SBS三大电视台坚决不播中国的电视剧却是不成文的规矩。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相关作品进入该国的机会将大打折扣。尽管遭到我国的强烈反对,但由于其对中国电视剧的引进存在很大的偏见,开放步骤很缓慢,此举非常有效地阻止了我们影视作品对其出口。
三、应对文化贸易壁垒的主要对策
由于文化产品是具有精神渗透的特殊商品,所以文化贸易的价值不能简单地用其商业价值来衡量。图书出版、电影电视、网络服务等文化产品形式由于具有传达思想观念、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特点,所以其出口更加敏感,更容易面临种种障碍。“动漫”这一特殊艺术形式由于具有浅显易懂、极易接受和便于理解的艺术特点,为上述产品的出口找到了比较理想的载体。所以,发展动漫产业成为我们文化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必选项,我们可以在了解文化贸易壁垒的基础上,找到更好的出路。
(一)通过国内市场培育通向国际市场的力量
就目前而言,我国动漫产品不仅没有占据国际市场,而且在国内都还没有多少市场时,做好国内这个大市场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显得非常迫切。Hoskins和Mirus指出,文化折扣和国内市场大小相互作用,如果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则走向国际市场时面临的文化折扣就会小很多,反之,文化折扣就会很大。如果中国动漫产品能够在国内拥有最大的市场,那就意味着我们具有坚实的受众人群,有望可以成为我们破解国外市场文化壁垒的钥匙。如果我们“在内”不强,“对外”也很难赢得市场和影响力。目前,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国内文化消费市场正处于快速增长的时期,文化企业在致力于满足国内庞大文化消费需求的同时,自身也将得到极大的成长。所以,对于中国这样的文化资源和文化消费的大国,满足国内市场将成为我国文化企业最好的成长契机,将会起到助推我们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步伐。
(二)品质应成为突破贸易壁垒的有力武器
鉴于各国文化产品配额的广泛存在,我国动漫产品出口布局要从一开始就尽量避免货物贸易量大价低的误区。对于文化产品而言,出口的“量”并不真正重要,作品影响力的大小,才是值得关心的,产值和影响力其实是成正比的。出口要有大格局,着力于动漫精品的打造,那么量的限制作用就会降到最低。事实上,从动漫产品传播文化的角度来看,“走出去”的产品如果能对宣扬中国文化扩大动漫品牌影响力起到作用,为持续不断的动漫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奠定基础,让“质”为“量”保驾护航,那么我们的动漫产品才可能像日本动漫作品一样,游走在配额限制之外,进入自由的境界。与此同时,国家在制定有关奖励措施时,应该重质不重量,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奖励优秀的原创人才和内容,避免企业为获得奖励而盲目追求数量的做法,为我们动漫产品更好走出国门做长远打算。
(三)以动漫影视精品带动整个产品链的出口
文化产品的特殊性让我们意识到“影响力”的重要性。一旦某一动漫形象被接受,那么对动漫书刊、舞台剧及衍生品就会出现良性的带动作用。而衍生品的开发和出口则有望为企业带来非常丰厚的利润。所以,动漫企业出口要有完整的产品链概念,巩固、扩大并充分利用产品的影响力,以动漫影视出口打 头阵,漫画书刊和舞台剧扩大其影响力,高品质衍生品的开发则紧随其后,既可以使得动漫形象深入人心又可以起到强化动画形象和赚取额外利润的作用。所以,动漫影视作品的发行不应该成为动漫产品的生命终点,这才只是动漫产品出口的开始,一定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最后,优秀的动漫作品是交流的基础,也是出口的根本。文化精品在面对贸易壁垒时,具有更强的应对能力。我国动漫产品要想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成功,多出精品,并且让这些精品走出去,走的更好,走出影响力,是我们破解文化贸易壁垒最好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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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闫玉刚.文化折扣与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产品策略[J].现代经济探,2008(2):52-5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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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ndreu Mas-colell. Should Cultural Goods Be Treated Differently [J].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 1999(23):87-93.
篇10
由于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社会性,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一直是文学作品翻译中较难且较易出错的部分; 同时,受限于人的经验(grounded in experience)和社会契约(socialcontracts),文化负载词在跨文化过程中被接受的程度不确定并会存在一定的障碍。因此传统且单一的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无法灵活解决翻译过程中出现的词汇空缺,可译与不可译等翻译现象。20世纪60年代,姚斯、伊索尔提出接受理论(reception theory)批判俄罗斯形式主义,布拉格的结构主义以及英美新批评。不同于传统的“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以及“意义既定论”,接受理论强调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文本的不确定性并主张读者多角度解读文本。接受理论站在读者的角度强调文本意义的传递而文化负载词翻译的重点与难点亦为文本意义的传递,因而,接受理论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有一定的启示性作用。接受理论有三大支柱理论,分别是:读者期待视域、文本的不确定性以及隐含读者。下面,作者将以《围城》英译本为例,从以上三方面,试论接受理论对文化负载词翻译的启示。
一、读者期待视域(horizon of expectation)。读者期待视域包括定向期待和创造性期待。定向期待由读者所受教育,所有文化,欣赏习惯等构成,是文本中读者熟悉的、已知的内容;创造性期待则以读者不熟悉的、异域元素构成,不同于读者以往的经验,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或重塑读者的期待视域。而融合了定向期待与创造性期待后形成的新观点、新看法、新思想则被称作“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
(1)完全视域融合(full fusion of horizon):是指原语词汇和目的语词汇能够实现高度对等或完全对等,即“字对字,词对词”,但只有极少数词语能够实现完全对等。对于原语词汇中能实现高度对等或完全对等的词汇,译者一般采用归化法进行翻译以使译文读者最大程度理解原语意义。在《围城》及其英译本中也有这样高度对等的例子。
例1:那张是七月初的《沪报》,教育消息栏里印着两张小照,铜版模糊,很像乩坛上拍的鬼魂照相。
Translation:It was all early July Shanghai newspaper, with two small photographs in the educational news column.The plates were as blurry as the picture of a ghost taken at the divining altar.
此处,珍妮・凯利和茅国权将“战坛”译为“divining altar”可见两词具有一定的文化共性。“战坛”是典型的中国词汇,即古人讲的“开坛做法”。“战坛”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即由道士沟通天地,开坛做法以驱邪避恶;而“diving altar”则指放置于教堂、庙宇里的圣桌,人们通过献祭以求上帝保佑。由此可见,将“战坛”译为“diving altar”能使译文读者清楚的认识到“此事与神灵有关”。虽然,这两个词的词义不尽相同,但究其意义和运用场合,将“战坛”译为“diving altar”更能帮助读者理解文本。
(2)部分视域融合(partial fusion of horizon):是指在目标语中无法找到与原语相对应的词。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往往会采用异化法进行翻译,一方面力求保留原文的风格,另一方面则避免强用归化法造成的歧义与误读。相比于上文提及的完全视域融合,《围城》及其英译本中部分视域融合的情况更为普遍。
例2:董斜川道:“好,好,虽然’马前泼水’.居然’破镜重圆’,慎明兄将来的婚姻一定离合悲欢,大有可观。”
Translation:Tung Hsieh-chuan said, “Well, now. Though ‘water was poured before the horse’ still, the ‘broken mirror was made round again.’ Shen-ming’s future marriage will certainly be full of vicissitudes. It should be worth watching.”
Note:1. From the story of Chu Mai-ch’ell of the Han dynasty, whose wife left him because she could not stand his poverty. Later he rose to a high position through diligent study, and his wife, who was by then destitute, begged to rejoin him, but he replied “If you can pick up spilt water, you may return. She then went away and hanged herself.
2. An expression meaning to retie a loose marriage knot, used to refer to a divorcee who marries the same person again.
“马前泼水”和“破镜重圆”是两个典型的中国词且有深层的含义,在英语中很难找到与之对应的词。“马前泼水”是指“夫妻离异无法挽回”,而英语虽中有“It is no use crying for split water” 或“What is done cannot be undone”,且都有“无法挽回”的意味,但却不是指婚姻的破裂。“破镜重圆”是指“夫妻失散或离婚后重新团聚”,但就作者所学,英语中并无相应的词或词组。
此处,珍妮・凯利和茅国权将“马前泼水”译为“water was poured before the horse”;将“破镜重圆”译为“broken mirror was made round again” 采用了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的方法,但显然收效甚微, 译文读者无法准确理解这两个词语的意思。珍妮・凯利和茅国权还分别为两个词语加了注解以帮助译文读者更好的理解词义。由此可见,仅仅用直译的方法来翻译文化负载词是不可取的,虽然直译鲜少造成误读,但却容易使译文读者感到不知所云。因此,在直译的同时应加上注解,以全其意。
二、文本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 of the text)。伊索尔认为文学作品(literary work)不等于文学文本(literary text),其间的差异即为文本的不确定性。唯有读者进行主动的、创造性的阅读才能填补文本的不确定性与空白,并赋予文学文本以意义使其成为文学作品。译者作为接受者,一方面需要认真研读文本,了解作者的用意;另一方面需要满足译文读者的期待,这就需要译者拥有扎实的双语能力。然而,文化负载词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社会性,在跨文化的过程中被接受的程度不确定,给翻译带来障碍。在《围城》及其英译本中,一些文化负载词在译者笔下失去了独特的文化特性,有的则出现误读的情况。
例3:天空早起了黑云,漏出疏疏几颗星,风浪像饕餮吞吃的声音……
Translation:Dark clouds had already formed in the sky, disclosing here and there a few stars. The storm sounded like a man greedily gulping his food…
“饕餮”在汉语中指传说中的一种凶恶贪食的猛兽也指贪婪的人。此处的“饕餮”用以形容风浪巨大,风声呼嚎,而珍妮・凯利和茅国权将“饕餮”意译为“a man greedily gulping his food”。虽然这样也能再现风浪的声音,却少了“饕餮”一词所承载的中国文化色彩,失去了原文的意味。
例4:仿佛洋车夫辛辛苦苦把坐车人拉到了饭店,依然拖着空车子吃西风,别想跟他进去吃。
Translation:It was like the rickshaw boy who pulls his passenger up to restaurant after much pain and effort, and then is still left to drag along his empty rickshaw, feeding on the west wind, with never a thought of going in to eat with him.
在中国文化中“西风”多含有绝望、萧索、衰败,悲凉等意,因此“吃西风”即为“喝西北风”,意思是没有东西吃,空着肚子过日子;而在西方文化中,“西风”指希望、变革。正如雪莱《西风颂》中所赞颂的一样,西风意味着改革,意味着美好的未来。而此处珍妮・凯利和茅国权将“吃西风”译为“feeding on the west wind”,并没有“没有东西吃,空着肚子过日子”的意思,会使译文读者混淆文本意义,给人以模糊不清之感。
三、隐含读者(the implied readers)。隐含读者不同于真实读者(real readers),是作者创作之初旨在吸引的特定的读者群体。事实上,在作者的创作之初,作者对读者范围和群体的考量往往会因文化程度、兴趣偏向、社会环境,审美情趣等因素的不同而有别于真实读者群。因此,真实读者和文学文本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被称之为审美距离(aesthetic distance)。审美距离的存在,一方面,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另一方面,使文本特有的文学价值也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得以体现。然而,对译者来说,如何翻译文本使其保有原有的审美距离则是翻译中的难点,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译者需要时刻把握翻译的“度”。在《围城》及其英译本中,译者面对类似的问题,根据整体的考量,做出了不同的翻译。
例5:他跟周太太花烛以来,一向就让她。
Translation:From the day the red candles were lit for them, he had always yielded to her every wish.
此处,珍妮・凯利和茅国权将“花烛”译为“red candle”显然有失其意。在中国文化中,“花烛”即“红烛”,用于中国传统婚礼,寓意着一对新人婚姻美满;而在西方文化中,“red candle”只是红色的蜡烛,再无它意。此处仅将“花烛”译为“red candle”不利于译文读者了解原语文化,失去了原作特有的审美情趣。然而,若在此处加上注解,对“red candle”进行简单解释,则有利于帮助译文读者通晓其意。
例6:鸿渐道:“小胖子大诗人曹元朗是不是也请在里面?有他,菜可以省一点;看见他那个四喜丸子的脸,人都饱了。”
Translation:“Is that little fatso and big poet Ts’ao Yuan-lang included?If he is, they can save on the food. Just looking at that meatball face of his will make people feel full,” he said.
此处,珍妮・凯利和茅国权将“四喜丸子”直接译为“meatball”,达意居首位,审美其次。考虑到“四喜丸子”这道菜给人的直观感受即为“meatball”,且此句在原文中所起的作用,译者对“四喜丸子”进行了简化处理,即省译(omission)。
由上文作者列举的例1――例6可见,珍妮・凯利和茅国权在翻译的过程中,并没有刻板的运用归化和异化法对原文进行翻译,而是给予东西方文化交流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对不同的文化现象采用了灵活的翻译方法,即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与接受需求,译者根据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不同文化传统,有侧重的满足读者的定向期待与创造性期待。因此,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分析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灵活处理翻译过程中遇到的跨文化问题:
1.在熟读原文的基础上,对原文进行严谨的考量与分析,确定文本的大方向。因译者的翻译过程亦是创造性的活动,因此不用逐字翻译,在保有原作完整性的基础上,有轻重、有取舍的翻译文化负载词。
2.在跨文化过程中,面对文化相似度高的词,主要采用归化法或转译(conversion)以使读者准确且完全的理解词义,弱化文化障碍,增进相互理解;面对文化相似度较低,在翻译过程中障碍较大的词,可采用:1.直译+注解(annotation)的方法,既保有原语文化特别的韵味,又帮助译文读者理解词义;2.意译的方法,运用译文读者熟悉的词法、句法来解释原语词汇,能使读者完全理解词义,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向译文读者传递异域文化的机会。
3.在面对较为晦涩,译者无法吃透的部分或相对不重要的部分,适度的省译也不失为一种翻译策略,但译者应慎用省译,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调动所有感官与知识,做到严复先生所说的“信、达、雅”且将批判思维贯穿翻译的始终。
总而言之,接受理论将读者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要求作者与译者在写作和翻译过程中侧重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与接受需求。在翻译文化负载词的过程中,译者应考虑到视域融合,文本的不确定性以及隐含读者三点对翻译的启示――将读者放在首要的位置的同时传递中西方文化,灵活运用多种翻译方法,如:直译、注解、转译、意译、省译等方法进行翻译。(作者单位: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Holub, Robert C.(1984)Reception Theory: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Methuen.
[2]Iser, Wolfgang.(1974)The Implied Reader:Patterns of Communication in Prose Fiction from Bunyan to Beckett. 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3]钱钟书.(2003).围城.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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